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论文范文

社会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1.1委托理论的内涵

委托理论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契约理论，基本内容是：当一个或更多的行为主体（委托人）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人）为其提供服务，并授予其某些决策权，委托人根据人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支付相应的报酬。

1.2多重委托

学术界有单重委托和双重委托理论之说。冯根福在2004年提出了双重委托。在现实中，委托并非单重或双重的，而是多重的。多重委托，指委托是层层委托形成了以委托链为核心的多向度的委托关系。

1.3民生视角下的政府社会管理的多重委托关系

人民人民代表政府社会公共组织

（公众）（人民代表大会）公务员

如上所示，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人民与人民代表的委托关系。人民委托人民代表来履行人民的权利和实现自己的义务；第二层是人民代表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第三层是政府与公务员、社会公共组织的委托关系。政府把政策执行委托给公务员或社会公共组织来执行或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公务员或社会公共组织实现的目标或宗旨是服务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提供质优价廉的社会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及安定有序的生活秩序和发展空间。

政府社会管理多重委托关系的特点：委托关系的层次多、链条长；委托关系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比较多，如人民、人民代表、政府；民生视角下的政府社会管理改革的多重委托关系涉及多任务委托，最主要的是政府与公务员、公众之间；第二层委托关系中错综复杂，涉及到政府公务员激励制约机制与服务型政府建设，这是改善民生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多重委托下政府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

从第一个层面看，人民与人民代表的委托关系。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代替自己行使相应的权力。在当代社会政治制度框架下，选举制作为当代政治制度的三大基石之一有其优越性，但是其还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人民往往在不了解代表信息的情况下就从众地选举了代表。代表作为人掌握着一些委托人所不了解的信息，而委托人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清楚了解政策制定的过程。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和非均衡，就有可能导致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从第二层讲，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委托政府作为政策的执行机构，来进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于是在政策执行中会偏离政策原有意图，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以至于社会管理的失效与社会政策的失败。从第三层讲，政府与公务员及社会公共组织之间的委托关系，也存在着许多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公务员和社会公共组织在社会管理方面更是存在着信息的不完全、环境的不确定等因素，由此导致了政府社会管理的失效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滞后。

3多重委托理论下的政府社会管理模式创新

3.1政府社会管理改革：激励制约机制的设计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运用委托理论探讨政府社会管理改革，正与十六届六中全会所要建立的社会管理格局相符。下面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四个维度，对政府社会管理改革进行的尝试性研究。

（1）健全和完善选举制度。

选举制是现代政治的三大政治制度之一，关注民生定要关心民众的利益表达机制。改善当代中国的选举制度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从十七大代表选举方案得出特征是：提高了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的比例；扩大了差额选举比例；整合派的建议；代表候选人实行公示制度。选举制的变化体现了政府社会管理和国家政治生活更加民主。

（2）公务员激励制约机制的构建。

第一，建立制度化的激励监督机制。对我国而言，《公务员法》是规范公务员行为的一部制度性的法规。在这部法规中，对公务员的激励和制约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政府既要从法律上对公务员进行监督和制约，也要建立政府体系内外评价机制。竞争激励机制、新陈代谢机制和勤政保障机制，是公务员制度的三大运行机制，三者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依存。按照委托理论的观点，政府应该做好公务员的考录、考核、奖惩、晋级增资等制度上的激励制约，以实现公务员能够负责有效地服务于人民，接受人民的监督。

第二，完善公务员文化建设。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塑造公务员终身学习的意愿。大力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创建公务员文化进步的社会环境。公务员的文化建设，首先要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观念。其次，公务员要有终身学习的理念和价值。此外，公务员的文化建设也要体现在制度层面的创新和能力层面的提升。

第三，加强公务员的伦理建设。公务员的伦理建设包括责任、义务等方面。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进行公务员伦理建设。政府要提供公务员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不仅要根据职位和品位对公务员的报酬和待遇进行改革，而且要给予公务员充分的尊重和发展权。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制止了败德行为的发生。

3.2社会公共组织的激励制约机制的设计

第一，创建发达的公民社会、培育完善的社会组织。在信息化和后工业时代，权力开始逆向回归，政府向社会放权，把权力回归到社会。让公民自己来管理自己，体现了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这是政府作为委托人把一部分社会管理交给公众去管理，这既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是公民社会逐步成长的结果。

第二，积极推进第三部门参与社会管理。未来的政府不再是统治的政府，而是治理的政府。随着第三部门的蓬勃发展和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政府通过促进第三部门的发展，鼓励第三部门也参与社会管理，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更好更快地服务公众，体现民生。

第三，提高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政府社会管理改革，要重视公民自身的力量和作用，增强公民社会管理的意志，转变公民社会管理的观念，使公民把社会管理当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进行管理和服务。

3.3新型政府社会管理机制的创设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表明防范和治理社会问题，确保社会安全、协调发展。根据理论和结合现实国情，笔者主要从制度层面进行了激励约束机制的创设。新型社会管理机制的目标是建立“主体多元、责任明确、合作互动、协同管理”的体制，努力实现社会管理的社会化。主体多元主要是指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不仅包括政府组织，而且还包括非政府组织，以及第三部门等非营利型组织。责任明确主要是指在社会管理中，政府作为整个社会宏观调控者，应把握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引导好社会发展航向；在其他部门能够做好的领域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合作互动是指在社会管理中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政府与公众进行合作，实现互动管理社会。协同管理指在社会管理这个大系统中，运用协同理论，发挥协同作用，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只有这四者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社会管理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4结语

本文从多重委托理论角度分析和阐释了民生视角下的政府社会管理改革。从民生视角进行政府社会管理改革的制度创新和理论探讨。重在运用多重理论，研究了政府社会管理改革的微观方面：公务员激励制约机制、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公共组织共同参与的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的创建。

参考文献

［1］程恩富，胡乐明.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118-119.

社会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成立相应防雷管理机构，将防雷社会管理职能划归市局防雷办，将防雷执法工作划归市局执法大队，市局法规科负责综合协调和执法监督。按照政事企分开的原则，明确防雷行政管理、防雷技术服务和防雷市场经营等三种不同性质机构的工作职责，并严格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工作。防雷行政管理机构和防雷技术服务机构实行办公场所、人员、账户、印章、机构五分离，从事防雷技术服务的人员不得同时从事行政执法、许可工作。

2加强宣传，进一步营造良好的防雷政策环境

加大对政府部门的宣传力度，争取各级政府发文加强防雷减灾工作，并将防雷减灾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目标考核，建立良好的防雷减灾政策环境。通过各媒体向社会广泛宣传雷电灾害案例，及时公布雷击灾害分析报告，提高公众对雷击灾害的认识，并进一步承担起普及防雷知识，唤起全民防雷意识的社会责任，以社会舆论力量监督防雷安全。通过法律法规规章的正面宣传，通过行政处罚案例宣传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通过雷电灾害案例警示防雷减灾工作的重要性，积极营造有利于行使防雷社会管理的良好社会氛围。

3加强部门联动，从源头上把关防雷安全

将防雷行政许可工作纳入当地政府行政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并联审批，使防雷审批与建设、规划、消防、环保等行政审批捆绑、并联、同步实施，各项目建设、管理单位在项目立项论证、选址、勘察设计的同时，必须认真做好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各设计单位根据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报告做好新建项目的防雷电装置设计，坚持防雷设施与工程项目建设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验收的“三同时”制度，防雷设计未经气象部门验收合格的工程项目，不得通过项目总体验收，不得投入使用。加强防雷工程的监管，严禁无资质或者超出资质许可范围承担防雷工程专业设计或者施工，未经核准的防雷工程和未备案的防雷产品，防雷检测机构不得接受检测申请。

4进一步规范防雷技术服务

要求防雷技术服务机构不断提升科技含量和服务质量，建立服务承诺、首问负责、失职追究等规章制度，规范工作流程，服务人员统一着装、持证上岗。建立统一的防雷综合管理和技术服务平台，开展雷电预警业务，建立与政府、安委会成员单位、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的信息互通机制，实现信息畅通、资源共享，加强科研攻关，切实增强防雷技术服务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进一步规范雷击风险评估工作，要求未通过雷评业务能力确认机构从事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活动的，其评估报告各级气象主管机构一律不予审查确认，没有经过评审确认的雷评报告，不予办理防雷核准手续。

5加强防雷执法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执法效能

充实防雷行政管理人员，市级气象主管机构从事防雷行政管理人员应达到8人以上，其中专职执法人员3人以上，兼职执法人员若干，各县局专兼职2人以上。分区域组建3个执法分队，从各县局执法人员中抽调，实行集中办公，交叉执法，每年到各县进行集中执法不少于1个月，解决县局执法难的问题。聘请法律顾问，加强执法人员业务培训，注重与法院行政庭、执行局互动交流，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强化防雷执法工作绩效考核，提高执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保障执法效能。在执法过程中严格执行“持证上岗、亮证执法”的规定，不断完善执法人员的培训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真正做到依法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6完善防雷社会管理模式

坚持防雷监管和依法行政工作常态化。防雷监管的对象具有分散性和多样性特点，监管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目前在人力、物力很难保障的情况下，要求被监管单位建立防雷安全员制度，建立区域范围内的防雷协管员队伍。对新建项目采取事前检查、施工中督办、竣工实地审查认可的管理模式进行监管。建立防雷监管检查与执法会商制度，对所有防雷违法违规举报信息，由分管局领导组织法规科、防雷办、执法大队采取会商的方式，通过会议商讨启用监管检查或执法程序，有效化解违法单位的抵触情绪，合理规避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提高工作效能。

7重视农村防雷管理工作

做好农村防雷管理工作：一是要对农民加强防雷避险知识的宣传普及，充分发挥村组干部和乡村气息信息员的作用，增强农民自建房屋安装防雷设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提升农民的防雷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二是防雷技术服务机构要主动为农村建筑物防雷提供技术支持与指导，充分发挥好农村防雷示范工程的示范效应，要把地处山顶、河塘边、山谷风口和位于旷野孤立的建（构）筑物作为农村防雷的重点，对于突出屋面的天线、太阳能热水器、金属水箱等设施要安装可靠的避雷装置；三是气象部门要与电力、通信、广电等有关部门联手，重点做好农村通讯信号系统、有线电视、电力设施和线路的综合防雷设施建设。制定《安康市气象部门防雷技术服务客户评价和服务回访办法》和《安康市气象部门防雷技术服务收费若干规定》，要求防雷技术服务机构严格执行收费标准及收费减免规定，收费按照层级进行审批，当服务项目完成，服务对象领取技术报告时，提请服务对象填写《防雷技术服务客户意见征询表》，征询率要求达到100％，有不满意事项的，服务机构应在接到意见后7个工作日内上门走访，对走访中反映的问题，应当及时组织查处，并向服务对象反馈查处情况，查处率和反馈率要求达到100％。市县气象主管机构加强对客户评价回访工作的监管指导，满意率将作为对防雷服务机构及其人员考核、评优的重要指标。

8结语

通过加强防雷社会管理队伍建设，创新管理模式，营造全社会防雷依法管理意识；同时，督促防雷中介服务机构提高防雷技术服务质量，减轻防雷社会管理的压力，使防雷管理风险进一步降低，社会经济效益显著增长，社会满意度明显提升。

社会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一）物业管理法规政策不健全、操作性不强我市现有的《秦皇岛市物业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颁布实施至今，缺乏与之配套的实施细则和健全有效的政策法规，导致基层部门在处理物业管理纠纷上无具体依据。一是对物管公司缺乏明确的法制规范，对其监管缺乏有效抓手。目前对物管公司存在的管理问题，无法依据物管法规予以行政处罚，如个别小区物管公司在与业主产生矛盾纠纷后，随意对业主停水停电，引发业主上访。二是对业委会的权利和义务缺乏明确的法制规范，对其监管失控。业委会没有法人资格，只有权力没有义务或很少义务，政府无法对业委会进行有效的监管、处罚及规范。三是对业主本身的权利和义务缺少明确规范，个人利益与小区共同利益冲突时如何定义和化解。如小区停车位改造损害了小部分业主的利益却方便了大多数业主可不可行；部分业主欠缴物业管理费有没有损害到公众利益都值得探讨。业主自治意识淡薄。

（二）物管公司与业委会及业主的关系紧张、矛盾重重首先，物管公司方面，物管公司观念老化，摆不正自己与业主的位置，常以“管理者”自居，习惯于发号施令，使业主的地位和权益得不到保障。定位的偏差造成了业主与物管公司之间矛盾重重；部分物业服务企业与政府社区管理部门缺乏有效衔接，与公共安全、消防、联防、供电、供水等职能单位的协调机制不够完善，并普遍存在工作人员专业技术知识缺乏，人员素质整体偏低，经营效益差，在服务中经常出现道路、广场、停车场、绿地等公共区卫生状况不佳，垃圾清运不及时，安保措施不严密等现象，引发业主不满，及物业管理费收缴困难等问题。其次，业主方面，部分小区业主对现有物管公司不满，积极筹备成立业委会，其目的就是为了“赶走”现有物管公司，进一步加深业主与物管公司的矛盾；部分业主法制观念淡薄，加之法规不够完善，缺乏自我约束，只强调权利而忽视相应的义务，拒绝缴纳物业管理费。不愿主动缴费的业主感觉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可有可无，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实际好处，即使自己不缴费也可以享受物业服务企业的公共服务。第三，业主委员会成立难。目前，全市成立业委会的小区只占少数，且即使成立了业委会的小区也仍然出现许多乱象，业委会与物管公司因利益的博弈很难和平共处，且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物管公司为了更好的操控小区，不希望小区成立业委会，于是进行诸多阻扰，不配合、不提供小区业主资料及候选人信息等；业委会成员素质低，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物管公司与居委会及社区服务站的分工协作不到位物业公司与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是城市建设管理的最基层单位，是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住宅小区居民日常生活迫切需要，不可离开的服务部门；又是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但同时这几方之间在小区日常管理中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有的物业公司与居委会，因职责分工不明确，出现了经济利益之争、工作职责之争、服务设施之争，导致关系不够协调。有的小区还出现“有利的事抢着做，麻烦之事无人做，遇见责任‘踢皮球’”的现象，使小区的管理职责得不到有效的落实，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在观念上，人们还习惯于将社会管理工作等同于行政工作，对传统行政管理存在路径依赖，不放心让市场主体承担更多的任务。在进行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时，看不到物管公司提供的基层管理服务普遍比其他社会组织更具专业水平，运作更高明、品种更丰富、服务更便捷，具备天然的竞争优势，而只是简单地将一些行政管理职责从居委会剥离出来，放到社区服务站里，却没能将包括物业管理等市场主体纳入基层管理体制的整体框图架中进行系统规划设计，对公共服务和管理资源作进一步的整合；二是在具体分工和操作层面上，社区服务站承担着纷繁的任务，其中类似采集信息、社区宣传、社区治安、环境卫生、部分社区服务等与物管公司向居民和业主提供的服务内容有高度的重合性和交叉关系，在管理上“撞车”与“真空”现象并存，由于两不相让、边界不清，从而造成反复上门扰民的现象，引起居民和业主的不满。

（四）老旧小区管理成难题在秦皇岛市旧城区大多数住宅小区缺乏物业管理，目前仍游离于物业管理体制覆盖之外。大量房屋公用区、庭院绿化区被任意占用，普遍存在私搭乱建、垃圾随意堆放等现象；部分房屋失养失修，设备残缺不全，道路、绿地、花园、广场、路灯等市政公共设施损坏严重；地上、地下管道不畅，时常出现污水四溢的情况；个别小区环境脏乱，小区出口大门洞开，人、车畅行无阻，人员混杂，失窃案件频发，居民苦不堪言，极大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

二、加快秦皇岛市物业管理发展，进一步发挥在基层社会管理中作用的措施和建议

（一）通过修订法规、建章立制、出台政策，使业主、业委会、物业企业之间建立良性运作机制首先，加紧修订法规及出台相关实施细则。明确业主委员会主体地位，使业委会获得法人主体资格，有利于公检法机关加强监管；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管措施应具实操性，特别是要建立和完善物业服务企业准入、退出和奖惩制度。其次，将物业管理费缴交情况纳入个人信用系统。同时将物业管理费欠缴案件作为简易类案件，由物业服务企业向基层法院申请支付令的方式，确保物业管理费欠缴情况进入个人信用系统的工作效率及权威性。第三，出台有关税收等优惠政策，支持物业服务企业的发展。在我国，物业管理是一种微利性行业，其规模效益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出台有关政策和积极引导，加速行业的转型升级，支持口碑好、业绩佳、实力强的物业服务企业收购吞并小型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市场化手段淘汰资质差、管理混乱的企业，促进物业服务企业规模化、集团化、品牌化发展。此外，比照新办企业，减征或免征物业服务企业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或者适当调低营业税税率。对小区物业管理服务达到一定标准后，视物业服务企业对社会公共事务贡献程度确定税收优惠比例。

（二）促进业主委员会建立，发挥积极作用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的作用，对具备建立业主委员会条件但还没有建立的，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帮助指导，推动落实。凡具备建立业主委员会条件的，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会同开发建设单位、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辖区派出所制定业主委员会组建方案，组织召开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协调、指导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并由市、县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备案登记后，在物业管理活动中代表全体业主依法开展活动，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认真履行《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的五大职能：选聘或解聘物业公司，监督物业公司的日常活动和小区管理经费的使用，对管理服务提出批评和建议，依照有关法规和物业管理合同监督物业公司服务好小区。

（三）发挥政府引导职能，明确职责分工要用法律法规来明确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职责，指导和规范其工作。这是避免二者产生矛盾的首要条件。同时，政府积极引导物业服务企业、居委会各基层服务组织通力合作、协同工作。明确物业管理主管部门，抓好社区组织体系和社区主任及小区业委会队伍建设，街道切实加强对社区工作的指导，着力推进社区物管工作。各街道基层组织要加强对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的关心和支持，将物业管理与创建和谐社区等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充分运用物业管理平台进行组织、教育工作，与物业服务企业共同开展消防、安全、卫生等方面的宣传，使住宅小区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和基层公共管理形式创新的典范。

（四）充分发挥物业服务企业近水楼台的优势，政府所需要的基层信息由物业服务企业单一采集、法定提供住宅小区、楼宇大厦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与其对应的物业服务企业是最基本单元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网格员”。为此，充分发挥物业服务企业具有掌握第一手基层信息的优势，政府所需要的基层信息实行由物业服务企业单一采集、法定提供，改变过去多头采集造成扰民的做法。从立法层面、健全机制着手，解决基层信息的采集和管理问题：明确赋予业主、租户及其他人员应主动向其所对应的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登记有关基础信息的义务；同时，物业服务企业应承担掌握社区各类设施及人员基础信息的责任，定期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政府部门的职责主要是做好监管和督查工作，将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社区或楼宇基础信息服务的责任纳入资质考核内容，强化动态督查和考核，对物业服务企业提供信息真实性、完整性进行核实，作为对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认定的一项重要标准和奖惩依据。

（五）鼓励物业服务企业成立便民服务类社会组织，向居民提供日常的专业社区服务物业服务企业作为与社会管理和服务息息相关的行业，长期以来已经在社区里开展了一些文体活动和便民服务，取得了一些经验，应趁此形势向社会企业转型，除了承担传统物业管理外，还可利用其24小时贴近居民的优势，更好地处理社区关系和社区事务，提供更专业和优质的社区服务，如居家养老、日间照料、社区教育、社区文化、网购服务等，以进一步提高管理服务水平，改善与业主的关系。政府给予政策支持与奖励，从而稳定这支社会管理的骨干力量。

（六）完善配套，综合整治，推动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的开展加大对老旧小区的整治，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旧住宅小区增建必要的物业管理设施，可享受旧城改造的优惠政策，土地规划等部门要给予优先审批。承担旧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综合整治任务的物业服务企业，税务部门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转变业主的物业管理消费意识。借鉴国内其他地区的一些先进经验，将物业管理纳入社区管理的范畴，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可以整合各部门的管理资源，争取辖区物业服务企业的共同配合，尽快改善老旧小区的管理状况。

（七）提升从业人员素质搞好物业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物业企业经理、部门经理、管理人员岗位培训，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同时，物业服务企业还应根据情况和工作岗位的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基础作业层人员进行短期专题培训，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八）促使物管行业协会成为枢纽型社会组织，指导和引领本行业提供更好的社会管理服务秦皇岛市物业管理协会通过制订行业标准、物业服务规范，完善物业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和第三方审计、资质监理、调解纠纷、考核评估制度；进一步发挥其在业务上的龙头带动作用和日常管理服务中的平台作用，引领物业服务企业从单纯的物业管理模式，逐渐改变成为更具社会责任的专业角色。

社会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在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中，政府“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理念与社会工作的日益专业化，使得转型期党的基层建设工作和群众工作既面临严峻挑战又具有历史性机遇。如何化挑战为机遇，就需要用好政府发展“社会工作”的思路。社会工作是现代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解决日益加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而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对基层党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是借鉴方法。社会工作具有专业特质，一般包括诊断、治疗、评估、结案等程序，并根据服务领域的不同，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也不同。在西方国家，所有社会工作者都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并取得资格认证后才能从事。在中国，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也开始变得“红火”起来，在社会福利、社会慈善、劳动保障、残障康复、医疗卫生、青少年服务、司法矫治等社会服务机构中，招录了大批从事专门性社会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虽然与西方国家普及率相比仍有差距，但社会工作已经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并摆上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相对来说，党群工作者却没有特定的专业知识要求，或者说实际上有要求，但却没有形成专业化。因此，党的群众工作如果能够吸收现代专业社会工作的先进理念和方法，走人性化、专业化、科学化的道路，将对基层党的建设工作大有裨益。首先，要进一步专业细分，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其次，要对党群工作者的职业准入、职业晋升、职业薪酬、职业培训和职业考核等方面做明确规定，建构党群工作者“金字塔式”的职业体系和薪酬体系。二是借机发展。政府发展社会事业，往往要通过向社会招标、直接购买服务的方式，那么对于党的建设而言，也需要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的支撑。但是目前来看，针对基层政党的服务特性而培育的社会组织仍然不多。尤其当下社区党建、社区建设已经发生转型，基层党组织在社区中不再是传统的“领导核心”，而是侧重于规划社区发展、统筹区域资源、培育社区自治的工作方法，这就更要求我们加强“红色NGO”建设。比如有的社区党总支把社区内企业联合起来，成立民间社团，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企业援助、帮困等多项实事工作。还有的党员服务中心引入社会专业力量，以志愿服务的方式，为区域内的基层党组织、广大党员群众等提供心理疏导、心理健康咨询和思想政治工作培训等服务。这些社会组织焕发起基层党建的新生。如何进一步培育党建品牌，发展好红色社会组织，也要求进一步借智借力，顺势而为。三是借势谋划。社会组织因其专业性强，服务质量高，能及时解决当事人的各种问题，并能多渠道利用社会资源筹措资金等优势，越来越显现其“第三域”的力量。可以说，“第三域”本身是将来发展党建事业的一片天地。如何在各类社会服务机构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积极发展党员，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推荐和支持有突出贡献和重大社会影响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进入人大、政协等都是亟待谋划的重大问题。当前社会组织发展程度不一，法制化程度不足的现状，对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实践上表现为党建工作指导不够、责任主体不明、工作管理体制不畅、党组织开展活动不多等方面。究其实质，仍然没有找到一个与当下社会组织发展培育相匹配的服务切入口。一方面社会组织需要拓展服务空间、寻找消费人群；另一方面政府服务质量不高，导致社区日益增长的各类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因此，这中间的衔接工作是党建的一大天地，如何把社会组织扶上马、再送一程，这是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二、以社会治理为视角，开辟党建引领路径

由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呈现多元性、复杂性、系统性的特征，客观上体现了对党政推动力量和社会自治力量的双重需求。问题在于，共治有两种，是基于行政主导的共治路径，还是基于社会自治的共治路径。基于社会自治的共治路径，因为顺应了社会自身内在的客观需求，往往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因而在制度上能形成连贯性、持续性、积淀性。在推进基层党的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首要的是以社会自治为一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多元共治的路径和模式。在具体实践上，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避免“包办”的想法。社会事务纷繁复杂，唯有基于自治的共治才具有实践意义。首先，群众最了解群众。在社区里有人遇到了烦心事，他的家人、邻居、朋友会第一时间知道并帮助他，与他有相同经历的人会帮助他，有专业对口的社会组织会帮助他。这样的帮助，比政府的帮助更及时、更有效，因为群众最了解群众。其次，“自治”的办法往往是最有效率的。市场的事情，政府干不了，因为市场瞬息万变；同样的，社会的事情，政府也干不了，社会也是瞬息万变。在解决社会的问题上，自治的办法往往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有效的共治必须建立在有效的自治上。社区自治是一种实践，不是靠文字习得的知识，而是通过亲身体验才能得到的。当前，有一些社区居民习惯于有事找政府、找居委会，碰到问题就说“这个事情总要有人管的”。有的社区居委会也把自己定位成解决群众问题的组织，开展24小时全天候服务。但是实际上，社区公共事务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特征，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可能包揽社区公共事务。基层党组织在做一个负责任的“领导核心”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树立“今天的介入是为了明天的退出”的理念，要把“自治”作为历史发展的一元，锁定自治开展共治。二是探索共生规则。在社区自治过程中，尤其是管理向自治转型过程中，如果有一个主导性力量的存在，不仅有助于化解各种矛盾冲突、维持公平正义，更有助于共生规则的形成。基层党组织要善于利用权威在社会领域内建立互信、互助的社会规范。近年来，很多小区在党组织的指导和帮助下，迅速建立了很多规范制度。比如评低保需要居民代表参加评审和公示；政府拨发款项如何使用要居民代表讨论和举手表决。过去，这些事务都是不透明的，所以大家意见大，现在搞居务公开，网上公开，大家都很欢迎。在探索共生规则的过程中，基层党组织首先要注重价值引领。有学者说，社会管理本质上就是价值管理，方法从属于价值，没有价值引领，载体和方法就失去了意义。如果说，西方社会治理侧重于工具理性，那么中国特色的治理则更注重价值理性。坚持价值引领，就是要通过党的建设引领社会管理实践，着眼于积极的价值取向和健康的精神追求，为大家营造一种民主、法治、互助的新型生活环境。其次，基层党组织还要注重功能拓展。随着社会领域日渐壮大，政党要在社会领域中扎根，就必须不断拓展功能，通过参与社会管理，既实现社会善治，也进一步体现党建优势。有的基层党组织着力组织凝聚功能建设，在社区里开展各种社交活动，拓展群众文体活动载体，创造机会促进形成熟人社会；有的基层党组织着力加强利益整合功能建设，在社区里开展群众接待，甚至约请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共同参与；还有的基层党组织着力加强引导协商功能建设，搭建各种议事平台，促进共商共治。通过社会功能的开发，基层党组织促进了公开、公正、充分的话语行动过程，即使不能达到共识，公共协商的过程也能使参与各方互相认识到对方的合理和可取之处，在互信中探究对问题性质的各种看法，树立合理化的理念，帮助人们做出公共判断并形成共同行动的基础。三是增加制度支撑。基层创设意味着对原有制度系统的改变，如果制度系统不能及时调整，必然成为基层创新的阻碍。比如很多居民表示，不是不愿意参与社区自治，但是阻碍太多，就连成立个业主委员会都要历尽困难，难免就打了退堂鼓，希望能将国家有关居民自治的法律法规落到实处。还有一些乐意从事公益的居民表示，现在做的很多工作都是自己贴钱在做，希望政府能够做好财力和物力保障。凡此种种都说明，制度系统对于基层创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与政府与其花很多精力在具体的管理事务上，不如更多回归社会政策制定者、资金筹集者、服务监管者的角色，做好制度供给。

关于制度供给的科学化问题，与所有社会科学一样，很难完全控制变量、预知确切结果。但是在制度制定的过程中，应注意避免完全依靠政府意志。社会的发展是靠博弈的力量来推动的。创造文明的力量，蕴涵在未受人类理性控制的社会博弈中。在经济学上，我们已经发现，市场中的经济当事人通过“讨价还价”和“社会博弈”所自发形成的“规则和秩序”，与政府的刻意的“机制设计”相比，可能是更为有效率的。一个有效的制度规则的形成必须要经过各个利益主体的多重博弈。因此，在社会治理中，政府、社会组织和群众如何各司其职，这是一个需要在博弈的空间中形成的制度，只有博弈才能形成内生机制。

社会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前述矛盾的实质在于，国家与社会两种力量的对比协调。那么，对于社会稳定，到底是紧张型的“国家—社会”关系还是合作型的“国家—社会”关系而言谁更有利?所谓紧张型“国家—社会”关系，是指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两者始终处于矛盾对立的地位，一直在斗争、竞争中寻求双方力量的平衡。伴随时代进程，两者除了相应内部消抵部分效能以外，最终还是各自得到了相应充分的发展。迄今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完备的政治制度以及发达的公民社会就是明例，也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观点在西方现代社会发展历史中的验证。西方自古希腊城邦时期，“国家—社会”关系就主要表现为斗争模式。为了调解人们生活中的分歧、化解制度冲突，那时已开始采取直接民主和法治的手段，以促成群体最基本的一致利益，达到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底线认同的目的。然而，“希腊人这种法律之下的自由的试验，固然是硕果累累，却终于未能全胜”，“即便在城邦的范围以内，法律问题也从来未得到彻底的解决”。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代表各种利益的群体都想实现自己的完全利益诉求时，其实其纷争是难以调和的，或者说，根本就找不到同时实现各方利益的“共赢”道路，更何况当时希腊的政治处于“春秋割据”的状态，各自为政，谁也没有足够的合法性权力和权威去整合各方利益，“冲突纷争永无宁日，直到希腊彻底崩溃”。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迄今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的斗争模式好像仍未曾有所改观，甚至有时二者一度势同水火。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迷途的价值观、多元的后现代主义主张等思想流变盛行，社会自身的矛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社会生活分化加剧，多元、分散，强调个性、差异性、无主性，甚至冲突性、对抗性，认为国家以公力量对社会生活、公共领域以及个人事务进行全面的监控、干预、训诫或压制，极大地激起了社会对抗性的行动诉求，造成社会利益的极大破坏，社会的稳定性受到了极大挑战。这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话语中已得到充分印证。尽管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利益集团能够在斗争中不断寻求到短暂的平衡并不断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但这种动荡给人民造成无法忍受的疾苦和困境却是不可回避的。

所谓合作型“国家—社会”关系，是指国家与社会的和谐一致关系，两者始终处于上下一致的地位，遥相呼应，各司其职，各行其是。但是，国家与社会在这种长期和谐背景下，形成了特有的发展历程———国家不断强大，社会不断弱小，看似平衡，其实内部也蕴含着发展中的各种难题与危机，这在中国传统社会阶段表现的尤为明显。在中国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事关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问题和路径问题。缘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中庸等思想的影响，“国家—社会”一直是以上下通联、和谐一致的形式出现的，好似房屋结构一样，一方处于屋脊，一方处于屋基;一方面它们各司其职，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互有通联，通过合作达到建筑的稳定。传统观点认为，中央集权制度模式是中国历史上“国家—社会”关系的显著特点，中国的政治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单向运行，社会是完全被动的。历史实践证明，一个持久、健全的政治必须是上下通联、有来有往的双向形式，否则这种政治统治维系的时间和空间都将受到极大压缩，即任何政治绝对不可能只在单一方向轨道上运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论述中国的“双轨政治”后指出，因公共需要，一些社会公共事务往往是由老百姓自理，老百姓因此而自动组成的团体称为“自治单位”，表明中国乡村社会存在“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例如，古代的乡绅，他们是“中国政治中极重要的人物”，地方的代表，并代表民间与官方协商，而这一过程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另一条政治轨道。中国史学家钱穆对“国家—社会”关系问题作了更为合理的分析和刻画，他指出，中国具有一贯重视“社会”的历史传统，“社会”实际上是一外来语，中国古人称之为“乡”，并认为“乡的观念，在中国古代一向备受重视。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认识”。钱穆又以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四民社会”来表述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指出“四民社会”当中“士”是政府的代表，也是社会关注的中心，乡村子弟十年寒窗，经考试或科举，便有机会踏进政府，成为“士”，“士”是国家治理与社会参与上下一体的核心，“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但是，中国的历史证明，在这种上下联通的“国家—社会”合作型关系中并没有看到现代意义上“社会”的多大发展，社会慢慢演变成国家的附庸。对比上述两种“国家—社会”关系模型不难看出，“国家—社会”关系不论是采取对立冲突的模式还是相对和谐顺应的模式，其背后实际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社会语境境这一深层次的要素影响。因此，要研究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首先应当着眼于“国家—社会”关系的传统事实，从文化和社会语境的具体性入手，寻求适合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特色之路。

二、中国合作型社会关系基础的新变化———商事社会的发展诉求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合作型的乡土社会根基开始动摇，“国家—社会”关系正处于由乡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市场经济阶段，“商事社会”就是描述这一阶段的术语工具。“所谓商事社会，是指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以市民自治组织雏形为社会权利或权力主体代表，平等、自由、正义等进步理念日益发展，初步的半陌生人的法治社会。它是中国由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商事社会阶段，特别是随着网络空间的快速发展，虚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活动的性质开始发生转变，市场活跃，社会生活也呈现出流动性、异质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国家—社会”关系逐渐趋向“国家—市场—社会”的复杂情势，利益、市场、契约、权利、自利、竞争、陌生人交际等成了人们较多关注的要素，社会整体状态出现了从“集体化社会”向“个体化社会”转变的趋向，社会发展呈现去集体化、去组织化和弱组织化的特征。“当代中国社会的规模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传统‘四民社会’的涵括范畴，社会生活的多元性、多样性、开放性使得单一社会阶层促成‘国家—社会’融为一体、上下整合的力量已然不在，风驰电掣般的社会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抽除了借助大历史和长时段进程缓慢铸造‘国家—社会’关系的时空机制。”在此背景下，调整国家、社会发展的新思路，迫在眉睫。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市场是“伴随生活世界的分化，而产生的系统(市场、国家)，系统进而再与生活世界脱节，并对其进行侵夺和殖民化，致使生活世界日渐萎缩”。生活世界的萎缩意味着公民社会的萧条以及公民利益保障的弱化，也意味着强国家、弱社会格局的形成;而唯利是图、尔虞我诈、垄断操纵等又是市场不可避免的、也不会自我克制的存在。因此，为了维护社会利益，系统性干预市场，是十分必要的。目前，虽然中国公民意识逐渐觉醒，公民自治组织雏形出现并有所发展，但仍未发展到能够真正成为社会权利或权力的集中代表，尚未发展到与市场、国家理性互动的程度;虽然中国平等、自由、正义等进步理念日益发展，但同时并存的权威崇拜、愚昧保守、人情关系等落后观念依然普遍存在及盛行于世;虽然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但毕竟还不能称之为健全。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出现复杂化的国情下，调和国家和社会两种力量关系的平衡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新的时代重大课题。那么，在商事社会进程中到底怎样才能够有效保障好公民利益?靠市场自身那是天方夜谭，从速成鸡事件、注水肉事件、潍坊污水直排地下事件等可窥见一斑。如果走西方公民社会的道路，采取斗争的方式，更是绝对不可取的，一方面意识形态不同、社会文化土壤不同，另一方面损害人民的利益与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违背。所以，我们应该在中国新“国家—社会”合作型理念下，结合实际，走中国特色合作型的道路，在国家、市场与社会共同构成“合作的三维”下构建社会利益的有效保障机制。

三、中国社会管理———公民社会建设路径分析

目前，中国社会结构模式的变革之路，首先就是要走好从传统的“乡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商事社会”过渡阶段。笔者认为，在此阶段社会管理的建设应着眼于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三个维度的变革，在合作传统下走深化合作共赢的变革之路。

(一)服务型政府理念的确立和公民社会实践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中国社会管理模式改革之需要，可为建设公民社会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首先，为市场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为系统的自身洁净和规制提供内源性动力，及时预防和解决市场竞争可能产生的失业、贫富分化及环境污染等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降低市场侵害公民社会的冲动。其次，通过营造一个健康的民主参与的政治环境，积极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再者，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纳税人观念的增强，以及公民对结社权特别是通过互联网话语权表达的强劲诉求，也都进一步要求政府由“管理者”身份变为“服务者”身份。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就在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除了政府，还应该强化公民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过去，“在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是公共事务的唯一的或几乎唯一的主体，是公共物品唯一的或几乎唯一的提供者。人们几乎把政府与公权力等同，很少有人想象政府之外还有其他公权力———社会公权力的存在”。“虽然也有工、青、妇和数量很少的协会、商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存在，但它们基本依附于政府，很少能独立行使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随着商事社会的到来，人们经济活动的频繁，各种经济性组织开始大量涌现，人们逐步认识到，社会管理并非只有政府能够管理，社会同样可以具有管理社会的能力———社会权利或权力。而一些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使社会事务完全暴露在社会成员的直接参与和监督之下，可以较少滋生和腐败，甚至在某些领域比政府管理的效果还要好。因此，社会管理模式的改革，首先应该厘清“政府—社会”的关系，明确政府与社会的职能界限，政府该放手的要敢于放手，只要做好指导和监督就足够了，同时政府还可以腾出大量的行政资源做更应该做好的事情。对此，国家已经在采取行动，《行政许可法》第13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凡是行业组织或者中介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法律可以不设行政许可，政府应逐步从这些领域退出。”

(二)商事规则的完善和公民社会的有效监督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也伴生了种类繁多的民间团体，即现代公民社会组织的雏形，它们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在监督着市场主体的德行运行。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市场、国家是生活世界分化的结果，随着分化，原来生活世界社会成员之间和睦的交往与沟通逐渐被打破，正直、诚信和相互支持的原则受到冲击，生活世界日渐萎缩。市场经济大肆发展，俨然一个大竞技场，优胜者发财致富，失利者亏本破产，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波动性等特点，在发展国家经济的同时，也会导致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决裂，社会稳定的动摇。对此，仅仅依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需要外力的介入，一是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规制，二是引入公民社会监督市场经济机制。在中国，由重视市场主体的健康运行，进而推动由商事社会向公民社会的健康转型，才能逐渐还原生活世界的本来面目。前文所提到的服务型政府转型，只是表明政府理念由管制向主动服务的转变，并非意味着政府职能的单一化，政府除了“公共服务”的职能以外，还有其他职能，这些其他职能可以统称为“规制”。所谓规制，是指“公权力主体对社会、市场和相对人活动的规范、调节、监管和控制。规制的主要形式和手段有:审批与许可、限制相对人准入资格、税收、利率、价格控制、强制披露信息、设定环境、质量标准、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规范市场主体、加强生产经营者责任、保证产品安全、保障交易公平、防止过度竞争、垄断等，以保护消费者权益、实现社会和谐，这对于规范商事主体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服务型政府存在规制职能的正当性理由。随着政府理念的转变，不论从规制目的与程度方面，还是从规制方式和程序方面，都是与服务型政府相适应的。追求民生、保护公民利益，逐渐取代GDP或某种政绩追求，成了规制的最终目标。在市场具体规制上，服务型政府往往会采取诸如规范信息披露机制、制定商品定价机制、控制标准制定机制以及完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控机制等强制性较轻的手段，规范市场，引导市场自律;通过相对人参与或与相对人协商、合作的方式、程序解决问题，以达到保障公民利益的目的。上述而言说到底，市场的规制还是来源于系统(国家)内部，中国虽然也有合作型的文化基础，但是系统自律毕竟不是一个真命题。因此，为了公众利益，社会自身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亦即在市场经济组织运行过程中须引入公民社会组织过程监督，这种来自系统外的监督往往是最有效的，能够真正引导市场经济活动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例如，最近各大主流网站上关于“某地企业污水直排地下”的报道引起社会共鸣，钱与权共谋发展，一些地方政府漠视放任企业违法排污，能否多一点良知与社会责任担当!在系统可能失效的前提下，假如有了一些公益组织的过程介入或社会监督，也许会减少许多乡邻患癌的悲剧。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公民社会已经拥有了一种强大有效的社会化媒体力量，他们自觉维护国家、集体和社会利益，并为之构筑了一道道超越系统的防线。

(三)公民社会自身的建设与完善

在中国，虽然长期以来形成了合作型的“国家—社会”关系传统，但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还是相距甚远，公民社会发展相对较弱。固步自封，绝不可取，盲目崇外，更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所以，中国的公民社会发展注定要走和谐之路，走变革之路，走中国特色之路。

1.合作背景下现代公民意识有待提升

不管是费孝通笔下的乡土社会、“双轨政治”，还是钱穆分析的“四民社会”，它们始终不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老百姓没有主体和权利意识，不要求当家作主，只希望有一个“明君”对社会提供权威统治，实质上是一种“顺从”的“臣民社会”，这是管制型政府的基础。而现代公民社会则不一样，公民具有主人翁意识、权利意识，他们力求参与社会，要求政府以服务型的姿态出现并提供有效服务。但是，意识属于思想问题，它的形成往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带有明显的渐进性。在公民民主、参与意识、法治观念普遍淡薄的情形下，培育公民意识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思想教育的方式几乎是形成共识的经验。同时，囿于国家面对发展中的艰巨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等任务的挑战，因而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形态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精英主导的变革立宪自然就具有了合理性。对于国人而言，自近代以来百余年的理性教育以及政治现实实践，并没有培育出充分的全社会公民意识。而且公民对于身份的认同感主要并不来自于他人的讲述和传授，而是来自于以公民身份参与国家和社会决策的可能性。因此，没有参与的可能性及其实践，教育将是徒劳无益的。公民意识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主体参与的意识，而参与意识绝非仅靠教育手段灌输所能形成的，尤其是需要实践锻炼手段。其道理与让孩子学会走路一样，口头上的教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他亲自去尝试走路。培育公民意识，强调参与实践性活动所起的作用要比主观教育要来的明显得多，这是培育公民意识的客观性手段。一般而言，人从出生到成年，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来自于家庭和学校，这两者都带有明显的权威性。由此培育了作为公民的服从意识和义务意识，固然对于公民意识而言不可或缺，但更为重要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却鲜有体现。因此，有限地参与到家庭或学校的决策之中，对于培育早期参与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家庭和学校的权威色彩更是浓厚，要做到参与并不容易。一些宽容的家庭和学校可能在很早阶段即开始重视培育孩子的合作能力、自主能力，让其在较大程度上拥有自决权，塑造其独立人格。不过，大部分家庭和学校并非如此，更多的是思想灌输。为了实现现代化国家目标，我们应积极推进学校实现体制上的转换，创造更多的学生实践、参与性训练机会。同时，国家还必须扩展政治社会化的其他途径，提供大众接近社会化传媒的机会、参与行政决策的机会、管理自己生活和参与构建公民社会的机会，引导国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2.合作背景下国家引导公民社会组织建设

上述提到公民实践的重要性，因为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要义也在于公民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公民社会是现代法治的社会根基，这已是不争的真命题。要建立中国现代法治社会和国家，必须构建中国的公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理性互动，单靠公民个人与国家打交道有时显得既没有力量感，也不切合实际。公民社会组织作为公民利益的集中代表，无疑成为重要的社会权利或权力，使其得以与国家公权力对话互动，实现社会与国家的有效沟通。社会权利或权力作为私权利领域力量的代表，使社会与国家的天平得以可能平衡，民情社意与国家方针政策得以密切沟通。特别是这种来自权力系统外的社会权利或权力对国家权力的社会监督(例如，网民监督爆料的“表哥”、“房叔”等事件)，与权力系统内部监督合作完成了一个个具体的有效的监督，共同维系了国家机体的洁净。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稳定性也可能会起到消极作用。例如，有些同业组织、行业组织为了其自身利益，可能会违法操作，更有些所谓的同业组织也存在通过欺骗手段获得民政部门的认可后从事走私、贩毒或黑社会等犯罪行为。因此，公民社会组织建设从一开始就应引导其走规范之路。目前，中国各种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公民社会组织已遍地开花，为了实现现代“国家—社会”关系模式，我们必须在法律框架下，在国家主导推动下，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合理分工和优势互补，践行结构上互动、功能上互补、机制上互联的中国特色之路，避免深陷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社会失灵的泥辙，开拓由国家规范、引导的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之路。

社会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一、煤矿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安全意识

企业负责人的安全意识不够，未能正确处理经济利益与安全生产的关系，存在重利益，轻安全的问题。再加上，企业负责人很少前往区队、班组等重点岗位去视察工作，与矿区员工缺少思想交流，对安全思想、党的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使得“安全第一”的指导思想并未深入人心。

(二)环境不够

协调矿区的管理工作可分为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静态指的是矿区的工作环境，动态则指的是生产过程，矿区的生产活动是在员工思想的支配下完成的。因此，员工的思想对于整个矿区的管理工作至关重要。然而，随着煤矿区与外界的联系不断加强，一些新思想、新的价值观也进入了矿区，其中不乏拜金、享乐等腐化思想。矿区员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很容易受到这类思想的腐蚀［1］。

(三)安全投入不够

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来看，政府在调配资金时，首先考虑的还是大项目、大工程，没有将安全生产视为财政支持的对象。就企业而言，特别是中小企业，因为它生产规模小，资金短缺，所以在安保上的投入非常少，一些安全设施根本不到位，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二、开展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的有效途径

(一)加强安保队伍建设

首先，企业要加强员工的思想教育。主席曾指出:“焦裕禄精神是永恒的，雷锋精神值得人人学习。”新时期，焦裕禄精神和雷锋精神将发挥更大作用。企业应该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先进思想的教育作用。一方面，企业应该积极组织员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理论等重要思想，提升员工的思想觉悟，使得人收稿日期:2014－08－25作者简介:王飞(1983－)，男，山西霍州人，霍州煤电集团公司三交河煤矿保卫科科员。人树立“艰苦奋斗、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思想观念［2］。另一方面，企业应结合党的方针和政策，坚持科学发展观，保证管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其次，企业要提高员工的安保技能。一方面，企业可以聘请优秀的武警、官兵担任企业的安全顾问，协助企业培训安保人员，并对安保人员的技能进行考核，根据安保人员的考核成绩来安排工作岗位。另一方面，企业每年可以派遣2～3名优秀的安保人员到武警学校去学习最新的安保知识和技能，并以这批优秀的安保人员为骨干，带动年轻的安保人员。

(二)广纳员工的意见

企业应该坚持群众路线，发扬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让群众参与到矿区的管理工作中来。首先，企业应该加大安全生产思想的宣传力度，邀请安全生产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定期到企业内部、社区等举办安全知识讲座，提升群众的安全意识。其次，企业可以通过开展“文明标兵”、“安全卫士”等创安活动，加强群防群治力量。再者，企业的员工特别是一线员工，比较熟悉业务流程。企业的领导可以加强与他们在思想和情感上的交流，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处境以及思想变化，认真听取他们对企业的发展建议。此外，企业还应该积极调和各种矛盾，化解各类消极因素，做到及时发现，正确疏导，把矛盾消灭在萌芽之中。

(三)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每年年初，企业可以制定或修正相关规章制度，如《强化治安保卫工作的实施细则》、《检查巡逻的实施细则》等，采用与安保人员签订《安全责任书》的方式，明确每位员工的安保职责，使得安保工作更具强制性和实效性。同时，企业还应该完善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对员工履行的安全职责监督和考察，并将考核结果与其年终奖金、晋职等联系在一起，采取“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管理办法，激励员工不断提升自己工作的质量。对于一些不遵守章程、违规操作的员工，企业应该采取严厉的惩戒措施，以达到规范的效果。

(四)提升企业的防控能力

就“人防”而言，企业应该根据群众所反映的情况和调查情况，定期对矿区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在重要、易出现安全问题的部门、社区设立治安管理站，并配备专业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治安巡逻。就“物防”而言，为了提高防卫的能力，企业应该为安保人员提供防弹衣、电警棍、强光手电、对讲机等协防装备［3］。就“技防”而言，企业应该进一步完善网络系统，并通过网络加强与当地公安机关、矿区管委会的联系，在企业内部成立联席会议工作部门，并就某个安全问题与公安机关、矿区管委会进行讨论。同时，企业还可以定期与公安开展联合演习，以提升协防作战能力，此外，为了确保打击违法犯罪的实效性和准确性，企业还可以大力培养信息采集员，为企业提供可靠的信息资料，让企业能提前做好应急方案。

(五)加大外来人口的管理力度

外来人口是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的重点之一。首先，劳动就业部门、人力资源部门要对矿区的外来人口实行登记，并办理相关暂住证明。登记的内容包括:来矿区的目的、在矿区停留的时间等;其次，在思想上，企业的相关部门不能歧视外来务工人员，应该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成立专门的培训机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技能培训;同时，企业需要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再者，企业还应该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了解他们在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如年轻务工人员的婚恋问题，已婚务工人员的子女入学问题等。做到人性化管理，让企业更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此外，为了让外来人员更好地融入集体和组织，企业还应经常开展联谊活动，丰富他们的感情生活，加强他们与现有员工的交流。

(六)加大安保投入

首先，政府应该将安保工作视为财政支出的一部分，为企业的安保工作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其次，企业应该抽取部分资金用于安保基础设施建设。就企业的监控中心而言，应该配备大型的显示屏，确保画面清晰稳定，能对企业内部、社区等不同安保点进行全方位监控。针对一些安全事故频发的地点，企业应该配备防弹玻璃、防尾随联动门、110联网报警系统等。另外，在防火防灾方面，企业各部门的消防设施(消防栓、灭火器等)应该遍布每一个安保点，并且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和更新［4］。同时，企业还应印制《消防安全资料册》，下发至各个安保部门，并制作安全提示牌、消防栓以及灭火器使用方法图，张贴于各个安保点的显要位置，以起到警示的作用。

三、结语

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在基层，重难点也在基层。相关负责人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始终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企业的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不断完善安保制度，加强安保队伍的建设，采用“防范和教育为主，打击为辅”的管理办法，预防并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为矿区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社会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一、农牧业各自对种植业的需求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清代以来，甘青宁地区农牧经济生态区域的消长，与农牧业人口为求得生存的需要，与农耕或游牧民族追求与之所相适应的生态经济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从农业经济对垦殖草场的需要，牧业经济在保持自己生产方式独特性前提下对种植业的些许需要两个线索来逐一分析。当然，个中不排除农业垦殖对草原的强力推进。

从游牧民发展农业经济的角度来看，与游牧民生活习惯的改变、农产品生活必需品的增加有一定的关系。入清以后，伴随着清廷一系列成功的民族政策的实施，这里的民族分布格局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有所发展。这就使得游牧民与农耕民族长期相处、交往频繁成为可能。另外，由于畜牧业经济产品的单一缺陷，需要农业产品作为补充。也使得游牧民开始依赖周围的农耕社会，尤其随着游牧民对粮食等农产品需求量的加大，有的游牧民便利用临近的农耕基础而从事起简单的农业种植经济。农业争夺草场，牧民也需要农田，所以在农牧交汇处开辟草场，改牧业生态为农耕生态的主观行为渐多。经济区域变动与生态环境改变纠葛缠绕，彼此依存。以下就个案举例，具体分析。

回溯明末清初，作为通西域咽喉的凉州卫辖区以北、以西，有祁连山阻隔，沙漠环绕。祁连山之南是西宁，沙漠之东为宁夏。在祁连山和沙漠之间，是广阔的草原游牧地，草原自然生态环境极其优良。早在明万历年间洪水堡开市以后，蒙古民族就渐次徙居驻牧。其中位于武威城西南320里黄城儿，地宽衍而善水草，最早徙居的是蒙古贵族麦力干。位于黄城儿以北的酸茨河，也是麦力干及其部落的游牧居处，至清初时，这里“夹岸地平可耕也，坳洼坻岸可牧也。”已经成为农牧业经济均能立足并协调发展的生态结合带，居民从事着“种麦豆，牧羊马”的生产方式。[①]蒙古贵族麦力干就出租草场给反清起义失败后逃往至这里的丁国栋、米喇印回民起义余部耕种。

甘肃南部的拉卜楞地方，自古以来多事畜牧，几无农业。尤其西部地方，六月飞霜，每种青稞多不成熟。所以“番民专业牧畜，不愿开垦”。但进入民国以后，在开发西北的呼声中，拉卜楞设治局为了增加粮食生产，“劝导番民先自东部开垦种植青稞。”[②]虽然当时来看农业成效不大，但生态环境却有了较大的改观。我们可以从这里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区域分布变动窥见农牧经济变动的蛛丝马迹。因为农牧经济方式的改变是以不同民族居住区域变动为前提的。从拉卜楞东北部临夏地区民族分布格局的特征来看，其区域生产方式的改变程度还是较大的。最初甘南在民族分布上，以蒙藏为主体，仅有少数的汉回，蒙藏多从事畜牧，汉回等多务农。随着农耕生产区域的扩展，牧业生态环境缩小，民族分布比例有所变更。早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时，据陕甘总督奏称：“窃查河州同知现驻扎河州城内，其所管番民七十一寨一十五族，计一万四十余户，相处河州边外循化、保安起台地方，相距河州近者返往三四百里，远者七八十里不等。”其中除去夏河县所属之地南番甘家等二十一寨，于乾隆二十七年移驻循化厅外，大部分为少数民族游牧之地，仅拉卜楞附近“清初为蒙古族之牧地”，是典型的草原牧业生态环境区。但这种与民族分布格局相适应的牧业生态，至民国时期时已经发生了大的改变，据民国时期的最新统计，临夏县有“人口九万，内汉民四万九千，回民四万一千，藏民几乎绝迹。”[③]与此相对应的当然是经济类型的改变，农耕经济方式完全取代了畜牧。

青海西宁县北有燕麦川，相传草昧初开，地气稍寒，只产燕麦，故名。乾隆年间，由于“生齿日繁，气候和暖”，以至于昔日仅产燕麦和青稞的地方都开始种植小麦。大通县也有燕麦川，与西宁燕麦川相连，生活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平素以燕麦、青稞为主要食粮，并将其炒熟后磨为面粉，拌以水，然后用手搓成橛形食用。但皆购自内地，往返艰辛，费用亦多。1912年2月，西宁镇道就“劝番民试种燕麦”。在都兰、大河坝等处募民开垦，并派人前往演说种粮之利，劝藏族牧民先行试种。[④]

传统农牧业在经济生产方式变化的交错冲突中也相互调适，形成新的生态经济发展势态。居于甘肃西南角、白龙江流域的迭部，于清末民国初期因人绸地狭而发展为半农半牧区，由于这里的牧场面积小，牧民以牛为主要畜种，畜牧方式也不再是以往的撂牧。又由于游牧经营方式受到限制和生存的需要，多数牧民又在邻居的大峪沟什坝等地草场建屋长年住牧，而牧地又是向当地的居民租借，每年以酥油若干斤作为租金。留守在迭部的牧民，则按地域分为上、下两部，其生产方式也逐渐发改变。在上迭部，每家畜养牛在50头以上，从事驻牧经济。下迭部以农业为主，牧业为副。[⑤]不过下迭部的农业是在脆弱的生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脆弱的生态环境限制了容量，迟滞了开发的进程，增加了治理的难度，延缓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削弱了改善生态环境的能力。在这种不利条件下的农业发展自然会引起旧有生态系统的局部改变，并带给畜牧业经济一定的影响，弱化了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随着新的经济类型的出现，其原有的经济布局发生改变是必然的，只是这一过程是在缓慢而不经意间发生着。类似的现象在甘肃的北部、西南部农牧经济的交汇地带都有发生。前所述及的拉卜楞地区原本就是天然牧区，没有农耕，但至20世纪40年代“惟以藏民日渐汉化，多业牧就耕”，东至临夏，南至陌务，西至拉卜楞附近，山谷河床间阡陌相连，已有不少农作区域。[⑥]另外，随着农业经济的推进，大量农业区人口开始二次或三次以上的重复迁移，使原本纯牧区的农业人口增加，草原辟为农田。比如，离敦煌城140里地的党河下游南湖一带，原本是水草丰美的游牧区，民国时期已经移入农人80余户，均是从敦煌附近各州县迁徙去的农户。[⑦]

农业民族对草原的垦殖，是为减缓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造成的生活资料的缺乏为根本原因的。青海草原农耕区域的扩大自清末以来就在不间断中进行着，除了生态脆弱的碱滩沙丘等不宜开垦地外，凡是有水源和土质肥沃的地方都逐渐被开垦。至1941年时，有水源和能够垦殖的地方均已开辟为农田。囊谦有水渠3道，灌田9,000亩；和硕特南左翼头旗地多沙漠，引恰卜恰河灌田600亩；南右翼末旗多碱卤沙漠之区，引小水渠灌田2,000亩；南右翼后旗地多膏腴，引用湟水及支流灌田10,000亩；南左翼末期地，有一半可耕地，引长宁川支流灌田1,000亩；东上旗牧地，引长宁川支流灌田300亩；北右翼旗，地多碱卤湿洳，耕种较少；西左翼后旗，土地肥美，有真果勒河灌溉，已开垦100亩；西右翼中旗，土质甚劣，尽管可以引塔拉源河及舒噶河灌溉，但耕地甚少；北右末旗，在布隆吉河及扎萨草尔河附近，土质肥美，宜于农作，已开垦数十段；辉特南旗，牧地土质肥美，易于农业，已开垦1,700亩；喀尔喀部南右翼旗，中部水草肥美，余皆沙卤，已开垦400亩。除以上已开垦草原之外，未垦辟的地方尚有前右翼头旗中部、北左末旗、西右翼前旗、北左翼旗、绰罗斯南右翼头旗、北中旗等处，而这些地方未及垦殖的水草肥美之地仅有极少部分，大部分则“多碱滩及沙丘地”，不宜耕种，如北中旗牧地就是如此。[⑧]在当时以重视农业经济为先导的形势下，垦殖草场是不可避免的，哪怕只能种植一两年也在所不惜。

1945年，青海省府设柴达木垦务局，在察汗乌苏、香日德、赛什克、德令哈等地设垦务组，并派部队千人进入屯垦，垦出小块农业区。此外，在海北门源一带，垦荒面积也达28万余亩。不过柴达木西区已有的垦区反映了这里的土壤不适合农业。这里雨雪稀少，土壤沙质，含碱性极重。一般垦地种植一次后，须休闲七八年再种一次，待土壤肥力自然恢复。若继续垦种就会影响到草原生态。所以垦殖也是时垦时荒，仅在水源充足，灌溉方便，土壤肥沃的区域，有粗放的垦种。德令哈、赛什克、巴伦等地有170余石下籽量的农田。[⑨]加上香日德、都兰一带也不过有250余石的下籽量，在可垦地内占1/10。就这一情况来看，若没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柴达木垦殖难免受到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几次大规模的草原垦殖，滥垦滥伐，条件好的低山丘陵和边远山区已被垦殖利用，除了祁连山南坡、大通河中下游山地和青南高原东南的高山峡谷地带还保留有大面积的天然生态资源外，大部分原来林木较多的山区均遭到破坏。毁林毁草开荒严重破坏了青海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草原自然恢复能力减弱，农业不成，牧业不兴，部分耕地不得不被迫退耕还牧或弃耕，草场退化，沙化面积不断扩大，农牧矛盾日渐突出。故时人考察后评价说“青海极有希望之生产事业，首推畜牧业”，“故振兴畜牧，实较垦殖为得计”[⑩]。

宁夏的固原地区在清以前就是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半农半牧区。清朝初年，将明末各藩王占据的牧场改设成军马场，作为监牧地，以“蕃息”牲畜。但同时，也实行招民屯垦政策，使“河谷川道、山间盆地，以至浅山缓坡的草场林地被不断垦殖”，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原额民屯更监养廉租等项地”已达到121.09万亩，几乎为明末耕地总面积68.94万亩的一倍，[11]最终使农业种植经济逐渐取代了牧业和农牧兼营形式，畜牧业经济逐渐退于次要地位。

农牧业经济双方在争夺富源方面的拉锯战，并不是一味的此长彼消，因地理气候、政治统治目的等因素的影响，有些地方依然保持着某种经济成分的优势。大夏河流域多有森林，满目葱茏，与清流相映带。两岸山坡之上分布有台地、阶地、坪和局部盆地。如甘家滩、三科乎滩等处丘陵环列，谷广坡平，流泉萦绕，是优良的天然牧场。乾隆年间兵部曾议在此屯垦，奏曰：“川原山麓，高下不齐，沙土滋泥，肥饶各别。滋泥似可垦种，沙土殊难预期。川原可望收成，山麓恐多干旱。”[12]言下之意就是说，这里虽有可耕之地，但能否有收成，尚难判定，因而没有下文。所以这里一直是牧草青青，植物年生年腐，有机质堆积丰富。虽有适应农业的土壤，但因海拔过高，气候寒冷，作物生长期短，至民国时期也仅有小块的农业，主要作物青稞也是广种薄收，播种数年之后，即需休闲，以恢复地力。也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国经济委员会在甘家滩设立了畜牧场。当然设置畜牧试验场还与这里的生物植物种群生长有密切的关系，这里的植物属于草原带，草地一望无际。惟有河谷山坡常绿针叶树甚为繁茂，以松树为主。林下细草丛生，杂木甚少，在林缘山麓，常有桦树、白杨等阔叶树羼杂其间，又有蔷薇、红柳灌木。一派旖旎的草原景致，实为良好的畜牧生态环境。

清初青海西部草原地带处于完全牧业经济环境之下，生活在这里的牧民被清廷称为“野番”。嘉庆五年（1800年）六月，钦差大臣台费荫在办理投诚野番事宜时，奏请朝廷应当清查编户，限地居住垦种，被朝廷驳回。理由是“野番族户纷繁，若遍历清查，胥吏人等必致藉端勒索，转滋骚扰。又野番不谙垦种，尚必教以树艺，诚恐徒费牛具籽种，亦于事无益。至蒙古游牧，向依水草，不拘里数，原所以因地制宜。若必令在十里内外逐段居住，其水草全无之处，又何以畜牧？”[13]史料表面上看是出于统治管理的目的，实则反映出了这里的牧业生态经济特征不仅与内地大不相同，与农牧交界带也有区别，这里是纯牧业生态经济。可以说农牧经济各自的特点，要求相适应的不同的生态环境。

二、农牧双方争夺草场耕地对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

不可否认，清廷的大一统和成功的民族政策，解决了自秦汉以来长期存在的北方游牧民族总是和农耕民族相撞击的矛盾，使北方民族关系相对缓和成为一种大的趋势。但这不能表明民族间的纷争永远消失，在甘青宁农牧交错的这个特殊地带，因生存而争夺“草场和耕地资源”的纷争此消彼长。其结果生成了新的农牧经济生态环境系统，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新生成的农牧经济区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弱化了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人居环境的恶化，也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农牧经济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决定了相应的自然生态环境。牧业经济为了生存要争得草场，农业垦殖也需要土地，双方为争得富源，必然要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乃至武装冲突事件，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西北农牧之间为争夺富源、水草的拉锯战较为普遍。康熙五年（1666年），青海蒙古各部就由于甘州大草滩丰美水草的吸引，而纵牧大草滩。以至于甘州提督张勇不得不请命自扁都口、西水关至嘉峪关一线筑边墙以限内外。次年八月，又将甘肃边内驻牧的各族部落“尽数迁移出口。”事实上，为生存而寻求水草的争夺和迁徙并不是一道边墙就可以阻隔的，事隔十年后的康熙十四五年，为求得草场生态环境的纷争又起。“番夷乘虚窥伺大草滩，帷帐满野，麾逐不去。”[14]同时在宁夏与鄂尔多斯交界处的蒙古部落也乘机入宁朔、平羌等堡。当然已经归附内地的各少数民族部落也经常在头人、酋长的带领下，以请求内徙等形式，在征得朝廷恩准后，获得一块生态较好的牧地，但也不是每每如愿以偿，大部分的时候是“不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冬十二月青海墨尔根台吉就请于黄城滩地方游牧，未许。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时，永昌属凉州府辖。这里是汉蒙交界处，县北境与阿拉善蒙古交界，北边墙外六十里外的玉泉墩与山丹县的青羊口墩相连，自此南望，“峰峦重叠，层出不穷。”百姓“採樵牧放事咸赖于此。”沿山以北皆为蒙古游牧之地。在这农牧经济交界处所，双方贸易往来在所不免，历年既久，蒙古间有越界游牧者，汉民也有给蒙古代为牧放。“资以牲畜者、侵假而越界者插帐矣，侵假而插帐者云连矣。甚至反客为主，与民争利。其黠者虑及越界犯禁，遂将各墩石碣潜移毁弃，……互控纷如。”上述的农牧争地事件不仅永昌县存在，在相邻的山丹、镇番也同样存在，而且“其为患盖数十年于兹矣。”其最终结局虽然以政府的行政手段、仿照旧例解决，“择山之最高处，堆立俄卜为计。复饬地方官各于汉蒙出入要路设立卡房，派兵役看守。而各墩石碣之已毁者，均行修整。”但终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解决此处，彼处又生。在永昌所立俄卜旁的朝泉墩地方，也是一处交界地，“其与蒙古交界处了然于目，”官方也不得不设卡立碣，以防止蒙古“故智复萌，潜移毁弃”而南下游牧。[15]

清廷在处理农牧双方争夺水草的过程中，有保护农耕的主旨。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农耕经济有着自身的优势。因为农耕经济单位面积土地养活的人口数远远大于游牧经济养活的人口数，而且农业经济和牧业经济在生产周期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农业经济较牧业经济有着生产周期短、生产成本和风险小等特性，故而在双方争夺土地、水源的拉锯中更有强力。最迟在乾隆时期，作为河西走廊东门门户的永昌、古浪、平番、镇番等地是农牧交界带，而且牧业经济的成分占绝大多数。古浪一带就是“番多田少”，几无农业。其中在黑松东山围场沟一带，就安插番民四族，番男六百零七口，妇及子女六百七十五名；大靖黄羊川安插番民二族，男九百七十七名，妇及子女八百五十六口；安远柏林沟，安插番民二族，男二百九十二口，妇子女三百一十六口。[16]但至民国时期已经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

不过，在农牧生产方式交替演进的过程中，生态恶化已经显现。如镇番县柳林湖农业生态在乾隆三年（1738年）时已经开始恶化，是年奉文停征仅豁除水冲沙压粮就一千九十七石余。[17]至四十多年后的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柳林湖所垦农田沙化现象已经极其严重，农田恶化的演替特征已经明显化，田地不仅难以耕种，还要费以人力肥力加以培殖，也就更谈不到收获了。农田已经是“幅员狭隘，十地九沙”。[18]另外，水渠所浇灌的地亩数也在减少，根据乾隆年间藏于镇番县署的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卫守备童振立所立的大倒坝碑和雍正五年（1727年）知县杜振宜立小倒坝碑可知，“按原额粮除移并武威、停征冲压外，现征之数较少于原额者一千余石。”[19]古浪县的情况也基本相同，“盖缘山土硗瘠，间岁一种，无水浇灌，又虑霜早，不植秋禾。”[20]事实上，生态恶化的这种情况已经不可能向好的方向转化，而此后河西走廊沙漠化的现实也证明这一事实。

因生态变迁而争夺草场和水源的纷争，不仅存在于农牧业之间，在农业和农业，牧业和牧业之间也同样存在。就草原纷争来看，由于生齿日繁，过量畜牧，导致草原生态退化，也时常引发社会矛盾。青海草原蒙藏民族之间自乾隆至咸丰一百多年间的牧地纠纷，就是围绕着争夺草场而相始终的。入清以来，朝廷加强了对青海地方的行政管理，将青海蒙古25旗安置在黄河以北（黄河流经的龙羊峡、贵德、循化以北和青海湖、湟水以南地区），察罕诺门汗等5旗于黄河南（黄河绕积石山向东，经贵德、循化、兰州的河曲地带）驻牧，相互间禁止越界。而世居青海的人数众多的藏族部落基本分布在黄河以南，这样就形成了蒙藏界黄河而居的分布格局。但“河北地土肥饶，河南则水草不能皆好。自来番族皆谓偏袒蒙古，尽于善地，常有垂涎河北之心。”加上河南藏族“迨后丁口日繁”，[21]而河北蒙古人口减少，又多空地，尤其是伴随着河南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草场退化等自然和人为因素引发了河南藏族逾越河北的纷争。这场草原纷争自乾隆元年（1736年）拉开序幕后，前后历经百余年，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才平息下来。纵观纷争经过，清廷屡次派兵弹压，屡次不得要领而败归。其真正原因并不在于“官兵甚少，焉能抵挡数千番众”，而正如“番众”自己所言：“我们偷进卡伦住坐，原为水草，岂肯放荒。实因牧放牲畜。”所以引起纷争的“抢劫大案”，不过“偷窃牲畜，潜来水草肥美之地偷牧牲畜。”[22]最终，黄河南藏族中的刚咱等部族1,747户，18,420口迁至青海湖环湖及河北各空地驻牧。以后又陆续有藏族部落迁入，以至官方“查番族渡河者已五十三万余人”。[23]当然，此数字似显偏大，但黄河南藏族迁移河北的行动，表面看是在清廷的允诺下的自我调整行为，而事实上是生态环境所致。藏族部落在寻求为了生存的良好的草原生态环境，一旦他们迁移河北水草丰美之地后，就再次达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有了较为稳定的生存空间。当然不能否认，纷争在两族之间、蒙古和蒙古之间、藏族和藏族之间造成了隔阂，给民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农牧界限的推移与水土流失强度有密切的关系，二者相较，农业的影响要大于牧业，这不仅仅是因为农区的人口密度要大于牧区，换句话说，除了人为因素外，植被、地表组成物质等多种多样的自然因素也在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植被是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要素。而植被的变化主要是山地林木面积的缩小，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农业区域的扩展，一部分草地和林地被开垦，自然环境受到人为的破坏和干扰，保持植被原貌的土地越来越少。就天水地区来看，在道光年间，全县有人口1.9万，到1949年时增加到24万，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增加了11.6倍。随着人口的增加，毁草开荒是必然的。在清前期，天水被称为秦州，还设有马场，有着畜牧业经济，但到中叶，已经是农业经济占主导了。仅道光年间，天水地区就新开荒地1.1万平方公顷，到解放前夕，开荒面积达5.3万平方公顷，耕地突破6.7万平方公顷。[24]原本有较好的植被、地表组成物质条件较好的地区，由于人口的骤增，生态环境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在农牧业经济的相互拉锯之中，草场开辟为农田，后又荒芜的现象也较严重。清初青海贵德曲玛尔沟虽是藏族居住地，但从事农耕既久。至嘉庆年间，“番子多出蒙古地方游牧抢劫，不事耕作，将田地全行抛荒。”[25]海南共和县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民国建省设县以前是优良的草原草场，最初属青海右翼盟旗辖境，咸丰年间，为藏族部落驻牧。设县后，土地收回地方政府，招民领照垦殖。据查自县境至尕海滩有可垦荒地126,000亩。1918－1919年间，湟源县属哈拉库图农民，呈准前往垦种，就与藏族发生冲突，遭“藏族放牧践踏，垦民无以保障。”[26]直到1942年时一直处于荒废状态，导致土壤退化。上述开垦、抛荒，耕地增减不定的过程，使草原大体上呈现出减少的趋势。而这一趋势的非线性过程所表现出的就是植被破坏，土壤不能有效地涵养水分，而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乃至沙化。

上述使生态失衡的做法，也隐含着一定的社会危机，从表面上看扩大了农业区，但实质上加剧了农牧矛盾，引发了民族矛盾。由垦殖而引起的农牧冲突等社会问题在民国时期已经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认为“开发西北，徒事移民垦殖，则蒙藏回民之生计，势必日穷，致反招窒礙。故吾人主张开发西北，应改良畜种，促进畜产，化游牧为土著，俾户有恒产，得安生计。……斯则不致引起纠纷，致误开发大业。”并认为就西北的实际情形来看，更“宜于畜牧”。主要表现在：（1）垦殖移民，仅解决一部分汉人之生活问题；于国家之立场，应为全体西北人民着想，使其生计提高，以安边陲。（2）西北交通不便，人口稀少，非开发交通，则农业不宜发达；而畜牧则不受交通限制，产品亦易于销售。（3）在贸易上，牧畜可以出口，增加输出。（4）农业投入的资本较畜牧多，而西北连年旱灾，非兴水利，广造森林，不足以复兴农业，而牧畜则不然。（5）就地质而言，西北大部分土地，黄土层甚浅，设行垦殖，即土层之侵蚀作用更大，则不独西北易成沙漠，即黄河下流沙土亦有日甚之虞；而牧畜，则极浅之土层，因生牧草关系，可使土层不易起侵蚀作用。[27]杨生彬在《开发西北与垦殖问题》一文中，也具体谈到了农牧经济冲突而引发的民族问题，“仅西北可垦区之居民，大半为蒙回藏各族，多系过游牧生活，其风俗习惯各成一牢不可破之系统，不愿其土地开垦，如‘蒙人视农垦为畏途’，‘藏人认垦殖为触犯山神’，所以蒙藏人若闻开垦，就不惜多方阻挠，甚至牺牲多少性命金钱，也在所不惜。”所以就西北的情形来看，“垦业与牧业，实有冲突之可能，垦地扩张之日，即牧场缩小之时，牧人之不欲农垦者即为因此。”一味讲求垦殖，而不注重西北之气候、地势、土壤等自然生态环境，抛弃畜牧的观念和做法是不可取的。西北“气候寒冷，雨量稀少，春季霜去较迟，秋季见霜过早之区，只能宜林木，不能骤事农垦。因热冷剧变，冀作物有良好之生长与收获，势所不能。”[28]

同样，忽略西北区域土壤的自然属性和生态条件而不是因地制宜地实施相宜的经济形式，也会造成生态失衡。所以史念海先生在研究了黄土高原农牧业经济变迁后，所做出的总结是“黄土高原在作为畜牧地区时，侵蚀就不甚显著，在作为农业地区时，侵蚀就较为严重。”[29]

三、结语

可见，生态环境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从事不同经济生活的民族，需要不同的生态经济环境，为此，纷争就会迭宕起伏。改畜牧生态为农耕生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农牧经济双方需要而互补的一种结果，但更大程度上又是将内地过剩人口向周边新土地的转移消化。如果原生态环境能够适应这种改变，尚有利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从事不同经济生活民族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得到改善。不过大部分的时候这种改变均出现在干旱半干旱的生态脆弱区，尤其发生在土层薄，沙层厚，水资源缺乏，生态环境差的山地、荒漠草原带，而这些地方仅能适应草原牧业生态社会，一旦被垦殖为农田，短期内可能稍有收益，但很快沙化现象就会显现，进而引发社会矛盾和民族冲突。况且，清代至民国的几百年，是西北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人口增长最快，矛盾冲突频繁，草场开垦最多。人类活动对西北生态环境的损害，恐怕也抵得上此前历史时期的总和，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生态脆弱的半农半牧民族地区，人类不适当的传统粗放的农业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损害远不是采集狩猎和畜牧业所能比拟的。在这里我们借用费孝通先生的一段话。费孝通先生指出：“靠天种地的粗放农业对牧场草地来说是一种破坏力量。而且凡是丢荒之地在天旱地区植被破坏后，很快就会沙化，农耕所及，草场荒废。加上农业社区人口增殖一定要扩大耕地面积，即使在较高的农作和施肥的农业水平上，也会和牧民争夺土地。所以在这种技术条件农区和牧区既相互依存，需要互通有无，而又互相排斥，难于长期和平共存。这种关系在传统生产技术没有突破以前，决定了我国边区农牧接触界限上长期发生的你去我来，我来你去拉锯局面。”[30]所以今天西部开发中退耕还草还林等的举措，应用科学和科技手段对半农半牧地区生态环境因地制宜的调适，就是对以往教训的吸取。

注释：

[①]梁份：《秦边纪略》卷2《凉州卫》，赵盛世等校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6页。

[②]张丁阳：《拉卜楞设治记》，《垦荒》第108页。

[③]民国《夏河县志》卷9《历史》，民国手抄本。

[④]慕寿祺：《承认共和边境宁谧时代》，《甘宁青史略》卷29，兰州俊华印书馆排印，1937年。

[⑤]任美锷：《叠部概况》，《思想与时代》1942年第6期。

[⑥]陈圣哲：《拉卜楞经济概况》，《甘肃贸易》1943年2、3期。

[⑦]李玉林：《敦煌之移民》，《方志》1936年9卷1期。

[⑧]李祖宪：《甘宁青水利建设》，《新西北月刊》1941年第4卷5期。

[⑨]董涵荣：《青海柴达木区风土谈》，《方志》1935年8卷9、10期。

[⑩]陈赓雅：《西北视察记》（一），第201页。

[11]（宣统）《新修固原直隶州志·贡赋志》，宣统元年官报书局铅印本。

[12]民国《夏河县志》卷1《地形》。

[13]哲仓·才让辑编：《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14]《甘宁青史略正编》卷17。

[15]张承泽：《录永昌县北境汉蒙交界图复》，乾隆《永昌县志》，《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本，（以下简称《五凉全志》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60号，1976年。

[16]乾隆《古浪县志·番夷》，《五凉全志》本。

[17]乾隆《镇番县志·附则·柳林湖附》，《五凉全志》本。

[18]乾隆《镇番县志·士农工商执业》，《五凉全志》本。

[19]乾隆《镇番县志·水利图说》，《五凉全志》本。

[20]乾隆《古浪县志·赋则》，《五凉全志》本。

[21]那彦成：《平番奏议》卷2，广文书局印行。

[22]《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第36－37页。

[23]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231页。

[24]孟庆枚主编：《黄土高原水土保持》，黄河水利出版社，1997年，第141页。

[25]《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第47页。

[26]雷男等：《青海省农业调查中各分县情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2），卷号2143。

[27]蒙民：《开发西北与牧畜》，《开发西北》1934年第1卷第3期。

[28]杨生彬：《开发西北与垦殖问题》，《开发西北》1934年第1卷第3期。

[29]史念海：《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2页。

社会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以传统社会为例，农业社会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上，社会生活相对简单，那么政府需要管理的事务也相对较少，除土地的分配和管理，领土扩张与抵抗侵略，维持统治秩序外，几乎没有其他事务，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所说“那时候政府的职能很简单，因为生活本身就很简单。政府靠行政命令行事，驱使着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征询人们的意见……”。但在现代工业社会之背景下，社会分工朝着越来越精细化的方向发展，政府也必须处理越来越多的事情，特别是由于知识的扩展与科学技术的传播，公众自觉、自由、平等与民主等意识觉醒，社会公共需求也变得丰富与复杂起来。这时，政府继续沿用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显然不能适应这一新的变化。政府要想完成这些丰富与复杂的职能，就必须开辟新的、更多的途径来推动。不过，在去中心化与去权威化的当今时代又与这条途径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选择，那就是需要通过赋权予基层(县乡)政府，完善基层民主，让自治权力与基层权力的良性互动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在动力，在强化和完善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积极发展和规范社会组织，构建多元共治的社会管理格局［3］。

这一理念的转变最突出的是在管理政策价值目标追求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以前，政策是以追求效率为主的，但至70年代后以来，单纯追求效率的政策模式在普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向效率与公平并重转变。在我国，尽管原因不尽相同，但是政策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途径也与之相似，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要摆脱计划经济时代“平均主义”所带来的效率低下和共同贫穷的境况，在社会总体的分配原则上作出了重大的调整，主要体现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使我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随之公平的问题也出现，特别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以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此，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分配制度做了一些调整，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效率、和谐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换句话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问题，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效率与公平并重”。显然，目前已经开始迈入一个全面公平的时代。这个原则在农村社会管理制度与政策上的体现就是要注重城乡统筹，所有制度与政策不要因地域而造成人为的差异，在目前农村相对落后的时期给予必要的倾斜与关注，逐渐将之纳入城乡统一的制度与政策框架之内。最大限度地在公平原则下设计各种政策，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职能。理念的转变是农村基层社会职能转变的基础。只有在充分理解这一转变的必然性后才能从内容和方式上实现农村社会管理职能转变，发挥其社会管理功能。

二、社会管理职能的内容创新

农村社会管理职能内容的创新首先在于建立一个良好的农村政策与制度体系的完整框架。这个框架初步来看，也是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政策渊源，或者是说政策的表现形式要完整。也就是说要构建一个涉及农村社会管理由党的纲领、方针与政策，基本法律，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一般规范性文件和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其他组织的具有规范性与约束性的规则构成的规范系统。之所以要这样的一个框架，是考虑到农村社会管理本身也是一个层级管理和部门横向合作的系统，一方面要保持管理的统一性，同时又要发挥各个不同领域与地方的积极性。在这样一种完整的形式政策框架之内，既能保证农村社会管理在总体上服从党与国家的统一指挥，又能发挥各自积极性与灵活性保持生动活泼的管理局面。其二是完整的政策内容框架。这个完整的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它要根据农村社会管理的具体需求去确定。在国外，这个制度与政策应当覆盖的领域主要是社会公共安全、社会组织管理、公共交通、社会保障、人口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管理、促进就业、生态环境管理等等。对于现阶段的我国，它应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领域事务的政策与制度:食品和药品安全体系、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生产—交易—消费安全体系、人口管理体系、公共交通安全体系。

在这一完整框架下，社会管理职能内容的创新体现在职能重心的转移。系统论认为，任何社会系统都具有权变的特性，它会随系统内外社会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发生演变。随着这个系统内外社会环境演变而发生调整和转移，社会管理职能的重心应发生相应变化。社会管理职能重心的变迁实质上就是在外界环境发生变异的情形下，其职能体系内部重要性分布特征的演变过程，是针对当下社会环境所做的改革创新。当前农村社会管理职能创新是要将职能重心转变到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上来。针对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实际情况———如政府长期采取有差别的政策发展战略形成的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城乡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农村整体上大幅度落后于城市发展;以政府为中心的农村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供机制、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社会管理发挥的作用有限以及其自身力量薄弱等现实———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管理职能重心的主导作用。从先阶段看，目前最为迫切的是建立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维系农村公正、稳定的社会秩序有极其特别的意义。目前许多因素，如城市化建设在农村的征地与拆迁、农民相对脆弱的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等一系列因素对农村居民生存生活构成巨大的风险。因此，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维护农民权益、缓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应该作为政府在农村管理中最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来对待，上升到政治层面。当然，政府可以利用其独特之影响力，如通过补贴资助、奖励等措施引导社会机制进入这个领域，如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社会机构自办养老机构等方式为农村社会保障提供有益的补充。其次，促进农村劳动人口就业。我国十二规划纲要指出“坚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深入，产业结构转型，我国面临巨大的就业问题，农村转移劳动力需要进入就业市场的数量规模庞大。据统计，2009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基本上在0．85～1．15亿人之间，农村剩余劳动力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例约为16%～22%

。要形成政府主导负责，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的促进就业格局。政府社会管理的职能是创造积极的环境，在制度上取消对农民进入城市地区和异地就业的限制，如户籍制度、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制度、异地就业的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和职业教育制度，为促进农民就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则可以依政府之统一规划，如市场组织直接承担职业培训任务，村委会通过村级产业规划创造劳动力就业岗位，与市场机构、企业等形成组织化的联系向外输送劳动力等等。再次，重视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工业革命在促进社会深刻变化，将我们带入现代化的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核竞赛相比，非预谋的环境灾难可能引发的末世景象显得更具威胁”。在我国农村，工业污染严重，世界银行将中国农村的工业污染作为仅次于城市水源污染和城市大气污染的我国三大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之一;农业污染没有引起重视，农药化肥过量使用、未经处理的动物粪便随意排放，耕地退化、土壤富营养化，河流湖泊污染现象普遍;现代生活垃圾增多，无法依靠自然降解;水土流失、森林减少、耕地减少趋势加速。政府职责首先要改变城乡二元不同步的环境生态治理格局。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公共财政支持，优化产业结构的布局，加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社会组织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可以通过志愿者组织、以及作为自我行动者等方式投入到生态环境维护上来。最后，加强农村社会公共安全管理。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8］。目前在农村地区由于卫生、环境、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引发的安全事件开始突出。例如因农村拆迁征地引发的集体上访;因治安个案引发的;以及因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导致的农村文化生活空虚，使外来的组织、宗教迷信、黄、赌、毒现象开始深入农村等。对政府而言，要打破高度集权的公共安全维护体系，建立政府治理与市场化、社会化相结合的多元主体安全综合治理模式。在新的治理机制里，政府负责满足基本的安全产品，社会组织负责提供多样化与个性化的安全服务，如通过类似成立义工巡逻队等农村社区自助安全服务机制等，最终形成政府主导与负责，社会积极参与的农村社会公共安全与服务的网络式供给机制。

三、社会管理职能实现途径创新

针对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管理领域政府控制有余、社会自治不足的现实局面，在社会管理职能实现方式上要实现四种基本的转变。首先，确立规范的制度法律框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实现农村社会管理职能，发展农村经济、开发农业技术、提高农民教育、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目标都首先依赖于制度的创新。制度，从社会学上的意义解释是指蕴含着一定社会价值的一些规则或运作模式，并用以规范社会各主体行动的一种社会结构。制度框架的确立对于农村社会生活的有着重要意义。第一，基于农村社会管理的公共性，政府及其他社会公共组织的政策干预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制度一旦确立，对于参与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主体的行为有较强的约束性;第三，制度与政策体系的内容与结构随着所处领域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因此社会管理重要职能实现的首要任务是确定良好的制度体系。现阶段，对我国农村社会来说，要加强法制建设。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社会管理职能的实现，不管是政府，还是其他的主体都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政府和社会的功能和边界、“依法”与“创新”的关系的平衡，都需要法律来规范。其次，建立“需求驱动”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目前我国社会管理服务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供给驱动”模式，也就是说，政府想供给什么服务，社会就接受什么服务，社会需求方在服务内容的选择上基本没有话语权。社会管理都是在政府的统一指导下，依靠政策，甚至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把社会公众看成是被动消费者，而较少关注其真实需求。“需求驱动”的服务模式则是以社会需求为核心，根据社会发展社会管理的需求来确定服务的内容、范围、规模与方式等。十七大以来我国政府就提出要把群众的需求作为社会管理职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0］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发生变迁，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社会管理应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为满足环境变迁而产生的新需求而进行动态性的调整，使职能实现体系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第三，转向“重服务促民生”的社会管理方式。自1913年法国著名法学家莱昂•狄骥在其《公法的变迁》一书中首度将“服务”概念引入公共领域始，“服务型行政模式”已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的范式，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亦成为世界上诸多国家行政改革与创新的目标。把服务概念引进管理领域———特别公共管理领域———是时展对管理提出的新要求。正如罗伯特•B•登哈特所言“公共行政领域的理论家和实务者已经选择了新公共服务主题，这不仅基于他们对政府专业人员和市民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而且还基于公共机构中的领导和管理方法”［12］。在这个具有明显规律性的公共管理发展过程中，作为公共领域的社会管理职能的实现，也需要从传统的以行政命令与控制为主的自上而下的威权式管理方式向以服务公众、促进民生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秩序为中心自下而上的服务模式转化。在此过程中要在农村中推行村务公开，增加农民话语权;“不断深化和细化公共服务供给中各种参与方尤其是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职能分工”，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农村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民个体等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主观能动作用，提高服务质量，促进民生发展。最后，创新社会化的网络式供给方式。从我国现有的社会管理的组织体系所承担的角色与功能来看，政府的层级控制体系还处于主导地位。但正如上文所述，政府单向供给受到公共财政资金的限制，特别在我国地方政府体系中，大部分县乡政府财政困难，负债严重，这表明，不可持续的财政投入要求有除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作为支撑的主体。另外，随着社会分层复杂化、社会群体多元化、社会需求多样化，传统上一元化的政府公共产品提供机制无法及时回应社会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也无法满足农村社会的多样化与个性化的需求。社会治理的方式不能是单线联系的，而应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因此必须在农村社会管理领域，遵循公共产品提供的一般规律，构建一个包含其他社会主体在内的、多主体的、相互合作的社会公共治理网络，才能满足日益多样化与个性化的公共服务需求。

社会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政府诚信与社会管理的关系其次还表现在政府诚信能够促进社会管理的创新。社会管理不仅涉及到社会保障方面，还涉及到社会经济发展发面。社会管理中的主导核心力量是政府，如果政府具有足够的公信力，而且政府在涉及到各种社会管理的问题上都讲诚信，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推进社会管理的力度与进程。除此之外，政府诚信能够促进社会管理的创新，不仅体现在社会管理的方式上，而且体现在社会管理的结构上，政府诚信能够优化社会管理的结构，使得社会管理的结构向平衡、良性发展。所以说，政府诚信踧踖与社会管理的关系还表现在政府诚信能够社会管理的创新。

二、政府诚信能够增强社会管理的软实力

政府诚信与社会管理的关系还表现在政府诚信能够增强社会管理的软实力。由于社会管理涉及到的范围是相当广的，而且社会管理还存在难度大、强度高等一些问题，所以社会管理很需要一定的软实力去保障社会管理的顺利进行。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管理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诚信缺失的例子是非常多的，而且因为诚信缺失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也是相当多的。为了进一步缓解社会管理中各种复杂利益的协调，以及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加强社会管理的软实力是非常有必要的。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导力量，显然，增强社会管理的软实力责任就落到了政府的肩膀上。因此，政府应该树立一个高大的形象，做出榜样的力量，来保障社会管理的软实力，这就涉及到了政府诚信。政府树立良好的公信度，从而来带动社会诚信的建设，进一步促进社会管理的顺利进行。所以说，政府诚信能够增强社会管理的软实力。

三、政府诚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治理“市场失灵”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市场失灵所造成的是新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在我国的社会管理中的诚信建设是非常薄弱的，不仅出现很多的问题，还有许多的矛盾出现。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政府诚信能够促进社会管理的顺利进行，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从另一方面来讲，社会管理有助于政府诚信的建设，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秩序稳定，都会归功于政府，显然政府诚信就树立起来了，政府因此也会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进而可以去解决一些市场问题。因此说，政府诚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治理“市场失灵”。

四、结语

政府诚信关系到一个政府的公众形象，同时也关系到政府在民众之间的权威与影响力，最重要的是政府诚信与社会管理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系。政府诚信能够提高社会管理的效能，使社会管理的效果更加明显，还能够促进社会管理的创新；政府诚信能够增强社会管理的软实力，运用精神文化的软实力来促进社会管理的进程，从而反过来有助于政府公信力的建设和政府诚信的建设。本文笔者从四个方面研究和探索了政府诚信与社会管理的关系，深刻地阐明了政府诚信在促进社会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不仅对当代政府诚信的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对社会管理体系的完善也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专业人士加入到此课题的研究中来，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社会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1.1在基础设施方面。长久以来，黑龙江省国有林区一直执行“边生产、边建设”、“先生产、后生活”的指导方针。政府和林业局用于基础设施上的财政投入较少。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投入一直处在欠账的局面。目前大小兴安岭林区的道路等级低，废弃路、断头路多，公路网建设停滞不前。根据资料显示，在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公路中，林业公路的比重占到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公路网密度只有每公顷1.8m，远低于国家规定的每公顷5m的通行要求[1]。很多林业局的居民区都存在饮水困难的情况，改善提升林区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的任务迫切而艰巨。

1.2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就社会保障体系来说，到目前为止，国有林区还没有形成一套适合其自身形式的管理体系。主要形式表现为：一是缺乏有效的监督。二是企业负担重。最近五年，黑龙江国有林区的社会性支出呈现了明显的增长趋势，社会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超过了一半以上[2]。

1.3关于林区职工的工作生活状况。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黑龙江省的国有林区就面临着亏损的局面，也正是由于企业亏损的原因，林区职工的收入水平始终低于黑龙江省平均工资水平。一部分职工的收入水平甚至勉强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开支，一旦有子女上学，或是看病就医。很肯能就好面临着入不敷出的尴尬境地。根据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2011年天保工程一期实施以来黑龙江省森工系统累计少采木材5060万立方米。在天保工程二期实施后，林区的木材产量，在2013年已经调减到89.4万立方米，逐步达到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3]这就意味着依靠传统林业采伐产生经济效益的做法已经行不通。这对于收入已经相对偏低的林区职工来说，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林区的经济增长一直停滞不前，始终不能吸引优秀人才，同时还导致了人才的大量外流，给林区的社会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2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政府社会管理存在问题分析

2.1政企合一对社会管理格局的制约。（1）造成社会管理职能的隐身性。国有林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并不能明显的体现出来，并不能发挥出一个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政府机构的完全独立性，还是按照之前传统企业模式那样，按照企业经营的模式在进行。并没有清楚的认识何为林区政府社会管理的主体、客体，以及职能方式和环境[4]。（2）使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的转变缺少活力。这一阶段黑龙江省省的国有林区依然是依托资源的弱势经济体，还没有改变以生产为中心的传统国有企业的状况。从以上两方面能够看出，国有林区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的转变逐步实现了政企各行其职，各守其道，逐步建立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和规范化的政府行政职能。但是，从根本上来看，这些改革还并不深入，黑龙江省国有林区的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还落后于其他国有大型企业[5]。

2.2责任主体不明，缺乏有效监督。在管理上，一些国有林区的政府部门和林业管理部门、森工企业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一些单位甚至同属一个办公场所，同用一套人马。这就造成管理人员专业程度不高，工作效率低的特点。在监督上，监督机构内在动力不足，外在法律制度不健全，使监督缺乏可操作性新闻舆论和当地公民的监督更是弱之又弱。最终，导致各部门没有相互监管，又互相制约，使政府的行政能力减弱，企业的经济行为缺乏动力，阻碍和减缓国有林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3全面停伐给政府社会管理带来的压力。第一，人员转岗问题。天保工程实施后，有大量从事木材生产及相关行业的职工需要转岗分流，这部分人数大约为4.5万人；第二，下游产业原料短缺问题。木材产业是国有林区的传统支柱型产业，木材的停伐直接导致了木材原材料的短缺，大兴安岭国有林区内的1370个厂家、600多个加工业户，将有很大一部分面临停产或半停产的窘境；第三，社会建设的资金投入问题。进入新时期以来，大兴安岭林区的小城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所需资金，绝大部分都是由大兴安岭林业局自行投入的，木材停伐后，林区政府缺少必要的资金来源，很难再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基础建设上。

3完善国有林区社会管理问题的相关对策

3.1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目前，黑龙江省省国有林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应该实施政企分开原则。把林区资源管理职能从森工企业中剥离开，同时对国有林区的产权制度也进行改革。把国有林区的森林，树木和林地使用，推进市场，采取承包的方式鼓励林业职工进行经营。实现多种经营，创办生态林场，围绕森林资源的有力优势，逐步进行多种经营探索，开创国有林区发展的新局面。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在实施管理中，要落实目标，强化组织领导工作。把复杂的工作目标进行分解，先确定方法步骤，再提出整体要求，把不同的工作任务层层分解，安排到每个部门和责任人。在解决具体问题时，要实施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模式，促进林区社会管理的系统化和规范化，构建从中心到基层，从系统内，到全局的管理网络。从而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作风。

3.2加强政府主导，进一步维护林区群众权益。要明确责任主体，健全和完善行政监督法律机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作用，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着力畅通沟通调节渠道，让群众能走进来，干部能下得去，把问题纠纷从源头化解。倾听人民的合理诉求，利用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加强社会的稳定性，提升百姓的幸福感，维护百姓权益。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从根本上让居民得到利益。还要加大在民生方面的投资力度，改善医疗卫生文教等方面不合理之处，减少居民在社会基础服务上的矛盾。

3.3行政首长负责制与职业经理人并行的“双轨制”。林区的行政领导并非只关注于本组织的传统的领导，它有着更丰富的社会性，这就要求领导者个人有着较强的政治素质、知识素质和能力素质，既能独立承担行政责任，又要促进企业发展。实行“双轨制”，就能将行政首长的一部分职责解放出来，也能为职业经理人谋求到更广的发挥空间。以森工企业为例，在今后的管理中，可以推行职业经理人机制，实施行政首长负责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为企业量身打造适合其自身发展特点的优势项目，严格按照《公司法》运营，使企业良性有序的发展，切实落实“专人专管”，使企业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这种个人收入和企业效益挂钩的机制，对森工企业的发展来说，能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黑龙江省国有林区社会管理的完善与创新着眼于时代，立足于国际与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突破种种限制，释放更多的社会能量。天然林保护工程自实施以来，缓解了林区森林资源危机和企业经济危困，为重振林区带来了新的发展生机，使工程区经济、社会各方面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并不断向着改善民生、增强社会保障、完善社会格局、维护社会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