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满意度范文
时间：2023-03-17 12:09:15
社会满意度范文第1篇
一、我市社会满意度调查的具体做法和存在的不足
2002年，为了进一步客观、真实的评价领导班子，更能体现“为谁服务，由谁评价”的评价原则。我们对实行了五年的社会满意度调查方法进行了较大的改进。
一是委托市统计局城调队按照科学抽样的方法开展调查；
二是调查表中列出每个调查对象的主要职责；
三是进一步细化了评价档次，设置了满意、比较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不了解五个评价档次；四是对列入调查对象的部门按其社会服务职能的强弱分为A、B两类，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选取不同的调查范围，按照不同的比例抽选调查对象。
五是抽调专门调查员，采取面对面的方式进行调查。
通过以上措施的采用，使被调查对象对各部门的职责有了深入的了解，评价更有针对性，评价意见可以选择的余地增大；分类调查，突出重点人群，增强了调查结果真实性；面对面调查，增强了评议人的责任心，避免了被调查人不负责任乱填，也保证了调查表的回收率。
虽然社会满意度调查经过多次改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工作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满意度调查表内容单一、针对性不强。
因为只有一项满意程度调查内容，产生的社会满意度调查结果只能作为实绩考核评价领导班子工作实绩的一方面依据，但社会满意度调查结果较差的部门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评议人到底对该部门哪些工作存在意见不明确。
2、调查对象的分类过于笼统。
我们将五十多个部门分为两类，少的一类也有二十多个部门，大部分评议人不可能对二十多个部门都能有全面的了解，造成我们确定社会满意度调查范围时，为了兼顾到所有调查对象的服务对象，不断扩大调查对象范围，增加调查样本，不能突出部门服务的重点对象，抓重点人群调查，造成有效问卷比例相对不高。
3、对部门的多种职能没有进行分别评价，容易产生以偏概全。
不论部门的大小，我们都直接针对部门的总体进行评价，造成一些职能比较多，服务范围比较大的部门，其他方面工作比较突出，但由于个别工作相对滞后，最后影响到社会满意度调查结果。
4、社会满意度调查结果的运用上不够合理。
每年社会满意度调查结果只有考核部门掌握，不对外公布，宣传力度也不够，不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因而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一些群众正是一些部门的直接服务对象，可以说他们对部门服务质量、服务态度的好坏最有发言权，由于我们调查结果不公开、宣传不到位，他们根本不知道此项工作的存在，可以说抹杀了他们的参与热情，使我们失去了这部分最佳调查对象。
5、社会满意度调查表发放总量、各类评议代表的发放比例上没有科学依据。
有些行业的评议代表由于其从事工作的特点对某些评议对象有好感或偏见且所分配的测评表所占比例较高，直接造成了他们的评议影响到最后的社会测评结果，而有些行业的评议代表是某些部门的主要服务对象，可以说他们的评议是对这些部门服务质量好坏的客观真实反映，但由于所占测评票比例较少，造成他们的评议对最后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
二、不断改进社会满意度调查的方法，使调查结果更加客观准确
通过广泛调研征求意见，我们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社会满意度调查
1、社会满意度调查对象的分类。
要对部门进行科学分类，既要保证部门分类较细，还要保证人力和物力的需要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依据部门的服务对象和服务范围，及该部门所在行业的特点，参照实绩考核部门分类情况，将进行社会满意度调查的部门分为A（党群部门）、B（综合部门）、C（科教文卫）、D（专业部门）、E（公检法司）共5类。
2、社会满意度调查问卷的内容设置。
表格形式包括（纵栏）、宾栏（横栏）、填表说明三部分。
宾栏（横栏）由部门、部门职责或服务内容、不了解、综合评价、存在的问题、问题反映六项。其中“综合评价”又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档次。“存在的问题”部分，将各部门可能出现的不良现象逐一列出。对于不同类别的部门，这部分内容要有所区别，现列出E类调查表中的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分别有：透明度不高、遇事推诿、扯皮，服务态度差，吃、拿、卡、要，不履行承诺，执法不公或，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勒卡群众，弄虚作假几项内容。“问题反映”部分是“存在问题”部分的补充，供填表人反映对某一事件、某一办事人员的意见、建议或举报执法人员时填写。这一部分所留空间不大，不够时可另附页。
主栏（纵栏）的“部门”列出所有需要评价部门。
一种方法是把各部门的职能职责和服务内容高度概括为几个方面，分别评价、分别计分。如把公安局概括为：社会治安、案件侦破、交通及车辆管理、干警作风等几方面。另一种方法是把各部门按照主要提供服务职能的所属机构进行分解，按照所属机构进行分别评价、分别计分（附表2）。如把公安局分解成：派出所、交警、110警务、治安管理、户籍管理等等。也可以根据部门的特点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
填表说明：这部分简单说明调查表的填写方法。
3、社会满意度调查调查对象的选择。
社会满意度调查范围选定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企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个体工商户、社会群众（主要是服务对象）、新闻媒体等等。调查对象为选定范围内的各阶层、各行业人员，适当扩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比例。
每类调查表，根据我们的部门分类，不同类选择不同的调查对象，且调查对象按照一定比例抽选。
A类部门选取的调查范围为市直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调查对象的抽选比例为4：2：2：1.5：0.5；
E类部门调查范围为市直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下级对口部门、社会群众、律师、新闻媒体，调查对象的抽选比例为2：2：2：0.5：2：0.5：1。
4、社会满意度调查的组织方式
直接决定着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因而要采取严密的组织方式，严肃认真进行调查。社会满意度调查可以采取以下四种方式进行。
第一种方式，面对面进行调查。
抽选一定数量的业务素质高的调查员，携带调查表直接发放给调查对象。并对调查的目的、意义、填写说明进行讲解，留给调查对象一定的思考和填写时间，填写完毕后统一收回。
第二种方式，以信函回执方式进行调查。
将调查表装入贴好邮票、写好邮寄地址的信封，发放给调查对象，调查对象填写好后密封塞入邮筒，直接寄回到我们考核部门。信函回执方式减轻了社会满意度调查的工作量，使调查对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思考和填写。同时调查对象可以解除顾虑，大胆地反映部门存在的问题。
第三种方式，集中调查。
对便于集中的部分调查对象，选择一个较宽松的地方集中调查。调查员将调查表发放到调查对象手中，对社会满意度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向大家讲解，并对调查的内容作进一步的说明，留出充足的时间让调查对象进行填写，待填写完后统一收回。集中调查减少了调查的工作量，确保调查问卷的回收率，增加了调查结果可信程度。
第四种方式，电话访谈。
对部分调查对象可以采取随机电话访谈的形式进行调查。调查员通过电话首先将社会满意度调查的意图告知对方，然后将调查表的内容逐项进行说明，并请调查对象做出评价，由调查员负责填写调查表。
以上四种方式，可以根据社会满意度调查的实际情况需要，单独使用。另外，还可以探讨社会满意度调查与市政府纠风办组织的行风评议结合进行的可行性。
5、社会满意度调查表的统计。
根据各个部门所列出评议内容的重要程度按一定比例计分，如法院主要评议内容有办案社会效果、办案效率、纪律作风和队伍建设三项，按照4；4：2计入最终得分。评价结果“不了解”项不统计，“综合评价”的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档次按5：3：2计分，“存在问题”只统计结果，不计入得分。
6、社会满意度调查结果的运用。
一是把社会满意度调查作为评价领导班子实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社会满意度调查是实绩考核中全面、客观评价一个领导班子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多侧面、多角度地对领导班子工作实绩进行评价，使干部实绩考核工作的结果更趋于合理，更加客观准确反映出领导班子的实绩社会满意度调查在实绩考核中所占比重也将逐年增加。
二是及时反馈，促进各单位有的放矢地进行整改。
将调查中搜集的各种问题汇总后，反馈给各个单位，使各个单位认真对照查找差距，及时整改。对于搜集到的情况反映和举报及时反馈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社会满意度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满意度；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均等化
中图分类号：D69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1005907
2012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首次编制的部级专项规划，确定了基本公共服务内涵为领域与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共44类80个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国家基本标准的制定向我们昭示：中国政府责任与公民权利并行的模式已经基本确立。本文基于社会满意度，探讨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的范畴与特征、均等化目标与动力机制及其亮点之所在。
一、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的范畴与特征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当前中国政府的施政方针与制度安排。这个动态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借重于标准、财政、监管等因素来共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主体、客体之间的供需平衡，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作为最大的提供主体，市场即企业与社会（尤其是公民个人）的作用也不可缺少。而既可作为需求方又可能成为供给方的公民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
（一）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的范畴。进入新阶段后，我国社会发展问题凸显，公共服务提上议事日程，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的提出，引发学界、政界对基本公共服务的热烈讨论与具体的实践，但是一直没有统一的概念与标准，国家发改委等部委编制的《规划》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就显得及时且必要。首先，《规划》中的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不包括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已纳入综合交通运输、能源、邮政、环境保护等相关的“十二五”专项规划中），增加了基本社会服务，从而使基本公共服务的供需在现阶段变得更加清晰具体。而《规划》新增加了基本社会服务领域，突出了公共文化体育领域，并且把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单独列出，表明国家在社会发展方面的根本性导向是保障全体公民（包括特殊群体）能大致均等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使之能有尊严且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其次，《规划》设定的是纯公共物品（作为基本国策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与基本社会服务中的优抚安置）和准公共物品（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基本医疗卫生、基本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部分的基本社会服务、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的国家标准，从而把政府的公共责任与权力的具体功能（即对谁负责）和目的（即为了什么而负责）联系起来。再次，《规划》对每个领域的服务项目、服务对象、保障标准、支出责任与覆盖水平都进行了清晰的设定，并且把指标具体化，这为现阶段社会发展拟定了目标与任务，也为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确定了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的支出责任，使事权与财权基本上一一对应起来。最后，《规划》就资源配置、管理运行、供给方式等进行了制度安排。
（二）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的特征。根据“十二五”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制定的这个国家基本标准，是为引导公共资源配置与满足公民生存与发展基本需求而设定的。首先，《规划》为基本公共服务各个领域明确了重点任务、基本标准、保障工程。一方面界定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承担提供基本教育、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体、社会保险、社会服务与残疾人公共服务的责任，另一方面为公民享有基本生存权、健康权、文化权以及发展权等，发挥综合性、基础性和指导性的作用。其次，《规划》设置的国家标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是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建设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当前政府行动方案和行为依据。国家基本标准是现阶段的最低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这个基本标准要逐渐提高，实现城乡、区域及不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后，《规划》设定的国家基本标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这个切实可行的标准主要包括供给有效扩大、发展较为均衡、服务方便可及、群众比较满意并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中央政府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等工具；另外这个标准科学合理地定位为“基本”，内容涵盖八个领域，也考虑到特殊群体的基本需求，是政府运用公共权力服务于公民权利的一次公开承诺与“归位”诉求。事实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特征，它作为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基本手段，最终要满足人的多元化需求，真正地实现以人为本。从微观层面来看，这个标准的最终目标是推进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大致均等地享有社会基本服务、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基本医疗、基本住房保障等服务。从中观层面来看，通过各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均等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均等化来实现全体公众消费能力的均等化。从宏观层面来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过程中采用的手段之一，而非追求的目的。当然，地方政府要落实这个国家标准，需要把握标准的精神实质，正确地贯彻制定者的意图。这要求地方政府既要合理掌握标准的回旋余地，处理好标准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的利益差别；又要在明确责任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状况确立原则，选择服务供给主体、内容与方式；还要灵活高效而又善于创新地执行，制订出可操作的要求与切合实际的考核目标，并彰显地方特色。
二、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的社会满意度衡量元素
社会满意度范文第3篇
一、对社会保障依赖性需求
从问卷第1题至第9题看,残疾人对社会保障的依赖性较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对社会福利、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关心有24人,他们比健全人更需要社会保障。40人中,24人不同程度领取低保。
(二)城镇残疾人生活基本有保障,但困难较多。残疾人家庭收入稳定性差,无固定工作家庭成员较多,需生活救助和医疗救助的各有13人,占问卷总人数的32%。明确要求就业援助的19人,迫切要求自食其力。
(三)残疾人受教育较健全人失衡。40人中,没人享受全日制高等教育,均因家庭条件、身体原因,其中2人因学校限制身体条件无法升学。
二、对服务需求的八项要求
从问卷第10题至第15题看:残疾人对服务需求愿望强烈。
(一)有就业愿望。40人中参加失业登记17人,受过技能培训和职业介绍各14人。极少接受能力评估、职业技能鉴定、职业指导,是残联潜在的服务空间。
(二)就业质量亟待提升。用人单位缺乏人性化管理。
(三)推荐就业是常性工作。接受1次就业15人,2次以上9人,3次以上4人,还有6人未接受推荐就业。
(四)就业缺乏固定性。就业持续一年以上19人。缺乏固定性原因主要是工资偏低,22人表示不满意,满意度为“0”。
(五)对托养服务有三种态度。33人有一定生活能力不愿意托养,重度残疾人愿意集中托养,中年以上的20人愿接受居家服务。
(六)康复服务要求。接受康复活动、功能训练各7人,10人接受辅助器具和心理疏导,27人受过康复知识教育。
(七)住宅评价。24人住房为混合结构,大都随父母生活,5人满意,15人不满意,主要为住房陈旧、无产权。
(八)无障碍设施评估。3人家中有无障碍设施。29人没有无障碍设施。9人对社区及周边无障碍满意,6人不满意。
三、满意与不满意
(一)满意有4:
满意之一低保。24人享受低保,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
满意之二残联进行技能培训与职业介绍。接受培训和介绍各14人。
满意之三残联着力普及康复知识。27人得到服务。
满意之四无障碍设施和服务。9人表示满意。
(二)不满意有4:
不满意之一工资收入。22人不满意,用人单位工资偏低,作业时间长,岗位较辛苦。
不满意之二住房。15人不满意,挤住父母家,房屋陈旧。
不满意之三家里没无障碍设施。29人不满意。
不满意之四,对社区及周边的无障碍设施和服务。6人表示不满意,乘坐公交车、到机关办事、公路畅通、楼栋间无障碍设施较缺乏。
四、结论
残疾人极大关注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满意方面,有关部门应给予重视与投入;不满意方面,应加大工作进度与深度,早日达到残疾人满意。
社会满意度范文第4篇
通过对长沙市五类社区的调查，运用对应分析法分析五类社会空间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认为社区类型与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总体上比较高，但弱势心理降低了中高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但也明显高于低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的措施，一是应加大对贫困群体的支持力度，提高低档社会空间的档次；二是应大力推进城市社会建设，促进社会空间融合；三是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消解中高档社区居民普遍的弱势心态。
关键词：社会空间；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3）06-0125-06
一、引言
“社会空间”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19世纪末提出和应用[1]。在他看来，社会空间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迪尔凯姆试图重估社会空间在多样的社会过程中的地位。古典社会学家西美尔、帕克、沃斯等人认为，城市是异于传统村社的特殊生活空间。列斐伏尔更是指出：“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总蕴涵着某种意义。”[2]
事实上，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从根本上讲是由城市社会分化所形成的，这种社会分化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发生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生活方式、消费类型以及居住条件等方面所发生的分化，在城市地域空间上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居住区的地域分异。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与时间”[3]，是包括城市在内的所有客观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存在，是一种物化的资本力量，这种力量表现为典型意义上的经济与文化要素的聚集。一个充分发展的城市社会空间，既能够成为城市创造新生活方式的动力，又能够在改变社会关系的同时，“形塑”市民的生活方式[4]。哈维认为，城市过程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塑造城市过程，另一方面城市过程也在形塑城市空间和时间[5]。正所谓社会建构空间，空间诠释社会。
目前，中国城市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城市中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分化正处于旧的空间秩序在破裂、新的空间秩序在形成的状态中。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城市社会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空间。这种不同的社会空间让人们日益感到，在“现代城市中，他们自己是‘陌生人并感到害怕’，身处在一个他们过去从未制造的世界上，这个世界对人类直接指挥的反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也比任何时候都缺少人类的意义”[6]。同时，社会空间分化也给城市中的人们造成了一种区别于直接暴力的另一种形式的暴力，这就是由约翰・加尔顿在《暴力、和平与和平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的“结构性暴力”，这里所谓“结构性暴力”是由“处境、制度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所造成的暴力”[7]。这种“暴力”与“体制”相呼应，“施暴者”是特定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而非任何个人或组织。这种“暴力”会经常地让人感到压抑和强制，因而直接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Shin和Johnson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主观评价，可分为一般生活满意度和特殊生活满意度二类；一般生活满意度是个人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特殊生活满意度是个人对自己在不同生活领域生活质量的具体评价，如家庭满意度、学校满意度、社区满意度等[8]。
“城市，使人生活得更美好”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目标。生活满意度是直接衡量这种美好程度的重要指标，因为城市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客观上是城市社会心态的重要来源。而社会心态又与城市的社会稳定息息相关，是政府必须予以关注的重要领域。
笔者将对社会空间分化和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期为促进城市社会空间融合、提高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提供理论支持。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永无止境，但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个人注定要被定格在社会的不同位置上，这也是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权力、社会声望等社会资本的综合体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综合体现”的外在形式最集中地体现在其所居住社区的档次上。社区的档次越高，彰显着居住于此的人的地位亦越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往往认为居住于高档社区的人是最幸福的，是上帝的宠儿，因此，其对生活的满意度也是最高的。但本研究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在戒备森严的高档社区，业主少有来往，社区内显得过于宁静而缺乏生气。相反，在市井社会，人们谈天说地，其乐融融，生活满意度好像也很高。但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的现实难题，使低档社区居民心态的轻松应该也只是表面现象。
那么到底是高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高，还是低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高呢？还是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真的只是一种感觉，与社会空间档次无关？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社会空间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关系。低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低，中高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也很低。
（二）研究变量
1.自变量：社会空间
社会空间（Social Space）依学科不同有不同的定义。在国际学术界中，两种解释使用较为常见：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空间是社会群体居住的地理区域。其典型代表是迪尔凯姆、毛斯、帕克（Robert Ezra Park）和伯吉斯（Ernest Watson Burgess）等人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空间是人类实践活动生成的生存区域。卡斯特尔（Manuel Cartels ）、列斐伏尔、哈维（David Harvey）戈特迪纳（Mark Gottdiener）等人持这种观点。
本文社会空间的定义采用具有社会性的地域空间概念，是具体的居住空间。在表现形式上，是指由高档社区、中档社区、普通社区、贫困社区和移民社区构成的具有社会性的地域空间，是以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为背景，以人们的社会交往、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关系构造的城市空间。由此，本文具体研究这五类社会空间中的居民在社会态度上的差异。
2.因变量：生活满意度
前面已经指出，生活满意度可分为一般生活满意度和特殊生活满意度。特殊生活满意度主要包括对家庭关系的满意度、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对个人健康状况的满意度、对住房状况的满意度、对所居社区的满意度、对工作的满意度、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度等七个方面。一般生活满意度可概括为“总体而言，您对目前的生活状况是否满意”，这些变量用五分Likert 量表，将满意程度分为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
（三）资料来源与分析方法
此次问卷调查的对象为长沙市市区年龄在20-70岁之间的常住人口，问卷实施时间为2011年6-8月。具体抽样方法如下：将长沙市市区内五个区的居民住宅区按商品房的价格并结合小区所属单位的级别，分为高档社区、中档社区、普通社区、移民社区和贫困社区五类。首先在每个区随机抽取3个街道，共15个街道；每个街道抽取各类社区各2个，共150个小区，每个样本社区抽取8个居民户，共1 200个居民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 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 071份，有效率为89.5%。本研究对收集到的数据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三、实证结果
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是城市居民整个社会态度的核心，因为一个对生活状况满意的居民，社会态度必然是积极的，至少也是稳定的，因此生活满意度是决定社会态度的总括指标。数据总体情况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把“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合并成“满意”，“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合并成“不满意”，则总体上对目前的生活满意者
为41.2%，不满意者为16.9%，也就是说，将近1/6的人对生活不满意。对家庭关系满意者
为67.0%，不满意者
为7.4%；人际关系满意者
为60.5%，不满意者
为5.3%，个人健康状况满意者为52.8%，不满意者为11.4%；住房状况满意者为32.2%，不满意者为25.7%；所居住的社区满意者为35.0%，不满意者为18.0%；对工作满意者为34.0%，不满意者为19.1%；家庭经济状况满意者为20.4%，不满意者
为36.1%。
根据被调查者对不同方面满意度的评分，我们计算了综合满意度指数，其值为39.3。约一半的人认为现在的生活满意度“一般”，我们知道中国人都比较谦虚，对事物的满意都说“一般”，如果据此考虑，则目前生活满意度指数应该在80%以上，但也有将近20%的人对生活不满意，这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民生问题，在实际调查中，对生活不满意的恰恰是我们认为生活应该满意的中产或中产以上阶层，但事实是移民群体与棚户区群体的满意度高于中高档社区，这可以用参照群体理论予以解释。因为移民群体参照的是与自己处在同一地的老乡或原来家乡相比，用的是纵向比较，而中高档社区的居民用的是横向比较。
那么，这种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与社会空间类型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本文采用对应分析方法对此进行了分析，力图发现社会空间类型（社区类型）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这里用社会空间类型作为行变量，分类值在1～5之间，总的生活满意度为列变量，分类值也在1～5之间，制定提取两个因子以得出社会空间类型与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对应分析结果（表2、表3）。
从表2可以看出，卡方值为69.365，概率P值为0.000，显著性水平α为0.05。由于概率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α，可以认为社会空间类型与总体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由于两个特征根已经解释了各类别差异的96.1%，因此，最终提取两个因子是可行的。
表3表示输出频数的列百分比。在非常不满意的居民中，贫困社区的最多，占到了非常不满意人数的47.4%，其次是移民社区，为21.1%；在不太满意的居民中，移民社区为31.7%；在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居民中，以普通社区居多。
从社会空间类型与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对应分析结果（表3）看，移民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合并为满意，下同）为42.5%，贫困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为25.5%，普通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为56.6%，中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为35.7%，高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为39.7%。有将近40%的居民回答是“一般”，这种“一般”我们不能认为是生活满意度低的表现，而是一种怕露富的保护色。
由此可见，总体上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比较高，低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高，但低于中高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由此可见，在“买房难、读书难、看病难”的时代，低档社区的欢声笑语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过得并没有想像的那么不如意。但中高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也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高。虽然在中高档社区，居民们拥有比较富足的物质生活，但白领有白领的烦恼，高管有高管的难处，生活压力大、弱势心态也是他们的生活常态。在访谈中，笔者发现中高档社区居民对生活不满意的比例很高。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四点基本结论：一是目前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总体上比较高；二是社会空间类型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相关关系；三是低档社区的生活满意度弱于高档社区的生活满意度；四是高档社区的光鲜亮丽掩盖了居民生活的压力、弱势心理、相对剥夺感较强的客观事实，给人以幸福美满的幻觉。由此可见，研究假设被部分证伪。
四、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目前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总体上比较高。但在社会空间“结构性暴力”的影响下，低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明显低于中高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但中高档社区居民弱势心理趋向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正如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沃利・恩道所言：“城市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所以，未来会怎样就取决于我们当今的所作所为。”[9]
因此，站在社会公平正义的立场，培育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显得尤其必要。基于此，本文提如下三点建设性建议。
（一）加大贫困群体支持力度，提高低档社会空间的档次
低档社区大多是贫困群体、移民群体聚集之地，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但正如阿瑟・奥肯所说，“社会虽然不能制止老天下雨，但可以生产雨伞”，借用这句名言，“社会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不平等和社群隔离的存在，但可以通过融合的手段加以改善” [10]。因此，我们虽然不能消除因贫困而存在的空间隔离，但可以加大对贫困群体的支持力度，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实现社会空间的融合，提高低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达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加大对贫困群体的支持力度，最主要的是加大经济支持力度，实现经济的融合，缩小贫富差距，实现
来自于就业机会、收入分配、财富积累等方面的公平。空间的融合以经济的融合为基础，社会的融合以空间的融合为特征，而社会融合又是经济融合的前提。因此，站在和谐社会建构的角度，首要的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一要调整收入结构比，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二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机会，就业是民生之本；三要加大工资的集体协商制度，保证工资收入随公司、企业利润的增长而增长。
（二）大力推进城市社会建设，促进社会空间融合
国外关于社会空间融合的实践，如美国的“倡导规划”与公众参与运动、苏格兰及美国、加拿大的战略规划、北欧福利国的后现代规划[11]等对于中国大城市现阶段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参照性与指导意义，但是实现社会空间融合的途径多种多样，需要从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经济发展的特定水平、空间发展的特定模式进行探索。
大力推进城市社会建设，就是要积极解决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的问题，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但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内源发展战略》中明确提出的：“每个社会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文化特征，根据自身的思想和行动结构，找出自己的发展类型和方式。有多少社会，就应有多少发展蓝图和发展模式。共同适用的统一发展模式是不存在的。”[12]
（三）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消解中高档社区居民普遍的弱势心态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摒弃把社会管理视为社会控制的观念，把传统社会管理中的“以我为本”、“以官为本”，转变到“以民为本”、以群众为本上来，把“管理”置于服务之中，并服从和服务于“社会服务”，从而有效消解因“结构性暴力”而导致的普遍弱势心态。
在现阶段，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尊严性需求”的增长，减少“被动式”、“恩赐式”、“单方决定式”等公共服务产品的衍生，并切实走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的常态化和持续化，从而实现以民为本、民生为重、利益协调与人文关怀共进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整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社会公平机制明显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财富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的不规范流动，加速了社会成员和群体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并直接催生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也让弱势心态在中高档社区居民中普遍存在，降低了生活满意度。
总之，城市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目前虽然相对较高，但社会空间分化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这种社会心态既指向未来发展的“软实力”，也承载“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有学者这样描述当前中国改革的基本态势：改革正在与危机赛跑。其实，社会心态的培育也正在与改革进程赛跑[13]。 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就是要培育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最终促进城市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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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Social Spac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Urban Residents：A Case Study of Changsha
TAN Rihui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101，P.R.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survey of five communities in Changsha City，using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social space of life of residents of the five satisfaction，this author found that the type of commun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relationship.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of life of urban residents is relatively high，although weak psychology reduces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upscale community，but sti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ow-grade community.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urban residents include： Firstly，we should increase support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improve the grade of low-grade social space. Secondly，we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societ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space. Thirdly，we should innovative the concept of social management，digestion of the vulnerable state of mind in the upscale community in general.
社会满意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共服务满意度；政府角色认知；结构方程模型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1.01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1-0001-05
Abstract： Based on a set of data from CGSS2013 surve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n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Services. Result of the sample analysis of 5266 people nationwide shows that， the higher social class a person belongs to， the stronger he or she tend to favor the idea of “Big Government”.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the stronger one tends to favor the idea of “Big Government”， the higher score he or she tends to give on the model of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Services. In the end， it gives some suggestion that strengthening the shaping of public ideology and guidanc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and reduce th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 government pressure.
Key words：satisfaction on public services； opinion of government rol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1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提供公共服务正成为我国政府合法性构建的重要源泉。尤其是本世纪初党和国家领导人适时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之后，如何高效提供公共服务以最大限度满足人们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提高公共服务满意度成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目标。公共服务满意度在该社会背景之下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并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着力点。
除了对公共服务满意度本身的测评以外，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相关性研究特别是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可避免成为学者们关心的重点。在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方面，有学者从宏观层面考察了作为公共服务供给方的政府的财政透明、晋升激励、财政自主性等因素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如李敬涛、陈志斌基于中国35个典型城市2011～2013年的宏观面板数据发现，财政透明度越高，公众对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低、对经济性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高[1]。也有学者从微观层面考察公共服务接受者的性别、年龄、流动性、政治倾向、政治参与等因素对其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的影响，如郑方辉研究发现性别、年龄、收入、学历、教育对公共服务满意度有影响[2]。陈世香、谢秋山研究发现个体生活水平变化对居民地方公共服务满意度有显著影响[3]。官永彬从理论探讨角度指出，公众参与可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以及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进而影响民生类公共服务的满意度[4]。
但是，总的来说，公共服务满意度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其相关性研究尚不够充分。相当一部分学者从事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时，都关注到了美国顾客满意度模型（ACSI）的借鉴价值，特别是该模型中的原因变量感知质量、感知价值与顾客期望三者对于顾客满意度的影响。但是，他们很少注意到在公共服务领域，公共服务期望不只是对公民各类公共服务质量需求的客观呈现
有学者将公共服务期望界定为民众在接受政府服务前预期将得到何种质量的公共服务（参见刘武，杨雪.论政府公共服务的顾客满意度测量[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129-132）。也有学者将公共服务期望界定为公民关于低廉、高效和优质公共服务的偏好（参见盛明科，刘贵忠.政府服务的公众满意度测评模型与方法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06（6）：36-40）。，更是对其政府角色认知的外在反映。而在公共服务客观供给能力短时间内难以大幅改变的情况下，从微观层面分析公共服务受众自身特质对其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的影响，有助于通过增强公共服务的针对性来达到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目的。这进而奠定了本研究的现实基础。从理论角度看，研究政府角色认知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关系是对现有公共服务满意度模型的有益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满意度模型。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调查数据，重点研究政府角色认知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相关性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该调查每年执行一次，对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10000多户家庭进行连续性横截面调查。目前，CGSS数据已成为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数据来源，广泛应用于科研、教学和政府决策之中。。
2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
21理论假设
政府角色认知在不同意识形态中有着不同表述。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个人自由优先于平等、正义和权威，建立最小或“守夜人”性质的政府才是最适当的。在现代自由主义者看来，经济增长和繁荣需要集体性措施和国家干预的支持，不过这些干预是有限度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关注社会中的平等问题，倡导福利主义、再分配以及社会正义，认为政府的干涉可以在这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由此可见，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人对于政府角色有着不同的认知。海伍德曾指出，意识形态是“一个行动导向的信念体系，一套以某种方式指导或激励政治行动的相互联系的思想观念”[5]。那么，不同的政府角色认知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势必会对政府供给的公共服务评价产生或强或弱的影响。倾向于“大政府”的人通常认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越多越好，而倾向于“小政府”的人通常认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越少越好。由于自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奉行“大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范围十分广。所以，倾向于“小政府”的人可能更容易因政府过多干涉而产生不满情绪，其公共服务满意度也就可能更低些。根据这一分析思路，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如下：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大政府”倾向越强的人，其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
22模型构建
在公共服务满意度结构方程的结构模型构建方面，我国学者深受美国顾客满意度模型（ACSI）影响，如盛明科、刘贵忠提出的中国公众满意度（CPSI）的测评模型包括服务质量、感知价值、公众期望、公众满意度、公众抱怨、公共信任6方面。其中，质量感知、价值感知与顾客期望三者共同构成了顾客满意度的原因变量[6]。考虑到本研究重点考察政府角色认知对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以及公共服务的价值感知具有不可测量性，笔者拟引入外生变量社会地位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如下结构模型（见图1）。该模型不仅可测量政府角色认知、质量感知、社会地位三者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共同影响，也可以分别测量外生变量社会地位对质量感知的影响以及政府角色认知对质量感知的影响。
在测量模型构建方面，国内学者见解尽管千差万别，但大多混淆了公共服务质量感知和满意度间的细微区别。很多学者采取罗列的形式把公共服务满意度分解为民众对各部门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如有学者选取“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为群众提供社会保障、提供义务教育、保护环境和治理污染、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为中低收人者提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扩大就业和增加就业机会”7个指标对地方公共服务满意度进行测量[3]。有学者使用“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为老人提供适当的生活保障、提供优质的基础教育、捍卫国家安全、打击犯罪、公平执法、政府部门秉公办事、环境保护以及帮助穷人、维护社会公平”9个项目测量了公共服务满意度[7]。也有学者进一步将公众满意度分为“个人及家庭收入、就业及工作机会、社会治安、社会医疗保障、自然生活环境、政府部门服务态度”等10个具体指标，测量了广东21个城市公众满意指数[2]。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测量公共满意度的不同维度，如盛明科、刘贵忠对公众满意度使用实际服务与理想情况的比较进行测量[6]。何精华、岳海鹰等测量了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回应性、公共参与度、责任意识、矛盾协调、承诺公信度、公正性等8个指标[8]。但是，不管怎样，这些测量大都很容易忽略掉公共服务满意度和质量感知之间的根本区别。考虑到尽管两者都是评价性的，但公共服务满意度是更为宏观和感性的，质量感知是更为具体和相对客观的，本研究将民众对于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性、均衡性、便利性和普惠性四个方面的评价作为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测量指标。在CGSS2013中，民众以“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说不清楚”“比较满意”“非常满意”五点里克特量表的形式对这四个方面进行了评价。
关于质量感知的测量模型构建，盛明科、刘贵忠使用科、教、文、卫、社保服务绩效对公共服务质量进行了测量[6]。刘武、杨雪则认为，政府公共服务顾客满意度模型应包括政府管理社会的效果、政府行政服务的效率、公务员的素质、政府服务效能、经济服务指标、政府行为合理化水平6个质量因子[9]。考虑到数据资料的限制以及质量感知的具体性特征，作者选取了CGSS2013中民众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社会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基本社会服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9个方面的评价作为质量感知的观测变量。
在政府角色认知测量方面，本研究重点测量民众的“大政府”或“小政府”倾向。故在CGSS2013中选取了“如果有人在公共场所批评政府的言论，政府不应该干涉。您同意吗？”“生多少孩子是个人的事，政府不应该干涉。您同意吗？”“在哪里工作和生活是个人的自由，政府不应该干涉。您同意吗？”三个问题作为民众政府角色认知的观测变量。答案的数值越大表示民众越倾向于赞同“小政府”，数值越小民众越倾向于赞同“大政府”。
至于民众社会地位的测量，本研究选取了民众的社会地位自评作为观测变量。在CGSS2013中，该问题表现为一个1至10的连续变量。10代表顶层，数值越高表示社会地位越高。
3实证分析
31描述性统计
表1中数据显示，在公共服务满意度方面，民众对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程度、便利程度的评价均值略大于3，而对公共服务资源的均衡性和普惠性评价均值小于3，说明民众对于公共服务的充足性和便利性的满意度要高于均衡性和普惠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政府需要在公共服务资源区域分配的均衡性和公共服务资源的公共性方面加强工作力度。项继权指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存在明显的非均等化，最突出地表现在公共服务的资源占有不均、消费水平不均及二元化体制及权益不均[10]。民众对于公共服务资源的均衡程度满意度最低表明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仍然十分艰巨。公共服务产品分配严重不均衡问题成为我国公共服务领域的三大矛盾之一[11]。
在政府角色认知方面，民众对于“自由批评政府”“自由生育”的赞同程度的均值小于3，对于“自由工作和生活”的赞同程度的均值大于3，说明民众在公共政策密切相关的问题方面更加倾向于支持“大政府”。
在公共服务质量感知方面，民众对于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的质量感知水平最高，对于住房保障、就业劳动服务的质量感知水平最低。而同年中国主要城市的调查数据显示，城市环境、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的评估位居前三，公共住房、公职服务的评估分别是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12]。尽管有些细微差别，但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我国各领域的公共服务水平确实存在着明显的距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我国公共政策在各公共服务领域的倾斜性和不均衡性。
32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本研究采用STATA14软件，选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所得出的估计结果如图2所示。
具体分析结果为：社会地位对政府角色认知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社会地位越高的人，越具有“大政府”倾向。社会学家常将社会划分为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而上层阶级通常仅占社会成员的1%①。
根据这一标准，可以作出中国中产阶级具有“大政府”倾向的推断。这一结论恰好与东亚中产阶级价值观的研究相吻合[13]。陈杰、卢春龙研究发现，中国中产阶级对国家越有依赖性，越不倾向于支持民主[14]。桑德豪森认为，在后发展中国家中新兴中产阶级不仅依赖国家进行发展，也与国家有着共同利益[15]。本研究进一步的分析也进而证实了上述观点。分析数据显示（见表2），从事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类工作的民众自评社会地位为中上层的比例要远高于自评为下层阶级的比例。在这些类型的单位工作的人员毫无疑问会对国家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和认同感。
对质量感知的回归结果显示（见表3），政府角色认知、社会地位对质量感知有显著影响。社会地位越高，其对公共服务的质量感知越高。社会地位对于公共服务质量感知的正向影响可能表现为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在自身资源占有水平上的差异影响到了其对公共服务的质量体验，也就是说这一回归结果可能是处于较低阶层的民众很难接触到优质的公共服务造成的。
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回归结果显示，质量感知、社会地位和政府角色认知三者都有显著影响。其中，质量感知对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最大（0574）。政府角色认知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呈负相关（-0072），这意味着民众社会地位越高，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民众对公共服务的质量感知越高，其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民众越倾向于赞同“大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对于政府角色认知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关系的可能解释是：我国整体公共服务范围比较符合持“大政府”倾向的民众心理期待，其心理挫折感并不明显；而持有“小政府”倾向的民众主要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不满则是政府干涉过于全面造成的，或者说，持“小政府”倾向的民众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评价受到了其反全能主义政府观的影响。但是，考虑到表2分析中，持赞成“大政府”倾向的民众有很大一部分是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其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评价可能会受到其作为公共服务供给者和公共服务资源优先占有者身份的影响。本模型中虽然控制了社会地位，但受到样本量和变量类型的限制，很难再进一步控制工作单位类型变量进行深入分析。所以，上述推想有待于进一步选取质量更好的数据进行建模论证。分析结果尽管证实了原有理论假设，但无法给出更为细致的解释。
进一步的模型拟合检验结果显示（见表4），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91，大于095，说明本模型较独立模型有了很大改善。SRMR 标准化残差均方根指数为0016，小于005，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24，小于005，说明该模型和完美拟合的饱和模型之间没有显著差距。由此可见，本模型有效。
4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上述研究表明，我国民众在公共政策相关问题上倾向于较多的政府干涉，而在个人工作和生活方面更倾向于较少的政府干涉。民众社会地位越高，越倾向于“大政府”。在控制社会地位情况下，民众的“大政府”倾向越强，其公共服务质量感知水平越高。在控制公共服务质量感知和政府角色认知情况下，民众社会地位越高，其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而在控制社会地位和公共服务质量感知情况下，民众越倾向于“大政府”，其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由此可见，不仅公共服务质量感知会对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影响，而且公共服务期望的不同维度也会对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影响。对公共服务满意度有影响的公共服务期望不只是涉及公民对各类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包括公民对政府角色的认知。当前，我国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一定程度上受益于民众的“大政府”倾向。
大量经验研究表明，政府的媒体宣传和教育系统可以塑造民众的观念，进而改变民众对于政府表现的心理预期[16]。那么，在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优化官方宣传和教育策略可以提高民众对于公共服务的正面心理体验。这一发现对于降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压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优化公共服务质量方面的投入能力非常有限，而社会对于公共服务供给的需求十分迫切。所以，引导和塑造民众的政府角色认知有助于缓解这一客观矛盾。本文研究结论一方面为相关国家政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提出了政府如何利用宣传和教育体系来有效引导和塑造民众政府角色认知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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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满意度范文第6篇
【关键词】顾客满意度 社会满意度 测评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日趋复杂,顾客因素之外的其他社会因素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环保、就业、文化差异、各类非贸易壁垒等影响企业市场扩大化的非顾客因素层出不穷,这些都说明企业仅以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实现顾客满意已经远远不够了。以下举两个案例说明。
1、案例一
中国温州生产的纽扣、打火机、雨伞分别占全世界份额的90%、80%和80%。以欧盟市场为例,温州产的打火机几乎挤垮了所有欧盟的打火机企业,失业人口增加,迫使欧盟采取各种手段限制中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欧盟政府曾经专门针对中国打火机设限,以反倾销的手段和对打火机提出更高质量要求的手段排挤过温州企业,皆未成功。于是欧盟2006年2月份提出了新的法案:第一条,所有中国的打火机要想在欧盟市场销售,必须在销售地建自己的打火机维修点。第二条,所有能够在欧盟出售的打火机,必须能够连续使用五年。在此法案约束下,温州打火机企业生存环境更加恶劣了,部分过于依赖海外市场的企业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
2、案例二
内蒙金河集团公司是全世界发酵法生产金霉素的最大企业,年产量7.5万吨,产品大部分出口美国。而美国企业生产的金霉素只有1千吨产量,成本高,根本不是金河的对手。但金河并没有把美国企业逼到绝路,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美国是畜牧业大国,美国标准就是世界标准,美国标准带头往猪饲料里面添加金霉素作抗生素,全世界都跟着添加,所以金河7.5万吨就有市场。如果金河把美国的生产企业干掉,美国没有生产的金霉素“国民”了,美国就会改变国家标准,从此以后饲料中就不允许添加金霉素了。该企业领导清醒地认识到,“我能不能活下去,是取决于让不让我的美国对手活下去。”
该集团公司经理的朴素话语道出了这样的道理:企业仅以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实现顾客满意不一定就会取得预期的营销效果,忽略顾客之外的群体的满意度,企业可能会陷入艰难困境甚至影响生存,企业营销目标更重要的是能否与市场、与顾客、与竞争对手和谐共存。
二、现代营销呼唤社会满意度的理论
上述两个案例充分暴露出以顾客为中心的传统营销理论的局限性,以提高顾客让渡价值为中心的传统营销理论无法解决现代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这类困境。温州的打火机企业非常重视顾客满意,他们的产品物美价廉,获得了顾客满意,可是他们还是遇到经营困境,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强大,而是因为过于强大了,把对手斩尽杀绝以后,才发现原来竞争不是来源于市场,而是来源于政治、政府。
传统的顾客满意理论无法解决上述难题,那么企业需要何种理论呢?我们提出营销学意义上的社会满意理论正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方法。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仅仅关注顾客需求和满意,同时也关注顾客以外的其他群体的满意情况,形成一种和谐的经营环境,以达到企业可持续经营的目的,这就是社会满意理论的基本思想。
通过案例分析,并结合利益相关者和顾客满意的相关理论,我们将企业市场营销的社会满意度概念定义为营销学意义上的社会满意。主要是指企业顾客、分销商、供应商、竞争对手、政府及相关的社会团体(包括行业协会及社区等)等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通过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品或服务的全面感知结果与其期望或需求相比较后,形成的满意或者失望的感觉状态;而通过特定的计量模型对社会满意程度进行测评得到的指标结果。
市场营销意义上的社会理论满意理论不仅是时展和营销实践的需要,也是市场营销理论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产物。纵观一个世纪以来市场营销理论的发展历程(见表1),从生产观念到社会观念、从产品营销到服务营销、从简单推销到体验营销,市场营销理论随着企业经营发展,不无例外地显示出其不断发展的特征。
社会满意理论是社会营销理念的具体化理论,它的提出符合营销学理论的逻辑发展要求。首先,社会满意理论的对象与社会营销的对象吻合,它们都是以社会作为研究目标,都区别于以往营销理论以某一特定群体为研究对象的特征;其次,社会满意理论所提出的“社会对企业满意”这一目标与社会营销的理念相近,都是为了最终达到企业可持续发展,企业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最后,社会满意理论是一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的理论,它能作为社会营销理念的承载工具,达到企业与社会和谐发展这一目标。
三、社会满意度的内涵及特点
1、社会满意度的指标及测度
营销学意义上的社会满意度研究主要使用定性和定量研究两种方法,并可实现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估之间的转化。定性研究比较多的是座谈会或深度访问。定量研究用的最主要的是抽样调查及加权分析方法。由于社会满意度的相关评价指标具有模糊性,因此我们可以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进行社会满意度测评,构建社会满意度测评体系。
社会满意度指标是指用以测量社会满意程度的一组被结构化的因素。指标体系尝试在社会满意度评价方面作出探索与研究,尝试借助相对明确、量化的指标来测量作为顾客、分销商、供应商、竞争对手、政府组织、集团单位、非政府组织(包括行业协会及社区等)以及企业内部员工对企业持续经营的影响。在遵守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现实性、可操作性、可比性、简明性、综合性等构建原则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如图1 所示的社会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
“社会满意度”可通过评价分值的加权计算,得到测量满意程度(深度)的一种指数概念。营销学意义上的社会满意度定量评估值是一个综合指数,由k个因素构成:顾客满意度(k=1)、内部员工满意度(k=2)、政府组织满意度(k=3)、分销商满意度(k=4)、集团单位满意度(k=5)、非政府组织满意度(k=6)、供应商满意度(k=7),竞争者满意度(k=8)。随着社会发展,运营方式的变迁必然会出现其他的构成要素,即k=9、10、11......的情况。结合社会满意度评价指标及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可以得到社会满意度的评价公式为:
式中:U表示社会满意度,用%表示;k表示问卷中问题指标的总量;Ai表示第i项指标的权重值;Hi表示第i项指标的满意度,为一百分数。
2、社会满意度的特点
(1)社会满意度能衡量企业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克服顾客满意度等传统理论对诸多社会相关团体缺乏关注的弊端。企业要永续经营,需要正确的决策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决策靠决策层来制定,主观因素较大;而适应环境的能力需要长期培养。要适应环境,必须和环境相关方保持密切关系,社会满意度正是一个衡量企业和社会相关方之间关系的概念。
(2)社会满意度是一个量化指标。要想准确测量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必须量化社会满意度。我们拟在随后的研究中采用相应的量化手段和测量方法,拟选取某一行业,先对其社会相关方的满意情况进行测量,然后根据经验,估计各社会环境相关方的满意情况在社会满意度中所占的比重,再根据结果综合测定社会满意度。
(3)社会满意度是一个综合体系。社会满意度涵盖各社会环境相关方的满意度,因而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各利益相关方都会影响社会满意度,若忽略任何一个社会相关方的满意情况,社会对企业的满意度就会受到影响。
四、实施市场营销社会满意战略的作用和意义
1、全面衡量营销效果
社会满意度是追求全方位满意的综合的、量化的指标体系,可以采用此指标用来衡量企业的营销活动是否有效,为企业市场营销决策提供比较全面的参考依据。
2、提升和完善企业经营
采用社会满意度指标体系同时能使企业发现自身经营方面的不足,管理层据此采取改进措施,有针对性的加以改进和完善,以提高企业经营的社会满意度,谋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改善企业形象和市场环境
企业关注社会满意度一方面有助于企业改善和优化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有助于传达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乐于奉献、关注民生的企业形象,对建立或改善企业形象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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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满意度范文第7篇
据零点调查《2003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显示，2003年“平静满足”依旧是中国居民的主流情绪，有超过四成（45.1%）的居民表示拥有“平静满足”的心境，但是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和来自多方面的竞争压力，“焦急紧张”“平淡冷漠”等较为负面的情绪较2002年略有增强。同时，2003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有三个特点：
一、生活满意度总体平稳，对未来生活抱以高期待
68.2%的中国居民对目前个人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76.4%的中国居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表示乐观，但城镇居民的乐观度要低于农村居民。近几年来，城乡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呈现出稳中有升的总体趋势，但在2003年却有所下降（如图）。
同时，几年来的调查显示，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增长率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甚至在2003年出现负增长，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增长率与国民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良好的宏观政策与居民的微观生活还没有完全有机地结合，如何调控宏观及微观的共同发展，从而逐渐弥合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增长率与国民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缺口，值得我们思考。
二、个人经济状况、职业及社会保障满意度不高制约生活满意度
“个人经济状况满意度”成为影响今年居民总体生活感受最为重要的指标，且其影响程度明显高于居于第二位的“个人职业满意度”指标。此外，“个人业余生活满意度”“物价变动的承受能力”“消费信心度”“社会保障满意度”和“身体健康状况”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也处在相对比较重要的位置。
多项宏观环境指标对居民的总体生活感受产生的影响较低，其中以“政府管理信心度”为最低，比较靠后的还有“科技发展获益预期”和“深化改革获益预期”。
另外，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满意度、社会治安安全感及人际关系满意度对其总体生活感受产生的影响度要明显高于城镇居民。
目前，制约中国居民生活满意度最主要的负面因素是个人经济状况、职业和社会保障满意度偏低，而支撑居民对于未来生活较为乐观预期的主要因素，则是基于国家宏观因素的较高预期。但宏观因素的高满意度和微观因素的低满意度形成总体反差，这种格局仍未打破。这说明国家对现有政策的宣传是有效的，但是国民的实际收益并没有社会传播的那么好，只是增强了大家对于未来社会生活质量和国家经济发展的乐观期望度。
三、就业问题持续凸显，社会保障亟待改善
调查还发现，下岗与就业已连续3年成为居民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自“下岗”一词出现以来，就业矛盾不断加剧，处于不同生活状态的居民不管正面还是负面角度都高度关注就业问题。2003年居民对此问题的关注率（52.9%）仍居高不下，与上年的高关注率（53.5%）基本持平，且居民的职业满意度水平（3.39分）仍处于低位，并成为下拉其整体生活质量感受的重要因素。
同时，社会保障问题再次成为2003年居民关注的第二大问题，关注率为32.1%。对住房改革问题的关注率较上年有明显提升，位居第三。另外，居民对环境保护和医疗制度改革问题的关注率较上年有所下降，但对于廉政建设的关注率略有提高。
社会满意度范文第8篇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贴县委、县政府工作，紧紧围绕创建“平安”这条主线，强化林业草场执法，加大广泛开展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教育培训，继续深入开展专项整治活动，为全县平安建设社会满意度评价度宣传工作保驾护航。
二、宣传目的
通过开展平安建设社会满意度评价宣传工作，以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平安和谐为目标，广泛深入宣传平安建设满意评价宣传工作，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创建宣传力度，提高人民群众参与平安建设满意评价的积极性，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平安建设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平安建设宣传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如下。
四、宣传内容
为全力抓好平安建设满意度评价工作，进一步完善平安建设评价工作机制，我们要不断拓宽思路，创新举措，强化责任，亲民务实，主动作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做到“4个讲清楚”，加强正面一道，宣传正能量，以推进平安建设、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等重点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平安建设满意度评价宣传工作，为营造良好的办公环境。（一）讲清楚民调专线号码：028-12340。让每一名干部职工、群众、服务对象、项目施工都知晓这个电话号码。（二）讲清楚如何正确接听民调专线电话访问，确保电话接听有效。（三）讲清楚正能量。（四）讲清楚诉求渠道，有问题可随时反映，不要把个人情感夹杂在对社会平安建设满意度评价工作中。
五、任务分工
为做好各行业、各领域的引导，要通过各种桥梁和纽带，拓宽平安建设社会满意度测评范围和对象。一是干部职工的宣传引导工作由党组织负责实施；二是因施工项目众多，对于施工队的宣传引导，由负责实施。要明确责任分工，切实做好平安建设社会满意度评价工作宣传。
六、工作步骤
平安建设社会评价宣传工作时间为11月-12月，为时2个月，分两阶段完成。（一）动员宣传阶段（11月1日-12月20日）高度重视，立即行动，认真组织，精心部署，营造良好的氛围。一是召开动员部署大会，提高政治站位，加强认识。确保每位干部都能熟悉掌握社会评价工作电话（028-12340）访问方式，内容，熟悉接听回答社会评价民意调查要注意的有关问题和回答的方式方法。二是加强宣传引导，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手段，多角度、全方位的加强满意度评价工作。（二）接收测评阶段（12月21日-12月31日）积极配合测评工作，做到有礼有节、语言文明、态度热情，耐心的回答每一问题，每位参与者客观公正地对平安建设情况作出评价，展示良好的精神面貌和素质。
七、工作要求
社会满意度范文第9篇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满意度；家庭社会资本
基于大学生就业难的社会现实，就业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从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教育体制、就业制度和大学生个体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陈成文等，2004；陈海平，2005；宛恬伊，2005；郑美群等，2005；胡永远等，2007）。家庭是大学生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对于大学生而言，在走出校园之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父母拥有的社会网络和资源(郑洁，2004；李黎明等，2008；)。因此，本文拟以家庭为基点，综合地位结构观与网络结构观两种理论视角，把就业满意度作为大学生就业的重要指标，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满意度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和问题的提出
大学生就业属于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范畴。在职业地位获得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是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他们具体分析了先赋地位（以父母的地位为操作尺度）和自致地位（指个体经后天努力获得的角色地位，如教育、工作经历等）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布劳和邓肯（1992）及其后来者对欧美国家的研究都表明，家庭背景中父母的职业地位（特别是父亲）与教育水平对子女的职业获得（首次工作或当前职业）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表明：父辈的职业地位越高，子辈获得职业成就的可能性就越大，就业的质量、工作满意度、收入也就相对越高；而父辈的高文化程度可以转化为一种资本，一种对较高阶层文化的掌握和了解，从而有利于从社会关系网中获取子辈求职所需的信息或者帮助子辈获得职业提升的机会。但布劳-邓肯模型只说明一种事实或现象，并没有说明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子女的职业地位。[1]
与布劳和邓肯有所不同，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更注重从动态视角去看待劳动力市场的配置问题。在对人们求职及职业流动过程的研究中，格兰诺维特将社会网络与求职和职业流动联系起来，并提出由于社会关系网络嵌入人们求职和职业流动过程之中，因而关系通常会发挥信息桥的作用，解决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帮助求职者更容易获得新的工作。可以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是社会关系而非制度或普遍道德能够产生信任。格兰诺维特在其社会网络理论中，既提出了嵌入性(embeddedness)假设，也提出了“弱关系”(weak tie)假设。其把社会网络带回到劳动力市场分析之中，弥补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价格―效益分析模型过于抽象和单调的缺陷，让人们认识到现代经济活动同样也嵌入社会关系之中，而不是孤立于人际关系之外。[2]
和格兰诺维特一样，边燕杰也非常关注关系网络在社会中的作用。不同的是，边燕杰运用1988年天津市的调查数据，检验了与格兰诺维特相反的“强关系”理论假设。无论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向市场转型的体制中,“强关系”的作用都非常明显。“强关系”之所以在中国一直在起作用，与“权力维续”的社会体制可能有一定的关系。权力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重要地位为人情关系交易提供了存在空间。[3]
林南将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联系起来，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涵盖了多种社会资源，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来获得自己想要的社会资源，因而关系网络也就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本，成为影响社会结构和个人行动的重要力量。[4]
国内学者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证明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与大学生就业关系显著。一是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成功就业的作用得到大学生的高度认可（许晓青、赵耀，1994；陈成文、邝小军，2004）；二是社会资本成为大学毕业生首选的求职渠道（陈成文、谭日辉，2003）；三是社会资本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徐莉、郭砚君，2010）；四是社会资本对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姜继红、汪庆尧，2007）；五是社会资本对前途选择与就业意向的影响呈显著的正相关（郑洁，2004）。还有学者认为，地位获得体现为制度安排机制（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和非制度安排机制（社会关系网络），并认为非制度因素在中国社会群体成员地位获得中具有独特功能（张宛丽，1996）。
然而，在众多的研究中，笔者发现有几个不足：一是局限于关系网络研究职业获得的多，而对家庭经济地位对职业获得的研究不够。家庭经济地位在影响职业获得的同时，是否影响家庭关系网络，研究不深入。二是家庭社会资本不管是定义、内涵或研究脉络均不是很清晰。有的学者把家庭社会资本当成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尉建文，2009），有的学者把家庭社会资本当成家庭经济地位（郑洁，2004），很多学者把家庭社会资本的指标量化为父亲职业、父亲教育、家庭收人等具体变量（李黎明、张顺国，2008）。其实家庭社会资本既属地位结构研究的范围，也属于网络结构分析的范畴，同时地位结构影响着网络结构。三是将社会资本作为信息桥来研究大学生就业机会的多，而将其作为强关系研究其影响就业质量或就业满意度的少。
因此，本研究一是综合地位结构观和网络结构观来研究家庭社会资本，把家庭作为地位和网络的交汇点，把家庭作为“先赋因素”、“强关系”、“人情网”的基点，分析其地位结构及其网络结构与就业三者的关系；二是研究家庭社会资本在成功就业的核心层――就业满意度中的作用；三是对家庭社会资本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的界定
家庭社会资本：Marjorbanks和Maboya（2001）认为家庭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对个体来说，家庭中的父母是重要的家庭社会资本主体。家庭社会资本主要来自父母对个体的期望以及关系强度。 [5]Goddard（2003）认为社会资本一定是嵌入在某种社会关系中。但是普通的社会关系不一定都是社会资本，只有那种具有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才可能形成社会资本。[6]张娟(2008)认为家庭社会资本主要是围绕家庭中父母的社会关系形成的可利用的资源。家庭社会资本就是以家庭为基点的父母的主要社会人际关系。[7]归纳以上的家庭社会资本讨论，本研究认为，家庭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以家庭为基点，以信任、规范、制度或责任等为基础建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人际关系网络。家庭社会资本可以转换为在家庭成员之间流动的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如：资金、信息、关注、照料和情感依靠等。
就业满意度：Hoppock(1935)认为工作满意度是从员工的心理和生理上两方面测量的。员工对工作环境和工作本身都有主观感受，如果主观感受和实际工作情况有出入，满意度就会相对较低；而如果对工作情景期望和实际情况相符，满意度相对会较高。[8]张凡迪(2003)认为工作满意度就是个人对工作预先有一个主体的认识，这种认识形成了一个参考框架，当真正的工作比较符合这个参考框架时满意度就比较高，反之比较低。[9]蔡林亮(1993)认为一个人的工作满意度不仅仅受员工的期望值影响，也受员工是否感到公平的影响。当一个人感觉自己的付出与收获成正比，公平感就较强，满意度就较高。[10]
本研究认为，就业满意度是组织中员工的主观感觉。满意度与其预先期望有关，如果主观感受和实际工作情况有出入，满意度就会相对较低，而如果对工作情景的期望和实际情况相符，满意度相对会高。满意度也与公平感有关，当一个人感觉自已的付出与收获成正比，公平感就较强，满意度就较高。
（二）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本研究被试取样来自广州市的7所高等院校，调查对象的专业涉及理、工、文三大类。7所高校共370人，其中包括2所电大、2所高职院校、3所本科院校。其中电大学生133人、高职学生97人、本科学生150人。研究对象虽然是未毕业或刚毕业的学生，但就业和工作经历基本有一年左右。电大的学制是8年有效，在133人中，有21人的就业和工作时间是1.5―2年,69人的就业和工作时间是1―1.5年，33人的就业和工作时间是7个月―1年。高职学生完成2年的学业后开始到企业实习，就业和工作时间为6个月到10个月不等。本科院校的学生完成3年的学业后开始到企业和相关单位实习，学生的就业和工作时间为4个月到10个月不等。本研究的对象都是选取已经签定就业协议并且已就业一定时间的毕业生。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初始就业的大学生的家庭社会资本与就业满意度的关系。
（1）家庭社会资本测量。本研究认为家庭社会资本既属地位结构研究的范围，也属于网络结构分析的范畴。地位结构应包括家庭经济地位，网络结构应包括家庭社会关系。因此家庭社会资本应包括家庭经济地位，也包括家庭社会关系，而且家庭经济地位影响家庭社会关系。为此，我们将从家庭所在地、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职位、家庭社会关系四个维度展开测量。父母职业职位则主要通过家庭中是否有人在行政及事业单位供职及其职务级别来体现；家庭社会关系主要通过亲友数量、亲友关系密切度、亲友行政级别来考察。
（2）就业满意度测量。本研究采用西南大学刘顺平编制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满意度情况调查问卷。问卷共16个项目，包括工作本身因素、领导风格因素、同事关系因素、晋升制度因素、薪酬制度因素5个纬度。①量表的两个月重测总分一致性为0.92，各条目的一致性在0.89―0.94之间，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本研究所选取的院校在大学第一学年都开设了职业人生或终身学习和职业发展课程。同时所在学校还有各种各样的择业就业推介会、讲座等，大学生对职业选择、职业规划、就业满意度等有较好的理解。广州地区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很多毕业生在中学、中专时期、大学1-2年级就参加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和兼职，对职业、职场、就业就有很深的体验和感受。其毕业前最后一年的实习、就业的时间在4个月以上，并签定了就业协议。因此，所研究的被试能够完全理解就业满意度情况调查问卷，并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根据个人感受填写好问卷。
研究步骤：在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确定研究目的、研究假设和研究对象。将调查问卷装订成册，利用学生毕业回学校领取毕业证，参加毕业典礼之时机，由经过训练的教师发放调查问卷，进行施测，然后当场统一收回。测试之前，为了打消被试顾虑，以测到客观真实感受，把问卷的名称设计成“就业情况调查问卷”。另外，每个班级由班主任或辅导员配合，由经过训练的主试介绍本研究的实施目的。施测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然后当场统一收回。将问卷采集的原始数据输入计算机，采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本研究所用的统计方法有t检验、F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
三、数据和结果分析
（一）大学生就业满意度的基本情况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就业满意度的各个维度得分均值均在3分左右，相差不大。
（二）家庭社会资本地位结构因素对大学生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1. 基于家庭所在地的差异分析
对不同家庭所在地的被调查者在就业满意度上进行差异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如表2所示，来自农村、城镇和城市的被调查者的就业满意度差异较大，来自城市的被调查者在工作本身、领导风格、同事关系、晋升机会、薪酬制度和总满意度的均值都高于来自城镇和农村的被调查者。
2. 基于父母职位级别的差异分析
如表3所示，总体上，父母职位越高，学生在就业满意度的各个维度上，满意度均越高。
3. 基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分析
如表4所示，来自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和本科及以上的被调查者在就业满意度上相差较大。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被调查者在工作本身、领导风格、同事关系、晋升机会、薪酬制度和总满意度的均值都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被调查者。
（三）家庭社会资本网络结构因素对大学生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对家庭社会资本和就业满意度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见表5。
如表5所示，家庭社会资本和就业满意度之间存在着较强相关，具体表现在家庭社会资本3个变量内部相关显著，就业满意度的5个变量内部也相关显著，家庭社会资本的3个变量和就业满意度的5个变量之间的相关也显著。家庭社会资本的3个维度之间的相关均在0.01水平上显著，就业满意度5个维度之间的相关也均在0.01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与讨论
（一）基本结论：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满意度的影响显著
从家庭社会资本的地位结构因素看，来自农村、城镇和城市的被调查者的就业满意度差异较大，来自城市的被调查者在工作本身、领导风格、同事关系、晋升机会、薪酬制度和总满意度的均值都高于来自城镇和农村的被调查者。基于父母职位级别及教育程度考察满意度的差异，总体上，父母职位越高，教育程度越高，在就业满意度的各个维度上，满意度均越高。
从家庭社会资本的网络结构因素看：(1)亲友数量和工作本身、同事关系呈弱相关关系，和领导风格、晋升机会、薪酬制度以及总满意度有中等程度的相关，且相关显著性水平均为0.01；(2)亲友关系密切和就业满意度的各个维度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亲友关系密切与领导风格、同事关系和薪酬制度之间的相关弱于亲友关系密切与工作本身、晋升制度和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关系；(3)亲友行政级别和就业满意度的各个维度之间均为正相关关系，亲友行政级别和就业满意度各个维度的相关均强于亲友数量和亲友关系密切与就业满意度各维度的相关，呈中等程度的相关，显著性水平为0.01。
呈现以上结果的原因就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人情社会中，关系在资源调配方面仍有较大的影响力。血缘关系网络在涉世未深的大学毕业生这里，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搜寻网络和社会资源网络。关系亲密的亲戚朋友越多，说明以家庭为核心的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越大。这个同心圆越大，网罗来自各方的就业信息越多、越可靠。这对于未涉足社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不仅成为求职的支撑力量，也成为生活的重要支撑。反之，如果家庭关系网络散布面小，缺乏一定可支撑力量，大学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会因为信息来源不足有可能错过就业机会，或延长求职时间，增加就业成本。在中国这样一个信息与管理透明度还不够高的社会里，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人脉成为人们网罗重要信息，疏通人际关系，节约就业成本的重要砝码。
这同时说明家庭关系网络在发掘信息方面的优越性。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人，一般处于社会阶层的相对高处，在获取重要信息，网罗社会资源，接触较高层次群体成员的能力上，明显要高于社会底层的生活群体。目前，在我国，通过家庭、亲戚、朋友来调动和支配社会资源，尤其是社会的公共资源已经愈演愈烈。大学毕业生找工作不再是大学生个人的事，而成为了一种家庭背景的较量。
（二）延伸讨论：就业不公及其消弥
1. 家庭社会资本对成功就业影响越大，越易造成大学生就业的不公
家庭社会资本如果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帮助大学生成功就业，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家庭社会资本过度地泛化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以人情、关系、财富、权力等先赋因素为依据，势必造成代际流动的身份限制，弱化教育作为实现社会阶层流动以及社会分化“加速器”的功能，引起社会的不满。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教育市场化的背景下，农村孩子通过上大学实现“鲤鱼跃龙门”向上跃升越来越难，不仅上大学的机会少，而且即便有幸完成大学学业，其就业和发展也面临更重压力。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显示，“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要比常人高2.1倍，好职业的父亲更有可能帮助子女调换到好的工作”。而笔者此次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满意度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果，只不过再次验证了不同社会阶层在就业机会上的不平等。[11]
在就业方面，如果家庭社会资本对就业影响大，竞争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会更为严重。有“门道”往往比有“能力学识”更重要――社会底层家庭子女只有凭能力学识等人力资本去竞争，而权势阶层和富裕家庭可以通过权力和财富等家庭社会资本去为子女就业争取特殊优势。显然，靠关系来找工作在无形中破坏了就业市场的公平性。不是每个大学毕业生都拥有雄厚的家庭社会资本，因而就会出现来自社会较高阶层家庭的子女付出较低的就业成本就获取了占优势的就业机会的现象，而来自较低阶层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却只能一次次被关在求职的大门前哀叹“录取结果不公”，“代际效应”在这里又一次得到证实。教育本身的重要目的在于社会成员实现社会流动、获得阶层跃迁并维持社会稳定。让那些处于较低阶层家庭的子女能够通过教育这一手段实现向上流动，是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心愿。但事实上较低阶层家庭子女却因为在求职过程中的一场家庭社会资本的较量而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不得不令人担忧。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往往以招聘程序的合法化或以公权部门的“制度化”面目出现。如任其泛滥，势必形成“变相世袭”，进一步堵塞下层民众的“上升渠道”。现在有关身份上的“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甚至是职业上的“写二代”、“星二代”等说法广泛流传，这正是社会流动滞涩、固化的舆论反映。
2. 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应受到恰当诱导
一个开放的社会，应具备强有力的机制去调校由社会竞争带来的社会分化。要消除家庭社会资本的负效应，应引导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首先，从家庭社会资本发挥的功能运作空间入手。家庭社会资本发挥功能的第一个空间是社会个体掌握的信息，信息越不完全，家庭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就越大；第二个空间是社会竞争的实际存在，社会竞争越激烈，家庭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越大。[12]因此，一要转变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增加就业岗位，使大学毕业生数量与就业岗位数量趋于平衡；二要完善大学生公平就业制度，建立信息公开、公平录用的就业机制，建立大学生公平就业的监督机制，完善大评委制的陌生人选人评价机制。其次，提高教育质量，发挥大学生后致因素，提高人力资本在就业中的权重，完善职业准入制度，提高各类职业的专业化水平。总之，要从政府、高校、社会和毕业生本人全方位着手引导。对于那些在公平规则下合理使用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施加影响的应鼓励。家庭社会资本不是罪，关键看其是否使用得当。我们鼓励的是公平竞争与公平就业，反对关系就业、内部招聘和“萝卜招聘”。
注释：
①. 工作本身。工作本身这个维度主要是指员工是否内心喜欢这个工作，可以达到自我实现的机会大小等。b. 领导风格。本研究从两个方面研究领导风格，一是领导风格是民主型还是独裁型。一般的员工比较喜欢民主型的领导方式，民主型的领导方式会增加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二是领导是否关注人的发展。在关注人发展的领导氛围下员工才能感受到自己被重视，工作时的满意度会比较高。c. 同事关系。工作过程中大多数的交流是同事之间进行的。本研究认为，在工作过程中与其他员工保持较好的关系有利于工作的愉产生，从而满意度也会提高。d. 晋升制度。本研究认为晋升机会包括的因素包括：晋升的公平性、晋升的合理性。员工在感受到公司的晋升制度合理且公平时工作满意度会提高。e. 薪酬制度。在工作中，薪酬是衡量员工工作满意度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指标，薪酬不仅在物质上给员工以保障，也在精神上给员工以尊重。本研究认为薪酬制度的公平合理性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起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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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满意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社会治理 问卷调查 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11.073
素有“冰城”之称的哈尔滨是黑龙江省的省会，也是中国东北的重要城市之一。《2014年哈尔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哈尔滨市在经济、就业、交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这是继2003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后，新一轮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并提出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说明东北的发展问题重新受到了国家的重视，而哈尔滨作为东北的重要城市，其社会综合治理如何也备受瞩目。
许多学者进行了社会治理评估方面的研究，例如研究人员进行了中国治理相关评价体系的评述，提出了中国治理评估框架，①②构建了中国社会治理评估主要维度。③对哈尔滨市社会治理的综合评价不仅取决于直观数据，而且有赖于市民公众的评判。公众满意度评价体系是以提高公众满意度为目标，运用系统的观点把政府服务中影响公众满意度的主要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具有层次性和综合性的指标评价体系。我们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公众满意度，计算出对评价体系中的各指标的得分，通过平均评分法、层次分析法多种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从而从多角度对哈尔滨市的社会治理进行评价。
1 层次分析法
社会治理指标体系包括准则层指标A（下层指标B）：社会公正（食品充足、贫富差距、公众幸福感、信息充足、公民社会参与感）、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就业水平、住房保障）、社会治安（刑事案件、公共暴力、家庭暴力、突发事件、公民社会安全感）、公共服务（义务教育、文化建设、公共服务均等性、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公民公共服务满意度）、交通治理（道路质量、汽车行驶拥堵性、公交汽车拥挤性、地铁拥挤性、交通工具便利性）、环境治理（雾霾治理、生态治理、河沟污水治理、地下排污管路治理）、文明治理（随地丢弃废物、公共场所抽烟、购物不文明、随地吐痰）。④本次问卷调查的目的是对涉及城市社会治理现状的内容进行调查，我们针对下层指标设计了调查问卷。
我们采用客观赋值法和层次分析法运算结合来确定指标权重，通过判断矩阵的计算得到相应的权重及一致性检验指标，各判断矩阵均通过随机一致性检验。权重及一致性检验指标见下面。
并且可以得到各指标的最终权重：食品充足5.194%，贫富差距2.754%，公众幸福感3.542%，信息充足2.007%，公民社会参与感2.265%；医疗卫生3.989%，就业水平6.595%，住房保障2.935%，食品安全3.608%；刑事案件2.969%，公共暴力3.768%，家庭暴力2.627%，突发事件2.055%，公民社会安全感3.354%；义务教育2.828%，文化建设2.667%，公共服务均等性2.769%，公共服务基础设施3.213%，公民公共服务满意度2.634%；道路质量3.406%，汽车行驶拥堵性2.670%，公交汽车拥挤性2.110%，地铁拥挤性2.435%，交通工具便利性3.109%；雾霾治理3.929%，生态治理3.319%，河沟污水治理3.040%，地下排污管路治理2.569%；随地丢弃废物2.920%，公共场所抽烟3.526%，购物不文明2.351%，随地吐痰2.842%。
2 哈尔滨市调查实施
公众对社会治理的满意度分析的本质是一个量化分析的过程，即用数字来反映公众对测量对象属性的态度，因此需要对测评指标进行量化。由于通过观察或访谈的方式了解公众对于社会治理的满意度是比较困难的，但利用某些特殊的态度测量技术进行量化处理，将会使那些难于表达和衡量的态度客观方便地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在李克特五级量表的基础上使用10级量表来测量公众满意度，从不满意到满意程度依次递增，分别用1-10分来表示。调查问卷自2016-5-1到2016-5-22日一共发放了22天，共回收到与哈尔滨有关的问卷42份，剔除无效问卷1份，总计有效问卷41份。
由于问卷调查中包含种种不可控因素，调查结果是否可靠就成为了必须要检测的关键因素。本文所做问卷的性质是态度、意见式的问卷，适合采用%Z信度系数法。⑤%Z信度是一个衡量一致性的统计量，其判断规则：%Z> 0.8，可靠性很高；0.8>%Z> 0.7，可靠性一般；0.7>%Z> 0.6，可靠性可以接受；0.6>%Z，不能接受。我们计算得到哈尔滨市问卷调查的%Z信度系数检验结果为0.957，远大于0.8的标准，因此可以认为问卷的信度很高，可靠性很强。
3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综合评价
综合所有有效答卷，计算每个指标得分平均分，得到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到得分最高的指标是食品充足（7.98），说明市民普遍认为哈尔滨市食品供应十分充足，很有保障。其次是义务教育（7.49），说明哈尔滨市政府十分重视义务教育的实行，而且义务教育实行效果很好。排名第三的是公民社会安全感（6.83），说明哈尔滨市社会治安状况良好，能够给居民良好的社会安全感。从得分较低的指标来看，市民最不满意的现象是随地吐痰（4.32），得分最低。得分次低指标是随地乱丢废物（5.15）。两项指标均属于文明治理，可以看出哈尔滨市的文明治理满意度很低，存在较多不文明现象，有待加强治理。此外，医疗卫生和汽车行驶情况也不为乐观，指标得分较低为（5.17）。
通过平均评分法的描述性统计，我们对哈尔滨市社会治理情况有了初步认识，但平均评分法得到的各指标平均得分因指标层指标较多导致评价较为分散。因此，我们进一步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哈尔滨市社会治理进行综合评价。我们通过各指标权重计算准则层的指标得分及哈尔滨市社会治理总得分。根据得分结果，从社会公正等七大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并从总体对哈尔滨市社会治理进行评价。基于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计算二级指标平均得分与其在准则层指标下的权重乘积并求和，我们得到准则层指标的平均得分如下。以准则层指标社会公正为例，计算方法为7.98？2.95%+5.44？7.47%+6.66？2.48%+6.39？2.73%+5.93？4.37%=6.74。其余六项指标也可以计算得到：社会保障平均得分5.74，社会治安平均得分6.33，公共服掌骄得分6.35，交通治理平均得分5.69，环境治理平均得分5.47，文明治理平均得分5.11。
由各指标平均得分（表1）可以看出，哈尔滨市在社会公正、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公共服务、交通治理、环境治理、文明治理七个大方面的得分比较均匀，相差不大。其中得分最高的是社会公正（6.74），得分最低是文明治理（5.11）。观察准则层指标得分，哈尔滨市社会公正水平较高，在食品、信息、公众幸福感、公众社会参与感等方面得到公众好评；但是文明治理还存在问题，有待加强。计算各二级指标得分与二级指标最终权重乘积和得到哈尔滨市总得分5.96。从总得分来看，民众对哈尔滨市近年来的综合治理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满意度的综合评价结果乐观。
4 思考与建议
针对文明治理、医疗、公路汽车交通、环境治理等在调查中所体现出来的公众满意度较低的领域，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着力提升市民社会文明程度，构建文明城市。围绕提高全体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创新市民教育手段和方式，开展文明城市大讨论大实践活动，强化公共文明行为规范宣传教育，大力开展“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宣传。通过开展文明旅游行动、文明餐桌行动、文明交通行动，加强城市管理，优化公共秩序和社会服务，不断改善城市软环境；通过开展礼仪知识普及教育、文明规范践行活动、发展城市文化，培育城市精神，不断彰显城市的特色和品位，努力实现全体公民文明素质的显著提高。
（2）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加强基层医疗卫生建设。加大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投入，科学、合理设置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础建设。科学开（下转第192页）（上接第154页）展区域卫生规划，根据区域人口居住实际状况设置基层医疗机构。鉴于医疗卫生机构所担负的特殊工作职能，在政府机关建设标准的基础上适度提高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标准，为医疗卫生机构打造舒适、温馨的就医环境提供支持。按需调编，加强医疗卫生机构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医保、医疗、药品监管体系和长效机制，促进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健康运行。
（3）规划建设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交通拥堵状况。加快城市市区环城公路建设，建设城市市^道路中的机动车道、公交专用道，规划设计道路行驶规则比如单行线、禁止随意转弯、掉头等。加快停车场等相关设施建设，尽量减少机动车占道停放。另外要提高交通管理服务水平，合理规划通行时间，加强管理力量，加强对交通事故的处理能力，提高办事效率，配备现代化的通讯器材，增强协同快速化机制，及时纠正违章和处置突发事件。
（4）加强环境治理，有效治理雾霾。加强各项治霾条例的出台，通过立法予以保证落实。试点网格化监管来开展城乡清洁工程，结合开展城乡清洁工程选择区及街办的一些社区试点网格精细化管理并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必要支持，将40、50失业人员吸收做环保监管员工作，让社区环境污染监管责任到人，加强对污染物形成和组成成分的科学研究。
注释
① 俞可平.中国治理评估框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6：1-9.
② 何增科.治理评价体系的国内文献述评[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6：10-22.
③ 包雅钧.当前中国社会治理评估的思考[J].科学决策，2011.7：80-91.
④ 基于公众满意度的社会治理绩效评价[R].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课题总结报告，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