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理论范文

社会发展理论范文第1篇

二是历史循环论。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按照一定规律而表现为循环往复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主要以五德终始说为代表。它是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创立的关于社会历史变化的学说，他认为天地剖判以来，人类社会表现为五德转移的过程，也即是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德性相克的循环变化，决定着历史上王朝的兴替和制度的改变。如夏、商、周三个朝代的递嬗，就是火（周）克金（商）、金克木（夏）的结果。秦始皇以及西汉的统治者都用此说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理性的根据。

三是坚信社会发展具有某种目的的进步史观。从启蒙运动以来，相信人类发展是一个渐趋完善的进步史观便深入人心。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与自然规律相一致的过程，历史具有自身的目的。康德就把有机生物发展的目的论概念引入了对社会历史的研究，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朝完全实现自己的禀赋的目标前进。在个别活动和事件表面的杂乱和无目的性中，会呈现出整个过程的共同目标，似乎有一个理性目标引导着所有的活动。共同的目的使不同的个人活动呈现出共同性，从而表现出整个历史过程的合乎法则性。合乎法则性即是合乎自然的发展规律及其目的。康德认为：“人们可以将人类的历史大致看成是自然的一种隐秘诡计的实施，这种计划的实施为的是产生出一种内在的——而且，为此目的，也是外表的——完善的、独一无二的社会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人的所有禀赋得以充分地发挥。”①

可见，在康德的观念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归属于自然的规律，人类无论怎样表现自己的意志，也跳不出自然的手掌。自然一开始就追求着某种人所不知的意图或计划，并通过人类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与此相似的观念，有维科的“天意”和后来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的观念。如果说，黑格尔把绝对理念视作支配人类历史的“看不见的手”叫做理性的狡计，那么，康德的观念则可称为“自然的狡计”，在他们的观念里，都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和目的。这种进化史观，在中国思想史中，亦有表现，如康有为以进化论为武器对公羊三世说的改造，就是一例。

以上三种历史发展的方向感，决定了不同的人们对社会发展合理性的基调。持循环论的人以为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一切不过是过去的重复，按照这种循环的轨道发展的历史，具有合理性，否则则无合理性。而退化论的史观，则以为一切发展是多余的，有时甚至是得不偿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罗马俱乐部的一份报告就指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以高热量的消耗为前提的，人类在获取一千卡热量的过程中，所浪费的热量是所得的几十倍，因而，在他们的眼中，现代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是大可怀疑的。

第二是社会发展的总体蓝图问题

社会发展合理性，要涉及到的第二问题是社会发展的总体面貌或蓝图。我们讲社会发展的合理性，表明我们对历史方向感的把握是以进步史观为依托的，没有进步信念也就无所谓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在指称一个社会发展的时候，“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带有进步性的概念，因而“发展”是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演进，是由不完善状况，向完善状态的演进，落实在社会有机体上来，“社会发展”是指社会有机体结构功能的改进或完善。那么，当我们讲“社会发展”时，就有三层意蕴，一是按某种标准对过去社会整体状况的评估，二是对当下社会的评判，三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这样，社会发展的总体面貌或蓝图能否成为认识主体的共识，也成了社会发展合理性的重要维度。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现代化的面貌或蓝图也是多样的，既有欧美内发原生型的现代化样板，也有东亚后发次生型的现代化模式，还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所以，社会发展合理性问题始终与我们对社会发展的愿望相关。

第三是社会发展的评估问题

人们通常讲经济学是讲价值创造的学问，政治学是讲价值分配的学问，而哲学则是讲价值评估的学问。同样，合理性问题，成为了一个哲学问题始终是一种价值评估的问题。对社会发展合理性的评估，要涉及到的两个问题有，第一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主观共识与客观效果的关系问题；第二个则是对社会发展实践本身的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问题。

社会发展的主观共识是通过一个政党、一个民族或一个政权以及个别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在特定阶段对社会的特定规划和要求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主观共识的客观效果，则表现为社会发展所呈现的面貌。这种主观共识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评判社会发展的客观标准。如果社会发展的主观共识与客观效果相一致，那么人的行动和愿望无疑表现了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但是，主观共识与客观效果不一致时，我们就只有求助于长时段的历史了。对于这种不一致性，就是前面的提到的黑格尔的理性狡计，或康德的自然狡计的表现。中国思想家王夫之也敏锐地意识到历史人物活动的主观动机与其客观效果往往是不一致的。主观上的自私的欲望或个人的私欲可能会造成一种好的结果，即是恶的动机，往往成就了善的目的，这主要取决于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否在客观上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例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封建、立郡县，主观上是为了实现他的家天下、私天下的目的，客观上，则减少了封建制的诸多弊端。所以王夫之感慨：“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②同样，善的共识或动机，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我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黄河上游建造的三门峡水库，其负面作用，还有人们对三峡大坝的非议，等表现了一种发展的共识与其客观的差异。这样，秦始皇当年废封建的不合理性，在历史上则表现为合理性，而三门峡水库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转换同样表现客观效果的执拗，客观效果是不以人们的主观共识为转移的。

对社会发展实践本身的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是存在着善与恶的二律背反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历史上的进步往往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社会发展固然可以说是广义的善，但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则又是一种恶。历史科学的眼光着眼于社会发展实践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道德评价，则着眼于社会实践行为本身的善恶，我们对社会发展合理性的判定只能依据历史的眼光。比如工业化过程对田园牧歌的消解，现时的国退民进的国企改革对成千上万工人生存状况的危害，都不足以否证当代社会发展的合理性。

注释：

①转引自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第156页。

②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船山全书》第10册，第68页。

社会发展合理性是认识主体基于对社会运动规律的共识，它凭借自身的主观愿望或共识，构想社会发展的面貌或蓝图，并最终通过社会发展的客观效果检验的一种理性认识。在社会发展合理性概念中，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

第一是社会发展的方向问题

社会发展理论范文第2篇

【英文摘要】MarxistSocialismdevelopmenttheorymainlyincludesmaterialism;socialformationandsocialevolutiontheory;thetheoryof“modernsociety”andthethoughtofperson''''sall-roundfreedevelopment.Atpresent,ithasgreatsignificanceinunderstandinganddrawingupsocialdevelopmentstrategyandthepolicyofestablishingmodernization.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唯物史观/Marx/socialdevelopment/materialism

【正文】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和经典体现，是与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紧密相联的有机体。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不仅包括了对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道路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动力以及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理论，而且也包括了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具体社会形态所进行的研究(如对英国、德国、法国、俄国、中国等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点。它涉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人的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权力、统治、官僚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的经济与社会分析，其内涵丰富、体系完整。诚然，马克思当时接触到的非欧洲国家的历史资料是非常有限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考有待深化，而这给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理论发展的巨大空间。本文仅选择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若干主要思想作粗浅分析，探讨其在我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与启迪意义。

在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之前，让我们先看看马克思是如何界定社会这一概念的，因为社会这一范畴是其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于1846年12月28日至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对社会这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范畴第一次下了定义：“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P320)另外马克思还在其它地方提出过“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P363)这两个规定体现了社会最主要的内容和本质的东西，即社会是一定生产力发展状况下的人们的相互关系。

一、唯物史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基础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最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一生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形成了新的唯物史观的萌芽，根据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素材以及在批判性继承以往各种社会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其基本观点认为，人们所从事的直接物质生产活动是考察一切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人类社会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由各种生产方式产生的交往形式，是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迁推动着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一发展是借助于人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人们在改造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趋势，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显得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经典性的论述：“人类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P83)唯物史观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奠定了深厚的科学基础，为其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具体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二、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各种社会发展理论所依据的一种理论范式。社会形态是由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全部社会要素组成的统一的完整的社会体系，是按照本身特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它包含有以下几层意思：(1)一定的社会形态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力是组成社会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及其具体特点的最后根源。(2)一定的生产关系是构成社会形态的骨骼，它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又决定其余一切社会关系。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决定该社会形态性质的直接标志。(3)社会形态除骨骼外，还包括有血有肉的上层建筑及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如家庭、民族等各种人群共同体)。社会形态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4)社会形态是由全部社会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的社会体系，而不是由这些要素机械地拼凑起来的东西。(5)社会形态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有机体。

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特殊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有其生产、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一个较低的社会形态必然被另一个较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和演化是多线条的，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社会形态划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体形态、社会交换形态、社会技术形态等，但其中以经济基础为划分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准。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演进有“五形态”和“三形态”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阶级图式，以分工和所有制的不同特征来说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社会制度：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最后是共产主义制度。后来他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综合马克思其它著作中有关社会发展的观点，可以说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依据人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征，又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的构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P104)马克思社会发展与演进的“五形态”与“三形态”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各具特色的，二者是互为补充和不可分割的。

尽管马克思依据所有制和生产方式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五形态”与“三形态”论断，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的划分是多标准的，而且都体现社会形态发展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马克思还根据社会阶级关系的状况，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无阶级社会阶段——阶级社会阶段——再到无阶级社会阶段；根据社会财产关系的特征，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原始公有制阶段——生产资料私有制阶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阶段；根据人类对(自然和历史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把握、利用的程度，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两大阶段；等等。另外，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的基础上，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深切地关注人的发展、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主题和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

三、“现代社会”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思想

马克思深入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推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巨大威力和作用，指出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的基础条件、基本途径和主要动力。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的理论体现了现代化思想。

综合起来看，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工业化及其社会后果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大工业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交通极其便利；大工业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2)工业革命开创了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大工业控制了商业，使竞争普遍化，开拓了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大工业使每个人的需求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消灭了各国的孤立状态。(3)工业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大工业使未开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业的民族从属于工业的民族。(4)工业化导致了城市化。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形成起来的城市。(5)大工业的发展导致了阶级的简单化，加剧了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还探讨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基础条件、主要动力、基本途径等。马克思认为现代大工业和科学技术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他以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为实例，具体分析阐述了大工业在现代社会生成、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同时又指出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推动大工业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马克思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马克思揭示了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的规律和特征，并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商品经济和普遍的世界往。因为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以前的传统社会形式的瓦解，把商品交换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地球，建立了世界性的联系，驱动人们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

马克思还分析了世界往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只有在普遍的世界往中发展起来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人，因为处在普遍的世界往中的个人，实际上是把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变成个人自由活动的条件，变成创造自己个性的物质基础，使自己的个性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P42)

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与划分及其现代化思想，对当今我国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指导作用。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从人的本质活动的创造性出发，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和历史选择性。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属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不仅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且也必须重视我国的具体国情，探索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不可盲目照搬他国经验。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分析与划分，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同时，它告诉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比与它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高出一个时代，而与资本主义社会同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阶段——阶级社会阶段，而且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等于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实践的任务和目标要切合实际，不可跨越市场经济阶段，而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应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对于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很有启发。人类社会已迈进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科技创新更是知识经济的命脉，我们要靠科技的进步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应深刻领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规律，重视改革在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要有清醒的认识，我国政府积极加入WTO，就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表现，是自觉融入世界文明进步潮流之举，唯此我们才能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

马克思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应树立协调的人本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观，加强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总之，深入研究和领会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理论，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尽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活的理论，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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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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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金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鲍宗豪.当代社会发展导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社会发展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探源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8-0067-01

一、马克思原著中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初步提出在资本主义之前和之后人类社会已经经历或将要经历的所有制形式有如下几种。

一是“部落所有制”：“它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当时人们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靠耕作生活”；“在这个阶段上，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因此，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部落首领，他们管辖的部落成员，最后是奴隶。”二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留着奴隶制，但动产和不动产的私有制已经发展起来，“公民仅仅共同享有支配自己的那些做工的奴隶的权利”；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民权利，随着私有制，特别是不动产私有制的发展而逐渐趋向衰落；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对立、国家对立和阶级对立也都已经出现。三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封建时代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有狭隘的生产方式――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决定的。”

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形式产生于工场手工业，并随着工业的发展而逐渐扩展到整个社会，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其主要特点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个人所有；资本家凭借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对雇佣劳动及其产品进行支配，社会日益分化为资产者和无产者两大对立的阶段；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生产过程日益社会化并因而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冲突。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将要经历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共产主义是作为对资本主义所有制下生产力和“交往方式”（当时未提出“生产关系”概念）之间矛盾和冲突的一种解决方案而出现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将重新由社会共同体来统一占有、统一管理，固定分工以及与此相连的阶级对立、城市对立等现象都将会消失，每个人都将会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所从事的活动，或得自由、全面的发展。

二、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论述

通过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论述原文的系统研究，不少学者提出马克思笔下的社会演进过程东方、西方各成体系。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伟大构想至少包括两个部分，作为主体思想的西方社会理论和作为补充思想的东方社会理论。所谓西方社会理论，如前所述，是马克思早、中期关于欧洲，特别是关于西欧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资本主义状况以及未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全面系统的理论。其主要代表作是《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和《歌达纲领批判》等。所谓东方社会理论，它是相对于西方社会理论而言的，主要以占全世界人口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东方世界为背景，特别是以印度、俄国、中国三国为典型，是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现实社会状况以及未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与逻辑严密、论证充分的西方社会理论不同，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没有大部头著作，其主要思想散见于马克思研究印度、俄国和中国的文章、通信以及《资本论》和晚期的《人类学笔记》中。

三、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与中国历史研究

令不少中国人颇感失望的是，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评价事实上很刻薄，甚至带着鄙夷的态度和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如下的表述比比皆是：中国像一个“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而“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亚洲社会的这种“稳定性”、“停滞性”在历史上保持得最持久、最顽固。

社会发展理论范文第4篇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命运与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在其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中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同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发展情况一样，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也经历了坎坷的发展。一方面，随着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众多学者都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抱以极大的兴趣，并给以特别的关注，尤其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一些原则性意见以及关于非西方国家发展的观点等，受到了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可以说，一个真正严谨的学者，在其研究中都不敢轻易否定马克思的理论地位，尽管评价不一。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其研究过程中也确实遇到不少质疑。在西方学界，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产物，而在今天后资本主义时代和全球化时代，这一理论很难解释当展现实，因而只能作为一种理论参照；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侧重的是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说明，而不是对发展问题的微观分析，用这样的解释框架难以回答今天的具体发展问题；还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完全是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这样的宏大叙事对于当代社会的多样化发展来说，没有什么解释力和穿透力。类似的观点还可以罗列很多。但不管什么样的观点，都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命运问题。亦即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今天究竟是否还有生命力？

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不能靠简单的评判，也不能靠意识形态性的认定，而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用事实来回答。为此，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直接相关的这样几个基本问题必须加以理论上的澄清：一是时代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二是时展的内在逻辑是否发生了根本改变？三是时代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

应当看到，自马克思去世后，资本主义历经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现在已经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世界局势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反映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具体形式的变化，而不是其实质的变化。只要时代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产生于这种时代并直接用于分析这种时代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就没有过时。对此，美国学者凯尔纳明确地指出：“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仍然是合乎时宜的。”[2]35美国学者卡西迪也这样认为：“不管他(指马克思——引者)有什么错误，他确实是一个通晓我们的经济制度的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拜读。”[2]10既然时代的性质未变，那么决定这种性质的内在逻辑就没有改变。就总体而言，现代社会依然是按照资本的逻辑行进着，各种社会现象仍是受资本的逻辑支配和制约的。要说变化，只不过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资本的逻辑已不再局限于一个个国家、民族，而是扩展和贯彻到整个世界。只要资本逻辑没有被超越，围绕这种逻辑所阐发的各种发展思想也就很难被超越。诚如美国学者德里克所说，只要资本的逻辑继续发挥作用，“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继续存在，马克思主义就还有意义，无论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学者。”[2]216至于时代存在的主要问题，也很难说得到了有效解决。马克思当时所着重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各种主要表现，在今天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新的方式在产生影响。德里达在其《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曾经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有10大无法愈合的伤口，“经济战争、民族战争、少数民族间的战争、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的泛滥、种族冲突、文化和宗教冲突，正在撕裂号称民主的欧洲和今天的世界。”[3]115伴随着财富的巨大增长，资本主义世界矛盾、冲突的势头也在进一步发展。

正由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所面对的时代性质和所存在的基本问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因而作为对这种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表现，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仍具有重大的穿透力。不能依据它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过时”，是否具有合理性。有效性与时间性毕竟是两回事。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所直面的时代与问题仍在“当代”之中，而且体现在它自身所特有的理论价值中。首先是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正确揭示和把握上。马克思不是用观念来解释历史，而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来研究历史，因而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哲学与以往的“客观历史编纂学”不同，它是建立在事实分析基础之上的，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和科学把握。对此，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就曾经这样评价过：“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出真正的社会模式……马克思主义是上个世纪中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分析；它只能在长时段中恢复和焕发青春。”[4]202—203正因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对历史长时段的揭示并是在长时段中发生影响的，所以它不仅为分析以往历史的发展，而且对分析当代社会的发展都具有理论基础的作用。其次是体现在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发展问题时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以至他的整个哲学，不是仅仅局限于解释世界，目的是要改变世界，所以它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是一般性的诠释、理解，而更重要的是突出批判性的考察。尤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分析上，其批判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因此，凯尔纳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发展现时代的一种批判理论的源泉。”[5]30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而且具有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德里达曾经说过：“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解释的。”[3]124今天，强调马克思的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对于深入推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和创新也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再次是体现在社会发展研究的科学方法上。马克思始终是以严谨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是随意演绎社会历史发展，因而所作出的分析和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经得住推敲的，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尽管在新的形势下有的需要修正和发展。对于这种严谨的研究方法，许多西方学者都给予高度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就曾经指出：“我觉得，在马克思出现以后的时代，认真研究马克思应当是每个抱严肃态度的思想家的中心问题，掌握马克思的方法和成果的方式和程度决定着他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6]215实际上，只要是“抱严肃态度”的思想家都不会否认马克思研究方法的价值。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或当代价值不仅仅表现在上述基本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对有关具体问题的分析之中。西方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发展论只看作是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说明，而缺少对发展问题的微观分析；只解释成是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而缺少对现代性的细微解剖，借此来贬抑其当代价值。这样的理解并不是客观的、中肯的。综观马克思的文本，确实可以发现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说明较多，微观分析较少，但这种研究的特点和方式与其理论的价值并无必然的联系。马克思当时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驱除历史发展观上的迷雾，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尤其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由这样的主旨所决定，研究的重点必然要放在社会发展的宏观考察上，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马克思在对社会发展宏观说明的同时，也并没有轻视对社会发展的微观分析。如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研究上，实际上就是交替运用宏观与微观两种分析方法，既注意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考察，又注意“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7]8，二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是适用的，而且对于研究任何社会都是有益的。因为整体与要素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来说，如果只是孤立地进行，而不从更大的视野、不从它与其他问题的联系来考察，那么对于具体问题也无法获得真正科学的认识和理解。管中窥豹，其实是连一斑也不能得到真正认识的。所以，不能完全用发展学上的实证方法来排斥马克思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总的说来，尽管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并没有失去其当代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被重新发现；随着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被重新得到关注和开掘。当然，指出这一点，并不等于这一理论不需要有新的发展。应当看到，自这一理论创立以来，毕竟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其间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发展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所有这些，都给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可能仅仅从原有的经典理论中来寻求解释。新的实践必须有新的理论探索，因此，必须结合新的发展现实正确地认识、理解和推进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把握方式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自然显现出来的，而是需要人们的自觉把握。把握的程度如何，其当代价值也就体现得如何。这绝不是要倡导解释学方法，而是旨在突出研究的主体作用。为什么同样的文本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当代价值？原因就在于研究主体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文本有不同旨趣、不同视角的观照，从而使得文本中的某些思想、观点可以根据现实需要凸显其当代价值。

如何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但从“当代”的视野来考虑，重要的是应通过如下方式来把握：

1.从问题出发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其当代价值就在于能够分析和回答发展中重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从问题出发来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解释，正是把握和实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重要方式。因此，不能泛泛谈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应当通过问题的审视与考察，使其理论价值能够得到真正的彰显。

应当看到，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其规模还是力度都是空前的，由此引发的问题也是空前的。与那些西方早发的现代化国家相比，由于我们在发展的背景、发展的起点、所处的国际位置、发展的导因、推进的方式上不尽相同，因而导致的发展逻辑不同，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也颇为特殊。这些矛盾和问题之所以特殊，原因就在于这些矛盾和问题在一般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在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是不曾遇到或很少出现的，因而都具有“悖论”的性质，以致常常被称之为“两难困境”。这些“悖论”性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浓缩与循序的矛盾、滞后与超前的矛盾、机会与压力的矛盾、解构与重建的矛盾、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矛盾等。所有这些矛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都举足轻重。如何克服和解决这些矛盾？简单地搬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显然不行，必须结合实际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这些矛盾、问题予以深刻的分析，以形成新的认识和解决办法。这样的分析、研究，既促进了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又促进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使其真正具有当代价值。

如果说上述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所具有的共性问题，那么，我国在其发展中还有着自身更为特殊的问题。我国的人口如此之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如此之少，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如此之大，发展如此之不平衡，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随便拿出哪一个问题，都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再将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可谓难上之难。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既加快经济增长，又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我们面对的严峻课题。对于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要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寻求答案，但确实需要用其基本的理论观点加以具体分析、探索，以形成新的解决思路与办法。这种分析、探索的过程，自然也是提升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过程。所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就在于契合着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着的重大问题，能够启发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并给科学解决这些问题以正确的理论指导。

2.从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要减少失误，顺利推进发展，必须注意总结经验教训；要总结好经验教训，必须对发展不断加以认真反思；而要做到成功的反思，又必须具有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就要求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予以高度关注，一方面从中获取思想资源，吸取灵感、方法，另一方面又促使其自我反思，升华其当代价值。

虽说现代化的推进没有统一的模式，但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二战”以后，众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了现代化建设，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些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有些国家的现代化则基本没有启动，还有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夭折。总的说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乏成功的经验，但也有着大量沉痛的教训，如盲目模仿甚至照搬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对于发达国家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的过分依赖等。这主要涉及到现代化如何推进的问题。就以现代化推进的条件来说，美国社会学家列维曾进行过专门研究，并提出了四个相互联系的命题来讨论：第一，维持较高水平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并不一定就是获得这种现代化水平的前提条件；第二，“内源发展者”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不一定就是“后来者”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第三，同是后来者，某一国家现代化起步的前提条件并不一定就是另一国家现代化起步的前提条件；第四，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后来者中，其社会结构中与较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结构最相类似的因素，并不一定就是走向现代化的最好基础。[8]83—84列维的分析应当说是比较深刻的，他提醒我们注意客观估量自己的现有条件，并善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创造条件来推进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确实给我们的发展研究，尤其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提出了崭新的课题，通过这些课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经验教训的总结，而且有助于理论上的深入探索。

要顺利推进发展，不光要善于总结国际上发展的经验教训，同时要特别注意总结我国自己发展的经验教训。我国的现代化历经坎坷，可谓“九死一生”。且不说中国近代以来发展的磨难与艰辛，就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也是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现在，又进入一个社会重大转型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这是整个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贫富悬殊加大、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甚至出现社会动荡。正是基于这样严峻的现实，现在才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而要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必须对其理论基础——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和重新的理解。应当说，在有关科学发展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尤其在以人为本、克服异化、避免两极分化、注意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思想观点，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消化、吸收。这种研究和消化、吸收，既对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丰富和深化，又给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更具有当代意义。

3.从不同发展理论的比较中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自封的、自我认定的，而是在同其他发展理论的比较中得以显现的。正像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科林伍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所说：“对某种学说进行激烈的论战，乃是争论中的学说在作者的环境中形象高大、甚至对他本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一种确实无误的标志。”[9]24马克思虽然没有赶上当展研究的各种论战，但其思想还是被卷入了今天的争论。无论是赞成马克思的也好，还是反对马克思的也好，只要谈到发展的基本理论，总是不会撇开马克思。因而考察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不能游离于当展理论研究之外。

应当说，当代各种发展理论都从一定的视角、一定的侧面对发展作了深入的探索，大大拓宽了发展研究的视野，同时也深化了对原有问题的认识。如经济学中各种发展理论对经济发展不同方面的具体研究、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增长与发展的辨析，社会学中关于现代化和文明的发育与传播关系的考察及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原因、出路的不同理解和强调，政治学中关于政治发展与政治制度化两种思路的提出，未来学中关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同观点的争论，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揭露等，都从某些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意见与思想。但从总体来看，这些观点在其研究上还是缺少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分析与把握，因而整体上并没有超过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高度。马克思在分析发展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全面性、历史感以及分析的深度和厚度，都是其他发展理论所无法比拟的。这并不是要贬低其他发展理论的地位与贡献，而是旨在说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有着其他理论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理论价值。只要通过比较，就不难发现和把握这种理论价值。当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因其时代的变迁，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局限，尤其是对于社会发展各种具体问题的解释，确实比较薄弱。对此，当代各种发展理论均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这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是一个有力推动，其理论价值就是在这种相互比较、相互吸收中不断提升的4.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特质与内在品格来看其当代价值。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关于社会发展的认知图式，也不是对于社会发展的具体设计，而是对社会发展的本质揭示和原则性说明，是随着社会生活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73正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始终没有离开“现实的历史”，总是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并随时修正原有不合时宜的观点与结论，所以它才体现出显明的当代性或当代价值。这种实践性的理论特质与自我超越的内在品格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研究中是非常突出而富有活力的。马克思向来十分厌恶对他的理论的“奴隶式的盲目崇拜”和“简单模仿”，更反对将他的理论变成宗教信条和预世预言。认为马克思企图要用一套概念系统和一种理论体系来对社会发展，尤其是未来社会的具体发展加以严格规范和详细说明，这是对马克思的莫大误解。

今天要合理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自觉为社会发展实践服务，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理论的基本特质和内在品格。这就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情况正确地辨析、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此，应当区别这样几种情况来加以看待：第一，对于社会发展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但应结合新的情况深化其研究和认识，讲出新内容，提升其当代意义，从而以新的思想、见解继承其基本原理。第二，对于一些原本就属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但过去没有给予重视或者被遗忘的观点，应结合新的实践需要加以深入开掘、深刻理解。如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东方社会的理论、社会进步的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等，都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予以深入研究的。第三，对于一些经典文本中已经提及并有所论述，但未深入探讨、充分展开，而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又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的思想和观点，应结合新的情况和问题加以认真研究、详尽论证，使之逐渐完善成熟，上升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或基本原理。像马克思关于交往与社会发展的思想、竞争与社会进步关系的思想、对抗与文明关系的思想、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思想、社会发展“跨越”的思想以及生态伦理、人力资源等思想，都是既有重要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第四，对于一些曾经被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已不可能再具有基本原理意义的观点，应当适时加以突破和修正。像社会主义社会应实行计划经济等观点，绝对不能作为基本原理再继续坚持。总之，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况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加以具体看待，以充分发挥和提升其当代价值。按照这样的思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其当代价值可以说主要是从这样两个方面生发出来的：一是从其理论中心地带生发出来的，即从其基本原理生发出来的；二是从其边缘地带生发出来的，即从那些曾被忽视、误解乃至被遗忘的思想、观点中生发出来的。不管是哪一地带，最后还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中生发出来的。正是实践赋予理论以新的活力、新的生命力。

三、寻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基本途径

重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也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将其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之中，以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引导发展现实。这就要求我们寻求发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有效途径。

说到寻求途径，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大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不乏成功的探索，但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常常看到的是这样一些寻求方式：或者是原理加例证，即从现成的原理出发去说明发展的问题与现象(此即外推法)；或者是在解释和说明具体的发展问题时，只注重从经典原著中寻找理论根据，以求解释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此即内推法)；或者是为了凸显当代价值，更多关注的是话语系统，而不注重内容本身的阐发；或者是用现代解释框架来理解经典理论，把马克思“现代化”，等等。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寻求方式。如果按照这些方式来研究，很难使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得到真正的凸显与提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徒有“现代”的外观，实则是一个更为怪异的理论产物。用这样的理论产物去考察和指导实践，其结果可想而知。

实际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尽管体现在诸多方面，但就其实质而言，主要体现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上，要寻找当代价值也只能由此来切入，并由此来实现。这就自然要求突出“问题意识”。谈到“问题意识”，似乎没有多大歧异，但实际的贯彻落实并不理想。反观我们的发展研究，不难发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讲得很响，扎扎实实的研究却很薄弱；一般性的论述非常之多，具体深入的问题研究则非常之少；追求体系新颖、话语新颖的热情很高，结合新的实践进行专题性的研究则比较疲软。这样的研究，显然不利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走向“当代”。其实，今天讲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性，不在于翻新什么概念、术语，也不在于急于建立什么新的理论体系，而在于真正面向社会生活实践，用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为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就是在分析和解决发展中的重大实践课题和理论课题中加以显现和实现的，或者说，这是其当代价值最重要的存在形式和实现形式。当然，这并不是说引入新的概念和范畴、尝试建立新的体系毫无意义，而是旨在强调应突出问题的研究，以此来带动基本理论的研究。如果对事关发展成败的重大现实问题麻木不仁、漠不关心，而一味追求话语的翻新和体系的建构，这样的努力又有何实际意义？

由“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事实上就要求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有新的转换。这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仅仅看作是一个知识系统，而要看到它的重要的方法论功能、实践功能。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所有论述在最终意义上都是直接指向现实的，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因而对其理论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解释世界”上，更重要的是放到关心“改变世界”上。在实际研究中，就是不光要注意回答社会发展“是什么”，更要注意回答“如何发展”。这就要使发展研究更加切近现实，通过具体考察，提出切合实际的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对策，真正发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方法论功能。

要增强“问题意识”，加强研究的方法论功能，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化提出问题的能力。发展研究不是一般的“做学问”，而是要经世致用。离开问题的探讨和解决，理论研究也就成了无的之矢。无论是领悟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还是将理论用于指导实践，都应以提出问题、把握问题为前提。正是问题的提出，展现了一个新的视域，使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新的意义。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恰好是研究的动力和活力之所在。所以，就某种意义上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诚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创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10]59

马克思实际上就是这样从事研究的。凡是“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11]21为此，真正要研究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那种“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2]289。正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不断解决过程中，一方面是世界得到了改造，另一方面是哲学得到了解放和改造，这就是所谓的哲学的世界化，同时也就是世界的哲学化。[12]258马克思从早期开始所确立的这种研究方式，贯穿于其一生的研究之中。

这种研究方式在西方哲学研究中也有一定的传统。如苏格拉底就首开了这种方法之先河，其“对话”就是试图去清除蒙蔽而不制造真理。后来的一些哲学发展曾经偏离了这一轨道，“体系哲学”的盛行成了主流与时尚。到了20世纪，这种状况开始得到扭转，一些哲学家重新关注这一方法。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等著作中，对什么是“值得追问的”以及如何“把它作为问题制定下来”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在“哲学追问”上作了较大努力，认为“把自身生活和决定性的实施置于问题之中。这是所有的和最彻底的澄清活动的基本概念”[13]154。伽达默尔在其《真理与方法》中也强调了“问题”在诠释学中的优先地位，把问题探索看作“精神科学的逻辑”，并具体探讨了提问的辩证法。阿尔都塞更是明确提出了“理论总问题”的研究范式，把它看作思想逻辑中的支配性构架、哲学的产生方式。这些思想家尽管思考的角度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突出了问题研究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哲学作为智慧之学，就意味它总是活跃于智力的前沿，意味着它总是在对知识、真理探索的“途中”而非“终点”，不能简单地宣布对真理的占有。因此，问题的提出比答案更有意义，探索的过程比得到的结论更值得重视。

然而，问题的提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真实的、有意义的问题的提出，绝不是闭门思索所能做到的。提出问题必须面向现实、面向生活，对社会实际发展过程的矛盾和问题予以及时的发现和准确的把握，并将其转变为哲学上的研究课题。离开了社会现实，“问题研究”只能是一句空话。

要增强“问题意识”和研究的方法论功能，还必须强化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并不是一般性地强调“问题意识”，而是要确实通过对社会发展实践中重大问题的探索、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引导社会健康发展。因而我们所讲的“问题研究”，又不能仅仅局限于问题的提出和理论的追问上，应该将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最终落脚到问题的解决上。这样，加强研究的方法论功能，事实上就是由恰当地提出问题、深入地探索问题、合理地寻求问题的解决共同组成的。按照这样的方法论要求，研究应力求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出发，进入到马克思的理论视野，然后再从这种理论视野回到发展的现实，尤其是目前中国发展的现实。这样的互动，可能是寻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最为基本的途径和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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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理论范文第5篇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925X(2012)07-0023-02

第一作者简介：李勤远(1986— ) ,男，山东菏泽人，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第二作者简介：冯健（1987— ）,女，云南昆明人，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

摘要:

发展问题是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中国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提出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战略思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理论成果。在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和经济调整关键时期的今天，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并且促进行动上的贯彻执行，对当代和未来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和平和发展是公认的两大时代主题。纵观整个世界，如何发展一直是一个难题，2007年以来由于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使许多国家遇到了发展上的难题，甚至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而中国却能以年均保持近两位数经济增长的发展速度速度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

1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在中国的新发展

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十分重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同时坚持社会发展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从根本上说，是以社会实践论为基础的辩证的历史决定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但是社会发展遵从着自己的规律并不以人主观类意志为转移，社会发展在整体上是进步上升的趋势。

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在2003年一次讲话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写入。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近年来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逐渐升温，研究探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不但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促进中国更好地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启示

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展现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什么是发展，该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于更好地学习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质和意义。

2.1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论决定了当今我们的工作重心仍然要放在经济建设上。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通过经济年均近10%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一举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享受发展带来的喜悦的同时不能够忽视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例如人均经济数值排名比较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正是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式，党中央才一直不放松对发展的重视，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大力发展生产力。

2.2马克思社会发展主体论提醒我们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重视民生问题，使人民群众切实分享发展成果。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要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切实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终使民生发展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人民的幸福指数与发展指数同步提升，努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2.3社会发展规律论要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必须恪守经济规律，按规律办事，感到紧迫感、危机感，增强责任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着眼于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赢得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竞争的主动权，着眼于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只有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谐稳定。

2.4社会发展趋势论说明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问题，但总体趋势必定是前进的、上升的。发展中的前进、上升也不是绝对的、直线式的，而是包含着局部的或暂时的倒退、停滞在内的曲折前进的运动。目前中国正处于紧急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出现一些矛盾、困难和问题是正常的，党中央根据新时期中国的国情研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正是为了适应特殊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解决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充满信心。

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的先导，社会主义实践创新引导和推动社会主义理论创新。［1］，科学发展观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出发，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的先进经验相结合，并对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结构特征特殊时期中国国情研究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运用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包括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2］科学发展观是现阶段深化中国改革、促进中国发展的根本依据和战略思想，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要理论成果，为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根据中国最新的国情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实践，也是我党执政以来最基本的成功经验。

参考文献

［1］张仲华. 富有创新精神与中国社会主义蓬勃发展 ［N］. 昆明：云南日报，2010-11-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社会发展理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社会发展战略要素策略选择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逐渐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多位一体。这表明，社会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发展尺度，相应地，社会发展战略也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一种主流意识和历史性实践。这个主流意识和历史性实践，呼唤社会发展战略理论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一、社会与社会发展战略

研究社会发展战略问题，首先阐明对社会、社会发展与社会发展战略的概念和内涵的理解，明确社会发展战略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在研究的场域中保持清醒和自觉。

（一）社会发展战略的概念

关于“社会发展”的含义，国内外大致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其划分标准取决于对“社会”一词的理解。广义的“社会”亦称经济社会，泛指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及其发展的一切活动，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的）、生态多方面相互联系的统一体。由此定义的社会发展概念，涵盖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领域和范畴，是一种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在内的多位一体的发展。

狭义的社会发展概念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的社会发展，即不直接反映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动，并着重体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状况的社会发展；另一种正是我们这里要研究的对象，即相对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生态发展的社会发展的概念，它涉及的领域和内容与社会学研究的“社会”范围大体相当。主要包括：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彩，人口增长的适度有效控制，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和人的平均寿命的延长，医疗卫生和体育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以及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安全，等等。

“战略”一词源自军事理论，概指对战争全局的谋划和指导，以后演变为发展战略，泛指经济及与经济相关联的其他社会生活发展中有关决策与指导的理论和方法。一般把国家规定的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全局性方针和任务亦称之为战略。社会发展战略是由国家（或国家机关）承担主体责任的一种战略，即国家通过立法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及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等方式，保障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和安全，提高社会成员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增强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和延长人们的平均寿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战略。

显而易见，社会发展战略凸现全面性、长远性和根本性三个基本特征。社会发展战略的全局性既有全球性、全国性的宏观意蕴，也有各个地区和相关部门自身的某一特定全局的意蕴，还有体现在社会发展战略系统空间上的整体性意蕴。这说明，社会发展战略是对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的谋划，它作为一个系统是由大量的局部或部分优化组合而成，从而具有整体功能效应，并在质和量上都有与局部或部分炯然不同的特性。然而，由于解决全局性的问题往往不是一时可以实现的，所以又必须赋予社会发展战略以谋划长远性问题的含义。同时，一般来说，全局性、长远性的问题，必然都是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因而社会发展战略有了根本性的特征。我们研究社会发展战略始终必须紧紧围绕上述战略的三个基本特征，偏离了这一点就会出现方向和目标的错位，甚至不称其为战略问题。

（二）社会发展战略的内涵与地位

社会发展战略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不仅包括人口问题、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还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安全等若干方面。

1．人口问题。人的发展状况表现在一国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构成、健康状况、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人口系统既是经济系统的支持因素，也是社会系统的支持因素。马克思说过，生产包括物质财富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人口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口再生产的发展问题。人口战略是对一定范围内较长时期的社会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生育质量的谋划。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这种谋划就是促进人们传统生育观念的转变，提高计划生育的技术服务质量，调整人口结构，完善人口管理体制，增强人民体质，提高人口素质，把众多的人口数量转化为重要的人力资源。

2．社会保障。我国的社会保障作为一个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其中，社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主要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

3．社会事业。社会事业是指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与行政部门和企业（包括金融机构）相并列的活动。主要包括医疗卫生事业、体育健身事业、慈善事业，以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

4．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包括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等。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结构是社会阶层结构。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一般都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亦称“纺锤形”）的社会结构。只有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比较稳定、健康、和谐的社会结构。

5．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又称公共领域，通常也叫“第三部门”，指执行一定的职能，完成特定的社会目标，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一般情况下，它是非营利组织，主要包括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社区组织、社团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以及其他各类群众组织。

6．社会安全。社会安全是指人群公共生活空间的安全，包括人民生命财产、生活、生产和工作的安全，它直接体现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安全利益需要。如果社会安全状况不断恶化，必然会导致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不安全。在现代社会，社会子系统发展较快，社会安全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密切。

社会发展战略的地位不仅是指它对于社会发展本身的价值，而且也表明它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社会发展战略是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个社会领域的角度来说，发展的内容包括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相应地就有了经济发展战略、政治发展战略、文化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和生态发展战略，从而说明制订和实施社会发展战略是实施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一种结构性必然，并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社会发展战略不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补充和依附，而是与经济发展战略并列的、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涉及人口、福利、卫生和分配等诸多方面，在很大意义上是如何分配经济发展成果的问题，主要涉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或者说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同时，社会发展战略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发展战略之间，也是互为条件、相互作用和辩证统一的。因此，社会发展战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二、社会发展战略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社会发展战略要素同一般战略要素一样，包括战略目的、战略思路、战略决策、战略总结等，其中战略决策要素包括战略依据、战略方针、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以及战略对策等。各要素之间互为制约、互为条件、互为作用、不可或缺。

（一）战略依据

一般来说，一个发展战略的决策和运行需要遵循三个基本依据，即理论依据、历史依据（亦称经验依据）和现实依据。社会发展战略的决策和运行也概莫能外。

从理论层面看，社会发展战略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提供了世界观。生产力观点揭示了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而为社会发展战略要素中的战略方针、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以及战略保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群众观点则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因此，社会发展战略坚持以人为本，把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放在首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显然必须以群众观点为基本理论依据。当然，社会发展战略还要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具体理论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为依据，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现实社会发展战略更为重要的理论依据。此外，社会发展战略还要靠诸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发展战略学、发展社会学等专业理论提供的支持。

从历史层面看，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是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社会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前后相续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要在吸收过去社会发展创造的优秀成果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发明和创造。因此，了解本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成果，总结经验和教训，无疑是制订和实施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运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也有许多值得吸取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制订和实施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历史和经验依据。

从现实层面看，一个国家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该国社会发展战略的最基本的现实依据。“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同样，社会发展战略的决策和运行也要靠我们自己来创造，这种创造必须立足于我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即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选择和确定符合中国人口多、资源少、生产力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这个基本国情的社会发展战略方针、目标和对策。同时，现实又是一个宽泛的范畴，既要考虑国内的发展状况，也要研究世界各国的现实发展条件和战略意图，预测未来全球发展的主导趋势，全方位地分析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和未来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二）战略方针

战略方针是社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亦即制定和实施社会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原则。战略方针对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阶段以及其它具体措施起着指导性作用，因而是社会发展战略的灵魂。社会发展战略决策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战略方针。

1．坚持以人为本。民生问题，事关群众的生命、生存、生活，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孙中山先生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2］。抓准并解决好民生问题，是社会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重大举措等方面都突出了以人为本，强调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提出了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的措施，诸如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安全网等政策。这充分表明，解决社会问题要始终贯穿以人为本、高度关注民生这一价值取向。为此，社会发展战略要始终贯穿“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根红线，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

2．坚持各尽其能与各得其所。使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根本特征，制定和实施社会发展战略必须始终坚持这个原则。各尽其能，就是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和释放人们的创造活力。人的活力根本来源于既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又能获得与其才能实现结果相适应的价值。当每个人（全体人民）都充满活力的时候，这个社会无疑就是充满活力的社会。各得其所，不仅涉及分配和享受，而且涉及人的生活、生存状态和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以及人的价值的实现，等等。使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不仅是社会发展战略目标赖以实现的内在条件和基础，而且是使社会充满活力的根本动力。

3．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统筹城乡发展”摆在“五个统筹”之首，说明城乡关系在我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统筹城乡发展，实质上就是把民生问题的解决和改善置于全国城乡联动的格局之中，在根本上有利于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实现社会正义。因此，社会发展战略应贯彻统筹城乡发展的方针，继续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道路，着眼于从社会层面改善民生，进而推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4．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社会稳定既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只有抓住稳定这一决定性的环节，才能实现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就是把人民生活水平、健康水平和社会安全统一起来，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作为“稳定”的基石。同时，要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应贯穿于社会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整个过程。

（三）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的选择和确定尤为重要，它既是动员社会的旗帜，昭示着社会发展方向，也是一定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发展战略的宗旨和意图的集中体现。作为一个有机的群体，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大体上包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保持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和稳定。

1．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在人的主体能力、社会关系和自由个性等要素上的综合发展。社会发展战略目标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的价值追求。人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更是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需求。”［3］可见，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满足人的需要，这是我们制订和实施社会发展战略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2．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点。劳动就业、医疗卫生、住房、安全生产、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问题，既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和着力解决的问题。但是，目前在这几个方面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诸如失业人口比例过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窄、社会救助能力弱、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等，这些矛盾和问题直接影响着社会和谐和稳定。因此，只有科学分析这些矛盾和问题产生的原因，才能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

3．保持社会公正。公正即公平与正义，反映的是人们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关系。指出：“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4］因此，坚持公正原则，就是要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既要强调个人对自己、对他人和社会的职责、使命和任务，又要坚持反映人民群众要求的合理、正当和公平的利益分配尺度。尤其要通过国家运用制度化手段，直接干预社会的分配与再分配过程，有效地缩小贫富差异，调整社会关系，改变社会分配不公的状况，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

4．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稳定，保持安定团结，既是社会发展战略的一个基本方针，也是社会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

（四）战略重点

简单地说，战略重点就是为实现战略目标而确定的主攻方向。社会发展战略重点主要包括社会体制的完善、社会结构的优化、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管理的强化。正确地选择和解决好这些战略重点问题，对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和目标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建立和完善社会体制。首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以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线为突破口，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各种社会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和其他不利群体都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其次，建立和完善社会流动体制。一是地域间的群体流动，使东西、南北、城乡之间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公平地取得同等的资源；二是各阶层间的流动，打通阶层壁垒，使各社会阶层的人员在角色上处于不断更新变换之中。再次，建立和完善社会服务体制。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落实经费保障措施。强化公立医院公共服务职能，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加强食品、药品、餐饮卫生监管，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最后，建立和完善社会预警和应急体制。把社会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加强信息反馈，及时发现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征兆，给相关部门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与对策，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2．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结构合理的社会。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社会结构主要包括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等。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制订和实施社会发展战略要注重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从总体上说，政府要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收入分配进行科学调控，理顺工资和收入分配的秩序，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减少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实现社会结构的“纺锤形”发展。具体地说，一是要稳妥调整人口结构，关键是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改善教育、卫生状态，做好提高人口质量的工作，争取人口结构逐渐趋于合理；二是要全面促进就业结构的调整，包括调整劳动力就业的企业规模结构、就业的产业结构、就业的所有制结构等；三是要加快城乡结构调整的步伐，关键是推进户籍等制度改革，加快城市化进程；四是要实现人在社会中的有序流动，从而使社会结构在总体上适应经济结构变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3．理顺和调节社会关系。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实践证明，利益关系的协调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更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理顺和调整社会关系的关键在于调节好利益关系。制订和实施社会发展战略，要坚持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增强战略决策的科学性、全面性和系统性，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要高度重视和积极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反对和纠正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抓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的结合点，认真解决改善就业环境和维护劳动者权益中的实际问题，继续采取有效的扶贫帮困的社会政策，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同时，教育人民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引导他们以合理合法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

4．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只有切实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才能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相协调的社会秩序。因此，社会发展战略要把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作为重点任务来推进。一是，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愿望相适应的更加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二是，完善社会管理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改善社会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发挥城乡基层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加强城乡基层组织建设和各类民间组织的培育发展，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健全村民自治机制；完善城市居民自治，促进和谐社区建设；培育发展民间组织，加大管理监督力度。

三、社会发展战略对策与创新

落实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实现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必须制订相应的对策。这些对策既包括作用于社会发展战略本身正常运行的对策，也包括针对社会发展战略所涉及的领域和环节等作用对象，以相应采取社会管理机制、优化社会发展环境、解决社会突出矛盾、保持社会持续稳定等方面的措施。

（一）战略对策。社会发展战略对策是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相联系的措施和手段。简而言之，就是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究竟用什么手段来实现。这里主要包括制订战略规划（方案），综合运用经济、政治、行政、法律和文化等手段，实施宏观调控，加强过程管理，完善社会发展战略机制和方法，推进社会发展战略创新。

（二）战略管理。战略管理是为实现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和目标，对社会发展战略作为一个系统本身的运行及其所涉及的社会各个要素和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实施战略管理是社会发展战略决策和实施得以顺利进行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和措施保障。一是，社会发展战略管理就是人们（战略主体）基于对社会发展战略运行规律的把握，通过一定的手段、一系列的措施，促成人力、物力、财力、技术、信息等资源的有效结合与合理利用，保证社会发展战略作为一个系统而正常运行，并不断增强运行的有效性。二是，社会发展战略管理就是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和目标的实现。

（三）战略机制。战略机制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发展战略机体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有机结合、互相连接、互为因果的联结方式，是社会发展战略各个要素环环相扣的运行过程。建立长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社会发展战略机制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引导、约束机制，利益调节、补偿机制，利益表达机制等）、调控机制（领导、组织机制，协调、控制机制，导向、激励机制，评估、反馈机制等）、管理监督机制，以及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管理体制，等等。同时，要加快政策法规建设，加强政策理论研究，加大开放度、增强透明度、扩大参与度，使之更具科学性和规范性。完善社会发展投入机制，加大对社会发展战略实施的物质支持力度。

（四）战略方法。战略方法是关于如何推进发展战略或怎样达到发展战略目标的理论。从一般方法上说，社会发展战略要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实践，遵循理论与实际相统一、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科学性与可行性相统一的原则，以及正确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从具体方法上说，社会发展战略的运作方法是一个多方面的集合体，诸如目标管理的方法、榜样示范的方法、指标评价的方法，以及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战略调控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法，等等。对于这些方法的运用，既要根据社会发展在各个时期和不同地区或领域的不同特点来确定，又要注重异中有同，渗透综合，多种方法交叉并用。

（五）战略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它也是一个政党进行正确决策的灵魂和动力”［6］。社会发展战略创新的前提是观念创新，即在注重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不断更新社会发展的理念。社会发展战略创新的关键在于社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创新，而改革是体制和机制创新的本质，因此，体制和机制的创新要从改革上想办法、要动力。社会发展战略创新的关键还在于实现目标创新和内容创新，这是比较具体的创新体系，其中根本的在于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社会问题，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时代特点，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用创新的思维做出新的回答。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2］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355．

［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243．

［4］．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社会发展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社会发展 需要 动力 功能

在当今世界，社会发展是我们的实践主题。社会发展有无动力？动力来自何方？如果有，其中何者更为根本？这一“历史之谜”历来为神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们所关注。

人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马克思主义社会动力论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不仅仅取决于单一的某个因素，而是社会内部多种因素共同集结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在千姿百态的各种社会现象中，普遍存在着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这种动力系统涵盖了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人类需要等关键要素，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呈现出一种多维的、交叉的、多层级的复合结构。

不可否认，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初始动力。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断语，但需要是社会生产力成为人类劳动现实化的直接驱动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第二个层次。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动力作用必须借助于生产关系才能实现，于是生产关系成为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第三个层次。接下来，生产关系的动力作用还表现在对社会意识和政治上层建筑决定力上，这样便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第四个层次。而社会意识作为精神层面的动力，其反作用于上述诸层次动力，构成了社会发展动力的第五层次。此外，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它贯穿于上述各层次之中又是各种动力的外在表现。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是把辨证方法运用于社会历史研究的典范，他在探讨社会历史发展动力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辩证命题，即“动力的动力”。也就是说，黑格尔是在社会发展原动力的基础上探讨需要的动力的。需要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之一，其实，这种认识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观点并不抵牾，而是互为佐证。并且，这些冲突都是基于人的需要而随之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需要是社会发展的最为基本的动力。

需要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呢？需要是有机体感到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满足的心理倾向，它以欲望和要求的形式表现出来，最终成为推动人进行活动的动机。对此，马克思有段非常形象的话：“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做，……，就意味着这需要和它的器官就成为他的主人，正如以前他曾把满足需要的手段作为自己的主人一样。”①人类社会的历史正是为了满足人与社会的需要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需要是人的本性，人类社会发展的远景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要，以至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由此可见，人的需要是社会中一切事件、现象和过程产生、发展和变化最原始的原因和动力。从社会角度来审视，社会活动中一切现象的发生都源自于人的需要；从人的需要本身进行审视，需要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并且这种需要是与时俱进呈上升的趋势。需要自身的属性特点说明：需要是社会发展的经常性动力。

人的需要和一般动物所需是不同的，它是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统一，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统一，是一个社会的历史范畴。需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历史前提，成为人们从事劳动的内在动机，需要和生产互为促进，尽管需要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永恒的动力作用，但这种作用同时还受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正是人的需要才促使人们为了满足需要而进行生产，进而发展生产力。在这种互动中人们调整生产关系，摈弃那些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从而进行社会革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又为人的需要提供新的内容，虽然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抽却了人的需要的生产力就是物理意义上的机械力。

因此，需要是人们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贯穿于社会历史的始终。恩格斯指出旧唯物主义之所以有错误之处，就是因为它不从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与此相反，马恩所推崇的唯物史观从各个方面阐释了“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辞句产生”。②如果离开需要，那么人为何劳动，生产力和社会何以发展进步，这些都将无从解释。所以，尽管需要这个范畴发挥作用必须借助于目的、动机以及其它动力，但需要却是整个发展动力系统的根源。因而，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是从需要开始起步的。

人的需要对社会发展的双重功能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论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遗憾的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内容，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对社会发展理论作出符合时代意义的丰富和完善，并进一步展开与现代社会直接的对话，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的需要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过，需要又有合理与不合理、正当与非正当之分，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需要都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很显然，正当合理的需要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而非正当、不合理的需要对人类社会起阻碍和破坏作用。欧阳康教授认为：“所谓合理性就是合理智而被认为是正常的，合规范而被认为是正当的，有根据而被认为是可接受的，有证据而被认为是可信的，有目标而被认为是自觉的，有效用而被认为是可采纳的。”③只有那些合乎理智和规范，能带来良好效用的需要是合理的。对于那些不利的、负面的、不合理的需要不仅不能给予满足，而且还要加以控制及制止。

诚然，人的需要包括自然的、精神的、社会的需要。对于此的认识和践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在古代很多人把需要视为“恶”，不利于人和社会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带有鲜明的“致恶论”色彩；在西方，犬儒学派主张“归自然”，认为一切文明之物皆是“自然的”，人只有习苦禁欲才能有德。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人的基本需要，并把追求生存、生理需要的满足看成是最大的罪过和祸根，片面企望达到圣人之理想人格来完成自我实现，去追求崇高的精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性的空泛和扭曲，显然不利于人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

虽然人的个别活动是围着吃喝住等具体的生存需要展开的，但我们不能把人的需要仅仅视为生理欲求，否则需要就被动物化和异化了。马克思在《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需要堕化为动物性肌能，是异化社会的异化现象，并不代表人的需要的本真。必须建立符合人性的理想社会，恢复人的需要的本真，在自己的活动中实现自己的全面性而自我生成。对此，马克思说：“我们看到，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多样化需要直接促进了社会生产，生产同时也满足了人的需要，两者是相互促进，不可偏废一方的。正是这种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使需要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善”。

这就涉及到需要的满足或追求过当与否的问题。人的需要的满足对社会发展来说是把双刃剑，从积极方面说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如果把握不好又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前，我们在实践中一度把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割裂开来，把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割裂开来，片面强调后者忽视前者，使人们的合理需要不能及时得到满足，结果在对人的需要的淡漠以致压抑中，人的潜能逐渐萎缩，精神逐渐麻木，社会主义发展的活力被人们的生活麻木感和倦怠行为悄悄吞噬，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后，恢复了人的合理需要的合法地位，肯定了人的合理需要的积极作用，鼓励人们热情的追求，激发人们多方面、丰富的需求并使之得到适当的满足。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所以调节需要适应社会发展，必须正确引导需要的满足建立合理的消费结构，充分发掘需要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如果抑制需求就抽却了社会的前进的动力，影响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如果需要离开现有的水平追求过度，同样会使社会发展走向反面。

因此，我们要保持需要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张力，充分发挥需要的动力作用。也就是说“扬”需要的积极方面，“弃”需要的消极因素，不能因噎废食，而是要更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合理需要，建立起适度原则和调节机制消除不合理的需要，以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作者为河南大学博士后、商丘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8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页。

③陶德麟：《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9页。

社会发展理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 社会批判；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 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2)02-0023-07

一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不仅是其哲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其整个哲学中理论含量最大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本理论。因为离开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考察和研究，马克思的哲学里并没有多少“纯哲学”可言。马克思从来无意于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其研究对象就是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研究的目标就在于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探寻出一条正确的出路。所以，社会发展始终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论域。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固然涉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但重点是现代社会的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是通过其社会批判理论来加以具体阐发的，离开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方法，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其社会发展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研究之所以与其社会批判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原因是二者是相互贯通、彼此依存的：一方面，没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认识和把握，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方法。要说社会批判，在马克思之前早已有之，为什么各种各样的社会批判不是流于空泛，便是陷于空想，始终不能真实地揭露现实并用以改造现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社会批判缺少科学的历史观基础。没有科学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评价社会历史的正确方法，也就不可能有合理的批判方法。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陷入空想，不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身错了，而在于它用以批判的方法以及用以批判的历史出发点存在严重局限。用以理性和永恒正义为基础的历史观来评判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自然难以作出深刻的揭露和说明。马克思之所以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合理的解剖和批判，并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恰恰是得益于唯物史观的确立。正是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才有对资本主义社会鞭辟入里的深入分析。另一方面，没有合理的社会批判，也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是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需要分析和揭示。由于社会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是纷繁复杂的，既有直接显露本质的现象，又有掩盖和模糊本质的现象，因而要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必须对各种社会现象加以批判考察，从中把握其真实的内在的联系及其发展趋势。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入持久的批判，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揭露，才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进而对一般社会发展理论作出了新的阐释。可以说，没有社会批判，就不可能驱除历史认识上的各种迷雾，解开“历史之谜”，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

就其实际思想发展过程来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综观马克思一生的研究，可以发现，他的许多论著的标题或副标题都带有“批判”二字，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等等。虽然有些论著的名称并没有直接冠以“批判”的字眼，但其内容大都贯穿着批判的思想。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是在这些批判性论著中得以阐发和体现的。

二

为了深刻理解社会批判与社会发展理论的内在关联，我们不妨对马克思的理论批判和理论探索过程作一简要回溯与考察。

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的产生虽然与德国哲学批判传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源于当时德国的社会发展现状。19世纪初的德国，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要比英、法两国缓慢，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专制制度居统治地位。出于对自由的向往和对人类解放的追求，马克思青年时期就对当时的普鲁士政治制度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并确立了明确的自由立场。在中学阶段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毕业作文中，马克思就提出选择职业时应该遵循的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1］7，这样的理想成为他一生社会批判理论的基调。

出于对自由与人类幸福的执著追求，马克思一开始进行哲学研究时就对康德和费希特的理论感兴趣。因为康德、费希特的理论体现了反专制的思想，渗透着对自由意识的重视和推崇。如康德继承了休谟的怀疑论传统，冲破了莱布尼茨―沃尔夫的独断论形而上学传统，建立起开创性的批判哲学体系。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断言：“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可以称之为批判的时代，所有的东西都无法逃避批判。宗教由于其神圣，立法由于其尊严，似乎可以逃避批判。但它们也正因为此而遭到了怀疑，失去了人们对它们的真诚的敬重，因为理性只尊重那些经得起它的自由的、公开检查的东西。”康德的批判虽然主要指向旧形而上学，同时也兼及对神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中种种传统的偏见和谬误的批判，其深刻的批判识见开启了一个批判的时代。康德和费希特的批判精神对马克思的影响很大，最初的法哲学研究就是按这样的精神原则进行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感到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空虚，看到法哲学研究中传统方法的内在缺陷。因为这些理论和方法的错误就在于把“应有”与“现有”相对立，用“应有”来否定和批判“现有”，结果“现有”或现实本身没有得到丝毫的揭露和触动。

对康德、费希特哲学缺陷的清醒认识促使马克思将批判、研究的视野转向现实事物本身。“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1］651-652为此，“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1］11。马克思开始摆脱康德、费希特的浪漫主义转向黑格尔主义。

转向黑格尔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影响。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特点是发挥黑格尔哲学的自我意识原则，并以此批判宗教和封建专制，试图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引出革命的结论。马克思深受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影响，自我意识原则成了他“博士论文”的主旋律。在论文中，马克思借助对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说的分析，充分阐发了自由的思想，并展开了对宗教神学的无情抨击。但是，他又不满意伊壁鸠鲁所讲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世界中得以实现的自由。因此，自我意识作为自由的体现者，必须转向现实、改造现实，“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1］258。正因为自我意识只有通过现实生活才能得到实现，所以哲学要不断地世界化，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1］258。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不仅世界得到了改造，而且哲学以及自我意识也得到了实现和解放。尽管马克思此时所认为的哲学的实践本身还是理论的，但强调哲学必须指向现实并与现实相接触，这就开启了社会批判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从根本上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把研究重点转向社会现实。按照他当时的观点，国家、法律应是理性和自由的体现，应是普遍利益的代表，可在现实生活中，国家、法律并不是真正体现理性、自由和普遍利益的，而完全受私人利益支配；当国家、法律与私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占上风的总是私人利益。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马克思用自由理性的观点对普鲁士的宗教、法律以及国家制度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通过这样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从中阐述了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深刻观点，如发展与理性、发展与制度、发展与自由、发展与利益等。

《莱茵报》时期产生的“苦恼的疑问”促使马克思重新研究历史并展开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发现根本不是什么国家、法律决定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而是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决定国家、法律。市民社会作为私人领域，是人生活的真实社会，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而政治国家不过是人们真实生活的彼岸，是作为“彼岸之物而发展起来的”［2］283，因而相对于市民社会来说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想象中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生活里，人的本质完全二重化（“公民”与“市民”双重身份的背离），人的发展遭到严重扭曲，整个社会也就由此变成了一种非人化的社会。

正因为人的本质的二重化源于政治国家本身的异化，因而解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便成为实现人的解放的主要任务。在《德法年鉴》中，马克思充分表达了对社会进行政治批判的强烈要求，认为“正如宗教是人类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2］453；在揭露宗教本质之后，“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453。因而从哲学批判、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马克思首先正确区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进而提出实现人类解放的具体途径，就是诉诸实际斗争，依靠无产阶级这一主体力量。

政治批判固然重要，但要实现人类自由、解放，关键要铲除产生政治异化及其他异化的社会根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异化现象的产生均根源于异化劳动。为什么会出现劳动的异化？这是与私有财产联系在一起的。虽然“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3］100，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二者又是互为因果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显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要扬弃异化劳动就必须扬弃私有财产，这样的扬弃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实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3］120可以说，马克思此时所讲的未来社会发展的理论即共产主义理论就是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得以阐发的。

如果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于批判分析的“劳动”是具有理想化色彩的抽象劳动，那么，在《神圣家族》中所讲的劳动则是现实的生产劳动。针对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看作历史发展的基础，把自我意识所具有的批判看作历史发展动力的严重缺陷，马克思把物质生产作为历史的发源地，认为只有在物质生产中才能了解历史、变革历史。既然社会历史和社会生活是由现实的生产方式决定的，那就根本不可能指望工人“用‘纯粹的思维’即单靠一些议论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4］66；要使工人真正获得解放，必须改变现存生产方式。“工业”用符咒招引来的今天表现为“资产者的奴隶”，明天将砸碎和炸毁自身的锁链［4］178。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走向成熟的代表作。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不仅使社会批判有了更为犀利的武器，而且使社会历史的分析说明有了更为可靠的基础。由于马克思此时已经通过研究走向了历史深处，因而不仅对当时的“意识形态”以及各种思辨哲学的揭露是非常深刻的，而且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也是彻底的。在此之前，“异化”概念常常成为马克思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工具，但异化本身并未得到透彻的说明。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异化的产生和发展则第一次得到了正确的解答，“历史之谜”也得到了彻底的破解，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由此奠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重点是用刚刚创立的唯物史观来具体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以阐明其起源、发展及其运动规律。其批判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资本论》及其各个手稿之中。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主要是通过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来展开的。但是，要使这种解剖真正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必须在理论分析上加以基础性的批判考察，以廓清认识上、方法上的迷雾。为此，马克思主要针对古典经济学以及其他经济学，在解剖和分析中突出了这样一些批判：

一是前提的批判。前提合理与否直接决定着理论的阐述是否科学。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3］89。正因为把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当作前提来看待，因而很难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因此，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深刻的解剖和说明，必须对其前提问题首先加以批判性的审查。比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前提是需要这样两极的出现，即一极是货币所有者，一极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经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5］192要使劳动力变为商品，“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5］193。如在中世纪，曾经有过自由的商品生产者，例如行会匠人，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并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也有过农奴，他们同样拥有生产资料，不过没有人身自由。但在两方面“自由的”人，即“自由的”失去生产资料和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人还没有。在古代社会，主要的生产者是奴隶，但奴隶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任何自由，只不过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由此产生的奴隶劳动，必然是一种公开的强制的劳动。至于在原始社会，由于是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因而无所谓资本和劳动力商品。真正使劳动力变为商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者完全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并且彻底摆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唯有此时，劳动者才变为商品，变为雇佣劳动者。这样的前提性批判分析对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结论的批判。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得出的各种结论，马克思给予强烈质疑，认为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2］123。这种批判精神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众多结论的考察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如资产阶级经济学从任何社会都有剩余劳动的事实出发，得出剩余价值或利润是历史上生来就有的结论，这就把剩余价值永恒化了。马克思对这种结论给予深刻的揭露。他认为，剩余劳动的确是各个社会形态共有的，但剩余价值却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发展使剩余劳动开始出现；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这些剩余劳动（其表现为剩余产品）便被少数财产占有者据为己有。在奴隶社会，奴隶仅仅是奴隶主的劳动工具，剩余劳动表现为奴隶给予奴隶主的无偿劳动。在封建社会，由于农奴处于半依附状态，剩余劳动主要表现为徭役劳动。只有在劳动力变为商品的条件下，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才表现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着以等价交换形式掩盖着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绝不是什么永恒存在的。对剩余价值本质的揭示实际上就破除了资本主义的神话。结论的，就意味着基本理论论证的。

三是方法的批判。古典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探讨是和它的独特研究方法联系在一起的。它在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分析方面是比较客观的，但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上则又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天然的。……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5］98。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显然同17、18世纪哲学上的人本主义方法直接相关。如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就是从抽象的“经济人”出发的。在他看来，人总是从利益原则出发来考虑问题的，而利益的追求则来自于人的天性，人的天性就是“倾向于交换、贸易，倾向于一种物品交换另一种物品”［6］163。由人的天性必然引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是自然的、不变的。同这种抽象人性论的方法相反，马克思自始至终将资本主义社会放到现实的生产过程中来研究。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研究，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得到具体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有生有灭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结论也得以揭示。与此同时，马克思还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与古典经济学排斥差异的超历史方法相对立，特别注意把资本主义社会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研究。正是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正确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世界历史坐标中的方位及其自身的演化规律，从而宣告了“天然论”的终结。

从上面简要的勾勒可看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其社会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重大而深远。正是通过对各种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批判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才驱除了历史认识上的各种假象和迷雾，破解了社会生活中提出的众多难题，从而走向了历史深处。可以说，没有对思辨哲学、虚假意识形态和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不可能找到社会生活的基础与本质，弄清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创立唯物史观；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等）的批判，就不可能剖析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机体，透彻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基本上就是通过社会批判阐发的，或者说就是批判的结果。批判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对于发现和证明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意义在于：

第一，发现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6］24。之所以“显得光彩”，就在于它力图为普鲁士制度的合理性加以辩护、论证。而马克思的辩证法一开始就“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6］24，因为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它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也即从其暂时性方面去理解。正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想为现存事物提供简单辩护，而是要按照事物存在的本来面目来反映事物，因而必然要直面社会生活，真实地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具体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上重点抓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予以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仅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其他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将社会发展揭示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对于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发展有无客观规律性的问题，也从根本上划清了唯物史观与各种抽象历史哲学的界限。

第二，找到了社会发展“原始的方程式”。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批判考察，不仅发现了资本剥削的“秘密”，而且进一步发现了社会发展中像自然科学经验数据一样的“原始的方程式”。这种“方程式”不仅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前存在过的历史，而且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未来的先兆、运动及它的行将被扬弃之点［7］458。何谓“原始的方程式”？简要说来，就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或者说是一种内在的关系结构。虽然社会历史是人活动的产物，其间渗透着活动主体的意志和目的，但是，人们活动间的关系一旦形成，便成为具有规律性的历史“方程式”，并作为一种客观力量影响和制约人们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一般说来，在社会“原始的方程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只要这一关系出现变化，社会生活就必然发生改变；如果生产关系实在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态就必然产生更替。正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这一要求才使社会的发展呈现出“规律”来。找到了这种“方程式”，也就从根本上抓住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或主线。

第三，提供了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在巴黎时期，马克思就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及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确立了生产劳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用劳动解释历史，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4］131。在《神圣家族》中，又明确指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天上的云雾中，而在粗糙的物质生产中［5］181。此后，马克思一直坚持用劳动的观点分析研究社会历史。在《资本论》中，劳动二重性理论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基本线索。由商品出发，实际上也就是从劳动出发，因为商品不外是劳动的产物，商品二重性不外是劳动二重性的表现；然后经由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一步步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生活。所以，马克思以劳动二重性为枢纽揭开了剩余价值的秘密，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在探索资本主义起源的过程中，马克思也用劳动理论对以往社会形态作出了比较具体的说明。

社会批判的结果不光是阐明了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而且阐发了有关社会发展的许多具体观点，使社会发展理论更为具体化、系统化。像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商品经济重要作用的理解，在考察资本主义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过程中对分工、协作以及生产力发展内在机制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比较研究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评析，在解剖“现代社会”这一机体中对现代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及各种具体问题的探讨等，都丰富和深化了原有的社会发展理论，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认识水平。

三

在马克思的论域里，社会发展理论确实主要是通过社会批判理论加以阐发的，不了解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无法透彻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对一些具体发展问题的认识，马克思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过程中加以阐释和深化的；理论批判的深度往往决定着社会发展认识的高度。当然，不能把这种理论批判与社会发展理论的阐述看作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但就总体情况而言，二者之间确实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后者正是伴随着前者发展起来的。为什么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能够执行社会发展理论阐释的功能？这主要是由马克思社会批判的独特方法所决定的。其方法论特征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关系的恰当处理上：

一是肯定性与否定性的关系。在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中，包括两种不同的论述方式：一是否定性的论述，如对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揭露，对资本主义社会非人生活的控诉，对资本主义不合理社会关系的剖析等；一是肯定性的论述，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肯定性理解，如关于资本“伟大的文明”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对“现代社会”开创作用的理解，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对于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意义的阐释等。将两种不同的论述方式交织在一起，似乎是不伦不类，但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马克思所讲的批判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否定，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拒斥。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但他从没有因此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进步意义，没有对其采取彻底“解构式”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人为的”，而是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作用的必然结果，因而它在社会发展中自然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因此，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中，并没有因其种种罪恶而对资本主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没有割断历史来抽象地谈论未来社会的发展。这样的批判逻辑显然遵循的是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其批判的结果也必然是对社会历史的深刻揭示，即对社会历史理论的深刻阐释。

二是批判与建构的关系。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建构就深藏于社会批判之中。建构与批判何以形成这样一种关系呢？这主要是由马克思哲学的本性决定的。马克思哲学创立伊始就不是什么体系哲学、经院哲学，而是活生生的实践哲学、生活哲学。它以研究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现人类解放为己任，强烈“拒斥形而上学”，反对“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2］120，主张哲学必须走向现实生活。因此，马克思从来没有像以往的哲学家那样，要刻意创立一种什么哲学体系，而恰恰是要破除这样的体系哲学创立一种新的哲学。这种新的哲学就其本质来说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因而对社会发展问题以至整个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也主要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这种研究方法同马克思的理论旨向是完全一致的，即马克思在其理论活动初期就申明的那样：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既然真正的哲学批判不能仅仅满足于抽象地否定旧世界，而是应该通过批判旧世界来建立一个新世界，因而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不仅是批判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像马克思对自己新理论的阐述，如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共产主义学说等，都是在批判过程中得以实现的。正是在意识形态批判、抽象的“历史哲学”批判和古典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得以发现，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解剖的过程中，通过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开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批判考察过程中，通过研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化趋势，“两个必然”得以发现，共产主义学说得以创立，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可以说，离开了社会批判理论，这些新的理论是很难建构起来的。这种批判与建构的统一，实际上体现了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即历史发展和历史研究中普遍与特殊的统一。马克思所批判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但这一特殊又程度不同地包含着人类社会的一般，这样，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具体问题的批判分析，便可获得对人类社会发展普遍性或共同性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从而确立和建构起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马克思就是从历史特殊性中探索出历史的普遍性，由此阐发出一系列新的社会发展观点，并达到新的理论建构。

三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关系。从思想史上来看，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在对各种错误学说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但是也要看到，这一理论发展史不仅是一部批判史，同时也是一部自我批判史。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不变的“真理”，而是看作发展着的理论。在其一生中，曾不止一次地对原有的观点、结论进行补充、修正乃至予以摒弃，因为这些观点、结论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不作相应的变动就会危及理论与实践。如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坦言《宣言》中的一些观点、论述“是不完全的”，有的“已经过时了”；如果要重写，“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写法”［2］248-249。恩格斯在去世前不久写成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当谈及1848年革命期间他和马克思对欧洲革命估计比较乐观的看法时，也坦诚地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8］509-510。诸如这样的自查、自省、自纠，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自我批判的精神。正是借助这种自我批判精神，一些理论、观点所具有的局限性不断得到消解和超越，从而使其理论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可以说，自我批判促进自我超越，自我超越推动自我创新。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自我批判除了自查、自省、自纠之外，还在于它敢于接受批评与挑战，其许多观点就是在这种接受和回应批评、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得以深化和发展的。敢于接受批评是理论向前发展的契机，是保持其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一环。因此，在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审慎地对待那些具有异质性的东西。简单排斥异己的东西或轻易拒绝批评、挑战，就不能大胆正视和否定原有观念的不足与局限，就不能将理论推向前进。要使理论真正不断创新，应当注意研究理论发展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连接点，这种连结点也许就是理论上的突破点。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Karl Marxs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riticism

Feng Ziy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Karl Marks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was formulated and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criticism, and expounded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criticism. By means of longstanding social criticism, Marx not only exposed the inner conflict and law of movement within a capital society, but also offered a new interpretation to general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The reason why his social criticism theory can fulfill the interpretative func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lies in the unity of: affirming and negation,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veness,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in his social criticism method.

Key words: social criticism; Karl Marxs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capitalism

收稿日期： 2011-10-20

社会发展理论范文第9篇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3-0062-02

一、问题的提出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不可否认，当代中国仍处在激烈的社会转型变革期。根本上而言，这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型到现代工业文明，这是一个在复杂时空背景下确立的社会发展指向。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解答的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必然；社会发展中的跨越现象是偶然现象还是常规现象；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是“重归”资本主义还是正在探寻“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科学发展观对社会发展理论的贡献在哪里；如何防止左和“右”的干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想信念等。上述问题的探讨和解答，关键点在于如何深入理解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只有完整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社会发展中的跨越现象，才能真正探索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才能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内在联系。于是，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必然被推到重要地位。

然而，随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对其当代价值大小的评定产生了一些争论。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能够分析和解答当代的重大现实问题。虽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不能够提供有关当代社会发展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但我们可以通过对现实发展问题的回答与解决来生发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是围绕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为核心展开的，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论述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尤其是马克思当时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考有待深化，至于如何发展等具体问题更是很少论及，因此，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种具体探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理论。

笔者认为，应当承认，马克思逝世以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社会主义运动也伴随着辉煌与挫折曲折前进，世界局势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些变化都是社会发展表现形式的变化，其内在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只要时代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那么，产生于这种时代并直接用于分析这种时代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就没有过时。再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所直面的时代与问题仍在“当代”之中，还体现在它自身所特有的理论品质中。总之，尽管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并没有失去其当代价值，讨论和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和经典体现，其基本内容涉及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社会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发展中的评价标准，社会发展的类型等问题。究其精髓，我们认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理论。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在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中，生产力又是主要的方面，它决定生产关系，并通过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所以，归根结底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再者，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主观的生产力就是人的因素。人作为生产力的主体，人的各种运作活动是实现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以不能忽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二是社会发展是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统一。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主要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两个方面考察的。这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的发展，一定程度的生产力水平是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基础保障。另一方面，人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更大发展。生产力带来的人类生活的不断改善势必促进人类物质需求的提高，更加激发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始终突出人的发展这个中心，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价值取向，也是社会发展的主题与实质。关注人的生活状态，揭露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人的发展的压抑和扭曲，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指出一条现实道路，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主旨。三是社会发展的规律理论。就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律而言，社会发展主要表现为社会形态的更替，即人类要经历原始的、奴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然后进入共产主义。四是社会发展的过程理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从低级文明走向高级文明、从片面发展走向全面发展的过程。要依次出现人的依赖性社会（人被自然支配）、物的依赖性社会（人与自然异化）、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三种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推进的过程，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极，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在不断追求自由的过程，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推进的历史进程。

三、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探索和彰显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精髓要义，克服历史和现实因素所造成的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片面和错误认识，更有利于我们对当前社会发展中的相关问题作出理论的思考和解答。

第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基石。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阐述了这一规律的普遍性与各民族、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辩证关系。科学发展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着眼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而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一脉相承，后者是前者的一个首要思想来源，前者是后者的继承和重要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石这一特征，其主要表现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指出的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社会发展的依托和终极目标。再者，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明确和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核心要旨的提炼和概括；全面协调发展是对传统以经济增长为主的片面的发展标准的反思。

第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遵循，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充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社会的生根发芽和茁壮成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更需要强大的理论作支撑。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作为对社会发展的动力、规律、目标、形态等的探索与解答，具有普遍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具体而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义的重要理论支撑；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关于解放全人类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理论支撑；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关于社会发展是合力作用的结果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离不开经济发展这个强劲的推动力，更需要意识形态领域的清醒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是什么、基础是什么、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可以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得到答案。

第三，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理论指引。“中国模式”是在全球化视野下对中国发展经验和道路的体系化思考。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作为探索社会发展规律追寻社会发展目的的科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中国模式”的出现，就是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指引下形成的。“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从提出，到引起学界关注，到被各方质疑和反对，再到现在被普遍接受，并进而讨论其世界意义，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这一概念得以最终被认可，归根到底就是它遵循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最核心最基本的科学理念，成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发展模式。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今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继续探索和完善“中国模式”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大、发展瓶颈问题多、发展后劲不足，如何在这些问题存在的情况下，继续推进“中国模式”的健康持续发展，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对此应该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思路加以分析，探索“中国模式”新的发展空间。这种分析和探索的过程。同样也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体现过程。所以，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来指引“中国模式”的探索道路，既是中国发展实际的现实需要，又是这一理论时代价值体现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王维平，庄三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代价值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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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鸿武.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新视野，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