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考察报告范文

时间:2023-03-13 16:34:34

社会考察报告

社会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一、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农村、农业基本概况

澳大利亚位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面积769.2万平方公里,人口2200多万,其中74.2%是英国及爱尔兰后裔,亚裔占4.9%(其中华人、华侨约45万人),土著居民占2%。先后有来自全球120个国家、140个民族的移民来这里谋生和发展,是典型的移民国家,多民族形成的多元文化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城市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75%,仅悉尼和墨尔本就集中了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澳大利亚是一个以农牧业、采矿业和制造业为主的国家,盛产羊、牛、小麦和蔗糖等农产品。农牧业以小麦、养羊为主,全国农牧业用地约4.8亿公顷,农业人口人均农牧业用地27公顷,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

新西兰位于太平洋西南部,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人口410多万,其中欧洲移民后裔占78.8%,毛利人占14.5%,亚裔占6.7%。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和第一大商港是奥克兰,人口近80万,是国家最大的工业中心和国际交通枢纽。新西兰是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畜牧业、园林都包括在农业中,在这个大农业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才10%,但农牧业的各种产品收入约占整个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三,国家60%的外汇收入是这个大农业创造的,仅畜牧业就占到农业总产值的80%左右,从事畜牧业的人口占农业人口的80%。另外,新西兰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鹿茸生产国和出口国,生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0%。

澳、新两国的农牧业生产基本上是以农场为单位来组织进行的,生产规模一般在400至500公顷,农牧业生产的全过程全部实现了机械化,且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非常高,一个饲养了几千头牲畜的农场,仅需3至7名工人。作为高城市化率的国家,澳、新的大部分农业从业者都居住邻近农场的大、小城市,仅有少量的农业人口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又往往以一个个农场为居住单位,所以居住相对分散,两户之间相隔几公里,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是很正常的事,基本上很难找到与我国类似的人口聚集的农村社区。

二、澳、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情况

澳、新都是英联邦国家,实行议会内阁制,由议会中占多数的党派执政。澳大利亚同时又借鉴了美国式的联邦制,成立了联邦制国家,实行联邦与州分权。全国分为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南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六个州,首都直辖区和北领地两个地区(领地),此外还有诺福克岛等一些零散的海外领地。各州有自己的议会、政府、州督和州总理。澳大利亚实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管理体制,联邦议会和政府负责处理涉及全国利益的外交、国防、移民、高等教育、就业和社会福利等事务。州议会和州政府补充联邦政府的活动。全国有大约700个地方政府实体,各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职责不尽相同,但一般主要负责城镇规划、建筑标准的监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共健康与卫生、公共图书馆和社区娱乐休闲设施等。

新西兰1840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907年新独立,成为英属自治领,政治、经济、外交仍受英控制。1947年成为国家。新西兰每三年选举一次议会。议会控制公共财政及制定法律。总理领导新西兰政府。总督和部长组成的行政会议是法定最高行政机构。行政会议由总督主持,总督缺席时由总理或高级部长主持。总督行使权力必须以行政会议的建议为指导。内阁掌握实权。新西兰全国分为12个大区,下设有74个地区行政机构,其中包括15个市政厅、58个区议会和查塔姆群岛议会。

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市政府或地区行政机构是最低层次的社会事务管理机关,基本上相当于我国的乡镇,但又兼具我国村委会的某些功能。市政府一般只管部分地方社会事务,区域性公共事务由州政府实行州内条条管理,如社区间的主要道路、消防、紧急救护、社会治安和小学和中学教育,而联邦政府管理社会保障、公民就业和公共医疗等。市政府直接面对居民,在居民与市政府间再没有中间机构。所有房地产业主及在社区登记选民资格的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选举市长和市议会委员的权利。市长和市议会委员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居民、服务机构和部门、地方企业都是公共管理的责任者,所有居民都有权参与市政府的决策过程,也有权参加市政议会。地方政府最为重要原则就是保障辖区居民在公共管理中的参与权、知情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以便帮助市政府在公共管理上准确和有效地做出决策。市政府必须保证辖区内所有成员在生活中享有平等机会,平等地参加市政府的决策过程、服务和计划。为了做到这一点,一般市政府都采用多种语言印发多种出版物,如杂志、周报、年度报告等向居民免费发放。

三、澳、新基层公共服务的发展及其成就

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是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社会贫富差距很小,基本上形成了覆盖全国社会福利网,包括广大边远地区。社会福利种类多而齐全,公民从出生到死亡都可以享受名目繁多的福利津贴,如家庭津贴、失业救济金、生育津贴、免疫津贴、家长补助、子女补助、托儿津贴、住房补助、残疾儿童津贴、护理人补助、土著青年助学金、偏远地区儿童补助、健康护理卡、老年津贴、鳏寡津贴、残疾人津贴、老年优惠卡、老年健康卡、电话补助、退伍军人津贴、孤儿养育津贴、领津贴者的教育补助,等等。1997年,澳大利亚专门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名为“联络中心”,是政府出资设立的非赢利性事业机构,它负责原先由联邦政府几个部所承办的一系列社会工作。这个全国性的网络注意为边远地区服务,并安排为土著人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解决困难的工作方案。联络中心的总部设在首都堪培拉,在全澳各地社区有1000多个服务网点,提供的服务项目多达70多项。该机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受家庭与社区服务部委托发放养老金,负责养老金领取人的情况登记、费用申报和通知发放,工作一直做到家庭,同时负责收集汇总全国养老金申领发放信息。联络中心的设立,使政府从繁杂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从社区到家庭疏而不漏的社会服务网。

当然,城乡发展的差距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同样存在,资金、人才、公共资源等也容易从农村流向城市,带了农村老龄化、公共服务落后等一系列现象。在澳大利亚,由于地域广阔,人口稀少,环境复杂,地理社会多样化,许多地方相距遥远,有的甚至与人口聚集区相隔绝,缺乏社区服务和交通设施,教育和就业机会少,农民生活时常感到寂寞和无助,平均每四天就有一农民自杀。

四、澳、新基层社会管理经验的启示和借鉴

由于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照搬他们的模式,但公共服务的理念和某些管理方式,对我国的农村基层管理和农村社区建设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的意义:

一是要大力发展各类农村民间组织。澳、新在发展农村、农业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发挥农村各类协会的作用。以澳大利亚为例,该国的农业协会有140多年的历史。目前,全国共有各类农业协会2400个,成员200万人,遍布各地,不仅城市郊区有,而且边远的渔区也有,且形式多样。协会种类繁多,既有生活服务型的协会,也有生产服务型的协会;既有劳动合作的,也有资金股份合作的。协会的规模也大小不一,有十来户组成的,也有上千户甚至几千户组成的。协会既有全国性的,如新西兰肉类畜牧业协会;也有地方性的,如墨尔本谷物生产者联合会。协会由理事会进行管理,理事会成员按章程规定,定期选举,集体决定合作社重大事项,每个成员在协会事务中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协会的利润一般根据各成员与协会之间所达成的业务量进行分配。协会为社员统一购买农资,降低了生产成本;引进新品种和技术,指导农民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通过培训、教育活动,改善社区的环境等。所以协会在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农民可以离开政府,但不能离开协会。由于协会发达,澳大利亚政府对农民的许多公共服务都是委托民间组织来完成的,这既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能,降低了行政成本,同时也造就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

二是要大力培养发展各类志愿者组织。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志愿服务事业已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行动,随处可见到各种不同的志愿者。他们在社会事务中,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大到为缓解社会矛盾,促进族群和谐,小到为农牧民解决生活困难,做心理疏导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有超过30%的居民参与志愿服务,这些志愿者把帮助他人、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当成自己的一种精神满足和自我价值实现方式,不求回报的。而在我国,特别是广大农村,志愿服务还不普遍,或者说有的地方根本没有真正开展,而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关键一点就是要大力推进农村志愿服务,这确实需要政府切实加以引导呀。

社会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采访之初,七十三岁的姚老先生向我们叙述了五四农场及其周边地区的兴起历程。此地位于临近杭州湾的濒海之处,上世纪五十年代,当地人开始围塘于此,1954年建五四农场。初时,这里的土壤因海水浸润而盐碱度高,不宜种水稻等重要农作物,后来经过数年雨露浸泡,逐渐达到了种植此类农作物的标准。又有崇明、江苏移民迁至此地,知青上万人也曾上山下乡在这里劳动,于是慢慢的发展农业,减低村庄,开始兴盛。

解放后,农村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一下三方面:

第一是生产的机械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农民耕种多靠人力,效率低,劳动强度大,不利于农业发展。而后来政府积极引进机械化生产,并给予农民4%~5%的设备购置补贴,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同时减轻农民的辛劳。

第二是农村生活现代化。上世纪中时,这一地区的村庄几无电器,夜里路上黑灯瞎火,无以照明。指导国家开始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才渐渐通电通水,有了电灯、电话、电视,过去的茅草房变成了砖房,可以抵御大风大雨的侵袭,“农保”则保障了农民基本生活。

第三,农村与外界通讯、交通的联系日益紧密。过去闭塞的村落如今修起大道直达城中:每天有邮递员送报寄信,公交站点亦可见于存钱村后,十分便利。

从以上变化中,农村的新面貌展露无疑,令人惊叹。然而与此同时,新农村却又面临着“老去”的危险。

据姚老先生说,现今留在农村的多是老人和幼童,年轻力壮的往往入城安家落户,打拼赚钱,当地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也不是卖农产品了。农村活力因而下降,虽然有老年活动室等公共服务设施,但日常生活仍不可避免的让人感觉枯燥。他还提到了“看病难”的问题,最近的小医院要走个七八里才到,不由怀念“赤脚医生”存在的岁月。这种种现象,皆体现出农村“老去”的不可否认的实事。那么,针对此趋势,究竟该怎样使市郊农村重获新生?

诚然,我们不能回避农村个体户不比五四农场一类大型集约化的生产模式,往往仍多为自给自足、少量买卖获利的小农经济,但也要学会利用农村的独特优势,在更大程度上推动农村未来发展。对此我综合了姚爷爷的言谈与自己的简介,提出以下方案:

一、 农村地价、房价偏低,而上海正处于郊区化进程中,吸引城中及郊外省市打工者,白领长期居住在这些市郊农村地区,增加农村人口密度,可以为农村注入新鲜活力

二、 现在怀念农村平静生活的思潮兴起,一些地区已经打造了“农家乐”的特色农村体现项目之品牌,可以借“农村”之旗帜发展第三产业,开发旅游项目和推广相关民俗(手工制品)产品,使农村既保留其独特风格,有能可持续发展。

三、 政府相关部门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减小城乡人口生活基本保障和生活水平差异,促进某些建设农村地区人员回流。

因本人思考深度与实践的限制,目前只能提出以上几条主要的观点,然而我期待农村在“老去”的威胁中新生的愿望确实迫切而真实的。祝农村发展的更好,农民的生活更加美满幸福!

社会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中职学校 中国经济地理教学 校外考察 作用

校处考察是指教师通过组织地理调查或考察的方式,指导学生完成既定学习任务的方法,是一种重要的实践方法。在中职学校会计专业学生使用的中国经济地理教材(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配套教学用书)中,对学生的校外考察有明确的要求,因此,我在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多次组织学生到校外进行考察。

对于中职学生来说,校外考察可供选择的内容很多,教师在选择考察内容时,要以教学目标为依据,以学生的认知水平为基础,与中国经济地理教学内容相结合,选择离学校较近、便于成行的地点。如此可以帮助学生直观地获取知识、灵活运用知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体会学习中国经济地理的实用性,提高学生学习中国经济地理的兴趣。其在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的作用还是十分明显的。

一、增强中国经济地理教学的直观性

通过校外考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变抽象的课本知识为生动、直观的地理事物形象,从而加深对所学的中国经济地理知识的直观印象,如组织学生到学校附近的山上观察本地土地资源的特点,登上山顶,纵目眺望,见远处、近处多为低山、丘陵,平地少,耕地少,地块狭小,耕地主要分布在山间河谷盆地中,这样便能直观地感受到教材介绍的我国是一个多山国家,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69,盆地和平原占31。山地多,平地少,尤其耕地较少是我国土地的一大特色的知识点的涵义。又如在山上放眼四望,触目所及皆是郁郁葱葱的植被,近处、远处的山上皆生长着茂密的森林,邵武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真不愧为“闽北林海、绿色海西”,置身林海,直观地感受到教材所介绍的我国四大林区(东北林区、西南林区、南方林区、防护林区)之一的南方林区中的华南林区,可见邵武森林资源的丰富性。通过实地考察、直观感受,达到教学直观性的目的。

二、体会学习中国经济地理的实用性

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和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知识,是时展的需要,也是“以学生发展为本”教育理念的充分体现。对于会计专业的中职生来说,通过校外考察掌握的一些中国经济地理知识,对其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是有帮助的。如结合教材第二章《中国农业地理》第七节的《土特产》知识,组织学生到土特产店考察本地的土特产,诸如笋干、香菇、金坑红菇、碎铜茶、油茶、松脂、中药材、脚跟糍、包糍……让学生体会家乡土特产种类的繁多,再与教材中的土特产知识进行比对,就会了解哪些是本地没有的,若要从事土特产贸易,应从什么地方进口何种土特产,本地的土特产应销往何处,做好土特产的购、销、调、存等业务,才能获得最大的效益。这样学生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可以体会到学习中国经济地理的实用性。

三、培养中职学生学习中国经济地理的兴趣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人们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总是力求探索它、认识它。对于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说,学习中国经济地理,与初中、高中生学习地理是有区别的,他们不需要参加结业考或会考、高考,没有考试分数的压力,如果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以课堂、课本和教师三者为一体的教学模式,教师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只会让学生感到枯燥无味,提不起学习中国经济地理的兴趣,收不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教师应适当组织学生到校外考察,让学生融入自然和社会中,不仅有助于开阔学生视野,增长见识,深化对课堂知识的理解,还会使学生对中国经济地理知识已有的理解进入到一种崭新的境界之中,给学生一种新奇的感觉,体会在校学习生活的丰富多彩,从而提高学习中国经济地理的兴趣,进而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好中国经济地理。

四、校外考察有助于学生完成中国经济地理教材中布置的习题

校外考察构建了一种开放、生动、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式,是课堂教学的延续和补充,为学生提供了多渠道获取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机会,是沟通地理理论知识与实践的桥梁。中国经济地理教材中布置了一些需要通过参观考察才能完成的作业,如第三章《中国工业地理》第一节《概述》课后的思考与练习题中就有这样一道习题:“参观和调查学校附近的一个工厂,了解它的主要原料来源、能源供应、产品销售情况,以及交通、劳动力与技术、环境污染及治理状况,并分析该厂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组织学生参观考察化工企业有助于完成这一习题,在考察化工企业时,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化工企业的环境污染及治理状况,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学生通过收集资料、实地考察、自主探究、合作讨论,再加上教师的指导,会了解化工企业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治理环境污染,实现环境效益:1.企业严格按照国家环保评价标准进行设计和组织生产。2.遵循“循环经济”的理念,全面推行污染治理技术、废物利用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相互利用和再造利用,有效地控制了污染。再加上企业周边有丰富的土地、森林、水资源,环境净化能力强,有效地净化了污染,取得了环境效益。在取得环保效益的同时,企业又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每年上缴大量税收,为地方经济增长作了贡献,企业还招收了大批工人,使农民在当地就可解决就业问题,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可见,借助校外考察这一桥梁,学生能多渠道获取知识,并有助于完成教材中布置的习题。

五、校外考察是学生温习、识记、巩固中国经济地理知识的途径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说道:“从观察中不仅可以汲取知识,而且知识在观察中可以活跃起来,知识借助观察而‘进入周转’,像工具在劳动中得到应用一样。如果说复习是学习之母,那么观察就是思考和识记之母,教师如果善于帮助学生利用以前掌握的知识进行一次又一次新的观察,就能使学生的旧知识变得愈加牢固。”组织学生到校外考察中国经济地理教材中要求的一些内容,如地形地貌、土地资源、林业、工业、土特产等,在考察过程中,让学生认真观察、用心体会,不仅可以汲取新知识,而且学生学过的知识会得到应用,并对旧知识进行温习、识记、巩固。另外,针对要考察的内容,在考察前,教师让学生温习课本上相关的知识,让学生在考察时把考察的内容与课本上的知识相对照,则能温习、巩固和识记课本知识。

六、有利于学生完成考察报告,提高综合能力

完成考察报告也是中国经济地理教材对学生要求的一部分,这要求教师必须带领学生到校外实地考察某一课题,并且考察结束回校后,教师还要指导学生怎么写考察报告。在学生完成考察报告的过程中,对于考察报告的结构与内容、所需数据、背景资料、统计资料、典型材料、文献资料等,让学生自己去图书馆或上网查找,选择、摘录、分析有用的信息、资料。这种搜集资料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对学生今后的生活和工作是很有帮助的。在完成考察报告中,逐渐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七、将中国经济地理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中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综合职业能力,在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一线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中初级专门人才。要实现这一培养目标,增加学生的社会实践机会便成为重要途径。因此,中职教育明确要求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通过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要求的校外参观考察活动,将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可让学生融入自然、接触社会,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增强对工农业生产和管理活动的了解,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让学生明白自己今后的努力方向,为今后的就业提供帮助。

以上是我对校外考察对于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作用的一些看法。实践证明,组织学生到校外考察是很受学生欢迎的,每次校外考察,学生的热情都比较高,讨论时发言都比较踊跃,对于考察后布置的作业、考察报告能认真完成,学习中国经济地理的热情更高,对提高中国经济地理的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韩进峥.中国经济地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6(2010重印).

[2]褚绍唐,孙大文.地理教学.华东师大出版社,1988.9.20.

[3]王小俊.谈中职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中国教育,2004(4).

[4]罗少婷.对中职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思考.文教资料,2012(07).

社会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1.锻炼人际沟通能力,信息传递能力以及团队合作协调能力。为毕业生求职增加亮色,积累社会时间经验。文秘教育专业十一个实践性,操作性都很强的综合性专业。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是文秘学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取得成功的重要依托。

2.了解社会需求人是秘书职位和称谓。古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本次就业市场招聘会进行实地考察,可以零距离的获得文秘人才在社会就业市场上的需求状况,以及市场企业针对文秘人才所提出的新要求,给自己一个恰当合理的价值定位,并及时根据市场所反馈的信息进行自我纠正与自我完善。

3.提高山东农业大学文秘教育专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通过进行招聘会市场考察,以小记者的身份和广大企业工作人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且十分注重向广大企业进行宣传文秘教育专业。文秘学子凭借自身良好的形象和较高的综合素质给企业留下深刻的印象。提高文秘教育专业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这样就有利于自己将来的就业,并且为自己将来的就业做一个良好的铺垫。

4.考察报告是作为秘书学课程的论文成果之一,是写好毕业论文的提前演习。为设计秘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师教学,学生确定目标等提供参考。参与招聘会考察并且尝试书写调查报告可以培养自己的时间能力与写作能力,而且可以丰富自己考察报告的写作技巧。

二、毕业市场举办情况

此次毕业生招聘市场于三月八日在山东农业大学南校区体育场举办,招聘市场涉及300余家企业(大部分为山东省内,且多中小型企业)招聘主要面对农业,林业,水利工程等的人才就业。人才招聘面相对狭窄。

三、调查情况

我组首先制定调查方案,设计调查问题,预定调查时间,然后于三月八日集体对招聘企业的工作人员尽心调研。调查情况如下:

据统计,本次招聘会共提供招聘岗位7000多个,来自全省17个地市,以及北京、上海、河南、江苏等省外地区的350余家用人单位到会招聘毕业生,其中,菏泽、寿光、昌邑、泰安等地市的人事局专程带用人单位组团参会。

在这些招聘单位中,有20家招聘文秘方面的人才。如菏泽开发区曹州农用化学有限公司,招聘文秘5人;山东勇进集团有限公司招人事助理、高级文员各一人;银河纺织集团服饰有限公司招经理助理市场主管各一人;泰山染料股份有限公司招会务后勤和业务经理等等。从上述企业及招聘职务中,我们可以看出招聘文秘人才的企业是比较多的,而所需的秘书类型也是五花八门的。

此次调查中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招聘文秘的数量、比重和所属行业;文秘的类型、数量、及其待遇;单位对文秘人才的学历、性别、专业能力职业资格证书、办公自动化、外语、速记、双专业双学位的要求及比重:用人单位对文秘专业的了解情况。以及是否接受实习生等方面进行了调研。在此次调查中我们看到在来我校招生的380多家企业有20多家企业招收文秘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但苦于我校目前尚未有该专业的毕业生,所以许多企业都不是很理想,或者有的就选着比较优秀的其他专业的毕业生。

四、调查中错在的一些问题

调查中还发现,文秘一发生了一种潜在的变化。现在的文秘已不同于以往的文秘,现在企业要的是专业的文秘。例如一个与农业有关的企业,它会招聘懂农业的人,例如农学或种子专业的人才。而非简单的会写文章,会管理的人才。也就是说,更注重一个专业。所以,文秘具有极高的被取代性。所以我们要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多方面涉及一些东西,防止知识的单一单调化尤其要懂得法律方面的知识,要知法、懂法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社会及自己将来所在的单位谋取利益。

五、多方查阅

从人才招聘市场回来后,我们又查阅了许多相关的文秘教育方面的文献资料以及关于文秘教育的网上的最新动态信息,了解文秘教育的最新发展方向及需求:为此,我们提前查阅相关资料对文秘类型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文秘按其类别可分为行政事业单位文明、企业文秘、董事会文秘;按级别则又分为初级文秘、中级文秘和高级文秘。

社会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从1985年到现在,已有300多人次的美国学者先后来到邹平县进行社会考察,其中包括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环境学家等。他们考察的地域范围涉及全县绝大多数的镇(办)和县直部门,累计考察接近4000天次,接触各类考察对象2万多人次。他们考察的学术成果,通过演讲、发表文章、出版专著等方式在美国传播,有效地增进了美国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改变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的看法。

而《走向世界》杂志作为山东的外宣媒体,随即进行跟踪报道,向世界介绍山东,让山东了解世界,反映中美历史、经济、文化交流的历程。

去年4月9日,美国著名学者、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又一次来到山东邹平,对该县的历史、经济、文化等进行为期5天的社会考察。这已是这位美国学者对邹平所作的第4次正式考察。

为何在20多年的时间里,有如此众多的美国学者集中关注着中国一个县的历史文化和发展变化?事情还得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说起。

1979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首次访美时,与美方达成互派留学生、学者的总协议,其中包括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国家科学院每年派学者到中国农村进行追踪式、连续性蹲点调查的“谅解备忘录”。

1984年10月,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来华进修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先生根据协议提出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协助在中国的农村选一个长期调查点,接待美国学者进行较长期连续性社会调查研究。

当时,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指导帮助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多次考察,最后选定山东省邹平县以冯家村为基地包括县城在内的9个村镇,作为中国农村首批对美国学者开放的调查点。之所以选择邹平,是因为邹平农工商齐全,农村经济特点突出,各项事业发展较快,能够概括地反映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

1985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国问题专家伯恩斯坦就“中国农业改革对农村体制的影响”专题来邹平进行考察,回国后写出了《中国山东省邹平县冯家村面面观》的考察报告;1986年7月至8月,美方又派艾恺和戈尔德两位专家对邹平进行全面考察。通过实地考察,美方对确定邹平县作为调查点比较满意。1987年,邹平县被国家有关部门正式确定为中国第一个对美开放的农村调查点,允许美国学者进行连续5年的社会考察活动。

从1987年4月29 日开始,到1991年9月26 日的5年间,美方以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名义,先后派学者87人次在邹平进行了1487天次的蹲点式、连续跟踪式考察研究。此期他们的考察范围,涉及到9个乡镇、16个村和69个县直部门,接触各级各类调查对象17500多人次,其中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6岁。专家学者还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并做了大量第一手的问卷调查工作。其调查工作涉及范围之广,调查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考察工作之细,实不多见。

美国学者在邹平的社会研究项目第一阶段结束后,根据考察活动进行的实际情况,许多美国学者请求继续他们在邹平的研究,经国家有关部门允许,邹平县同意延长美国学者的考察研究项目,考察的第二阶段的松散性考察活动从1992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目前。

这些美国学者对邹平的考察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主要研究课题有:伯恩斯坦教授的《中国农业改革对农村体制的影响》,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史泰丽女士的《中国农村商业计划和市场》,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的《邹平1911―1966: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北卡罗来纳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冯珠锦女士的《中医与家庭卫生保健》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戴慕珍女士的《改革中的农村经济:中国农村的计划与市场》和《财政体制、地方官员在发展乡镇企业中的作用以及乡镇企业在地方经济中的地位《密歇根大学太湖研究中心教授章以本的《农业发展对农村环境的影响》和《工业、农业的发展对土壤和水质的影响》,依阿华州立大学教授黄树民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医疗》和《传统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与医疗》,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雷斯特・罗斯的《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公共商品》,密执安州立大学教授彭恩霖女士的《教育的分配及社会化过程》,北卡罗来纳大学医药学院助理教授亨得森女士的《流行病学、医疗卫生服务组织和医院卫生服务设施的利用情况》与《邹平县居民的健康状况和健康设施的利用》等。

尽管这些学者专家的专业不同,经历迥异,与当地人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也不相同,但他们在邹平的调查研究却进行得非常顺利,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果。

通过连续性、追踪式的考察研究,使美国学者亲眼目睹并记录了邹平农村的发展过程。透过邹平,比较真实地了解了中国农村,从而成为中国农村发生深刻变化的见证人。时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席、密执安大学教授奥克森伯格先生在邹平进行了连续考察后,认为邹平县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道路、邮电和电力系统在过去10年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些发展将产生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相信邹平现在正走上了一条通向中国式的现代生活道路。经济学家史泰丽的考察报告认为,邹平的农民家庭经济已发展得越来越成熟了,家庭中有的成员通过给附近的工厂或者商业企业工作挣工资,或者是这个农户家庭经营自己的商业或贸易。

这些美国学者从邹平考察回国后,先后用听证会、报刊、杂志、出版专著等不同形式,发表考察中国农村的看法。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在世界性杂志上发表文章27篇,著书7部,演讲30多次。如奥克森伯格与人合写的《独立世界里突起的中国》、艾恺的《在中国农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山东省邹平县》、冯珠娣的《对症下药――中医药临床诊疗》、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戴慕珍的《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雷斯特・罗斯的《环境法和政策的近期进展情况》、章以本的《中国人变得越发健康――中国保健制度是第三世界的典范》等等,比较客观地介绍了从邹平了解到的中国农村的情况。

美国学者在邹平的社会研究成果,比较客观地记录了中国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对于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改变美国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1989年当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所谓“制裁”时,在邹平县考察过的学者便在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举办的听证会上发表演讲,主张要从长远的观点来对待美中关系。随后,他们先后到邹平县进行访问考察。回国后,他们在美国高层政界和国会辩论中发表演讲,并在美国著名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他们亲眼所见的中国政局稳定、社会安宁的局势,对存在的问题作了客观分析,对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恢复和发展美中关系做出了贡献。

1997年7月,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夫妇来中国访问。他们在与当时的中国主要领导人会见后,于斯坦福大学教授奥克森伯格先生的推荐下,25日到28日专程到邹平县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把美国学者在邹平县的考察活动和邹平县的对外开放工作推向高潮。

卡特回国后通过自己在邹平的所见所闻,在《纽约时报》发表了《将中国妖魔化是错误的》的文章,驳斥美国个别人歪曲中国的言辞。

美国学者在邹平的社会研究成果,比较客观地记录了中国农村地区20多年来发生的深刻的变化。

邹平:作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起到了别的方式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于美国以及世界很多国家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改变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接待外国学者的过程,也是促进邹平县对外开放的过程,其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社科院这样评价这一考察活动:“这一项目促进了中美两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有力地宣传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Twenty-three years ago,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had already secur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s a result, the situation in China was undergoing fresh and dynamic changes. Against this impressive background, the world was eager to gain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s a large country in terms of agriculture, China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changes and unique charms of its rural areas, so the scholars involved in the rur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ose Zouping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as their research area.

From 1985 to the present, more than 300 American scholars have continuously come to Zouping for social investigations. Among them, there are political scientists, economists, anthropologists, historians, sociologists, educationists, and environmentalists. Their inspection scope has covered most of the towns and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under the direct governance of the county government. In about 4,000 days, they contacted with more than 20,000 people.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as a result of their inspections were sprea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means of lectures, articles and monographs, which increased the American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changed their opinions on Chinese society.

In 1979, when Deng Xiaoping visited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USA government reached a general agreement on mutual exchanges of overseas students. A memorandum was also reached, which stipulated that every year the America-China Academic Exchange Committee and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send scholars to the rural areas in China to make follow-up and continuing field-work survey in the rural areas of China.

In October 1984,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Mr. Michael Oxenberg, Chairman of the America-China Academic Exchange Committee, who was studying in China, put forward an application inviting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o help to choose a long-term investigation site in the rural areas in China, where the American scholars could do long-term continuous soci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n June 1985, Mr. Thomas P. Bernstein,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who is an expert on Chinese affairs, came to Zouping for an inspection on the subject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 on Rural Mechanisms. After return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he wrote an inspection report with the title of Analysis of Fengjia Village, Zouping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From July to August in 1986, the United States sent two experts to Zouping to make all-round inspections. Through on-the-site insp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was satisfied that they should take Zouping County as the investigation site. In 1987, Zouping County was formally designated by the relevant Chinese state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s China’s first rural investigation site ope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owed the American scholars to make five continuous social inspections in Zouping County.

From April 29, 1987 to September 26, 1991, under the aegis of the America-China Academic Exchange Committee,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ously sent 87 scholars to make 1,487 days of preliminary, continuous and follow-up inspection and studies. Their inspection scope covered nine towns, 16 villages and 69 departments directly run by the county government. Altogether they had contacts with 17,500 people, among whom the eldest one was 70 years old and the youngest one was six years old. The American scholars and experts also consulted a lot of archival materials and launched a lot of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s.

社会考察报告范文第6篇

1 锻炼人际沟通能力,信息传递能力以及团队合作协调能力。为毕业生求职增加亮色,积累社会时间经验。文秘教育专业十一个实践性,操作性都很强的综合性专业。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是文秘学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取得成功的重要依托。

2 了解社会需求人是秘书职位和称谓。古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本次就业市场招聘会进行实地考察,可以零距离的获得文秘人才在社会就业市场上的需求状况,以及市场企业针对文秘人才所提出的新要求,给自己一个恰当合理的价值定位,并及时根据市场所反馈的信息进行自我纠正与自我完善。

3 提高山东农业大学文秘教育专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通过进行招聘会市场考察,以小记者的身份和广大企业工作人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且十分注重向广大企业进行宣传文秘教育专业。文秘学子凭借自身良好的形象和较高的综合素质给企业留下深刻的印象。提高文秘教育专业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这样就有利于自己将来的就业,并且为自己将来的就业做一个良好的铺垫。

4 考察报告是作为秘书学课程的论文成果之一,是写好毕业论文的提前演习。为设计秘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师教学,学生确定目标等提供参考。参与招聘会考察并且尝试书写调查报告可以培养自己的时间能力与写作能力,而且可以丰富自己考察报告的写作技巧。

二 毕业市场举办情况

此次毕业生招聘市场于三月八日在山东农业大学南校区体育场举办,招聘市场涉及300余家企业(大部分为山东省内,且多中小型企业)招聘主要面对农业,林业,水利工程等的人才就业。人才招聘面相对狭窄。

三 调查情况

我组首先制定调查方案,设计调查问题,预定调查时间,然后于三月八日集体对招聘企业的工作人员尽心调研。调查情况如下:

据统计,本次招聘会共提供招聘岗位7000多个,来自全省17个地市,以及北京、上海、河南、江苏等省外地区的350余家用人单位到会招聘毕业生,其中,菏泽、寿光、昌邑、泰安等地市的人事局专程带用人单位组团参会。

在这些招聘单位中,有20家招聘文秘方面的人才。如菏泽开发区曹州农用化学有限公司,招聘文秘5人;山东勇进集团有限公司招人事助理、高级文员各一人;银河纺织集团服饰有限公司招经理助理市场主管各一人;泰山染料股份有限公司招会务后勤和业务经理等等。从上述企业及招聘职务中,我们可以看出招聘文秘人才的企业是比较多的,而所需的秘书类型也是五花八门的。

此次调查中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招聘文秘的数量、比重和所属行业;文秘的类型、数量、及其待遇;单位对文秘人才的学历、性别、专业能力职业资格证书、办公自动化、外语、速记、双专业双学位的要求及比重:用人单位对文秘专业的了解情况。以及是否接受实习生等方面进行了调研。在此次调查中我们看到在来我校招生的380多家企业中共有20多家企业招收文秘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但苦于我校目前尚未有该专业的毕业生,所以许多企业都不是很理想,或者有的就选着比较优秀的其他专业的毕业生。

四 调查中错在的一些问题

调查中还发现,文秘一发生了一种潜在的变化。现在的文秘已不同于以往的文秘,现在企业要的是专业的文秘。例如一个与农业有关的企业,它会招聘懂农业的人,例如农学或种子专业的人才。而非简单的会写文章,会管理的人才。也就是说,更注重一个专业。所以,文秘具有极高的被取代性。所以我们要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多方面涉及一些东西,防止知识的单一单调化尤其要懂得法律方面的知识,要知法、懂法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社会及自己将来所在的单位谋取利益。

五 多方查阅

从人才招聘市场回来后,我们又查阅了许多相关的文秘教育方面的文献资料以及关于文秘教育的网上的最新动态信息,了解文秘教育的最新发展方向及需求:为此,我们提前查阅相关资料对文秘 类型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文秘按其类别可分为行政事业单位文明、企业文秘、董事会文秘;按级别则又分为初级文秘、中级文秘和高级文秘。

初级文秘可为公司前台接待,电话接线员,部门事务经理等。职能比较单一,技术含量低,薪金相对也低。初级秘书主要存在于一些小企业中,学历一般要求高中或大专以上学历。这些人年龄一般不 会超过25岁。

中级文秘包括部门经理文秘,经理助理等中层管理者。他们的权利和责任相对大一些,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要求高一些,尤其是对英语水平、计算机水平、管理协调能力等的要求更为严格些。因此他 们的薪水自然更高些。这些人的年龄一般在2530岁左右。调查中发现这类文秘的需求量相对大些。

社会考察报告范文第7篇

一、领会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内涵与特点,正确把握课程定位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活动课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承、发展和规范,从课程的类型和性质看,它和学科课程是两类具有各自特定的课程价值、目标、内容和实施规范的不同的课程。

首先,综合实践活动是基于学生的需要、动机、兴趣和直接经验来设计和实施相关活动的课程。综合实践活动应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为学生个性的充分发挥创造空间,坚持学生自主选择学习的内容、方式和指导教师,自己决定活动结果呈现的形式,教师只对其进行必要的指导,并不包揽学生的工作。由于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生活及个性发展是有差别的,因此综合实践活动的目标、内容、活动过程和结果都具有开放性,课程关注的是学生在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丰富多彩的学习体验和个性化的创造性表现。

其次,课程开发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和课程设计向真实生活情境转化,既是当今世界课程改革的一大趋势,也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一大特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发和实施要帮助学生从其生活世界中选择感兴趣的主题和内容,要注重学生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引导学生热爱生活,并学会健康愉悦地、自由而负责任地、智慧而富有创意地生活。努力实现教育即生活的和谐统一。

其三,立足实践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区别于学科课程的最根本的特点。该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过程和成果展示都是在学生亲身参与和主动实践的过程中完成的。综合实践活动以学生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为基础发掘课程资源,以活动为主要开展形式,以探究学习为基本学习方式,强调学生在“做”、“考察”、“实验”和“探究”等一系列活动中发现和解决问题,体验和感受生活,发展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重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内容的开发,建构特色课程体系

综合实践活动是由国家设置、地方和学校根据实际开发的课程领域。综合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包括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劳动与技术教育、信息技术教育等主要领域。

以问题(课题)为核心,以主题的形式构建具各校特色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体系综合实践活动作为一种独立形态的课程,它超越了具有严密的知识体系和技能体系的学科界限,强调以学生的经验、社会实际和社会需要的问题为核心,以主题的形式对课程资源进行整合。综合实践活动主题的设计是课程内容开发的核心,必须以“围绕三个维度,整合四大领域”的原则进行,即围绕学生与自然、学生与社会、学生与自我这三个维度设计主题,实现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劳动与技术教育、信息技术教育四大领域课程内容的有机整合。主题活动项目和活动领域应包含自然与社会问题探究、社会参观与考察、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生产劳动与生活等类型。当然,在课程开发和实施之初,一方面各校可关注各学科领域知识的延伸、综合、重组和提升,并使之以活动的形式整合到综合实践活动中去(新课程标准教材十分重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这方面的素材很多)。另一方面可将学校原来开展的班团队活动、校传统活动等纳入综合实践活动加以开发和实施。比如环境保护主题可设计的活动有:探究酸雨的形成和危害;污水处理厂的参观活动;社区环境污染的社会考察活动;社区环境保护宣传活动;学校或社区环境治理的公益性活动或生产劳动;初步设计某一地区冶理环境污染的整改方案;环境保护与我班团主题活动等。值得一提的是为避免“为整合而整合”,应做到不管是从哪一维度设计的主题,都应从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自我因素三方面来思考并设计活动项目,使各领域课程内容有机整合,充分体现个人、社会与自然的内在整合,体现科学、艺术和道德的内在整合,因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的个性也具有整体性。

三是以社会考察为主的体验性学习活动,它的基本活动方式是参观、考察和访问,其活动内容一般涉及本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古迹、文化遗产、生活方式、经济发展状况、地理、建筑和人文景观、商业设施等。社会考察活动的基本过程一般包括:提出考察主题(包括活动目标)确定考察地点、对象和时间(包括与被考察对象联系)准备活动设备展开考察活动,收集资料撰写考察报告,并进行活动总结。

三、加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管理,确保课程顺利实施

学校必须从组织建设、人员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着手,从开发、实施到评价加强综合实践活动的全过程管理,确保课程的顺利实施。

课程内容开发的管理。学校应成立课程开发小组,具体负责本校课程体系的建构和课程内容的开发,充分挖掘各种课程资源(包括校内资源、社区资源和学生家庭中的教育资源),制定学校、年级和班级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计划。

四、转变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评价方式,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社会考察报告范文第8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职业自信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337-03

一、前期研究成果综述

在国家大力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得到高度重视,高校思政课的改革力度也随之加大,其中思政课教师的社会实践也随着思政课教材、教学体系的日益完备,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但这一领域的实践虽已广泛开展,理论的研究与总结却尚未同步。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国家各部委下发的系列文件中对高校思政课教师社会实践的指导性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政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文件,要求不断探索和加强思政课实践教学。《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社科[2008]5号)中第12条,“组织开展社会实践和学习考察活动。各地各高校要积极创造条件,组织教师开展社会实践、学习考察和学术交流活动,使教师进一步了解国情,了解世界,开阔视野,丰富教学素材。”特别是《高等学校思政课建设标准(暂行)》的通知(教社科[2011]1号)以来,思政课教师社会实践活动朝向常规化、制度化迈进。《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思政[2012]1号文)中要求,积极组织教师参加社会实践、挂职锻炼、学习考察等活动,统筹安排教师参加学生社会实践等,着力加强实践育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教师实践育人水平。

第二,高校思政课教师社会实践的重要性研究。如陈红认为,社会实践活动使高校思政课教师走出书斋,拓宽了教学思路,有助于思政课教师坚定信念,紧跟形势。姜相志认为,实践活动增强了教师的真情实感,易于教师将实践中升华的思想带入课堂,从而能全面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

第三,高校思政课教师经验总结。如姜相志认为,认识到位、加大投入是开展好思政课教师社会实践活动的关键。向群英提出,参与大学生暑期“三下乡”活动,也是思政课教师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使思政课教师贴近了学生、贴近了社会、贴近了同行。

第四,从高校学生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角度对教师的社会实践作了侧面论述。如余永清提到,在建立稳定适用的实践基地、进行学生实践教学评价等环节中,都涉及思政课教师自身的实践。河北科技大学课题组围绕高校思政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指出应该重视利用丰富的教育资源充实实践内容,认为高校师生到基层挂职是社会实践的一种突破。

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教育部等相关部门提出了思政课教师社会实践的指导性意见,对于具体的操作并未做具体规定,就该方面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对近几年思政课教师社会实践的新动向、新问题研究较少。从近年实践方式来看,参观考察虽仍为主流,但亦出现许多新方式。如思政课教师到基层单位挂职锻炼;依托课题到相关单位进行专题调研;指导并参与学生假期社会实践,主要形式为发表考察报告、文集为主。

其二对思政课教师社会实践与其职业认同的相关度未进行研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关键在于发挥思政课教师主体性。因此相关研究涉及以下范畴:教师职业倦怠、职业认同、职业压力、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等。近年来,大量博士和博士后的高学历人员充实到思政课教师行列,队伍“学院化”趋势明显,有理论研究与实践、体验教学相脱离的倾向。此外部分教师出现职业倦怠现象,缺乏教师职业自觉与自信。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

二、改革开放30年以来教师社会实践的历史沿革及其阶段特点

回顾改革开放30年多来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与社会实践的情况,大体可以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探索期和活跃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校集中充实了一大批青年教师,仅在1984年,就招进40多人。学校党委关注教师队伍建设,特别重视发挥思想政治教师的作用,激发了教师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教师的地位和政治待遇高。根据学校的相关规定,马列课部门负责人,担任学校党委委员、列席学校常委会;要求马列课教师(不定期)参与旁听和讨论学校重大事项;挑选骨干教师精心准备时事形势报告,首先通过常委会集体审议并学习,然后分层次地组织二级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员、组织师生员工和大学生分别在小会议室和大礼堂讨论和听取报告。青年骨干教师由此得到考验和锻炼,迅速成长起来。我校的政治学习制度在创新的基础上也不断得以完善。

在思政课教师社会实践方面,校党委也给予特殊政策支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以教研室为单位,教师积极参与,在北京市较早开展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实践活动。经费方面,社科部根据需要打报告向校党委申请,批准后实报实销。方式上主要有:一是根据实际需要,采取走出去的方式进行考察和调研。20世纪80年代中期,组织去特区深圳、蛇口等地市政府和企业调研,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80年代中后期,组织去天津大邱庄、北京窦店村、韩村河和首钢等地实地考察,进行充分的访谈和调研;二是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带领授课年级学生赴首钢和韩村河等定点基地进行社会实践;三是利用每年假期,组织教师参加北京市的二级学会,如“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研究会”等主办的社会实践活动。通常由学会组队,各校思政教师报名,通过旅行社或自行联系,去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进行实地考察,南到深圳、厦门,北到黑河、绥芬河等。

此阶段的特点是:北京高教学会重视、学校领导支持、教师积极性强参与度高,社会实践效果显著:一是教师授课更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在国家和社会发生重大事件时,教师和学生能进行有效对话,帮助学校进行疏导、解困;二是通过校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增强了对于学科与专业的认识,吸取了同行许多有益的经验;三是我校教师的职业自豪感大大增强,职业自觉性空前提高。

第二阶段:1995――2004年,相对停滞时期

对于思政课教师社会实践,学校没有专项经费,普通教师参加实践的机会有限、形式单一,主要是参加学术会议和暑期备课会,基本没有实地考察和调研。特别是自2003年,学校对社科部进行了机构调整,撤独立单位并入专业学院,降为三级单位,管理环节增多,部门开展各项活动受到掣肘。教师参加学术会议和社会考察得不到鼓励,对外交流与合作锐减,学科发展停滞不前,学术成果较少,教师积极性受到影响,职业倦怠明显。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缺少归属感,一部分教师职业自信明显下降。加之高校扩招,师资短缺问题严重,工作压力大。

第三阶段:2005――2008年,集中培训和考察为主渠道

出现转机的是,2005年开始,教育部举办规模较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培训班,我校思政课教师通过这一途径基本上都陆续接受培训,时间长达近一个月,期间还有将近一周时间到外地实训,与全国各地思政课教师交流增多。

第四阶段:2009年至今,多渠道和逐渐常规化时期

从2009年开始,乘教育部要求高校必须把思政课作为独立的二级机构独立建制的东风,以及之后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实践与学生的实践都提到议事日程。各高校党委的更加重视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积极主动参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的社会实践朝向制度化迈进。如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参与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机制;加强党委直接领导,成立相应领导机构等导等。《建设标准》出台以后,建设经费与课题申报的渠道增多。从教育部到北京市组织高校文科教师,进行社会考察增多。

2009年开始学校按照生均20元拨付思政课教师的社会实践经费,专款专用。从参与面上来说,思政课教师每年都能外出调研参观至少一次。从实施内容上来看,2009年随会议去了西北的青海西宁,2010年随会议去上海参观了世博会。近两年,2011年参观小岗村和华西村,暑假还第一次组织了走出国门(朝鲜);2012年,河南、红旗渠和西柏坡。2013年5月,大寨村。在考察成果的总结和考核方面,要求每位教师参加的每一次社会实践活动,都必须撰写调查报告,而不是单纯地“走过路过”。2012年,我们第一次结集刊出18万字的教师考察报告文集,汇集了三年来教师的社会实践活动。

三、他山之石

由于历史原因,思政课教师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其发展进程中,全国各类高校之间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呈现着一定的差异性特点。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很多高校已经认识到:支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不是给其的一种福利,而是实际工作的需要,进一步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完善教师社会实践制度的意义。例如,华中科技大学,学校不断加大专项基金的投入,自2005年学校平均每年投入的经费达到50万元,并初步建立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激励与约束的长效机制,使教学工作有的放矢,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在对外经贸大学,自2011年建立独立部门起,学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每年100万的经费投入,为教师的科研和调研奠定了基础,推进其科研成果加速形成。

一是从实践方式来看,参观考察形式最为普遍,深入观察和体验的少。借助会议机会和跟着旅行社走,走马观花,疲于转战。也有一些高校的教师是作为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指导教师身份跟随学生一起实践。此外,还有鼓励教师到实践基地、校内相关部门挂职锻炼;专题调研方式;与学生实践结合的途径和方式;社会兼职实践途径与社会咨询服务实践途径等。在实践经验交流方面,交流扩散的随意性比较普遍,有规律性的专题交流和系统总结还不够。

二是在教师实践的效果和评价上,一般硬指标要通过发表考察报告、交流文集为主,但对于实践方法和效果的量化指标很少提及。

三是从经费来源看,主要来源于“专项经费”,即教育部文件规定的生均20元。其他也有通过课题经费和课程建设经费等资助进行调研考察的。

四是从教师实践的地点和内容来看,有以下几类:红色路线保险,容易被批准;历史文化路线可靠,容易实施;国外考察限制性比较强,社会主义国家容易去,发达国家难成行,主要还不是经费缺,更多地是一些管理限制,使考察难以成行。

以上现象说明,在具体实施层面,还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受限性。在不同类型学校中,呈现明显的管理和实施的差异性。有些,是各自特色使然;有些,则是落实不到位使然。

总体而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实践活动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目标化与多样性相结合。在中央、和教育部的文件指导与统一部署下,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进行,方向明确,目标坚定,相互配合,发展快速。同时,各地区和各高校结合实际,在实践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安排等方面各自有所侧重,探索了多种途径与方式,并逐步展现各自的特色与优势。

第二,规范性与持续化相统一。在中央、和教育部的相关文件中将教师社会实践的规范讲得很具体、明确,为具体实施提供了政策和措施的基本保证,其中有的措施和政策已经制度化,有的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而经费和考核标准明确的规范,也为持续性发展、进而形成长效机制提供了保证。

第三,教师社会实践与指导大学生社会实践相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参与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这是目前达成共识的结论。总的趋势是各高校都在积极摸索结合的模式,以期收到更好的实践教学效果。

四、思考与展望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有其内在的科学性

思政课教师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重要补充,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存在特有的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依据。从哲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实践的指导思想。从教育学角度看:一个人良好的道德素质不仅是一种知识活动素质,更是一种实际活动素质。教育不是知识的灌输,更是能力的培养。从心理学角度看:实践活动在人的素质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刺激决定反应,环境决定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职业自信来自于理论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之间存在内在逻辑关系。因此,从多个视角对高校思政课教师理论自觉与社会实践的关系联系起来进行观察,分析整理各类高校的思政课教师实践的模式,梳理教师社会实践的规律性,是十分必要的。

(二)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效果的关键要素

第一,科学有效的教师实践设计和制度安排。通过“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角色互换和主体所处社会空间的转移变换,产生双向互动的实践行为和效果。

第二,创新思维和方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实践活动应更加有计划性,减少随意性,增强科学性,体现时效性和加强实效性。因此,在教师社会实践活动中,有计划地整体推进与局部的持续创新,是不可偏颇的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

第三,实践教学基地的建立。相对稳定的教学基地,能够为实践教学开展提供便利条件,

使实践教学能够长期坚持。

第四,理论建设是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否参与社会实践,直接或潜移默化地影响教师的自我认同感,同时也影响课堂教学活动的开展和效果。应该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过程与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紧密联系起来。

(三)我们的设想与探索

教师的社会知识、素质和人格的完整,直接影响教学活动,直接渗透于教学实践和学校的其他工作实践。按照十文件精神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善于找准、善于抓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问题、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因此今后除了传统的参观考察活动,适时考虑进行各种专题和主题深度实践的可能性,例如,与大学生的实践结合、并担任实践指导教师实践的模式;与大学文化及专业特点结合的方式:“中医文化历史之旅”;与马克思、列宁、、邓小平等领袖经历结合的“经典之旅”;与中国革命历史结合的“红色之旅”;与改革开放的现实实践结合的企业(中医药行业)、新农村、城镇化之旅;与其他学校进行交流与合作的学术考察之旅;与研究课题结合的专题调研考察之旅,与学生心理辅导和思想疏导相结合的校内实践,等等。

丰富而有序的教师社会实践活动,必然内化为教师实践素质、拓宽教师眼界和活动空间,提高教师正确认识和分析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从而进一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整体水平,使得“三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同职业自信,真正统一起来,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向更深入更有效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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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考察报告范文第9篇

关键词:国联教育考察团;民国;高等教育;演进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2-0064-05

1931年9月至12月由波兰教育部司长华尔斯基(M.Falski)、柏林大学教授卡尔・柏克尔(C.H.Becker)、法兰西学院教授蓝格汶(P.Langevin)和伦敦大学教授唐奈(R.H.Tawney)四人组成的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是近现代中央政府首次邀请西方学者对中国教育作“概括的考查,作系统的报告”的活动。[1]252考察团通过各种途径考察中国教育状况,在事后提交的报告书中检讨了中国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状况,并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检讨,为国民政府改造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重要参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探讨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与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之间的关系,对于梳理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而言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考察团来华考察的背景与

概况

1931年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是在国民政府大举改造中国教育的背景下启动的。据1929年“三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案》披露,训政之初的国民政府对当时中国教育状况很不满,痛斥中国教育存在着“六滥”(即学校滥、办学人滥、师资滥、教材滥、招生滥和升学滥)和“四恶”(即教育成为个人造势的工具,浪费了师生的才气、增加了学生的欲望及增加了分利失业之徒)等问题。对此,《决议案》指出各级政府须抓紧“救治”,“以三民主义之精神,融化东西文化之所长”、“矫正从前教育放任主义之失,而代之以国家教育之政策”。[2]此决定宣示国民政府将改造中国教育。尔后,教育部一面着手改造事宜,一面借鉴西方经验,以使中国教育“融化东西文化之所长”。当时,以胡汉民为代表的政府高层认为中国教育的“放任主义”问题是由教育界人士片面学习美国引起的,他们更欣赏欧洲教育经验。[3]故1931年三四月间,教育部、行政院分别致函国际联盟秘书处,请求委派欧洲专家来华考察。于是,同年9月,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

按国民政府邀请之意,考察团来华是为了帮助“拟定并实施中国政府所颁布的改造中国的计划,以期促进中国教育制度之改善”[4]1。据此目的,考察团于1931年9月至12月间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县、杭州、镇江、无锡、广州等地考察教育管理体制、学制系统、教育财政、教学组织、各级各类教育、师生关系等方面情况;并于1932年出版总计15章222页的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该报告检讨中国教育状况,提出不少改进建议。如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小学教育普及率太低,小学生多是富家子弟;中等教育方面则未重视职业教育。针对于此,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应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在中学开设职业技术课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有着不少问题,国民政府痛斥这些问题是造成国家缺乏建设人才的主因,故考察报告第三章对高等教育作了份量较重的检讨,篇幅约计58页。

而对考察团的检讨,政府高层和教育界人士很关注。如在考察报告撰述完毕后,戴季陶和朱家骅两位政要为之作了序,蒋梦麟[5]、任鸿隽[6]、李建勋、罗廷光[7]、廖世承[8]、张佛泉[9]、尚仲衣[10]、黄问歧[11]、章光涛[12]、许恪士[13]等人撰写了评论文章。从这些文章看,当时政界人士的褒奖较多。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称赞考察团提交的报告书“对于各级教育之制度方针与乎其内容之剖析”,有着诸多精到处。[14]教育界人士对考察团开展的考察则提出了批评。如认为考察团仅在中国东部地区作考察,考察范围有限;认为考察团开展的检讨意在推动中国教育欧洲化。不过,在考察团检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界人士不吝赞誉。1933年,署名为“青士”的学人撰文说,考察团提出的意见很有价值,值得参考[15]。同年,李建勋说,除大学教授由教育部任命以及取消学分制的建议“尚有讨论余地”外,考察团提出的其他建议“均为改良吾国大学教育之良策”,倘若政府当局“照此方策进行,则吾国大学教育不能蒸蒸日上者,吾不信也”。[1]167事实上,国民政府在改造中国高等教育时的确参考了考察团的意见。

二、考察团对中国高等教育状况的检讨

如前所述,国联教育考察团重点考察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并在考察报告第三章中作了检讨。其中,该章第二、三节批评了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高校间缺乏分工合作、课程设置不合理、学分制实施不当、教师聘任不规范、招生缺乏严格标准、过于注重讲授法、教材内容过于西方化、学生太过放任等问题。第四节提出了设立全国大学会议、促进大学间分工合作、加快发展理工科学校、以考试制代替学分制、规范教师聘任、成立大学教授会议、组织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试行大学毕业考试、厘定大学课程标准、编写本土化的大学教材、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等建议。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较系统地检讨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在检讨时,考察团依据国民政府希望加强调控教育及增进中外教育交流的意旨[4]1,积极引介欧洲教育经验。如考察团建议由大学教员、大学行政人员、社会知名人士及教育部官员组成全国大学会议,并由该会职掌“决定各区域应设国立大学之数目及种类”、“大学教育经费之分配,并规定付款之条件”、“校长及教授之委任”、“厘定关于人员之安置,教职员之薪俸与进级”等事务。[4]194-195该建议就把英国设立大学拨款委员会及法国设立大学评议会的作法介绍到中国。[16]考察团建议中国大学取消学分制,实施毕业考试,考试及格的学生“方能毕业”,该建议则与英、法、德各国推行的中学毕业考试制度相近。[17]1-2

从检讨的内容看,考察团看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有针对性。如考察团对中国大学分布失衡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大学分布“杂乱无章”,东部地区高校过多,而其他区域的学校较少;“在同一区域内常有多所大学,诸大学间亦无合理之分工”。考察团认为,这种不合理的高校分布如不消除,“有效之大学制度实无从兴起”。[4]160-196从1931年的情况看,考察团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这一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有76、21、8所高校。其中,上海一地就有23所高等院校,超过西部各省总和。[18]

再如,考察团检讨中国大学课程的问题也是一个突出例子。报告指出:中国大学课程有三点问题。第一,用学分制组织课程,使得课程支离破碎,学生的学习缺乏整体感;同时,一些学生拿满学分后,即以能毕业为由,“将该学科束之高阁”,不再认真学习。[4]178-180第二,许多大学将某一学科分为“若干不同之学程”,希望把该学科的前沿成果介绍给学生,这使得基础科目未受到重视。[4]180-181第三,许多大学教材过于西方化,这将使得中国“民族文化必致堕落”,使得学生脱离本国实际。[4]181-184考察团遂建议中国政府应重视基础科目、推动教材本土化。[4]205

此外,考察团对中国大学招生的批评也很有见地。报告指出,中国大学招生缺乏统一标准。如“被此校淘汰之学生,往往因他校之条件不甚严格,得以考入肄业,若再被第二校拒绝,尚有第三校可以收容”,这种招生办法产生了严重后果。首先,大学为了招满学生,降低招生标准;这使得教学工作“降格以适合学生所能达到之水平线”,进而大学的办学质量下滑。其次,由于招生标准宽松,许多入校学生不合格,他们也不认真学习,学校就无法培养合格人才。鉴于此,考察团提议,中国政府应试行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以提升大学生质量。[4]174-175具体作法为:管理上,“教育部特派之大学教师及教育部代表组织一委员会主持”,并由该会“确定录取标准”;考试上,政府部门把“投考一切国立大学之学生于一处而行之”,或“分大学为数组而行之”;录取上,“投考学生应叙明其所愿入之大学,考取之学生,则按照各校设施之方便及其在考试中之名次,分配于各大学”。[4]204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的提议有着较强的针对性。

三、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的影响

由于国联教育考察团认清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有着针对性,故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产生了影响。影响较大者为以下三方面。

(一)推动了民国中后期西部高校的发展

1931年前,西部高校稀少,国内教育界人士也很少讨论西部高教。但国联教育考察团提交报告书后,教育界人士的相关讨论增多,并形成两派。一派赞成考察团的意见,认为应均衡发展中国高校。一派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高校布局作调整,而应让各地根据自身的物质和文化条件自行发展。[19]而对这两派意见,国民政府采纳了前者,即按国联考察团的批评,均衡发展中国高校。抗战期间曾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就于1972年回忆说: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批评中国大学分布不合理问题,战时教育部发展高校“注意合理分布的原则”,并“将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合成为综合大学,在后方分区设置;将农、工、医、商、教育等专门学院由大学分开就各地区需要分别设置”。[20]65战后出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也说,国联考察团曾批评中国大学地理分布“杂乱无章”,故战后教育部对高教资源分布“作相当合理的配备,以奠定整个国家未来教育发展的基础”。[21]

具体来讲,1932年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两类措施发展西部高校。其一,为促进大学分布均衡出台政策。1936年,国民政府颁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国立大学及国立专科学校之设立,应注重地区之需要,以维持各地区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机会均等,而促进全国文化之平衡发展。”[22]2871938年,《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23]14同年,教育部拟定《专科以上学校分布原则》,规定:国立大学将“就全国地域予以适宜之分布”,师范学院以分区独设为原则,农、工、商、医等独立学院就各省需要分区设置。[24]711-712其二,在西部地区新设高校。或将迁入西部的部分东中部高校改组,留在西部办学;或在西部地区新设国立高校,或将西部省立高校改为国立高校,批准成立省立和私立高校(参见表1[25]588-794)。而通过创设,近现代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问题纾缓。1947年,西部高校增至50所。[25]578-587高校的分工也较明晰。如贵州省有综合、医学及师范三类高校,甘肃省有综合、师范、医学、工学四类高校。

(二)促进了战时大学课程的改革

如何解决民国时期大学课程不重视基础课程和过于西方化的问题,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提议与国内政教界人士的看法大抵相近。如1931年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在作《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及应行注意各点》的演讲时指出:中国大学“每每迁就学生的意见,因把习见的基本功课都轻视”的作法有问题;他建议改革大学课程,促使“大学毕业生具有普通的常识,了解基本的理论”。[26]这一相近表明考察团确实发现了当时大学课程的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国民政府接受国联考察团及国内教育界的意见,从1932年开始改革大学课程。[27]大规模的改革则在抗战时期开展。1972年陈立夫回忆说,鉴于战前国联教育考察团批评了中国大学课程“不切中国需要”、“内容支离分裂”等问题,他在战时主持教育部时,主要从课程标准、科目设置和教材编写三方面着手改革。[20]661976年曾任战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吴俊升也回忆说: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曾批评中国大学课程过于西方化、不适合中国需要的问题,他协助陈立夫部长整理了大学课程。[28]

从战时教育部采取的措施看,国民政府大体解决了大学课程过于洋化和不重视基础科目等问题。如1938年,教育部确定了三点课程设置标准:第一,课程内容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须“与国家文化及建设的政策相吻合”;第二,课程教学应“注重基本训练,先从事学术广博基础的培养,由博返约,不因专门的研究而有偏固之弊”;第三,课程设置应“注重精要科目,所设科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于一种学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养而有融会贯通的精神”。[20]66据此,国民政府随后出台各专业必修和选修科目表,其中,有关中国的科目及基础科目明显增多。如法学院政治学门开设中国通史、中国政府、中国外交史和中国政治史等科目,理学院气象学组开设中国通史、中国地理总论和中国区域地理等科目。基础课程方面,政治学门开设国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论理学、哲学概论、政治学等科目,气象学组开设国文、中国通史、高等数学、微积分学、地理通论、气象学、地形学、测量学和制图学等科目。[29]

(三)影响了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的试行

1938至1940年间,国民政府试行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项创举。而这也受到国联教育考察团的影响。如前所述,1931年考察团建议中国政府试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建议提出即后受到国民政府的注意。但由于种种原因,战前这一意见未能采纳。[30]抗战爆发后,陈立夫深感战时“交通困难”,认为战前国联教育考察团提出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建议在此时有必要推行。故1938至1940年间,教育部试行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20]67(见表2[25]531-537)。

具体作法为:管理上,教育部成立统一招生委员会,办理“制定法规、制定试题、订定标准、取录与分发学生”等事宜;各考区成立招生委员会,办理“报考、考试、监考、阅卷、造送成绩表册、榜示学生”等事宜。考试科目上,凡报考文、法各院系,师范学院教育、公民训育、体育、国文、英语、史地、家政等学系,以及工学院铁道管理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外国史地等科目的考试,以及任选物理、化学、生物一门考试。凡报考工学院各系,理学院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土木等系,师范学院数学、理化等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的考试。凡报考医学院、农学院各系,理化院生物、地理、地质等学系,以及师范学院博物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生物等科目的考试,以及任选物理、化学一门考试。此外,报考体育专业的学生还须加试术科。[17]3-4通过试行统一招考,国民政府初步改变了近代以来大学招生各行其是的局面,提高了入校生的质量,“免(除了)考生徨歧路兼考数校之苦”[17]3,意义可谓重大。

四、结 语

推动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的因素有许多。比如:国内教育界人士深入探讨,各级政府出台调控政策和措施,以及抗战建国的需要,都是重要的因素。此外,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从本文的探讨看,考察团开展的检讨,对1931年以后中国大学分布、课程设置、招生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其实,考察团的检讨还影响到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管理机制、师资聘任、会考制度和训导制度。如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成立学术审议委员会就是以考察团提出的全国大学会议为“最初构架”的。[31] 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审定大学教师资格,也与考察团的提议有关。[20]66总之,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所起的作用是全方位的。

当时,由于考察团产生的影响,以及与其他一些因素的交相作用,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呈现出两点显著变化。其一,与1931年以前中国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及大学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并表现出鲜明的美国模式相比[32],民国中后期中国大学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一些作法。其二,与1931年以前中国大学在设校、招生、教学、管理等方面呈现出混乱的局面相较,1931年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更有秩序,学校分布失衡问题有所缓解,入校学生素质有所提升,课程克服了脱离中国实际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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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考察报告范文第10篇

“生活化教学”就是指教师充分利用和挖掘生活中的科学知识,充分利用和挖掘学科知识中的生活内涵,在教学活动中联系生活中的问题,达到学科教学的生活化。

二、生活化教学理念在历史教学中的实践

(一)教学目标的生活化

在教学上,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以“三维目标”为导向逐步改变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认识到历史教学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那些枯燥的知识点,而是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未来的实际需要出发,加强历史课与学生的现实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

(二)教学方法的生活化

1.采用生活化的教学手段

现代历史课堂除了运用以语言传递信息为主的教学方法(如讲述法、讲解法),历史教师还可以适当地使用演示法,通过多媒体技术,把各种历史素材,如,学生家的老照片、观看过的历史影像资料等直观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使学生通过各种感官来理解历史,感悟历史。

2.采用生活化的教学模式

(1)情景复现教学模式

这种教学模式是以创设历史情境为主要特征,其理论是学生的学习是认知活动与情感活动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需要在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下进行;学生认识是从具体生动的表象开始,进而发展到理性的认识;学生的历史认识不应该只是概念上的理解,而应该是通过对历史的感受和体验进而形成对历史的抽象认识。

(2)社会考察教学模式

这种教学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结合校外历史调查活动进行历史教学。其理论是学习要贴近社会、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把书本知识和社会实际联系起来,从社会实际中获取有效的学习信息。

(三)教学内容的生活化

1.加强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新课程标准的重要理念是使历史教学内容生活化,让学生学习现实的知识。发掘生活中的历史知识素材,唤醒学生的生活经验,将历史知识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把社会生活中的题材引入课堂教学之中,是历史课堂教学以实际生活为真正指南和体现新课程改革理念的重要一环。

2.适当运用乡土教材

乡土史资源具有感性、生动和直观的特点,所涉及的内容与学生生长和生活的地区紧密相关,学生自然而然地产生亲切感,产生去了解探究的强烈欲望,这就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四)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是历史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导向、诊断、促进和激励的功能,对促进学生的学习,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教学评价是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课程改革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

1.评价内容综合化,凸显学生生活能力

新课程改革强调评价内容的全面性和综合性,强调对评价对象学习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关注,从三维目标出发,对学生评价提出了新的要求:知识与技能的评价重在感受、体验、理解与运用;过程与方法的评价重在评价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决策能力和创造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评价则注重激发兴趣、陶冶情操,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2.评价方法多样化、生活化

(1)档案袋评价法

历史科档案袋应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自己放进一些足以能够反映其学习进步与成绩、基于情景活动的实物材料,如,历史小论文、历史考察报告、历史随笔、历史小制作等。

(2)表现性评价法

表现性评价重视过程,重视质性,历史活动课上很适合采用表现性评价法。如,在以“重农抑商政策的利弊”为辩论主题的历史活动课上,学生慷慨陈词,针锋相对,课堂气氛活跃。这是对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材料分析归纳整理能力、心理素质、思维的敏捷度、与他人的交流合作能力等方面发展情况评价的很好佐证材料。

三、历史生活化教学中需注意的问题

(一)了解任课班级学生的情况,处理好间接、直接经验的关系

教师对学生情况的了解,除了要了解学生的年龄特征、心理特征、思想状况等一般状况外,还要具体了解每个班学生在历史学习方面的情况,如,掌握的历史知识水平、对历史课程的态度、学习历史的兴趣、学习的方法、对历史教师的希望等,甚至是学生在历史学习上的困惑、疑虑等也要有所了解,以便在筹划课堂教学工作时能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调整教学策略。

(二)教学语言的生活化

历史教师的语言修养和运用语言的艺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教师的教学语言丰富多彩、生动形象、富有智慧、有时代特色,通俗易懂,就一定能够吸引学生、调动学生、启发学生。

(三)师生关系的民主化

我们应时刻传递一种对学生的热爱、尊重、信任和期待的信息,使学生在内心产生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从而对教师的言行认可与接纳。如课堂提问时,应鼓励学生大胆直言,认真倾听学生的意见,呵护学生的奇思妙想。只有这样,才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发展、创新动机的萌发、创新思维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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