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利益范文

时间:2023-02-24 02:45:45

社会公共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公共利益;个人权利;正义

中图分类号:C914文献标识码:A

一、公共利益的起源和概念界定

社会公共利益所具有的含义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6世纪的古希腊。古希腊特殊的城邦制度造就了一种“整体国家观”,而与这种国家观相联系的就是具有整体性与一致性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被视做一个社会存在所必需的一元的抽象价值,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目标。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篇》中指出,每种社会团体的建立,都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人类社会本身就是善的,人类组成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善业,即社会公共利益,就是为了满足人们某些共同的需求。而在卢梭看来,唯有公意才能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因为如果说个别利益的对立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那么就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公共利益的起源我们可以认定为是正义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共同发展而产生的,当我们放弃了霍布斯式的丛林社会进入国家的状态时,我们便是认可公共利益的。而在国家带给我们保护和权利的时候,同时赋予了我们义务。

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确实非常的难以界定,社会公共利益不同于商业利益,不同于集体利益,也不同于政府利益,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许多利益群体可以摇身一变振振有词地宣称自己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公共利益的界定是十分困难的。哈耶克将社会公共利益称为普遍利益,在他看来:“普遍利益,乃是由那些被我们认为是法律规则的目的的东西构成的,亦即整体的抽象秩序。这种抽象秩序的目的并不在于实现已知且特定的结果,而是作为一种有助于人们追求各种个人目的的工具而存续下来。”与他持有类似看法的詹姆斯・哈林顿认为,“公共利益也就是那种排除了一切偏私或私利的公共权利与正义”,也就等同于“法律的绝对统治而非人的绝对统治”。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对于“公共利益”主要有三种理解:一是公共利益被等同于某些抽象的、重要的理想化的价值和规范,如自然法、正义和正当理性等;二是公共利益被看作是某个特定的个人、群体、阶级或多数人的利益;三是公共利益被认为是个人之间或群体之间竞争的结果。我国台湾学者陈新民认为,公共利益的“最大特别之处,在于其概念内容的不确定性”,主要原因在于“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哈耶克所言,这个概念“直到今天仍是最难给出定义的”概念。因此,美国著名的行政伦理学家库伯坦率地承认:“要想给出一个能在理论界或实际工作者中公认的社会公共利益定义,是不可能的。”有的学者形象地将之称为“幽灵”。

二、现实中存在的公共利益的强权性

在本文第一部分提到,公共利益非常难以界定,社会公共利益不同于商业利益,不同于集体利益,也不同于政府利益,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许多利益群体可以摇身一变振振有词地宣称自己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并且强权也是公共利益在现实中存在的一个属性。在许多具体的案例中,社会公共利益被政府利益、商业利益盗用,并且具有强权性。

2007年7月,嘉禾启动占地189亩的珠泉商贸城项目。项目涉及拆迁居民1,100多户,动迁人员7,000余人,拆迁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团体20余家。为了顺利拆迁,当地县委县政府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2007年12月14日,嘉禾县委、县政府召开了拆迁动员大会,在会场外悬挂的横幅。“谁不顾嘉禾的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工作通不开面子,谁就要换位子”;这第二张照片的横幅写的就是“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嘉禾县政府挂出了措辞严厉的横幅:“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为了推动拆迁工作,嘉禾县委县政府联合了136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四包两停”的工作责任,四包是指,凡是在政府有公职的人,在规定期限内包做好亲属的拆迁补偿评估,包签订相关协议,包在规定期限内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包做好妥善安置工作。两停则是指,谁没有完成“四包”责任,谁就将面临暂停原单位工作,停发工资的惩罚。通过嘉禾事件,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政府权利的无限扩大,而且个人权利和利益已经被置于一个相当渺小的境地,同时商业利益已经摇身一变为公共利益,政府利益和商业利益是相当强势的一方,但是这种行为是非正义的。洛克认为,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财产所有权是人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不是社会和政府的产物,他们是与生俱来的,是人固有的权利。他认为,财产权实际上包括生存权和自由权,即没有财产,人们就不可能享有生存和自由。洛克公开承认人们缔结契约、进入文明社会,主要是为了保护财产权。个人财产权先于国家或是政府而存在的,国家或者政府建立的原因和存在的目的,正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财产所有权。洛克认为,财产权是社会契约的基础,所以,无论是君主或是议会,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是无权夺取任何人的财产所有权的。侵犯财产所有权也必然侵犯同意权,政府是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的工具,不应该成为财产的主体。一旦政府垄断了社会的财产权利,个人的自由就不复存在,个人权利也就成为无稽之谈了。因此,财产所有权是同意权、自由权、人身权等许多重要权利的关键屏障,财产有了保障,自由、生命等种种人权才会有保障。罗尔斯在《正义论》第一章第一节也开宗明义地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名义之名也不能逾越。所以,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正当地行使权力。

三、公共利益如何正当地行使权力

正如上文指出,个人权利同公共利益二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两个矛盾对立面,但是如果公共利益可以正当地行使权力,相信二者的矛盾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管是公共利益还是个人利益,我们这个社会的群体目标是和谐地向前发展。个人权利是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但是如果某个人的个人权利已经造成社会群体的其他个人的不幸福,那么这个人的行为和权利是不正当的。当然在这里,本文作者并不是认同个人利益可以无条件地为公共利益牺牲,只是我们已经选择群体生活,就有相应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利益肯定要得到群体的相应补偿,最小化付出应该是基本原则。所以,社会公共利益行使正当权利的条件总结如下:

1、社会公共利益应该是为了社会的有序向前发展才行使权力,而不是以某人或某个小群体的利益为目的。

2、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应当以法律形式确定,以防其他各种利益群体冒名。

3、当遇到法律界定不清楚的公共利益的概念时,应该启动听证程序,用民主透明的方式决策。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公共利益也会不断地发展,因此无论是宪法还是法律、法规,一般都会将社会公共利益的概括性条款作为保留性的条款,以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因为以列举的方式显然无法穷尽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尽管明文规定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公共利益表现形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一开放性的体系需要留待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根据社会的发展去权衡与裁量。

四、结语

公共利益是一个非常难以界定的概念,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会和商业利益、集体利益等产生混淆。公共利益同个人利益的关系一直是社会生活中的难题,本文从正义的观点来对此进行分析,试图能够寻找二者矛盾的转化点,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龚群.罗尔斯政治哲学[M].商务印书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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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大卫・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M].商务印书馆,2005.

社会公共利益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公共利益 国家利益 国家干预 政府失灵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059-05

一、社会公共利益是什么

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态度是经济法不同于民法和行政法的重要方面。法律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立场被称为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主要有社会本位、国家本位和个人本位。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行政法是国家本位,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民法是个人本位,以维护个人利益为出发点。[1] (P61-62) 然而,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模糊的富有争议的概念,黛博拉・斯通指出:“在何谓公共利益这个问题上,永远无法形成广泛的共识。公共利益如同一个空盒,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理解装入其中。”[2] (P23) 也许正因为这样,很多人不愿深入这个麻烦的命题,但它又是我们研究经济法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国外,有一些关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讨论。《公共政策词典》解释,公共利益是社会或国家占绝对地位的集体利益而不是某个狭隘或专门行业的利益。[3] (P930) 林德布罗姆认为,“公共利益”并不表示一致同意的利益,而仅表示某些人看来对公众有利的事物。[4] (P27) 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的总和;不理解什么是个人利益,谈公共利益便毫无意义。”[5] (P58) 将公共利益与集体利益、某些人利益和个人利益相提并论,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公共利益和集体利益、某些人利益、个人利益有联系,但更重要的是区别,否则无法理清经济法、行政法、民法的不同追求,也不利于明确国家干预的价值目标。德国学者尝试以地域或人数作为区分社会公共利益的标准。在罗厚德(C. E. Leuthold)看来,公共利益是一个相关空间内关系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地域或空间以地区为划分标准,且多以国家之(政治、行政)组织为单位;地区内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就足以形成公益,至于在地区内居于少数人的利益,则称之为个别利益,必须屈服于大多数人的利益。“人数说”由罗门・斯克诺(Roman Schnur)提出,认为公共利益是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这个不确定的多数受益人就是公共的内涵;也就是说,根据受益人多寡的方法决定,只要存在大多数的不确定数目之受益人,即属公共利益。[6] (P184-186)

在我国经济法学界,李昌麒先生对社会公共利益作出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广大人民的利益。这里所指的‘广大’,一是指范围上的广大,既有全国性的广大,又有地区性的广大,其外延取决于特定法律、法规适用的区域;二是指时间上的广大,既包括生活在地球上的当代人,也包括未来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1] (P62)

在笔者看来,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应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普遍性。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涉及全局性的社会公共性的重大项目,它的内容是广泛的、普遍的。纵观各国立法之规定,许多国家对于社会公共利益之“公共性”的理解都日益严格,例如为国民健康、教育、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公共福利、文物保护等需要而开展的事业,才被认为具有公共性。第二,开放性。社会公共利益享有群体为所有的人,它不排除任何人的权益,既不为封闭的某一区域所独占,也不为特定的某些人或某个人群所享有,这是它不同于国家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的地方。第三,稳定性。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是恒定的,即使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内容也是相同的,此一时期的社会公共利益肯定被彼一时期承认。

虽然人们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定义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是,社会公共利益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尤其是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时候。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应当以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己任,是对全局性的、社会公共性的、需要由国家进行干预的经济关系的干预。国家干预的主体是国家,代表国家的机关则是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权力机关制定法律,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裁判,从而构成了国家干预的各自独立、分工合作、相互制衡、有效运行的治理结构。

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滥用

国家干预与市场失灵相联系。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方法之一,某些因素的存在,如垄断的出现、价格机制的缺位、信息的不对称、公共产品的不足、经济周期的爆发等等,都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出现低效率的非理想状态。为了消除市场失灵,国家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对市场主体、市场运行、宏观经济、社会分配做出理性的干预。

在现代社会,行政权力的扩张,缩小了立法和司法的空间,似乎行政机关成了国家干预的唯一代表。实现国家干预的价值目标,政府应当同时具备三个条件:(1)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忠实代表, 其干预行为必须出于纯粹的善意,目的是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2)政府具有完全理性, 谙熟市场经济规律,能够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做出科学、准确、理性的规制;(3)政府没有私利之心,处理任何公共事务都遵循公平、正义之理念。[7] 这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状态。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政府是由人组成的,人的欲望和追求同样会演绎为政府的欲望和追求,从而造成“政府失灵”。

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俘虏理论对“政府失灵”现象进行了反思和解释。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政治领域个人也是严格按“经济人”的方式行动的,当人们从市场交易主体变为公共选择主体时,并没有变为圣人,或者说,至少没有像学者们所渴望的那样变为实际的圣人。[8] 政府人员的直接动机仍然是个人效用最大化,如更少的参与费用、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权力以及由此而派生的更多的物质利益。因此,政府极有可能成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偏离和牺牲公共利益,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状态。① 政府俘获理论认为,政府的权限实际上是模糊的, 规制者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为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提供了机会。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对不同利益集团有不同的权重,一般偏袒组织性较强的利益集团,让他们通过优惠的政策取得额外的利益,以获取他们政治上的支持。[9] 政府规制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紧密的利益集团最有可能成为成功的“出价人”。他们“出价购买”政府规制,实际上是试图谋求政府的强制力:政府对特定产业的直接的货币补贴和税收优惠;政府通过颁发经营许可证、控制许可证数量、保护关税等手段限制潜在竞争对手的进入; 政府对那些能够影响它的互补商品和替代商品生产的控制;政府对价格的规制。[10] (P12-15)

在我国,“政府失灵”的现象同样存在,且有愈演愈烈的可能。以征地拆迁为例,据国家审计署今年第2号《审计结果》显示,在34个高等级公路建设中,15个项目未经审批占用土地或违规多征土地10.29万亩,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或未按规定复垦1370多亩。21个项目应支付给农民征地补偿费51.7亿元,其中16.39亿元被当地政府及征地拆迁部门截留挪用、长期拖欠或扣减。湖北省武汉绕城高等级公路东北段工程征地1.03万亩,其补偿标准应为每亩1.89万元,但实际仅按每亩4800元补偿给农民,仅为标准的四分之一;四川省大竹县至邻水县邱家河和广安至南充两个高等级公路项目的征地补偿款,被当地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挪用1.95亿元,占补偿款的46%,用于市政工程、开发区建设和政府部门经费支出;湖南省湘潭至邵阳等3条高等级公路的征地拆迁部门在征地拆迁费中列支工作经费1.6亿元,比省政府规定的工作经费标准高出12.3倍,用于购买汽车、发放补贴、奖金。[11]

将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混为一谈也是导致政府失灵的一个原因。黑格尔认为,国家属于普遍性领域,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国家的目的乃是“普遍的利益本身”。国家虽有保障个人利益的职能,但是,这种保护的必要性只是国家的外部现象,而不是国家的本质。[12] (P23、29) 德国另一著名学者伯伦知(Johann Kaspsar Bluntchi)在其著作《现代国家的学说》中将国家视为一个有机体,强调国家应该超越社会各冲突阶级之上,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13] (P167) 因此,国家利益是国家的唯一追求,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被堙灭其中。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界限的确不易把握,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根本上来讲是一致的。但是,它们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在有的情况下,如果从国家利益出发,就会妨碍社会公共利益,比如扩大积累、增加货币发行、加重税负等,可能暂时对国家有利,但是对社会公共利益有损。[1] (P62) 在征地拆迁方面,政府从国家利益出发,可以增加税收、刺激投资以及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社会公共利益未必能同步实现,土地资源的浪费,环境污染的蔓延,房地产价格的攀升,失地农民的增多,贫富分化的加剧等等,都会导致社会公共利益的缺失。

三、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裁量

当行政机关认定的“社会公共利益”不被公民个人承认时,到底是行政机关滥用了权力还是公民个人在胡搅蛮缠?到底是国家利益(包括地方利益)假冒了社会公共利益还是个人利益阻碍了社会公共利益?在“司法至上”的法治社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法院,是代表公平正义的人民法院。但是,我国的人民法院在有些情况下并没有承担起这个神圣的责任,而是将求助者拒之门外。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并告知当事人可以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的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裁决”。这个司法解释,无疑堵塞了人们关于拆迁补偿争议的司法救济渠道,加重了公民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对抗。

其实,在消除社会矛盾和社会对抗方面,司法部门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也经历了与我国现时相似的城市改造运动,但是美国并没有出现我国如此激烈的冲突与对抗,究其原因,美国的司法救济做得比我们好是一个重要因素。凯洛诉新伦敦市案举世闻名,足以看出美国对个人利益的尊重,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慎重。[14] 这个案件经过好几个法院的审理,凯洛最后还是输了官司,但她输得心服口服,输得明明白白。在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从1966年开始建设,1号跑道拖延十几年才完成,2号跑道无法修到规定长度屡发起降险情,3号跑道至今还在图纸上不能动工,因为有7户人家不肯搬迁。[15] 40年的时间,日本政府搞不定这7个“钉子户”吗?不是的,原因只有一个:尊重法律,服从法律的裁判。

由于社会公共利益限制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因此,各国法律都对此类问题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在英美法系国家, “程序即正义”的口号深入人心,正当法律程序向来是实现正义、保障权利的途径。英国早在1215年的《自由大》第52条便规定了保护财产权的正当程序:“任何人凡未经其同级贵族之合法裁判而被余等夺去其土地、城堡、自由或合法权利者,余等应立即归还之。”1946 年《征用土地法案》实行后,征用土地的程序为:行政机关首先经过公开调查与公开听证,将征用议案提交内阁获得批准后,强制购买令。法院有权审查行政机关运用权力的合法性,在行政机关与财产权益者在补偿问题上有所争议无法取得一致时, 争议应提交土地法庭接受司法裁判, 该法庭是一种从事土地估价的专门化的独立法院。在大陆法系国家,虽然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但是这种传统正在法律全球化的浪潮下发生着变化。法国现行的公用征收程序分为一般公用征收程序以及紧急、非常紧急两种特别程序。一般公用征收程序总体上可以化分为两大阶段:行政阶段和司法阶段。行政阶段包括四个程序:事前调查、批准公用目的、具置的调查和可以转让决定。司法阶段有两大任务,即做出所有权转移的裁判以及确定补偿金。经过行政和司法两个阶段后,一个征收行为才能完成。日本的公用收用(即征收和征用两种行为)行为主要经过事业准备、事业认定、调查报告的制作、收用委员会裁决的步骤完成。如对收用委员会的裁决不服,可以提讼。

司法救济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各国无不借助司法的力量来确保行政权力不被滥用。因此,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废除《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肩负起伸张正义、消除矛盾的社会责任。

四、社会公共利益的立法界定

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我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19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2条都有规定。2004 年修改宪法也对此予以明确:“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10 条第3 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13 条第3 款)。但是,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哪些项目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立法没有涉及。

有的学者风趣地说:“公共利益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16] 不少人主张应该严格控制政府的征收行为,将其限制在“公共利益”的范围之内,[17] 这种主张当然是好的。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人大有必要制定《征收征用法》,对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予以明确。社会公共利益是广大人民的利益,权力机关是由人民代表组成的,最能代表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国家干预的力量之一,必须有所作为。

我们可以采用概括式、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方式,将社会公共利益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我建议将下列事项列入公共利益的范围:

第一,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第二,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如国防建设;

第三,保护与利用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如自然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的保护、土地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基本农田保护;

第四,建立社会经济秩序和经济安全,如维持贸易平衡,保障金融安全、保护公平竞争;

第五,建设与维护城乡公共设施,包括:(1) 交通设施,如道路、运河、公路、铁路、人行道、桥梁、码头、防洪堤、机场;(2) 公用设施,如供水、供电、供暖、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煤气管线、通讯设施、体育设施、公园和墓地;(3) 水利设施,如水利和灌溉工程、水库;(4) 公共卫生设施,如医院、精神病院;(5) 政府办公设施;(6) 教育学术及慈善设施,如学校、图书馆。

第六,维护社会公共道德;

第七,保障社会弱者利益,包括社会保险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与优抚安置;

第八,其他应属于“公共利益”范畴的事项。

最后,我们在严格把握国家利益、政府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界限的同时,也要看到,个人利益并不必然与社会公共利益一致;我们在坚持私权神圣原则,强调权利不得滥用的同时,也应承认,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的时候,个人利益必须让步。一味呼吁抵御和斗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征地拆迁的问题上,有人主张建立征地拆迁的多数决定制度,创设发表意见、平等协商的渠道,化解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纷争。[18] 据了解,我国香港就曾采用这样的物权实现民主机制,由拆迁范围内业主集体决议,按照90%以上业主的多数意见来决定全体业主是否搬迁;如果反对搬迁者不足全体业主人数的10%,反对者必须尊重大多数业主的搬迁决定。至于90%或者80%是否是个合适比例,这个比例应该按人数计算还是按照居住者的居住面积来确定,这取决于立法者或者法官对居住者的体贴程度,取决于立法者或者法官如何斟酌公共利益的含义,还取决于对业主、开发商和城市发展等因素的复杂平衡。但经过合理设定的某个表决比例,毕竟是展现社会民主精神的重要途径。

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其与政府的抗争,无论结果如何,都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实践,代表了一种私权崛起、私权神圣的思想解放。在此过程中,众多媒体的声援,无数百姓的支持,构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维权运动。没有司法的救济,没有立法的判断,没有社会的参与,没有民众的争取,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就有被歪曲的危险,国家干预的价值目标也就不可能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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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共利益范文第3篇

对于相对年轻的经济法而言,合理确定经济法的法律本位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经过学界的不断探索与努力,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念得以逐步确立,并日益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所谓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简而言之,就是指经济法要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己任。经济法社会本位观念的确立,有助于其与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民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行政法区别开来。但是经济法社会本位观念的确立也并非十全十美,因为社会具有高度抽象性,“也许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的东西”;同时,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也易混淆经济法和社会法之间的界限,可能会使经济法再次坠入与社会法进行长期争论的泥淖之中。因而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应该将社会公共利益确立为经济法的本位[3](P107-119)。笔者也赞同将社会公共利益确立为经济法本位的观点,因为这不仅有利于理清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以及社会法等其他相关部门法之间的界限,而且符合经济法的根本性质。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本位观念的确立不是主观臆造,而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是为经济法的客观发展史所证明的。

二、“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确立的依据

通过对经济法发展史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从“重商主义理论”、“重农学派”、“历史学派”、“凯恩斯主义”、“供应学派”再到“新制度学派”,从“战争统制经济法”到“危机管制经济法”,通篇经济法的发展史都是国家与市场互动互抑的关系史,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法关注的焦点问题[4](P23-27)。

(一)市场失灵: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悖离

所谓市场失灵,是相对于完美的市场机制理论而言的,一般认为,是指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而造成的市场机制不能自我调节的情形,是指由于一定的因素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呈现低效率运行的一种非理想状态[5](P70)。市场失灵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的外部性问题。

斯蒂格里茨认为,外部性是指“个人或厂商没有承担其行为的全部成本或没有享有全部利益时所出现的一种现象”。外部性的实质在于:一个当事人对其他当事人的福利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并没有从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6](P73)。外部性可分为积极的外部性(外部经济、外部正效应)和消极的外部性(外部不经济、外部负效应)。前者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是指有利于他人的行为,如发明创造、植树造林等;后者则是指私人收益大于社会收益,是指有损于他人利益的行为,最明显的是环境污染问题和使自然资源损失过快的问题。外部正效应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彰示和维护,外部负效应则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贬抑和损害。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市场主体的趋利性,市场主体只关注其自身利益,而通常不会顾及给其它主体、给社会造成损害。因而,在单纯市场机制下,损人利己、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情常有发生,外部负效应是经济运行中的常态。二是公共产品供应的问题。所谓公共产品,是指不把任何人排斥在享受之外的产品,或者是指那些在消费中不具有排他性的物品。公共产品具有两个特征:一是非竞争性,即可以为每个人消费,任何人对这些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所能得到的消费水平,如社会治安、道路等;二是非排他性,即不可能排除那些没有支付价格的人,一些人不付费也可消费,如国防、防洪工程[7](P47-68)。在市场机制下,市场主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都希望有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免费使用,公共产品的非排除性为“搭便车”的行为提供了可能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市场失灵实际上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悖离。这种悖离可能表现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漠视,可能表现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消极损害,也可能表现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克服市场失灵实质上就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重新彰示,我们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必然要依据社会公共利益原则。

(二)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克服“政府失灵”的法宝

如何纠正市场带来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如何克服市场失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家介入市场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最佳途径。国家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力,只有国家才有能力改变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同时,经济管理是国家的重要职能,因而介入市场、管理经济是国家的应有职责。

国家管理经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协调、调节和管理主要是通过政府进行的。“纠正社会和经济的弊病是政府的职责”。传统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中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市场不能做或做不好的,政府就应去介入,并且政府的介入也一定能解决问题。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的,其假设主要包括:政府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政府所作的决策更周全、更明智;政府的运作效率是高效率低成本的,等等[8](P136-139)。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加之政府本身的行政偏好,政府在克服市场失灵的活动中也会出现失灵,而且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具有毁灭性。政府失灵不仅表现在政府部门普遍效率低下,从而阻碍政府在克服市场失灵活动中应有功能的发挥;还表现在政府干预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悖离。由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普遍存在,政府及其官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经济人”一旦具备条件,会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谋取私利。要克服政府失灵,就必须在赋予政府干预市场权力的同时,对政府的行为加以约束。包括来自执政党的约束、来自社会舆论的约束、来自法律的约束、来自政府内部的约束等等,其中来自法律(经济法是最为恰当的法律形式)的约束是最为重要的。对政府进行约束最根本的原则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因为政府失灵实质上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悖离,只有依照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对政府介入市场的行为进行干预,才能保障政府行为的合理性。

以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为己任的经济法,如何去实现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目标?作为一种正确的思路,我们必须要确立经济法的社会公共利益本位。首先,这是经济法顺利实现克服市场失灵目标的必要条件。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市场失灵实际上就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悖离,市场失灵的克服就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重新彰示,因而在克服市场失灵的过程中必须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原则。而作为克服市场失灵之法的经济法,当然要确立社会公共利益的本位。其次,这有利于经济法实现有效克服政府失灵的目标。政府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执行者,本身也存在着失灵现象,这种政府失灵同样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悖离。因而,克服政府失灵就需要以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去规范政府的行为,将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作为评判政府行为是否适当的标准。

另外,将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确立为经济法的法律本位,突出经济法的社会公共利益优先性,不仅可以形成经济法区别于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特质,而且可以使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同等地位,进而实现两种利益在我国整体法律体系中的和谐与共容[9](P213)。

三、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的实现

将社会公共利益确立为经济法的法律本位,就是要保证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从而有效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社会公共利益原则贯彻到具体的经济立法、经济执法和经济司法的过程,就可以称之为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的实现。

(一)社会公共利益本位实现的先决条件

1.社会公共利益内容的确定

社会公共利益是人类群体生活所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如何给其下一个规范性的定义,是我们在研究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而对于将社会公共利益确立为法律本位的经济法而言,尤为迫切。马克思认为,“利益是社会化的需要,是人们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需要”[10](P376)。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经济法研究下的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社会公众通过国家介入市场的经济关系所表现出来的需要。联系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国情,笔者认为经济法研究视野下的社会公共利益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①经济秩序。经济秩序是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基本内容,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基本的要求,因而是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的最重要内容;②宏观调控。作为国家从经济运行全局出发、运用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总体的供求关系进行的一种调节和控制,宏观调控不仅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体现,而且是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保障;③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使经济、社会、科技、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持续不断的发展思路,是社会公共利益更高层次上的内容;④社会分配和社会保障。社会分配是指国民收入在全社会的分配,社会保障是以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对特定社会成员提供物质帮助,社会分配与社会保障构成了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的最后制度保障。

2.社会公共利益主体的确定

“利益主体是利益的首要基本要素,作为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任何利益都是一定的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利益是相对于一定的利益主体而言的,不属于任何主体或者没有主体的利益是不存在的”。并且“利益主体作为社会化了的需要主体,是多种多样的,在现实社会中,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某种群体或者组织(包括家庭、集体、民族、国家等)。”[11](P48-51)那么,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何在?在我们确立了经济法的社会公共利益本位之后,这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正如上面我们对社会公共利益所作的定义那样,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社会公众,并且只能是社会公众,而在我国则是指广大人民群众。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与其代表主体是两个不同概念。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社会公众,但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主体却有很多。首先,国家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主体之一。作为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我国,国家当然是社会公众的代表主体,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国家的职责所在。其次,社会团体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主体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形形的社会团体在特定领域、特定地区发挥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积极作用,如消费者协会等。再次,其他特定机构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主体,如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英美自律监管体制下的证券监管机构,这些机构介于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之间,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主体的特点不仅在于其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在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最终实现是通过其不同代表主体之间以及与其他主体博奕实现的。因为,在现实中,每个代表主体都很难保证独立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就国家而言,国家不仅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而且是国家利益的主体,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两个不同范畴,有时会发生冲突,有可能导致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就社会团体而言,在特定领域、特定区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但其自身也有其狭隘的团体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就很难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由此看来,只有通过社会公共利益的所有代表主体,并通过它们之间的博奕,才能真正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二)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

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的实现,就是要将社会公共利益原则贯彻到经济立法、经济执法和经济司法的具体活动中去,而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指导去构建经济法律体系。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构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依据,将有助于解决经济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

基于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的内涵,我们认为,经济法律体系应包括以下内容:1、经济秩序法。经济秩序是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基本内容,而经济秩序法则包括市场主体秩序法和市场秩序法两大部分。2、宏观调控法。包括关于调控领域的宏观调控法和关于调控手段的宏观调控法两大部分。3、可持续发展法。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法和环境保护法两大部分。4、社会分配和社会保障法。其中社会分配法包括预算法,而社会保障法按照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及疾病保险等几大法律制度。

社会公共利益范文第4篇

社会公共利益一直是用来作为论证国家和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政府权力的法律目的、法律秩序和正当目的的终极价值的基础性概念,并被各国法律,甚至是宪法上规定为用来限制个人和个体组织的权利和利益的理论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对司法实践、立法、执法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法是用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经济法是对调整国家经济运行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是国家干预、调整经济活动,对经济活动参与方,即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故其以社会公共利益优先作为法律的核心精神,构成了经济法有别于民法或者其他的部门法的一种特质。经济法专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自然也应该有自己的制度安排和内涵,否则,一切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都只能是一种空谈。本文就经济法中包含着的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探讨。

一、经济法对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意义

1、经济法规范了社会经济细胞即企业的社会地位和相关的规范

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社会经济运行的主要主体。整个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物质资料都要由企业提供。而且,现代社会生产分工细密,协作关系复杂。因此,作为社会经济细胞的企业的活动也不是“私人”的事情了,而变成了社会性质的活动。不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规范,一旦出现问题就会破坏整个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所以现代社会条件下,对作为经济细胞的企业实行国家调控成为一种必要的,同时也是一种必需的手段。

2、经济法规范了社会经济组织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关系

社会化的生产离不开经社会成员彼此间的分工协作和竞争。这种与社会经济运行有关的协作和竞争绝不是社会组织“私人”的事情。这种协作是整个社会的协作,整个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竞争也应该是在一个统一的“游戏规则”内的有序进行的,并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竞争,而不能允许不正当竞争对社会经济生活造成破坏和损害。

3、经济法规范了国家使用间接手段对经济运行调控的模式和方法

经济法有效的规定了国家采用何种模式和方法来干预和调整社会经济活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控制经济运行的周期的态势,协调社会总体收入分配水平的平衡。

4、经济法规范了社会保障关系

劳动和社会保障是当今世界各国都很关注的国家大事。它一方面体现了社会进步的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社会获得高质量、高水平劳动者的重要步骤和必不可少的环节。为了社会经济的需要,也为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国家也要对社会的劳动者实施有效保护。

5、经济法规范了涉外的经济关系

当代社会国际经济一体化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经济也正在不断融入到了国际经济的大循环中。这样,我国的经济对与国际接轨、对外贸易、国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等方面都需要进行有效的规范。

二、经济法中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

所谓社会公共利益,是指我们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利益,而不只是某个集团、部门或者单位的利益,更不可能是某个个体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具有群众性和广泛性,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能够有利于公众的工作、学习、生产和生活。如果破坏了社会公共利益,这必将影响到广大群众的安居乐业,给大家带来诸多的不便,同时也违背了社会的公平性。

社会公共利益在自身的实现过程中,必不可少会存在着大量利益的冲突,这些利益冲突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最终实现,我们需要不断地去探寻机制来弥补这种利益主体的缺失所造成的不利状况。

1、传统的救济途径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救济显得明显不足

现代社会的经济快速增长给社会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如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资源的滥用和浪费和消费者权益问题等等,这类行为的最大特点就在于被害主体的分散性和侵害利益的扩散性。传统的那种个体诉讼对于这种现象明显缺乏有效的规范,只有依靠经济法来保护这些社会公共利益的理念,才能够寻求到一种有效的解决之路。

2、突破传统理念,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依据突破传统程序的关于原告适格的原则,可以有效维护经济法中的那种社会公共利益,避免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者排斥司法介入,扩大了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范围。社会主体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或者社会团体,都能够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通过以下的一些方式,依据经济法来提讼,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第一,通过民众诉讼。民众诉讼赋予了普通公众更多的诉讼权利,他们在相对比较宽泛的条件下就能够提讼。当然,这种诉讼不是无限制的,可以被限制在如资源的滥用、垄断、环境污染等严重损害或者威胁社会公共公益的诉讼中。

第二,通过集团诉讼代表人。在现行民诉法中,集团诉讼代表人往往需要按原告的人数来确定,而且也需要授权,当规模大、危害性强的公害发生时,这种制度可以做到全面而有效的救济,经济法应该赋予这些代表人依据自己的判断代表全部被害者的利益相关人员行使诉讼的权利,即使被害者的损害和范围暂时难以得到准确的计量和证明,也不需要再授予诉讼进行权,同时还不妨碍代表人的诉讼权利。

第三,通过专门机构诉讼。为了阻止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那种不正当行为发生或者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后果,以英国为典型代表,许多国家设立专门的人员和机构来接受个人的检举,对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讼。

第四,通过代位诉讼。为了有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很多国家在司法实践中都对法定社会团体的原告资格进行了赋予。代位诉讼可以削弱对原告资格的限制,扩大原告的范围,同时也能够加强对中小企业、消费者、劳动者这些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以抗衡相对强势的侵害方,并通过组织起来的社团,可以让这些社会弱势群体从费力、费时的法律诉讼中解脱出来,实现公益的有效救济。

我们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例。要不断努力,提高消费维权工作水平。基层消费者协会要根据经济法的规定,实现基层组织调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化,及时掌握消费者投诉问题的新趋势、研究投诉新问题、总结调解工作的新经验、提出调解的新方法,不断提高调解消费投诉的成功率。同时,高度重视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投诉,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社会责任感认真对待、妥善处理,并及时将相关情况报告给有关部门和领导,以便于政府部门及时了解情况,并部署协调处理工作。整合维权资源,加强与成员单位、行业组织、新闻媒体等单位的合作,强化消费维权的工作力度和和对消费维权意识的宣传力度。积极发挥律师顾问的作用,认真组织对疑难投诉问题的研究,支持消费者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提讼,就有关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的问题,积极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除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以外,在食药品安全方面、反不正当竞争方面、侵犯商业秘密方面等等社会各类经济活动中都会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由这些内容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也会不同程度的存在和爆发。对于不同程度存在着和爆发着的这些矛盾的解决,就需要通过在整个社会中建立多层次的解决矛盾的机构或者组织来加以协调和处理,这些组织即可以是国家的有关部门,也可以是民间的社会组织,但他们协调和处理矛盾的权利必然要来源于相关的法律规定,即经济法的规定。所以说经济法是对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保障的法律。

综上所述,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应该由多个法律条规来进行完成,经济法也是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说,经济法学界既不应该推卸经济法对于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的义务,也不应该把所有的社会公共利益全部揽入到经济法的范围里来,更不应该引起那些不必要的地盘之争。众所周知,社会公共利益是代表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的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所有能够利用的方式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呢?为什么不可以给予当事人必要的关于经济法的司法救济呢?对于经济法中社会公共利益的讨论,远远没有结束,值得我们在以后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1]代刃.经济法立场下社会利益的考量\[J\].商场现代化,2008,(01).

[2]邓纲.对社会利益及其与经济法关系的反思\[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1,(03).

[3]姚保松.论经济法利益观对民法缺陷的弥补\[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5,(04).

[4]吕忠梅,廖华.论社会利益及其法律调控——对经济法基础的再认识\[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1).

[5]陈通,罗顶.经济法视野下的社会利益分析\[J\].今日南国(理论创新版),2009,(06).

社会公共利益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专利保护 社会公共利益 利益平衡

专利保护是为了更好的维护产品所有者的合法权益,进而促进社会公正,同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保障产品使用者的相关权益,具体而言,专利法的建立与完善是为了更好的协调产品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和谐关系的建立,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进而促进社会和谐,并带动正常经济秩序的建立,与此同时,专利法的有效实施不仅有利于调动人们发明创作的积极性,同时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协同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对于专利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问题的研究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

一、专利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

专利保护主要就是指以专利法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一套科学有效的保护机制,对于专利主体的相关利益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对于专利客体的利益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专利保护主要是用来平衡专利所有者、专利使用者、以及专利发明主体之间的相关利益关系,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和制约机制,以此来保障各方的合法权利。

社会公共利益主要就是指涉及到社会公共生产生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主体的需求,简单来讲社会公共利益主要就是相对于个人利益而言,它主要代表的是多数人的利益,同时,公共利益主要就是者社会为其所有成员努力努力争取的基本目标的综合体。

专利法具有十分明确的公共利益目的,主要是因为专利法在保护个人合法权权益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因为智力成果自身就带有相应的社会价值,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由此看来,专利保护对于个人乃至整个社会来讲,都是不可或缺的。不断提高专利保护力度,完善专利法是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专利法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机制

(一)保障社会公众对专利技术的接近

专利法在使专利所有者享有的专利权带有一定程度上垄断性,但是并未降个人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完全的隔绝,专利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社会大众对专利技术的享用和接近,这就使专利的垄断性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和谐关系,这种平衡机制的制约使专利发明者合法权益不受到伤害的同时,享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对于技术的发明创作具有推动作用,社会公众有权利获取专利信息是专利保护过程中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关键所在,只有将发明的细节和重点与公众分享,才能使社会公众更加公平公开公正的参与到专利发明的竞争行列,并促使更多的人在原有发明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改进、推陈出新,不断促进我国知识文明建设。

(二)确定专利保护的合理范围

从专利所有者的角度出发,专利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主要体现在专利法保护范围的合理性,这就要求在专利保护的过程中要对保护的范围以及保护的重点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通常情况下,专利保护的范围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就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要素,同时,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专利保护的水平,但是,在专利保护的过程中,任何国家都会尽可能的维护专利保护的垄断性,以此来激发社会个体专利发明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保障社会公众对技术和信息的必要接近,实现专利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由此可见,专利保护的适当范围是建立在维护利益平衡的基础上,一方面保障专利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基于此保障社会发明的有序进行,进而维护社会和谐和稳定。具体来讲,专利保护范围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专利权客体的合理界定,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样的发明应该被列入到保护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要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进行充分考量,与此同时,当前专利保护的整体水平也是确定专利保护客体的条件之一,一般来讲,专利保护的客体范围应该符合经济的发展水平。其二,保护期限的合理界定,专利期限的合理界定是为了保障足够的时间进行投资回收,同时保障社会公众对技术、信息的接近,鼓励更多的人进行发明创作,由此,保护期限的合理界定有利于创造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公共空间来为后来的发明创造提供基础和途径,进而促进专利发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结束语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的法律制度不断健全,其中就涉及到专利的保护以及公共利益的维护,专利保护是为了更好的维护产品所有者的合法权益,进而促进社会公正,同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专利法的有效实施不仅有利于调动人们发明创作的积极性,还能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协同发展,所以要不断协调好专利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我国知识文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义,范秀成.市场营销视角社会公共问题研究的逻辑、范畴与方法――以JPP&M期刊文献为例[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4

[2]张小号.以利益平衡为视角审视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N].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3]王宾容,胡雅梅.反倾销中的社会公共利益问题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

社会公共利益范文第6篇

关键词:博客;聚焦;表达;公共利益;功能;考量 

博客(blog),作为向公众展现个人意志的舞台已是一种不争的社会事实,作为一种与 时俱进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欣赏、所接受,并且正在改 变着传统的网络和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虽然公众和学界对博客及其影响的评估不尽相同,然而,仅从对博客现象的不断聚焦与关注 这一事实,不难看出博客的社会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大。从20__年的两会期间,人民网推出的 "两会博客"得到了代表委员与博友的热情支持,一些代表通过博客方式阐释自己的政见, 到今年6月总书记在线直接与网民进行交流,等等,这些都在向人们昭示一种事实, 即网络、包括博客形式作为一个传递信息、相互交流沟通的现实方式,已经越来越得到社会 各界的广泛接收,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信息传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式与平台。如果说,过去学 界对于博客问题的研究更多是从传播学、政治学、管理学的视角进行思考,那么笔者在本文 中则是首次尝试从学理视角对博客聚焦与表达社会公共利益功能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

一、论题的提出

必须承认,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群体利益的更加多样化,公众 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对自身的利益和权利维护更加关注。我们的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 管理者,本质上应当代表社会公众整体利益,应当通过各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使社会利益 格局达于均衡。换言之,政府作为社会公众整体利益的代表,其本质要求将全体公众整体利 益充分表达出来,使不同群体利益得到充分表征。如果 这一前提并不具备,那么即便政府本 质应当代表全体公众利益,但在事实上则是未必能够成立。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成熟的社会 ,一个成熟的政府,在对待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问题时,起码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一是政府 如何来代表社会公众整体利益,即如何表达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均衡问题;二是不同利益 群体各自利益将会通过何种方式得到表达与维护,即现实社会中的民意表达科学机制如何进 行建设的问题。由此可知,开拓、畅通多元的民意表达方式和表达渠道,是一个需要全社会 共同努力的实践问题。

然而,事实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化,社会公众的利益正在 分化,有些人成为市场化的正收益者,有些人则成为市场化的负收益者,目前中国社会阶层 构成中,公众已分别被纳入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失衡问题日见凸现。 

一方面,现实中,强势利益群体已经构成实质上的利益集团,他们有能力利用各种资源,以 各种形式来诉求自身利益,来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其利益也能够充分地被政治决 策和公共政策所反映,因而其利益不但得到制度性保障,而且其利益在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 激励下可以被放大。甚至,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有些强势利益集团对某些政治决策和公共 政策的制定甚至有“影响”政府的实际能力,使政府决策带有明显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导 向和偏向。

另一方面,现实中,社会弱势群体已经形成,正在或者已经被边缘化,其利益要么难于 得到表达,要么表达得不充分。由于他们自身缺乏有效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通道和具体 手段,致使他们在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往往被边缘化。这样一来,弱势群体在市 场机制强化过程中利益已经受损的前提下,其利益诉求在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中如果不能得 到反映,那么整个社会利益格局就会越发失衡。或者说,在利益表达失衡条件下,社会利益 诉求机制必然是会严重缺损。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如果出现了社会中相当数量的利益群 体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有效通道和途径得以表达,那么政治决策与公共政策因信息不完善难 以反映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其结果必然会导致社会利益格局失衡。此时,当弱势 群体不能通过正常有效通道和途径使其利益得到及时有效表达时,往往会采取非制度化和非 正常途径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从而使社会矛盾激化。

如何回应和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如何使不同利益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更 为充分?如何使政治决策与公共政策在信息完善前提下矫正社会利益失衡,进而实现社会利 益的均衡。特别是由于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导致的社会利益格局简单化和一致性,政治 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形成往往是政府单一主体行为,即制度转轨和社会转型后,社会利益已经 分化、公众已明显区分为不同利益群体的背景下,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必然要求利益表达, 即政治参与形式的改变,即要求公众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群体利益表达和社会整体利益均衡 。因而,如果说现代社会强势利益集团实质上已经形成,且利益表达、政治决策与公共政策 对其利益的反映已经非常充分,那么弱势利益集团及其利益表达的不充分甚至是严重缺位, 这对于社会利益结构失衡而言,则是一个值得社会加以深刻反思的。

由此可知,如果说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是正常的,但利益关系不能断裂。通过 何种机制、何种途径使社会利益关系保持在合理的张力状态,使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 利益群体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得以实现,使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充分反映社会整体利益,使 各利益群体成员自觉成为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执行者,使其行为有助于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 实施,这将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成熟的重要维度。博客作为现代社会传播信息的特殊手段和 平台,对于补充与表达社会弱势群体话语,对于聚焦和表达社会公共整体利益,可以承载着 特殊的功能。



二、博客聚焦和表达社会公共整体利益的功能

如果说,网络群体的出现并迅速发展,使之作为新型社会利益的表达渠道,其政策参与 逐渐成为一种趋势,那么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优势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持续增长的庞大人 群为网络群体发展及参与公共政策提供坚实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互联网日益更新的技术内 容,通过电子邮件、聊天室、新闻组和虚拟俱乐部等形式,为人们提供一个超越物理空间平 台,从技术上保证人们可以非常方便地利用网络平台进一步促进交换行为,包括资源交易和 关系强化,催生了新的民意表达和结社模式,拓展了社会利益表达的渠道。

概括地说,博客作为特殊网络群体在社会公共政策参与上更具优势:

第一,政策参与形式多样便捷。博客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使之对政府政策进行建言 献策更加直接便捷,社会影响力增强。如,通过在网上对相关问题直接发表观点,引发或引 导社会舆论,从而使社会问题成为政府关注对象,进入政策议程,进而引起政府管理部门高 度重视,最终使相关政策得到改进和完善。

第二,社会资源整合能力强。由于博客政策参与形式的多样便捷,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 地聚集众多力量,围绕特定问题展开及时报道评论,引起社会聚焦与强烈关注,即可以凭借 自身优势将合理合法政策建议更为有效地传递到社会各界,既可以迅速在全国形成无法估量 的社会影响力,又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促进社会问题快速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

第三,合作式的非对抗性政策参与。如前所述,博客群体政策参与方式主要是合法性的 间接参与方式,因此,政府并没有进行严格管理,而是给予一定自由活动空间,甚至有时还 会主动与其进行沟通和合作,适时 邀请专家参与其中,用事实说话、用科学论证,做到有理 有据地参与,为政府决策提供很多有价值信息。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缘于网络群体,包括 博客的积极、合法、专业、高效参与,为政府提供了有价值信息,也为广大网友与政府之间 架起一座交流、相互了解桥梁,从根本上促成政府、民众及社会各界对其信任与支持,使之 成为社会公共利益表达科学渠道,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博客作为网络群体,在表达社会公共利益和政策参与中, 仍然面临着许多困境:

第一,参与政策过程的能力有限。政策参与能力是指对政府决策加以影响和推动的能力 。但博客作为自发产生的网络群体,一方面,组织凝聚力并不强,即其必须具有相当的凝聚 力,才能形成较高质量的利益综合,进而才能在政策参与中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的 博 客群体总体凝聚力较弱,对相关活动,以兴趣作为标准,因此造成了其活动现实中缺乏事实 上 的群众基础局面。另一方面,博客群体在组织策动能力方面同样存在着困难,因为其群体参 与活动与否完全取决于个人自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这一群体之间处于一种精神上支持 和网上表态,使其活动规模、影响都很有限,很难收到更为有效效果。

第二,政策参与不平衡性。由于博客群体之间在组织资源、财力资源、信息资源以及社 会关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致使其在政策参与水平上存在着明显差异,使其政策参与存 在着极大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政策参与主体不平衡。因为,目前博客群体中 大部分是属于一种联谊性质,在不同群体类型中,利益表达意识不同。另一方面,政策参与 渠道不平衡。博客群体政策参与和公民政治参与形式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政策参与也是具有 层次性。

可见,尽管博客群体政策参与困境的原因很多,但有两点不能不关注:一是消解博客群 体自身能力问题,二是优化其政策参与的社会生态环境问题。具体说,就是要在利益愈加分 化的过程中,尽快提升解决社会各界的责任,来积极回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

三、对博客表达社会公共利益功能提升的思考

如前所述,博客作为一种特殊群体,在表达社会公共利益问题上有着特殊占位,因而, 提升其表达社会公共利益能力及关注社会生态环境则是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一个日益 成熟的社会,理应做出如下回应:

第一,充分发挥博客群体对社会矛盾与危机的监测、预报功能。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一 个开放社会,随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新挑战,这就要求政府在进行社会管理时: 首先,要从根本上解决进一步从制度上保障落实公众的话语权、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让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表达。具体言,既要完善现有制度资源,又要积极拓 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因为,只要有表达渠道,民众利益诉求就会凸显出来。表达则是接受 的前提,公众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提出利益诉求并直接参与政治。但表达上存在 的“困难群体”依然存在,这就要求建立科学的诉求表达机制。其次,要进一步完善现有制 度资源。我国传统的诉求表达机制,可以分为群体利益诉求机制和个体利益诉求机制。前者 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包括政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和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后者 则包括人民制度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同时,传统媒体也有着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的 双重功能,也是民众利益诉求表达的重要渠道。再次,要充分关注网络媒体作为公众利益诉 求的直接表达渠道。这一点,通过论坛、网络新闻评论、官员在线问答等多种形式,已表达 出一个良好开端。而且,现实中,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也都越来越重视收集网络舆论,乃至 直接上网“潜水”、公开发帖、在线回答问题、与网民互动。正如有的专家指出,在一个公 开的舆论环境中,多元利益诉求进行竞争,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无疑更具竞争性,更得人 心,更能制约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

第二,积极利用网络平台和博客形式向社会、向公众传递与输入公共政策,以最大限度 地克服缓解政府管理过程与民意沟通不顺畅问题。这是因为,在民意表达的社会机制中,传 统媒体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因传统媒体的局限,在民意表达的过程中,确实存在 着民意表达的缺位、民意表达的错位、民意表达越位等问题。这就要求一个社会共同体整体 抗震能力的增强,必须要以公众的整体心理承受力提升,必须以对危机、对矛盾、对风险的 及时知晓为根本前提。只有公众对危机、对矛盾知道得越及时,越深入,社会化解危机的准 备就会越充分,社会对危机处理的成本就会越小,公众面对风险、回应危机过程中的心理承 受能力就会越稳定。今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正是由于各种传媒,包括网络和博客等新媒 体在信息传递方式的公开、及时、透明,使得这场危机得以化解,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 抗压力与民族凝聚力。

简言之,对于博客这一社会现象及其功能问题的认知理解,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的问题,不同视角可以有不同解读。这里,笔者对于这样一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现实课题, 仅仅是从功能这一新的视角进行了首次考察与初步思考,恳望得到专家学者指正。



参考文献:

[1]从总书记上网看互联网政治[eb/ol].人民网,20__-06-23.

[2]王文祥.建立底层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j].社会科学战线,20__,(6).

[3]网络意见领袖显性化[eb/ol].中国记协网,20__-06-23.

社会公共利益范文第7篇

10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连同此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共同形成有关互联网法律问题的裁判规则体系。(10月17日《南方日报》)

@家乡的橡树:“如果你爱他,把他放到人肉引擎上去,你很快就会知道他的一切;如果你恨他,也把他放到人肉引擎上去,因为那里是地狱”。

@峰回路转:“人肉搜索”可谓双刃剑,一些个人的隐私被搜索出来,极容易造成对当事人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却可能是既不合乎情理,也不合乎道德,更不合乎如今的法律。

@wulikanhua:人肉搜索,可谓一把双刃剑。在公共领域,它发挥了监督作用,推动了反腐工作的开展。在个人领域,它却起到了反面作用,侵犯了公民隐私,损害了公民权益。

@仁者见仁:人肉搜索反映官员贪腐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举报。既然相关法律规定公民富有监督的权利,那么又何必在乎这种形式是网上还是网下?

公积金“异地互认”不能停留在书面上

住建部、财政部和央行日前联合通知,要求各地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异地互认和转移接续,并推进异地贷款业务;明确职工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6个月(含)以上即可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公积金贷款保险等收费项目被取消。(10月16日《羊城晚报》)

@河东无狮:问题还不是贷款手续收费的问题,而是连贷款的“门儿都没有”。因此,要使广大职工享受到公积金的利好,更要对贷款门槛、贷款手续、贷款额度、异地支取等方面的限制性条件“减负”。

@踏雪无痕:越是能买得起房的人使用率越高,而越是买不起房的穷困者反而享受不了。本来是为中低收入阶层“雪中送炭”的住房公积金,现在却更容易为高收入者“锦上添花”。

@友情赞助:“公”字当头,乃公积金制度的本意。然而,住房价格一路上扬,政策性支持新居梦的初衷渐离渐远。广大中低收入者无力购房、取不出钱,只能对日益缩水的账户“望金兴叹”。

@xiaomaodiaoyu:“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释放互助共济的制度红利,不让沉淀的资金躺在银行里睡大觉,需要见招拆招的破题,不为一些单位的私利左右,不为某些群体的微词干扰,寻求最大公约数,改革才能跃过藩篱。

环保执法应有立刻查处的勇气

近日,记者从环保部获悉,2014年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督查工作启动。本次督查将采取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直接曝光的方式。将反馈当地政府严肃处理。目前,对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市)重点区域的巡查工作正在进行中。(10月16日《京华时报》)

点评:环保执法不应该是照相机,拍照片、拍视频曝光,还需要劳驾环保部门吗?老百姓也经常会用手机曝光,可是他们的“直接曝光”是无奈之举,因为他们都没有环保执法权。

在雾霾重围之下,这次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直接曝光值得点赞。但“直接曝光”为何不是直接查处?“反馈地方”为何不是环保追责?

环保部门治理污染,就应该把“直接曝光”改成“直接查处”,把“反馈地方”变成“自己处理”。环保部门是执法单位,在整治大气污染违法行为的时候,直接摧毁污染源。

是什么改变了生育意愿?

“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按之前官方的预测,全国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夫妇约有1100万对,据国家卫计委官员透露,截至5月31日,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共有27.16万对,已批准的有24.13万对。仅占符合条件的2.5%。(10月15日《羊城晚报》)

点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缺乏将会是今后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可是,实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有效控制了人口规模,更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

“四二一”家庭结构的形成,作为生育率下降的显著后果之一,传统的家庭养老显然已不可能,而所谓的“社会化养老”,其实归根到底还是要靠足够的人口基数。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局部性的“单独”二孩政策,或许已经无法扭转民众的生育意愿。如果未来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人口来缴纳社保费,年老体衰时,“足够的养老金”也只可能是梦想。

贫困县就该戴上“紧箍咒”

经国务院批准,自2014年起,将每年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针对一些县“脱贫以后不愿意摘帽”或“戴着贫困帽炫富”的现象,建立扶贫县的约束机制,实行贫困县的退出机制,引导贫困县把工作重点放到扶贫上来。(10月15日《人民日报》)

点评:扶贫,始终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一大要义,而这几年,国家在扶贫事业上投入的专项补助资金也是逐年递增、屡创新高。

可是,连年来,各类贫困县炫富的新闻却层出不穷,有的地方一边求戴“贫困帽”、一边却耗资亿元盖豪华楼,暴露出扶贫县评价、约束机制之偏差和乏力。

戴着贫困帽,就该戴着“紧箍咒”。所以,要最大限度地杜绝“戴着贫困帽炫富”的不正常现象,必须及时变革现行的贫困县评价制度,研究改进贫困县的考核、监管机制,并研究建立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退出机制。

阶梯水电价制度该“年审”了

近日,住在天河区东圃珠村的叶先生向记者道出苦恼,称房东通知各租户,自来水价格从国庆后要由4.5元/吨上调为5.5元/吨,这让珠村一带的租房“蚁族”难以承受。广州的一个调查显示,过半数的市民认为水电阶梯收费致使支出增加,多感利益受损。(10月17日《广州日报》)

点评:就阶梯水阶而言,制度初衷是“加大节约用水管理力度”,基本原则是“充分考虑市民承受能力,合理补偿供水成本”。

资源产品价格偏低是造成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之一,阶梯价格机制既可反映资源品稀缺程度,较好解决资源品分配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是一个改革的大方向。

但是,水、电、气等资源价格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改革都不能忽略这一点。从民生角度,阶梯价格制度理当及时检讨,且行且完善,能够的话尽量减轻市民负担,实现改革成果共享。

改革需要破除影响劳动力流动的藩篱

繁荣的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劳动力市场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农民进城,还是城市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都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带来了巨额红利。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全国统一,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10月15日《广州日报》)

点评:改革初期,户籍含金量的差别突出表现在城乡差距上,如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公共服务等等。

随着改革的深入,近年来,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住房限购、车辆限购等更是进一步抬高了一些地区的户籍含金量,成为全国劳动力流动的新障碍。

社会公共利益范文第8篇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YBB213)阶段性研究成果;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 (11C074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陈 蓉(1972―),女,湖南宁乡人,湖南商学院讲师,湖南大学经济法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

[摘 要] 经济法律规范中对 “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达方式各有不同,内涵模糊不清,公共利益的归属主体与代表主体混为一谈。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法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经济法不可能对公共利益给出一个定式的界定。经济法的功能在于维护权利和控制权力滥用。因此,不论社会如何变迁,经济法只要秉承经济的理念,明确经济法维权与控权的目的,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看作公共利益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并维护和促进其发展与实现,这本身就是公共利益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功能主义;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规范分析;经济

[中图分类号] D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2―0152―05

Functionalism Regulation Anlysis on Social Public Interests in Economic Law

CHEN Rong

(Law School of Hunan University , Changsha 410082,China)

Abstract:In Economic Law regulation,there are defferent expression ways for social public interests, the ownership subject and representative subject of social public interests are confused ,and its’connotation is also ambiguous. Due 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legislation’s lag, public interests can not be difined definitely. Howev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ism,it is found that the function of ecomonic law is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and control of abusing power.Therefore,no matter how society changes,as long as economic law uphlods the spirit of ecomonic constitution, aims at the purpose of economy law’s safeguarding rights and controlling power, social public interests are liable to be protected,which is also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public interests.

Key words:functionalism;economic law;public interests;regulation anlysis;economic constitution

自经济法产生之日起,社会公共利益始终作为一条红线贯穿经济法始终。社会公共利益往往被视为权力正当性的来源、行为价值判断的基础、法律保护的目标而被人们所广泛引用和信仰。然而社会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经常发生假借公共利益名义侵犯个体权利的现象。

目前,学界关于公共利益的概念、判断标准、构成要素等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更好理解公共利益提供了有意的启示。本文的目的并非旨在对公共利益进行合理界定,给出具体判断标准,而是在功能主义视角下结合规范主义分析在当前无法明确给社会公共利益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定义下,政府经济行为过程中应如何维护公共利益,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

一 公共利益规范分析的必要性:

公共利益的异化

众所周知,一切立法行为都必须基于公益而非私益。故此,法律的正当性及其权威性都是建立在追求公益的前提下。[1]经济法也不例外。然而,正如黛博拉・斯通所言:“在何谓公共利益这个问题上,永远无法形成广泛的共识。公共利益如同一个空盒,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理解装入其中。”[2]尽管维护和追求公共利益是经济法的价值追求,但当前经济法所弘扬的公共利益不仅是一个语焉不详的法律概念,而且有被异化的迹象。事实上,基于“社会整体利益”或者“社会公共性”[3]强调国家的管理职能,其初衷无可厚非,因为社会整体利益也必须是符合绝大多数个体的个人利益。然而当前政府干预经济不是少了而是日益频繁,国家公权不是在缩减而是在不断膨胀和扩张。[4]尽管学者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作出了努力,但对此并未达成共识。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抽象性,以致其沦为“多数人的暴政”和权力寻租的根据,使得公共利益异化。近年各种房屋强拆事件、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学城运动等以公共利益为名进行的大规模圈地事件

在《人民日报》2004年8月4日题为《“公共利益”不明土地大量流失》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在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部门对各类建设项目用地的调查中发现,征地项目不仅包括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工商业、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征地都占到相当大的比重。东部一省会城市的项目用地中,真正用于公共利益的不到10%。www.省略/gb/people_daily/2004/08/04/0804p005d002.php.

Symbol`@@ ,就是最好的例证。此外在自来水、居民用电、铁路航空运输价格等公用事业的收费定价个案中,由于缺乏民意表达和公众参与的通道,导致公民的维权行为得不到保障,使价格听证会由一道判断题变成了一道选择题,不是该不该涨,而是该涨多少。[5]在民生反映强烈的就医问题中,公立医院一直利用其行政垄断地位,以“公共利益“之名,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虚高药价、乱收费,侵害广大患者的合法权益。大量事实充分表明: 公共利益已经演变成一些政府部门为谋求自身利益,凭借“社会公共利益”这块“社会正义”的敲门砖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方便钥匙。[6]

湖 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第2期陈 蓉: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分析以功能主义为视角

二 经济法“公共利益”的规范分析:

以经济法文本为例

(一)经济法律文本中“公共利益”的表达

法学主要以法律规范构成和相应的价值体系作为研究目标和研究对象,因此法学研究的首要方法就是文本研究方法。[7]美国宪法学者斯托里认为,解释所有法律文件的首要的基本规则,是根据其条款的含义和当事方的意图进行解释。[8]因此,经济法关于“公共利益”的解释首先应从法律文本着手。我国经济法有关“公共利益”的具体规定体现在如下部门法中:

《反垄断法》第1条:为了保护市场竞争, ……维护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制定本法;第15条:经营者能够证明达成的协议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本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四)为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的……;第28条: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或者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作出对经营者集中不予禁止的决定。

《反倾销条例》第33条:商务部认为出口经营者作出的价格承诺能够接受并符合公共利益的,可以决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不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或征收反倾销税;第37条:终裁决定确定倾销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征收反倾销税,征收反倾销税应当符合公共利益。《保障措施条例》第19条:终裁决定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采取保障措施。实施保障措施应当符合公共利益。《反补贴条例》第34条:商务部认为承诺能够接受并符合公共利益的,可以决定中止或者终止反补贴调查,不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或者征收反补贴税。第38条:在为完成磋商的努力没有取得效果的情况下,终裁决定补贴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征收反补贴税。征收反补贴税应当符合公共利益。《广告法》第7条: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安定和危害人身财产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58条:……(一)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政府采购法》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廉政建设,制定本法。第25条规定:政府采购当事人不得相互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得以任何手段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竞争。第50条又规定:政府采购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中小企业促进法》第8条规定:中小企业必须遵守国家劳动安全、职业卫生、社会保障、资源环保、质量、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经营管理,不得侵害职工合法权益,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二)经济法规范中“社会公共利益”的类型

从上述立法可知有关公共利益的表达混乱,概念不清,实践中让人很难判断。拉伦茨认为“当抽象的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大家首先会想到的辅助思考形式是‘类型’。”[9]

经济法文本中“公共利益”主要分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作为法律的立法宗旨。例如《反垄断法》第1条,《政府采购法》第1条中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公共利益” 作为部门法的立法宗旨属于价值层面的概念,往往具有很大的抽象性,一般很难具体化,通常是以该部门法的整体制度设计来体现其内涵,保证其实现。二是豁免的合法依据。例如《反垄断法》第15条第1款第4项、第28条,《反补贴条例》第34条以及《反倾销法》第33条中公共利益是豁免的依据。三是公权力行使的正当依据。例如《反倾销法》第37条,《保障措施条例》第19条、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第5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中“公共利益”是行政权利行使的正当依据和理由。在法律中只要明确规定政府权力的行使以“公共利益”为目的,那么政府行为也就因符合或基于“公共利益”这一积极要件而免除了不法性。四是权利行使的界限。这实际上是对权利行使的限制。换言之,权利的行使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无论是在宪法还是其他普通法中,均有将“公共利益”作为限制权利的理由。例如《政府采购法》第25条、第50条以及《中小企业促进法》第8条中“公共利益”的规定是权利的边界。从经济法规范关于“公共利益”的规定可以看出,法律规范偏爱将“公共利益”作为公权力行使的正当依据或者作为限制权利行使的界限,而忽略将权利作为“公共利益”的应有内涵。

(三)经济法中“公共利益”表达的缺陷

1.“公共利益”的表述混乱不堪,前后不统一

经济法律文本中, 有七处使用了“社会公共利益”概念,其余均使用的是“公共利益”概念,公共利益的表述混乱。哈耶克指出,社会为之组织起来的“社会目标”或“共同目的”通常被含糊其辞地表达为“公共利益”、“全体福利”或“全体利益”。无需多少思考便可以看出,这些词语没有多少充分明确的含义以决定具体的行动方针。千百万人的福利和幸福不能单凭一个多寡的尺度来衡量。一个民族的福利,如同一个人的幸福,依赖于许许多多的事情,这些事物被以无数种组合形式提出来,它不能充分地表达为一个单一目标,而只能表达为一个种种目标的登记,一个每个人的每种需要都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全面的价值尺度。[10] 经济法律文本对“公共利益”的表述十分混乱,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应当说是一项重大缺陷,这势必将不可避免地对法律实施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即便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其中不同条文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3、40、51条。

Symbol`@@ 概念表述上的混乱对“公共利益”的内涵界定极为不利,在司法实践中,加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则有可能使得“公共利益”随意性任意扩大。笔者认为,首先应规范宪法文本中“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表达,然后在经济立法中与宪法保持一致,使其成为一个规范的法律用语,并突出以“经济权利”为中心价值而形成经济法中的“公共利益”,充分体现经济法的经济性特征。

2.对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把握不准确,内涵紊乱

从《反垄断法》第1条的内容来看,将经营者权益、消费者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并列对待的,同时也将“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从“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中抽离出来。从第28条来看,又将“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共利益”并列处理,由此可见前者与后者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根据第15条第4项的规定,“社会公共利益”却仅剩下“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内容。《反垄断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含义界定得过于狭隘,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反垄断立法的通行做法不符。[11]

在《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第58条第1款及《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将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等同视之;而在《政府采购法》第1条、第25条及第50条,又将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予以并列,换而言之,在前法中,国家利益即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即国家利益,征收土地没有任何目的,只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后法中,国家利益并不就是公共利益,而且从序位上看,意味着国家利益是优先于公共利益的,而何谓国家利益,何谓公共利益,二者关系如何,经济法却未给出规定。经济法各个部门法之间在立法上对于公共利益含义的理解如此混乱不堪,势必造成执法和司法的困惑,以致最终无法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

3.公共利益的归属主体与代表主体相互混淆

法益是法律所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的利益。各个法律部门都基于一定范围的利益而存在,都以协调各种相互冲突或重叠的利益为己任,而这种协调必须以明晰法益主体为前提。

经济法域中的法益具有复杂的多元利益结构,其法益主体体系具有多样性、多方位性、多层次性,并且相互交叉、兼容、冲突的复合特点。经济法公共利益主体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人们对公共利益无休止的讨论。究其原因是目前经济法学界许多争论源自于未认清公共利益的归属主体和利益代表(实现)主体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即经济法中公共利益的法益主体包括归属主体与法益代表主体两个层次。[12]例如,公立医院的所有制与产权关系中,公立医院在所有制的法律表现形式上表现为全民所有制,即财产的归属主体是全民,而公立医院的产权归国家所有,则表明国家是全民利益的代表主体。实践中有时这两个层次的主体并不一致。换言之,归属主体的利益有时由自己代表,有时由他人代表。私益一般由个体来代表和实现,但特殊情形下也有必要由国家和非国家公共机构来代表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其归属主体是社会公众,一般由政府来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个人或非政府公共组织来代表。有的利益兼有公益和私益双重属性,就更有必要和可能由国家、非国家机构和个体来代表和实现。[13]在《土地管理法》中虽然授予政府征收土地和私有财产的权力,却没有明确由谁确定公共利益,谁来代表和行使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应归属于哪一主体,如何确定公共利益。同时,有关的其他法律法规也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这就会形成国家征收权在事实上不受限制的状况,造成了实际生活中土地征收的混乱。由于经济法规范中的公共利益的代表主体与归属主体的混淆,容易在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形成利益冲突与矛盾,尤其是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时。

然而正如霍姆斯所言,世界上并不存在概念实体,一个概念的意义不在于其定义、形式以及它与其他概念的关系,而在于它在真实世界中引起的后果。[14]无论是立法者还是学者如果希望对“公共利益”下一个定义式的规定,这是一种奢望,因为“作为一种为取得多数同意的代价,立法者经常有意留下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14]

综上,笔者认为经济法律文本中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达和分析仅是规范主义的路径,它注重的只是法条本身的逻辑自洽性,而未能从规范功能的视角分析问题。其在很大程度上将公共利益作为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理由,而忽视了经济法既是授权之法,维权之法,更是控权之法,其强调的是政府公权干预私权的合法性,注重公共利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忽视公共利益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宗旨,只会使公共利益成为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道具”。因此,当我们将目光集中于经济法律规范时,只知道公共利益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合法理由,却未曾思考政府为何能基于此干预经济以及应如何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显然,仅依靠逻辑思维的假设和文本的规定,不能使人看到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与实现。因此,笔者在此将从功能主义视角分析经济法的功能,进而探求经济法中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

三 经济法的功能解读:功能主义视角

概念产生于社会现实。因此,我们不仅要看既有规则的含义,在法律规则体系的整体框架内关注其构成部分的意义,还要在其与社会生活世界的关联中,把握其进入制度世界的可能性及其限度。这一分析方法便是功能主义研究,即将研究对象视为多种元素的组合体,就各种元素的地位、功能和相互关系及其对整体的影响展开研究的方法,属于一般系统分析方法的进一步延伸。功能主义的研究可以避免混淆事物存在的原因与事物的功能这个问题,指出研究事物存在原因的必要性,事物要生存,必须有存在的效用,而功能的研究进路在此种意义上被确立。[15]

(一)经济法的功能:维权与控权

经济法从诞生之日起便肩负着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维护市场主体的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经济平等,实现经济正义,保护消费者和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重任。从市场规制的角度看,经济法一方面着力于维护以公平竞争为基础的经济竞争秩序,另一方面从社会公平出发旨在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调控主体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实现宏观经济变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稳定、平衡、协调、健康的发展。其中,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是经济主体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应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不应从集团利益或者政府自身特殊利益出发,而应最大程度地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法作为维权之法,其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应包括自由公平竞争的秩序和促进国民经济利益。

市场失灵的存在为政府介入经济运行提供了合理的依据,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便以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扮演着垄断的规制者、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外部性的消除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宏观经济的调控者的角色。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其行为应当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依归,而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唯一代表,公共利益也不是政府谋求的唯一利益,因为除了公共利益,政府还有其自身利益。而政府官员其个人利益更是凸显。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不一致时,其行为就可能受自身利益的影响而偏离社会公共利益的轨道。因此对政府的权力如果没有法律的严格约束和规范,则其不仅不能代表“公共利益”有效调控市场失灵,相反,由于没有权力的制约其会变异为寻租的资源。“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6]

经济法作为控权之法其最重要的功能应是严格规制政府干预与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行为,政府经济行为只有在法律规则和法定程序的严格约束下,才有可能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去依法行使。而其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法定程序的规制,它就必然会与各种各样的私人利益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为满足私利而不惜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社会主体的正当权益。可见,现代经济法功能在于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有效制约行政权力对经济运行的不当干预。[17]

(二)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干预经济的前提:实体合法与程序合法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意味着政府干预经济首先应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即政府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政府的经济行为应置于的约束之下。具体而言,政府在干预经济时应树立“有限政府”、“有限行政”的观念,政府干预经济必须得到法律授权,不得以“公共利益”之名滥用权力。

政府干预经济不仅在实体法上要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更要在程序上合法。事实上人们有时往往只关注实体上的合法性,而忽略了程序上的合法性。由于政府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与权力,如果没有严格的程序限制,便难防范权力的滥用。只有严格规范国家干预的程序合法,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确保权力干预行为不发生或者少发生偏差。[18]因此程序合法要求“公共部门从事的任何经济活动以及对私营活动的管理方法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实行,即在政策内容及其手段清晰的前提下,存在一套论证政策可行性的详细程序和准则。”[19]

经济法赋予国家权力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其权力提供合法的来源,由于国家权力具有天然的掠夺性、扩张性的特点,而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这对矛盾体之间,政府权力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利的减少,国家权力的行使随时会背离设置它的初衷。因此,为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国家必须严格控制政府权力。在授权的同时,必然规定其行使的标准和程序,明确其界限和责任。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建立一个“有限政府”,即政府行使权力的范围应当明确边界,超越宪法规定的范围来行使权力就是非法的权力。政府权力行使的手段和方式也应当由宪法和法律设定限制。政府的权力与公民的权利应当由宪法作出明确的划分。

四 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经济

“法律和体制如果是不正义的,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效,多么有条不紊,也必然会为人们所改革或废除。”[20]公共利益之所以成为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和准则,因为它本身就是正义的。当前政府滥用公共权力,以公共利益之名侵犯个体权利的情形必将影响法的遵守、实施和权威性,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秩序和稳定。公共利益的概念尽管抽象,但绝非飘渺不可及;公共利益概念的罗生门特征只是表象,因为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价值问题,可以借助思考、讨论、批判及诉诸宪法理念及法理,在不同情况取得某些程度的具体结论。[1]英国学者韦德认为政府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政府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公共行政人员必须坚持道德化价值取向,以维护公共利益而不是维护自身团体利益为己任。[21]由此可见,政府干预仅仅是一种手段而非终极目的,政府干预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经济正义。在立法中,我们应尽可能避免公共利益的空泛化,使其沦为适用机关的空白条款。尽管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使立法者也无法给予其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绝对适用的定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利益是可望不可及的。对于公共利益的判断,唯有以经济的理念,横诸国家、社会的现实状况,寻助一个最高的价值,作为界定其的标准。这个最高的价值应如K.Larenz教授所言,以人民之生存权及人类尊严为最高价值。[22]与个人的权利和利益相比,无论公共利益多么重要,它仅仅是人实现其权利和自由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政府基于公共利益行使权力时,应将公民基本权利看作公共利益最重要内容之一 ,通过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促进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不仅能进一步促进公益的发展,而且其本身就是公益的重要内容。[23]

公共利益固然为善,但假如对其不予限制,公共利益的代表就可能假借公共利益的名义获取非法的私利。而且法律总是滞后于现实发展,加之我国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形成。因此在当前的状况下要维护公共利益,只有以的名义才能规制政府滥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求不正当利益的行为[24]。凡是以“公共利益”之名而损害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公共利益不是目的,它仅仅是人实现其权利和自由的手段,因此,为了人的尊严,为了人的价值,政府经济行为以公共利益之名限制公民权利时,必须以经济的名义进行。[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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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共利益范文第9篇

公共利益呼唤媒体的良知

每每谈到媒体舆论监督时,就会有人谈到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操守,考问新闻从业人员的良知。记得几年前曾经有一则电视新闻报道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条消息报道的是一条街道上窨井盖丢失给居民们出行带来的危险,这条新闻从内容上来讲是一条极为普通的舆论监督稿件,不过稿件之所以引起较大的争议在于,记者拍摄到了一位骑车行人在途经这个缺失井盖的窨井时腾空飞跃坠地受伤的全过程,尽管拍摄记者本人事后解释这是无意中拍摄到的镜头,但是作为明眼人肯定可以看出,这样的镜头是记者守株待兔、刻意等待的结果,在发现问题之后,没有第一时间寻找办法解决问题,消除安全隐患,而是坐视问题的发展,记者抱着的是一种娱乐的心态,把对收视率的追求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件事情的发生引发的是对记者社会良知的考问。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记者在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力时要关注公共利益。谈到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责任和义务,我认为正确行使舆论监督是每一个新闻记者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义务,不过在行使舆论监督的过程中,记者的权力也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舆论监督势在必行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由初级阶段向高度文明与法制社会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各项法规制度尚不健全,各级干部、群众的“觉醒”意识还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要求,于是就会出现与改革发展宗旨相悖的消极现象、奇怪现象,甚至是阴暗面。新闻媒介应当协助政府顺利渡过这一时期,建立良性的社会监督机制,使我国的各种改革措施尽快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新闻媒介发挥舆论功能提供了舞台,成熟的新闻媒介应当正视现实生活,敢于批评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帮助政府“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并使自身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辽宁广播电视台的《校舍?兔舍?》就是新闻媒介大胆干预生活,正确行使监督职能的成功范例。该片披露了我们沈阳市法库县三面船镇朱千堡村小学校舍被村干部强占,出租给养兔业主的事件。村民们气不公,强烈要求“把兔子撵出去,把学生接回原来学校”。然而,他们一次又一次找到有关部门,却一直得不到解决。最后,他们不得不钉上临时作为校舍的村委会办公室的门,到省城“摆摆道理、讲个公道”。该片以纪实手法,反映了个别偏僻落后地区,少数干部存在的法治意识淡漠、忽视教育的陈腐观念,也塑造了新一代农民开始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勇于向违法现象抗争的群体形象。观后让人百感交加,颇受警策。

公共利益是衡量舆论监督的“度”

把握精度,是要把握舆论监督选题、事实及语言的准确性。舆论监督的效果和影响如何,其结果是“帮忙”还是“添乱”,选题十分关键。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社会反响大、效果好的舆论监督报道,它的选题往往既是群众关心热点、难点问题,又是政府部门正在积极采取措施着力解决的问题,例如:“三乱”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减轻农民负担、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问题等。这样的报道既受群众的欢迎,又能得到领导的支持。舆论监督强调用事实说话,这对记者自身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记者在采访中必须出于公心,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说话,同时,要尽力摆脱记者因感情因素所带来的主观性,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倾听各方声音的基础上,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记者不仅要对事实本身负责,而且还要对事实使用的准确性负责。在报道中,只能按照事实发生的逻辑去组织素材,而不能依据记者的主观意愿去利用事实。语言的准确性,是指舆论监督报道中的措辞要恰当,避免扮演某一利益立场维护者的角色。目前,许多批评之所以引发官司,往往并不是因为被批评的事实本身,而是因为记者在报道中的措辞不当和不严密。监督对象往往不顾主要事实,抓住报道中的个别词甚至是个别文字,以“损害名誉权”为由向法院。另外,语言准确还要求记者对于那些有争议的事情,不要贸然下结论。

要站在公共利益高度进行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涉及的大多是消极的题材、负面的东西,然而它的归宿点都是把人们的思想、行为往正确的方向上引导。因此,进行舆论监督时,记者要超越简单的揭露与批评,注重导向意识。例如:在对一些案件的报道中,一些媒体将笔墨较多地停留在对犯罪手段、犯罪心理和作案过程细节的描写和展示上,或者过多地暴露某些肮脏的、残忍的、血淋淋的画面。这样虽然迎合了一些受众的好奇心,却冲淡了事件本身应该对人们起到的警示和引导作用。对于某一问题的舆论反映,关系到舆论监督的效果。报道分量轻了,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震动,不能促使问题的解决,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如果报道过了头,又可能激化矛盾,引起人们反感,不但达不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反而容易将人一棍子打死。因此,处理好舆论导向和舆论反映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大局意识,从时代精神、历史前进方向的高度把握舆论监督,坚持舆论监督的正面引导作用。为此,记者一方面要根据被批语对象的错误和问题性质,准确地确定批评报道的层次,不要将人民内部矛盾变为敌我矛盾,或者对一般性错误上纲上线。

另一方面,记者应摆正自己在舆论监督中的角色定位,要明确自己作为记录和报道事件的“第三者”的身份。这样,就不会急于做评论、下结论,充当法官和裁判员,也不会以“包青天”的形象去干预事件的处理结果。报道选择的角度,要有利于事件性质的提示,有利于正面引导,有利于吸引受众。这不仅仅是一个“度”的把握问题,而且是舆论监督方法的艺术。

舆论监督作为民主监督机制的重要途径,在社会主义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电视作为强势媒体,其舆论监督更是大有作为。电视新闻工作者应在这一历史潮流中,以舆论监督为武器,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化、法制化的发展,为“依法治国”的顺利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

社会公共利益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斯密;利己主义;社会公共利益

中图分类号:D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1-004-01

斯密认为,商品价值都只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这三部分分别构成了三个阶级的收入:以获取地租的地主阶级、靠工资生活的工人阶级和靠资本利润生活的资本家阶级。这三个阶级构成了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共同构成了整个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人人有都有利己心,每个阶级也有每个阶级的利益,各个阶级的利益不同,出于各自的利己心,相互之间的利益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但斯密却在道德规范和正义法则约束之下,把个人的逐利活动与社会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地租是为了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代价或价格,是地主阶级的一种收入。地主向租地人出租土地的原则是租地人得到的土地生产物足以弥补他所消耗的农业资本,并获得农业资本的普通利润。地主阶级是特殊的阶级,他们不用劳心和劳力就能获得收入。斯密总结出每一次对社会状况的改良,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使地主的真实财富增加,从而对他人的劳动或劳动生产物有更大的购买力,推动社会经济繁荣。因此,地主阶级为了增加地租的收入,会想方设法的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根据级差地租,地租会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和土地的位置不同,地租也不同。在《国富论》第一篇第十一章主要就是论地租,地主阶级希望增加土地的肥沃能力,从而增加地租的收入。而租种土地的农业增本家或者个体农民也迫切希望改善土地的肥沃程度,从而增加农产品的更大产出,农业家一般会投入更多的改良费用和更大的耕作费用,改良费用的增加提高了地租,耕作费用的增加提高了利润。随着不断地土地改良和耕作进步,粮食产量日益丰富,粮食的价格也会随之下降,整个社会的利益也相应提高。在自由竞争机制下,各个阶级追逐各自利益,农业家获得了更多的农产品,而地主阶级也获得了更高的地租。

工资是劳动者的报酬,是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工资是劳动的价值。工人的工资标准时至少维持工人本人及其家属必要生活资。工资的变化规律是工资与财富生产变动相联系,财富生产增长对劳动需求增加,工资有上涨趋势。因此,工人阶级与社会利益也是紧密联系的。当社会处于进步状态的时候,对劳动需求不断增加,劳动者工资上升;在社会衰退时,他们的工资甚至低于最低限度以下。社会繁荣时,他们享受不到其余两个阶级那样大的利益;社会衰退时他们却要承担更大的痛苦。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八章中提到:下层阶级占整个社会的大多数,大多数人陷于贫困之中,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这也是不公正的,毫无同情心。丰厚的劳动报酬鼓励人们生育,也鼓励他们勤勉工作。丰富的生活资料会改善工人的生活,增强其身体素质,提高他们对生活的愿景,提高生育,促使他们勤勉工作,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了资本家以及地主阶级的收入,使得整个社会利益得到提高,人民生活安定。

根据耗费劳动决定价值原理,认为利润是雇佣工人创造的价值在扣除工资以后的余额。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而使用资本推动者社会大部分的有用劳动,但是利润不会随着社会繁荣而上升,也不会随着社会的衰退而下降,因此为了利润而生的资本家的利益经常会与社会利益相违背。他们总是在想让国家减少干预,扩大市场,减少竞争。前者有利于社会的进步,符合公众利益,而后者只是资本家想形成垄断,获得更大的利润而已。但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资本家也会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同类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了自己产品的价格,进而获得了超额利润。技术的发明、改进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会逐渐由一个企业推广到整个社会,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提高生产率还有前文提到的增加劳动者报酬的方法,也会增加整个社会的利益。

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中也有提到私人利益在法律、道德的约束下与社会利益相结合。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国防开支越来越多,三个阶级为了生命的安全、稳定的生活的基本利益,由社会负担此开支。“贫富上的不均等让穷人产生了把富人财富据为己有的冲动,而富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就促成了司法机关的产生”。而从工人阶级角度讲,工人会受到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威胁、甚至是生命安全。为了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国家要设立司法机构惩治罪犯,保护公民。因此,司法费用应有社会或原被告承担。而一些公共设施和工程,如果不能有由直接受益人承担,就有社会负担。整个社会会因公共设施工程而受到直接或间接地利益。

每个阶级的理性人都会追逐各自阶级的利益,在道德和公正的约束下,“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利己、利他之力会不由自主的向社会利益趋同,并使整个社会的利益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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