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理论范文

社会保障理论范文第1篇

1.国家干预主义

所谓国家干预主义，是指一种主张削弱私人经济活动的范围，由国家干预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多种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职能的思想和政策。它主要强调自由市场机制的缺陷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弥补，表现在社会政策方面，国家必须负起“文明和福利”的职责，肯定政府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国家干预主义的社会保障理论主要有德国新历史学派、费边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瑞典学派、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等。

德国新历史学派催生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19世纪末，面对德国社会中存在的日益尖锐的劳资矛盾，一些学者提出了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由政府通过立法，实行某些社会政策，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待遇，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德国新历史学派就是由这样一批以鼓吹劳资合作、实行社会政策的经济社会学者所组成的。新历史学派又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有施穆勒、布伦坦诺等人。新历史学派的社会改良政策有两个支撑点：一是他们从伦理道德出发，认为劳资冲突不是经济利益上的对立，而是感情、教养和思想上存在差距而引起的对立。因此，在他们看来，劳资问题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而只要对工人进行教育，改变其心理和伦理道德的观点，便可以解决。二是他们的国家观。该学派主张国家至上，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负起“文明和福利”的职责。新历史学派的政策主张包括：一是国家的职能不仅在于安定社会秩序和发展军事实力，还在于直接干预和控制经济生活，即经济管理的职能。二是国家的法令、法规、法律至上，决定经济发展的进程。三是经济问题与伦理道德密切相关，人类经济生活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满足本身的物质方面的欲望，还应满足高尚的、完善的伦理道德方面的欲望。四是劳工问题是德意志帝国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五是国家应通过立法，实行包括社会保险、孤寡救济、劳资合作以及工厂监督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措施，自上而下地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新历史学派的政策主张被俾斯麦政府所接受，从而成为德国率先实施社会保险制度的理论依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1883年开始，德国陆续推出了《疾病保险法》、《工业伤害保险法》、《老年与残疾保障法》《孤儿寡妇保险法》等社会保险法典。新历史学派的主张后来经过制度学派而得以在美国发展，并得到欧洲一些国家的认可，这是西方国家初级的社会保障的思想基础。

费边社会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急剧尖锐化的产物，它试图用温和的、渐进的改良政策实现它所向往的“社会主义”。其价值观念是英国在二战后实施“普遍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础。费边社会主义是在“费边社”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费边社”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以研究和教育宣传为主要目的的组织，成立于1884年，其成员包括一批关心社会问题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著名的文学家伯纳德·萧伯纳、社会理论家悉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丝·韦伯夫妇等。他们以古罗马名将费边作为学社名称的来源，意即师法费边有名的渐进求胜的策略。公元前217年，费边接替前任败将的职务，迎战迦太基的世纪名将汉尼拔。费边采取了避其锋芒，改用迅速、小规模进攻的策略，从而达到既避免失败又打击对方的目的。经过八年的苦战，费边终于击败了汉尼拔。从此费边主义成为缓步前进、谋后而动的代名词。费边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总的来说是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这种学说是建构在对国家的高度信任的基础上。其基本信念认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渐进而必然的转变过程。他们看到英国民主的扩展以及劳工组织的发达，足以促成必要的社会改革，因此排斥马克思阶级斗争及激烈革命的观点，改采民主温和的方式，企图以国家作为推动改革的工具，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工业国有化，以及由国家实现各种社会福利。其社会改良思想包括：国家是个理想的、为社会服务的工具；社会仅靠市场力量进行分配是不够的，政府的任务是调整市场制度造成的不公正，以一种集体的精神关心社会的福利和平等。费边社认为社会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它是“医治有缺陷的工业组织和极端恶劣的财富分配办法所引起的疾病的良药”。费边社会主义有三个基本的价值理念即平等、自由和互相关怀，平等有利于社会的整合，自由可以使公民实现自己的生活价值和目标，互相关怀能够弘扬利他主义，促进社会和谐。费边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价值理念表现出强烈的集体主义倾向，其主要观点，一是从社会有机体的理论出发，认为社会中的人应在平等的基础上保持协作关系，贫富收入不宜过分悬殊，强调要提高国民素质必须保证国民基本生活标准；二是从平等、自由、民主、协作与人道主义的社会价值观推论出每个公民都应该享受最基本的文明生活，摆脱贫困，过上具有人的尊严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三是认为政府是一种理想的可用来为社会服务的工具，政府有责任和义务组织各种社会服务，采取各种手段改善国民的社会福利。费边社会主义者由此提出了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有着重要影响的主张，如国家最低生活标准、资源的社会管理、以累进税缩小贫富差别、整顿教育等，这些措施在费边社的努力下，通过一个一个的法案落实到国家立法中。费边主义者还参与协助了英国工党的成立，并成为工党中颇具影响力的会员，为后来英国工党的社会政策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当然，费边社的渐进社会主义主张也招致了当时其他一些知识分子的嘲笑，但费边社在承受着嘲笑的同时，坚定的朝着与嘲笑者相同的目标前进。

福利经济学是最早对社会保障进行经济研究的学派。福利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形成于20世纪初的英国，后来在美国、瑞典、法国等国得到传播。福利经济学分为新旧两派。旧福利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的庇古。庇古主张国家实行养老金制度和失业救助制度，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保障经济理论。庇古认为，福利是指个人获得的某种效用与满足，它们来自对财物、知识情感、欲望的占有和满足。而所有社会成员的这些满足或效用的总和便构成社会福利。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大和国民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是检验社会福利的两个标准。依据边沁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这一功利原则，庇古假定在收入分配中有一个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起作用。同样一英镑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镑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镑收入的效用。一个人越富裕，它用作消费的收入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小。相对富裕的人失去一定数量的收入，从满足本身需要的角度来说，对他只是比较微弱的牺牲；而相对贫困的人，如果获得同样数量的收入，就能满足他比较迫切的需要。因此，他认为，把收入从相对富裕的人转移到相对穷人的手中，从整体来说，就一定能够得到更大的满足，会增加一国的经济福利。其主要主张是：一是增加必要的货币补贴，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使劳动者的患病、残疾、失业和养老能得到适当的物质帮助和社会服务；二是向收入高的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向低收入劳动者增加失业补助和社会救济，以实现收入的均等化，从而增加普遍的福利效果；三是普遍养老金制度，或按最低收入，进行普遍补贴的制度，通过有效的收入转移支付实现社会公平。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收入均等化”的，但庇古提出转移性支付以及一些改革社会福利的理论几经演变并广为流传，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38年和1939年及其之后，英美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旧福利经济学作了重要补充与修改。到50年代，西方经济学在批判和吸收庇古旧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也即现代西方福利经济学。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A.萨缪尔森、J.R.希克斯、A.伯格森、A.P.勒纳、西托夫斯基、艾伦、李特尔等人。新福利经济学家运用“序数效用论”、“帕累托最优”、“补偿原理”、“社会福利函数”等分析工具来说明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通过个人福利的最大化来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以此实现社会福利的极大化。当一国的经济福利总和增加时，整个社会的福利保障水平也就随之提高。新福利经济学认为，最大福利的内容是经济效率，而不是收入的均等分配。所谓经济效率，是指生产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适度状态，即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又称帕累托效率。当资源得到最适度配置时，经济就是有效率的，因而才能达到最大社会福利。新福利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二是提出了社会选择理论；三是对市场失效与政府作用进行了研究。自从福利经济学产生以来，其理论虽然经过了一些变化，但新旧福利经济学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学说、消费者“自由选择”学说和自由竞争学说之上的，都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论证竞争市场的有效性及其例外得出了福利经济学的第一个基本原理，即竞争的市场注定是帕累托有效的。二是认为政府通过采取适合的收入分配政策能够有效地矫正“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或帕累托最优，得出了福利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定理。福利经济学的这些理论为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瑞典学派开创了以国家干预实现“充分就业”和“收入均等化”的瑞典社会福利模式，成为独特的“混合经济”的“福利国家”。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它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其代表人物有大卫·达维逊、古斯塔夫·卡塞尔、克努特·维克塞尔、伊里克·林达尔、阿萨·林德伯克等瑞典经济学家。瑞典学派的理论和政策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依靠政府的干预，通过宏观经济调节的方式来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以实现“充分就业”。他们提出了货币均衡论，对经济周期进行了解释，提出了通过调节利息率克服周期波动。二是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实现收入均等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是优越的，通过竞争能促进生产，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有缺陷，它必然带来贫富悬殊、阶级对立，因此应对其进行改革。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主要是利用累进所得税以及转移性支付，举办社会福利设施，使社会各阶级、集团之间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通过再分配趋于均等化，保障国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从而实现收入的平等。瑞典学派认为实行“混合经济”具有其优越性，因为私营经济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公营经济注重的是社会公平，通过两者互补，既可以实现经济发展，又可以保持社会安定。“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理论是瑞典福利制度的理论基础，其代表人物是瑞典学派最新一代代表人物阿萨·林德伯克。他认为，瑞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制度，既不属于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即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上保留西方的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实行国有化、福利国家和市场经济三者结合的制度。这里的“福利国家”，主要是指收入再分配政策，同时主张政府稳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早在克努特·维克塞尔的著作中就已提出收入再分配的主张。维克塞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各阶层的利益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而是会发生抵触的，财产分配的不公平就能说明这一点。因此，他说，“我们一旦认真开始把经济现象看成一个整体，并为这个整体寻求增进福利的条件，就必然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考虑。”维克塞尔主张改革当时的瑞典经济制度，改善无产阶级的现状，增进全社会的福利。例如，他提出要扩大公共经济成分，由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弥补由于根据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进行初次分配时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维克塞尔同庇古一样，也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出发，来论证收入再分配。庇古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得出了国民收入平均分配的结论。维克塞尔也同样认为，应当由社会规定适当价格和最低工资，以提高穷人和富人的交换能力，从而增加社会总效用。瑞典学派强调收入和财富分配均等化，主张用累进税率来解决分配问题。他们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把福利普遍给予社会的成员，使人人得到幸福。为此，国家应当担负起环境保护、公共产品和劳务的供应、经济稳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等方面的责任。瑞典学派不仅在理论上为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而且其政策主张在实践上也得到了应用。由此，瑞典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走上积极稳定政策道路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典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同凯恩斯主义一样，受到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经济学界的日益重视。

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基础建立了其社会保障经济理论——有效需求理论。针对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1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运用总量分析方法，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相应的国家干预思想。凯恩斯的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需求价格与总供给价格相等，即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是一个国家的总需求或总购买力。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之间关系的变化，决定社会的总就业量。当总需求的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企业就要扩大生产，增加雇佣工人，社会总就业量就会增加；反之，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企业就要压缩生产，裁减在岗工人。这种总的、合理的供求关系就是有效需求。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基础正是有效需求原理，可用公式表示为：Y(社会有效需求)=C(居民有效需求即消费需求)I(资本有效需求即投资需求)。凯恩斯认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后两者的不足又是由三个心理法则所决定的。这三个心理法则是消费倾向法则(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资本边际效率法则(预期利润率)和流动偏好法则(货币形式保持收入和财富的愿望强度)。消费倾向法则指消费增长落后于收入增长，从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法则和流动偏好法则指预期利润率偏低的趋势，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因而引起投资需求不足。由于三个心理法则的作用，引起投资不足，从而使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非自愿失业现象的存在。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主张确定经济政策的目标时要刺激需求，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他认为，在经济危机期间，资本家对未来丧失信心，而借贷投资又需支付利息，所以货币政策对刺激需求的作用不大。他提出，政府要积极干预经济，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实行赤字财政，即政府的财政政策应从传统的预算平衡思路中解放出来，走向主动的、积极的赤字预算，以刺激社会经济活动，增加国民收入。还可以实行适当的通货膨胀政策，即国家通过自己控制的中央银行系统增发纸币，扩大信贷，压低利率。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家预期纯利润将增大，从而会加大投资的欲望；另一方面，纸币流通量的增加造成物价上涨，这不仅压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相对地也提高了资本的边际效率，加强了投资引诱，而且令人们考虑到保持更多的现金是不聪明的，于是阻碍投资引诱的“流动偏好”将会越来越小，投资需求便会高涨。除了通过税收政策鼓励资本家投资外，政府要直接兴办公共工程，扩大社会福利设施，增加消费倾向，达到足够的总需求和充分就业，消除和缓解经济危机。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中，社会保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主张通过累进税和社会福利等办法重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还提出消除贫民窟，实行最低工资法，限制工时立法等主张。他倡导积极国家，反对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强调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占绝对主导地位，成为建立国家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资本主义各国制定公共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人们把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称誉为经济学中的“凯恩斯革命”，有人甚至把凯恩斯说成是“经济学领域的哥白尼”。在社会保障制度理论方面，凯恩斯主义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直接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保障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

新剑桥学派以维护“凯恩斯革命”的理论正统为己任，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新的收入分配理论。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皮罗·斯拉法、卢杰·帕西内蒂等，这些主要代表人物都在剑桥大学任教，但他们又都背离了旧剑桥学派的经济主张，所以称为新剑桥学派。在这些人物中，琼·罗宾逊尤为著名。她早年是凯恩斯的学生，后来又和他长期共事，过从甚密，在学术观点上受凯恩斯的耳提面命，因此，她以凯恩斯的嫡传弟子自居。新剑桥学派首先认为，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不合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顽疾；并进一步认为，由于国民收入是由劳资双方的收入所构成的，并且工资和利润是对立的，从而导致了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具有不公平性和不合理性。其次，他们否定新古典学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把改善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实行收入均等化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其他目标均处于从属地位。最后，他们认为，国民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分配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才能解决，因此，他们主张国家必须采取分配政策，使国民收入再分配趋向合理和公平，使个人收入趋向均等化。这样，就能保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新剑桥学派的具体主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行累进的税收制度来改变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状况。累进的税收制度可以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一些收入不均等的状况。第二，实行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以消除私人财产的大量集中，抑制社会食利者阶层收入的增加。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这一税收方式将所得到的财产用于社会公共目标和改善低收入贫困阶层的状况。第三，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对失业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以便使他们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并能从事收入较高的技术性工作，从而拉平一些收入上的不均等状况。此外，国家还可以通过预算给低收入水平的家庭以一定的生活补贴，增加他们的收入。第四，制定适应经济稳定增长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平衡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增长率来制定实际工资增长率政策，以改变劳动者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相对份额向不利方向变化的趋势，从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渐扭转分配的不合理。第五，实行进出口管制政策，利用国内资源优势，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以便为国内提供较多的工作岗位，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第六，政府运用财政预算中的盈余来购买私人公司的股票，把一部分公司股份的所有权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从而抑制食利者阶层的收入，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虽然新剑桥学派并没有提出如何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但其分配均等化主张大大促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尤其对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新剑桥学派的理论对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社会保障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其制定社会保障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

2.经济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以亚当·斯密“无形的手”的理论为基石，认为市场机制具有完美的自动均衡能力，一切生产要素及其价格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完成均衡。任何外在的人为的影响，尤其是政府的各类调节企图不仅不会使情况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坏。因此坚持以“市场”为第一性，排除政府行为的影响就成了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充当经济的“守夜人”。经济自由主义实际上可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于18-19世纪，其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边沁、穆勒，主张自由竞争，强调国家不应干预经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整个19世纪引导着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早期。到20世纪70年代，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倡导市场经济及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认为自由是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任何干涉的经济自由主义(政府的“守夜人”角色)。斯密认为，人的本性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利己主义，每个人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就是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的实现。在市场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这种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个体经济行为的集合，可以达到社会利益

的最大化。因此，斯密坚持让资本主义经济自行调节，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向前发展，坚决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主张对内应实行自由竞争，对外应实行自由贸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摆脱了重商主义时期的幼稚阶段，已经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斯密从理论上表达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这样一种信念：没有封建君主制国家的干预，自己可以更好地管好自己的事务。这时，封建君主制国家逐渐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古典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放任主义，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对社会救济持否定态度，其社会保障思想主要包括两点：第一，贫穷与懒惰有关，社会对于贫困的责任应当让位于社会对于穷人的压制；第二，济贫行为不是使穷者富，而是使富者穷，它能够制造出一个穷人的世界，使人人变得懒惰与傲慢，极易摧毁当时英国的制造业。当然，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这些观点仍然没有脱离新教教义“惩戒”的臼巢。

新自由主义主要理论流派有现代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等。

现代货币学派：现代货币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反凯恩斯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是密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反对国家干预，鼓吹自由放任的信条，认为市场自发力量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地趋向均衡。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都是由于实行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错误的财政金融政策造成的。他反对凯恩斯主义用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金融政策来消除失业，提出所谓“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所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按照这一概念，就业水平应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条件，而不应该取决于政府的就业措施。弗里德曼反对由国家运用传统的货币政策来调节货币流通量，主张实行所谓“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计可能有的经济发展速度大体一致水平上的货币政策。这种理论被称为货币主义。在社会保障方面，弗里德曼认为，高效率来自市场竞争，如果对低收入者给予“最低生活水平的维持制度”，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最终有损于自由竞争和效率，因此，弗里德曼反对对低收入者发放差额补助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完全取消又会遭到社会公众的反对。为了既救济贫困，又不损于竞争和效率，弗里德曼主张采用负所得税。通过负所得税，既帮助低收入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又不挫伤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供给学派：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反对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理论、特别重于供给方面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在美国，供给学派存在着“极端供给学派”和“温和供给学派”之分，极端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瑟·拉弗、保罗·罗伯茨等人。他们企图通过恢复金本位制来紧缩货币供给量，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率；主张对富人减税，刺激其增加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对穷人削减福利开支、刺激其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增加社会的有效供给和实现政府的预算平衡。供给学派对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起了较大影响，里根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主要就是根据供给学派的论点和主张。因此，西方经济学界有时把供给学派思想称为“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主要论点有：第一，减税不会加剧贫富悬殊。认为：持久地降低税率，将会刺激储蓄，提高储蓄率，从而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商品和劳务供给的增加，将会开辟新的税源，并使税收总额随总产量的增加而增加，财政将会保持收支平衡，一切经济活动将正常地、顺利地进行。减税政策就是长期的经济稳定政策。在他们看来，减税可以使富人更富，但同样能使穷人增加收入，所以那种担心减税有碍于“均等化”的顾虑是没有根据的。减税既可以增进效率(因为富人愿意投资，穷人又愿意加班、兼职)，又不会有碍于“公平”(因为失业者有工作可做，穷人能增加收入)。第二，社会福利的税收效果是，选择工作所获得的收入与选择领取救济金所获得的收入，两者在数量上非常接近。认为社会福利金、社会安全保障、失业补偿金所得转移的社会福利制度，实际上是“鼓励那些不工作的人，打击在工作的人”。如果说失业补偿有任何一点价值的话，并非是它能维持社会总需求，而是它能提供一个绝对的最低所得，使人们不致因不幸遭遇而挨饿。但是，当人们认为依赖失业补偿金为生胜于从事工作为生时，显然这就是对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重大扭曲。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和理念概括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崇尚自由，公开反对社会公平和分配正义。他们认为由市场带来的资源分配和财富分配是最为公平和有效的。任何人为的财富分配要求都会导致社会失去前进的动力。任何缩小贫富差距的分配正义主张，都会对个人自由造成极大的危害。第二，强调个人责任和市场作用的发挥，反对国家和政府的干预。在新自由主义者的观念中，自由与责任紧密相连，个人不承担责任，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自由。因此他们呼吁在社会保障制度中为个人责任的发挥尽可能留下空间，反对政府以激进税收之类的再分配手段对个人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第三，反对强制性保险，提倡有选择性的保障制度。哈耶克反对将强制性保险运用于国家控制的集权垄断框架之中，因为“它违背了秩序的自由性”。第四，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倡导社会保障领域内的竞争。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福利是“滞胀”形成的主要原因，应当减少社会福利。弗里德曼指出：“福利计划的主要祸害是对我们社会结构的影响。它们削弱家庭，降低人民对工作、储蓄和革新的兴趣，减少资本的积累，限制我们的自由。”第五，主张改革福利政策，实行激活性劳动就业政策。在工作日益变得不稳定、失业增加、贫困范围扩大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实行激活性劳动就业政策。激活性就业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严格失业保障资格申请，缩短失业保障期限，降低失业保障水平，并将保护性劳动就业政策与积极就业政策相结合，从而“激活”失业者，促使他们积极地重返劳动力市场，以工作代替福利。

3.中间道路学派

所谓中间道路学派，是介于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理论。作为一种学说或思潮，中间道路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1938年英国前首相麦克米兰出版了《中间道路》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走中间道路就是要对资本主义进行调节，这种受到调节的资本主义不仅使经济得到发展，还将为人民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中间道路学派认为资本主义是导致经济高速增长的最有效机制，但也存在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问题，导致了贫困、不平等和失业现象，而政府的行为恰好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来最大限度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自由市场和政府的联合可以使效率和平等达到最大化。他们既不同意完全的自由放任，也不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学派的主张；他们是反集体主义者，但不是反对国家干预者，因此，后人把他们称为中间道路学派。

中间道路学派的基本观点有三个方面：第一，强调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以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平衡。一是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麦克米兰等人认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都是一种极端的思想，适合社会需要的应当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更加温和的政策。所以，他们制定了一个经济重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对各种极端的思想进行妥协，其核心是由私营经济与公共经济组成混合经济。一部分经济可以直接由国家所有和控制，一部分经济可以由公共和半公共的机构进行管理。另外，在一些领域，市场规则发挥主要作用，私人竞争性公司只是接受公共部门适当的调节。这样，麦克米兰就把一定程度上的竞争与国家干预结合在一起了。二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平衡。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都不能凌驾于对方之上，具体到现实中，要根据当时的环境和需要来确定哪一个目标更重要，中间道路希望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社会政策需要经济政策的支持，同时，社会政策也应当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使经济能更快更好地发展，而不是仅仅追求所谓的高福利国家。第二，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支持再分配。中间道路学派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只有在社会中，个人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他们强调社会的整体性。为了使社会保持其整体性，必须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从社会方面看，当人们遭受痛苦的时候，国家必须想办法去减少和免除这些痛苦，如果政府不这样做，将有可能遭到人民的反对，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无秩序。在市场体系中，结果不一定是公平和公正的。当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的情况不可接受时，国家就应当进行干预，设法减少不公平和不公正。从经济方面看，生产、就业和社会安全有赖于消费者欲望的提高，但是，人工制造欲望以促进消费，天生具有不稳定性。这种欲望总有一天会因竞争的强迫性或人工制造需求能力的衰弱而萎缩下去，消费将随之下降，失业为之增加。要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就要把消费进行广泛的分配，使穷人也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第三，中间道路学派倡导政府参与下的福利经济的多样化。中间道路学派认为，国家提供的福利虽然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但可能会造成垄断和服务的低效率，因此，他们希望私营部门和志愿组织的加入使社会服务领域变得多样化，通过充分的竞争使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有所提高。无庸置疑，由于利益的驱动和竞争的刺激，私营部门总是比公共部门更有效率，但是，在所有公共部门都实行市场规则似乎也不大可能。所以，中问道路强调混合的福利经济，认为国家提供的福利应当成为混合福利经济的一部分。在这个混合经济中，无法由私人完全提供的服务交由国家完成，能够由私营部门完成的就由他们去做，在国家提供服务的领域，私营部门也要同政府在服务质量、效率等方面展开竞争。中间道路鼓励私人的、志愿的和家庭的服务形式，认为它们促进了个人和社会责任，是社会的纽带，同时，它们也使服务来源多样化，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志愿部门在此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人们履行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直接体现，也是人们自己帮助自己这种愿望的体现。所以，混合福利经济不会使公共责任遭到削弱，相反，它会使公共责任和个人责任都得到加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私有化政策造成了新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中间道路学派以新的面孔即“第三条道路”出现。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安东尼·吉登斯，其理论被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施罗德等政界人士所实践，在欧美形成一种社会思潮。他们在反思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要使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扬利抑弊地采取兼顾国家与市场、供给与需求、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塑造新经济、构建新福利、推行新政策，谋求资本主义再发展。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主要包括：第一，在政治政策上，主张实行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它倡导政府由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在社会生活中政府只牵头，但不包办，鼓励公民参与，发挥民间组织作用，增加地方政府权利。国家不应当再是高高在上的命令者，而是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调节人，给社会力量赋予适当的公共事务，鼓励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独立解决各种问题，国家侧重于在法治、民主、高效的前提下协调各部之间关系，引导国家目标的实现。第二，在经济政策上，奉行“市场社会主义”信条，模糊所有制定位，摒弃国有化政策，主张走一条有别于自流放任和国家干预的新混合经济之路。按吉登斯的说法，与过去西方国家混合经济的区别在于，新的混合经济不是努力去实现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平衡，而是要实现经济生活和非经济生活的平衡。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鼓励充分的自由贸易。布莱尔在访问法国时曾在国民议会发表演讲，当他说道“经济政策没有左右之分，只有好坏之别”时，赢得全场鼓掌。这或许是“第三条道路”最通俗的注释。新经济核心是如何在全球化形势下实现充分就业和高速增长。第三，在福利政策上，把社会福利国家改为社会投资国家。传统左翼把福利国家理解为国家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符合人道尊严的生活；新保守主义毫不客气地把这些人简单地推向市场。第三条道路放弃过去或者削减、或者扩大福利的做法，变福利政策为投资政策。通过在经济、教育、培训等领域的政府投资和个人投资，提高接受福利者进入市场的能力，帮助他们适应就业，以防一些人滥用福利。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福利既是每个人的权利，同时个人也要尽义务，“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寻求“权利与义务”、“权利与职责”的平衡。建立一种使福利可以维护，但享受者具有相应责任与风险的“积极福利”政策。

二、对三大社会保障理论流派的简要评价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中间道路三大社会保障理论流派在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实践中，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府中都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调节该国在特定阶段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而采取的回应措施。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三种理论及其实践形态的循环往复

古典自由主义是对封建贵族中央集权的抗拒，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虽然经济上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出现了尖锐的社会阶级对立，工人阶级的生活、工作得不到保障，并且由于实行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生产陷入困境。这一阶段的社会保障停留在社会救济等低水平的社会政策上。

凯恩斯主义是对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回应，是对古典自由放任主义的纠正，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国家担负起对经济、社会生活干预的责任，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建立全民享受福利的福利国家。

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福利国家出现财政巨额赤字、经济出现滞胀等问题，新自由主义者趁机上台执政，重新鼓吹自由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

20世纪90年代前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也出现了问题，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贫富差距扩大，人们开始埋怨撒切尔夫人制造了“无法享受养老金的一代人”。于是，第三条道路以试图在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之间取得平衡的中间道路学派出现，以调节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现实矛盾。

因此，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中间道路三大社会保障理论流派在西方社会发展中，实际上是循环往复、交替出现的，所谓新理论不过是旧有理论的回归、修正或综合。

2.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三大理论争论的中心

经济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的万能作用，认为市场是第一性的，为了效率必须牺牲公平，反对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在社会保障方面强调个人和家庭的责任。国家干预主义则看重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调节功能，强调社会公正和公民的社会福利权利。

在经济自由主义陷入“市场失灵”困境、国家干预主义同样处于“政府失灵”的尴尬境地时，第三条道路等中间道路学派试图在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权利与责任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然而，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权利与责任之间是互有矛盾的非常复杂的关系，要取得良好的平衡效果其实是困难重重的，也因为如此，人们对第三条道路的实践效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许，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就是在这些矛盾之中不断向前发展，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权利与责任看起来是西方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永远持续不断地争议下去的话题。

社会保障理论范文第2篇

一、导论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产生阶段，它经历了一个从否定社会救济到主张社会福利的思想发展过程，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英法古典经济学家否定社会救济制度的作用的社会保障思想、德国历史学派提倡国家福利的社会保障思想、福利经济学关于福利保障的思想。二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形成阶段，它标志着福利型社会保障思想的确立，具体内容包括两方面：凯恩斯主义的福利保障理论、“福利国家”论者的社会保障理论。三是西万社会保障理论的多样化发展阶段，它表现为当代西方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社会市场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其他经济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增长学派、未来学派等关于社会福利保障理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理论。

英国社会学家贝弗里奇（WT．Beveridge）在1942年11月向英国政府提出的《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中已说明：“社会保险应旨在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的收入”，“‘社会保障就是对收入达到最低标准的保障”，“国家所组织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的目的在于保证以劳动为条件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收入”，至于有些阶层要求保障超出最低生活标准的需要，那可以通过参加私人举办的自愿深险计划去解决。他认为，英国社会政策应以消灭贫困、疾病、肮脏、无知和懒散五大祸害为目标，主张通过建立一个社会性的国民保障制度，对每个公民提供七个方面的社会保障：儿童补助、养老金、残疾津贴、失业救济、丧葬补助、丧失生活来源救济、妇女福利。报告中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普遍性原则，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不限于社会的贫困阶层，应包括所有公民，并且不论贫富都按统一的付难交纳保险金；二是政府统一管理原则，政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组织实施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三是全面保障原则或公民需要原则。社会保障计划包括三种保障方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可以说，贝弗里奇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基本功能与原则，而且说明了社会保障在实际运行中的机制。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障理论为西方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西方对会保障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笔者由此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问题。

二、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

1．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西方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因而对社会救济持否定态度。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功能的肯定也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过程，这直接导致了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已由解决劳资纠纷、缓和劳资矛盾逐步转向构筑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功能体系。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将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视为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将其归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将其作为政府调节经济周期、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这样，社会保障的功能就由社会功能转变为经济功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增强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规模和需求水平。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无限扩大“福利国家”的功能，使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终必然导致“福利国家”危机和“福利国家”论的危机。由此可见，西方社会保障理论是西方基本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反映了西方基本经济理论发展的特征。

2．关于社会保障与自由放任主义或国家干预主义的关系问题

社会保障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化

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的渊源

中国几千年所遗留下来的社会保障思想有许多精华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是在吸收古代社会保障中大同均平思想、以民为本思想、兼爱交利思想和仓储后备思想，以及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的洗礼并结合我国人民对社会保障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的要求，不断实践形成的，将有助于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基本民生。

1.继承中国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

社会保障思想在中华民族的萌芽可追溯到三千多年以前的先秦时期的平等互助的传统，这些传统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发生着重要影响。从黄帝时期通过 “塞争端”、“通货财”、“存亡更守”、“有无相贷”、“疾病相救”等社会保障手段到尧舜时代， 主张天下为公，再到周代已开始形成朴素的社会保障思想， 秦汉时期社会保障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 隋唐以后逐步成熟。具体体现为：大同均平思想、以民为本思想、兼爱交利思想和仓储后备思想，而且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实践， 具体主要表现在政府救济和民间自救两方面。通过对中国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挖掘和继承，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保障理论形成和发展。

2.吸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保障思想有许多论述，这些思想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综合形成的。首先，从马克思从社会再生产运行的角度强调建立社会保障的必要性，揭示了社会保障是社会再生产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其次，阐述社会保障的功能并指出资本主义保险制度具有“分摊损失”和“补偿损失”两大职能。再次，从社会再生产运行和分配角度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通过吸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结合中国实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随着经济发展而发展，从抽象到具体、从宏观到微观、从理念到制度逐渐完善。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的历程

1.毛浙东时期的社会保障理论

社会保障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保障思想的批判继承与发展，而且在社会保障思想发展史上它是第一次飞跃。不仅指出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立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建设要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和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并首次明确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同时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保障现实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与主张：明确了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社会保障的根本目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的社会保障思想是随着他对革命战争的目的和意义的认识的深入不断深化的，并随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深入发展而逐步发展的。该思想不仅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理论

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理论。从邓小平到，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不断探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事业作了艰难的、卓有成效构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理论。从对社会保障一个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认识，到温饱保障、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构建，社会保障进入普惠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理论从对社会保障地位和作用的论述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再到完善和丰富这一理论。从中国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模式，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路。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必须充分考虑国情和发展条件，在借鉴吸收国外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符合实际、适应发展、独具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我国作为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必然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政府制定一切政策的基本准则，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必须以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为前提。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基础和目标，从而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小结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人民生活幸福、经济持续增长、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是人类伟大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他在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伟大著作在《资本论》中提到了社会保障的必要性、资金的来源等抨击了资本家的肮脏血性，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促使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的改革和完善，同时启迪了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伴随着的呐喊，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新中国取得独立之后，在我国领导人的带领下不断完善将社会保障制度“本土化”，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保障理念的解读，社会保障制度条条框框的设立，再到逐步落实和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不断成熟，并作用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并不断提升人民的幸福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67- 56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4.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958.

[4] 选集[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108

作者简介：

社会保障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自由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 “第三条道路”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5-0007-02

当代西方社会保障理念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传统和启蒙运动的人权观念，然而，真正促使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是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将两大对立的阶级集中在同一个历史舞台，巨大的阶级对立和不平等激化了社会矛盾，社会保障制度就作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政治工具而诞生。自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出版以来，社会保障制度又与经济理论结合，找到了其经济上的合理性，自此以后，社会保障理论中就出现了两大流派之争――社会民主主义流派和自由主义流派，两大流派的观点主要围绕是由政府还是市场来承担供给福利的主要责任，保障制度是以公平为主还是以效率为主。这两大流派的争论从18世纪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直到第三大流派――“第三条道路”出现，社会保障制度才走上双赢的道路。

一、社会保障制度初创阶段的流派之争

早在17世纪英国就产生了社会保障制度的雏形，但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笃信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理论，一直保持着一种“无政府”状态。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在合理地配置资源。他认为，“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益关系与，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益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的用途”[1]。他主张政府只需要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扮演一个“守夜人”的角色。这种“无政府”状态从18世纪末期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期，这一个世纪以来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风靡整个西方社会，因此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停留在慈善的私人供给层面。

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财富的积累，工人阶级的壮大，费边社会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德国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外临英法俄等国的竞争，内临尖锐的劳资矛盾，所以其为了缓和劳资矛盾，增强社会凝聚力，争霸欧洲，在1883年颁布了《疾病保险法》，1884年颁布了《工伤保险法》，1889年颁布了《老年和残障社会保险法》 [2]。而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其理论基础就是费边社会主义和新历史学派的思想，这两个学派都属于社会民主主义流派。英国费边社会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急剧尖锐化的产物，它试图用温和的、渐进的改良政策实现“社会主义”，它的价值观总的来说是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其学术主张都是建立在对国家高度信任的基础之上[3]。德国新历史学派又称“讲坛社会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施穆勒、阿道夫、布伦坦诺等人。他们认为国家是集体经济的最高形式，在进步的文明社会中，国家的公共职能应当不断扩大和增加，凡是个人努力不能达到或不能顺利达到的目标，都理应由国家实现。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使其很快成为欧洲第一强国。正因为如此，各路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研究社会民主主义流派，但是当时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仅限于社会和政治领域，并没有合理的经济理论支柱，缺乏经济上的合理性，所以很难被资产阶级接受。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庇古在1920年出版了代表作《福利经济学》，将经济元素引入了福利供给领域。庇古的福利经济理论被称作旧福利经济学，其理论基础是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基础的，把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和均等化的收入分配作为研究主题，并提出了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社会福利最大化标准和外部性理论。

此时，社会民主主义流派的又一支学派――瑞典学派也开始发展。瑞典学派主张在政治上实行阶级调和，在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在分配上实行收入均等化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它的理论和政策的思想精髓在于：第一，依靠政府的干预，通过宏观经济调节的方式来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第二，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主要是指利用累进所得税以及转移支付性支出，举办社会福利设施，使社会各阶级、集团之间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通过再分配趋于均等化，从而实现收入的平等。从19世纪末到一战前，西欧各国以德国为典范，均纷纷建立了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社会保障制度繁荣阶段的流派之争

社会民主主义流派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初建阶段，只是试图论证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供给领域的重要性，并且在初建阶段，各国只是把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用来化解社会矛盾，保证经济发展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该阶段在经济领域中自由主义流派还是占上风的流派。直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严重的经济大危机的爆发，才让人们的视野真正转向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走向学术主流疆域。这一时期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繁荣阶段，西方各国都纷纷扩大本国的福利开支，完善福利体系，增加福利项目。在这一时期活跃的社会民主主义中的学派有新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旧福利经济学的基数效用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的效用无法比较，因此，不能用基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所以，新福利经济学以帕累托最优状态和序数效用论为基础提出了新的命题：个人是他本人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变坏，那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 [4]。新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主要包括帕累托最优理论、补偿理论、社会福利函数论和相对福利论。

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将社会保障制度推向鼎盛时期。20世纪3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促使凯恩斯主义诞生，继而将社会保障制度从一种社会管理工具转变成一种经济管理工具，带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出经济低谷。在凯恩斯理论体系中，对社会保障影响最深的是有效需求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主要因素，能否达到充分就业取决于有效需求的大小，在市场经济现实中，经常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引起经济危机和严重失业的根本原因。有效需求不足源于消费和投资不足，而消费和投资不足则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所致。

三、社会保障改革时期的流派之争

凯恩斯主义风靡一时，各国政府大兴福利建设，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压倒自由主义而成为社会保障的主流理论，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又一次受到“滞涨”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打着所谓“新古典复兴”的旗号兴盛起来，这标志着自由主义理论又一次成为主宰西方保障制度的思想武器。新自由主义是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教主，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为代表，主张小政府、大市场，突出效率，忽略公平，抨击社会保障制度，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对 [5]。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科技产业革命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加剧，社会保障领域又出现了“第三条道路”学派。“第三条道路”是一种超越左派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意识形态，它在政治上抛弃政治阶级，以新联盟为基础；在经济上力主寻求管制与消除管制、经济与非经济之间的一种平衡；主张在市民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中政府能够而且应当扮演一个基本的角色；倡导“模糊的民族主义”和“多元化的”；认为需要对福利国家作根本性的改革，使其成为一个所谓的“社会投资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英国和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朝着“中间”道路的方向进行改革，这种趋势也正在向全世界蔓延开。

四、小结

将社会保障理论放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分析，有助于我们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当时社会背景联系起来，更能看透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各国热衷于发展本国经济，笃信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社会保障制度虽然作为工业社会的附属品而诞生，但一直以私人供给的形式存在，政府不被允许干预保障制度。到18世纪末，德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国家才作为主体出台了相关的保障制度，这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是一种政治工具，被用来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统治阶级的地位。这时虽然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有所萌芽，但其合理性未得到社会的验证，其势头还是被自由主义所掩盖。到20世纪30年代，一次经济大危机的爆发让社会保障制度转变为熨平经济周期的内在稳定器，该制度此后就变为西方资产阶级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工具，此时社会民主主义也乘风而上，随着保障制度的备受宠爱，社会民主主义在此后的四十年里也压倒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流派。再到20世纪70年代，又是一次经济大危机让人们纷纷指责过于慷慨的社会保障制度，新自由主义又打着“新古典复兴”的旗号兴盛起来。最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的兴起才让人们的视觉超越了左派和，走出相互指责和批判的旋涡，将两派取长补短，相互融合，走上了一条双赢的“中间”道路。实际上，社会保障制度一直被西方资产阶级当做政治和经济工具使用，使得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派之间的斗争成为一个此起彼伏、往复循环的过程，哪个流派更有助于发展经济就会被政府采纳，但正如弗里德曼说过的：“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率”，如果理论之间没有冲突，也不会有很大的理论创新，故两派之争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当代备受宠爱的“第三条道路”能走多远，只有时间才有发言权。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王文龙.对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评述与借鉴[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9).

[3]徐丙奎.西方社会保障三大理论流派述评[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6，(3).

[4]李珍.社会保障理论[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社会保障理论范文第5篇

摘 要：社会保障水平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稳定，社会保障水平的发展不能脱离经济发展和生活的需要。本文对社会保障水平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归纳研究，分别从社会保障水平的涵义、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理论和社会保障水平曲线发展理论三方面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曲线发展

1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抵御风险、降低风险损失、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不断上升。因此，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防范风险和保障民生的必要途径。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对社会保障水平进行必要的研究。研究过程中，首先要对社会保障水平的理论框架进行必要的研究。本文分别从社会保障水平的涵义、适度水平理论和曲线发展理论三方面进行了论述。

2社会保障水平的涵义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反映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社会保障具有的份额和现实的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相对范畴，相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程度而言的。社会保障水平也是一个质与量相统一的范畴。从量上讲，社会保障水平有“高”、“低”之分。从质上讲，社会保障水平有“适度”、“不适度”之分。

3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理论

从理论上讲，社会保障水平的“适度”是一个区间概念，即存在一个由上下限值构成的适度区间，已有学者提出的社会保障适度水平测定模型为：S=Sa/W・W/G=Q・H其中：S为社会保障水平；Sa代表社会保障支出总额W代表工资收入总额；G代表国内生产总值GDP；Q代表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工资收入总额的比重，又称社会保障负担系数；H代表工资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又称劳动生产要素投入分配比例系数。

a.关于H的适度水平问题：

劳动生产要素分配系数H本身也有一个“度”的界限和范围。它的比重系数过低，则劳动生产要素投入所增加的总产值未实现应有的合理分配，劳动者及被抚养人口的生活不能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提高，从而影响劳动人口的投入和生产积极性。它的比重系数过高，则资本生产要素投入所应得到的利润分配被挤占了，从而影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依据柯布-道格拉斯总量生产函数，可以把劳动生产要素比重系数的“度”界定为0.75。

b.关于Q的适度水平问题：

社会保障支出由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支出组成。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生育保险。因此：Q=O+Z+E+J+M其中：O为养老金支出占工资收入的比重；Z为失业保险金支出占工资收入的比重；E为医疗保险金支出占工资收入的比重；J为工伤生育保险金支出占工资收入的比重；M为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社会救助支出占工资收入的比重。

（1）O的合理界限：

GDP由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创造，工资收入总额代表劳动要素创造的部分。这部分价值应该分配给劳动人口和抚养人口（包括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从公平的角度出发，三部分人口的分配比例应与各自的人口比例一致。这样，老年人口分配的部分最大应为Oa（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鉴于社会保障应坚持“保障与激励一致”的原则，老年人获得的养老金收入不应与在职领导者的工资收入相等，一般应占他们最多获得工资收入总额的60%。（实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西方国家，在职职工要交纳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约占全部收入的30%。税后纯收入为70%左右，因此，把养老金替代率确定为60%是比较合适的）。这样，有：O=Oa×C其中：C为养老金替代率。

（2）Z的合理界限：

工资总额中应分配给失业人口的部分，最大不应超过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鉴于“保障与激励”统一的原则，国际惯例只发给失业者半年的工资，因此有Z=0.5×D×F其中：D代表现实失业率；F代表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按照国际经验和中国已采取的保障政策，失业保险支出比重系数“Z”一般在1%-1.5%左右。

（3）其它界限：

根据国内外经验和保障法规，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占工资收入的比例为10%―12%；“J”一般在0.016%-1.5%左右，下限选0.016%为宜；社会福利优抚支出比重系数一般在1%-1.5%左右，下限选1%为宜。

4社会保障水平曲线发展理论

穆怀中教授在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模式和保障水平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两个假设：第一，社会保障水平有个“度”的界限。第二，社会保障水平的发展轨迹不是无限的直线上升，而是一个适度性发展的倒置U型曲线。依据老年人口比重、贫困人口比重、国家经济实力等因素，从理论上论证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不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一直上升，而是先上升较快，达到一定高度后开始放慢增长速度，持续一段时间后，逐渐回落。实证分析显示，社会保障水平上升最快时期是在人均GDP4000-10000美元阶段，超过10000美元后，增长速度开始放慢，超过20000美元后，社会保障水平在波动中开始回落。表明社会保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利于劳动保护并推进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如果保障水平超过适度上限，就会导致财政和企业负担加重，对经济健康发展形成制约。可见，社会保障及其支出水平的确立，应以促进经济发展为检测尺度，也必须以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

5结语

对社会保障水平的理论框架的研究有助于为研究社保障水平提供理论支撑。在当下，研究社会保障水平的相关问题有助于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推动社会保障进一步发展，改善公民基本生活和实现公民平等享有社会保障权的内在要求，对于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穆怀中，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研究[J]，经济研究，1997，（2）：56-63

[2]穆怀中，中国社会保障水平研究[J]，人口研究，1997，（1）：48-57

[3]穆怀中，社会保障水平发展曲线研究[J]，人口研究，2003，（2）：22-28

作者简介：

杨亚辉（1989-），男，汉族，山西太原人，山西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理论范文第6篇

一、批判资产阶级只顾资本增值不保障工人的利益观，从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立场上阐述了社会保障供给的必要性

马克思在论述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必要性的时候，他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中得出结论的。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时，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及其代言人从自己狭隘的利益出发，只是关心他们的不变资本的保值，只是从意外事故对不变资本：生产资料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的角度来谈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关心可变资本：劳动力所带来的损失的保障问题。这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而劳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是资本家“外在”的东西，而且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规律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存在着一支强大的无产阶级产业后备军，所以用来购买工人的可变资本即活劳动的损失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构不成现实的威胁。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一旦发生了灾害和意外事故，对资本家来说，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对不变资本的保障。马克思在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后，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认为在工业制度条件中，可变资本面临风险的不确定性更大。他认为“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而且工业生产相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对于工人健康的损害更大。因此，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有责任向全社会供给社会保障制度。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中生活和发展的,制度无论对于社会的发展还是人的发展都带有根本性。作为保障人的基本生活和发展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视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把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求解放、谋求发展、谋求福利，把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宗旨和奋斗目标。社会保障就是无产阶级谋求社会整体福利的重要内容。

二、社会保障是社会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生活资料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这就是社会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两种生产”理论，其中论及社会保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写道：“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从马克思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劳动者的生产劳动过程是一个消耗自身体力和智力的过程，是把自身的体力和智力凝结为价值的创造过程。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转,首先就要保证在生产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为了实现创造价值过程的延续，就必须运用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一系列手段来延续劳动力，满足人的需要，在此过程中，社会保障的补偿机制和保险机制显然十分重要。社会保障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即使在同样的社会制度下，由于存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其社会保障也具有不同的“面孔”，甚至在同一国家同一制度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呈现不同的特点。简单再生产时期,劳动者遇到丧失生活来源的风险时,主要依靠家庭保障来度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提高，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包括了一系列教育、培训、医疗等费用支出,劳动者所经受的多种风险,家庭保障已不能承受,这时候必须通过社会保障来保证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不至于中断和受阻，必须通过社会保障来保证劳动力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延续和提高。由于劳动力再生产还存在一个代际延续问题，社会保障范围扩大到了养老保障和生育保险的需求。由此可见，社会保障是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与社会保障的关系论述对于我们确定社会保障的范围具有指导意义。

三、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是工人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扣除社会保障费用既可防范风险，也是在财富再分配上体现真正的公平

社会保障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而且社会保障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后指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是社会保障资金的唯一来源。在发现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秘密后，马克思进一步对剩余价值的补偿和保险功能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资本家为了对实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连续不断的追求，“在不变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从物质方面来看，总是处于各种使他遭到损失的意外和危险中，因此，利润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必须充当社会保障基金”。（《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900页）这部分基金“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也是必须继续存在的一部分。”（《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958页）恩格斯也说：“防止‘损失’的保险费确实是从剩余价值中提取的，但它算在利润之外。”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末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现在从它里面应该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9-10页）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保障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不仅要“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而且还要设立“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马克思认为社会保障基金是对社会总产品的一种必要的扣除，而这部分扣除是包含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之中的。从剩余价值的角度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进行分析，目的是为了指明工人的保障资金并不是资本家的“慈善”基金，而是工人自己创造的和应有的。马克思认为将社会总产品分配给劳动者个人时,应首先扣除社会保障费用的论断也说明：在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社会保障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扣除社会保障费用是在财富的二次分配问题上体现真正的公平。这种公平性在于维护和延续社会有机体的生命力，是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收入转移,对低收入者或无收入者提供必要的帮助,减少社会成员的风险,起到社会稳定器和安全网的作用。

四、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不懈斗争是催促社会保障诞生的动力

当资产阶级日益强大并占据着政策、经济的统治地位之后，新兴的无产阶级也在成长和壮大起来。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热情地指出，“这个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6页。）劳动者在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曾经采取过直接破坏机器的行动。科学社会主义通过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无产阶级贫困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必然结果，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和私有制，工人受剥削造成的贫困才能消灭。马克思社会贫困的原因和社会发展方向的理论成为无产阶级开展斗争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资产阶级统治者当然本能地仇视这一理论；但在其理论威力震慑之下和无产阶级的坚决斗争下，又不得不作出一定的退让，出台社会保障制度。在不断总结斗争经验并受到马克思学说的启示之后，工人阶级遂能“不以物质生产资料自身而以物质生产资料之剥削形态为攻击目标”，（注：《资本论》，第1卷，第521页。）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无产阶级强烈要求改善自己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要求保护自己的权益，从而推动了进步立法的出现。劳动者争得了合法地位之后，利用工会集体力量不断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于19世纪初开始制订工厂法（劳动法的初期形式），以后逐渐扩大工厂法的内容和实施范围，并创立劳动保险立法。可见，以保护劳动者权益为主旨的法律出现，并非单纯出于资产阶级的恩赐，而是与劳动者的斗争分不开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一般说来，社会改革永远也不会以强者的软弱为前提；它们应当是而且也将是弱者的强大所引起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84页。）

五、社会保障在服务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也维护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后指出，从资本家建立社会保障的初衷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两大功能：一是社会和政治稳定功能。“补偿风险的保险费，只是把资本家的损失平均分摊，或者说更普遍地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分摊。”也就是说，通过社会保障机制把个人的风险通过整个社会来分散和弱化，由社会分散承担，这是符合统计学的概率规律的。通过社会保障手段，稳定社会秩序，从而实现资产阶级对社会的控制。二是“补偿和恢复”功能。从社会保障基金的支配和用途来看，马克思认为“这种基金是收入中既不作为收入来消费，也不一定用作积累基金的唯一部分。它是否事实上用作积累基金或者只是用来补偿再生产上的短缺，取决于偶然的情况”。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保障基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具有特殊的调节功能，这种功能的运用和发挥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状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社会保障一方面服从和服务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和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需要，同时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维护了工人阶级利益。

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实质，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方向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质，马克思认为社会保障是对部分剩余产品的一种特殊的分配和再分配，是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利益关系的一个具体体现。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分配，生产关系支配分配关系，而社会保障是一种特殊的再分配关系，其性质当然由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社会保障就其本质来讲是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具体体现，它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来决定的。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无论从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还是建立社会保障的目的来看，它都是服从和服务于剩余价值规律的需要，是资本保值增殖的工具，受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从资本主义社会保障资金收入和支出来看，它是工人阶级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只不过披上了社会保障是外衣而已。在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后，马克思分析了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过程和筹集渠道，总结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资金的三个来源：第一是工人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包括养老、医疗保险等。这些保障税是从工人工资中直接进行扣除的，是显性的。第二是雇主为工人缴纳的保障税。雇主将保障税隐蔽地以成本的形式“加工”进商品，从而把负担转嫁给消费者，或者通过压低劳动力工资的方式间接地对劳动力价值进行扣除，算来算去还是工人自己在为自己缴纳，根本不是资本家保障了工人，相反，资本家的各种保障资金却是来源于工人为其创造的剩余价值。第三是政府的财政拨款。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对社会保障进行一定的补助，但是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而税收的主要部分还是工人缴纳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生动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表面上看好像资本家大慈大悲，非常爱护体恤工人，而从分配制度的实质上看却是为了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需要。恩格斯曾经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形象地打比方说，这就好像是资产阶级从工人身上榨取了一根大火腿，而仅仅丢还给工人一根小香肠。可见，资本主义国家支付的社会保障金，归根到底是由工人自己创造的，是工人自己保障自己，绝不是资本家的“恩赐”。即使在所谓的“福利国家”，从表面上看好像工人的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负担的，但从实质上看，仍然是工人自己在保障自己，只不过借助于政府的手段罢了。

社会保障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预算；经常性预算；建设性预算；公共财政

建国后很长时期内，中国一直编制单式国家预算，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通过几个支出项目表现出来。1992年开始编制复式预算，国家预算被分为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两部分，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在经常性预算中反映。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化，特别是我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框架的初步形成，人们逐渐认识到为全面反映社会保障资金收支情况，还应编制社会保障预算，以便政府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收支规模、结构的变动情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并可根据需要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以此为契机，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积极展开了包括社会保障预算在内的整个复式预算制度改革的全面研究。在迄今为止的10多年间，社会保障预算的研究逐步深入、逐步细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回顾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历程，可把它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社会保障预算的国外借鉴及中国的初步探讨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本阶段在介绍、借鉴国外社会保障预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应建立中国社会保障预算并对社会保障预算的地位、作用或意义进行了简要分析。此间只是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时论及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并未有专门的论述。

王玉先在《外国社会保障制度概况》（工人出版社，1989）一书中谈到苏联国家社会保险的财务制度和管理时，介绍了苏联的社会保险预算。“苏联国家社会保险预算虽然是国家预算的组成部分，但它具有独立性，是严格按照专项用途使用的，其形成和开支的方式是独特的。社会保障预算的收入基础，是企业、机关和组织保险费。”“社会保险预算最大项的开支是不工作的保证金领取者的保证金。”“苏联社会保险预算是国家预算的一部分，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但是，国家政权机关只管批准收入总额和支出总额。工会机关对预算经费作进一步分配。工会负责执行预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审核和批准全苏的社会保险预算，领导全国的社会保险事业，研究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服务，颁布有关社会保险法规的细则和解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拥有立法动议权，可以把一些有关社会保险的法律草案提交苏联苏维埃审定。”

徐放鸣、路和平等在《社会保障初论》（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一书中，将社会保障预算在国家预算中的地位和作用概括为：“社会保障预算是国家财政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宏观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搞好社会保障预算，可以对政府推行社会政策、合理分配社会财力、处理好社会保障基金分配中的各种经济关系起到重要作用。”

随后，向东、康天才等在《社会保障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一书中，先分析了将社会保障预算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的重要意义，认为它不仅关系到社会保障基金的合理分配，而且关系到财政本身职能的完善。而后又介绍了社会保障预算有两种主要方式，即一是将社会保障预算与政府的行政预算结为一体，二是将社会保障预算与政府的行政预算分开作为专项预算并分析了各自的长处和不足，最后还提出搞好社会保障预算必须重视社会保险税问题。

第二阶段：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专门论述和全面展开阶段。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改进和规范复式预算制度。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并可以根据需要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细则》对此也作了明确规定。由于党和政府对社会保障预算问题的重视，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热潮。有关研究文献骤增，研究的层面更宽更细，内容更为系统。

本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社会保障预算的概念、背景因素、理论依据、建立的必要性、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目标（总体目标和近期目标）及模式选择（或方案设计）、框架体系的设计、运作条件（或配套措施）等问题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肖忠清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1994）和《建立我国统一的社会保障预算的具体设想》（1995），王荣山的《论建立社会保障预算》（1995），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课题组的《关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初步设想》（1996），九江市浔阳区财政局课题组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保障预算》（1996），耿纪谦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体系初探》（1996），涂晓今、谢夜香的《略论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1996），杨良初等的《关于加强社会保障财政管理的若干思考》（1997），冯子标、靳共元的《建立我国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势在必行》（1997），桂馨的《浅议当前我国社会保障预算体系的建立》（1997），叶振鹏、杨良初等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新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朱柏铭的《建立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构想》（1998），等的《财政管理学》（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等。

第三阶段：社会保障预算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建构及其进一步深化研究阶段。

以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为分水岭，此后至今构成了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该阶段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第一，研究了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社会保障预算如何建立的问题。夏远湘在《论建立公共财政下的社会保障预算》（2000）一文中，分析了公共财政条件下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必要性，提出了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下社会保障预算的基本设想，具体包括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四个基本原则即全面性原则、专款专用原则、公平原则、效率原则，社会保障预算的两个组成部分———社会保障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障预算支出的构成要素等。

尹薇在《浅析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预算的关系》（2006）中，论述了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预算相互促进的关系。张献房在《建立公共财政下的社会保障预算》（2006）中，阐述了公共财政下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全面性原则、专款专用原则、公平和效率原则）及主要构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兴禧的《建立公共财政下的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制度》（2006），该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建立公共财政下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制度的一些问题，如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编制的原则、建立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总体目标、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模式选择、编制社会保障基金预算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等。

第二，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了地方社会保障预算建立的问题。李宝民、张跃进的《关于建立我省地方社会保障预算的思考》（1999）和杨玉娥等的《建立县（市）级社会保障预算的初步设想》（2000），论述了建立地方社会保障预算的必要性，分别提出了建立省级地方社会保障预算和县（市）级地方社会保障预算的基本构想，如预算科目的设置，预算编制的原则、基本内容、基本方法以及预算的组织管理等。而林治芬、段君明等的《辽宁省社会保障预算的目标模式与操作设计》（2003）和魏和宁的《吕梁建立社保预算的实践与思考》（1999），则分别结合辽宁省和吕梁地区试编社会保障预算的实际，指出了试编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就如何构建地方社会保障预算制度框架提出了建议和操作设计。

第三，社会保障预算国际比较研究的力度加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宽，如何学习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的成功经验，成为中国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国际社会保障预算的分析与借鉴》（林治芬，2000）、《美国社会保障预算同联邦预算的关系》（林治芬、于晓梅，2004）、《英国社会保障预算对我国的启示》（高文敏，2005）等。

第四，社会保障预算的研究更加深化和系统化。该阶段是在前两个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将社会保障预算的研究向纵深推进了一步，进而又提出了社会保障预算实施的可能性，社会保障预算的总体目标和近期目标；编制社会保障预算要考虑的因素；社会保障预算收支的具体内容（社会保障预算收支分类方法及收支体系的具体设计）；社会保障预算的执行、调整和监管；社会保障预算与国家预算、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与财政投融资预算的关系及衔接等问题。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贾康的《建立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大思路》（2006），周顺明的《试论建立社会保障预算》（1999）、《积极试编，探索新路，全面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体系》（2000）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预算体系》（2001），丛树海的《社会保障预算化管理的探讨》（1999），林治芬的《社会保障预算：目标模式与操作设计》（2000），包丽萍、张晓红的《建立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的设想》（1999），刘晓莲、许杰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体系，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999），孙丽霞的《关于构建社会保障预算的建议》（2000）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预算》（2000），徐玉明的《关于构建社会保障预算收支体系的设想》（2000），冯瑞、王杏云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探讨》（2001），刘峻的《论社会保障预算管理》（2002），王琪、焦秋云的《对编制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几点看法》（2003），陈立的《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社会保障预算体制》（2005），杨晓波的《对我国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思考》（2006），亢永刚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预算体系的思考》（2006）等论文。

此外，在该阶段还公开出版了一些专著，如曾海水的《社会保障预算概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周顺明的《社会保障预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林治芬、高文敏的《社会保障预算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等。

总之，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经历了由浅入深、由简要分析到系统论述的历程，其中既有国外社会保障预算的经验借鉴，也有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提出和探讨；既提出了建立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条件和基本构想，也探讨和研究了地方社会保障预算建立的问题，还分析了公共财政框架下如何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问题。这些研究对下一步中国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的研究、探索和创建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贾康建立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大思路[J]审计与理财，2006，（5）

[2]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课题组关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初步设想[J]经济研究参考，1996，（69）

[3]朱柏铭建立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构想[J]财政研究，1998，（2）

[4]王荣山论建立社会保障预算[J]财经问题研究，1995，（9）

[5]，刘溶沧财政管理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6]项怀诚中国财政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7]林治芬，高文敏社会保障预算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8]曾海水社会保障预算概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社会保障理论范文第8篇

（一）从社会保障的属性看，它是一种应由政府承办的社会事务。

市埸经济是一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的经济模式，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资产存量的重组能最大限度地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也会明显存在。由于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机制并不完全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影响（如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因而贫富差距的过于悬殊，会违背人道主义等社会公平原则，也不利于总体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就要求由政府承担起协调收入分配的责任。针对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政府可以在分配起点、分配过程、分配结果进行干预，征收个人所行税和提供社会保障便是针对分配结果进行干预的政策手段，以限制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调节低收入，调节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社会保障就其本质而言，应当是一种由政府承办的社会事务。比如养老社会保险。有人发现，如果将经济周斯与生命周期结合起来，即利用劳动者生命周期中有收入的阶段——青年和中年时期，是解决劳动者养老问题的好办法。而这种结合只能依靠政府才能实现。又如失业社会保险。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任何国家一定程度上失业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失业率绝不能超过某种程度，否则就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为此，政府就必须建立失业保险制度，以保证失业者生活安定。再如，社会救济是针对处于或低于“最低收入水平线”即贫困线的社会成员提供资助，对于贫困线下居民的生活救济，依靠政府比依靠慈善组织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施，在力度上也要强得多。

（二）从社会保障基金性质看，它是一种应被纳入预算管理的财政资金。

社会保障基金就其性质而言应当是一种财政资金。从支出看，既然社会保障属于为全体国民所共享的公共物品，那么，社会保障支出无疑是一种财政性支出，现代财政学通常将财政支出按其经济性质划分成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两大类，其中转移支出主要包括社会保障支出、捐赠支出和债务利息支出。在许多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已超过其他各项支出成为最大的财政支出项目。从收入看，社会保障筹资方式法制化已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社会保障筹资可以收费，也可以征税，相比较而言，征税优越于收费，因为税收的强制性、固定性特征，能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稳定增长。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保险税已成为第一或第二大税种。不仅如此，社会保障基金中还有相当一部人直接来源于政府经常预算的拨款，尤其是用于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的支出，主要依赖于财政。因为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支出的共同性质是当时社会成员面临基本生活困难时政府所提供的补助，而这种补助的理论依据在于：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生存需要是政府财政义不容辞的责任。

既然社会保障基金是一种财政资金，那就现所当然要被纳入预算管理范围之内。社会保障预算的建立，至少有以下好处：一是便于将各项与社会保障事务有关的基金统筹安排，便于政府从整体上规划社会保障事业；二是便于在社会保障基金营运中引入约束机制，克服管理分散、政出多门的弊端，防止挤占、挪用基金等现象的再度发生；三是有利于按照统一的政策合理安排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四是节省管理成本，防止社会保障基金的流失。

二、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框架体系

（一）主要收入项目。

1、社会保险税收入。

我国社会保险税的纳税业务人应为各级行政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以及所属公务员、雇员、职工；考虑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差异过大，加上税收征收管理上的难度，可暂不把纯粹的农业劳动者包括在内（国营农埸工人除外）。社会保险税应以法人纳税义务人的工资支出总额或自然人纳税义务人的实际收入额为课税对象；税目的确定应与现行社会统筹范围和社会保障支出项目相衔接，目前可暂设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3个税目。本着易于操作、简便适用的原则，社会保险税宜采用分项比例税率，即按3个税目分别确定不同的税率。由于社会保险税税基宽厚，涉及面广，因而宜由税务部门遵循属地原则，统一征收，具体由行政企事务单位代扣代缴。

2、经常预算补助收入。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社会保险支出，主要依靠社会保险税收入，而社会救济、福利支出的资金来源则由经常预算拨付。由于市场机制下收入的不均衡，政府有必要利用税收手段削减部分人的过高收入，而且这种税收调节是全方位立体式的，即在人们取得收入的阶段开征超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在支配收入阶段征收高税率的消费支出税，在转移收入阶段征收带有没收性质的遗产税与赠与税。社会保险是一种水平的收入再分配，即通过政府使健康者、有收入的中青年、就业者向患病者、无收入的老年人、失业者提拱补助。当然在必要时，财政也可以对社会保险提供一定的资助，但不是主要的资金来源。

我国目前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效益、收入分配体制等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经常预算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并不大。随着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强化、遗产和赠与税的开征，对社会保障预算的补助也会大幅度增加。

3、基金投资收益。

社会保障基金结余是为了均衡不同时期社会保障支出而安排的储备，这部分财力暂时闲置不用，如果不善于营运，可能会贬值、流失，因而必须根据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原则进行投资，使其在投资中实现保值和增值。

从各国社会保障基金结余的营运实践看，公债是最普遍的投资对象，因为公债有政府作债信保证，收益率高，且保证按期如数兑付，是保值增值的理想途径。

一般说来，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应急储备，以便经济不景气时保证支付，不能用于长期投资，只能购买一些中、短期公债；而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在受保人老龄化问题并不突出的情况下，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沉淀下来，因而可购买长期政府债券。

（二）主要支出项目。

1、社会保险支出是社会保障预算中最主要的支出项目，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下设养老保险支出、失业保险支出和医疗保险支出三个子项目。

（1）养老保险支出。这是政府对年老失去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所提供的资助。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后，在养老保险支出方面应作些改革：一是支出的资金来源应由企业、劳动者和政府三方共同承担，即应向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投保资助型养老保险制度转变。养老保险须由三方即企业、劳动者、政府共同出资。随着社会保险税的开征，养老保险支出的受益范围，积极创造条件，使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职工都能享受养老社会保险待遇。农村纯粹的农业劳动者可暂不包含在内，理由是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地区之间的发展又不平衡，且中国农村“积谷防灾、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若强制实行唯恐收效甚微。

（2）失业保险支出。一是扩大失业保险支出的资金来源，通过开征社会保险税，解决投保来源单一（目前只由企业一方投保）和投保费率过低等问题。二是扩大失业保险支出的覆盖面，各种非国有企业的职工与国有企业职工一样都应享受失业保险支出。三是适当提高失业津贴的给付标

准，应在扩大社会保障基金来源的基础上，使企业津贴由目前占失业前工资额的40%左右提高到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60%左右。

（3）医疗保险支出。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后，医疗保险支出应走向规范化：一是扩大医疗保险支出的资金来源，就让患者在平时缴纳一定数量的社会保险税，改变目前医疗费用来自政府和企业局面。二是改革医疗保险支出办法，应允许患者自由选择就医的医院和医生，就医时向医院缴纳全部医疗费用，然后向社会保障机构按规定的医疗费用标准报销，对于大病绝症的费用，全部予以报销。三是增加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支出。从农村改革的实践看，农村集资式合作医疗制度应当恢复，在农民和村经济组织缴纳一定费用的基础上，政府视财力可能给予适当的补助。

2、社会救济支出。

社会救济支出主要包括两项支出：一项是贫困救济支出，另一项是自然灾害救济支出。我国目前社会救济支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救济支出标准不能随着物价上涨而提高，以致贫困户、灾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甚至出现下降的现象。如前所述，社会救济支出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目前社会救济支出不能较快地增长，原因在于这些年我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政府财力分散现象又较严重，财政支出结构也不甚合理，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社会救济支出可望得较快的增长。

3、社会福利支出。

社会福利支出包括：老年福利支出，如敬老院的补助；住房福利支出，如发放房租补贴；教育福利支出，如承担义务教育经费；残疾人福利支出，如给残疾人免费提供假肢、轮椅等。社会保障预算建立后，在社会福利支出领域的改革内容主要是合理界定支出的范围。目前社会福利支出的内部结构存在明显的“越位”与“缺位”并存现象：一方面对某些应该推向市场的项目仍由财政包揽，如城镇居民住房福利支出范围过大，数额也过多；另一方面，应该由政府补助的项目缺乏资金，如农村的生活福利设施明显落后。社会福利设施支出的目的在于改善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从性质上看，的确属于较高层次的社会保障，总体支出水平必须建立在经济发达、财政充裕的基础之上，但是在总体支出水平暂时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合理安排支出的结构，也能提高福利支出的社会经济效果。

三、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的运作条件

（一）必须明确社会保障预算在预算体系中的地位。

社会保障预算作为一种由政府编制的反映社会保障收支规模、结构和盈亏状况的计划，理应在政府预算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从性质上看，它既不是经常预算，也不是投资预算，而是特种基金预算中的一个子预算。因此，改进与完善现行的复式预算体系是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重要条件。社会保障预算作为特种基金预算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经常预算，投资预算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社会保障预算与经常预算的关系看，现行经常预算支出项目中相当一部分应转化成社会保障预算收入项目中的“经常预算补助收入”。欲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将现行经常预算中的社会保障支出“显化”出来，因为迄今为止，我国预算支出上明显记载的社会保障支出并不多，主要是“抚恤与社会福利救济费”，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社会保障支出隐含在其他支出项目中，如教科文卫事业支出、价格补贴支出等。将隐含的社会保险支出“显化”出来，不仅便于社会公众了解社会保障支出已经达到的规模，还有利于加强对这类支出的管理。另外，社会保障行政机构的管理费支出应列入经常性预算的行政管理支出之中。从社会保障预算与投资预算的关系看，为使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其结余用于购买公债，因而成为投资预算中债务收入的来源之一，而国债还本付息支出是投资预算的支出项目，其中一部分将成为社会保障预算的收入。

（二）必须统一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原则。

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应遵循以下四条原则：一是完整性原则，即社会保障预算必须反映全部与社会保障事务有关的收支，只有这样，才能便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统筹与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这就要求将现行各部门掌握的社会保障收支统一归并到社会保障预算之中，当然，这有赖于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二是统一性原则，即任何社会保障收支都要以总额列入预算，而不应以收支相抵后的净额列入预算。这就要求改变以前那种“两项基金”管理费支出从统筹的基金中抵销的做法，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社会保障机构为追求本位利益而开展业务的动机，也为建立统一效能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克服政出多门，相互掣肘的局而创造条件。三是专款专用原则，即社会保障收入只能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不得挪用一般经费性支出。这就要求财政部门建立一套社会保障预算的收支科目和表格，以规范各项收支行为。四是留有结余原则，社会保障支出是为面临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资助的，而社会成员面临生活困难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许多是不确定因素，诸如寿命的不确定性，失业、病残的风险，意外事故的不可预料等，这就意味着社会保障支出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编制预算时难以测算的，为不给经常预算造成太大的压力，应使年度社会保障预算收支相抵留有结余。

（三）必须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执行机构。

社会保障预算与政府其他预算一样，名义上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执行，具体由财政、税务部门负责。鉴于社会保障事务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政策性强，故必须成立专门的社会保障事务主管部门。从国外的情况看，西方发达国家大都设立了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社会保障部”美国的“社会保障总署”，日本的“厚生省”等。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可在中央政府下设立社会保障部，省市县政府下分别设立社会保障厅、局，有关业务、人员、设备可在现行劳动、人事、民政、卫生、工会、保险等机构中划转、充实。社会保障部及其下属机构除了研究制定社会保障发展规划和政策法规，监督检查社会保障法律、政策、制度的执行之外，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负责社会保障预算的执行，其中，社会保障税征收可委托税务部门进行，因为社会保障税作为一个全国统一的税种，必然以税法的形式颁布，由专门的税收征收机关执行，征收成本较低。但是社会保障支出预算的执行和基金结余的营运，必须由社会保障机构执行。

（四）必须健全社会保障预算的监督制度。

社会保障理论范文第9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中间道路学派

社会保障理论对西方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产生了导向作用，发挥着重要影响和积极作用。纵观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百家争鸣，大致可以分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中间道路三大流派。

一、西方社会保障的三大理论流派

1.国家干预主义

所谓国家干预主义，是指一种主张削弱私人经济活动的范围，由国家干预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多种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职能的思想和政策。它主要强调自由市场机制的缺陷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弥补，表现在社会政策方面，国家必须负起“文明和福利”的职责，肯定政府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国家干预主义的社会保障理论主要有德国新历史学派、费边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瑞典学派、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等。

德国新历史学派催生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19世纪末，面对德国社会中存在的日益尖锐的劳资矛盾，一些学者提出了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由政府通过立法，实行某些社会政策，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待遇，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德国新历史学派就是由这样一批以鼓吹劳资合作、实行社会政策的经济社会学者所组成的。新历史学派又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有施穆勒、布伦坦诺等人。新历史学派的社会改良政策有两个支撑点：一是他们从伦理道德出发，认为劳资冲突不是经济利益上的对立，而是感情、教养和思想上存在差距而引起的对立。因此，在他们看来，劳资问题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而只要对工人进行教育，改变其心理和伦理道德的观点，便可以解决。二是他们的国家观。该学派主张国家至上，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负起“文明和福利”的职责。新历史学派的政策主张包括：一是国家的职能不仅在于安定社会秩序和发展军事实力，还在于直接干预和控制经济生活，即经济管理的职能。二是国家的法令、法规、法律至上，决定经济发展的进程。三是经济问题与伦理道德密切相关，人类经济生活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满足本身的物质方面的欲望，还应满足高尚的、完善的伦理道德方面的欲望。四是劳工问题是德意志帝国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五是国家应通过立法，实行包括社会保险、孤寡救济、劳资合作以及工厂监督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措施，自上而下地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新历史学派的政策主张被俾斯麦政府所接受，从而成为德国率先实施社会保险制度的理论依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1883年开始，德国陆续推出了《疾病保险法》、《工业伤害保险法》、《老年与残疾保障法》《孤儿寡妇保险法》等社会保险法典。新历史学派的主张后来经过制度学派而得以在美国发展，并得到欧洲一些国家的认可，这是西方国家初级的社会保障的思想基础。

费边社会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急剧尖锐化的产物，它试图用温和的、渐进的改良政策实现它所向往的“社会主义”。其价值观念是英国在二战后实施“普遍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础。费边社会主义是在“费边社”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费边社”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以研究和教育宣传为主要目的的组织，成立于1884年，其成员包括一批关心社会问题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著名的文学家伯纳德·萧伯纳、社会理论家悉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丝·韦伯夫妇等。他们以古罗马名将费边作为学社名称的来源，意即师法费边有名的渐进求胜的策略。公元前217年，费边接替前任败将的职务，迎战迦太基的世纪名将汉尼拔。费边采取了避其锋芒，改用迅速、小规模进攻的策略，从而达到既避免失败又打击对方的目的。经过八年的苦战，费边终于击败了汉尼拔。从此费边主义成为缓步前进、谋后而动的代名词。费边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总的来说是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这种学说是建构在对国家的高度信任的基础上。其基本信念认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渐进而必然的转变过程。他们看到英国民主的扩展以及劳工组织的发达，足以促成必要的社会改革，因此排斥马克思阶级斗争及激烈革命的观点，改采民主温和的方式，企图以国家作为推动改革的工具，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工业国有化，以及由国家实现各种社会福利。其社会改良思想包括：国家是个理想的、为社会服务的工具；社会仅靠市场力量进行分配是不够的，政府的任务是调整市场制度造成的不公正，以一种集体的精神关心社会的福利和平等。费边社认为社会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它是“医治有缺陷的工业组织和极端恶劣的财富分配办法所引起的疾病的良药”。费边社会主义有三个基本的价值理念即平等、自由和互相关怀，平等有利于社会的整合，自由可以使公民实现自己的生活价值和目标，互相关怀能够弘扬利他主义，促进社会和谐。费边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价值理念表现出强烈的集体主义倾向，其主要观点，一是从社会有机体的理论出发，认为社会中的人应在平等的基础上保持协作关系，贫富收入不宜过分悬殊，强调要提高国民素质必须保证国民基本生活标准；二是从平等、自由、民主、协作与人道主义的社会价值观推论出每个公民都应该享受最基本的文明生活，摆脱贫困，过上具有人的尊严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三是认为政府是一种理想的可用来为社会服务的工具，政府有责任和义务组织各种社会服务，采取各种手段改善国民的社会福利。费边社会主义者由此提出了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有着重要影响的主张，如国家最低生活标准、资源的社会管理、以累进税缩小贫富差别、整顿教育等，这些措施在费边社的努力下，通过一个一个的法案落实到国家立法中。费边主义者还参与协助了英国工党的成立，并成为工党中颇具影响力的会员，为后来英国工党的社会政策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当然，费边社的渐进社会主义主张也招致了当时其他一些知识分子的嘲笑，但费边社在承受着嘲笑的同时，坚定的朝着与嘲笑者相同的目标前进。

福利经济学是最早对社会保障进行经济研究的学派。福利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形成于20世纪初的英国，后来在美国、瑞典、法国等国得到传播。福利经济学分为新旧两派。旧福利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的庇古。庇古主张国家实行养老金制度和失业救助制度，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保障经济理论。庇古认为，福利是指个人获得的某种效用与满足，它们来自对财物、知识情感、欲望的占有和满足。而所有社会成员的这些满足或效用的总和便构成社会福利。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大和国民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是检验社会福利的两个标准。依据边沁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这一功利原则，庇古假定在收入分配中有一个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起作用。同样一英镑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镑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镑收入的效用。一个人越富裕，它用作消费的收入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小。相对富裕的人失去一定数量的收入，从满足本身需要的角度来说，对他只是比较微弱的牺牲；而相对贫困的人，如果获得同样数量的收入，就能满足他比较迫切的需要。因此，他认为，把收入从相对富裕的人转移到相对穷人的手中，从整体来说，就一定能够得到更大的满足，会增加一国的经济福利。其主要主张是：一是增加必要的货币补贴，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使劳动者的患病、残疾、失业和养老能得到适当的物质帮助和社会服务；二是向收入高的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向低收入劳动者增加失业补助和社会救济，以实现收入的均等化，从而增加普遍的福利效果；三是普遍养老金制度，或按最低收入，进行普遍补贴的制度，通过有效的收入转移支付实现社会公平。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收入均等化”的，但庇古提出转移性支付以及一些改革社会福利的理论几经演变并广为流传，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38年和 1939年及其之后，英美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旧福利经济学作了重要补充与修改。到50年代，西方经济学在批判和吸收庇古旧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也即现代西方福利经济学。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a.萨缪尔森、j.r.希克斯、a.伯格森、a.p.勒纳、西托夫斯基、艾伦、李特尔等人。新福利经济学家运用“序数效用论”、“帕累托最优”、“补偿原理”、“社会福利函数”等分析工具来说明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通过个人福利的最大化来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以此实现社会福利的极大化。当一国的经济福利总和增加时，整个社会的福利保障水平也就随之提高。新福利经济学认为，最大福利的内容是经济效率，而不是收入的均等分配。所谓经济效率，是指生产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适度状态，即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又称帕累托效率。当资源得到最适度配置时，经济就是有效率的，因而才能达到最大社会福利。新福利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二是提出了社会选择理论；三是对市场失效与政府作用进行了研究。自从福利经济学产生以来，其理论虽然经过了一些变化，但新旧福利经济学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学说、消费者“自由选择”学说和自由竞争学说之上的，都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论证竞争市场的有效性及其例外得出了福利经济学的第一个基本原理，即竞争的市场注定是帕累托有效的。二是认为政府通过采取适合的收入分配政策能够有效地矫正“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或帕累托最优，得出了福利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定理。福利经济学的这些理论为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瑞典学派开创了以国家干预实现“充分就业”和“收入均等化”的瑞典社会福利模式，成为独特的“混合经济”的“福利国家”。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它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其代表人物有大卫·达维逊、古斯塔夫·卡塞尔、克努特·维克塞尔、伊里克·林达尔、阿萨·林德伯克等瑞典经济学家。瑞典学派的理论和政策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依靠政府的干预，通过宏观经济调节的方式来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以实现“充分就业”。他们提出了货币均衡论，对经济周期进行了解释，提出了通过调节利息率克服周期波动。二是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实现收入均等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是优越的，通过竞争能促进生产，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有缺陷，它必然带来贫富悬殊、阶级对立，因此应对其进行改革。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主要是利用累进所得税以及转移性支付，举办社会福利设施，使社会各阶级、集团之间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通过再分配趋于均等化，保障国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从而实现收入的平等。瑞典学派认为实行“混合经济”具有其优越性，因为私营经济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公营经济注重的是社会公平，通过两者互补，既可以实现经济发展，又可以保持社会安定。“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理论是瑞典福利制度的理论基础，其代表人物是瑞典学派最新一代代表人物阿萨·林德伯克。他认为，瑞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制度，既不属于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即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上保留西方的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实行国有化、福利国家和市场经济三者结合的制度。这里的“福利国家”，主要是指收入再分配政策，同时主张政府稳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早在克努特·维克塞尔的著作中就已提出收入再分配的主张。维克塞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各阶层的利益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而是会发生抵触的，财产分配的不公平就能说明这一点。因此，他说，“我们一旦认真开始把经济现象看成一个整体，并为这个整体寻求增进福利的条件，就必然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考虑。”维克塞尔主张改革当时的瑞典经济制度，改善无产阶级的现状，增进全社会的福利。例如，他提出要扩大公共经济成分，由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弥补由于根据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进行初次分配时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维克塞尔同庇古一样，也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出发，来论证收入再分配。庇古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得出了国民收入平均分配的结论。维克塞尔也同样认为，应当由社会规定适当价格和最低工资，以提高穷人和富人的交换能力，从而增加社会总效用。瑞典学派强调收入和财富分配均等化，主张用累进税率来解决分配问题。他们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把福利普遍给予社会的成员，使人人得到幸福。为此，国家应当担负起环境保护、公共产品和劳务的供应、经济稳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等方面的责任。瑞典学派不仅在理论上为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而且其政策主张在实践上也得到了应用。由此，瑞典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走上积极稳定政策道路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典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同凯恩斯主义一样，受到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经济学界的日益重视。

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基础建立了其社会保障经济理论——有效需求理论。针对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1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运用总量分析方法，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相应的国家干预思想。凯恩斯的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需求价格与总供给价格相等，即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是一个国家的总需求或总购买力。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之间关系的变化，决定社会的总就业量。当总需求的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企业就要扩大生产，增加雇佣工人，社会总就业量就会增加；反之，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企业就要压缩生产，裁减在岗工人。这种总的、合理的供求关系就是有效需求。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基础正是有效需求原理，可用公式表示为：y(社会有效需求)=c(居民有效需求即消费需求) i(资本有效需求即投资需求)。凯恩斯认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后两者的不足又是由三个心理法则所决定的。这三个心理法则是消费倾向法则(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资本边际效率法则(预期利润率)和流动偏好法则(货币形式保持收入和财富的愿望强度)。消费倾向法则指消费增长落后于收入增长，从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法则和流动偏好法则指预期利润率偏低的趋势，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因而引起投资需求不足。由于三个心理法则的作用，引起投资不足，从而使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非自愿失业现象的存在。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主张确定经济政策的目标时要刺激需求，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他认为，在经济危机期间，资本家对未来丧失信心，而借贷投资又需支付利息，所以货币政策对刺激需求的作用不大。他提出，政府要积极干预经济，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实行赤字财政，即政府的财政政策应从传统的预算平衡思路中解放出来，走向主动的、积极的赤字预算，以刺激社会经济活动，增加国民收入。还可以实行适当的通货膨胀政策，即国家通过自己控制的中央银行系统增发纸币，扩大信贷，压低利率。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家预期纯利润将增大，从而会加大投资的欲望；另一方面，纸币流通量的增加造成物价上涨，这不仅压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相对地也提高了资本的边际效率，加强了投资引诱，而且令人们考虑到保持更多的现金是不聪明的，于是阻碍投资引诱的“流动偏好”将会越来越小，投资需求便会高涨。除了通过税收政策鼓励资本家投资外，政府要直接兴办公共工程，扩大社会福利设施，增加消费倾向，达到足够的总需求和充分就业，消除和缓解经济危机。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中，社会保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主张通过累进税和社会福利等办法重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还提出消除贫民窟，实行最低工资法，限制工时立法等主张。他倡导积极国家，反对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强调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占绝对主导地位，成为建立国家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资本主义各国制定公共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人们把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称誉为经济学中的“凯恩斯革命”，有人甚至把凯恩斯说成是“经济学领域的哥白尼”。在社会保障制度理论方面，凯恩斯主义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直接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保障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

新剑桥学派以维护“凯恩斯革命”的理论正统为己任，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新的收入分配理论。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皮罗·斯拉法、卢杰·帕西内蒂等，这些主要代表人物都在剑桥大学任教，但他们又都背离了旧剑桥学派的经济主张，所以称为新剑桥学派。在这些人物中，琼·罗宾逊尤为著名。她早年是凯恩斯的学生，后来又和他长期共事，过从甚密，在学术观点上受凯恩斯的耳提面命，因此，她以凯恩斯的嫡传弟子自居。新剑桥学派首先认为，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不合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顽疾；并进一步认为，由于国民收入是由劳资双方的收入所构成的，并且工资和利润是对立的，从而导致了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具有不公平性和不合理性。其次，他们否定新古典学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把改善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实行收入均等化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其他目标均处于从属地位。最后，他们认为，国民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分配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才能解决，因此，他们主张国家必须采取分配政策，使国民收入再分配趋向合理和公平，使个人收入趋向均等化。这样，就能保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新剑桥学派的具体主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行累进的税收制度来改变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状况。累进的税收制度可以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一些收入不均等的状况。第二，实行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以消除私人财产的大量集中，抑制社会食利者阶层收入的增加。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这一税收方式将所得到的财产用于社会公共目标和改善低收入贫困阶层的状况。第三，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对失业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以便使他们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并能从事收入较高的技术性工作，从而拉平一些收入上的不均等状况。此外，国家还可以通过预算给低收入水平的家庭以一定的生活补贴，增加他们的收入。第四，制定适应经济稳定增长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平衡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增长率来制定实际工资增长率政策，以改变劳动者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相对份额向不利方向变化的趋势，从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渐扭转分配的不合理。第五，实行进出口管制政策，利用国内资源优势，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以便为国内提供较多的工作岗位，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第六，政府运用财政预算中的盈余来购买私人公司的股票，把一部分公司股份的所有权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从而抑制食利者阶层的收入，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虽然新剑桥学派并没有提出如何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但其分配均等化主张大大促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尤其对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新剑桥学派的理论对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社会保障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其制定社会保障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

2.经济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以亚当·斯密“无形的手”的理论为基石，认为市场机制具有完美的自动均衡能力，一切生产要素及其价格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完成均衡。任何外在的人为的影响，尤其是政府的各类调节企图不仅不会使情况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坏。因此坚持以“市场”为第一性，排除政府行为的影响就成了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充当经济的“守夜人”。经济自由主义实际上可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于18-19世纪，其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边沁、穆勒，主张自由竞争，强调国家不应干预经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整个19世纪引导着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早期。到20世纪70年代，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倡导市场经济及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认为自由是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任何干涉的经济自由主义(政府的“守夜人”角色)。斯密认为，人的本性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利己主义，每个人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就是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的实现。在市场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这种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个体经济行为的集合，可以达到社会利益

的最大化。因此，斯密坚持让资本主义经济自行调节，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向前发展，坚决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主张对内应实行自由竞争，对外应实行自由贸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摆脱了重商主义时期的幼稚阶段，已经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斯密从理论上表达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这样一种信念：没有封建君主制国家的干预，自己可以更好地管好自己的事务。这时，封建君主制国家逐渐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古典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放任主义，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对社会救济持否定态度，其社会保障思想主要包括两点：第一，贫穷与懒惰有关，社会对于贫困的责任应当让位于社会对于穷人的压制；第二，济贫行为不是使穷者富，而是使富者穷，它能够制造出一个穷人的世界，使人人变得懒惰与傲慢，极易摧毁当时英国的制造业。当然，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这些观点仍然没有脱离新教教义“惩戒”的臼巢。

新自由主义主要理论流派有现代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等。

现代货币学派：现代货币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反凯恩斯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是密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反对国家干预，鼓吹自由放任的信条，认为市场自发力量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地趋向均衡。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都是由于实行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错误的财政金融政策造成的。他反对凯恩斯主义用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金融政策来消除失业，提出所谓“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所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按照这一概念，就业水平应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条件，而不应该取决于政府的就业措施。弗里德曼反对由国家运用传统的货币政策来调节货币流通量，主张实行所谓“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计可能有的经济发展速度大体一致水平上的货币政策。这种理论被称为货币主义。在社会保障方面，弗里德曼认为，高效率来自市场竞争，如果对低收入者给予“最低生活水平的维持制度”，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最终有损于自由竞争和效率，因此，弗里德曼反对对低收入者发放差额补助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完全取消又会遭到社会公众的反对。为了既救济贫困，又不损于竞争和效率，弗里德曼主张采用负所得税。通过负所得税，既帮助低收入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又不挫伤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供给学派：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反对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理论、特别重于供给方面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在美国，供给学派存在着“极端供给学派”和“温和供给学派”之分，极端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瑟·拉弗、保罗·罗伯茨等人。他们企图通过恢复金本位制来紧缩货币供给量，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率；主张对富人减税，刺激其增加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对穷人削减福利开支、刺激其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增加社会的有效供给和实现政府的预算平衡。供给学派对 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起了较大影响，里根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主要就是根据供给学派的论点和主张。因此，西方经济学界有时把供给学派思想称为“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主要论点有：第一，减税不会加剧贫富悬殊。认为：持久地降低税率，将会刺激储蓄，提高储蓄率，从而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商品和劳务供给的增加，将会开辟新的税源，并使税收总额随总产量的增加而增加，财政将会保持收支平衡，一切经济活动将正常地、顺利地进行。减税政策就是长期的经济稳定政策。在他们看来，减税可以使富人更富，但同样能使穷人增加收入，所以那种担心减税有碍于“均等化”的顾虑是没有根据的。减税既可以增进效率(因为富人愿意投资，穷人又愿意加班、兼职)，又不会有碍于“公平” (因为失业者有工作可做，穷人能增加收入)。第二，社会福利的税收效果是，选择工作所获得的收入与选择领取救济金所获得的收入，两者在数量上非常接近。认为社会福利金、社会安全保障、失业补偿金所得转移的社会福利制度，实际上是“鼓励那些不工作的人，打击在工作的人”。如果说失业补偿有任何一点价值的话，并非是它能维持社会总需求，而是它能提供一个绝对的最低所得，使人们不致因不幸遭遇而挨饿。但是，当人们认为依赖失业补偿金为生胜于从事工作为生时，显然这就是对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重大扭曲。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和理念概括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崇尚自由，公开反对社会公平和分配正义。他们认为由市场带来的资源分配和财富分配是最为公平和有效的。任何人为的财富分配要求都会导致社会失去前进的动力。任何缩小贫富差距的分配正义主张，都会对个人自由造成极大的危害。第二，强调个人责任和市场作用的发挥，反对国家和政府的干预。在新自由主义者的观念中，自由与责任紧密相连，个人不承担责任，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自由。因此他们呼吁在社会保障制度中为个人责任的发挥尽可能留下空间，反对政府以激进税收之类的再分配手段对个人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第三，反对强制性保险，提倡有选择性的保障制度。哈耶克反对将强制性保险运用于国家控制的集权垄断框架之中，因为“它违背了秩序的自由性”。第四，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倡导社会保障领域内的竞争。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福利是“滞胀”形成的主要原因，应当减少社会福利。弗里德曼指出：“福利计划的主要祸害是对我们社会结构的影响。它们削弱家庭，降低人民对工作、储蓄和革新的兴趣，减少资本的积累，限制我们的自由。”第五，主张改革福利政策，实行激活性劳动就业政策。在工作日益变得不稳定、失业增加、贫困范围扩大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实行激活性劳动就业政策。激活性就业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严格失业保障资格申请，缩短失业保障期限，降低失业保障水平，并将保护性劳动就业政策与积极就业政策相结合，从而“激活”失业者，促使他们积极地重返劳动力市场，以工作代替福利。

3.中间道路学派

所谓中间道路学派，是介于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理论。作为一种学说或思潮，中间道路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1938年英国前首相麦克米兰出版了《中间道路》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走中间道路就是要对资本主义进行调节，这种受到调节的资本主义不仅使经济得到发展，还将为人民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中间道路学派认为资本主义是导致经济高速增长的最有效机制，但也存在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问题，导致了贫困、不平等和失业现象，而政府的行为恰好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来最大限度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自由市场和政府的联合可以使效率和平等达到最大化。他们既不同意完全的自由放任，也不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学派的主张；他们是反集体主义者，但不是反对国家干预者，因此，后人把他们称为中间道路学派。

中间道路学派的基本观点有三个方面：第一，强调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以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平衡。一是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麦克米兰等人认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都是一种极端的思想，适合社会需要的应当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更加温和的政策。所以，他们制定了一个经济重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对各种极端的思想进行妥协，其核心是由私营经济与公共经济组成混合经济。一部分经济可以直接由国家所有和控制，一部分经济可以由公共和半公共的机构进行管理。另外，在一些领域，市场规则发挥主要作用，私人竞争性公司只是接受公共部门适当的调节。这样，麦克米兰就把一定程度上的竞争与国家干预结合在一起了。二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平衡。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都不能凌驾于对方之上，具体到现实中，要根据当时的环境和需要来确定哪一个目标更重要，中间道路希望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社会政策需要经济政策的支持，同时，社会政策也应当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使经济能更快更好地发展，而不是仅仅追求所谓的高福利国家。第二，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支持再分配。中间道路学派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只有在社会中，个人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他们强调社会的整体性。为了使社会保持其整体性，必须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从社会方面看，当人们遭受痛苦的时候，国家必须想办法去减少和免除这些痛苦，如果政府不这样做，将有可能遭到人民的反对，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无秩序。在市场体系中，结果不一定是公平和公正的。当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的情况不可接受时，国家就应当进行干预，设法减少不公平和不公正。从经济方面看，生产、就业和社会安全有赖于消费者欲望的提高，但是，人工制造欲望以促进消费，天生具有不稳定性。这种欲望总有一天会因竞争的强迫性或人工制造需求能力的衰弱而萎缩下去，消费将随之下降，失业为之增加。要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就要把消费进行广泛的分配，使穷人也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第三，中间道路学派倡导政府参与下的福利经济的多样化。中间道路学派认为，国家提供的福利虽然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但可能会造成垄断和服务的低效率，因此，他们希望私营部门和志愿组织的加入使社会服务领域变得多样化，通过充分的竞争使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有所提高。无庸置疑，由于利益的驱动和竞争的刺激，私营部门总是比公共部门更有效率，但是，在所有公共部门都实行市场规则似乎也不大可能。所以，中问道路强调混合的福利经济，认为国家提供的福利应当成为混合福利经济的一部分。在这个混合经济中，无法由私人完全提供的服务交由国家完成，能够由私营部门完成的就由他们去做，在国家提供服务的领域，私营部门也要同政府在服务质量、效率等方面展开竞争。中间道路鼓励私人的、志愿的和家庭的服务形式，认为它们促进了个人和社会责任，是社会的纽带，同时，它们也使服务来源多样化，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志愿部门在此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人们履行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直接体现，也是人们自己帮助自己这种愿望的体现。所以，混合福利经济不会使公共责任遭到削弱，相反，它会使公共责任和个人责任都得到加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私有化政策造成了新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中间道路学派以新的面孔即“第三条道路”出现。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安东尼·吉登斯，其理论被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施罗德等政界人士所实践，在欧美形成一种社会思潮。他们在反思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要使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扬利抑弊地采取兼顾国家与市场、供给与需求、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塑造新经济、构建新福利、推行新政策，谋求资本主义再发展。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主要包括：第一，在政治政策上，主张实行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它倡导政府由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在社会生活中政府只牵头，但不包办，鼓励公民参与，发挥民间组织作用，增加地方政府权利。国家不应当再是高高在上的命令者，而是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调节人，给社会力量赋予适当的公共事务，鼓励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独立解决各种问题，国家侧重于在法治、民主、高效的前提下协调各部之间关系，引导国家目标的实现。第二，在经济政策上，奉行“市场社会主义”信条，模糊所有制定位，摒弃国有化政策，主张走一条有别于自流放任和国家干预的新混合经济之路。按吉登斯的说法，与过去西方国家混合经济的区别在于，新的混合经济不是努力去实现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平衡，而是要实现经济生活和非经济生活的平衡。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鼓励充分的自由贸易。布莱尔在访问法国时曾在国民议会发表演讲，当他说道“经济政策没有左右之分，只有好坏之别”时，赢得全场鼓掌。这或许是“第三条道路”最通俗的注释。新经济核心是如何在全球化形势下实现充分就业和高速增长。第三，在福利政策上，把社会福利国家改为社会投资国家。传统左翼把福利国家理解为国家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符合人道尊严的生活；新保守主义毫不客气地把这些人简单地推向市场。第三条道路放弃过去或者削减、或者扩大福利的做法，变福利政策为投资政策。通过在经济、教育、培训等领域的政府投资和个人投资，提高接受福利者进入市场的能力，帮助他们适应就业，以防一些人滥用福利。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福利既是每个人的权利，同时个人也要尽义务，“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寻求“权利与义务”、“权利与职责”的平衡。建立一种使福利可以维护，但享受者具有相应责任与风险的“积极福利”政策。

二、对三大社会保障理论流派的简要评价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中间道路三大社会保障理论流派在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实践中，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府中都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调节该国在特定阶段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而采取的回应措施。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三种理论及其实践形态的循环往复

古典自由主义是对封建贵族中央集权的抗拒，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虽然经济上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出现了尖锐的社会阶级对立，工人阶级的生活、工作得不到保障，并且由于实行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生产陷入困境。这一阶段的社会保障停留在社会救济等低水平的社会政策上。

凯恩斯主义是对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回应，是对古典自由放任主义的纠正，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国家担负起对经济、社会生活干预的责任，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建立全民享受福利的福利国家。

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福利国家出现财政巨额赤字、经济出现滞胀等问题，新自由主义者趁机上台执政，重新鼓吹自由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

20世纪90年代前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也出现了问题，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贫富差距扩大，人们开始埋怨撒切尔夫人制造了“无法享受养老金的一代人”。于是，第三条道路以试图在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之间取得平衡的中间道路学派出现，以调节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现实矛盾。

因此，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中间道路三大社会保障理论流派在西方社会发展中，实际上是循环往复、交替出现的，所谓新理论不过是旧有理论的回归、修正或综合。

2.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三大理论争论的中心

经济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的万能作用，认为市场是第一性的，为了效率必须牺牲公平，反对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在社会保障方面强调个人和家庭的责任。国家干预主义则看重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调节功能，强调社会公正和公民的社会福利权利。

在经济自由主义陷入“市场失灵”困境、国家干预主义同样处于“政府失灵”的尴尬境地时，第三条道路等中间道路学派试图在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权利与责任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然而，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权利与责任之间是互有矛盾的非常复杂的关系，要取得良好的平衡效果其实是困难重重的，也因为如此，人们对第三条道路的实践效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许，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就是在这些矛盾之中不断向前发展，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权利与责任看起来是西方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永远持续不断地争议下去的话题。

社会保障理论范文第10篇

曾几何时，福利国家以其高水平、广覆盖、无差别的社会保障制度而炫耀于世。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它们就陆续陷入了支付危机；80年代则纷纷进行改革。症结何在？是保障水平太高，降不下来？是覆盖面太大，缩小不了？是公平度太强，以至于无差别发放？这些基于基本人权的问题，不容漠视。

其实问题的症结在于制度的刚性：其制度的建立过程是保障范围越来越大，保障项目越来越多，保障水平越来越高，这是一个普遍的、几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的必然结果是高福利逐渐达到国家财政难以支撑的程度，整个社会激励不足，发展趋缓。而此时，任何想要降低和缩小福利的努力都难以实行，如果硬要实行，就会引发社会不满和不稳。近几十年，人们在不断反思这项制度，有些国家还在政策上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在世界各地，尽管人们创造了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但这种制度刚性却似乎是它所固有的。这项制度是否必然或迟或早、或快或慢地走向危机？它能否在社会还需要这项制度的时候继续存在，也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最近，王诚在研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长远趋势问题时，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即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形式必须经历产生、成长、高峰、衰退和消亡这5个阶段（王诚，2004）。

抽象地讲，任何事物都有类似的阶段。但如能找出不同阶段的特征和条件，将有助于我们实现建立这项制度时所预期的目的。正如虽然人人难免一死，但世世代代的人们还是不惜代价地投入卫生保健事业、发展医疗技术。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来说，它的崩溃容易引起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使那些无力自救的贫者、老者、病残者、失业者以及所有原本只有依靠社会保障才能维持体面生活的人们陷入痛苦的深渊。竭力避免这种灾难，是人类良知不容推卸的责任。

理想的情况是：在人们还需要这项制度时，它能够继续存在；在人们准备好了条件时，它能够过渡到一项可以取代现行制度的更高级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这种可持续性和可过渡性是否可能？笔者认为，如要可能，关键在于解决它的制度刚性问题，使之增加一些柔性的调节机制。

事实上，最近20年来，无论是原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还是新的社会保障模式的探索，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制度建议，都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及到了制度刚性问题。如艾斯平-安德森1990年出版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被称为"重新考虑福利模式的开始"（艾斯平-安德森，2003P1990）；吉登斯在论述"第三条道路"时提到的"积极的福利社会"（吉登斯，2000P1999），全面描述了从福利国家转型为"福利社会"的政策纲要。中国学者中，周弘1996年发表的论文就讨论了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社会行政的效率、私营福利的作用等问题（周弘，1996）。看来，对制度或机制的讨论，不能仅仅就制度论制度，就机制论机制，还必须明确它们背后的含义以及对它们的改革和重建依据。否则，这种改革和重建就难免过分受到一时的政治倾向、价值偏好和经济形势的左右，没有一个长远的、明确的目标和准绳，出现过多的短期行为。

上述问题的存在表明：以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基本理念上是比较含糊的；在制度设计上是存在缺陷的。那么，能否提出比较明确的概念，作为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理念基础？能否设计某种机制，使得过于刚性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具备柔性的自我调节能力？

当前，中国正在加速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对原有的、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另一方面，也在探讨如何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经验已经证明，要想在已经定型了的刚性制度中植入柔性机制，具有相当的难度且成本很高。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尚在建设过程之中，如能及早解决机制问题，将有利于保证这项制度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而在当前，面对下岗失业、农民工权益、农村庞大群体的社会保障等压力，政府极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但同时养老金却出现了赤字，财政全额拨款的低保金连年翻番，如不警觉，社会保障危机大有提前不期而至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探讨这项制度的理念基础和内在机制问题具有紧迫的意义。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提出"底线公平"概念，以"底线公平"为基础探讨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调节机制，并对制度设计提出一些建议。

二、底线公平的概念

2003年中国大陆人均GDP首次达到1000美元，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这个阶段，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社会分化加剧，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极易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在这一阶段，对公平的社会诉求将会明显增强，从而成为社会保障加速发展的推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十分重要。如果不实现必要的社会公平，社会动荡会破坏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如果不保持一定的效率，经济发展又可能陷入停滞。那么，什么样的公平概念适合这一阶段的需要？如何确定与经济和社会条件相适应的社会公平水平？如果对此不予明确，随着人均GDP的上升，社会的消费结构也将从温饱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对社会公平的要求将越来越高，推动社会保障的水平节节攀升，直到走上高福利的道路。

社会保障制度问题，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发生激烈争论的焦点之一。但总的看，除了极少数如哈耶克那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会坚持捍卫市场自由而否定政府干预，坚持个人自由绝对化而否定"社会公正"，坚持"社会公正"只是一个"幻象"、一个"梦魔"这样一种极端观点以外，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公正应该成为一个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人们普遍接受的政策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由政府对国民收入实行"二次分配"，借以实现"公平分配"，亦即主要在经济意义上的公平。而在"二次分配"中，社会保障制度又是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制度。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理念基础就是社会公平。

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理念基础的社会公平，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众所周知，对于每个个人而言，对什么是公平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制度和政策可能使一些人得益而另一些人利益受损，得益者认为公平的，受损者可能认为不公平；即使在得益者中，得益多者认为公平，得益少者也可能认为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选择的办法是所谓"民主"原则，多数人认为公平就是公平，从而否定了少数人认为的不公平。这就是所谓的"多数人的暴政".所以严格来说，社会保障制度所依赖的公平原则，不是在个人意义上的公平，而是社会意义上的公平，即"社会公平".所谓社会公平，是社会为了实现已经确定的目标（例如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社会可持续发展等）而制定一系列规定，这些规定得到执行，目标实现了，就实现了社会公平。这样一来，在社会公平面前，本来是个人之间的利益损益关系，就转化为责任和权利的关系，即：个人不管损益多少，在社会意义上都是应尽的责任；个人不管受益多少，在社会意义上都是应得的权利。这样，个人之间扯不清的利益关系，就转化为社会规定了的利益和责任关系。社会保障制度就建立在权利和责任（义务）的关系之上。

"底线公平"虽然最终要落实到每个人的实际利益上，但它直接处理的并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权利与责任）、政府与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它是全社会除去个人之间的差异之外，共同认可的一条线，这条线以下的部分是每一个公民的生活和发展中共同具有的部分——起码必备的部分，其基本权利必不可少的部分。一个公民如果缺少了这一部分，那就保证不了生存，保证不了温饱，保证不了为谋生所必须的基本条件。因此需要社会和政府来提供这种保障。

所有公民在这条底线面前所具有的权利的一致性，就是"底线公平"。

"底线公平"不能说是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底线公平是指社会保障制度和项目中，有些是起码的、不可缺少的，这些制度和项目可能意味着较低的保障水平，但也可能保障水平并不低。总之，"底线公平"不是就保障水平高低的意义而言的，而是就政府和社会必须保障的、必须承担的责任的意义而言的，它是责任的"底线".在这条底线以上或以外的部分可以是由市场、企业和社会组织，甚至由个人去承担的，是灵活的、反映差别的部分。

底线公平是否牺牲效率？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通常认为差别性是对应效率的，一致性是对应公平的。但是"对应"并不是"等同".合理的差别就是公平，这已被罗尔斯（JohnRawls）所证明（罗尔斯，1988P1971）。同样，一致也不只是意味着公平，它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带来效率，而不仅仅是产生效率的外部条件，这也是我们希望证明的（景天魁，2004）。

所以，底线公平并不牺牲效率，毋宁说它是实现效率的必要条件。

三、底线公平的制度含义

底线公平概念不仅有制度含义，还有政治含义和文化含义。本文只讨论它的制度含义。

那么，"底线公平"所包含的制度性内容是什么？第一，最低生活保障；第二，公共卫生和大病医疗救助；第三，公共基础教育（义务教育）。

为什么底线公平的制度含义主要指这三项？它们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是什么关系？依据底线公平能够形成激励与约束相平衡的调节机制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讨论以下几个关系：在社会保障制度中，低保制度和社会保险的关系；在社会保险制度中，医疗保险与其他保险之间的关系；社会保障制度的合理结构问题。

1.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底线公平的意义

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过程，有一种已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就是"阶段论"，即认为社会救助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虽可同时存在，但他们标志着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前一阶段以社会救助制度为主，后一阶段以社会保险制度为主，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以社会保险为基础的。或者说，从社会救助制度发展到社会保险制度，标志着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

这个观点基本符合社会保障制度演变的历史事实，特别是依据了欧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现成经验，就此而言，无可非议。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这个历史事实，而在于如何解读它。解读有两种：一是学理意义上的解读；一是时空结构差异意义上的解读。从学理意义上，我们承认社会保险制度的合理性；但从时空结构的意义上，我们必须对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差异性有足够的估计。

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要求的社会成本太高。（1）要求个人收入比较透明，监督比较容易。（2）要求税收体系比较健全，公民纳税意识强。最近日本爆出的社会保险危机令人瞩目，据统计，37%的日本人目前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缴纳养老保险金，其中，20-29岁的青年人中，有50%以上拒绝缴纳保险金，高达1/3以上的政府要员也欠交保险金，其中竟包括首相和各部大臣。（3）要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欧洲国家的高福利主要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完成工业化后，经济水平较高，因而对经济的支撑能力估计过高。1974-1975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使经济出现负增长，社会保障水平却由于刚性作用而继续正增长，从而导致了社会保障制度危机。如联邦德国的经济增长率由1973年的4.8%突降为1974年的-0.1%，1975年的-1.3%，而同期社会保障水平增长率却由112%上升为1.9%和3.8%.法国和英国也发生了类似情况。这说明社会保险制度会起到放大和加剧经济危机，并延长经济衰退期的作用，这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警惕的。（4）福利国家在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时，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并不高，而现在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极为容易，这给高税收制度的维持和发展中国家税收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困难。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难以支付以上社会成本。经验已经证明，在中国全面推行社会保险遇到了很大困难。

虽然政府经过长达20年的努力，到目前为止社会保险制度也仅能覆盖10%的总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有1.2亿人，参加医疗保险的有1亿人），这两年大力"扩面"，但速度不快，其原因应从制度上做根本的反思。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应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因为这项制度被实践证明是花钱最少、效益最好的社会保障制度。近几年，中国政府加快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保障对象和资金规模连年翻番：从2001年开始，中央财政承担当年最低生活保障支出42亿元中的23亿元，约占55%，其余由地方财政配套支出。自此以后，中央财政低保金支出连年翻番，2003年纳入低保的人数已达2246万人，各级财政支出低保资金151亿元，其中仅中央财政就支出92亿元。

这几年许多人在问：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警戒线（2003年为0146），城乡差距为世界之最（报道的为3∶1，实际为5∶1或6∶1），下岗失业人数达2000万人，流动就业人数在1亿人左右。如按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按许多得到公认的理论推断，中国社会将会出现危机。但是，中国却一直保持了社会的整体稳定，即使在经济大起大落、发生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的情况下，仍能"软着陆"，社会并没有发生大的动荡。这是为什么？显然，这里起作用的原因很多，可做的解释也很多，不能归于一个原因，也不能定于一家之说。但其中，社会保障特别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一份功劳。因为，如果说有些制度在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社会分化，即使社会保险制度也只是达到富者亦（照样）富、穷者亦（仍然）穷的结果，而低保制度针对的对象却十分明确：使贫穷者生活有所改善或能走出贫困。它能够最明显地起到缩小社会不公平程度的效果。

2.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制度对实现底线公平具有关键意义

毋庸赘言，生命权力对每一个人来说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对生命有直接保护作用的因素是：卫生、保健和医疗。在医疗保险的制度框架下，医疗被置于优先地位。研究证明，卫生对人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最大而花费最小。其次是保健，也是花钱少而受益大。以预防为主，搞好公共卫生，对广大人群构成威胁的传染病、流行病、地方病等等就可以减少甚至消除；中华民族健身传统证明，只要具有良好的处世态度、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危害大规模群体的疾病，如糖尿病等"富贵病"和艾滋病等病症就可以避免。

这些都可以降低保护生命的社会成本。在卫生保健之后的手段才是医疗。但由于现代医疗技术的发达和医疗费用的提高，只能依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医疗保障制度。从社会医疗保险的情况看，几乎所有实行这项制度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出现巨大的赤字。发展中国家对此只能量力而行。目前，中国正在农村地区试行由中央、地方和个人三方出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合作医疗制度，以及早已开始实行的由政府出资的医疗救助制度，意图都是在目前经济条件下，在医疗方面守住公平的底线，让困难群体能够看得起病。

3.底线公平对于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意义

底线公平对于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思路都会发生相当的影响。例如，对于养老保障来说，一个老人依靠最低生活保障加上卫生保健和医疗救助，就可以获得最基本的社会保护，这是政府的责任。如果再有企业养老年金和个人养老储蓄，以及有巨大发展余地的社会服务，并且充分发挥家庭的养老功能，那么他就可以保障体面的老年生活。这后一方面，主要是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责任。

对于失业者来说，依靠最低生活保障加上卫生保健和医疗救助，就可以维持基本生活。

如果辅以积极的就业培训、就业服务和社会互助，他就不仅可以获得体面的生活保障，还可以尽快重新就业。

仅从以上两个方面即可看出，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内部有层次的关系，底线公平是基础层次，这是由政府来负责的。其他制度可以置于底线公平的基础之上，这是通过社会、个人并通常可以采取市场机制来实现的。前者属于雪中送炭，是必保的，硬性的；后者属于锦上添花，是灵活的，可调控的。这样，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就有了一个合理的内部结构，底线公平是这个结构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在2000年以来发表的论文和著作中，提出了"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概念和制度框架，此后一直在不断完善这个制度设计，并在大连、延安和杭州等市分别作了相关的社会实验，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得到了中国政府部门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赞扬。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如香港宣明会，在中国大陆建立了数十个扶贫和卫生医疗试验点，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需要说明的是，底线公平概念并不限于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其他制度如公共基础教育制度也是体现底线公平的重要制度。限于篇幅，这里暂不论及。

四、底线公平的作用和相关机制

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多建立于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一方面，当时对于GDP与社会保障水平之间的恰当比例关系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对于福利支出的承受能力估计过高，因而它们不是寻找社会保障的底线，而是在不断冲击高线，没有底线公平的概念，反而热衷于比富、夸富，造成社会保障水平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在政党竞选中，社会福利成为拉选票的手段，造成社会福利水平节节攀升。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发展中国家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要形成一种富有弹性的调节机制：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这种机制能起到激励作用，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在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它又能起到约束作用，以便把它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底线公平正是形成这样一个调整机制的基础。

1.底线公平对调节幅度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对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应占的比例、对税收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做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依据这些成果，我们可以比较科学地掌握对社会保障水平的调节幅度。

从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看，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20世纪50年代一般在6-10%之间，平均值接近8%；70年代中期在20%左右；80年代中期在20-30%之间，平均值在24%左右。（见下表）

据杨翠迎、何文炯分析，20世纪50、60年代，欧洲各国社会保障水平与GDP的比重在10%及其以内时，失业率较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社会经济处于繁荣稳定状态。到70年代，当社会保障水平所占比重在20%及以上时，各国普遍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失业人口增多、企业竞争力下降、劳动者积极性锐减等问题，发生了社会保障危机。这样看来，10%应为社会保障（占GDP）的适当水平。此说不管准确与否，总算是一种规律性的认识，应予重视。但各国发展情况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以欧洲国家来说，10%的水平仅存在于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而在工业化基本完成以后，经济发展速度普遍较慢，社会保障水平已稳定在20-30%之间。尽管此时普遍进行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但比重已不可能回落到10%左右了。那么，在工业化完成以后的适宜水平应该是多少？所以，虽然在理论上应该存在一个社会保障的适宜性水平，但在工业化发展时期和工业化完成以后，这个水平可能差别很大。

引入底线公平概念有可能改善这种情况。底线公平所关涉到的社会保障支出是社会保障总支出的一部分，这部分支出有什么特点呢？主要是比较稳定。低保水平虽应随着经济发展而有所提高，但既然是最低生活保障，它的水平波动主要受物价因素影响，提高的幅度应该是很有限的，否则就不是最低生活保障了。不管经济水平多高多快，得大病重病的人数总是有限的，这个比例不太可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它不同于门诊医疗，门诊医疗中的许多所谓富贵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有明显增长的。所以比较而言，底线公平的社会保障支出虽也与经济水平相关，但相关性不够灵敏、不够直接，因而比较稳定。可预测、可控制性也就较强。从理论上说，底线公平的社会保障支出，在计算上不应有太大的困难，只是因为我们这方面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尤其是在广大农村还存在着较大的制度空白。因此，对这部分支出我们只能去估计，而拿不出实际的数据。

穆怀中按照人口结构理论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了适度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模型：

2.底线公平与对社会保障增长速度的调控

与社会保障的增长幅度相区别，社会保障的增长速度的调节也有特殊的困难。通常总是讲，社会保障的增长率要与经济发展的增长率相一致。但实际上却往往正好相反：当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时，失业率就低，公众的预期就好，投资于扩大再生产的回报率就高，因而社会保障的增长反而较慢；越是当经济增长缓慢时，失业问题可能越严重，或者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趋于强烈，政府为了稳定社会，可能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出。

不管是正向调节还是反向调节，理想的状态是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为1.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从发展阶段说，大约相当于工业化的中期，而社会保障制度则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由于中国人口总量大，转型成本巨大，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也很大。1992-2001年间，我国的社会保障平均年增长率相当于GDP平均年增长率的1.46倍，总体增长速度偏快。其中，城市社会保障水平提高更快，有的年份，如1992年城市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比1991年增长了85.8%.这种情况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事实上很难避免。如何调控社会保障总体支出水平使之接近理想状态？从底线公平的角度看，就是在社会保障总支出增长水平相当于经济增长水平的前提下，改变社会保障不同项目的优先增长顺序。事实上，我们过去对社会保障项目的出台顺序重视不够，往往是基础性项目还没出来，枝节性项目先出台了或者造成部分重叠，或者造成部分冲突。目前的优先顺序拟可调整为：抑制养老金的增长速度，加大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财政支付力度；总体抑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但适度增加对大病补助的财政支持；抑制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增加对公共基础教育的财政支持，尤其是加大对中西部农村和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

3.底线公平与社会保障多元主体的协调

调控增长幅度，调控增长速度，都是一些理性的目标，其中也许包含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但关键是由谁来调控。社会保障发展本身是刚性的，如果调控者又只是政府，而政府的调控行为又是刚性的，那么柔性的调节机制还是体现不出来。引入底线公平概念的重要作用就是要把社会保障的刚性部分限定在一个范围内，让出更大的部分给柔性机制的发展留出空间：激励和支持非政府组织、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在社会保障中担当重要角色，实现社会保障主体多元化。这些多元主体的共同特点，是花自己的钱办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的事。花钱心痛，而不像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府那样，是慷公共资源之慨。

非政府的社会保障主体的预算是硬的，而机制是软的，可调性很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能只走政府办社会保险这一座独木桥，而要走多元主体协调互动的路，一旦非政府的保障主体形成了自己的活动空间，政府即使想拉选票，其活动空间也有限，再想侵入非政府保障主体的活动空间会受到强烈的反弹和限制。这样，某种健康的调节机制就可能形成。

具体地说，这里包括以下几个机制：

第一，责任共担和责任分担的协调机制。社会保险的基本原理就是责任共担，覆盖面越大，参保人数越多，缴费率越高，社会保险的抗风险能力就越强。但是，如果缴费和给付脱节，甚至为了追求公平而实行无差别发放，那就要求参保人必须有很高的责任共担意识，甚至是理想的社会责任承担者。否则的话，人人希望多索取，人人只想少缴费，甚至逃避缴费，那就成了酿成危机的根源。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就必须寻求责任共担与责任分担的平衡。

经验表明，划分责任共担和责任分担的界线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中国，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国家保障模式，国家在实行低工资制度的同时，也就承诺了对个人养老、医疗等的保障责任。在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历史的惯性仍然延续下来：老一代要求对他们有所补偿，新一代又不愿承担既为老一代缴费又为自己积累的"双重责任".国家为了推行改革，为了社会稳定，对下岗职工承诺"三条保障线"，对离退休职工承诺养老金"足额发放"，对低保对象承诺"应保尽保"，对社保基金承诺国家"财政兜底".话说得很满，大包大揽。

企业见状，乐得趁机往后缩，逃避缴费，致使企业年金制度建设进展迟缓；非政府组织想参与进来也难以插手；个人则埋怨"改革就是要个人缴费".如此一来，事情竟成了这个样子：好像所有人都不欠国家的，只有国家欠每一个人的。这样的责任结构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在这种责任结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必将是世界上最刚性的，也就是可持续性最差的，一旦政府治理体系出现问题，它就只剩下走向危机之一途了。

到底哪些责任要共担，哪些要分担？在一项制度中哪些属于责任共担部分，哪些属于分担部分？从不同的利益权衡和观察视角看，有不同的分法。"底线公平"概念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界限：底线及其以下部分是政府的责任，同时也是全社会人人都要共担的责任，这是没有选择余地的，通常是法定的、强制的；底线以上的部分，企业负企业的责任，个人和家庭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也要各负其责。给与自主选择的权利，同时也就等于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

政府的责任主要是监督和宏观控制。不过，这里所说的分担并不是绝对的。有的要个人和企业共担，有的要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共担，而在社会保险中仍然存在必要的共担部分，即使在底线以上部分也有共担的问题，只不过其强制的程度不同于底线以下的部分。尽管如此，加入个人和家庭的选择自由和责任，加入市场因素，加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也就是加入了柔性机制。

第二，激励和约束的互补机制。在缴费和给付的关系上存在一个固有矛盾：越是缴费能力强的，参保积极性可能越低。对于巨富者来说，不参加养老保险，晚年生活也可无虞；不参加医疗保险，照样看得起病，而且可以自由选择医院和医生。而越是贫者、病者、老者、失业者参保积极性越高，缴费能力却低。如不跟进必要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社保基金的入不敷出必成定局。

这里的问题可以看作是一个逆向选择问题。如果社会保障的参保人只限定为中上收入者，那么按他们的缴费能力是可以保证保障基金的可持续性的。但这样一来，也就不是什么社会保障，不过是搞了一个富人俱乐部。如果参保人只限定为中下收入者，那么保障能力低到连起码的生活需要都难以满足的地步，这样一来，费用倒是节省了，但不过是搞了一个穷人互助社。所以，所谓社会保障制度的激励和约束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公平度的问题，是一个阶层关系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让中上收入阶层的人自愿去解决中下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而这个问题正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和精髓。在以往的文献中，在以往的实践中，人们创造出了许多激励方法和约束手段，法律的、经济的、道德的等等，而社会政策的实质就在于如何去选择。

什么是激励和约束的均衡点？这要看是实行什么样的社会政策。换言之，在不同的政策倾向下，选择可能非常不同。实行"收入均等化"政策的北欧国家，平均税率很高，但低收入阶层的缴税率仅在3-6%，而高收入阶层的缴税率却在40%左右，可见调节力度是很大的。与此相反的政策取向自然也可以找到理论根据。例如，信息经济学就证明，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应该为零，也就是对最高能力的人的边际收入应该不征税。只有这样，政府才可以得到最大税收（张维迎，1997）。可见，对于缴费和给付到底实行什么样的激励和约束，实际上取决于政策选择。

底线公平是为在中国当前情况下，寻找适当的激励和约束提供一个均衡点。它提示，底线以下和以上部分，在激励和约束的强度、方式和方法上，应该有明显的区别。

首先，应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缴费的激励力度，以优先满足最低收入阶层的底线公平以下的基本需求。这可以明显地提高社会公平度。因为中国目前税收制度的局限性，中等甚至中下收入阶层是纳税的主体，高收入阶层特别是巨富阶层对于缓解贫困、救济弱势群体的作用并不明显。而对高收入阶层的缴费激励主要不是方法问题（这方面的方法多得很），而是政策偏向导致了激励不足。事实上，例如引导高收入阶层为贫困阶层建立救济基金，可以有效地改善富人们的社会形象，从长远看他们也可以有较好的收益预期。

其次，应对财政兜底之类的政府行为有较强的约束，这往往是混淆了政策和制度的结果。对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属政策，养老金的发放属制度。动辄财政兜底，制度不能独立运行，何来可持续能力？

第三，对养老保险待遇和失业保险待遇的适当约束是国际趋势。中国是老龄人口大国，又是就业竞争激烈的发展中国家，不宜过分提倡养老社会化，而应尽量保持家庭的养老功能；不宜鼓励企业把失业包袱甩给社会，社会在哪里？在社会组织没有发育之前，所谓社会化其实还是"政府化".

第四，需求与供给的平衡机制。这也是一个老问题，并且可能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得到最终解决的老问题，这里也只限于讨论底线公平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的作用。有两个问题需要区别开：一是需求与供给谁决定谁，何者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二是前边提到的那个难题：越是经济不景气、供给能力弱时，社会保障的需求越强烈；而在经济增长强劲时，社会保障需求增长倒可能趋缓。那么，如何调节才是适当的？

对于前一个问题，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于需求决定论，社会保障需求被它称为基本人权，当然决定供给。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虽然高福利导致财政巨大赤字，但社会需求的决定地位仍不可撼动。在瑞典，人们就缩减福利开支争论了20年，但福利水平并没有降下来，福利支出在GDP中的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也只下降了百分之一（景天魁，2002）。在芬兰，也曾有过要求减少税收的呼声，但要减少税收就要相应地降低福利水平，政府为此搞了公民投票，结果多数人还是赞成宁肯多缴税，也要维持现有的福利水平（Hietaniemi，2002）。

而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则主张供给决定需求，从画在华盛顿饭店餐巾纸上的"拉弗曲线"，到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削减福利开支计划，都对这种主张做了或则抽象或则具体的说明。但对社会保障制度而言，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决定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底线公平概念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在于：它使两种决定关系在同一个制度的不同层面可以共存，并且相互补充：在底线以下部分，需求决定供给；在底线以上部分，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让供给决定需求。底线以下的需求可以由前述模型（2）确定。由于底线公平的社会保障支出（Ba）只是社会保障总支出（Sa）的很小一部分（Sa的绝大部分由养老金和医疗开支组成），即使将来在农村普遍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Ba在Sa中所占比重也不会太大。底线以上部分可以从模型（1）中求得。如按穆怀中的测算，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适度水平（S）应在10.06-11.93之间，那么底线以上社会保障支出（Sa-Ba）的供给也就应控制在模型（1）和（2）所确定的限度之内。

对于后一个问题，底线公平也可以起到稳定和平衡的作用：由于Ba较少受经济状况好坏的影响，而（Sa-Ba）又主要受个人和家庭、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等的制约，预算约束比较硬，这就有可能使得社会保障的总支出水平不论在经济快速增长期还是在经济增长趋缓或负增长期，都能相对地在一个合理的幅度内浮动，总体上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水平。这样，社会保障的支出既可能不成为引发经济危机的原因，由其他原因形成的经济危机也可能不至于把社会保障制度拖入难以维持的境地。这项制度的可持续性自然就大大增强了。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还需结合具体条件做进一步的研究。

五、建议和结论

提出"底线公平"概念，就是为了确立社会公平的基点，明确政府责任的"边界"；寻找全社会可以共同接受和维护的价值基础，确定当前实际可以达到的起码的公平。

从底线公平出发，前面已随文提出相关建议，这里再补充几点：1.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应放在进一步完善调节机制上，特别是在面对社会保险的扩面、扩项压力的情况下，更应该明确地把机制建设放在首位。特别是要清醒地把握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在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同时，防止社会保障支出总水平在短时间内增长过快。应进一步完善责任共担和责任分担的机制，并适当掌握激励和约束的强度。2.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制度结构不合理，其中最主要的是城乡二元体制。这与底线公平的关系最大。建议尽快在农村普遍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在中国这样一个其长远发展主要靠提升人力资本，而又因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别等原因，致使公共基础教育难以确保的情况下，政府应将公共基础教育纳入社会保障范围之内。这不仅事关底线公平，更关乎国家前途。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只有确立适当的理念，形成一套完备的刚柔相济、协调互补的调节机制，并适时调整制度建设的重点和顺序，才可能增强可持续性，为这项事业开辟乐观的前景。但这无论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政策实践上，都还有大量艰巨的工作要做。

参考文献：

安东尼·吉登斯，2000P1999《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高书生，2004《社会保障：我们该走哪条路》《中国证券报》1月13日。

海闻等，2004《，"大病"风险对农户影响深远》《学习时报》2月9日。

黄安年，1998《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金双华，2002《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的财政支出作用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1期。

景天魁，2002《访问北欧三国报告》（未发表）。

景天魁等，2001《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华夏出版社。

——，2004《社会公正理论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考斯塔·艾斯平2安德森，2003/1990《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郑秉文译，法律出版社。

罗尔斯，1988P1971《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穆怀中，1997《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研究》《经济研究》第2期。

王诚，2004《论社会保障的生命周期及中国的周期阶段》《经济研究》第3期。

王延中，2003《中国企业年金的制度设计与政策选择》《经济管理》22期。

杨翠迎、何文炯，2004《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关系研究》《公共管理学报》第1期。

张维迎，1997《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与信息经济学》，载《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商务印书馆。

周弘，1996《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及对我们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Hietaniemi，Marjukka2002，TheFinnishPensionSysteminBri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