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1 17:39:46

社会保障论文

社会保障论文范文第1篇

一、理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及分歧

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问题的研究,理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与政府关注的重点领域基本一致,并伴随着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推进而发展。目前讨论的热点如下:

1.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在改革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背景下,如何看待社会保障制度?中国需不需要建设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理论学术界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客观上存在着分歧。不过,绝大多数学者对社会保障制度持肯定态度,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必要的制度安排,而且是利国利民的十分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从事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宋晓梧、冯兰瑞、郑功成、何平、胡鞍钢等多数专家、学者均主张中国应当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中国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成为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亦已成为学术界与政策层面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但也有陈平等人对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短视国策”。

在赞成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前提下,不同学者的具体看法亦不尽一致。刘福垣主张大一统论,即以国家财政为基础,提出应尽快统一全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将农民纳入这一体系之中,宋晓梧是城乡有别论,他将建立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列为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中长期目标;冯兰瑞主张尽快通过实现省级统筹来过渡到全国统一;何平坚持长期持续发展论,认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艰苦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大约需要30-50年”郑功成则是渐进统一论,他认为需要在化解养老保险历史债务、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强化国家财政与劳动者个人的责任并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差距的条件下,积极稳妥地推进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与此同时,在探讨社会保障体系问题时,必然涉及到对社会保障制度如何界定的问题。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大社会保障论,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等各种保障国民生活系统的总称,这一界定最早是由民政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的,以后成为官方的正式界定,并为理论学术界绝大多数人所认同;一是大社会福利论,认为社会福利制度不仅不应当纳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而且社会福利制度应当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和社会福利服务体系,这一观点主要是窦玉沛、尚晓援等的新主张;郑功成在赞同大社会保障制度论的同时,则提出应当分理论与制度层面来展开讨论,即在理论上探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差别具有必要性,但在制度层面上尊重已经约定俗成的界定并无问题。上述讨论并非纯学术探讨,而是隐含着重新界定中国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及框架之争。

2.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优先考虑的领域。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全方位改革,但受各种因素的限制,客观上不可能全方位推进,因此,优先考虑哪些制度变革是改革进程中必须抉择的问题,理论学术界已有的成果表明在这一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由于城镇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改革事业的重心所在,与之相关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亦成为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它反映在理论学术界就是绝大多数论著均着眼于社会保险制度尤其是其中的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承办的书报资料复印杂志《社会保障制度》的备选文章中,研究社会保险改革的论文约占总数的60%以上。在众多研究者的论著中,社会保险事实上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这种倾向与国家近十多年来对社会保险改革的特别重视及社会保险改革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特殊地位基本一致。

在大多数学者主张优先考虑社会保险改革时,也有部分学者对此并不完全赞同。景天魁、杨团等人在其有关著作及论文中提出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模式,就强调以最低生活保障、社区保障为重点而不是以社会保险为重心来构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唐钧亦特别强调社会救助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

郑功成则从全球范围出发,将社会保障发展进程划分为以社会救助为核心的社会救助型社会保障阶段、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险型社会保障阶段和以社会福利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型社会保障阶段,他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它既需要着重考虑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又必须以改造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为基础,同时还面临着如何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社会福利需求问题,从而主张整体协调发展。

3.政府在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责任。有的论者将其提高到宪法所确定的权益保障层面强调政府责任,有的论者则强调个人及家庭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主流的观点则是建立社会保障责任共担机制,即政府、企业、个人乃至社会均应当分担相应的责任。例如,刘福垣就认为社会保障是国家责任,它应当通过税收来解决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何平则认为社会保障不能搞成一个纯粹的国家福利和政府行为,主张政府扮演最后出台的角色,一部分入主张政府财政只承担社会保障基金收不抵支时的兜底责任。郑功成认为无论社会保障制度如何改革,政府均肩负着主导社会保障制度的责任。

4.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国新型的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对此,多数学者认为有创新意义,较单纯的现收现付式或单纯的个人账户式制度更能够适应发展需要。但也有人认为个人账户并不适合,如刘福垣基于社会保障是公共物品的原理而反对建立个人账户,莫泰基基于经济、社会乃至个人的客观风险也反对采取个人账户制;在国际上,国际劳工组织也是反对个人账户模式的,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经济组织却推崇个人账户制,这些组织的专家还向中国政府提供专门的政策研究报告。在承认统账结合模式的专家中,有的人肯定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紧密结合在一体,有的主张实行板块状结构(即分开管理),有的主张将这一统账结合模式改成两个独立的支柱。在统账结合的比例上,亦存在着统账均等、大统筹小账户、小统筹大账户之争;在个人账户的缴费责任方面,有人主张雇主分担,有人主张个人承担全部责任。还有人从长远目标出发,提出将其改造成普惠式的国民养老金和差别性的职业养老金结构。

在筹资手段方面,单一渠道的资金来源已经被摒弃,主张多元化筹资方略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在社会保险筹资方式上,却存在着费税之争。除刘福垣是将社会保障看成是国家或政府的完全责任而自然完全需要依靠税收外,包括吴树青等许多学者均主张尽快开征社会保险税以替代现在的社会保险征费制,唐钧、杨良初等人甚至对如何开征社会保险税进行了政策设计;郑功成则通过对中国现行社会保险统账结合模式的考察,明确主张社会保险费改税缓行,并将这一主张提交给决策层;后来邓子基、厉以宁等从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角度亦认为中国目前不具备开征社会保险税的条件。

在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鉴于农民工作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与传统户籍制度冲突中出现的—个特殊群体规模庞大,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应当给农民工以社会保障,北京等地甚至制定了专门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也有一批专家认为农民工因为有土地保障,加之政府承受能力不强而主张不必考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上述两种观点均较流行;第三种思路则是主张分类分层保障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在肯定农民工需要社会保障的条件下,认为应当优先考虑农民工的工伤保障、特困援助等,养老保险则在其后且应分类展开。

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多数专家主张农村居民应当享有社会保障,但也有人认为农民有土地保障和传统的家庭保障,现阶段可以不考虑。在主张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不同的学者亦存在着观点分歧,宋晓梧持城乡有别论,王延中主张分区域推进,郑功成仍然持分类分层推进的观点,认为应当承认农村人口不断分化的现实并采取有区别的社会保障政策。

二、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的综合评论

1.价值评判。基于社会保障是以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进而达到特定政治目标的制度安排,制度变革的实质是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研究并解决这一问题显然不是单一学科能够完成的。因此,近十多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精算学等学科的专家均有一些人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问题,专门的社会保障学者也需要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多学科合作与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这一领域的重要取向,它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当前社会科学学科尤其是处于应用层次的学科发展的新趋势。

从中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社会保障要受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历史文化等多种国情因素的深刻影响,研究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紧密结合。在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早已成熟但又面临着一些问题的条件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和一个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全面变革的国家,有着非常独特的研究价值,这种价值揭示出立足中国国情来研究并解决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问题,将为各国改革、完善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新的启示和经验,从而可以对国际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正是中外学者普遍关注中国社会保障改革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推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这一制度健康发展是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的基本目标。在近几年的社会保障改革历程中,可以发现学术界的研究及其成果对这一改革实践的影响。如1998年以来,国家的重大社会保障改革方案或政策出台,大多数均有相关的研究成果作为决策依据,决策层对国内外学术界意见的重视,揭示了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日益理性化和极高的应用价值。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的贡献,还表现在对社会保障学科发展的推动方面。尽管社会保障作为一门学科还缺乏必要的、稳定的内核,但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

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研究,因其具体内容(包括国民的养老、疾病医疗、失业、工伤、贫困及各项福利措施等等)均涉及到国民的现实生活,必然促使着学者与学术走出象牙塔,进而推动着理论学术研究更加贴近现实和更富人性与人文关怀精神。

2.值得注意的一些倾向。第一,创新不够,学风堪忧。尽管研究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的书籍与文章日益丰富甚至有一片繁荣的景象,但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论著并不多见,部分人过于急功近利,在创新不够的同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学风问题。

第二,不做深入调查,照搬国外学说。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可以发现相当多的研究缺乏深入的社会调查,一部分研究成果脱离中国的现实国情,或者过分迷信某些国际组织与国外学说,甚至将社会保障政策视同为经济政策,以至于给社会保障改革的深化带来负面影响。

第三,对深层次理论问题关注不够。相当多的研究成果缺乏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宏观背景及现阶段各相关因素的了解与分析,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制理念的发展和特有的人文关怀精神视而不见,对经济领域中的效率优先与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公平优先认识不清,只是针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中的局部问题开出“头痛医头”的药方,这一倾向直接损害了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

第四,研究中的失衡性。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主要集中在体系构建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面,对同样重要的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如对规模庞大的贫困人口的救助)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研究却较少;对经济保障研究多,对服务保障与情感保障研究少;对城市保障问题研究多,而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少;对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研究多,对非国有单位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少,对改革中出现的农民工或流动人口群体的社会保障更少;对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研究多,对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少;对政府责任的控制研究多,对合理的责任分担机制研究少;对中央政府的责任问题多,对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以及中央与地方责任划分研究少;等等。

3.可以预见的走势。首先,多学科交叉研究中国社会保障研究将趋向深化。多学科交叉融合将既是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的内在需要,也将推动着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当然,在肯定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同时,各学科关注的重点肯定存在着差异,这种格局表明社会保障政策选择过程中对改革研究成果的取舍是否合理,将取决于决策者的政治智慧与魄力。

其次,价值取向与建制理念的研究将更加引起重视,社会保障改革研究将更富人道主义与人性化。以往的研究多从经济效率角度出发,忽略了社会保障制度固有的伦理基础与人文关怀精神。近年来的趋势表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效率至上观念和慈悲意识遭到抨击,社会保障公平理念正在回归,这将使研究成果更加接近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追求,同时更加富有现实价值。

再次,在对外开放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国情因素将被重视,盲目崇外的倾向将淡化,极端理论将缺乏市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趋向结合。如中国家庭稳定与家庭保障的传统优势将被研究者重视,稳妥而又合理的制度创新会成为研究者主攻的目标。这种趋向揭示出来的是研究者的理性在增强,其研究成果将更加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社会保障论文范文第2篇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不少问题,有些还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表现有下列几方面:

1、企业单位对应该计算缴纳社会保障费的人员范围能减少则减少。年初从上海电视台的《新闻透视》节目中看到,上海有家保险公司的社会保障费缴纳情况也经不起检查,经以种种理由少缴漏纳。那些小型企业、私营企业就更不用说了,能少则少,能逃尽量逃,严重对职工不负责任。按我国目前的政策规定,社会保障费的征缴单位不仅有国有企业,还包括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等等。凡应缴的企业,其在职的职工都应享有社会保障权益。在职职工应包括长期合同职工(即过去所说的固定职工)和按新劳动合同法招收的职工。有些企业却有意通过增加临时工、减少合同工或频繁使用短期合同工等方式减少社会保障人员数量,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由于职工人员流动性大,职工人数不固定,有时也就很难核定纳入社会保障的在职职工人数。

2、计算提取社会保障费的依据基准不实。现行政策规定,应以企业在职职工的工资总额为基准计算提取社保费。工资总额应该包括职工的基本工资、各种津贴、经常性奖金和其他工资。有些单位为了少提少缴社保费,或者只以职工的基本工资来计提,或者工资性开支化整为零然后只以部分数据计算缴纳,或者巧立名目,使部分工资性报酬脱离工资总额概念范围有的单位转移部分工资开支渠道,明目张胆逃避计提。

3、无视国家政策,故意拖欠挪用。根据现行规定,企业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及时足额缴纳,而报刊披露,有些企业往往以企业效益不好或资金紧张为理由,把已计提应缴的社会保障费截留下来,长期拖欠,任意挪作他用,有些企业不仅截留了企业应缴部分,而且截留了为职工代扣代缴的部分,更有甚者,有少数企业的领导竟然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只及时上缴少数人的社会保障费,置大多数职工的合法权益于不顾。

上述问题的存在,导致职工在该享受有关社会保障利益时,可能会因企业没有连续定期缴纳有关统筹费而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结果使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这不利于企业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稳定,甚至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与威信,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第一,部分企业领导干部思想狭隘。有些企业领导认为,计提社会保障费会增加企业负担,减少企业利润,所以尽可能少提少缴。也有的认为,社会保障费是职工以后的福利保障问题,至于提与不提,缴与不缴,与本任领导在位期间没有直接关系,因而滋生了新的短期行为。第二,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不力。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主要由社会保障经办机构负责征收,专项存储,并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监管。由于有些地方领导不重视,监管部门又缺乏权威性,致使部分企业社会保障费计缴混乱,上缴率不高。

笔者认为,最根本的改革措施,更与以法治国的改革大框架接轨,制定颁布《社会保障税法》依法征收,由税务机关来严格执行。

笔者设想的具体改革办法是这样:

1、现行的企业应缴部分改为增加职工的工资收入,全部加入职工的工资总额中,发放到职工个人。

2、把法定参加社会保障人员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国家机关人员、军职人员、企事业单位员工,以及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等等所有劳动者。

3、把依照《社会保障税法》征收的社会保障税和根据《人个所得税法》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合并征收。即纳税期内,每人都必须依法缴纳社会保障税。计算社会保障税的同时,又对照《个人所得税法》之规定,如果个人收入达到所得税计征起征点的,再计算出个人应缴所得税额,在同一张税票收据上分行列示,合并缴纳。

4、社会上每个人从取得工作劳动收入的第一个月起都有一个个人税号,终身不变。也可以就直接以每人的身份证号为个人税号。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个人税号又自动转变为从社会保障局领取养老金的个人领款专用帐号。

5、每人退休前的缴纳税款额与将来领取退休金数额直接挂钩。美国人为何自觉自愿纳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每个美国公民的退休金不是由他们退休前的工作单位发的,而是由政府发的。政府发退休金是以他交过的税按一定比例计算后确定发放金额的。也就是说,年轻时交的税越多,老来得到的退休金越多。这是个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好方法。

上述改革措施设想是科学的,从税法法理角度来讲,国家税收本来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老百姓角度来讲,每个公民劳动期间的缴纳社会保障金与退休以后的领取养老金通过税收这个国家财政主渠道来办理解决,保障程度最高,是老百姓最放心的。再从政府角度来讲,把人民的养老事业捺入财政税收渠道管理,形成良性循环,取得法律保障,也是国家政府对老百姓应尽的政府义务。

实施了费改税后,它的征收和缴纳,就归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管理范围。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报缴纳税款、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如有违反,将受到法律制裁。同样,税务人员如,不征或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的,将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未构成犯罪的,也将给予行政处分。

社会保障论文范文第3篇

(一)制度设计上

制度全覆盖已经实现,但制度间衔接不畅通我国的社会保障是基于1951年《劳动保障条例》建立起来的,主要保障城镇职工,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保障相对缺失。随着2003年新农合的实施、2007年城镇居民医保的建立、2009年新农保的试点推行和2011年城居保的开展,自此公民的基本保障制度在制度层面实现了全覆盖。201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上迈出了第一步,但居民和职工保障制度仍无法对接。由于在筹资标准、缴费方式上的差异使得制度无法有效衔接,此外,地域分割管理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导致了异地保障的失效,这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和维护社会生态平衡带来了威胁。

(二)保障水平上

各保障制度水平均有提高,但城乡差异大随着我国近年来的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城镇职工养老金截至2014年已连续10年增长;医疗保障报销比例连续提高,报销范围不断扩大,其中门诊报销也纳入到统筹范围;此外,特殊人群诸如城乡低保、残疾人保障等保障水平都在不断增强。但是从各类保障制度不同保障人群来看,城乡间的保障水平差异仍然比较大,就养老保障来说,与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连续十年上调养老金水平相比,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显得捉襟见肘;从养老保障的调节机制上来看,城镇职工养老保障水平已随着工资等水平的上涨逐步调整,而农村养老保障水平取决于自身缴费能力和地方政府的补助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严重缺乏张力的,若没有合理的调节机制的指标,未来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再分配功能和保障社会公平的性能缺失,从而制约了社会生态平衡的形成和维护。

(三)覆盖范围上

保障范围不断扩大,但存在制度空白点从保障人群上看,按照传统的职业性质、户籍区分,目前已经建立起来了由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城镇职工“三驾马车”托起的全民基本保障,据人社部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医疗保险覆盖的人群超过了13亿,养老保险覆盖人群达到了8亿多,全民基本保障已基本实现。但是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伴随着这一进程出现了两大新型社会群体,即“农民工”和“失地农民”,这两大群体的社会保障依然没有妥善解决,大多数的失地农民处于无耕、无保、无岗的状态,自身利益受到了损害,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同时,“农民工”由于自身工作的流动性大,社会保障难以落实,处于社会保障的边缘状态。这两大社会群体保障的缺失,不仅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阻碍了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也阻碍了社会生态文明的和谐发展。

(四)基金储备上

财政投入力度增强,但资金储备仍有限随着近年来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重视民生的工作越来越强化,中央财政资金用于社会保障事业比重也不断加强,但是在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依然主要依托地方政府投入和农民自身经济能力,而其他各类资金来源如慈善、社会捐赠等又难以落实的农村,加之人口老龄程度的日益严重、通货膨胀的压力、资金缴费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农村社会保障事业资金储备明显不足。由于社会保障资金储备不足,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发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也会进一步阻碍公平合理有序的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

(五)管理服务上

信息化程度增强,但权属责任难辨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不断增强,在社会保障的管理与服务上,近年来,各地区都已建立社会保障网络信息服务平台,为广大参保者提供了便利,也加强了社会保障管理的公平性和效率。但随着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目标的推进,制度间出现权责不清的现象日益明显。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工作管理分散、政出多源,由劳动部、民政、卫生、计生等多个部门管理,相互间不衔接,制度运行不统一,尤其到基层,更是管理权属不清晰,责任难辨,导致了社会保障管理混乱,直接损害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社会生态的平衡。

二、新时期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发展的完善路径

(一)整合“碎片化”

建立统一的基本社会保障基础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所谓的碎片化,不仅包括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居民、农民工等大制度层面的碎片化,也包括各地区、各市区建立起来的地方社会保障税呈现出的碎片化。碎片化的局面使得社会保障的管理成本增大、保障的效率降低,同时,也使得不同制度的管理责任难辨,制度间衔接不畅通,影响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和谐。因此,需要整合社会保障基础,形成城乡统一的社会基础养老、大病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组成基础社会保障,并实行统一的制度框架,以体现公民权利的公平性,而整合社会保障基础,也应该建立起城乡统一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模式。在社会保障管理机构方面,要整合成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实行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避免政出多门降低保障效率,同时,设立统一的监督机构,确保社会保障的有序运行;在管理模式方面,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用以支持最低生活保障的国家财政划拨标准应该是统一的,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的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在城乡应该是统一的,在此基础上,由企业或集体经济承担的责任在城乡间可以有所差别;在基金的管理方面,应该有统一的社会保障监督机构对政策的执行和收支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此外在管理方式上,应实行城乡统一的技术手段与服务方式。

(二)修复“断裂化”

建立梯度的城乡社会保障待遇序列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以职业、户口等特征归属于不同的制度中,各制度的缴费来源、保障标准、管理责任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待遇序列的断裂。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关系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间不能够有效衔接,带来社会保障关系的断裂;另一方面城乡居民间的保障水平差异比较大,造成待遇上的断裂。因此,在设计社会保障待遇标准时,应该根据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承受能力、部门和企业经济承受能力以及个人收入承受能力设置合理的梯度待遇标准,同时,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可以随着劳动者的迁移而迁移,以确保个人社会保障能有效转移衔接。

(三)树立“法制化”

促进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目标的实现整体而言,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制性不够强,尤其是农村方面的社会保障政策,大多出自于政府的政策性文件,缺乏法律的有效约束力,因此在推动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方面,往往达不到预期目标。统筹城乡社会保障是战略性目标,是维护整个社会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需要通过法律的强制性特征来保障目标的实现。尤其是要建立专门的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发展的法律,来确保城市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农民工、失地农民、个体经营者等群体社会保障的落实,同时要运用法律手段为新型农民工建立完善的工伤、失业、生育等其他保障措施,逐步实现农工一体化的经济发展,进而促进社会保障的统筹发展,维护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城乡社会保障的差异化存在断裂化、碎片化的发展方式,使得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不断凸显,亟需通过统筹规划进行改革,保证社会保障制度利益调节和再分配功能的实现。只有不断整合“碎片化”、修复“断裂化”、树立“法制化”,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统筹发展,形成公平、合理的制度框架,才能更好地调节收入差距,从而发挥社会保障在建立合理有序的分配制度和保障民生方面的作用,推动社会生态持续、平衡发展,实现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

社会保障论文范文第4篇

1.半熟人社会的农村社会保障及其法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单个家庭就可以承担起原来集体才可以承担的生产任务,原来的集体组织逐渐解体,家庭成为基本生产单位,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程度下降,开始以家庭为边界进行利益划分。尤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被解放了的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社会逐渐向半熟人社会转化,此时的保障主体也因集体自保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家庭保障。而家庭的保障能力毕竟低于集体保障,需要在家庭保障作为主要保障主体的前提下辅以国家保障,此时的国家保障程度高于集体组织结构下的国家保障。改革开放后的我国农村主要处于这样的一种结构中。此时通过国家立法规定了家庭的保障义务,比如《宪法》、《婚姻家庭法》以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都有子女赡养父母、父母抚养子女等家庭保障方面的规定。同时因为传统社会文化的遗存,加上民间熟人结构的残留,民间风俗等习惯法仍然发挥作用,所以此时的社会保障是家庭保障为主,国家为辅,保障法制体现为国家成文法与农村社会地方习惯法等同地发挥作用。

2.原子化社会的农村社会保障以及法制随着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加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全职务农的人进一步减少,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一个家庭中的人可能分别在不同的城市务工,家庭中有一个人或者半个人(城里农村往返的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家庭已经不再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陌生,甚至家庭成员之间都变得陌生,每个人分别于不同的工作单位工作,人与人之间处于一个相互关联不大的原子化社会之中,工作单位成为主要生产组织,原来以家庭为主要保障主体的存在基础逐渐消失,家庭保障功能消弱,取而代之的是个人自保和工作单位通过缴纳社会保险基金组成的社会保险。个人的自保能力最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整体保障水平也要相应提高,所以此时国家在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保障力度不断加强,国家保障义务增加。原子化社会陌生人之间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很低,成本高,并且缺乏基本信用关系,所以他们之间难以达成协议,相互监督成本很高,国家统一的制定法更适用于原子化社会。社会结构与农村社会法制契合关系理论第一,社会保障主体与社会生产基本组织形式密切相关,熟人社会基本生产单位是集体,保障主体也是集体;半熟人社会基本生产单位是家庭,保障主体也是家庭;原子化社会基本生产单位是工作单位,保障主体也是单位。第二,国家的保障义务与社会发展程度以及主体保障能力密切相关,社会越发达,国家的保障义务和能力越强;保障主体能力越弱,国家保障义务越重。第三,不同社会结构下社保法制对制定法与民间习惯法的需求和依赖程度不同。越是熟人社会对统一制定法的需求越弱,对地方民间习惯法的需求越强;越是陌生人社会,自保能力就越低,对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强制性统一立法需求就越高。

二、当前农村的社会结构及农村社会保障法制的不足

1.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具有农工混合性和多元性特征工业化下的原子化农村。小部分农村土地流转率高,开始规模化经营,农业已经实现机械化生产,农民收入由地租和农业工资收入组成。这种社会虽然实行的是农业生产,但是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生产,它已经成为工业化的组成部分。社会结构与城市相差很小,社会保障水平与城市职工差距不大,从大类上可以归结为已经工业化的农村。熟人社会下的传统农耕的农村。小部分农村属于极不发达地区,社会结构与传统农村差异很小,土地依然是其生存的主要依附,家族或者家庭是主要生产单位,家庭依附关系强烈,养儿防老意识强烈,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半熟人社会的半工半农的农村。大部分农村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阶段,农民部分拥有土地,但是土地已经不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很多农民外出打工,过着半农半工的生活,家庭结构开始松动,家庭的流动性增强,收入结构一部分来源于农业,一部分来源于务工的工资收入。

2.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法制的不足传统社会保障立法已经退位,而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的保障法制缺失。传统社会结构在逐渐消失,支撑传统社会保障的伦理孝慈制度在退位。半熟人社会以及原子化社会是目前农村社会的主流形式,与其相适应的是以契约为核心的法律,而目前这种法律没有及时补位,导致目前的混乱和缺位。对不同社会结构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制没有区别对待。前边我们已经提到了,不同社会结构和生存结构对社会保障法制的需求是不同的。目前我国各地农村处于不同的生存结构中,社会发展差距很大,而农村的社会保障法制并没有对其进行区别对待,这会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农村社会保障法制滞后,保障水平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法制整体上滞后于社会发展。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快速,社会转型面临极大的反差,即社会法律制度建设远没有和社会发展同步,整体处于滞后状态,尤其在社会保障领域。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只有一部《社会保险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社会保险法》只对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有较为完善的规定,但基本不涉及农村。农村保障主要是靠国家有关政策和各部门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并且大部分部门文件也是过时的。农村社会保障地方立法没有及时灵活跟进。农村社会结构差距很大,各地农村发展程度不同,国家统一立法不可能体现不同地区的不同差异,这正是地方立法发挥作用的空间。但目前地方立法迟迟不见有稳定性的较高层次的法规出台,仅仅是一些经常变动的部门规定,这导致地方保障预期差、不稳定。

三、构建与当前农村社会结构相契合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制的建议

1.制定统一而有差别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法规通过立法确定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保底标准。一是制定全国统一的最低农村社会保障标准。根据社会结构与社会保障法制契合关系理论,鉴于目前农村大部分处于半熟人社会,少数接近原子化社会和熟人社会,国家应制定统一的最低保障标准。二是最低保障标准应该比先前的保障有大幅的提高。三是制定社会保障增长标准。社会保障是与社会经济发展一脉相承的,经济发展了保障标准就要水涨船高。中国经济近年来一直快速增长,这个成果必须在社会保障中体现,通过法律法规条款固定下来。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资源的承担能力以及配置意愿是法律实现的关键。对农村社会保障标准的确定以及对法律法规的需求,必须有相应的义务主体的供给才能变成有保障力的法律制度。国家在富裕起来后,应该改变二元社会结构,对之前的历史欠账承担起责任,配置给农村更多资源。国家保底基础上的差额保障。根据保障主体能力越弱,国家保障义务就越重的原则,针对上述三种社会结构,国家在基本保障标准之上应对不同社会结构下的保障主体给予有差别的差额保障。保障主体自保能力越弱,国家差额保障力度就应越大;保障主体自保能力越强,国家差额保障力度就应越小。国家的差额保障根据保障主体能力强弱实行差额分级,都要在国家制定的农村社会保障统一法中有相应的规定。具体来讲,对于原子化的农村,国家不需要给予差额保障。因为这种社会结构中的农民已经与城市就业人员相差无几,根据《劳动合同法》以及《社会保险法》,他们有工作单位的保障,自我保障能力也比较强,只要参与就业就可以实现同城市就业人员一样的社会保障,享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中关于劳动者的各种权益和保障。对于有一定原子化倾向但还未完全原子化的农村,给予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但不再给予差额保障。对于那些仍处于熟人社会的落后农村,给予他们在基本保障基础上的最高等级的差额保障。对于处于半熟人社会的农村给予他们居中的差额保障。

2.加快地方立法,使地方社保法制更加契合当地农村需求地方社会保障立法更能契合当地农村保障需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要下放公共事务、社会管理事务的地方和基层管理权,同时逐渐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城市的数量。在农村社会保障领域,地方要密切结合当地社会现实,制定符合当地的法律制度,充分发挥地方法的优势,使社会保障法制与社会实际需求进一步契合。重视农村社会保障民间法的转化和运用重视民间法的作用。国家和地方立法所提供的主要是政府层面的保障,而农村社会保障除了来自官方的保障,很大程度来源于农村社会的自保。现在的农村,人们之间的熟悉度和信任度有所下降,但还保留着一些互帮互助的传统,在不发达地区农村这种传统对社会保障发挥了很大作用。因此,应该重视这些民间传统和民间法的作用,使不发达地区农村在政府公共保障之外通过自保增加农村社会保障。引导民间法的运用和转化。一是引导当地优良民风,鼓励民间互帮互助传统。二是把民间保障传统融入到地方立法之中。比如把农村保留较好的家庭养老以及邻里互助通过居家养老或社区养老的形式传承下来。地方政府可制定相关规章制度。

3.成立民间自保组织。民间向来有宗族、家族保障的传统。小范围内的自保往往比大范围的国家保障更有效,保障程度更高。小范围内监督成本低,透明度高,保障资源能充分用好。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下放公共事务、社会管理事务的地方和基层管理权”,要鼓励建立民间自保组织,发挥民间自助优势,提高自保水平,政府则给予支持引导。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构建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应很好地践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构建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法制,公平高效地分配社会资源,为农村社会的城市化发展开辟道路。

社会保障论文范文第5篇

(一)社会保障立法工作严重滞后

社会保障必须以社会立法为手段,才能使其运作法制化、规范化。纵观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无一不是立法在先,奠定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然而,我国到目前为止,尚未颁布一部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律,专门性法规的建设也相当薄弱。社会保障国家立法的滞后势必造成社会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

(二)社会保障法律责任制度不完善

社会保障关系是涉及面极为广泛的重要社会关系,应当由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加以调整和规范。但是,至今没有制定统一的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的内容被分散规定在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和政策中。立法的分散不利于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由于“法出多门”,使得法律约束力大打折扣,不利于法律的遵守和适用。

(三)社会保障立法层次低

从地位上讲,社会保障法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效力应仅低于宪法,应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的基本法。但现实中我国社会保障法规却大多是以“规定”、“决定”、“意见”、“通知”的形式出现的,通过全国人大进行的立法很少,立法层次和效力较低。而且目前仅有的几部由全国人大通过涉及社会保障问题的法律也并非是专门为社会保障问题制定,而是与其他方面的内容混合在一起出台的。这种现状显然与社会保障法的地位不相符合,也导致了社会保障立法权威性、统一性和稳定性的严重缺乏。

(四)社会保障法的实施保障机制和救济机制不完善

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应当有稳定的筹资机制、严格的管理机制、有力的监督机制和便捷的救济机制。合理的筹资机制是社会保障的前提和基础,应当明确规定社会保障支出在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中的比例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严格的管理机制和有力的监督机制是法律实施的根本保障,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应当分设,并明确各自的职责和法律责任。便捷的救济机制是社会保障法得以实现的必要措施,当发生争议时,权利人可以通过行政复议、仲裁或诉讼的途径实现权利,而目前这些机制或者不够健全,或者存在缺失。

(五)与国际社会所倡导的社会保障法律规范差距较大

加强社会保障立法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国际劳工组织已经颁布了许多有关劳工权益保障方面的公约,并提供了最低程度的保障标准,而我国现行的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与国际劳工组织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公约和建议书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种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影响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最终影响我国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三、加快完善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着力点及对策

(一)立法应确立社会保障的公平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上的混乱必然造成社会保障建制理念的混乱。我国长期以来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弱化了社会保障的公平原则,对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发挥社会保障作为经济发展“助推器”与社会稳定“安全网”的功能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在制定《社会保障法》这部社会保障法部门的基本法律时,应明确社会保障是以社会公平和缩小社会不公平为己任的。以此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在整部法律的原则、内容、实施机制等方面的设置上充分体现这个价值目标。

(二)关于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问题

建立稳定的多渠道筹资法律制度是实现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稳定的多渠道筹资制度必须通过法律形式加以规定。社会保障法中必须明确规定社会保障基金在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中的比例;应当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并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应当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慈善捐款和慈善基金的管理、支付等事项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特别要注意借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做法,对慈善捐款给予税收减免,对热爱慈善事业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表彰。要对募捐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坚决防止因捐款使用问题导致诉讼而产生的消极作用。要明确规定集体和个人的职责与义务,充分发挥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

(三)加快社会保障立法

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是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根本保证。尽管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在短期内制定一部统一的、综合性的社会保障基本法还有一定困难,但抓紧制定一部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律,以便从法律上规定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适用范围以及管理体制等,从而规范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是切实可行的。

(四)扩大社会保障立法的覆盖面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作为一个国家一项基本的社会制度,理应把全体国民都纳入其保障范围,确保每一位劳动者均能够享有法定的、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费的义务和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权利。但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覆盖范围来看,8亿农民还没有被纳入其中,仅从这一点来看,就不能不承认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制建设还相当滞后。而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相比更为低下,加上农村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这些因素均使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成为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为此,我们有必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研究,制定切合农村发展实际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尽快把占人口大多数的我国农民纳入社会保障立法的覆盖范围。

(五)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

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争议案件,使当事人在其社会保障权益受不法侵害时获得有力的司法保护。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在审判中充分体现出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对社会保障领域里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依法及时审理;对拒不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支付保险金义务、不正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挪用、侵占保险基金的行为人,应当依法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潘玉爽.加快社会保障立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J].潍坊学院学报,2007,7(5).

[2]李新宇.完善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几点思考[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7,6(3).

[3]简洁.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缺陷及立法建议[J].经济师,2007,(4).【摘要】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加快社会保障立法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近些年来,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缺陷和不足。因此,我国应尽快完善社会保障立法,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社会保障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民工荒;农民工

Abstract:Inrecentyears,China''''s"LaborShortage"isareflectionofChina''''ssocialsecuritysystemflaws.Improvethesocialsecuritysystemformigrantworkerstoaddressthe"LaborShortage"Thequestionistoimplementthescientificconceptofdevelopmentisanurgentrequirementtoachieveanecessaryrequirementforsocialharmony.Migrantworkersshouldbecombinedwiththecharacteristicsofthegroup,duetolowerpaymentrateandstrengthenthesocialsecuritysysteminurbanandruralareasofconvergence,theclassificationoftheestablishmentofmigrantworkerstheminimumlivelihoodguaranteesystemformigrantworkersgroupsandthecharacteristicsofthestratifiedsocialsecuritysystem.

Keywords:SocialSecurity;shortageofmigrantworkers;migrantworkers

一、问题的提出

2004年初开始,福建、广东、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相继出现农民工短缺现象,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短缺形势相当严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有近200万的缺口,缺工比率约为10%。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私营、港澳台资及外资企业三类企业目前农民工短缺数量相当于这些企业就业人员总数的12%左右。据此推算,广东省农民工短缺数量超过100万人,且这一数字仍有上升的趋势。[1]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2006年对珠江三角洲的缺工问题做了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缺工的占64%,比2005年增长了10%,其中认为缺技工的占18%,缺普工的占了53%,认为两者都缺的占26%。2007年,基层劳动力短缺已经由东南沿海蔓延到北方内陆,从东部扩展到中部乃至全国,从暂时的缺工变成了长期的趋势。200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提出警告:中国将要进入劳动力短缺的时代。[2]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都占有较大比例,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从业人员的68%,在建筑业、采掘业中占到近80%,在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占到50%以上。深入研究“民工荒”问题产生的原因,有效解决“民工荒”问题迫在眉睫。它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

二、“民工荒”现象折射出我国社会保障的制度缺陷

造成“民工荒”的原因较多,工资水平低并长期不见涨,劳动力市场不健全等固然是重要的诱因,但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也是造成“民工荒”的重要制度因素。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高需求与低参保率的矛盾

农民工在城市工作面临生存、疾病、失业等诸多风险,需要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农民工在城市大多数从事的都是苦、脏、累、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工作,其工资水平相对较低。自身技术水平低、企业拖欠工资等情况又使得农民工的收入具有不稳定性,他们面临生存风险的可能性较大。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亟需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

但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参保率非常低,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21.6%、31.8%、5.5%和33.7%,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更低,分别为2.9%、3.1%和5.6%。农民工一旦出事,很难得到应有的补偿,生活往往陷入困境。[3]农民工参保意愿不高的原因在于社会保障的个人承担比例对农民工来说过高,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成为他们的负担。

(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面过窄,农民工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

社会保障论文范文第7篇

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依据社会保障制度不同于社会福利制度,他为国民保障的是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换句话而言就是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权。生存权与社会保障权的规定一并出现在《世界人权宣言》的第25条,规定“人人应当享有相当生活水准权(生存权)”,“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社会保障权)”。可见社会保障权和生存权都属于人民应当获得的基本人权。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除去一些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政策,作者认为五大社会保险项目和社会救助等政策都应遵循平等原则,保障全体国民最基本的生活。在多样化需求的时代,人们的养老、医疗等需求理应存在差别,但最基本的由政府提供的,即很多国家称之为零支柱或第一支柱的基础应该是平等的,人人享有的。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中通过平等来表达正义,平等是正义的基础。他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和两个优先原则,明显区别于一般自由主义,允许效率的同时强调了机会平等、扶持弱势群体的思想。但绝对意义的平等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罗尔斯假设只有在“无知之幕”的状态下人们才可能就一正义观形成完全一致的平等的选择。社会保障作为重要的民生政策之一,虽然客观上很难达到绝对的平等,但从政府和民众的角度出发,这个政策应该是正义的,也理应是朝着平等的方向前进的,之所以现在存在不平等的政策。重要因素是我们不处于“无知之幕”的理想状态,制度的设立是建立在已有的利益群体和已存在的阶层群体差别的基础之上,也就是现在社会保障领域常说的“碎片化”。作者认为即使在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下“碎片化”可能是适宜的,或是最优的选择,但社会保障制度的天然性也应该是逐渐走向统一的,在保障不分阶层、不分群体的全体国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下,再由其他制度来调节多样化的需求。

二、国际经验借鉴与分析

纵观世界各国,已有很多国家实行的是非缴费型的社会保障政策,其保障水平与收入、缴费并不挂钩,旨在保障自己全体国民的基本生活。例如:加拿大、英国等。加拿大的非缴费型的养老保障计划(OldAgeSecurity,OAS)就是一种普惠型养老金制度。建于1952年的OAS加上后来逐渐在1967年、1975年建立起的作为补充的保证收入补贴计划和津贴计划,共同构成了一个覆盖加拿大全体国民的保障体系。该保障体系不需要老年人缴纳任何费用,只要18岁以后在加拿大居住满十年且年龄达到65岁就可以申请,收入补贴计划针对低收入者建立收入标准线,在该标准线下才可以申请,而津贴主要针对的就是一些鳏寡和没资格领取前两项计划的老年人,所以加拿大的非缴费型的养老保障计划基本覆盖了全体老年人口,在平等的价值观前提下为全体老年人提供了基本的养老保障。根据加拿大2009年关于OAS的精算报告,从2013-2050年,加拿大的老年保障金的支付额占GDP的比重预计大约在2.4%-3%。可见加拿大非常重视养老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著名的英国卫生服务体系(NHS)也是覆盖英国全体国民的非缴费型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且医疗费用开支的控制在世界各国中也处于领先的地位。英国NHS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的非缴费型模式,英国居民或在英国合法居住的外国人都可以到公立医院免费享受医疗服务,费用几乎全部由国家税收承担。医疗服务主要分为基础医疗和医院医疗两级,平等的向各个阶层开放,无论是贫困人群还是富有阶层。在此基础上,针对医疗服务的多样化需求,大约有12%的人群拥有私人保险,可以选择到私人医院就医。由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英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占当年GDP的9.6%,在平等和控制医疗费用开支方面成绩显著。在世界范围内170多个实行养老金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中,建立非缴费型的养老金制度的大概有35%左右,达到60多个,其中统一的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国家14个左右,其余的大都为收入调查型。可见当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理应建立一个保障全体国民最基本老年生活的、医疗服务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我国社会保障目前达到了制度上全覆盖的阶段,但无论是城镇职工养老或医疗保险还是新农保新农合都属于缴费型制度,只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五保户等社会救助制度作为非缴费型制度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由于我国所有的政策都是缴费关联型的,所以导致政府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和农民处于不同的制度体系中,缴费与领取的水平也相差甚大,作者认为需求多样化引导的制度多层次是必要的,但建立起一个统一的非缴费型的保障国民最基本的养老、医疗需求的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最基本支柱也是值得考虑的。

三、我国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议

(一)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学术界通常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或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主要指标,但“社会保障”一词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完全相同的含义,所包含的项目也不完全一样,所以统计口径的不同造成很难准确的比较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所占GDP比重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由于社会保障中最重要的两大项目是养老和医疗,所以本文就以各国政府对养老和卫生的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进行比较。表1选取了OECD国家中的五个国家与中国做比较,在现有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国家的养老、医疗支出占GDP比重都是逐年上升的,但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占比就逐渐稳定了,德国甚至出现了小幅度的下跌。中国公共卫生和公共养老的支出占GDP比重远远低于其他国家。据201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2012年公共卫生支出和公共养老支出分别占当年GDP的1.40%和3.22%,即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国家存在差距,但远远低于其他国家1995年的支出占比就足以说明我国在公共卫生和公共养老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是十分低的,相反也说明我国以平等原则为出发点构建适度普惠型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有财政支持空间的,因此目前我国的支出占比亟需提高。

(二)以平等为原则优先构建人人享有的零支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既然财政有空间为国民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基金,那么从正义、平等的制度设计价值观出发,理应优先构建一个非缴费型的零支柱社会保障项目,尤其是养老和医疗项目。目前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上实现了全覆盖,但由于都属于缴费型项目,在执行时仍然会因缴费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而导致部分人群处于完全没有养老保障的状态。例如一些微小企业逃避为员工缴纳保险费,农民工因制度分割参保混乱。另一方面是制度本身就因不同人群分为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各个群体因为缴费不同而领取的养老金不同。新农保的保障水平尤其很低,但即使是这样低的保障水平仍然需要农民或其子女缴纳保险费,作者认为意义不大。国家应该建立零支柱非缴费型养老保障项目,在这一支柱下,所有中国国民达到一定年龄时(64或65岁),均可申请获得相应的养老金,与其退休前是否有工作或工资多少都不存在关联。当然零支柱养老保障水平应该仅仅限于保基本,保障全体国民老年时可以获得最基本的收入。在此基础上构建缴费型的一、二、三支柱养老保险,依据个人或缴费水平的高低来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多样化需求。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上同样也实现了全覆盖,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三者都是缴费型医疗项目,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部分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人群。看病就医属于人的基本权利,如同英国的非缴费型的卫生服务体系免费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医疗卫生支出也并没有使得财政负担很重,反而对医疗费用增长控制得很好。目前我国公共卫生支出仅占GDP的1.4%左右,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相比相距甚远,理应加大投入,优先建立全民免费基础疗,在合理分布全国医疗资源的前提下,所有公立医院、社区服务站和乡镇村卫生所积极有效地为所在区域范围内的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保障最基本的病种可以及时有效地在基层解决。只有每个国民平等地享受到可及的最基本的医疗服务,才能有效地减缓小病不看拖成大病和看不起病的现象出现。

四、结语

人权宣言提倡人生而平等,提倡人人都应拥有基本的生存权,但事实上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存在的,人们追求的只是相对的平等。作为保障人们生老病死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同于其他功能的制度,它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安全网,理应从平等原则出发,在现有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构建非缴费型零支柱社保,尽量使人人平等地享有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在此基础上再构建满足不同群体不同需求的其他与缴费关联的社会保障支柱,逐步形成一个包括非缴费型和缴费型在内的多支柱的适度普惠型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论文范文第8篇

1.不断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

提高基金支撑能力和待遇水平根据大庆市目前情况,要针对以下群体重点开展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工作:首先要做好城镇就业群体的参保工作,重点是灵活就业人员、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和农民工;其次是对于目前实行自愿参保原则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强化政策激励作用,通过给予残疾人等特殊参保群体更多支持来引导更多符合条件的群众,使之积极参保、长期参保;另外,通过实行先保后征,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进一步完善,其合法权益得以切实保障。采取目标考核、部门联动、督导检查、经费保障和奖励机制等行之有效的扩面工作方法,进一步加强社保、地税部门间的协调、沟通,确保基金征缴计划的落实和全年征缴任务的完成,努力扩大基金结余,提高基金支撑能力。

2.继续解决城镇老年居民的养老保障问题

逐步建立完善增长机制。按照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对城镇老年居民没有固定收入人员不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各级财政按定额发放养老补贴的方法解决城镇老年居民的养老保障问题,补贴标准按70、80元/月确定,以后根据工资、物价等因素适时调整,逐步建立完善增长机制。

3.加快推动制度改革

实现新老制度的合理衔接与平稳过渡“十二五”期间,为适应人员流动需要,实行统账结合的基本制度,以重点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使之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同步;强化激励机制,使基本养老金待遇、缴费时限及数额联系更紧密;针对机关事业单位特点,施行补充养老保险办法,达到多层次保障;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逐步过渡,做到制度合理衔接及平稳过渡,保证原国家规定待遇水平不降低。

4.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

搞好与相关制度的衔接和政策配套。一是制定社保政策衔接办法,解决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保政策间的基金结算问题,在省一级统一规范转换流程和操作办法。二是改进养老保险金的计发办法,承认不同时期形成的农村居民养老保障权益,对其进行分段累积计算,并在养老金待遇中予以体现。三是解决地区间社保关系接续转移问题,提高统筹层次,加快省级新农保统筹步伐。

二进一步健全完善医疗保险制度

1.渐进式地实现市级统筹大庆的实际情况

有其特殊性———地企、市内与四县的差距过大。市级统筹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居民医保市级统筹;二是职工医保市级统筹,黑龙江省提出市级统筹是“因地制宜、探索多种途径、基金共济、分级管理、预算调剂和运行一体”。也就是说市级统筹也可以理解为政策趋同,建立基金调剂制度,在分层次的基础上渐进式地实现市级统筹。

2.加快整合管理部门

结束群龙治水局面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险,真正理顺社会保险的服务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就必须解决多头管理问题,充分整合各类管理资源,以建立起统一规范的医疗保险管理体系,统一基金管理和服务项目,明确部门性质和人员配备,全面加强医疗保障水平。

3.逐步建立财政支持长效机制

使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要通过政府财政来注入引导资金,使具有财政支持长效机制的稳定的医疗保障制度真正形成,以增加财政支出当中医疗保障支出比重,特别是要增加对低收入及无收入等特殊困难群体的补贴比重,不断减轻参保人员,特别是大病患者的负担。

三切实提升社会保障管理及服务水平

1.不断加强社会保障信息化水平

一是进一步完善服务模式,积极推进参保单位网上申报业务,力争全面启动个体养老保险银行代收业务。形成更亲民的柜面服务、更方便的网点服务、更强大的网络服务。二是加快社会保障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做到全国联网、项目齐全、及时准确,确保保障对象的待遇支付。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满足信息化管理硬件需要,组织专人开发功能完备、使用方便的各项保险管理软件,提高支付效率以及信息化服务水平,以信息化带动各项保险管理规范化、高效化发展。建设各项保险网络服务大厅,提供便民服务,满足参保人员查询、缴费、报销等需要。

2.不断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化水平

一是通过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强化各业务环节之间的制约,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规范和优化社会保障管理服务流程,把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建设的重点放在基层。二是加快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建设步伐,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职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加大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力度,加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能力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勤政、廉洁、务实、高效的人才队伍。

社会保障论文范文第9篇

二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依轻重缓急优先保障社会救助和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一个长期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社会救助、医疗保险、灾害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的内容,分别实现不同的保障功能。在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安全网”首先是针对贫困所建立的社会保障,消灭绝对贫困现象是建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因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分轻重缓急。其中,包括低保、五保在内的社会救助是保障农民以及特殊人群基本生存权利的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应当优先予以考虑。同时,当前农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相对突出。“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得了阑尾炎,白种一年田”,“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针对这种现象则要给予医疗保障足够的优先地位,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三要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控制医疗成本,提高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障水平。当前,农民就医的费用和成本较高。有效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是保证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农村基层卫生网络的建设是保障成本控制的方面。要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改善基层卫生服务设施,提高基层卫生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基层医疗机构的功能,合理引导农民就医选择,减轻不必要的医疗负担;探索有效的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有效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形成的医疗机构诱导需求和过度供给问题;引进竞争机制,建立定点医疗服务机构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消除定点医疗机构的垄断地位;加强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考核、管理体系建设,采取综合措施有效约束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行为,规范新农合药品目录、制定诊疗规范,限制就诊价格、加强处方监管,促进合理用药、合理诊疗;推行信息化建设,实施网络监控、动态跟踪和预警控制,提高管理能力和内部运行效率,有效降低筹资、运营和管理成本。

四要提高统筹层次,增强互济功能,推进农村大病医疗保险,降低农民因大病致贫风险。现在农民最怕的就是大病,大病对农民的医疗压力最大。《2008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住院病人平均医疗费用为4,973.8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140.4元。大病的风险最大,据专家研究,农民医疗费用如到个人年收入的70%,就可能因病致贫。推进大病统筹体现了农村合作医疗的互助共济特性,增强了农村居民应对巨大疾病风险的能力,有效化解因病致贫风险。推进大病统筹,提高保障水平,大病的省级统筹最关键。提高统筹层次,可以分散风险、增强互济功能,提高保障水平;有利于加大基金调剂,减少区域差异,促进社会公平;可以减少管理环节,降低管理风险。在推行省级统筹的过程中,要注意调动市县的积极性,建立有效的责任分担机制。

五要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对不同的农民工群体区别对待,让完全市民化了的农民工进入城镇居民社保体系,率先实现农民工社保的城乡一体化。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长期被排斥在城市经济的体制之外,城市“取而不予”,企业“用而不养”。为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与这一群体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当前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分化,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保制度,必须坚持分类指导。第一,对完全市民化或城市归属意愿强烈或有正规和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可直接纳入城市社保体系。比如那些已经成为城镇私营业主的农民工,他们早已熟悉城市生活,融入城镇已经相当容易,市民化可能只是形式上的问题,成本较小;新生代农民工淡化了对乡土的认同,并尝试去认同城市社会,并且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历,也不再适应农村生活,具有十分强烈的城市归属感。第二,对回流性强的农民工,要保障其在城市的基本生存,在以较低标准和流动账户来实现回乡后的保险转换。例如,对老一代农民工,其进城务工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而且他们的观念仍然是典型的传统农民思维方式:乡土观念十分浓厚,土地是最根本的保障,因而回流性很强。第三,对一般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可设计“便携式”个人账户,降低参保门槛,建立社会统筹部分随个人账户转移的制度,提高参保积极性。

六要理顺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探索不同制度之间的衔接与融合。当前,农村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分属多个政府部门管理,存在职能的交叉,形成了“多龙治水”的格局。比如,低保、五保等社会救助工作归属民政部门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归属卫生部门管理,社会养老保险则又归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理,此外,农业、扶贫部门也分管不同保障制度。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医疗保险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运行。因而,这种多头管理、多种制度框架的格局,不利于保障资金统一管理和使用,而且还会形成重复参保与低效率的现象。在分治格局下,在外务工农民工、在外的农村学生不仅要参加当地农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而且还有可能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就造成了重复,甚至还会形成部门间争夺参保对象的现象。在医疗保障方面,涉及到人保部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卫生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民政部的医疗救助。当前大部分农民工被纳入到农民新型合作医疗的制度框架下,按照“原籍参合、原籍报销”的办法,农民工有可能成新农合普惠的盲区。如何实现部门问的协调、制度间的衔接显得十分重要。这里,要加强部门之间在财源、信息和管理方面的协调与配合,探索制度问的衔接与融合。

摘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六个方面入手:加大农村社保投入,先保障社会救助金和医疗保险,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推进农村大病保险,实现农民工社保城乡一体化,理顺社保管理体制。使农村社保发挥“民生安全网”、“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社会保障论文范文第10篇

里斯本战略的起草人罗得里格斯MariaJoaoRODRIGUES在她的报告中指出,欧洲社会模式面临的主要挑战有: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压力,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人口日益老龄化,新家庭模式,欧洲一体化进程等。面临挑战,欧洲社会保护模式需要进行根本的结构变革。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激发个人的主动性,同时使个人在使用各种社会福利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压力,需要把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置于优先位置,使人们具有劳动的积极性而不是仅仅依赖社会福利,以减少失业,强化社会保护体系的财务基础。针对老龄化,欧盟要实施积极的老年保障政策,引入弹性退休时间制度,为人们继续工作提供更多的激励,减少提前退休现象。同时,要保障养老保障的财务负担在不同代际之间的平衡,需要更加仔细地设计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之间的平衡。面对家庭模式变迁,要扩展家庭服务范围,使工作时间更具灵活性以保证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平衡。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一方面要为欧盟共同市场内部建立一个基础法律框架,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一标准与各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有机协调起来。

欧方学者对里斯本战略的基本原则表示赞同。但如何落实里斯本战略,还需要各成员国从本国实际出发,在协调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进行。欧方专家认为,欧洲社会保护模式改革的直接动因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而不是为了降低目前各国社会保障的水平。与贫困做斗争,促进经济社会之间的良性发展,本身就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支柱。社会保障制度保证了欧洲人享有较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欧洲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在这方面的作用值得借鉴。但是,欧洲社会保护模式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在老年保障制度建立初期尤其是在战后经济繁荣时期实施了刺激提前退休的养老金政策、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这一政策在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显现了一些不良后果,因此不得不进行改革。延迟退休年龄,延长工作年限,激活接近退休年龄阶段的劳动力继续留在或者返回劳动力市场,是从北欧开始的一个改革措施,已经逐步向各成员国扩展。提前退休制度的改革是应对上述挑战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从欧洲可以借鉴的一个教训。职工提前退休,不仅减少劳动供给和养老金的积累,还提高了养老基金赡养比例并使老年保障水平难以提高,加剧了老年保障负担。欧洲目前已经注意促使50-67岁的人口继续参与劳动,这是中国可以从欧盟学习的一个经验。

在建设多支柱老年保障体系方面,曼海姆大学老龄化研究所所长苏潘AxelBORSCH_SUPAN教授认为,老年保障体系必须走向多支柱,否则难以应对老龄化的危机。目前欧洲老龄化是人们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的共同结果,传统的老年保障制度难以适应这个变化,因为很多问题是制度本身随时间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延长退休年龄,还必须建立合理的养老金结构,以保证制度具有财务上的可持续性。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新加入欧盟的新成员国已经根据世界银行推崇的“三支柱”养老保障模式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要建立全面覆盖的老年保障体系,仅仅依靠“三支柱”是不够的,因为总有一些社会成员难以覆盖在“三支柱”体系之内。因此,要实现养老金财务的可持续性及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双重目的,应当建立比“三支柱”更多的支柱,比如在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之外,还应当建立以税收为基础的社会最低养老金制度以及建立以家庭为基础的非正式老年保障体系。他认为这是“五支柱”体系,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比“三支柱”体系更有推广价值。

建立多支柱的老年保障体系将使在职人员为自己的老年进行积累和储蓄,这也意味着老年保障体系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或者积累制转变。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巴尔NicholasBARR教授认为,向部分积累制或者积累制转变的养老金有利于提高储蓄率以促进经济增长,并有利于实现不同代际之间的收入平衡。但是,建立了部分积累制或者积累制的养老金制度必须与有效的投资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上述作用,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与之相适应。如果不具备上述条件,建立一个空账运行的记账式积累制也是有价值的,这是一些欧盟成员国尤其是一些经济体制转轨国家的做法。这样做有利于明确个人的养老保障权益,实现保障模式的转换,又不需为账户资金(实际为空账)进行投资。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权益之计。针对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巴尔教授认为不同的养老金制度应当有不同的目标,中国养老金制度目前聚集的因素太多,不同地区之间还存在不同的供款制度,而且面临着资本市场不健全,储蓄率居高不下和经济体制转轨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账户部分转变为完全的积累制是否有必要值得研究。他认为,根据一些欧洲国家的经验,没有必要将个人付费的个人账户制度做成实际的积累基金,作为计账使用的名义账户可能更好。由于仅仅具有计账作用,因而不可能有实际的养老金基金收益。当然,这只是暂时的、阶段性的做法,希望对中国老年保障体系的建设有所借鉴。

一、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需要改革卫生服务模式和医疗保障制度

遍及所有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是欧洲社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欧洲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但是,由于医疗保障制度涉及医疗服务供需双方、经费筹集、质量监管、费用控制等多因素、多环节影响,使其成为十分复杂、管理难度最大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世界各国国情各异,医疗保障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千差万别。在欧盟内部,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模式(包括爱尔兰、丹麦、瑞典、芬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马尔他、塞普路斯等国)和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包括比利时、法国、奥地利、卢森堡等)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大模式。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糅合了上述两种典型模式的要素,同时又在某些环节上有所创新,形成了一些新的医疗保障类型,比如目前广受推崇的荷兰新医疗保险模式。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建立于1948年,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运行,体现了其优越性,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旨在为英国的全体国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由英国各级公立医院、各类诊所、社区医疗中心和养老院等医疗机构(也称为联合体)组成。这些医疗单位能够提供国民日常所需的医疗服务,能够满足大多数患者的需要。联合体通过健康中心和门诊部提供服务,有时还会到患者家中进行诊疗。这些预约和治疗都是免费的。支持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资金82%由政府财政拨款,12.2%出自国民保险税,其余部分来自社会及慈善机构的捐款和少量的非免费医疗收入。在医药管理方面英国实行医药分离制,除牙科收取少量治疗费外,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下的医院门诊基本上不收费,约85%的处方药免费。儿童、孕妇、一年期的哺乳妇女、60岁以上的老人、低收入者和欠发达农村地区人群一律享免费医疗。患者可以在国家医疗服务三级体系中得到医疗服务。一般常见病患者就医必须先到一级机构即基本护理机构(医疗保健和社会关怀在内的综合服务机构,数量最多,其资金使用约占英国卫生总预算的75%)看医生,然后根据病情的需要转到相应的上一级医院治疗。一级医疗机构在转诊的时候,如果认定病情复杂可以直接转给三级,而二级医疗机构也可以转给三级。地区医院(第二级医疗机构)通常就是这个地区的医疗中心,而地区医院有的是好几家,由同一套管理层管理。地区医院接待医治从第一级机构转诊来的患者。三级医疗机构是教学医院,以紧急救治和重大疑难病医院为主。卫生部是最高决策和管理部门,负责统筹规划英国的整体医疗发展蓝图,负责医疗服务战略制定和管理。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的运转费用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在控制费用方面具有很硬的约束机制,英国医疗费用在欧盟内部和发达国家中几乎是最低的。

英国模式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是,一些专家学者也批评了英国模式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转诊看病等待时间长,医疗服务总体质量有待提高。不少患者为了及时得到治疗只好选择私立医院,近13%的公民购买个人医疗保险。在控制费用与保证医疗服务的高质量的平衡方面侧重于控制费用,对其他欧洲国家来说,英国模式在保障患者的医疗服务质量方面并不高。由于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工作积极性不高,各类医疗事故索赔案件不断增加,导致非正常开支过高。2003年理赔金额高达40多亿英镑,且以每年12.5%的速度增加。另外,根据2003年通过的“基础医院法案”,英国对基础医院的管理监督权下放到由选举产生的各社区代表委员会管理,同时允许基础医院向私营者融资、投资、借贷以及高薪引进优秀医护人员。这些改革措施的方向受到质疑(担心导致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瓦解和私有化),其实际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实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其基本原则是通过这个体系实现团结、互助、社会共济。该制度以法定医疗保险为主、私人医疗保险为辅两大系统组成。凡收入在一定标准之下的人都有强制性参加法定医疗保险的义务,收入超过该标准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加入法定医疗保险或私人医疗保险。参加法定医疗保险者保险费由雇员和雇主各付一半,按照一定百分比从工资中扣除。缴费基数设有封顶线和保底线,即超过封顶线的部分不再征缴,工资收入在保底线以下的可免除缴费义务。儿童原则上跟随父母名下,不需要缴纳保险金。政府每年根据情况对封顶线和保底线的标准进行调整。保险费取决于投保人的经济收入,收入多者多缴,少者少缴,无收入者不缴,但投保人享受的医疗服务没有不同。法定医疗保险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各种预防保健服务、各种医疗服务、各种药品及辅助用品费用、各种康复等等。保险公司还承担疗养的全部或部分费用,支付最长78周的病休补贴,以及就医部分交通费用等。

德国的医疗保险体制曾被德国人引以为骄傲。一是保障水平高,二是服务质量好。但由于德国经济近些年来发展缓慢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德国的医疗保险体制也暴露出很多弊端。在这种“吃大锅饭”体制下,投保人、医院、药房、保险公司都没有降低医疗费用的意识,结果是医疗费用年年增长,保险费率也年年增加。收缴保险费的增长速度赶不上医疗保险费用支出的增长速度,法定医疗保险公司赤字严重,不得不靠财政弥补。汉堡大学冈特。丹纳教授认为,目前仅德国法定的各种医疗保险基金会每年支付大约1500亿欧元。加上约10%高收入人口的医疗保险,德国医疗费用已经超过GDP的10%,已经成为一个成本仅次于美国的运行体系,并成为德国经济的沉重负担。近年来,德国政府通过了不少新的医疗改革方面的法律,尝试对医疗保险体系进行革新,主要强调增加国民的“自我责任”,要求投保人个人分担部分医疗费用,但在具体改革措施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分歧,能否进行下去还有不少障碍。从德国医疗体制上,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也不少。一方面,要扩大医疗保障的覆盖面,尽量促使人人享有医疗保障,真正实现人们共享发展成果。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控制医疗费用的不断攀升。否则,在人口日益老化的情况下再进行旨在降低医疗费用和医疗待遇水平的改革,难度极大。

面对英、德两国医疗保障体系出现的问题,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和医疗费用持续上涨的压力,欧盟各国都试图从本国实际出发进行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荷兰就业和社会事务部的让。郎格恩(TheoLANGEJEN)介绍了荷兰社会福利尤其是医疗保障体系改革的情况。面对人口老龄化压力,改善就业市场,一方面严格55岁-60岁人群的退休制度,另一方面提高就业率尤其是促进妇女和移民妇女就业,以减轻社会保障系统的压力。在健康保障方面,传统医疗保障由政府提供公共资金,经常导致卫生机构费用和卫生服务设施不足,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如何在适当控制费用的前提下提供较高质量和恰当的服务,是荷兰政府进行医疗改革的目的。事实上,医疗保障体系不会自动最佳,必须在保险公司、医疗服务体系和参保人之间进行恰当的安排。荷兰新的医疗保险改革法律规定,所有人都必须根据收入状况(低收入群体通过个人收入退税机制参加)参加法定医疗保险(过去20%的高收入群体可以选择不参加),其目的是使富裕人口参加法定保险,保证医疗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所有人都得到公平的医疗服务。为了促使保险公司节约费用、提高服务质量,荷兰政府规定,投保人可以自由选择保险公司,2006年约有20%的投保人改变了保险公司。在医疗服务方面,确定重要疾病的标准化保单,建立费用风险分担体系。承担风险较高的公司及时得到适当的补偿,鼓励保险公司正确评估风险状况,增加了医疗保险风险的透明度,使保险基金更加关注风险控制而不仅仅是费用控制,促使医疗服务机构更加关注疾病预防、基本保健和总体费用的控制。医疗保险体系改革的重点是在保证提供优质医疗保护的前提下,强化市场竞争的作用,形成受到监管约束下的市场化结构。

荷兰新法律是2006年1月1日开始生效的,目前评价其效果为时尚早。荷兰医疗改革是在医疗保险机构之间引入竞争机制,试图用新的方式将私营公司、市场效应和社会公平结合起来。这种出发点是好的,这也是中国今天医疗卫生改革必须借鉴的。医疗服务等公共服务改革面对着两个基本命题:公平和效率。前者是公共服务的基本特征,而后者则是公众为这项服务付出的代价。如果把医疗服务变成一个政府包底的全民服务,这很好,不过代价很大,甚至会无限大,这样做能解决公平的问题,不过,不能解决效率的问题。但是,如果仅仅为了控制政府的财政成本而减少甚至弱化对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可能使“这项改革的所有指标都实现了,惟一失败的是民众”,也就是说将导致牺牲公平并最终影响效率的后果。

二、欧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些启示

欧洲在几百年工业化之后尤其是近100多年来,通过不断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了现代福利国家和遵循社会团结理念、协商对话和互助共济机制的欧洲社会模式,这对中国和谐社会建设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

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要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但是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有机协调起来。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达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必须纳入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层面考虑,纳入新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考核指标之中。我们目前仍处于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意味着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和建设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今后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欧洲经验表明,促进就业的失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具有持续性的老年保障制度,维持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医疗保障制度,作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三大支柱,需要紧密结合现实进行及时有效的改革。改革要遵循几大原则:公平与效率兼顾、不能偏废;政府主导与市场及社会力量协同配合;普遍覆盖与激励贡献有机结合等。

从欧洲社会保障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可以看出,社会保障必须覆盖到全社会,哪怕是外来移民甚至国际移民。如果覆盖面有缺口,不仅有违社会保障制度的宗旨,也将限制其作用的发挥。借鉴欧洲经验,我国目前应当把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作为首要目标。在这方面,政府应当承担更加积极的作用,加大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投入(社会保障支出占GDP和财政的比例应当进一步提高),尽快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和“人人享有社会保障”。

在老年保障方面,中国家庭体系的至关重要作用仍需要重视和强调。但是,鉴于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巨大的发展差异以及经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不能把全部力量放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家庭老年保障制度这两个重点上,必须树立“多支柱”(不是仅仅拘泥于“三支柱”理论),加快制定符合多支柱老年保障体系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其中对高龄老人尤其是贫困老人实施以国家税收(或者以收入为前提的社会保障税)为基础的国家基础养老金制度,这应当成为我国完善社会养老体系的重要支柱而加紧推进。上海市2006年已经开始实施这个制度,应当认真总结其经验,提出切实可行的推广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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