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文学论文范文

少儿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反科技”的声音

“反科技”的声音早已出现，提出“回归自然”口号的启蒙运动时期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曾就科学技术对人的道德产生消极的社会道德功能展开批判。他指出科学技术在其发展和应用过程中，逐渐成为支配、控制人的工具，人类丧失了自然人性与美德。至19世纪，马克思比卢梭更为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效率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4]77520世纪被公认为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得到了加速的发展和应用。一方面，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渗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全面爆发的危险，人类又一次遭受着空前的危机考验。于是，一些学者和思想家继续对科学技术展开批判，从而审视、反思科学技术，儿童文学界以捍卫孩子未来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己任，也积极传达出他们的隐忧与预警意识。

（一）对受控与异化的揭示

周锐在《遥控健身操》中传达了人类被科技所掌控和异化，必须对科学技术有所限制的观点，他提醒人们对科技的潜在巨大风险应保持警惕。小说中的“阿嗡”大夫发明了一种遥控机器，在机器中输入做健身操、表演、讲课、背诵课文、洗脸、刷牙等等各色各样的程序后，再给被遥控的人服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准时准点、准确无误、身不由己地把设定程序中的各类行为“演练”出来。起初，遥控机器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舞盲”们吞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潇洒自如地跳“探戈”、“恰恰”；两个刚入门的乒乓球爱好者通过遥控技术保证对打三百回合也不会失误……但弊端也随之接踵而来。尝试过“遥控门诊”技术苦头的阿嗡大夫意识到：“遥控健身操无疑是一种了不起的创造。但如若这种创造的结果恰恰只是防碍了人们的发展和创造，那么，尽管已经付出了不少努力，也只得抛弃它。现在差不多每个人体内都存有‘里应外合剂’了，也就是说，大家随时随地都会身不由己地接受遥控。要是盗贼设法遥控银行职员、侵略者遥控了边防军……那该多可怕。”（《遥控健身操》）更可怕的是，如果技术被战争狂人或恐怖集团所掌握，那么后果不堪设想。由此暴露出科学技术具有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无疑会严重抹杀个体人的自主创新性。哈贝马斯也认为科学技术必然具有消极的作用，主张把科学技术作为直接的批判对象来加以批判。在周锐的这部短篇小说中，也开始深刻表现技术异化人类的问题了。人们被禁锢在看得见的装置和看不见的控制中，“越来越少地与人面对面打交道了。电脑自动化管理、自动取款机、自动验票系统、自动驾驶仪……我们实际上逐渐把自己的日常行为‘托付’给了机器来‘照看’”,甚至于哭、笑等精神活动在小说中也受到了技术的控制，正如生态批评家鲁枢元所言：“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以它的巨大威力渗透到人类个体的情绪领域和精神领域，并力图以自己的法则和逻辑对人类的内心精神生活实施严格精确的、整齐划一的现代化管理。当科学技术日趋精密复杂时，人却被简化了，这又是热心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人们始料不及的。”[5]269这无疑是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给人类内部带来的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精神污染”。我们如今确已生活在一个机器智能的时代，电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当代的机器人保姆，而信息技术目前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向前发展，人类已从中产生了受控感、异己感和非人感，如果我们不想变成冷冰冰的机器，反思是必要的。

（二）科技的尴尬与自然的胜利

如今科技的滥用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引发了许多新的灾害已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杀虫剂能够有效地控制农业病虫害，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它也会造成食品污染和生态灾难。核能的开发能够缓解能源紧张的局面，但具有高度放射性的核废料的处理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氟利昂被应用四十多年之后，科学家却又发现它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人类现在陷入一个怪圈，总是试图利用新的发明创造去解决现今不断显露出来的应用科技而遗留下的“祸端”。这一切都表明，科学技术存在致命的软肋，远非尽善尽美。因而生态文学家认为，技术终究不能替代自然界中活生生的生命体，一切都得服从自然法则的制约。周俊儒、古京雨等儿童文学作家以其作品表明科技不是万能的，技术制造品无法替代自然生命体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作用。在周俊儒的童话《大红袍》里，人们用飞机喷撒灭蝗虫的化学药剂，虽然杀死了部分蝗虫，但也杀死了小鸟，杀死了原野上的许多生灵。这充分显示出科技发明的弊端，因为“鸟儿不但消灭蝗虫，还可以消灭其他许许多多的害虫”。（《大红袍》）而且长期使用药物灭蝗，也使蝗虫慢慢产生了抗体，药物越用越失灵，对环境的危害却越来越大。于是人们不得不回归自然原始的方法，借助生物链原理用鸡来灭蝗虫。童话中的老公鸡“大红袍”将军率领灭蝗鸡队伍经过几次战斗，彻底消灭了以“大叉脚”为首领的地下蝗虫大军，保证了草原的绿意葱茏，实现了鸡在自然链条上的本我价值。古京雨的小说《五月的草场》叙述的是类似的主题。锡林郭勒大草原闹起了蝗灾，一个夏天，几代蝗虫轮番争夺草场上牛羊的口粮，小主人公家承包的草场只一夜功夫就被蝗虫吃得只剩一个角，“诺大的草场上，聪明无比、无所不能的人却胜不了小小的蝗虫。”（《五月的草场》）在小主人公的启发下，大人们改变了策略，把灭蝗虫的农药变为了一千只大黄袍鸡。最终当广袤的草原上又一次展开人蝗大战的时候，来势凶猛的土蝗已在小主人公家的草场上销声匿迹了，自然原理战胜了科技发明。其实在《屎壳郎先生波比拉》中，我们也能读出保冬妮对于大自然雄奇伟力的称颂和对于科技力量的质疑。六十岁的公象对波比拉说：“自然万物都有它的规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像人那样为了达到像龟一样的寿命，一百年，甚至一千年，而去胡作非为，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弱肉强食是非洲自然界不断进化的客观规律，没有谁可以改变……”科学技术未必能够有效排解非洲草原上每天都会留下成百上千吨的象粪、犀牛粪，而浩浩荡荡的屎壳郎队伍就能把这些垃圾迅速变成小粪球，转入地下，从而让非洲的原野肥沃起来，作家以赞美的口吻写道：“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了这些草原清道夫，阿鲁巴平原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屎壳郎先生波比拉》）科学技术未必能够准确地控制屎壳郎家族的数量，而大自然的生物链即能做到这一点，作家写道：“是啊，从波比拉、坎丽鲁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有许多危险在等着他们，他们的天敌更是想方设法要吃掉他们。大部分的屎壳郎，来不及生儿育女，命就断送在那些贪吃的家伙们的嘴里了。正是这些敌人，控制着阿鲁巴平原上屎壳郎的数量，让他们不至于太多，而造成象粪的紧张；又不至于太少，而无法打扫干净平原上的粪便。”（《屎壳郎先生波比拉》）由此可见再高妙的科技发明也难以真正替代自然界的原生态力量，所以曾经热切向往人类文明的波比拉最终丢弃了他视若珍宝的人类的“报纸”和他几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模拟“眼镜”，愿意做回一只普通的屎壳郎。在周锐的童话《拯救伶仃草》中，2100年的科技已经非常发达，通过时间网人们可以给过去任何时代的人发E-mail。而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女孩“蜜枣”一双肌肉萎缩的腿却无法医治好。如果女孩生在一百年前，主人公“我”的中医父亲给她开张方子吃点药，很快就能治愈。尽管后来“蜜枣”收到了主人公父亲开出的药方，可她生活的时代，只能找到29种草药，少掉的那一味叫伶仃草，它灭绝在污染严重的21世纪中期。于是，尚处于21世纪初叶的“我”发起了拯救伶仃草行动，最终让女孩如愿以偿得到了伶仃草。未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拯救女孩的病痛，在一株自然界的植物面前黯然失色。周俊儒的童话《最后一只小鸟》也表现了科技的脆弱，与大自然活生生的生命相比，科技陷入无用的尴尬境地。阳阳的爸爸是一个仿生学家，专门设计、制作各种机器鸟，原因是五十年前鸟类已灭绝，人们寻遍天涯海角也没再找见一只小鸟。虽然机器鸟制造得惟妙惟肖，酷似真鸟，拥有艳丽的羽毛和美妙的歌喉，可孩子们还是情绪低落，向往着曾在碧海蓝天间翩翩舞动的真鸟。那些机器鸟没有心脏在跳，没有血液流动，没有脑子思想，其实质不过是一堆冰冷生硬的铁片。高科技产品终归无法给孩子们带来快乐，只有最后一只小鸟——鸟仙子告别世界的飞翔让孩子们终生难忘，他们惊异于挥动双翅翱翔于天际间自然生命的美丽。

回归生态正义的呼唤

少儿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实际上，大众传媒与文学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过程，只不过在今天，大众传媒的强大优势让其对文学的影响更为扩大。“文学在大众传媒的力量作用下发生的变化更多更大，也更为深刻，表现出文学对大众传媒这一强势文化力量的趋附和大众传媒对文学内部的深度进入。这既是大众传媒时代大众传媒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作为文化产业构成部分的文学所做出的功利性选择和商业化的转化。”［7］大众传媒不仅通过改变文学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外部对文学的艺术表现进行干预，同时，它也以媒介本身的技术条件，通过普通使用电脑及网络，无形中对文学创作的内部进行改变，从而让文学创作在思维、内容、表达方式、审美趣味及语言的运用上都发生变化。

对创作思维的影响

在大众传媒的时代，电脑成为作家写作的重要工具。正如有专家预见的那样，“在电脑上书写不仅使作家的书写方式发生变化，而且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8］。但是，这种影响隐晦而不易察觉。从用笔书写变为用电脑书写，是书写的一次技术革命，但对思维影响而言，则有可能是灾难性的。用笔书写是文字在头脑中不断建构形象的过程，而电脑写作则是用手指敲打键盘，仅仅是文字的输入过程，作家关注的是文字呈现的过程。传统的文学是用笔逐字逐句的创作过程。在写一篇作品之前，作者需要想好如何开头，如何结构作品，如何结尾，是一个完整而严谨的过程。写作思维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而电脑写作则打破了线性思维的结构，可以发散性思维进行，因为电脑带来了思维空间的开阔性和思维结构的高速性。再加上网络上寻找资料的方便性，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络上找到更多需要的资料，只要对其进行简单的复制就可以完成，这就削弱了作者对资料的深层加工。在用电脑写作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增添或者删除内容，甚至可以先写其中一个部分，再写其他部分，然后再连接成一个整体。电脑写作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可能造成文学创作的浅表性，不追求作品的深度，故事有大众化倾向，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模仿他人或模仿自我，这也被成为“备份式写作”。“备份式写作以一种复制的众多性取代了创作的独一无二性，追求标准化、程式化，它使陌生的创新变成庸俗的成规。”［9］不可否认，近些年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可谓丰富，然而真正能够产生影响的却寥寥无几，尽管作品的销售也很可观，但大多数作品都被湮没在儿童文学创作的滚滚滚洪流中，如前文提到的那些迎合市场而创作的魔法系列就是如此。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故事的大众化倾向，缺乏独特的生活体认，作品也缺乏相应的深度，塑造的都是魔法、巫师形象，不可避免地有雷同的印象，更何况J•K•罗琳的珠玉在前。作家自身也会就某种题材出现雷同。如刘东的“奥运小子”系列中，他创作的《闪电手的故事》和《林大脚的故事》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标准化”的趋向。主人公一个打篮球，一个踢足球，在他们的各自生命中都有一个精神上的引路人出现。《林大脚的故事》中出现的是球星李皓，而《闪电手的故事》中出现的是坐轮椅的女大学生赵越。主人公都在一系列故事中体味到运动对人生的意义。而同一系列的其他几位辽宁作家的创作似乎也没有逃过这样的“标准化”趋向。同样，薛涛的那部具有文体突破意义的“山海经系列小说”，也有同样的问题。三部小说分别和中国古代的三个神话故事“开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相对应。而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穿越现代与古代，小说的构架都是相同的，这和真正意义上的幻想小说中的“新神话”模式是有一定区别的。尽管该小说开拓了中国本土幻想小说的新领域，但却因故事构思的同构性稍显精致有余而大气不足。电脑化写作对创作思维的这种影响，让人觉得写作似乎可以批量化，而不是创作。正如马克•波斯曾担心的那样，“电脑写作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而使所有的东西变得非个人化了。”［10］个人化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尺，它标志着作者个人风格的形成，个性精神的独特展现。而电脑化写作导致的写作思维的改变，“备份式写作”的形成，会让文学趋于平庸。

对文学表现方式的影响

文学的表现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新月异、手法多样、文体的交融、文本的超越，成为今天的文学创作的一道新的风景。新闻报道是大众传媒的重要载体，新闻报道以及时性、真实性和典型性而著称，而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似乎更愿意通过新闻报道来体会喧嚣的现代生活。因此，在大众传媒影响下，新闻语言的叙事方式对小说的叙事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小说新闻化的叙事方式在中屡见不鲜，但对于儿童文学来说，这种新闻化的叙事还没有形成规模，毕竟儿童文学就其语言来说有其特殊性。但是这种创作倾向却在某些作家那里得到印证。刘东的那部获奖无数的《轰然作响的记忆》就是此类作品。该作品由12个独立的故事组成，号称“中学生的口述实录”，作者将其称为“采访小说”。该作品以纪实的新闻手法向读者讲述了12个少年的成长故事。每篇作品的后面都附一篇作者手记，这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与典型性。这或许也是这部作品受到舆论好评的原因。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则在作品中赠送与作品内容相关的视频光盘，让读者在读书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播放光盘进入到游戏当中，从而使文学创作超出原有的文本，形成“超文本”。这种文学文本与视觉文本的互动，开拓了文学表现方式的新类型。而实际上这种超文本的形式可能会成为未来图书出版的一种新形势。大众传媒对作者和读者审美趣味产生重大的影响。文学的写作和阅读在大众传媒流行之前，一直被视为一场高雅的精神活动，甚至有“贵族化”的趋向。然而，在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的消费者追求的不再是细细品读作品的高雅情趣，相反，追求最贴近自身生存状态的生活趣味，追求阅读作品传达出的感官快乐，成为一种常态。有学者认为，“他们更喜欢在都市的奇异故事与刺激的场面中寻求感觉与情感的通道;他们更倾向于欣赏节奏欢快、情节突变、充满荒诞、惊险场面的‘艺术品’。”［11］其实，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强调其故事的轻松有趣，倡导“游戏精神”，这或许和大众传媒时代的要求不谋而合。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曾一度以深沉厚重而著称，但是，在大众传媒时代的背景下，生活化和娱乐化的创作也层出不穷。董恒波的那些以幽默著称的创作如《清明时节》《危险的实验》等反映城市少年儿童生活的小说作品，在惊险而轻快的叙事中，让读者体验快乐，感受成长。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是强调游戏精神的作品。故事以情节的欢快、荒诞而著称，一对双胞胎兄弟的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让读者感受着成长的可爱与稚拙。这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种低幼儿童文学创作的方式。而以刘东的《称心如意秤》《镜宫》等作品为代表的创作，大多讲述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年，在一系列奇异的经历中寻求成长的过程。《镜宫》通过主人公南海进入电脑网络中一个被称为“镜宫”的网站，实现不同人生交换的目的，而在一次次的人生交换的过程中，他体味到成长中所要面对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等必须面对的问题。故事本身很吸引人，在和主人公一同交换人生的过程中，读者似乎也寻找到一种情感宣泄和体验的过程。

对文学创作内容的影响

少儿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叙述故事的传奇性

儿童对无知的事物是最具有好奇心的，这种好奇心使得儿童喜欢被超乎寻常的故事所吸引。许多儿童作家善于捕捉儿童的猎奇心理，以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抓住儿童。雁翼取材于现代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多是英雄传奇。他利用少年英雄奇特的经历和传奇身世打造出一篇篇奇妙的作品。雁翼将叙事视角聚焦在抗日战争那段真实的历史，写出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小战士的精神风貌。雁翼用通俗流畅的语言对这些尚未成年的英雄给予了讴歌与赞颂。雁翼笔下的少年英雄丰满、鲜活、可爱，倾注了作家对他们的无限崇敬之情。他曾说过：“我的许多小战友们，在战场上牺牲了，可是我还活着。我的活和他们的死，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也许，这是他们英勇的死，才有我的活……因此艺术地记录他们的战绩，艺术地再现他们的形象，便成了我的创作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了。”[1]131正因为是自己的经历或是身边小战士的生动实例，使雁翼获得了生动的创作素材，为他刻画鲜活的人物形象奠定了基础。

《洁白的雪野》是雁翼非常偏爱的一部小说，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作品。雁翼曾说：“这个故事有点奇，奇就奇在我们的耳朵。我们的耳朵多少年来听惯了父亲如何引导儿子走上革命道路，而这个故事正相反。”[5]1小说所描述的故事发生在河北省东部根据地，描写一个小八路如何引导自己的父亲走上抗日道路的故事。因受诬陷而沦为汉奸的某团长柳长河抓住了名叫柳小根的12岁的小八路，在审问时才知道竟然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柳长河在和被囚禁的儿子接触过程中被儿子的机智勇敢和坚定信念所折服而暗中帮助他。当柳小根知道柳长河是自己寻找多年的父亲并暗中帮助八路军时感到万分欣喜并受到极大的鼓舞。后来，柳小根为了掩护父亲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柳小根牺牲后，柳长河来到了八路军驻地，加入了共产党，在宣誓大会上，他说：我入党的领路人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用鲜血为我画出了一条光明的路。小说情节构思巧妙，一波三折，引人入胜。

《小兵传奇》是根据雁翼叙事长诗《紫燕传》改写而成的一部生动的少年传奇故事。小说描写了小战士赵紫燕勇敢、机智、聪明、无畏地和鬼子斗智斗勇的故事。赵紫燕是在父亲身边任性成长起来的，他无拘无束，喜欢冒险，好胡思乱想。“他常伴着渔鹰潜入湖底，把狡猾的鲤鱼寻找”。他从小在黄河边的东平湖上生活，“熟悉无边的东平湖，像熟悉手掌的纹路，即使是闭着眼睛划船，也不会走错一步”，人们把他称为东平湖的“活地图”。赵紫燕有着一手绝活即会模仿各种鸟叫。这一奇特的才能使他在和鬼子的斗争中发挥了超乎寻常的作用。在与小鬼子一次次的交锋中，他临危不惧，并能以他特有的口技作为武器，参加特殊的战斗。赵紫燕鲜活的个性魅力让人既敬佩又怜爱。他淳朴、可爱、天真、淘气、嫉恶如仇。他富有传奇色彩的抗战经历增强了小说的悬念和吸引力。雁翼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对这些可爱的小战士进行了描绘，逼真地塑造了人小胆大的抗日小英雄形象。

叙述视角的新颖性

儿童文学通常采用儿童视角来叙述故事或展开情节。雁翼在儿童文学创作视角上进行了独特的尝试。他创造性地使用了第一人称转述的形式创作诗歌。这种结构在小说中比较多见，但用这种叙事形式写诗实属罕见。第一人称转述是指叙述行为由第一人称“我”来完成，所叙述材料可以是叙述人“我”亲身经历，也可以是听来的或看到的事件。在转述的叙事模式中，第一人称“我”起着非常重要的转述故事的主体的作用。“我”具有故事的见证人（或获得者）和故事的叙述者的双重身份。

第一人称转述保留了传统讲故事的叙事方式。叙述者可以自由穿行于故事中间，在叙述过程中可以发表议论，自由灵活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和观点，既连贯又亲切，既整饬又灵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转述的过程中加上了作者独到的认识和见解，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雁翼儿童诗集《小白兔姑娘》就运用了转述的叙述方式。《小白兔姑娘》是由十首儿童诗歌组成，故事取材于雁翼童年的记忆———小时候从老奶奶和长工那里听来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雁翼在《小白兔姑娘•序》中说：“这些故事都是我的老奶奶和长工大伯们向我讲的，也是我最初文学生活的课本。”[6]2老奶奶和长工们是故事的第一叙述者，“我”则以转述的方式再将这些故事以诗歌的形式记述下来。这些神话故事在《淮南子》、《太平广记》等古代书籍上有所记载。雁翼获得这些故事的渠道不是书本，而是来源于华北农村人们的口头讲述。

诗集中第一首诗《美丽的小白兔》开头写道：“奶奶给我讲的第一个故事，是小白兔变成了人。至今，五十年过去了，还时时牵动我的心魄。”诗中的奶奶是故事的讲述者，“我”是转述者，我将老奶奶的故事转述给隐含读者———小朋友。转述人“我”处在第一叙述层，将读者带入到听故事的氛围中。第一叙事层中的叙事人“我”给读者提供一个相对具体的叙述行为所处语境的介绍，向读者叙述了这个故事的写作缘起和动机。第二叙事层就是老奶奶50年前所讲的故事，故事叙述了美丽的小白兔姑娘和王二小与国王斗智斗勇的经过。在这个层面上，“我”作为第一人称叙事人不再介入第二叙事层的叙事文本之中。“我”自由进出故事文本中，灵活地表达作者的情感和认识。

在叙述故事中，“我”的身份也会不同，有时是50年前的孩童，有时是50年后的成人，例如《大禹与涂山女》叙述者“我”出现在诗歌的开头：“在大禹的故事中，我最喜欢涂山女那一段。因为，离人性较近，距神性较远。”这里的“我”应该兼有童年时的“我”和成年的“我”双重身份。因为喜欢是一种可以持续的情感，喜欢涂山女那一段故事是“我”从小到大一直不变的。在《美丽的小白兔》中：“我问南村的老爷爷，他又向南村的南边指引，我失望了，但又暗暗下了决心，等我长大了，一定去把小白兔找寻。”在这里“我”是以第一人称童年视角展开叙述的。从孩子的叙述角度表达了对小白兔变成一位美丽的姑娘的好奇心。有的时候诗中没有直接出现第一人称“我”，但是“我”作为隐含叙事者出现。例如《神医》写到：“说是很久很久以前，———早得忘记了年限。有一位医生，医术赛过了神仙。”这里“说”的主体是指老奶奶或长工们，听的人则是隐含着的“我”，“我”是以一个倾听者的身份转述故事。文本中的“老奶奶”—“我”—“小朋友”成为了一连串的故事转述人和倾听者的关系。这恰恰是神话传说流传下来的最通常的方式。由于转述的叙事方式的使用，在叙述者和接受者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将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故事和现代世界联系起来。转述者的审美接受倾向也在小读者脑海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古代英雄的崇敬，对人类善良品性的肯定和对爱的追求，都会给接受者造成一种审美定势。

叙述语言的抒情性

在文学作品中，抒情是创作主体的情感表现，在诸如诗歌这样的抒情性体裁中比较常用。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情感体验是构成作品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因此，只有通过心灵而且由心灵的创造活动产生出来，艺术作品才成其为艺术作品”[7]49。雁翼是以写诗起步的，他的作品用一个词概括：情感浓烈。不仅雁翼诗歌具有强烈的抒情特征，他的叙事性文本抒情性特征也非常明显，带有强烈的主观因素。雁翼是个军人，他走上创作道路是和战争密不可分的。在硝烟弥漫的战场雁翼不仅练就了坚强的意志，也见证了鲜血和死亡，使他更加注重战友情、民族恨。雁翼曾说：“战火中许多小战友的死培育了我的意志和情操。我自己负了三次伤，但我活下来了，众多的战友呢？这种生与死的感受可以说构成了我心灵土地的最肥沃的部分。”[8]1雁翼的创作凝结着对死去的小战友们的深深的敬佩和怀念之情，充分表现了他自身独特的情感体验。雁翼是作为一个文人也是作为死去的战士的战友来对那场战争进行描绘的，每一篇作品都流露出了强烈的情感因素。他喜好即景抒情，以情感人，使读者不但感受到大自然的无限生机，也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冲击力，浓郁的抒彩加深了作品浓浓的诗意氛围。雁翼叙事性文本的抒情性有时表现为一段景物描写，有时融入到人物的心理独白中。他善用多样的修辞手段增加艺术感染力。

这段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凄美的画面。作家用比喻的手法把烈士的鲜血比作鲜艳的花朵。在叙事中融入了激昂的情感。雁翼借助想象抒发了对牺牲小战士的崇敬之情，正是他们的牺牲才换来了新中国的解放，希望他们的事迹像一首歌在后人口中传唱下去。这段描写表达了作者对未来的憧憬和信念，令读者回味无穷。

有时雁翼运用拟人的手法来抒感。“作为红小鬼出身，亦即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怀抱的雁翼在写儿童诗，就必然以军人或革命者的视角去表现和描摹年少的一代”[9]。如叙事诗《东平湖的鸟声》第一章，诗人深情地回顾了战争年代少年小英雄的事迹。诗歌此处交代了小赵拥有绝佳的口技，模仿鸟叫已经出神入化。紧接着用“荷花泪汪汪”、“鸟儿把泪淌”等拟人化的笔法，写小赵口哨引起了小鸟和荷花的共鸣，为小赵的悲惨身世的介绍埋下伏笔。开头这段描写表达了雁翼对主人公的赞美和同情之情。象声词“啾啾”的反复使用，不仅写出了环境的安静与紫燕的孤零，也造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美感，抒发了赵紫燕寻找游击队的急切心情。由此可见，雁翼叙事诗具有浓郁的抒彩，这种情感的抒发成为雁翼创作极大的原动力，也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少儿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儿童文学与阅读教学的关系

在语文教育开展的道路上，一直伴随着儿童文学的发展.从儿童文学的崛起到深入探讨研究，一直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近些年来，我们已经见到了一些关于儿童文学研究成果.朱自强教授是研究我国儿童文学著名的学者，他在《小学语文文学教育》一书中倡导将语文课本中的儿童作品文学化，并深入、系统地阐述了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方法和理念，这为儿童文学教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儿童文学在小学阅读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教学中挖掘儿童文学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儿童文学界和语文教学，并非始终联系紧密.由于特殊的教育形式，儿童文学曾一度脱离语文教学，这对于儿童文学界和语文教学界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儿童文学在小学阅读教学中的地位及作用

1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课程的重要资源

小学语文教材是培养少年儿童语文能力和爱国情感的重要资料，它是按照一定的组织结构把各种语文知识结合起来的科学体系.而作家在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时，他们会重点考虑儿童自身心理特征和儿童教育的需要，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儿童文学最适合儿童阅读.它是开展儿童素质教育最得力的助手，当然也是小学语文课本重要的组成部分.小学语文教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开展语文课外阅读，它是对少年儿童课内学习的补充和延伸，新课程标准中提出少年儿童仅依靠课堂上的阅读是达不到素质教学要求的，还要依托课外阅读来辅助共同完成，才能真正达到阅读的目的，学生通过课外阅读，不仅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还可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在小学生的课外读物中，儿童文学作品占了一半以上，这是因为非文学读物通俗易通，儿童容易理解，而作品的内容无论在思想、情感、还是在语言表达等方面都不是儿童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所以儿童文学是最适合小学生开展课外阅读的内容.

2儿童文学是教师了解学生的窗口，有助于帮助教师永葆童心

教师通过讲解儿童文学作品可以了解儿童，与儿童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因为创作儿童文学作品主要是为儿童学习服务，正是它的特殊服务对象决定了其在创作的过程中必须了解儿童的心理特征和生活特点，充分反映儿童的思维特点和行为方式等.因此，教师在讲解儿童文学作品时，就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儿童的心理、兴趣和性格等.所以，儿童文学是教师推开学生心灵大门的一把钥匙.教师通过讲解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唤回美好的回忆，永葆童心，童心是教师从事小学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心理素质，要想真正走进儿童世界，具有童心素质是不可或缺的，鲁迅曾说过：每个人都是从儿童时代成长起来的，但赤子之心却早早消失了，就像毛毛虫一样，变成美丽的蝴蝶后，前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状：这是相当不幸的.要想真正了解儿童，走进他们心灵的世界，教师必须永葆童心，而童心恰恰可以通过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塑造与展示，其很多内容都是在描写与颂扬童真童趣的，所以教师阅读儿童文学，不仅可以走进儿童美好纯洁的心灵世界，还可以使自己更加热爱儿童和教育事业.

3儿童文学有助于小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

开展素质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高素质人才，使学习者继承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在小学教育中，小学生通过儿童文学可以促进自身形成健全的人格，培根曾经说过：读书可以朔造完美的人格，由此可见阅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这就是儿童文学存在的真正意义，小学生在学习和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会情不自禁地被作品中的情感内容所吸引打动，这样他们慢慢地就会领悟到文学作品的内涵，领悟到人生的意义，这将对小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儿童文学的主要特点是想象力丰富，在儿童文学的素材中，大部分都是以幻想为主要表现手法的，如科幻小说、童话等等，有些素材更富于幻想，如寓言、儿童故事、儿童小说等，犹如金近曾说过：孩子们思想情感最主要的特点是富有幻想，幻想一直伴随着人们的整个童年时代，托尔斯泰也曾说过：儿童适合阅读什么样的书籍呢？应该给他们看一些能够启发幻想的书籍，引导儿童培养健全人格和心理特征，富于创造思维能力的书籍，由此可见，在培养儿童人格、想象力和思维能力等方面，儿童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4儿童文学契合儿童学习的内在节奏，有助于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的培养

使儿童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是开展语文阅读教学的主要目的.从我们人类的心理特点来说，人的思维能力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儿童恰恰是这个发展的起点，即具体形象思维逐步形成，然后逐步发展到成人所具备的抽象逻辑思维.只要儿童感兴趣阅读，有激情去阅读，那么语文阅读目的就会很容易实现，进而儿童就会获得理解语言的能力.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根据儿童的成长特点，把握教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语文阅读的作用.

5儿童文学有助于实现有效性阅读教学课堂

儿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以构建精神家园，而课堂是语文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教师与学生是课堂的主角，师生之间必须认真沟通交流，才能建立起和谐的、活跃的课堂关系与气氛，才能真正创建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当前的语文教材内容丰富，既有既有儿童诗，也有童话故事.这些选文的主要特点是语言通俗易懂、生动有趣、人文精神丰富，时代气息浓厚，与儿童的想象世界联系密切，因此通过阅读，不仅可以提高儿童的语言能力，也可以在情感上熏陶和感染他们.所以教师要充分挖掘文正中的精髓，积极引导儿童阅读.

儿童文学在小学阅读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1加强儿童文学的诵读教学

阅读教学是通过学生“读”来学习的.儿童必须通过诵读才能体验和感悟文本内涵.教师应积极鼓励儿童大声朗读，让他们在读书中不断积累、体验语文知识.特别是那些富有童趣和能够激起想象的素材.当然除了那些语言典范、构思巧妙的教材外，我们还可以鼓励儿童诵读一些语言优美生动的经典名篇，这样有助于发展儿童的语言和智力.

2创设阅读儿童文学的情境

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可以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教师在阅读课堂中，应想方设法创设情境，使儿童对文学作品感兴趣，愿意去阅读.儿童文学的语言通俗易懂，文章本身构思也比较巧妙，教师恰恰可以利用儿童文学的这些特点创设美的课堂情境.例如，再现作家创作时的情境，引导儿童全神贯注阅读文章，将自己置身于文章之中.这样儿童在这种情境的感染下，就会无意中通过自己的活动学习知识，有利于培养自身运用知识的能力.

3通过儿童文学表演，顺利推进阅读教学

少儿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东南亚古代儿童文学中的汉文化元素

最早的东南亚文学是以神话、民间故事的形式出现，并且缺乏文字的记录而仅仅局限于口头流传，所以至今留存的古代神话、民间故事的文献资料有限，只有少数世代口头流传至今的故事内容为世人所知。这些早期的神话与民间故事体现出十分浓重的热带地区文化的特点，如缅族群众喜闻乐道的《拇指哥儿》，讲述一个小孩因为受到太阳的诅咒而长得只有拇指般大小，长大后立志要找太阳报仇。一路上认识了破船、苔藓、竹竿和臭鸡蛋4个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拇指哥儿制服了凶残的妖婆，并在与太阳的较量中，聪明巧妙地发挥了各自的优势，最后在雨神的帮助下战胜了太阳。越南的《癞蛤蟆告玉皇大帝》、柬埔寨的《为什么蛤蟆叫就会下雨》的故事体现出当地人们对雨水的渴望等等。对于关于人类起源问题，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都有不同的“人从竹生”的传说，明显地体现东南亚地区独有的特色。还有部分神话故事是直接受中国的影响，其中涉及到中国神话中的龙的传说故事，这“反映了东南亚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源远流长的融合关系”（方汉文，2007年）。

1.有关创世和民族起源的神话

菲律宾、缅甸、老挝各国有关创世和民族起源的神话，与中国的同类神话接近。如越南《天柱神》：当宇宙和人类都尚未形成前，乾坤一片混沌。不知何年何月，忽然出现了一位威力无比的巨大天神。他用头把天顶起来，然后掘土运石，筑起了一根顶天立地的大石柱，用它撑住了天的中央。天被不断增高的石柱顶得越来越高，逐渐变成拱形的苍穹，从此天和地就彻底分开了。后来，不知为什么，那位天神忽然间又把这根擎天柱毁了，一时间，土石崩飞，溅落在大地上，形成今天的高山和海岛，当初天神掘土之处就变成了今日的海洋。这则神话传说关于开天辟地的内容，如天圆地方的概念、混沌初开的原始世界，天柱擎天而又崩塌的结局等都与中国神话有相似之处①。菲律宾《阿陶的故事》与我国《神话》也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柬埔寨的《高棉王与龙公主》，老挝的《九龙的传说》，越南的《貉龙君的故事》，缅甸的《三个龙蛋》，把民族祖先看成“龙种”，与我国人民对龙的推崇、认为是龙的传人也有偶合之处。如缅甸的《三个龙蛋》故事中讲到“早在帝释时代，太阳神的后裔与龙公主邂逅相爱，龙公主生下3个龙蛋。一个龙蛋漂至中国，变成一位美貌的少女，后来成为中国的皇后。一个龙蛋沿江漂到缅甸境内抹谷，变成了红宝石（抹谷是缅甸著名红宝石产地）。另一个龙蛋沿伊洛瓦底江漂到缅甸境内良宇，变成一个英俊的男孩子，长大后智慧超群，力大无比，是一位力挽千斤的神箭手。后来成为驸马，并继承了王位。这位国王就是蒲甘国的始祖、历史上有名的骠苴低国王。缅甸人据此称中国人民为“胞波”，即同胞兄妹之意①。

2.解释自然现象的传说

缅甸的《月中老人》、越南的《月亮》与我国吴刚伐桂故事或玉兔捣药传说也同出一辙。关于月食，缅甸的《月蚀》、泰国的《拉霍》又与我国民间天狗吞月的传说几乎雷同，只是情节不同而已（梁立基，2010年）。越南是东南亚各国中受汉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国家。越南的神话传说就是中越文化交融，文学变异的产物。虽然这些古代的文学瑰宝散见于一些文史典籍之中，但是足以能够窥视到越南神话传说与中国文学的联系。国内对越南儿童文学的早期研究主要保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人黄恭谨、曾兖所作的《交州记》、越南人李济川所著的《粤甸幽灵集》（13世纪）、陈世法的《岭南摭怪》（13世纪末）、阮屿的《传奇漫录》（16世纪）和段氏点的《传奇新谱》（18世纪）等古籍和作品集中。《岭南摭怪》是古代越南流传的一本传说故事集，包含了一些越南古代习俗及民间传说故事，有相当大部份的内容与中国传奇故事接近，如《越井传》与唐代、宋代时的《才鬼记》及元代吴来的《南海古迹记》；《鸿庞氏传》里的泾阳王娶洞庭君之女的情节与《柳毅传书》；《李翁仲传》与秦代阮翁仲威震匈奴的故事等。

东南亚当代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汉文化元素

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广阔多姿而又充满疑难的领域，今后，如何加强这一领域的跨文化研究，揭示华族文化在世界各地传播、延续的广度、深度以及与人类其他文化（西方的和非西方的）融会相生的生命力，不仅是当今多元文化崛起后的文化理想诉求，也是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通向世界文学领域的路径。

1.爱薇作品

爱薇原名苏凤喜，1941年12月16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县。1998年和1999年两次被马来西亚读者提名为该国“十大最受欢迎作家”之一，也是“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唯一的马来西亚会员，对儿童文学的热心闻名于亚洲儿童文学界。在马华文坛上被喻为“多面手的作家”，在将近半个世纪的笔耕中，出版的小说、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等作品近50本之多。如著名儿童报告文学《小羊的黎明》（1979年8月），儿童小说《小野马》（1981年5月），《小小园艺家》（1997年），《爷爷的故乡》（2001年1月）。《爷爷的故乡》是一本马华文学本土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代表作。作者通过祖孙三代一起出发旅游，以笔记式和对话式的描述呈现马华文化与中华文化。故事情节主要为：主人公———爷爷（阿公）率领儿子、媳妇、孙子、孙女三代远赴中国福建省的厦门市及泉州市———阿公的故乡旅游、探亲、祭祖。故事围绕10天里的所见所闻，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讲解和描述有关厦门的历史、地理环境、教育、音乐和美食等，还有泉州市的历史、名胜古迹、及享有“海上丝绸之路”的美誉等等。该作品以思念故乡的情怀弘扬孝亲敬老的精神，也强调了华文教育与海外华裔同胞的血肉关系，表达了对两岸统一的期盼，如歌谣“…厦门望金门，金门望厦门；何日齐开门，骨肉引进门？”作品中处处灵活融合了作者家乡方言（福建话）、马来本土化语言和中国耳熟能详的词语，如浅白的语言：本地人使用的“巴杀”“、卖猪仔”、“山芭”“、过番”、“好脸”等和中国著名诗人贺知章的短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郑成全，2008年）。

2.年红作品

年红，193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麻坡。1971年获马来西亚首届“首相敦拉萨文学奖”。1978年、1982年及1996年先后获得马华文化协会及福联会颁发的“儿童文学优秀奖；2002年被誉为“世华儿童文学建设的创业者”之一。已出版小说集、散文集、评论集、翻译小说集、寓言集、童话集、笑话集、广播剧本及儿童文学剧作品70余部。年红笔下的儿童世界洋溢着浓郁的童真童趣童情，又充满着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如《红红灯笼挂门前》、《龙舟往前冲》。又如《生肖歌》，运用民谣“连锁调”的创作手法，将12种动物形象巧妙地融汇在一起：“鼠偷油，看见牛/牛耕田，看见虎/虎眼凸，看见兔/兔出笼，看见龙/龙吐舌，看见蛇/蛇吞蛙，看见马/马首仰，看见羊/羊毛厚，看见猴/猴着急，看见鸡／鸡乱走，看见狗/狗追鹿，看见猪／猪睡了，梦见鼠/十二生肖牢记住！”全篇朗朗上口，生动形象，诙谐幽默，是一首十分成功的十二生肖儿歌，更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动教材（王泉根，2007年）。

3.杨惠媚作品

杨惠媚是新加坡一位出名的“作家妈妈”，她有3个孩子，两男一女。在广告和公共关系方面有着长达15年的丰富工作经验，当发现新加坡市场上缺少好看的传统文化书籍时，她坚信没有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就会削弱社群和族群间的凝聚力，从而影响到对国家的认同感。为了不让土生华人传统文化消失在孩子的记忆中，杨惠媚出版了两本与土生华人（又称“娘惹”）的生活、婚俗和信仰有关的儿童图书，《TheBeadedSlippers》（珠绣鞋）和《TheKitchenGod》（厨房灶）。这两本书围绕主人公Puteh（白），一位早熟的土生华人（又称“娘惹”）女孩展开。前一本透过祖母送给Puteh的珠绣鞋，引出土生华人的传统休闲生活与婚礼习俗，后一本书通过因为Puteh而引发的一起厨房小火患引出灶君和祭拜灶神的传统。两本书还在书末分别介绍了土生华人的婚俗特点及用品，以及土生华人的和食品。

少儿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人物形象塑造与儿童道德成长

中国文学家茅盾曾经指出，儿童文学“应当助长儿童本性上的美质，构成他将来做一个怎样的人的观念，因为具有诗意的梦想能赋予我们所有的世界中最美好的世界。它赋予一个非我，这非我是我的财富。”［4］这里的非我可以看成是自我无限发展而产生的第二个我，美德便是在追逐第二个我中产生的。《杨柳风》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并不是单一的，最初的形象塑造出了一个我，但它会随着人物在现实世界中的活动而产生变化，从而形成第二个我，道德人格便在这种变化之中自主构建。拿鼹鼠来说，他原本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船和野树林对于他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不问河鼠划船技巧，就去尝试在河面上划船的悠闲滋味，结果掉进水里;他也不顾河鼠的反对，独自一人来到野树林中探险，结果在林中迷路。与之相反，河鼠天性就善解人意，当鼹鼠划船掉进水里既欣喜又对世界的黑暗感到绝望的时候，河鼠拼命抓住他的后颈，河鼠的笑让鼹鼠感到了世间的温暖，这像暖流一样流进人的心窝。后来在河鼠的帮助下，鼹鼠学会了游泳和划船，过上了无拘无束的生活。河鼠除了助人为乐以外，对人还有一种宽容之心，当人痛恨蛤蟆的所作所为时，河鼠却说，“他的确是最好的朋友，单纯、随和，充满爱心，蛤蟆兄毕竟有很多优点，真的。”［1］22河鼠对朋友的宽容和谅解，让鼹鼠也为之感动。河鼠对朋友还有一份责任心，当河鼠、鼹鼠和蛤蟆三人乘着马车出去旅行时，河鼠想起了自己的家，鼹鼠想趁机和河鼠溜走，河鼠却抛弃了自己回家的念头，说要陪着蛤蟆，直到旅行结束，因为蛤蟆一个人在路上，作为朋友总是不放心。鼹鼠也被河鼠“以善为美”的言行举止所感染，当河鼠对蛤蟆的莽撞气馁时，鼹鼠却焦急起来，坚持不能把蛤蟆一个人留在马路上，非常记挂它朋友的安全。尽管鼹鼠非常想回家，但他对朋友的忠诚却丝毫没有动摇，而是直奔河鼠的方向，最终河鼠和鼹鼠彼此都竭力帮助朋友寻家，唱着圣诞的颂歌，给世间每个人带来快乐和幸福。蛤蟆是一个喜欢享乐的个人主义者，并且天性鲁莽，在生机勃勃的世界中历险常常会忘乎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寻找世间新的事物，帆船玩腻了，又迷上撑篙的船，后来又喜欢上了当房子住的船。撑着船在河上游，结果闯了祸，不仅给自己带来了伤害，而且还给朋友们带来了不少麻烦。《杨柳风》中獾最初也被塑造成了一个不爱社交，不管闲事的个人主义者，但为了让蛤蟆改邪归正，对于这样一个单调而又漫长的过程，他却坚持到底。为了让动物界和谐生存，獾总是保持一种宽容的心态，他认为世界就是由各式各样的人组成，有好的，有坏的，总是以“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去处理动物界的冲突。所以，在獾的带领和鼹鼠及河鼠的帮助下，蛤蟆终于夺回了自己的家产，也明白了自己的行动给朋友带来了伤害，承认自己的一意孤行，向朋友道歉。蛤蟆那段真实却不完美的经历不仅让自己和其它孩子为之激动，更让所有的人领悟到了人间的友善，正如蛤蟆所做的那样，将美好的早晨献给责任和友谊。

叙事策略与儿童道德成长

儿童叙事视角是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写作技巧，它是以儿童视角去观察和打量陌生的成人世界，呈现不易为成人所体察的原生态的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的他种面貌，以儿童的鲜活感受建构人们对世界的新认识［5］。《杨柳风》的作者格雷厄姆全身心地回归儿童纯真心态，以鼹鼠和蛤蟆的历险经历为叙事主线，用儿童的感受、儿童的思维方式以及儿童的语言形式表达对陌生世界的认识，从中获得一种道德感悟。历险是儿童的一种天性，也是道德培养的必经之路，历险就像追逐着梦幻岛一样，儿童永远充分地施展着自己的想象力，以惊奇的目光关注着世界，其中的自由快乐为儿童道德成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料。就像南飞的燕子所言，“以前，他从来不想去看或是去了解它们后面的世界，可是今天，当他满怀憧憬地南望时，…，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不知晓的东西才是生活的真正内容。”［1］145拿鼹鼠来说，他一直厌烦家中单调的大扫除，想到地面上看看，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活儿。寻觅与探险心态让鼹鼠获得了生命的源泉，他不再受狭小屋子的束缚，不断去发掘人存在的价值。但在历险中，鼹鼠也遭到了其他动物的攻击，也感受到了汽车的撞击力。蛤蟆也是如此，他会不顾一切地离开自己的蛤蟆宫，乘着马车到大路上去溜达，结果被汽车撞翻了。尽管如此，鼹鼠和蛤蟆却发觉了世间的真和善。当鼹鼠掉进水里时河鼠拼命地拉他;当鼹鼠迷路时，河鼠带着枪，努力地在野树林中寻找他;在野树林中鼹鼠也发现了大地最原初的面貌，一副真实的面容，这些都是困在家里挖掘不到的。正是历险带给了鼹鼠认识世界的机会，发现了世界的真和美，同时也促进了鼹鼠道德的升华。《杨柳风》中的主人公都用“童心”去感悟世界。“童心”其实就是一种真，它包含了多重涵义:一方面，儿童是用那份自然的、清晰的原初之心去体验世界，不受外界规范的限制;另一方面，体验后的感觉是纯净的，是一种对人生的顿悟。家园也是《杨柳风》的一个重要叙事主线，家园意识的表达不仅蕴含了作者一个不易为人觉察的精神世界，而且也为小读者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童真世界。小说《杨柳风》主要围绕鼹鼠和河鼠的离家、想家和回家以及蛤蟆的迷失家园和回归家园的故事展开。鼹鼠、河鼠和蛤蟆最初的离家想法，主要来自于留守家中的忧虑，寻找新的生活和旷阔的空间是童年的梦想，是每个孩子的乐趣。蜗居在家里，是对家的一种单纯的爱，所以在河鼠眼中，家乡的河流变得单调阴冷，绿色的田野也变得暗淡无光。蛤蟆会疯狂地乘坐自己的马车向大路上开去，结果被汽车撞翻。鼹鼠和河鼠在外时，每到夜晚，家的召唤意识油然而生，家的召唤是虚空而又神秘的，但在劳累之后又非常令人向往，令人愉悦。罗良功［6］认为这种具有召唤力量的家是以生命为本的家园乌托邦。家保护着人的生命，具有爱的美德，对于鼹鼠来说，犁沟、牧场和小路、花园才是它的世界。只有在爱的旋涡里，人才能安心地生活。在獾家中所遭遇的野树林(那种难以忍受的严寒，无路可循的迷茫)，在鼹鼠心中早已成为了一个忘却的梦。家是一个自由的栖息地，人的生命在此注入了新的活力，回归家园是人存在的必然归属。当蛤蟆迷失家园的时候，獾和河鼠竭力地帮助他看守家园，最终帮助他夺回家园。家容纳了无限的美德，给生命提供了精神食粮和保护屏障。蛤蟆在外被汽车撞飞，被警察抓进监狱，被船妇嘲笑，只有回到自己的家中，才能感悟人间的美德。

结束语

少儿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戏剧奖・理论评论奖”颁奖仪式暨“戏剧的品格和使命”研讨会于2010年10月20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李牧以及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季国平，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董耀鹏，中国剧协副主席、“第三届中国戏剧奖・理论评论奖”评委会主任王晓鹰，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副主任李培隽，中国剧协分党组成员、秘书长刘卫红以及本届评委会评委、获奖作者及戏剧界专家学者70余人参加了颁奖仪式和研讨会。季国平宣读获奖名单，王晓鹰介绍评奖情况，刘卫红主持颁奖仪式。

本届评奖共收到来自全国44个单位报送的174篇文章，经初评、终评，由湖北省剧协推荐的胡应明的论文《再谈历史真实与历史艺术的真实》和叶萍的论文《城市街头的楚剧表演――对平湖门戏班的田园调查》等9篇论文荣获本届中国戏剧奖・理论评论奖；另有李炜的论文《“有意味的形式”探索――论田少鹏戏曲舞美创作》等17篇优秀戏剧理论评论文章受到表彰；湖北省戏剧家协会等13家单位获得最佳组织奖。

颁奖仪式后，由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和中国剧协主办、以“戏剧的品格和使命”为主题的研讨会开幕，董耀鹏主持会议。王晓鹰、康世昭、叶廷芳、童道明、王蕴明、杨绍林等20余位戏剧界专家对泛娱乐化背景下戏剧的自我定位和品格追求、戏剧对于民族文化发展所担负的使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会议期间，还举行了戏剧观摩活动。

湖北小选手再夺“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两金

第十四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于2010年7月13日结束，由湖北省戏剧家协会推荐的小选手――湖北省艺术职业学校江月明和武汉市小梅花艺术学校的范贝贝分获本届“金花奖”，并代表湖北省参加了在深圳举行的佩花晚会。截至今年，“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评选已历时14载，共产生一千多朵“小梅花”，其中二百多人获奖后考入专业戏剧院校学习，毕业后进入专业戏剧院团，从此走上艺术之路。

儿童剧《古丢丢》荣获第三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

第二届中国（潜江）曹禺文化周于2010年10月28日晚在曹禺故里湖北潜江闭幕，第三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同时揭晓，由湖北省剧协推荐的儿童剧《古丢丢》（编剧邱建秀）等8部作品获奖。

1980年，我国创立全国优秀剧本奖，后又相继改为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中国曹禺戏剧奖・剧本奖，从2005年起，这一奖项改称为“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由中国文联和中国剧协联合主办，每两年评选一次。今年，各地剧协共推荐了2008年－2009年发表、演出的75部作品参评。

6位青年演员夺“中国戏曲红梅荟萃”“金花”大奖

第五届“中国戏曲红梅荟萃”大奖赛于2010年10月17日-22日在山东广饶隆重举行。由湖北省剧协组织推荐的分别来自省地方剧院、省京剧院、武汉市汉剧院的程丞、唐稹⒙烂伞⒁籽唷⑿芄强、耿丽亚等6位青年演员，分别获得京昆组和地方戏组的6项“金花”大奖，实现了湖北戏剧团队的大满贯，获奖比例居全国第一；湖北省剧协获得优秀组织奖。

少儿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热词：版权 少儿图书 定量分析

近些年，我国少儿出版领域的版权贸易一直比较活跃。有数据表明，我国少儿读物版权贸易占全行业版权贸易总额的20%左右。本文将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少儿图书版权领域学术文献做一些总体上的总结与分析，力图发现这一领域的新热点和新趋势，为国内出版界的学者及学术者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将CNKI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作为数据来源。首先，利用题名（TI）进行检索，只检索出2篇文章，因为数量太少，不足以作为此次研究分析的数量依据，为了扩大搜索范围，对检索式进行了调整，将题名（TI）换为主题（SU），列出初步的检索式：“SU=书 and SU=版权 and （SU=少年 or SU=少儿 or SU=儿童 or SU=少年儿童 or SU=青年）”在专业检索中进行检索，命中81条。考虑到现阶段涉及版权的文章大多与图书相关，所以将检索式中的“SU=书”字段去掉。检索后发现其中还混杂着与图书无关的干扰因素，如涉及电影版权、歌曲版权、医学方面的文章。剔除这些不相关的数据后，最终确定检索式：“SU=版权 and （SU=少年 or SU=少儿 or SU=儿童 or SU=少年儿童 or SU=青年） not （SU=电影 or SU=歌曲） not JN=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共得出218篇论文作为本文分析的样本。

一、文献数量分析

年度文献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年度该领域学术研究的理论水平。对其进行数量统计并研究，不仅可以了解过去一段时间国内少儿图书版权研究的状况，还可以粗略地展望其今后的发展趋势。将218个样本资料导入excel表格，并按年度进行降序排列，可以看出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有关国内少儿图书版权的研究论文始于1979年。本文统计了1979年至2013年各年度的文献量情况。有效的数据统计截止2012年，2013年的数据尚不完整，仅为罗列，供参考。详见表1。

由表1数据可知，从1979年至2012年，国内少儿图书版权文献数量总体基本呈上升趋势。进入21世纪，这种上升趋势更为明显。

1980年6月3日，我国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从已检索出的样本中可发现，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79年，这说明当时的我国出版工作者已有了朦胧的版权意识。当然，此时的文献论著者关心的只是“抄袭”“剽窃”等问题。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表1中，2001年的数值达到了第一个峰值17篇，显得格外突出。这与当年一系列的出版活动不无关系。2001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著作权法》第一次被修订。同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履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这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开始与国际接轨。

此后的10年里，我国签订了《世界版权公约》《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并在2010年第二次修订了《著作权法》。随着2011年启动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国内少儿图书的出版者越来越关注版权这一问题，发表的论文也呈现出增长趋势。

二、文献期刊分析

将样本数据导入excel表格，得到发文量2篇以上的期刊14种。同时这些期刊也是被引次数较多的几本期刊。详见表2。

这14种期刊中，选取发文量及被引次数较多的7种期刊，以便直观地分析比较国内研究少儿图书版权的期刊。而这几种期刊都是我国出版界的权威期刊，各具特点。

三、文献地区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文化形态的地域差异也相当大。20世纪80年代出版改革逐步推进，各地的出版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出版机构的市场意识不断增强，营销手段与时俱进。到目前为止，已有多家地方出版集团完成了上市之路，还有更多的出版、发行集团正在积极酝酿，力求在资本运作上一展拳脚。从总体分布上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出版产业发展不均衡，各地发文总篇数如表3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本表统计的数据不是很完整。比如，刊登在《出版参考》上《儿童文学走出去任重道远》一文的作者章文焙，就职于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但是在统计表“单位”一栏中空缺，所以她的作品虽然属于江苏，但未被统计。同样的，《中国儿童文学图书“走出去”的现状、障碍和解决之道》刊登在《编辑之友》上，但未注明作者单位，所以无法归类文献的归属地，自然也未统计在本表中。《出版广角》中的《中国儿童图书走出去的现状和发展环境》一文，不仅没标注“单位”，甚至连“作者”一栏都空缺，更是影响了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所以本表只能对当前国内出版界少儿图书的版权研究分布的统计起参考作用。

虽然统计不是很完整，但从表3中还是能依稀看出北京、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在关注国内少儿图书的版权方面成绩突出。尤其是北京，作为首都，居于全国出版的中心地位，拥有众多出版机构、高校、图书馆和科研院所，它们在版权领域的研究水平遥遥领先。

此外，各地的少儿出版社对版权方面的关注也颇多，正如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社长张克文所说：“我始终坚持把版权贸易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系统性工作来抓。”这些年，正是因为出版人有了版权意识，才使得我国的版权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四、作者及单位分析

通过对国内少儿类图书版权文献著作者单位及个人的分析，力图对该领域有一个比较准确、全面的把握，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依据。

1.作者单位分析

2.文献作者分析

在218个样本中，就已署名和单位的，根据发文量列成表4和表5，其中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和黄山学院排在前列，但是他们的发文量也就两三篇。

正如图书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一样，图书的版权贸易也绝非一般的商品贸易，少儿类图书亦是如此，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上表中不难发现，国内尚缺少研究少儿出版版权的领军人物和专家，面对这样的形势，有必要建立版权专业人才的选拔激励机制，吸纳精通外语、法律和专业知识的版权人才。同时，加快培养既懂专业又懂外语的翻译人才、既熟悉国际规则又熟悉国内规则的版权贸易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优秀的少儿作品传播到世界各地。

五、简单的结论

综上对218篇文章中各种信息的抽取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1980年我国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之前，少儿图书版权问题就已引起国内出版学者的关注。近年来，国内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究其原因，首先，我国积极地推进出版的各项政策法规;其次，国家鼓励出版企业实施“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让我国的图书走出国门;最后，与近年来人们版权意识的提高密不可分。

对国内少儿类图书版权文献进行定量分析，不难看出研究这一领域的文章大多刊登在《出版参考》《出版广角》等国内出版界知名的刊物上，从发文量上看，北京、江苏、浙江等出版大省市成了当之无愧的领跑者，这与我国目前整体的出版水平保持一致。少儿图书的版权问题虽然被关注了三十多年，但是在该领域还未出现较有影响力的作者，这不免让人觉得有些遗憾。

此外，样本中关于版权贸易核心工作的两个方面，即引进和输出的文献量大体相当，反映了当前出版工作者能够较理智地看待这一问题。对于引进来说，可以把握好出版社的出版优势，做足优势板块的选题，捕捉出版动态，开拓适合出版社的新选题板块;对于输出来说，可以了解出版企业的原创选题特点，向适合的海外出版商进行推荐，并寻求版权输出、文化交流的新方式、新渠道。

少儿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一、2004年前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概述

据统计,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从1981年至2004年,以“儿童文学翻译”为主题的文章共计16篇,除去2篇有关儿童文学引进与输出的文章,2篇报道和1篇期刊目录,涉及儿童文学翻译的论文共10篇,分别是:王泉根《略论文学研究会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的工作》(1986)、金燕玉《茅盾的儿童文学翻译》(1986)、徐家荣《儿童文学翻译中形象再现的艺术手法》(1991)、张文萍《试论“信,达,雅”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运用》(2002)、于天池《论李长之的童话译著及其儿童创作论》(2003)、秦弓《“五四”时期的安徒生童话翻译》(2004)、《五四时间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2004)、《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上)》(2004)及《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下)》(2004)、徐德荣《儿童文学翻译刍议》(2004)。1999年至2004年,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只有4篇相关论文:硕士论文包括夏历的《“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翻译》(2000)、何静《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2004)和谭晶的《儿童和成人的对话》(2004),博士论文为刘少勤的《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2003)。

上述14篇论文主要探讨了儿童文学翻译的以下几个方面:儿童文学翻译的策略或原则、个别译者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思想、“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活动的文献梳理以及文学研究会对国外儿童文学作品的推介等。

二、2005~2010年间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现状分析

2005~2010年间,国内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不仅在数量和质量上,而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提高。

(一)公开出版的论著

201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丽博士的《生成与接受: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1898~1949)》。该书吸纳描述性翻译研究、儿童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对儿童文学翻译活动的生成、接受与影响进行考察,厘清了50年中国所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描述了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概貌,探讨了儿童文学翻译在中国的接受情形,阐述了儿童文学翻译理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的专著,是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突破性成果。此外,《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2006)一书的编者在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的形成走向时,还着重介绍并梳理了我国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分析和总结了外国儿童文学对我国儿童文学的深远影响,这对我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大有裨益。

(二)学术期刊刊载的论文

2005~2010年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刊载的以“儿童文学翻译”为主题的文章共101篇(除去书讯、书评、儿童读物出版等不相关的报导文章)。此外,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以此为主题的论文共80篇(博士论文2篇),比2004年前有大幅增长,是之前的20倍。其中,张建青的博士论文《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2008)着重探讨了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关系,指出“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与晚清外国儿童文学译介密切相关,正是在晚清翻译尤其是域外文学翻译繁盛之下,晚清时期成人逐渐萌生了鲜明的‘儿童文学意识’,因之也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吴钧的博士论文《论中国译介之魂》(2008)系统介绍了鲁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以及鲁迅对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态度和观点等。

(三)研究的主要特点

1·研究理论的多元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翻译学的独立地位得以确立,翻译研究逐步走出了传统语言学的模式,呈现出一派多元化的趋势,文化学、哲学等新鲜血液和新的思维方式不断注入,多门学科的理论成果纷纷为翻译学界所借鉴和采用,翻译理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不断蓬勃发展。这使得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从起步之始就能借助诸多翻译理论,其中包括功能主义理论、读者反映论、目的论、操控理论、多元系统论、改写论、交际翻译理论、功能对等理论等。同时,某些文学理论、文化理论和哲学理论也被广泛运用,如接受美学理论、文本类型理论、文化论、现象学、对话论、语体学、读者本位论、主体性研究、阐释学、关联理论、顺应论、选择与顺应论等。在所有上述理论中,功能主义理论、接受美学及目的论运用频率最高。

2·研究内容的多样化

一是此时段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介绍和翻译策略的探讨,研究者将历史时段扩展至清末民初和抗战时期。如李丽的《清末民初(1898~1919)儿童文学翻译鸟瞰》(2005)及文军《抗战时期(1931-1945)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及其影响》(2008)。

二是研究文本不断丰富,诸多西方经典儿童著作均有涉及。如《安徒生童话》(王蕾,2009)、《格林童话》(付玉群,2009)、《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刘媛,2007;于素芳,2009;王彦支,2009;商裴裴,2009)、《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李新朝,2008)、《小公主》(张迪,2007)、《快乐王子》(赵琼,2010)、《柳林风声》(孙张静,2010)、《秘密花园》(徐曼曼,2010)、《夏洛的网》(周晓枫,2010;宋松岩,2010)、《皇帝的新装》(范菁菁,2008)、《夜莺与玫瑰》(杜亚芳,2010)、《哈利波特》(潘华方,2009)等。

此外,此时段的研究论文对我国早期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均有探讨,如鲁迅(丛立,2005;涂春梅,2009;程银春,2010;侯计先,2010;李丽,2010)、周作人(张道振,2006;刘军,2009)、茅盾(唐丽君,2009;2010)、赵元任(靳秀莹,2009;郭亚星,2009)及任溶溶(王珊珊,2008)等。

同时,研究者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探讨不再仅仅停留于宏观层面,研究问题呈现出具体化和多极化的趋势,其中涉及到的论题有:翻译标准(刘佳,2009)、归化与异化(袁毅,2010)、儿童文学作品的复译(张景华,2006;李新朝,2008)、意识形态与儿童文学翻译的关系(王岩,2009)、文化因素的处理(张鲁艳,2008;杨巧南,2008)、谐音双关语的翻译(刘媛,2007)、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的关系(高平,2007)、儿歌的翻译(郭亚星,2009)、译者的主体性研究(马轶男,2008;付玉群,2009)、专有名词的翻译(臧光亚,2009)、图画故事书的翻译(江洁仪,2009)等等。研究者对上述具体问题的探讨和思考有助于对儿童文学翻译本质的理解。

三、研究方法的合理化

虽然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刚刚起步,但这有助于研究者借助翻译学及其它学科业已成熟的研究方法来开展研究工作。根据笔者统计,目前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历时研究、共时研究、定量研究等方法都得以运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随着源语及源语文本神圣地位的瓦解,译者地位的提高,以及儿童文学领域对“儿童本位”观念的倡导和确立,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从语言层面探讨译文是否忠实于原著的规约性(prescriptive)研究不多,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是目前为翻译界广泛推崇的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方法,以译者、译文文本以及译文读者群为导向,着重探讨译本与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各种客观因素对译者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的影响,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的作用,以及儿童读者对译本的接受情况等。如对特定历史时段的翻译作品(晚清时期、“五四”时期、抗战时期等)和译者(鲁迅、周作人、茅盾等)的研究,描述性研究方法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共时研究法主要用于对特定历史时段的翻译现象的探讨,历时研究法用于对同一源语文本的多译本进行分析描述,通过考察每种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译本的特征及社会功能,阐释译本的文化地位。目前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儿童文学翻译领域中使用较广。此外,当今流行的是“实证”研究方法也开始应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如臧光亚的硕士论文《基于语料库的儿童文学翻译语言研究》(2010)就是一个很好地尝试。语料库研究方法是“数据驱动”的定量型分析,研究者能根据具体数据得出一定的翻译规律理论性结论,可以有效弥补经验性研究和单纯定性分析的不足。

四、2005~2010年期间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虽然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比2004年前取得了较大进步,但该领域的研究在国内才刚刚起步,仍然处于初探阶段,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多。同时,和国外同领域相比,我们在研究广度、研究深度、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一)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甚少

国内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著作寥寥无几,有份量的文章甚少,特别是在国际性权威期刊中,少能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2005~2010年间,只有李丽博士的文章“InfluencesofTranslatedChildren’sLiteratureUponCreatedChineseChildren’sLiterature”得以刊载于ExplorationsintoChildren’sLiterature。此外,在我国从事儿童文学翻译的众多研究者中,少有翻译学界或儿童文学领域的知名学者。

相比而言,2005~2010年,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不断涌现,如JanVanCoillie的著作Children’sLiteratureinTranslation:ChallengesandStrategies(2006);论文集NoChildisanIsland:TheCaseforChildren’sLiteratureinTranslation(2006);英国儿童文学研究专家GillianLathey编著的TheTranslationofChildren’sLiterature:AReader(2006),该书是SusanBassnettandEdwinGentzler主编的翻译话题系列图书中的一部,涉及世界儿童文学及其翻译领域的方方面面,其中收录了ZoharShavit,RiittaOittinen,andTiinaPuurtinen等知名儿童文学翻译学者的文章。

同时,据笔者在EBSCO数据库中对国际性翻译研究期刊Meta、Babel、Target、TheTranslator及Perspectives所作的统计,探索儿童文学翻译的论文约22篇,虽然在整个翻译研究中所占比例不高,但研究范围较广。

(二)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广度有待提高

从研究广度上讲,我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有待提高,如对除小说以外的其它类型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在国内几乎是一片空白,如图画书的翻译、朗读文本的翻译、儿童电影字幕的翻译、儿童诗歌和戏剧的翻译等等,而这些在国外均早有研究。同时,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功能(如跨文化教育功能、教学功能等)、儿童文学翻译的出版策略、儿童文学翻译规律和特点等层面的研究,我国学者也关注甚少,或者至今尚未涉足。在研究时段上,我国目前还没有对1949年以后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进行系统分析和探讨。

此外,研究者对其它语种的儿童文学的翻译问题关注不够。除佀楠楠的《德语儿童文学汉译策略初探》及《从<格林童话>看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外,几乎所有期刊论文的研究视角都是英汉翻译。相比而言,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涉及的语种繁多,包括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希伯来语、希腊语、芬兰语、丹麦语,以及国内的方言等。更为遗憾的是,至今国内还没有对中国儿童文学作品海外翻译的研究。

(三)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方法缺乏完整的科学体系

在研究方法上,我国相关论文多采用思辨式研究方法,论述宽泛,不够深入。描述性研究仅仅停留在描述层面,为了描述而描述,不能进一步进行理论解释和构建,从而减弱了研究的价值。例如,有关史的研究,我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大都停留于一些不完整的历史事实的陈述,难成体系,难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同时,实证研究法(如语料库)尚未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结合不够。

五、结语

少儿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60年”

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梳理反思60年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和历史经验,为促进繁荣新世纪儿童文学提供借鉴,这是2009年中国儿童文学关注的焦点,其相关活动与出版成果主要是由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牵头组织召开的相关研讨会及选编出版的五套图书。这五套图书,一是《中国儿童文学60周年典藏》4卷6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荟萃了60年间五代儿童文学作家260余人的290余篇代表性单篇作品。二是《共和国儿童文学金奖文库》30卷(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收入了包括张天翼《宝葫芦的秘密》、孙幼军《小布头奇遇记》、曹文轩《青铜葵花》、黄蓓佳《亲亲我的妈妈》等30部名著,多为长篇。三是《六十年中国儿童文学精粹・感动共和国儿童文学书系》(少年儿童出版社),分为“成长小说卷”、“校园小说卷”、“真情美文卷”、“经典童话卷”、“童心故事卷”、“纪实报告卷”等6卷。四是《幼儿文学60年经典》30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作者跨越老中青三代,包括严文井、叶永烈、高洪波、白冰、周锐、杨红樱、王一梅等。第五种是一套理论书籍,即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六十年(1949―2009)》。书前有80幅珍贵历史照片,全书精选了上百位作家、评论家的300余篇论文,另有3种长篇文献,合计350余万字。该书分为发展思潮、理论观念、作家原创、文体建设、系统工程、历史纪程、图书辑目、国家大奖等八个板块,力图全面系统地梳理和探讨60年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艺术成就与研究成果。

回望是为了前瞻,梳理是为了借鉴,总结过去是为了重新出发。以上五套丛书总计将近一千万字,从创作到理论、从图片到文献、从长篇到短制、从少年文学到幼儿读物,全方位、多维度地综括了60年儿童文学的巨大成就与斑斓景观,具有十分积极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双轨并进”

在市场经济、传媒多元的年代,文学生产包括儿童文学必须将文学品位与读者口味铆在自己的行动哲学上,坚持文学的多样化与艺术性。2009年的原创儿童文学在双轨并进方面做足了文章。所谓“双轨”,一轨是面向小学生的类型化作品,另一轨是面向中学生的典型化作品。类型化作品紧贴现实儿童的校园生活与心灵世界,注重时代性、艺术性与可读性,重在“感动当下”的文学效应。类型化创作在2009年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外研社于年初同步推出了郁雨君的《辫子姐姐男孩专列》、葛冰的《异能小子乐小天》、王勇英的《捣蛋双胞胎》、赵静的《闹的都是小别扭》等小说作品,每种都是好几本的套书,引起业界充分关注。河北少儿出版社的《郝月梅幽默儿童小说系列》、福建少儿社的商晓娜《拇指班长系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杨筱艳《绿绿的小蚂蚱系列》、海豚出版社的张菱儿《糗事一箩筐:卜卜丫丫》系列小说等,也属于类型化文学范畴。

在构建类型化文学方面,中国轻工业出版社近年着力打造“中国原创冒险文学书系”,目标是“汇聚原创冒险、魔幻、侦探、推理、探险、悬疑、科幻等多种类型文学作品,激发少年儿童的想象力,增强推断力,提升阅读兴趣,砥砺胆识勇气”。从已出版的《李志伟冒险小说系列》(4种)、《萧袤魔幻小说系列》(4种)、《牧铃惊险小说系列》(2种)的内容与读者反响看,应该说初步实现了出版者的愿景。这一类作品在国外的创作已有很长历史,并已成为类型化文学的主体,但在我国儿童文学领域则不多见。如何在注重原创冒险文学可读性、剌激性的同时,加强艺术性与思想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典型化儿童文学所追求的依然是文学的典型性、精致性路数,这以湖北少儿出版社推出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书系”为代表,已推出第一批6种,包括高洪波、王宜振的儿童诗集《会写字的梧桐叶》《21世纪校园先锋诗》、张秋生的童话《有肉汁味儿的雨点》、董宏猷的小说《“好大胆”与“好小胆”》等。“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书系”将目标锁定在一流作家的原创新作,计划每年推出十种。中国少儿出版社以《儿童文学》杂志为阵地,在用心培养青年作家的同时,用力打磨精品佳作,2009年出版了牧铃的动物小说《艰难的归程》三部曲,“90后”新秀张牧笛的《走走停停》等4种小说、散文、诗歌作品。广东银行职员陈柳环的处女作《萝铃的魔力》意外畅销,更激励了中少社发现、培养新秀的信心。2009年,女作家秦文君、程玮、谢倩霓、汪王月含、毛芦芦的长篇小说《云裳》(春风文艺出版社)、《少女的红衬衣》(江苏少儿出版社)、《家有谢天谢地》(少年儿童出版社)、《假装我已离开》(明天出版社)、《柳哑子》战争三部曲(天天出版社),商泽军献给共和国60华诞的抒情长诗《飞翔的中国》(安徽少儿社),薛涛、萧萍、王立春的儿童诗集《四季小猪》《狂欢节,女王一岁了》《写给老菜园子的信》(明天出版社)等,也属于追求典型化、精致性儿童文学的艺术范畴,读者对象以中学生为主体。

“定位下移”

这是2009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幼儿文学60年研讨会”上一些论者提出的观点,认为在儿童文学三个层次的创作中,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突出成就集中在为中学生年龄段服务的“少年文学”,涌现了一大批少年小说、少年报告文学佳作;世纪之交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为小学生年龄段服务的“童年文学”异军突起,以杨红樱的系列小说《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童话《笑猫日记》最为引人瞩目;与此同时,为幼儿园小朋友服务的“幼年文学”也有提升之势。服务对象年龄段“定位下移”的走向,或许正是儿童文学回归常态、回归本位的艺术选择。有意味的是,当年一批擅长少年文学创作的实力派作家,2009年也纷纷 “定位下移”,而且出手不凡:曹文轩一口气推出了4册小说《我的儿子皮卡》(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从一个名叫“皮卡”孩子的出生写起,力图演绎当代儿童的生活史、成长史、精神史,计划写作16册;张之路的小说《弯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描绘了小女生徐弯弯快乐、幽默、好玩的故事,使人一读难忘;董宏猷的小说《“好大胆”与“好小胆”》(湖北少儿出版社),对幼儿心理、语言、思维的娴熟把握为长篇幼儿小说创作着实增加了底气。2009年,有一部写得很有意味、很有诗意的幼儿文学长篇散文《丘奥德》(华夏出版社),作者是重庆的李姗姗。“丘奥德”是英语CHILD(孩子)的音译,作品以孩子的眼睛观察着整个世界,用孩子的口吻描述世界,探索着生命的种种奇迹,清澈、透明、温馨而又满含哲思,是新世纪幼儿文学的一个可喜收获。

“农民工子弟文学”

直面现实生存困境中艰难成长的进城农民工子弟与农村留守孩子的众生相,是近年来儿童文学关注的重要领域。从他们的求学、求生到求助,从他们的自强、自尊到自信,从他们希望拥有与城里孩子的平等待遇到希望成为“城里人”,从打工子弟校长的无私奉献到社会各界的援助之手,“农民工子弟文学”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依然是儿童文学坚守的精神,儿童文学与人生、与社会、与思想依然如此生动深刻地交织在一起。2009年,在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的28部文艺作品中,儿童文学有七部,而其中“农民工子弟文学”就有两部,即安徽作家伍美珍、刘君早的长篇报告文学《蓝天下的课桌》(福建少儿出版社)、江苏徐州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徐玲的长篇小说《流动的花朵》(希望出版社)。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弟与农村留守孩子的生存现状和成长问题,已进入了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视野,出现了一批思想性、时代性与艺术性兼具的佳构。广东作家曾小春的长篇小说《手掌阳光》(明天出版社)、四川作家邱易东的报告文学《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少年儿童出版社)、重庆诗人刘泽安的儿童诗集《守望乡村的孩子》,都引起了文坛关注。

“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在自然与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是技术、体制、文化领域里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种追求人类社会不断进化与完善的可持续发展过程。儿童文学作为服务未来一代的特殊文学,自然而然将生态文明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视为自己的美学追求。动物小说、大自然文学、少年环境文学的创作持续升温,说明儿童文学作家坚执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抵达灵魂的探寻。2009年年初,“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暨‘大自然在召唤’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年末,刘先平的生态文学新作《走进帕米尔高原》(安徽少儿出版社)获第11届“五个一工程奖”。这是刘先平同类题材的作品再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这对刘先平是一种肯定,同时也是一种象征:生态文学将是新世纪文学与儿童文学的重头戏之一。

有意味的是,“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的作品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仿佛一夜之间又火了起来,中国少儿出版社、浙江少儿出版社几乎同步推出了沈石溪的两套动物小说旧作系列,其中的《狼王梦》国内已有多个版本,依然供不应求;上少社也即将推出沈石溪系列作品。有人戏称这是沈石溪的“第二春”。2009年,沈石溪的动物小说新作《雪豹也有后爸》由湖北少儿社出版,金曾豪、牧铃也有动物小说新作《义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艰难的归程》(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义犬》还是国内第一部图书、网络、手机同步发行上线的“全媒体动物小说”,由此可见动物小说受读者欢迎的程度。沈石溪的“第二春”与刘先平的二度折桂,何尝不是生态文明正在逐渐深入人心的一种象征?

“两个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