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税论文范文

社保税论文范文第1篇

1社会保障费改税的重要作用

1.1有利于增强社会筹资的强制性。加强社会保障费的征收力度

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透露，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养老保险的心腹之患。做实个人账户，从现收现付式过渡到部分积累式以及实现做实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基金最大程度的保值增值，需要落实一系列的财政与金融政策。社会保障费的征收、管理和支付都需要严密的法律规定。税比费更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法律规范性，促使社会保障费有稳定、及时、足额的收入保证，有利于增强社会筹资的强制性，加强社会保障费的征收力度。

1.2有利于减缓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步伐

据有关数据表明，国家给企业和国家财政带来的巨大的养老金负担，至2010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将达到12％，超过国际老龄化社会10％的临界点，只有开征社会保障税才能够逐步缩小社保资金缺口，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常运行和可持续发展。走出社保支付的困境。

1.3有利于实行全国统筹制度

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费才便于政府在更大的空间内调剂余缺，平衡地区差距。目前的省级统筹只能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过渡形式，全国统筹才是终极目标，毫无疑问，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将为全国统筹创造有利条件。

1.4对社会保障税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更具科学性

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有利于社会保障税的健康运行和廉政建设，有利于建立社会保障费管理的监督机制，增强保障资金的安全性，形成社会保障的收入、支出、管理分别独立的科学管理系统。

1.5有利于与国际的税制惯例接轨。促进我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进程的发展

目前。社会保障税在国际税制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经济杠杆作用，成为了各国除所得税外的第二大税种，我国依国际惯例开征社会保障税，在国际税收协议中可以相互抵免，有利于协调国家之间社会保障支出的负担，有利于维护国家及本国居民的权益，促进国际间的开发与交流。

2社会保障税与现行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模式相配合的问题

我们知道社会保障基金积累的模式可分为现收现付、完全积累和部分积累这三种模式。就这三种模式的选择，我们要将社会保障税与现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征缴模式相结合，考虑在开征社保税后，在主要的几个税目上。养老保险税、医疗保险税、工伤保险税中(当然还应包括生育险和失业险，就主险分析可概括其他)，只有基本养老保险税目涉及累积模式的选择问题(医疗和工伤基本采取现收现付的形式)，因为养老保险是具有长期稳定积累期的保险，只有此项保险才会面临未来人口老龄化的支付危机。目前我们必须在养老保险上采取部分积累制，这是由其目前所面临的严峻形式所决定的：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另一方面，由于体制性原因，国家对“老人”和“中人”欠下的巨额养老金缺口隐性债务需要偿还，而财政拮据对缺口弥补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只好依靠“新人”即目前的在职职工承担一部分责任。

那么就统帐结合的这种征缴模式来看，我们应在社会保险预算内建立两个帐户：社会统筹帐户与个人帐户。在资金问题上。个人纳税全部进入个人帐户，统筹税金则按一定比例分别缴入两个帐户。各项基金分开管理，独立核算。

3社会保障税的设计要与相关税种相协调，避免重复课税

(1)社会保障税与个人所得税的搭配。这两种税同属于对收益所得客税，劳动者的劳动所得是两税的共同基本税基，这就必然存在重复征税问题。借鉴国外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我国可采用社会保障收支税务处理的办法，即纳税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受益收入不纳入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同时，还可以采用“税收递延”优惠，既将纳税人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列入个人工资支出范围，允许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进行税前扣除，以保证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这样做也符合我国职工工薪收入普遍偏低的实际情况。

(z)社会保障税与企业所得税的配套。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障实质上是一种对必要劳动的补偿，是为劳动者“生产”的一种未来保障产品，企业在这种“生产”中，即使不求盈利，也必须讲求等价补偿，才能使再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地进行。因此，应允许企业把社会保障税计入生产成本，允许企业在缴纳所得税前扣除。

4积极开拓杜保基金的筹集渠道

(1)减持国有股。首先，国有股减持仅仅是补充社保基金的多种途径之一，而且在开始的几年，我们完全可以控制国有股减持的数量，等资本市场规模扩大、市场承受能力增强后，再逐步增加减持的数量；其次，政府可以规定将国有股减持的所得大部分转为社保基金，再逐步放宽社保基金入市的限制，这样从股市套现的资金将重新回流到股市。因此只要我们政策操作得当，完全可以将国有股减持对股市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与此同时，社保基金的实力则会不断壮大。

(2)变现部分国有资产。根据财政部统计，1999年我国全部国有资产总量为90964.2亿元，其中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额为66748.4亿元，总量显然十分可观。

(3)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该方法操作简单，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赤字财政，财政平衡压力很大。因此，这种方式只能作为转制成本消化的补充方式，而不能作为主要方式。在具体操作方面，我们可考虑对每年新增财政收入统一切块，如10％，永久性地纳入社保基金。

(4)发行特种长期国债。这种债券期限可定长一些-以便能将债务负担分散在今后二三十年中，避免对政府造成太集中的赎回压力。但须注意的是，这种特种国债的年发行数量及期限必须经过权威机构的严密测算，即要考虑养老金欠账的多少，又要考虑政府未来的偿还能力。

(5)征收特种税，将税收所得用于消化部分转制成本，补充社保基金。政府可考虑征收遗产税、奢侈消费税(娱乐、美容等)，以及从已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利息税等税收划出一定比例，用于补充社保基金。

(6)通过发行福利筹集资金来消化部分转制成本，补充社保基金。福利具有强大的社会集资功能，1994年以来，全国福利共发行销售343亿元，筹集福利资金101亿元。因此，通过发行福利来筹资金，只要运作得当，也完全可以成为消化转制成本的一种方式。

5加强“社保”的宣传教育工作

社保税论文范文第2篇

一、当前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环境日益恶化。由于经济学中外部效应的作用，大量企业废水排入河流，造成河流污染严重；由于很多企业无节制的工业废气排放，导致大气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严重超标，这些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

（二）个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当前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一些高收入群体逃税、漏税行为十分普遍，而对低收入阶层又缺乏有效的保护，使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的纳税主体。

（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不足。目前我国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快，失业率比较高，再加上社保覆盖范围的逐步扩大，导致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等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迅速，社会保障面临收不抵支而可能难以为继的危险。而且社会保障筹资和管理中存在着“范围小、层次低、差异大、管理乱、收缴难”等问题。导致社会治安问题日益突出，势必影响社会的安定，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四）就业压力依然较大。中国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劳动适龄人口居高不下；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三是由于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四是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下岗职工增加。如何增加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是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二、税收政策的取向

（一）环保性社会的税收政策取向

要建立蓝天碧水的环保性社会，可以考虑在“费改税”的前提下，开征生态税。同时对现有税种进行调整和完善，使起具备一定的生态环保功能，和开征的生态税一起形成一个绿色税制体系。

1、制定专门的生态税法。

生态税的设计可以从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以及税收减免等方面来考虑。生态税应本着“谁污染、谁纳税”的原则，凡在境内从事有污染或废弃物排放行为以及生产有污染产品的企业和个人，都是纳税义务人。其课税对象概括来说指一切与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有关的行为和产品，包括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排放的各种污染物、废弃物以及有污染行为的商品。其税率的确定可根据产品附属污染物含量和浓度确定相应的差别定额税率或者超额累进税率。其计税依据可参照国际通行计税标准，按污染物排放的数量和浓度来确定。在税收减免方面，政府可对一些环保和节能的行为进行税收减免。这样通过对低能耗、无污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给予税收减免，可以倡导绿色经营和绿色消费的理念。

2、完善现行税法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绿色税制体系。

（1）增值税。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大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清洁能源、综合回收利用废弃物进行生产的企业税收优惠力度；对在生产中严重损害环境的企业则加重课税；建议取消增值税有关农药、化肥低税率的优惠；对企业购置的用于消烟、除尘、污水处理等环保设备，应允许抵扣进项税额。

（2）所得税。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清洁能源进行生产的企业；对利用“三废”加工，变废为宝的生产企业；对环保产品和技术的开发、转让的企业。应给予所得税上的税收优惠，包括采用减免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提高计税工资标准、投资抵扣所得税等一系列优惠。

（3）消费税。消费税的税目设置应考虑环境保护因素，将一些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商品纳入征税范围，并根据商品对环境影响程度不同实行差别税率。但现行消费税政策并没有充分考虑着一点，有很多对环境极易造成危害的商品并没有被列入消费税征税范围，比如电池、塑料包装袋、移动电话等。

（4）资源税。完善资源税，首先在税率方面，应根据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环境的不同影响，实行差别税率；根据资源的稀缺性、人类的依存度、不可再生资源替代品开发的成本等因素，提高和调整资源税的税率。其次，为了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应扩大我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应逐步把水、土地、森林、草原等重要的自然资源都纳入征收范围。

（二）公平型社会的税收政策取向

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公平即包括法人的公平，又包括自然人的公平。公平应该包括规则公平、分配公平、机会公平等基本内涵。在我国目前的税收政策上，虽然内外资所得税今年已经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但仍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税收政策，需要改革和完善。

1、完善个人所得税，体现税负公平，缩小收入差距。

一是改革税制征收模式。个人所得税有三种税制模式，即分项课征制、混合课征制、综合课征制。目前，我国采用分项课征制，即把个人的收入分成11项，每一项分别规定扣除额和适用税率。假设收入额相同但收入来源不同，由于适用不同的项目，则税额就不同。而且由于分项后，每项收入适用了低税率，就会降低高收入纳税人的税负，这种情况也是不合理的。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外个人所得税多采用综合课征制，即针对个人的全部收入额征税，纳税人无法将税率高的一类收入转为税率低的另一类收入来进行避税。这样做将会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二是改革费用扣除制度，费用扣除应“指数化”。在确定扣除额时，应根据纳税人的家庭成员人数和子女教育费用的变化，并随着通货膨胀率和收入水平的变动对扣除标准进行相应调整，即实行“指数化”。这样做有利于降低低收入家庭的税收负担，缩减贫富差距。三是采用反列举法，逐步拓宽税基范围。当前我国个税采用正列举法，把个人的收入项目分成11项，而对未在税法中列举的所得项目无法征税，易产生税收漏洞。反列举法可使个人所得税有较为宽广的征税范围，从而避免对应税所得限制过死而导致税收漏洞过多，美国是采用这种方法最典型的国家。另外，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对个人证券交易所得、资本利得等开征个人所得税。四是依法治税，加强征管。要尽快完善代扣代缴制度，建立个人和单位双向申报纳税制度及交叉稽查处罚制度。尽快落实个人财产、存款实名登记制度。

2、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物业税等税种，调节存量财产的公平。

首先，在遗产税设计方面，其起征点应当高一点，把一般中低收入者排除在外。在税率方面，宜采取超额累进税率，遗产越多，税负越重，但公益性捐赠可在税前扣除，以鼓励富人捐款。同时为了防止遗产税纳税人事先转移、分散财产，遗产税应与赠与税同时出台。其次，将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的税种合并为物业税，并同时设置起征点，实行超额累进税率，以照顾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通过对房产等物业征税，一方面可以有效的调节富人的财产和收入；另一方面随着政府物业税的增加，地方政府才有稳定的财源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的廉价房屋。

3、完善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

一是扩大优惠政策的适用对象。凡从事创业的行为均给予免税或减税的税收优惠。提高个体工商户的月销售额（或营业额）的起征点，对起征点以下的可以免征增值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这有利于提高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的积极性。二是扩大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由新办企业扩大到所有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企业。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钟点工、弹性工作等各种就业形式迅速兴起，也成为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因此，国家应不分企业经济类型、不分行政区域、不分产业类别（除国家限制发展的产业外），一律给予安置失业人员的企业以同等的税收优惠待遇。三是加大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为鼓励社会力量创办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国家可根据企业所容纳的职工人数与年销售收入的比例，或者工资成本与生产成本、销售收入的比例确定其是否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或劳动密集型项目，并根据该比例所反映的劳动密集程度确定税收优惠的程度。四是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还比较低，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由于某些第三产业利润率还比较低，通过对第三产业实行差别税率等税收优惠，以扶持其发展。另外，对从事就业介绍、劳动者岗位能力培训的中介机构给予税收减免和政府资金支持，给予对外劳务输出的中介给予税收补贴，促进就业服务中介的发展。五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形成新增就业能力。我国中小企业在解决社会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建议应在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制的改革中，考虑在税率、起征点、减免税等方面给予优惠。

三、保障性社会的税收政策取向

社会保障税作为筹集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是进一步完善、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开征社会保障税势在必行。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是在纳税人方面。凡是我国公民和法人均为纳税人，具体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联营企业、合作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其他企业及职工；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职工；以及农民、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

二是在计税依据方面。纳税人的薪金收入、劳务报酬或单位的营业性收入均列为计税依据。

社保税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分析了西方国家环境社会保险税的主要模式和特点，针对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有关基金来源问题的不足之处，提出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做法，将我国目前社会保险资金由收费的方式改为征收社会保险税的形式，并提出了在税制设计时应注意合理解决纳税人、计税依据、税率的确定等问题。?

?

目前，社会保险基金的税费改革是国际社会的潮流之一，中国社会保险基金的税费之争也愈演愈烈。社会保障税（social security tax）也译成社会保险税或称社会保障缴款（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是对薪金和工资所得（即劳动所得）课征的一种税。?

1 西方社会保险税的主要模式与特点?

1.1 瑞士?

瑞士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在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分担、互为补充的三支柱模式上。?

第一支柱是由国家提供的基本养老保险，其全称为“养老、遗属和伤残保险”。在职人员从17岁生日后的第一个元月一日起开始支付，支付方式是由雇主和雇员各支付50％。第二支柱是由企业提供的“职业养老保险”。按照规定，企业及年收入超过19350瑞士法郎的职工须参加职业养老保险，费用由雇主与雇员各付一半。第三支柱是各种形式的个人养老保险。所有在瑞士居住的人都可以自愿加入，政府还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个人投保。?

1.2 美国?

美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现收现付”制，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在职人员把工资所得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障税”上交给政府，即雇主和员工各支付6.2%，用于支付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残疾金和遗属遗孤抚恤金，统称老年遗族残疾保险制度（oasdi）。?

美国目前约有1.63亿在职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障体系，占全国所有在职人员的96％。有单位的在职者将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社保税和医疗保障税上交国库，单位另为其缴纳相应比例的社保税和医保税。自谋职业者应缴纳的社保税和医保税占其收入的比例是有单位者的两倍。?

2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现状及其弊端?

2.1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现状?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从1986年开始实行的。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是现收现付制，实行统筹管理，企业出钱，国家管理，个人只出一小部分钱。在缴费制度上，它以在职职工的工资收入为计量基础，个人和企业按照规定的缴费率计算应缴纳的统筹费用，由企业代扣代缴。目前我国规定的缴费率为40．6％，其中在职职工个人负担11％，企业负担29．6％。具体地说，个人按其工资收入的80％缴纳养老保险费，企业按职工工资收入的20％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负担的医疗保险费为2％，企业承担6％；个人承担其工资收入1％的失业保险费，企业按2％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此外，企业还要承担1％的工伤保险费和6％的生育保险费。?

2.2 我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在运行实践中，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筹资问题，主要有：（1）社会保险覆盖面小，实施范围窄，筹资水平有限。（2）以统筹缴费的方式集资，法律强制力不强，基金收缴率难以提高。(3)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入不敷出、收不抵付的压力越来越大。（4）缴费率不统一，缴费形式不规范，严重影响政策执行效果。（5）现行缴费方式不利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在现行制度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集社会保险费的收、支、管、用于一体，缺乏对社会保险基金运营管理的必要约束和监督。

3 国外社会保险制度的启示?

3.1 社会保险基金费改税的必然?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资金筹集实行收“费”的方式，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相应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但在建立我国“统帐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中，用人单位和个人不缴、欠缴和中断缴纳保险费的现象十分严重。据统计，2002年底，全国累计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高达439亿元。这给社保资金的管理和收支平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此，从世界上在多数国家的经验来看，我国社会保险的筹资模式必须从社会保障缴费改为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险税，由税务机关征收，由此入手解决社会保险的隐性债务问题。开征社会保险税的有利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增强筹资的强制性，强化社会保险基金的征收力度，降低征缴成本，为社会保障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

社会保险税的开征可以充分利用税收的强制性和规范性增强社会保险资金筹集过程中的约束力，确保如期足额征纳，有助于从征收方面减少漏洞，提高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率，由税务机关代劳，可降低社会保险筹资成本，避免和杜绝拖欠、少缴和逃缴的现象，保证征缴工作的顺利进行，还可能发挥出规模经济的效应。?

第二、有利于实现对社会保障基金收支两条线预算管理，健全基金的监督机制，保证基金的安全性。?

用税收形式筹集资金，可以从根本上将收支分为两个独立系统，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财政统一管理，银行或邮局统一发放，并将社会保障预算与其他预算分开，加强资金运用中的管理，减少滥用和挪用现象，从而有效地避免社会保障资金筹集发放中的不规范行为，有利于将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活动比较全面地纳入规范预算管理，保证基金的安全性，有利于人民的监督。?

第三、可以有效解决多家分管，自成体系，机构重叠造成的巨大浪费和管理费用严重超支的问题。?

目前分管社会保险税的各部门都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队伍，从而导致社会保障基金的多头分管，加大了财政负担。据统计，全国职工养老保险管理费支出由1991年的6.5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28.72亿元，增长近3倍，年均递增28.10%。如果将养老、失业、医疗等费用项目合并征收统一的社会保险税，则可将劳动、医疗、人事等部门的管理机构合并，由此节余下来的资金就可以用于解决社会保障部门经费紧缺的局面，缓解国家的财政压力。?

3.2 我国开征社会保险税应注意的问题?

（1）纳税人覆盖面的确定应考虑城乡差别和地区差距。?

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是普遍性和公平性。就社会保险税性质而言，征税的范围应该倾向于更宽泛的覆盖面，使所有的劳动者都能得到保障。但由于我国地方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导致地区之间企业的经营状况、生产能力、应变能力的差距，使得同样的社会保险税的缴纳在富裕地区可以承受，而在贫困地区不一定能够承受，从而制约了社会保险税在贫困落后地区的开征。所以社会保险税在我国将会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只能面向城镇征收，或是开征时对城乡进行区别对待。?

（2）计税依据的确定问题。?

根据国际惯例，社会保险税的征税对象应为纳税人的工薪收入。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一个比较实际的选择，是以1998年9月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工资总额统计项目为税基。这样税基可以扩宽，同时也可以对税收收入进行实时预测和评价，为征收提供了现成的依据。但是，考虑我国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以及个人所得税调节力度有限的事实，在课征记入社会统筹基金的社会保险税时不宜规定计税工资限额。?

参考文献?

［1］?庞凤喜．论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1，（1）. ?

［2］?赵曼.社会保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社保税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分析社会保险费征缴模式税式征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推行社会保险费税式管理提出了建议。

一、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的必要性

社会保险费征收税式管理是社保费筹资制度发展的必然这既是扩大参保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增强基金抗风险能力的需要，同时也是有效控制参保单位和职工在参保和缴费问题上的逆向选择、防止参保缴费上的道德风险的需要，除此之外还有如下两点。

(1)税式征管是进一步明确社会保险各主体之间法律责任的需要。目前，社会保险费征缴环节中的核定制度带来的突出问题是：申报主体、核定主体和征缴主体三方之间的法律责任不明确。参保单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少报、漏报社保费现象，还有一些社会保险机构(包括行业垂直管理系统的代办机构)将归集的社保费不按期如实向核定机关和征收机关申报解缴，而是占压(有的跨月份短期占压，有的跨年度长期占压)，有的甚至挪用于炒股；有的把社保费作为收入当工资发放等现象。检查机关发现这些问题时，因法律责任难以界定而无法处罚。因为缴费人在缴纳社会保险费之前需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参保人数和缴费基数进核定，核定确认的缴费数是征收机关依法征缴的依据，企业未申报的，但又确实是那些代办机构归集的社保费。面对参保人利益受到损害和社保费隐性流失等情况，检查机关无处罚的法律依据，只好不了了之。执法部门在划分上述三者之间的法律责任时，感到有些无奈，即缴费人本应承担的如实申报的责任转嫁给了核定机关和征收机关，核定机关没有足额核定，应核定尽核；征收机关没有足额征收，应收尽收。如果对缴费人不如实申报事实进行处罚也不妥，因为参保单位和个人申报的缴费数是经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盖章认可的，这种认可具有法律效率。如要缴费人承担不如实申报的法律责任，则法律依据不足，因为征收机关以核定机关的核定数为征收依据，企业申报不实，核定机关有责任。实行税式征管后，建立参保单位和缴费个人自行申报制度，征收机关将参保单位和个人申报数作为征收依据。如果参保缴费单位不如实申报，一旦发现，就可以追究申报主体的法律责任。所以，实行税式征管，建立自行申报制度，自核自缴，既有利于明确社会保险费征纳双方的法律责任，又能提高全社会参保缴费的法律责任和意识，还能强化府保险费足额征收，使地税部门和社保部门真正做到各负其责，相互协调。

(2)税式征管是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实施规范管理，进一步提高社保基金征缴率的需要。目前社会保险缴费制度安排导致企业申报核定的工资总额与企业的实际工资总额不相符。以湖北省省直统筹为例，社会保险费申报不足核定不足情况普遍存在。没有做到应核尽核，应征尽征，30％费源流失(见表1)。国家政策规定了申报缴费的下限和上限，即参保人申报缴费工资基数按参保的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至300％进行保底和封项。社保费实施地税全责征收后，通过实行“双基数”申报，能解决社保费旧征缴办法中基数核定欠规范的问题，并能按企业的实际用工情况和实际工资水平确定企业应缴社保费数额，确保所产生的原始应征数据真实可靠，从而有效抑制目前社保费申报和征缴中出现的费源流失问题。

2、社会保险费税式管理的可行性

(1)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已具备“准税收”的属性。国家是社会保险费的唯一管理主体，有比较完备而且具备一定立法层次的政策制度体系，确定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征收管理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固定性和规范性。从养老保险制度改为统账分离，统筹账户要向个人账户划拨的问题得到破解。社保费实行税式管理，税务机关可以根据企业工资总额据实征收，有效调节平衡参保人员利益分配，发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的优势。现有养老保险制度为社会保险费税式管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税务机关征收的实践为实行社保费税式管理奠定了工作基础。全国已有20个省、市、区实行由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税务机关充分利用税收征收管理资源、优势和经验，对社会保险费实行费式管理，建立费源台账，实行源泉控制；建立了社会保险费费源管理制度，开展征缴稽查，清收各类欠费；开发了征缴软件，对社会保险费实行了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实行税务征收省市较之以前普遍征缴率和收入总量都大幅提高，即社保基金征缴率相比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的省份，其征缴率要高出10％以上，每年征缴率均高达95％以上。税务机关是专业化的、社会化的征收组织，基础设施好，管理规范，特别是“金税工程”的实施，大大提高了科技化、精细化管理的水平，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征管信息网络。税务机关可以借用税收征管平台实现信息共享，税务机构遍布全国，拥有经验丰富的税务人员、严格的管理机制和完善的征管手段，便于规模化、集约化管理，降低税费征收成本。

(3)国内一些省份率先推行地税机关全责征收社保费的实践为全面推行税式征管提出了可能性。如广东省于2005年就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地税机关全责征收社保费，劳动社保部门将不再负责社保费的申报、核定、追缴工作，建立起了地税部门负责社保费申报、核定、征收、追欠、查处、统计和化解，社保部门负责社保费登记、计账、待遇审批和基金发放管理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真正实现了社保费“收支两条线”。广东省还建立“缴费人自行申报缴纳，地税机关重点稽查、以查促管”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模式，明确企业应按有关缴费政策规定和要求自行计算、如实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律责任，强化了缴费人自觉申报缴费意识，明确征缴双方法律责任，理顺征缴双方关系。

(4)国际经验也证明了社保费税式征管在实践上的可行性。世界上已经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的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32个国家和地区是由税务部门征收社保税或费。许多国家社保基金筹资形式的主要部分是“费”而非“税”，但征管体制则归属于税务部门。如英国上议院决定于1999年4月1日将原社会保障部的社会保障缴款征收机构及其征收职能并入税务署，国家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障缴款政策由税务署制定。俄罗斯也实行了社会保险“费改税”的改革。2000年8月5日普京签署新《税法典》，将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付费部分改为统一的社会税，养老保险费由改革前的缴费形式变为以统一社会税形式缴纳，其征收机关由原来的社会保障部门改为税务部门。国外的经验为我国改革社保费筹资方式、实行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提供了可行性参考。

二、推行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的建议

1、理顺和完善社会保险费的征缴体制

首先，要从国家决策层上统一认识，尽快改变目前在征管上的“双轨制”，在全国明确税务机关征收社保费的主体地位。其次，赋予税务机关全责征收的职能。按照谋其事、负其责、授其权的原则，实行事、责、权的高度统一，明确授予税务部门社会保险费参保登记、申报缴费和计费工资基数核定以及检查、处罚等征收管理各个环节完整的管辖权，以利于税务部门充分发挥征收管理优势，强化社保费的征收管理。

2、在缴费工资基数上，实行“双基数”申报制度

分为企业缴费工资基数和个人缴费工资基数。其中，企业缴费工资基数，应按本单位全部职工申报缴费工资之和，实行保底不封顶进行申报核定，即取消按社会平均工资或按职工平均工资为核定依据的做法，改为以企业全部工资(包括各种津补贴、奖金、加班工资，年薪等货币化收入)作为申报的依据，据实申报征收。个人缴费工资基数按原政策规定，实行按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一300％保底和封顶进行申报核定。既避免高收入者逃缴个人所得税，也避免把初次分配的差距带入再分配领域。

3、实行社会保险费与税收一体化管理

一是强化登记管理。企业在办理税务登记的同时，必须办理参保登记；税务部门每年对企业进行年审时，应一并审查企业是否已纳入参保范围，加大强制参保的力度，做到应保尽保。二是强化征收管理。税务部门在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时，一并对社保费的计费工资基数加强管理，确保计费工资基数的真实、准确，确保如实计算。三是强化稽查管理，把社保费一并纳入税务稽查范围，查税必查费。

4、建立简洁、便民等多元化缴费方式

参保企业直接到税务缴费大厅申报缴费；对灵活就业人员应按照便民原则，由税务部门委托国有商业银行，让参保者就地选档划卡缴费。即凡属参保范围的缴费人在社区区点办理了参保登记手续后，自行确定一张用于缴费的有效银行卡，实行划卡缴费，这样既可以方便缴费人交款，又可以节约征缴成本，提高征缴效率。

5、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费用省级统筹制度的步伐

不仅养老保险应当实行省级统筹，医疗保险等其他险种也应当实行省级统筹，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险费的税式征管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必要选择、必然要求和必备条件。

6、加快社保费征收的信息化建设

特别是要借用税收网络平台，尽快建立参保人员数据库和费源管理基础信息体系，积极推进与社保、财政、银行、国库等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为税务机关全责征收(税务征管)社保费奠定坚实的基础，为社会各界的监督提供充分的依据。还要在税务机关内部完善管理职能，整合业务流程，完善征管统计软件，加强社保费申报开票、征、管、查之间的协调配合，各个环节和职能既分工负责又紧密衔接。

7、建立社保费分类统计制度，完善计算统计管理程序

社保税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分析社会保险费征缴模式税式征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推行社会保险费税式管理提出了建议。

一、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的必要性

社会保险费征收税式管理是社保费筹资制度发展的必然这既是扩大参保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增强基金抗风险能力的需要，同时也是有效控制参保单位和职工在参保和缴费问题上的逆向选择、防止参保缴费上的道德风险的需要，除此之外还有如下两点。

(1)税式征管是进一步明确社会保险各主体之间法律责任的需要。目前，社会保险费征缴环节中的核定制度带来的突出问题是：申报主体、核定主体和征缴主体三方之间的法律责任不明确。参保单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少报、漏报社保费现象，还有一些社会保险机构(包括行业垂直管理系统的代办机构)将归集的社保费不按期如实向核定机关和征收机关申报解缴，而是占压(有的跨月份短期占压，有的跨年度长期占压)，有的甚至挪用于炒股；有的把社保费作为收入当工资发放等现象。检查机关发现这些问题时，因法律责任难以界定而无法处罚。因为缴费人在缴纳社会保险费之前需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参保人数和缴费基数进核定，核定确认的缴费数是征收机关依法征缴的依据，企业未申报的，但又确实是那些代办机构归集的社保费。面对参保人利益受到损害和社保费隐性流失等情况，检查机关无处罚的法律依据，只好不了了之。执法部门在划分上述三者之间的法律责任时，感到有些无奈，即缴费人本应承担的如实申报的责任转嫁给了核定机关和征收机关，核定机关没有足额核定，应核定尽核；征收机关没有足额征收，应收尽收。如果对缴费人不如实申报事实进行处罚也不妥，因为参保单位和个人申报的缴费数是经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盖章认可的，这种认可具有法律效率。如要缴费人承担不如实申报的法律责任，则法律依据不足，因为征收机关以核定机关的核定数为征收依据，企业申报不实，核定机关有责任。实行税式征管后，建立参保单位和缴费个人自行申报制度，征收机关将参保单位和个人申报数作为征收依据。如果参保缴费单位不如实申报，一旦发现，就可以追究申报主体的法律责任。所以，实行税式征管，建立自行申报制度，自核自缴，既有利于明确社会保险费征纳双方的法律责任，又能提高全社会参保缴费的法律责任和意识，还能强化府保险费足额征收，使地税部门和社保部门真正做到各负其责，相互协调。

(2)税式征管是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实施规范管理，进一步提高社保基金征缴率的需要。目前社会保险缴费制度安排导致企业申报核定的工资总额与企业的实际工资总额不相符。以湖北省省直统筹为例，社会保险费申报不足核定不足情况普遍存在。没有做到应核尽核，应征尽征，30％费源流失(见表1)。国家政策规定了申报缴费的下限和上限，即参保人申报缴费工资基数按参保的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至300％进行保底和封项。社保费实施地税全责征收后，通过实行“双基数”申报，能解决社保费旧征缴办法中基数核定欠规范的问题，并能按企业的实际用工情况和实际工资水平确定企业应缴社保费数额，确保所产生的原始应征数据真实可靠，从而有效抑制目前社保费申报和征缴中出现的费源流失问题。

2、社会保险费税式管理的可行性

(1)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已具备“准税收”的属性。国家是社会保险费的唯一管理主体，有比较完备而且具备一定立法层次的政策制度体系，确定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征收管理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固定性和规范性。从养老保险制度改为统账分离，统筹账户要向个人账户划拨的问题得到破解。社保费实行税式管理，税务机关可以根据企业工资总额据实征收，有效调节平衡参保人员利益分配，发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的优势。现有养老保险制度为社会保险费税式管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税务机关征收的实践为实行社保费税式管理奠定了工作基础。全国已有20个省、市、区实行由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税务机关充分利用税收征收管理资源、优势和经验，对社会保险费实行费式管理，建立费源台账，实行源泉控制；建立了社会保险费费源管理制度，开展征缴稽查，清收各类欠费；开发了征缴软件，对社会保险费实行了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实行税务征收省市较之以前普遍征缴率和收入总量都大幅提高，即社保基金征缴率相比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的省份，其征缴率要高出10％以上，每年征缴率均高达95％以上。税务机关是专业化的、社会化的征收组织，基础设施好，管理规范，特别是“金税工程”的实施，大大提高了科技化、精细化管理的水平，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征管信息网络。税务机关可以借用税收征管平台实现信息共享，税务机构遍布全国，拥有经验丰富的税务人员、严格的管理机制和完善的征管手段，便于规模化、集约化管理，降低税费征收成本。

(3)国内一些省份率先推行地税机关全责征收社保费的实践为全面推行税式征管提出了可能性。如广东省于2005年就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地税机关全责征收社保费，劳动社保部门将不再负责社保费的申报、核定、追缴工作，建立起了地税部门负责社保费申报、核定、征收、追欠、查处、统计和化解，社保部门负责社保费登记、计账、待遇审批和基金发放管理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真正实现了社保费“收支两条线”。广东省还建立“缴费人自行申报缴纳，地税机关重点稽查、以查促管”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模式，明确企业应按有关缴费政策规定和要求自行计算、如实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律责任，强化了缴费人自觉申报缴费意识，明确征缴双方法律责任，理顺征缴双方关系。

(4)国际经验也证明了社保费税式征管在实践上的可行性。世界上已经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的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32个国家和地区是由税务部门征收社保税或费。许多国家社保基金筹资形式的主要部分是“费”而非“税”，但征管体制则归属于税务部门。如英国上议院决定于1999年4月1日将原社会保障部的社会保障缴款征收机构及其征收职能并入税务署，国家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障缴款政策由税务署制定。俄罗斯也实行了社会保险“费改税”的改革。2000年8月5日普京签署新《税法典》，将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付费部分改为统一的社会税，养老保险费由改革前的缴费形式变为以统一社会税形式缴纳，其征收机关由原来的社会保障部门改为税务部门。国外的经验为我国改革社保费筹资方式、实行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提供了可行性参考。

二、推行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的建议

1、理顺和完善社会保险费的征缴体制

首先，要从国家决策层上统一认识，尽快改变目前在征管上的“双轨制”，在全国明确税务机关征收社保费的主体地位。其次，赋予税务机关全责征收的职能。按照谋其事、负其责、授其权的原则，实行事、责、权的高度统一，明确授予税务部门社会保险费参保登记、申报缴费和计费工资基数核定以及检查、处罚等征收管理各个环节完整的管辖权，以利于税务部门充分发挥征收管理优势，强化社保费的征收管理。

2、在缴费工资基数上，实行“双基数”申报制度

分为企业缴费工资基数和个人缴费工资基数。其中，企业缴费工资基数，应按本单位全部职工申报缴费工资之和，实行保底不封顶进行申报核定，即取消按社会平均工资或按职工平均工资为核定依据的做法，改为以企业全部工资(包括各种津补贴、奖金、加班工资，年薪等货币化收入)作为申报的依据，据实申报征收。个人缴费工资基数按原政策规定，实行按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一300％保底和封顶进行申报核定。既避免高收入者逃缴个人所得税，也避免把初次分配的差距带入再分配领域。

3、实行社会保险费与税收一体化管理

一是强化登记管理。企业在办理税务登记的同时，必须办理参保登记；税务部门每年对企业进行年审时，应一并审查企业是否已纳入参保范围，加大强制参保的力度，做到应保尽保。二是强化征收管理。税务部门在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时，一并对社保费的计费工资基数加强管理，确保计费工资基数的真实、准确，确保如实计算。三是强化稽查管理，把社保费一并纳入税务稽查范围，查税必查费。

4、建立简洁、便民等多元化缴费方式

参保企业直接到税务缴费大厅申报缴费；对灵活就业人员应按照便民原则，由税务部门委托国有商业银行，让参保者就地选档划卡缴费。即凡属参保范围的缴费人在社区区点办理了参保登记手续后，自行确定一张用于缴费的有效银行卡，实行划卡缴费，这样既可以方便缴费人交款，又可以节约征缴成本，提高征缴效率。

5、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费用省级统筹制度的步伐

不仅养老保险应当实行省级统筹，医疗保险等其他险种也应当实行省级统筹，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险费的税式征管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必要选择、必然要求和必备条件。超级秘书网

6、加快社保费征收的信息化建设

特别是要借用税收网络平台，尽快建立参保人员数据库和费源管理基础信息体系，积极推进与社保、财政、银行、国库等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为税务机关全责征收(税务征管)社保费奠定坚实的基础，为社会各界的监督提供充分的依据。还要在税务机关内部完善管理职能，整合业务流程，完善征管统计软件，加强社保费申报开票、征、管、查之间的协调配合，各个环节和职能既分工负责又紧密衔接。

7、建立社保费分类统计制度，完善计算统计管理程序

社保税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社保基金投资　资本市场　股票市场　宏观经济　经济增长

作为一项规范研究，本文设定的假设前提是：第一，文中使用的概念“中央社保基金”是指实行DB型现收现付制的给付余额的基金储备，而基本不含DC型完全积累制下分散型投资决策的个人账户基金，如智利或我国香港地区的强积金等；（1）该概念基本适用于诸如额外提高保险税、财政转移和其他一切非社会保障制度的缴费资金来源而建立的社保基金。第二，本文社保基金投资资本市场的含义是指，在实行DB型现收现付制下其给付余额的基金储备完全投资于政府债券的给定状态下试图向投资于资本市场的过渡与转换，还指由其他一切非社会保障制度的融资渠道而形成的社保基金在其建立的初始状态下试图投资于资本市场的情况；它适用于中央公积金制和名义账户制条件下政府部分集中投资、半积累制下用于社会统筹部分的资金投资等。（2）第三，本文研究中“社保基金”概念是指强制性的中央社保基金，它不包括自愿型的由地方政府发起的公务员补充性质的养老计划即所谓地方社保基金，这类计划属于私人市场的企业年金计划性质（如美国州立公共社保基金等），（3）不在本研究范畴之列。第四，本文的研究是指社保基金投资股市对经济增长的“技术性”影响，不含其对市场经济的“制度性”影响（也基本不包括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市场经济是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含义。关于社保基金投资股市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影响请见另文。（4）第五，本文的研究属于一般意义的规范研究范畴，而不指个别案例国家。第六，具体讲，虽然从理论上说我国当前实行的是“统账结合”的半积累制，但由于其现实中“空账运转”和目前“全国社保基金”的绝大部分来自中央财政划拨等特点，带有强烈的现收现付制色彩，所以本文的分析不影响在某些方面仍然对来自于社保缴费的沉淀于地方省市的1600多亿的支付余额和1330多亿的“全国社保基金”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启发性。

本文在分析社保基金投资资本市场之后对宏观经济条件的影响进行评估的时候，试图将其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之中，包括对储蓄、投资、GDP、收入分配和对未来退休人口消费能力的支持情况即能否提高未来退休者的消费能力等。

一、对GDP的影响

社保基金投资股市对GDP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大多数情况下是间接的，并且主要是通过对心理预期和其他政策选择的影响，反过来再影响GDP的相关因素。例如，社保基金投资股市后，一般来说对人们的税后收入预期会产生一定影响，而税后收入反过来又会对他们储蓄和就业的个人决策产生影响。如果政府对私人债券的投资规模很大，对资本积累、劳动供给和国民收入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政府投资股市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是提高还是降低GDP？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性，它取决于未来其他政府政策的选择和人们的预期及其回应，因此，一般意义上说，政府对股市投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人们对此回应的方式和政府处理投资盈亏的方式。这样，未来的可能性就会有若干种，每一种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某些假设前提下，GDP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下降；但在有些假设下，GDP则有可能提高。

先来看投资股票对退休人口消费心理预期的影响。它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对于退休者来说，出现牛市的时候他们希望提高退休金的标准，股市不好的时候预期会削减退休金。这样的心理预期意味着，他们希望社保基金人市后能够获得比以前更高的收入，于是，他们就很可能少储蓄，多消费。而低储蓄率将会减少资本积累，致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另一种可能性是，退休人口认为在他们的余生中对于熊市和牛市都有可能遇到，其退休金很可能前途未卜，于是，一些人就有可能多储蓄少消费以备不时之需，这样，额外的储蓄就有可能增加GDP.

再来看对当前纳税人消费心理的影响。很显然，与对退休人口消费心理的影响差不多，也存在多种可能性，对未来的税收负担也有许多不同的预期，这些预期对储蓄的决策会产生影响。例如，对一部分人来说可能不会影响他们的储蓄计划，但对有些人宁愿多储蓄一些以防备政府人市以后的风险。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政府人市以后会带来较高的收益，进而会降低社保税的水平，从而就少储蓄。因此，中央社保基金入市对纳税人的储蓄/消费心理来说产生的影响是多样性的，于是对GDP的影响也就具有不确定性。

再来看对投资的影响。社保基金人市对私人投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债券价格的影响而发挥作用的，进而会影响到对私人投资的激励程度；这样，对投资的影响就会直接影响到GDP的增长率。如果社保基金大规模投资股市，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股票的价格，降低债券的价格；所产生的后果就很可能导致存款利率攀升，股票收益率下降；这是因为，政府减少了国债投资增加了股票投资等于间接地导致私人投资者购买了额外的国债和出售了股票，于是，相对于股票的收益预期来说，债券的利率就存在提高的可能性。这些价格变量之间的关系能否对私人投资产生直接的影响，这是一个未知数，具有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即使有影响，这些影响也不会很大。对投资决策来说，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资本成本的走势，而资本成本反过来又取决于投资资本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否平衡，而不是仅仅取决于债券或股票的成本。

最后来看看投资股市的社保基金的融资渠道对GDP的影响。社保基金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基金来源与方式对经济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一般来说，在给定条件下，社保基金投资于市场的融资方式可以有三种，它们对GDP的影响是不太一样的。一是发行债券对社保基金注资。这等于是在私人部门与政府之间进行了一个“等值交换”，所以，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风险和收益的某种再分配。二是减少公共支出予以注资。显然，通过削减支出的渠道来投资股市一般情况下可以导致储蓄增加，所以存在增加GDP的可能性。三是提高社保税所导致的盈余储备。相比较起来，如果采用提高边际税率的办法来进行股票投资，那势必将减少GDP，因为提高税率有可能对储蓄和持续就业产生非常大的负激励。换言之，上述三个融资渠道所产生的这些结果都将最终取决于税收和支出是如何影响整体国民储蓄和劳动供给的，进而影响到GDP，而绝不仅仅单方面取决于政府简单地对股市的投资本身。

总体来说，不管股票投资的融资渠道如何，对社保基金入市后影响风险与收益再分配进行十分准确的预测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经济的“净影响”是十分模糊的，因为它还取决于许多其他方面的当前和未来的政策选择。

二、对储蓄与消费的影响

增加国民储蓄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中央社保基金投资股票“成功”与否的一个“晴雨表”，对于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有一些争议，但一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从技术上讲，这个评估标准应该是正确的”。（5）

中央社保基金人市后如果其他支出计划没有变化，社保税也没提高，而仅仅是出售了等量的公债以弥补这个缺口，那么，这样的结果仅仅是中央社保基金资产的一种置换而已。显然，简单的资产置换对国民储蓄的增加是不会产生直接影响的，在一定条件下只会产生一些间接影响，例如，对股票和债券收益的影响会间接地影响到储蓄率，就是说，会导致价格攀升和收益下降，而对政府债券的影响正好相反。如果中央政府将减少的等量非投资性的支出用于生产性投资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就有可能对国民储蓄产生正面的影响，甚至增加国民经济的收入。总之，中央社保基金对股市的投资是否能够导致国民储蓄的增加，这更多地是取决于中央政府其他领域的政策取向。就中央社保基金能够简单地和成功地实现从政府债券向股票市场进行置换这一个方面来说，国民储蓄率受到影响的可能性不会很大。

未来退休人口的消费能力取决于未来实际收入水平，而后者反过来又部分地取决于前几年的储蓄率和这些储蓄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比例和效果等许多其他因素。在股票投资收益大于政府债券投资收益和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前提下，未来较高的收入很可能提高退休人口潜在的消费能力；但是，在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为它还受到未来个人所得税的水平等其他一些变量的影响，如果税后收入水平低于当前水平，消费能力将受到影响；如果将来社会保障税上调，就意味着提高了劳动力成本，或者说降低了工资收入，这样就会扭曲或影响雇主的劳动/资本效用的决策和工人的就业决策，进而对就业形势产生负面影响。

在社保基金入市没有增加国民储蓄，也没有影响未来退休人口消费能力的假定前提下，如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缓解中央社保基金的财政压力和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做出一定贡献的话，社保基金入市就应该被认为是达到了一个起码的基本目的。但是无论如何，从收入分配来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说短期内资本市场是“零和博弈”的话，必将有人为此付出代价，尤其在现收现付制下，社保基金的资产转换成股票将不是“免费的午餐”，它意味着中央社保基金的受益人即缴费者的高收益率（当然同样是高风险）将被资本市场重新洗牌导致的低收益率所抵消。

三、对市场价格的影响

1.对利率和股价存在着潜在的影响。在政府收入和支出项目与规模既定的条件下，如果财政部不得不进行公共借贷以弥补中央社保基金人市后形成的“真空”，那么，社保基金投资股市对增加国民储蓄的影响就非常有限，进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就非常小。在这个意义上，社保基金投资股票的结果只不过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进行了一个资产置换。即使政府的股票投资在市值中所占份额较小，但一般来说也是最大的单个机构投资者。作为人市的结果，政府将会增加一些股票持有量而减少一些政府债券比例，相反，一些私人投资者将会减少一些股票比例而增加一些政府债券的持有量。这样，私人投资者、中央社保基金和财政部他们各自的收益便会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由此政府和私人投资者之间的资产转换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随之导致股票价格攀升和利率上扬，但幅度可能很有限并具有不确定性。

既然财政部发行额外的债券以弥补中央社保基金入市后所形成的“真空”，那么，债券的价格就有可能走低，而利率上扬，从而导致利率成本增加。但是上述微小变化总的来说不会额外增加公众的收入。当政府要支付养老金并予以变现时，政府就将成为巨额资产的卖家，股票价格就有被“挤压”的可能，由此导致股市产生波动。

在有效率的资本市场中，股票的收益率一般来说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利率，另一个是上市公司的项目绩效；股票不是物品（goods），而仅仅是资金链的“管道”，它是当前资金链与未来资金链的“交易点”。社保基金投资于股票市场之后，由于一方面大量资金有可能流向评价不高的公司而造成对市场效率的伤害，另一方面有可能弱化公司经理人员的激励机制而对投资业绩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中央社保基金人市以后存在着导致资本成本有所攀升的可能性。

虽然中央社保基金人市存在着导致市场价格波动的可能性，但总的来说，影响不会很大；困难的是，对中央社保基金人市后导致的这些波动很难给出比较准确的预测。美国学界曾设计了多种进入资本市场的方案，并且对入市后资本市场价格的影响做过许多预测，例如，美国会计总署曾对其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例如它的1998年的一个研究报告经过测算后认为，“要想准确地预测未来10年里养老基金清仓和‘联邦社保信托基金’持股是如何影响股票价格和利率的走势，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6）

2.“股票投票权”会影响个股的价格。对于基金管理人来说，由于指数化投资战略基本上不需要对目标公司进行调研工作，这样可以降低行政管理费用，而且还可以减少政府投资的风险，所以，指数化投资越来越受欢迎。

但是，指数不一定能够经常和完全地反映出这些目标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和经营走势，所以，即使政府选择了指数化投资战略，依然存在着“股票投票权”的博弈问题。一般来说，为保障其投资业绩和一定的收益率，政府投资存在着一种积极行使“股票投票权”和对上市公司进行干预的冲动和动机：既然指数化投资不能随意出售这些股票，对其投资者来说就存在着参与公司决策以提高经营效率的可能性。进而，政府就有可能影响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持有2%～3%的股权就可以影响上市公司的决策，尤其是“行动主义”的持股人可以对小股东形成重大影响。（7）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博弈结果往往存在着这样一个规律，即为了扩大其对“股票投票权”的影响力进而达到影响个股价格的目的，政府最初不管采取何种类型的股票选择政策，将来他们都将会改变其“股票投票权”的游戏规则。

四、对资源分配的影响

社保基金投资于私人债券对经济的影响还表现在对资源的分配方面。中央社保基金投资于股市意味着政府的高收益高风险，同时也意味着其他人的低收益低风险；当政府从私人手中购买债券时，从表面上看，它就将风险和收益从私人市场那里转移至中央政府身上，但从本质上看，实际是转移至当前和未来的纳税人养老金收益人的身上。对政府来说，购买私人债券之后，无论是风险预期还是收益预期，显然都大于原来持有政府债券时的情况。这样，政府未来的投资收入有可能高于也有可能低于原来投资政府债券的成本。短期内政府可以消化投资的盈亏，但长期内，如果获得较高的盈余，就应该将之“还之于民”，即减少税收或提高支出；如果发生严重亏空，最终就需要提高社保税或削减支出。

中央社保基金入市后除了对一代人的内部风险分担问题产生影响以外，还可能对代际之间的资源和财富分配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由此影响到代际之间的风险分担问题。如果人市后的实际收益低于收益预期，由哪一代来承担这个缺口？

虽然相对于政府债券来说股票投资的收益从历史纪录上看是非常吸引力的，但是，对这个“有吸引力的边际”却没有人给予担保。在股海沉浮的历史上，“股票溢价之迷”已经困扰了经济学家上百年探索“股票溢价之迷”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试图揭开这个谜底是几代经济学家的追求。（8）在市场上，当需要支付养老金而予以变现时价格有可能滑坡，而当建仓买进时价格却很可能走高。毫无疑问，“长期持有”应该作为中央社保基金人市的一个基本理念，但是，股市在受到重创之后往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恢复时期，这个阶段甚至需要几十年的时间。1929年经济大危机之后的三年里股市连续下滑，吞食了90%～95%的市值，这个黑暗的时期延续了整整25年，一直到1954年股市指数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9）25年的时间属于整整一代人；对一代人的“剥夺”将成为对另一代人的“馈赠”。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现收现付制条件下，从理论上讲，政府应该出来做养老计划的最后担保人，那么这就意味着，当前这一代社保纳税人需要“集体”出来承担这个风险；进而，这种“社会化的风险”对社会经济政策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净收益”，因为资本市场的众多投资者与养老制度的众多纳税人是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的。

要减少中央社保基金人市后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应当首先减少投资风险。指数化投资是化解投资风险的一个保障，但它不能完全排除风险存在的可能性。指数化投资存在着指数的选择与组合问题，因为每个指数覆盖的行业和企业是相对“特指”的。所以，中央社保金如何选择其指数化投资组合问题也是学者们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一般说来，他们认为，对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投资是一个“非常容易”的决策，但它“显然不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代际之间资源与财富分配的风险影响，投资组合的范围似乎应该考虑得再广泛一些。但问题是，如果选择标准普尔500，其资产分布就仅仅包括500家大型工业企业；如果进一步扩大其投资组合的覆盖范围，例如加上Wilshire 4500指数所覆盖的中小企业或者扩大至所有上市公司的范围，那么，这就意味着“更高的收益与更大的风险”。

五、对中央财政预算的影响

1.分账管理与联合账户的区别。无论是投资于政府债券还是资本市场，各个国家对中央社保基金账户的设立和管理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有的国家设立联合账户，而有些国家则分账管理。在短期内中央社保基金财政平衡与否对其是否列入中央预算的联合账户是有一定的会计意义的。如果分账管理，购买股票就可以不列入预算支出，这样，股票投资就不会对预算的平衡产生影响。否则，在联合账户里，账面出现赤字，决策者就不会愿意将基金的盈余用于投资或支出，财政的约束作用就不会对提高储蓄起到促进作用。换言之，投资股票被列入支出，在短期内会显示为盈余减少和赤字增加；并且，购买了股票就不能用于投资政府债券，这将减少政府总储备金。每投资股票一元钱，财政部就要减少一元钱的其他支出或减少一元的公债。这样，财政部就需要等量的公共借贷。例如，美国“联邦社保信托基金”自1935年成立之初在财政部一直是分账管理，没有列邦预算。1967年10月总统委员会在给肯尼迪的《总统委员会关于预算概念的报告》中强烈建议建立一个“单一预算概念”，将所有预算程序纳入一个“联合预算”（unified budget）或“总预算”（comprehensive budget）之中，其中包括几个重要的信托基金的收入与支出。这个建议1969年开始被采用之后，“联邦社保信托基金”已经积累了2.5万亿美元资产，“联合预算”由此多年来所显示的一直是盈余。美国学界对此颇有非议，这几年一直是美国社保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争论话题，成为讨论的一个焦点，许多经济学家始终主张应当将“联邦社保信托基金”从一般预算中独立出来。例如，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夏文教授（J.B.Shoven）2003年4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如果社保信托基金是真的，盈余的数字就是假的》的论文，该文开篇发难，他说，“美国政府在1998、1999、2000和2001财政年度出现大量盈余。这是怎么获得的？所有的政府文件都是这样显示的，两党的政治家也都跟着这样说。”夏文详细地剖析了联合账户的诸多弊端之后，给出的结论是，“信托基金购买特殊发行的债券以后财政部将之用于政府的其他支出；事实上，这是信托基金对政府债券的一种投资……一旦这笔资金转移至联邦基金就与诸如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其他公共借贷混淆起来，这笔资金的用途就再也无从追踪”。（10）

在“联合预算”制度下，中央社保基金的盈余有可能将政府其他项目的真实财政状况“隐藏”起来，同时，股票投资的成本会即刻显现在账面上，而潜在收益则需若干年以后才能显现。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一致性”使决策者和公众很难对股票投资政策进行评估。从世界各国发展的趋势上看，为减少中央社保基金收支对中央预算的“会计影响”，分账管理是个潮流，就是说，将政府的活动分为两大类，中央社保基金拥有自己的单独账户，而后一类则包括所有其他的收入与支出。

2.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在现收现付制下，中央社保基金人市后对政府预算的影响还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影响。短期内较高的财政赤字意味着需要规模较大的公共借贷。对中央政府来说，这只是债务形式的不同而已。一般情况下，政府赤字将会减少国民储蓄，因为政府公共借贷吸纳了本应进行私人投资的资金。但对中央社保基金人市来说，“账面的赤字”却没有影响资本市场的总量，因为中央政府的公共借贷虽然吸纳了资本市场的资金，而中央社保基金的人市却抵消了这部分流出，所以，私人投资的年度基金总量没有太大的变化。

由此看来，短期内分账管理预算框架下股票投资将会对预算平衡产生影响，但在长期内，不管财政预算框架如何设计，是否对其实行分账管理，中央社保基金进入股市后对中央财政预算的影响都应该是中性的。

从长期看，如果股票投资收益超过了中央借贷成本的潜在增长，中央预算受到的影响就不会很大；如果政府公共借贷正好等于股市投资，就会产生利率上调的压力；如果压力较大，对股票的再投资和发行政府债券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是，股市投资的收益即使超过了政府公共借贷的成本，国民收入也不会增加；中央政府这时只是获得了本来属于私人投资者的一部分股票收益，而现在对后者来说，他们的资产组合中股票减少了，债券增加了。简而言之，在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股票和债券所有权的简单变更一般来说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没有明显的正面刺激作用。

3.对财政政策的影响。社保基金进入股市对财政政策的影响是间接的，具有不确定性。分账管理制度下股票投资对财政预算的影响不大，基本上可以继续选择既定的财政政策。但在联合账户管理框架下，如果中央预算显示的是赤字增加和盈余减少，是否会导致改变财政政策？答案是“它有诸多不确定性”，很有可能采取一些调整性的措施以约束支出和增加收入。

主要参考文献：

1.郑秉文：《社保基金：“个人产权”与“人市”》，《中国社会保障》2003年第11期。

2.史斌：《中国“社保”缺什么？》，《环球财经》2003年第8期。

3.史寒冰：《化解“转型成本”的可选路径——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副所长郑秉文教授访谈》，《中国社会保障》2003年第7期。

4.毛小美：《现收现付制下社保基金不宜投资股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郑秉文博士系列专访之一》，《中国信息报》2003年9月1日第1版。

5.毛小美：《现收现付制下社保基金投资股票的弊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郑秉文博士系列专访之二》，《中国信息报》2003年9月2日第1版。

6.毛小美：《我国社保基金人市的路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郑秉文博士系列专访之三》，《中国信息报》2003年9月3日第1版。

社保税论文范文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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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5 年11 月13 日，贵州省龙里县快递物流园的工人在分拣快件

2012年以来，中国房地产行业，无论是住宅还是购物中心、酒店、写字楼等商业物业的发展，几乎均陷入了供应过剩、库存高企的疲软状态。物流地产却由于政策利好频出、市场需求旺盛、回报收益可观等一系列“光环”，引得各路资本趋之若鹜。

除了不断加大投资力度的专业物流地产商，电子商务企业、物流公司、快递公司也在积极布局，万科、绿地、富力等传统房地产开发商更是跨界而来，把物流地产当成企业多元化战略的重要投资方向。

物流地产被描绘成了不动产领域一块新鲜的、巨大的“馅饼”，一时间，抢食者众。但是，作为专业性很强的工业地产范畴下的一个特殊领域，这块“馅饼”并非人人可得。

新蓝海

“中国物流设施，尤其是高标准仓库的供不应求是目前各物流地产开发主体跃跃欲试的原动力。”中国物流策划研究院副院长李芏巍在接受《t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分析称。

世邦魏理仕的《中国物流地产投资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上半年，中国通用仓储面积总计8.6亿平方米，不足美国的一半。其中在华9家主要物流开发商非自用高标准物流仓储设施存量累计仅约2000万平方米，折合人均面积不到0.015平方米。相比之下，美国高标准物流设施总存量约为3.7亿平方米，人均面积达1.17平方米，中国不足美国的2%。

但从需求方面来看，在中国，高度依赖物流的电商增长迅猛，2014年全年全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6%，远高于美国同期6.4%。2015年上半年，中国的这一比例已经达到11.4%。

戴德梁行、仲量联行等机构的各类调查报告均显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和交通枢纽城市，已经出现物流仓储“一库难求”的局面。由于供应紧俏，全国整体优质仓储物业的平均租金也在一路攀升。

以深圳为例，仲量联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二季度全市非保税仓库空置率仅2.9%、保税仓空置率为8.8%，相应的月租金分别为每平方米37.4元和39.6元。第三季度，非保税仓空置率继续下降至2.3%，保税仓空置率跌至4.7%，非保税仓租金未变，但保税仓库的租金环比上涨了2%。相似的情况，在广州、南京、上海等地的物流地产市场同样存在。

不过，最能打动投资者也最直观的数据，还是投资回报率。

世邦魏理仕2014年的一份报告显示，2008～2013年间，北京和上海的高档住宅投资回报率分别为2.6%和3%，购物中心的投资回报率分别为5%和4.5%，写字楼的投资回报率分别为4.8%和4.5%，而物流设施的投资回报率则分别为6.5%和6.7%，优质物流设施则达到8%以上。近两年，物流地产的收益水平和优势仍在进一步放大。

另一方面，政策支持力度也在逐步加大。

早在2012年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联合《关于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土地使用税减半征收;201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印发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42号，以下简称《中长期发展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加大土地等政策支持力度，着力降低物流成本。”

“此外，国家支持电子商务、促进消费升级、一带一路等政策出台，所有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几乎都指向了物流地产。”园区中国联合创始人宋振庆向《t望东方周刊》分析指出。

“综合各方面因素考量，中国物流地产市场是无可争议的蓝海。”宋振庆认为。

谁领跑

面对近两三年来蜂拥而至的竞争者，嘉民集团中国区运营总经理黄炜却显得颇为淡定。

“外资企业的先发优势不是那么容易被打破的，至少在两三年内，新进入者还不足以与老玩家形成正面竞争的关系。”他在接受《t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这样的判断在物流地产行业内已有共识。

从2003年美国物流地产开发商普洛斯第一次将“物流地产”的概念带入中国之后，12年来，国内物流地产市场就一直处于“八国联军”垄断的格局。

截至目前，来自美国的普洛斯、安博置业有限公司、盖世理集团，来自澳大利亚的嘉民集团，新加坡丰树集团，意大利维龙投资公司等少数几家外资企业，占据了中国物流地产80%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中普洛斯一家的市场占有率就达到了60%。

“新兴电子商务企业和物流企业对现代化物流仓储需求和消费的增加，一定会形成物流地产的巨大市场，这个发展过程发达国家提前经历过。所以，外资抓住了中国加入WTO之后放开物流领域的机会，成为最早一批行业掘金者。”黄炜对本刊记者分析。

在普洛斯撬开中国物流地产市场大门之后，本土企业没能及时跟进，除了战略眼光方面的局限，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资金方面的限制。

“国内融资渠道一直以来是不通畅的，对于很多中资企业来说，找不到便宜的资金来支持物流地产开发，没有办法迅速形成规模。”戴德梁行工业与物流地产部主管苏智渊告诉《t望东方周刊》。 2015年9月23日，商户在河北省高碑店市新发地农产品物流园招商展示中心参观

绿野资本的一份公开资料透露，物流地产项目通常是在10万平方米左右的规模，标准国际化单层仓库建设成本每平方米达1800元，双层库成本为2400～2500元。

“开发投入高、回报周期长，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快速扩张，必须有低成本的长线资金支持。”李芏巍分析称。

“在国外，很多企业愿意为这种回报比较长、比较稳定的物流地产进行投资，比如嘉民80%以上的资金是来源于养老金，这是我们进军中国的保障和基础。”黄炜说。

而宋振庆对本刊记者介绍，“这些海外资金成本极低，像普洛斯背后动辄5～7年的养老基金和社保基金，只要求2%～3%的利率就可以。但是反观国内，你发一个信托基金，没有10%以上的回报率，谁给你啊？”

搜狐财经2014年7月的一份关于“国内各融资渠道资金成本比较”的数据也显示，加上各种费用和其他隐性成本，银行贷款年利率为8%～12%、信托公司为13%～20%、股市委托贷款为15%、私募基金高达24%。因此，如果指望银行、股市、信托基金，国内物流地产商可能连利息都赚不出来。

怎么玩

2015年以来，《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颁布、不动产资产证券化步伐加快、降息降准等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国内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正在得到缓解。

“很多海外资本经历了住宅、商业地产投资过热的阶段，开始转向物流地产或者工业地产，他们很愿意跟国内的一些物流地产开发商合作。”苏智渊说。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受到海外资金的青睐，物流地产成为产业与资本对接最顺畅的领域之一。

例如，万科2015年6月成立物流地产公司，与全球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机构之一的美国黑石集团共同开发物流地产项目;民营物流地产开发商上海易商，2014年5月获得了荷兰最大的养老基金资产管理公司6.5亿美元资金;2003年就进入工业及物流地产行业的上海宇培集团，2013年、2014年则先后获得美国凯雷集团与汤森集团2亿美元，RRJ资本及新加坡狮诚控股国际管理的投资机构2.5亿美元的融资。

“融资渠道一旦被打通，国内物流地产商的发展速度就会加倍。”苏智渊判断。实际上，中国物流地产领路人普洛斯的飞速扩张，主要靠的就是高效的资金杠杆运作。

据宋振庆对本刊记者介绍，“普洛斯物流地产项目的基本运作流程是，地产开发部门先选址、拿地、开发，项目建成后将其转交给物业管理部门。当出租率达到90%以上、租金回报率达到7%以上的稳定运营状态，其基金管理部门会把这个成熟物业装入物流地产基金，然后通过海外资金出售变现，再把现金流投入国内、开发新产品。”

“物流地产的投资回报周期一般在10年左右，通过物流基金运作，可以提前兑现物业销售收入和开发利润，将回报周期缩短到2～3年。”宋振庆说。

这种教科书式的运营模式，让普洛斯收获了大批追随者，国内企业无论是专注物流地产的易商、宇培，还是新杀进来的万科，都以普洛斯为学习范本。

但也有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t望东方周刊》指出，很多国内的企业只看到了普洛斯花最小的力气赚最多的钱，却并不知道背后的原因。“它之所以能够吸引大把优质的国际基金投资，是因为其拥有很好的资产包，即它的物流地产项目能够带来稳定的收益。”

而这样的项目，靠的是企业独到的选址眼光、优质的客户和优秀的运营团队。

据黄炜介绍，嘉民进入中国10年，如今已形成全国接近200万平方米的物流设施网络，每年还有70万平方米在开发，持续合作的国内客户也已经达到约60个。“如果没有日积月累的资产和品牌，没有基金会理你。”黄炜说。

难在哪

“直接决定物流地产的因素有三个核心内容，除了融资渠道，还有土地和运营能力。”苏智渊告诉本刊记者。融资的门槛在下降，但新进入者们面对的最大难题是人才欠缺及专业运营能力不足。

物流地产项目的运作，从产业定位、工程建设到后期招商、客户管理等各个环节，都需要专业团队来操作。而中国的物流地产行业发展了12年，相关人才基本上集中在几个外资企业。

“房地产企业在物流地产领域最大的优势在于，其住宅项目遍布全国，每个地方的团队都跟政府有现成关系，拿地相对容易。”苏智渊说。

“万科在长沙因为盘活了一个烂尾很久的项目，当地政府很高兴，给了他一块物流用地。”宋振庆透露。

不过，随着地方政府收紧土地出让条件，土地资源已经开始成为制约物流地产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据了解，由于中国物流用地视同工业用地，政府希望以相对便宜的地价吸引实体企业投资贡献税收，但物流地产项目主要收入来源是租金，对GDP的贡献只有5%的营业税。2012年开始地方政府开始全面收紧物流类的土地供给，很多地方已经基本不供物流用地，即便是供地，条件也极为苛刻。

“地方政府与企业签署投资协议的时候，会要求企业承诺贡献一定的税收。如果投产之后达不到，需要以现金的形式补上。”苏智渊介绍，“如今在有些三四线城市，地方政府甚至都要求物流地产用地每年每亩的税收在20万元以上，但实际上能做到10万元就不错了。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很多物流项目因为风险太高，完全没办法拿地。”

挖掘存量市场已经成为政府与物流地产开发商们努力的方向。

“实际上从总量来看，中国物流仓储面积不算太少，但其中很大部分是不符合规范、不能满足现代物流需求的低端仓、农民仓，对这些仓库进行改造也可以补充大量的市场供给。”黄炜说。

然而，这并不容易。据苏智渊介绍，“大部分低端仓库掌握在一些非活跃性客户手中，包括大量传统国营企业、蔬菜公司、建材公司等等，基本都是政府划拨，不容易动。”

怎么解

解决物流供地难题，政府已经作了一系列探索。《物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积极支持利用工业企业旧厂房、仓库和存量土地资源建设物流设施或者提供物流服务，涉及原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或者租赁的，应按规定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

企业则更早关注到了存量市场。

据本刊记者了解，一些外资物流地产企业的做法是，收购一些破产的厂房资产、并购物业，既解决政府没钱收购的难题，也扩充企业的资产。

土地正在变得稀缺，如普洛斯这样的外资巨头为解决土地资源限制，也采用与拥有土地储备的国有企业合作实现“曲线救国”。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一些在热点区域如上海周边的昆山、北京周边的廊坊等地拿到土地资源的企业，在宋振庆看来，不乏等待土地变性、坐收增值收益的“二道贩子”。

李芏巍也认为，“变现土地是最低端的物流地产运营模式，但现实中有很多物流仓储设施甚至未开建就直接卖地，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物流地产的混乱。”

不过“混乱”似乎是任何一个迅速“爆红”的行业常态，也是行业洗牌、竞争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在物流地产领域，后来者追寻前人的脚步，而走在最前面的，如普洛斯已经不再满足于仅做“二房东”，开始致力于做物流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社保税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服务地方产业发展；软件工程硕士；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6？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3-0235-02

当前，宁波正面临着重组产业要素、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严峻挑战。宁波各级政府正在狠抓机遇，迎难而上，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工业调整转型，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从2009年起，宁波全面实施了服务业跨越式发展行动纲要，推进服务业功能区和产业基地建设，大力发展以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为标志的生产业，大力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应用为标志的新兴服务业。宁波的家电、服装产业入选了省首批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示范区试点，工业企业二、三产分离发展加速，全国性物流节点城市建设正在积极推进，第四方物流市场平台投入运行，栎社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作，梅山保税港区的封关运行的前期准备完成，特别是2010年9月宁波智慧城市建设正式启动[1]，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需求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向产业发展、服务地方经济成为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课题。浙江大学软件学院在宁波的办学是浙江大学与宁波市科教战略合作的重要成果，学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Computer+X”和“X+Info”复合型人才培养理念，致力于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的软件工程技术和软件工程管理人才。针对宁波产业发展特色和区域社会经济统筹的需要，学院有选择性地开设高层次软件工程人才需求急需的专业方向，小批量规模化地培养软件工程硕士。本文以与IBM合作创建的软件服务工程专业方向的培养模式为例，阐述专业课程的设置和课程教学方式与产业发展和应用紧密相连，使学生不仅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并且了解产业发展趋势，掌握工程化开发方法和技能，直接为地方产业发展服务。

一、培养模式与方法

1.强大的产业界合作伙伴。选择具有国际或国内一流水平的产业界办学合作单位是实现高水平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IBM公司不仅是全球最优秀的IT企业，而且最近几年已经成功地转型为服务型公司。IBM的各类信息系统已成为中国金融、电信、冶金、石化、交通、商品流通、政府和教育等许多重要业务领域中最可靠的信息技术平台，IBM的客户遍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同时，IBM作为全球IT服务的倡导者，具有非常丰富的高层次软件服务人才培养经验和支撑资源。2009年，浙江大学与IBM公司合作成立“浙江大学―IBM联合创新中心”，建立“浙江大学―IBM人才培养基地”并共建全国首家“软件与服务科学系”，双方合作利用先进的教学理念、丰富的教学资源、技术研发资源和应用实施经验，与时俱进，共同探索，培养符合当地经济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此次校企合作的创新模式在推进我国服务外包高端人才培养方面，迈出了大胆而创新的一步。

2.突出实践环节的课程体系。软件工程硕士的教学计划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实训、实习等多个环节构成，充分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征。基础类课程包括公共基础及素质类和专业基础类。专业课程则是由每一个专业方向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定制，教学大纲由学院和产业界合作伙伴共同确认、修订和执行。软件与服务工程方向的专业课程包括RUP方法论、协作软件生命周期管理、软件质量管理、面向对象的分析与设计、代码分析、Java高级应用开发、Webservice和SOA、J2EE应用开发、J2EE应用服务管理、数据库高级应用开发等，其中主要专业课程均由IBM资深工程师或产品经理承担教学。在基础和专业课程教学的基础上，通过课程的实验、案例分析与研究以及项目实训等三种方式组织学生在修课期间参与工程实践。学生在入学的第二学期开始参与项目实训，在实训中坚持采用符合实际应用环境的项目和开发方法指导学生。实训期间，参照企业团队形式，按项目管理要求管理学生，实训的导师来自于行业应用专家及其合作伙伴，采用企业开发模式指导学生参与行业实际应用需求的项目。从第二学年开始，学生进入企业实习。学院内的教学成果要通过参与实际企业实习来检验，学生的能力要通过实习来体现并进一步得到提高。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则与学生实习的效果直接关联。由于学生在学院学习期间已接触企业导师和符合企业文化的实训，所以到企业实习后，能马上参与项目工作，能在项目组中发挥作用，快速提高自己的业务和技术能力。软件服务工程方向的实训项目是由IBM提供的真实航空业客户项目剪裁而成，项目客户需求真实完善，项目文档完整，学生将按照企业级的项目开发和管理方式演练该项目。其中，学生将直接扮演项目开发组中的成员角色，角色包括：项目经理、技术经理、配置管理员、软件工程师、测试工程师、DBA等，来了解在软件项目开发团队中的角色、过程、规范和执行方法。整个实训项目是模拟实际客户项目开发过程，以团队的形式，进行项目过程定义、项目计划、需求分析、设计、编码和测试及交付。学生完成实训项目后，对企业真实工作流程和项目开发实施环境有了很好的了解，也初步具备了职业人的素质和团队协作的意识。在研究生培养的第二学年，他们均按照双向选择的原则进入企业进行实习，实习期限为半年到一年。实习期间，学生与学院、企业签订三方协议，明确自己岗位，承担工作角色，遵守企业工作纪律，完成岗位工作任务。并根据实习内容，完成硕士论文。

3.高水平的专兼职师资队伍。聘任校内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工程实践经验丰富，教学严谨，学生反映好的教师负责专业基础课、主要专业课和毕业设计指导的教学任务。聘请合作企业工程实践经验丰富、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一线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承担部分专业课、专业实践课和专题工程训练的教学任务，充分发挥企业教师的工程实践经验的作用。有企业教师参与的课程与实践环节达50%以上。通过学校教师和企业教师的混合讲课方式，即由来自学校和企业两个方面的教师以多种方式（包括讲课、讲座、研讨、实践等）共同上一门课，互相取长补短，使学生从多种角度和以多种方式理解课程内容，IBM方面还为软件学院教师提供专门的培训和奖教金，学院多名教师作为电子商务方向的CDL访问学者对国内渠道电子商务平台与对接工具提供商进行调研和课程开发共建。针对软件工程硕士培养的特点，充实壮大硕士论文导师队伍。一方面认真总结“双导师制”的经验，进一步推广“双导师制”。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学校的相关政策，在原来实行的“双导师制”的基础上，聘请企业中具有丰富工程经验和指导经验的合作导师担任硕士论文导师，独立指导硕士论文。

4.面向产业的专题化工程训练。为了实施上述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我们与IBM共建了联合实训基地。为了更好地突出实践教学特色，增强实战效果，提升工程设计、开发与实施能力，在实训基地基础上又与相关企业合作建设了RFID、物联网技术应用、物流新技术等专题工程训练基地。相比实训基地，工程训练基地在以下方面有了较大的提升，以取得更好的工程训练效果：场地、设备、软硬件系统等设施达到或接近工业界的工程开发环境；参照合作企业制度，实行严格的项目管理、过程管理和参训人员评价考核制度；工程训练的案例其规模和复杂度更接近实际工程项目，从几个人组队可以完成的小项目提升为需要几十人、数个小组合作完成的中等规模项目；积累数量较多的实际项目案例库，供参训人员参考学习；参照企业实际工程项目配置，选派多层次、多角色具有丰富工程经验的工程师指导专题训练。

二、成果

针对宁波地方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设置相应的软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专业方向，直接引入国际、国内在该行业具有领先优势的企业参与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和教学实施过程，建立了紧密型的产学研合作办学体制。在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中突出课程实验、项目实训、企业实习等实践环节，实现了高水平的学院教师与企业工程师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方式，以企业实际应用项目作为学生课程实践内容，引进企业化项目管理思想，让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能体验到企业化的项目管理模式。通过与IBM的合作办学促成了IBM公司在宁波建立IBM在中国大陆的第四个研发基地――IBM中国开发中心（宁波）及IBM中国开发中心物流行业解决方案中心。该方向培养人才为IBM宁波研发中心的成功设立和运行提供了高水平专业人才保障。软件服务工程方向自开办以来（2009～2012级）共招生211人，进入IBM宁波、上海、北京开发中心实习学生人数超过50%，被IBM招聘为正式员工的学生近40人，90%以上的学生进入了IBM、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百度、淘宝、阿里巴巴、网易、摩根大通、银联、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思科、上海盛大等知名企业。浙江大学软件学院与IBM的合作项目已经成为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与产业合作办学的典范，也成为IBM拓展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的标记性项目，多次获得IBM创新成果奖。

三、展望

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在培养复合型软件工程人才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特别在产学研合作办学过程中不断与合作企业协同创新、共同提高。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更加关注国际化、高端化、工程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深化高端价值型、市场紧缺型、行业领军型人才的培养；在科技创新方面，面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要加速新技术的孵化、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实践，更好地服务于地方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1]宁波市智慧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宁波市加快创建智慧城市行动纲要（2011―2015）[Z].2011-04.

社保税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宏观税负；判断标准；合理性

一、引言

宏观税负问题历来是关系到国计民生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宏观税负问题是税收政策和制度的核心问题，它一方面影响着国家财力状况和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影响着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从而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实行财政统收统支的体制，基本的分配形式是企业利润全部上缴，国家政府再按照需要下拨，以税收分配的形式很少，因此宏观税负没有研究的基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经济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税负的轻重与纳税人的利益息息相关，从而日益得到广泛的关注。我国税收收入一直保持较高增长，1997年我国税收收入增幅首次超过GDP增幅，近年来宏观税负的不断提高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发表的2006年度“税负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中称“中国内地的税收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三”更是在财经界引起很大反响。那么，我国的宏观税负是否过重？如何判断宏观税负的合理水平？等等，成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合理界定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对于保证政府有履行其职能所需要的财力，促进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非常有必要确定合理宏观税负的判断标准，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客观的判断和分析，以便合理调整宏观税负水平及其结构。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宏观税负的合理区间，并对我国宏观税负的现状进行判断，提出进一步优化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对策建议。

二、宏观税负合理化的标准

宏观税负的合理化标准指一国宏观税收负担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符合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全面、规范、细致的角度考虑，宏观税负的合理性标准至少应考虑两个方面：理论上质的标准和数量上量的界定。

1.质的标准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经济标准，指宏观税负的确定应立足于经济发展现状，同时又可使税收为经济发展发挥必要的调控作用。经济标准作为确定宏观税负的最基本的理论标准，其核心在于要求现行税制与生产力的发展达到相对和谐的统一。（2）财政标准，指宏观税负的确定能够保证政府在一定时期内获得必要的财政收入，能够使现行税制的财政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一般而论，财政职能是税收的最基本职能，财政职能如果得不到很好地实现，税收其他职能（包括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的实现也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以财政标准作为宏观税负的理论标准之一，既符合税收的本质要求，又具有较强的合理性。（3）社会标准，也可以称为宏观税负的外部效应标准，是指宏观税负的确定能够对社会产生良好的外部效应。

2.量的界定

（1）宏观税收负担的上限

宏观税负的最高数量界限指税收负担极限的上限值，即国家课税的最高限度。另外，考虑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一定时期的税收总量只能是同期剩余产品价值量的一部分。因此，税收负担只能在剩余产品价值总量减去包括企业内部进行的必要积累等各项扣除量之后的余量之内伸缩。对其可运用可变参数模型来估计，具体如下：

其中，T是名义税收收入；CPI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GDP为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宏观税负r=T/GDP；N是时间趋势变量，取值范围为1-12；、、为各变量的参数。

通过统计软件对模型计量分析（数据见表1），可以得到我国宏观税负合理化的最高上限：

。

表1 我国税收收入与宏观税负的时序列表 单位：亿元

年份 税收收入T GDP总量 宏观税负r CPI（%） 实际税收收入

1995 7008.74 60793.7 11.53% 117.1 5985.26

1996 8127.52 71176.6 11.42% 108.3 7504.64

1997 9692.24 78973 12.27% 102.8 9428.25

1998 10840.7 84402.3 12.84% 99.2 10928.13

1999 12866.28 89677.1 14.35% 98.6 13048.97

2000 15225.71 99214.6 15.35% 100.4 15165.05

2001 18403.38 109655.2 16.78% 100.7 18275.45

2002 21065.05 120332.7 17.51% 99.2 21234.93

2003 24263.31 135822.8 17.86% 101.2 23975.60

2004 29272.68 159878.3 18.31% 103.9 28173.90

2005 34965.54 183084.8 19.10% 101.8 34347.29

2006 45167 209407 21.57% 101.5 44499.51

资料来源：1995年-2005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2006年数据来源于相关部委网站公布的数字。

（2）宏观税收负担的下限

税收具有组织财政收入的职能，这是税收最基本的职能。政府通过税收获得的收入必须满足政府供给社会必需公共产品的需要，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正常发展。因此，宏观税收负担的下限应该是政府供给社会必需公共产品的支出占GDP的比例。就我国目前而言，可以利用1994年税制改革后的数据进行汇总，得出社会公共需要量，然后与当年的GDP值相比较，进而求出均值，即可以作为判断合理宏观税负最低水平的参照指标。

我国社会一般需要量的统计口径大致包括属于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项目，具体包括：（1）非物质生产部门的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2）经常费用项目；（3）调节性项目。见表2。

表2 1995年以来我国社会公共需要量 单位：亿元

年份 非物质生产部门的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项目① 经常性费用项目② 调节性项目③ 一般社会公共需要量④=①+②+③ GDP⑤ 社会一般公共需要量占GDP的比重⑥=④/⑤

1995 1780.21 3389.98 692.66 5862.85 60793.7 9.64%

1996 2009.09 3985.9 791.31 6786.3 71176.6 9.53%

1997 2296.84 4640.8 920.45 7858.09 78973 9.95%

1998 2738.07 5465.75 1045.61 9249.43 84402.3 10.96%

1999 3643.77 6735.74 987.67 11367.18 89677.1 12.68%

2000 3815.14 8360.27 1321.06 13496.47 99214.6 13.60%

2001 4519.17 10167.76 1041.55 15728.48 109655.2 14.34%

2002 5316.95 11733.68 904.67 17955.3 120332.7 14.92%

2003 5764.09 13068.5 843.66 19676.25 135822.8 14.49%

2004 6490.68 15212.5 1013.73 22716.91 159878.3 14.21%

2005 7461.03 17940.66 1191.73 26593.42 183084.8 14.5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根据表2的数据计算，我国1995年到2005年宏观税负的平均数为12.62%，因此，我国宏观税负合理化的最低限为12.62%。

三、我国宏观税负合理性的判断

1.依经济标准的判断

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一个从高速到低速再到高速的发展阶段，经济中GDP的增长率从1996年的17.08%降到1999年的6.25%；而到2006年，GDP的增长率达到14.38%。在经济的起伏发展中，税收收入却成逐年上升趋势，到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总量（含社保基金收入）达到45167亿元。具体的GDP、税收收入和宏观税负的增长情况如表4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GDP的增长与税收收入增长基本同步，但税收收入的增长要快于GDP的增长。而从宏观税负的增长速度来看，除个别年份外，税负的增长速度一直较慢，远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是比较合理的。

2.依财政标准的判断

税收规模的稳步扩大为政府财政开支提供了资金来源，促进了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市场经济推行以来，我国的税收规模每年呈增长趋势，年平均增长率达17.76%，税收在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均保持在90%以上，成为政府正常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表4所示，通过对1995-200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可见，最高年份1995年甚至达到了96.73%，最低年份2005年也为90.93%。税收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多数年份也在80%以上，比例最高的年份2006年达到了93.11%，最低的年份2000年也为79.20%。

表3 我国1995-2006年间GDP和税收收入增长情况统计表单位：亿元

年份 GDP

总量 GDP

增长率 名义税收收入 税收收入增长率 宏观税负 税负

增长率

1995 60793.7 __ 7008.74 __ 11.53% __

1996 71176.6 17.08% 8127.52 15.96% 11.42% -0.95%

1997 78973 10.95% 9692.24 19.25% 12.27% 7.48%

1998 84402.3 6.87% 10840.7 11.85% 12.84% 4.65%

1999 89677.1 6.25% 12866.28 18.68% 14.35% 11.70%

2000 99214.6 10.64% 15225.71 18.34% 15.35% 6.96%

2001 109655.2 10.52% 18403.38 20.87% 16.78% 9.36%

2002 120332.7 9.74% 21065.05 14.46% 17.51% 4.31%

2003 135822.8 12.87% 24263.31 15.18% 17.86% 2.05%

2004 159878.3 17.71% 29272.68 20.65% 18.31% 2.49%

2005 183084.8 14.52% 34965.54 19.45% 19.10% 4.31%

2006 209407 14.38% 45167 29.18% 21.57% 12.9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和1995-2006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表4 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支出的比重 单位：亿元

年份 税收收入（不含社保基金收入）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税收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1995 6038.04 6242.20 6823.72 96.73% 88.49%

1996 6909.82 7407.99 7937.55 93.28% 87.05%

1997 8234.04 8651.14 9233.56 95.18% 89.18%

1998 9262.80 9875.95 10798.18 93.79% 85.78%

1999 10682.58 11444.08 13187.67 93.35% 81.00%

2000 12581.51 13395.23 15886.50 93.93% 79.20%

2001 15301.38 16386.04 18902.58 93.38% 80.95%

2002 17636.45 18903.64 22053.15 93.30% 79.97%

2003 20017.31 21715.25 24649.95 92.18% 81.21%

2004 24165.68 26396.47 28486.89 91.55% 84.83%

2005 28778.54 31649.29 33930.28 90.93% 84.82%

2006 37636.00 39373.20 40422.73 95.59% 93.1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从财政标准来评价，我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较为合理，财政支出中的绝大部分也是通过税收来支付的，税收满足了我国85%左右的支出需要。因此，从财政筹集资金和满足支付需要的角度说，我国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是比较合理的。

3.依社会标准的判断

社会标准也可以称为宏观税负的外部效应标准，是指宏观税负的确定能够对社会产生良好的外部效应。以社会标准为最终目标来评价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税负，主要是考察现行税制结构中是否有能够促进社会效益的税种，如促进环境保护的环境税，分散个人风险的社会保障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公平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等。这些税种的开设和征收具有很大的社会正效益，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中，这些税种所占的比例相当小，起不到应有的调节功能。

图1 2006年我国的税制结构

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2006年中国仍然是以流转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和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涉外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国家。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进口税和营业税在内的流转税占总税收的比例为66.10%，包括企业所得税、涉外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在内的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例为25.33%。流转税和所得税共占了总税收的91.43%，其他的税种合计不到总税收的9%。税制结构中，具有社会效应的税种，仅有占比例不大的所得类税种，其他的促进环境保护、分散个人风险、调节财产占有的具有正社会效应的税种几乎不存在。从这个角度说，我国当前的宏观税负存在着结构不合理问题。

4.依宏观税负合理化区间的判断

从表5可以看出，1995-2006年间我国税收收入是不断增长的，税收收入从1995年的6038.04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37636亿元，增长了近6.3倍；宏观税负从1995年的11.53%增长到2006年的21.57%，增长了约1.4倍，宏观税负在不断加重。根据我们做出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12.62%，23.80%）可以看出，我国近年来的宏观税负水平基本上是合理的。

表5 我国近年来的税收收入和宏观税负水平 单位：亿元

年份

税收收入

① 社保基金收入

② 名义税收收入

③=①+② GDP总量

④ 宏观税负

⑤=③/④

1995 6038.04 970.7 7008.74 60793.7 11.53%

1996 6909.82 1217.7 8127.52 71176.6 11.42%

1997 8234.04 1458.2 9692.24 78973 12.27%

1998 9262.8 1577.9 10840.7 84402.3 12.84%

1999 10682.58 2183.7 12866.28 89677.1 14.35%

2000 12581.51 2644.2 15225.71 99214.6 15.35%

2001 15301.38 3102 18403.38 109655.2 16.78%

2002 17636.45 3428.6 21065.05 120332.7 17.51%

2003 20017.31 4246 24263.31 135822.8 17.86%

2004 24165.68 5107 29272.68 159878.3 18.31%

2005 28778.54 6187 34965.54 183084.8 19.10%

2006 37636 7531 45167 209407 21.5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和1995-2006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四、完善我国宏观税负的对策建议

1.合理调整税制，深化税制改革

首先，开征社会保障税。开征社保税既能增加人们即期消费行为，刺激投资愿望，又使居民在医疗、住房、失业等方面免去了后顾之忧，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其次，将生产型增值税调整为消费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对企业的税负较重，转型的增值税将会将财政收入让利给企业，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最后，适当调整一些税种和一些征税项目的征收标准，如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结合费改税适时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燃油税、环境保护税、教育税等。

2.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适应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通过建立健全个人收入核算体系、改分类所得税为综合所得税和分类所得税相结合的制度，适时调整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应税项目的税负水平，有针对性地拉开税率档次，强化其在调节个人收入方面的作用。在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设计上应参考相关的经济指标，并充分考虑各地区的收入状况、消费水平和物价指数等的一系列经济生活指标，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公式，并在此公式范围内确定有一定弹性幅度的免征区域，给予不同经济条件的地区，以不同的免税额度，如对赡养人口、老人、儿童、残疾人的费用，教育、医疗、养老等费用的扣除，并根据通货膨胀情况适时适当调整。通过上述措施加大对高收入所得和非劳动所得的调节力度。

3.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税收是公民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所支付的价格，也即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获得的报酬。从这个角度看，纳税人税收负担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那么，财政支出应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标，逐步淡出一般性竞争领域，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宏观调控作用，各地区应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主动摆正自己的位置，在财政资源配置职能上做好“越位”、“错位”、“缺位”的角色转换，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逐步减小地方财政收支缺口。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总体思路是逐步降低经济建设费支出和行政管理费用占GDP的比例，在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加大医疗卫生、教育、科技、养老等公共性投入，扩大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从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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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军平,刘起运.如何看待我国宏观税负―基于“非应税GDP”的科学评价[J].财贸经济,2005,8.

[10]辛波,司千字.对我国近期最优税收负担率量值的大致估计[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1.

[11]赵志耘,夏杰长.我国宏观税负的定量分析与政策取向[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4.

社保税论文范文第10篇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各大媒体纷纷刊文悼念，党和国家给予了成思危很高的评价――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这里我们深切缅怀成老，缅怀他爱国敬业、崇尚科学的精神和崇高的人格；珍重他留给我们的曾经影响过改革开放和人民经济生活并且还将长期影响下去的那些理论和著作；铭记包含成老独特哲学思想、管理思想和人文精神的至理名言，还有成老对《管理观察》杂志的谆谆教导，以及对管理访谈活动的大力支持……

这就是著名经济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著名管理学家成思危用终生奋斗、知识报国给我们留下的人生答卷。

从成思危之答想到的

成思危之答，就是回答成思危是怎样运用知识改变中国经济社会决策，进而回答广大青年、知识工作者和领导管理者面对转型“怎么办”的问题。成思危之答与钱学森之问有着内在联系和密切承接关系。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感慨地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问后来成为了一个全社会的重大命题――“钱学森之问”。这个重大命题冲击了整个中国社会和知识界。这意味着我们学校还没有形成一套培养创造发现型人才的模式；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脱颖而出的良性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总之，当今的教育仅仅传授知识是不够的，还应创造出一种有利于人才辈出的好模式、好机制。

如果说钱学森之问是从宏观上提出问题的话，而成思危之答则是从成功个案上回答了钱老之问。可以讲，成思危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许多杰出人才的品质，这些东西是当前许多人迫切需要的。

选择方向将决定一个青年人的命运，如果成思危不毅然决然地回到新中国，就没有他以后的一切；知识创新决定了他后半生的作为，如果成思危不改行学管理他只能是一个专家人才。只因有了化工与管理的融合，实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才使他成为一位中西兼容的跨学科国际人才。国内专家很多，为什么没有达到成思危的高度呢？除了他们创新能力不足外，根本原因是成思危是一个知识创新型的帅才，当今社会单从专业角度去解决复杂问题就显得不够了，而是帅才制胜。创新型人才并不是都能影响到国家高层决策的，成思危做到了，他利用人大、政协参政议政这个政治平台，把自己的想法、研究成果在最短时间内提供给国家高层领导，用于决策参考，从而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形成，推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总之，成思危之答，对当今青年前途的选择、科教知识界在当今社会怎样才能大有所为、及各级管理者该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等问题，都做出了恰如其分的回答。

方向决定青年的前途命运

爱国主义家庭教育是一个青年确定理想的营养基，成老对新中国的理想，决定了他未来的前途和命运。

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风声鹤唳中的北平，父亲给他取名成思危，寓意“居安思危”，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安危的责任。成思危是成家五个孩子中的独子，父亲成舍我是杰出的一代报人，母亲萧宗让曾留学法国，书香门第的成思危自幼便接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同时父亲的救国情怀和爱国行动更是耳濡目染地让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知识报国、科学救国的道路。

成老曾这样深情的回忆自己的父亲和青少年时期――记得我12岁生日那天，我兴致勃勃地拿着新买的纪念册到位于北平西长安街的世界日报社，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找他题词。他不假思索地提笔写下了“自强不息”四个大字。我当时就猛然醒悟到，这四个字不仅是他对我的殷切期望，也正是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

我父亲成舍我出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出生于南京，五岁开始跟祖父学读书和写字。由于当时家境贫寒又迁徙不定，他只能靠发奋自学，特别喜好作文。当他15岁时被正式聘为外勤记者，他只在“旅皖第四公学”读过一年半书，在章兆鸿老师（此人后来当上了国会议员）的指导下学习作文。此后他在记者、编辑和自由撰稿人的生涯中刻苦学习，努力奋斗，因文笔犀利、才华出众而得到陈独秀、、王新命、叶楚沧等人的赏识。1918年父亲报考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时，因他既无学历又只会中文，无资格参加入学考试，经当时任北大文科学长（即后来的文学院院长）的陈独秀批准，先当旁听生入学听课。他经半年苦读英文等科目后，通过考试获准转为正式生。此时他为了解决生活困难，经介绍进《北京益世报》当编辑，靠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

据父亲说，他于1921年从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靠着超常规的工作和节衣缩食，终于在3年后靠着他辛勤积累的200块大洋，办起了一张自己的报纸――《世界晚报》，一年后又办起了《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以后又陆续创办了南京的《民生报》（1927年）、北平新闻专科学校（1932年）、上海的《立报》（1935年）等，才三十多岁就已取得了他事业上的成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在北平及上海等地的事业丧失殆尽。但他凭着惊人的毅力，1938年又在香港创办了《立报》，香港沦陷后不久他就在桂林创办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桂林失守后他又在重庆创办了《世界日报》。

父亲一生刚强正直，从不屈服于强权恶势。有一次父亲在报纸上义无反顾地揭露黑暗和腐败，得罪了时任院长的，但怀恨在心，终于借故将父亲逮捕并关押了40天，还责令《民生报》永远停刊。父亲被释放后又派人对他说，只要他向汪写一封道歉信，汪就可以收回成命。父亲当场严词拒绝，并说：“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父亲一贯热爱祖国的历史与文化，当我四岁时就教我读唐诗，6岁时就给我讲“资治通鉴”中的故事。1944年到重庆后，曾先后暂时寄住在黄少谷和李中襄（母亲的姑父）家，父亲每天都教我背诵“资治通鉴”，还常给我作些讲解。使我从他身上感受到对中华民族的热爱。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前，父亲被人以身家性命作威胁，要他当“维持会”的委员。但父亲坚决不当汉奸，日军入城后，父亲抛弃一切财产，经天津、上海、南京、汉口而到香港。又办起了宣传抗日的《立报》，萨空了、沈雁冰（茅盾）、卜少夫等人都曾在《立报》做事。

成思危就是在这样的爱国家庭中一点点成长起来，在北平时，他已深受鲁迅、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家》、《春》、《秋》“激流三部曲”。在《家》这部著作中，觉慧毅然决然离开家，寻得了人生道路。在成思危看来，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就像是觉慧的真实写照。

当时，统治下的北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少年时代的成思危，对的统治甚为反感。1948年底，随父亲举家搬迁到香港后，成思危就读于左派学校，受社会进步思想的影响，1951年，年仅16岁的成思危做出了他人生第一个重要转折，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抱着对新中国的憧憬和理想，回到广州。自此，他开始了漫长的报国之旅。

交叉科学和知识创新使他大有作为

成思危与其他学者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知识创新。成思危是化工硬科学起家，管理软科学发家，成思危的知识创新不但体现在交叉科学优势上，还体现在他有一套驾驭这些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拥有辩证唯物主义观。

1951年，16岁的成思危满怀革命理想，只身一人，手提一个皮箱返回了大陆。成思危先是进入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还曾在新中国成立前生活在水上、处境悲惨的民船业中工作了一年，上了“最好的社会大学”。由于良好的工作表现，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学习。

毕业时，成思危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满怀抱负地投入到“向科学进军”的祖国建设高潮中。正当成思危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时，“”开始了，戴着“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帽子的成思危，被下放当了锅炉工，后因总理评价他父亲的一句话，才最终摘掉戴了20多年的“帽子”。

“”结束后，成思危做了他人生第二个重要的决定，选择去美国读书，当时已在化工界小有名气的他，却改行学了工商管理。放弃化工，当年在朋友们看来，成思危这是另起炉灶从零开始，并非明智之举。然而，成思危认定了的事，就一定会坚持下去。

1981年，46岁的成思危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由于是从化工专业转学管理，最初，别人一小时能读四五十页书，成思危则只能在字典的帮助下读二三页书，难度很大。但在短短不到三年时间里，成思危愣是凭着一股韧劲儿，发表了十来篇学术论文，赢得了奖学金。当他把最后一学期的成绩单给他从台湾赶来已80多岁高龄的老父亲看时，成绩单上是三个A和一个A+。“我那一生都不肯轻易表达情感的老父亲也夸我：没想到你近50岁的人了，还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毕业时，他推辞了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的邀约，也婉谢了父亲让他回台湾继承家业的愿望，而是选择回国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他将风险投资的理念带回国内，成了后来享誉国内外的“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说，“虽然我没在湖南生活过，但可能还是继承了湖南人的内在性格：一旦看准了的问题，九头牛也拉不转。就像我父亲一样，敢于屡败屡战。幸运的是，我这些选择都对了，但当时看来，都冒着风险。”成思危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他在经济领域著述颇多，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他的一些言论一经发表便引起股市震动，因此也招致了不少批评的声音。但时间证明，他说的那些可能有些人并不爱听的话是真话、实话。

“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这就是大家的风范和良知，这就是一个爱国爱民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人格。

中国最早的MBA最领先的智库

成思危是学者型的国家领导人，在他的身上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他即是国家领导人，又是智库研究者。

他开创性地运用复杂性学科的方法研究我国改革发展问题，在金融改革、资本市场、虚拟经济、管理科学、绿色发展、社保体系、自由贸易区、创新创业、智慧城市等方面有诸多建树。

（一）推动中国管理本土化理论建设

成思危是我国最早的MBA，他对西方管理的评价从来不盲目顺从，而是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反对将西方的管理照搬照抄，鼓励人们从我国企业实际情况出发去创新管理，他对总结中国企业经验，开展案例研究，推动中国管理本土化十分热心，并有多处高论。成思危对管理教育也十分重视，他多次号召大学教授深入企业中去总结出好的案例来，提高教育质量。他还亲自担任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亲自指导博士生。

成思危从国家的战略高度评价管理科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确立管理对社会发展的价值，提出“管理科学是兴国之道”的著名论点，对我国管理界产生重大影响。

成思危任国家领导人期间从管理学角度不遗余力地为国家治理献计献策，同时他还十分关心我国的智库机制建设，他曾多次在相关活动上发表讲话对我国智库的素质、责任、良心和勇气进行理论分析和高标准界定。他的这些讲话和文章初步奠定了我国智库机制建设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现在，很多人只要一听到成思危的名字，马上就会联想到风险投资。成思危是我国研究风险投资最早的学者，被公认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1998年3月，民建中央向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出了《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一号提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掀开了中国风险投资大发展的序幕。对于有些媒体冠以“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称谓，成思危表示，“我已经两次公开声明辞谢媒体给我的这顶桂冠。”他说，我愿意做中国风险投资的一个积极的倡导者和促进者，但我不希望给我过高的“中国风险投资之父”这样的桂冠。成思危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他在经济领域著述颇多，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他的一些言论一经发表便引起股市震动，因此也招致了不少批评的声音。但时间证明，他说的那些可能有些人并不爱听的话是真话、实话。

（三）首提中国自贸区理论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新一轮改革开放“试验田”，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2001年8月，成思危首次提出，我国保税区向自贸区发展转型战略。

自由贸易区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地域、国度和历史时期形成了为数众多、称谓各异、形式多样的模式。如何把自由贸易区在中国本地化，使其具有中国特色。2001年8月，由成思危牵头组织课题组对上海、深圳、青岛等保税区进行调研，形成了中国特色自由贸易区调研报告，其目标模式概括为四句话：一是境内关外、适当放开；二是物流主导、综合配套；三是区港结合、协调发展；四是统一规划、属地管理，这个报告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动”成思危先生显然属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