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理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5 11:11:25

社会学理论论文

社会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早在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救国救民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1899年,《万国公报》4月号发表了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Marx在我国的最早译名。[1]随后,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社会学说的介绍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和各类书刊。但这段时期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零碎的。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瞿秋白、李达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以孔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核心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参考文献

[1]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62-63

[2]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新趋势——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J].社会科学2006,(1)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展望

社会学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作者:王嘉顺 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学研究中的演绎逻辑类型及其特点

在前文已经提到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检验就是借助于演绎的逻辑,才能够从抽象的理论中得到相对具体的假设,进而通过对假设的检验来实现对理论的检验,但是在降低理论抽象层次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够严格遵循一定的演绎逻辑规则就有可能出现研究假设与理论不处在同一逻辑体系下的情况,如果是那样,就不能真正验证所需检验的理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介绍演绎的两种类型,一个是逻辑演绎,另一个是经验演绎,这两种方法都有一些自身的先天不足。对于逻辑演绎来说,这种方法主要在自然科学中应用,而运用最好的就是数学。数学可以用非常抽象的语言将处在不同抽象层次的公理、概念、定理联结在一起居于同一逻辑体系之下。数学主要是根据一些已知的公理为基础,然后根据一定的演绎规则推理出需要的定理。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也借鉴了这种方法,他们也大致应用这种定理化方式来演绎理论假设,所不同的是他们演绎的基础不是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而是一些暂时假定成立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可能是通过归纳逻辑得到的,也可能是经过前一阶段的检验而获得暂时的稳定性,但是不论何种,都存在各自逻辑方法上的缺陷带来的理论有效性的质疑,因此在应用这些理论来演绎出更低抽象层次的假设时就有可能使研究假设带上理论本身固有的某些缺陷。此外,社会学中的理论都包含必要的概念,而有一些流传甚广的理论中的概念没有被清晰定义过,并且社会科学内部并没有对所有的概念及其测量方法达成一致的认识。但是逻辑演绎的一个优点就是它能从原先那些无法被验证的公设①中推演出研究命题,并且保证这些研究命题和推演出它们的公设处在同一个抽象层次。而对于经验演绎来说,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毕竟不如数学的研究对象那样单纯,社会学不太可能根据逻辑演绎方法推演出如数学那样抽象的命题或者研究假设。所以实际上,社会学的研究者为了能够得到可以被直接观察、直接检验的研究假设往往运用经验演绎的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将理论抽象层次更加降低。在得到研究假设之后,运用经验演绎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将假设中的概念与其变量联系起来,在经验层次上得出更加具体的假设也即工作假设。在得到工作假设这一过程中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操作化,即给概念下操作性的定义,正是通过这一步骤,研究者可以收集到能够反映概念内涵的资料。可以看出经验演绎可以克服逻辑演绎的不足。经验演绎能够将抽象的理论及概念降低抽象层次使之转化成可以被观察到的指标,从而使理论在经验材料中得到检验。并且由于有了具体的指标,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的指标收集所需的资料,从而避免收集资料上的盲从性。但是与逻辑演绎所擅长的相反,经验演绎的缺陷就在于理论中的概念及其变量、指标是处于不同的抽象层次上的。

社会学研究中的演绎逻辑使用通过简单的分析

我们可以在理论检验的初步阶段应用逻辑演绎的方法从既有的理论中推演出理论假设,应用这样的推演方法可以保证研究假设和推演出它们的理论处在同一个抽象层次,从而使理论和收集的资料保持一致的逻辑关系;而在检验的后一个阶段,研究者可以应用经验演绎的方法,在得到具体的研究假设之后,运用经验演绎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将假设中的概念及其变量联系起来,以使理论得到具体的验证。但是还应该看到即使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后,虽然可以解决部分方法上的不足,但是还有些缺陷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中之一就是概念的内涵检定及其变量、指标的确定。某个概念究竟具有哪些维度,不同的维度究竟需要哪些变量、指标来代替是一个理论素养和经验积累的问题。社会学研究中有时需要对某些概念进行测量,而选取概念的哪些维度则要视研究者的需要而定。当然每个概念的情况各不相同,有时是不同的研究者对其认识不同,而对于一些相对比较经典的概念,就算研究者之间已经形成比较接近的认识,但是对于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的界定不清楚,仍然会造成对概念的内涵检定及其变量、指标的确定的不清楚的问题。

社会学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翻译学;理论研究;学科建构;应用研究;方法探索

“社会翻译学”或“翻译社会学”①一说源自詹姆斯•霍姆斯的经典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1]66-79。此后,得益于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孳乳和描写翻译研究的导引,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国内外译学界致力于理论引鉴、体系创新与实践探索,在研究传统、理论立场、学术目标、分析方法和术语体系上的趋同性逐步凸显,学术共同体已初步形成。[2]尽管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其发展仍面临亟需认真思考与应对的问题。为促进中国社会翻译学的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增强本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凝聚力,杭州师范大学于2021年9月24-26日举办了“中国社会翻译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上海翻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国语文研究》《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四家期刊参与协办。论坛邀请国内19位知名翻译学者做主题报告,并开设“新秀论坛”,为22位青年才俊提供展示学术成果的平台。主题涵盖国外社会翻译学研究前沿及启示、中国社会翻译学学科建设构想、社会翻译学理论的中国建构、社会翻译学研究方法论探索等具有前沿性、融合性和时代性的内容。本文围绕中国社会翻译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构、现实应用、方法探索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回顾中国社会翻译学研究的已有成绩和现存不足,进而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一、论坛综述

(一)中国社会翻译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构

理论研究是学科建构的根基,学科建构是理论研究的深入。社会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开阔了新思路。发展新理论应立足学科立场,建立术语体系,廓清研究边界,反思研究意义,在创新驱动下塑造自身科学性,彰显解释力。翻译发生于特定的社会,服务于特定的社会对象,受制于特定的社会语境,必然具有社会性。较之于翻译的社会性,人们对社会的翻译性缺乏认识与思考。傅敬民指出,翻译的社会性指翻译作为社会范畴,以其动态性和社会性内涵满足时代需求,聚焦翻译产品、过程、功能和价值四个层面。社会的翻译性体现于人际沟通交往、知识话语生产与传播、社会发展与进步、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方面。因此,从翻译学研究的学科立场出发建构社会翻译学,是翻译学科发展的必然,当务之急是编撰该领域的奠基之作———《社会翻译学导论》。[3]社会学视角翻译研究建立在社会学和翻译学的学科交叉基础之上,有必要从术语标准化角度对概念进行辨析和正名。对此,周领顺提出以“翻译(的)社会学研究”命名,既能维护翻译研究的核心地位和对象,又能彰显社会学路径和理论视角。他基于批判性视角,辨析了“翻译社会学”和“社会翻译学”的概念差异,探讨了本学科目前存在的研究边界不清晰、研究路径不明确、学科命名不统一等问题。②王洪涛从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论证了社会翻译学的学科称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性质等名实问题,并提出从理论和应用两条研究线路建构社会翻译学。他认为,“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在研究对象上有重叠之处,但出发点、分析方法和落脚点均不同,其研究性质和学科归属自然不同。因此,社会翻译学应作为翻译学分支学科来考量,实现学科建制化,着重研究中国本土的翻译问题、现实问题,以形成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针对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理论建设相对不足、掣制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现状,汪宝荣提出构建中国社会翻译学理论的四种路径和方法:(1)借鉴吸收西方的社会翻译学理论,基于中国翻译实践个案研究加以验证和修订;(2)进一步开掘西方的三种主要社会学理论,从中提炼出翻译分析工具,同时构建解释力更强的翻译理论模式;(3)引入其他适用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构建基于中国翻译实践的理论模式;(4)参照中国社会学理论,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翻译学理论。建构完备的社会翻译学学科体系,应采取“为我所用”的跨学科借鉴与融合模式。基于此,徐敏慧从翻译社会学研究的主题、范式及话语层面论证其学科间性的本质属性。她指出,翻译社会学研究主题包括译者社会学、翻译过程社会学和翻译产品社会学,涵盖从文本到副文本到文本外的广阔领域;研究范式是两个学科的相互借鉴和发展,翻译研究运用社会学的分析工具探讨社会现象,社会学借鉴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历史视角和成果,研究两个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因此,翻译社会学不仅使交叉学科的互动成为可能,也将进一步提升翻译学的学科地位。[4]从以上学者的发言可见,国内学界对学科命名主要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使用“社会翻译学”命名,另一派主张采用“翻译社会学”。从研究对象看,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着重探讨的不是翻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发生在社会系统内部、由社会因素触发、受社会机制制约的翻译现象、活动和问题,“翻译”是翻译研究的本体,是翻译学科立足的根本,“社会学”是翻译研究的视角和途径,是分析工具。从这个角度看,术语切分不应是“(社会+翻译)/学”或“(翻译+社会)/学”,而是“社会/翻译学”。从学科名称的英文表达看,“社会翻译学”与霍姆斯提出的“socio-translationstudies”对应,“socio-”(指“与社会学有关的,涉及社会因素的”)作为前缀修饰“translation”;“翻译社会学”则与其提出的“translationsociology”对应。学科名称尚不统一(国外亦然)反映了本学科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对此现象应多一点宽容。

(二)中国社会翻译学的应用研究

在对社会翻译学进行本体探索的基础上,国内学者采用多种研究路径对翻译问题进行考察。就研究内容而言,应用翻译、文学翻译、口译等领域均尝试运用社会学理论框架。研究路径上,既关注外部研究,即翻译系统的整体运作机制(包括制约和影响译作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机制)及其与其他社会系统(文化、政治、经济和生态系统)的关系;又关注内部研究,通过对社会学方法进行调适,分析文本本身的翻译策略、方法和评价等。余承法针对以往研究的局限性,从翻译传播学视角,结合拉图尔(B.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重新审视译者主体性,指出在翻译传播过程中,译者是原语信息的接受者和阐释者、语际信息转化的把关者、译语信息的生产者和传输者;译者主体性体现在译者与各种社会要素互动时的客观上受限、主观上互动的全过程,包括与翻译传播主体的协商、理解并生成翻译传播客体、对翻译传播媒介的调适、与翻译传播受体的沟通等。韩子满从社会学角度阐释“强军”系列术语英译,指出目前国内存在的多个英译版本未能体现术语的“家族性”特征,且译文过长,不符合术语表达的经济性原则,主要原因在于译者采取了解释性翻译的手段,使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概念失去了“关键词”“核心概念”的特征,损害了译文的传播力。因此,译者应当平衡解释者和把关人两重角色,提高政治意识和国际意识。武光军聚焦我国古代三个成体系的佛经翻译思想:道安“五失本”和“三不易”乃“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的论述,是第一个初步成体系的理论;玄奘“五不翻”等论述,是第一个较为成熟的翻译理论体系;赞宁“六例说”总结和完善了佛经翻译的方法论,可谓译经理论之殿军。他认为,三个翻译理论均成型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层层演进,构成我国古代翻译理论的重要部分。王斌华针对近年来社会对口译职业的认识趋向“工具化”的现象,分析了国际口译研究新动态,从宏、中、微三个层面拓展口译研究的认识论,认为口译不仅是即时的双语加工行为和复杂的认知处理行为,而且是人际和跨语言文化的中介协调活动,也是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文化活动。他进一步指出,社会学理论对于口译活动和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语境的关系具有较强解释力,其运用有助于拓展口译研究的宏观视野。[5]耿强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框架出发,探讨中国现当代语境下的翻译体制问题。他首先区分了“机制”“体制”“制度”“制度组织”与英语中institution的异同,建议用“体制”作为institution的对等译词。他指出“国家翻译实践”视角的缺陷,认为应采取国家间视角并加入社会的维度,从国家与社会的两元结构出发进行中国现代翻译史研究,进而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翻译史分为五个阶段,认为健康发展的翻译局面必须在国家和社会之间保持平衡。

(三)社会学视角的个案研究

从国内研究现状看,布迪厄(PierreBourdieu)反思性社会学理论(reflexivesociology)的“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方法论已得到广泛应用,卢曼(NiklasLuhmann)社会系统理论(socialsystemstheory,简称SST)和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所蕴含的方法论思想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关研究以个案分析为主。王祥兵借鉴布迪厄资本理论中的“文化资本”概念,以《解放日报》副刊的文艺翻译为考察对象,分析抗战文艺翻译对延安文化资本生产与积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6]邵璐从翻译行为者入手,分析贾平凹作品英译场域和行为者资本的变迁,指出中国政府的国家战略支持、海内外民间翻译力量发展及出版社推动,三类资本协同作用,为贾平凹作品英译走向复兴提供了外在动力。[7]郭洋生基于布迪厄理论分析了严译《天演论》的文本内外矛盾性,即严复的西方现代性知识资本与国内薄弱的社会资本之间的矛盾,及其通过翻译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理想与不得不向当时国内封建资本妥协之间的矛盾,种种矛盾决定了严复及其译作的历史命运。李伟荣基于布迪厄实践论,考察学者李辉的译者身份构建,通过梳理李辉勤耕于“作”的文学交际圈与开展翻译活动的社会交往网络之间的关系,挖掘其成为知名译者的文化资本和翻译出版惯习。冯正斌结合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例析贾平凹长篇小说《老生》中的乡土语言英译,认为庞夔夫的英译呈现“务实为主、求真为辅”的译者行为倾向,与译者对中国文学在英美翻译场域的定位及作品与出版资本等相关。他进而指出,为助力中国乡土文学走向世界,译者应兼顾“语言人”与“社会人”的身份,在“求真”基础上融入“务实”之需。朱献珑指出,ANT在认识论上遵循“广义对称性”和“自由联结”原则,为认识翻译的本质开辟新路径;在方法论上提出“异质行动者”“转译”“网络”等概念,为探讨翻译过程提供分析工具。他提出ANT视域下的翻译网络分析框架,并以《四世同堂》英译网络建构为例,考察行动者间的联结和互动。王传英依据社会经济网络的分析框架,分析中国“新科幻”对外传播的成功案例,认为中国“新科幻”得以全面进入英语世界的大众读者市场,译者、出版机构、版权中介商、评论家、译语读者等社会行为体形成的合力功不可没,并建议从原作遴选、传播形式、译品输出共同体建构等方面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新秀论坛”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学者。发言人围绕社会翻译学理论概念辨析、ANT研究及应用、毛泽东思想与社会翻译学中国建构、社会学视角下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译员社会身份与口译质量研究、社会翻译学路径下的翻译批评、社会翻译学与译者培养等话题,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与会专家的细致点评。

二、成绩与问题反思为了更清楚地梳理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

现状和发展脉络,我们结合中国知网(CNKI)关键词检索,做进一步分析。通过检索“社会翻译学”“翻译社会学”“行动者网络”等关键词,剔除无关主题后,得到2000—2021年相关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共481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文章数量总体上呈不断增长趋势,其中期刊论文增势明显,在2019年达到高峰,硕博论文增长缓慢,在2017年后逐渐回落。该领域文献可以分为综述评介、理论建构、应用研究三类,展现出我国社会翻译学研究进路,也集中体现了当前研究取得的成绩。综述类文章大致可归为研究现状述评、书刊评介和名家访谈。理论建构主要包括理论反思、学理论证和名实辨析。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侧重以文本或译者为研究对象的微观研究,也有部分着眼于翻译现象的宏观研究。应用研究涵盖翻译传播、翻译史、译者能力、语言服务机构研究等诸多领域。中国社会翻译学研究取得的成绩还体现在学术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及其对学科建设的推动上。尽管学界对社会翻译学研究的“符号概括”“价值”“范例”等“学科基质”尚未达成共识,但长期坚持通过出版专著③文集、开辟期刊专栏、组建学术团体④、召开学术会议等途径构建专业场域[8],学术认同感不断增强。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但当前研究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第一,运用布迪厄理论多,吸收其他理论少。统计结果显示,以布迪厄场域理论为理论框架的论文占大多数,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的论文不到10%,应用后者进行翻译研究的成果更少。中国社会翻译学应突破布迪厄等少数理论家的研究疆域,拓宽理论视角,在总结中国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对社会与翻译、社会学与翻译学的关系进行理论模式建构和反思性批评。[9]第二,借鉴西方理论多,挖掘本土理论少。国内学者多借鉴西方的三种社会学理论,阐释其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梳理当前研究现状,但理论创新动力不足。实际上,国内翻译学者可以尝试从本土社会学理论中吸收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国社会学已走过百余年历史,国内学者致力于探索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用历史的视野面向现实开展研究,如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燕京社会学派扎根中国乡村的社会现实,运用“功能理论”和“社区方法”,取得了重要成果。我们可以从中国社会学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中吸收研究思路和方法,以描述和解释社会特质、人际关系、思想行为取向等对翻译活动变迁的影响,彰显中国社会学翻译研究的独特性。第三,个案研究多,其他实证研究少。国内研究多采取描述性研究方法来考察某位译者的惯习和职业生涯,或某部作品的译介传播。未来应突破微观的个案研究,运用问卷调查、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实证研究手段,结合数据库、语料库等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做到结合思辨与实证、兼顾定性与定量、关照理论与实践,全面、深入、细致探析社会翻译活动,以进一步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的有效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翻译学研究方法论。

三、结语

社会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在国内20余年的研究历程中,学者们在理论建构、方法探索、应用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中国社会翻译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探讨了社会翻译学在中国的理论建构与现实应用问题,与会者分享了诸多创新性思考和研究成果,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翻译学的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就其发展方向而言,中国社会翻译学应遵循“方法—理论—应用—学科”的基本路径,探析社会学视角下翻译活动的外在表现和内在规律,总结研究方法;在理论发展的历史爬梳之上,结合当下数字人文时代的多媒介传播,从多媒介、多模态等视角进行社会翻译学学理论证和框架建构;然后将理论认识运用到相应领域中去,以促进社会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形成,最终实现社会翻译学的学科建构。此外,社会翻译学研究目前依然是一种“消费型”研究,从社会学领域寻求理论解释多,对其他学科的贡献较少,待自身发展成熟后应对其他学科做出反哺。

[参考文献]

[2]朱献珑,邓伟佩.社会翻译学研究的路径探索与创新实践:《行动者网络构建的翻译:亚瑟•韦利英译〈西游记〉中的行动者、行为和网络》介评[J].外语与翻译,2021(2):93-96.

[3]傅敬民,张开植.翻译的社会性与社会的翻译性[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2(1):120-127+161.

[4]徐敏慧.翻译社会学的学科间性:主题、范式、话语[J].中国翻译,2022(1):29-38+187.

[5]王斌华.基于口译认识论的口译理论建构:多视角、多层面、多路径的口译研究整体框架[J].中国翻译,2019(1):19-29+189.

[6]王祥兵,徐芳.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与文化资本[J].翻译史论丛,2021(1):1-19+197.

[7]邵璐,于金权.走出沉寂的贾平凹作品英译: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行为者角色[J].当代外语研究,2021(6):89-97.

[8]王洪涛.中国社会翻译学研究十年(2006—2016):思考、回顾与展望[J].上海翻译,2016(5):49-55+95.

[9]汪宝荣.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现状述评[J].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2019(1):68-78.

社会学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早在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救国救民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1899年,《万国公报》4月号发表了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Marx在我国的最早译名。[1]随后,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社会学说的介绍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和各类书刊。但这段时期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零碎的。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瞿秋白、李达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以孔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核心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参考文献

[1]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62-63

[2]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新趋势——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J].社会科学2006,(1)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展望

社会学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以分析法国社会学象麦埃尔·布迪厄的论文《体育社会学计划》为切入点,探讨法国体育社荟学与法国结构主文盛荟学理论之间的传承、反思关系以及它对特定的社会状况的折射和它所提供的薪矫冤妹度。并结合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实际,对体育概念的定义、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等进开反思。

1、法国体育社会学与皮埃尔·布迪厄

1.1体育社会学与社会学理论

在西方体育社会学理论中呈现出“研究体育与社会关系论”和“作为社会事实存在的体育”两种研究的取向,亦可以理解为“社会分层视角下的体育”和“体育内部的社会机制和背景”,但是无论何种研究取向,都将体育现象认定为研究对象。同时体育现象又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所以其中出现的各种定义及分析,都应当在社会情境中通过社会互动来决定,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将体育运动作为社会现象进行理解,所以,应用社会学的理论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体育现象,进而促进体育社会学的发展。

大多数体育社会学学者承认体育社会学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它和母学科—社会学一样,在实践与理论层面都引发了众多的争议。社会学理论的多样性反映了社会生活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社会学理论也为人们观察社会提供了多维的视角。所以,体育社会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了上述特质。

1.2皮埃尔;布迪厄与《体育社会学计划》

皮埃尔·布迪厄,20世纪世界著名社会学家。英国卫报评价他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当代知名学者”,一位可与福柯、巴特、拉岗等比眉的思想家。同时他的几篇论文成为法国体育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体育社会学计划》选自布迪厄1987年出版的作品集《说过的话》(《choses dits》),源于198年11月,作为小组研究《身体生活与游戏》的前言,1983年7月;在“体育、社会阶层与亚文化”国际社会科学会议(i.c.s.s)上宣讲。该论文被看作法国体育社会学的开篇之作,通过引人布迪厄场域论,对体育、运动参与现象进行了分析,并作出了一定的导向性理解,为日后法国乃至世界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奠定了研究基础。

2、《体育社会学计划》的3个维度评析

2. 1与法国社会学理论间的传承一反思关系

1)传承结构主义理论。从思想渊源出发,布迪厄受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早期的布迪厄将自己的所有著作建立在结构范式之上,这使得他把分析的对象封闭在本质上属于静态决定论的系统之内。在《体育社会学计划》(简称《计划》)中,清晰地体现了布迪厄的这种对思想渊源的传承与反思。从传承角度,布迪厄,认为,为了能构建一种体育社会学,首先应做到,不能将某项体育运动从体育运动参与形式的整体中割裂出来进行分析,应当将运动参与空间视为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因素都能获得相应的价值。再者,从运动参与的方式选择和欣赏运动参与行为的角度看,都与物质世界和社会关联,形成决定个人偏好体系的各种因素。由此可以看到,布迪厄所希望构建的体育社会学理论是建立在结构主义的范式之下,传承了涂尔干所开创的法国结构主义社会学的特质。

2)反思结构主义理论。由于结构主义存在的化约主义和继而形成的过度化约性,使布迪厄面临了结构主义者都面临的悖论,即主体的缺席。从布迪厄对运动参与的研究角度出发,他首先承认“它阵育运动)的一个特点是构建了运动参与领域的种种结构”,但是立刻,他认为:“体育运动的空间,并木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空间,它被实践参与和消费的各种领域所接受。”在实践研究层面上,《计划》也提出了对结构主又社会学所带来的某种局限性的批判。如“宁可满足于仅仅了解那些未知现实的支末,而决不提出问题,这就好像学术理论大师先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草图,然后从内部详细地打造理论细部”。但是,“运动参与的历史不再仅仅是一段模式化的历史,而是具备一种系统化的变迁”。由于这种研究倾向,会导致理论和现实在某种程度上的脱节。在具体的调查分析方式上,布迪厄在《计划》中也反思了统计学在调查中的作用。他认为统计学的方式“掩盖了运动参与的一种分散性”,忽视了“在相同的名称下,不同的参与方式的共同存在”和“参与者的社会多样性”。

2. 2折射特定的社会状况

布迪厄的学术黄金期及提出《计划》的时间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是后现代思潮风靡的时代。首先是对社会状况的一种质疑,如美国高校中,黑人运动员的生活状况,以及在现实社会中,体育社会学发展中所存在悖论:“一部分相当了解体育的人往往不知道如何描述体育,而一些具备描述能力的人却不了解体育并且还经常蔑视体育,或以错误或者偏差的形式来看待体育。”再者,《计划》也对某些新的运动参与方式加以关注,并以繁盛的体育发展现状来质疑相对固定的体育概念。如《计划》中对christian pociello研究的引用,以展现对橄榄球运动定义的历史变迁。从而得出结论:“体育这一概念下所形成的社会适应性会在社会客观性中被凸显出来,它实现的方式是通过一个特性整体来实现,然而这一特性却不仅仅是由纯粹的技术性定义来确定。”

由此可见,《计划》所引领的法国体育社会学思想,不仅关注和折射了当代运动参与变迁的过程,同时也对原有的社会学解释进行了反思与剖析。

2. 3为人类理解社会提供新的视角

1)场域论在体育社会学中的应用。“场域”概念是由布迪厄提出,并逐渐引人社会学、体育社会学研究之中。它是一种关系模式,所指的是在这种关系模式中,具有支配和规约功能的权力集合。从布迪厄的分析看,“在一个场域中,各种因素和各种机制是以多种不同的力量的形式,在一个建构性的规则下和一定的游戏空间中,处于相互角力之中,但是,当在这个场域中支配方已经有办法消除抵抗和对支配权的质疑”。由此,布迪厄引人了场域概念与场域分析的方法,如从社会整体角度出发,对发生在社会某一层次的体育现象进行把握,比如,从参与运动人员的社会地位调查来分析参与者的分布状况;通过对协会会员的数目、协会经济实力、协会领导者社会特性等等方面进行调查,来分析不同协会的差异。

2)身体社会学在体育社会学中的引人与应用。由于体育运动有较多的身体活动的成分,布迪厄在《计划》中也关注了身体的社会符号意义,以及建构身体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和发展方向。在《计划》的开篇中,布迪厄就提及了在体育运动中身体的特殊地位和研究身体的理论意义,并展开了相关的研究维度,具体表现为“人们对他们所欣赏的身体的描述和对个体间身体关系”。这两种研究的维度同时可以体现在现实社会层面和历史层面上,前者体现在比较不同运动中,参与者之间身体距离以及之中存在的社会干预问题:“比如他们会采用身体直接接触的形式,像身体对身体,比如角斗、橄榄球;或与之相反的,对所有身体接触都有排斥,如高尔夫球,或者用球来作为接触的中介,比如网球,或以器械作为接触的中介,如剑术”;而后者,在历史层面上,布迪厄引人的分析方式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体育运动中,对人们理解身体的方式进行分析,集中体现在语词的描述中。

3、结论

1)作为法国体育社会学的开篇之作,《计划》形成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既传承又反思了法国社会学的研究理论与成果,又在新的视角下折射了当代运动参与现状的变迁,并为人们的理智提供新的思考维度。

在当前法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中,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布迪厄的场域研究的传统,也拓展了身体社会学的研究。在身体社会学的探讨领域,将体育运动的身体符号意义拓展至广告等大众传媒中,与更多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相互交汇,以获得更为全面具体的认识。

2)法国体育社会学对我国相关研究的启发。

(1)对概念定义的反思。目前国内体育界对体育概念的定义众说纷纭,提出了多种有益的研究维度,尤其在体育概念的各种属性上有较多的描述和争论,所沿用的主要方法是属加种差的方式。但是随着体育运动与其他身体运动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衍生出大量规则性、竞技性程度不同的运动参与形式,所以,从体育的归属来说,明确的概念形式一直受到挑战,从种差来说,新的运动形式的产生,以及运动形式之间边界的模糊,规则在不同场域下的变化,使种差也失去了较大的明确性。布迪厄开创的法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另辟蹊径。《计划》中所提出的从社会客观性和社会学整体性的角度来凸显体育概念,承认官方性定义对某些参与形式的排斥和吸纳,试图从社会文化史的维度,去解读体育概念形成的过程,发现其背后隐含的社会性、历史性因素。这对我国目前体育概念的诊释,是新的思考方式,即以描述过程来分析背景,继而凸显意义。

(2)调查方法的丰富。《计划》的研究落实在场域论的研究成果上,而这样就要求在社会学调查中,去透析所调查场域的种种特征。虽然他对统计学研究的批判值得商榷,但是对我国的体育社会学,或者社区体育研究有一定的反思意义。它提供了两个研究的维度,一是机构性维度,即考虑单纯的运动参与行为下,它的各种支撑因素,包括政治性和民族性;二是历史变迁维度,即考察固定运动参与形式的雏形和变迁至今的过程。

社会学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通过文献资料、归纳演绎、逻样分析等方法,时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就未来如何发展提出了相应时策。

从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开始涉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算起,我国体育社会学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本文旨在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进行回顾,理清目前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我国体育社会学未来研究发展将如何走向?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能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来发现问题,以利于开展我国新时期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更有利于把握今后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概况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归纳演绎、逻辑分析等方法进行本课题研究。

2结果与分析

2.1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历程回顾

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大陆地区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涉猎这一领域。除台湾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体育社会学专著问世外,最早是北京大学林启武先生编写的《体育运动社会学》讲义,在小范围内向国内体育理论界介绍了体育社会学的框架。1983年,由厉鼎禹先生组织江苏省省内的体育工作者成立了我国最早的省级体育社会学学术团体—江苏省体育社会学研究会;1986年沈阳体育学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体育社会学教研室;同年,《中国体育的社会学研究》课题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这也是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第一次被纳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理论学会中随之设立了体育社会学学组。然而,国内的研究尚处在摸索阶段,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我国的地位和影响相对较小。1990年我国第一本《体育社会学》专著问世,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人了独立发展阶段。此后陆续有5部《体育社会学》专著或教材出版。1994年我国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1997年体育学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一时间,体育社会学的学术活动频频举行,各体育类刊物发表众多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学科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国际上,自1995年起至今,刘德佩教授一直担任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执委会委员,对我国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的沟通、交流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2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趋势分析

2.2.1体育社会学学术队伍趋于不断发展壮大

任何一门学科,学术人才梯队是该学科发展的有效人力资源。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启蒙由一些学者如林启武、蔡俊五、刘德佩、牛兴华等发起。随之,北京体育学院率先在体育理论专业中招收了体育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开始了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培养阶段。2001年北京体育大学开始招收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博士。这些先后培养出来的高层次人才,有很大一部分已成为各院校或单位的学术带头人。目前,各体育院校(系)都已将《体育社会学》这一课程纳人了教学计划。《体育社会学》课程在各体育院校(系)的拓展,使更多的人了解该学科的意义和价值。一支有理论、有能力、勇于献身的体育社会学专业队伍和一批有兴趣、有热情、不断壮大的业余力量正在形成,预示着体育社会学的队伍在不断发展兴旺,这股强大的力量将持续推动我国体育社会学向前发展。

2.2.2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城趋于逐步拓宽

20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社会学主要是引进翻译国外资料,同时兼有借鉴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国内体育现象展开研究双重特质。在1980-1986年期间,我国主要以引进、翻译国外资料为主。进人20世纪90年代,研究领域已包括体育价值观念、体育产业和体育领域中的社会问题(其中兴奋剂问题占22.9%,竞技体育职业化问题占25.0% ,体育商业化问题占17.1%,球迷骚乱占11.4%)等。卢元镇教授在《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展报告》中总结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将其概括为11个方面,包括体育社会功能、体育改革的社会学理论、体育休闲娱乐、体育大众传播媒介、地域性体育、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社会问题、体育与生活方式、妇女体育和竞技体育异化。这些成果中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既有发达地区的体育研究,又有欠发达地区的体育研究。

综上所述,我国体育社会学由引进翻译国外体育社会学资料到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实证性初步研究,以及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社会学,其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并向纵深发展。

2.2.3体育社会学学科体现了从分化趋向整合发展的趋势

社会科学包括体育社会学,拥有众多系列分支的大学专业学科,如体育经济学、体育政策法规、体育人口学、体育产业学、体育社会学经过一定阶段的分化发展之后,也会逐渐向整体化、综合化方向转变,并呈现以下特点:1)一些重大前沿课题将吸引众多学科交叉汇聚一点,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2)社会体育学与其同族学科(如社会学、体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的融合进一步加强。3)体育社会学跨学科研究十分普遍。20世纪90年代以后,它与体育管理学、体育哲学、体育文化学等学科的交叉更是十分频繁,尤其与体育经济学相结合来讨论中国体育社会现象更是一个突出的特征。另外一些原来从事其它领域研究的学者转而研究体育社会学,还常常带有原来学科的痕迹,跨学科研究的现象也十分突出。4)社会体育学内部的分支学科将在新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现整合趋势。

2.2.4体育社会学研究特点趋向于注重以定性与定量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特点

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化程度的加强与发展,学科体系与学术研究仅赖定性研究则显乏力,因此广大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在学科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开始从事体育社会学定量方面的研究工作。1997年以来,中国学者吕树庭等人的《体育社会测量方法》出版标志着体育社会学定量化研究的开端。随后出现了较多有关群众体育、社会体育方面的调研,社会体育人群健身的定量化研究论文。随着20世纪90年代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社会调查广泛运用于体育社会学各个研究领域,成为收集体育社会信息的重要方法,建立社会调查网络的意识已经形成。

未来体育社会学将呈现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将承担起观念转移、原理阐释的指导任务,而应用研究则将通过实证的探索提供具体的工具与方法。2)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将通过对社会体育中产生的各种真实问题的切人,逐步纠正长期以来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如老龄化社会、网络化社会带来的新的健康问题研究、特殊人群的健康问题研究以及近年来体育社会学中的一些新的研究热点:体育产业问题、体育与经济发问题、体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体育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人文奥林匹克问题等。3)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将通过部级重大工程(如奥林匹克运动)或前沿课题进行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2.5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重视本土化问题

本土化主要是指学科发展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本土化是未来体育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由于我国的传统体育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也深得广大人民的喜爱,因此努力挖掘我国传统体育,使之展现于世界体育之林,这不仅对丰富全世界的体育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我国传统体育的继承与发展,使之不被西方竞技体育所淹没与淘汰更具有重大意义。

在本土化的建设中,体育社会学研究将在以下几方面寻找突破:i)应努力学习、吸收国外体育社会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从中得到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发展的捷径,少走弯路。2)在借鉴与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应加强与本国国情的联系,寻找出一套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体育社会学发展的道路。3)加强我国传统体育的挖掘与继承方面的研究。

3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对策

3.1注重社会学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应用

社会学为描绘和理解人类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行为和社会互动提供了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体育社会学萌芽阶段,就是通过一些社会学者运用社会学理论观察体育现象而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其后的发展中又运用各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对体育社会现象进行深人研究和阐释,不断积累,形成体育社会学理论。在中国,体育社会学是一门引进的年轻学科,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体育科学体系的重建,推动了体育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被引进到中国。而且,由于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大多是从体育教育专业或体育管理从业者转行而来,社会学理论较为薄弱,因此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加强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学习与研讨,进一步明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学科界限,提高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和研究成果的水平。

3.2增强体育学者与社会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社会学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近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日趋活跃,其研究对象与其他社会学科研究对象的交叉与重叠之处越来越多,这些学科各自独特的研究视角是使它们独立开来的标志。从体育社会学的方法论、原理体系等方面着手,运用文献资料调研及比较、归纳等逻辑分析方法,对该学科的研究视角进行了阐释,认为此学科是运用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和基本原理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社会现象,体育社会学所形成的一套比较系统的概念、命题、假设及理论框架对其学科研究视角具有规范作用。

随着体育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体育社会学的应用研究越来越广泛,该学科成为体育社会科学领域中常用的学科名称,它的性质和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讨论和界定。但是,何为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却很少有人问津。从学科方法论上探讨体育社会学与其相近学科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似乎只要对体育领域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就可以冠之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其实,研究视角不同于一般的分析角度。“研究视角是科学共同体普遍认同的思维框架,是一种研究的范式,也是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的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抽象,具有较长时期的稳定性;分析角度则是研究者个体对研究对象具体属性的选择性研究,或者是对研究过程的不同方面的选择性研究等,可以随意转换”。体育社会学是体育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基础学科,体育社会科学体系中的诸多基础学科视角为我们认识体育现象的本质与规律,及促进现代体育的发展与繁荣都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的认识深刻地影响着体育社会学的学术规范。本文主要通过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的探析,借以明了体育社会学的学术空间,同时也试图揭示体育社会学在体育科学体系中的价值。

1、社会科学一些学科研究体育现象的视角

社会科学是科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研究肩负着两个使命:一是,提供理解具体问题的新知识并提供解决意见;二是,为社会成员提供考察社会现象的主要形式。这两个使命的有机结合将有效地推动社会科学向着专业化与独立化的方向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受其研究使命的制约,而且还受到社会分工方式与水平、大学设定学科的需要等的影响。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呈现出学科独立和专业化分工的格局,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过程。但是,社会科学在自身建制化的过程中,由于过度强调职业标准的独特性、专业语言和理论体系的统一性以及研究调查的客观性和定量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造成了与公众的隔膜。美国学者罗伯特·n·贝拉认为:“关心整体并不意味着把来自各个专业学科的事实加在一起。这类事实只有依据一种能包括各专业学科、又能形成一种整体概念的参考系统来加以阐述才会变得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概念不一定能简单地从寻常所谓的跨学科研究中形成。因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它所涉及的知识不只是来自邻近学科的有用见识,而是完全超越学科界限的”。由于社会问题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与复杂性的特征,所以,任何一种社会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单个学科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建立在多学科、多视角的整合与分析的基础之上。

体育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同样要求体育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它的学科边界存在的张力,并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领域对其做出一种积极的回应,因此,运用多种社会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分析体育现象,并揭示体育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是我们认识体育社会属性的必需手段。体育社会科学是研究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相互关系基本规律的学科群,主要相关学科有哲学、史学、文化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用社会科学对体育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旨在从理论上做出阐释,为体育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方向做出评判,为在实践中进行体育决策、建立和完善我国体育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学者们运用众多社会学科在体育领域的大量研究形成了诸多社会科学的分支应用学科,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体育史学等。这些学科由于理论原理与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体育社会现象时,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学术视角。如体育社会学与体育史学就是研究内容相近,研究视角却存在本质差异的学科。体育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社会现象,分析其原因,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如体育群体的特征与互动形式、体育组织的结构与功能等。体育史学是根据体育发展的时序性,研究体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进化与退化、分化与组合等现象,通过对体育发展与演进的过程研究,对体育的历史进行系统的认识。体育史学以时间的概念为基础,是对体育现象发展过程的历时性纵向研究。体育社会学虽然也进行历时性研究,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目的是在纷繁复杂的体育现象中寻找具有本质的、相对稳定的、重复性的联系或关系,从而对体育现象进行解释与预测。

2、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基本性质、结构、类型以及合理性标准等内容的理论系统。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是关于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是其学科研究视角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起着规范与指导作用。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涉及相互联系的3个层次,即哲学方法论、一般社会学方法论和体育社会学方法论。

在知识领域,理论既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描述和解释,又是关于研究对象的研究工具。也就是说,理论不仅是关于认识客体和客观属性及其运动规律的反映和表述,而且还是在已有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知识基础上向新的知识领域渗透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就是方法。哲学作为理论的最高形式,无论是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还是对社会现象的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哲学理论既是表述社会现象的最高理论,也是认识社会现象的最一般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认识的理论,它准确地反映了“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继承和否定的统一”和主客观因素“在社会认识中的相互关系”。因此,唯物辩证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具体地说,唯物辩证法是帮助社会学研究者确定研究方向,制定研究提纲,编制研究程序和选择研究方法的最高原则系统。哲学方法论是体育社会学方法论的基础,对体育社会学方法论具有指导作用。体育社会学与哲学的关系,是具体的社会科学与哲学科学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体育社会学的最基本的任务是研究体育活动中的各种社会现象,揭示存在于体育活动中的社会现象的本质、相互联系及其发展规律。在对体育社会现象的研究过程中,无论在理论前提预设上和在基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导向上,都受到一定哲学世界观的影响。

对于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来说,仅仅具备正确的思维方式是不够的,他还需要具有一般取向的社会学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一般社会学理论是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一般社会学理论给出了社会学基本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提供了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框架及结构变量的相关分析。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架构是在进一步分析一般社会学理论给出的基本概念及其联系基础上得到的,体育社会学理论要给出研究者的是“具体变量”。体育社会学方法论包括作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论假设和价值观念,还包括研究者用来解释资料、引出结论的标准或准则。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指导着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怎样提出假说,怎样选择必要的证据来说明自己的理论观点。具体地说,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必须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既要研究社会学理论向体育现实经验的渗透,用社会学理论解释体育现实经验,又要说明体育现实经验对社会学理论的支持。2)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发现或形成问题。研究和论述体育社会学理论探索活动范围内的合理性标准和准则,分析和确定评价与接受理论的准则。3)体育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和功能问题。对体育社会学理论做出静态和动态的结构分析,揭示体育社会学理论的解释、预见等功能。4)体育社会学的发展问题。研究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演变与更替过程的合理性标准和准则。

综上所述,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经过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一般社会学理论的提示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分析,最终得到了关于体育社会现象的具体变量和理论框架。只有经过这样一个理论思维过程,才有可能全面、完整、准确地把握体育社会现象中各要素的本质特征和要素间的本质联系,才有可能提出各种具体的理论假设,从而保证体育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质量。

3、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现象的视角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运用多维视角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但并未说明任何可能性,在说明一种研究视角时,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对象体系和理论体系相混淆。“研究视角并不是依据对象体系来划分的,而是根据理论体系来划分的,对象体系只是说明了某种研究视角的必要性,理论体系才能说明某种研究视角的可能性”。体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对象世界,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是否形成,主要得看体育社会学是否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概念、命题、假设及理论原理以及一个比较完整的相关分析框架。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演进而言,早期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多为社会学家的零散研究,如美国社会学者朱步林于189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芝加哥的市立运动场”及1918年美国社会学者罗斯发表的“作为社会问题的成人娱乐”等。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只限于体育与闲暇及体育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后,不论是竞技体育还是大众体育在国际社会都得到迅猛发展,体育这一社会现象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体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展到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地,如体育与政治、经济等的关系、体育群体、体育组织、体育社会问题、体育社会化等诸多领域。原波兰科学院体育科学委员会主席毕格纽·克拉夫契科与巴巴拉·克拉夫契科在“波兰体育社会学”一文中对西方体育社会学的总结指出,20世纪60年代后,体育社会学才真正独立起来,并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上都获得了全面进展,西方体育社会学在6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转型与农村体育、城市体育、精英体育的社会学问题等领域;7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职业化问题、政府管理体育的职能、体育组织的社会学问题及体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等领域。伴随着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地位渐渐得以确立。体育社会学的发展与体育运动面临的越来越多巫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密不可分。因此,体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通常更重视应用性研究,探讨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x 综上所述,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研究中分化出来的,是社会学理论在体育领域的大量应用研究后,形成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在理论上则是运用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和基本原理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社会现象,分析其原因,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在研究体育群体时,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体育情境中社会互动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方法;在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时,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角色规范理论,使我们对体育社会化的研究成为可能;在研究体育组织时,社会学的结构功能论为我们提供了功能分析框架。例如,职业体育组织的经济行动、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是分别执行职业体育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达到特定目标、行动整合与模式维持的功能,相对于职业体育组织的结构功能框架来说,职业体育组织行动的合理性,主要看它是否能维持职业体育组织的系统均衡,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职业体育组织举办贩灾义演活动、到社区与球迷搞联欢活动,如果从经济学的投人产出角度看,可能是不经济的因而是不合理的活动,而从功能分析的角度看,却有它的功能合理性。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体育社会学也是直接援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中的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并对某些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采取定量的分析。

4、当代杜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趋势扩大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目前,“在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分类方式是按照学科来分,并且认为特定学科的独立性是与特定的研究对象相联系的,研究对象决定特定学科的属性和研究方式”。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发现,往往许多学科共同研究某一研究对象,或者说,研究某个对象是单一的学科无法胜任的,这样,传统的社会科学分类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危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经常需要考虑和解决的,不只是学科内的问题,还有学科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学科之间的关系也不只发生在社会科学内部,还要处理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关系,或者说,把在自然科学长期发展中所酝酿的科学精神以及人文主义传统或人文科学在历史中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引人自己的研究中,借以拓展自己的思路,形成新的研究方法。这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和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创造学的问题,局限于单一的学科和角度,往往会妨碍社会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从学科分化史来看,研究对象、方法、范畴、领域、内容、路线、主题等,在不同时期都曾单独或组合成为学科分界的标志。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标志性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化。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各学科不断交叉、渗透,以往以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为分科模式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研究对象逐渐趋同,研究领域逐渐重叠,研究方法互相借鉴。社会科学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融合趋向,学科分化与交叉已成为一种重要趋势。费孝通先生曾对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总结,“多科并存、紧密交叉、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的趋势表明,任何研究对象都不可能成为某些学科的世袭领地,体育社会学作为一种极具应用性的新兴学科,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的背景下,研究视角变得更加广阔,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自1898年起美国学者朱布林和阿米里肯就开始从社会学视角研究体育现象。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大众体育领域,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体育教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相互重合之处越来越多,体育社会学的视角涉及到体育教育、职业体育、运动训练等诸多领域。如体育消费既是当前体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体育社会学关注的热点,从体育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消费,并不仅仅是因为体育消费具有一些独特的非经济特征,更重要的,是因为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消费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社会学中的互动理论、交换理论、冲突理论等,它们较之体育经济学所运用的供给需求分析、消费积累分析、投人产出分析等理论是一些不同的理论模式。尽管它们分析的对象可能是同一社会现实,但体育经济学侧重的是供给与需求关系对体育消费的影响,体育社会学侧重的则是家庭及社会群体等对人们体育消费的影响。以体育与暴力为例,心理学从本能论的角度认为,暴力攻击性是与生俱来的、独立的、本能的心理倾向;体育社会学则将体育运动看作消除社会暴力的安全阀,认为打击对方的运动就是一种被压抑的攻击驱力的释放或宣泄的替代过程。在这些领域形成的诸多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不但促进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也显示了体育社会学的学科价值,体育社会学所独具的综合性研究视角,为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体育社会现象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5、结论

1.体育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要求体育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它的学科边界存在的张力,并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领域对其做出一种积极的回应,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等诸多社会学科由于理论原理与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体育社会现象时,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学术视角。

2.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是关于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是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起着规范与指导作用。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经过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一般社会学理论的提示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分析,最终得到了关于体育社会现象的具体变量和理论框架。

3.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研究中分化出来的,是社会学理论在体育领域的大量应用研究后,形成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在理论上则是运用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和基本原理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社会现象,分析其原因,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社会学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通过文献资料、归纳演绎、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就未来如何发展提出了相应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开始涉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算起,我国体育社会学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本文旨在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进行回顾,理清目前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我国体育社会学未来研究发展将如何走向?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能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来发现问题,以利于开展我国新时期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更有利于把握今后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以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概况为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归纳演绎、逻辑分析等方法进行本课题研究。

3.结果与分析。

(1)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历程回顾。

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涉猎这一领域。国内的研究尚处在摸索阶段,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我国的地位和影响相对较小。1990年我国第一本《体育社会学》专著问世,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入了独立发展阶段。此后陆续有5部《体育社会学》专著或教材出版。1994年我国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1997年体育学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一时间,体育社会学的学术活动频频举行,各体育类刊物发表众多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学科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国际上,自1995年起至今,刘德佩教授一直担任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执委会委员,对我国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的沟通、交流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趋势分析。

(1)体育社会学学术队伍趋于不断发展壮大。

任何一门学科.学术人才梯队是该学科发展的有效人力资源。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启蒙由一些学者如林启武、蔡俊五、刘德佩、牛兴华等发起。随之,北京体育学院率先在体育理论专业中招收了体育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开始了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培养阶段。2001年北京体育大学开始招收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博士。这些先后培养出来的高层次人才,有很大一部分已成为各院校或单位的学术带头人。目前,各体育院校(系)都已将《体育社会学》这一课程纳人了教学计划。《体育社会学》课程在各体育院校(系)的拓展,使更多的人了解该学科的意义和价值。一支有理论、有能力、勇于献身的体育社会学专业队伍和一批有兴趣、有热情、不断壮大的业余力量正在形成,预示着体育社会学的队伍在不断发展兴旺,这股强大的力量将持续推动我国体育社会学向前发展。

(2)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趋于逐步拓宽。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社会学主要是引进翻译国外资料,同时兼有借鉴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国内体育现象展开研究双重特质。在1980-1986年期间,我国主要以引进、翻译国外资料为主。进人20世纪90年代,研究领域已包括体育价值观念、体育产业和体育领域中的社会问题(其中兴奋剂问题占22.9%,竞技体育职业化问题占25.0%,体育商业化问题占17.1%,球迷骚乱占11 .4%)等。卢元镇教授在《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展报告》中总结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将其概括为11个方面,包括体育社会功能、体育改革的社会学理论、体育休闲娱乐、体育大众传播媒介、地域性体育、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社会问题、体育与生活方式、妇女体育和竞技体育异化。这些成果中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既有发达地区的体育研究,又有欠发达地区的体育研究。

综上所述,我国体育社会学由引进翻译国外体育社会学资料到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实证性初步研究,以及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社会学,其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并向纵深发展。

(3)体育社会学学科体现了从分化趋向整合发展的趋势。

社会科学包括体育社会学,拥有众多系列分支的大学专业学科,如体育经济学、体育政策法规、体育人口学、体育产业学体育社会学经过一定阶段的分化发展之后,也会逐渐向整体化、综合化方向转变,并呈现以下特点:(1)一些重大前沿课题将吸引众多学科交叉汇聚一点,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2)社会体育学与其同族学科(如社会学、体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的融合进一步加强。(3)体育社会学跨学科研究十分普遍。(4)社会体育学内部的分支学科将在新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现整合趋势。

(4)体育社会学研究特点趋向于注重以定性与定量、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特点。

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化程度的加强与发展,学科体系与学术研究仅赖定性研究则显乏力,因此广大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在学科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开始从事体育社会学定量方面的研究工作。随着90年代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社会调查广泛运用于体育社会学各个研究领域,成为收集体育社会信息的重要方法,建立社会调查网络的意识已经形成。

未来体育社会学将呈现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将承担起观念转移、原理阐释的指导任务,而应用研究则将通过实证的探索提供具体的工具与方法。(2)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将通过对社会体育中产生的各种真实问题的切人,逐步纠正长期以来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如老龄化社会、网络化社会而带来的新的健康问题研究、特殊人群的健康问题研究以及近年来体育社会学中的一些新的研究热点:体育产业问题、体育与经济发问题、体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体育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人文奥林匹克问题等。(3)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将通过部级重大工程(如奥林匹克运动)或前沿课题进行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5)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重视本土化问题。

本土化主要是指学科发展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本土化是未来体育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由于我国的传统体育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也深得广大人民的喜爱,因此努力挖掘我国传统体育,使之展现于世界体育之林,这不仅对丰富全世界的体育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我国传统体育的继承与发展,使之不被西方竟技体育所淹没与淘汰更具有重大意义。

在本土化的建设中,体育社会学研究将在以下几方面寻找突破:(1)应努力学习、吸收国外体育社会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从中得到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发展的捷径,少走弯路。(2)在借鉴与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应加强与本国国情的联系,寻找出一套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体育社会学发展的道路。(3)加强我国传统体育的挖掘与继承方面的研究。

三、中国体育杜会学发展对策

1.注重社会学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应用。

社会学为描绘和理解人类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行为和社会互动提供了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体育社会学萌芽阶段,就是通过一些社会学者运用社会学理论观察体育现象而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其后的发展中又运用各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对体育社会现象进行深人研究和阐释,不断积累,形成体育社会学理论。在中国,体育社会学是一门引进的年轻学科,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体育科学体系的重建,推动了体育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被引进到中国。而且,由于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大多是从体育教育专业或体育管理从业者转行而来,社会学理论较为薄弱,因此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加强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学习与研讨,进一步明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学科界限,提高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和研究成果的水平。

2.增强体育学者与社会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社会学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生态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认为,生态哲学经过多年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多种学术取向,且都可以给社会学以较多的启发。

关 键 词:生态学 生态哲学 社会学 启示

生态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活动休戚相关。特别是近50年来,随着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协迫效应的增加,生态问题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全球问题。人们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历史上,社会学受过生态学很多影响, 一些社会学家曾借用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过重要的社会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保护运动的风起云涌,生态哲学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对社会学的影响也愈加明显。

一、历史上生态学对社会学的影晌

生态学作为描述个体生物及生物种群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是19世纪后期由一些动物学家与植物学家建立的。进入20世纪后,生态学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在美国社会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20世纪初,当偏重于理论建构的欧洲社会学在体制化上进展缓慢之时,美国社会学的体制化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在其内战结束后半个多世纪中高等教育发展迅猛,从而为各大学接纳更多的教师和新学科创造了很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社会学秉承当时在美国风行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精神,与一些社会改革运动相结合,注重实际社会问题的研究。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的体制化过程基本完成,社会学在各大学建立了稳定的学科地位,但还缺少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来指导社会学研究。在此情形下,一些社会学家将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大量借用到社会学研究中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 曾出现“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 、“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 及 “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 等研究方向。其中,芝加哥学派 (chicago school) 的帕克及其学生对人类生态学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 产生的影响也比较久远。

人类生态学理论是在20世纪初社会学家借用生态学科的术语、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所形成的一个理论学派。在当时这些社会学家看来,人类社会与动植物世界有着许多相类似之处,因此,可以发展形成社会学领域的人类生态学理理论。可以说,人类生态学理论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美国社会学早期的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是巨大的。从美国社会学发展史角度来讲,人类生态学是美国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本土社会学理论。在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异军突起之前,人类生态学理论支配了美国社会学界。

人类生态学理论的贡献和影响不仅表现在对美国社会学早期的发展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上。人类生态学理论对于城市社会学学科的诞生和发展其影响功不可没。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人类生态学理论,作为独立分支学科的城市社会学就不可能诞生。[蔡禾:15-16]人类生态学理论是城市社会学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自身理论体系,是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范式出现之前城市社会学领域唯一居支配地位的理论范式,它指引了城市社会学发展方向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20 世纪20年代、30年代是人类生态学派的全盛时期,除帕克外,伯吉斯、麦肯齐等学者都努力将生态学的原理应用到社会学研究中。帕克引用生态学原理,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大自然平衡定律去解释城市中人的行为,城市好像一个大自然环境,人类按不同特性聚集而居。为了生存,这类人、动物或植物要与另一类人、动物或植物争夺最佳的位置及稀有资源。

这些早期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类比的方法,借用生态学中的概念及相关理论,来研究一些社会学问题,诸如城市中人口的空间分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社区解组(ccmmunity disorganization) 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自杀率、离婚率的空间分布与道德共同体的对应关系等,研究的是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而非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20 世纪50年代末,邓肯在人类生态学的基础上,提出人口(population)、组织(organization)、环境(environment)、技术(technology)等四个因素组成一个“生态复合体”,简称为poet生态复合体。生态复合体的概念强调了人类利用组织和技术手段主动适应环境的一面,这是人类独具的特色。

同一时期,也有的学者借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概念来研究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过程,形成了“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向。但从事这些研究的主要是人类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类历史早期或现代的不发达地区一些社会组织较简单的社会。社会学家一般认为限制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不是生态环境条件,而是社会体制的安排,因而他们对工业社会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内部的组织与矛盾,而很少涉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二、 生态哲学的兴起与发展

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人类经济技术盲目地发展造成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境况下产生的新兴哲学应用学科之一。在一些专家看来 ,“生态哲学”与“环境哲学”研究的对象、观点和方法大致是相同的 , 都倡导一种新的价值观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可以看作是同一学科的不同说法。只是,“生态哲学”更多强调的是用生态学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生态科学的方法论去观察、评价和调节自然一技术一社会的关系, 而环境哲学则重视借助于生态学、伦理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来探讨自然一技术一经济一社会的关系,寻求人一自然一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王正平,p29]

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的孕育,起始于20世纪初至 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同时也造成森林资源和野生物种的破坏,带来城市的空气、水源和生活环境的污染。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 ,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1933 年,德国哲学家阿尔伯特·施韦兹(albert schweitze)出版了《文明与伦理》一书,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1949年,美国生态学家、森林保护工作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ld)的论文集《沙乡年鉴》出版。在该书“大地伦理”一章中,他提出, 为了保护“生命共同体的稳定、完整和美丽”,需要一种新的大地伦理。在这个生命共同体中,人类只是“普通的成员和公民”。1967年,美同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很有影影响的论文《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林恩·怀特认为,我们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西方人犹太教——基督教的观念, 即认为人类应该“统治”自然。由于我们把自然视为异己,仅把它看作是供人类开发的资源,我们已经使地球遭受了大浩劫,并正在带来严重的恶果。他指出,“我们对生态环境的所作取决于我们对‘人---自然’关系的认识。更多的科学和更多的技术将无法使我们摆脱现在所面临的环境危机, 除非我们能找到一种新的信仰。”人类为了克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 必须探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价值观念”。这个精神成长的需求,必须由以专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学问来完成, 生态或环境哲学便应运而生。20世纪70年代是人类环境意识全面觉醒的时期, 也是环境哲学的形成时期。1970年举行第一个“地球日”(earth day) 之后,1972 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 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类环境宣言》。环境哲学形成的标志是这一时期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环境哲学的重要论文和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l972年,威廉姆·布莱克斯编辑出版了学术论文集《哲学与环境危机》。1974年,挪威学者 s.kavloy 正式提出“生态哲学”一词。此后国际上陆续出版了以“环境哲学”或“生态哲学”命名的著作、论文( 集 )。环境哲学开始广泛探讨为什么应该和何以能实践的问题,开始以主动挑战的精神剖析和反击西方哲学、科学与文化传统中的谬误。从一系列哲学根本问题和话语形态上看,环境哲学都可以说是西方现代哲学史上实质性的哥白尼革命。

20 世纪 80 年代是环境哲学的确立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在环境保护上“地球第一”的概念已经形成,许多哲学家、科学家继续以自己独特的环境哲学思考方式论证自己的环境价值观念,提出自己的环境保护方式,并开始确立起相对稳定和比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l981年,斯可利穆卫斯基 (henryk skolimowski) 在伦敦出版了《生态哲学:设计新的生命策略》。1983年,汤姆·雷根出版了在动物权利理论方面的重要系统著作《动物权利的情形》。罗宾·阿特弗尔德 (robin attfield) 出版了专著《环境问题的伦理学》。环境或生态哲学的突破之代表首数阿伦·奈斯(arne naess)提出的深层生态哲学。深层生态哲学的目的在于克服西方二元论哲学,摧毁西方哲学关于自然的陈旧的思考、范式,变革西方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制度。“深层”相对于“浅层”而言,浅层生态运动局限于人类本位的环境和资源保护。阿伦·奈斯说,“我用生态哲学 (ecosophy) 一词来指一种关于生态和谐或平衡的哲学”。

德国哲学家萨克塞在1984年出版了《生态哲学》一书。他认为,生态哲学研究的是广泛的关联。由于广泛的生态关联 , 每个人都在更高的程度上成为整个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 人与人之间变得更陌生了,每个人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生活都感到更不安全,更无保护。这里, 我们面临着一场根本性的转变:面临着争取建立人际相互理解新基础的任务。因此, 萨克塞认为 ,“生态哲学所探讨的正是在这一关联中如何行动的问题人如何发现他的作为社会的房子——这就是世界一一以及在其中共同居住应怎样去布置和安排。他强调,“人在生态关联网中遇到了严格的控制。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作为主人而对这一发展,我们自己也是整体的一部分。虽然我们成为近化的帮手, 可以影响其方向,但是自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摆布的物体,而是我们得适应自然,以便使自然根据其规律按照我们的意愿起作用。”所以,生态哲学的任务是人们在自然一技术一社会的关联中“加强对我们生存基础和我们人类基础的反思”,在技术的运用上趋利避害 ,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重新确立人与社会发展的方向,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生活。

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 (f.capra) 认为,生态哲学是现代科学世界观, 是科学最前沿的人的观点。他说 :“一种新生态世界观正在形成 ,其科学形式是由系统理论赋予的”。他把生态哲学理解为生态世界观,是转变以往价值观而形成的新的生态世界观。它的特点,一是强调世界的整体性;二是认为世界是运动的,过程比结构更为基本。

我国学者余谋昌先生也认为:“生态学,或生态学世界观,它是运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现实事物和理解现实世界的理论。”他在所著的《生态哲学》一书中对生态哲学的特点作了如下全面概括:“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方向。它产生于人们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哲学反思,以及生态学发展的理论概括。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它用生态学整体性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和解释现实世界。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它以生态学方式思考,是科学的生态思维。”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其他几种环境哲学理论,如福格特的生存哲学、海德格尔的“拯救地球”和“诗意地安居”的哲学思考、罗马俱乐部的新价值论、詹奇的自组织进化宇宙体系、拉塞尔的地球生命系统理论、罗尔斯顿的自然系统价值创新理论等。青年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有关人与自然关系、自然观、自然保护的观点也受到重新关注,还产生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生态哲学家强调人类应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与组织方式中违背生态规律之处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深层的改造。受此影响,一些环境社会学家对传统的社会学提出批评, 并试图进行新的理论建构,把自然环境与社会的关系纳入社会学研究的范围。其中,卡顿和邓拉普在建立环境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方面作了较多努力,将其中的“环境”明确定义为自然环境 ,指出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应是环境与社会间的相互作用。

三、 生态哲学对社会学的启示

生态哲学经过20多年的迅速发展,涌现出了众多的流派,形成了多种学术取向。深层生态学认为生态系统中蕴含有一种值得人类学习的“生态智慧”的观点,社会生态学关于人类社会对待自然的态度与社会组织密切相关的看法,后现代环境哲学对启蒙世界观的批评,都可以给社会学以较多的启发。

深层生态学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的组织蕴含了一种很深的生态智慧,在一个由多种生命形式及其与环境间关系交织成的高度复杂的网络中,自然演化出了相当完备的机制, 使物质与能量的转化率达到很高的水平,使其流动形成“封闭的循环”,基本不留废物。人类的经济体系也是地球生态圈物质与能量循环系统的一部分,人类在此系统中选择以各种方式导引、改变、利用这一循环,使物质与能量在其流动中为人类所用。人类要与自然保持健康、可持续的关系,其活动就不能违背生态规律。在探讨合理的工业组织与经济体系时,社会学应该认识到,虽说从长远看,人类有可能不断开发出新的资源以缓解生态对人类经济活动的限制,但对任何特定的时期而言,人类对自然过程的干预都不能超出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阈限(鉴于有效地协调各种社会力量的难度,实际上应该将人类的干预维持在适当地低于此阈限的水平, 以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人类可以从自然中吸取智慧,以是否能达成或接近“封闭的循环”为一个评价标准,而不能把经济的元限制发展作为一个预设,如一些生态哲学家指出的,“可持续发展”应以可持续的生态圈为前提。深层生态学从现代生态意识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出发提出的现代环境价值新观念,对社会学来说是富有启迪的。它们从根本上有利于人们转变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对人与自然环境作出新的观照与思考,促进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推动人、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生态学认为, 人类之所以对自然采取主宰、征服的态度,与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 尤其是等级制度密切相关一一人类是把社会中的等级制移用到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上。它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类社会生活模式的弊端,正是人统治人的压迫性的社会结构,产生并强化了一切统治形式、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包括人对自然的统治。“人统治自然的观念直接源于人统治人的实在”。如果不破除社会的压迫制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确立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才能确立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余谋昌137-138]社会生态学从对“人—社会—自然”系统的研究,要求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生态社会模式”。美国著名社会生态学家、社会生态学研究所创始人默里·布克钦指出:“社会生态学之所以被称之为‘社会的’,是因为它认识到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即目前几乎我们所有的生态问题都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事实上,如果不彻底地处理社会内部的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目前的生态问题,更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354]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造。受此启发, 社会学在探索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途径时,应该更多地强调对社会组织方式,包括分配制度的改革,而非不顾生态后果的经济发展,把社会问题转嫁于环境,在加重对环境压力的同时回避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这样最多是将问题拖延一段时间,而同时又得冒着将自然生态系统推向崩溃的危险。

后现代环境哲学认为, 启蒙世界观是造成现代社会大规模破坏环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启蒙运动留给现代社会的两大遗产,一是张扬理性,一是社会不断进步的理念。对理性的张扬强调人类的独特性, 让人类高高凌驾于自然之上, 将自然仅仅视作服务于人类利益的资源。社会不断进步的理念鼓励了人们崇尚物质享受的价值取向与高速运行的经济体系,促使人类以强大的技术手段从自然攫取越来越多的资源,并排放出大量污染物, 结果使生态系统的变动超出了其自动平衡机制所能恢复的限度, 从而破坏了生态平衡,引发了环境危机。社会学在相当程度上秉承了启蒙世界观。当环境危机使我们警醒时,我们有必要对启蒙世界观进行反思,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界的命运是紧相交织的,人类的价值取向应从征服自然转向与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这种转变需要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重加界定,还会涉及到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假设,这无疑是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的重大挑战。

四、结束语:生态哲学对社会学的挑战

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成果之一,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隔离,使人不易受到自然力量的侵害。这种隔离也使得人们不易看到自己的生活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但如果我们走出自己直接生活体验的范围,在深层次上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不难看出人类的生命活动在终极意义上是依赖于其自然环境的。

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组织结构与社会运行规律的科学,在其理论建构与实际研究中完全应该把社会放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这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在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对生态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观点加以审视,并将其合理成分纳入到社会学理论的建构中,是社会学应该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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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0篇

在搞好本科教学的同时,特别注重博士生、博士后及硕士生的培养。清华要求本科生与硕博生的比例是1比1。清华美院美术学原二级学科2003年建立博士点,在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当代艺术研究及公共艺术研究等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张仃、袁运甫、杜大恺、刘巨德、陈丹青、包林、陈辉、刘临等教授为导师,在全国率先招收绘画艺术创作与研究的博士生,培养了绘画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的高级人才。2000年,清华首先由张仃、吴冠中、袁运甫、杜大恺、刘巨德、陈丹青等教授开始招收“绘画博士”时,当时曾引起非议和讨论,并受到有关兄弟院校的反对,现经过十多年的博士生招生培养,已毕业约50名绘画博士研究生,他们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工作,在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清华建立起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复合型博士生培养的教学机制,而原反对清华招收绘画博士生的单位也开始招收绘画博士生。现有中央美院、中国美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单位均在绘画博士招生与培养方面积累了经验,适应了社会文化与高等教育发展对高层次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人才的需求。清华近年又以李象群教授和许正龙教授为首,开始招收与培养雕塑艺术创作与雕塑理论相结合的博士生的新的尝试。与此同时,清华美院自2003年建立美术学博士点后,在美术历史与理论研究方向招收和培养博士生。2004年国家批准清华设计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现已招收和培养了近五十名艺术学博士后人员,开展艺术学相关课题的科研工作,取得了相应的科研成果。

2011年,经国家批准,艺术学由原来文学门类下属的一级学科上升为和文学门类并列的艺术学门类,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艺术学门类下属美术学、设计学、音乐舞蹈学、影视戏剧学及艺术学理论五个一级学科。这次学科升级和调整,为艺术学各部门的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同时艺术学各部门及艺术学理论如何发展,取得新的创造性成果,也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这在世界上也是首次出现,对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各个层面,如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教学与科研及学科建设方面还有诸多工作要做。我国在民国时期兴办艺术学院,以美术和音乐为主,主要培养美术与音乐创作人才及师范教育人才,如上海美专、北京艺专、国立杭州艺专,都主要培养国画、西洋画、雕塑等创作人才及美术师范教育人才,均没有设理论专业。但为各专业开设有中国美术史(或中国绘画史)、西洋美术史(或西洋绘画史)、及艺术概论、美学等主要艺术史论方面的理论基础课。有的综合大学哲学系偶尔也开设艺术理论或称艺术学课程,如南京的中央大学宗白华先生在哲学系开设过艺术学的基本原理课程。新中国成立后,在民国时期艺术学院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艺术学院,仍以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电影创作与表演为主要教学任务,直到1957年,中央美院才成立第一个美术史系,开始招收美术史论方面的本科生。1983年,中央工艺美院成立艺术史论系,开始招收工艺美术史论方面的本科生。中央音乐学院开始招收音乐学方面的本科生。“”结束后,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艺术类硕士研究生招生,创作与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均同时进行,而在艺术博士生招生和博士点审批方面,主要是理论方向,如美术史论、音乐学等,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硕士、博士生,现已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文化教育部门发挥重要作用。目前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有了以上的学科发展基础,这使我们艺术学理论学科有了良好的学科根基。无论是美术史论、音乐史论本科生招生培养,还是美术学、音乐学、设计艺术学等学科的硕士、博士生培养工作,都为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的文学学科和哲学学科有深厚的历史传统。民国时期的综合大学都设有文学系和哲学系。新中国的综合大学,文学和哲学都是人文社科的主要系科。我国古代的诗论、文论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且诗、书、画常常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所以诗文理论和书画理论呈现出互补互证的状况,如南朝齐梁时期有钟嵘的《诗品》,谢赫的《画品》、庾肩吾的《书品》,诗书画三品同时出现,相映生辉,这说明我国古代的书画理论和文学理论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文学理论常常用“文艺理论”加以代替。在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中,现在所设的二级学科“文艺学”,在1950年代至80年代,我们都称为“文艺理论”,即使现在的“文艺学”,也没有称“文学学”或“文学理论”,而是将“艺”包括进来,称为“文艺学”,这个名称说明,无论是“文艺理论”还是“文艺学”,在研究文学理论时,都是注重对艺术理论的关照。反过来,我们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也要关注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在我国文艺理论或文艺学研究已有很好的基础和丰硕的成果,常常在文学艺术思潮与理论的研究中,文学理论处于前卫状态,他们在观念、思想、方法上常走在前面,值得艺术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加以借鉴。所以艺术学学科虽然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但不要绝对分开,借鉴文学理论的成果来发展艺术学理论,对艺术学学科建设是大有益处的。况且诸如戏剧戏曲理论、电影电视艺术理论,都是文学学科和艺术学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所以在中国文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的联系,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我们要续接历史而不是割断历史。

艺术学和哲学美学的关系亦很密切。西方的美学学科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但仍从属于哲学。后来德国美学家马克斯•德索想将艺术学从美学中分离出来,单独建立艺术学,但艺术学和美学哲学仍割不断。黑格尔曾将美学称为艺术哲学。哲学要研究人的思维和意识精神活动,主要有三大块,一是认识论;二是宗教论;三是艺术论。艺术是人的精神创造活动,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往往大哲学家也是艺术学家。而美学更要研究艺术创造与艺术鉴赏和艺术作品的审美特征,艺术是人类和自然审美关系及人的审美理想的最高表现,美学如果不研究艺术,其领地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朱光潜先生要求不通一艺莫谈美。北大几位美学大家对艺术都有深入研究和深刻的思想。宗白华、邓以蛰对中国书画艺术的空间意境和审美形式有精辟见解,朱光潜认为其代表作不是《文艺心理学》和《西方美学史》,而是《诗论》,宗白华、邓以蛰的学生刘纲纪结合中国书画来研究中国美学史,著有《谢赫六法论》、《书法美学简化》、《书法美》、《文征明》、《黄慎》、《龚贤》等书画研究专著。他们能从哲学与美学的高度来审视艺术学问题,提高艺术学的理论思维能力。在我国,艺术学学科和美学学科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在美学研究中也离不开对艺术问题的研究。我国综合大学哲学系及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或文学系中,往往都设有美学教研室或美学研究室,从事美学研究有一大批学者,他们对中外美学史及艺术理论的研究均有可观的成果。因此,我们从事艺术学理论的同仁应加强同哲学美学学科的联系,以期在哲学美学思维方法、思想观念上,借鉴其研究成果来发展艺术学理论学科。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艺术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和西方航海扩展相伴,西方的一些科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社会学家与艺术学家,对一些新发现岛屿上的土著民以及南太平洋、非洲的原住民进行科学考察与人类学调查的同时,对这些土著民族的艺术活动也进行了考察,他们运用了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考察了土著民族的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取得一些艺术学研究成果,诸如德国学者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法国学者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等,艺术学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发展,正是靠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和艺术人类学来推动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应考虑交叉学科对本学科发展的作用,注重运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的方法来进行艺术学的研究,开拓艺术学的研究新领域。我国当代艺术学家张道一先生就十分重视将民间艺术研究同艺术学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取得突出成果。他的博士、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教授在民间艺术学研究和民间美术收集整理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果,出版了《民艺学论纲》等多部专著,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还建立了民间美术博物馆,这都为艺术学理论研究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在我国,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虽只有二年,艺术学(理论)作为原艺术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也只有十多年,但艺术学理论在我国现在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和艺术各部门艺术理论,和文艺学、哲学美学都有密切关系,同时和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也紧密相连,艺术学相关学科的发展也为艺术学理论提供了借鉴,所以艺术学理论生长的生态环境是良好的,且有我国古代诗论、乐论、书论、画论、曲论之丰厚的学术传统,只要我们肯下功夫,潜心研究,艺术学理论新成果是指日可待的,学科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前景是光明的。在艺术学理论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要进一步探索。首先在本科生培养方面,原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没有下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所以无法招收本科生。现艺术学理论升为一级学科后,仍未设本科专业,因此在本科培养方面,艺术学理论还是一个空白。

现其他部门艺术学科大部分都设有理论本科专业,如美术学(美术史论)、设计艺术学(设计史论)、音乐学(音乐史论)等,相对来说,这些本科专业课程设计及教学体系较为完整。近年有关艺术学院根据社会需求又自主新开设艺术管理本科专业,如山东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均招收艺术管理或文化管理本科生,还有的学校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北京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开设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前者还开设艺术编辑学专业,这些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处于探索阶段,取得初步经验,培养的本科生适应了社会文化艺术管理、艺术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需要。中央美院开办美术史本科专业已有五十多年历史,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开办工艺美术史论专业自1983年至今,已有三十年的历史,原工艺美术史论后根据学科调整为设计艺术学,2004年,又新增美术学(美术史论)本科专业,清华美院在设计艺术学和美术学两个专业招收理论本科生。现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在学科方面主要承担艺术学理论,学院计划明年直接以艺术史论为专业名称招收本科生。现艺术史论系老师十四名,从事设计艺术史论和美术史论的教师各一半,有八位教授八位博导。根据老师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特长,我们给史论专业本科生开设中外美术史、中外设计艺术史、中外工艺美术史、艺术原理、中国现当代艺术史、西方现代艺术史、中国现代艺术理论与思潮、审美文化、中国书画艺术、艺术传播学、艺术批评、宗教艺术、民间艺术、艺术论文写作等课程。学生还可在绘画、雕塑、陶艺、设计各系选修艺术实践类课程。即使明年将本科专业从设计艺术学、美术学改为“艺术史论”,那么我们开设的基本上还是这些课程,当然我们在艺术史学理论、批评理论方面还可加强,增加新课。

目前,艺术学理论本科教学,一方面可增设艺术历史与理论、艺术批评与管理二个本科专业,前者以中外艺术史、艺术考古鉴定、中外艺术理论等为主课,兼及艺术批评与管理方面的课程,后者主要开设中外现当代艺术史、艺术思潮、艺术批评史、艺术与文化管理、艺术市场等主课,同时兼及中外艺术史与理论课程。将艺术学理论的本科专业逐步办起来,逐步建立起本科教学体系。另一方面,如果国家没有批准增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或者已经批准增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办好现存的美术学、音乐学、设计艺术学本科理论专业,因为这些专业都依托在美术学院、音乐学院和艺术设计学院,教师亦还要担任美术、音乐、设计创作实践学生的理论课程,理论和创作实践可以互动,理论系的学生亦可有机会多看美术创作、艺术设计展览和音乐表演,这正是中国式艺术类理论学生的优生环境。在西方,艺术史系大都独立设在综合大学,没有艺术实践教学和创作表演的氛围,他们和历史、文学一样,是一个独立的人文社科系。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艺术史系一般只有5-6位教师,7-8位算较多了,而10位教师则是大系了。我国的各艺术部门的美术史论,音乐史论、设计艺术史论、戏曲艺术史论专业,已经建立起本科教学体系,可以进一步向前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可为美术学、音乐学、设计艺术学硕博生招生提供生源,也可为艺术学理论的硕博生培养准备人才。即使招收艺术历史与理论(简称艺术史论)、艺术批评与管理(简称艺术批评)本科生,也要依托相应的部门艺术史论,如音乐学院招收艺术史论或艺术批评本科生,恐怕还是要主要讲音乐艺术史及音乐批评理论,而美术学院招收艺术史论与艺术批评本科生,也主要还是要讲美术史与设计史、美术批评与设计批评。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艺术史必须要依托部门艺术史才能讲授,西方人讲艺术史,主要是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造型艺术史,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博生教学,任何人都无法讲授“空洞”艺术史,讲授既不是美术史,也不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的艺术史,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完人”能讲授包括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设计艺术、音乐、舞蹈、电影、戏剧都涉及的艺术通史,所以艺术史论、艺术批评必须依托一、二个艺术部门来组织教学。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明年招收艺术史论本科生,也只能以美术史论、设计艺术史论为主组织教学,只有在教师可能情况下,可以考察兼顾其他艺术部门的史论教学。

艺术学理论及前此的艺术学二级学科的硕士生、博士生培养,我国已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主要艺术院校及部分综合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设有艺术学二级学科硕博点,2011年调整学科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后,不少有美术学、设计艺术学、音乐学、影视戏剧学博士点的学校,又纷纷新增艺术学理论博士点,我们现招收的艺术学理论方面的博士生数量,在世界上可能排在前列了。另有部分学校,虽然没有艺术学理论的博士点,但设有原艺术学二级学科(理论),现为艺术学理论的硕士点,我国艺术理论的硕博生培养,跨越式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艺术学硕博士招生,在1980年代和文学、美学相比,是落在后面很远的,目前招生数可能已大大超过了文学、美学的招生数量。短期类学科消长所产生如此大的变化,当然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引起的变化和要求产生的。在艺术学理论硕士生教学方面,我仍然主张要依托部门艺术史论来组织教学,一方面可以开设艺术原理、艺术美学、艺术史学等宏观理论方面的课程,增加学生对艺术宏观方面的把握及普通艺术学或一般艺术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另一方面在知识点及做论文时应选择美术、音乐等具体的课题来从事研究,否则,学生无法驾驭大而空的艺术学宏观理论,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艺术理论中的具体某一个理论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涉及“史”的时候,必须和部门艺术史结合。清华美院在2012年前是以设计艺术学和美术学两个学科招收理论硕士生,2012年开始以艺术学理论招收硕士生,但入校考试科目仍以美术史论和设计史论两个方向组织考试。在教学方面,5年前和设计、绘画、雕塑硕士生一样,专业课均由导师负责,现改为专业基础课,由美院老师各自列出,然后由硕士生自由选课,选课人数达到五人即可开课,同时,艺术史论系,又开设艺术史论包括美术史论和设计史论必选课,这样使学生既能必修艺术史论必备的课程知识,又使学生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要选择本系和其他系的理论课与创作实践课,加宽学生的知识面,也使学生能了解导师以外其他教授的学术特长。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式比较好,避免了以往导师一人包揽所有专业课的狭窄状态。在实践类的学生中,还出现过导师一学期只和学生见两次面,最后课程考试照样打分的不负责情况,现在此种情况不存在了。在新的教学体制下,导师所开的选修课程,所带的学生可选也可不选。学生自由度增加,而导师不必另外给所带学生开课,主要责任是指导学生的硕士论文。艺术学博士生培养,是在硕士知识点及硕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创新性、尖端课题做深入研究,期望取得创造性成果,完成博士论文,成为某一专题和领域的研究专家。

清华美院的前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84获得首批工艺美术史论博士点,开始培养工艺美术史论方面的博士生,后改为设计艺术学,扩展到工业设计、服装设计、陶瓷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玻璃艺术设计、纤维艺术设计、金属工艺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信息艺术设计等均开始招收博士生,2003年,获得美术学博士点,在绘画系、雕塑系开始招收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雕塑创作与理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艺术史论系招收设计艺术史论、美术史论两个大方向的理论博士生。根据清华规定,只在一级学科门下招收博士生,所以在2011年以前,艺术学为一级学科,美术学、设计艺术学为二级学科时,我们统一在艺术学名下招生,每个导师只标注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2011年学科升级后,清华美院除原有的设计艺术学、美术学二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升为一级学科后,又以艺术史论系教授为主体力量,申报了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现用三个一级学科招收博士生。清华美院设计艺术学博士生培养,大多数导师都是结合自己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指导博士生进行艺术设计和研究工作,博士生既有较强的设计实践能力,同时也从事设计理论、设计思潮、设计教育、设计方法的研究,拟定博士论文。清华美院设计学科的博士生在高校和设计研究院所都很受欢迎。美术学一级学科中,主要培养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博士生,导师都是著名画家,如张仃、袁运甫、杜大恺、刘巨德、陈丹青等,博士生大都围绕中外现当代美术思潮、创作风格、绘画艺术语言与形式方面进行选题和研究,导师一方面指导博士生进行艺术创作,另一方面指导他们的论文写作,所以美术学博士生的任务相当重,他们的博士论文理论结合创作实际,作品分析及形式把握更准确,论文质量也较高,不少博士论文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公共出版。

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在2011年以前招收设计艺术学(理论)和美术学(理论)博士生,现设计艺术学归口到设计各系,美术学归口到绘画系和雕塑系,艺术史论系新增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导师们的研究方向基本未变,但统一挂在艺术学理论学科门下。北大艺术学院和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原二级学科艺术学博士点升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北大的老师有二大方向,一是美术学,二是影视艺术学,我想导师们大概也只能在这二个方面继续指导博士生。而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艺术学理论和中国传媒大学的艺术学理论的博士生培养大概也偏重音乐学和影视广播学方面,东南大学的导师们则在美学、戏剧、民艺、美术等方向有特色,他们的艺术学理论可能相对来说涉及的艺术门类要广泛些。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音乐、设计等学科基础好,学科设置较为全面。这些客观事实表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博士生培养,还是应具体落实到艺术的某个门类来从事研究,这一点我觉得对艺术学理论人才培养是一个优势,即博士生总得在某一艺术部门有所造诣,既不是行行都了解但不深入的浅薄者,也不是对艺术一门不通的门外汉,艺术学理论的博士生可以在某一艺术门类中选题,进行深入研究,然后以点带面,进行综合整体思考,我想这也是从个别到一般的研究方法的一种尝试。艺术学理论的另一任务,是加快对艺术原理、艺术哲学、艺术美学、艺术史学、艺术批评的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后,在以上学科,以及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艺术伦理学、艺术管理学及其相关具体问题的研究方面,多出成果,在博士培养过程中,也可在上述艺术学原理及交叉学科方面进行选题和研究,将艺术学理论博士生培养和博士论文的成果,成为推动艺术学理论学科向前发展的一种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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