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理论范文

社会学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社会学

后现代社会理论是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关注和争论较多的一个领域。但人们探讨更多的往往是它对现代社会理论的解构，而对它的启示作用所谈不是很多。其实后现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同为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对因社会急剧变动而产生的种种社会新现象的解读是它们的理论的共同指向，这使得看似异质性极强的两者有了进行比较的基础。本文的目的就是在于分析后现代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对社会学理论的启示。

一、社会学理论与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产生

有关社会及社会运行的思想古已有之，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于19世纪，这绝非历史的偶然。18世纪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给欧洲各国带来巨变。政治、经济、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展现出与以往社会完全不同的面貌与内容，各种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人们试图寻求解释和出路，已有的知识显示出在此问题上的无能为力，于是转换视角创建一门新的学科――现代社会学成为时代所需。

与社会学一样，后现代社会理论也是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20世纪是知识、信息占主导地位的世纪，信息工业的发展，商品的不断推陈出新，消费时尚的不断变换，商品借助于现代性文化的力量，特别是文化媒体的力量具有了符码的魅力。生活于这一社会的个体，其消费行为完全为媒体所左右，消费不再仅仅是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一种手段，消费的过程也不再仅仅是体现商品使用价值的过程，它已成为一个符号交换与交流体认的过程。对于这个与现代社会有着太多不同的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造就了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出现。

二、社会学理论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区别

社会学是以社会为其研究对象，以发现社会形成及发展规律，从而促进社会良性、协调发展为目的的科学或学科。赛德曼（Seidman，1991）认为社会学具有十分明显的现代性特征。他将社会学的特点归纳为“科学主义、基础主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和偏狭性”等。而后现代社会理论恰恰与此相反，它是针对上述社会学理论进行批判，并要对其加以解构。

其次，社会学理论的“基础性”指“社会学理论试图揭示一种社会的逻辑；它企图发现一套反映社会世界的惟一真实的语言，企图与人性的普遍状况相联结。”后现代社会理论否定社会学理论实现了这一目标，同时也否认这样一种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学所接受的基础的存在。

再次，就“总体性”来看，社会学理论倾向于寻求一种普适性的“总体性概念框架”，同时，信奉“西方‘进步’的宏大叙事”。与此不同，后现代社会理论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构成任何社会生活之内容的那些多维的、异质的、道义上含混不清的社会潮流与倾向之上。

复次，社会学理论的“本质性”特征指“它们倾向于认为人类具有一些基本的、固定不变的特征；从而把社会现象视为这些特征的表现。后现代社会理论则不然，它更强调与某些社会相联系的社会条件，即更侧重于“基于‘性别、种族、民族、阶级或者性取向’而形成的那些差异。”

三、社会学理论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之间的联系

虽然社会学理论与后现代社会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二者之间并非是一种激进的断裂，前者亦非要为后者所取代。其实社会学理论与后现代社会理论是密切联系、互相补充的关系。泽瑞尔在其《后现代社会理论》中预设了“社会学理论的景观正逐渐被后现代社会理论所改变”这样一个前提，其依据有二：一是许多社会学理论家在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们的批评面前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一些基本理论预设；二是后现代主义者们所创造的许多理论观念也正在逐渐地被整合到主流社会学的理论当中。这样的两种现象所能说明的就是，后现代社会理论不断对社会学理论进行批判以修正其不足。

四、后现代社会理论对社会学的启示及其自身的局限

“后现代”往往对“现代”的宏大叙事持否定态度。后现代社会理论同样认为马克思及一大批新马克思主义者所创造的一些用来描述将人民从压迫性社会中拯救和解放出来的那种历史进步的巨型理论是一种“神话”，并据此批判一切体系化的社会学理论。“后现代”的支持者与批评者也都由此得出一致的结论，即“后现代”欲摧毁一切“宏大叙事”。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哈贝马斯便是最好的例证。当被认为是现代宏大叙事之一的启蒙主义宏大构想日益遭到怀疑时，他却提出了“我们非但不能放弃‘现代’的理想，不能宣布‘关于现代的构想’是一项失败，相反，我们应该从否定‘现代’构想所犯的错误中吸取必要的教训”的主张。后现代社会理论对社会学理论的启示主要如下：

一是坚持对常识的反思、质疑是社会学理论进步的基础。社会学之所以能赢得自己的学科地位、能够对社会现象做出有自己学科特色的解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对常识所始终持有的反思立场和警觉，对在常识看来己是最终答案的答案作进一步的追问，从而发现常识掩盖下的事物演变的“真实”逻辑。

二是对专家话语霸权的警惕。社会学家应对自己的知识和理解的缺陷有着无比的诚实。 他们也应该在此相关之处，显示所谓的、误导的、错误的或虚幻的“真理”的性质，因为这些“真理”已经进入了大众话语和“官方”声明中。

三是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偶然性及不确定性的关注。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及各因素之间的复杂纷繁的联系，使一些看似偶然甚至无足轻重的因素可能成为影响事物整体发展轨迹的不可忽视的变量。

参考文献

[1] 布赖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 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 潘泽泉.社会学视野中的后现代社会理论[J].天府新论， 2005（1）.

[4] 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

社会学理论范文第2篇

德国社会学家刘易斯?柯塞曾有这样的评价:“韦伯以永不停息的斗争为代价,获得了清晰透彻的认识。很少有人能达到他那样的深度。他带来的是对人类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他对社会行动中的磨难、悲剧以及成功的冷眼关注,使他成为社会分析方面至今无人能及的大师。”社会学的使命是最忠实地描述社会及其功能。与马克思和迪尔凯姆不同,韦伯拒绝“把人禁锢在意识不到的社会约束组织之中”,他认为了解社会问题的手段即是“理解”二字,为个体着想,从内部抓住个体的主观性。理解社会学教会我们,社会问题的原料是个体的行动,只有领会人们赋予行动的价值意义,才能真正理解该行动。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思想对于改变实证主义方法论在社会学研究中一统局面起重要促进作用,促使现象学社会学的产生。“互动”一词对于生活在美好时代的我们并不陌生。相对于1937年赫伯特?布鲁默就“符号互动论”这一概念的提出,这一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的出现却要早得多;这也是“符号互动主义”再后来被称为“第二芝加哥学派”的原因之一。从早期的一些苏格兰伦理学家那种对于研究现实生活、只有通过经验才能找到有用的知识的一系列主张,到威廉?詹姆斯对于习惯、自我与社会我的重要研究,再到詹姆斯?马克?鲍德温对于儿童自我发展的投射、主观、射出三个阶段的理论研究,后到约翰?杜威的社会互动思想,这些哲学、心理学层面的奠基人为库利、托马斯、米德等社会学家对符号互动论基本原理的提出及创立点亮了明灯。二战后,布鲁默全面总结与发展了符号互动论;20世纪50年代末,霍华德?贝克尔、安塞姆?斯特劳斯的研究成果使得符号互动主义蓬勃发展;戈夫曼的拟剧论,在今天都被社会学专业的学习者与传道者常挂嘴边,解释着不同的社会网络发生的人和事;舒茨是互动理论的奠基人,加芬克尔受到他的影响,在调查中阐明常人方法学这一手段。

二、批判主义,一门建构“揭示头脑”的学问

在社会学理论中,批判理论的出现主要是被置于同所有实证主义社会学,尤其是同功能学说、以及所有那些宣称自己是客观的和中立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相对立的位置上。在这里,所谓批判主义,是一种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否定,并且明确地以把人从压迫性的社会现实中解放出来为理论宗旨的理论范式。批判功能由马克思首开先河,其着述的目的是为了揭露社会;尤其是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法国,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批判主义的发展阶段,从古典时期的马克思,经过现代社会学阶段的法兰克福学派和结构主义,一直到当代阶段的沟通理论、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理论。马克思在其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写道:“为了解决使我困顿的疑问,我开始了第一步的工作,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修正。”这句话概括了使马克思放弃哲学研究而献身于经济学研究的学术道路。有学者认为,要想对马克思的贡献进行客观的总结,是一件“既棘手又冒险”的任务。马克思主义,既带有浓重的、不可把科学分析与政治意识形态彻底分离的味道,又应具备能够将其着作予以多种理解的清楚头脑。

三、作为“一门学问”的社会学仍在成长

社会学理论范文第3篇

一、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社会互赖理论的认知

社会互赖理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柏林大学。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库尔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体是成员间的互赖性,是可以变化的动力整体,这就首次提出了“群体动力整体性”的观点。

考夫卡的同事勒温(K.Lewin)在其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发,他认为群体的本质是其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赖,由此促使群体成为一个整体,若群体中任何成员或次群体的状态发生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或其他次群体产生改变;群体成员内在的紧张状态能够引发完成共同目标的动机[1]。

勒温的弟子莫顿·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两种社会互赖: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互赖,从目标结构角度得出了合作与竞争的理论。最终莫顿·道奇的弟子约翰逊兄弟将这一理论进行统整与拓展,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体系。约翰逊兄弟将社会互赖分为三种情况:积极的社会互赖、消极的社会互赖、没有社会互赖。社会互赖理论将合作和竞争作为关系变量而非个体变量来进行研究。它不仅关注在完成任务中合作和竞争的效果,而且对互动方式、心理过程、人际关系、对自我和工作的态度等也进行详细研究。在教育领域,社会互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学习的兴起与繁荣。

(二)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社会互赖理论主要研究个体间在合作性和竞争性的社会情境中相互影响时的行动效率、内在心理过程、互动方式及结果。虽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单打独斗的年代,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逝去,团队合作在当今时代备受青睐。但是合作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的合作是肤浅的、毫无生机的;竞争也离不开合作,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狭隘的。

拓展项目的设计更倾向于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课程实施过程中,既强调学员之间的合作,又注重培养学员的有序竞争,最终达到一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培训效果。团队目标的达成,是学员间合作的结果,但是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的同时鼓励竞争,有助于提升团队个体的能力,进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又要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竞争中合作应体现“双赢”原则。一个人再强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个强大的团队可以攻克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题,这就是团队力量的最好彰显。

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完成拓展项目,达成团队目标过程中,学员之间容易相互诱导和影响。积极互赖使学员间产生促进性互动,如果学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可以感染到团队中的每位成员。这样不仅促进个人小目标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团队大目标的实现。消极互赖往往使学员间产生阻抗性互动,对困难程度评估过高,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低,都会使学员产生消极的互动,如果这种消极互动得到扩散,会对目标的达成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而没有互赖就意味着不会产生互动,目标也就肯定不会实现。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群体动力学理论的认知

群体动力学(groupdynamies)亦称“团体动力学”,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群体动力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Lewin)的“场论”。“场”是他借用物理学上力场的概念,其基本要义为:在同一场内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响;当某部分元素变动,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会受到影响。勒温采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将个体行为变化视为在某一时间与空间内,受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勒温认为[2],群体行为由构成群体的个体来执行,但群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来表示,即个体行为B是个体所处环境特征E与个体自身特点P互动的函数。

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凝聚力(如决定群体凝聚力强弱的因素),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如从众现象等),群体目标(如群体目标的有无对群体性能的影响)和成员的动机作用(如竞争与合作)等等。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拓展训练强调团队学习的氛围,整个过程就是帮助团队和每个成员不断发现团队和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断向好的方向改善的过程。拓展训练的各个环节都能体验到团队精神。在场地项目和情景项目中,目标的完成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在高空项目中,个人的成功挑战也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鼓励。

拓展训练课程中会形成以团队为单位的“场”,学员也会在这个“场”中体验项目,并在体验中促进个体的感悟的形成。虽然群体动力源于个体动力,但是群体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动力。由于每位学员在生活学识、经历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所以他们对拓展训练的理解角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就导致学员在参加拓展训练过程中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当团队这个“场”形成之后,以团队的整体性来引导和影响学员行为,会使整个团队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团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即使有个别学员存在消极的情绪,但受到积极氛围的感染,也会产生从众现象,融入到团队之中。反之,如果整个“场”的氛围是消极的,哪怕有积极的学员,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利于团队目标达成的消极因素。

三、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符号互动理论的认知

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又称象征互动理论),是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也是重要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米德(G.Mead),其核心的三个概念是“符号”、“自我”、“互动

”。虽然“符号互动论”是布鲁姆提出的名词,但符号互动理论是米德独一无二的思想,在其着作《心智、自我与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和呈现。这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观点理论对社会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受到其他许多学者的影响,尤其继承了C·H·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 米德认为象征符号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综合了新达尔文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将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3]。他认为,人们具有独特的心智过程,他们通过“体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准确地估计他们对他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

符号互动理论在后期的发展中分为两大学派,一派是由布鲁默领导的芝加哥学派,继承了米德的研究成果;另一派是以科学取向为特征的衣阿华学派,代表人物有M·库恩、卡奇等。两派的基本区别在于方法论,衣阿华学派采取量化的取向。

(二)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的课程,对拓展训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符号是指传达信息的基本单元。它是对事物的表征,也是语言、动作、表情等的代码形式。而互动则是一种使对象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彼此发生积极的改变的过程。符号互动论强调人们在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的过程中自我概念在不断地成熟,使学生获得“镜中我”的感觉,视他人态度和意向而行动的能力也会不断地增强。

在拓展训练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师要创设情境,通过精心设置的项目,利用模拟的环境,引导学员变换角色去体验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观点、价值观等。运用“成功导向”和“关系导向”的引导方式,适时加以鼓励并引导其以成功为目标,提高个体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那么在此过程中就存在着两大角色,即培训师与学员,那么也就存在着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则是通过项目导入及规则介绍得以体现。也就是互动情境“文本”的解读过程,师生通过对互动符号的理解与解释而达到互识和共识。生生关系则主要表现在学员之间为了完成团队目标,而进行的符号互动。

符号交互作用理论把社会相互作用解释为符号交换、直接沟通,人们能想象他人或群体怎样看待自己[4],即个体自己能扮演他人或群体的角色,相应地解释情境,并决定自己如何行动。符号交互作用理论现在拓展训练中得到广泛地应用。使用的较多的是莫利诺在1960年所创建的“角色扮演技术”。拓展训练过程中,主要采用角色扮演技术,让学员在一种特定的或创设的情境中扮演某一角色,使其认清角色的理想模型,了解项目对角色的期望和自己应尽的角色义务,从而有助于他们去控制或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以达到改善人际关系和提高工作或学习效率的目的。

四、结语

社会学理论范文第4篇

德国社会学家刘易斯•柯塞曾有这样的评价:“韦伯以永不停息的斗争为代价，获得了清晰透彻的认识。很少有人能达到他那样的深度。他带来的是对人类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他对社会行动中的磨难、悲剧以及成功的冷眼关注，使他成为社会分析方面至今无人能及的大师。”社会学的使命是最忠实地描述社会及其功能。与马克思和迪尔凯姆不同，韦伯拒绝“把人禁锢在意识不到的社会约束组织之中”，他认为了解社会问题的手段即是“理解”二字，为个体着想，从内部抓住个体的主观性。理解社会学教会我们，社会问题的原料是个体的行动，只有领会人们赋予行动的价值意义，才能真正理解该行动。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思想对于改变实证主义方法论在社会学研究中一统局面起重要促进作用，促使现象学社会学的产生。“互动”一词对于生活在美好时代的我们并不陌生。相对于1937年赫伯特•布鲁默就“符号互动论”这一概念的提出，这一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的出现却要早得多;这也是“符号互动主义”再后来被称为“第二芝加哥学派”的原因之一。从早期的一些苏格兰伦理学家那种对于研究现实生活、只有通过经验才能找到有用的知识的一系列主张，到威廉•詹姆斯对于习惯、自我与社会我的重要研究，再到詹姆斯•马克•鲍德温对于儿童自我发展的投射、主观、射出三个阶段的理论研究，后到约翰•杜威的社会互动思想，这些哲学、心理学层面的奠基人为库利、托马斯、米德等社会学家对符号互动论基本原理的提出及创立点亮了明灯。二战后，布鲁默全面总结与发展了符号互动论;20世纪50年代末，霍华德•贝克尔、安塞姆•斯特劳斯的研究成果使得符号互动主义蓬勃发展;戈夫曼的拟剧论，在今天都被社会学专业的学习者与传道者常挂嘴边，解释着不同的社会网络发生的人和事;舒茨是互动理论的奠基人，加芬克尔受到他的影响，在调查中阐明常人方法学这一手段。

二、批判主义，一门建构“揭示头脑”的学问

在社会学理论中，批判理论的出现主要是被置于同所有实证主义社会学，尤其是同功能学说、以及所有那些宣称自己是客观的和中立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相对立的位置上。在这里，所谓批判主义，是一种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否定，并且明确地以把人从压迫性的社会现实中解放出来为理论宗旨的理论范式。批判功能由马克思首开先河，其著述的目的是为了揭露社会;尤其是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法国，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批判主义的发展阶段，从古典时期的马克思，经过现代社会学阶段的法兰克福学派和结构主义，一直到当代阶段的沟通理论、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理论。马克思在其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写道:“为了解决使我困顿的疑问，我开始了第一步的工作，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修正。”这句话概括了使马克思放弃哲学研究而献身于经济学研究的学术道路。有学者认为，要想对马克思的贡献进行客观的总结，是一件“既棘手又冒险”的任务。马克思主义，既带有浓重的、不可把科学分析与政治意识形态彻底分离的味道，又应具备能够将其著作予以多种理解的清楚头脑。

三、作为“一门学问”的社会学仍在成长

无论是像孔德、斯宾塞、马克思、托克维尔这样的先驱者们，还是像迪尔凯姆、韦伯、齐美尔、滕尼斯、帕雷托等诸多的奠基者们，还是之后那些“新”“后”主义的产生，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当代，有对立、有交融。无疑，社会学是历史与时代的产儿。社会学家们各自所出的时代和面对的现实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解释立场不一，各种理论流派的出现，形成了一部色彩斑斓的社会学理论史说。社会学理论的多样性，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过多的纷扰与忧虑，反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思想家们去相互借鉴、批判继承以及不断创新。首先，社会学理论的经典将成为永恒。社会学这门学问的特点之一就是不断地回归经典，甚至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后人将自己置身于先前的那种情景去寻找社会学的智慧所在。或言，经典的真谛所在不单一是对于社会学理论的回顾，更是后人对于理论的不断解读、不断思辨以及扬弃。社会学就是这样一门从尊重经典、到扬弃经典、再回归经典的学问。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学理论再怎样发展，都会像一根弹簧一样，拉伸得再远，将再回原点，重温经典、以求更长远的发展。其次，“学问”，永远是历史的。作为一门学问的社会学，永远离不开历史的视野。吉登斯曾说过:“通过意识到我们已经失掉的东西，才能把握住现代社会以及人们在其中的生活所具有的独特性，通过历史的想象，我们可以从观念上重构失去的世界。”社会学的研究，一旦离开了历史，就相当于大树没有了根、大楼没有了地基一样，从认识上就会缺乏依据，变得无据可依、成为空谈。看待任何社会问题、研究任何社会现象，不能够离开历史生成视野，坚持历史主义的方法，把历史的东西还给历史。充分运用史实资料，使得我们能够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掌握一个平衡点，让研究变得不至于过于空壳、也不过于抽象。把握历史，不仅仅在于一定要去解释历史，而在于更好地发展社会学理论;在历史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当代及其后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再次，哲学的思维不可弃。一些钻研者往往希望他们能够找出像达尔文进化论那样一个普适性的自然法则，或是像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那样具有普遍意义的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等于后人就可以将目光完全聚焦于单方面宏观或微观的层面上;社会科学的研究，永远也离不开、更不应离开像韦伯、马克思主义等具有哲学色彩的理论指导。做社会学这门学问，不能仅凭实证研究来说话。时代要求我们，达到一种理想状态固然好。什么是理想状态?笔者感触，学问=相关理论指导(基础)+哲学色彩的理论(指导)+实证研究(关键)+客观、敏锐的解读与批判(整合)。

社会学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现代性;范式;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C9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1-0138-007

一、社会学：现代性生成与反思

现代性催生了社会学，社会学的生成和成长皆发生在现代性铺陈的世界里。现代性一个重要的向度即现代化，现代化表征的现代社会，也正是社会学理论扎根之处，社会学学科的安身立命之地。当社会学的人文性与科学性各显特质并日益相得益彰的时候，社会学不再满足于现代性占据的世界，向后现代迈开了前行的步伐。回顾孕育和生成社会学的历史场域，显现了社会学的发展轨迹，也更能藉此反思社会学的朝向。工业革命以来，韦伯意义上的工具理性捣毁了恬雅的生活镜面，工业化、城市化、制度化作为表征的现代化成为人类生活最为时髦的概念，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精神――守时、勤奋、节俭的个人品格[1]，焕发出积极的集体风貌，催生出一个物质产品极大丰裕的现代社会。“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马恩的这一经典概述，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兴起之时的真实写照。资本主义车轮所到之处，大生产取代手工业作坊的计划紧锣密鼓地展开，社会迸发出无尽的创造力。但与此同时，失业、犯罪等各类社会问题的日益蔓延困扰着社会，引起了社会思想家的关照并着力于社会现实的诊断和社会理想的建构，“肇始于英法的启蒙运动高扬人的理性，对传统的迷信、无知予以猛烈抨击，并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抽象形而上学玄思发出挑战。此时，社会学便从哲学中脱胎出来，充任现实社会的解说人和建设者。” [3]在此场景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凸显了对人的解放，自然科学行之有效的方法令人文社会学者艳羡，意欲找寻社会规律的哲学家孔德率先破题，“将自然科学中卓有成效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建立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既势所必然又合情合理”。[4]于是，发轫于19世纪初叶的社会学“俨然成为一门探究社会秩序经世致用之学，从其诞生之日就强烈关注社会问题，找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在探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延续学科价值，在西方国家被誉为‘社会医学’”。[5]

吉登斯认为社会学起源于现代性的来临，并指出，“随着工业主义的到来，数以百万的人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尤其是大众民主化的发展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制度性变迁，使得新旧世界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场始发于欧洲和北美内部一系列变革正日益推向全球，且至今仍在全球各地风驰电掣般疾驰着。社会学就是产生于对这种变革道路的探索，且直到20世纪还深深地留有其初创时的痕迹。”[6]如果追寻作为现代性的解说者――社会学思想长廊里竞相绽放的理论之花，就可以捕捉社会学在多大程度上从现代性中汲取养分，成长为一个日渐独立学科的轨迹。面对急剧变动的全球世界，悲观论者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7]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8]，敏锐指出当代世界无法破除的谶语――隐藏在国际互动背后撕裂世界的“原罪”和结局，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在肯定两位政治学家观点重要性的同时，从社会学的眼光指明世界变迁只是多元现代性的发展，“必须将现代性的扩张视为一种新型文明的成形，它不同于过去时代的大宗教扩张或大帝国扩张。因为，无论如何，这种文明的扩张几乎总是并且不断地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扩张结合在一起，它施加给所到之处社会的影响力比大多数历史情形下要剧烈得多。” [9]社会体系的复杂化和世界体系的多元化，成为社会学反思性增强的缘由。继承传统社会学藉由社会结构关涉社会秩序，藉由社会行动探讨社会关系，藉由社会批判探讨社会进步的特点，当代社会学研究议题增加了性别和种族的因素，放置在信息爆炸的网络社会场域里，以流动的反思性监控瞬息万变的社会世界。“这种趋势孕育出的社会气候与知识氛围，正是产生社会科学‘专业化、职业化’话语的源泉，而后者在表述前者的同时，又推动着它们的发展。”[10]从社会学的传统理论范式起锚，指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谱系，并注意到本学科所发生的转向，自有其批判性反思的学科特质。

二、社会学传统理论范式

孔德《实证哲学教程》首开社会学以来，深深烙印着自然科学印记的实证主义至今仍然大行其道，并给社会学披上科学主义的外衣。一代代宣称从孔德那里得到灵感、不遗余力地发展社会统计学，试图以数据模型探求“人类理性的进步”的“科学社会学家”，正在全面解析世界，却没有超越观察、实验、比较和历史的实证研究方法滥觞。从实证主义者相信社会现实的客观实在性、规律性和可认知性，到建构主义者剖析适当的社会事实而非切实的社会实在，并更多关注隐于事实建构背后的权力关系，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经典理论范式一枝独秀的时代早已过去，米尔斯所言社会学想象力激发的多元化视角促成了社会学本身的发展、反思和超越。

在科学史学家库恩看来，范式（paradigm）是指“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11]范式的发展中，范式Ⅰ会导向常规科学，而从异例到危机再到革命，也就意味着范式Ⅱ的产生。[12]社会学矢志于社会事实的描刻与解释，已然形成了不同取向的理论范式。瑞泽尔认为，社会学是多范式的科学，社会学具有三种基本的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释义范式和社会行动范式。三种范式存在着融合的可能性，却难以综合成一。只有将其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完整的社会图像。[13]周晓虹则在瑞泽尔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批判范式，从宏观―微观、自然主义―人文主义两种理想类型建立了社会学理论基本范式：见图1。[12]由此形成的四种社会学理论基本范式，或则重于宏观层面的社会事实深挖，遵循自然主义的路向;或则重于宏观层面的社会批判，体现在人文主义的价值;或则重于微观层面的社会行为勾画，依然在自然主义的框架之内;或则重于微观侧面的解释阐发，始终紧贴人文主义的面向。复杂社会的场域中，社会学的基本范式给予社会学学科更多的解释力，也呈现出社会学的想象力。

哈贝马斯从人类社会生活三种不可或缺的要素：劳动、语言或沟通、权力或支配出发，衍生出三种认知兴趣：技术的认知兴趣、实践的认知兴趣、解放的认知兴趣。三种认知兴趣衍生于社会文化生活，又决定三种学术研究取向及知识形式如下。黄瑞祺据此理论基础把社会学思想类型化为实证社会学、解释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并绘制了哈贝马斯的知识论框架。见图2。[14]

正如特纳所认为的，“理论关注的不是特定条件下人们的具体行为和互动，而是一般意义上人类行为的本质”[15]，社会学理论传统范式都属于元理论的层面，揭示了社会学论域内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围绕传统理论范式，现代社会学有四个被视为根本的论题：行动、理性、结构和系统。[16]我们认为，这四个理论命题勾连着社会学传统理论与当代走向，只有统合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交集中，才能更好理解社会学理论的历史逻辑，把握社会学理论当代变轨与未来路向。

三、本体论继承：社会是如何运行的？

本体论（ontology）的出现可追溯到克劳伯，他把本体论称为“第一科学”，是研究作为存在的科学，认为这种研究运用于与创造存在物的上帝一样的一切实体。正是因为本体论与存在（being）相关，而存在（being）的界定本身众说纷纭，本体论因此莫衷一是。“大体上说，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所用的本体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别。从广义说，指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这种本性需要通过认识论而得到认识，因而研究一切实在最终本性的为本体论，研究如何认识则为认识论，这是以本体论与认识论相对称。 从狭义说，则在广义的本体论中又有宇宙的起源与结构的研究和宇宙本性的研究之分，前者为宇宙论，后者为本体论，这是以本体论与宇宙论相对称。这两种用法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同时存在。” [17]为了既避免意识形态的纠葛，又不拘泥于人本哲学关于存在（being）的本体论研究，语言哲学家的本体论认知之于社会学更具借鉴意义。维特根斯坦反对传统本体论的终极存在或终极结构说，认为以前的哲学家都认为世界是由各种具有时间或空间关联的个体或实体构成的最大的类聚物，而他则认为它是已经实现的事态的最大类聚物――所有事实的总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作为世界的最终实体的对象不能独立存在，只能存在于与某些其他对象的特定结合或配置之中，即只能存在于基本事态或事态的关联之中。” [18]语言成为世界的主体，语言的结构映照着社会的结构。语言的主体性、自明性和完满性，都是社会的另一种表述。“世界是怎样的，这属于认识的问题，世界是这样的，或者说，世界如其所是地存在着，这唤起了本体论问题。”[19]社会学倾注于结构与系统的关怀，就是在回答社会是如何存在的，经验资料的验证是在证明一个特定社会的样态，理论提升总是要抽象出社会的同源性，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学概念体系。

孔德笔下的社会是道德生活之所在，人的精神发展状态会直接决定知识的类型和社会组织形式。神学阶段对应于神权政体，形而上学阶段对应于王权政体，科学阶段对应于共和政体。科学即实证，“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20]。毛斯认为，社会表现为具有总体性的社会现象，具体体现为各种法律、宗教、道德和经济制度。“只有通盘考虑整体，我们才有可能体会其本质、其总体的运动、其活生生的面向，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与人对其自身、对其面对他者的情境生成感性意识的那一生动瞬间”。[20]社会唯名论者韦伯的论著中没有确切的社会概念，社会行动为根基、社会关系为纽带的“组织”体现了社会的特征，“行动，特别是涉及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可以指向参与者相信存在的正当秩序”。[20]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论断，是另外一种关于社会的认知。总体而言，古典时期的理论家怀揣“生物学的隐喻”[21]，相信社会的有机体属性，虽然不乏有人更倾向于社会的建构特质，但总是从维护社会有序运转的角度生发理论思维，这一点时至今日仍然意义重大。

现当代社会学理论逐渐脱离了哲学的思辨，却融入了其他学科的理论视角。卢曼援引了语言学自体生成的概念（autological concept），提出“社会显然是一个自我描述的客体……换言之，社会概念必须是自体生成的，它必须本质上包含自身。” [22]布希亚目光指向符码控制的消费社会，从消费观看社会地位和意义的分层，从生产―交换―消费构筑的复杂社会关系中看到“人际关系已经被转变为与物品的消费之间的关系”[23]。更进一步，布希亚犀利地肢解了世界，认为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拟像，“模拟的广泛存在是导致现实与想象，真与假之间界限消失的一个重要因素”[23]。符码、时尚、拟像、片段化秩序、迷狂，这一系列当代世界在社会理论里的映像，呼应着社会的超现实巨像。社会是由众生构成的整体，突生的特性和新的诱因始终存在，社会学脑海里社会的本质仍然在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永远萦绕在心间。

四、认识论发展：我们如何面对社会？

“认识论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指研究人类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的哲学理论，亦称知识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等等。认识论必然以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为出发点，而且将其贯穿于全部认识论的内容之中，由此引出不同的认识论结论。” [17]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决定了社会学兼备科学与人文的双面性。社会学研究者认知和研究社会的过程，自身无疑是研究的工具，研究者的价值判断难以完全从事实的“认定”中抽离。韦伯以“价值中立”匡正研究者摇摆的立场，也赋予社会学客观公正的价值基线。社会物理学的自然科学冲动，社会行为的人本意蕴，分别是社会学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原始动力，导致社会学学科内部的认知张力始终存在。当科学主义的大旗冉冉升起，社会学知识堕为数字化模式的时候，社会学认识论的钟摆开始回归于人本，力求以人的方式研究人，以人的方式言说人。

面对扁平化的地球空间，社会中人际互动的网络密度空间复杂，反对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却也不得不指出，“个体并非那么举足轻重。个体不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体都处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更加易变的关系网中。” [24]整个社会关系蜕变成语言游戏，正如孩子在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被定置于语言游戏的网络中。[25]消费主义与电视画面的兴起已经加速了现实的“内向破裂（implosion）”，模糊了以往倍受珍视的高贵与低贱的界限、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历史成为“遗产”，陈腐的博物馆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多媒体体验场所。[26]

舍勒提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把握，也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27]现代性孕育的社会学，不仅需要认识结构与系统为核的宏观社会学，也在日常生活情景中探析话语的生产逻辑。多元化的人际互动，虚实结合的社会关系，都给社会学认识自我提供了机遇。当代社会学固守了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学认识论本问题，并在发掘人与社会突生的互构关系中发生了跃迁。

五、方法论超越：我们如何认识社会？

“方法论是普遍适用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并起指导作用的范畴、原则、理论、方法和手段的总和。”[17]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主要探讨“研究的基本假设、逻辑、原则、规则、程序等问题，它是指导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学”[28]。对应于研究范式，社会科学研究者遵循的方法论也集中于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并可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进行区别。（见图3）

如果说实证主义浸透着自然科学的认知取向，体现了社会物理学的科学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各自代表的相对性、批判性和建构性，瓦解了实证主义的大厦，也让社会学的视角呈现出更多的面向。“这三种范式都注重在自然情景而不是人为的实验环境下进行研究，都强调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的探究，而不是对其中一些孤立的变量进行调查;都要求对当事人的意义建构获得理性解释性的理解，而不只是对他们可观察到的外显行为进行测量，也不只是对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假设进行证实;都注意反思研究者个人因素对研究过程及结果的影响，而不是力图排除或否认这些影响。”[30]

当代社会学风起云涌的理论思潮，纷纷指向社会生活丰富的多个面向，不再守望社会学先辈遗留的财产，固守边界以至于湮没于世界变幻的洪流中。作为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全球化“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它制造了风险和危险的新形式，同时它也使全球安全的可能性延伸到了力所能及的地方”[31]。民族国家独立之后的世界格局中，东西方不再单纯囿于地理的区隔，当代世界体系重构的速度和深度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任何非集权的社会，某些文化形式都可能获得支配另一些文化形式的权力，正如某些观念会比另一些更有影响力;葛兰西将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称为文化霸权，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主义以我一直在讨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32]东方学为旗帜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正是对武力征服和殖民掠夺之后，新兴的文化殖民化运动一次深刻的审查。女性主义社会学不再认同由“他（he）”为主体书写的历史，试图建构两性对等的认知框架，重新思索权力、语言、结构和文化诸要素。“女性主义社会学至今依然处于边缘状态，但也正是这种边缘状态使她们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使女性主义社会学在社会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引人注目，也因此具有更多无法预知的愿景。”[33]

族群理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消解了社会学方法论隐含的世界体系假设;网络访谈与问卷调查、多媒体影像技术的应用，正在扩展社会学资料搜集的方法;社会本质建构的论调，颠覆了追寻隐于表象背后真实的方法承诺。“正如德里达在解构传统戏剧的过程中提出，我们不用借过去来发现未来，也不应该顺从地等待自己命运的展现。实际上，在我正在进行的事情中未来已经被发现、被创造出来。我们现在即处于写作未来的过程中，但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未来会是怎样。”[23]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丰富，只是顺应复杂社会的产物。社会还在剧烈变动中，社会学方法论远未成形。

六、小 结

西方社会学理论正在经历文化、身体、空间、语言学、历史学和全球化转向[33]，非西方社会学理论也正逐渐脱离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形象，从本土化实践中提炼更富解释力的社会学理论。现代化是现代性一个更具扩张的向度，也是当代社会学借助现代性反思的世界图像。在亚历山大看来，现代化模式是一种理想类型，“现代尤其是根据西方社会的社会组织和文化来界定的，这些社会是个人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科学、世俗，和稳定的类型，以特定的方式把劳动从家庭中分离开来”。[34]桑德拉・哈丁正确指出：“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实现现代化被看作是社会、政治，和智力进步的一个特殊标志。然而怀疑论者指出，并非所有人都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只是结构的形成中获得好处，而那些从中得到的人则很少完全承认这种社会变革要付出的沉重代价，甚至难得完全察觉到。”[35]既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又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雄心勃勃的实践者，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勾勒了后现代社会的状况：后现代文化给人一种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后现代给人一种愈趋浅薄微弱的历史感;一种崭新的“精神分裂”式的文化语言已经形成，产生出新的语法结构和句型关系;晚期资本主义跨国企业的统制之下，我们处于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空间里。[36]

社会学理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古典社会学;理论承诺;理论原则

一、古典社会学的理论困惑

韦伯晚年曾陷入关于科层制的困惑之中。科层制是韦伯对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作用的肯定,韦伯不仅对科层制管理模式十分欣赏,认为它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标志之一,可以指导现代社会进一步理性化。然而,晚年的韦伯深深地感到,这种管理模式实施的结果,不仅促进了社会理性化进程,而且也使现代人陷入了被严厉制约、丧失自由的境地,因此,韦伯把科层制看做现代人的“铁囚笼”。韦伯关于科层制的困惑,不仅在于科层制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中的必要性及其负面效应的矛盾,而且还在于他的社会学理论负面作用的矛盾。韦伯以人的社会行动和行动的主观意向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其中表达了韦伯关心人,从真实活动着的人出发的基本愿望。晚年的韦伯发现,科层制理论不仅是对西方社会管理体制的理论概括,而且起到了引导西方制度向更加分级化、非人化的方向发展的作用,这与韦伯的本意是不一致的。

孔德也遇到了类似韦伯的困惑。孔德是一个严格的客观实证主义者,他创建实证社会学就是从批判形而上学的玄秘语言来解释世界。因此,“只问是什么,不问应当是什么”,这是孔德实证原则的最简表达。然而晚年的孔德却深深的沉入“人道教”的表象之中,他淡化了实证原则的客观性,把情感体悟、价值理想等主观因素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什么孔德从排斥主观情感的实证原则转向了以主观情感为基础的宗教立场?人们对此感到困惑,孔德自己也常常因为这种变化而困惑。

二、困惑产生的根源

孔德是对自己理论原则变化的困惑,韦伯是对自己理论作用的困惑。虽然这两种困惑内容上不同,但引起这两种理论困惑的原因却是相同的,即理论承诺与理论原则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孔德那里体现的最明显。作为社会学创始人,孔德宣布:社会学是一门立足经验事实的、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的科学。其中包含着社会学最基本的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其一,社会学不能脱离经验事实而抽象地逻辑推论,以有别于形而上学;其二,社会学要对社会开展综合性研究,以此来区别专注社会个别层面的其他社会科学;其三,社会学要用客观性的方法揭示社会生活的必然规律。

从经验事实出发,对社会开展整体性研究,这个理论承诺同用客观方法把社会学建成科学的理论原则是难以解决的矛盾。即使不明确提出要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生活,仅从经验事实出发这一点主张就决定了社会学一定要把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都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从经验事实出发,以经验事实作为研究对象,这就从出发点和立足点上决定了社会学不可能仅在社会生活的哪一特殊方面或主观意识与客观事实哪一个方面作出确定的选择。一个完整存在的事物一定是具体的、有其历史展开形式的,社会生活也是如此。具体的具有历史形式和历史过程的整体,不可能是仅有客观性而没有主观性的。因此,对于社会学来说,除非放弃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研究,否则把社会学建成仅仅追求客观性的科学是不可能的,正是主客二元的思维原则矛盾导致了孔德、迪尔凯姆乃至韦伯的困惑。

三、根源分歧存在必要性的分析

面向经验事实,建构一个不脱离经验事实的新学科,这是社会学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理论承诺,正是这个承诺使社会学同形而上学划清了界限。然而,正是这种对立、排斥的关系使社会学首先在传统形而上学中获得了自身规定性,如果社会学的经验性承诺具有思维逻辑的必然性,那么整体性承诺则因经验性承诺而获得了现实的必然性。整体性承诺不仅有经验性承诺而引入的现实基础,而且也有来自社会学学术背景的思维逻辑性。社会学创建之时,正值人文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实现了充分分化,社会学先驱者们面对这种对社会生活分析方式,学术视野不断分化的趋势,要想创建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学科,最佳选择莫过于反其道而行之,即以整体性的理论视野来看待实际原本是整体的社会过程。

如果社会学的经验性承诺和整体性承诺有思维逻辑和现实基础的两种必然性,那么表明这两个承诺是不可或缺的。既然经验性与整体性两个理论承诺是不可放弃的,那么是否意味着与之相矛盾的、追求客观性的二元论理论原则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呢?孔德和迪尔凯姆等人那样坚定地坚持追求客观性的理论原则,也有其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演化的逻辑根据。社会学初创时期,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并且新兴资产阶级急欲加速其进程的历史时期。工业化的本质之一就是人征服自然,以空前的力量掠夺自然资源的社会过程。追求客观性的二元论原则实质上是人与自然对立关系在社会学理论构建中的反映。

从理论演化的逻辑关系来看,“在主客对立关系中追求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定性”这一理论原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社会学初创时期有必要把社会生活首先作为一个外在的对象加以研究。当人们选定一个事物开展认识活动时,首先展开的是对象性的,在关于对象的认识活动达到一定发展程度之后,人们才开始在自我与对象的关系中反思自我,并进一步思考自我与对象的关系。社会学初创时期严格坚持客观性原则,事实上似乎是认识发生的初始阶段。其次,在主客二元对立中追求客观性的理论原则,还与社会学初创时期的理论发展程度有关。理论原则的转变实质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当社会学先驱们把目光转向经验现实后,他们面对着大量的处于剧烈变化中的新社会现象,还未来得及对理论原则做出深入思考,更谈不上建构新理论原则或新思维方式了,只好按照延续千年的主客二元论思维方式确立社会学的理论原则。

社会学理论范文第7篇

自博特兰•罗素的权力学启蒙，权力研究已逐步活跃于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及社会学等领域。就社会科学而言，权力已成为该学科讨论的基本话题。但鉴于权力的特殊性，至今也没有学科或理论能涵盖权力的所有内容，甚而对权力的定义，至今也颇受争议。正如卢克斯所言：“权力本质上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不同价值观及信仰的人们对它持不同意见和态度。”在此背景下，笔者尝试以西方社会学理论范式为基点，通过对以往学者的权力研究的梳理，探索权力的核心特质、内在逻辑及发展路径，为权力的现时代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一、嵌入机制的选择

基于西方学者观点，权力涉及控制说、能力说、关系说、因果说、集体说、力量说、利益说、决策说、结构说或影响说等。基于学科，权力主要影响于政治学、经济学及社会学，如政治学将权力理解为控制，强调力量和能力，重视权力的强制性；经济学将权力理解为利益，强调资源和禀赋，重视权力的资源占有及利益指向；社会学将权力理解为影响，强调权威和资源，重视权力的交互、对等及细微性。基于权力本身，它即可为实体亦可为抽象之物，它即具创造性亦具破坏性，它即能被研究亦能作为研究的工具。正如福柯之所述：权力具有弥散性，浸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于经济、知识、性等各种关系中，并直接对事物发生影响。总之，权力是一种社会现象，权力关系是社会关系中较为重要方面，权力影响侧面反映“社会秩序何为可能”的机制问题，权力研究亦成为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内容。遥看社会学发展历史，也可发现：从孔德的世俗政权和精神政权，到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中权力的功用，到韦伯提出合法的概念、权力的三重类型及社会权力结构论述，到帕森斯和吉登斯的权力资源论，到福柯的权力网络等，权力被众多社会学家所研究，但也因视角差异，权力被多重理解所包围。姑且搁置权力研究中孰真孰假的问题，整理各家之观点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已有资料，内容如下：第一，概念界定。权力可得到多重理解，如影响力、顺从力、精英资源、利益诉求之工具、结构产物、网络与预期结果的产物、暴力手段等。可见，概念研究众说纷纭，是非难议，对权力全局性理解益处甚微。第二，学者观点。以学者观点整理的权力研究，文献多集中在单独研究韦伯、福柯、米尔斯、布迪厄等人，曾涉及吉登斯、帕森斯、霍曼斯、布劳、托夫勒、马克思等，甚少提及迪尔凯姆、哈贝马斯、科尔曼、卢曼、达尔多夫、拉图尔、鲍曼、布什亚等，当然这种局面也与学者本身对权力研究的深入程度有关，但如此划分有价值涉入之意，难客观判断社会学领域权力的研究现状。第三，逻辑整合。陈氚以部分学者观点为线索，分析社会学理论中权力相关内容，得出权力理论从理性假设到感性回归的微观基础变化。陈成文和汪希梳理了功能论、冲突论、交换论的社会学家对权力的研究。张广济等人分析了社会学权力理论从国家权力到社会权力的转化。罗宗志从意向性视角解读了马克思为代表的结构中心论和韦伯为代表的能力中心论。以上研究者的整理具有一定现实可行之处，但不足之处兼在于缺乏权力研究的穷具性。基于上，笔者比较社会学理论归类法，包括学派归纳、人物归纳、时间归纳、理想类型、理论范式等，最终选择以理论范式的方式来嵌入权力。具体原因如下：首先，选择基础———权力始终是社会学研究的关键议题，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会涉及权力相关内容；其次，作为社会学理论范畴内容，权力研究遵循学科理论研究的基本规律；再次，从学科看，社会学是一门多重范式的科学，以范式分类为逻辑，可涵盖近乎所有社会学理论的内容。因此，从西方社会学理论范式作为嵌入点，能更形象且全面的解构权力，明晰权力在社会学领域的角色和地位，找出特质性因素。

二、权力的嵌入过程

关于社会学是一门多重范式的科学，虽最早可追溯到费里德里希，但让多重范式成为显学的还属瑞泽尔。他将社会学理论划分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释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笔者在本文中将在此基础上，新增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范式，以此来诠释权力。第一，社会事实范式。该范式处于自然主义和宏观结合的象限中，主以实证的方式研究权力的宏观方面。具体看：古典理论中，孔德、斯宾塞和迪尔凯姆都未直接将“权力”作为独立实体来研究，但他们的研究都为权力在社会学领域扎根奠定了坚实基础。如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观、社会学体系及人道主义宗教，皆启发后来学者去挖掘社会静力学和动力学的因素，权力则是这些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宾塞继孔德研究，进一步提出超有机体概念，指明家庭、礼仪、政治、教会、职业和工业六大制度，还谈及进化，并指出由于人口集中、文化结构分化，社会整合的难度也随之加大。在社会瓦解与否的选择下，社会或整合或崩溃，若社会是整合的，那么社会间成员相互依赖程度加大，权力将进一步集中。可见，斯宾塞已开始提及权力，并将它理解为政治权力，即政府领域对民众的影响力。随后，迪尔凯姆在积累前学者知识基础上，以研究社会事实的方式，探究社会的两种类型，并对社会进行诊断，提出社会变迁逻辑：基于迁移、物质密度增加、生态集中及机械进步，社会道德密度增加，产生竞争的需要，有能者得到高级地位，无能者则无位，由此产生劳动分工。可见，他未直接提及权力，但从有能或无能者、高级地位等线索，可发现他对权力的理解已从政治权力到产生动因的分析。现论中，结构功能论和冲突论已开始直接涉及“权力”事实的研究。以巨型理论著称的帕森斯，从唯意志论出发，通过行动的五个模式变量，提出了三种行动类型，提炼了四大社会系统，最后产生AGIL模型。模型中，他明确指出符号和信息是社会系统中的一般交换媒介，而作为与政治制度相对应的符号媒介之一，权力G与货币A、影响I和义务L共同作用并服务于系统。不仅如此，帕森斯还将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集合体单独研究，涉及调节A、权威G、效率I和领导L。可见，社会学领域的权力已显性化，且被划入政治领域。除帕森斯外，默顿的中层理论及经验功能分析框架，也为权力功能的探索作出贡献。在冲突论中，达伦多夫区分了权力和权威，认为在社会联合体中，作为资源的权力和权威，它们的分配是不可能平等的，由此形成了支配和服从两个阶级。科塞在分析冲突时，也沿达伦多夫路径，强调资源和系统的不平等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原因，由此引出权力和资源概念，且柯林斯在互动仪式链中，虽强调冲突发生的另一动因，但也涉及较多的资源、地位及阶层等概念。可见此处，权力虽未完全跳出政治领域，但已开始涉及资源、能力、地位和阶级等因素。当论中，亚历山大从功能主义入手，提出后实证主义方法论或言之为新功能主义，指出行动和秩序的普遍性是一般性话语的核心，主张进行文化分析和市民社会分析。看似未直接分析权力，但他对权力的理解已融合入市民社会运行中，认为文化是符号集合的产物，话语是市民社会的符号规则，而市民社会就是权力运作的结果。致力于研究系统简化机制的卢曼，他对权力的研究直接指向降低系统复杂性的沟通媒介。第二，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释义范式。两范式虽分别来自于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但二者皆是从个体行为出发，具有共同的微观基础。因此，结合分析如下：社会行为范式：古典时期，帕累托基于对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方面，探讨了情感和剩余物，指出剩余物多寡影响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统治地位，认为社会是由情感、经济和政治三个因素相互依赖构成的有机整体。研究中，他的精英循环被置于各大系统中，权力的集中与分散贯穿于循环体制中，并影响政治系统的更替，而权力在此属于政治概念，并体现着其在系统运作中的功用。现代时期，霍曼斯在其行为主义交换中，指出权力产生于社会交换中的不对称，而权力也就被理解为提供有价值报酬的能力，它本身适用于强制权力和非强制权力。较之霍曼斯，布劳更系统的研究着权力，认为权力是个人或群体尽管遇到抵制却能通过威慑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能力，它产生于不平等为核心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关系又会进一步导致权力分化，引发新一轮的权力竞争，从而导致社会分化，而在这一轮权力变迁中，权力需在交换中通过价值化、规范化等方式被合法化为权威，且剥削性和压迫性的权力会导致强烈的反抗。可见，布劳将权力系统融入交换关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权力运作机制。当代时期，科尔曼以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作为权力解释的微观基础，建构了关于权力、权威和支配理论。他认为权力产生于交换，权力关系包括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威关系，人的作用在于在权力运作中使权力转让成为可能，而权力秩序中的行动者也会通过自身资源评估得到最优的选择。社会释义范式：古典时期，滕尼斯将社会学划分为纯粹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和经验社会学，而纯粹社会学将人的社会生活分为社区和社会两种理想类型，其中，社会生活构成包括社会实体、社会价值、社会规范和社会相关物。可见，滕尼斯也未直接提到权力，但他的人造社会使权力运作成为可能，而权力本身也可作为社会相关物的一种而存在。而齐美尔基于社会互动的研究，分析了社会进程、社会类型和发展模式，研究了冲突形式及社会分化过程，提出了货币哲学，并对现代性进行诊断，他认为人是有目的的存在，需进行经济交换，而货币作为社会分化的根本力量，为交换产生便利，个人得到自由，但也增加了疏离感，物化现象产生，人性没落。而货币在整个运作中，表现为一种物化的权力运作过程，但齐美尔并未直接研究该模式。与滕尼斯、齐美尔不同，韦伯直接研究权力（政治权力），并将其与权威区分，认为权力是行动者在一种社会关系中，可以排除抗拒以贯彻其意志的机会，即权力是使他人服从，而权威是人们接受命令的自愿，即合法化的权力。研究中，他还详细区分三种合法化权力———传统型权威、个人魅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并指出权力作为资源的一种，其与威望和财富共同构成社会不平等的三个基本要素。现代时期，符号互动、现象社会学和本土方法论较多关注人类微观层面，符号互动重视人际过程的符号功用，现象社会学关注日常生活，常人方法在于提供认识社会的新工具。他们都未直接提及权力，但值得肯定的是人类社会微观领域运作模式的探索，对于权力走出政治领域具有较为显著意义，如权力符号。当代时期，吉登斯将权力、时空、能动和结构联系起来，使权力成为结构二重性的内容之一，认为权力得以实现的媒介是结构，而权力作为一种转化能力，与能动和资源相连，且权力也表现为支配形式，转化和支配共同成为权力的两个方面，而渗透于例行化社会实践中的权力，具有一定的时空延续性，它通过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被不断的生产出来。可见，吉登斯眼中的权力是个体或组织为实现某利益或目标的一种社会资源，这种资源贯穿于二重结构中，作用于主客体，并产生转换和支配力，最终影响社会变迁。布迪厄的权力是在惯习、场域、资本等概念下形成的，他通过权力场域说明社会位置之间存在的力量关系，而这个位置确保占有者拥有一定资本去进行权力争夺，而对合法定义的争夺是权力场域的普遍共性，而资本是一种积累的劳动，其包含对自己和他人的未来施加控制的能力，即它是一种相互间可以互相转化的权力，如符号权力（象征权力）。可见，布迪厄的权力是一种空间关系，资本拥有者在场域中争夺权力资本，其中，资本就成为赋予场域运作的权力，而权力也成为脱离抽象的支配和形式化，是具有感知的权力、凝结在身体之上的权力。另外，网络理论中，拉图尔通过对关系网络的分析，认为权力是一种持有，包括扩散权力和翻译权力。第三，社会批判范式。较之前三种范式，该范式对权力的研究更具社会适用性。鉴于后现论、介入理论的批判因素，笔者将二者与社会批判范式一并分析，具体如下：首先，社会批判理论。从马克思开始，他将权力视为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即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力量，而这种支配力量源自于资源的稀缺性，由此，他将社会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用较少资源压榨无产阶级，并取得阶级权力。可见，这种权力仍属于政治领域。而马尔库塞通过对资产阶级理性的揭露，指出技术理性和政治理性的统一是当代先进工业社会统治的基本特征，而社会是仅存肯定因素和保守因素的单向度社会，如在这一极权社会中，语言已被僵化为操作性管理的工具，且权力也在单面社会中被僵化，权力获得者不再固化于资源，而更多在于社会的一些潜在因素。另一位批判者哈贝马斯的权力研究，揭露了交往权力，即权力是人们在公共舆论中形成的话语力量，这些力量从不同层面影响社会管理权力，而权力合法性也从共识和相互理解为目的交往权力中产生。可见，权力已涉及公共领域，并从马尔库塞的“潜在性”移到日常生活层面。而到米尔斯的《权力精英》，便更系统的体现了权力的社会延伸，已成为社会学权力领域的标志性著作。书中，米尔斯认为权力是在面临反对情况下能够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而权力精英是处于能做重大决定的位置上的人；美国是一个权力精英支配的社会，决策者包括大实业公司、官僚政府和军队组织，而这三个精英团里相互连结和牵制。在权力影响下，产生社会三大阶层：通过隐蔽、非正式方式实施权力的权力精英，通过游说活动或司法程序运行权力的中间阶层，无权无组织的广大民众。因此，米尔斯的权力获得需能在主要机构中取得发号施令的地位。其次，后现论和介入理论。具体是：贝尔具体分析了后工业社会的阶层与权力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本质是从不同于米尔斯的角度进一步对权力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托夫勒通过分析信息文明的“第三次浪潮”，指出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是知识的急剧增长，而权力作为所有社会系统和全部人类关系的固有成分，它是一种有目的性支配他人的力量，其构成要素包括暴力、财富和知识，其中，知识意味效率，是最高质的，可用最少权力资源达到目标。基于知识急剧增长，这种成分使权力发生转移，包括知识的控制权和分配权的转移；另一方面，暴力、财富和知识三者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转移，如现代社会下，权力从金钱向知识的转移。埃里亚斯对权力分析主要集中在其构型社会学中，认为构型是“彼此相互依赖的个人之间的网络，网络之间的权力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非均衡状态，作为具体的个人，无法把握到符合自己预期的发展过程，而权力则表现为外放性。鲍曼认为后现代社会的控制技术通过诱惑实现，社会成员对名人的模仿、社会权势和专家对大众的催眠，都是权力的形式。布什亚强调了引诱、模仿和拟象对权力的重要。利奥塔指出知识具有对生产能力必不可少的信息商品形式，它是世界权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赌注。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2002）中指出文明冲突的根源在于“利益”之争，争夺的结果取决于不同文明间“权力”的大小，这种权力涉指一个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群体行为的能力，而行为的改变可通过指导、强制或告诫等方式改变，行权者需具备多方资源。因此，国家或群体的权力可通过衡量其所能支配的资源与行权对象资源相对比来估价。最后，福柯从后现代性理论立场，采取片段性、非延续性、多样性的方式，相对主义地解释了权力，并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网络、场，认为权力是多形态非同质的、无主体与中心的、生产性且非压制性的、分散流动且多元的、弥散的浸透在生活各方面的；当权力与谱系学方法相联系，权力被看做一种社会内在的力量，它建立在一种假设存在的社会契约之上，通过层级监视、规范裁决、检查制度等手段被行使，从而形成规训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暴露于公共场景中的展示国家权力控制仪式性惩罚的消失并未使权力控制减轻，反而意味着其借助工具理性的力量渗入人的精神和灵魂深处，表面上人的自由实质意味权力控制的无孔不入。

三、嵌入逻辑的解构

社会学理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社会学;拓展训练;应用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291-02

一、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社会互赖理论的认知

社会互赖理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柏林大学。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库尔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体是成员间的互赖性,是可以变化的动力整体,这就首次提出了“群体动力整体性”的观点。

考夫卡的同事勒温(K.Lewin)在其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发,他认为群体的本质是其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赖,由此促使群体成为一个整体,若群体中任何成员或次群体的状态发生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或其他次群体产生改变;群体成员内在的紧张状态能够引发完成共同目标的动机[1]。

勒温的弟子莫顿·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两种社会互赖: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互赖,从目标结构角度得出了合作与竞争的理论。最终莫顿·道奇的弟子约翰逊兄弟将这一理论进行统整与拓展,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体系。约翰逊兄弟将社会互赖分为三种情况:积极的社会互赖、消极的社会互赖、没有社会互赖。社会互赖理论将合作和竞争作为关系变量而非个体变量来进行研究。它不仅关注在完成任务中合作和竞争的效果,而且对互动方式、心理过程、人际关系、对自我和工作的态度等也进行详细研究。在教育领域,社会互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学习的兴起与繁荣。

(二)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社会互赖理论主要研究个体间在合作性和竞争性的社会情境中相互影响时的行动效率、内在心理过程、互动方式及结果。虽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单打独斗的年代,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逝去,团队合作在当今时代备受青睐。但是合作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的合作是肤浅的、毫无生机的;竞争也离不开合作,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狭隘的。

拓展项目的设计更倾向于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课程实施过程中,既强调学员之间的合作,又注重培养学员的有序竞争,最终达到一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培训效果。团队目标的达成,是学员间合作的结果,但是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的同时鼓励竞争,有助于提升团队个体的能力,进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又要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竞争中合作应体现“双赢”原则。一个人再强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个强大的团队可以攻克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题,这就是团队力量的最好彰显。

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完成拓展项目,达成团队目标过程中,学员之间容易相互诱导和影响。积极互赖使学员间产生促进性互动,如果学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可以感染到团队中的每位成员。这样不仅促进个人小目标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团队大目标的实现。消极互赖往往使学员间产生阻抗性互动,对困难程度评估过高,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低,都会使学员产生消极的互动,如果这种消极互动得到扩散,会对目标的达成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而没有互赖就意味着不会产生互动,目标也就肯定不会实现。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群体动力学理论的认知

群体动力学(groupdynamies)亦称“团体动力学”,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群体动力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Lewin)的“场论”。“场”是他借用物理学上力场的概念,其基本要义为:在同一场内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响;当某部分元素变动,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会受到影响。勒温采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将个体行为变化视为在某一时间与空间内,受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勒温认为[2],群体行为由构成群体的个体来执行,但群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来表示,即个体行为B是个体所处环境特征E与个体自身特点P互动的函数。

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凝聚力(如决定群体凝聚力强弱的因素),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如从众现象等),群体目标(如群体目标的有无对群体性能的影响)和成员的动机作用(如竞争与合作)等等。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拓展训练强调团队学习的氛围,整个过程就是帮助团队和每个成员不断发现团队和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断向好的方向改善的过程。拓展训练的各个环节都能体验到团队精神。在场地项目和情景项目中,目标的完成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在高空项目中,个人的成功挑战也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鼓励。

社会学理论范文第9篇

［关键词］时间本质;绝对时间;社会时间;理论转向

福柯认为，20世纪预示着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正处在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的相互连接、团与团之间相互缠绕的风格。

伴随着空间时代的到来，时间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也如期而至。1937年，美国学者索罗金和默顿首先开启了社会学视域下赋予时间以社会意义的探索性研究，并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时间的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随着后现代社会思潮的勃兴，时间对日常生活的建构及对理解当代社会变革的意义受到社会学家们普遍的追捧，促使人们开始思考时间赋予行动者的社会意义。如何理解时间?早期社会科学对时间知识的理解只集中在哲学的理论范畴中，追求时间本质问题的探索，沉迷于本体论的哲学演绎逻辑中。20世纪后半叶，随着自然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科学对时间的理解已超越了哲学思维的讨论，人们更加关注时间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内在关联性，时间成为理解社会实践问题的符码，即时间就是一种生活事实。

一、时间:哲学语境中的未解之谜

早期对时间知识的理解，遍布于哲学文献之中，自文明思想的开端以来，时间就一直折磨着、困扰着哲学家们。他们认为时间之谜，就是生活之谜。没有时间，也就没有生活。因为生活就生活在时间之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他自己的时间里，没有两个生活在同一时刻的人。而真正生活在相同时间里的任意两个人，他们的观念、记忆、理想抱负的内容也都各不相同，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时间的介入赋予生活以极大的丰富性。那些构成生活，又使生活不同于物理过程的东西，要求在对他们的描述中包含一种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既有对未来的期待和愿望，也包括对过去的记忆。生活的时间绵延不断，积淀着对过去的感情，又内蕴着对未来的期望，这些是任何物质客体都不可能体验到的。要使我们对生命体的描述是活生生的———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过程———所需要的并不是使活的东西变成死的东西的那种横切面的空间抽象，而是对生活事件的一种纵向的时间抽象。

因此，在哲学语境中理解时间的本质、时间的形态，理解生活的过程在时间中展开时所采取的形式成为他们追求的首要目的。因为，理解时间的本质就是提高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生活自身的理解。然而，理解时间的意义的全部困难就在于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吗?一个会流向另一个吗?未来会成为现在，再成为过去吗?这些问题在几个世纪以前就由圣．奥古斯丁提出，后来由爱略特、福克纳、普鲁斯特等人，以非常相似的措辞提出来。所有这些人都试图在他们的写作中反思时间本质，圣．奥古斯丁说出了这个谜题，而他这番话多少世纪以来仍然在不断回响着。“对于什么是时间?……我们在话语中会说一些比时间更熟悉和更明白的东西吗?当我们说到它的时候，我们理解;当我们听到别人说它的时候，我们也能领会”。他还有这样一段著名的格言:“什么是时间?没人问我，我是知道的;如果我想向问起这个问题的人做解释，我就不知道了;然而，我大胆地说我知道，如果没有什么流逝，时间过去就不存在;如果没有什么即将来临，那么，要即将来临的时间也不存在;如果什么都不存在，那么，时间现在同样也不存在。”他认识到这一难题、这个谜，为寻找时间之谜的答案成为他终其一生的追求。

不仅在时间本质上，对时间形态问题的论述也一直存在两种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是非连续的，是由固定不变的存在于虚空中的实体构成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世界是一个流动的连续的世界。在这一争论中西方思想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思想和赫拉克里特的“生成”。巴门尼德认为，世界以物存在;存在是存在的并将一直存在;一切都是可知的、确定的。存在永远不会导致生成，时间没有任何独立的实在性。而对于赫拉克里特则认为，一切都是流动、变化而非静止的，对立生成对立，唯一的实在就是生成自身的实在。一切实在都在时间中流动。之所以会造成这种争论，究其原因可以归因于时间它面对着一个无法逾越的难题:它不像客观物质那样能够直接进行观察和测量，而时间是难以把握的，它的本质就是它根本不会保持静止。我们不可能控制时间，让它在一定范围内保持静止以供观察、计算和操纵。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也变得难以描述。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词谋杀时间”。因为时间是动态的，而词是静态的。用词来描述时间，词就使物保持静止。一旦把时间固定下来，词就毁了时间，所以时间问题在哲学的语境下仍是未解之谜。

二、时间:物理学主义语境中的迷思与崛起

20世纪自然科学受到时代的召唤，在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学科方面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理论视野的转向。社会学家秉承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范式来构建社会科学的理论。因此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转变都伴随着自然科学中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界定。其中社会科学家对时间概念和本质的理解就与物理学中有关自然时间的理论阐释直接相关。因而随着在物理学主义语境中时间概念的转变，人们对社会时间的理解也经历着从迷思到崛起的转变过程。在经典物理学中，时间与运动是不可分割的，对时间的描述离不开物质的运动。时间不是因自身而被研究的，它只是被当成一个不变的、可以无限分割的单位，成为界定其他物理量的尺度，牛顿把它定义为绝对时间。牛顿认为，绝对的、真实的和数学的时间本身，就其性质而言，与任何外部事物无关，它均匀地流逝，所有运动都可以加速或减速，但绝对时间的流逝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这意味着，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无需时间情景或无需参照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无时间数量。

存在变化，但变化是外在，不因时间而发生。因此，运动和变化是在非时间性的时间中进行的。社会学家把它理解为时间是可逆性的、非时间性的，而且可逆性时间是假定一切都不变，一切又必然回到初始阶段。时间没有过去和将来，而只真实地存在于现在之中。社会科学家接受了绝对时间概念，即时钟时间。这种时钟是量的延续、一去不复返的，被去除了质的变化，它不仅包括作为尺度的时间，还有测量时间。对于时间而言，社会科学家相对于自然时间来描述社会时间时，认识到了总体性区别，而当他们把时间当做客观的数量及抽象的、标准化的尺度来使用时，却又将其忽略了。所以在社会学家视野中不假思索地把时间作为外在变量，行动的环境，并把时间进行去社会化。他们总是想应用自然界的“规律”来揭示社会的实在性，却恰恰忽视了社会时空的复杂性，这是时间迷思的时代。从20世纪50年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家的研究，彻底变革了时间和空间的物理观念。时间开始趋于一种不可逆性、不确定性的特征。当代社会理论开始出现一种尝试性的能量和时间的融合，引发了物理学主义中时间理论的崛起。爱因斯坦的研究集中在相对时间、弯曲空间———时间和有限光速三个方面。他把时间操作性地用作一个尺度，确定时间是相对于观察者及其参照系的，是局部的、专有的或因系统而异的时间，即相对时间。

基于相对论原理，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对社会时间和时间的社会性开始产生新的理解，人们开始关注自然时间的相对性和情境性与社会时间会以何种方式共存或相异，并把结论纳入其学科的方法论体系中。吉登斯接受爱因斯坦的时空融合成弯曲的空间———时间观，并以此广泛地研究时空概念，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对时段、长时段、此在概念的理解分析中实现了从二元论向二重性的转变，并展开了它们的相互包容性，在变化与结构之间、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之间建立起联系，实现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的融合。然而，量子物理学家发现，构成经验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的因果关系，在亚原子层次上不再具有意义了。他们体验到一种非局部联系和非因果性，即一个不可分割的、动态的模式化的、无法抽象也不能测序的整体。量子世界的时间观认为因果关系本身就是时间现象，它包含能量和时间的行动单位，这些量子不是坚不可摧的实体，而是被视为四维空间———时间的实体，视为动态的活动模式。行动和模式概念根本上都是时间性的。社会学家把量子物理的时间观理解为时间性、根本不确定性的、未来维度的重要性。社会理论家卢曼寻求接受量子物理学的时间观，强调沟通与变化，强调作为根本单位的行动，一旦行动以这种方式情景化后，都更有意义，也就会实现了行动、能量与时间的融合，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相互蕴含。正是在回顾物理学中自然时间的定义变化，才推动了社会学家对时间社会理论具有意义的深刻见解。这是一个时间崛起的时代。

三、时间:社会学视域下的生活实践

(一)社会时间:一种生活事实

在哲学理论视域中对时间的思考多集中在时间本质和时间形态的问题，却不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实践之中。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物理学中绝对时间概念的提出，更多的社会学者都只把时间当作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外在变量，而对时间的社会性研究却缺乏相关的理论著作，因此长期以来就缺乏普遍的方法论范式，从而也缺乏整合人们在日常生产实践活动中的种种经验现象的研究。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自然科学中相对时间及“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发展，继承物理学主义和社会学理论中“时间与社会”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构成了以时间为社会生活实践的“时间———社会理论”的知识谱系，直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文科学即管理学、组织学等学科知识的丰富与发展，其理论及方法体系更显视域宽泛。时间俨然成为一种生活经验事实的表征，从而时间已然成为构成聚集社会生活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

索罗金和默顿引领学界探索时间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意义，从而开创了时间社会性研究的先河。索罗金认为人们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生活总是带有一定的理想和目标，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又都是通过时间竞争来实现的。默顿对时间的理解是提出了社会时间的概念并将社会性和意义引入其中。认为社会时间是以某种社会现象为参照点来表达其他社会现象的发展与变化。社会时间不仅仅是量的，更多的是质的，体现人们所赋予的社会意义。这些性质又都来自于他们赖以依靠的组织中共享的习惯和信仰。默顿认为日历上的时间，当它被转变为社会时间时就具有意义了。在日常实践活动中，我们时常会使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来标示时间。如“下班后我去看你”“一顿饭的时间”等，这些都是我们平日里经常发生的事情，而不同于日历上所标识的时间，目的仅仅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去做或需要多长时间”。这些事件的时点总是能与我们生活实践之间有着一种极具意义的关联。

莫顿为了证实不同地区人们时间的区分是根据人们平日里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来决定的，他们以科希人为例，因为科希人每8天才组织一次集市，所以1周就被确定为8天的计时体制，而且日期的名称几乎普遍采用集市举办地的名称来命名。同时，莫顿引证的其他地区也如同科希人一样星期计时制，多数都是由集市活动的时间长度来标识的……所有这些说明日期的周期性都与月亮等自然时间无关，而是与当地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相关联的。因此星期的标识方法大都是依赖于组织中人们活动这一社会事实来确定的。不仅如此，他还从典礼、宗教仪式、狩猎等方面，描述了人们是如何用日常的实践活动来标识时间的，时间已成为一种生活事实。除此之外，刘易斯和韦加特也对时间的社会实践理论做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他们指出时间的概念出自于人类实践活动中，并对个人的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在社会学中，这些时间概念的界定他们认为比用天文学观察的时间界定更能表达其社会意义。他把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导入社会结构研究中的三个层次，并以类型学为切入点提出了在个体的、群体的、制度的三个层次中每一个层面上的时间形态:在个体层面，是“自我时间”，在群体层面，是“互动时间”，而在制度层面上则是“循环时间”，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时间的真实写照。他们还以相关的社会时间理论为出发点，将时间的嵌入、分层和同步性的概念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并融入这一理论中，建立了一种自己的建构性的社会时间类型学，推动了时间社会理论的发展。

(二)社会时间视角:经验社会学研究的开端

自从索罗金和莫顿引领社会学家们探索时间的社会性和富有意义的理论研究以来，便为时间社会学研究展开一种理论研究视角，从此也开启了社会学家们对时间经验性研究颇为深入的探索。许多有丰富理论视野的社会学家们开始展开一些跨学科的实践性转向的理论思考与研究，西方学者芭芭拉•亚当、奈杰尔•思里夫特等所作出的相关理论研究为时间向日常生活实践渗透并开展经验性研究视角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启迪，并直接促成了时间社会性研究的学术转向。在研究中，理论家们都从历史的丰富性及社会的多样性理解时间，以及在社会的复杂性中把握时间，去探寻时钟时间、社会时间和时间意识间的关联性，探寻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的关联性，探寻时间作为资源、秩序原则和可能性生成间的关联性。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把握时间的复杂性及社会性，从而建构社会秩序的研究模式，因此实现了社会时间向一种以“生活事实”为真实写照的实践性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学家们把以前给予空间和历史的知识反应，转移到依赖于演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时间性”上，开启了学界的“时间转向”。开始关注时间是如何形塑人们的观念，关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在时间中的意义，关注习俗、制度又是怎样控制和分配人们的时间的。思里夫特在《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一文中，详细阐释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商人充分展现理性及经济资本计算基础上的新型时间意识是怎样形成并逐渐被普遍认同的。这一过程是由“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转化的过程，也是充分见证和体现封建主义制度灭亡和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过程。时间不再是任务定向而是随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时间由此变成一种可以被讨价还价的商品，即“时间就是金钱”。它不是被度过的，而是如同商品一样被花费掉的。伴随科技革命的来临，人们对时间的计算与管理已经越来越普及到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时间已经由拥有者划分为与日常生产和生活相关联的时间形态即工作时间、休闲时间等。时间明显被分割，日渐被异化。这些基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基础上的理论阐述充分体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重新形塑自己时间观念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新的生产秩序建构的过程。芭芭拉•亚当在《时间设计与管理》一文中，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与现代性有关的时间的社会结构和制度。

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已由传统的自然观察的天文时间、滴滴答答的时钟时间向人类赖以依靠的组织化社会时间转变，从事物发展与演变过程的时间向非情境化的时间转变。而在现实社会组织中设定的时间规训使人们摒除了自然时间的局限而实现了非情感化的行为目的。人们在行动中不得不积极做出努力的行为来保持时间规训得以实现，从而避免任何的“浪费时间”以追求最大的速度和效率。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集中做到时间意识抽象化，非情境化与合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西方社会把理性化、抽象化、实质化的时间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教育的战略。时间也就如同商人眼中的稀缺资源，成为人们竞相控制和管理的核心。

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视域里，时间已成为一种生活事实并且是存在之根本。对时间的多样性表达和理解已超越了天文时间和时钟时间，开始融入价值和控制、规则，同时也不断注入社会权力关系。从此人类已超越其因物种而异的生物时间，延伸了时间的社会领域。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在人们日常实践活动的时间中全都隐含着秩序、组织、控制、权力及资源。以上这些时间理论的研究成就更深化了人们对时间社会性的理解，同时也丰富了当代学界对时间理论的研究兴趣，并不断拓展社会科学中“制度”“时间”“秩序”等理论研究的知识体系。

总之，在知识史的回顾中，我们既发现了时间在物理学主义的语境中人们不假思索地把社会看成是一个超时代的过程，把时间当作行动的外在条件，并把时间作为一种自然常态、一种外生变量。从而这是一个缺失时间性的时代。但随着自然科学物理复杂学的出现及社会时间理论的发展，我们也惊奇地发现了以日常生活实践为对象的社会时间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社会时间，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新的叙事，一种新的视域，一种新的理论转向。

参考文献:

［1］潘泽泉．空间化:一种新的叙事和理论转向［J］．国外社会科学，2007(4):42－47．

［2］纪逗．解读本雅明的历史时间观念［J］．学术交流，2012(10):29－32．

［3］郭伟平．论格非先锋小说中的“时间”叙事［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3．

［4］杜晓青．马克思“实践的时间思想”研究［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11．

［5］徐红曼．制度变迁背景下企业劳动时间管理与秩序重构［D］．长春:吉林大学，2013．

［6］芭芭拉•亚当．时间与社会理论［M］．金梦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45

社会学理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生成结构主义

[作者简介]平锋，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生，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6―0103―03

皮埃尔・布迪厄(1930～2002)出生于法国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丹郡的一个底层中产阶级家庭。早年的布迪厄就生活在法国南部小镇德甘(Deguin)这个偏远的农村地区并说一口地道的当地方言。靠着自身的聪颖和勤奋，布迪厄先进入了波城公立中学，随后又进入了著名的、学术上筛选严格的巴黎路易－勒－格朗公立高中(1949～1951)。1951年，他进入了素有培养法国知识分子和精英的渊薮之称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那里，他准备哲学教师资格会考，同时还在巴黎文学院修课。1954年通过教师会考成为中学哲学教师。1958年应征入伍，到阿尔吉利亚为军队服务，从那里，布迪厄开始了他的社会学工作。1958年与1963年发表的两部著作――《阿尔吉利亚的社会学》和《阿尔吉利亚的劳动与劳动者》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从而奠定了他的社会学家地位。1968年至1988年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教育文化社会学中心主任，并创办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行为》。1981年进入著名的法兰西学院执掌社会学教席，达到其学术生涯的巅峰。2000年，他被英国皇家学院授予赫胥黎奖章。

对于布迪厄的一生来说，其个人思想历程与学术旨趣是与其社会出身背景紧密关联的。由于来自法国西南的偏远外省，布迪厄被其巴黎的同辈看作“乡下人”和“外来人”，一种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外在性与他异性使得他在高师学习的每时每刻，都难以遏制地感到不自在。布迪厄称这使他与法国社会的核心制度，乃至知识界的体制处于一种外在性的关系当中。以至即使在成为了法国最富声望的科学机构法兰西学院当时唯一的一位社会学教授后，布迪厄仍称自己“从未感到心安理得地做一个知识分子”，“在学术界从没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在过去30多年里，布迪厄撰写了大量著作，至少发表了343种作品，尚有大量论文至今未曾问世。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1970)，《实践理论大纲》(1977)，《区隔》(1979)，《实践的逻辑》(1950)，(学术人)(1984)，《语言和符号权力》(1991)《反思社会学导引》(1992)等。“这些著作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已经跻身于战后时代最具想象力和最富成果的社会理论和经验研究之列”。然而，布迪厄却“从未要求自己生产一种有关社会世界的一般性话语”。实际上，最充分地奠定其社会学的独创性的，不是某种“已完工的作品”(opus opera-tum)，而是其社会学的“做法”(modus operandi)，其主要原则体现为非笛卡尔式的社会本体论、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和认识论上的反思性。

(一)非笛卡尔式的社会本体论

在本体论上，布迪厄既反对把社会看作实体性的有形结构，也反对把社会当成同自然界一样的外在于人们的纯客观对象，也就是反对将人同社会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其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社会看作是社会中的行动者及其文化的复杂交错所构成的有机生命体。在布迪厄看来，社会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其所创造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产物，这个相互关系是由各种象征性的权力网络为基础所构成的相互竞争的力的紧张关系网；另一方面，它又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不断地进行更新和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换言之，行动者及其文化创造了社会，而同时社会又构成了行动者生存与创造活动的基本客观条件，反过来制约着行动者的创造活动，成为行动者的生存与创造活动的前提和出发点。这样，行动者就同其社会构成了一种双重结构并处于紧张的互动之中，彼此之间既各自向对方施加影响，又深受对方的制约。用布迪厄自己的话说就是，“社会现实是双重存在的，既在事物中，也在心智中；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也在行动者之内”。

布迪厄认为，社会宇宙的结构是以两种方式双重存在的，即初级客观性(objectivity of the first or-der)和次级客观性(objectivity of the second order)。初级客观性包括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运用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观念的手段；而次级客观性体现为各种分类系统和身心两方面的图式，在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思想、情感、判断等各种实践活动中，这些分类系统和图式发挥着符号范式的作用。社会事实是对象，同时也是存在于现实自身之中的那些知识或认知的对象。即，“社会确实是一个客观的结构，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社会在根本上也是由――用叔本华那句名言来说――‘表象和意志’构成的”。这就是社会世界的双重现实本质。为此，基于一种拒绝将主体与客体、意图和原因、物质属性和符号表象割裂开的非笛卡尔式的社会本体论，布迪厄努力克服那种将社会科学要么化约为只关注物质结构的客观主义社会物理学，要么化约为只强调认知形式或次级客观性的主观主义或建构主义现象学(constructivist phenom-enology)的企图，转而采用一种能够同时包容这两种途径的生成结构主义(genetic structuralism)。因此，布迪厄的社会学是一种结构的和生成性的社会学，被其自称为“结构主义的建构论”或“建构主义的结构论”。

(二)关系主义的方法论

在方法论上，布迪厄提倡多元论意义上的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反对唯理论主义和唯方法论主义，反对理论和实践的割裂，倡导建立一种总体性的科学。与那种声称要么结构要么能动者，要么系统要么行动者，要么集体要么个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先在性的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不同，布迪厄主张关系具有首要地位。在布迪厄看来，上述这类二元论式抉择，同时也是一种实体主义或实在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常识性观念，植根于我们使用的语言，它“更适于表达事物而不是关系，呈现状态而不是过程”。因此，这正是社会学必须予以祛除的。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以及对应的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和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的对立，则是受了各种政治对立和社会对立所激发的结果，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相互作用，而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

择，是危害社会学的“毒瘤”之一。因此，社会科学并无必要在这些极端之间进行选择，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行动，也包括结构，以及由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历史，而这些构成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

关系主义的方法居于布迪厄的社会学立场的核心，但并不新颖，而是一种广泛的、“源出多门且形态各异”的结构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传统也可以从列维－斯特劳斯一直追溯到涂尔干和马克思。布迪厄认为，关系性方法是结构主义对社会科学的主要贡献，正是靠结构主义，才使社会科学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学科。同时，这种与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决裂的关系性思维方式，引导人们根据那种将各个要素与其他要素组合起来纳入某个系统――要素只有在系统中才获得意义和功能――的关系来概括每一要素的特征。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社会并不只由个人所组成；它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各种联结和关系的总和。”在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时，奥尔曼说：“在马克思关于现实的概念中，关系是所有单位中都不可化约的最小单位，而这恰恰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症结所在。在马克思那里，研究主题不是只作为单一实体的社会，而是从‘关系性’的角度理解的社会。”一直试图在方法论上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布迪厄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他都持之以恒地运用和推广这一观念。这可以拿其社会学的两个关键概念场域和惯习(均指一些关系束)作为例证。布迪厄认为，概念的真正意涵来自于各种关系，只有在关系中，概念才能获得其意涵，场域和惯习的概念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而获得的。

(三)反思性的认识论

“如果说存在着一个使布迪厄能够在当代社会理论的图景中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的话，那就是他引人注目的对反思性的迷恋。”从他早期在他土生土长的封闭村庄内对当地婚姻习惯所作的研究，到他对他本人作为其重要成员的学术圈的分析，布迪厄一直坚持将其科学工具转过来针对自身进行自我分析。可以说，反思性成为了布迪厄的社会学的一种基本态度。虽然布迪厄没有为如何达到一种适当的反思态度提供单一的方法论诀窍，但是在其有关重要论述中，他还是阐述了他认为进行反思的社会学研究所需要的基本方面。

在布迪厄看来，反思性是社会学研究的必需条件和特定形式，是社会科学实际运用的认识论方案。他认为，每一项社会学研究同时都要求对知识与知识的社会条件进行批评性反思，因为正是这种条件才使得研究成为可能。如果社会学是确定人类实践的社会条件的科学，那么它必须同时也是确定知识实践(包括社会学本身)的社会条件的科学。布迪厄对知识场域的分析表明，社会科学家不自觉的把特定的认识论假设与知识场域的利益转译为他们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只有通过“社会学的社会学”的实践，把社会学的方法运用于社会学的实践本身，才有望获得一种摆脱知识实践的社会决定因素的方法。在他看来，这一“反思性回归”响应了一种特定的迫切需要，因为“关于社会学实践的社会决定因素的社会学是摆脱这些决定因素的唯一可能的基础”。唯其如此，“社会学的社会学”即反思性是社会学必不可少的部分，是社会学认识论的一个根本性向度。

当然，布迪厄既非是第一个，也非唯一一个倡导反思性的社会学家，但是，布迪厄的反思性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首先，他的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分析者个人，而是立足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与学术无意识。其次，他的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而非孤身一人的学究重负。最后，他的反思社会学是力图巩固而不是破坏社会科学的认识论保障。因此，与从根本上对客观性进行质疑的现象学、文本学及其他后现代形式的反思不同，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其可靠性乃是其反思性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Bourdieu，Pierre.Structuralism and Theory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J].Social Research，19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