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监管范文
时间：2023-03-22 19:23:02
商业银行监管范文第1篇
20世纪70年代以后I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对垄断行业运营效率的不满引发了一场声势较大的放松规制运动。然而，放松规制、引进竞争并没有解决该行业存在的低效率问题。90年代以后，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理论等微观经济学前沿理论和分析方法被更多地引入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一种新的自然垄断规制理论——激励规制理论或称新规制经济学（NewRegulatoryEconomics）得以产生。激励规制理论认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以及规制双方行为目标的差异，垄断行业的规制问题就可以作为一个委托问题来加以处理。其核心就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最优激励问题，规制者须设计出一套既能为被规制机构提供适度激励，又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机制。传统规制理论由于没有认识到规制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也就不能制定出有效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规制方式，这是导致传统规制方式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而激励规制理论中的事先承诺制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事先承诺制（Pre-CommitmentApproach）最早是博弈论中的一个专用术语，它的基本特征是当事人做出承诺后，原先在没有承诺情况下的一些最优选择在事后变得不再是最优，这就使当事人自己在事后的选择余地减少；而剔除事先最优的某些选择，也迫使对手重新考虑你的策略，从而使做出承诺的一方得到利益。将其运用到银行监管中，就是指银行或金融机构对自身的风险控制水平事先向监管者承诺，承诺在一定时期内的累积损失不超过一个最大限额，从而依据事先预测可能出现的最大损失留有充足的资本准备。在这一损失最大限额内，监管者不会介入，各机构自行管理和控制风险，如果在此期间任何一个时点违反了这一承诺，即损失超过了预定限额，监管者就会介入其具体活动，对其进行处罚。监管者只需设计或选择出一种合适的激励惩罚机制来涵盖监管对象任一水平的风险暴露，分析问题机构风险损失的起因（是个别机构的冒险行为造成损失的发生还是由于整个经济形势的变化导致整个行业都面临损失的风险），对于个别机构的冒险行为和整个行业面临的风险导致的损失给予惩罚（区别对待），对于执行规制合同较好的机构给予奖励。
为什么银行会告诉监管者他对未来最大损失的真实估计？因为如果他低估了损失，他就冒着违背事先承诺而经常被惩罚的风险，这样做的成本很大而且会使监管机构干涉自身的业务；而高估损失则意味着要求更高的资本充足性要求，这对银行同样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这样就满足了激励制度的激励相容要求。同时，由于规制合同是商业银行根据自身风险控制状况主动向规制者提交的，其所得效用也必然大于其保留效用和机会收益。
那么，这种规制制度安排究竟具有什么优点呢？
1有助于减少对金融机构业务的干涉
和传统的监管方法相比，事先承诺制有了更进一步的改进，更多地利用了市场和竞争，减少了监管当局对银行经营业务的影响，使监管工作不会太多干涉到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也使得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评价和惩罚更为合理。同时，它也是一种软约束，注重的是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注重于结果而不是过程，不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内部组成结构，使监管更具有灵活性。
2有助于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上更具有主动性
由于有国家信用担保，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誉明显高于其实际支付能力，极大地削弱了市场约束的力量，使商业银行承担风险的成本部分被转嫁给了政府，而金融机构无需承担太大责任，一旦出了问题则把责任推卸到监管机构一方，认为监管机构制定的规则不合理，结果不仅没有降低银行风险，使银行实际承担的风险超过了没有国家信用时承担的风险，而且使监管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市场约束力量越弱，就越需要增加监管和保护，而监管和保护越多，市场约束力量就越弱。但在事先承诺制下，各银行的风险管理目标是由各机构根据自己的风险管理水平和经验建立的，资本准备的最大限额也是自己计算并上报的，一旦发生超额损失时，也就无法推卸责任，从而强化了金融机构提高内部风险管理能力的激励，增加了监管的有效性。
3有助于降低监管成本
不管是对监管机构还是被监管机构而言，事先承诺制与传统方法相比都大大降低了监管成本。从监管部门的角度看，只需审查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结果，无需再审查管理过程，这降低了监管成本。从被监管部门看，巴塞尔资本协议对不同风险资产进行不同权重设置的要求，使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业务时必须考虑该项业务对资本准备的影响，而事先承诺制注重于结果而不是过程，使商业银行自身的业务不再受资本准备的间接影响；显然，这也同时降低了商业银行应对监管机构审查的各种成本，有效防范了监管者寻租行为的发生。
4有助于提升监管者的整体声誉
事先承诺制的运用，使监管者可以针对每家银行的具体情况“差别对待”，就像教学中的“因材施教”、市场营销中的“度身定做”一样，根据不同银行的复杂程度、管理水平、外部环境、经营业绩等，确定不同的监管要求，真正做到“客户化监管”，从而有助于提高监管的有效性，提升监管者的整体声誉。
二、激励规制制度的条件安排
激励规制制度——事先承诺制在我国银行监管制度中的引入，无疑能较好地解决银行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目标冲突，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但在现阶段，还需要一定的环境支撑。
（一）确保银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事先承诺制把风险控制的选择权交给了银行，着眼于结果而非过程，这样对银行的诚信度和数据的准确性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此，建议：1加快商业银行会计制度改革，强化会计对金融风险与收益的揭示功能。规范会计信息制度设计，统一各行会计处理方式，按审慎性原则提取准备金和应收未收利息等。2选择和设计一些不易造假或“造假成本”较高的考核指标，以贷款五级分类法替代四级分类法等。
2科学制定对违规银行的处罚标准。罚金比例太小起不到惩罚和告诫的作用；罚金比例过大，又会增加银行的负担，甚至会使银行为了避免支付罚金，希望通过高收益弥补降低超额损失而采取更冒险的行为。建议：!在制定处罚标准上，不以
超额损失为依据，而以个别机构相对整个行业的风险损失比和个别机构一定时期的最大风险值与剔除该最大值后的剩余平均值的相对比，以此两项标准进行考核。按个别机构与整个行业的风险损失比为依据进行分类，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即为问题机构。在此基础上，以最大风险值和剩余平均值的相对比为基数进行处罚。个别——行业比率可以区分金融机构承担的风险是市场风险还是个别风险，最大——剩余比率可以约束金融机构恪守日常经营的审慎原则，避免棘轮效应和羊群效应的不良影响。"在惩罚制度安排上采用延期处罚的方法。即在损失发生当期不进行处罚，而在以后的经营期间再处罚。罚金的规模，依据最大——剩余比，分档递增，损失比重越大，惩罚力度越大。这样可以防止金融机构采取更冒险的行为，企图以不确定的超额收益来弥补超额损失的行为。同时在损失以后的经营期进行处罚，也不会加重金融机构的额外负担，也鼓励了银行进行自助，起到了告诫和激励的双重作用。
3健全相应的银行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对《公司法》、《会计法》、《统计法》、《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中不适应现阶段发展要求的款项进行适当修改，严格规范银行的会计财务信息，制止由于不正当行为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金融交易和风险转移，使监管当局在行使监管职责时有法可依，规范执法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二）大力培育银行经理人市场
在实行事先承诺制下，由于监管机构不干涉各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管理模型的选择和运用，这样，就存在领导人的短期行为的选择损害银行长期利益的可能，因为他可以获取短期利益而让离任后的银行来承担长期成本。为避免上述短期行为的发生，建议：1创造条件，力求形成活跃的、公平竞争的银行经理人市场，对在职银行管理者产生强大压力。2打破职务“终身制”、能上不能下的束缚，变任命制为市场遴选。3切实落实离任审计制度，并将结果公开，以制度来确保监督行为不出漏洞。
（三）进一步强化市场约束力量
1取消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方面的一些限制1让新闻界以及独立的金融服务机构(包括会计、审计、资信评估等机构)自由、充分地金融信息，尤其是披露不正当行为，改善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树立公众的风险意识和债权人意识，逐步加大市场约束力量。2明确规定监管者的职责，强化监管者的金融管理人角色，实行规制承诺制度，向社会进行公开承诺，引入市场监督机制，提高其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积极提高监管者素质
事先承诺制的运用，无疑对监管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对商业银行经营业务进行审查，还要对涉及计算利润、损失的会计政策和财务政策、风险管理模型的选择等方面进行审查。建议：1创造条件，吸引、鼓励监管者研究学习有关金融资产风险与收益，优化资本组合、风险资产组合、资本资产定价和企业融资结构等方面的现论知识，提升其鉴别银行风险的能力。2更新监管技术手段，充分运用计算机网络，实现实时监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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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监管范文第2篇
主体。商业银行会计监管主体是指行使对商业银行进行会计监管这一职能的机构或人员。我国目前主要有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门、审计机关、银行业协会、会计师事务所、商业银行内部会计控制等机构、组织及各自的监管人员。根据监管主体的不同，商业银行会计监管可分为政府监管、内部监管和社会监管三个层次。其中以银监会为代表的政府监管是主体和核心，以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会计监控来实现的内部会计监管是基础，以民间审计和银行业自律为主的社会监管是重要补充和环境保障。它们共同构成了商业银行会计监管体系，是一有机的整体。
客体（对象）。传统的观念认为包括商业银行会计监管在内的会计监管的客体是被监管单位的会计信息，具体又表现为各种会计凭证、会计账薄、会计报告等资料和信息。但这一观点并不全面。商业银行会计监管的客体还应包括被监管银行的经济活动、会计活动、会计工作、会计人员、单位负责人，甚至还有会计监管者本身。
制度。所谓商业银行会计监管制度就是指对商业银行实行会计监管的准则、内容、方法、程序、工具等的总称，它是商业银行会计监管主体和会计监管客体中介，前者需借助这一中介实施对后者的监管。
由此看来，以上三个要素有机地组成了商业银行会计监管这一整体，缺一不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商业银行会计监管的内容
会计机构设置和会计人员监管。《商业银行法（修正案）》第十二条明确提出设立商业银行，应当“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银监法》第二十条也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行任职资格管理。”商业银行监管机构应对商业银行申请、设立时和经营过程中会计机构的设置、运行，会计人员的配备、组成以及会计人员的工作情况等进行监督管理。
会计基础工作监管。包括商业银行机构执行统一会计法规制度的情况，如：会计科目使用的正确性和规范性、开户与结算工作的合规性等；本行财务、会计制度的建立、健全与执行，如：会计凭证制度、财务记录与核对制度、重要空白凭证保管制度、会计岗位牵制制度及相关岗位责任制等。《商业银行法（修正案）》中的第五十四条就对此做出了相关规定。当然，各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运行情况也属于会计基础工作监管的范畴，但由于其在商业银行会计监管中具有较特殊且较独立、较重要的作用，因此将其单列为商业银行会计监管的一项内容。
会计信息质量及披露监管。即一方面，要对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进行检查、监督，坚决杜绝“三假”（假账、假表、假信息）行为，以保证监管资料的全面性、系统性、权威性。另一方面，还要对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的时间、方式、途径等进行监督检查。《银监法》的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的第三十五条，《商业银行法（修正案）》的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一条等均对此有所要求。
风险监管。风险监管为商业银行会计监管的核心内容。《银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第三十四条，《商业银行法（修正案）》第六十二条分别对此做出了规定。风险监管包括三个主要内容：一是资本充足率监管，二是资产质量监管，三是流动性监管。
效益监管。即通过各商业银行机构报送的会计报表，特别是损益表，分析其经营效益及盈利情况，并检查是否存在效益管理混乱现象，要求商业银行具备正常的盈利能力也是保障其正常经营抵御风险并进一步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条件。但考核这一内容不能完全以盈利率的高低作为标准，而应同时考虑安全性和流动性等因素。商业银行内部会计控制监管。商业银行内部会计控制本身就是商业银行会计监管的一个方面，但站在外部监管主体尤其是政府监管机构的立场上看，对商业银行内部监管的再监管也是其监管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要调查商业银行内控制度的现状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评价，督促各商业银行建立起有效的、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重点检查是否建立了会计内部控制领导责任制、职责分离机制、会计管理系统、风险测量与监控系统、信息和安全管理系统等。另一方面，要实时监控其内部控制运行状况，测试其运行有效性，并指导和促进各商业银行改进和加强会计内部控制管理，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同时发挥内部控制对风险的预测和防范作用。
商业银行会计监管的方式
（一）政府会计监管的方式
1.现场监管。也称现场检查，是指由监管当局指派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和监管水平的人员组成检查组，深入被监管对象，按照统一规范的程序，带着明确的检查目标和任务，通过实地审核、查看、取证、谈话等具体方法，对其会计活动和行为进行实地检查的形式。现场监管的内容一般包括合规性检查和风险性检查两个大的方面。现场监管必须与非现场监管结合使用，并应积极利用其他外部监管成果。
2.非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是指被监管单位按监管当局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报送各种报表资料，监管部门通过对这些报表资料的整理、审查和分析，对商业银行会计活动进行监管的方式。报表资料应包括商业银行的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及附表、现金流量表）、管理报告、业务报告和统计报表等。非现场监管通过对数据资料的分析与审查能及时反映商业银行的会计风险，并对重要情况做出信息反馈，也为现场监管提供了依据和重点。但非现场监管不能有效实现内控监管，还受到被监管机构报送资料真实性、完整性与否的限制。因此，非现场监管的局限性要求应加强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的协调配合。二者在整个监管过程中应相互调节相互补充，非现场监管为现场监管提供向导，现场监管为非现场监管提供具体证据，最后共同形成结论或建议，实现监管的连续性、统一性和有效性。
需要特别补充的是，审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会计监管是通过金融审计来实现的，主要是运用一些专门的审计技术与方法，包括内部控制的了解和测试、实质性测试、计算机审计技术和多种审计取证方法等。
（二）内部会计监管的方式
商业银行内部会计监管主要由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会计监控两个内容组成，内部会计监管机制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制度控制、岗位设置控制、财产控制、账务组织与处理控制、内部会计检查制度、风险责任制度等若干制度的制订、执行、检查与改进来实现的。
（三）社会会计监管的方式
1.银行业协会是银行业自律组织，它主要通过自律公约、从业人员道德和行为准则、业务规范等行规行约的制定、组织遵守和实施处罚等来履行其监管职能。
2.会计师事务所对商业银行的会计监管主要体现在对商业银行会计报表及其他业务的审计上，尤以会计报表审计为主要方面，在执行会计报表审计中，注册会计师要实施内部控制测试和实质性测试，运用分析、监盘、检查、查询及函证等方法。
3.新闻媒体等社会公众机构和人民群众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不是直接施行监督的“硬权力”，而是“软权力”，通过舆论导向、信息报道和信号传递等方式实现。
内容摘要：商业银行会计监管是银行监管的基础和核心内容。本文从商业银行会计监管的要素、内容和方式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
商业银行监管范文第3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4-0048-03
一、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及其基本原则
目前,国外对内审的定义通常采用了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的解释,即“一种独立、客观的保证与咨询活动,旨在增加价值和改善组织的运营。它通过应用系统的、受过训练的方法,来评价和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及治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巴塞尔委员会采纳了这个定义,并且明确了商业银行的董事会有责任建立并维护一个充分而有效的内控系统,包括内审体系。董事会应成立审计委员会,内审部门主管应经常向银行管理层和董事会报告内审所发现的问题以及内审计划的进展情况。
按照巴塞尔委员会有关文件的要求,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职责范围应包括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所有业务活动。
同时,巴塞尔协议还认为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独立性原则
独立性原则是指银行内部审计部门必须独立于被审计的对象及其业务活动。内审独立性的基本要求有:审计工作独立,不受其他部门的影响;内审部门直接由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负责管理,直接向其报送审计报告而不受他人影响;内部审计人员的利益与银行其他部门没有冲突。内部审计是否具备充分的独立性将直接影响到内部审计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2客观性原则
客观性原则是指内部审计人员对有关事项的调查、判断和意见的表述应当基于客观的立场,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不参杂个人的主观意愿,不受他人意见影响。
3公正性原则
公正性原则即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具备正直诚实的品质,审计行为公正,不偏不倚地对待被审计对象。
4审慎性原则
审慎性原则即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对被审计对象出现重大风险事项的可能性保持警惕和关注。内部审计人员必须遵守职业规范,使用适当的审计技巧和专业判断。当内部审计人员持有证据怀疑被审计对象有不正当行为时,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告,并进行必要的调查或跟踪审计。二、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与银行监管的联系
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与银行监管相比,虽然在检查手段和服务的对象方面有所不同,但在审计方法、审计程序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且本质上都是为了促进银行的稳健经营发展。可以说,内部审计和银行监管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
(一)内部审计和银行监管的最终目标有着共同性
内部审计最终目标是为了增加银行股东的财富,而银行监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我们知道,银行股东的财富价值是和银行所面临的风险水平密切相关的,和银行所处的整个金融市场环境的稳定和公众信心是分不开的,同样,单家银行的股东财富的持续增加,亦有利于整个银行业的稳定,有利于维持社会公众对整个银行业的信心。所以内部审计和银行监管的目标并不矛盾而是紧密联系的。
(二)内部审计和银行监管的审计范围有一致性
内部审计的范围应包括银行的所有资产和业务活动领域,重点是识别并评价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以及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情况,这与银行监管当局监管单家银行时所关注的内容基本一致。内部审计和银行监管的工作方法也具有一致性,银行监管特别是在现场检查方面,和内部审计时所使用的技术方法基本类似
(三)内部审计本身就是银行内部控制的一部分
内部审计作为股东及银行管理层识别、测量、监测、以及控制银行风险的主要工具,本身就是银行内部控制系统中的重要环节。银行监管当局为了评估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的质量可以采取很多方法,其中一种方法是评价银行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包括内审者是如何测试银行管理层控制风险的方法。如果监管当局对内审工作的质量感到满意,监管当局就可以放心地利用内审的工作成果作为识别银行存在的问题的重要工具。
内部审计可以帮助监管当局有效地提高监管效率,监管当局可以依靠内审部门的工作来识别银行的潜在风险,但这必须建立在银行内部审计是充分有效的。只有在商业银行的内审部门做到地位独立,审计范围全面,审计结果有效真实并得到及时跟踪反馈的情况下,监管当局才能够充分相信这样的审计成果,并依靠其识别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情况,提高监管效率。所以各国监管当局在考虑如何利用内部审计时,都对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部门提出了监管要求,以确保内部审计的有效性。
三、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及其对监管支持的现状
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可以帮助监管当局提高监管效率,而且内部审计自身也是银行内部控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各国监管当局都比较重视商业银行内部审计。而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现状以及监管部门对内审的利用程度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加以改进。
(一)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功能不够完善
1内部审计尚未完全独立
目前,国内一些商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加强了公司治理,内审方面也有了很大改进,如在管理模式和独立性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但除个别银行外,大部分的中资银行的内部审计体系仍以“在银行高级管理层领导下开展稽核监督工作”为主要管理模式,而非由董事会或监事会及其下设审计委员会直接领导。这种管理构架决定了内部审计部门无法有效约束行长的权力,影响了内审部门的独立性。
2内部审计范围不够全面
总体上看,目前国内银行的内部审计工作就总体而言基本上缺乏对银行所面临的风险暴露情况以及风险管理水平的总体评价,审计工作只是在主要业务层面和产品上进行,不能有效覆盖整个银行,如对IT系统审计、审贷中心以及灾难备份、外包领域等方面内审部门基本上没有涉及。面对目前商业银行业务创新频出经营范围不断拓展的形势,内部审计也不能及时跟上。
3内审工作标准不够规范
目前国内银行内部审计部门在制定内审计划、确定审计目标、报告途径、工作底稿的安排、内审质量监督等方面缺乏专业和完善的标准,内审人员开展审计工作大多凭领导和自己的经验及习惯做法,内部审计随意性很大,缺乏科学性,审计的内容完全凭审计人员的经验判断。
4内审人力资源管理有待改善
一些银行的内部审计部门在人力资源上还存在着如内审人员的专业知识结构不够合理;缺乏专业审计的职业背景;内部审计人员配备不足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影响内部审计功能的有效实施。
(二)监管部门对内部审计的重视和利用程度不足
目前我国对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相关的法规并不多,如国家审计署的《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人民银行制定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银监会颁布的《关于股份制改造试点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等,这些法规对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要求并不详细,如《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中只是笼统地规定,“国家机关、金融机构、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
作为监管部门近期出台的,涉及到内部审计的法规只是银监会于2004年12月出台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其中的第十四条提出了对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基本要求。此办法虽然对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充分性提出了要求,但内容较粗糙,可操作性不强,而且该办法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
在实际监管工作中,监管人员对内部审计重视程度有待加强。虽然在《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中指出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及时整理、分析和掌握被评价机构的内部审计信息,但并未在各监管法规中明确要求国内商业银行报送内审报告。所以目前在实际监管工作中,是否重视和利用被监管机构内部审计,只是依靠监管人员的自身经验进行主观判断,并未形成一项监管制度。
四、政策建议
1建议监管机构颁布有关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规定或者指引性文件,规范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制度建设以及对内部审计监管的外包行为。通过规范商业银行的内审架构,职能和目标,能使其结果更接近监管目的,能为监管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并且使各商业银行的审计报告更具有可比性,利于监管着的类比和统计。
2完善商业银行自身的组织架构设置,切实提高内部审计的独立性、有效性和专业性。只有商业银行不断完善自我,提升内审的功能,才能使其结果更有价值,才能更好的支持银行监管。为此,我们建议商业银行从几方面入手:
一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以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为核心的决策机制。由董事会中有会计、审计背景的非执行董事以及独立董事为主要成员组建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应切实履行职责,负责在本行建立完善有效的内部审计职能。
二是审计委员会负责制定书面的内部审计章程,将内部审计的职能、审计范围、审计流程等事项制度化和规范化,并授权内部审计人员可自由接触银行任何业务活动,以保证内部审计人员的权威性;
三是加强内审独立性,内部审计部门应和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保持通畅的报告渠道,审计所发现的问题应不受任何阻挠地传达至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内部审计部门的有关人事方面的安排应由审计委员会负责,内审人员的薪酬应根据审计工作质量本身来确定,不应和银行收益等指标挂钩;
四是内部审计的力度应和本行的实际业务情况及发展情况相适应,内部审计应以风险为出发点,加强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较敏感的银行有关经营部门的审计;
五是银行应保证内审部门拥有足够的资源和人力。加强对内审人员的专业培训,切实提高内审人员的专业素质。
六是加强银行的内部审计的科技手段,提高审计效率。如开发或购买审计软件,充分利用计算机辅助审计,建立审计数据库,实施流程控制和动态跟踪,与外部审计或政府审计协同运作,实现审计信息共享。
3监管当局应重视对商业银行内审部门的监管。监管当局应定期与商业银行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沟通,了解其内部审计职能运行情况;定期对商业银行内审部门进行检查,对内审的审计计划、工作底稿、风险评估、审计报告等情况进行评价,判断内审的工作质量以及内审部门是否能满足银行的当前业务规模和风险水平的需要;评价银行对所发现的问题以及反馈、整改的情况,以判断内审工作是否最终实现了应有的效果。通过以上各种方法,监管当局应对商业银行的审计工作作出总体的评价,包括对其工作的有效性,规范性,并对其是否合乎监管当局要求作出判断。
商业银行监管范文第4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 杠杆率监管
一、杠杆率的概念
金融部门的高杠杆在银行体系表现为大型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出现了较大程度的背离。2008年危机期间，银行体系的快速去杠杆化不仅削弱了其信贷中介功能，表使信贷成本大幅上升，而且导致其他金融机构、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的进一步去杠杆化，放大了危机的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杠杆率监管又重新回到了监管当局的视野。
杠杆率是用来衡量杠杆程度大小的。一般意义的杠杆率主要是指资产负债杠杆率，即资本/资产负债表内总资产。巴塞尔协议III中引入了简单、透明、不具风险敏感性的杠杆率，明确了其监管标准。将杠杆率定义为：一级资本和其主要形式/表内外风险资产总和。巴塞尔对杆杠率的定义更准确真实的测量了杠杆率。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4月1日起施行《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中说明中，杠杆率是为有效控制商业银行杠杆化程度，维护商业银行安全、稳健运行。杠杆率，是指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有关规定的一级资本净额与商业银行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商业银行并表和未并表的杠杆率均不得低于4%。
二、各国杠杆率监管的实践
早在1988年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I》之前，杠杆率就被广泛作为微观监管工具。银行业发展早期，监管当局使用资本对存款比例来衡量资本充足性。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存款人挤兑对银行的威胁大大降低，监管当局意识到银行损失主要来自资产方而不是负债方，开始使用资本对总资产比例代替资本对存款比例来监管银行的资本充足性。但随着1988年巴塞尔I出台，银行加强了对风险资产的监管，资本充足率监管逐渐取代了杠杆率监管。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2009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了《巴塞尔协议III》，确立了微观监管和宏观审慎相结合的新金融监管模式，大幅度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要求。
其主要内容为：一、核心资本本充足率从4%调到6%。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2%调到4.5%，总资本充足率仍8%。三、建立2.5%的“资本防护缓冲资金”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区间。四、引进无风险权重的杠杆率指标，规定杠杆率不得低于3%。第四条对银行杠杆率的要求是为了控制高杠杆带来的银行风险。杠杆率是作为资本充足率指标的补充，这样就兼顾了风险敏感性和无风险敏感性两种监管需求。
三、美国商业银行的杠杆率监管实践
《美国银行控股公司法》规定银行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要运用一级资本杠杆率评估，这一杠杆率定义为一级资本与表内总资产之比，适用于并表资产大于5亿美元和并表资产虽然低于5亿美元，但满足一定条件的银行控股公司。其他银行控股公司的最小杠杆率为4%，大型银行控股公司和使用规定的风险资本方法对市场风险测度的银行控股公司的最小杠杆率则设定为3%。虽然美国1991年颁布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以银行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杠杆率为依据，对银行的资本水平划分了五个等级。但是，表外资产没有包括在美国的杠杆率指标之内，所以杠杆率指标由于大量表内到表外的风险转移行为而变得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四、加拿大商业银行杠杆率监管实践
加拿大的杆杠率主要采用的是杠杆倍数，加拿大杠杆率监管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1）表外资产和附属资本都包括在了资产和资本项目中。加拿大杠杆率是表内资产和特定表外资产之和/经调整的一级与二级资本之和。表外资产主要包含贷款担保、回购协议、和交易和贸易有关的或有负债等项目，其占表外资产总和的75%。
（2）银行不同杠杆率标准也会有所差异。加拿大金融机构监管局在考虑到各个银行的情况各不同，因为不同银行的经营管理经验、资产资产类型和多样化程度以及风险偏好等都不同。二十倍是其上限，但是这一上限对具体银行有所降低。如新成立的银行杠杆率的上限为10～12，比许多小银行杠杆率的上限要低。2000年之后，当银行没有不恰当地集中风险，并且将资产限制于一些低风险业务的情况下，盈利情况也比较优秀的话，可以相应的提高杆杠率的上限。
（3）处罚杠杆率未达标的银行，保留“杆杠率缓冲”的措施。当一家银行资本充足率经风险调整后还是低于监管部门规定的最低标准，监管机构就会调低这家银行的杠杆率上限，这家银行在下面四个季度的运营都需参照较低新杠杆率。这会让银行突破杠杆率上限的机会成本大幅增加，所以银行需要在超越杠杆率上限的盈利和所要付出的代价间做出抉择。加拿大的银行通过采取，使得杠杆率与其上限之间有可调节的空间。
五、对我国杠杆率监管的启示
美国对表外监管的放松，高的杠杆率使得美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以及不良贷款率上升，引发金融危机，造成全球金融经济的波动。杠杆率作为一种微观审慎监管工具，能够为银行在紧急情况下提供资本保护，起到吸收损失、缓冲风险的效果。
一，对银行的杠杆率进行约束，可以使银行对资产负债规模进行控制，用以规避流动性风险。二，当资产负债规模受限时，杠杆率监管会使银行更加合理优化的配置资源，使风险性和盈利性达到平衡。三，杠杆率并不涉及风险模型，因此风险测度过程中周期性误差不会影响杠杆率。四，杠杆率监管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补充，能够对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
我国应结合自身经济发展实际状况来定义杠杆率，使得杠杆率监管能够达到吸收损失缓冲风险的效果。在传统的存贷业务利差逐渐缩小情况下，商业银行着力于加快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的发展，不断的进行各种金融产品的创新的同时，应该注重业务的独立性，加强对母子公司关联交易的监管。除此之外，我国应该统一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则，将风险较大的表外业务纳入到常规监管中，用以更好控制风险，逐步达到巴III关于杠杆率监管的相关规定并且做好维护金融稳定的工作。
参考文献
[1]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1年第3号：《商业银行杜杆率管理办法》.
[2]巴曙松，朱元倩等.《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3]中国银监会课题组.建立杠杆率监管标准弥补资本充足率的不足[J].中国金融，2010（3）：68-70.
[4]沈庆.引入杠杆率限制能遏制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套利吗？[J].经济评论，2013（4）：135-140.
商业银行监管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安全网最后贷款人存款保险制度审慎监管真实票据论
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仅仅从宏观上来影响商业银行适应性的货币创造是不够的,还必须辅之以微观监管,通过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为宏观调控奠定坚实的基础。从政府干预经济的本质看,货币政策更多的是一种行政行为。事实上,任何一种宏观调控手段都必须存在相当的微观监管并与之相配套,否则再好的政策设计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目标和内容
关于政府对金融监管应达到什么目标,除了传统的“3S目标”外,[1]国外的监管理论对此论述较多,其中以T.F.卡吉尔和J.G加西亚(1985)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们认为,金融监管的目标主要有四个:第一,通过货币控制来实现物价稳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第二,保证存款机构特别是其负债起货币作用的健全性和生存能力;第三,保护存款人;第四,改善金融体系中流动的效率。他们的观点与其说是金融监管的目标,还不如说是政府对商业银行监管的目标。而MathiasDewatripont和JeanTirole(1993)的分析更是简单明了,他们认为政府对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就是保护储蓄者和银行体系的有效运行。[2]
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保护,G.J.Stigler(1971)在《贝尔经济学杂志》春季号上发表的“经济管制理论”一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凡是管制,照例都是首先为被管制的活动或行业的利益而设计和执行的”,[3]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是保护银行,将银行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为宏观金融调控提供稳定可靠的微观金融基础,最终达到保护存款人和稳定宏观经济的目标。
由于各国经济发达程度和金融环境的不同,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内容存在较大的差异,可将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具体监管措施概括为以下几类:[4]
第一,市场结构控制:主要控制各地区金融机构的类别及开业的家数,保证金融服务的多样化和可得性,避免竞争加剧,同时监管当局又不愿看到在银行业中垄断现象的出现。
第二,业务种类控制:主要是监控银行从事监管当局批准的金融业务,一些国家禁止商业银行涉及非金融业务,在分业经营的国家禁止商业银行从事非本专业的金融业务。
第三,谨慎性控制:主要是限制商业银行风险过度集中和过度投机行为,如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对单一客户的最高贷款限额,以及发放按揭贷款的最高成数限制等。
第四,保护性控制:主要是在银行破产倒闭时,如何保护相关行为人的利益,如对商业银行实行存款保险等。
二、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制度分析
微观金融监管的制度是从金融安全网的角度来加以制订的。金融安全网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金融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二是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三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林平(2002)将三者的特点概括为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审慎监管主要侧重于事前预防,通过加强风险监管来维护银行安全;而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则主要侧重于事后监督管理,分别通过提供流动性援助和保护存款人来维护银行安全。下面结合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内容,对上述监管制度的设计展开分析。[5]
1.审慎监管制度分析
审慎监管是对商业银行监管的主要原则。在实践中尽管存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根据该原则制订和的一系列有关银行监管的指导性意见和原则,但由于各国对审慎程度的理解各不相同,各国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力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最大的是对商业银行业务范围应该限制到什么程度才能控制其风险的形成、积聚和外化,以达到事前预防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目的。
在各国的实践中,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型银行可以提供各类金融服务。号称金融百货公司(FinancialDepartment),其主要理论基础是范围经济和资产组合理论等;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专门化金融机构(FinancialBoutique),在历史上其业务范围曾受到严格限制,其主要理论基础是风险隔离和比较优势理论等。尽管两者看不出明显的优劣之分,但随着金融创新活动的深入和放松监管,商业银行业务范围会不断扩大,全能化成为大势所趋。
叶辅靖认为,现阶段我国的金融风险具有三重性[6]: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共有的金融风险;二是产权不明晰和不正当权力引起的体制风险;三是金融不发达阶段的弱者风险。分业经营在防范我国的特有金融风险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现阶段要坚持分业经营。但加入WTO对金融业的影响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又相继放弃了分业经营的模式,这对我国的分业经营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实际上我国修改后的《商业银行法》也在处理混业经营问题时,以“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为商业银行业务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埋下了伏笔。
2.最后贷款人制度分析
最后贷款人(TheLenderofLastResort)一词最早出自于1873年英国著名记者WalterBagehot(1826-1877)的“伦巴第街”一文中[7]。他提出英格兰银行在需要时发放贷款给那些流动性差但还有清偿能力的银行,成为他们最终的流动性来源。由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大多与再贴现(再贷款)的操作联系再一起,人们往往注意它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而忘记了它的初衷是为危机中的银行提供最终的流动性来源,正如FredericS.Mishkin所描述的,“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体系,就是针对1907年的银行恐慌而设立的。它设立的本意是作为银行危机时期的最后贷款人,也即当其他人无法向银行提供储备时,为了阻止银行倒闭,美联储应向银行提供储备”。[8]关于最后贷款人的制度设计存在下述争论:
第一,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的定位。近年来国际上全能银行的模式越来越流行,相应监管体系的理论也从金融机构说转向金融功能说,各国纷纷将原属于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逐步分离出来,并把分离的金融监管机构整合为一。英国的情况便是如此,长期以来,英国由英格兰银行、证券投资委员会分别负责银行业和证券业的监管,此外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在监管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随着金融混业的发展,英国政府将英格兰银行、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其他金融自律组织合并,成立了独立于英格兰银行之外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2000年6月,英国通过《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从法律上进一步确认了上述金融监管体制的改变。但是,根据《1998年英格兰银行法》和英格兰银行与财政部和金融服务局的备忘录,英格兰银行仍需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实际上机构分立后,也只是将原来的内部矛盾外部化而已,中央银行仍旧会存在角色冲突,问题的核心是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制度安排如何制订,在理论界存在“含糊其辞”和“明确承诺”的制度安排之争:前者是指中央银行事先不明确承诺肯定会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以此维护市场纪律,促使银行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抗风险的能力,同时约束银行的道德风险;后者则是指为提高人们对那些有资格得到紧急援助银行的信心,明确承诺一定会对这些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同时加强未取得承诺资格银行的市场约束力。不管哪一种制度安排均会存在一定的缺陷,[9]前者可能产生公众信任的风险和挤兑风险;后者的可操作性不强,入围的银行可能产生道德风险。中央银行如何找到两者的平衡点确实是一门艺术。
第二,中央银行贷款条件的制订,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贷款利率,二是贷款方式,三是贷款时机和贷款数量。WalterBagehot(1873)曾提出,英格兰银行在需要时可按惩罚性的利率无限量地提供抵押贷款,以确保公众对金融体系健全性的信心。如果采取的是惩罚性利率,好处是可避免出现微观金融机构的套利行为,但这有可能会加剧市场资金紧张的气氛,不利于控制危机的蔓延。如果按照真实票据论(TheRealBillDoctrine)实行抵押贷款,有利于减少中央银行的风险,但会削弱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发挥,不能真正做到提供最终的流动性来源。中央银行在操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何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充当最后贷款人,如何保证中央银行的决策不会屈服于外部环境(尤其是政治压力)的影响,而纯粹是为了避免人们出现心理恐慌,从而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中央银行的时机掌握和满足程度也只能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来加以判断。
第三,中央银行能否成为各类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这实际上是贷款对象的问题,也属于贷款条件中的一部分,由于内容较多,下面单独展开。在实践中,其它金融机构也存在货币创造的能力。这些金融机构主要包括信托租赁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等。在国外的实践中,虽然这些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很大,但在各国中央银行的实践中大多不向这些金融机构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但是,在我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版)第30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这为我国中央银行向非存款金融机构,甚至向政府部门的贷款打开方便之门。自2002年起,我国中央银行先后向鞍山证券、新华证券、南方证券发放了15亿元、14.5亿元以及80亿元再贷款;与1997年以来中央银行在清理整顿各类金融机构过程中向地方政府发放的1411亿元再贷款偿还情况不佳一样,向这3家证券公司发放的109.5亿元再贷款收贷希望极其渺茫;[10]2004年11月4日,人民银行等四部委联合《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意见中将中央银行再贷款视作破产金融机构个人债权收购资金的直接来源;2005年7月中央银行再次给证券公司发放再贷款来拯救股市;这实际就是把部分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货币化”,它产生的“示范效应”会将其它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无限放大。这种滥用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做法后果不敢想象。从各国的实践来看,中央银行大多为各类存款性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
3.存款保险制度分析
根据是否建立起明确的制度来划分,存款保险制度分析存在隐性(ImplicitDepositInsuranceSystem,IDIS)和显性(ExplicitDepositInsuranceSystem,EDIS)之分:前者没有明确的存款保险法规和机构,大多由国家采取政策行动来避免挤兑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后者则建立了专门的制度、机构以及专项拯救基金来确保存款人的利益和金融体系的稳定,[11]在理论和实践中,如无特别的说明,一般指的就是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都相继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随着2005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存款保险国际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日益深化,金融体系平稳运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已基本成熟,目前存款保险制度的推进工作正在加快,我国有关是否应建存款保险制度的长期争论就此结束。从各国金融监管的实践来看,存款保险制度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防止银行挤兑风险,尽可能降低资源配置的扭曲以及提高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等。但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的内容:
第一,如何设计存款保险费率。一方面,如何从总体上确定合理的保费水平,费率过高会耗用过多的商业银行资金,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增加;费率过低又易引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这样由公共资金资助的存款保险体系就变成了对银行业的补贴,同时过低的费率导致保险基金不足以应付大规模的机构破产。另一方面,是否应该按商业银行风险等级厘定差别费率。从理论上来讲,厘定差别费率有利于存款保险对所承担的风险得到足够的补偿并且对风险高的商业银行形成市场约束,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评估每个商业银行的风险暴露及抗风险能力非常困难,就算在某个时点评估好,商业银行的风险还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而且一旦收取较高的费率等于向市场宣布该商业银行风险较大,反而诱发挤兑风险。
第二,如何确定存款保险的保障额度。目前世界上除了挪威等少数国家对存款保险实行全额保障外,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限额保险,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按限额赔偿;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按比例赔偿;三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按比例有限额赔偿。不提供全额保险的理论基础是发挥存款人监视商业银行的积极性,他们可通过“用脚投票”对商业银行施加市场约束。但由于在实践中,大多数国家出于对小额存款人的关心,在较低的限额内对小额存款人进行100%的赔付,那么大额存款人就可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通过多开户头来达到享受全额保险的目的。世界银行的专家曾建议,对被保险银行每一存款人受保障存款的限额应规定为人均国民产值的1—2倍,但各国必须结合各自的国情来确定存款保险的保障额度。
第三,存款保险制度对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讲,存款保险制度有可能加剧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这是因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从存款保险机构的角度来看,可能会降低其及时处置问题银行的动力;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看,有可能会使其获得承担更大风险的激励,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从存款人的角度来看,有可能放松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从而弱化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上述这些观点成了人们反对实施存款保险的理由,而J.E.Stiglitz和A.Weiss(1981)的分析则表明道德风险产生于信息的事后不对称,[12]也就是说道德风险与存款保险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联。实际上,由于存款保险机构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存在,再加上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以及建立相应的外部约束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一部分道德风险。
三、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模式选择
在西方各国监管的实践中,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微观监管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以美国代表的条法式监管,二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对话式监管。下文通过对这二种较为成熟监管模式的比较研究,来简析我国在现阶段该如何对商业银行进行微观监管。
早在18世纪的北美银行时期,对商业银行的微观监管就已经出现。在二百多年的监管史中,美国政府始终走了一条通过立法和法规修正来实现条法式监管的道路,制订了大量的商业银行监管法令和条规。条法式监管的主要优点在于,它可通过法律的权威震慑住商业银行的违规冲动,规范了商业银行的微观行为,同时又使其无后顾之忧,具有较佳的告示效果,此外,对违规的处罚也简便易行。但是,条法式监管也存在着缺点:随着商业银行适应性创造货币能力的增强,它们回避管制的方法也就愈多,政府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活动,监管法规也就不得不经常加以变更,而法律的修正并非是轻而易举的,往往得经过反复论证才能通过,这就容易导致监管滞后现象的出现。
英国监管体制与美国迥然不同,其特色就在于通过英格兰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合作和经常性协商来进行监管,这可称之为“对话式的监管”,或称之为“非条例性监管体系”(UnregulatedSystemofSupervision)。该监管方法主要通过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高层人员保持密切的联系,不断以对话的形式发现商业银行微观经营中存在问题和困难并及时加以处理;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也可通过对话的形式传达至商业银行。日本“窗口指导”也可划入对话式监管的范畴,日本银行通过指令方式直接控制商业银行贷款的限额,最终调节资金的流量和流向。对话式监管的主要优点在于其机动灵活性,政府可以随时动态地对银行业中出现的新问题加以处理;主要缺点是工作量大并且规范性差。该监管方式也只能在类似英国这种由少数大商业银行占主导地位的分支行制的国家中加以运用,像美国这种拥有8000多家银行的国家,即使想实行对话式监管也是不可能的。
鉴于条法式监管与对话式监管各具优缺点,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国情,因此,按国际惯例,在健全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体制过程中有必要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运用,以确保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规范运作。我们不妨从下述展开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改革思路:一方面,逐步完善金融法制体系,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担保法》、《破产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已经出台,为金融业的稳定运行提供了相关法律保障,但立法后还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充实相应的内容,为商业银行的微观经营塑造有序竞争的大环境;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既不可能在过去的实践中找到解决的办法,也很难从国外经验中直接找到答案。因此,我国欲一步到位地完成全部的立法任务,不仅在理论上行不通气而且在实践中也不可能。为了确保改革过程的有序进行,从提高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效果和规范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行为角度来看,我们可先从借鉴英国的对话式监管模式入手,通过加强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道义劝告”和“窗口指导”功能,在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各项金融法规,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商业银行监管模式。
注释:
[1]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导致了以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学派的兴起。西方各国先后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确立了监管的“3S目标”,即保护公众利益的安全性(Safety)目标,防止金融体系崩溃的稳定性(Stability)目标,以及避免金融业出现垄断和提高效率的结构性(Structure)目标。有关“3S目标”详细论述可参见杨力:《适应性货币货币供给——全球化和微观视角的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219页。
[2]详见石磊等译:《银行监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3]转引自陈观烈:“银行在西方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载黄宝奎主编:《西方银行业务与管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4]有关对各国微观金融监管概述的详细分析,可参见骆玉鼎:《信用经济中的金融控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20页。
[5]有关中国金融安全网的现状及其有效性分析可参见刘士余:《银行危机与金融安全网的设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269页。
[6]叶辅靖:《全能银行比较研究——兼论混业与分业经营》,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版,第280页。
[7]伦巴第街(LombardStreet)是位于伦敦的一条金融机构云集的著名街道,它在英国的地位就相当于美国的华尔街,英格兰银行就在这条街上;Lombard一词在意大利语中就含有“银行家”之意。
[8]见中文版《货币金融学》(第4版),李扬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页。
[9]有关“含糊其辞”和“明确承诺”制度安排缺陷的详细讨论,可参见刘宇飞:“中央银行的两难抉择:救助或不救助”,载《当代金融家》2005年第2期。
[10]韩瑞芸:“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能调整路线图”,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7月13日。
[11]有关两者的比较研究,可参见林平:《银行危机监管论》中第5章的专题分析报告“含蓄和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的比较”,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215页。
商业银行监管范文第6篇
一、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财务管理改革的主要进展
为适应现代商业银行的发展需要，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不断探索新的财务管理体制，逐步完成从传统财务管理向现代财务管理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转型：“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的确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逐步确立了“利润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近几年，随着四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相继上市以及人们对现代商业银行经营体制认识的深化，大多数商业银行纷纷将财务管理目标由原来的“利润最大化”调整为“股东价值最大化”。“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的逐步确立，对提升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能力以及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从银行的产权关系的角度来看，“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充分体现了现代商业银行运作的产权基础，充分考虑了银行出资者的合理要求，维护了出资者的利益；从银行效益角度来看，“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能够真实体现商业银行稳健经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管理要求，有利于强化银行内部管理和经营业绩考核，将银行的所有经营活动紧紧围绕“效益”来展开，从而达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从银行的利益相关者方面看，坚持“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有利于协调客户、股东、员工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合理保障银行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二）财务管理基本原则的转型：成本效益原则的强化
从银行经营实践来看，在很长一段时期，财务管理的原则不明确，对银行财务管理的要求不规范。近年来，“成本效益原则”作为商业银行财务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已经成为商业银行财务管理工作者的共识，并在实践中自觉遵循。比如，在有些股份制银行的财务管理工作中，注重灌输“花钱就要赚钱”的财务意识和“省钱比赚钱快”的财务观念，从2000年起，就实行了全行财务费用的统一预算和集中核算，总行对分行实行“变动费用利润率”和“专项费用利润率”控制指标，推行费用增长必须有相应的利润增长的财务管理方法，分行对支行实行“财务费用集中核算、可变费用指标控制、专项费用专项管理、大额费用集中审批”的管理办法。在财务费用管理手段方面，由原来的财务费用滞后管理逐步改变为事前预算、财务部门全过程参与监督的办法。这种总、分、支行分级管理的模式，有利于充分发挥财务部门的监督、辅导作用，有利于提高财务核算质量，从而有利于进一步节约财务费用，提高银行的经营效益。
（三）财务管理手段的转型：技术系统和科学模型的运用
传统的财务管理工作长期以来注重核算质量和事后分析，而相对忽视更为科学的技术模型的开发与应用，这显然已不适应新形势下银行经营管理的要求。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在提升财务管理的技术水平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从去年开始，有的上市银行尝试运用了“SUMMIT系统”和“麦肯锡利润报告系统”，逐步将成本和利润核算到部门、产品和客户，为经营决策和业绩考核评价提供准确的参考依据。分支机构则在总行两个应用系统的平台上，充分运用AS400系统二次开发数据为技术支持，根据分行实际经营情况建立本行财务分析预测数据库，建立基于修正的时间序列法、自回归法和利润敏感性因素分析法等数学模型，并将这些数学模型运用于财务分析、财务计划和预测，为掌握全行经营状况及制定未来经营方针提供了更准确的决策参考依据。实践证明，技术系统和科学模型的运用，提高了财务管理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提升了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水平。
二、当前商业银行财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现代商业银行发展对财务管理要求相比较，我国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一）财务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调整在财务管理体制上，现代商业银行要求总行对分支机构的财务主管实行“垂直管理”和“双线负责制”。一方面，分支机构的财务主管在业务上对总行的财务主管负责，贯彻总分行的有关财务政策，并负有对上级随时报告所在机构的重大财务行为和重大经营决策的职责；另一方面，财务主管应负责所从业机构的内部日常财务管理工作，协助机构负责人的经营管理工作，参加所在机构的重大经营决策。原则上，财务主管的任免、工作调动、薪金调整应由上级机构决定，其从业机构负责人只参与考评。而目前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实质上推行的仍是传统的财务主管对从业机构负责人负责的做法，这种体制造成的后果是分行财务主管对分行行长（或主管财务的行领导）负责，支行财务主管对支行行长（或主管财务的行领导）负责，形成了一种分散的财务管理体制，这不利于财务管理职能的充分发挥。
（二）财务管理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
“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排斥其他非股东利益主体（如客户、员工）的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以银行利润最大化为前提，而员工又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实际履行者，要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实现员工利益的最大化。近年来，我国不少商业银行实行的是对总行的利润计划的执行情况与员工收入直接挂钩的内部收入分配办法，即利润返回法，这样，基准利润的科学确定就尤为重要，因为员工收入的高低直接取决于总行所下达的利润计划。在实践中，虽然多数商业银行总行近几年一直在根据分支机构实际利润情况修订内部分配办法，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测算模型及测算方法，其利润计划的综合分析和测算的准确性难以保证，容易使内部分配结果和各分支行的实际赢利水平出现匹配差异，影响到员工收入的合理分配。
（三）财务管理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人员多陷于日常事务的操作和管理，大都缺乏有效的、高层次的专业培训，缺乏相对独立的管理能力和创新意识，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商业银行发展对财务管理人才素质的要求。
三、推进财务管理创新，提升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能力
新形势下对财务管理的理念、人员素质，以及对财务管理的目标、手段与职责定位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进一步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能力，急待大力推动财务管理创新进程。
（一）管理理念和体制创新
进一步明确财务管理的职能定位，切实推行“业务合作型”和“以支持决策为主”的财务管理模式，保证业务快速发展和财务稳健之间取得平衡点，使财务管理与日常各项经营活动相互融合、相互交织，相互支持。
第一，防范和规避财务风险，正确处理管理与发展的关系，通过抓好财务管理来促进业务发展。在商业银行的经营业务越来越复杂、创新产品越来越多的新形势下，导致出现银行财务风险的因素更多了，防范银行财务风险的难度更大了，要求自然也就更高了。保持客观、公正、稳健的财务工作原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业务有效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财务主管应以明智且谨慎的工作态度，防范和化解财务风险，保证业务的快速发展。要充分发挥财务管理部门熟悉财政、税收、会计法律法规的专业优势，熟练运用和遵守相关财税政策，确保在符合人民银行、证监会、财政部的监管要求下，规避财务风险，取得税收利益和利润双丰收。
第二，树立“得市场者得天下”的财务意识，支持业务和产品创新。要根据成本效益原则评价和检测各项新业务、新品种的经济效益，重点促进盈利性较好的业务发展，实行以效益为目标的财务支持配套办法，促进市场良好的新产品和成长型新产品的快速发展。
第三，正确处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财务管理应寻找现在和未来都能盈利的平衡点。现在投入、将来获利的业务，财务管理人员应敢于支持，敢于突破，要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着眼于长远利益，不单单局限于眼前利益。
第四，捕捉财务信息，为业务发展提供实时可靠的财务信息支持。面对业务拓展的压力，增强市场竞争力，财务管理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财务预测与财务分析，建立强大的信息保障体系，从而为业务发展与开拓提供及时、准确、丰富的财务信息。
（二）管理方法创新
促进财务管理方法创新，提高财务管理的科学性。
第一，提高财务计划指标预测及分配的科学性。过去，各项业务指标的下达，往往凭借领导的期望值或同业数字比较等简单方式来进行，缺乏科学的测算依据和说服力，并容易受财务人员主观意愿和财务管理水平的严重影响。为提高财务预测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如对利润指标的下达，可以从分支机构历史发展规律、同业市场份额占比、领导期望和可预见因素等四个方面的因素来综合考虑。首先根据各分支机构的历史业务数据，分析寻找其业务发展规律，在不考虑其他三个方面因素影响的前提下，通过回归分析法、本量利分析法、利润敏感性分析法等数学方法，对其业务发展规律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历史业务数据进行测算，查找与实际数据之间的差异，确定其他三项因素对差异的影响，进而确定各项因素所占的权重。在实际预测时，可根据各项因素的权重，对预测数据进行修正，得出诸如日均资产及负债、期末资产负债规模、负债成本及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内部结构、费用总额等业务指标预测值，并以贷款利润率和存款利润率等指标进行校证，最后以此作为下达业务指标的依据。
第二，按需分配固定资产规模，规范营业用房的租赁和装修管理。采取总行下达固定资产比率的指令性指标的管理模式，分支机构在比例内按需使用，固定资产比率可根据各分行机构数量、业务发展规模，以及盈利能力等因素综合考虑下达，改变单纯以业务规模匹配固定资产规模额度的方式。
第三，有关固定费用指标（如营业用房租赁费和装修费）可采取指导性指标的管理方式。分支机构通过当期和远期的财务预测分析，结合当地同业市场水平、消费水平及分行当年和未来前景分析，在保证完成当年或未来利润计划的前提下，允许租赁费和装修费用的使用根据财务预测情况进行。总行通过事前督导、事后考评的手段，对分行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预测分析，可采取等额扣除利润等方式来监督和处罚。
第四，专项费用指标的控制采取和业务规模相挂钩的办法。专项费用的管理可按照“纵向管理、比例控制”的原则，根据分支机构历年使用情况和历年规模增长情况，测算该分支机构历年业务规模增长和专项费用增长之间的关系，即规模费用率，以最低标准下达，超过该比率，采取等额扣除利润等方式来达到节约费用的目的。
第五，运用先进的财务管理手段，完善考核体系。一些商业银行正在推广的“麦肯锡利润报告系统”，为推行激励机制，引导科学考核提供了有力的业务平台。运用回归分析法，设置科学合理的数学模型，可以分析单个产品效益、部门效益、客户效益、单笔资金效益以及员工贡献效益。当前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实践中，考核客户经理的主要指标是业务拓展类指标，实行百分制的考核分配办法。这种考核方法最大的弊端是业务指标中没有一个共同的支点——效益，业务指标和员工薪酬的对应关系不一致，客户经理的综合业绩难以准确体现。我们可以尝试以资产负债指标为考核指标，通过财务预测，运用内部资金转移价格作为调节杠杆，得出客户模拟利润，寻找利润和工资的比例关系，从而客观公正地评定客户经理的业绩。
（三）财务人才管理创新
适应新形势需要，迅速培养一支素质高、重管理、善开拓、公正务实的财务管理队伍。首先要抓好人才准入环节。要根据人民银行对金融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严格选拔那些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实际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才进入到商业银行财务管理队伍中来，严格执行持证上岗制度。此外，还要抓好培训环节和履职考核环节。
商业银行监管范文第7篇
日前，央行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实施办法，为基层央行对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实施监管提供了有效的法规依据。那么，中间业务作为国有商业银行新兴的一项业务，难免有许多不尽成熟的地方，它需要中央银行加强监管、规范与引导，才能确保其健康发展；同时它也是中央银行监管面对的新工作，有待中央银行认真研究和改进。
一、加强中间业务监管是金融业发展的必然
在国际金融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趋势下，既要增加效益又要规避风险，大力拓展中间业务是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商业银行只有开辟新的业务领域，扩大中间业务市场，才能把握市场竞争先机，占据市场制高点。
1、中间业务是未来商业银行发展主流。我国已经加入WTO，在国际间银行业竞争日渐加剧的情形下，世界各商业银行新业务层出不穷，中间业务有了迅猛的发展。从国外商业银行来看，中间业务收入占其总收入的40％以上。近年来，我国各商业银行对中间业务的发展也非常重视，中间业务从量上、质上都有较大的发展，中间业务作为新的效益增长点，越来越受到国内商业银行青睐，逐渐成为各商业银行竞争的焦点。从国内国外银行竞争来看，中间业务将成为未来商业银行发展主流，因此，为建立一个有序竞争的市场，作为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强监管。
2、中间业务并非“零风险”。
虽然中间业务是一项低成本、低风险、高效益的业务，但它的风险并非等于零，中间业务可能产生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等，特别是形成或有资产、或有负债的中间业务，以及与证券、保险业务相关的部分中间业务，相对于其他中间业务来说，它的风险就较大了。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在开展中间业务时注意风险控制，尤其要加强对或有资产、或有负债的控制，防范风险。因此，为降低中间业务的风险，要防止不顾成本，一哄而上，盲目追求扩大中间业务规模的现象，作为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管。
3、实现金融监管目标要求央行加强对中间业务监管。从目前来看，我国金融监管目标主要是保护存款人利益，建立有效、竞争的银行体系，创建金融安全区。银行在当前存贷利差越来越低的前提下，中间业务就成了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虽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能有效降低和分散风险，但不是毫无风险。如信用卡透支、篡改IC卡数据信息、窃取网络资金等，都是潜在风险。为了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持公众对一个安全、完善和稳定的银行体系的信心，创建金融安全区，因此需要监管部门加强对中间业务的严格监管。
4、中间业务监管国际化需要央行作出决择。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国内银行业的发展将遇到激烈的竞争，金融市场的安全将遇到严峻的挑战。东南亚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启示表明，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过程中，没有真正做好迎接这种开放的政策、法制准备，导致本国金融市场一旦放开，由于宏观经济、金融调控能力不足、内部监管不力等原因，使得本国经济发展不能适应快速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将严重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号称“金融百货公司”的国外商业银行进入中国后，对我国中间业务的争夺将是首选目标。相对于我国央行来说，为提高自身监管水平，以适应未来国际银行业在我国中间业务市场上激烈竞争的监管，维护市场的繁荣稳定、有序竞争，必须加强监管。
二、加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监管的思考
商业银行开展中间业务具有潜在的风险，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既能使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得到长足发展，又能保证其健康运作和规避风险呢?笔者认为应从八个方面加强对中间业务的监管：
1、严控中间业务市场准入关，稳妥谨慎开放中间业务市场。由于商业银行中间业务风险“非零性”的特性，央行应严控中间业务市场准入关。即金融监管当局要根据市场发展变化以及客户的需求，做好有关中间业务审批或备案工作，推动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开展。首先，央行应严格审查拟开办业务品种的风险特征和防范措施、成本和收益预测、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配备情况、业务支持系统、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等资料的完整性；其次，央行再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金融业发展状况、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及自身监管能力来确定是否允许商业银行拟开办的业务品种。央行监管工作提前介入，通过严格的市场准入关，把中间业务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不把风险带入市场。
稳妥谨慎开放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市场，可以起到在国外商业银行资本冲击下构筑“防洪堤坝”的作用。在目前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下，草率开放我国目前尚不成熟的中间业务市场，显然不可取。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市场的开放应该是一个渐进、稳妥的过程，应该在国内金融体制改革较为完善，金融体系逐渐健全，证券市场运作规范，法规制度建设齐备，国际金融环境稳定，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增强等条件下进行。
2、建立科学合理的中间业务风险监管体系。首先，对中间业务的风险监管实行“分类指导”的原则，根据商业银行开办中间业务的风险和复杂程度，分类制定不同的风险系数和费率系数。如：加强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资本充足率的管制，根据对象、内容的不同，制定相应的资本充足率，以规避其可能带来的业务风险。其次，要根据审慎原则，加强对中间业务的风险监测和控制，从市场特点和产品特点出发，适时调整有关风险系数，做到动态监管风险，改善金融监管方法，提高金融监管水平。第三，建立有效的监控、预警制度，通过先进的电子化手段，建立可靠的预警体系，提高金融预测及化解风险的能力。第四，随着中间业务广泛深入的开展，商业银行逐步向证券、保险等多种业务渗透，这就要求我们实行监管体系的改革，以适应监管国际化的需要。
3、督促商业银行加强自身管理。首先，各商业银行建立统一规范的核算体制，完善各商业银行会计核算科目，保证中间业务核算的真实和完整。其次，建立中间业务初级核算系统，充分发挥财务管理作用。即在基层商业银行实行统一的大业务核算的同时，建立单独的中间业务核算系统，保证中间业务核算的真实性，还中间业务的“山真面目”。财务管理部门应根据对风险的预测，提前作出安排，消除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这样，有利于基层商业银行了解自身经营状况，分清各项业务的效益性，及时把握发展方向；有利于基层央行加强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监管的操作性。第三，督促商业银行健全内部经营机制，各商业银行可考虑改变传统业务部门的职能，新成立一个综合业务部门来统一筹划、协调发展、规范管理各项中间业务。第四，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内部控制，保证制度落到实处，确保中间业务得到有效管理和规范发展。第五，加强对客户的信用调查和信用评估，加强信用管理，在央行确定的分类指导费率范围内，商业银行费率要与客户的信用等级和业务风险系统相联系，避免企业经营风险的转嫁，降低信用风险，增加经营效益。
4、健全监管机构，落实监管人员，加强对监管人员的培训。首先，明确中间业务的监督管理部门，对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进行统一的、日常的、现场和非现场的监管和协调，使央行对中间业务管理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并抓好实施，搞好落实，使我国中间业务具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其次，明确专门的监管人员，实行“人盯机构、人盯业务”、“谁审批、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把中间业务的监管纳入监管目标责任制，充分调动各级监管人员的主观能动性，防化金融风险。第三，针对目前基层监管人员对中间业务监管不适应的现状，建议上级央行注意培养一批具备管理、金融、法律、财税、工程、计算机等专业知识的人才，逐步建立起一支能够有效降低中间业务风险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同时，应从目前着手，培养高层次、综合性监管人才，从而适应未来外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监管的需要；
5、建立非现场和现场监管操作程序。首先，要求商业银行定时向央行报送中间业务报表，及时报告中间业务的交易情况，增强中间业务的透明度，央行根据商业银行报来的有关报表，进行相关风险指标的考核分析，按“分类指导”原则，针对不同的中间业务，根据其报表反映风险程度的大小，制订相应的监管措施，通过有效的非现场监管避免或减少中间业务产生的副作用。其次，建立现场检查操作规程，加大处罚力度，对不公平竞争，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商业银行进行严厉查处。
6、建立中间业务二种监管制度，改进央行监管方式，完善“四位一体”监管机制。为维护中间业务市场公平有序竞争，完善“四位一体”监管机制。首先，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商业银行必须建立自律运行机制，以自我约束、自我调节，并有一整套行业内部的规章制度，来明确本行业的指导思想与原则，以维护本行业的市场中介活动中的正常秩序。另外，金融机构之间的中间业务竞争要贯彻公平的原则，不得以任何不正当手段招揽客户或垄断经营，而应以自身的信誉、业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去争取客户，实现优胜劣汰的良性运行局面。其次，央行应建立中间业务三方人员的联系制度，即监管方央行应加强与提供方商业银行和享受方第三人的联系，在充分保护商业银行和享受中间业务服务者的合法利益条件下，加强三方人员的沟通和协商，杜绝恶性竞争、垄断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建立一个繁荣、公平、有序竞争的中间业务市场。第三，加大央行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窗口指导”和“道义劝说”的力度，为中间业务的创新提供必要的环境和政策导向。“”版权所有
7、建立完备的中间业务监管法规，增强可操作性。随着金融创新活动的增加，使得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区分日益模糊，业务交叉逐步增多，这就对金融监管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保证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平稳发展，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中间业务法规．如：《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等，增强基层央行监管的可操作性，加大现行分业监管的协调力度，统一有关政策法规要求，促进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共同发展，充分发挥金融业的整体功能，完善金融监管政策，保证金融业稳健运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商业银行监管范文第8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 表外业务 风险监管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国际金融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商业银行维系的传统存贷利差盈利的模式已被冲破，其金融业务系统中的表外业务得到了飞速发展。西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收入占银行总收入的比重增加较快，表外业务已与资产、负债业务并列成为商业银行的第三大支柱。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尚处起步阶段,由于表外业务的特殊性，加之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还不够完善与健全，监管手段缺少刚性要求显得比较乏力，因此，容易出现不公平竞争和诸多风险。因此，加强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监管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商业银行发展表外业务的必要性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所给出的标准，银行表外业务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表外业务是指虽然未列入银行资产负债表，但仍然与表内所标明的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并在一定条件的约束下，有可能转化为表内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的金融经营活动，也被称为或有资产业务、或有负债业务。广义的表外业务既包括狭义的表外业务，又包括资金结算、信托、业务咨询等低风险的相关经营活动。所以广义概念的表外业务一般不在资产负债表内反映，但是指商业银行从事的所有的业务。
随着国内信息技术和金融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金融管理政策的变化，银行业对自身业务范国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将重点金融业务放在表外业务上，由此带来银行的盈利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收入在营业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已成为银行资金收入来源的一个重要法码。国际上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银行的表外业务收入更高，一般占到银行50%以上的收入。实际上衡量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表外业务经营的数量值的大小，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有利于优化商业银行资源配置结构、拓宽资金业务领域；有利于创新商业银行利润增长点，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有利于增加银行资产流动性与可控性，有效地降低或避免商业银行投资；有利于扩展客户数量，提升商业银行的金融市场竞争能力。
二、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发展现状
商业银行传统存贷款利差的逐步减少的趋势，使得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等现代高新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的扩大，给予商业银行在结算工具、结算程序、结算方式和结算速度方面得到跨越式的提升。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从数量与质量两方面有了新的提高。然而，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障碍，如：商业银行创新表外业务产品的设计能力偏低。相当一部分表外业务的支付结算方式、银行卡发行或类业务基本上是应用传统的运行手段。相反，当前国际上许多跨国银行不断创新金融产品，迅速以智能与科技相结合，开拓投融资咨询管理、基金托管、金融衍生工具类业务。这方面我国商业银行应用与发展有待提高。国内商业银行所开设的表外业务未能成为银行资金收入的重要资源。显露为表外业务所占的资金份额相对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左10%-20%之间，与国际银行表外业务达到50%以上的水平相距甚远。国内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发展呈不均衡态势。国内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国内不同银行、不同地区银行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见表1）。
数据来源：由我国四大商业银行2006-2010年年报整理而来。
三、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监管存在的问题
1、表外业务风险监管成本问题
表外业务在给商业银行带来可观收益的同时也产生一定的风险系数。目前我国信贷规模与领域实行严格控制，由此部分金融机构纷纷利用大幅开发理财产品提高资金收益，促使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迅速呈现分极化的发展趋势，尤其在票据融资业务项目中表现突出。商业银行在表内贷款总体受到限制的状况下，加大表外银票资产的拓展力度是商业银行采取的普遍做法，得到的是存款规模大幅扩大。由于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监管要求相对较弱，导致商业银行表外业务是为了减少或规避监管成本而存在。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监管成本问题是普遍关注的热点，如果一味地强调减低表外业务风险监管成本，将会给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监管、发展和创新带来一系列的挑战。
2、表外业务风险监管立法问题
目前，我国对金融业安全问题高度重视，一般沿袭传统行政管理的方式，现行商业银行相关法规与制度较为完善，如存贷业务、支付结算类业务方面，以2001年颁发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为主，相关金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都可涉及。然而，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规范性文件体系中，独立地、专门地针对银行表外业务的法律与法规较少，其中很多内容都是原则上规定，侧重于某一管理方向的宏观要求，而在银行表外业务实践中监管的可操作性不强，没有统一的、完善的规范化监管标准，这样客观上无法对表外业务的实施有效的指导和规范。
3、表外业务立法与国际接轨问题
我国现行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立法主要是针对国内金融业发展现状下制定的，对解决我国国内金融监管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从2007年起，新会计准则由上市银行开始执行，对其他商业银行的要求也较高。国内颁发的新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AS/IFRS）和国际会计准则相似，国内商业银行可以加以借鉴。但目前国内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立法与国际接轨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在监管内容与方式上，监管手段与工具上，不能完全符合国际标准。因此，国内商业银行拓展国际表外业务时，许多国家按照国际惯例进行交往时，往往存在一定的不适应与障碍，无法融入国际金融业发展的大环境。
四、加强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监管的建议
1、规范市场准入标准
由于表外业务的类别较多，复杂性较高，所以在对其设定市场准入时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建立不同的标准。对于无风险的业务，如、咨询、支付结算等业务不应设置复杂的附加条件，只需要加以备案登记就可以允许其进入市场。另对风险较高、操作程序较为复杂的资金融通、担保承兑等业务，可以设立不同的风险评判等级，再向相关机构进行申请，得到审批之后进入市场。对于衍生产品这类形式复杂风险隐藏性较强的业务，可以严格按照《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设立准入程序，由高级别的监管机构进行审批，保证准入门槛能有效地对银行表外业务风险进行控制。
2、强化资本充足率的监管
为了缩小与国际标准的差距，我国必须加强对资本充足率的管制。首先，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应当包括操作风险，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机制不是十分完善，因此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事实上都隐藏于操作环节而有可能导致银行承担大量的风险并遭受损失。所以操作风险理所应当地该纳入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范围之内。《新巴塞尔协议》初步确定操作风险的单独资本要求是20%，笔者认为这一比例有些偏高，超出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承受能力，因此我国在操作比例的具体比例上可以适当放宽。其次，适当借鉴他国做法，分类管理不同的表外业务。由于表外业务的种类和范围均有所不同，因此在对其监管也必须加以区别，以不同的标准和机制去制约表外业务可能产生的风险。
3、改善表外业务信息披露
《商业银行法》第61条和62条中规定商业银行应定期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及其他财务报表的资料。这是规范商业银行向监管主体的信息披露义务，并不是向公众进行信息披露。巴塞尔资本协议写入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要求银行每年对财务变动等重大事件至少披露一次，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提高银行操作的透明度，遏制腐败和集团犯罪的发生。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从信息披露的标准、内容和时间等方面对表外业务信息披露加以规范。除了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强制信息披露以外，商业银行对表外业务也应自愿进行信息披露。这样做增强了表外业务的透明度，更易于监督和风险防范；同时信息批露可以帮助企业树立形象，有利于社会对其综合经营实力的客观评价，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可，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只有银行定期资本水平和风险状况方面的准确信息，市场参与者才能准确判断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4、开展银行内部风险评级
根据巴塞尔银行委员会的要求，金融自由化背景下为了使商业银行具有更高的自主性，以前的直接监管都逐渐演化为间接监管，但是为了达到监管的目标，银行在权限得到自主的前提下必须建立自身内部风险评级，主动的预防和控制表外业务可能带来的风险。银行内部风险评级可通过自评互评聘请金融专家实施评估。
5、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结合
为了提高监管当局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应当完善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程序，增加监管的频率和实效。还要以事前监控为主要监管模式，而非现在的事后监管模式，只有平时对资本充足率进行适时持续的监管才能有效地对风险进行遏制，所以为了保证控制风险，资本充足率监管应当包含以上所说内容，才能真正起到监管支柱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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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监管范文第9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 表外业务 外汇融资 思考
一、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外汇融资现状及原因分析
商业银行表外融资业务,是指商业银行按照通行的会计准则,不列入资产负债表内,不影响其资产负债总额,但能影响商业银行当期损益的对外融资活动。正是表外融资业务所具备的这一特殊属性,自2009年以来,包括工、农、中、建在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表外外汇融资业务,无论在数量、规模还是业务范围上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融资产品看,表外融资业务已由远期信用证、海外代付等常规性产品,不断扩展到协议付款、融资性保函(内保外贷)、期限结构搭配组合性融资产品、离岸融资产品等等方面,融资产品向多品种,深层次领域延伸;从发展规模和速度看,据有关资料显示,2009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表外融资收益比重平均在20%左右,比2008年增长了80%以上。以湖南省调查情况为例,2009年湖南省工、农、中、建等9家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外汇融资发生额14亿美元,其中海外代付7亿美元,远期信用证2亿美元,融资性保函5亿美元。而2010年上半年的融资额已在整体上超过2009年全年对外融资额。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外汇融资较快发展的主要原因:
1、境内外汇流动性趋紧
2009年以来,受人民币升值加剧预期、本外币利差等诸多因素影响,企业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意愿趋强,倒逼银行外汇流动性普遍趋紧。以湖南省为例,2010年9月末,全省金融机构外币存贷比高达212%。一方面,受世界经济触底复苏影响,全省进出口企业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订单逐步增多,企业贷款需求趋旺;另一方面,为实现套利,企业往往利用外汇贷款(含外汇贸易融资)推迟对外付汇,致使中资银行自有外汇头寸以及依靠总行拆借的外币资金已无法满足国际结算和贸易融资企业日渐增长的外汇融资需求。为缓解外汇资金压力,商业银行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外汇资金供应渠道,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外汇融资产品如海外代付、协议付款、融资性保函等等便应运而生并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
2、境内外融资成本差异
在当前人民币加速升值,国内外汇贷款大幅增加,外汇存款显著下降的背景下,境内外汇融资价格也变得水涨船高,在美元不断降息的现实情况下,与境外形成倒挂。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境内三个月的外汇融资价格为同期限的LIBOR+400BP左右,而境外则只有同期限的LIBOR+150BP左右。因此,商业银行通过续做表外外汇融资置换外汇贷款,不仅可以为客户节约融资成本,满足客户的价格需求,节约贷款利息支出,同时还可为商业银行自身在不动用自有资金的前提下,通过锁定企业人民币存单质押,获得利差和汇差收入。
3、短期外债政策调整助推
2009年国家对短期外债政策的调整,明确规定90天以内对外融资业务不再占用代付申请行的短期外债额度。因此,也就意味着90天以内的表外业务对外融资规模可无限放大。以湖南省调查情况为例,自2009年以来,全省各商业银行都重点开展了90天以内的对外融资业务,也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2010年前三季度,湖南省9家商业银行开立远期信用证近7亿美元,其中期限90天以内融资业务占比为65%;海外代付融资额9亿美元,其中期限90天以下融资业务占比为88%。
二、表外外汇融资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
从目前商业银行表外外汇融资内部管理政策看,各家银行总行为控制风险均建立了表外融资业务内控制度,对银行表外融资业务实行严格的基本准入、授信管理等政策,基本确保了表外外汇融资业务的真实性,没有出现明显的风险隐患。以湖南省为例,9家商业银行目前表外业务外汇融资中所有已到期融资均已履约,无逾期现象发生。但从宏观调控监管角度出发,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和监控,银行如过度大量拓展表外外汇融资业务,必将会加大我国外汇净流入压力,最终影响到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毕竟表外业务灵活性大,透明度差的显著特点,一旦风险变为现实,必将严重破坏我国稳定的金融环境。
1、加大国际收支不平衡风险
从当前商业银行贸易融资产品发展看,主要是围绕加快企业出口收汇和延期付汇而设计。就进口付汇而言,按照惯例,因贸易融资而延长付汇期限,周期基本可达三个月之久,即银行表外外汇融资会将企业的即期购付汇转变为远期购付汇,造成即期银行售汇量锐减,从而扩大银行结售汇顺差。而这种负有足额支付义务的延期付汇,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排除具有短期性、投机性、逐利性的特点,一旦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发生逆转,企业可能会通过各种途径抽逃资本,扰乱境内外汇市场秩序以及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以湖南省为例,2008年至2009年上半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湖南省2009年外汇收支顺差13亿美元,同比下降了76.59%。但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跨境资金流入压力重新增大,2010年9月末,全省外汇收支顺差达到了2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8倍,其中表外外汇融资额占全省外汇收支额40%左右。由于商业银行表外外汇融资会导致境内人民币债务转变为境外外币债务,这样一方面推迟了外汇流出速度,另一方面又因为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进一步助长外汇净流入压力。在当前境内资本净流入压力不断加大的现实背景下,商业银行表外外汇融资业务的较快发展,无疑又成为了境外资本净流入的加速器。
2、削弱宏观调控政策效应
由于商业银行表外外汇融资更多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汇率预期和资金来源等外生变量影响,其灵活性大,透明度差的显著特点,致使表外外汇融资长期游离于本国货币政策调控范围之外,金融监管部门难以有效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和监测,当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剧以及境内出现正向利差时,进出口企业一般会在出口收汇时立即结汇,在进口付汇时则会通过银行表外外汇融资延期购汇或替代购汇,短期内增加人民币货币投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央行对冲外汇占款的努力,弱化央行货币政策效果。以湖南省为例,在当前国家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力度作用下,钢铁等资源性、高能耗行业已成为商业银行调控的重点对象。2010年3月起湖南省某两家钢铁企业已分别被当地商业银行排除出了信贷支持或压缩限入名单,取消其利率优惠,授信额度减少了1亿元。然而该两家企业2010年前三季度通过采用海外代付、海外协议付款等表外外汇融资方式却仍然获得了大量资金,新增境外融资已达1.1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8亿多元,其融资规模不降反升。
3、“隐性外债”增加银行偿债风险
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国家对商业银行90天以上短期外债实行严格的外债指标管理,而90天以内对外融资业务并不纳入短期外债指标范畴,因此,商业银行和企业在现行外汇管理制度下可以轻易地通过表外融资业务从境外获取90天以内的外汇资金而又不占用银行的短期外债额度,大大增加了隐性短期外债规模,带来一定的偿付风险。2010年初国家虽然下发文件,对2010年度境内机构短期外债余额在2009年基础上调减15%,但根据有关资料显示,2010年1-5月份,商业银行各项常规表外外汇融资同比仍大幅上升90%,且大多数是通过人民币质押方式办理,期限多为90天以内。由于这种90天以内的对外融资,实质上仍是一种变相的借用外债,尽管表外外汇融资所形成的贷款已转出银行资产负债表,但银行依然承担贷后管理,到期收回等实质上的法律责任和风险,而这种由表外外汇融资所产生的带有隐性外债性质的90天以内境外融资,一旦国际金融市场和境内融资企业风险高度集聚,银行规避风险能力将会急剧削弱。
4、滞后国际收支申报时效
在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劲的背景下,企业基于对自身经营成本及利润的考虑,希望通过贸易融资延后付汇时间,而商业银行通过表外外汇融资业务操作,则可帮助企业获得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汇差收益。因此,海外代付、远期信用证等已成为银行、企业目前普遍采用的融资产品之一。然而,由于海外代付、远期信用证等表外融资在进行国际收支申报时,一般是在企业正式对外付汇和归还海外代付时才办理申报,无形中将货到付汇申报时间延后了数月,从而滞后了国际收支数据的及时体现,造成一定时间内国际收支申报数据与海关数据的差异,可能出现国际收支顺差短期内增加过快的不真实情况。
三、完善表外外汇融资业务政策思考
1、健全表外业务融资管理法律法规
目前在表外融资业务发展过程中,我国商业银行始终存在法律、法规滞后于业务发展的情况。由于监管手段的匮乏,致使金融监管部门难以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商业银行表外外汇融资的现有规模和发展情况,已经成为对商业银行表外外汇融资业务实施有效监管的瓶颈。因此,建立健全表外外汇融资业务的有效监管制度迫在眉睫。首先应考虑借鉴国际上相关的管理经验,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表外外汇融资具体管理法规,如表外业务的准确定义、服务标准、操作规程等等。其次建立表外外汇融资管理机制,将国际收支影响较大的表外外汇融资纳入信贷额度管理范畴,使之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外汇收支情况。第三,建立银行表外外汇融资等衍生产品的备案制度。在人民币币值单边上扬的情况下,一些人民币质押加远期售汇的融资产品存在着一定的无风险套利空间,不排除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企业涉足此类产品。因此,可考虑在商业银行推出新的表外外汇融资工具之前,应由金融监管部门对其市场功能进行详细评估,界定表外业务范围等等,将表外外汇融资的发展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2、加强对表外外汇融资的监测与披露
一方面,应建立统一的表外外汇融资风险衡量标准和风险监测体系。借此体系,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对不同商业银行的各种表外融资业务风险进行量化比较,同时准确掌握其规模、期限结构和行业结构的变化特点,将表外外汇融资业务纳入金融宏观调控的范围予以监测。另一方面,应完善表外业务信息披露方法。首先,应加快商业银行表外外汇融资信息披露制度化建设工作,规范表外业务信息的披露范围、内容、原则及标准。其次,处理好监管性信息披露与非监管性信息披露的关系,在保证银行经营安全的同时尽量增强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满足信息使用者的要求。第三,强化信息披露真实性要求。对银行表外外汇融资披露中存在重大虚假事件的当事人制定严格的惩罚制度,适当之时可考虑引进社会权威信用中介机构,对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加以审计,以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3、强化银行短债指标政策管理
现行国家对商业银行短债指标管理主要为90天(含)以上的表外外汇融资,而对于90天以下的表外外汇融资产品则并未纳入规模控制范围,这实际上是释放了商业银行的部分短债指标,银行可以很方便地通过办理90天以下的海外代付、远期信用证、融资性保函等表外外汇融资来规避短债指标的规模控制。因此从套利的角度看,银行选择90天以下表外融资产品以规避短期外债指标管理的手段将更为强劲,并可能直接削弱我国外债管理政策的执行效果。建议参照90天以上银行外债规模管理的做法,对商业银行表外融资不区分期限,全口径纳入外债统计口径。同时参考银行资本金充足率,区别一年期以下、90天以上一年以内, 90天以下等不同时间段,建立多层级短债指标管理体系,按照风险级别对不同层级的短债设定不同的指标上限并实施有效监管。
4、规范表外融资国际收支申报时效措施
商业银行监管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
一、引言
商业银行的安全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息息相关。目前全球商业银行监管的基本准则是《巴塞尔资本协议》，其中资本监管是三大支柱之首。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许多商业银行失去偿债能力，也引发了大家对资本监管的质疑和思考。
尽管我国商业银行受冲击较小，但我国监管部门和银行也开始重视银行抵抗系统风险的能力，在金融危机后我国开始了一系列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改革措施。然而，由于我国商业银行改制管理框架不完整、理念不清晰、操作难度大，导致《巴塞尔协议》的应用属于形式主义，没有提高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也没有促进银行的良性发展。有鉴于此，本文将对《巴塞尔协议》中有关资本充足率管理的内容和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我国资本监管制度中需要关注的问题，为中国商业银行改善资本充足率管理，完善资本补充机制提供一些参考。
二、国际监管标准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现状
（一）国际资本监管标准
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管理层会议通过了加强银行体系资本要求的改革方案，即《巴塞尔协议Ⅲ》。并于2010年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G20峰会上批准《巴塞尔协议Ⅲ》。
《巴塞尔协议Ⅲ》关于资本监管的主要规定有：
（1）最低资本充足率
在最低资本充足率方面，《巴塞尔协议Ⅲ》要求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由原来的4%提高到6%，而普通股最低要求也须由原来的2%提高到4.5%。但一级资本加二级资本仍保持原来的8%不变，同时对于一些不在符合一级资本金要求的金融工具将从2013年开始以每年10%的速度退出。
（2）建立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缓冲
“资本留存缓冲”全部由扣除递延税项及其他项目后的普通股权益组成，最低标准为2.5%。这意味着银行在满足普通股4.5%、一级资本6%、一级和二级资本8%最低要求的基础上，还要再预留2.5%的普通股作为资本留存缓冲。
逆周期资本缓冲则是资本留存缓冲的另外一个方面，目的在于防备系统性风险。资本要求设定为0-2.5%，各国可以视不同情况自行确定。
（3）引入新的流动性指标
《巴塞尔协议Ⅲ》建立了两个新的指标来更准确地衡量流动性风险，一个是流动性覆盖率，另一个是净稳定资金比率。前者是用来衡量商业银行短期流动性风险的承受能力，后者则是通过银行在长时间内可使用的稳定的资金来源对商业银行资产业务发展的支持能力，来衡量在较长期限里商业银行抵御流动性风险的能力。这两者的结合可以更为有效地评价商业银行总体的流动性风险承受能力。
（4）用杠杆率加以补充
杠杆率是指银行一级资本占其表内资产、表外风险敞口和衍生品总风险暴露的比率。《巴塞尔协议Ⅲ》引入这一指标作为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补充，要求各个成员国对3%的一级杠杆率进行同一时期内的平行测试，以便更好地防范风险。
从《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不难看出，它希望通过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来提高银行对金融危机的应变能力，同时为达到这一目的也提出了新的方法，比如说对表外业务资本的新要求等等。《巴塞尔协议Ⅲ》由2013年起开始执行，协议要求全球各商业银行5年内必须达到最低一级资本比率要求，对缓冲资本的落实则较为宽松一些。
（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现状
中国银监会经过两年左右的时间的酝酿，于2011年8月15日正式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其中将银行资本监管划分为四个层次，包括最低资本要求、逆周期资本要求、储备资本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以及第二支柱资本要求，从而构成了我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银行业资本监管的新框架。
这一新的框架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相关要求具体包括：监管资本从原来的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这两个分类修改为三个，即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以及二级资本。同时对这三级资本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为，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5%；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6%；总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可以看出，银监会对我国银行业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要求高于《巴塞尔协议Ⅲ》4.5%的水平，而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总资本充足率与《巴塞尔协议Ⅲ》保持一致。
关于逆周期资本监管方面，中国银监会《巴塞尔协议Ⅲ》的相关要求基本一致，银监会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中规定我国的商业银行必须计提0-2.5%的逆周期监管资本来防止银行信贷过快增长引发的风险。
我国银监会对于杠杆比率、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例的要求分别是：杠杆比率要求为4%，比《巴塞尔协议Ⅲ》中规定的3%的要求高出一个1个百分点。而对于净稳定融资比率和流动性覆盖比率我国要求均不得低于100%，这与《巴塞尔协议Ⅲ》中的要求基本一致。这一监管标准我国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应从2012年1月1日开始实施，系统重要性银行需要在2013年底前达标，非系统性重要银行则要在2018年底前达标。
与《巴塞尔协议Ⅲ》不同的是，我国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贷款拨备率和拨备覆盖率也提出了相应的指标要求：贷款拨备率也即贷款损失准备占贷款余额的比例须不低于2.5%。这一指标的意义在于，商业银行只要发放贷款就必须计提损失准备，从而可以对银行贷款规模进行直接约束。而拨备覆盖率也就是贷款损失准备占不良贷款额的比例不低于150%。
目前，中国银行监管部门所设定的监管要求已经基本覆盖《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根据2010年银行半年报数据，我国的大中型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超过了10%，核心资本充足率也高达8%以上，都已超过《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
在我国14家上市银行中，有9家已经满足了《巴塞尔协议Ⅲ》关于资本充足率的最终要求；有3家银行达到了有关普通股占风险权重资产达3.5%的要求。我国上市银行之所以拥有良好的资本状况主要是因为我国长期的高利差环境所致。
但是，长期来看，由于资本消耗型的模式和未来高利差环境的改变，这都极有可能将对我国银行业的利润造成不可估计的影响。此外，银行业务高度的同质性也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资本监管改革的影响不可小觑。
三、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资本充足率的指标设定过于严格
《巴塞尔协议Ⅲ》的相关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金融危机后针对欧美国家的实际情况而设定的框架和标准，但是我国的银行业发展还没有与欧美的商业银行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因此《巴塞尔协议Ⅲ》也并不一定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根据2011年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我国对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明显要高于《巴塞尔协议Ⅲ》中规定的指标，这说明我国的监管指标设定的过于严格，这有可能会导致商业银行采取一些措施来规避资本监管，从而导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并且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资本充足率高不代表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资本充足率代表的是银行在抵御风险的过程中所拥有的资本储备。
（二）资本金缺口依然较大
我国虽然采用各种方式补充商业银行资本金，但我国银行资本金缺口依然较为庞大。根据银监会于2011年《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对资本监管的要求显著强化，9%的资本下限将使得银行业整体面临巨大的资本金缺口。
（三）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对银行业实行机构性监管，重心放在市场准入等的审批管理上，而没有对银行的资本、经营风险进行严密地监控和防范。监管方式和手段滞后于市场发展，缺乏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有力的处罚措施，使得资本监管流于形式，缺乏约束力，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监管效果。从外部环境来看，我国金融监管立法欠缺，使得银行监管随意性大，主观性强。此外，我国监管当局缺乏资本监管的经验，使得监管水平低下，这也影响到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效果。
（四）缺乏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条件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虽然有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内部模型等比较先进的国际风险管理理念和方法，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缺乏数据整理、人员培训等相应的基础条件和管理水平去满足操作风险的相关需求，所以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条件尚未成熟。又因为国内各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高低不齐，要实施新资本协议难度较大。
四、完善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的对策研究
（一）实行新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
《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核心资本和普通股权限的要求有了较大幅度提升，而商业银行核心监管工具仍然是资本要求。因此我国的监管部门可以通过新的资本监管制度来达到这一最低资本的要求，主要是需要考虑对于资本充足率指标的设定是否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以便抵御银行的潜在风险。
（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商业银行资本金补充制度
1.提高资本水平
首先可以通过增加核心资本的方式来提高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增加核心资本的方式主要有政府财政注资、银行上市或者引入国内国外战略投资者等，但最重要的方式应该是增加银行的自身积累，通过银行的盈利来转增核心资本。其次可以通过增加附属资本的方式来提高商业银行资本水平，主要的方法有完善呆账准备金制度和发行长期次级债券。
2.降低风险资产
商业银行要降低其风险资产一般有两种主要途径：调整商业银行资产的风险结构和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在调整资产的风险结构时，主要通过调整流动资产和信贷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来实现。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则必须要在遵循我国具体国情和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现状的基础上进行。
另外，我国也可以通过适时引进战略投资者来补充资本，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
（三）完善资本充足率监管配套保障制度
1.完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和银行会计制度
在对商业银行进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过程中，首先要保证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强化对其进行的相关检查。其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进一步完善各项要求，将各项标准进行细化规定，制定出相应的行为指引。最后，要加强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执法力度，加大惩罚力度。另外，我国商业银行的会计制度应与国际标准相统一。在处理银行风险管理制度与程序、资本构成与资本充足率相关信息时要注意准确核算，对于涉及金融稳定方面的重大信息要做到适度披露、准确掌握。
2.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和内部稽核制度
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首先应在法律中予以规定，依靠立法来推进。此外，依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银行应具备一套评估自身资本充足率的完善内部程序，而其中的内部稽核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此，我们首先应加强与内部稽核相关的立法工作，提升稽核部门在商业银行中的地位。
3.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现阶段条件下，我国应充分借鉴世界先进国家在存款保险制度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联系我国国情，循序渐进地推进存款保险制度。
4.建立内外部信用评级制度
我国银行监管机构首先应尝试指导、帮助各个商业银行建立起有效的内部评级体系，可监督商业银行收集贷款人或者其他债务项目的必要信息，建立内部数据信息库，为后期采用定量分析法来管理信用风险做好准备。
（四）转变银行业务模式
我国商业银行现在的业务经营模式还都处在资本消耗型这一模式上，但是伴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这必将会给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润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因此我国必须转变目前这种经营模式，向业务多元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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