社会哲学论文范文

社会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哲学转向，社会世界，“过程”和“建构”，“历时性”和“共时性”，社会个体生成论

个人简介：霍桂桓，男，1963年生，河北深州市人；社会院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研究所“哲学与文化研究室”副主任，《世界哲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社会哲学和文化哲学研究。

如果鸟瞰一下20世纪的西方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有一种基本倾向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这就是以“语言学转向”为具体表征的“社会哲学转向”（turningtosocialphilosophy）[1]，以及作为这种“转向”的学理基础而同时存在的、对传统的唯理智主义倾向的逐渐摆脱过程——无论哲学所集中体现的“语言学转向”、科学哲学所体现的“主义倾向”和科学社会学研究倾向、欧陆哲学界对主观理解和解释的关注、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及其后主义延伸、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各种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社会学通过关注个体主观意义体现出来的“元理论”探讨，还是20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对哲学、社会哲学、伦的各个领域和方面、文化哲学、文化和文明沟通与对话冲突问题等等几乎所有各个方面的研究，似乎都从根本上表明了这种基本倾向的存在和不断的趋势和过程。

那么，这种基本走势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什么？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和把握这样的基本倾向及其各个方面的表现？我认为，无论我们在这里得出的具体答案是什么，进行这个方面的探讨似乎都有助于我们重新考虑自己的哲学研究取向，因而可能在有助于我们提升自己的哲学思维水平和研究水平的同时，有助于我们在世界哲学论坛上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做出中国学人自己相应的贡献。本文旨在通过以现象学社会学家A.许茨（Schütz）所进行的“社会世界”[2]研究作为个案，简要地从元理论[3]角度分析和研究其诉诸“过程”和“建构”的做法在方法论视角上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为我们自己的“社会世界”研究探索一条可能有价值的进路。

一、社会世界为什么会成为20世纪西方思想流派的“众矢之的”

即使仅仅从“社会哲学转向”这个术语的字面上看，我们似乎也可以理解，尽管体现这种“转向”的上述西方思想流派林林总总、具体学术观点五花八门，但是，无论这些流派和观点具有多么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运用了多么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通过各自的具体研究涉及多么不同的社会生活侧面，我们都可以说，以“社会世界”的某些方面作为其研究对象是它们共同具有的基本特征。所以，只要承认上述西方诸思想流派以及其具体表现，我们就可以形象地说，“社会世界”几乎已经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乃至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探讨的“众矢之的”[4]。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只要抓住了“社会世界”这个关节点，我们就有可能在从总体上研究和把握相关学术观点的过程中，达到“纲举目张”之效。这里的问题在于，“社会世界”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众矢之的”呢？

就20世纪西方学术思想的现状而言，即使不具体阐述已经得到中外学者大量关注和论述的、现实社会诸方面对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产生的剧烈和推动作用，我们也可以说，西方的学术思想发展到20世纪，实际上已经面临着必须彻底变革其基本研究立场和方法论的局面——如果运用现象学所倡导的“面向实事本身”的基本立场，从纯粹学理的角度来看待这种情境，我们就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20世纪所具有的社会现实环境及其多次影响深远的重大变迁，已经使西方哲学由来已久的，建立在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二元分裂对立基础之上的，分别由“本体与现象”、“一与多”、“动与静”、“永恒与流变”、“存在与生成”、“心与物”、“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等一系列二元形而上问题表现出来的基本研究框架和思维模式，变得再也无法为大多数杰出的研究者所容忍了。这表明，只要今天的哲学家仍然希望继续操哲学研究之业、利用自己的能力真正从特定角度推动哲学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就必须对这种传统的基本研究框架和思维模式进行认真的反思、突破和扬弃。这样一来，社会现实环境的冲击和要求就与学理探究方面的需要结合起来，促使当代哲学研究者通过重点关注主体的社会维度乃至文化维度，尝试从根本上进行这样的突破和扬弃——在我看来，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家进行的各种努力，几乎都是与他们逐渐取向社会世界之某一个维度或者方面的具体研究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5]，尽管这些学者本人未必公开承认这一点、甚至未必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从历史角度来看，由于追求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形式化真理的唯理智主义倾向，在西方哲学史上基本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所以严格说来，专门以社会世界为研究对象的、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哲学体系其实一直没有真正地确立起来——也就是说，直到19世纪的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6]为止，此前的西方哲学家其实一直没有真正把社会世界当作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研究对象完全纳入自己的专门研究领域之中，更不用说因此而建立相应的、系统完善的社会哲学体系了[7]，尽管这些杰出的西方哲学家都从自己特定的哲学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出发，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过社会世界的某些侧面。可以说，诸如此类的对社会世界的零散涉猎和研究，不仅本身并不系统、带有原来的理论体系的“影子”，更重要的是没有对研究社会世界所必需的基本哲学立场和方法论视角[8]进行全新的考查、清醒的认识和系统的反思——我们既可以通过重新梳理迄今为止的西方哲学史而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且，即使在这里无法这样做，我们也可以通过研究和分析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个案，从一个特定的方面表明这一点。这个特定的个案就是奥地利现象学社会学家A.许茨所进行的“社会世界”研究。因此，不仅今天的社会现实要求哲学家们关注和研究“社会世界”，西方哲学思想史发展到今天，也同样已经把进行这样的研究的挑战摆在了哲学家们面前。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上述这两个方面所体现的，基本上是人们从外部就有可能看到的当代哲学基本发展趋势及其要求。如果从哲学的内在根基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似乎还可以说，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哲学家，无不处于其具体的社会现实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之中——这个事实不仅意味着他（她）的研究立场、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和理论体系，都是使他（她）处于其中的相应的社会文化世界和学术传统的产物，同时也意味着，他（她）在这样的世界和传统之中，必定只有通过与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各种主体进行包括“传道”式的沟通在内的多方面互动，才能得出相应的研究成果。而迄今为止把“社会世界”置于脑后的“纯哲学”研究，则基本上都没有把这里的后一个方面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之中予以应有的重视，它们所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在不断地设法竭力追求其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而已。而这样一来，一个虽为传统的哲学研究所忽略、但对于今天乃至所有各个时期的哲学研究来说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的根本性问题[9]就出现了：作为现实社会个体而存在的研究者，究竟从何种基本立场出发、运用哪些基本方法论视角、经过什么样的研究程序和步骤，才能确保其对现实世界的主观理解、研究结论及其沟通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准确性，才能由于得到了这些作为其同伴的对象的主观理解而发挥其作用呢？

显然，这个问题是传统的唯理智主义哲学研究框架和思维模式所忽视也难以解决的[10]，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着重研究知识的社会维度的知识社会学崛起之前，绝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并没有真正重视这个根本问题。而我们之所以说这个问题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则是因为它不仅就哲学研究视域的拓展而言，涉及到哲学家应当如何把以前未曾加认真关注和研究的、同样作为现实生活世界之中的主体而存在的自己和对象所具有的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完全纳入研究视野并予以充分的学理性考察和研究，因而涉及到在学术研究领域之中存在的主体间际理解和理论建构问题[11]；而且，就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方法论视角和深度而言，也涉及到哲学家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以往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所蕴含的、根深蒂固的“预成论”倾向[12]——在我看来，20世纪西方哲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之中广泛流行的术语，诸如“过程”（process）、“建构”（construction）和“构想”（construct）之类，所涉及的存在于社会世界和文化世界之中的主体间际理解问题，实际上都已经在不同层次上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哲学立场和方法论视角提出了既深刻又尖锐的挑战[13]。所以，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面对这种“社会哲学转向”，我们不仅应当注意和确认这种“转向”究竟是不是存在、其具体和进一步的发展趋势究竟如何，也应当充分重视它如何对以往传统的基本哲学研究框架和思维方式提出挑战、提出了哪些挑战，以及面对如此挑战的传统研究框架和思维方式究竟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这样做，我们就有可能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既由于这样的挑战而充分认识以往的哲学研究和思维框架所具有的各种局限，也可以对照着这种传统的研究和思维框架，进一步理解和把握这种“转向”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

下面，我们就以A.许茨所进行的、颇具“元理论”色彩的现象学“社会世界”研究为个案，具体考察一下这种“社会哲学转向”的基本特征。囿于篇幅，同时也是为了使这里的分析更加简明扼要，我选取了《许茨文集》第二卷即《社会理论研究》[14]之中的一篇重要文章作为研究个案，其标题为“社会世界之诸维度”[15]。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它是许茨早期最重要的成名作《社会世界的意义构造》（其版标题为《社会世界的现象学》）一书的核心章节，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许茨当时从现象学角度出发分析和研究社会世界的理论成就；二是这篇文章的英文版经过了许茨的学生和助手、著名现象学社会学家、许茨最后的封笔之作《生活世界的结构》一书的合作者托马斯·勒克曼的改写，因而就许茨的基本思想而言既具有前后一致性，也可以集中代表他的全部现象学社会世界研究的基本特点和成就。同样囿于篇幅，我们即使对这篇文章的内容也不可能进行条分缕析式的详细研究——我们主要着力于它所利用的方法论视角，以期达到我们所谓的“纲举目张”之效。

二、诉诸“过程”和“建构”的现象学世界

与胡塞尔的纯粹意识现象学研究相比，许茨从现象学角度对社会世界的研究，既使我们今天更容易觉察上述“社会转向”，其本身也在20世纪上半叶就曾经预示过现象学运动后来才出现的“社会哲学转向”[16]。仅仅就现象学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的面世时间而言，许茨早在1932年就出版了其早期最主要的著作《社会世界的意义构造》——这个日期虽然略晚于著名现象学家马克斯·舍勒那颇具社会哲学意味的《知识的各种形式》的出版日期（1926年），但却早于胡塞尔转向生活世界的研究成果的面世时间（如1935年的维也纳、布拉格演讲和1936年的《欧洲的危机》）。当然，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进行有关“发明优先权”的烦琐无味的论证。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业余”的现象学家[17]，许茨在20世纪的现象学阵营之中率先对社会世界进行的探索和研究，已经把现象学运动的“社会哲学转向”具体体现出来了——尽管这种体现不是通过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诸如“实践现象学研究”这样的研究表现出来的，不过，就他从“元”角度出发、运用严格的现象学立场和所进行的研究而言，其研究结果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并不逊色，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许茨进行这样的研究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从关注和深入探讨社会学理论的理论基础出发的——他早期最为心仪的第一个著名思想家，就是从社会个体的主观意义和主观理解角度出发进行社会研究的马克斯·韦伯。不过，在积数年之功对韦伯理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和反思之后，他认为这种理论由于下列基本而缺乏坚实的学理基础：

第一、“行动者把意义赋予其行动”究竟是什么意思？

第二、他人的自我通过什么方式才被当作有意义的对象提供给我的自我？

第三、自我究竟通过什么方式才能理解他人的行为？[18]

带着这些问题，许茨又经过数年的“上下求索”，才最终决定利用现象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继续深入研究，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在我看来，这三个问题虽然是从社会学理论基础的角度提出的，但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元理论”性质和深度，它们都体现了“社会科学哲学化”[19]的基本态势，因而实际上关系到所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有必要加以深思的理论根基问题——也就是说，由于任何一个这样的研究者本身，都是作为现实的社会个体而存在的，其所进行的研究和探索也都不可避免地必然涉及现实主体和由这些主体构成并处于其中的社会世界和文化传统，所以，从根本上说，只要试图建立某种学说或者理论而不流于“自言自语”状态，任何一个研究者就都不可能回避这些问题。实际上，即使追求其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的研究者，没有认识到、或者出于某种原因有意识地回避和拒斥这些问题，它们也会如影随形地萦绕在他们的心头，使他们永远不得安宁。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归并为一个问题，即“主体间际的理解和沟通究竟如何可能？”——从根本上说，有关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的问题、乃至有关追求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的问题，实际上都是以解决和回答这个问题为根本前提的。既然这个问题具有如此重要和关键的地位，那么，许茨是如何对它进行研究的？我们又能够从中得到哪些“元理论”方面的启发？

我们在其他地方曾经指出，许茨不仅通过研究和论述现实社会个体所具有的“原始焦虑”、“生平情境”、“现有的知识储备”，以及与现实主体的生存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观的时间－空间坐标等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部分解答；还通过研究和论述“故事另一半”，即现实存在的主体究竟怎样才能实际达成主体间际理解和沟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更加系统全面的解答[20]。就我们这里的问题而言，我认为，他对主体间际理解和沟通的论述尤其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义。因为从学理角度来看，“故事的前一半”实际上只不过是他为了研究和论述这“后一半”所做的铺垫性工作。为了强调主体间际沟通和理解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许茨指出，与科学家形成对照的是，“社会科学家所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实在，其结构是从各种主观的常识性构想和类型化之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对这些构想和类型化的构成方式进行说明，是人们在讨论真正的科学构想的本性、讨论社会科学解释社会实在所运用的各种程序的本性之前，必须首先采取的一个步骤。社会科学的各种范畴和模型的构成过程，都是以这种前科学的、有关社会实在的常识性经验为基础的。”[21]

可见，许茨在这里既指出了社会科学所运用的各种范畴、程序和模型都是一定的经验性建构过程的产物，同时也指出对它们的构成方式进行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其实，我们在这里似乎可以进一步说，研究这样的构成方式是研究和说明主体间际理解和沟通的基本前提，也是哲学和其他各种人文科学的基本前提，因为后者同样是由特定的现实社会主体建构出来的）。因此，他实际上涉及了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他认为社会科学的各种范畴、程序和模型都来源于主观经验；二是这些范畴、程序和模型都是现实主体进行建构的过程的产物——它们都是某些特定的社会个体在自己的主观世界之中进行建构过程（construction）的结果。那么，作为这些范畴、程序和模型的建构过程之前提的社会个体主体间际沟通和理解过程，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呢？

许茨认为，现实生活之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具有作为关于某个同伴的、形式性的前断定性纯粹经验而存在的“你－取向”（Thou-orientation）[22]，在这种情况下，个体通过与一个具体同伴共处于同一个时空共同体之中、由于相互关注对方形成“面对面情境”，便形成了“我们－关系”（We-relationship）。他认为，“只有当我介入了某种具体的我们－关系、与一个同伴面对面的时候，我才会‘参与’另一个自我的意识生活。……我是通过我们－关系‘直接’经验我的同伴的。”[23]那么，现实社会个体究竟如何通过这样的“我们－关系”达成主体间际的理解和沟通呢？许茨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对一个同伴的主观世界的理解，并不仅仅涉及对方有意和他进行沟通的东西，同时也涉及对方的各种动作、姿态、表情，以及叙述语调和节奏等各个方面。而且，由于构成这种“我们－关系”的双方和这种关系本身都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所以，该个体意识生活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由于他／她追随对方的意识生活的各种变化而发展变化、都会由于这种持续不断的“交叉参照”（cross-reference），而不断使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得到修正、调整、协调和构成。所以，“只有在这种正在进行的我们－关系之中，我才有可能通过目睹我的同伴的行动过程，直接领会他那些计划所产生的结果”，这样的“过程，便使这个处于我们的经验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世界获得了其主体间际的社会特征。”[24]

因此，我们在这里显然可以看出，许茨在此不仅明确指出主体参与作为主体间际的理解和沟通之前提的、主观经验性社会互动过程的直接性，同时也指出了这种参与互动的过程性和建构性——正是从这种意义上，他指出，“即使我已经使我的行动针对一个同伴、针对一个处于我们－关系之中的同伴，我也不是单独成长的；我们是一起成长的。因为我们共同参与了我们的经验，我‘参与’了他那些计划的设计过程和实现过程。”[25]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观点，他后来还用两个非常相似、含义基本相同的术语，即“生动的在场”（thevividpresent）和“生动的同时性”（thevividsimultaneity）[26]，来概括这种直接性、过程性和建构性。在他看来，把握住这一点，有关主体间际的理解和沟通的问题就基本上可以得到解决了。就他本人的具体研究进路而言，他也是从这里出发，通过论述处于直接的面对面情境之中的同伴、同人及其各种层次（在“社会世界之诸维度”这篇重要文章之中，许茨总共涉及到以下八种“同时代人”层次：1、以前处于“我们－关系”之中的同伴；2、个体经验有可能接近的、处于同伴以前的我们－关系之中的伙伴；3、个体认识并且短暂地见过的同时代人；4、个体认识到其存在并按照某种标准来看待的典型的同时代人；5、个体根据其组织和功能加以认识的集体性社会存在；6、个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直接经验的集体性社会存在；7、在同时代人世界之中形成的、匿名和客观的各种意义形态；以及8、所有各种可以证明某个主体的主观意义脉络的人工制品）[27]、前辈，以及后来人，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所谓的社会世界意义结构，究竟是如何通过现实主体的主观性意义沟通和理解过程，在现实世界之中逐步建构和具体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虽然许茨对社会哲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具体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由自我、变形自我[28]、同伴、同时代人，乃至由前辈和未来人共同构成的社会世界及其多重意义结构的研究和论述上，但是，所有这些研究和论述，都是从他在这里对这种现实社会个体参与主观性经验互动的直接性、过程性和建构性的研究和论述出发的。

必须强调和补充说明的是，许茨虽然从现实社会个体的主观经验性互动具有的直接性、过程性和建构性出发，对意义的主体间际性理解和沟通问题进行研究和说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的研究从根本上说是“诉诸‘过程’和‘建构’的社会世界研究”；但是，他对这个至关重要的关节点并没有加以充分重视和系统探讨，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基本预设“点到为止”。因此，他不仅像韦伯一样忽视了自己的论述所涉及的关键之处，也使自己的后续研究及其结论无法与这种基本预设毫无矛盾地连贯起来。比如说，他在具体论述包括同时代人的主观理解在内的所有各种主观理解类型时，曾经借助几个对于其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术语——“理想类型”（idealtype）、“类型化”（typification）和“类型”（type）[29]。从学理角度来看，这些术语显然是进行“共时性”取向和研究的产物。这种做法尽管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细究起来，现实社会个体的主观性经验互动所具有的直接性、特别是过程性和建构性，显然都是与“历时性”、而不是与“共时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样的直接性、过程性和建构性本身就是“历时性”的具体表现。这样一来，许茨这种做法就从根本上忽视了现实主体进行主观建构过程所必然要涉及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再举一个具体例子，他在论述同时代人的主观经验构成过程的时候指出，“使我有关同时代人的经验得以构成的方式之一就是，从我以前有关处于面对面情境之中的同时代人的直接经验出发进行推理。……这些解释天生就具有推断性。它们都是由一些以我关于同伴的经验——这样的经验要么与某些特定的同伴有关，要么与一般的同伴有关——为基础、以这样的经验为中介的推理组成的。”[30]显然，许茨在这里所谓的“推理”，是具有形式逻辑色彩的三段论演绎推理、或者说至少是与这种推理相类似的推理，因而必然具有我们在其他地方曾经指出的形式化特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特征[31]，因此也是与上面提到的他“诉诸‘过程’和‘建构’的社会世界研究”的基本倾向不一致、甚至是相矛盾的。

其实，我们这里所谓许茨没有加以研究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只是我们在这里以他的本文为依据进行个案研究比较容易看到的、由他这种“诉诸”与他的后续研究过程和结果之间的不一致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之一。此外，更加隐蔽[32]、但却更富有关键性重要意义的问题似乎在于，究竟什么样的现实社会个体，才有能力进行这样的主观性经验互动、才有能力通过诉诸这样的“过程”和“建构”而进行这样的建构和推理，而且，这样的能力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许茨虽然在这里语焉不详，但在他的心目之中，这样的个体是“注意生活”（attentionalavie）的“精明成熟的人”（well-awakedman）[33]，因而是现成的、没有任何——由于特定的社会生成过程而独具——特色的抽象的“一般人”。这种观点显然是进行抽象的形式化研究和共时性研究的结果，同样表现出与他那“诉诸‘过程’和‘建构’的社会世界研究”的基本倾向的矛盾。其实，即使仅仅从西方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这种通过抽象的形式化研究得出结论的做法，是与19世纪后半叶德国新康德学派强调社会科学和科学的研究对象独特性的趋势及其取得的进展相矛盾的——尽管我们并不能说这种失误完全是由许茨本人造成的。

综上所述可见，许茨进行的“诉诸‘过程’和‘建构’的社会世界研究”，虽然把现实社会个体的主观性经验互动所具有的直接性、过程性和建构性当作一个重要环节加以论述，但其基本倾向仍然是接下来努力通过进行抽象的、形式化的共时性研究，得出关于主体间际沟通和理解的研究结论；这种做法不仅使他诉诸“过程”和“建构”的社会世界研究出现了裂痕，实际上也与现象学“面向实事本身”的基本立场并不完全一致。那么，我们究竟能够从这里得出哪些启发呢？

三、怎样才能真正进行诉诸“过程”和“建构”的世界

从学术研究的基本论视角的角度来看，许茨的“社会世界之诸维度”既向我们揭示了他实际上究竟如何研究主体间际沟通和理解、如何解决现象学研究所面临的“主体间性”问题、如何解释社会世界的意义构造过程，同时，他本人或许始料未及的是，他的主要论述过程也表明，他在此基础上从共时性角度进行的、抽象的形式化研究，以及他所得出的具体结论，却从根本上与他这种诉诸“过程”和“建构”解决主体间际理解和沟通问题的做法相互抵牾——就这一点而言，无论他对社会世界的现象学研究究竟具有多么巨大的开拓性意义，这种相互矛盾现象都是不容忽视的。那么，从进行“元”批判的意义上说，我们究竟能够从他的研究之中获得哪些具体启发呢？

首先，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我认为，正像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许茨在这里研究论述主体间际理解和沟通而出现的矛盾，实际上是通过“究竟怎样才能把学术研究的‘历时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结合起来”这样一个问题表现出来的。一般说来，特别是就中观尺度的研究而言，学术研究的“共时性”维度比较适用，也取得了极其引人注目的卓越成就。不过，我们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样的适用性是有其特定的范围的[34]，其卓越成就根本不能保证这种“共时性研究”及其一系列研究程序和手段具有绝对客观的普遍有效性，特别是不能绝对保证研究者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它们搬用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之中——而从这种角度着眼，我们似乎就可以说，包括西方哲学史上某些最杰出的哲学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哲学家，其实似乎都没有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所具有的关键性重要意义[35]，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从为人类寻求绝对普遍有效的客观知识的崇高愿望出发，通过以自然科学的基本研究框架为典范而进行自己的研究的。殊不知，从元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所涉及的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共时性维度，而没有同时对学术研究的历时性维度予以应有的重视，更不用说对这两者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甚至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加以运用了。尽管这样的做法对于中观尺度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来说，基本上没有导致严重的“削足适履”的后果；但是，就微观和宏观尺度的自然科学领域（比如说，“测不准原理”所涉及的是前者，相对论所谓“尺缩钟慢”现象所涉及的则是后者）而言，这种做法究竟是不是仍然普遍适用，恐怕就不是一个可以理所当然地做出肯定性回答的简单问题了。自然科学领域尚且如此，更何况情况更加复杂、对研究者本人要求更高的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呢？

当然，我们不能仅仅靠“简单枚举法”进行论证——其实在我看来，从根本的学理意义上说，我们从许茨这种做法所得到的启发之一就在于，面对当代西方已经出现并正在日益大行其道的哲学研究的“社会哲学转向”，我们究竟是不是应当在我们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把学术研究的“历时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有机结合起来？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做到？

其次，具体就研究对象而言，在通过从严格的、“面向实事本身”的现象学基本立场出发，考察许茨这种“诉诸‘过程’和‘建构’的社会世界研究”及其得失的基础上，我们自己应当怎样看待和研究我们置身其中并直接面对的、永远处于流动生成过程之中的、不断变迁的社会世界及其诸方面呢？如上所述，在许茨那里，诉诸“过程”和“建构”的做法基本上是以“权宜之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沿用他这种做法呢？我认为，只要认定“学术研究的基本视角和方法决定于其特定研究对象的性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社会世界及其诸方面所具有的主观性、互动性、变迁性、生成性和建构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西方传统的、以“静态性条分缕析”为主要特征的唯理智主义基本立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不完全适合于对这样的对象进行研究——我们至少不能把这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之中的运用方式，原封不动地直接照搬到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中来。既然如此，出路何在——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对社会世界进行适当的研究呢？

在我看来，这里虽然涉及的是有关研究社会世界的问题，但由此而涉及到的基本方法论问题却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其实，仅仅就西方世界而言[36]，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古希腊时期，关于如何面对和研究变化无常的（包括社会世界的各种现象在内的）现象界的问题就已经出现了；当然，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梳理和研究。我认为，任何一种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乃至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任何一种研究对象，其实每时每刻都处在“”和“现状”的交叉点上——前者表明，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这种对象的纵向生成过程，从而“知其所以然”；后者则表明，我们可以在这种重视和认识的基础上，研究和该对象之作为这种纵向生成过程的结果而存在的横向现状，从而真正全面地“知其然”。因此，就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所具有的这两个侧面而言，前者是后者的母体、基础和存在前提，后者则是前者在此时此刻的具体结果和现实表现形态。这样一来，只要把这两种维度有机结合起来，我们就有可能既系统理解和把握该对象的变迁史和生成史，又能够在此基础上更加充分地理解该对象的现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进行适当的、诉诸“过程”和“建构”的社会世界研究。不过，在我看来，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作为“实事”本身的研究对象、特别是社会世界是不是具有“历史”和“现状”这两个侧面，而在于作为研究者的现实主体，究竟是不是已经明确认识到了这两个侧面各自的存在、作用和意义，以及实际上是不是仅仅执著于迄今为止一直在西方思想史上处于主导地位的、只涉及研究对象之现状的基本立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不自知。这一点其实是以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和自觉程度为转移的。

最后，就研究者而言，今天的哲学家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学术素养和自觉程度，才能真正适当地进行诉诸“过程”和“建构”的社会世界研究呢？我认为，如果从“面向实事本身”的严格的现象学立场出发来看，今天的哲学家似乎通过使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并不难以使自己的“意向作用”与作为“实事”和“意象对象”的、不断流动和变迁的社会世界真正保持动态性一致，从而充分重视和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生成维度，把研究对象的“历史”侧面和“现状”侧面、“历时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有机结合起来。但毋庸赘言，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从根本上说，这种理想究竟能不能变成现实、研究者究竟能不能通过把社会世界的“历时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有机结合起来，恐怕必须取决于其此前进行的“现象学悬置”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也就是说，取决于研究者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悬置”了其一厢情愿地执著于“共时性”研究、追求形式化的抽象结论的基本倾向、立场和研究视角，甚至可以说取决于研究者是不是因此而达到了真正能够体认佛家所谓“挑水劈柴莫非妙道”的精神境界[37]。

其实，无论就西方哲学漫长的发展史而言、还是对于20世纪“社会哲学转向”大行其道的当代西方哲学发展趋势来说，哲学家并不是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达到这样的自觉程度和精神境界——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代许多西方哲学家似乎尚未真正认识到自己应当达到这样一种自觉程度和精神境界[38]。在我看来，只有在积累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刻的人生体验、与各具特色的哲学大师们进行范围广泛的学术对话，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全面和深入的哲学反思和“元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对西方哲学史上由来已久的唯理智主义基本立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进行彻底的扬弃，我们才有可能利用社会个体生成论（thesocialindividualgrowing-uptheory）[39]的基本立场和研究视角，看待和研究包括研究者本人在内的社会世界的方方面面，从而真正恰当地进行诉诸“过程”和“建构”的社会世界研究，以自己因此而取得的累累硕果，在世界哲学论坛上毫无愧色地拥有一席之地。

“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许茨如此，我们今天的哲学研究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注释：

[1]就我自己对当代西方的涉猎而言，我并没有发现西方学者有关“哲学转向”的说法；当然，这既可能是由于自己的孤陋寡闻，也可能是因为当今的西方学者并不大关注进行这种具有“总括性”色彩的基本概括。不过，从学理上说，是不是提出这样的说法并不重要，关键是如何从总体上把握西方哲学的基本走势、从而确定我们的研究策略。

[2]其相应的西文为sozialenWelt，socialworld；也可以叫做“生活世界”，即lebensWelt，lifeworld；就许茨的学术研究而言，这两个术语所指涉的对象在实质方面并没有什么重要区别。

[3]本文中所谓的“元”（meta-theory）是我自己的理解，它指的是一种对自身和其他理论从根本上进行批判反思的理论观点，主要着眼于对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理论所利用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论视角和基本结论，进行系统、深入和全面的批判反思，目的在于其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长处和缺陷，为推动某个方面的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探索和确定前进的出发点、道路和方向。

[4]需要略加补充的是，这里所谓“社会哲学转向”，主要是我的概括——它不仅指这些哲学流派和观点都涉及到社会世界的相应的方面，同时也意指其中并不宣称自己是“哲学”的各种流派和观点，也都只有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研究、亦即进行“社会哲学”研究，才有可能取得真正有价值的进展。

[5]虽然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充分论证这一点，但是，无论就现象学对各个领域的颇具的研究，最终几乎都走向“生活世界”研究而言，还是对于哲学最终走向日常语言研究来说，当代西方哲学诸流派各自体现出来的“社会化”趋势似乎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愿以后能够有机缘对此进行系统和详细的论述。

[6]严格说来，孔德虽然通过其“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提出了“社会学”这个学科的名称，并且相应地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所采用的基本哲学立场和方法论视角，仍然是西方唯理智主义的传统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因而并没有使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哲学”真正建立起来。

[7]当然，我们在这里根本不可能对此进行实证性的、系统全面的论述，除非我们从全新的角度重新系统地审视、梳理和撰写整部西方哲学史。

[8]这里之所以说“研究社会世界所必需的基本哲学立场和方法论视角”，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西方哲学以往的、以追求形式化的普遍有效真理为根本目标的唯理智主义哲学立场和方法论视角，从根本上说并不适用于研究社会、建构真正的“社会哲学”体系；当然，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系统深入地论证这一点，只能请大家一方面考虑一下实证主义社会理论之各种缺陷的由来，另一方面考虑一下分析哲学为什么不得不转向分析和研究日常语言——在我看来，这两者都可以作为证明我们这里的观点的例子。

[9]这里似乎有必要补充的是，所谓“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的根本性”，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元理论问题”。

[10]在我看来，传统的哲学研究框架和思维模式之所以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既是因为其所坚持的主体－客体二元分裂对立的基本立场和追求普遍有效性的知识的基本取向，也是因为其对主体的关注和研究，根本没有把分别作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而存在的、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主体及其主观世界诸方面完全考虑在内，反倒是为了追求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而忽视甚至拒斥了这些方面。

[11]就西方科学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而言，罗伯特·K.默顿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个领域——只不过他的研究视域所涵盖的，基本上只是科学领域而已。

[12]我认为，在传统的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预成论倾向”（preformatismaticinclination）是根深蒂固的——它既是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的基本预设前提，同时也构成了西方哲学以主体－客体二元分裂对立为基础而突出表现出来的一系列二元分裂对立的基础，尽管这种基础还有更加深刻的、与信仰和终极关注（ultimateconcern）倾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心理根源。这个问题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显然不是我们在这里借助只言片语就能够阐明的，只能通过系统的专题性研究来完成这个任务。不过，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本文所谓的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哲学转向”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与这种倾向截然对立的、诉诸“过程”和“建构”的基本倾向——只不过就我有限的涉猎范围而言，当代西方哲学家似乎还没有人就这个方面进行系统的“元理论”梳理而已。

[13]我们或许可以粗略地把这种挑战分为四个方面：主观性对客观性的挑战，相对主义对普遍有效论的挑战，社会知识论对传统认识论的挑战，以及智慧对知识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迄今为止的西方哲学家对生存智慧、乃至一般智慧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这虽然就“哲学”这个术语的西文原义来说颇富讽刺意味，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随着消费社会和人类文化生活的进一步发展，其中的最后一个挑战必将在21世纪进一步充分凸现出来。

[14]参见AlfredSchütz，CollectedPapersII：StudiesinSocialory，MartinusNijhoff，TheHague，1964.

[15]原文标题为TheDimensionsoftheSocialWorld，选自许茨的早期著作《社会世界的意义构造》，第四章，“社会世界的结构分析：同伴的社会世界，同人的生活世界，前辈的社会世界”（DersinnhafteAufbaudersozialenWelt，SektionIV：StrukturanalysederSozialwelt,SozialeUmwelt,Mitwelt,Vorwelt），Vienna，1932年版；第二版，1960年。其版由托马斯·勒克曼（ThomasLuckmann）教授改写。

[16]之所以这么说，主要不是着眼于许茨本人在现象学运动之中所具有的地位和当时所产生的影响，而是从学理上考察现象学运动的基本研究进程和发展趋势的结果。在我看来，尤其是从知识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出发来看，许茨当时具有的学术地位非常不利于其学术成果的传播，这种状况不仅是他本人的不幸，其实也是现象学运动本身的不幸。

[17]直到1956年，许茨才停止作为其主要谋生手段的经商活动，成为当今著名的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专职哲学和社会学教授；而在此之前，他一直是既经商又进行学术研究的，因而只能称之为“业余”现象学家。

[18]参见拙文《舒茨评传》，该文载《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苏国勋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323页；也可以参见AlfredSchütz，ThePhenomenologyoftheSocialWorld，London，RevisedEdition，1980，第17页。

[19]这里所谓“社会科学哲学化”并不是我们国内一般意义上所谓的“对社会科学进行哲学概括”、或者“使它们的研究结论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而是指社会科学出于自身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从哲学的角度和深度上对其学术基础进行系统、深入和全面的探讨与研究。

[20]参见拙文《舒茨评传》，同上引书，第335－360页。

[21]参见AlfredSchütz，CollectedPapersII：StudiesinSocialTheory，第21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22]参见，同上引书，第24页；我们在这里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许茨所采用的是非常严格的现象学基本立场和方法。

[23]参见，同上引书，第25－26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24]参见，同上引书，第31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25]参见，同上引书，第33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26]参见AlfredSchütz，CollectedPapersI：TheProblemofSocialReality，MartinusNijhoff，TheHague，1962，第173－174页。

[27]参见AlfredSchütz，CollectedPapersII：StudiesinSocialTheory，第39页；为了节省篇幅，这里没有逐一引用原文。

[28]“变形自我”（alterego）：国内也有人翻译成“他我”，似乎不大合乎汉语习惯，也不大容易理解；有关我这样翻译的理由，请参见《舒茨评传》，该文载《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第348页。

[29]参见AlfredSchütz，CollectedPapersII：StudiesinSocialTheory，第43－48页。

[30]参见AlfredSchütz，CollectedPapersII：StudiesinSocialTheory，第43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31]参见拙文《一只正在蜕皮的蝉：作为西方哲学的代生长点之一的怀特海过程哲学》，该文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四期，第53－58页。

[32]这里之所以说“更加隐蔽”，是因为许茨本人从来没有把这个问题非常明确地提出来，更不用说进行系统、详细、全面深入的探讨了——他只是把这样的个体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基本前提“一带而过”；殊不知，这样做恰恰使他像韦伯一样，忽视了研究主观的意义建构和理解过程所必需的根本前提，即活生生的人及其具体的社会生成过程。

[33]参见AlfredSchütz，CollectedPapersI：TheProblemofSocialReality，第212－213页。

[34]如果我们无视这种范围及其相应的各种限制条件，一厢情愿地把在这种范围之内行之有效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运用到这种范围之外的其他领域之中，我们就会于无意之中犯“主观僭越”错误。

[35]比如说，以牛顿力学的基本研究框架为典范的康德批判哲学是如此，从数学研究起家寻求绝对严格和普遍有效的最终科学依据的胡塞尔同样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其他那些追随他们的思想家了。因此，尽管我们从表面上看来，并不觉得学术研究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有多么巨大的关键性重要意义，但从元理论的角度出发却可以看到一个崭新的景象。只不过我们在这里无法进一步详细论述这一点了。

[36]这里之所以说“仅仅就西方世界而言”，是因为在世界的其他古代文明之中，也有各自的先哲从不同的角度涉及过这个问题，尽管他们因此而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37]虽然这是一个比喻，但如果我们不固守自己原来的、并不一定适合于研究社会世界的唯理智主义基本立场，而是“实事求是”地面对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活生生的社会世界，真正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把其“历时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有机结合起来并逐渐达到纯熟运用的水平，那么，这样的精神境界似乎并不完全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在我看来，现象学要求研究者进行“现象学悬置”和“现象学还原”所欲达到的基本目的，也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境界。

[38]就我自己并不宽泛的涉猎范围而言，当代荷兰著名哲学家O.顿提埃（OttoDuintjer）似乎已经意识到这样的精神境界，并且正在有意识地追求达到这样的境界；参见其文章《上下求索，寻找人类的家园》，该文载《世界哲学》2003年，第四期，第48－62页。

[39]这里所谓的“社会个体生成论”（thesocialindividualgrowing-uptheory），是本人在以往研究西方哲学、美学理论，现象学社会学等诸方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基本思路；它具有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包括研究者在内的每一个现实个体，都处于某种存在于具体社会文化环境之中的生成过程之中；

第二、这种生成过程具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体通过相关的各种社会互动过程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角色，二是个体的主观世界因此而达到越来越高的精神境界；

第三、人类社会生活包括学术在内的每一个方面，都是这种生成过程的结果，是由不同的社会个体通过这种过程建构的；

第四、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必须从有关这样的社会个体主观世界的生成过程的视

角出发进行探讨。

社会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字：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唯物主义

一、引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拓宽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视野，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认识成果。

二、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着“以人为本”的时代主题

“以人为本”是我们的时代主题，这是一种理念。“以人为本”中的人是对象，本是原则、理念、要求。人有三层：个人、群体、人类；本有三义：相对人对物的依赖，把人当主体；相对人被边缘化，把人当作依据；相对把人当作手段，把人当作目的。因此，它要求我们尊重人、关怀人、为了人。马克思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以人为本”之所以是时代主题是因为以前我们对人的关注不够，对人的尊重不够，构建和谐社会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并为实现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以人为本”是人自由地占有自己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社会关系的总和。和谐社会为人的交往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人的交往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人的关系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地增加了，人的本质越来越丰富了，更重要的是人的关系是和谐的。“以人为本”为了人，从人出发不断推动人的发展。这是一个人不断自我超越、不断实现自我、不断获得自由的过程，只有这样才使得“以人为本”不至于空洞化，不至于是一种宣传和口号。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前提。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社会的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人对自然资源的盲目的无限制的掠夺，必然会造成自然资源的枯竭，森林的破坏和减少，土地的退化、荒漠化和沙漠化，水资源的减少和污染，最终导致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恶化。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如果不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不但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自身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四、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不断提高的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何解决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呢?就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现在看来，我们社会上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财富的最大化就是要把蛋糕做大，分配的公平化就是要把蛋糕分好，蛋糕做大是前提和基础，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把蛋糕做大。但是，同时不能忽略了公平问题，不能忽略公平分配问题，要把蛋糕分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有两个基本的执政能力，一是把蛋糕做大，一是把蛋糕分好。共产党人执政既要有把蛋糕做大的本事，还要有把蛋糕分好的能力，执政能力应当有机地包括这两个方面。

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因而也是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丰题，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社会矛盾、矛盾性质、基本特征及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方式和机制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这对于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并进一步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党自建党以来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一贯地明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哲学，它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换着研究的重点或主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本身却是相对稳定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去讨论理论创新，要从理论与实际、继承与发展的结合上去理解或解读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新理念和新思想。:

六、总结

社会和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要求矛盾的双方或矛盾的多方在运动过程中能达到并保持多赢或双赢的局面。具体说，就是既要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既要达到内部各阶层、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和谐，又要争取外部世界格局的和谐发展；既要培育微观的各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和谐发展，又要促进宏观的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既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子系统内部的和谐。又要形成各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之共同发展。“和谐社会”这一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的和谐。造就和谐的人的个体，就是要使一个人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能合理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做到融人自然、融人社会、融人集体。集体和谐是建立在个体和谐基础之上的，社会的和谐也有赖于人的和谐，即社会发展是以人为主体的，人的发展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三是社会分工的和谐。社会分工的和谐包括社会各类人员的比例构成的合理性、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社会效率的增长性和社会地位的公平性等。

“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既是对我国一段时期内社会发展目标的科学设定，同时这一理念的提出还在哲学上有着深刻的意蕴。“和谐社会”理念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发展新条件下的科学阐释。这一理念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和合精神”，批判地吸收了西方分析社会发展的理性主义传统，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发展的理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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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存在/实践/存在/形而上学

【正文】

存在问题是古代哲学思考的根本性问题，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是对存在之为存在和存在整体问题的探讨。追问存在的本质，探寻终极存在，为人的生活提供理论支撑，是形而上学的旨趣。按照哈贝马斯的概括，形而上学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同一性思想、唯心论、理论对实践的优先地位。在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中，虽然也包含着反形而上学的“逆流”，但是，由于囿于理论先于实践的思维方式等，因此，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未能冲破形而上学的堤岸。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存在的理论，则揭示了人类生活的现实实践基础，使哲学向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回归，向生活实践世界回归，确立了实践优先的思维方式，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的根本变革。

一

在古希腊，哲学家们把过沉思的理论生活作为人类自我拯救的途径，以为通过求知把握终极存在，就可以对万物的存在作出终极的解释，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安身立命之本。亚里士多德把知识按等级分为“实践的、创制的和思辨的”三种类型，(P146)其中，思辨的理论知识高于其他两种知识。在思辨的理论知识中，形而上学又是最高的知识、头等智慧，它提供固定的、终极的知识，这种知识只有少数具有卓越智慧的人通过沉思冥想方可获得。因此，“理论生活方式居于古代生活方式之首，高于政治家、教育家和医生的实践生活方式”，是“示范性的生活方式”。(P31-32)这种理论优越于实践的思维方式，构成马克思以前的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

柏拉图是古代形而上学的创立者，柏拉图在继承巴门尼德关于永恒、不动的“存在”的思想基础上，把世界二分为经验的世界和超验的理念世界，把永恒的理念世界作为本质，作为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普遍的存在，而经验世界则只是现象，只是“模仿”和“分有”理念世界。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是从感觉经验世界出发建构自己的形而上学理论的。他认为，“存在”有多种含义，而最基本的含义是“实体”。实体指的是“这个”，即个别的感性事物。感性事物是形式和质料的统一，形式不能在事物之外分离存在。在感性事物中，形式具有普遍性，是事物的“是其所是”，即事物的定义、本质，而质料则只是被动的潜能，因此，形式是第一实体。作为第一实体的形式有时可以先于质料而独立存在，技术就具有这样的特点。“由于技术生成的东西，它们的形式都在灵魂中。”(P163)技术是“灵魂中的形式”，是“无质料的实体”。(P164)形式在技术制作活动开始以前可以预先单独存在于思想之中，这表现出形式脱离质料而优先存在的特性。他进而将由技术生成的事物形式的单独存在，去比附自然生成的事物，提出离开质料的纯形式——神的存在，把它作为终极存在，作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存在和统一的根据。

由上可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研究形而上学的思维进路是不同的。柏拉图是由上而下、由超验到经验的研究路向，亚里士多德则是由下而上、由经验到超验的研究进路。柏拉图的理念论是理念世界主宰和决定感性经验世界的唯心主义，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虽然最终也导致了唯心主义，但就其以感性具体事物为基础而言，则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从经验世界起步，反对柏拉图的先验理路，对柏拉图的超验形而上学具有一定的削弱作用，因而，是不同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的另一条线索。

形而上学经过中世纪经院哲学神学本体论的发展，在近代哲学中采取了认识论的表现形式。在近代，认识主体受到哲学家们的关注，哲学研究的重心由探讨存在问题转向主体能否认识存在的问题。但是，近代认识论依然沿袭理论优于实践的研究理路，它把主体抽象化为沉思的头脑，或感性直观的个体，是与人的实践性存在相脱离的认识论。近代认识论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探讨，虽然表现出由传统的实体性思维向关系性思维转变的倾向，但是，这却是以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为前提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及其在生产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使知识成为实用化的知识，成为人们谋取利益的有效工具。这对理论知识神圣性的传统观念具有重要的冲击作用。但是，科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科学运用于生产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又使得哲学家们崇拜科学知识，以自然科学为范型建构认识论体系。

在近代，唯理论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传统，把超验的理性作为知识的来源，从自认为牢靠的逻辑起点出发，通过逻辑推论追求终极知识、绝对真理。然而，作为“我思”的认识主体是有限的个体，难以获得无限的绝对知识。因此，唯理论往往求助于上帝实体的帮助，求助于人的直觉。直觉是少数思想家才具有的能力，因而，这是一种“贵族式的认识论”，仍然带有古代哲学的遗风。康德对形而上学独断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认为人不能超验地运用知性范畴把握绝对的知识。但是，康德并不主张废弃形而上学，而是力图建立未来合理的形而上学。黑格尔对形而上学的知性同一性思维方式进行了抨击，提出了辩证法的思维方法。但他在反对形而上学的同时，却又建构了庞大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首先，他颠倒了现实世界和观念的关系，认为思想观念的产生，规定和支配着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则必须迁就和顺应思想、观念。其次，他是按知性同一性思维方式构造哲学体系的。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从空虚的“存在”向展开的、充实的、丰富的“存在”的运动，作为终点的绝对观念，不过是完成了的、丰富化的“存在”，终点和起点是同一的。由于他在知性思维的哲学框架内阐述概念的辩证发展，因而这种辩证法受到形而上学体系的歪曲。第三，他的哲学是“预成论”的，在其理论前提中就预先蕴涵了后面的内容。正如阿多尔诺指出的：“黑格尔的体系本身不是一种真正的生成，它其中的每一规定都已经不明朗地被预先设想了”。(P26)第四，他把人抽象化为“绝对的人格”、客观观念，而“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P533)在黑格尔看来，作为实体的绝对观念同时又是从事能动创造活动的主体，每当它推出一个新观念，就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存在。逻辑推移的各个规定是绝对观念的生命的各个环节，是绝对观念的自我生命活动的具体表现。马克思批判道：“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P75)

近代英国经验论和法国唯物论继承了古代哲学重视感觉经验的传统，是一种世俗化的、接近常人的思维。它们用感觉经验反对超验形而上学，用观察、实验、分析、归纳等方法贬抑抽象演绎。它们认为，形而上学所设置的超出感性形体之外的普遍存在物、实体世界只是幻影，是虚构的想像的产物。但受机械物质观的影响，培根以后的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休谟对感觉之外的任何实体的存在提出怀疑，认为超出感觉经验追求终极知识、绝对真理是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但是，这些理论只是把形而上学的“沉思”变成了“静观”，并未突破理论优于实践的思维方式。费尔巴哈把“敌视人”的唯物主义变为以人为本的唯物主义，冲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揭露了神学的彼岸天国世界的世俗基础。“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P77-78)因此，他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半途而废的。

总之，在哲学史上，形而上学虽然受到唯物论、经验论、怀疑论和唯心辩证法等多方面的讨伐，但是，受理论优于实践的思维方式等的束缚，在马克思之前，形而上学在哲学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二

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理论优于实践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前提下，才谈得上从事理论、艺术等其他活动。因此，是实践决定理论而不是相反。实践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特点就在于，人是通过改变其他存在而存在的，是通过实践而存在的。实践是社会性的活动，是人的现实社会生活，人的存在从本质上说是社会存在。哲学要探讨的不是现成的、既定的实体性存在，也不是外在于思维主体存在，而是人的社会存在。这样，传统哲学的存在论、思维认识存在论就被人的社会存在论所代替。

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理论首先是针对意识决定论的唯心主义观点的。马克思指出，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P72)马克思把社会存在理解为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用社会存在说明意识，这表明，马克思是“把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中心问题”(P641)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存在是人的各种现实生活过程，是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人的社会存在中，最基本的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生产方式，这是人类存在的物质基础。意识不是脱离社会存在之外的特殊王国，而是作为社会存在的要素包含在社会存在的总体之中。意识是对人的社会存在的意识，是对人的实践活动、生活条件和关系的意识，是社会意识。意识固然有自身的特点，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趋向，但它不可能脱离社会存在的世俗基础而独立存在和发展。思想、观念是植根于现实社会生活过程的，是现实社会生活过程的理论表现和表达。即使神秘的意识，也能从现实生活实践中找到其存在的根源。意识的相对独立化的表现形式使得哲学家们陷入幻觉，好像理论、观念的基础不在现实生活世界之中，不在社会存在之中，而是有自己内在的、自生的基础，并把它作为现实生活世界的基础，用它来说明人们的世俗物质生活。马克思曾经批判道：唯心主义“认为思想统治着世界，把思想和概念看作是决定性的原则，把一定的思想看作是只有哲学家们才能揭示的物质世界的秘密”。(P16)它想用观念世界“来拯救他们所谓在自己的固定思想的威力下的人类”，(P16)这是本末倒置的幻想。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虽然使得意识能够超出当下生活实践的现状，把握其变化发展的趋势，因而具有一定的创造性、目的性、理想性，能够成为人们现实生活发展的先导，成为改变既定的社会存在的先导，但是，意识的这种能动性是有现实基础的，是对人的实践发展可能性的预示，是对人的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反映和表达。此外，终极的、永恒的意识、观念也是不存在的。人的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不断扩大的，因为人的需要是不断发展的，满足需要的生产力是不断提高的，社会交往关系是历史地变化的。与之相适应，人们的意识也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马克思说：“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P142)马克思在批判地借鉴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批判地借鉴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感性存在思想的基础上，从可经验地观察到的现实的个人出发，阐释人的社会存在。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从事改造自然的感性实践活动的人。物质实践活动首先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活动，是人对感性物质材料进行实际的“综合”、赋予其以符合人的需要的新形式的活动。经过人改造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无机的身体，是人的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与人的活动无关的自然界对人并无现实意义，它不是现实的存在，而只是潜在的存在、自在的自然。尽管如此，马克思肯定，这种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承认这一点，不仅是坚持一般唯物主义立场的需要，而且是马克思社会存在理论的重要前提。因为人的存在是蕴涵着各种发展潜能的存在，是具有无限的发展可能性的存在，实践是人不断地将人自身的潜能变为现实能力的活动，是把可能的、潜在的自然变为现实的、属人的自然的活动。这是同一实践活动在人和自然两个方面的不同表现，这体现着人的社会存在的内在统一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实践的创造性决定了人是向外部世界开放着的存在，人可以通过实践把与人无关的、自在的自然变为人工的自然，把可能的、潜在的自然存在变为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人赖以生活的人化自然界是不断拓展的，“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9](P95)这表现出人的社会存在的普遍的、开放的特性。也正是在不断拓展人的社会存在的过程中，人才了解到自在自然界的优先存在。

人在改变外部自然的同时，也改变着自身的自然。人与动物一样，也有肉体器官和组织，有生理上的欲望和需求。但是，人的自然存在不同于动物的自然存在，人的自然存不同于动物的自然存在，人的自然存在是被实践的社会历史进程所改变的存在，是社会化了的存在。人的五官感觉、人的生理属性和机能等都是社会实践长期改造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动物的感觉，不同于原始人的感觉。“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9](P126)“吃、喝、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9](P94)人的自然存在的社会化程度越高，人的文明程度就越高。

人对自然的改造是在人们的一定社会交往关系下进行的，人们之间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实现对自然的有效支配和改造，才能求得人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人的社会存在是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存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是什么样的，存在于社会交往关系中的个人就是什么样的。在物质生活资料相对匮乏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利益关系。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解决各种利益矛盾，改造社会交往关系，这成为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

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交互作用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条件和前提，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又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纽带。马克思说：“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9](P122)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是人们之间关于自然对象及其产品的相互关系，为了有效地生产和消费自然物品，人们之间就必然会采取分工、交换等方式，发展起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这里，“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P52)这样，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就真正实现了由实体性思维向关系性思维的根本转变。在这种新的思维框架下，人是处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中的人，是与自然、与他人“共在”的人，这种“共在”就构成人的社会存在。所以，考察人的社会存在，也就是要考察人的这些关系。这些关系都有意识的参与，都是被意识到的关系。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P81)

既然人的存在是关系中的存在，人就必然要受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制约，受到自己所处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制约。马克思在讲到物质生产时说：“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10](P34)人既受到现实社会生活条件的制约，又通过实践不断改变这些条件，并通过改变条件而改变自身的存在。因此，人的社会存在是历史变化着的存在，社会历史就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发展变化的历史，就是人在既定生活条件制约下能动地改变生活条件的历史。这体现了人的社会存在的客观制约性和能动创造性的统一。

三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的社会存在以商品、货币等物化形式表现出来。这即使人的存在方式打破了血缘、地缘关系的束缚，提高了人的社会化程度，又使人受到物化的社会关系的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等是物化形态的资本，它使人们的实践、劳动成为异化的活动。研究物化社会关系下人的存在状况，特别是研究从事异化劳动的无产阶级的存在状况，是马克思社会存在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说，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存在的一般理论论述，是为无产阶级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实现自由解放奠定理论基础的。关注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前途，探索无产阶级彻底改变异化生存状况的途径，是马克思社会存在理论的旨归。这也是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理论不同于存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的现实是，劳动者的劳动具有异化的性质。被劳动者所改造的对象世界与劳动者相“异在”，作为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奴役人。劳动者创造的对象世界越广阔，对象世界的异己性就越强大。这是因为对象世界不仅是人的劳动能力的物化，而且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的物化，是物化形态的资本。资本以异己的物化力量的形式支配人、奴役人。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这表明，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是异化的存在、矛盾的存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分析人的活动的时间结构，揭露了资本剥削的秘密。马克思认为，人的存在是时间中的存在，人能够对时间加以自觉的支配和利用，把自然时间变为社会时间，从而显示出人的社会存在是积极能动的存在。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时间却不由劳动者自己支配，而是受资本的支配。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区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从而揭露了资本侵占工人的剩余时间进行剥削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消除异化劳动，就必须变革自身的生活条件，变革现存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无产阶级在变革自身的生存条件的同时，也会改造自身，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成为社会的新基础。马克思把自己的这一理论称作“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P75)的理论，它同直观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费尔巴哈以感性直观的方式看待世界，对感性世界采取直接接受和认同的态度，缺乏反思批判的向度，不懂得现实社会矛盾及其克服的途径。在费尔巴哈看来，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这个人的本质感到满意的东西。马克思批判道：实际上，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意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费尔巴哈在说明存在和本质同一的思想时，总是求助于外部自然界，但他所说的自然界是没有人干预的自然界。实际上，随着工业的进步，不断有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而能用来说明费尔巴哈这类论点的事例借以产生的基地，也就越来越小了。譬如，按照费尔巴哈的理解，“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河里有轮船行驶，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简单地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的水渠，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P97-98)由于费尔巴哈不能对人的生存条件进行反思批判，不懂得“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P78)他最终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诚然，在黑格尔哲学中，包含着反思批判的精神，包含着否定性的辩证法思想，但是，由于黑格尔在现实生活世界之外构筑超验的观念世界，因此，他所说的否定和批判活动只是观念王国中的“骚动”，不会对现实世界有任何触动。这是通过把批判停留于观念领域而维护现存社会，具有维护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依然是解释世界、认同世界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改造世界”的新哲学是根本对立的。

在马克思看来，人没有先定的本质，没有预定的宿命，人的生活是人在既定社会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自主创造的。没有超人的救世主，也不能希冀理论沉思来拯救人自己。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前途掌握在无产阶级自己手中，无产阶级改变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实践，是使自身获得自由解放的根本途径。马克思把他自己的哲学作为“这个解放的头脑”，而“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P16)它们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头脑”，马克思的哲学既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产物，又是这一运动在观念上的表达和理论先导。它通过掌握群众而付诸实践。

在当代，随着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虽然阶级构成、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但是，资本的剥削本性并未改变，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依然存在。因此，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价值。结合当代世界的新格局和新特点，深入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理论，对于增强我们社会活动的自觉性，对于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考察表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理论对传统形而上学具有解构的作用。它用实践的眼光反思人的世界、人的关系、人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指导人的生活实践，体现着哲学的根本变革，标志着哲学向后形而上学的转变。作为无产阶级获得自由解放的途径的学说，马克思的哲学也包含超越的、理想的维度，但是，它是植根于现实生活实践世界的，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同传统形而上学具有本质的区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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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社会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一、以对称性取代合理性

科学合理性一直是科学哲学的核心内容。正如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所言，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是阐明科学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也有对科学合理性极为重视的类似表达。同时，科学合理性理论一直是科学哲学中众说纷纭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内容。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哲学家们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摹写，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此时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当以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标准科学合理性模型(又称逻辑合理性模型)为典范，该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规则，例如：逻辑规则、算术规则、数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以卡尔纳普、赖欣巴哈等为代表人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把观察看作是不可怀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单靠经验可决定理论真伪，通过制定对应的规则来检验定理，进而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正如赖欣巴哈所言：“哲学不过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逻辑分析，归纳逻辑应当是科学知识合理性的根据，理论之被接受……是以事实到理论的推论为基础；这个推论不是演绎的，而是归纳的。所给予的是观察材料，观察材料构成确定的知识，理论是通过确定的知识被证为有效的。”[1]值得一提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注重把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作为科学合理性标准，并没有考虑科学发现中的历史、社会和心理因素。紧随其后，批判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随者虽然在划界标准、科学逻辑的性质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有着严重分歧，对他们的意义标准并无兴趣，排斥归纳逻辑，但他们的科学方法论仍然是科学逻辑，只不过是比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更强的演绎逻辑而已。同样，他们也没考虑科学发现范围内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学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学哲学的首要原则就是选择一些方法论原则，以构成全部科学研究的说明性工作的框架。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人们就应该可以把科学展示成具体体现这种科学哲学的各种原理，并且是根据它的教诲而发展的某种过程。只要人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根据哲学来表明科学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确立在科学方法论原理上的工作称为“合理性重建”或“内在的历史”。同时，拉卡托斯认为给社会学家预留了一个角色，让他们以“外在的社会史”来解释理性主义无法说明的非理性的残余物。拉卡托斯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①内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学发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说明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对于外在史来说，内在史具有一种重要的优越地位，外史不过弥补了存在于合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属于“病态”社会学研究，亦即科学方法无法充分说明的所有问题，就移交给社会学家进行研究，进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说明。拉卡托斯说：认为科学的内在的历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历史是第二位的，因为外在的历史之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内在的历史界定的。外在的历史要么对速度、位置、选择性等以及对人们根据内在的历史解释的各种历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说明；要么在历史与人们对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时，提出对这种不同之发生原因的经验性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们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中，把科学合理性与进步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进步的理论选择。科学进步则表现在一个理论总体解题效力的提高，即尽量扩大已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同时尽量缩小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范围。同时，劳丹对“认知社会学”提出了警告：“我们若要研究科学的合理性的社会背景，必须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2]230在他看来，科学的合理性只是意味着整体上遵循科学的方法，并不是说科学家的行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强纲领SSK的原则不能界定一个值得承认的科学实践方式(即知识社会学)，它对科学实践的说明也不能用于说明它自身。劳丹希望社会学家扮演着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与思想史和认识论完全不相干的科学的非认识的社会学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划界原则的前提条件下进入认识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建议社会学家遵循一种“外理性原则”。按照这种方法论的约定，“当且仅当那些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解释时，知识社会学才可能参与对信念的解释。”[2]217这种思想史家与知识社会学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顿·史密斯[3]的支持。牛顿·史密斯认为，至少存在关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说明，可以用来决定一个确定的信念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数科学哲学是“内在”于科学的认识论之中，区分了科学知识的标准、证据与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的社会因素之间的区别。在社会学内部，由罗伯特·默顿所确立的规范的社会学传统，目前仍然在美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科学，但坚持科学制度与规范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拒绝社会学介入科学知识的成功内容。默顿学派一直关心的是科学工作是怎么样在制度化与文化中体现出来，恰当地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脱离了已有的社会规范。

面对着科学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务，布鲁尔与巴恩斯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对知识内容在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强烈不满。为此布鲁尔提出了对称性原则。对称性原则是布鲁尔强纲领的核心[4]，其具体内容是同一类型的原因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对称性原则坚持，无论真的还是假的，合理的观点还是不合理的观点，只要它们为集体所坚信，就全部都应平等地作为社会学的探究对象，都应诉诸于同样类型的原因获得解释。这就意味着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位。从而否定了理性模式，为其科学合理性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寻求合法依据。布鲁尔曾经多次举一个例子[5]来说明这种对称性。考虑两种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个部落中，都有一些人们传统的信念，以及人们普遍接受的被认为比其他理由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达其偏好的词汇。面临着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与另一个部落文化信念之间进行选择时，每一个人都很自然地倾向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对部落的人来说，这些文化传统将会提供可用来对信念的选择进行证明的或辩护的规范与标准。关键在于，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他们的选择与评价像这两个部落的成员的选择及评价一样，是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并不存在着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并且“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种环境中可算作是某种信念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在另外一种环境中会被看作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因此，社会建构主义所关注的并不是“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它所关注的恰恰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原因”的理由。坚持知识与信仰是一回事。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人们只能够依赖于其部落的传统信念来对真理与谬误做出“直接”的肯定。社会建构在社会语境下对科学合理性的一种解读，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内容最终被归结为某一共同体采用的社会文化规范，消除了科学合理性的客观理性基础。正如马丁·霍利斯在《社会对实在的破坏》一文中所言，“强纲领的目的是腐蚀掉人们所熟悉的客观性概念之理性基础”[6]。

布鲁尔的上述观点引发了劳丹与他的一场著名的争论。劳丹认为，不论科学研究的个体还是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构成对称性主题。首先，就科学研究的个体而言，他在采纳某种理论信念之前，必须具体说明该理论信念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基础，用因果关系解释理论信念，通过逻辑推论过程完成因果解释，这样就可成为保证其理性信念的原因。与此相对的，对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释却需要极为不同的解释，因为它们是“由社会和心理行为的直接行为导致的信念”[7]59。劳丹曾举例说：“如果接受某种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结果，那么认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会或经济原因引起的就毫无道理了。对信念Y和Z的接受当然也可能是社会因素在起作用，此时我们可以认为对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会境况的间接结果。但是这并不能用来反驳以下说法：对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说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结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与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关，那么对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说明看来应该根据理性之外的因素来作出，例如该信仰者社会(或心理)的状况。”[2]207其次，就科学研究的群体而言，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产生的条件也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社会存在两个群体：一个是非理性社会，另一个是理性社会。在理性社会中，人们只能在仔细怀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动者(指理性社会群体)自我意识到与自然相关部分的因果联系后才会采纳信仰，这些相互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理性行动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会里，即允许存在认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每个人可以采用独立于任何公共的认知政策的信仰。每个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没有；每个人可以有信仰的证据，也可以没有等等。”[7]62理性社会和非理性社会的信念形成社会机制完全不同，两种不同信念来源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基础，这直接驳斥了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

对上述劳丹论证其不合理假定思想的观点，布鲁尔予以激烈的批评和反驳。布鲁尔认为，劳丹的理性解释模式实际就是“手段—目的计算模型”，该模型不论用于科学研究个体还是群体都缺乏说服力，更无法否定对称性。他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贬低了非理性信念，把非理性信念等同于经历恐吓、贿赂、洗脑或者损伤后的头脑内容。但是，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的产生真的不同吗?布鲁尔认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比不过是表明了“大脑是一个计算的机器”，“理性”表明机器处于运行状态，“非理性”是表明机器中断和失控的标签[8]。机器的运行和中断不过是装置的两种可能的物理状态，这种状态不需要任何先验的评价，“运行”和“中断”的语言体现了对称性原则。布鲁尔还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把对称性理解为“完全因果同质”即同种原因只能产生同种结果。而实际上，同种原因完全可产生不同的结果。

总之，劳丹在这争论中始终坚持外理性原则，坚定地捍卫科学合理性理论。而布鲁尔则一直坚持要用对称性原则来取代科学哲学中的合理性，平等地看待理性和非理性，主张对所有的信念进行社会因素解释。劳丹在这里不仅强调了知识，而且还强调了知识是真实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像劳丹那样要求把产生真实信念的机制与产生错误虚假机制区分开来的做法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借助了自然来进行的辩护机制。但如果强调的是“制造过程”，那么要求解释产生信念的机制，而不问其认识论地位如何，同样也是合理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布鲁尔认为除非社会约定，否则不会存在着这样一个过程，能够区分出真与假的信念，这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二、以发现的语境取代辩护的逻辑

社会建构与科学哲学之争的关键还在于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之争。科学或更为一般的经验探索，就是利用种种手段去发现世界可能是如何，但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出现，得服从具有权威的哲学判断，以确保是合理的知识。科学哲学本身就具有某些毫无疑问的评价标准，如一套先验的逻辑范畴，无论是在康德意义上，还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这套规范都是无时间性的。

社会建构主义关键点在于拒斥这种“第一哲学”，他们认为，首先，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的区分是非常难以进行的；其次，有关劳动分工的问题，也即科学家的工作在前，哲学家的工作在后。这特别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工作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们趋向于把科学哲学视为一种在时间上后继，是寻求对“完成了的”陈述系统的永恒的评价标准。再次，它还会产生出科学家自己在评价他们工作的角色与权利的问题，因为它同样把评价权威置于科学家之上，以致蔑视实际的科学工作者的能力与决定权。

社会建构主义还认为，作为一种合理的论证的辩护模式，消除了科学研究实际上所涉及的艰苦工作。在具有逻辑重构特征的论证被形成之前，(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几乎所有的艰苦工作都已经完成。但对哲学家来说，论证是很有规则的，它并不会显现科学家实际上所显现的工作步骤。这种重构或许可能表明我们外行人能够接受的科学结论，但这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理想化了认知活动的概念。如果认为这种重构代表着科学家在制造知识过程中的实际推理，那么这与科学家的实践的认知活动无关。

这种区分还具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对发现的(逻辑)理性的明确拒斥。逻辑实证主义视发现的过程为随意的、偶然的、神秘的或幸运的。因此，科学哲学倾向于放弃对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者说其他探索者感到需要进行研究的实际场所的混沌状态的语境。获取带有真理主张的理论的科学家本身就是人，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社会与历史环境中获取了他们带有机遇与幸运的成果，但科学哲学家总是要施展他们的想像力、理论与实验方法的严格性来制止这类混乱的语境，他们所制造的理论能够被合法化与建构为真理的命题，他们为科学家制造了带有彻底简明与确定特性的逻辑的评价标准。

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发现的语境，就像语境自身一样，是不能被化为经验的。但对辩护语境的分析却给形式逻辑以特权。“赖欣巴哈有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的区分的要点在于有关科学数据产生的信息是无关于对这些数据的评价的。”[9]还有另外一种区分，即“内部”与“外部”之分，内部被确定为逻辑的，而外部被认为是经验的或甚至非理性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突破点就在于寻求发现中逻辑的作用，寻求辩护中的科学合理性的产生的社会致因。这样，逻辑在发现中就具有作用，社会与心理的因素，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价值”在辩护中也就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价值”一词的引入，两种语境的区分中的问题最终显露出来：传统的科学哲学所持有的发现的与辩护的区分，目的在于强调上述“价值”对理论的评价(规范标准)的无关性。规范并不是来自于经验的结果：两者间有着一个无法逾越的界线。两种语境的区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教条。社会建构主义否认这种鸿沟的存在。因此，从一开始，强纲领SSK与科学哲学的对抗，甚至超过了它与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的对抗。强纲领SSK要求用社会学来取代科学哲学，正如斯奈扎克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尔不断地把传统哲学及其‘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目标。强纲领的整个事业就是特别关注于用社会学来取代所有的传统的认识论，继承了被称之为哲学的所有主题”[10]。

科学哲学家认为观察与推理对辩护是关键的。社会建构主义声称，当他们把观察与推理置于其真实的语境之中时，这些实践看起来并不像是哲学家所归属的辩护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家不仅是在观察；他们在特殊的场所，为特殊的目的而设计与操作特殊的实验，他们用特殊的测量仪器来计算特殊的样本，他们为特殊的田野研究选择特殊的场所。科学家并不理性；他们解释观察与实验，他们支持或批评猜测或假说，他们推理出结果，他们把模式扩展到新领域。在他们进行的所有活动过程中，他们有着多种理由来进行一种特殊的选择与决定，理由包括可行性、可能的应用、审美价值、其他同事的利益、可能的消费者的利益、对形而上学与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些就是包含在“社会”大伞下的各种因素。社会学家主张知识生产就体现在这些混合因素之中，意味着这样的实际实践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脱离了在哲学描述中的理想，知识并不具有传统哲学所描述的那种优越性。

三、以建构论取代实在论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在波普看来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并且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科学方法论中寻求答案，因为，方法论可以解释科学在提供有关自然的可靠而有效的知识方面的优越性。在波普以前，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通过经验积累的经验证据来为理论做出辩护，科学家运用确定的事实来证实理论，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科学就在向真理迈进。波普意识到，这种实证主义的策略会因为归纳问题而搁浅。因此，他更偏向于证伪而不是证实，用猜想代替了确定的真理。科学通过大胆的猜想与严厉的批判而走向真理。科学家从问题出发，走向逻辑概括与基本语句，这些理论概括与基本语句在原则上都是可反驳的。猜想越大胆，科学(客观知识)进步的速度就越快。科学必须接受严厉的判决性实验的检验，尽最大的努力去反驳理论。没有什么理论能够被免于批判。因此，科学不是证实的游戏(寻求与普遍的理论相吻合的证据)，而是反驳的游戏(寻求证据来反驳它)，科学理论不是确定的真理，而是更加大胆的猜测。波普的证伪主义为区分科学语句与非科学语句提供了一个划界标准。对波普的划界标准，柯林斯认为其问题集中在证伪性的经验证据是否具有可重复性这一点上。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作为一个逻辑条件，而证实与证伪却是实际的观察与实验的过程，波普与柯林斯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证伪是用直白而清晰证据去反驳理论，还是说证伪过程具有解释的模糊性，只有通过复杂的社会磋商来解决。此时，哈里·柯林斯提出了所谓的“实验者回归”的问题：最著名的论证出现在其《改变秩序》一书所讨论的韦伯对引力波探测的实验中。最初的发现刺激了大量在实验上“重复验证”的努力，包括许多物理学家努力建造的“引力波探测器”。结果是一组类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探测实验，其中有一些肯定的结果，另外一些是否定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引力波是否已经被探测到的问题同样也是实验是否有能力的问题，什么样的探测器被正确地设计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了引力波是怎样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能说什么样的实验是有能力的，什么样的探测器是好的。如果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实验是能胜任的，我们就能说引力波是什么样的。这样，在柯林斯看来，并不存在严格的标准来判断一种合理的实验结果或者一种好的实验仪器，所有评价仪器的标准依赖于仪器在实验中所产生的结果。这样就导致一种实验的循环：好的实验仪器只有通过其获得的正确结果来定义，而正确的结果只有用好的仪器才能获得。柯林斯坚持认为这种不正常的循环总是要困扰任何实验者。这就是“实验者回归”。在实践中，这种回归是通过科学家之间的谈判来解决的，并且这种谈判并不依赖于任何认识论的标准，而是靠解释学的力量来解决的，特别是由参与这场争论的科学家盟友与其敌人所组成的“核心群”的磋商过程。“核心群”成员的活动，是运用“磋商策略”来打破实验者的回归，其结果是形成各方都感到满意的“适当的科学知识”。正是“核心群赋予社会偶然性以方法论的正当性”[11]。这就不仅对实验证据的确定性，而且对其合理性也产生了怀疑。因此，实验并不能为科学知识提供任何合理的基础。所以，在柯林斯看来，正是科学家之间的谈判，而不是自然界本身决定着什么作为一种有能力的实验，决定着什么才能算作实验结果，因此，这项研究对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提出了挑战。确定某些实验是否重复、是否可信，这仅是权力的显现，是一种文化与修辞的游戏，结果，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就成为科学家之间磋商的产物，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

总之，20世纪70年代布鲁尔提出了强纲领之后，标志着科学哲学出现了社会学转向，传统的科学哲学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应该承认强纲领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这主要因为它突破了传统哲学预设的自然科学知识内容不可被社会学家碰的，打开了科学知识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了科学知识的广阔的社会与文化的分析语境，正确地看到了社会与文化因素是真理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但是，它夸大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社会因素是首要并且是决定性因素，而自然科学知识是科学内外的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科学知识是由人们借助于权力与修辞手段社会性建构出来的；在这建构过程中，自然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几乎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贬低甚至完全忽视自然界作用的做法，就切断了知识与物理世界的联系，显然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也没有给科学的内在逻辑留下位置。正如曹天予所指出的那样：“在对科学知识的实际产生和演化过程的分析中，一旦自然状态的基本作用被社会语境所取代(在这种社会语境中研究资源以一种特定方式被分配)，那么一些认识论术语，诸如实在论和相对主义，应该相应地用社会术语所取代(诸如由某些研究资源支持的最容易得到的证据等)。而这必然导致去消解科学的合理性思想，而科学合理性思想是不可分割地与揭示自然奥秘联系在一起。”[12]因此，对科学哲学中传统问题的探讨，我们不光要重视社会维度，也要更重视自然维度，不能顾此失彼。当然，我们也不赞同科学哲学中的反映论传统，我们应该从理论走向实践，从表征走向干预。这种实践的科学观它包容了诸如自然与社会、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物质—精神、可说—不可说等一系列矛盾的辩证运动，实践范畴因而具有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过程客观性。科学实践中所融入的所有的异质性的文化因素都在实践的开放性过程中历史性地注入科学实践的过程，并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制造出科学。这一过程并不是把某些因素强行地化归为单一要素(如化归为自然，或化归为社会)，而是一种辩证的综合，科学是在各种异质性要素的辩证的综合的语境之中突现出来的。

摘要：社会建构主义以其激进的姿态向科学哲学提出了挑战，目的是要用社会实在论来取代自然实在论。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对称性取代合理性、以发现的语境取代辩护的逻辑、以建构论取代实在论。

关键词：社会建构；科学哲学；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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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经典实用主义以社会科学介入现实问题的解决，从而形成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实用主义真理观：为信仰服务。对一个命题的判断通常有真假两种结果，实用主义学者的评判标准不再是“符合论“”融贯论”或是“多余论”等，而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一致。这就意味着只需要谈话诸方在他们共同的信念下认为某一个理论或某一类思想可以达成一致就可以了。在那之后，实用主义被搁置了很久。但最近，甚至是在更早的时候，它又被恢复了它在美国的地位。其实，这是可想而知的。实用主义这次的回归不仅保持着经典实用主义的传统，还带来了新的内容。实用主义的包容性越来越强，可以使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这就不难解释它的生命力。新实用主义的思想主要是以罗蒂为主的后哲学思想。他的思想把许多学科都包容了进来，尤其是文学、政治和道德伦理。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学科有了可以冠以“科学”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时候，罗蒂认为文学、政治或是伦理道德比传统社会科学学科还值得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实用主义，不仅在美国站稳了脚跟，而且在美国的外交手段中，我们可以不断地看到他们的实用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仅是一种功利的、利己的，同时还是开拓的、探索的。二是实用主义研究方向：以人为本。实用主义的魅力是当你使用这种方法论时候，你会感到很轻松，很有效。它的研究永远是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应该与它的理论渊源有关。在实用主义哲学中我们永远都抹不掉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子。这样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或是其他物种都遵循优胜略汰、适者生存的原则，所以我们的研究就会越来越复杂同时也是向上的。在实用主义的思想中，我们同时还能清晰地看到以人为基础，尤其以人的兴趣和情感为出发点的唯意志论的影子。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在实用主义中可以找到。

实用主义很注重的是研究某一问题的兴趣，以兴趣为出发点，便可以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利于达到有效的目的。同样来自于唯意志论的观点，即对人本身的考虑很重视。这点达成共识：“人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进行思考的生物。当我们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那些把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大部分理论原则便不能使用。”因为，研究人类不能仅仅通过对某一个社会背景下的他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推而广之。我们需要在特定的时期、背景、文化中判断他们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语言所表达的观点，而理解这些语言的重点便是语言的环境。因此，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实用主义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个方法会让我们在了解我们自己和周围环境的同时，变得开心、有趣和更有上进心。实用主义方法论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三是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实际且多元。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学派，他们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有些观点属于实用主义的范畴，尤其体现在对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哲学学派一直以来都信奉自然科学研究框架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其实他们赞同了价值中立原则，认为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应该不带有个人感情和价值导向来研究社会现象。”

但无论是实用主义学家皮尔士的科学主义、还是詹姆斯的意识流、还是杜威的工具论都充分地证明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完全客观。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人类的生活习惯或是他们的信仰，都没有办法摆脱掉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能够影响他们的信仰。而生活环境和信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观点在某种社会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另一种背景下则是无解的。比如，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男孩子在路上看到一个吸引他的女孩子，通常会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看着她的眼睛微笑。而对方也会为自己被关注而感到骄傲。如果换个场景，结果就会大相径庭。假如刚才的行为我们在美国的黑人区做一次，估计那个男孩子就难逃一劫。因为在那里的社会背景下认为盯着不认识的陌生女孩子看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轻微的犯行为。因此，我们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找到一种通用的社会行为准则。

在使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社会科学中，有两位学者起了重要作用。第一个人是库恩，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实用主义这个不能体现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提供了成为科学理论的基础条件。因为库恩对那些“反常”的理论提供了自我修正的条件。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在不断地“前进”，但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符合某种严格的逻辑框架就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显然是不公平的。只有当他们的理论内核真正的“坏掉了”，我们才可以宣判这些理论的不可存在性。而在这里，我们认为的内核不能再使用的标准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无法让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就像各大学派一直在争执的主观与客观的区别。第二个人是罗蒂，他的种族中心主义为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方法。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例子，这样的现象在社会实际中比比皆是，还有很多奇怪的、我们无法理解的、可能与某种有关的现象。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群与我们生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差很远的人并与之交往时，又该怎么办？罗蒂的办法是以自己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为出发点，与对方沟通。我认为，这个办法可能不是最快的沟通方式，但一定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我们的信仰和观念不一定要强加于对方，只需要找到可以达成共识的信仰和观点即可。找到共同点会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对方的行为和语言有帮助。

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框架更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问题上并不在意理论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而是否能有效地成为行动的向导、是否能有效地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否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实用主义学家们不在意社会本身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更关注的是现在的生活环境是否是居住在这里的人类想要的，如果不是就听从内心的呼唤，向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努力改造。他们信奉的是这样的信仰，就像爱因斯坦说的“：有很多时候想象力比知识重要，想象力无限而知识有限。”按照实用主义的思想这句话是真的，因为他们还信奉另外一句话，就像皮尔士所说的：“每一个真值的句子都是为某一种信仰服务的。”而在这里，人类的兴趣就是他们的想象力的向导，他们在这样的想象力的条件下探索社会科学，就像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实用主义哲学剖析社会科学是需要我们以人类需求为本，以兴趣为出发点，以效率为落脚点。在这个问题上罗蒂———新实用主义的代表，延续了实用主义探索社会科学的精神，在新时期展现出他与前辈和同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家不同的新特点。

二、新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发展扬帆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似乎越来越不能很好地处理实际问题。一种继承并发扬经典实用主义的新实用主义油然而生。新实用主义继承了经典实用主义的主要精神，即以人类需求为出发点、以兴趣为研究起点、以信仰为真理的判断标准、以效果为检验理论的最终标准。在我们可以找到的参考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实用主义有它特有的理论观点。而新实用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罗蒂。罗蒂的实用主义思想与经典实用主义思想的联系和区别是清晰可见的，尤其他提出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他的后现代哲学思想不仅颠覆了我们对哲学基础地位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给了我们新的视野。所以我们选择对他的观点进行说明和解释，后现代哲学的思想可以基本代表新实用主义的理论特点。后现代哲学思想主要强调语言哲学的重要性。他不太重视经验对哲学的重要影响，而是注重我们的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正像他自己赞同哈贝马斯那样：“交谈理性代替了主体核心理性”。交谈、互动的研究方式，不仅表现出对杜威和詹姆斯的思想的继承，同时也看到罗蒂把研究重点放到了沟通的语言中来。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个人主义与整体论的完美结合。研究社会科学哲学的学者对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并不陌生。尤其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的问题上多少都有分歧。社会学家涂尔干坚决支持方法论整体论。坚持整体论的哲学家必然会忽视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力；而很多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都偏向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非常注重个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忽视整体的作用。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我们需要找到的是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规律或是较为普遍的特征。但鉴于社会环境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我们在此讨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或是整体论就十分不妥。罗蒂在他的后现代哲学中认为：“把个人的自我创造和社会的团结同等对待，是同等有效的。”[5](P47)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他把这个问题的界限弱化了，也可以说他把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分别做了限制性的解释，即社会的发展是由个人做的，但个人的才能和价值需要有社会的发展来体现，在不同范围讨论不同的内容。

二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进一步发展。在上文我们已经对实用主义真理观有所讨论。对于一个句子的真值的判断通常以是否符合某种信念作为标准。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会带来不同的信念，虽说这个会随着该地区的人类的不断认识的变化而变化，但信念还是有较强的稳定性。信念来自于我们对一个事物的习惯性认识或习惯。这种习惯性的行为有时候会带来一定的惰性，习惯于这样认识和行为的人不再会为更先进的发展而劳烦。罗蒂在这里指出了他的有所改进的真理观：真理便是可以指导我们成功的与世界打交道的那些句子所支持的信仰。“成功的”为我们的信仰提出了检验性的标准。较以往来说是不同的，按照他的思想我们需要与世界打交道，每个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是另一处人类需要打交道的对象。打交道时虽然要以自己的信念为出发点，但只有那些可以与对方达成共识的信念才能算是“成功的”。

三是大哲学的概念。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科学时候都很清楚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心理学等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但其实这些学科都有较为严密的逻辑、严谨的思想和他们独有的名词及属性。他们同样是由被系统化了的、抽象化了的概念和定义组成。比如《社会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心理学原理》这类的书籍，它们包含了作为这一学科共同的、普遍的、较为一致的内容。因此，这些学科知识内容与研究方法不同，但它们同样来自于理性的总结和概括。它们的研究对象相对稳定。相比较而言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中人的主观意识参与的较多，对于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的研究理论性更为弱，但地域性和社会背景的限制会更多，这样的研究更加符合实用主义的精神。当然，罗蒂并不局限于对哲学认识论的扩充，还有对方法论的丰富。他更加欣赏用文学批判的方法来与世界和不同的人类打交道。他认为：“实用主义的复兴超过了哲学的界限，还涉及文学的批判、社会政治问题而较少地关注自然科学。”这个思想与罗蒂反基础主义的思想，在逐步瓦解哲学的基础地位，从而更加突出人类情感和交流的重要性，最终侧重于文化及政治的研究。

四是以语言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罗蒂所强烈支持的交流方式和沟通手段都是为了了解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生活，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发生在那里的社会矛盾，最终促使社会进步、生活幸福。因此，语言在他的研究中是关键性的研究对象。这个特点也是新实用主义与经典实用主义标志性的区别。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经典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最重要的是经验；后者最重要的是语言。”这与他的反本质主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罗蒂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找出实际与应该的区别、本质与现象的区别，最终找到实际和本质，而是忽略此问题，找到对话中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是否是我们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意思。

如果想了解对方语言中的真正含义，就要了解表达人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对于研究人员而言便是要了解这其中的差异，为我们的语言环境提供这种差异。找到了差异就找到了冲突，找到了冲突就找到了矛盾。当我们解决矛盾之时就是我们达到共识之日。这样我们即可顺理成章地找到对话中的共同点，进行有效的沟通。不难看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其实就是用文化的思想来丰富哲学的内涵。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一定会在保持中心思想不变的情况下丰富并蓬勃发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承载着历史使命比其他哲学学派对社会科学哲学的使命要丰富、多样并且有效。因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基调就是为解决与人类生活有关的实际问题的。他的检验标准并不是理论的严谨性和思维的逻辑性，而是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可以采用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就像是一本生活百科，它是一种工具书，更是一本洗涤心灵的书籍，它会为我们带来阳光般的色彩。

三、未来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升华保障

基于对经典的和新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特征及其哲学思想的概括总结，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其研究和发展趋势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内容极为丰富。实用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方法论，用它来研究社会科学不难想到它的范围会扩大。这里不仅仅体现在研究内容的扩大，还有研究方法的扩大。从研究的学科内容上来说，经典实用主义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局限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方面。但新实用主义的社会研究已经拓展到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方面。可以说在以后的研究中还有可能拓展到其他领域。只要社会中存在行为和思想的地方，都会是实用主义方法论下所要研究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的发展趋势势必会向着更加注重人的情绪、欲望、梦想等人类特有的方向发展。这与所谈的中国梦是一脉相承的。“梦”就是实现民族复兴、增强民族自信的梦，这个梦是现实的，是可以实现的，推而广之，世界的“梦”也会实现的，关键要立足于“人”。在对这些学科的观点上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并行观点。这些观点可能是相互交织并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因为这是由社会科学的特点所决定的。我们可能会认定某种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它的确为我们的社会问题带来解决方案；但我们很难说哪个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为那些在其他一些社会背景下无法解决问题的理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它存在，就有生存的权利。”从研究学科的方法论上来说，实用主义的理论渊源非常丰富，这就不难看出它的方法论是开放性的。用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的哲学家们都兼有另外的“身份”，因此，其他的研究方法也为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注入了活力。不仅如此。同样是由于社会学科的特殊性，笔者不难看到研究各个学科的学者们同样具有研究他们那个学科领域的方法：比如，教育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也有这一特点，但是社会学科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得几乎是淋漓尽致。

第二“，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灵活的、丰富的并且是包容性极强的哲学，所研究得出的理论也是开放的。一种“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方法来源于詹姆斯意识流原理，发展于杜威的生物体间的互动理论，在罗蒂这里演变成为较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文学批判”模式。但无论是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什么样的载体，最终都呈现出一种“行为———反馈”的模式。与其说是一种对话，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的碰撞，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思想碰撞。这种碰撞是明显的、最直接的交流。有了最直接的碰撞，才能有最深刻的解决方式，解决后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就会达成最有效的共识。这种共识是有益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当然，这样的对话不仅仅体现一种思想的碰撞，还显示出语言对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表达方式，我们要通过语言研究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但同样也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对于语言的研究还会有较大的困难。在苏格拉底时期，我们认为“：如果语词能够完全模仿事物的本性，我们就得到完善的语言，然而世界语言却总是由约定来加以补充。”

洛克对词语的认识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他认为“：一个词语的意义不是要表达这个事物本身，而是要表达说话人的观念”。这样的描述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对话交流的意义本身就在于要有效沟通，达到基本共识，在有限的范围内找到社会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本质。而洛克这样的解释与新实用主义的“词语的意义仅限于对话范围内”的观点是一致的。很显然，这样的研究方法将会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社会科学的主要指导思想。“科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神秘的词语。很多非专业人士感觉它离人类生活和日常活动很远，因为，当我们一提到“科学”一词时，首先想到的都是难懂、生涩的专业名词，严谨的理论思维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那些只有为数极少的人才有天赋碰触到的神秘领域。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按照实用主义的思路分析，首先，很少有人对那些领域感兴趣；其次，那些领域的专有名词当下记得，因为不常用所以随后就忘记；再次，能够有严谨的逻辑一定不与繁杂的生活打交道。但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便不再让“科学”神秘，他们会使得“科学”亲民化。

“科学”知识本应该为人类生活服务，很多人认为“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科学家们通常会把精力放在理论的争辩中，至于可行性的问题，他们考虑的略微少。”实用主义则不同。他们并不对“现象是否反映本质”的问题争论、也不为“当一个人说话时候牵动了多少块肌肉”这样的问题而烦忧。当他们研究孩子的教育应该着手于他们感兴趣话题的时候，就奠定了这样的基础：要想使孩子们做出卓有成效的事情，兴趣是起点，当他们找到一个感兴趣的话题时，他们自然会为成功找到最有效的路径，而这个路径就是“对话”，对话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方法论理念把“科学”带到了生活中，而随着实用主义方法论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道路上广泛运用“，科学”就会俯下身子与他的“子民”亲密接触。综上所述，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一个十分有活力的分支学科。它不仅为我们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最有效的“工具”，进而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同时也为我们的思想提供养分，让我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尽可能多地拓展视野。

四、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再也不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有声战争，而是以市场和国民生活水平为主的无声无息、无硝烟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所有的国家都在奋力保卫自己的经济领地并以此为依托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掠夺。这是经济实力的比拼，更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就算没有战火，也要知道战争其实已经悄然开始。这个现实让我们明白，在处理与别国之间关系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我国的经济基础，对他国的实力有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生活在本国的百姓对经济的发展体会最深。因为，经济的发展会给国民带来快乐。怎样能够使国民生活得快乐，同样也是实用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课题。在当今社会，国与国之间也需要“对话”，但首先我们要站在同一个对话的平台上。那么，平台的高低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实力。具体而言，涉及到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两个方面。然而，怎样才能做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对市场自身发展既有约束又有自由，也就是宏观调控怎样才能做到不对市场自行发展进行过多干预。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国民幸福和快乐。

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也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国富论》还是《经济学原理》都体现着这一研究目的。而我们的经济理论指导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实践来完善经济理论。无论怎样，经济理论是一种方法，它告诉我们要切实发展，以国民生活的幸福感为一切理论研究和政策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发展即开放，我们同样要抱以开放的态度来发展经济。例如，区域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大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从来都是国家严控的范畴。但是我们很清楚，多种方法的比较才能为资源开发选择到价值最大化的方法。这就需要政府抱以开放的态度来接受私人或团体优秀的经营理念。与此同时，我们深知资源是有限的，重商主义不能完全流入资源领域，这就需要宏观调控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该行业进行调控。无论用怎样的方式，我们都要在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下努力发展经济，国家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保证经济体系健康快速的运行、其实我们都已经体会到这样的好处。在这种既有外界压力，又有内在需求的环境下，深入研究经济理论更加有必要。

所以，在不久的将来，实用主义方法论会渗透到人类的各个生活和工作的各个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无论是具体生活实践还是公共政策制定。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会研究出更多的有利于人类快乐、幸福生活的方法。

社会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社会心态是我国转型时期依据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境状况和发展趋势提出的概念。目前，社会心态在我国党的文献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已被普遍使用。学术界从不同的学科背景界定了社会心态的内涵，较有代表性的是杨宜音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杨宜音的社会心态概念突出了社会心态的社会性、整体性和群体性。哲学视域下的社会心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群体在需要和价值观的支配下，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社会心理反应，是普遍的、大众的社会心理态势。社会心态是潜在的，它通过人们的思想舆论、情感、行为表现出来。社会心态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是联系非常紧密的概念。普列汉诺夫谈到的社会心理也包含社会心态，只是他没有做社会心态与社会心理的区分。他指出，“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感性阶段，是指在特定时期、特定民族和特定阶级、阶层广大民众中普遍流行的，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地形成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的精神状态，包括各种愿望、要求、理想、感觉、观念、情绪、习惯、风尚、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和社会性格等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种‘日常意识’。”社会心态与社会意识的具体关系也是正确把握社会心态内涵的重要方面。社会心态是社会意识的初级和感性阶段，社会意识是社会心态的理性形式。影响社会心态的因素有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主要指社会存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心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受社会存在影响和制约的。社会存在是社会心态最根本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存在就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主要包括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活方式(交往、消费、就业等);自然环境、社会制度体制等。从根源来说，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心态都是由这个社会的特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心态。主观因素包括人的需要、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等。人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动因，也是社会心态形成的动因。“人的需要就是人感受到自身内在的物质或者精神上的缺乏，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而对于外界事物的摄取欲望和要求。”人的需要在某一方面处于不满足或匮乏状态，会在心理方面做出反应，进而影响人的行为，这是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动机。人的需要的主要内容有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人的需要又分为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人的需要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是人在历史活动过程中满足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人的需要也不同。而且这些需要都具有现实的社会性，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的。在需要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特定的利益关系，需要和利益都是形成社会心态的直接动因，任何一种社会心态的形成都能从需要和利益中找到原因。价值取向是社会心态的重要影响因素，价值取向是主体对于客体的有用性和意义认识的思想倾向，社会心态的形成、变化和发展也受主体价值取向的影响。在特定需要和利益的支配下，什么对于个人和群体是有意义的，受个人和群体的价值取向影响，正确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心态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社会存在、人的需要和价值取向三者相互结合形成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特征，社会心态就是在这种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形成、变化和发展的。分析上面三个要素对社会心态形成的影响，主要是为分析当前国民社会心态提供哲学方法指导。

二、转型时期几种典型的负向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是在社会存在、人的需要和价值取向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对当前我国国民社会心态的把握就要客观地分析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也就是对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生产关系、生活方式、人们的现实需要、人们的价值取向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历史地把握我国社会心态的现状及其成因，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调适路径。我国历史方位的特点决定了国民社会心态也出现多样化的特点。转型时期，我国国民的社会心态总体上是积极的和良性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国民的民族尊严感和自豪感也有了很大的提升。随着国家对民生问题的日益关注，对困难群体的支持和帮助逐渐加大，人们对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心理认同逐渐增强，多数人能够理性平和地面对现实，能够客观理性地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并以积极的心态去改变现状，开创未来。社会心态从多个侧面真实地折射着社会风气，更深层次上反映着人们的理想追求、精神状态。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各种体制又处于转轨时期，改革发展过程中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利益诉求多样化，社会矛盾加大，思想文化混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国民的社会心态也会出现多样化和复杂化，负向的社会心态和精神疾病发病率迅速攀升。负向的社会心态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会影响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生活，也会影响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本文认为当前国民负向的社会心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迷茫困惑。

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变化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迷茫和困惑。这些迷茫和困惑主要有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迷茫，理想和信仰的缺失。传统价值系统的消解和现代价值系统的缺失，造成了转型时期的“价值乱象”和“价值真空”，现代人在“物”与“权”的诱惑下，很难分得清楚哪些观念是科学的、哪些是不科学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是的、哪些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转型时期社会心态的迷茫困惑还表现在理想和信仰的缺失。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对这些问题如果缺乏理性的判断和科学的分析，就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信仰。分析当前我国国民迷茫困惑社会心态的产生根源，从客观方面来讲，是转型时期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必然结果。一般来说，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社会交往越频繁，生活样式越丰富，个体自我意识越发达，主体的价值取向就越多元。经济的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日益频繁，造成了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从主观方面来讲，我国原有的价值体系正在消解，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主客观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我国国民的社会心态在一定程度上的迷茫困惑。社会心态的迷茫困惑不仅影响个人的发展，也会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精神动力的形成。

2．浮躁焦虑。

浮躁焦虑是当前我国国民负向社会心态的又一个集中体现。浮躁焦虑，就是心浮气躁。浮躁焦虑的社会心态集中体现在个人日常生活领域的行为活动中。比如，公共生活领域中的摩擦和矛盾日益增多。网络经常曝光的地铁和公交等公共场所的民众冲突和摩擦;一个群体内部一些利益集团对他人的人身攻击和造谣诽谤;公共场所的大声喧闹;各种各样的炒作现象。这些看似是文明和道德的问题，实质上是浮躁焦虑的社会心态的外在表现。浮躁焦虑的社会心态还表现在日常生活领域里的休闲娱乐的感性化和非理性化。近年来，、、吸毒等寻求感官刺激的社会丑恶现象也折射了民众浮躁焦虑的社会心态。浮躁焦虑的社会心态在人们的消费生活领域主要体现为炫耀性消费、攀比性消费和过度的超前消费。在消费中盲目地追求品牌，比如，当前国民对国外品牌的盲目追求。浮躁焦虑的社会心态在社会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发展中盲目追求GDP，忽视人的全面发展，“政绩工程”等急功近利行为。浮躁焦虑的社会心态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物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凸显了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的物化，人的物化主要表现为物质本位的价值取向。物质本位的社会价值取向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恶化。人们在“金钱”和“权力”驱使下变得心浮气躁，焦虑不安。浮躁焦虑的社会心态产生的直接原因有物价上涨、就业难、看病难、交通拥挤、家庭纠纷、婚姻问题、疾病问题、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等基本生存问题;工作压力和竞争压力大、人际关系紧张、工作环境差、工作时间长、子女教育等问题也会产生焦虑的社会心态。以上两个方面主要是从客观环境来分析的。浮躁焦虑的社会心态产生的主观原因是理性思维和判断能力的缺失以及不善于自我调适等。我国传统文化中较注重伦理道德的教育，国民在科学理性素养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尤其以哲学的思维来看待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心理问题还需要加强。在我国各种类型的教育系统中，社会心态调适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还较缺乏，这些都是造成浮躁焦虑社会心态的主观原因。

3．消极失落。

消极失落是由于社会成员在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产生的消极社会心态。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激发了人们积极向上的活力，当前国民社会心态总的发展态势是积极向上的和正向的，但是，消极失落的社会心态也广泛地存在于各类群体中。对于社会精英阶层来说，基本生存需求已得到满足，他们较注重人生价值和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等精神层面的追求，渴望社会的民主、公平和正义等价值追求。当这些群体在自我发展时不能得到合理、平等和公正的机会时，就会产生消极失落的社会心态。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来说，这种消极失落的社会心态更为普遍。“长期处于低社会阶层的人在预期与现实的距离长期得不到拉近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对社会不公平的看法，体会到一种人生的‘挫败感’。”如果消极失落的社会心态长期得不到社会的帮助，往往会激化为对社会的怨恨情绪。“仇官”“仇富”的社会心态就是这些怨恨情绪的典型反映。这些消极失落的社会心态产生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由于社会不公平和不平等的社会管理制度机制引起的，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制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应特别加强社会不公平问题的解决和关注，以防止消极失落的社会心态演变为群体性怨恨。

三、国民社会心态的调适路径

党的十报告明确要求“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自尊自信是个人、群体或者国家对自我的肯定和尊重，是对现状和未来预期发展目标充满信心的心理状态。理性平和，是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客观地分析事物，不盲目、不浮躁，以平和、宽容的心态解决问题。积极向上是从行为方面表现出来的务实进取、努力拼搏、执着追求的精神状态。从当前的现状来看，国民的社会心态在总体上是正向的，但迷茫困惑、浮躁焦虑和消极失落等负向社会心态也广泛存在于各个社会阶层和各个群体中。国内外学者针对负向社会心态提出了一些具体调适方法和路径。弗罗姆针对“社会的病症”提出了通过爱的宗教和建立公有的社会制度来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针对当前我国存在的几种负向社会心态应采取以下调适路径。

1．增强国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培育自尊自信的健康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社会心态都集中反映了特定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这些成就增强了我国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了个人的自尊自信的社会心态和人格力量。但是，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富差距、公平公正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很多，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国民自尊自信的社会心态的形成。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的影响下，国民很容易产生迷茫困惑的社会心态。因此，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引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我国国民的自尊自信社会心态。

2．消解“金钱至上”和“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以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引领社会风尚。

任何一个社会的负向社会心态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和文化根源。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正面临着由传统向现代、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三者的转型与发展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哪个方面滞后都会阻碍其他方面的发展。市场经济人的存在方式是建立在物的依赖基础上人的独立性存在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同时，也使人物化了，“金钱至上”和“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个人的价值取向，“金钱至上”和“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在社会心态上主要表现为浮躁焦虑的社会心态。因此，在社会价值取向方面，应消解“金钱至上”和“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个人价值取向方面，消解“拜金主义”价值观，确立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协调发展理念，实现个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3．消解“权力至上”和“人情关系”的思维方式，确立公正合理的社会管理运行机制，激发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在人民日报微博推出的“我期待”系列调查中，回答“让社会更和谐，你最期待”的问题中，有50%的人选择“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人们之所以期待社会公平正义，主要原因是传统文化中的“人情”观念和“权力至上”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以“潜规则”的形式在各个角落进行着暗箱操作，阻碍着民主、平等、公正等现代价值观念的运行。因此，我们应从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进行根本变革，消解“权力至上”和“人情关系”的思维方式，确立民主、平等、公正和法治等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尤其重要的是确立民主、平等、公正和法治的社会管理运行机制，确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保障国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尽享人生出彩的机会。

4．加强多层次、多渠道和多元化的社会心态疏导机制建设，培育国民健康社会心态。

上述三个方面主要是从客观环境方面着手来调适社会心态。健康社会心态的培育也要从社会、群体和个人等主观方面努力，加强社会、群体和个人社会心态疏导机制的建设和疏通方式的创新。健全和完善社会、群体各个层次的心理疏导机构的建设，创新方式方法，以人文关怀的精神加强社会舆情的监测、疏导。通过多渠道搭建民间疏导、沟通和互动平台。比如，杭州市的“和事佬”、上海的“老娘舅”民间调解组织、深圳市的“情感护理中心”等平台在化解群众纠纷、人民的诉求表达和个人的心理疏通等方面有了很大的实效。在个人社会心态的自我调节方面，提高国民的精神修养和综合素质，尤其要培育国民的理性思维和判断能力。有效引导国民增强自我心理疏导意识，掌握自我心理调节方法，提高自我心理调适能力，通过改造自我“小环境”增强内在精神动力。

社会哲学论文范文第7篇

“以人为本”是我们的时代主题，这是一种理念。“以人为本”中的人是对象，本是原则、理念、要求。人有三层：个人、群体、人类；本有三义：相对人对物的依赖，把人当主体；相对人被边缘化，把人当作依据；相对把人当作手段，把人当作目的。因此，它要求我们尊重人、关怀人、为了人。马克思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以人为本”之所以是时代主题是因为以前我们对人的关注不够，对人的尊重不够，构建和谐社会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并为实现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以人为本”是人自由地占有自己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社会关系的总和。和谐社会为人的交往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人的交往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人的关系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地增加了，人的本质越来越丰富了，更重要的是人的关系是和谐的。“以人为本”为了人，从人出发不断推动人的发展。这是一个人不断自我超越、不断实现自我、不断获得自由的过程，只有这样才使得“以人为本”不至于空洞化，不至于是一种宣传和口号。

2.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前提。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社会的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人对自然资源的盲目的无限制的掠夺，必然会造成自然资源的枯竭，森林的破坏和减少，土地的退化、荒漠化和沙漠化，水资源的减少和污染，最终导致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恶化。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如果不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不但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自身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3.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不断提高的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何解决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呢?就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现在看来，我们社会上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财富的最大化就是要把蛋糕做大，分配的公平化就是要把蛋糕分好，蛋糕做大是前提和基础，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把蛋糕做大。但是，同时不能忽略了公平问题，不能忽略公平分配问题，要把蛋糕分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有两个基本的执政能力，一是把蛋糕做大，一是把蛋糕分好。共产党人执政既要有把蛋糕做大的本事，还要有把蛋糕分好的能力，执政能力应当有机地包括这两个方面。

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因而也是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丰题，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社会矛盾、矛盾性质、基本特征及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方式和机制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这对于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并进一步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党自建党以来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一贯地明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哲学，它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换着研究的重点或主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本身却是相对稳定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去讨论理论创新，要从理论与实际、继承与发展的结合上去理解或解读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新理念和新思想。

5.总结

社会和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要求矛盾的双方或矛盾的多方在运动过程中能达到并保持多赢或双赢的局面。具体说，就是既要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既要达到内部各阶层、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和谐，又要争取外部世界格局的和谐发展；既要培育微观的各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和谐发展，又要促进宏观的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既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子系统内部的和谐。又要形成各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之共同发展。“和谐社会”这一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的和谐。造就和谐的人的个体，就是要使一个人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能合理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做到融人自然、融人社会、融人集体。集体和谐是建立在个体和谐基础之上的，社会的和谐也有赖于人的和谐，即社会发展是以人为主体的，人的发展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三是社会分工的和谐。社会分工的和谐包括社会各类人员的比例构成的合理性、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社会效率的增长性和社会地位的公平性等。

“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既是对我国一段时期内社会发展目标的科学设定，同时这一理念的提出还在哲学上有着深刻的意蕴。“和谐社会”理念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发展新条件下的科学阐释。这一理念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和合精神”，批判地吸收了西方分析社会发展的理性主义传统，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发展的理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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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瑶瑶,李明元.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综述[J].实事求是,2006,(03)

摘要：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华夏大地上奋笔书写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华丽篇章，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新世纪新阶段，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命题，赋予和谐社会新的时代内涵，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智慧、历史眼光和理论创新勇气。为此，本文首先讨论了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着“以人为本”的时代主题，接着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最后做了总结。因此本文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实际应用。

社会哲学论文范文第8篇

旧哲学对世界的理解是抽象的。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世界的实在性。这不仅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也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对世界的抽象理解，真正将哲学理性思维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将理性思维的真理性建立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活动，意味着对哲学功能的全新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再以抽象的形式呈现，哲学理论也不再玄远。因此，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变革中，哲学功能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

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作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以之为对象的理论批判的具体性，可是，具体的理论批判也总是因其具体性而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纬度并不以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阶级关系为分析基础，而是以人的整个活动以及活动的历史变化为分析基础，因而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阶级对立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向一般的人类活动方式的转向所造就的现实生活世界——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活状况。这一社会批判也不同于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市场交往关系的分析，而是要通过这一分析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及其克服途径。如果说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因其依据于早期市场经济的经验而遭到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冷落的话，他的社会批判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关注和尊崇。当然，无论冷落还是关注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是以更为全整的人类生活世界为批判对象的，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因而也蕴含着更为深远、更为本真的哲学批判精神。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政治分析中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成为思想史，但是，他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所进行的批判却仍然在书写着未来的思想史。

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还有其客观的原因。与19世纪相比，当今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以之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和竞争的有序化和理性化大大增强，政治和统治的民主化和透明化日益明显。这意味着，作为马克思经济批判和政治批判的批判对象的生活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可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当今时代，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状况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在不断以新的形式继续扭曲着人类的生活世界。也就是说，作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对象的生活世界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愈来愈以更加真切的方式成为这一批判对象。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变化的具体内容却大不相同，因而，马克思的不同批判与不同生活领域之间的契合性关系也不完全一样，必须加以具体分析。从经济领域看，20世纪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施行高福利政策和国家干预政策，逐步将早期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无序竞争引向了国家控制之下的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虽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垄断不断增强，贫富差距依然在拉大，但由于有强有力的政治国家干预的存在，就可以利用所得税、遗产税等手段对之加以制约，使经济上的不平等维持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同时，在这样一个改良了的经济运行体系中，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更多社会成员以持有股份的方式拥有了对企业的抽象所有权，从而改变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关系结构。从政治领域看，上述经济关系的改变实际上就意味着阶级关系的改变，这种改变导致阶级对立的弱化。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传统的产业工人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级，以白领阶层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工业无产阶级在逐渐地消失。当代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显然是马克思的政治批判和经济批判所没有涉及到的。可是，如果把市场经济社会看作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和领域合一的完整社会形态，同时把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批判看作是一种社会历史批判的话，我们就会对近代以来的人类生活世界和马克思对这一生活世界的哲学关怀产生一个全然不同的认识。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确突破了自由市场经济阶段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可是，从社会的宏观层面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是综合的社会问题。在当今的西方社会，福利国家的政策和国家干预主义已经使政治国家成为一架高度官僚化的机器，它按照一整套工具合理性的原则将社会生活整合起来，压抑人们对内心自由的向往，抑制个人对生存意义的渴求，制造出一个庞大而又不断增长着的“利维坦”。这并不仅仅是经济效率的降低和官僚体系的膨胀，而且是整个生活世界的异化和人类文明的危机。这是一个关乎到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世界的存在状态的根本性问题。19世纪的马克思正是从对人的自由问题的关怀出发，对他所处的生活世界进行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的。

社会哲学论文范文第9篇

一、把握和利用事物的普遍联系以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

1.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广泛和谐的社会关系

实现公平正义是全社会的责任，但主要责任在政府。如果说市场行为是实现效率的主要手段，那么政府行为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手段。我认为，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政府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品（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设施）数量相对较少，不少公共品的质量不高；“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比较严重，权力“寻租”居高不下；政出多门的现象时有发生；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有待提高，决策失误过多。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害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也严重影响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

2.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维护各方面的合理利益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有竞争，要讲究效率，不讲究效率的市场经济不是好的市场经济。市场要讲究效率，但政府要强调公平，前者可以有效地创造财富，后者可以更好地实现稳定，这就要求我们要把公平与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虽然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一定的收入差距不可避免，但我们必须对包括收入差距在内的社会不平等加以必要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

3.健全社会机制，促进社会和谐

机制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完善的体制机制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随着市场经济理念和运行规则深入人心，经由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的高收入和扩大的收入差距，已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引发公愤的是体制外的灰色收入、法制外的黑色收入以及体制内由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非规范收入。这首先要求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

然而，社会公平的内容不只是合理的财富分配，要全面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除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使人民群众享受基本的经济公平之外，还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同时，还必须建立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使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和诚信经营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有效地化解阶层间的冲突。

4.大胆创新，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事物是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往往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法，这就要求我们在解决问题时要大胆创新。深圳市针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在国内首先出台免费办理居住证制度，一方面弱化了“户籍”概念，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传统户籍制度的合理内涵，内存的信息除包含原暂住证所有信息外，还有持证人的社保、教育、医院甚至计生等个人资料信息。按照规定，持证人员在深圳市能够在某些方面享受和深圳户籍人口一样的待遇，包括就医、社保、计生、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出入境、租房等一系列优惠待遇和全方位社会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城乡差别、维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探索出一条现阶段在城市的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之间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的路子。

二、社会公平正义需要坚持矛盾分析法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回避矛盾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党的十七届一次会议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各种矛盾是客观的事实，也是合乎规律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包含的利益关系，不在于人们之间有没有利益矛盾或冲突，而在于如何认识、容纳和化解这些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必然会受到触动，社会不同利益主体随之出现，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也大量出现。因此，要特别注重理顺收入与分配的矛盾关系，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站在统揽全局的战略高度，从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引导和处理各种矛盾。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解决好主要矛盾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极大地增加物质财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大家切实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甜蜜果实。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利益急剧分化，已经到了一个关节点，如果不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努力推进公平正义，使利益分配更多地向困难群体和贫困地区倾斜，就会背离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

为此，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解决这一矛盾，努力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但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公平正义的发展原则，而且采取各种重大的有力措施去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高兴地看到：为了实现教育的公平，现在已全部免除了农村中小学的学杂费，并对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提供资金帮助；为了实现医疗的公平，2007年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加快建设以社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为了实现利益分配上的公平，国家在规范高收入群体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同时，采取了适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制度等多项提高困难群体生活质量的措施；为了消除城乡之间的不公平，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着手解决户口和农民工待遇。

三、建设公平正义社会要遵循客观规律

1.公平正义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公平正义的制度和公平正义感分别属于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任何公平都不是无条件的。在中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的现实情况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必须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来提要求，防止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追求公平，搞超越阶段的急于求成。

公平正义是相对的，它总是相对于某种规则和某种不公平状况而言的，它不否认差别。在人们对自己利益追求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原因，利益占有的多少是不同的，也是正常的。问题在于，人们对利益的占有与自己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贡献是不是对应的。即使利益分配的结果存在很大差异，但如果这种差异是基于公正的制度和程序而造成的结果，那么这种差异也符合公理、道义。

2.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公平实现的方式、手段和程度都不同。现在我们要尽力做的是使“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具体来讲，就是要尽力做到：一是城乡、区域发展二元结构扩大的势头不断收敛，高收入和低收入者比重较小、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扩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确保这个格局的分配秩序逐步形成，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进一步规范，机会和过程公平的分配秩序使分配结果趋于合理，社会全体成员的人均收入水平普遍提高，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取得新进展。二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良性互动，在提高城市社会保障水平和统筹层次的基础上，基本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三是政府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进一步完善，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更加合理，城乡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质量显著提高，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政府职能转变有较大进展，政府的宏观管理、市场调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

四、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公平正义问题

建设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努力的工程。需要提高全体公民的文化、道德、法制等素质，使他们有渴求公平正义的意识、参与公平正义的能力和依法追求公平正义的行为。而满足公民对社会公平的要求，必须具备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好的物质条件。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根本途径，仍然是努力发展社会经济，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为实现更高水准的社会公平正义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另外，公平与正义还涉及社会的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它需要形成是非标准，扶持社会正气，谴责歪风邪气，打击邪恶势力，还需要完善民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保障体系。可见，公平与正义建设工程十分浩大，各个方面很难同时进行。且由于公平与效率在局部问题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公平与效率的暂时性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有时为了追求效率甚至不得不牺牲一点公平，但为追求效率而牺牲一点公平，正是为了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达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偶合。公平正义建设虽然面临许多困难，但作为新事物，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有党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有符合客观实际的各种方针政策和政策。所以，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公平正义的社会就会逐步实现。

摘要：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需要哲学的指导，即要把握和利用事物的普遍联系、坚持矛盾分析法、遵循客观规律，并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公平正义的问题。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受益，才能取得不同利益的社会群体的广泛支持，才能有效地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实现全社会的团结与合作，为实现国家整体目标而努力奋斗。

关键词：公平正义社会；哲学思考；普遍联系；矛盾分析法；科学发展观

参考文献：

[1]黄志强.新农村建设的哲学解读[J].世纪桥，2007，（12）.

[2]田心铭.矛盾分析的方法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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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琼华.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J].山东社会科学，2007，（8）.

社会哲学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N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生命工程。因此，我们必须端正学风，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人民把产生于19世纪4O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思想理论，是经过长期历史选择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了找到一条拯救民族危亡，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与辛亥革命，但最终都失败了。实践证明，无论是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还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不能救中国。中国人同俄国人一样，经历了半个世纪时间，才“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惟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各种各样的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人民作出的郑重历史选择。指出，自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后，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为之一新。

中共领导中国人民8O多年的奋斗历史，反复证明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理论都带有根本性，理论建设都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理论正确，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发展、胜利；理论错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将遭致挫折和失败。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内有两种马克思主义者：一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教导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孟什维克的策略，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因而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左”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认为俄国武装攻打大城市，中国也应走这条道路。另一种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杰出代表。他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创性贡献。他紧紧抓住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主题，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党领导人民正是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实践证明：中国人在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前，革命不免遭致失败；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没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也还是不免遭致挫折；而一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就无往而不胜。新中国成立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比较好地完成了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

后来在长达2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所以先后发生了“”特别是“”那样全局性的重大错误，固然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也是出在理论。如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等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着手解决的也是理论问题。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探索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条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从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全面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重中之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关系党和国家的方向和前途命运。“工程”的第一项任务是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我们党在80多年奋斗历程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理论财富。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活水与源头的关系。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丢老祖宗，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了解和熟悉马克思主义，为此要切实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又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讲出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不断创新理论，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坚持是发展的前提，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发展是坚持的条件，不发展就坚持不住。“工程”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及解决对策，如“三农”问题、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地区差距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工程”的第三项任务，是要编写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教材。教材与专著不同，它的对象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而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大学生。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和现代科学知识武装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不坚持以本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它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坚持不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已是多元的了，但是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只能一元化。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原苏联已有前车之鉴。多元并存与一元主导，几乎是任何一个有阶级社会的共同特征。社会主义是这样，资本主义也如此。

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社会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在有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领域不是真空的，也并不平静。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各种文化、思潮、思想理论应有尽有。重要的是坚持原则，区别对待，正确引导。所谓坚持原则，就是对于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不能含糊。所谓区别对待，就是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和主义应当有所区别。所谓正确引导，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领域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反马克思主义就会去占领。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决不给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以可乘之机。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它的基本内涵是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邓小平曾经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同样，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也有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改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首先，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科建设。这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学科建设。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的理论基础。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社会科学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应通晓历史唯物主义。其次，指导学科建设和处理学术问题，不能采取行政手段，给不同学派贴上政治标签，而必须用学术方式，这就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双百”方针是促进科学文化理论繁荣发展的正确方针。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为的是创造一个适合于科学、文化、艺术和理论发展繁荣的良好环境。古语云：“欲致鱼者必先通水”，这是通水求鱼之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没有“海阔”、“天高”的条件，鱼就无法跃，鸟就不能飞。“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是不可分割的。“双百”方针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二为”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一定要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线，不要把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重犯过去“左”的错误，也不应把政治问题当作学术问题。所谓政治问题，就是反对也要萋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主学科建设搞好，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其它学科的建设。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气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搞清楚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长期坚持；哪些是针对当时历史条件所提出的个别论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过时；哪些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哪些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需要澄清。只有把这些是非界限搞清，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指导学科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还要加强理论创新，用创新的理论指导学科建设。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要有一个好的学风。在1942年时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第一次提出整顿学风的任务。他认为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尖锐地批评了当时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风气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是反马列主义的，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今天重温的这些教导，对我们仍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