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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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控制论文

社会控制论文范文第1篇

就地方行政单位而言,清代县级衙门确是最低一级的单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州县官署的职官设置,除正印官县令或知州之外,还有佐贰官(县丞与主簿)和属官(典史、巡检等)之设。其中主簿为知县佐官,与县丞分掌一县之粮马、征税、户籍、巡捕诸事;典史则掌监察狱囚诸事,他们的官署通常在县城县衙之内〔3〕。对本文课题来说值得重视的是县丞与巡检,县丞是一县之中仅次于知县的官员,为正八品官,与县主簿分掌一县之粮马、税征、巡捕、户籍等事务。与主簿不同的是,县丞不仅设有专署办公,而且一部分县丞署不设在县城,而设在县内其他重要城镇。如湖北天门县县丞署,始设于县城,乾隆九年迁至岳家口〔4〕;来凤县丞署在大旺司〔5〕。均是各县城以外的重要城镇。这些设于县治所以外的县丞署,有其固定的辖区,实际上可发挥一个次县级行政管理单位的功能,因而民间俗称其为“二衙”,是我们考察清代国家的基层行政控制网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官署。不过,县丞不是一个普遍设署的行政职位,到光绪时期,湖北省设有县丞的县只有18个,全国共设县丞缺只有345个〔6〕。

巡检司的设置比县丞广泛,清代州县巡检司缺合计千余个。作为知县的属官,巡检司为从九品官,掌缉捕盗贼、盘查奸伪之职。巡检司署通常不设于县城,而是在关津要冲之地(关隘)和离州县治所较远的繁华市镇地方,因治安缉捕的需要而设立。江苏江都瓜洲巡检司,设于仙女庙镇;江苏甘泉县的邵伯巡检司所在地邵伯镇,为水陆通道和商业集散地,据县城45里,还兼辖邻近的黄钰镇。〔7〕巡检司不仅有固定的治所,而且一些繁杂地方的巡检司也有明确的辖境,如广东番禺县设有4个巡检司,除县治所(捕属)外,全县各乡均属各司管辖,茭塘司所属有乡或村164个,沙湾司属112个,鹿步司属314个,慕里德司属525个〔8〕。南海县除捕属与九江主薄所辖之外,另设有五个巡检司,各管辖5~28堡不等〔9〕。湖北江夏县也设有四个巡检司,其中鲇鱼司在县南,距县城5里,水陆所辖计120里;金口司在县西南,距县城60里,水陆所辖计150里;山陂司在县城南120里,水陆所辖150里,浒黄司在县城北30里,水陆所辖100里,各司所辖的乡、里甲及场集明确〔10〕。从以上的举征可见,巡检司虽然只是县令的属官,其官署是县衙的派出机构,但事实上在部分基层墟镇中已形成一个有明确辖境的行政单位。如同治《番禺县志》统计该县社仓储谷量均以巡检司属为单位〔11〕。巡检司署设置较长久稳定的地方,民间也有以巡检司为区域单位的概念,如太平天国时期清军捕获的起义红兵,在审讯中不少自称为XX县XX司属XX乡人氏。〔12〕可见在官府及民间,巡检司实际上具备有某种基层行政单位的作用。

巡检司的职责虽以缉盗诘奸为主,但不同于驻防地方的绿营“营汛”,后者属于军队,而巡检是知县或知州的属官,仍是行政官员,其所依赖的缉盗的武装是本地“弓兵”,属于民兵。各巡检司拥有弓兵少则十数名,多则上百名〔13〕。这种拥有一定民兵武力的基层行政官署的存在,作为国家机器深入地方社会最基层的设置,对保障国家法律在乡村社会的贯彻执行和维护地方秩序有重要作用。一位曾在江苏靖江县任巡检的官员称:“巡检之设,职专缉盗诘奸,故其署多抗扼津要,……其阶虽卑,而责实重。虽列县属,而实有专制之权。盖许其摘发机密而望以曲突徙薪之功也”〔14〕。而且,巡检司除执行缉捕外,作为出现在乡村墟镇的国家官署,往往还协助知县履行其他职能,如调解民间纠纷,司法及社会救济等。一些巡检还有权对基层的粮食仓储——社仓进行监管。雍正二年广东社仓条约规定,对强借和不肯按时归还者,负责社仓的社正与社副可禀请巡检司追究,根据广东地方文献记载,各地的巡检司或者直接“董其事”,或者监督主持社仓的士绅,协助追回拖欠未还的仓谷〔15〕。从地方历史文献中还可看到巡检司赈济灾害、安定民心和维持地方治安等方面布告,其官印在基层集镇也具有官方权威,显示了巡检司对乡村社会的多方面行政管理职能〔16〕。《江夏县志》总结了巡检司在该县基层社会控制中的作用,该县设有四个巡检司,“以四境辽阔,知县不能日遍历於乡村,故以耳目寄之四人,各察其所分治之地以告於知县,岁有丰歉,田有肥硗,民有秀顽,俗有美恶,皆其耳目所闻见;知县复从而审察之,则巨细无遗,可以不劳而理。”〔17〕

简言之,巡检司在关隘及墟镇的存在,代表了国家机器对基层社会实行法律控制的一个重要设置。巡检司有固定辖境和治所,甚至筑有小城〔18〕,承担了多方面的社会控制职能,是清代州县以下最重要的一级基层行政设置,在功能上已颇类似于民国时代次县级行政单位的“区”的建制。由此看来,通常所认为的清代皇权统治只达于县级衙门的看法,并不十分准确。州县以下的巡检以及少数设治于墟镇的县丞署,把国家的法律控制带到远离州县城的墟镇,并向周边乡村辐射,构成清代乡村社会控制网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

二、基层官缺的设置与裁废

清中叶以后,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和基层社会控制的复杂化,清朝国家如果要维持和加强其在基层的行政控制网,就必须相应扩大它的基层“管民之官”的官缺设置。在郡县制之下,这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实现:其一是增加县级行政建制,其二是在州县以下析分出次县级基层行政单位。

从前一途径来看,自秦汉郡县制确立以来至19世纪,中国的人口增加了至少7倍(从汉代全盛期的6千万增至晚清时的4亿多),疆域也扩大数倍,县级行政单位的数目却没有相应增加。汉代全盛时期,有1180个县,每县人口约5万人。如果按此县辖人口的比例,到晚清应有8500个县。但略为考察各朝代的县数可以看到,自汉以后的1800余年间,县级行政单位的数量十分稳定,就各朝代全盛期的大约县数来看,隋朝为1255个,唐代为1235个,明代为1385个,清代雍正时期仅为1360个。考虑到随疆域的扩大与新县的设立,施坚雅认为,原有定居地区的县数量实际有所减少,不但很少析分新县,而且县的规模随朝代的更迭逐步扩大〔19〕。到19世纪县级行政单位平均所辖人口已超过30万,辖境也远远超出汉代县的面积。这一历史现象表明,历代统治者都没有通过增置县级行政单位来扩大其基层管理体制的规模。

既然县级行政单位大体稳定,没有随人口增长而相应增加,那么,随着19世纪以来人口增长与乡村社会的动荡不安,县以下增设基层理民之官,不仅为加强清朝国家对基层社会的行政管理所必需,而且巡检司署等基层官缺的存在及在乡村社会控制中所承担的实际职能也表明,析分出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咸同时期关于加强地方行政管理的改革呼声中,有不少士人提议在州县之下增设“乡官”,加强官府对乡村社会的行政管理〔20〕。冯桂芬在《复乡职议》中更提出了一套变革基层行政体制,重构乡村社会控制体系的改革方案。他提出大幅度扩大巡检司的设置,州县以下,每五千家设一巡检,每千家设一正董,每百户设一副董,由这些乡官来公断民间纠纷,协助政府征收赋税和维护地方治安〔21〕。可见,在晚清关心地方吏治的士大夫眼中,增置县以下基层行政建制势在必行,且借鉴已存在的巡检司,也是可以实现的。

然而查考地方历史文献却会发现,巡检司等基层官缺不仅没有随晚清人口的增长而增设,反而减少。以县丞署而论,在湖北省即先后至少有五个县(蕲水、罗田、广济、石首、来凤)的县丞缺被裁废,其中两个是咸丰年间裁废的,一个为乾隆年间裁废,另两个裁废时间不明〔22〕。在整个清代县丞官缺数目都较小,且只有一部分县丞署驻于县城以外的基层地方,因此这个“二衙”并没有成为一个普遍设立于县衙门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中介行政单位,在清代乡村社会控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大。

巡检司的数目较县丞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重要性也大得多。但其官缺在清代设裁无常,也没有普设于所有州县,因而其总数少于州县数。据《光绪会典》所载巡检司缺,全国巡检司总数为1029个,不及县级行政单位数目(至光绪时期县级行政单位为1500多个),这表明并非每个州县均下设巡检司。在各省的分布也极不均衡。人口密度较大、社会治安较差而又有足够财政供养能力的省,巡检司缺较多。如巡检司缺数目最多的广东省有152个,在明代即是全国最动荡不安的省,据一项依据地方志记载进行的计量研究显示,明代广东民变的频率居各省之冠〔23〕。同时广东也是经济较发达的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到清代已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这些因素可能是广东省维持巡检司官缺数目最多的原因。

各州县巡检司设置的数目也不一,有的不设,大县则多者5个。以湖北省为例,据《湖北通志》记载,有11个州县没有巡检司缺,26个州县设1处巡检司,23个州县设2处巡检司,7个州县设置3处巡检司,两个县设置4处巡检司。各州县巡检司的设置与否或设置的密度,大体上是以地理位置、管辖面积、重要程度及地方事务之繁简而定。考察湖北不设巡检司的11个州县可以看出,除武昌为繁、难二字中缺外,其余10县均为简缺,而设置有3、4个巡检司的县,则均为要缺或最要缺的县。同一资料来源还显示,自明代至清,湖北先后设立的巡检司合计101个,绝大多数是在明代设立的,清代延续下来,少数于清初新设,清中叶已不再有新增设者,只有裁废者。注明裁废的巡检司共25个,裁废的时间:记清代者4个,太平天国时期或其后裁废者8个,其余13个情况不详。此外。还有8个巡检司虽然没有裁废,但无官署,僦居民房或租用民房办公,注明的原因有三种情况:其一是一直没有建署,其二官署毁于水患后无力重建;其三毁于太平天国时期,毁后没有重建〔24〕。

湖北巡检司设置与兴废情况是否具有代表性?我们可将其与其他省份的情形加以对照。据浙江嘉善、镇海、桐乡、定海、余杭、龙游、平阳、青田八县志,该8县先后共设巡检司17个。其中有9个被裁废,另有两个无官署,赁民居办公,也没有清中叶以后添设者。此外,温州府明代共设有巡检司11个,清代从顺治九年至康熙二年先后裁废3个,雍正时添设1个,此后至清末无增减,维持9个,总数比明代少两个〔25〕。从上述各州县来看,浙江巡检司设置情况与湖北大体相同。可以认为,以上所举证的湖北与浙江巡检司设置的情况,大体上反映了各省的一般情形。总之,以捕盗缉奸、维护基层社会秩序为主要职责的巡检司官缺,并没有随着19世纪以来社会动乱的加剧而加强,反而还被削弱,其官缺被裁废及部分巡检司无署办公,即反映了这一情形。

三、基层官缺萎缩的原因

晚清以来,当乡村社会动荡不安,民变四起,对清朝国家而言迫切需要加强基层社会控制之时,以维护社会治安为责职的巡检司等基层官缺却在逐渐萎缩,成为一个无足轻重、不为人所注意的职位。至清末民初,或者为新设立的警察分局所取代;或者为乡镇自治机构所取代。专注于皇权集权统治的专制者为什么不适应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扩大和强化它的基层行政建制?清朝统治者为何对曾经在乡村社会控制网中承担重要职能的巡检司署,听任其萎缩不振?

历史学、人类学及社会学家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已证明,清代从州县衙门到乡村民户之间的社会控制,并不完全依赖于国家机器,地方士绅与乡族组织不仅是乡村礼俗控制的承担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律控制的执行者。清朝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他们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管理,然而士绅与乡族礼俗与法律控制功能的发挥,是建基于一定的物质资源之上的。在农业生产技术并无突破性发展,农业生产力没有大的提高的条件下,农业产品的剩余并没有随人口的增长而增加,相反,在耕地面积与农业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越大,消耗掉的农业产品越多,剩余越小。这样,国家若需根据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需求来加强社会控制与管理,无论增置县级行政单位,还是析分次县级行政区划,增加巡检司等基层官缺,都意味着基层衙门与国家官僚队伍的巨大增加,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扩大赋税征收以供养庞大的衙门与官僚队伍。但扩大赋税征收,必然影响地方士绅与乡族的利益,尤其在清代实现摊丁入地的赋税改革以后,地主士绅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加大赋税必然削弱他们的物质基础,并引起其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清代国家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若大力扩大其基层行政体制,由国家设置官署直接控制乡村社会,势必加重地方士绅与乡族的赋税负担,引起后者的不满,削弱了朝廷在乡村社会的基石,从而增加社会控制的难度;若指望和依赖士绅与乡族承担部分社会控制职能,就必须承认其利益,这样国家赋税的增加就必须受到限制,国家的行政管理编制也不可能随人口增长而扩大。清朝统治者显然是选择了后者,有清一代地方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并无扩充,而地方绅权与族权逐渐扩大,士绅与乡族对土地的占有不断增加。

衡量清朝州县地方的财政能力,可为上述推理提供一些佐证。清初以来清朝政府通过设立奏销制度,实行了财税管理上的高度中央集权化。清朝政府既要维持轻徭薄赋,不致大幅度提高对乡村的财政榨取,又要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因而往往裁扣地方经费,从而使清代地方经费在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降低,州县地方财政基础十分簿弱。州县官员通常要以征派差役与加收耗羡等等非法途径来获得地方行政经费及个人收入。雍正年间实行了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使早已由地方官吏私征的“耗羡”制度化与规范化,其收入主要用于地方官员的养廉银与地方政费,使地方财政有了基本的保障。但耗羡作为田赋正税的附加税,一般只为正税的10~20%左右,数额有限〔26〕。对清朝政府而言,如果适应人口与基层社会的发展而在县以下增设基层行政官缺,必将意味着地方官吏规模的巨大增长,超出既有的财政税收能力。清朝政府既不可能削减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地方的财政收入比例,也不可能开辟新的税源或增加田赋,那么便宜的选择当然是限制地方行政官缺的数额,以节省开支。

对州县正印官而言,由于地方财政大体上实行州县官包干制,赋税征收也是州县地方官的私利所在,在财政方面他们所依赖的是本地胥吏与私人幕僚。据估计,到19世纪末,各级衙门胥吏与幕僚的人数已达150万人,其中一半是负责财政事务的〔27〕,不仅国家难以控制,而且作为正印官属吏的巡检司等县以下基层行政官员,也难以染脂。巡检司虽然是基层社会控制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设置,但它是作为县令的属官,其经费靠县衙门拨付。巡检为从九品官,年薪仅为31两5钱,养廉银60两5钱〔28〕。这样的处于官僚等级中最低一级的小官,若在任职地既无社会联系,又无较强的财政资源,往往会难于开展工作。上面征举的湖北与浙江部分巡检司无力修建其衙署,而需借用民居办公,即反映了其困顿情形。同治年间任湖北应山县平靖关巡检司的谢超描述他走马上任时的情形:该处虽地处要冲而设巡检以镇抚之,但当谢氏上任时,“问官设则乌有也,问吏胥则寥寥也”,连置办日常生活用品也很困难。谢氏只得自己筹款兴建署所〔29〕。一些无力建官署的巡检司,甚至常寓县城“营差自润”,难以履行其职责〔30〕。可见,巡检司这类县以下基层行政官缺,虽然根据地方捕盗诘奸的需要而设,但能否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受各地财政情况限制。

与晚清以来基层巡检司的萎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本地士绅和乡族组织领导或官督绅办的各类非官方机构,在乡村社会控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太平天国起义后,乡村社会动荡不安,民变四起。巡检司等基层官署面对大动乱,基本上束手无策,相反,由本地士绅组织领导的团练被视为是平定动乱的“济变之略”和“安民靖寇”、“除暴安良”的良法〔31〕。各地士绅和乡族纷纷以团练自救,在乡村墟镇构筑堡寨,设立团练公局或公所等机构。这些获得清朝官方认可的团练局所,可以从地方筹措经费,从本土本族招集子弟,训练自卫的民兵,因而在晚清的乡村社会控制中,实际上已取代了官方机构。如前面举证过的广东番禺县慕德里司,即是一个巡检司的辖区,该司在两广天地会起义期间设立有3个团练局(分别称为慕德里公局、安良局和安和局),他们均执行了本属巡检司的捕盗缉奸的职能,在不到两年时间内,3个团练局捕除的人犯达5800多人〔32〕。与巡检司在经费上的困顿情形相比,由地方绅董控制的团练局所建基于本地绅权根基之上,往往能以按户派捐或按粮征收附加税等方式筹措到较充足的经费。

与此同时,团练局所的功能也进一步扩大,除了组织对基层社会实行保甲控制和地方防卫、配合清军镇压叛乱之外,团练绅董们还往往履行乡村社会控制的其它职能,负担起社会救济、教化等事务,诸如经理社仓、义仓,兴立乡校、义学等,如湖南龙山县在动乱平息后,团绅们即组织社会救济和善后,一面进行平粜,一面进行善后,拟定“抚恤难民,缓收兵谷,收瘗暴骸,清查掳掠,弥补公项,修葺考棚,布置边防”等七条善后措施〔33〕。浙江桐乡县青镇,旧设有巡检司,太平天国后于同治三年,设立了官督绅办的善后局,善后局由绅董办理,经禀明官方同意,筹款派捐,负责处理战乱后的善后事务〔34〕晚清著名督抚胡林翼曾说:“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无绅士而有为”〔35〕。事实上,太平天国以后,掌握地方各类公局、公所、乡局之类绅局机构的绅董,已成为联接州县衙门与乡村社会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在功能上已取代巡检司等基层官缺,且其在乡村社会控制中所发挥的效能远远超过没有财政来源的巡检司。因而同治中兴时期,一些地方督抚加强基层行政管理的改革中,注重的往往是利用本地绅董。如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曾经推行过吸纳地方士绅,加强乡村社会控制的措施。其内容包括“严治盗贼以弭隐患”,办法是“既养捕役以治其标,又择团长以治其本”,团长由州县官选择本地“贤士”,由官府派充,优加礼貌,并给薪资。此外,还奖励地方人才,依赖其推行教化,“端本善俗,以一方之贤士化一方之莠民”〔36〕。这些措施实际上只是对太平天国以后乡村社会控制中出现的新变局的认可,并将地方绅董已承担的职能官僚化。从这一变局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19世纪中叶以后,基层社会动荡不安,而一些巡检司反被裁废或事实上瘫痪的原因。四、结束语

晚清以来地方吏治的腐败、基层社会秩序的失控、地方绅权及乡族主导的自治化与官治的竞争及矛盾等,使重新探讨和批评清朝地方政治,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日高,并最终在清末汇集成声势颇盛的地方自治思潮。对清朝地方基层行政建制的批评、大多集中于县以下缺乏相应的基层建制,如康有为于1902年在探讨清朝官制得失的《官制议》中即指出,清朝“区划治地设官分职之谬”是中国积弱不振的重要原因,他总结清朝地方官制有“三失”,第二失即是区划不当,县以上有府、道、省,其下却无乡邑小区;县官之上有府、道,有司及督抚等层层钤制,而县官下却无乡官,他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墙高峻天,而无分村之基;头大逾斗,而无纤细之跌”〔37〕。清朝统治当局在清末推行地方自治时也说,“亲民之职,古今中外,皆所最重”,但清朝却是管官之官多,管民之官少,“以州县一人,萃地方百务于其身,又无分曹为佐”〔38〕。类似的言论还多见于《皇朝经世文续编》等晚清文集中,这些反映晚清地方情形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民国以来关注基层社会的研究者,本文对巡检司等基层官缺的粗略考察表明,皇权对县以下基层社会的控制,并没有完全留给地方绅权与乡族。在清朝前期中期,位于州县衙门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巡检司等基层官署,在部分地区的乡村社会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晚清,随着太平天国后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获得官方认可的权力机构,在功能上才完全取代官方的基层行政官署,成为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清末民初以后地方自治的推行,更进一步确认了地方绅董的权力,使之完全掌握了县以下的区乡镇政权。因而从长时段的视角来观察,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官治与绅权自治的消长,应看成是一个渐变的动态过程。

四、结束语

晚清以来地方吏治的腐败、基层社会秩序的失控、地方绅权及乡族主导的自治化与官治的竞争及矛盾等,使重新探讨和批评清朝地方政治,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日高,并最终在清末汇集成声势颇盛的地方自治思潮。对清朝地方基层行政建制的批评、大多集中于县以下缺乏相应的基层建制,如康有为于1902年在探讨清朝官制得失的《官制议》中即指出,清朝“区划治地设官分职之谬”是中国积弱不振的重要原因,他总结清朝地方官制有“三失”,第二失即是区划不当,县以上有府、道、省,其下却无乡邑小区;县官之上有府、道,有司及督抚等层层钤制,而县官下却无乡官,他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墙高峻天,而无分村之基;头大逾斗,而无纤细之跌”〔37〕。清朝统治当局在清末推行地方自治时也说,“亲民之职,古今中外,皆所最重”,但清朝却是管官之官多,管民之官少,“以州县一人,萃地方百务于其身,又无分曹为佐”〔38〕。类似的言论还多见于《皇朝经世文续编》等晚清文集中,这些反映晚清地方情形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民国以来关注基层社会的研究者,本文对巡检司等基层官缺的粗略考察表明,皇权对县以下基层社会的控制,并没有完全留给地方绅权与乡族。在清朝前期中期,位于州县衙门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巡检司等基层官署,在部分地区的乡村社会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晚清,随着太平天国后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获得官方认可的权力机构,在功能上才完全取代官方的基层行政官署,成为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清末民初以后地方自治的推行,更进一步确认了地方绅董的权力,使之完全掌握了县以下的区乡镇政权。因而从长时段的视角来观察,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官治与绅权自治的消长,应看成是一个渐变的动态过程。

〔摘要〕学术界一般认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本文考察县以下行政官署的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代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官署是相当一部分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官署。然而,无论是县级、还是次县级的行政官缺,到晚清时均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与乡村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而增加,巡检司等官缺反而减少。其原因应从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与牵制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行政官署,成为晚清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行政官署萎缩不振。

〔关键词〕皇权巡检司社会控制团练局绅权绅董注:

〔1〕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46页。

〔2〕JosephW.EsherickandMaryBuckusRankineds.,ChineseLocalEliteandPatternsofDominanc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0,Introduction,P.3.

〔3〕参见刘鹏九:《明清县衙建筑规制及建筑物功能考》,《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第85页。

〔4〕《天门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05页。

〔5〕〔22〕〔24〕〔29〕《湖北通志》卷26,民国10年重刊本。

〔6〕〔37〕见刘子扬:《清代地方官职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55页。

〔7〕乾隆《江都县志》卷19,光绪七年重刊本;《增修甘泉县志》卷2,第3页。

〔8〕《番禺县续志》卷2,宣统三年修,民国十七年刻本,第1~21页。

〔9〕《续修南海县志》卷3。

〔10〕〔17〕《江夏县志》卷1,第15~16页。

〔11〕同治《番禺县志》卷19,第22页。

〔12〕见广东文史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6~99、108页。

〔13〕参见《靖江县志》卷7(民兵),第10页;河南《陕县志》卷11,民国25年刊,第1页;《平阳县志》卷14,民国14年刊,第178页。

〔14〕江苏《靖江县志》卷2,光绪五年刊,第11页。

〔15〕参见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

〔16〕广东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419页。

〔18〕湖北襄阳县双沟巡检司署,位于县城北60里,即有小城。见《湖北通志》卷26,第38页。

〔19〕施坚雅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

注:

〔1〕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46页。

〔2〕JosephW.EsherickandMaryBuckusRankineds.,ChineseLocalEliteandPatternsofDominanc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0,Introduction,P.3.

〔3〕参见刘鹏九:《明清县衙建筑规制及建筑物功能考》,《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第85页。

〔4〕《天门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05页。

〔5〕〔22〕〔24〕〔29〕《湖北通志》卷26,民国10年重刊本。

〔6〕〔37〕见刘子扬:《清代地方官职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55页。

〔7〕乾隆《江都县志》卷19,光绪七年重刊本;《增修甘泉县志》卷2,第3页。

〔8〕《番禺县续志》卷2,宣统三年修,民国十七年刻本,第1~21页。

〔9〕《续修南海县志》卷3。

〔10〕〔17〕《江夏县志》卷1,第15~16页。

〔11〕同治《番禺县志》卷19,第22页。

〔12〕见广东文史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6~99、108页。

〔13〕参见《靖江县志》卷7(民兵),第10页;河南《陕县志》卷11,民国25年刊,第1页;《平阳县志》卷14,民国14年刊,第178页。

〔14〕江苏《靖江县志》卷2,光绪五年刊,第11页。

〔15〕参见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

〔16〕广东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419页。

〔18〕湖北襄阳县双沟巡检司署,位于县城北60里,即有小城。见《湖北通志》卷26,第38页。

社会控制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很多国家对住房租赁合同进行一定的社会控制,主要有宽严两种模式:租金管制和解约限制。从社会经济效果看,租金管制有助于保障住宅权,也有助于避免贫富分区和促进社会和谐,但会干扰市场规律,因而成本较高。以解约限制为中心的控制则不会过度偏离市场,同时可有效减少租赁合同中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中国目前城市自有住房比例较高,住房市场的主要矛盾是现有住房不足以满足城市化需求,因此不宜进行严格的租金管制,但修订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合同法,限制出租人解除住房租赁合同的权利,同时规定租金调整参酌市场水平进行,将有助于维护住房租赁合同的稳定,减少出租、承租双方的策略,降低围绕续约的讨价还价成本,增进社会福利。

一、住房租赁控制的制度比较

目前世界各国的住房租赁控制大体可划分为两种模式,一种以租金管制为中心,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对租金、房屋维护、租赁期限等事项进行严格限制;另一种以解约限制为中心,着眼于维护住房租赁合同的稳定性,在此之外,不干涉租金数额。前者以美国纽约市为典型,后者以德国为代表。

(一)以租金管制为中心的租赁控制

在美国,租金管制并不是普遍现象,纽约市是个例外。根据1990年代的一项统计,纽约市占有全美被控制租赁住房的39%。[1]其最主要的租金管制规范是1969年的租金稳定法(RentStabilizationLaw)和1974年的承租人紧急保护法(EmergencyTenantProtectionAct),后来整合为租金稳定法典(RentStabilizationCode,RSC)。此外,纽约市的租金管制也受纽约州相关规则的调整。上述规则都汇编NYCRR第9编第2050条至2531条中。

1.租金数额管制。纽约大部分受租金管制的房屋都有一个由房屋与社区维护局(DivisionofHousingandCommunityRenewal,DHCR)确定的最高租金,其数额受建造与出租年代、房屋不动产税额、运营和管理费用、建筑结构与年限、建筑内出租房屋的数量等多项因素的影响(9NYCRR§§2201.3-4)。

对于大部分受租金管制的房屋,租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隔1-2年,出租人可向DHCR申请提高其租金,后者将参照纽约市租金指导委员会(RentGuidelinesBoard,RGB)的报告决定是否准许。9NYCRR§2102.2-3列明了以下提高租金的规则:(1)出租人必须履行基本的服务,保证房屋处于安全、适居的状态。(2)一年内租金上涨幅度不得超过原租金的15%。(3)在房东对房屋的主要设施、建筑的主要部分进行了重大修缮后,可通过协议的方式提高租金,经管理部门批准后生效。(4)最终决定租金调整的机构是DHCR,调整后若有重大情事变化,可随时撤销或修正。另外,租金管制也不是永久性的。在满足条件时(如月最高租金经逐年提高超过了2000美元,并且通过税收证明表明,承租人每年的家庭收入总和超过17万5千美元),房屋所有人可以请求解除租金管制。

2.限制收回房屋。在纽约市,原则上只要承租人仍继续缴纳租金,出租人就不得收回房屋或驱逐承租人(9NYCRR§2524)。欲收回房屋,出租人必须先通知承租人,遵循特定程序,满足严格的标准,包括:自用;非营利机构收回其出租房屋;承租人居住于他处,有关房屋不是承租人的主要住所;承租人严重违约或违法等。其他理由如拆除、大修、退出租赁市场等,还需要DHCR特别批准,由其授予“清房证明”(evictioncertificate)方可实施。

3.防止规避。防规避规则是租金管制制度有效运行的关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息披露与检查。纽约市有严格的出租房屋登记制度。要求房屋所有人在租赁关系确定后到DHCR登记包括所有人姓名、地址、出租房屋数量、登记日所收的租金数额、有关服务等信息(RSC§2528)。如未及时登记,则只能按法定标准收取租金(N.Y.C.Admin.Code§26-517)。根据9NYCRR§§2103.8-9的规定,出租人还应全面保存关于房屋、承租人、租金、租期的信息资料以备管理当局检查。(2)维护与修理。降低维修标准,减少维修支出是出租人规避租金管制的重要手段。对此,纽约市的应对思路是:其一,通过立法确定房屋适居性标准,承租人可以根据该标准要求出租人提供必要的维修,若出租人无理拒绝,承租人可向相关的管理部门申请垫支维修。维修后管理部门可行使追偿权,在极端的情况下,还可接管房屋,提请追究出租人的刑事责任。[2]其二,承租人可以因出租人的维修服务不合格而要求降低租金乃至免除租金缴纳义务(RSC§2523.4)。其三,若不履行维修职责,出租人将被禁止申请上调租金(N.Y.C.Admin.Code§26-514)。从实际调查上看,纽约市出租房屋的状况非常好。[3](3)超标租金返还。根据有关规定,超出控制租金水平的租金支付无效,承租人可事后随时请求返还(9NYCRR§§2105.1-2)。根据1969年的租金稳定法,承租人甚至还可以向出租人请求三倍于超出部分的惩罚性赔偿(RSC§2525.1)。(4)禁止转租牟利。按照纽约市的规定,出租人不得禁止承租人转租,以便承租人在短期离开所租住房后(如求学)仍可返回原租赁房屋居住。法律的限制只是:承租人转租的租金水平不得超过控制租金的110%,否则,次承租人可要求三倍于超过部分的赔偿(9NYCRR§2525.6)。

4.租金管制的宪法争议。租金管制要得到贯彻,除了有立法机关的立法外,还要过宪法诉讼这一关。在1919年一个挑战华盛顿租金管制法的案件中,霍姆斯大法官认为住房租赁关涉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律对它进行适当规制是正当的,鉴于战后美国社会所面临的特殊状况,并且该法案的管制期限只有2年,因此不构成对私人财产权本质性的侵犯。[4]到1924年,霍姆斯在另外一个类似案件中认为战争状态已终结,因此租金管制不再合宪。[5]在此后的一系列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承继了霍姆斯的意见,一直重申租金管制需要有特殊的社会状况为基础。

认为租金管制应限于紧急状态的观点后来也有所松动,在第二巡回法院1969年审理的一个案件中,HaysFriendly法官甚至明确提出租赁管制立法没必要再以紧急状态或类似情况为前提。[6]此后很多州法院也作出了类似裁决。[7]尽管如此,为了谨慎起见,多数立法者还是选择了更稳妥的制度安排,如纽约市一方面将租金管制与出租房屋的空置率[8](vacancyrate)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还规定租金管制规则只在一段时间内生效,期限届满后,立法机关将对是否仍有紧急状态[9]进行投票,以决定是否延展。[10]房屋所有权人挑战该制度的另一个思路是认为租金管制构成规范性征收(regulatorytaking)或等同于征收,因而应遵循正当程序并给以充分补偿。这类案例[11]很多,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最高法院支持的先例。

(二)以解约限制为核心的租赁控制

相比纽约州直接管制租金的做法,德国和美国其他一些州(如新泽西⑨)采取了相对温和的立场,不直接干涉租金的设定,而是通过对租赁合同的解除施加限制来达到租赁控制的效果。以下重点介绍德国法的制度。德国的租赁合同制度主要规定在德国民法典第535条以下,其中第535条到548条规定了租赁合同的一般规范,适用于所有租赁关系;第549-577条专门规范住房租赁制度。

1.限制为租赁合同设置期限。在德国,欲签订定期的住房租赁合同,出租人必须在缔约时书面告知承租人限制租赁期限的理由。德国民法典主要认可以下三项理由(第575条第1款第1句):租期届满后,将房屋自用、供亲属或同住者使用;用合法的方式将房屋拆除、大修或置于某种不解除租赁合同会严重影响其进展的状态;准备将房屋租给服务提供人[12]居住。在租赁合同到期前,承租人可询问有关理由是否仍存在,出租人要再次以书面形式作出说明(§575IIBGB)。该说明必须充分具体,以便承租人事后核实。[13]若出租人未履行上述告知或通知义务,或其限制租期的理由有违法律的规定,或有关理由不复存在,则承租人仍可主张有关租赁合同为不定期合同,在期限届满后继续使用有关房屋(§575IIIBGB)。

2.限制不定期住房租赁合同的解除。作为肯定要件,规定出租人只能在有“正当利益”(einberechtigtesInteresse)的情形下才能解除合同(§573IS.1BGB),包括:承租人过失重大违约;出租人欲将房屋自用[14]及供亲属或同住者使用;出租关系的存续影响有关房屋的价值发挥,但房屋可以以更高的价格租于他人或出售除外(§573IIBGB)。作为否定要件,规定出租人不得以提高租金为目的解除合同(§575IS.2BGB)。

3.限制合同解除的社会化条款。为了更大限度地保护承租人,德国法还设定了“兜底”性的“社会化条款”(Sozialklausel):若承租人对租赁合同的利益大于出租人,解除对承租人、承租人家庭、承租人其他亲属而言过于严苛,即便出租人有正当理由解除合同,承租人仍可拒绝(§574IBGB),例如承租人虽经合理努力仍无法找到合适的替代住宅(§574IIBGB)。

4.限制租金数额与租金上涨幅度。在新租赁合同签订时,当事人原则上可自由确定租金数额。当然,和其他交易一样,租金数额也要受民法一般规则的调整,过高的租金将构成暴利而被认定为无效(§138BGB)。另外,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若租金水平高于当地一般水平的50%,还可能构成暴利罪(§291IStGB)。[15]德国法上对租金的限制主要着眼于租金上涨。当事人在订立租赁合同时,若对租金的调整有约定,则适用该约定,[16]若没有约定(通常如此),则只能根据住房所在地的可比租金[17]水平(ortsüblicheVergleichsmiete)调整租金。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对上涨幅度的限制,根据第558条第3款,租金上涨的幅度在三年内不得高于20%。即使在最初租金很低且长时间未予调整的情况下(无论出于友情、帮助或者其他任何原因),该规则同样适用。[18]和前述美国法类似,这相当于给租金的提高设置了“涨停板”。[19]

5.租赁控制的宪法争议。与美国法一样,作为对所有权的直接干涉,德国租赁控制制度也受到了宪法诉讼的挑战。对此,德国在多个判决中强调,住宅在人的生活空间中处于中心位置,作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保护承租人的合理信赖不受出租人随意解约损害符合基本法第20条规定的“社会国”(Sozialstaat)原则,是对所有权的必要限制。[20]在近年的有关判决中,德国提出承租人的权利也是基本法第14条第1款项的财产权(Eigentum)的一种,使解约限制更多了一层合宪的理由。[21]

注释:

[1]参见EdgarO.Olsen,“IsRentControlGoodSocialPolicy?”Chicago-KentLawReview,vol.67,1991,pp.931-932.

[2]参见HousingMaintenanceCode(Title27,Chapter2N.Y.C.Admin.Code)

[3]官方的统计,见TimothyL.Collins,AnIntroductiontotheNewYorkCityRentGuidelinesBoardandtheRentStabilizationSystem,2006,p.278,2006年9月15日,/html/about/intro/toc.html,2009年2月20日。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并不统一,有人认为租赁控制导致了房屋质量下降,如RaymondJackson,“RentControlandtheSupplyofHousingServices:TheBrooklineMassachusettsExperience,”AmericanJournalofEconomicsandSociology,vol.52,no.4,1993,pp.467-475;也有人认为如果监管与鼓励措施得当,未必发生房屋质量下降的效果,如Choon-GeolMoon,etal.,“TheEffectofRentControlonHousingQualityChange:ALongitudinalAnalysis,”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101,1993,pp.1135-1144.

[4]参见Blockv.Hirsh,256U.S.135,156(1921).另请参见MarcusBrownHoldingCompany,Inc.,v.Feldman,

etal.,256U.S.170(1921).在该案中,针对纽约市租赁控制的宪法诉讼也被驳回。NewYork’sProposedRent

ControlAct,YaleLawJournal,vol.50,1940,p.178.

[5]参见ChastletonCorp.v.Sinclair,264U.S.543(1924).

[6]参见ClarenceEisenv.OliverC.Eastman,421F.2d560,567(1969).

[7]参见JosephWilliamSinger,IntroductiontoProperty,NewYork:AspenPublishers,2005,2ndEdition,p.476.

[8]若空置率小于5%,则意味着租赁的供求关系仍处于紧急状态,租金管制应继续维持;若空置率大于5%,则意味着供求不再紧张,租金管制应予解除。9NYCRR§2100.19.根据统计,从1960年到2005年,纽约市出租房屋的空置率一直在1.2%至3.2%之间徘徊。TimothyL.Collins,AnIntroductiontotheNewYorkCityRGBandtheRentStabilizationSystem,AppendixY.

[9]N.Y.C.Admin.CodeSection26-501.

[10]如2003年纽约市租赁法(RentLaw2003)将租金管制延长至2011年6月15日,届时将重新表决。

[11]如Pennellv.CityofSanJose,485U.S.1(1988);Linglev.Chevro,544U.S.528(2005).另见胡建淼等:《美国管理型征收中公共利益标准的最新发展》,《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6期。

[12]该规则主要用来鼓励企业或个人为雇员建造宿舍。即若届满后将其租给雇员使用,签订定期租赁合同是允许的。BT-Drucks.15/4553,S.70.

[13]例如,在将房屋交给亲属使用时,需在告知中说明亲属的姓名和相关个人信息。AGDüsseldorfZMR2006,160;AGBerlin-MitteMM2005,147;AnnegretHarz,etal.,HandbuchdesFachanwaltsMiet-undWohnungseigentumsrecht,Newwied:Luchterhand,2006,S.501.

[14]德国在一个判决中指出,如果出租人有两套住房,则无论另外一套是否正被出租,出租人原则

上都不得以此为理由解除租赁合同。BVerfGNJW1993,1637.

[15]BGHSt30,280,281=NJW1982,896.

[16]但法律对此只提供了两种提高租金的约定形式:一是双方对未来不同时段(该时段须至少为一年)的租金作出明确约定(§557aBGB);二是将租金的数额与联邦统计局所的生活价格指数(PreisindexfürdieLebenshaltung)相挂钩,可据此逐年调整(§557bBGB)。

[17]对于可比租金的确定,法律规定了三种方式(§§558-558eBGB)。一是地区租金指数(Mietspiegel),该指数主要反映过去两年内本地区的租金水平。通常由出租人协会与承租人协会共同或由地区的行政管理部门定期测算。二是准租金指数(qualifizierterMietspiegel),指在没有建立租金指数制度的地区通过抽查、专家意见等方式形成的对租金水平的分析。三是租金数据库(Mietdatenbank),指通过对一段时间内的租金统计形成的数据库。

[18]参见Staudinger-Emmerich(2003),§558Rn.46BGB

[19]参见BT-Drucks.9/2079,S.16;BT-Drucks.14/4553,S.36,53f.

[20]参见BVerfGE37,132;68,361.

社会控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研究生;学位论文;控制体系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逐渐代替工业经济,社会各界对高级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级人才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推动科技管理创新、管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力量,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与此同时,教育培养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若干问题,如学位论文质量下降、毕业生素质良莠不齐等。随着社会各界对研究生教育的质疑不断增多,提高质量成为当前研究生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在校学习和科研工作的结晶,不仅可以反映研究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因此,研究生教育必须要加强对学位论文的质量管理,现行的学位论文管理体系亟待优化。

目前,国内已有相关研究探讨了如何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管理。杨同毅(1999)将质量保障概念引入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管理体系,认为学位论文质量应由国家、社会和学校三方共同保障。张意湘(2003)、溥纯芝(2005)和严江(2012)指出了当前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存在的问题,如选题不合理、缺乏创新性、开题把关不严、导师指导不力以及答辩流于形式等,并提出从研究生生源质量、课程设置、导师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改善。陈勇和王道红(2006)认为,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管理除了要重视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还要积极采取措施保证规章制度落实,如对研究生院的工作进行检查与监督,对研究生实行弹性学制等。另外,王科(2011)认为研究生自身也应当注重提高学术水平,培养阅读经典原著的意识,恪守“原典为王”、学以致用、质量本位的理念,充分汲取经典原著的营养,切实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知,绝大多数相关研究仍徘徊在现象描述,忽略了对管理体系背后理论基础的思考。因此,本文将基于控制论视角,探讨如何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控制体系进行优化,从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提升研究生的教育水平。

基于控制论的质量管理体系优化设计

控制论是现代科学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1948年,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专著《控制论》出版标志着控制论理论的形成。控制论对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显示出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对生物和生命现象的研究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对哲学和社会现象的研究也有很大意义(童天湘, 1979)。控制论认为任何系统、过程与运动都可以看成一个复杂的控制系统,控制是一个十分广泛而重要的概念。一般来说,控制是在有组织的系统根据外部条件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以克服系统的不确定性,使系统稳定地保持或者达到某种特定状态,或者使系统按某种规律变化的一种过程(刁在祥, 王少君 & 张军波, 1998)。控制论把系统的功能作为其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对象,不论这个系统是动物还是机器,控制论只考虑它们的功能,而不考虑它们的其他特征(张峰, 2008)。根据控制论的基本思维方式,要先确定控制想要达成的预期目标,根据确定的预期目标来选择可行性的工具与手段,对控制对象进行控制,使受控对象达到之前的预期目标。同时,为了更好地达成目标,保证控制的有效性,可以进行信息反馈。根据控制论的观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管理也是一个可控的过程。我们以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为目标,从开始到论文完成,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来对各个阶段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最终目的。为了体现管理体系的系统性和层次性,本研究将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管理体系划分为前馈控制、过程控制和终结控制三个阶段。

1.前馈控制

前馈控制是指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生产过程之前所需要进行的控制,这主要表现为对研究生生源质量的控制。生源质量是影响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前提因素,经验表明:生源质量的高低会对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质量造成一定影响。高质量的生源是优秀学位论文的基础,研究生生源质量下滑,不仅会降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引发外界对高校办学质量下降的思考,还会对高校的品牌知名度造成长远影响。反之,这些不良影响也给研究生招生带来不便,导致高校难以吸引优秀的生源。因此,高校应当采取适当措施,竭力保证研究生生源质量。

第一,完善研究生推免制度

推免生一般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参与推免的学生一般都是各学校根据前三年的学习成绩和综合考核成绩择优确定推免资格的,相对于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选拔的考生来说,推免生具有更好的专业能力(李彩丽 & 缪园, 2009)。因此,各高校要建立完善的研究生推免制度,保证推免各个环节的公开、公平和公正,采取多种方式吸引优秀的本科毕业生。例如:高校可以开展假期夏令营活动促进双方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同时,通过活动来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之后的招生工作提供一定参考。另外,高校应当加强招生宣传工作的力度,到优质生源地进行宣讲,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对于能力优秀、表现良好的本科毕业生,给予其推免生的资格。同时,对推免生的初试和复试环节进行严格管理,坚持客观公正,保证推免生的招生质量。

第二,加强研究生全国统考制度改革

自2003年以来,国家教育部加大了对研究生统考招生制度的改革,将原来的“3+2”考试制度改革为“3+1+1”考试制度,正式将复试列入了考试录取环节中,从而扩大了高校的招生录取自,为高校选拔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证(张意湘, 2003)。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长期存在的“重成绩、轻素质”的弊病。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部分高校在复试环节中缺乏细致的工作流程和监督机制,导致复试过程流于形式。因此,为了确保生源质量,目前迫切需要对研究生复试环节进行改革。首先,要确保复试流程的公开、公平以及规范性,复试的具体内容要科学合理,全面考察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其次,对复试小组成员进行资质审查,明确成员的具体权责;最后,要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成立研究生招生复试监督小组,对研究生复试全程进行监督和管理,确保复试流程的透明度。

2.过程控制

过程控制指在学位论文生产过程之中所需要进行的监控,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生培养制度设计、导师指导和开题报告审核上。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和综合素质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期间培养制度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导师的必要指导也是保证和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李艳明, 2004),为了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加强研究生导师管理也是十分必要的。另外,设立规范的开题报告审核制度是保证学位论文质量的必要途径,在论文撰写之初就要严格把关,确保过程控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第一,改革创新研究生培养制度

首先,及时修订培养方案,改善陈旧的课程设置,保证课程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提高授课质量。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科学知识更新十分迅速,社会对研究生的能力要求也在不断变化。培养方案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重要的指导性文件,是研究生培养最基本的质量标准(常宝英, 2008),但有些高校对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不能与时俱进、课程设置落后,导致研究生教育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这些都会使得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大打折扣。学校应该根据各个专业的特点,结合实际需求,对研究生课程进行合理的改革,合理设置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方法课程的比例,使三者协调,既让学生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又能了解专业领域的前沿发展动态。同时,鼓励授课教师改变传统的授课方式,鼓励教师进行教学方式创新,引入丰富灵活的教学模式,让教师在教学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学校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充分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提高教学效率。

其次,加强研究生的基础文献学习。基础文献学习对研究生培养来讲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通过基础文献学习可以加强对理论知识的了解和巩固,丰富其知识结构,并从中学习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通过基础文献学习可以接触到学科发展的最新前沿领域,增进对交叉学科的了解,引导研究生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为后续研究开展提供更多的启发。基础文献学习的重中之重是要加强对国外经典文献的学习,通过阅读外文文献,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大知识面,从而掌握当前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同时,外文文献的利用能力是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表现,外文文献的利用状况是衡量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和创新程度的重要标志(张意湘, 2003)。因此,高校应当有导向地加强研究生基础文献学习的力度,建立正式的文献分享机制,鼓励研究生进行文献分享和交流,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学习水平和学习效率。

最后,鼓励研究生参与创新实践。创新性是衡量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研究生的学习不仅要注重理论基础,还要注重加强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高校可以通过提供创新平台、设置科技创新奖学金等措施,鼓励研究生参与创新实践活动。这些创新实践活动能够增强研究生对学术的了解,培养研究生的科研兴趣,提升其科研水平。高校应当大力推进研究生的学术交流活动,鼓励研究生深度参与,通过学术交流拓宽研究生的学术视野,激发其科研兴趣。另外,高校还应定期邀请知名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讲座,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和学术探讨,从而为学位论文撰写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建立合理的导师指导机制

一是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提高导师自身水平,明确导师的责任和义务。导师制度在研究生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导师是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关键(姜晶玲, 2005),研究生导师的思维方式、学术作风在日常的学术辅导过程中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为了保证优质的导师素质,高校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导师遴选机制,及时将道德水平高、科研能力强的青年教师引入到导师队伍中来,促进导师队伍年龄结构的优化。再则,高校应为研究生导师提供必要的学习机会,鼓励导师参与进修学习,指导的同时也要注意提高自身的科研水平。然后,要明确导师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地位,对导师的责任和义务要有明确的规定,导师对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撰写要给予建设性的建议,切实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学位论文的质量进行把关。

二是注重导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指导。学位论文选题对于学位论文质量来讲至关重要,好的选题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选题本身就是一项创新性工作,它需要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广泛的查阅文献,科学的辩证思维,发现问题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思路和方法(文道贵 & 潘建红, 2008)。好的选题往往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思考和推敲,要对研究相关领域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选题作为一项复杂且重要的工作,需要导师的必要指导和帮助。导师应当指导研究生通过资料查找和信息搜集,了解研究问题的最新进展,启发研究生的创作思维,为学生提供学术指导。另外,导师也可以结合自己的科研项目,结合研究生自身的能力和特点,为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提供参考。

第三,建立规范的开题报告审核制度

开题报告是研究生对学位论文选题阶段的工作总结,也是学位论文写作的总体思路和框架。作为学位论文撰写的一个重要环节,高校要加强对开题报告管理,建立规范的开题报告审核制度。高校可以举办相关专题讲座,为研究生传授开题经验和写作技巧,避免开题中存在失误。可以根据专业的特点,对开题报告的格式进行统一规范,如开题报告的内容可以包括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内容、预期达到的目标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等。责成学院组成开题报告专家组,对研究生的开题报告进行检查和评价,并给出具体的意见。对于审核合格的开题报告予以通过,对于审核不合格的也要给予意见,修改后再进行审核。

3.终结控制

终结控制是指对学位论文质量的成果检验,它主要表现在成果审核、答辩程序和激励机制上。学位论文的撰写是学位论文完成的必要步骤,高校通过对学位论文撰写结果进行控制,了解研究生论文的写作进展和工作质量,对撰写过程中产生的风险进行控制,从而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第一,建立严格的学位论文审核制度

研究生学位论文完成后,需要由评审专家小组进行审核,对研究生的论文成果进行评价。高校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体系,选取合适的指标对学位论文质量进行评估,从而保证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评价制度上,建议采取导师和专家组共同评议的机制,先由研究生导师对学位论文进行评价,再采用“双盲评审”的方式交予专家组进行评价。“双盲评审”是指研究生在送审的学位论文中要求隐去研究生本人及其指导教师的个人信息,而论文评审专家也对研究生及其导师保密(刘之葵 & 周, 2007)。在综合导师和专家组的共同意见后,得出最终的评审结果,从而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第二,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程序

论文答辩是对研究生掌握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以及综合能力的现场考验,是研究生获得答辩专家小组对论文成果的审核、认定或否决的过程(刘敏, 2007)。为此,学校要制定严格规范的论文答辩程序,答辩专家小组的成员选择要保证客观性和公平性,答辩过程不是走过场,专家小组要严格按照答辩流程,通过提问了解研究生的基础知识以及对所研究问题的掌握程度,对研究生是否能够通过答辩予以判断。

第三,建立合理有效的奖励机制

对于优秀的学位论文可以设立奖励来进行鼓励。一方面,这是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科研工作和科研成果的肯定;另一方面,通过奖励机制鼓励后续的研究生加强对学位论文的重视,强化科研能力的培养,有利于督促学位论文质量的提升。目前,绝大多数高校都设立了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制度,但是从执行力度来看仍有上升空间,再就是重精神激励的同时也要加强物质激励,鼓励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脱颖而出。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准,因此高校有必要采取措施对学位论文的质量进行管理,从而确保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本研究从控制论视角出发,优化了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管理体系,通过前馈控制、过程控制和终结控制三个过程来对学位论文质量进行监督和管理。学位论文既能体现研究生对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能反映研究生从事科研的能力,是检验研究生综合素质的主要依据。学位论文是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鼓励研究生独立进行科研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研究生培养质量最后的成果检验,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需要不断加强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管理和优化。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B2014116);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2013YB3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级实验教学项目(SY201429)成果

参考文献:

[1]常宝英. 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分析[J]. 中国电力教育, 2008, 24(18): 47-49.

[2]陈勇, 王道红. 浅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管理制度的落实[J].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06, 29(3): 51-53.

[3]刁在祥, 王少君, 张军波. 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教学管理[J]. 管理信息系统, 1998, 22(S1): 110-112.

[4]姜晶玲.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证措施的思考与实践[J]. 中国高等教育, 2005, 41(22): 37-38.

[5]李彩丽, 缪园. 硕士生生源质量与学位论文成绩的相关性分析[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9, 26(9): 8-11.

[6]刘敏. 问题与对策: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审思[J]. 湘潮(理论), 2007, 3(1): 66-68.

[7]溥纯芝. 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管理保障制度研究[J]. 天津市教科院学报, 2005, 12(6): 57-60.

[8]刘之葵, 周. 工学类硕士研究生学术水平评估标准的探讨[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07, 30(12):182-184.

[9]李艳明. 试论影响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两个因素[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4, 21(11): 58-61.

[10]童天湘. 控制论的发展和应用[J]. 哲学研究, 1979, 25(3): 75-80.

[11]陶涛, 陈虹, 阳小华. 风险控制在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中的应用[J]. 南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 21(4): 34-37.

[12]文道贵, 潘建红. 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监控体系研究[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08, 24(4): 86-91.

[13]王科. 强化经典原著阅读意识,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1, 27(6): 131-132.

[14]王颖, 徐雷.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管、评、控治理模式研究[J]. 国际商务, 2012, 26(4): 113-120.

[15]严江. 论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J].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2012, 14(4): 8-10.

[16]杨同毅. 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有关理论问题的探讨[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1999, 16(3):52-56.

[17]张峰. 控制论的科学思维方法[J]. 西安工程大学学报, 2008, 22(1): 114-116.

[18]张意湘. 强化过程管理,提高学位论文质量[J]. 大学教育科学, 2003, 21(2): 77-79.

社会控制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 控制论 质量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31-0003-02

当前的高等教育质量与社会需求实际期望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众说纷纭的另一面是缺乏有效的实际解决措施。站在控制论的角度,我们可以将高等教育视为一个交互的过程;教师、学生、教育管理者等关键角色分别从自身的需求和利益出发,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依照合乎规则和生活实际的理性选择,共同造就高等教育的质量效果表现。

目前,教育研究中大量讨论的质量标准、教育目标、教育方法、高校的绩效评价等内容,实际上更多的是主要体现为这个互动过程之中的具体控制、操作或者状态测量方法。一些研究者提出了采用控制论方法进行教学质量控制,但这些研究无一例外都倾向于简单地将控制论的基本原理推向教育活动这样一个社会性集体心理活动,并不能利用控制论原理给出明确的数学模型,达成良好的控制效果,因而只能停留在简单引入反馈控制的管理流程,实现形式“规范化”的层面。在此思想基础上,教育管理工作者们特别偏好借鉴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在服务业中应用的解决思路开展教育管理工作,表现出僵化运用量化指标建立考核体系等。最典型的表现体现在各大院校中普遍开展的大学教学评估、专业评估、年度教学考核、年度科研考核与聘期考核,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大学排名、专业排名、SCI/EI检索结果的数量拼比等,但其实际应用效果与负面效应有目共睹。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利用控制论分析高等教育过程,并找出高等教育的质量控制方法。

一 控制论的本质

控制论在本质上是研究动力学问题的一种方法,既研究在力的作用下,对象系统的状态变化规律,以达到或跟上期望的控制指令要求,如图1所示。显然,倘若不能明确界定高等教育活动中“力”的来源,则无法明确控制产生作用的根源或机制;倘若对象系统的状态无法明确地以定量描述或者无法测量,则无从感知对象系统的当前状态,无法保证控制过程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甚至无法保证控制的结果是否是预期内的结果,因而对象系统将无法或无从及时、正确地施加“力”的作用调整自身的状态,去达成期望的控制目的。

比如多数单位奖励SCI/EI检索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教师的科研水平,进而以高水平的科研来提升高校教学内容的层次与质量,但政策的实际效果却有可能发展为培养单纯的SCI/EI数据刷新者,与科研或教学毫无关系。某单位甚至曾有一年65篇SCI收录论文的罕见记录诞生,类似现象在其他单位也并不罕见。在对高等教育活动运作规律认识不清的条件下,简单套用控制论原理采用某个或者某些指标开展“反馈控制”,很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现象,无法提升高校教学质量。

二 控制论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过程

1.高等教育的参与主体与动力来源

事实上,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活动,具有明显需求导向的特点。参与高等教育的主体可以按角色与地位,简单区分为三大类:教师、学生、教育管理者。他们都有各自显著不同的诉求,例如,除开教学工作任务本身外,教师还存在论文等级、科研项目与奖励级别、科研经费额度等方面的显著需求;学生则面临就业方向、业务能力、业务以外活动等各种现实需求;教育管理者则面临着投入产出比、毕业生就业率、学校排名与经费划拨等方面的评测管理需求等。不同的需求指向会引起不同的行为选择,进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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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纺织大学2014教研项目“纺织机械特色专业机械工程测试技术教学与创新开发能力培养”、武汉纺织大学2014课程建设项目“机械工程测试技术”(探究式课程)

教育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在多数人的经济利益或现实工作考虑外,还存在满足单纯科学兴趣与纯粹教书育人愿望的需求;部分学生求知、求真、探索的需求;部分教育管理工作者为高等教育事业真诚服务的需求等高尚需求。与之对应的更还有满足人天生而俱的懈怠工作的惰性需求,尽量少承担责任与担当的官僚习气需求等负面需求等。所有这些需求,是我们能在工作生活实际中切实感受到“积极性”的根本。

真实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应当就是高等教育参与主体各种不同的实际需求,而不是为满足高等教育质量管理而采取的各种管理措施,这些措施更应当被当作具体的实现手段,或者说“力”的表达形式或“状态”的调整控制方法。从控制论的视角看,单纯研究采用怎样的标准、方法、绩效评估等手段,无法在原理上解决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水平的问题。

2.高等教育需要达成的质量目标或结果

高等教育需要达成的目标或结果,有个体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等学说。本文中为方便分析高等教育质量滑坡现象的形成机制,不妨取其狭义理解,将其定义为经过特定时间段教育后,学生表现出的相应知识基础与解决对应实际问题的能力。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即便是狭义的定义也很难被准确有效地进行定量描述,或者说“参数化”,因而各种所谓的指标体系或考核方式虽层出不穷,但又都难尽如人意,结果都定格为数据化一切的僵硬形式,最终由于形式的僵化反作用于高等教育目标本身。教育界对僵化的指标考核诟病颇多,但又无法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只能被动地适应当前的高等教育考核体系。事实上,高等教育承担的职责除了传播知识外,还包括提出新见解,创造新知识,并不断结合时代特点与受众实际去探索新的教学方法以加强教学效果,那么试图将高等教育的质量目标“形式化”或者“参数化”的努力必然是徒劳的,因为被创造出来的对象或创造的过程本身原本就不存在。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目前主流的做法是以貌似“客观”的文献检索工具作为创新知识等内容方面的描述,即脱离对象的内涵与外延而仅考虑其在专业领域内的“口碑”或“重要性”,而“口碑”或“重要性”与传播时间和传播范围的关系更强,与对象本身的关联程度反而有限。例如,国内一些专业的顶级期刊未必会被SCI/EI收录,但国外很多科普杂志或类似新闻报道的通讯却在SCI/EI之列等。对于教育过程的创新,目前尚没有公认的“客观”的“标准”方法进行考察,因而相对显得更加薄弱。

3.控制论视角下高等教育过程中的比较与执行环节

控制系统可分为两大类型:无静差系统与有静差系统。对于无静差系统而言,在正常稳定工作状态下,对于给定控制目标,比较环节应当观察不到任何偏差的存在,既偏差恒等于零。对于有静差系统而言,在比较环节中出现的偏差将会被系统放大,最终的输出结果依赖于对这种偏差的放大,对于给定控制目标,输出结果永远无法稳定在控制目标之上,但处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控制论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过程应当被视作有静差系统,即对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各种测量、考核或者评估结果的解读,将总会“有改进和提高余地”的。教师、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者需要根据对测量结果的解读来决定,如何施加“力”的作用,执行“纠偏”的措施,实现ISO9000基本原则中所要求的“持续改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力”如何进行“纠偏”,或者说控制论视角下的反馈通道。事实上,就任何控制系统而言,反馈决定了这个系统执行结果的性质好坏。

三 控制论视角下高等教育质量的控制方法

第一,加强对教师的科研违规监管,加大惩罚力度。基于以上分析,从控制论的视角来观察高等教育质量控制问题,关键要害应是针对教师科研违规的监管,而非当今层出不穷的若干具体教学与科研指标体系。这能很好地解释本文前面提到的一年65篇SCI论文。这些怪象制造者中的大多数,应当都能成为优秀的教师,但在不合理制度的作用下,大家依靠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实践或积极思考,发现了当前制度下的合理利益最大化方法且收益最高。

第二,建立良好的科研与教学行为标准,保障良好的高等教育环境氛围。纯粹从控制论基本原理看,选择怎样的传感器或监测参数,最终获得的也就是该传感器所对应的监测参数。高等教育目标不能参数化的特点决定了简单运用控制论思想直接运用技术指标体系开展高等教育的质量调控,结果必然也只能是收获技术指标体系所给定刚性的“客观”数据。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直接针对“违规”行为运用控制理论方法,结合理论与实践中发现的各种科研违规与教学违规现象,展开教育监管,既压抑教师的科研违规利益冲动,同时使教师缺乏放弃“备课、批阅作业”等质量保障所必需的资源和时间的利益冲动。在实践中具体的操作是动态的,并因专业、学生素养等不同而不同,但学术规范与规章制度是明确的。这就从原理上保障了我们能有效地在高等教育过程中成功运用控制论,其流程如图2所示:

参考文献

[1]袁振国、苏红.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及其制定[J].教育研究,2013(6):4~16

[2]蒋亦华.大学本科教育目标的审视与建构[J].教育研究,2013(3):66~73

[3]刘春荣.用控制论的方法探索高等教育教学质量[J].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08(5)

[4]程杉.运用控制论原理 提高高校课堂教学质量[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8(2):114~116

[5]杜娟、曾冬梅.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闭环系统初探[J].高教发展与评估,2007(1):54~59

[6]李金芝.控制论视角下的成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策略[J].成人高教学刊,2006(6):23~26

[7]张少伍、翁俊德.地方应用型高校教育质量过程管理研究[J].铜陵学院学报,2013(1):111~114

社会控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维纳;控制论;传播学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66-0003-02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是美国著名数学家,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一生240多篇,著作14本。其主要著作有《控制论》(1948)、《维纳选集》(1964)和《维纳数学论文集》(1980)以及两本自传《昔日神童》、《我是一个数学家》。维纳的控制论思想对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哲学以及社会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主要探讨维纳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影响。

按照维纳的观点,传播问题可以视为通讯问题和控制论问题,即传播问题就是对若干危险情况进行秩序的和可重复的控制。本文认为,维纳从控制论的思想出发,为传播描绘了一个理想的途径——一个关于传播的乌托邦。也正是维纳的控制论催生了传播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帕洛阿尔托学派,启发了多伊奇开创了政治传播学,并最终为施拉姆创立传播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北美技术学派提供了理论支撑。

1 控制论和传播学的帕洛阿尔托学派

控制论推动了传播学研究模式的转型,最为显著的影响是催生了传播学研究的帕洛阿尔托学派。事情还要从香农的信息论说起。在维纳发表《控制论》的同一年,维纳的弟子香农发表了《通信的数学理论》一文,标志着另一门新兴科学信息论的诞生。在这篇文章中,香农提出了一个关于一般通信系统结构的模型。他认为,所谓通信,就是两个系统之间传递信息,由信源发出信息,通过信道传递信息,再有信宿(收信人)获取信息,这就构成通信系统[1]。

香农的线性传播模式描绘了信息传播的一般路径,因其简单明了、可量化,很快影响到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路径,主导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主流模式,所有的功能主义和效果研究都以香农的线性传播模式为最基本的假设。也是在这一年,拉斯维尔提出了传播的“5W”模式,这也是传播的线性传递模式的经典表述。必须看到,“大多数传播是双向的”[2]。香农和拉斯维尔的线性传播模式过于简单化而受到强烈的质疑和诟病。这种线性因果关系也正是维纳所坚决反对的,控制论本身是一种概率论,因果关系是建立在概率统计的基础之上的,或一因一果,或一因多果,或多因一果,或多因多果,这是一种或然性的世界观。

贝特森这位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奠基者,曾经是梅西基金会议的核心成员和积极分子,在1942年有关神经系统中心抑制的一次会议上,贝特森就从维纳那里引入了反馈的概念,可以说,正是梅西会议使得维纳和他的控制论思想影响到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多种学科,为传播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1946年的第一次“控制论小组”会议上,贝特森受到计算机“是—否—是—否”之间摇摆的悖论的启发,并将之运用于人类传播的问题,后来用在传播互动理论中,在这个小组“始终如一地最受到欢迎的模式是一种源于控制论的系统理论。这个模式能够对付以一种自我纠正的方法彼此响应的交往要素,而家庭成员似乎就是以这种自我纠正的方法来行事的。传播技术开始成为这个领域的语言的组成部分。”他们反对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主张人类的传播问题应该由社会科学的模式来研究,因为哪怕是最小的互动情景都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在一个线性模式中用两三个变量实现[3]。

贝特森认为,系统内在于行动中,形成于我们所观察到的互动中,这一点与功能主义截然不同,功能主义认为行动是系统的产物。源于控制论的帕洛阿尔托学派改变了系统论的中心,使其从抽象的普遍性转向微观。他们的格言是“我们不能不传播”。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贡献在于,它指出了人类行为的全部都应被纳入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这“在超越线性逻辑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4]。

2 控制论和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

如果说戈夫曼和凯瑞侧重于研究互动情景下的人际传播的话,那么受到维纳控制论思想的直接启发,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则开创了传播学的一门分支政治传播学。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作《政府的神经》一书中。

多伊奇把控制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应用于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并于1963年发表了其代表作《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形成了系统的政治传播理论。因此,一般政治学者认为,多伊奇是政治传播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深受维纳控制论思想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正是维纳的控制论思想构成了多伊奇政治传播理论的基本框架。他说,“从控制论的角度看,所有的组织都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即所有的组织都是经由传播维系在一起的。[5]”他认为,传播不同于物质和能量的传递,传播是信息的传递。正是传播,即信息的传递,形成了组织。

多伊奇回忆说,“本书(《政府的神经》)开始于1943年,当时数学家罗伯特·维纳走进了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用了一支雪茄烟的功夫,就把我引入长长的交流过程。这次谈话从讨论我的领域,即国际政治开始,但是很快就转向了他自己的关于传播、关于机械、动物和社会的通信和控制的工作。他拥有我曾遇到的最强有力和最具创造性的头脑。我于1958年到耶鲁大学后,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络,直到他于1974年逝世,我们仍然是非常亲密的朋友。[6]”多伊奇以生物体的神经作比喻,认为正是传播构成了政府的决策的神经系统。

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把决策视为政治活动的中心,把传播看作是决策的环节。他认为政治系统与自动机器有相似之处,政治系统内部的机制对信息的接受、选择、储存、分析和处理就是传播。政治系统对环境的适应与控制是通过传播完成的。传播关乎社会的稳定。“信息”和“反馈”是政治传播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政治系统要达到自己的目标,需要从各方面接受涉及体系目标的、有关环境变化情况的信息,然后对这些信息进行选择、储存、分析和处理,最后形成决策。政策制定后,政治系统通过反馈过程,获得政策执行过程和政策在环境中引起的变化的信息,使决策者正确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从传播的角度分析,政治系统的决策过程包括:信息接收、资料处理、储存、决策、政策执行、执行效果和反馈7个环节。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考察了政治系统的控制方式和决策过程,并提出了完善信息系统必须注意的一些主要环节,从而为人们了解、分析、研究和完善政治系统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方法。

3 控制论和施拉姆开创的传播学

一般认为,传播学孕育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的美国。尽管眼下学界对传播学诞生的时间还存在一些争议,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高校“登堂入室”、确立自身的学科地位,确定无疑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威尔伯·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1907年~1987年)是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作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1947年他创办了第一个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机构——伊利诺伊传播学研究所;1949年他编撰了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大众传播学》。施拉姆还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他本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

控制论和传播学几乎同时诞生,这不是偶然的。施拉姆写到:“20世纪40年代末,香农与韦弗合著的《通讯的数学理论》和维纳的《控制论》问世,这使传播学者非常兴奋,因为他们觉得,熵之类的概念有可能用来研究人类传播。” 他认为,控制论和信息论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开启了研究人类传播的一系列重要的洞见”,“对研究人类传播的意义重大。”罗杰斯甚至认为,维纳的控制论本身就是一个传播理论,因为控制论“涉及信息如何在两个或以上单位之间进行流通[7]”。

为了捍卫传播学的学科地位,表明这门新兴学科系出名门,施拉姆制造了“四位奠基人”的神话。我们不能否认“四位奠基人”对传播学做出的贡献,但比较而言,维纳和他的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些:控制论不仅为传播学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术语,而且为传播描绘了一个清晰的路径,这样一个路径由于引进了反馈的概念而彻底颠覆了以往的线性传播的模式,并且主导了美国功能主义和效果研究的传统。

维纳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控制论的贡献就在于提出假设并加以测试,再度拾起人文科学实现统一并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融为一体的宏大梦想。施拉姆说,控制论和信息论之所以“给传播学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有两个原因,“首先,虽然起源于通讯工程和技术,但它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些可作比拟的借鉴,可以指明社会科学里的许多传播概念;其次,它提供了种新的数学理论,该理论既可以用于研究电子通讯,也可以用于研究人类传播。[8]”在这一点上,作为“传播学之父”的施拉姆和作为“控制论之父”的维纳走在了一起。

参考文献

[1]王雨田主编.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285.

[2][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传播学概论[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6.

[3]陈力丹著.传播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5.

[4][法]埃里克·麦格雷著.传播理论史[M].刘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65.

[5]Deutsch·K·W.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M].New York:Free Press,1963:77.

[6]Deutsch·K·W.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M].New York:Free Press,1963.

[7][美]E·M·罗杰斯著.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50.

社会控制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 要:动态流通语料库理论实际上是一种语言监测理论。其最大的特点是充分考虑到了语言本身的动态特性,并采用有效的流通度计算方法,在动态过程中完成语料的归纳和这种方法缩短了历时研究的时间尺度,能够细致入微地抓住语言现象变化的蛛丝马迹,及时有效地记录和处理这些变化。

《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研究》一书是北京语言大学张普教授的第三部个人选集,收录了他的与“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研究有关的论文19篇,附录7篇。26篇论文分为“思考篇”“控制论篇”“理论篇”“应用篇”“附录篇”五大部分。从第一篇文章发表到最后一篇写成,跨度10年,可谓十年磨一剑。随着北京语言大学“dcc博士研究室(dynamic circulating corpus 动态流通语料库)”的成立,张普教授带领队伍建立了基于报纸语料的“现代汉语动态流通语料库”,该语料库以监测、描述语言现象,发现、提取并动态更新语言知识为目的,已经成为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平面媒体分中心进行平面媒体语言监测研究的基础平台,并开始支持多项研究。随后他们又开展了“中国主流报纸十大流行语跟踪与研究”。2004年,北京语言大学和教育部语言信息司合作,共同建立了“国家语言监测与研究中心”的第一家分中心——平面媒体分中心,使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的研究进入稳定发展期。张普教授在动态语言知识更新领域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本书作为“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研究”的开山之作,主要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力主建立“动态流通语料库”,促使我国语料库建设向纵深发展

语料库的发展经历了第一代和第二代,目前正向第三代语料库发展。第三代语料库的显著特征就是数量大、对语料库的加工从词法级到句法级再到语义和语用级。但这些还不是本质的变化。张普教授在1999年先后提出了“第三代语料库”和“语言知识动态更新”的设想,并撰文论述了动态流通语料库的特点,衡量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的原则等多方面问题。他指出动态流通语料库是历时语料库、是基于大规模真实文本的语料库、是对语言文字的使用进行动态追踪的语料库、是对语言的发展变化进行监测的语料库、是“活”的语料库,属于第三代语料库。同时又提出衡量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的四条基本原则,一是基于一个动态语料库:语料库必须是一个开放的语料库,活语料库,其语料的采集是动态的,其库容量将逐步逼近测量种族的信息量;二是语料库的文本是否具有量化的流通度属性:所有语料都来源于大众传媒,都具有采用不同计算方法的与传媒特色相应的流通度属性,其量化的属性值也是动态的;三是基于动态的加工方法:语料的加工方法也是动态的,随着语料的动态采集,语料也进行动态的加工,语料是历时的,加工也是历时的;四是取得动态的加工结果:语料的加工结果也是动态的和历时的,即其量化的统计结果不是一个点,而是由无数量化的点构成的一条线,一条可以观察到历时变化的曲线。因此衡量语料库是否进入新的一代,不仅看贮存数量,还要看加工深度。

动态流通语料库理论实际上是一种语言监测理论。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充分考虑到了语言本身的动态特性,并采用有效的流通度计算方法。流通度方法能够从语言现象在社会中流行通用程度的角度看待语言的发展变化,充分考虑到了语感在这种变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准确抓住了流通度与语感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流通度方法实现语言知识的滚动更新,也为语言知识动态更新的研究提供了各种方法论依据和可操作的手段。动态流通语料库概念的提出为当今基于语料库的语言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流通度理论可以在语言学方面使人的“语感”得以量化,更重要的是在信息处理方面有可能使计算机真正获得语言的自学习得能力,使智能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在语言研究的时间观的争议中,强调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并重,并基于现代传媒的发展,提出“共时中有历时,历时中有共时”的相对时间观

在进行动态更新的语言观察和分析时,一个不能回避的理论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即语言研究的时间观问题或者说语言研究方法问题。时间观是语言研究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基础,张普教授在《论历时中包含有共时与共时中包含有历时》一文中讨论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关系问题。文章介绍了国内外所说的两种“时间说”:物理学的时间和进化论生物学的时间。前者是可逆的,后者是不可逆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这样两个观点:一是语言属于进化论生物学的时间,二是就语言的发展而言,历时中有共时,共时中包含历时。此外,对索绪尔所提出的区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观点进行了评论。认为索绪尔的语言理论是建立在共时时间观的基础上的。由于现代科技的加速发展,现代大众传媒早已不是索绪尔时代的传播模式。在信息爆炸的当今,数年间的语言变化显然比过去数十年、数百年的变化都大。张普教授站在索绪尔大师的肩头,分析今天的语言发展变化的情况,主张既要观察语言的共时状态,也要观察语言的历时状态,这样的观察才是全面的观察。共时状态是语言的空间态,历时状态是语言的时间态,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状态来观察分析才是全方位的。就语言而言,语言的时间状态和空间状态都是客观存在的,而语感则是使用语言的人基于言语经验对语言正确与否、得当与否的一种感觉。索绪尔认为语言的共时状态是历时状态的某种投影,而张普教授认为语感是人们对语言的空间状态和时间状态的一种内在把握,是对语言的空间感的认知和时间感的认知。空间感是对要素与关系的感觉,是对语言理据性的感觉;时间感是对要素与关系的流通度或者成熟度的感觉,是对“约定俗成”程度的感觉。这些重要的观点是第三部分——“理论篇”的核心,也是全书的核心。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在本书序言中认可了“既要观察语言的共时状态,也要观察语言的历时状态,这样的观察才是全面的观察”等观点,同时也指出共时语言研究和历时语言研究都很重要,但不等于二者不分主次,如果不这样认识,可能会走偏。语言的共时研究是主要的,只有对语言的共时状态作充分的研究才能很好地建立历时语言学,有语言的自身因素,有语言的外在因素,所以历时语言学有助于语言共时状态的研究,但不能据此准确预测语言发展的走向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建立了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研究的理论体系

《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研究》提出了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的总体构想,并从理论体系、基本方法、系统构成对总体构想进行论述。其中《信息处理用语言知识动态更新的总体思考》一文首次给出了“语言知识动态更新框架系统图”“大众传媒和语言知识的流通度体系结构和标记代码表”“结构化词典知识库的总体构成图”。书中还涉及了动态语言知识更新中的其他一些理论问题,如:怎样看待规范问题?怎么认识控制论与动态语言知识更新之间的关系?语感在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研究中占什么样的地位?在介绍并论述语言规划和语言规范化的有关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基础上,指出信息处理用语言文字规范的两个尚未触及的问题——以“无菌环境”面向“真实世界”,用滞后的知识面对更新知识。

书中还论述了控制论对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的理论支持或方法论上的支持。《关于控制论与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的思考》一文强调了控制论与动态语言知识更新之间的密切关系。张普教授提出一个面向网络时代的语言规范模型,这个模型设想有四部分组成:语言自动控制体系、语言自动学习体系、语言知识自动反馈体系以及社会传媒之中的主页和文本自动检测体系,它们构成“学习——反馈——控制——检测”模型(lfcc模型),简称“学习——控制”模型,即lc模型。从这个模型中可以看到,语言本身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新陈代谢活动。要想了解和跟踪语言的这种代谢过程,必须建立一个模拟系统,以便动态监测语言的变化状态,及时抽取特定时间点上的语言特征,将各个点上的特征连接起来,从而可以近似地描写语言的新陈代谢。lc模型符合控制论的思想,也离不开控制论思想的指导。

四、结语

《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研究》一书呈现给我们一个新的理论——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理论。它将语言研究纳入一个全新的体系,采用控制论的调控手段、社会语言学的检测机制对语言现象进行动态的观测、描述、分析、归纳,从而推动整个信息传播、知识更新体系的循环发展。对于语言本体研究、应用语言学研究,特别是对于语言规划、语言规范化、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的研究,对词典编纂、语言教学、汉语海外传播、语言信息处理、自然语言理解等方面均有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张普.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隋岩.动态流通语料库理论的概念和方法[j].语言文字应用,

社会控制论文范文第7篇

关于质量安全的定义,目前还存在两种争议。一种理解是将“质量安全”视为一个“偏正式”组合词,语意重心是“安全”,其意思应理解为“质量方面的安全”,与“数量安全”形成一组相对应的概念(如英文中的safety和security),如JulieA.Caswell[1]将食品质量分为安全属性、营养属性、价值属性、包装属性和过程属性5个部分,安全属性决定食品是否直接危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营养属性决定食品对于消费者的使用价值,而另外3种属性决定食品受消费者欢迎的程度等。另一种是将“质量安全”视为一个“并列式”组合词,其含义既包括“质量”又包括“安全”,相当于“质量与安全”的意思(如英文中的qualityandsafety),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该定义[2]。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内涵问题上,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定义在不断发展变化。按照国际通行原则定义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指质量和安全的组合,而从我国工作实际和工作重点来定义就是指质量中的安全[2]。2006年,我国颁布实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将农产品质量安全定义为“农产品质量符合保障人的健康、安全的要求”,就涵盖了质量和安全两个方面的内容。钟真[3]等提出了“全面质量安全观”,认为“质量安全”可分解成品质和安全两大属性,安全属性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而品质属性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

2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理论依据与研究方法

农产品市场的质量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问题,政府监管与规制是保证食品安全的有效办法。乔治•阿克尔洛夫[4]最早分析了卖者和买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对质量信号的影响,提出了“柠檬市场”理论;阿克尔洛夫、斯蒂格利茨[5]认为,“柠檬问题”是因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质量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尼尔逊[6]对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的划分为正确认识食品质量信息传递提供了极大方便。国内学者王秀清[7]、周洁红[8]、王可山[9]等较早研究食品安全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的市场失灵问题;李功奎[10]等认为,农产品“柠檬问题”的存在造成高质量农产品市场的萎缩,高质量农产品市场难以形成;周开宁[11]等学者对农产品市场中质量信息不对称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研究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方法主要有基本分析法和技术分析法两大类[12]。AntleJM[13]讨论了治理结构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提出了有效食品安全管制原理;周德翼[14]等论述了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是信息管理的成本收益问题;陈小霖[15]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演化博弈模型;李长健[16]提出了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农产品质量安全影响因素的思路;郭晓东[17]等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新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价;宋英杰[18]等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扩散过程中政府管制的影响因素。

3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顶层设计及问题

“十一五”期间,我国相继制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和与之相配套法规和规章,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明确了农业部门与其他部门的职责分工,逐步建立了农产品质检体系、执法监管体系和标准化生产体系。“十二五”期间,构建和完善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检测、认证、风险应急和执法监管五大体系,改革和完善了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进一步明确了农业部门对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管职责,形成了部、省、地、县、乡五级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健全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全过程监管体系”。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建立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信息平台,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健全风险监测评估和检验检测体系。目前,我国农产品安全监管体系实践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体系、执法监督体系、农业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认定认证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等方面的缺陷[19-21]。在农产品安全监管体系优化对策研究中,陈锡文[22]等从构建我国食品安全科技支持体系、检验检测体系等方面开展研究,提出构建政府监管、企业监管和部门监管的“三管齐下”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孔翔玉[23]提出加强监管主体(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监管工具(法律、技术等)、监管客体(食品生产和销售部门)和监管目标(食品安全无害)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优化对策。

4大系统控制理论在社会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控制论较早作为系统科学的应用研究,1948年维纳(N.Wiener)出版了《控制论》,1954年钱学森出版了《工程控制论》,随后学者们进一步发展和拓展了生物控制论、经济控制论、社会控制论和人口控制论等。其中,经济控制论是控制论在经济管理中的运用,它研究复杂的经济客体和把经济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管理,是以系统处理和系统分析作为研究方法论的基础[24]。在理论方面主要涉及和发展了大系统的建模与辨识、大系统模型的简化、大系统结构特性的研究、大系统稳定性分析与镇定、大系统的协调与优化控制等[25-26]。其中,大系统分散控制是社会经济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研究方法上出现了多种学科的综合,特别突出与神经网络信息系统等的创新结合[27-28]。我国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大系统理论及其应用。1977年,中国科学院发表了国内第一篇“大系统理论及应用”论文。涂序彥[29]认为协调控制理论中的多变量协调控制理论和大系统协调控制策略能够广泛应用于电力、食品等系统;郭峰[30]运用大系统控制研究房地产预警系统;徐浩[31]运用大系统方法构建了动态的、自适应的重大突发事件处理系统;王安华[32]等运用大系统多级递阶控制技术研究气田管网安全应急调度问题;杨运峰[33]运用系统控制理论研究矿业煤与瓦斯防治问题;李志刚[34]运用大系统控制理论研究天然气产运销系统控制模式;杨乾[35]运用大系统控制论研究天然气产销协调控制问题。

5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理论与方法、顶层设计及问题分析等方面对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问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在研究方法上,前人的研究主要采用定性方法研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定量研究的成果很少,只有部分学者利用调研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政府监管的影响因素与监管效果进行定量分析。实际上,农产品全程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虽然个别学者提出了运用系统论进行研究的思路,但并没有开展实证分析;而大系统控制理论已在经济管理系统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以系统处理和系统分析作为研究方法适用于对复杂网络系统的相关研究。

社会控制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我们历来把传播学划分为两大派:经验主义学派和批判学派。近来读了陈卫星和胡翼青的书《传播的观念》、《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很受启发。我赞同他们将传播学划分为三个学派,虽然表述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总的看法相同。陈卫星划分为经验-功能、控制论、结构主义方法论三个学派;胡翼青划分为经验主义、技术主义、批判主义三种研究范式。

这样的划分对于深刻理解传播学很有必要。过去把技术主义控制论方向的传播研究大多归到经验主义学派,也有的被归到批判学派。其实,它与这两个学派的思路很不相同。在新媒介技术急遽发展的当前,这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到了应当独立看待的时候了。

斟酌用词,“批判学派”之说,难以显示出所指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概括得过于笼统;“结构主义方法论”,体现不出该学派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即追究表象背后的权力因素。“经验主义”亦没有完整地表现出这个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技术主义的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三论”,特别是控制论。出于以上的考虑,我使用“经验-功能”、“技术控制论”、“结构主义符号-权力”这样的表述,从方法论角度将传播学研究划分三个学派,与陈、胡的划分依据差不多,有些地方略有不同。

传播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理论条件

为说明学派的划分,需要讨论传播学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理论条件。自从人类文明以来,信息的传播并没有被当作一种专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任何学科的发轫都源于社会关注,而任何社会关注来源于重大的社会变迁。

传播得以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只能追溯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从照相术、电报、电话、电影的发明和普及,到20世纪广播、电视的发明和普及,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对世界的感知。人的关系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如何使用新传媒的问题。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情景几乎同时浮出水面,即工业国家城市人口的急遽增长。这类人口的增加,意味着读和写的传播成为必需,因为生活在城市的人比生活在乡村的人有更多和更复杂的信息需求,他们要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信息,以满足工作、生活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工业化激起的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以及迅速的城市化,促使人们必须关注传播。因为一系列新的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形态、内容、方式等等,均已明显地影响到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经济形态和创新模式的发展与变化。

如果从古代学者那里找寻关于传播现象的论述,总会有一些。但是作为现代传播学的较为直接的学科思想先驱者,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的三位代表人物,即杜威(JohnDewey,1859-1952)、库利(CharlesCooley,1864-1929)、帕克(RobertPark,1864-1944),以及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er,1857-1913)。还有一位优秀的记者李普曼(WalterLippmann,1889-1974),也在20世纪初为后来的传播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

杜威是库利、帕克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只有通过有机系统内循环的信息分享,社会生活才有可能。科学最终要汇集到能够产生相互理解、允许产生合作行为的传播当中。他把大众传媒看作是社会变迁的工具。

库利的“镜中我”理论,把人通过别人认识自己视为人的社会化过程,而传播是这个过程的惟一关键要素。新的传媒修改了传统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反应,改变了个人的日常生活概念。他于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一书,是第一本关于社会传播的专著。他和另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米德(GeorgeMead)共同创立了关于社会信息交换的“象征互动论”。

帕克是最早研究报纸的理论家,他在20多年中通过报纸持续考察不同种族背景的社会群体在美国社会的同化、移民整合问题。他认为传播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所在,它创造着和维持着社会。他提出了传媒与舆论如何相互影响、人际网络如何与传媒连接、媒体如何促进社会变迁等后来传播学的前沿问题。

他们三人将对传播的研究,建立在社会统计和现象观察(行为科学)的基础上,把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相融合,不仅把传播视为信息传递的过程,而且看作是一种文化建构的符号象征过程。他们深信传媒技术革命对社会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他们为后来形成的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提供了较为直接的学科方法论,也为后来形成的“技术控制论学派”提供了认识前提。

语言是任何传播的基本符号体系。索绪尔创立的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打破了以前语言学从历史根据上探索意义的研究传统,把具体的语言看作是某一民族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和传统的表意规范,人的思维和信息的传播,受制于抽象的语言系统,而这个系统通过教育而内化在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当中。这种认识框架成为后来“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的认识前提。

李普曼作为经验丰富的记者,凭借其敏锐的观察力,在他1922年出版的《舆论》一书中,天才地谈到许多深刻的传播问题。他谈到人头脑中的图景与真实的世界存在差异,“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制作的图像。”因而,人们已有的头脑中的世界,影响对新接受的信息的理解。他还谈到现代传媒笼罩全球的情况下,人们除自己的五官接触之外,其实生活在传媒提供的信息世界中,这个世界与真实的世界是有差别的。他意识到宣传充分利用了这种传播现象,“在一个人创造出他认为明智而可取的虚拟环境之前,必须限制他接近真实环境。”“为了进行宣传,就必须在公众和事件之间设置某些障碍”。[1]现在传播学的许多理论、模式,似乎都能看到李普曼当年论证的影子。

说到这里,我们实际上已经谈到了传播学的三个学派: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追溯这三个学派的理论起源,往往有些模糊,因为传播现象贯穿人类的整个历史与现实,不是可以清晰地分门别类的研究对象,各种学科的学者,都对传播现象有兴趣,都有一些研究成果。往往有这种情形:什么都是,便等于什么都不是。所以,传播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合法性,经常受到质疑。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承认传播现象确实越来越需要给予科学的解释和把握,因为我们已经处于信息社会。

传播学提出的概念、问题引发了大量的争论。和其它人文和社会社学一样,传播学的每个学派或理论之间经常明显对立,每个学派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流派,就是学派的划分、称谓也很难统一;而且,传播学的某些话语,经常未经适当的评估就被追捧为一种理论。例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机智的比喻、尤尔根·哈贝马斯“传播(交往)行动理论”的建构,在传播学的叙述中常被等而视之,使人们难以判断哪一个更深刻地影响了传播学的研究方向。正如法国传播学者马特拉所说:“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像传播学这样被很多人认为:这里只有广泛的想象,一切有待建设。”[2]

关于经验-功能学派

所以用这样的称谓,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是根据多数人的生活经验、感受来探索传播现象,并且根据多数人的经验以及某些先验的认识,来确定传播的社会功能。

现在的教科书上,通常谈到施拉姆(WilberSchramm,1907-1987)说的“四大先驱”,即拉扎斯菲尔德(PaulLazarsfeld,1900-1976)、霍夫兰(CarlHovland,1912-1961)、拉斯韦尔(HaroldLasswell,1902-1978)、莱文(KurtLewin,1890-1947。德文的姓“lewin”怎么发音也不该译为“卢因”)这四个人。若从学派方法论的开创性看,前三位可以视为传统的开创者。莱文最早提出了传播的“把关人”理论(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没有说?”),他的主要工作是社会学方面的群体动力研究。

拉扎斯菲尔德1940-1948年在美国三个县进行关于传播的调查。其中在俄亥俄州伊利县(Erie)关于大选的调查报告《人民的选择》发现:人们接受信息时存在选择性注意和选择性理解;传媒的信息通常经过人群中的信息活跃分子(舆论领袖)再传递(二级传播);传媒影响选民有三种模式,即活化(激发潜在的倾向)、强化(固定已有的意见)、转化(影响缺乏主见的人)。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诸多因素渗透到传播现象的研究中,从此形成传统。

霍夫兰在二次大战后期和战后,为美国军方的战时宣传进行了一系列心理控制实验,被研究对象达4000人。他提出了信息源条件、说服者条件、信息本身的条件、说服过程等诸多观点,把说服过程当作日常生活经验的重复来进行说服程序的设计。他谈到,人们真正恐惧的不是已经确定的事实,而是不确定和无法知晓的事实。他的研究为后来各种社会想象的心理游戏设计提供了思想基础。

拉斯韦尔1927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一次大战中宣传所使用的符号,并且一生关注着传播问题。二战中他提出,其后在1948年的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完善的传播的“五W模式”,尽管有许多缺陷,但它的意义如英国学者博伊德-巴雷特(O.Boyd-Barrett)所说:“长久以来,这一公式帮助我们限定了传播研究的基本问题。它的价值在于,它包含了对生产、内容、传递和受众的有力强调。”[3]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引导人们研究传播活动的一种便捷的思路。

在同一篇论文里,拉斯韦尔还论证了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环境监测、社会协调、社会遗产传承。第二年,社会学家默顿(RobertMerton)和拉扎斯菲尔德在他们的论文《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提出传媒具有的三大社会功能:赋予社会地位、强化社会规范、麻醉精神。关于传播功能的研究,由以上几位学者奠定了基础,后来出现多种理论。

1949年,施拉姆将这些关于传播的观点加以整理。至此,经验-功能学派的方法和理论框架大体形成。“传播学集大成者”的头衔对于施拉姆来说,仅在整理的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他主要是一位传播学教育家,在传播和推广传播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验-功能学派的基本研究方法,可以早期对“火星人进攻地球”事件的研究为例。事后,人们希望找出导致听众把广播剧作为真实的新闻加以接受的心理条件和社会情境。于是,坎垂尔(HadleyCantril)领导了这项研究,研究方法包括抽样调查(前后共两次,一次是CBS一周内的调查,920人;一次是一家舆论研究所6周后的调查,数千人)、个人访谈、报纸报道的分析(全国报纸3周内的1.25万篇报道)。

调查通过各种方法的相互验证,确认有大约600多万人收听了该剧,其中100多万人受到惊吓和发生连带行动。排除其他因素,受到惊吓的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非常信任广播;他们中的多数属于低收入和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他们都相信专家;他们中的多数笃信宗教,因相信世界末日的到来而认为广播剧是真的。没有受到惊吓的具有批判能力人,根据经验,或与其他信息对照从而确认广播的内容不是新闻。

通过抽样调查,从少数被调查者推论整体,其中设定一系列社会学的分类,诸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等。加之个人访问和对报纸报道的分析,从广播听众所处的社会阶层、信息接受差异,分析如何造成了他们对信息理解的差异,进而确定社会关系与受众对广播的反应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等等,这些就是经验-功能学派基本的、经久不变的研究方法。通过探讨一个变量与另几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帮助人们认识可以重复发生的传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这个学派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传媒的传播效果展开。70年代以后,一系列更精致的关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传者和传播效果方面的新的理论假设和传播模式出现,除了仍然注重短期传播效应,同时也重视长期传播效应,更多地顾及道社会环境、价值取向的动机对传播的影响。形成了实验(主要是控制心理实验)、调查(主要是抽样调查)、文献分析、实地了解四大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比过去完善了,但依然是实证的。

经验-功能学派的认识前提是:确信整个世界是有序的;存在个人规律和社会规律;行为规律可以观察和测量;任何行为都有可以理解的原因;行为可以汇总统计;经过科学论证的抽样样本可以推断总体和依此预测未来。基于这样的观念,实证研究成为经验-功能学派的基本研究方式,其特点是:研究对象必须是可以感知的传播现象、对象可以被精确测量用以说明规律、规律性的现象可以重复、研究中严格保持价值中立,不先入为主。因而,这个学派得出的规律性“事实”来自被试者多数的经验或体验,或者如陈卫星所说:“事实是经验的囚徒”。[4]

实证研究对于分析具体的传播现象是很有效的,能够得出较明确的结论,也有助于处理现实的问题。这种方法是从牛顿的传统物理学那里,经过法国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的改造而在20世纪引介到传播学的。但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物,人具有复杂的思维和情感,一旦把物理学的研究方法用于与人的思维和情感相关的事物,就把复杂的东西不可避免地简单化了。

经验-功能学派具有杜威实用主义的明显特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们认为,人类传播学知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来源于多数人经验的自明。它的研究方法是客观的,形式上价值中立,但是被调查对象不会是客观的,是有观点和有情感的。

鉴于这种研究方法的实证特点,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通常得到私人企业或政府的赞助,把学术研究和政治利益、商业利益相结合。因而,它的要旨是通过实证研究找到社会管理传播的技术,或经营传播业的技巧。它的研究成果表现为客观的话语,但是同时无形中塑造着通过传播的社会认同、制度性秩序。它实际上寻找的不是客观真理(规律),而是不同传媒的受众某种共同认同的东西,以便更充分利用这种资源,达到最大限度的政治控制或最大限度的市场开发的目的。

技术控制论学派

工业革命之初,伴随着机器的产生,人们对机器的神奇想象就开始了。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便是这种意识的哲学反映。20世纪40年代,工业国家的报纸进入成熟的大众化时代,电报、电话、广播普及,两次世界大战中电子信息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通信设备发展的基础上,借助神经生物学刚刚取得的染色体遗传信息的许多概念,“信息”转变成为一种可计算的通讯符号,一种专门的信息数理理论得以诞生。如果说芝加哥学派关于传媒形态对社会的影响还仅仅是一种假设的话,信息通讯理论则是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直接理论来源。

当媒介(机器)作为信息的载体越来越强大时,社会机器化,把人的行为按照机器活动的原理来理解或者努力让机器拟人化,像人一样思维和传递信息,人与机器对话,等等,这些畅想导致科学上的一些成果,诸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等,它们从自然科学角度论证传播现象,不仅为经验-功能学派提供了传媒功能的认识模式,也启发了一批又一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关注媒介(机器)本身如何影响社会和人的发展,构成了传播学的又一个方法论学派。

从字面上看,当然首先是信息论与传播学研究肯定相关。1949年,申农(ClaudeShannon,1916-2001)在他的论文《通讯的数学理论》中,论证当时美国正在试验的计算机原理。这篇论文被视为信息论的奠基之作。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传播,写道:“通讯的基本问题是通信的一端精确地或近似地复现另一端所挑选的消息。”[5]通信的数学理论对于从精确科学向传播学领域的模式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了“信息”的概念:信息就是能够用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的东西。他为此提出一个机器对机器或人-机-人通信的传播模式,即著名的从信源到信宿的“五W+噪音传播模式”。

这个传播模式给人的启发在于,传播不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而是涉及信息、信息传递、信道、编码、解码、再编码、信息冗余、噪音等等的问题,在传播的双方或多方之间,存在由信道和噪音决定的制度性调解。噪音和信道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的工具,一旦实现对其的独占,他人的沉默无声将可能变成为一种制度性规范。

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中,控制论思想起着核心作用。就在申农发表他的著名论文的前一年,他的老师维纳(NorbertWiener,1894-1964)发表了《控制论或动物和机器的控制与通信》。这篇论文和他1949年发表的《人有人的用处》,奠定了控制论的理论基础。

控制论重视的是原因对结果的决定作用。维纳写道:“只能通过消息的研究和社会传播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6]他把传播看作是社会的神经系统,一种结果的原因。从一个人到一个社会都是一种系统,系统的存在和维系,在于信息的流动。他用“反馈”的概念说明信息流动的特点,即通过不断的信息“接受-反馈-接受”调整自身,保持人或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如果一个系统与其外在环境不能或很少发生交换关系,这个系统就可能处在内部混乱、解体的境地。因而,开放的系统肯定有积极的信息交换,不断注入原来没有储备的信息。他的这个观点补充了申农传播模式所缺少的“反馈”这一环节。他采用了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RudolphClausius)研究热力学时提出的“熵”的概念。熵,表现为自然的冗余、信息的丢失、噪音、误差或失真。只有通过信息的交流,获得负熵,消除无序,才能够克服熵的破坏趋势。因而,熵是对一个系统的信息组织水平的度量标准。

控制论的另一个概念是“系统平衡”。如果一个系统由于环境变化而导致正常状态的严重偏离,那么它就需要信息的充分交流。对一个社会而言,社会反馈是社会控制的要义。倾向于稳定的社会其实正是信息交流丰富的社会。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传播者要对反馈做出积极的反应和调整,任何管理程序都包括这种不断的反映和调整。“有效的生活,是和完全充分的信息在一起生活。”[7]马特拉在描述控制论对信息的认识时写道:“信息必须能够流通。信息社会只有在信息交换无障碍的情况下才能存在。这个定义与禁止或保密、接近信息的不平等,或把它变成商品,都是不相容的。”[8]

系统论最早是由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vonBertalangffy,1901-1972)提出的。正是系统论给予了控制论和信息论以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的思想,把研究对象视为有动态反应的整体。找寻一种从整体上的理解,比仅仅从物理或智力现象上简单分解更重要。在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研究中,系统论思想发挥了显著的整合传播现象的作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索勒普尔(IthieldeSolaPool)通过分析有线电视技术对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系统理论。

随着传播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作为一种方法论学派,技术控制论的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传播学研究方面显示出后继勃发的态势。从信息论出发,从40年代起出现了传播通道理论,产生这种研究兴趣的背景,是如何理解大众传媒和技术意义上的通信对时空跨越所产生的多样化现象。传播中时空关系和形式移位,通过申农的传播模式得到了象征性表现。一位学者谈到申农的这个传播模式时说:“媒体有助于改变时空关系的程度并不依从于它所携带的内容或‘信息’,而是依从于其形式和可再生产性。”[9]

循着这个思路,传播学发展起来一个很大的研究领域,即传媒形态的变化发展,如何影响社会和人。这是从传播媒介技术形态的角度研究传播现象。这个思路从芝加哥学派到“三论”的阐发者,还只是作为一种认识被论及,它的第一位专题研究者是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roldInnis,1894-1952)。他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帕克曾是他的老师。他在1950、1951年出版的两本著作《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采用经济史和文明史的角度,从纵向的历史谈到横向的现实,反复论证了一个基本观点: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0]他把传播技术视为政治和经济进步的基础。

英尼斯之后,麦克卢汉、梅罗维茨、利文森依次成为媒介形态研究的代表人物。20世纪60年代,英尼斯的学生和同事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由于在《理解媒介》等几本著作里提出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观点而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了传播内容高于内容载体的传统认识,他要把人们“从对媒介影响的麻木状态中唤醒”。[11]他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观点,以及“地球村”的概念。除了信息传播的媒介,交通工具也被他看作“媒介”。一般人将媒介看作是物理的或技术的,他认为媒介的形态比其传递的内容更重要,一种新媒介问世,不管传递了什么内容,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些变化。媒介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象征,不仅传递信息,而且告诉人们存在着什么样的世界,通过改变我们使用传感系统的比例来改变我们的性格。鉴于电子传媒的普及,他认为整个地球的时空已经缩小成一个村庄,“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地球村”[12],尽管那时的传播科技还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

美国学者梅罗维茨(JoshuaMeyrowitz)1985年的著作《消失的地域》,通过研究电视这种媒介形态,论证了媒介本身如何成为一种环境。例如在电视新闻中“现场”看到刺杀总统的画面、在娱乐节目中看到“现场”采访的某一名人,从而改变了每个人的“亲身参与”对于经历社会事件的重要程度,人们下意识地受到传媒所建构的情境的影响。他写道:“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由此可见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13]对于公众来说,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或向往的名人,自己处在什么地点已经不重要了。

被称为“媒介哲学家”的美国学者利文森(PaulLevinson),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软边缘》中,多少使传播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走向折中。他认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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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本身基本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它们的出发点是承认非人的生物体、计算机、人类社会和思维之间存在相似性。从这样的认识前提出发研究传播,看重的是人机交流的物理功能设计和传播过程的技术特性。此后几十年,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循着这样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传播的工程技术理论。广义上,他们的研究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很大的领域,但与人文社会科学距离较远。而传播学关于媒介形态对社会影响的研究,是“三论”关于传播的观点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延伸。在新传播技术急遽发展的当今,这种研究显现出有力的生机。

这种研究开扩了一个重要的传播学视角。但是,如果过于极端,也会导致“电子乌托邦”和诸如“因特网带来美好世界,迎来一个健康的直接的民主时代”等等幻想。因为这些观点忽略了传播科技以外的因素对社会的影响。在赞美“媒介即讯息”这个观点的丰富内涵时,还要想到:各种传媒形态这些技术表现是人创造的,大多数传播活动是人有意识的信息行为,人是传播的主体。在这里需要引证一位传播学者较为全面的观点:“认识到人类传播系统事实上是一个复杂的有适应性的系统,我们就能看见所有形式的媒介都生活在一个动态的、互相依赖的宇宙中。当外部压力产生、新技术革命被引入以后,传播的每一种形式会受到系统内部自然发生的自组织过程的影响。”[15]

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这个学派论证的前提是:人的思维和信息的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换句话说,任何传播都早已被“结构”了。于是,不论论证何种传播话题,都可以将整体的研究对象划分为相互制约的不同部分,强调某个部分的意义受制于其他部分。这样思路的研究中,又以揭示传播中符号背后的权力(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权力)背景的居多。

这个松散的“学派”包括具体的学派有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派等等,以及一些很难归纳到某个的学派的著名学者。

法兰克福学派与经验-功能学派在1938-1939年有过一次合作,而后分道扬镳。当时,阿多诺(TheodorAdorno,1903-1969),应邀参加由拉扎斯菲尔德主持、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内容是美国商业广播音乐的效果。他认为赞助人明显地忽略了“谁”播出、“怎样”和“为什么”播出,并反对将文化进行量化分析。他回忆说:“当我被要求‘度量文化’时,我第一个念头是,文化精确化的条件可能就是排斥能够度量它的思想。”[16]他在研究中批评广播音乐堕落为日常生活的装饰品,斥之为“欺骗快乐的乐观艺术”,认为艺术已经被整合到一种权力系统中。

他和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1895-1973)一起创立了文化工业理论,全面批判被工业流程化了的大众文化,认为它们都是技术理性的产物,像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或都市复兴计划一样,经过有组织的策划和管理生产出来,而技术理性就是统治本身。他们关于文化和技术文明的分析影响了几代人。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1898-1979)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进一步指出:大众传媒消灭了思想的丰富性和人的多样性,广播、电影、电视、广告等现代科技的产物,无孔不入地挤进公众的内心深处,消灭了从思想上颠覆和改变现状的文化。现在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JiirgenHabermas,1929-)写了比城砖还厚的一系列著作,揭示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他把这个过程称为传媒的“再封建化”。他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描绘了关于传播的一种理想化的模式。

在美国,从申农提出通信模式以后,一些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很快形成了“旧金山市郊学派”(PaloAlto)。他们反对线性通信模式,宣称数学方法应该留给那些电信工程师,这是他们设计的,也应为他们所使用。而人类的社会传播,应该有社会科学用自己的模式来研究。因为哪怕是最小的互动情境都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在一个线性模式中用两三个变量实现。传播研究必须意识到系统的复杂性、多条件性和循环性。后来,这一小学派重点发展了传播空间接近性的研究。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作为一种传播因素,认为传播内容受传播各方关系的制约。交流的地点、时间,本身带有一定的内在无声信息,其代表作是爱德华·霍尔(EdwardHall)195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无声的语言》。

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于1964年成立文化研究中心,形成英国文化学派。这个学派有多位代表人物,其中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1932-)于1973年写的《编码/解码》,分析了传媒产品制作、发行、传播/消费和再生产的每一个阶段,生产程序和形式,以及存在条件。他认为,传媒扮演着意识形态的角色,传媒产品生产的四个阶段相互联系,并受制度权力关系的制约。这个思路后来成为批判性分析电视传播的理论前提。

1966年,英国莱斯特大学成立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形成英国政治经济学派。该学派的默多克(GrahamMurdock)和戈尔丁(PeterGolding)1973年发表的《呼唤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一文,被视为该派的纲领性文字。他们还于1997年合作编撰了两卷本的《媒体政治经济学》。他们从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入手分析,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统治阶级获取了对知识、信息和社会形象传播的控制权,因此他们要通过媒体来保障利益和带来这种利益的社会制度。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传播的还有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一些著名学者。他们的研究视角又可以划分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制度经济学三大类型。

在法国,从研究传播符号来审视传播成为一种传统。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1918-1990)认为,概念、词句在不断的复制、重组过程中贯穿着意识形态(这里指人们有意无意中共同接受的规范、传统和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促使人们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自然地思考和行动,使话语的统治权力合法化。

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巴尔特(RolandBarthes,1915-1980)以对符号的研究,体现了这种泛意识形态的观点。他以报刊上的照片为例,诸如一位穿着法国军服的黑人士兵在向法国国旗敬礼、一位法国将军向独臂的塞内加尔人授勋、一位修女将杯子递给卧床不起的阿拉伯人、一位白人校长给一群神情专注的黑人小孩上课,等等,都明显地带有意识形态。他称被符号固定了的内涵为“神话”,而符号学就是要“去神话”,揭示符号的实质意义。

文化的宏观表现形式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符号。法国学者福柯(MichelFoucalt,1926-1984)在一系列文化符号学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知识的提取、占有、分配与保留。通过知识的制造和传播,获得了行使权力的权利。因而权力是具有说服效力的,人类科学产生出的知识和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权力”是指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传播中体现的权力与日常生活共存。传播的话语规则体现了话语的社会结构,表明谁可以讲话,可以讲多少,可以讲什么,以及在什么场合讲。只要我们想想人们对于电视“上镜”的向往,对于影像中明星的渴望,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传播”是“权力认可的仪式”了。

荷兰符号学家梵·迪克(TeunvanDijk,1943-),对“新闻”这种传媒上最常见的信息进行了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试图说明新闻的深层“意识形态”成份。新闻话语的多层级结构特征,决定了受众一般只能得出既定结构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其他的解释框架,会被使用到反面的解释中。他指出:记者在以职业的新闻价值标准制作新闻时,实际上不断复制着社会的话语,无形中将与事实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价值观内涵其中了。“我们的新闻、新闻制作和报纸已深深地被他们为有效地以一套固定程式收集每天新闻而编织的那张网所束缚住了。”[17]

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反对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搬用到对人的传播现象的研究上,承认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是有思想和主观能动性的人,把传播和传媒置于历史、社会、文化的背景下研究,把传媒视为有一定价值倾向的中介,因而视野广阔,具有很强的理论思辨色彩。由于这个学派分散和个性化较强,观点带有较多的个人生活背景和书斋研究的特征。

这个学派的理论是颇为深刻和犀利的,它给人带来的启发也是多方面的,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某种弊病,也不是为了纠正传播结构,而是进而怀疑现存秩序下人们所理解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全然不相信社会由以建立起来并提供给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其次,他们无视大众传播在技术和形态上发生的重大变化,较少对传播的新环境做出新的有力论证。第三,他们的批判本身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例如他们关于传播符号意识形态属性普遍性的结论;在如何看待传播技术上,忽略甚至是故意忽视技术的发展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

简单的三派比较分析

如果比较这三个学派,那么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着眼于“符号-认识-权力”之间的相互运作,关注传播制度、传媒意识形态性,以及传媒对人的异化和控制。经验-功能学派着眼于既定的政治、经济目的,关注发现能够切实解决具体传播问题的方法,或能够对传播现象加以科学解释的规律。技术控制论学派,着眼于媒介机器与人的交流设计,关注不同媒介之间对社会影响的比较和新媒介对社会影响的前瞻研究。

为了简明起见,现在将胡翼青的一个表格[18]略做改动,将三个学派的特点简单表述如下:学派理论基础研究核心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立场

经验-功能学派实证主义传播效果经验主义微观保守

技术控制论学派技术主义传播技术与社会文献与思辨宏观激进

结构主义符号-

权力学派

批判哲学传播与社会哲学思辨宏观激进

传播科技发展的当今,传播学的三大方法论学派已经开始交融,出现了后实证主义、解构主义、新传播效果理论等等融合各种研究方法的研究;“软媒介决定论”出现本身,也在说明技术控制论学派在变化,不再是以前了。传播学需要跟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更新,充分体现当代社会的信息性特征。因为今天的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传播媒介包围的环境中,需要寻找一种认识框架来界定人与人之间、人与传媒之间的关系,传播关系成为社会关系,成为人们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方式,甚至成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

我们在五官所及的空间,生活在较为实在的世界,这个世界很小;而在五官难以直接触及的广大领域,从看不到的地平线之外到整个地球,我们其实生活在传媒为我们设定的世界。于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传播被划分为信息发送者、中介、信息接受者三个环节。传播学主要研究的就是实在的世界和传媒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技术中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传播不是单纯的技术过程,其中有可能存在传播的中介被利用来操纵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所有现存的社会结构,都会致力于维护社会行动者的信息贫乏和无知,或通过媒介的异化来维护社会稳定。对此,我们应有所警觉。面对这种情形,三个方法论学派的任何一个,都难以充分阐释如此丰富和复杂的传播现象,需要在方法论上相互补充,因为组合的整体力量大于分散力量之和。

注释:

[1]李普曼《公众舆论》,第35、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2]A.Mattelart:TheoriesofCommunication,BiddiesLtd1998,P3.

[3]博伊德-巴雷特、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第89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

[4]陈卫星《传播的观念》第64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罗杰斯《传播学史》第44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6]维纳《人有人的用处》第8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中文版。

[7]维纳《人有人的用处》第9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中文版。

[8]A.Mattelart:TheoriesofCommunication,BiddiesLtd1998,P50.

[9]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6页,三联书店1998年中文版。

[10]伊<英>尼斯《传播的偏向》第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

[11]莱<利>文森《数字麦克卢汉》第28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

[12]埃·麦克卢汉、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第39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

[13]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第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14]利文森《软边缘》第2-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15]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第24页,华夏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

[16]A.Mattelart:TheoriesofCommunication,BiddiesLtd1998,P59.

[17]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第134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

社会控制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二阶控制论;反身性;理解性学习;倾听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0)09―0012―03

一 引言

在与“是什么、为什么和怎样做”发生联系时,与教育技术关系最紧密的是“怎样做”,教育技术主要是解决“怎样做”的问题。怎样进行教学是教育技术的本质,研究怎样进行教与学的活动是教育技术的核心课题。[1]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原动力是学与教理论的进步和创新。那么,我们如何延伸研究教与学理论的触角,逐渐实现传统教与学理念的转变?在此,笔者将借鉴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论之“二阶控制论”,深入探讨了一种新型的教学理境,呼吁理解性学习与倾听式教学的开展,以期重建新型课堂教学的可能,逐步在教学实践中形成新的研究性教学观。

二 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论:二阶控制论

二阶控制论的认识论是一种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其关注的重点是观察者如何在跟系统的互动中建构有关该系统的模型。研究教育中的控制系统论的代表人物是斯德厄(Steier),他曾十分形象地描述了两种不同的控制论观点并对它们进行比较与分析(图1、2)[2]。

斯德厄(Steier)认为在早期的控制论中,作为研究者的“我”主要研究自然场景或人为引发场景中的他人并试图建构有关他们真实性的模型。这就是说,他人建构自己的真实,而“我”则查明其意义。而在二阶控制论中,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我”则是从另一种控制认识论的观点出发,研究他人建构的理解。根据这种控制论系统观,“我”不仅研究他人建构的真实并试图查明其意义,而且指引“我”自己行动的设想、目的和意图也同样清晰地呈现在“我”有关另一人的理解的想象中,而且在“我”试图理解他人真实性的同时我也考虑有关他人体验的这些方面。显然,二阶控制论强调研究者在研究他人过程中的反身性(Reflexivity)。研究中的这种反身性不仅意味着你清楚自己的进入有助于创设你所希望研究的行为,而且反身性还包含着你对自己研究领域的理解,如何在自己的研究行动中表现出这种理解,你的行动对你所希望研究的他人行为的帮助以及你对他人行为的观察是如何影响你对该研究领域的理解的。[3]由此,控制论的研究从对被观察系统的控制导向转换为关注进行观察者,也就是说,控制者将控制转向自身。概言之,在二阶控制论中,“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是从另一种控制认识论的观点出发研究他人建构的理解。

三 教与学理念的转变

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论之“二阶控制论”强调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我”要从另一种控制认识论的观点出发研究他人建构的理解。此方法论可谓“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亦与德国知名的社会学家卢曼(Luhmann)提出的二阶观察(second-order observation) 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笔者认为,基于客观主义的传统研究方法观察自然界的物体时,采用的是一阶观察方法,这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若走得太远,如推广到人就显得力不从心,即是后现代所批评的可以看到整个实在的绝对神眼观。此时,考虑到反身性的二阶观察(或“二阶控制论”)就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如教学中教师势必考虑学生是如何思考的,但也提请注意“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毕竟我们都不是“沙陀利” 。这里,笔者试图借鉴该方法论,针对学生的“学”与教师的“教”,提出新的教育实践理念。

1 理解性学习:“接受”转向“反思”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的学习几乎完全属于“被动接受模式”。该情况下,学生要么被教师牵着走,要么被置于观众或听众席上,没有质疑发问的机会,没有展现自己的条件。久而久之,多数学生对于知识的学习就逐渐养成“接受”的习惯,他们会被迫传递式地记忆理论、公式、概念、解题的套路等,而不会主动去“反思”知识的来龙去脉,不去思考那些所谓的已经获得的知识是如何形成和解释的。这将导致学生在以后处理更多实际问题时缺乏举一反三的思维能力,因此也将严重导致整个社会创新型人才难以脱颖而出。

我们知道要彻底、明晰地理解知识的意义,不仅需要“知其然”(know what),更需要“知其所以然”(know how),即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要明白所学知识的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反思知识,深入理解知识的本质和内涵,形成自己对知识的独特建构,以指导自己进一步习得和运用知识。在达克沃斯看来,“理解”才是教育、教学的根本目的。[5]所以,今天的学生更要增强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的主人翁感,在学习中逐渐养成积极思考的习惯,逐步形成批判性的思维能力,而不是简单的、一味地接受现成的知识,养成盲从的习性。此外,学生不应该仅局限于个体学习,还必需学会和其他同学进行有效的沟通与合作,组成一定的“学习者共同体”。通过这样的途径,学生彼此之间得以相互了解和观察,由此他们会发现对他人行为的观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己对该知识的理解,这样会在某种程度上促使自己进一步进行反省型和理解性学习。

正如“二阶控制论”所描述的,“二阶控制论使我们作为观察者对我们自己的观察、表述和解释负责,并从情境脉络的角度认识我们的认识活动镶嵌其中的多种限定关系。总之,我们必须关注自己是如何建构我们的认识和行动系统的。”[4]由此,现时代的学生必需在学习过程中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学会分析、阐释所学习的内容,彻底清楚自己对知识的建构,并关注自己的思维方法和认知策略,充分调动自身的主体意识和元认知能力,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要之,学习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学习者要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通过与教师和其他学生的互动,建构知识、选择信息、反思内容,在互动的过程中超越自身知识的局限性,形成更为全面的理解。

2 倾听式教学:“灌输”转向“倾听”

现行的学校范型是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而诞生的,它伴随着工业化时代对人才的需求而逐渐定型。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按不同学科的要求,随着年级的升高,传递客观难度递增的预定知识,对学生进行加工,即进行人才的培养。某些教师只是简单地、直接“灌输”给学生现成的知识,这将导致知识意义的丧失,以及学生内在认知动机的抑制、教学与生活的脱节等问题的产生。此外,教师一直采用将学生掌握的知识量兑换成考核分数的评价机制,即非常关注学生的分数,关心学生显性的学习结果,从而忽略了学生个体的思维习惯、思维方式、思维过程以及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情况,最终导致教师不能够在教学中实行因材施教,这将为从根本上促进课堂整体教学效率的提高制造了一个障碍。

在上述“二阶控制论”方法论的启示下,我们要知道,现时代的教师不仅应该关注学生显性的学习结果(例如学到了多少东西,学生的答题正确率,测评时的分数等),更需要的是要学会“倾听”学生的解释,了解学生的学习和思维过程(例如如何学习的策略),意即广大教师要真正扮演好“二阶控制论”中作为研究者的“我”的角色。只有这样,教师才能从根本上了解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进而适时地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以及教学进度,以更好地引导学生对知识的建构和掌握。

具体而言,教师的“教”需要体现如下三个方面:

(1)让学生置身于与所要研究的领域相关的现象中,鼓励并引导学生通过解决一系列初始问题、类似问题、拓展性问题到独立提出自己的问题,与环境积极互动,深入领悟所要认知的事物。学生在这里不是去阅读和听讲座,而必须进行学与教的实践或观察别人学与教的活动,而且教师要想办法使学与教的现象非常有趣,以激起学生的创造性,吸引他们提出一些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

(2)让学生阐述他们自己建构的意义,然后,教师力图去理解他们的意义而不是直接向学生阐述事物和灌输知识。在这个阐释的过程中,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势必会得到提高。教师适当的提问既帮助自己理清学生的思维,同时也会促使学生思考得更多。其实,当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倾听”和“观察”的过程中,教师也参与了自己要求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因为,此时教师和学生都在“建构”一个事实,不同的是,教师是带着任务做(发现学生的认知风格及策略),学生则在任务中做(阐述自己的思维过程)。

(3)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观察学生的思维过程,教师可以用更多机会观察自己的思维过程。教师可以单个人或几个人组成一个工作组,尝试完成一个布置给学生的学习任务,深刻体会“自我建构”的思维路径,领悟教与学的真谛。

当然,上述“教”的三个方面是相互依赖的:教师只有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认知工具,并以一定的结构性的知识支撑了学生对知识的建构,沟通理论与实践的中间环节,学生才会试图在环境中建构自己的认识和行动系统,然后努力对所学内容进行理解、阐述与反思(既包括对因果的解释,又包括叙事的诠释),在阐释和反思的过程中,学生才会又发现更多能给予自己启迪的现象,从而启动一轮又一轮新的学习周期,教师则根据对学生的思维的观察,有效自我调整教学方法与策略,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

四 结语

综上所述,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论之“二阶控制论”强调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我”要从另一种控制认识论的观点出发研究他人建构的理解。该方法论对于指导人们建构自己的认识和行动系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如果学生运用该方法论,则能够不断实现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教师借鉴该方法论,则可以更好地与学生“对话”,从本质上革新教学方法。如下,笔者总结了 “二阶控制论”的方法论核心,以期借此促进传统教与学理念的转变(表1)。

教育技术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关注如何利用现有的人类技术成果(物化技术、操作技术、智能技术等)有效地提高教与学的水平,使学生获得真正的发展。如上所述, “二阶控制论”方法论中体现的反身性的参与表明:我们的学与教过程应该能体现经验的丰富性与批判性的反思之间的联姻――人们必须时刻关注自己是如何在丰富的情境脉络中建构自己的认识和行动系统的。这样的方法论使得我们的学习与教学有可能在深度与广度上取得更大的进展,进而极大地拓宽教育技术的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

[1] 李芒.论教育技术是“主体技术”[J].电化教育研究,2007,(11):5-9.

[2][4] 莱斯利•P•斯特弗,杰里•盖尔.教育中的建构主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7,55.

[3] 高文.教育中的若干建构主义范型[J].全球教育展望,2001,(10):3-9.

社会控制论文范文第10篇

一、绪论

众所周知,1950年代,马寅初等几位学者提出了人口控制论,而他们的知识被视为“谬论”,并受到了批判。为何他们的人口控制论经历了失败?已有研究都把这个问题归因于“意识形态”。[1]换言之,1950年代末中国政界和学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左”偏向,这妨碍了对人口问题的正确判断。然而,这样的说明方法存在几个问题。首先,它忽视当时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人口政策。1950年代,中国政府实行了各种计划生育措施,因此,人口控制论之所以受到批判,并不能说是因为它与中国政府的人口政策相反。正如下面将要所说明的,因为马寅初和社会学者是趁着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出他们自己的知识,所以当初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论之间的区别非常模糊,而到了反右运动,那两者才被区分开来。因此,如果“人口控制论”受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么,该意识形态是哪种?如何影响了人口控制论?为什么人口问题变成了意识形态问题?在缺少其说明机制的情况下,强调“左偏向”只不过是同语反复。问题的核心是在分析其机制,并不是在于描述其结果。而比此更严重的问题是:“意识形态”这个观点无非是回顾性评价。它似乎认为,1950年代中国政界和学界都是不辨菽麦,从而对人口控制论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但是,正如很多知识社会学者所指的,知识的权威①不是来自于知识本身的属性,而是取决于各种社会因素,[2]所以,当时中国政界和学界以说是一直“正确”地判断人口控制论。换言之,他们是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里理解或解释人口控制论,因而由于与“现在”的判断不同而怀疑他们的判断是不合情理的。关键是哪些社会因素对人口控制论的失败起了重要作用。

二、知识社会学与竞争的意义

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的权威基本上是来自于知识共同体的权威。[3]某个知识之所以被视为“真理”,是因为知识共同体内具有权威的组织或机构把该知识定为“真理”。至于知识共同体的权威如何决定知识权威,已有的研究具有两种不同的说明方法。首先,很多的研究大致是强调物质性资源的不均等分布。这种说明方法认为,知识共同体的权威不均地把各种资源散布在知识共同体里,以此赋予每个知识不同的权威。比如,在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就业或工资、研究基金、出版机会、组织力量等可以说是很重要的资源,而知识共同体的权威把这些资源集中到特定领域,以使特定种类的知识看起来比其他知识更有价值。另一种方法是使用象征性资源,即知识共同体的权威能够通过对主要象征的控制来影响知识权威。因为每个知识生产者所从事的既具体又独特的各种研究活动不是直接传播到知识共同体的权威,而是经过某种表现过程,所以它们应该穿一件由知识共同体的权威所规定的“外套”。[4]比如说,不同的学科具有不同的写作方法分别具有独特的叙述方式、用语,因此,某个科学理论获得承认,意味着该知识的生产者忠于那些由知识共同体权威所规定的各种研究规范。[5]再者,知识共同体的权威可能制定各种培养方案来限制知识生产者的资格。Shapin所提出的“可靠性”一概念就是关系到这点,他认为,知识的权威最终关乎“知识生产者是谁”、“他/她是否可靠”等一系列可靠性问题。[6]而至于新知识的出现或发展过程,这种观点倾向于忽视知识生产者的能动性。如果知识生产者只有在占有各种资源时才会产生新知识、提高学术权威的话,那么,新的学术领域如何能够出现?因此,一方面,知识共同体的权威要运用各种资源来控制个别知识之间的序列关系;另一方面,个别知识生产者经常要利用自己所拥有的可用资源,并满足由知识共同体的权威所规定的象征性条件,以获得知识权威。因此,某个知识获得权威的过程,呈现出与“竞争”相似的局面。[7]正如Latour所言,如果知识的成功与失败不是在于知识生产者而是在于知识消费者的话,那么每个知识生产者一定要使用各种资源来产生“可出售”的知识;否则,不管该知识是多么有价值,它都不能受到知识共同体权威的承认,从而不能成为“有权威的知识”。[8]对1950年代人口控制论在中国所经历的失败的研究也需要这种“竞争”的观点。马寅初等为了获得知识的权威,运用了各种物质性或象征性资源,但他们所产生的人口控制论终于没有获得承认,这并不是因为当时知识共同体的权威是被偏见迷惑,而是因为他们所运用的各种资源不够丰富或存在问题。本研究要分析那些资源。通过对1950年代人口控制论在中国的失败过程的“深描”,笔者要说明哪些资源造成该失败,进一步揭示哪种条件在知识权威的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表略)

三、人口控制论者的物质性条件

1950年代,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双百方针”和“计划生育”对当时人口控制论者们来说是一个机会。这种机会有两个层次:一方面,他们能够依靠那些政府政策来直接地主张人口控制论;[9]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会宣传人口控制论的价值来获得更多的资源。这种动机给当时人口控制论者们带来了什么程度的影响还很难确定,但是作为一个机会结构,中国政府所施行的两个政策允许他们从事与人口控制论有关的各种活动。首先,他们能够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活动来搜集各种研究资料。从1953年到1955年,马寅初先后三次到浙江省对人口问题进行调查研究。[10]尤其是在1955年5月,他赴温州、宁波等地视察,而在这时,他似乎才全面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两个月后,在第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的浙江小组讨论会上,他就提出中国的人口问题。虽然他的发言没有获得其他出席者们的认可,但不难想象,该发言稿就是《新人口论》的前身。[11]其他人口控制论者看起来好像也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吴景超说:“我在北京的一次农村调查中,得到很明显的证明。”[12]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调查研究室,李景汉担任室主任,吴景超也参与工作。[13]吴景超很可能通过该调查研究室来进行实地调查。胡焕庸对江苏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工作,[14]这是借助当时华东师范大学所成立的人口地理研究室。1957年9月,中央教育部批准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人口地理研究室,胡焕庸担任人口地理研究室主任。除了这种实地调查资料以外,人口控制论者们能够搜集各种统计资料和参考文献资料。最重要的统计资料可以说是1953年全国人口调查结果。马寅初根据这种人口调查结果来估计中国的增殖率为20‰。[15]而且,他在《新人口论》里提供了另外两种统计资料,而这些资料并不是一般学者能够很容易就能搜集到的资料。他在文章的最后一段部分添如下的内容:“以上两表是请国家经济委员会同志们代制的,特此道谢。”陈达所搜集的统计及参考资料更丰富。他提出了18个互相不同的统计资料,其中包含着很多海外资料。[16]特别是1954年罗马国际人口会议所发行的会议资料集被引用到该文章里,而考虑到当时情况,他能够得到最新的海外资料,可以说是出人意料的事情。根据这种研究资料,他们能够产生他们自己的知识,进一步通过各种媒体来传播人口控制论。最普遍的方法就是写文章。尤其是《人民日报》不但直接地刊登了马寅初[17]和钟惠澜[18]所写的文章,而且间接地介绍了吴景超所写的《中国人口问题新论》。[19]另一种方法是开设“讲座”。1957年3月31日,马寅初在中华医学会会上着重谈了控制人口;[20]同年4月27日,他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向全校师生作了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21]有时,人口座谈会加强了人口控制论者们的研究活动。据1957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的报道,北京劳动干部学校于当年2月15日举行了人口研究问题的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中国科学院等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共40余人。[22]此外,1957年3月,《文汇报》也召开了人口问题讨论会。《文汇报》编辑部把其目的说明为如下的内容:“最近几个月来,人口问题很为各方所关心,(……)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对这个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还是必要的。”[23]虽然这个讨论会的出席者不都是学术界人士,但讨论会却可能成为他们之间交流和沟通的机会。这样的学术活动之所以得以出现,事实上是由于当时人口控制论者们具有比较稳定的职位。虽然他们之间的认识存在着偏差,但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并不低。尤其是马寅初兼任很多政治职务,与其他政治界人士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广泛,[24]而且可以说是他的政治性赞助人。[25]根据Frickel的说明,当知识生产者提出新知识时,他/她的社会地位越高,他/她越容易获得其他知识共同体成员们的支持和同意,而这是因为他/她能够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来获得比较丰富的资源。[26]因此,马寅初使用政府统计资料、劳动干部学校长召开人口座谈会、胡焕庸对江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工作,这些研究及学术活动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马寅初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达任劳动干部学校副校长、胡焕庸任华师大人口地理研究室主任,所以他们才能享有那些资源。

四、人口控制论者的象征性条件

人口控制论者们所选择的表现战略是使用“社会科学的学术符号”。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统计资料”。比如,马寅初对两种统计数目进行比较分析,并最终揭示农民与工人的生产率差异;[27]吴景超举埃及、日本、丹麦及西德的出生统计来说明中国的“生育过多”的社会现象是一些生了三个子女还继续生育的人所造成的;[28]孙本文为了强调节制生育的效果,提出西方国家及苏联的自然增加率变化。[29]另一个学术符号是“算账”。钟惠澜以每年人口增加率2%、3%及4%来计算从5年后到90年后的未来中国人口总数;[30]陈长蘅也以每年人口增加率3%来计算北京和上海人口的加倍年数;[31]吴景超算出一个人从出生到15岁所消费的金额;[32]孙本文根据耕地面积与就业率等来推测中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33]李普在反右运动时期嘲笑了这种“算账”方法,[34]而这点却恰恰暗示了,“算账”对当时知识共同体成员们有着什么样的意义②。的确,其他学者的文章也包含着这种“统计资料”和“算账”(参见表2)。但是,与当时人口控制论的文章比起来,其重要度不那么高,他们所依靠的主要符号反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或苏联的经验。比如,刘毅的文章基本上是对吴景超的文章进行反驳,当提出其根据时,他还是依靠社会主义知识的符号。他说:“在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根本问题上,吴先生就完全否定了人的作用,伟大的佛•伊•列宁指出……”王亚南的文章更明确地揭示这种表现差异。他的文章是52000字的长文,而他所使用的统计资料只是8种,马克思主义经典被引用的次数却达到19次。反之,吴景超的文章只是一篇小论文,而它所引用的统计资料超过10种,马克思主义经典被引用的次数只不过是2次。再者,人口控制论者们经常运用各种视角表现方法来提出一些研究资料,即表格或图表等。比如,陈达的文章具有一个附录提供18个统计表格、[37]陈长蘅的文章内有一个曲线图表和一些“数学公式”。[38]反之,其他学者的文章主要是以叙述形式来提出统计资料。举个简单的例子,杨世英引用了三种统计资料,但一次都没有使用表格,只是叙述统计资料的内容。[39]考虑到视觉表现的效果,[40]毫无疑义,人口控制论者们通过各种视角表现方法来更有效地提出统计资料和算账结果,这是他们所依靠的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符号。但是,对当时知识共同体的权威来说,这种社会科学的学术符号能否象征客观性还不太明确。正如所指出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所以,在当时知识共同体成员之间,马克思主义经典可以说是比统计或算帐更重要的科学符号。换句话说,在1950年代中国的知识权威谱系上,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知识权威地位远远高于或重于其他社会科学知识。因此,人口控制论者们所喜欢的统计或算账可能会使人初定那是像资产阶级社会学一样的西欧学术,而不一定象征科学性,可能进一步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或怀疑。再者,人口控制论者们几乎没有提出任何马克思主义根据。考虑到当时中国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社会学与资产阶级学问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一般研究者一定要用社会主义的符号来表现他们的知识。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或者提出苏联的经验无疑是更有效的方法,但人口控制论者们忽略这些部分,不能把他们的知识表现为社会主义知识。对这种人口控制论来说,更不利的是:那些知识生产者们大致是“不能相信的人物”。虽然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很低,但是他们所经历的各种事件作为一个象征或符号却使别人怀疑他们的可靠性。他们之间具有几个共同点。首先,他们大都经历美国留学,这点使别人猜测他们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不管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有什么样的看法,“美国留学”这个符号却是一种暗示:他们可能会受到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另外一个共同点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他们没有参加革命战争,反而发表过主义的文章。尤其是对于人口问题,他们大都是根据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来对待中国的人口问题,并把过多的人口说成是造成中国贫困的主要原因。与王亚南的生平比起来,这些经历所具有的负面性意义更凸现出来。他与美国之间没有存在的任何关系,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参加过1933年福建事变等的政治活动,到了195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是,他就是《资本论》全书三卷的译者之一,因而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家,他的声望比较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口控制论者们的知识要得到知识共同体权威的同意和支持,是很艰难的。他们不能证明他们自己的可靠性,很难成为一个“真理传播者”。

五、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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