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想范文

社会思想范文第1篇

关键词：谭嗣同 社会思想 人物法

一、谭嗣同的生平及对其社会思想形成的影响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童年的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那么谭嗣同的幼年是生活是怎样的呢？谭嗣同幼年时，其父取妾生子，家庭关系日渐复杂，由于其父宠爱妾胜过于爱妻，使谭嗣同及其母亲在家中处于被压制地位。后来因谭嗣同之兄完婚母亲返回浏阳，失去了母亲的庇护，在家中受尽“父之妾”的虐待，给他造成很大的心理创伤，也让他开始敌视以“妻妾成群”为代表的传统伦理制度。另外，1876年，传染病白喉肆虐北京，谭嗣同之兄妹和生母都不治身亡，他自己也昏死三天，后来才恢复健康，因此其父为他起字“复生”。可以说，少年经历使他遭受了肉体和心灵的困苦，又使他看到传统伦理道德的弊端，所以在少年时期，谭嗣同就对传统伦理产生了对立情绪。正如他在《仁学·自序》中说到，“吾自少至壮，便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频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兮。”谭嗣同少年的悲惨，特别是“死而复生”的经历，使得他对于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解读，认为“躯壳”除了“利人”之外，“复合足兮”。这对他后来积极推动变法以及失败后慷慨就义的行为影响深远。

对谭嗣同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欧阳中鹄和涂启先。谭嗣同通过欧阳中鹄接触到了王夫之的思想。王夫之认为“天下唯其器也”，“无其器则无其道”，并提出“变化日新”，认为社会是进化的，在人欲问题上，他则认为天理应当服从于人欲。这些具有朴素民主色彩的反封建思想启发了谭嗣同，成为其后来社会思想形成的源头之一。涂启先史学造诣颇深，尤其对乾嘉学派，这对谭嗣同饱览经典有极大帮助。涂启先教授方式并不古板，不为先人的注释束缚，好发议论，这培养了谭嗣同 “托古改制”的思想基础。

二、谭嗣同所处的时代对其社会思想形成的影响

谭嗣同生活在清末，列强蹂躏的黑暗时代。谭嗣同早期还幻想通过科举谋官为朝廷效力以振兴中华，但是屡考屡败。科举考试的切身体会，使他看清这种制度埋没人才，奉空洞无用的知识为经典，并开始在一些书信和文章中抨击科举制度。然而，总的来说，此时的谭嗣同仍然对清王朝以及其所奉行的圣贤之道怀揣期望。我们可以从他的早期著作中找到证据。那时，中国内部掀起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受王船山影响颇大的谭嗣同兴奋不已，做了《治言》一书，认为世道在变，圣人之道却永远不能变。他把中国的历史发展分为三阶段：夏商周以道为治，是为“道道之世”；秦以后至清鸦片战争以前，以法为治，是为“法道之世”；鸦片战争以后以交易为治，是为“市道之世”。同时，他把文化发展分为忠、质、文三个时期，认为中国当时是文胜质，而西方是仅仅剩下了质，因为文尚浮华，而质尚实际，所以西方崛起，而中华日渐下移。所以要“立中国之道，得夷狄之情”，这其实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当时的谭嗣同虽说接触过王夫之的“反君思想”以及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但其毕竟出生于官宦世家，以阶级分析法来说，他根本上还是要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来思考和行动。

然而，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彻底改变了谭嗣同对于“顽固派”的幻想。正如谭嗣同给其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写到，“悲愤至于无可如何，不得不以达观处之……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废之”。于是他终日绕屋彷徨，专精致思，终于梦醒道，“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之后，他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康有为，共谋变法之大略。

三、谭嗣同的知识构成及对其社会思想形成的影响

1、张载与王夫之

谭嗣同幼年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初步接触了王夫之的思想，后来又结识了十分推崇王夫之的刘人熙，并研究了王夫之的主要著作《船山遗书》。谭嗣同不仅停留在对王夫之的研究，他还追朔到了对王夫之亦有重大影响的北宋名家张载。张载与王夫之都认为“气”先于“理”，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并且带有一定的辩证法色彩。因此，张载与王夫之的思想是谭嗣同知识构成的组成部分。

2、西学

谭嗣同于一八九三年在上海结识英国人傅兰雅，与其交谈激发了他对西学的兴趣，并开始刻苦钻研，其涉猎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几何、地理、物理、化学、农学等等，而且所有知识必须经过求证并得出一致结果才加以接受。他通过对西学的初步钻研，不仅增加了自然知识，更重要的是坚定了他变法的决心。

3、佛学思想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晴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有学者认为，佛学之所以在清末复兴，源于当时的仁人志士面对西学内心的不自信。而佛学相比儒学、道学而言，其逻辑更为严密，在方法论上与西学相比并不逊色，在世界观上更是为西学所不及。因此，那些力图救国，又不愿为西学是从的广大仁人志士纷纷投身于佛学，谭嗣同也不例外，正如梁启超说谭嗣同是“治佛教之唯识宗、华严宗，用以为思想之基础，而通知以科学。”所以谭嗣同不仅把佛学作为方法论上的指导，在当时“中国日下”的大背景下，更是民族自尊心的表现。

总之，谭嗣同的知识构成复杂而矛盾，学界因此不乏争论。就拿谭嗣同的思想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来说，有的以张载、王夫之以及西学为证据说谭嗣同是唯物主义者，有的则以其深受佛学思想的影响认定他是唯心主义者。对此，我的看法是：谭嗣同终其一生不过三十三年光景，而一个完整思想体系的形成需要多年的学习实践。谭嗣同的一生正处于他内心各种观点的斗争时期和发展时期，因此，其思想表现杂糅亦不奇怪。但是，不管他是唯物唯心，我们从他的行动中都可以看出，谭嗣同是一位主张以“变”来强国的先贤。

四、谭嗣同的社会思想

1、人欲观

社会思想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约翰·密尔是19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他的思想以功利主义为基础。其社会自由思想主要体现于《论自由》中。主要讨论了三点，即言论和讨论自由，个性发展，社会凌驾于个人权威的限度。这些思想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的。认为在追求个人自由时，不能损害社会利益，而后者利益优于前者利益。其思想博大精深，被称为“19世纪最令人心悦诚服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也成为传统自由主义相新自由主义过度的桥梁。他的思想总体是有益于社会进步，但也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约翰·密尔（又译穆勒。JohnStuartMill1806—1873）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以功利主义为基础，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补充和修改，表现出折衷主义色彩。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19世纪最令人心悦诚服的自由主义者”。[①]同时，由于他发展了古典自由主义，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也成为“沟通传统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桥梁”。[②]

一、密尔的生平

密尔1806年出生于英国。是著名思想家詹姆斯·密尔的长子。他的童年伴随着父亲和书籍度过，并没有进入学校学习。在其父亲的严格教育下，打下了丰富的知识基础。密尔的思想早熟，远远超出了同龄人。在思想内容上也深受其父功利主义的影响。14岁时在法国攻读法律，17岁回国，组织了“功利主义社”，[③]传播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同年到东印度公司的通讯检查公署任起草公文的文书，到1858年该公司解散时，他已升任印度通讯检查部的检查官。他在东印度公司任职长达35年之久。1866—1868年曾任英国下议院议员。是下议院中渐进派的代表。其主要著作包括：《逻辑学体系》（1843）；《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论自由》（1859）；《代议制政府》（1865）；《功利主义》（1863）；《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论社会主义》（未完稿）(1878)等。

二、密尔社会自由思想分析

密尔在其著作《论自由》开头就指出“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不是这个被误称为哲学必然性的教义不幸相反的东西。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地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④]关于自由的定义，根据它的说法，也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好处的自由”。[⑤]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不仅提出个人自由，同时也探讨了自由的限度问题。《论自由》一书也译作《群己权界论》，这其中的“界”实际上就是自由的限度。在《论自由》的最后，他总结了全书的要义，即著名的两条格言。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厉害，个人就不必向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若为着自己的好处而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人进行忠告、指教、劝说以致远而避之，这些就是社会社会要对它的行为表示不喜或非难时所仅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和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自己的话。总之，密尔关于个人自由问题，致力于划清个人与社会的权力界限，强调个人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就不应该受到限制。

关于个人自由，或者说社会自由思想的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言论自由

密尔在《论自由》的第二章探讨了“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他提出，人类的知识原则上不可能完美，每个人都可能是错误的。自由讨论也就提供了纠正这些错误的机会。若不允许自由讨论，则会犯错误。尤其是不应该轻易否定其他人的观点。因为“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窒息的意见是一个谬误”，假如我们确信其谬误性，要窒息它也也仍然是一个错误。“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他们的意见是失掉了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⑥]

他认为，无论是用人民的名义，还是用政府的名义来压制这种自由，这种权力本身都是不合法的。“最好的政府并不比最坏的政府较有资格来运用它”[⑦]

密尔认为，人们必须学会使自己的思想少犯错误，而纠正自己错误的最好办法是在自由讨论中，允许别人批评自己。他强调，一个意见因为在各种机会的竟斗中未被驳倒而假定为真确，这是一回事；为了不许对它反驳而假定其真确性，这是另一回事。任何人，即使人类当中最聪明的，也即最有资格相信自己判断的人，也还应当提到少数智者和多数愚人这个会和集体，即所谓公众面前去审查。他反对对一些目前是真理的东西反复重复，而不加思考和辩论，如果这样下去，所谓的真理将成为谬误。

密尔在讨论言论自由时，并不认为言论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他主要强调要注意方式问题。“一切意见是允许其自由发表的，但条件是，方式上必须有节制，不要越出公平讨论的界限。”[⑧]即强调辩论方式上的公正性，在情绪上不应带有恶意、执迷和不宽容，而应冷静对待对方的意见。反对谩骂、讥刺、人身攻击以及诸如此类的辩论。另外，在对待过激言论上，他强调，那些产生直接煽动社会祸害结果的言论应受到处罚。如：有个意见说粮商是使穷人遭受饥饿的人，或者说私有财产是一种掠夺。这种意见若仅仅在报纸上流传，那也不应遭到妨害，但如果是对一大群聚集在粮商门前的愤怒的群众以口头方式或以标语方式宣传，那就应加以惩罚，而不失为正当。

（二）个性发展

密尔的社会自由思想十分强调个性的发展，强调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强调个人的“首创性”，而极力反对社会趋同的“大众的平庸”。他强调，人们要自己选择生活方案，不能仅靠猿猴般的模仿力。他讲到“人类的官能如觉知力、判断力、辨别感、智力活动、甚至道德取舍等，只有在进行选择中才会得到运用。而凡系习俗就照着办事的人则不做任何选择。因而他无论在辨别或者要求最好的东西方面就得不到实习。智力的和道德的能力也和肌肉一样，是只有经过使用才会得到进展的。而一个人做一件事若只因为别人做了那件事，那正和相信一个东西只因他人相信了那个东西一样，他的官能便不会被运用。”因此，他认为全社会的人都重视个性的发展，才能使个方面的“官能”得到锻炼，从而使社会不断发展，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目的。“一个人只要暴雨一些说得过去的数量的常识和经验，他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⑨]

另外，密尔还特别强调天才需要一种宽松的环境，让其天性得到张扬。他说“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有天才的人，在字义的命定下就是比任何人有较多个性的”。因此，对于这些人，就应顺其自然地发展，而不应受到习俗等的制约，让他充分打碎身上的枷锁，去进行“首创”。并且为了首创性，我们应当容忍怪癖。“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只要是仅仅不屑苟同的一个例子，只要仅仅是拒绝向习俗屈膝，这本身就是一个贡献。”首创性这个东西是无首创性的心灵所不能感到其用处的，凡性格力丰足的时候和地方也就丰足。一个社会中的怪癖性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的。[⑩]

他对德意志思想家罕波尔特十分推崇，罕含波尔特的话来说，人类发展所必须的两个条件就是：自由和境地的多样化。这或许是对密尔思想精义的高度概括。

（三）自由的限度

密尔的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进行了修正，不仅强调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思想，也强调自由的边界。即自由不是绝对的，社会整体利益应高于个人利益。当个人自由危及社会或他人时，便不再拥有这种自由。这种行为也将受到道德或者法律的惩罚。为此，他明确规定了几个限制条件：第一，个人彼此互不损害利益。互不损害法律明文规定成员在默契中认作权力的确切利益；第二，每个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遭损害的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的一份责任；第三，如果某些行为有害于他人，或对其福利缺乏应有的考虑，但又不到违犯其任何既得权利的程度，这时，违犯着应受到舆论的惩罚而不是法律的惩罚。[11]

至于个人性格、表现、行为上的一些缺点，如鲁莽、刚愎、自大、嫉妒、放纵等等。这些只能引起别人对他观感上的不佳，但只要不涉及他人利益，社会就无权加以制裁。但是若有些行动，其直接损害只及于本人自身，因而不应说哦到法律的制裁，但若公之于众则破坏社会良好风气，因而可以划入犯及他人利益的范畴，予以禁止是不失为正当的。

另外，为了“伟大的善”（GreatGood）也是可以限制个人自由的。为了保证其他人及社会的公共利益，政府在某些方面必须进行进行适度必要的干预，以确保社会整体利益不受侵犯。如国家为了提升国民素质，而推行义务教育等。

综上所述，密尔的思想充斥着“个人自由”、“首创性”、“个性”、“多样化”、“有限干预”等词语，表现出新旧自由主义的结合体特征。

三、密尔社会自由思想析评

一切思想都与其所处时代有密切联系，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密尔所处的时代，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时代。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工业生产迅速发展，逐渐跃居世界第一位。对外贸易扩大，在世界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被称为“世界工场”。同时为了获取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市场，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拥有大量的殖民地，被称作“日不落帝国”。在政治上，到了19世纪，资本主义已从早期的社会理想发展为普遍的社会现实。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相对成熟阶段。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是阶级矛盾开始突出。英国经过1832年和1867年两次议会改革，[12]工业资产阶级实际掌握了国家的领导权。英国也掀起了运动，要求扩大选举权等。这些政治经济的现实，正是密尔自由主义思想产生的基础。

（一）修正了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曾提出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功利主义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动机，所以快乐主义构成了功利主义的基石。[13]由趋乐避苦发进而认为有助于产生快乐的行为和事物是善的，反之是恶的。周辅成曾讲到“功利原则指的就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了当事者的幸福。”[14]因此快乐幸福目的构成功利主义的核心。密尔在其父詹姆斯·密尔的影响下，全面继承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并对其进行了修正，主要表现在：第一，快乐有质与量的差别。边沁的功利主义认为快乐作为人们对苦乐的感觉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异。正是因为这种这种庸俗的快乐观，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被称为“猪的哲学”。与边沁不同，密尔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区别，也存在质的不同。按照质的不同，密尔把快乐分为两类：即肉体的或物质的快乐和精神的快乐，后者比前者高尚得多。[15]他认为“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作一个满足的猪好；做个失意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满足的傻子好”。[16]第二，功利主义的利他主义特征，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边沁的功利主义体现出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他认为“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社会是一种虚构的团体。由被其认作成员的个体组成，社会利益是“组成社会的单个成员的利益之和”。而密尔则与之不同，密尔的侧重点在社会利益。他认为，要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目的，不可避免需要一些人做出自我牺牲，而且密尔对自我牺牲倍加推崇和赞赏。他说“只是在社会的组织很不完善状况的期间，我完全承认甘心做这种自我牺牲是人类的最高美德。”[17]体现了社会利益优于个人利益原则，显示出明显的社会功利思想。以上这些构成了密尔思想大树根基。

（二）密尔思想评述

关于言论自由的思想表现出对言论自由的最大宽容。他不仅支持看似正确的言论，也支持看似不正确的言论的发表，主张人们对不同的观点进行辩论，以达到“真理越辩越明”的目的。他的言论自由思想有利于现实政治发展的需要，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宪法所确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些与密尔思想密不可分。总之，言论的自由将推动政治的公开性和民主化。另一方面，社会的进步也离不开言论的自由。在古代社会，由于言论的不自由而导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滞后。如我国清朝的“文字狱”等，以及欧洲中世纪的的黑暗统治，都阻碍了社会的言论自由，从而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他的关于言论自由的思想，也体现着对人的尊重。体现了人人平等的思想，强调了作为人应有的尊严。

对于个性的发展密尔强调多样性和自由选择，这种思想将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变革，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创新。毕竟社会由不同的人所组成，他们有着各自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思考方式。只有让个性充分张扬，才能使个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展现。从而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若全社会都以一种固执的习俗或道德标准去衡量人，那么整个社会将会出现“趋同化”现象，从而有“大众的平庸”的危险。它的关于天才的论述，也表现出精英主义色彩。但我认为，无论怎么说，天才毕竟有其独特之处，这是客观现象。因而需要一种自由的环境，才能达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另外他的精英主义也无可厚非。毕竟能够引领人类发展的仍然是天才。而人们也普遍期望政府是精英统治的政府。

关于自由的限度，主要体现出他的利他主义思想。众所周知，有权利就有义务。因而有自由，也就有限制。没有所谓无限的自由。他强调的自由的限度是，不能损害他人及社会之利益。而且社会利益原则上高于个人利益。这都体现着利他主义，也体现出他对社会福祉的关怀。这些思想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都是通用的道德。他的这一思想是对传统自由主义那种个人主义倾向的批判，也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鞭策。

四、结语

总而言之，密尔的社会自由思想博大精深，强调了社会自由的重要性，为功利主义奠定了新基调，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以及自由民主的实践，使自由与社会福利的联系更加紧密而自然。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他的思想的理想主义成分。虽然他对自由进行了定界，但这个“界”毕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必须有相应的法律道德体系作为其保障。另外个人不可能离开社会而生活，个人既然生活在社会之中，便存在各种联系，所以“群集权界”便不易划分出来。

参考文献：

①【英】约翰·密尔《论自由》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

②顾肃著《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9。

③吴春华《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④朱建华《浅论密尔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内容及形成原因》。载《理论研究》2006年3月号中旬刊。

⑤童中平《密尔自由主义思想述评》。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6期。

⑥王连伟《密尔自由主义思想论析》。载《学术交流》2004年第4期。

⑦吴春华《密尔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特征及其形成》。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3期。

注释

[①]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②]吴春华《密尔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特征及其形成》。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3期。

[③]顾肃著《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9

[④]【英】约翰·密尔《论自由》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p1

[⑤]同上p14

[⑥]【英】约翰·密尔《论自由》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p19-20

[⑦]同上p19

[⑧]顾肃著《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9p364

[⑨]【英】约翰·密尔《论自由》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p80

[⑩]同上p79

[11]同上p89-90

[12]童中平《密尔自由主义思想述评》。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6期。

[13]王连伟《密尔自由主义思想论析》。载《学术交流》2004年第4期。

[14]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87.

[15]朱建华《浅论密尔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内容及形成原因》。载《理论研究》2006年3月号中旬刊。

[16]【英】穆勒《功利主义》。商务印书馆1957。

社会思想范文第3篇

【关键词】张居正；社会思想；外儒内法

一、生平与背景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今县）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少时“颖敏绝伦”，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考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隆庆元年（1567年）穆宗即位，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政事，神宗即位后，代高拱为首辅，掌实权达十年之久，为一代“权相”。张居正在位期间推行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死后受人诘毁，削爵夺谥，籍没家产。至崇祯时才得以，著有《张文忠公全集》，又《张太岳集》。要论及张居正的社会思想，必须要有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意识，张居正的思想脉络和特点与明王朝的社会现实不可分隔，明王朝的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病是他改革思想的动力，也是改革思想的内容。张居正在明穆宗时因其才华受到重用，参与政事，到明神宗时成为内阁首辅，名声显赫。这一时期正是明朝的中期，财政危机逐渐加重。到隆庆元年，明王朝的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拥有实权的张居正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解决时弊的改革，他的社会思想都蕴含在其改革之中，以往对于张居正的研究都是从政治学的视角研究比较多，但是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其略论，当然他的社会思想也蕴含在其政治、经济等改革措施之中，不可割裂二者。

二、论社会变迁

张居正的社会变迁思想为其推行各种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或者寻求合法性的支持。他的社会变迁思想可以用“反虚谈，尚实效”概括。在社会变迁上遵循的是荀子的“法后王”逻辑，反对取法上古，用以前的法则和规律适用于当今之世。他认为王朝的发展是一个变迁的过程，由开国之初转至王朝中兴继而出现兴衰颓势。这个过程是任何朝代所经历的历史规律，开国之初的社会具有务实性，具有大刀阔斧的改革特点，人情素朴，风气良正，不浮夸，不浮虚。经由这样的开世太平达到王朝的中兴，安居乐业，民国安稳，而真是这样的风气或者说居安思危意识的缺乏，统治阶级的歌舞升平，终日沉浸在“制礼作乐，铺张繁盛之事”，在应对各种社会危机的取措之中，为了安稳现状，维持统治阶级的稳定，不涉及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及矛盾，小修小补使规章制度及各种法令越来越多，繁文缛节，形式泛滥，这其实是王朝衰退的征兆。而张居正认识到明王朝正陷入到这种的历史的规律之中，立国两百年，且摇摇欲坠。他主张有选择性的变革，不可盲目变革，要“审机度势．更化宜民。”为了让明王朝回到以前那种开世太平的轨道，他开启了改革之举。

三、论社会问题及解决方法

明朝中期，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国家赋税沉重，当政者贪污腐化，明争暗斗，政治极为腐败。国内起义不断，边防废弛，内外交困，明王朝政府正陷落于通知的危机之中。在对待社会危机上，张居正面对财政危机和民情疾苦双重态势提出了相应的措施：（1）体民情，减赋税。明代的赋税严重，尤以“带征钱粮”为重，累积的赋税与同年并交。张居正说：“安民之道，在查其疾苦而已。”曾多次上书安民，为民除疾苦，他认为带征之法虽是完久欠，实则“减新收”，今年欠的累积到明年，这样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他提出对于当年的拖欠的给予免除来缓解民众负担。（2）抑豪右，宽民力。他认为明朝当下正是由于豪强争相土地兼并而造成人民流离失所，人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就会陷入贫困，而豪强的赋税轻而造成国用空虚，这是重要的一方面。例外，又与官府勾结，贿赂官员，用官员之法欺压百姓，而法纪对他们却无效，造成民众苦不堪言。张居正针对这些提出了清丈全国土地方针，查勘豪强隐没的土地来减轻民众的痛苦，增加国家税收。还规定了出功臣的赐地以外，其余田地均与民众一体办纳粮差。

综上所述，张居正的社会思想主要表现他的社会变迁论、社会控制论与社会问题及解决方法上。社会变迁思想为其大刀阔斧的改革奠定合法性思想基础，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王朝变化，不取法上古，以实际情况为准则。总之，他提出的“尊主庇民”的思想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与主流，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产物，与同时代的激进自由思想家李贽不同，他的意识形态浓重，与朱元璋强化集权策略的治国之术并无二致，这样说来。除了他的有益贡献之外，他的进步思想甚少，固守着封建制度下的统治阶级意志。

参 考 文 献

[1]《张太岳集・答河道吴自湖》

[2]《张太岳集・杂著》

[3]张居正．陈六事疏（赛疏1）（A）．张文忠公全集[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4]张居正．辛未会试程策第（文集3）（A3）．张文忠公全集[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社会思想范文第4篇

正文:

一、学校德育的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德育的地位和作用，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科学地阐明了德育工作的客观地位。

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出：“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很大变化。……当然，我们总还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那是永远不能少的。但是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1990年3月，他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第355页）这两段话讲的是物质与精神、经济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关系。一般认为，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因此，可以认为这两段话讲的是德育与经济工作的关系。德育的地位和作用有广狭之分，狭义是指教育内部诸因素的关系，即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关系。广义是讲德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邓小平同志从广义讲德育的地位和作用，这反映了总设计师的德育大思路。他指出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又指出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德育工作的能动作用，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把握德育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纠正德育工作“万能论”和“无用论”，防止“左”右倾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2、在总结改革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强调重视和加强德育工作。

1986年3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解决这个问题。”（第156页）1987年3月，他指出：“在整个四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既然是长期的事，不可能搞运动，只有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第208页）1989年3月，他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的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第290页）同年6月，他又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党员。”（第305页）邓小平同志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德育的经验和教训，指出时期“左”的错误决不能重演，而8O年代中后期轻视德育、失误的教训，应永远记龋。

3、从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的高度论述加强德育工作的重要性。

1983年1月，他指出：“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第202页）1983年10月，在论述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反对精神污染时，他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由什么样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第45页）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第38O页）“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这条中国发展的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第381页）

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德育的地位和作用，可谓语重心长。当前，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学校德育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如：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如何教育学生正确认识我国国情，继承和发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革命传统，树立民族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如何引导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如何指导学生在观念、知识、能力、心理素质诸方面尽快适应新的要求；如何培养学生具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品质等等。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这些新课题，必须以邓小平关于德育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为指导，发挥德育工作对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导向和保证作用。

二、学校德育的目标和内容

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3月之前，多次指出，要教育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985年3月，将“守纪律”改为“有纪律”，从此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简称为“四有”。1987年2月，他指出：“带坏了一代人。”“所以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第205页）1989年9月，他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四有’”（第318页）。强调加强以下几方面教育内容。

1.理想和纪律教育。他说教育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第11O页）“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第111页）1986年11月，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青年的影响，他指出：“首先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第191页）1987年3月，他又指出：“我们历来提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第209页）同年6月，他再次提出：“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有理想、有纪律。”（第245页）

2.坚持四顾基本原则的教育。他多次强调要对人民特别是青年进行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他在1987年3月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第208页）1989年9月，他又指出：“我们要抓紧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理论的教育，搞几年风气就会变的。”（第31O页）

3.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教育。1989年3月，他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第29O页）

4.爱国主义教育。1983年4月，他指出：“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1992年初，他在南方视察时，殷切希望知识分子“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第378页）

5．社会主义法制教育。1986年6月，他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第163页）邓小平同志强调的理想教育实际上就是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的教育，纪律、法制教育是为了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他说：“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使中国发展起来，就要有纪律、有秩序地进行建设。”（第209页）他把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这在他视察南方谈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他说培养教育好“以后的几代人”、“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第38O页）邓小平同志关于德育目标、内容的思想，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大思路，高屋建瓴、意义深远。

三、学校德育的原则和方法

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1985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指出：“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对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流行的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思想问题，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由适当的人进行周到细致、有充分说服力的教育，简单片面武断的说法是不行的。群众关心的实际生活问题和时事政策问题，各级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作的努力，并且对群众所反映的不合理现象及时纠正。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第144----145页）1987年2月，他指出：“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在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了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进一步的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第204页）他在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后指出：“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第206页）在上述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提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原则和方法。

1、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德育一定要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和学生的思想实际，摆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说话。

2、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对群众反映的不合理现象要及时纠正，最终解决思想问题，要靠解决产生这些思想问题的实际问题。

3、有效性原则。要运用各种适当的途径方法，使思想教育“有效”。反对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

4、周到细致、耐心说服的方法。防止“简单片面武断的说法”，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社会思想范文第5篇

从史学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环节的出现是正当的、合理的。应该鼓励足够的力量去分别进入和加强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研究队伍，以使得“术业有专攻”，心物无偏废，编写出真正的中国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巨著来。当然，这里所谓的“思想”，是“社会”的思想；所谓的“社会”，是有“思想”的社会。因而，我们提倡的思想史应该是有其社会根据的思想史；而社会史，也应该是有其思想指导的社会史。这两种史，合则双美，离则两伤，那是不需赘言的。但是，思想和社会之间，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关系不甚为人注意，即“思想与社会互动”的问题。所谓互动，据我的理解，就是不仅不能将思想与社会视同两极，不仅要将二者相互关联，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将思想当作观念化了的社会、将社会当作物质化了的思想来看待、来研究、来说明。这样的研究，将既不属于社会史，也不属于思想史。准确地说，它是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具体点说，它将注意于社会的思想（观念）化和思想的社会（物质）化的形态、过程、现象、问题等等的研究。这里是一片广阔的未曾垦殖的园地，有着无数深邃的等待解决的课题！

马克思当年在谈矛盾的同一性时，曾经指出同一性有三个方面，它们是：

1、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

2、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

3、两者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

这里说到的第二种和第三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而被马克思列在首位的对立双方的“直接的同一性”是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同一性之所以为同一性的灵魂所在。以它为指导来研究思想和社会，必将取得巨大收获。

【练习】

1、第一段陈述了史学研究中的“两步矫正”，对“两步矫正”阐述正确的一项是（ ）

A、第一步矫正是因为王朝更替的记录和帝王将相的家谱占据了历史著作的所有页面，无法认清历史的本来面目。

B、第一步矫正后，历史著述的主旋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阶级斗争替换了争权夺位的宫闱之争。

C、第二步矫正是在人类的历史被描述成为逻辑方程的极端形式下，历史研究者们对传统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提倡。

D、第二步矫正后，社会史重在研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思想史刻意去挖掘人民大众的非文本的思想。

2、对第二段加横线语句中“史学历史”和“这一环节”的理解全部正确的一项是（ ）

A、“史学历史”即编写、研究历史；“这一环节”指代“两步矫正”。

B、“史学历史”即编写、研究历史的历史；“这一环节”指代“又一步矫正”。

C、“史学历史”即编写、研究历史；“这一环节”指代“又一步的矫正”。

D、“史学历史”即编写、研究历史的历史；“这一环节”指代“两步矫正”。

3、末尾一句说：“以它为指导来研究思想和社会，必将取得巨大收获。”对句中“思想”和“社会”的关系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思想在社会中产生，社会需要思想。

B、思想是社会，社会是思想。

C、思想创造社会，社会创造思想。

D、思想是观念化的，社会是物质化的。

4、根据文段内容，下列推断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我们的祖国一有历史，就有了编写历史、研究历史的历史，它们相伴出现，相随而来。

B、唯物史观的兴起，才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历史著述的主旋律，也才开始提倡重视思想与社会的互动。

C、鼓励足够的力量去分别进入和加强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研究队伍，就能够编写出真正的中国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巨著来。

D、“这里是一片广阔的未曾垦殖的园地”，暗示了关于“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挑战性和复杂性。

【参考答案】

1、D 分析：A项“所有页面”有误；B项“历史著述的主旋律”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 C项中“传统”有误 2、B 分析略3、B 分析：明确“它”所指代的内容是“直接的同一性”，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直接转换过来 4、D 分析：A项中“祖国的历史”与“史学历史”不可能同步；B项中“提倡重视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与“唯物史观的兴起”没有必然联系；C将原文的必要条件误认为充分条件。

社会思想范文第6篇

当前社会思想的“多”与“一”

当前我国社会思想到底在哪些方面同一性较大,趋向于“一”?哪些方面分歧较大,表现为“多”?调查发现,对于改革开放及其发展变化的评价和态度上形成了高度共识。在课题组的调查中,66.72%的被调查者认为市场经济改革“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内在活力”;而开放是“中国自主地按照自己的道路前进(41.41%)”,或“引导中国向它们主导的方向变化”(37.65%)。可以说,对改革开放的认同度非常高。对影响自己思想行为的群体,48.03%选择“知识精英”,只有25.21%和17.4%分别选择“党政官员”和“工商界精英”。这说明,知识分子群体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思想的影响力群体和话语主体。但是,对市场经济,除在经济上的肯定外,还有22.3%认为是“强化了个人主义”,出现政治经济评价与思想道德评价的不平衡。

对当前社会重大问题――“改革开放问题”的看法“多”中趋“一”。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主要忧虑,按顺序排列是:“导致两极分化”(38.16%);“腐败不能根治”(33.79%);“生态破坏”(26.24%)。影响对党和政府的看法变化的因素为:党的政策和干部行为(42.11%),社会发展变化(31.56%)。

社会不同群体的思想差异

1.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不一致。满意度较高的群体依次是:公务员、企业家、青年知识分子、新兴群体,这四大群体的生活满意度都在65%以上,其中公务员满意度为87%;而另一方面是,弱势群体和农民群体对自己生活的“不满意度”最高,分别为81%和50%,这两大群体对生活表示基本满意的只分别占17.7%和25%。可见,虽然大部分社会群体对自己的生活比较满意,但考虑到农民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广大的群体,这个数据的代表性和覆盖面值得高度重视。

2.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渐成主流。对目前的收入差距,78%的公务员和64%的农民认为“不合理但可以接受”,而59.3%的弱势群体和49.3%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认为“不合理,不能接受”。对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53%的公务员、47.3%的青年知识分子、42%的农民认为“二者同等重要”,而73.1%的弱势群体认为“公平优于效率”,也有30%的公务员、28.9%的企业员工、23.1%的青年知识分子、23%的农民,认为“公平优于效率”。虽然“同等重要”渐成主流,但对二者到底谁应优先的认识分歧仍然很大。

不同地区社会思想的差异

根据调研信息统计,总体上,江苏、新疆、广西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背景的地区,在社会思想方面的一致性比较高,在所调查的15个问题中,绝大部分在排序上没有差异或差异很小,只有两个问题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

第一,关于思想行为的影响力群体,边远地区受“知识精英”影响的权重更大,在江苏等东部沿海地区为41.61%,而新疆、广西地区则占52.37%;另一方面,党政官员的影响,江苏为33.97%,边远地区为19.28%。党政官员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影响力偏小,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社会思想范文第7篇

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思想观念的基础上，构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对于社会的思想体系和社会的稳定是十分必要的。按照社会学家的观点，一个社会的物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是可以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对物质利益进行调节和协调来解决的，这对社会稳定和发展不会构成主要威胁；而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发生对立和矛盾，社会就会出现崩溃和瓦解。因此，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最基本的精神依托。可见，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是一个内容丰富的价值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础。这一价值体系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有了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民生活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这一关键时期提出来的，它对于我们深化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特别是对于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提供了坚定和可靠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意义，以及它成为社会思想共识的“基础”，意旨在于：它既要认可思想观念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又要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主导权、主动权，避免和防止错误思潮的泛滥，绝不允许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滋长，不允许动摇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

为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起到各种社会思想共识的“基础”呢？这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多年革命和建设伟大实践经验的总结。当前，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多种思想成分，其中包含着多种矛盾，有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间的差异，有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对立，还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等等。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各种社会思想的共识基础，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才能增强社会思想意识领域的和谐局面。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一位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统领一切思想的基础。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共同的理想是一个民族团结奋斗的目标和追求，没有理想和追求，就没有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摆脱贫穷落后和挨打的局面，走向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儿女世世代代的梦想和追求。选择什么样的适合本国的社会发展道路，这是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的英雄豪杰长期探索的问题，最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并正在享受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表明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因此，无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伟大实践，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上，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都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增强了对这一共同理想的信念，从而在客观上形成对各种社会思想观念的指导作用。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一个民族要生存和发展，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这种精神从历史的角度看，可以是民族精神；从现实的角度看，可以是改革创新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的总和，是一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思想文化，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民族思想文化，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最后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要体现在民族实践和活动中，体现为不同的时代精神。当前，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突出体现在改革和创新的时代精神上。当今世界竞争激烈，只有改革创新才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中华民族勇于改革和创新的精神，是实现全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每一个时代所体现和倡导的各种精神，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等，其实质都是体现锐意改革进取和勇于创新，都以爱国精神为支柱，体现着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并存的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导致人的行为方式的多样化，而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行为规范，就会造成各种冲突和矛盾，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荣辱观总结了古往今来人类文明之精华，鲜明地回答了应当坚持和提倡什么、反对和抵制什么，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社会主义社会公民应该具有的基本道德准则、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为最广泛地统一当前多种思想观念奠定了基础。

社会思想范文第8篇

关键词：董仲舒；社会思想；独尊儒术

秦朝覆亡后，汉朝建立，在继承了秦留下的遗产同时，也存在着隐患。董仲舒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套理论和方法，并运用天意和阴阳五行加以论证，形成董学。回顾历史和分析其社会思想，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过去社会的运行状况和治理模式，更有助于我们探索当今社会的发展之道。

一p秦汉时期存在的社会问题

1.任人

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所以，“天下去殷而从周”。秦不用儒士而用“残酷之吏”，所以国家才会灭亡。汉朝在任人方面如何呢？董仲舒认为其存在着严重的用人问题。“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ィ未得其真。”郡守p县令“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苦孤弱，冤苦失职”，这都是因为没有任用贤能所造成的。董仲舒重视任人以贤，从办太学培养知识分子到选拔贤才、考察贤才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方法，自此，中国确立了文官选拔制度。

2.由道

汉继秦之后，秦的“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ㄍ纾抵冒殊I，熟烂如此之甚者也”。王者本来应该“任德教而不任刑”，现在汉朝制度“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据《汉书》记载他讲秦政之弊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分化引起社会不安定，这些社会问题也同样出现在汉代社会，认为汉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改变“任刑而不任德”的暴政。于是董仲舒提出了社会改革的主张，即遵循王者三原则，按儒家思想办事、教育人民、讲防御。

二、董仲舒的社会思想

1.人性论

要解决社会问题，首先应该了解其组成元素――人。董仲舒认为人性是先天禀赋，其中蕴含着善恶等道德观念，不能简单地以善p恶为评价，须承认人性是善恶兼具。他还提出性三品，即人性分为圣人之性p中人之性p斗筲之性。圣人之性是儒家高度理想化的人格，不必接受王者教化；斗筲之性是指品质低下的小人；这两类人被排除在讨论一般人性的特定范围之外，只有中性之人才是讨论人性善恶的对象，可以通过王者教化达到性善境界。

2.天人感应

董仲舒对天人感应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天主宰人类社会，天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天人感应说有两个含义：一方面说皇帝代表天意，人民要服从皇帝，这即是“君权神授”。另一方面要皇帝尊天保民，不要胡乱非为，这就是“神道设教”。天人感应说符合当时社会政治需要和思想状况，因此后来学者相随效法形成了经学思想。

3.大一统

为了在政治统一的新形势下确定一种合理的治国方案，以指导新王朝的政治实践，董仲舒提出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是指天人之间的统一，指郡县制国家在政令p思想上的整齐划一，即统一于中央之政令。天人之间的统一有两层含义：一为受命，二为革命。强调地上的权力或世俗政权的合法性，在于秉承天命而统治。而人君受命于天，若有失德，天便会显示出种种灾害与异象，以使人君反省，或另立新王。

三p独尊儒术

黄老之学因适应汉初上层社会的心理需要而鼎盛一时，其适宜于因循守成，而不适用于改制创新。在“无为而治”政治下，权贵官僚逾制的问题日益严重，强化政府职能成为客观需要，“强为”取代“无为”政治，已是历史必然。汉武帝深知“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社会发展，他采用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三策”实现了社会的变革。

董仲舒对封建社会所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做了研究，他的思想推动了汉武帝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对此后的政治p文化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称之为我国古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参考文献：

[1]周桂钿.董学探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张岂之.中国思想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社会思想范文第9篇

关键词：司马光；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是“通过社会力量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它“既指整个社会、或社会中的群体、组织对其成员行为的指导、约束或制裁，也指社会成员间的相互影响、相互监督、相互批评”。在中国思想史上，没有哪一个思想家不考虑社会的治理与发展问题，因而都把社会控制作为自己探讨的重要问题。采取何种方式实现宋朝的社会控制，以什么样的社会规范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指导、约束或制裁，从而实现长治久安，这是作为国之重臣司马光必须思考的大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过程中形成了他的社会控制思想。本文主要围绕司马光的社会控制模式、忠君抑君、隆礼重法等三个方面的思想内容展开论述。

一、王霸同道――社会控制的理想模式

王道和霸道思想是儒家热衷讨论的政治哲学思想之一，孟子和荀子对此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王霸思想是这两位哲学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一对重要概念，王霸思想体现了儒家所致力于的王道仁政的理想社会政治形态，也显示了他们对霸道的复杂态度，孟子坚决反对霸道。而荀子对霸道的思考更为复杂，他站在王道的立场上对霸道有一定的批评态度，但他也务实地认为霸道思想也有值得认可的地方。北宋时，为了论证宋王朝建立的合理性，为了寻求国家长治久安的办法，很多学者都纷纷研究总结历史，发表各自的历史观。比如邵雍，他把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王朝分为皇、帝、王、霸四种类型。皇道所推行的是无为而治，帝道所推行的是恩信政治，王道所推行的是公正政治，霸道所推行的是智力政治。邵雍认为“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二程则认为：“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倚仁义之偏者，霸道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仪，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霸者崎岖反侧于曲径之中，而卒不可与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司马光认为王道、霸道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他说：

天生蒸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和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尊天子者，则谓之霸。

在另一篇《道同》(元丰六年作)中则更有详细论述：

合天下而君之之谓王，王者必立三公，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日二伯一公。处乎内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职废，齐桓晋文纠合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为侯伯，修旧职也。伯之语转而为霸，霸之名自是兴。自孟苟氏而下皆日由王道，而王由伯道而霸道，岂有二哉?得之有浅深，成功有小大耳……针对孟子提出的“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的评论，司马光进行了批判：，所谓性之者，天与之也；身之者，亲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内实亡也。尧、舜、汤、武之于仁义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则强焉而已。夫仁义者，所以治国家而服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顾其所以疏者，大小、高下、远近、多寡之间耳。假者，文具而实不从之谓也。文具而实不从，其国家且不可保，况能霸乎?司马光还以秦孝公、商鞅信守徙木之赏的事例证明霸主也要取信于民，不可假仁假义。可见司马光认为王霸只是控制的手段，道同途疏而已。在王霸关系上，不论采用何种方式都需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强国的目的。

二、忠君抑君――司马光社会控制的鲜明特色

司马光作为北宋一代名臣，留下了很多的著作，其中很多都围绕着如何为封建君主服务这一主题而展开，比如《资治通鉴》，神宗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稽古录》则是因为皇帝日理万机，无瑕阅读汗牛充栋的史书专门为皇帝而写的一部简明通史。司马光还提出了一臣不事二君的思想，但他忠君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抑制君主的思想，这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他对皇帝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评价标准。如果皇帝的做法不符合他的标准，他会毫不客气的提出批评。这一点也是司马光赢得令名的重要原因。因此，君主与他生活在一起并不轻松，反而感到有相当的压力。司马光在不同时期撰写的论著中多次提出“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在《朋党论》中，他指出：“治乱之世，未尝无朋党。尧舜聪明，故能别白善恶而德业昌明；桀纣混乱，故不能区处是非而邦家覆亡。由是言之，兴亡不在朋党而在昏明矣!”他在《功名论》开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古人臣有功者谁哉?愚以为人臣未尝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则不能以生；月有光华，日不照望之，则不能以明；臣有事业，君不信任之，则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司马光把臣子的功劳算在了君主身上，反过来，臣子如果有什么失职之处，君主也难推责任。司马光的《稽古录》提出人君五才论，是在考察了历朝历代帝王之后，根据才能的高下，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和乱亡五类君主。五才论重点在于论述如何守成，司马光为帝王推出了一整套守成的方案。可以想象，以五才去评价一代君王，给君王的压力非同小可，因为没有一个君王想把自己归类到乱亡之君这一类，都想有所作为留下美名。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司马光提倡人君修心三德，即仁、明、武。他给仁、明、武各定下了标准：“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然后可以为仁。明者，非巧谲苛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然后可以为明。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然后可以为武。”针对皇帝的赏赐无度，他对皇帝进行了大胆的批评：“夫府库者，聚天下之财以为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祖宗所为置内藏者，以备饥馑兵革非常之费，非以供陛下奉养赐予之具也”。而且“夫府库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县之史，鞭挞其丁壮，冻馁其老弱，铢铢寸寸而诛之。今以富大之州，终岁之积，输之京师，适足以供陛下一朝恩泽之赐，贵臣一日燕饮之费，陛下何独不忍于目前之群臣，而忍之于天下之百姓乎!”总之，即使是对最高的统治者皇帝，司马光也敢于对他提出了应该遵守的规范，并批评监督皇帝的做法，这与一般的思想家有很大不同，也是司马光社会控制思想的鲜明特色。

三、隆礼重法――司马光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

荀子认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苟子・天论》)，荀子的“王”即是王道，王道中包含了“隆礼”和“尊贤”两个重要内容。“重法”“爱民”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