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法范文
时间：2023-03-21 00:03:46
商业银行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法 商法属性 经济法属性 属性演变
从法律部门的划分反思《商业银行法》的属性
法哲学上的自然法观和实证法的反思，道德目的论和工具论的评述，社会控制层面的分析，有助于理论内涵的深化和价值理念的提升。对西方哲学和法哲学进行一次二元性的析理，得出法律乃至世界的本源无非是应然和实然的问题，从古希腊至今的哲学或法哲学流派均不外于此。“既在自然世界旁边还存在一个应然世界，相应地有一个规范实然世界的实在法和一个规范应然世界的自然法。法律科学是强调实践的科学，然经验是以体现在社会事实中得到实现的。正义就是通过‘集体经验在直觉上认识出来的’”。①
法律部门的划分，是以现行部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和调整方法作为根据的。一个部门法的属性划分，可能会因为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内容的变迁而嬗变，调整方法也会因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而有所异，机械地认为某一部法律属于而且是永恒属于某一法律部门是不可取的。同一名称的法可能因为调节内容的变迁或者异化而发生性质的改变，由最初属于某个法律部门而变化为属于另一个法律部门。甚至在不同的国家，同一名称的法律因为其体现的国家意志程度不一样，而有可能属于不同的法律部门。
商业银行是具有经济法属性还是商法属性，要从现行的《银行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来进行判断。过去的《商业银行法》充分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特点，承认其经济法的属性有其必然性。但是《商业银行法》的修改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颁布使商业银行法的属性发生了从经济法到商法的变迁。
《商业银行法》属性嬗变的理论前提：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
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是一定物质条件、制度结构、精神状态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对文化的控制要求，在全社会树立伦理道德和信仰，使得法律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自觉行为和习惯思维。在当前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可以作用于实践的文化体系尚未完全确立之时，法律概念以价值标准来为不健全的制度提供指引。因为法的稳定性要求带来法的滞后性，因此而产生了所谓预想外型漏洞和明显漏洞问题。预想外型漏洞，是指某种事件超出了立法者的预见，因而未有法律规定。其多数属于因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所致。法律调整的社会现实适应就是法律调整内容的变化。由于法律制度和文化背景等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利益平衡方法及标准各不相同。普遍的科学的利益平衡方法及标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利益平衡是作为方法的“平衡”范畴的主要内容。
商法属性契机。
一、商法具有营利性特征。所谓营利，就是为了超出资本的利益并将其分配于投资者。商事活动以营利为其目的。因此，作为调整商人和商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商法也就具有了营利性的特点。商法的营利性并不表现为指导人们如何营利，而是以法律制度规范以营利为动机的商事行为。可以说，商法是保护正当营利性活动的法律。因此商法中的各项具体制度无不体现和满足了商事主体的营利性要求，强调经济效益，要求行为迅捷并以一定方式公开。
二、商法具有较强的技术性。由于商法是对市场经济的直接调整，因此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都与商法规范有直接的联系。一定的市场交易方式和市场交易内容，就有相应的商法规范进行调整。由此决定了商法规范必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技术性，即商法规范中必然包含有大量的技术性规范，并且这些技术性规范并不能简单地凭伦理道德意识就能判断其行为效果。商事法律的这种技术性规范特点，使其与民法偏重于伦理规范的特点有着明显的不同。商法的技术性特点既体现在其组织法上，也体现在其行为法上。
三、商法具有公法化倾向。商法在西方传统法体系中属于商人自治法，是典型的私法。但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社会整体观念的加强，商法逐渐具有了明显的公法性。特别是自20世纪以来，为弥补商人自治的不足，多数国家把公权力引入商法领域实行国家干预政策，传统商法被输入了一些刑法、社会法等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公法规范。商法中的许多规范具有了国家强制性，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四、商法具有国际性特征。从历史渊源来看，早期商法在西欧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时代就具有一定的国际性。17世纪以后，随着各国成文商法典的制定，商法取得了国内法的形式。但各国商法就其内容而言仍具有明显的共同性和相容性。特别是19世纪以后，由于国际贸易和国际商事活动的不断发展，在客观上要求商法国际化，为国际商事行为提供一体遵循的标准。这主要体现为愈来愈多的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组织的出现，并对各国国内商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商业银行法》由经济法向商法的嬗变
修改前我国《商业银行法》的经济法属性阐述。《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颁布以前，中国人民银行身兼两职，既是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代表国家对金融市场进行管理。同时又兼有银行的特点，充当国家金库管理者，并担当起商业银行的银行这一角色，整个的《商业银行法》充斥着“国家意志”因素。修改前的《商业银行法》由于受当时相关观念转变不彻底的影响，显示出浓厚的行政色彩，使得商业银行成为一个“限制行为能力”的市场主体，不能自主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运作，更多的时候沦为国家的调控机器。因此，这时的《商业银行法》更多地体现“国家意志”，商法色彩淡薄，经济法特征显著。
修改后我国《商业银行法》的商法属性分析。
一、央行职能的转变和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的设立――由调控到管理变迁。银监会代替中国人民银行行使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能，必然能够引起诸多的变化。首先，虽然银监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同为国家行政机关，但银监会是作为银行业的专门监督机构存在的，不带有其他的行政管理职能，这就使得银监会同证监会成为类似的机构，这种行政职能的单一性使得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不会像中国人民银行那样强加给商业银行过多的“行政意识”。也使得商业银行有更多的精力投放到营利上，经济法色彩渐淡，商法特征突显。二、从银行法的修改来看商业银行法的商法属性――意思自治的积聚。自从200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商业银行法》进行修改以后，其发生了如下的变化：第一，在业务范围方面，不仅能够发行、兑付、承销政府债券，而且还具备了买卖、买卖外汇的权利，这使得商业银行更进一步地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独立主体。其次，此次修改还取消了商业银行必须对国务院批准项目提供担保的义务，行使抵押权的期限也不再受一年的限制。同业拆借也不再受四个月期限的禁锢，而且根据修改银行法的规定，商业银行对其服务项目收取手续费有了法律的保障。这也充分说明商业银行正在向着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市场主体转化。第三，在监管方面，以监事会取代了联席会议，而且还享有了按照审慎性原则进行经营的权利。不论是监事会还是审慎性原则都为《商业银行法》贴上了商法的标签。因为监事会一直以来就是作为商法主体的公司所具有的一个机构，审慎性原则也表明了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放权。在此原则之下，商业银行将具有更大的自主性，按照市场的规则进行运营，这恰恰是商法主体才具有的特征。
修改后的《商业银行法》充分体现出商法特征。一、自主性。银监会仅对商业银行的依法科学规范运作进行监管，而不再将许许多多的行政意识掺加到商业银行的经营当中。商业银行将按照法律允许的范围与方式，遵循市场运转的规律进行自主经营管理。二、营利性。无论是新修改的《商业银行法》第十五条关于银行服务收取手续费的规定，还是对商业银行进行买卖、买卖外汇和发行、承兑、承销政府证券的放权，都是对商业银行营利性的充分尊重。三、技术性特征。《商业银行法》受该行业特点的影响，较多地体现出技术规范性。例如对资产负债管理比例的规定、资本充足率的规定、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的规定、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比例的规定等，都较明显地体现了《商业银行法》的技术性特征。
结 语
伴随我国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商业银行法》经历了由作为国家调节金融市场的官法（经济法）到平民法（商法）的演变。2003年12月《商业银行法》的修改和2004年2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实施，标志着《商业银行法》真正意义上的商法属性的基本确立，这也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的要求，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
注释
商业银行法范文第2篇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各国金融业开放的要求是原则性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70多个成员国达成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确立了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规则。GATS关于金融服务业的规定旨在消除各国长期存在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贸易壁垒，确立多边的、统一开放的规则。这些规定明确了金融服务业的具体内容和签约方的权利与义务；其中最主要是明确了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原则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具体表现，主要包括：（1）市场原则，要求缔约方开放本国的金融服务业；（2）国民待遇原则，要求缔约方给予金融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同等于国内同业者；（3）最惠国待遇原则；（4）透明度原则，各成员国必需公布有关金融服务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和习惯性做法；（5）逐步自由化原则，这一原则主要是关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特殊待遇和保护条款。GATS（1994）同时明确了“金融服务”的内容，金融服务的内容被概括为16项，囊括了金融领域几乎所有的营利性业务，涉及银行、保险、证券、融资租赁、资产管理、金融中介等业务。
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则，中美经过艰苦谈判，中国承诺金融业将逐步开放。其中关于银行业主要是承诺将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的限制，使外国银行获得充分的市场准入。如：正式加入时，取消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外资银行可以对中资企业和中国居民办理外汇业务；逐步放宽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5年内取消所有地域限制；逐步取消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限制，加入2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向中资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5年内取消包括居民在内的所有客户限制等等。
简言之，在银行业领域，中美协议的核心是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既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办银行业务，同时开放是逐步的，即允许外资银行设立的地域、经营的货币币种、经营的对象是逐步扩大的，有一定时限的。
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
由于体制和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商业银行经营困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我国的商业银行将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巨大的挑战。我国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全社会储蓄、存款、信贷资产总量中占有绝大的比例，开放银行业对其影响首当其冲。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1、人才流失。除关键的业务管理外，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的拓展主要还是依靠本地雇员，所以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在中国市场上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外资银行优厚的工薪待遇和尊重人才的用人环境，将吸引一批优秀的金融人才，并且这种人才的流失也可能带走一部分的客户。2、客户流失。我国的商业银行尚未真正成为金融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尽管其分支机构众多，但它们在服务质量、工作效率、经营能力、技术条件等方面无法与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大银行相竞争，一旦外资银行大量进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将面临着储户流失的严重问题。3、失业增多。中国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体制弊端十分严重，人浮于事，机构臃肿，服务质量低下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如果外资银行大量进入中国，现有四大银行的机构规模会被迫压缩，银行失业人员将会增多。4、缺乏透明。从近几年来看，金融透明度日益降低，而造假数字、虚报情况的现象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尤其严重。四大银行若不提高透明度并强化内部制约监督制度，就可能积聚系统性金融风险。5、业务单一。根据我国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我国的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体制。商业银行不能从事证券、信托和保险业务；我国《商业银行法》将商业银行的业务限定在狭小的传统商业银行业务范围内，并实行业务范围法定的原则，使得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单
一、狭窄。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仍然是国有商业银行基本服务对象的条件下，这些银行的风险实际更加集中和扩大了，因为大量的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低下。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他们的业务投向不会象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那样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将使国有商业银行面临更为被动的局面。
三、适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完善我国商业银行法律制度
运用法律手段保障、促进和规范金融业的运行、推进金融改革，是各国的一贯做法。由于我国的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产比重和业务范围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其成败关系着金融的全局；因此，完善我国的银行法律制度，必须着眼于如何规范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行为，提高其竞争力。
第
一、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化改造创造法律基础。
明确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化的法律地位，允许国有金融机构进行股份化改造，包括向国内非国有部门和境外投资者出售股权；并且应当允许国有银行公开发行股票、成为上市公司。公司的精髓是股东的多元化和股权的分散化，股东和公司之间以及股东彼此之间相互制约，以达到决策和经营的科学化、民主化。我国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投资主体是单一的；国有企业固有的资产所有者虚置及内部人控制等弊端在国有银行中仍然存在。要从根本上消除不良资产产生的制度性因素，只有走股份化道路，使商业银行成为真正的股份有限公司，接受股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真正进行市场化的操作。我国的《商业银行法》只是原则规定，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并且规定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可以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何时符合《公司法》的规定，由国务院规定。因此，我国的《商业银行法》对银行的股份制改造的规定是十分粗糙的。银行是特殊的企业，在商业银行股份化成为改革趋势的今天，必须对商业银行的股份改造进行特殊而详细的规定。
第二，扩大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
《商业银行法》第3条规定了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超过这些范围的业务需要经过中央银行的批准。这些业务都是商业银行传统的业务。现阶段，金融创新加快，金融衍生工具不断涌现，我国对银行的业务采取了近乎限定的原则，这是不符合金融业的发展趋势的。目前的办法是扩大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将诸如基金托管、资产管理、财务顾问、投资顾问、家庭银行、消费信贷、资产证券化等业务明确为法律保护的对象。同时中央银行批准法定之外业务的程序和时限必须有明确的规定。否则，商业银行的创新热情也会受到影响。
第
三、完善商业银行法人治理机构。
《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的组织机构适用《公司法》的规定。但实践中，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尤其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治理机构更待完善。依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授权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目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重大事项，由银行党组决定；行长、副行长由国务院任命。所以，董事会这一公司的核心机构在国有商业银行中处于缺位状态，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第
四、提高商业银行运行的透明度。
GATS有两条基本原则，即透明度和自由化。我国商业银行的透明度动作十分欠缺。我国商业银行作假账、向监管部门报告假情况、假数字的情况时有发生，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内部文件数量巨大；这些都不符合透明度要求。应逐步建立商业银行信息的强制披露制度，规定哪些信息必须向监管部门报告，哪些信息必须向公众披露，使监管当局心中有数，投资者和顾客的知情权得到落实。毕竟银行是一种特殊企业，其经营的状况既影响到国家金融局势和金融安全也影响到公众的利益。
第
五、适应世界贸易组织基本规则，实行国民待遇原则。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外资银行、中外合资商业银行、外国商业银行分行优先适用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特殊规定，并不完全适用《商业银行法》。我国现有的包括《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在内的关于外资商业银行的法律、法规使得中资和外资银行存在差别待遇，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基本求。我国现行的外资商业银行的法律制度使得外资银行既享受着“超国民待遇”，又遭受“非国民待遇”。
外资银行在业务范围和税收上享受着超国民待遇。外资银行可以从事外汇投资业务，进行经批准的以外币表示的投资业务；中国的银行由于实行分业经营，投资业务受到限制。在税收负担上，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存在着差别待遇。现阶段外资银行的所得税税率一般在15—33％之间，实际上大多数外资银行享受各种税收优惠待遇。缴付的所得税税率一般为15％，而我国商业银行的所得税税率为33％，税负相差悬殊，造成不公平待遇。
另一方面外资银行承受着“非国民待遇”。外资银行经营的业务范围和客户，以及经营的网点受到一定的限制，没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
商业银行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银行监管；法律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近年来，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银行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银行业的行业特殊性决定了银行监管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风险较大的行业，其风险来自方方面面，不仅有一般行业共有的信用风险、经营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还有金融行业特有的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国际游资冲击风险。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都要求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金融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础。一旦金融机构发生危机或破产倒闭将直接损害众多债权人的利益，后果是十分严重的。银行监管可以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金融机构的稳定和金融资产价格的泡沫不至于过多。金融体系安全运行，能够保持公众的信心进而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商业银行法律监管概述
1.1监管目的
商业银行法律监管的目的包括：维护公众对银行系统的信心；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促进银行服务系统的效率和竞争；维护社会信用秩序；打击金融犯罪；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金融业的平稳发展；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等。
1.2监管原则
商业银行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包括依法监管原则、适度竞争原则、谨慎监管原则、合理监管原则、高效监管原则，在实际的关系和过程中，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的，它们必须贯穿于商业银行监管立法、守法、执法、司法等全过程，只有在整个监管法制过程中都体现这些监管原则，才能确保我国银行业、金融业的稳健安全有序的发展。
1.3监管的特殊原因
第一，商业银行是以信用为本的行业，信用一词兼具信誉和借贷行为双重含义。银行作为一个一般经济行为必然维护其商业信誉，其次银行是以资金借贷活动作为其主要经营方式的特殊行业，信誉是借贷活动的基，而借贷活动的结果反过来又是对信誉产生影响，因此信用对银行业是很重要的。不幸的是，历史已经证明单纯靠银行所提供的这种信用的脆弱性。早期银行在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滥发银行票据，经常造成票据贬值或无法兑现。许多银行由于资金实力较弱或流动性较差，无法向存款人作出保证，造成挤提而破产，使存款人的存款受到损失。因此，银行业需要通过监管来治理银行界较差的信用环境，恢复或增强社会对银行业的信心，使银行业步入健康发展的运行轨道。
第二，商业银行是事关公共利益的行业。正如肯尼思·斯邦在《为何管制银行》文中写到：“虽然银行以赢利为经营目的，银行家在日常经营中也可以自由地作出许多决定，但银行业被普遍地认为是一项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业。作为经济社会的信用中介人，银行通过向社会公众负债，将私人、公司、企业、团体、甚至政府的闲置资金转化为银行存款。又通过发放贷款将存款向社会各行业投放。作为中介机构，银行将无数个存款人变成了贷款人。
第三，商业银行是高风险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商业银行业务是高负债行业，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外部。银行业是一种以部分准备金为支点，以借短放长的期限变换为杠杆，依靠资产组合的资产扩张来盈利的产业，它的经营必然受到利率、存款结构的规模、借款人的偿债能力、汇率等变化的影响。这些未知因素的存在使得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着利率风险、流动风险、信用风险和汇率风险的影响。
第四，银行业是一种充满危机的行业。银行危机早在几百年前就己存在并频繁发生，小到单个银行陷入困境或倒闭，大到整个银行业面临行业生存危险及大规模的银行倒闭甚至金融体系的崩溃。如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倒闭案；巴林银行破产收购案；大和银行巨额亏损案；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动荡等等。
商业银行构建法律风险监管制度体系的途径
2.1建立独立的法律风险管理部门
建立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建立健全法律风险监控体系的基本前提。由于法律风险银行经营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法律风险防范对于银行安全稳健运营的重要性不低于对其它风险的防范，而要有效地推进监控制度体系的建立，提高监控制度的有效性及执行力，必须具备一个拥有一定独立性和权限的法律部门。目前我国的银行金融机构中，法律部门设置的主要形式为，一是设置了单独的法律部门； 二是将法律与合规部门并为一个部门； 三是将法律事务职能放入其它部门，作为该部门的下设机构。
2.2设计有效的法律风险监控技术
在 2004 年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都有属于自己的风险监控技术，包括基本指标法、标准法、初级评级法、高级评级法、高级计量法等，这些技术体系的存在为银行控制相应的风险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但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及其它相关文件均没有提及如何识别、评估、计量法律风险的问题，没有为银行提供控制法律风险的定量型技术支撑。虽然有的学者认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法律风险纳入操作风险后，就自然地适用操作风险的全套控制技术，但笔者认为，由于法律风险与操作风险本质上的差异性，二者不能适用相同的控制手段和技术体系。那么，我国商业银行如何建立有效的法律风险监控技术，笔者认为可以有两条途径，一是向国外银行金融机构学习借鉴； 二是利用既有经验设计监控技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重视业务量上的积累，而忽略了质上的沉淀，在风险管理方法和水平上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其次，我国商业银行还可以利用自身优势，积累经营数据，设计出具有自身特色和适用的法律风险监控技术体系。
2.3充实法律工作队伍
无论是法律部门的设置，或是监控技术的借鉴与设计，都需要拥有优秀的法律工作人员，这是任何一项工作的必备条件。法律工作人员的充实需要从几方面，一是人员数量需达到基本要求； 二是人员结构须合理，包括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学历结构等； 三是加强对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培训，保证法律知识能够得到及时更新。只有拥有了高质量的法律队伍，才能拥有较强的法律风险防范能力，才能设计出有效的法律风险监控技术和制度体系。
2.4培育银行法律文化
优秀和被普遍认同的法律文化有助于法律风险监控制度体系的构建，也有助于推动员工自觉地防范法律风险。一般认为，一种企业文化的建设需要从 4 个层次入手，即物质层、行为层、制度层、精神层。在银行法律文化中，物质层主要体现在通过法律部门办公室环境、工作工具等物质要素制造法律氛围； 行为层则主要从员工自身行为出发，从行为体现法律规束； 制度层则主要通过制度设计与执行、制度制订程序等体现对法律的尊重和重视； 精神层则是最高级别的法律文化层次，它主要体现于银行的核心理念中。
从上述4个层次入手建立银行法律文化，能够与构建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监控制度体系产生相互推动的作用。法律文化的建设有助于推进监控制度体系的构建，而监控制度体系也可以在行为层和制度层上树立银行法律文化。
3结语
银行监管一方面源于银行业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又深刻影响着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对于商业银行的法律监管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保证银行业及金融业的平稳运行，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宏宇.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监管与评价[J]．国际金融研究．2007，(l)．
[2]周慧.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2010，( 1) ．
[3]侯太领.商业银行法律风险边缘化的现状及反思［J］．投资研究，2009，
[4]杨卫仁.商业银行监管比较·民主与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商业银行法范文第4篇
马蔚华的建议主要针对《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包括将现条款修改为如下：“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可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许可从事财富管理信托业务：经相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的审批同意，商业银行可以投资参股或控股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
某银行理财分析师表示，这是中国银行业多年的愿望，如果商业银行从事财富管理信托业务，未来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主体地位也会有所提升。
点评：银行转为投行？
潘石屹缺钱了
“由于策略转变，造成手上现金减少”，因此潘石屹“低价”抛售了上海两处商业地产项目。这笔总成交额为52.30亿元的交易，与之前120亿元的预期收益相比，折价56.42%。此时，距潘石屹宣布SOHO中国转型成功刚好半年。
自2012年8月宣布转型以来，SOHO中国的“变道”征程并不顺利。放弃散售模式尽管方向正确，但缺乏实际商用物业运营经验与能力的SOHO中国，执行层面有心无力，致使其资金链承受重压，不得不断臂求生。
被市场认为在商业地产细分领域深耕的典型，SOHO中国上海项目的接盘方金融街，自今年年初以来，正加快其全国布局的速度。
点评：缺钱的SOHO中国风光不再，可房价依然坚挺。
李嘉诚“造鸡蛋”
由李嘉诚“好友”周凯旋管理、擅长投资科技及互联网产业的风司维港投资，近日连同雅虎创办人杨致远等投资者，完成了对美国一家高科技食品公司Hampton Creek的B轮投资。该公司目前的主要项目是从植物中提取蛋白质制造“人造蛋黄酱”，未来更进一步打算推出真正不含鸡蛋成分的人造鸡蛋。
该公司已经推出的第一个产品是名叫“Just Mayo“的蛋黄酱，它是完全使用从植物中提取的成分制造的鸡蛋产品，不但口味与普通蛋黄酱无异，而且售价也差不多。该公司还表示，Just Mayo在生产成本、保存时间、营养成分和环保方面都优于真正的蛋黄酱。
点评：有消息称，该产品在美国遭遇到一定阻力，美国鸡蛋委员会发表声明，称鸡蛋绝不可能被取代。那么中国呢？
苹果与汽车厂商推CarPlay
苹果日前宣布，将与法拉利、奔驰及沃尔沃等合作，在车内推出CarPlay服务，iPhone用户可以用更直观、安全的方式来接打电话、使用地图、听音乐与查看信息。而宝马、福特、通用、本田、现代、捷豹路虎、起亚、三菱、日产、标致雪铁龙、斯巴鲁、铃木和丰田等公司也将随后推出CarPlay。
随着汽车的普及，用户在汽车上的时间逐渐增多。汽车这个高价值移动互联网入口，成为商家必争之地。苹果和谷歌这类科技巨头在车联网领域发力，将加快推进车联网的普及。此前研究机构预测，全球车联网市场复合增速将达到25%左右，2017年具有车联网功能的新车销售量将是目前的7倍，硬件提供商、内容和服务提供商等将从中获益。
商业银行法范文第5篇
第一条为了保护商业银行、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规范商业银行的行为，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加强监督管理，保障商业银行的稳健运行，维护金融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
第三条商业银行可以经营下列部分或者全部业务：
（一）吸收公众存款；
（二）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三）办理国内外结算；
（四）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五）发行金融债券；
（六）发行、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七）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八）从事同业拆借；
（九）买卖、买卖外汇；
（十）从事银行卡业务；
（十一）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十二）收付款项及保险业务；
（十三）提供保管箱服务；
（十四）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范围由商业银行章程规定，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商业银行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以经营结汇、售汇业务。
第四条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
商业银行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商业银行以其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五条商业银行与客户的业务往来，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
第七条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实行担保，保障按期收回贷款。
商业银行依法向借款人收回到期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受法律保护。
第八条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第九条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应当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
第十条商业银行依法接受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但法律规定其有关业务接受其他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机构监督管理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章商业银行的设立和组织机构
第十一条设立商业银行，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
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任何单位不得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
第十二条设立商业银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章程；
（二）有符合本法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三）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
（五）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
设立商业银行，还应当符合其他审慎性条件。
第十三条设立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十亿元人民币。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一亿元人民币，设立农村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五千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审慎监管的要求可以调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但不得少于前款规定的限额。
第十四条设立商业银行，申请人应当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拟设立的商业银行的名称、所在地、注册资本、业务范围等；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资料。
第十五条设立商业银行的申请经审查符合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申请人应当填写正式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章程草案；
（二）拟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证明；
（三）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四）股东名册及其出资额、股份；
（五）持有注册资本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的资信证明和有关资料；
（六）经营方针和计划；
（七）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的资料；
（八）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
第十六条经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七条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
本法施行前设立的商业银行，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不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可以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适用前款规定的日期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八条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设立监事会。监事会的产生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监事会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资产负债比例、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情况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章程的行为和损害银行利益的行为进行监督。
第十九条商业银行根据业务需要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设立分支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必须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分支机构，不按行政区划设立。
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应当按照规定拨付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营运资金额。拨付各分支机构营运资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总行资本金总额的百分之六十。
第二十条设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申请人应当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拟设立的分支机构的名称、营运资金额、业务范围、总行及分支机构所在地等；
（二）申请人最近二年的财务会计报告；
（三）拟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证明；
（四）经营方针和计划；
（五）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的资料；
（六）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
第二十一条经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二十二条商业银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
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
第二十三条经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公告。
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吊销其经营许可证，并予以公告。
第二十四条商业银行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的，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一）变更名称；
（二）变更注册资本；
（三）变更总行或者分支行所在地；
（四）调整业务范围；
（五）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
（六）修改章程；
（七）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变更事项。
更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时，应当报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其任职资格。
第二十五条商业银行的分立、合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
商业银行的分立、合并，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
第二十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使用经营许可证。禁止伪造、变造、转让、出租、出借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商业银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因犯有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二）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并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
（三）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四）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的。
第二十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商业银行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应当事先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三章对存款人的保护
第二十九条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
对个人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条对单位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存款利率，并予以公告。
第三十二条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交存存款准备金，留足备付金。
第三十三条商业银行应当保证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不得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
第四章贷款和其他业务的基本规则
第三十四条商业银行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开展贷款业务。
第三十五条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
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实行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制度。
第三十六条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
经商业银行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可以不提供担保。
第三十七条商业银行贷款，应当与借款人订立书面合同。合同应当约定贷款种类、借款用途、金额、利率、还款期限、还款方式、违约责任和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八条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贷款利率。
第三十九条商业银行贷款，应当遵守下列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
（一）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百分之八；
（二）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七十五；
（三）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四）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五）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其他规定。
本法施行前设立的商业银行，在本法施行后，其资产负债比例不符合前款规定的，应当在一定的期限内符合前款规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四十条商业银行不得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向关系人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不得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
前款所称关系人是指：
（一）商业银行的董事、监事、管理人员、信贷业务人员及其近亲属；
（二）前项所列人员投资或者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
第四十一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令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和个人强令要求其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第四十二条借款人应当按期归还贷款的本金和利息。
借款人到期不归还担保贷款的，商业银行依法享有要求保证人归还贷款本金和利息或者就该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商业银行因行使抵押权、质权而取得的不动产或者股权，应当自取得之日起二年内予以处分。
借款人到期不归还信用贷款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责任。
第四十三条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四条商业银行办理票据承兑、汇兑、委托收款等结算业务，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兑现，收付入账，不得压单、压票或者违反规定退票。有关兑现、收付入账期限的规定应当公布。
第四十五条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或者到境外借款，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报经批准。
第四十六条同业拆借，应当遵守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禁止利用拆入资金发放固定资产贷款或者用于投资。
拆出资金限于交足存款准备金、留足备付金和归还中国人民银行到期贷款之后的闲置资金。拆入资金用于弥补票据结算、联行汇差头寸的不足和解决临时性周转资金的需要。
第四十七条商业银行不得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利率以及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
第四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可以自主选择一家商业银行的营业场所开立一个办理日常转账结算和现金收付的基本账户，不得开立两个以上基本账户。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单位的资金以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第四十九条商业银行的营业时间应当方便客户，并予以公告。商业银行应当在公告的营业时间内营业，不得擅自停止营业或者缩短营业时间。
第五十条商业银行办理业务，提供服务，按照规定收取手续费。收费项目和标准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根据职责分工，分别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
第五十一条商业银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存财务会计报表、业务合同以及其他资料。
第五十二条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各项业务管理的规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贿赂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
（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挪用、侵占本行或者客户的资金；
（三）违反规定徇私向亲属、朋友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四）在其他经济组织兼职；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五十三条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不得泄露其在任职期间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第五章财务会计
第五十四条商业银行应当依照法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以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本行的财务、会计制度。
第五十五条商业银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真实记录并全面反映其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及时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财政部门报送。商业银行不得在法定的会计账册外另立会计账册。
第五十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于每一会计年度终了三个月内，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公布其上一年度的经营业绩和审计报告。
第五十七条商业银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呆账准备金，冲销呆账。
第五十八条商业银行的会计年度自公历l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第六章监督管理
第五十九条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制定本行的业务规则，建立、健全本行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
第六十条商业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本行对存款、贷款、结算、呆账等各项情况的稽核、检查制度。
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应当进行经常性的稽核和检查监督。
第六十一条商业银行应当按照规定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报送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以及其他财务会计、统计报表和资料。
第六十二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依照本法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的规定，随时对商业银行的存款、贷款、结算、呆账等情况进行检查监督。检查监督时，检查监督人员应当出示合法的证件。商业银行应当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要求，提供财务会计资料、业务合同和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其他信息。
中国人民银行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对商业银行进行检查监督。
第六十三条商业银行应当依法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
第七章接管和终止
第六十四条商业银行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时，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银行实行接管。
接管的目的是对被接管的商业银行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恢复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能力。被接管的商业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因接管而变化。
第六十五条接管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并组织实施。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接管决定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被接管的商业银行名称；
（二）接管理由；
（三）接管组织；
（四）接管期限。
接管决定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公告。
第六十六条接管自接管决定实施之日起开始。
自接管开始之日起，由接管组织行使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权力。
第六十七条接管期限届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决定延期，但接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第六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接管终止：
（一）接管决定规定的期限届满或者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决定的接管延期届满；
（二）接管期限届满前，该商业银行已恢复正常经营能力；
（三）接管期限届满前，该商业银行被合并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
第六十九条商业银行因分立、合并或者出现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需要解散的，应当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附解散的理由和支付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等债务清偿计划。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解散。
商业银行解散的，应当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按照清偿计划及时偿还存款本金和利息等债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监督清算过程。
第七十条商业银行因吊销经营许可证被撤销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及时组织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按照清偿计划及时偿还存款本金和利息等债务。
第七十一条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商业银行被宣告破产的，由人民法院组织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商业银行破产清算时，在支付清算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后，应当优先支付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
第七十二条商业银行因解散、被撤销和被宣告破产而终止。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七十三条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存款人或者其他客户造成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支付迟延履行的利息以及其他民事责任：
（一）无故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
（二）违反票据承兑等结算业务规定，不予兑现，不予收付入账，压单、压票或者违反规定退票的；
（三）非法查询、冻结、扣划个人储蓄存款或者单位存款的；
（四）违反本法规定对存款人或者其他客户造成损害的其他行为。
有前款规定情形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四条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的；
（二）未经批准分立、合并或者违反规定对变更事项不报批的；
（三）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利率以及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
（四）出租、出借经营许可证的；
（五）未经批准买卖、买卖外汇的；
（六）未经批准买卖政府债券或者发行、买卖金融债券的；
（七）违反国家规定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的；
（八）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或者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的。
第七十五条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或者阻碍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检查监督的；
（二）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报表和统计报表的；
（三）未遵守资本充足率、存贷比例、资产流动性比例、同一借款人贷款比例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其他规定的。
第七十六条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由中国人民银行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建议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办理结汇、售汇的；
（二）未经批准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买卖金融债券或者到境外借款的；
（三）违反规定同业拆借的。
第七十七条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由中国人民银行责令改正，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建议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或者阻碍中国人民银行检查监督的；
（二）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报表和统计报表的；
（三）未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比例交存存款准备金的。
第七十八条商业银行有本法第七十三条至第七十七条规定情形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批准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的；
（二）未经批准购买商业银行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
（三）将单位的资金以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的。
第八十条商业银行不按照规定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送有关文件、资料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商业银行不按照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有关文件、资料的，由中国人民银行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一条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
伪造、变造、转让商业银行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二条借款人采取欺诈手段骗取贷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三条有本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规定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四条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贿赂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应当给予纪律处分。
有前款行为，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赔偿责任。
第八十五条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挪用、侵占本行或者客户资金，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应当给予纪律处分。
第八十六条商业银行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规定徇私向亲属、朋友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赔偿责任。
第八十七条商业银行工作人员泄露在任职期间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应当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八条单位或者个人强令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的，应当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或者个人给予纪律处分；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赔偿责任。
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对单位或者个人强令其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未予拒绝的，应当给予纪律处分；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八十九条商业银行违反本法规定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区别不同情形，取消其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任职资格，禁止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
商业银行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九十条商业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对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讼。
第九章附则
第九十一条本法施行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经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不再办理审批手续。
第九十二条外资商业银行、中外合资商业银行、外国商业银行分行适用本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三条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办理存款、贷款和结算等业务，适用本法有关规定。
第九十四条邮政企业办理商业银行的有关业务，适用本法有关规定。
商业银行法范文第6篇
《商业银行法》有关市场退出规定的局限性
我国《商业银行法》对银行业务或市场退出有专门的第七章规定，其规定虽然也有9个条文，但是由于其侧重点和定位方面的欠缺，使得诸多重要问题缺乏规制，其局限性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重视机构退出的规范，疏忽业务退出的规定
《商业银行法》在市场退出问题上的规定，基本上属于机构退出的范畴。这反映了我国监管法制重视机构的监管，在业务监管方面则更多地倾向于市场进入阶段的监管，忽视了业务退出的监管。实际上，无论是《商业银行法》还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监管规章，都对银行业务的进入阶段给予了高度关注，实行了严格的审批机制，但是有关银行业务的退出或者中止问题则很少有规则问津。从银行业务的许可定位来看，对其退出实行适当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监管法制不仅应注意到市场准入阶段的风险控制，也应该关注市场退出阶段的风险控制。尤其是银行业务中有部分（例如银行的存款业务）是直接影响社会民众的重要利益，也关系到金融秩序的稳定，可以说这些业务的退出也就是银行机构退出的核心内容。以存款业务为代表的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银行业务之退出，应该由《商业银行法》做出规定，而不能依赖一些效力层次较低的监管规章来规范。在以香港监管法制为代表的重视银行业务许可的体制中，银行业务许可问题受到了高度重视。
市场退出体制的构建过于偏重问题银行的接管
我国《商业银行法》的立法结构和条文安排，反映了立法者对接管的偏重以及对其他市场退出机制的疏忽。首先从《商业银行法》的专章设置来看，第七章的标题为“接管和终止”，足以看到“接管”制度在该法中的地位之突出。其次，从条文安排来看，多数条文是为接管而设。该章共九个条文，其中第64～68条均是针对接管的条文，其余四条是有关解散、清算、吊销经营许可、破产以及终止等的规定，可见接管的篇幅之重，而其他诸如解散、清算、终止等重要的市场退出环节无法得到充分的规范。这也是我国《商业银行法》市场退出机制残缺的重要表现。
从立法深层次的背景来看，则反映了当时的市场环境中，银行的危机的途径应该更多地通过接管来解决，银行类金融机构不能自愿或者强制性地走上市场退出的道路――至少在当时的环境下立法者有此用意，这使得银行机构的解散、破产以及个别业务的退出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当然，这与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大背景是相呼应的，当时的法制环境中虽然有了所谓的《企业破产法》，但是其适用范围的有限性以及法律实践中很少得到执行的现实，也决定了不可能在《商业银行法》中有比较完善的银行市场退出机制。
有关接管的规制缺憾甚多
诚然，接管在《商业银行法》中得到了青睐，但是其规则的简单和原则化特性，注定了接管制度自身的缺憾甚为显然。
接管的事由过于原则化。从《商业银行法》对接管的定位来看，它是一项应对银行危机的紧急措施，该措施的采取不仅关系到银行机构权益，也关系到银行债权人的利益，还直接影响到银行股东的利益，因此其采取应该是极为谨慎和严肃的措施。但是《商业银行法》在什么情况下可实施接管的规制却甚为简单和原则化，该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商业银行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时，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银行实行接管。”但是两个条件的含义模糊，“信用危机”没有在立法中得到界定，“严重影响存款人利益”更是难于准确解读。
有关接管的目的过于狭隘。《商业银行法》第64条第2款规定了接管的目的，存在以下问题：（1）“对被接管的商业银行采取必要措施”不应该放在接管的目的中，接管本身是一种措施，而采取措施并不是接管的目的；（2）接管目的解读上强调“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有偏颇之嫌，因为银行的债权人除了存款人之外还有其他主体，接管作为救济措施的运用是为了银行所有债权人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以德国《银行业法》为代表的立法采用了“债权人”的概念而不使用“存款人”的概念。
接管组织的权责规定不明。接管主体的权责直接关系到接管程序的规范以及被接管对象以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权利问题。但是《商业银行法》在确立实施接管主体的地位时规定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来决定接管，但是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权责没有涉及。
接管终止的程序缺乏规制。《商业银行法》对于接管终止的规定仅仅体现在第67、68条，第67条明确规定“接管期限不得超过该条接管期限届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决定延期，但接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年”；第68条列举了三种接管终止的情形。由于商业银行接管的终止不仅涉及到银行自身权益的维护，也关系到银行股东利益，同时还直接涉及银行债权人权益的保护。如果在接管终止问题上缺乏程序性规则，一方面不利于负责监管接管工作的银行监管机构依法行使职权，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接管组织和银行内部机构在经营管理权限方面的衔接和协调。
商业银行的解散规则过于简单
银行机构的解散应该是银行市场退出的核心问题之一，但是遗憾的是，《商业银行法》仅有第69条的两款简单规定，从解散的事由到申请程序、批准、清算等做了概括性的规制。这些规定的简单化处理有以下弊端：首先，解散的事由规定有欠缺。从字面来看“分立、合并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具有很强的概括性，但是如果银行的章程没有详细约定解散事由，是否意味着除了“分立”、“合并”的事由外，就没有其他事由可以导致解散？这显然是立法的列举疏忽。其次，解散的审批机制不明晰。第69条第1款首先规定了解散的事由和申请程序，然后再强调“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解散”，这没有科学地从一般意义上构建解散的申请和批准机制。再次，解散与清算的关系界定不清。正由于第69条第1款规定了“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解散”，而后再指出“商业银行解散的，应当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这是否意味着解散在前，清算在后？立法语言字面含义的确容易产生解散在前清算在后的歧义，因为这里先强调了“商业银行解散的”，然后再“成立清算组”。从银行市场退出体系的整体来看，银行应该经过清算后才能完成解散程序，因为解散是法人资格终止的前奏，而清算则是清理银行债权债务的程序，它应该置于解散之前。实际上，《商业银行法》第72条也规定“商业银行因解散、被撤销和被宣告破产而终止”，这表明解散一旦批准就进入“终止”的环节。此外，立法没有妥善解决好解散和法人资格终止的关系。
银行机构的清算问题未受到应有关注
银行机构的清算问题实际上是银行机构市场退出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国《商业银行法》在第69条第2款规定解散有关的清算问题，第70、71条也提及了撤销和破产情形下的银行清算，但是其规定则更为简单和原则化。前述有关银行清算的规定存在以下局限性：
没有厘清解散、撤销和破产情形下的清算之差异。尤其是没有解决一旦解散、撤销的清算程序中发生银行没有充足的清偿能力的情形，是否必须进入到破产程序缺乏明确规定；如果不一定进入破产程序，则涉及到债权的清偿顺序问题，而该问题往往是破产法问题，破产法中的规则以及适用于破产清算的规定是否可以延伸到解散、撤销清算程序中也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对清算组的构成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会影响清算组合理、科学地构建。而《企业破产法》下的清算程序即使可以补救银行破产程序中清算组的组建问题，但是却无法解决解散以及撤销情形下的清算组建立问题。对清算组的权责缺乏规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地位不够明晰。对清算程序涉及的基本当事人权利的保护机制缺乏。破产清算程序中的清偿顺序机制的适用范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商业银行法》第71条第2款规定“商业银行破产清算时，在支付清算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后，应当优先支付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这里明确针对“商业银行破产清算”设定清偿顺序机制，这是否意味着解散或撤销清算程序中的清偿问题不适用该规则？立法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也是《商业银行法》有关市场退出机制的缺陷之一。
银行破产规定几近空白，《破产法》的补救有欠缺
我国《商业银行法》有关破产问题的简单化处理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没有明确肯定银行机构的破产适用破产法的规定，当然也没有明确规定不适用破产法。其次，破产申请的事由有瑕疵。《商业银行法》第71条第一句将“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作为申请银行破产事由，存在明显的不足。这是因为该事由没有清晰准确地表达进入破产程序前的企业应该具备的现实状况，“不能支付到期债务”可能是个别到期债务而未必是全部到期债务，可能是银行的一时现金流的周转困难而不是银行真实资产偿债的根本问题。再次，破产申请的监管批准机制不清晰。第四，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优先受偿有局限。《商业银行法》第72条第2款规定了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要优先于其他普通债权受偿，这是立法将个人的基本保护或者保障转嫁给其他市场主体的表现，不符合市场经济中法制平等保护市场主体权利的精神。新的《企业破产法》第113条所确立的破产财产清偿顺序规则已经没有给个人储蓄存款债权以个别的保护。
对强制性市场退出问题规定过于简单
银行机构的许可发放是一件极为严肃而重要的市场准入事宜，正因为如此我国《商业银行法》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均对银行许可审批给予充分关注。遗憾的是，《商业银行法》对银行许可的撤销或终止问题缺乏规制，该法仅在第70条规定“商业银行因吊销经营许可证被撤销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及时组织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按照清偿计划及时偿还存款本金和利息等债务”。
完善我国银行法有关破产规定的建议
适当健全业务退出机制
业务退出机制的健全可从业务的暂停及退出两个层次来规范。业务暂停的规定可借鉴香港《银行业条例》有关业务许可的暂停的体例，但是条文应兼顾大陆法系立法色彩的基本定位，其主要内容应包括：业务暂停须经审批、暂停业务的事由及其申请、监管机构的审批时限、暂停的法律效果、暂停业务事项的公告、监管机构的强制暂停、暂停业务的恢复等方面做出原则性的规范。
业务退出的规定应兼顾自愿退出和强制退出。同时可适当借鉴日本《银行业法》的经验，在规范监管机构审批特殊银行业务退出时，就监管机构考虑的因素做出规定，诸如该银行业务的退出是否会损害银行从事业务所在地区平稳的资金供求及使用该银行服务的客户之便利问题。业务强制退出的规范，应首先明确赋权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采取强制退出业务的措施；在具体监管机构行使权力的层级上，应由颁发该项业务许可的监管机构退出命令。其次，监管机构业务退出强制令的事由和程序应明确规范。再次，应为强制退出业务银行以过渡性的补救机制，对于发生法定强制退出情形如果能够在一定的期限内纠正，则不必强制退出令。此外，应给当事人以适当的抗辩程序，对于一些特殊银行业务的强制退出应允许当事人通过法院的诉讼来救济。
完善接管有关规定
接管制度仍可在《商业银行法》中保持重要的地位，其具体的完善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在概括性地规定接管事由的同时，适当采取列举方式来明确接管事由。概括性规定接管事由，应该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银行业务或者财务状况显著恶化;不能支付其到期债务;对银行债权人利益有重大不利影响。
其二，明确规定接管组织的职责。法律应明确规定，被接管银行的经营权和财产的管理处分权由接管组织行使。为此，可借鉴台湾《银行法》的规定，接管令的可以明确全部停止或者部分停止银行股东会、董事或监事会的全部或部分职权。
其三，适当规范银行有关当事人配合接管人的义务。可规定银行的管理人员或工作人员在接到接管令后，应根据接管令的要求把银行业务、财务有关的一切账册、文件、印章及财产等列表移交给接管人，并应把债权、债务有关的必要事项告知接管人，或者应根据接管人的要求作为或者不作为；银行负责人或职员对于接管人就有关事项的查询不得拒绝答复或作虚假陈述。在强调接管人权力的同时，也有必要适当规范接管人的义务，尤其是对于涉及银行资产或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处置应该设定适当的限定机制。
第四，规定接管终止的程序。具体规定应包括以下事项：接管终止的事由；接管终止有关当事人申请的提出或者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职权决定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于终止接管申请提出的审查与批准程序。
适当完善解散规则
针对《商业银行法》现有的解散规则过于简单过于原则化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1）应明确规定银行机构的解散必须经过监管机构的审批。（2）适当规范拟解散银行机构的申请程序和应提供的材料。为了确保银行解散审批的效率，有必要规范申请解散银行应提供的材料和文件。（3）修改现有的解散事由。解散事由可采取列举方式来规范，具体可包括：银行股东协议解散，经营期限届满，合并或分立，破产，经营许可证被撤销以及其他由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4）规定批准解散的法律效果。可借鉴加拿大《银行业法》有关批准解散效果的经验，可在立法中明确：自监管机构签发解散批准文件或者批准文件规定的生效日起，银行机构停止存续。（5）解散被批准后银行资产的维护。有必要在立法中要求银行将解散批准通知到该银行每一个可以发现的请求人和债权人；要求银行在适当的报刊上解散获得批准的公告；银行仍然有义务继续收集其财产，处置那些未在其股东间分配的财产，清偿其所有债务以及完成所有其他为清算其业务而需要的行动。（6）银行解散后相关事宜的处理规定。
补充清算规则
银行的清算问题在各国银行法中都受到了重视，我国《商业银行法》应从如下几方面来完善：
尽可能统一解散、撤销和破产情形下的清算机制，对于个别的差异由立法做出明文规定。有必要修改目前立法试图区分解散、撤销和破产情形下清算的规制体例，建立集中统一的清算规则，同时对于不同背景的清算安排有差异地通过立法来明确，例如清算这一程序有必要区别破产清算和其他清算程序。
规定清算人的基本职责。具体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银行法》和加拿大《银行业法》采取列举的体例。我国《商业银行法》有必要明确清算人的以下职责：清算人应该在聘请后就清算人聘请和清算程序启动事宜进行通知和公告；以银行的名义且代表银行从事所有的活动和执行文件；维护银行资产的安全；清理银行尚未完成的各种经营活动；对外收取银行的各种债权；清偿银行的债务；聘用律师、公证人、会计师、评估师以及其他职业顾问；以银行名义或者代表银行提起、抗辩或者参与任何民事、刑事、行政的诉讼或者程序，或者申请法院采取强制性措施等。
适当规范清算程序中有关债权的申报与处理事宜。立法必须顾及银行机构债权人的普遍性和广泛性问题，不能机械地采用一般企业破产程序的通知机制，而有必要建立一般的公告机制，如可借鉴我国台湾《银行法》的经验，规定：清算人就任后，应在银行总行所在地的日报进行七日以上的公告，催告债权人于六十日内申报债权，并应声明逾期不申报者，不纳入清算范围，但清算人明知的债权，不在此限。
明确清算程序与其他相关法定程序的关系。有些清算程序往往会涉及重整、强制执行、和解等程序的协调，为此，建议立法可以明文规定，进入清算程序后这些程序应相应停止。
完善清算费用支付规则。《商业银行法》应规定：清算人因执行清算职务所发生的费用和债务，应优先于任何银行任何债权的清偿，并可随时由银行财产清偿。对于来自银行监管机构的清算人成员，法律有必要规定其不能获得报酬，但其必要的合理费用可以开支。
清算完毕的最终账目及清算后相关事务的处理。破产和非破产清算程序完结的最终账目和剩余财产的分配应分别获得法院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对于法院主持下的破产，由清算人根据法院的破产裁决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申请解散的批准。
对于法院主持下的破产清算的规定。为协调《商业银行法》与《企业破产法》有关破产清算规定的关系，笔者建议在《商业银行法》中规定：银行破产程序下的清算除本法有特别规定外，适用《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
破产清算程序中的清偿顺序规则。笔者认为，无论是银行的破产清算还是非破产清算，凡是资不抵债都应该适用《企业破产法》有关清偿顺序的规定。《商业银行法》有必要对此做出明确规定。
协调好破产法与银行法关系，补充银行破产的特别规则
从境外银行法和破产法立法的实践来看，银行法适当规定银行破产问题和破产法补充适用的现象比较普遍。我国现行《商业银行法》和《企业破产法》的关系定位也表明，《企业破产法》同样适用于银行机构破产。为此，笔者认为进一步协调好两者的关系，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着手。
第一，在《商业银行法》中明确两个法律的关系，即《商业银行法》为特别法，《企业破产法》为一般法，特别法应该优先适用。为此，可在《商业银行法》中明确规定银行机构的破产适用《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但是《商业银行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商业银行法》。
第二，修改现有的《商业银行法》有关破产申请事由和破产清偿顺序规则，以使该法与《企业破产法》中较为符合国际立法惯例的规定相一致。
第三，《商业银行法》应就银行破产的某些特殊事项做出规定。这些特殊情形至少应包括以下事宜：（1）银行破产申请的提出人。（2）非债权人或债务人申请的破产程序应该通知或者征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意。（3）有必要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在银行机构破产程序中的地位。《商业银行法》应建立类似于《企业破产法》的“破产管理人”制度，并可将破产管理人与清算组的职责统一起来。（4）规定破产程序和接管的关系。（5）银行破产程序中对债权人的通知应有特别的安排。笔者认为对于银行机构的破产应尽可能允许以公告的方式来完成通知，并且有必要在法律中做出明文规定，否则银行破产程序的推进将极为困难。
适当补充对强制性市场退出规则
强制性市场退出是银行业监管机构依法行使监管权力的重要措施，对于银行机构而言，该措施是极为严肃和严厉的制裁手段。《商业银行法》有必要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1）规范强制性市场退出的法律用语。目前《商业银行法》第70条使用了“被撤销”的概念，但是无论是《商业银行法》还是《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均没有界定“撤销”。笔者认为，强制性市场退出机制的用语上只需使用“撤销经营许可证”即可，“吊销”不如“撤销”具有更为明显的国际化和法律化色彩。撤销许可证之后的环节便进入清算程序。（2）撤销经营许可引发的清算程序有必要详细规定。（3）采取强制性退出的事由应做出明确规定。（4）强制性市场退出还应区分部分业务退出和整体业务退出。前者应独立地规制，后者则应与撤销经营许可证合并起来规制。
商业银行法范文第7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 法律规避 金融创新
俗谚云：“强龙不压地头蛇”，然而面对进入WTO的竞争与挑战，中国金融业尤其各商业银行并不由于自身丰富本土资源、服务网络优势而轻松几许。“狼来了”，怎么办?政府旨在提升商业银行竞争力的若干政策相继出台，诸如发行特种国债充实资本金，剥离不良信贷资产，股份制改组以及上市等等，但是如何缩短与外资银行之间创新差距的措施不多，因为行政手段在该问题上是束手无策的。本文与大量关于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组织结构等技术层面研究不同，尝试为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规划一个新思路——法律规避型创新。
一、 法律规避型金融创新的经济学与法学理论基础
“创新”（Innovation）这一概念，最早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于1912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首先提出。熊彼特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生产函数，即企业家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到社会生产体系的活动，“新组合”包涵以下内容：⑴引进新产品；⑵引用新技术；⑶开辟新市场；⑷控制原材料供应新来源；⑸实现企业的新组合。①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理解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发展的核心概念，创新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因，更是经济发展的本质。上述创新理论，在上世纪50年代引起广泛的重视，并首先应用于工业领域，技术创新成为一个流行词语。发韧于70年代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浪潮，促使传统金融业发生深刻变革，金融创新（Financial Innovation）的概念应运而生，面对眼花缭乱的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方式、金融技术、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及金融衍生产品，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探求金融创新原始动力，形成诸学派的创新诱因理论，而西尔柏（W·L·Silber）的约束诱导金融创新理论、希克斯（J·R·Hicks）和涅汉斯（J·Niehans）的交易成本创新理论、戴维斯（S·Davies）和塞拉（R·Silla）的制度学派创新理论以及凯恩（E·J·Kane）的规避型创新理论影响较大。②
上述创新理论都不同程度触及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互动性，凯恩理论认为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寻求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会产生金融创新。政府管制是有形的手，规避则是无形的手，许多形式的政府管制与控制实质上等于隐形税收，阻碍金融业从事已有的盈利性活动和利用管制外的利润机会，因此金融机构通过创新来逃避政府管制。金融机构对各种规章的适应能力较强，因为需求增长会促进货币供给，扩大货币供给的过程可以采取许多“替代品”的形式完成，但是当金融创新危及到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不能按预定目标实施时，政府又会加强管制。同时，不同于传统工具的替代品又会为规避而不断生成，这样管制又将导致新一轮创新。管制与规避引起创新不断地交替过程，凯恩称之为“管制辩证法”（Regulation Dialectic）。
法律学者对“法律规避”问题，基于不同的法系理念而持有不一致的态度，普通法系赋予规避者较大的自由空间，“非法律明文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因此英、美等国是金融创新的主要策源地；相反，大陆法系仅在国际私法以及税法的避税问题上进行探讨，而且相当学者认为法律规避是一种法律欺诈，所谓“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对之持否定观点。在我国“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渐成共识下，法律规避问题似乎不合适宜，仅有朱苏力学者从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③，以及法律规避在社会转型阶段的制度创新作用的角度④给予肯定性的论证，笔者认为金融领域的法律规避型创新具有以下合理性：
（一）法律规避型创新是对法律弊端的调适。任何法律不应以“良法”或“恶法”作以简单评价，因为法律利弊可视为一枚铜板的两面，所谓“有光的地方，就有阴影”。法律存在且不限于以下缺陷：⑴守成倾向，即法律是一种不可朝令夕改的规则体系；⑵法律规范框架中固有的刚性因素，法律具有地一致性与普遍性使解决个别案件面临困难；⑶规范的控制和约束的扩张性。⑤宽容对待法律规避创新是矫正法律自身负面影响有效途径之一:例如，法律规避型创新是在发展变化客观环境中对稳定的法律制度的新解释或修正,使之在动与静、保守与变革、僵化与无常的彼此力量之间谋求和谐统一；法律规避型创新给予资质相异的个体在法律的原则性下进行不同回应，获取适己所需自由空间；法律规避型创新是对法律控制的反作用，法律的约束限制愈大，个体进行法律规避创新的动机也愈强，总之法律不能尽善尽美的客观存在，是规避型创新存在的合理依据之一。
（二）法律规避型创新促使金融监管优化。凯恩理论认为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机构好似跷跷板做游戏的两方，它们不断彼此适应和作用。管制的理由不外公共产品、外部性、信息偏在等市场失灵，然而管制固化形成特定利益集团，也不可避免引致管制失灵，既限制竞争、减损效率和剥削消费者选择机会等，而规避监管则可以打破旧利益分配格局，从而抛弃原管制不合理部分，继承其合理成分，增添新内容产生新管制，再管制实质上是对原管制的否定之否定。该认识也适用于金融领域，我国金融监管内容强调合规性，即金融业务经营是否符合政策和法律法规，但在金融市场逐渐开放，金融业务日趋复杂，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势必向风险性监管转变，即观察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及其业务活动是否在合理风险范围之内，确认经营风险所在，并督促金融机构控制风险。风险性监管为金融机构实施规避型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将与之相适应的不断完善。
（三）法律规避型创新提升银行业的经营竞争力。在我国旧体制下银行业务可以用存、贷、转予以简单概括，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深入，证券、保险、信托等逐步构成对银行业的全面挑战，这也与世界金融业发展趋势是相符的，商业银行只有不断发展新业务，开辟新增长点，才能立于不败，其过程中也必然伴随突破旧框架束缚的法律规避性创新，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四条规定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和自我约束，商业银行应以市场为中心，在经济利益内在驱动下，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发展，以法律规避型创新的方式不断在更高层次实现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的平衡。在此应强调，帐外经营，变相拆借资金等违规活动绝不是法律规避型创新，不突破法律秩序性要求是其底线，实现商业银行在法律框架下利润最大化追求是其内容。
二、 美国银行业的法律规避型创新实践
美国银行业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过去四十余年的竞争中，进行了金融工具、金融技术、金融体制等大规模创新，其中某些创新成果现在或将来会被我国商业银行广泛应用，因此针对美国若干案例的剖析，可加深对法律规避型创新的认识与理解。
美国金融从自由走向全面管制是以经济大萧条时期（1929—1933）为分水岭，尽管1864年《国民银行法》（The National Bank Act）以及1913年《联邦储备法》（The Federal Reserve Act）授予了联邦政府一定的监管职责，但截至20年代后期美国金融制度基本上是自由竞争而不受管制，因此不存在规避监管的金融创新动机与实践。1929年一直牛气冲天的华尔街股市暴跌，并引出全球范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至1933年美国已有9000家银行破产，整个金融业瘫痪。检讨经验教训，人们普遍认为华尔街应对这场灾难负责，于是以《1933银行法》（The Bank Act Of 1933）为代表限制银行经营法律相继出台，到70年代构成全面监管法律体系，相应地法律规避型创新随之出现，形成金融自由化的浪潮，80年代后至今美国顺应潮流又放松监管，笔者在此仅从以下三方面对美国金融监管与规避型创新之间博奕进行择要分析：
（一）对利率限制的规避型创新。《1933银行法》授权美联储理事会对其会员银行利息率制定最高限，并规定商业银行不准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其后《联邦储备系统Q条例》（Regulation Q）进一步予以明确，1935年立法将Q条例扩大到非会员银行机构，1966年通过利率管制法进一步将该限制扩大到所有金融储蓄机构。⑥由于1933—1978年间利率较低，存款人的机会成本小，银行等存款机构仍保持较稳定资金来源。但70年代末名义利率大幅度上升，以致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存款大量流失，即“脱媒”（disintermediation）。同时一些投资银行设计了能提供安全和高收益的投资以及享有开支票便利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oney Market Mutual Funds，MMMFs），引发银行业危机，为了争取存款，存款机构创设种种规避管制的方法：例如商业银行通过银行持股公司大量发行商业票据（Commercial Paper，CP）；商业银行发行具有固定期限和一定利率，并且可以在二级市场流通的存款证（Certificate Of Deposit，CDs）；储蓄机构开发一种创新工具——可转让支付命令（the Negotiable Order of Withdraw，NOW）帐户以及类似的超级可转让支付命令（Super Nows）；存款机构在电话转帐服务基础上开办将活期帐户与储蓄帐户相结和的，针对个人的自动转帐帐户（Automatic Transfer Service Account，Ats）与针对工商企业的Sweep Account；此外与MMMFs性质类似并与其直接竞争的货币市场存款帐户（Money Market Deposit Account， MMDAs）等，大量规避利率管制的金融创新由量变积累到质变，1980年国会通过《对存款机构放宽管制与货币控制法》，从而开始分阶段取消Q条例对活期存款和储蓄存款利率限制，1986年3月存款利率的最高限制解除。
（二）对分业经营的规避型创新。基于大萧条是商业银行在证券市场投机而引起的认识，《1933银行法》第16、20、21和31条确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的原则，规定投资银行不再接受存款或设立收存款的分支机构，商业银行除可以进行政府债券投资以及用自有资金和盈余的10%购买等级较高股票和债券外，不能经营长期的证券投资，不得证券发行、包销、分销和经纪等业务，这些条款被单独称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或称“格拉斯——斯蒂格尔墙”（Glass—Steggall Wall）。⑦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银证分业经营进行反思，认识到其实质是由政府支持的金融服务业市场分割协议，而且金融自由化浪潮对银行业务发生地显著影响以及来自外国银行从事综合经营的挑战，促使美国金融业竞相采用创新手段规避管制，进行证券、保险、信托和银行的交叉经营，其内容即包括投资银行通过以上介绍的MMMFs进入商业银行业务领域的金融工具创新，也有银行持股公司形式的金融机构创新。银行持股公司是指这样一类公司，它们直接或间接拥有、控制一家或多家银行25%以上的投票权或控制该银行董事会选举并对银行经营决策施加决定性影响，根据《银行持股公司法》银行持股公司获准在其他行业设立与银行业务有“密切联系”的子公司，如财务公司、信用卡公司、证券信托公司等。虽然法律上持股公司拥有银行，但实际上持股公司是由银行建立，并受银行操纵的一种组织，仅为满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规定的设立 “防火墙”（Firewall），规避法律的银行持股公司逐渐成为美国银行业主要组织形式，几乎所有大银行都归属银行持股公司，格拉斯——斯蒂格尔墙摇摇欲坠，1999年国会通过《金融现代化法案》结束了1933年银行法和1956银行持股公司关于分业经营的限制。
（三）规避银行业务地域限制的创新。1927年《麦克菲登法》（Mcfadden Act）限制银行跨行设立分支机构，形成美国特色的单一银行制，其结果正如美国纽约克肯塞咨询公司金融分析家洛威尔·希莱思所说：“美国银行在全球金融巨人中只是侏儒，虽然我们有最大的金融经济，但我们只有最小的银行。”因此美国银行业为突破地域限制，形成多种金融创新，最有趣的是围绕自动柜员机（ATM）以及销售终端（POS）的法律争议，货币监理署和法院先后判定ATM和POS机不是《麦克菲登法》第36条下的分支机构。⑧于是银行业通过ATM的设立实质跨区域经营的分支机构，增强银行竞争力，也削弱了限制设立分支机构的法律效果，并且利用1956年、1966年《银行持股法》对银行的定义，设立多种经营形式的机构，例如非银行持股公司的分支机构、货款洽谈处、非银行的银行、国际银行业务分支机构、信用卡业务、对失败机构的跨行业兼并和存款人等打破跨行设立分支机构，80年代的立法尽管尚未明确解除跨州设立分支机构限制，但实际上有关规定在执行中已经放弃，1994法律取消关于跨州设立分支行的限制。
三、 我国商业银行法律规避型创新分析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银行法律体系虽然刚刚建立，但迅速发展地经济现实以及WTO竞争环境作用，使某些法律规范形成制度障碍，压抑了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正如上述理论与实践证明规避型创新必然会产生。但与各国商业银行内在驱动型创新不同，我国创新类型是政府指导，即在政府推动或引导下，商业银行规避银行法若干不适形成的金融创新，笔者在此对近期争议较大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金融集团两种规避性创新进行深度分析：
㈠资产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AMC），从1999年4月至今信达、长城、华融、东方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先后成立，对此金融界、法律界给予广泛的关注，尤其“债转股”政策争议较大，一些学者担忧这会成为国有企业的“免费午餐”。笔者认为AMC实际是在银行法律体系下商业银行债务重组手段的规避型创新，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例过高，据估计约25%，各别商业银行更高，在世界银行业中不良贷款比例排名居于前列，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但政策性和历史性的因素是主要的，因此政府有责任在加入WTO之前降低其不良贷款比例，以增强其竞争力，化解金融风险。债务重组是解决问题有效途径，然而债务重组方式除核销本金、豁免利息等债务减让之外，诸如债权转股化、资产清偿债务以及证券化等都与《商业银行法》规定第二条、第四十三条不符，第二条规定“商业银行是指依照《公司法》设立吸收公共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业务等企业法人”；第四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而AMC业务上属于金融企业，但无相应法律法规约束，可以自由接收、管理、处置国有银行划转不良贷款。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为例，其可以综合运用出售、置换、资产重组、债转股、证券化等方式对不良资产进行有效处置；对债务人可以提供管理、咨询、收购兼并、分立重组、包装上市等综合服务，可以对确属资不抵债需要关闭的企业申请破产清算，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境外投资者出售债权和股权。这些债务重组手段和资本市场业务都是法律限制商业银行运作的，而AMC则综合运用，实现最大限度的回收资产，挽救损失。
㈡金融集团，80年代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初期，由于制度建设缺乏长期规划，“摸着石头过河”，以及体制转轨时期利益分配格局形成中的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利益冲动，形成金融混业经营，例如：银行办信托、证券及保险；保险公司发行信用贷款，并设立证券营业机构；信托、投资公司超范围回收存款，超比例发放贷款，办理银行业务；证券公司收取客户交易保证金，代办储蓄，变相吸收存款，渗透进入银行业务。1993年初商业银行的大量资金直接或间接投入证券、信托和房地产领域，一方面造成股票市场和房地产虚假繁荣，另一方面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流动性和安全性受到威胁，影响金融系统的安全和稳定。因此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决定》规定银行业与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1995年《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保险法》第六条、1998年《证券法》第六条进一步明确分业经营原则。1999美国《金融现代化法案》出台，我国成为世界上仅有的法律规定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国家，随着金融业的发展，竞争加剧，尤其是进入WTO后与“金融大鳄”抗衡现实，要求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的呼吁高涨，尽管我国金融当局一再否认混业经营前景，但事实上政府始终默认规避分业经营的金融集团的创新形式，例如以信托公司名义注册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并列控制16个直属子公司，10个地区子公司，7个海外子公司，3个香港上市公司以及4个下属公司，涉及境内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融资租赁、实业、房地产、旅游以及贸易等全方位行业；光大集团北京总部和香港总部各自独立法人分别直接交叉控制境内外银行、证券、信托、实业等涉及各行业的上市以及非上市19家子公司，间接控股孙公司几十家之多；以保险公司名义注册平安保险公司全资拥有平安信托投资公司，又以61%比例控股平安证券公司。⑨目前金融集团这种创新形式在WTO的冲击下，又有新的发展，例如：二月份光大集团受让上海财政局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并正与外资保险接洽成立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已获中央银行批准，申报国务院的中信集团重组方案明确将成立三家附属公司，即中信实业银行、中信证券以及与保诚共同成立中外合资保险公司；众多国有、私有企业已单独或联合控股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山东电力集团的产业资本已成功控股英大信托投资公司、鲁能金穗期货公司、蔚深证券，并且是湘财证券第一大股东与华厦银行第二大股东，这些都是证明金融集团作为分业经营法律限制的规避仍在一定期发挥着重要作用。
加入WTO，是中国的第二次开放，面对国际银行业同行的挑战，中国银行业必须“创新图存”，而创新内容除营销方式、服务手段以及金融工具的创新之外，法律规避创新也是商业银行的理性选择。?
【作者简介】闫 海，（1976-），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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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法范文第8篇
关键词:法律风险;辨析;规避
法律风险是商业银行面临的重要风险之一,商业银行上市后更加注重规避法律风险,因其直接影响到股票市值和银行声誉。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成因主要有违法行为、消极行为、违约行为、法律性文件的不完善、客户或其他第三方的原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意外事件、法律的不确定性等,下面主要结合笔者审计发现探讨商业银行内部消极行为引起的法律风险、法律风险并非就是诉讼风险及其规避问题。
一、探讨商业银行内部消极行为引起的法律风险
(一)办理查询冻结手续不规范可能涉及法律纠纷
由于经办人员工作疏忽,未注意到账户被冻结的状态,操作不规范引起的法律风险。如200×年×月×日,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根据“(200×)夏冻第×号冻结通知书”,到某支行续冻“广州市×有限公司”账户,要求续冻金额为155万元。经办柜员在系统上设置了应冻结金额155万元,A级综合会计员把在系统上已设置的冻结金额错误理解为已冻结金额,并在该院出具的“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上注明了“该账户应冻结155万元,已冻结155万元”,并将“未冻结”栏划销。但当时该账户实际余额为人民币18320.68元。因A级综合会计员错误填写冻结通知书回执,导致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据此冻结通知书回执,要求该支行依法扣划已冻结155万元的款项。虽经该支行多方努力协调,并花了近10万元费用,目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已不再追究该行责任,但该事件给银行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并存在潜在的资金风险。
笔者曾在审计中发现,柜员在办理冻结及登记时存在登记的冻结金额与实际冻结金额不符的情况。如法院要求冻结xx账户190万元,账户实际余额897.51元,柜员工作疏忽,未注意到此账户早已被封存,仍在登记簿和给法院的回执记录为“冻结190万元成功”。这样的登记方式容易误导司法部门实际冻结金额为190万元,假若司法实际执行时银行不能划款190万元,就会引发纠纷。
(二)资金证明签发不规范引起的法律风险
2005年9月1日起,某分行向二级分支行转授权单笔金额为5000万元(含)以内的银行询证函、存款证明的审批权。资金证明权限下放至二级分支行后普遍存在通过传真审批或过分相信网点的审核作用,审批流于形式等缺陷,均易引起法律风险。
笔者审计曾发现:出具银行询证函(验资类),没有填写被证明缴入款的截止时间,亦未能有效规避法律诉讼风险。如某外资企业因验资需要通过电汇凭证分别于200×年7月23日、9月13日转账缴入某支行某账户投资款1086664.4元、8180元;9月13日此账户余额为211230.81元,该支行于200×年9月24日为此外资企业出具一份银行询证函(验资类),没有填写清楚上述两笔缴入款的截止时间;部分描述为“截至200×年9月13日止,该企业投资者缴入出资额合计1094844.40元,……”。若该企业被牵涉到虚报注册资本的纠纷,银行易产生关联的法律风险。
(三)催收不积极导致超过诉讼时效的法律风险
特别是现行《物权法》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若客户经理不积极催收或未及时中断诉讼时效,那么就易引起法律风险。
当然,商业银行的各个业务线、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都要涉及法律问题。因此,法律风险普遍地存在于商业银行业务活动和管理控制的各个方面,与特定的内部程序、人员、系统或者外部法律事件相联系,其信息来源异常分散。
二、法律风险并非就是诉讼风险
从字面上看,法律风险必然与法律问题有关。据此,很多人认为法律风险就是诉讼风险,法律风险管理工作也应当由商业银行的法律事务部门独立承担。目前,管理诉讼案件的确是我国商业银行法律事务部门的主要职责,将法律风险理解为诉讼风险符合我国商业银行组织结构的实际情况,但却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有关规定来看,法律风险是指银行因经营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外部法律事件而导致风险敞口的可能性。如果商业银行自身的操作风险控制体系不充分或者无效,未能对法律问题作出反应,这种情况就会引发法律风险。换言之,法律风险主要是银行因其经营活动违反法律的规定而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这种法律风险我们称为运营法律风险(Operational legalrisk)。商业银行因运营法律风险而承担的责任主要是民事责任,也可能是行政或者刑事责任。事实上,法律风险一定与商业银行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有关,商业银行追究对方当事人法律责任的诉讼或者仲裁活动,如对违反贷款合同的借款人提讼或者申请仲裁等不会引发法律风险。即不是所有发生诉讼后果的风险都是法律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也会发生诉讼的后果。如借款人违约拒不偿还贷款,可能会形成法律诉讼,但诉讼本身不是法律风险,而是风险的处置或化解方式,是贷款人对法律武器的运用。借款人违约可能产生于借款人信用方面的原因,也可能产生于市场方面的原因。即使是与诉讼活动有关的运营法律风险,也一定是商业银行“当被告”的风险,而不是“当原告”的风险。
此外,法律风险还与外部法律环境的变化有关。法律的“立、改、废”给商业银行带来的不利法律后果,就属于环境法律风险(Environment all egalrisk)。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都认识到法律的变化可能对其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但专门针对环境法律风险的管理程序则还是空白。
总之,诉讼风险并不一定就是法律风险,法律风险也不限于与诉讼活动有关的风险。
三、如何规避商业银行内部消极行为引起的法律风险
(一)灵活运用诉讼手段和非诉讼手段化解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化解的方法主要分为诉讼(仲裁)手段和非诉讼手段两大类。采取诉讼(仲裁)手段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可靠,但会导致成本高、周期长、遗留问题多等问题;非诉讼手段化解风险可以有效解决诉讼手段的种种弊端,但其效果受当地司法环境的影响较大。应逐步改变单纯以诉讼方式解决不良贷款问题的传统观念,强化使用非诉讼法律措施的意识。法律风险防范做得好,可大大减轻事后化解的难度和成本。
(二)确立依法经营、规范管理的理念
世界各国的商业银行在发展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等作为经营活动的基本原则。事实证明,只有规范管理、依法经营,才能真正使商业银行得到发展。这些基本准则还要求各级管理人员及员工在经营活动中加强竞争意识的同时,认真学习研究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准确理解法律赋予商业银行的权利和义务,提升依法经营、防范风险的理念。
(三)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
首先,要配备数量上与本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专职法律事务人员,且专职法律事务人员要有一定的准入条件,如学历、专业、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或企业法律顾问考试等,同时还要辅之相应的待遇,这是维持法律风险控制系统正常运转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其次,主要业务部门、风险相对集中的部门或者县级支行应当有兼职法律事务人员,让他们具备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识别法律风险的基本技能,充分发挥其精通业务的优势,把好防范法律风险的第一关。再次,就是要强化前台员工的风险意识和业务素质,真正按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办事,防范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四)保证法律事务部门的独立性
保证法律事务工作相对独立于业务部门,防范法律风险和化解风险。目前,顺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各大商业银行都在进行机构的缩编整合,这在一级分行以下尤其明显。法律事务部门作为保证整个法律风险控制系统正常运转的核心,其地位应得到充分重视。二级分行是目前业务拓展的核心团队,也是风险防范和化解的主战场,因此建议,至少在二级分行应当设立法律事务部门,其形式可以灵活多样,既可以是单设,也可以是合署办公,但关键是应当保证其机构、职责、人员的相对独立。对由于各种原因在二级分行设立法律部门确有困难的地方,可以考虑在一级分行设立“法律事务中心”,统一管理全辖法律事务工作。
但法律风险管理工作并非与各个业务部门无关。商业银行的各个业务条线、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都要涉及法律问题,所有的业务部门都应当在法律风险管理程序中承担相应的责任。可以说,识别、计量、监测以及控制和缓释等法律风险管理程序中的各项基础性工作都是由各个业务部门完成的,而法律事务部门主要负责法律风险管理程序的设计、组织实施和数据汇总等工作。
(五)健全法律风险控制体系的制度建设,提高全行的法律风险意识
通常,因法律极强的专业性而将银行法律工作定位在“打官司”上的误区,部分商业银行的高级管理者和其他业务部门对法律风险的防范和化解知之较少,对法律风险防范和化解不足。这就须针对应纳入法律风险控制系统管理的事项,从制度上自上而下地强化管理,加强行内相关业务部门的联络和沟通,从而提高全行的法律风险意识。
商业银行法范文第9篇
一、商业银行的立法
虽然商业银行这个概念在祖国大陆出现的时间不长，但祖国大陆很重视对商业银行的法制建设，于1995年5月10 日便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下简称《商业银行法》），专门规范商业银行的行为，保护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而我国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存在的历史较长，但并没有对商业银行进行专门的立法，仅在其“银行法”中对商业银行作了专章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分总则、商业银行的设立和组织机构、对存款人的保护、贷款和其他业务的基本规则、财务会计、监督管理、接管和终止、法律责任和附则9章91条，已于1995年7月1 日正式实施。
除了《商业银行法》以外，有关商业银行的重要法规还有：在银行机构方面主要有《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金融稽核检查处罚规定》；在银行业务方面主要有《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借款合同条例》、《贷款通则》、《同业拆借管理试行办法》、《储蓄管理条例》、《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银行结算办法》、《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查询、冻结、扣划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银行存款的通知》，等等。
在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立法”中，最重要的当属“银行法”的制定与修订。“银行法”于1931年制定，分通则，银行之设立、变更、停业、解散，商业银行，储蓄银行，专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外国银行，罚则，附则等9章51条。当时政府在大陆，由于忙于内战， 以后又爆发了抗日战争，该法实际上并未予以实施。1947年重新修订，条文增加到119条之多，并正式得以实施，到台湾后仍在实施。 其后也多次进行过修订。其中以1975、1985、1989年的修订较为重要。1989年的修订为最近的一次大幅修订，涉及的条文达30余条；其目的主要在于配合民营银行的开放，健全银行制度，促进银行业务的自由化以及整顿金融纪律，维护金融秩序。
除了“银行法”外，我国台湾地方有关商业银行的“法规”主要还有：在银行机构方面，有“交通银行条例”、“中国农民银行条例”、“中国国际商业银行条例”、“中国输出入银行条例”等。在银行业务方面有“支票存款户处理办法”、“银行办理限额支票及限额保证支票存款业务办法”、“银行金融债券发行办法”、“银行对企业授信规范”、“银行办理短期周转性授信作业准则”、“银行办理中长期授信作业准则”、“银行办理票据承兑、保证及贴现业务办法”，等等。
二、商业银行的定义及业务范围
何谓“商业银行”，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与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的规定有所不同。《商业银行法》第2 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而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在第70条中规定，所谓商业银行，指以收受支票存款，供给期限在一年内的短期信用为主要业务的银行；在第52条中规定，银行为法人。这都是从揭示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入手来给商业银行下定义。比较而言，祖国大陆关于商业银行的定义充分揭示了现代商业银行的三大基本特征：即设立的合法性（必须依法成立）、业务的特殊性（特定的银行业务）和组织的法律性（必须是企业法人），概念完整、精确；而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关于“商业银行”的定义既没有要求其设立的合法性，也没有对其作定性描述，仅在另一条款中（第52条）笼统提到银行是法人，概念显得零碎，使人无法从整体上来认识商业银行。
从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来看，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可以从事的业务范围，与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从事的业务范围大体相同，包括吸收存款（包括储蓄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投资公债、中介等金融业务；但祖国大陆还允许商业银行从事同业拆借、买卖外汇、发放长期贷款等业务；而台湾地方只允许商业银行办理短期和中期贷款，不能发放长期贷款，不能直接吸纳居民储蓄存款，也没有关于商业银行能否开展外汇买卖业务的规定。可见，台湾地区的商业银行可以经营的业务范围比起大陆的商业银行要窄一些。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明确禁止商业银行从事信托投资、股票经营，禁止向企业投资以及向非自用的不动产投资，违者将予以重罚。各商业银行原来自办的信托投资公司按规定要么与银行脱钩，要么停办信托业务，实行银行业与信托业、证券业彻底分离。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也不允许商业银行从事上述几项业务；并对自用不动产的投资额也作了明确的限制：除营业用仓库外，不得超过其于投资该项不动产时的净值；投资营业用仓库的，不得超过其投资于该仓库时存款总金额的5％。此外，台湾地方的法规还规定， 商业银行自身不得开展储蓄业务和信托业务；商业银行内虽可附设储蓄部和信托部，但各部的资本、营业及会计必须独立。而吸纳储蓄存款，正是祖国大陆商业银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业务，是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
三、商业银行的设立
商业银行作为一个法人企业，应当依法成立，即依法定程序设立，办理相应的审批登记手续。
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对商业银行的设立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要求，规定：银行的设立，须报经“财政部”许可；经许可设立者，应依“公司法”的规定设立公司，收足资本金额；办妥公司登记后，再执有关文件向“财政部”申请核发营业执照；银行及其分友机构非经法定程序设立，不得开始营业；银行所发行的股票应为记名式股票；并且，非经“财政部”许可，同一人持有同一银行之股份，不得超过其已经发行股份总数的5％；同一关系人持有的股份总数不得超过5％。这里，所谓“同一人”指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人：“同一关系人”的范围，包括本人、配偶、二亲等以内的血亲，以及以本人或配偶为负责人的企业。银行增设分支机构，应开具分支机构计划及所在地，申请“财政部”许可并核发营业执照。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也就商业银行的设立作了许多具体的规定。与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规定有许多不同。
首先，明确规定了设立商业银行应当具备的条件。该法第12条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 ）有符合《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规定的章程；（2 ）有符合《商业银行法》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中：设立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亿元人民币，城市合作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亿元人民币， 农村合作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3）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事长（行长）、 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4）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5）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专业有关的其他设施等。
其次，明确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商业银行法》具体规定了设立商业银行时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的文件、资料、申请书的基本内容，申请设立程序等；规定经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三，为了保证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营，《商业银行法》还对担任商业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第四，关于商业银行的股东限制方面，《商业银行法》的限制时相对要宽松些，只是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商业银行的股份总额达10％时，要事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与台湾地方的“银行法”规定的非经“财政部”批准，同一人持有同一银行的股份不得超过5％， 同一关系人持有的股份总数不得超过5％相比， 允许同一人持有的股份百分比要高，而且也没有关于“同一关系人”持股数额的限制。
第五，在关于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方面，《商业银行法》规定的比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的规定具体、全面一些。《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根据业务需要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设立分支机构。设立分支机构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应按照规定拨付与其规模相适应的营运资金。拨付各分支机构营运资金的总和，不得超过总行资本总额的60％。设立分支机构必须向中国人民银行申办相关批准手续，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商业银行法》还规定，商业银行总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的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针对以前全国性商业银行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导致机构重叠、各分支机构内部相互进行业务竞争、以及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不当干涉等弊端，《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分支机构，不按行政区划设立。
四、商业银行的形式
无论是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律，还是我国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法规”，都承认商业银行为法人，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如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第52条就规定，“银行为法人”；而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更是将商业银行定位为“企业法人”。所谓“企业法人”，即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企业是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并以营利为最终目的的社会经济组织。因此，将商业银行定位为“企业法人”，既明确了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也明确了它的经济性质，有利于商业银行在合法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任何银行都需通过特定的法律形式表现出来。鉴于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律及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法规”都不允许商业银行采用独资或合伙的形式，也不允许采用无限责任公司等公司形式；但是，是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却存在差别。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在规定商业银行的法律形式时指出：“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组织结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第17条），而《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法律形式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可见，祖国大陆的法律允许商业银行既可以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也可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而国有商业银行则只能采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国有独资公司）。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则规定：银行的法律形式，除法律另有规定或“银行法”修正施行前经专案核准外，以股份有限公司为限。
五、商业银行的变更与终止
商业银行的变更包括商业银行的合并与分立、名称变更、资本总额的增减、分支机构的增减、办公地点的迁移等等。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规定，银行合并或银行名称、组织结构，资本总额、本行及分支机构所在地等项内容发生变更的，应经“财政部”许可，并办理公司变更登记及申请换发营业执照“。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亦规定，商业银行的名称、注册资本、总行或分支机构所在地、业务范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章程修改等变更的，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商业银行合并、分立的，必须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并报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
在关于商业银行的终止方面，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与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的规定有较大的区别。
第一，关于终止的原因，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只是规定了银行自动解散、因违法而被撤消许可二项原因，没有规定是否可以申请和宣告银行破产；而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则规定了银行解散、被撤消和被依法宣告破产三项原因，明确允许商业银行可以破产。
第二，关于终止程序，台湾地方规定，银行经股东会决议解散的，应当申叙理由，附具股东会记录及清偿债务计划，申请“财政部”核准：“财政部”核准解散时，应即撤销其许可。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则规定，商业银行因分立、合并或者出现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而需要解散的，应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并附解散理由和支付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等清偿计划，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事先须经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意。
第三，关于银行终止时的清算，我国台湾地方规定，银行解散时或银行因违法而被勒令停业至撤销许可时，应进行清算。一般情况下，适用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普通清算规定；若清算发生显著障碍或银行因不能支付即期债务有碍银行健全经营而被撤销许可的，依特别程序进行清算。银行进行清算后，非经清偿全部债务，不得以任何名义退还股本或分配股利。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银行解散的，由银行自己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按照清偿计划及时偿还存款本金和利息等债务，中国人民银行监督清算过程；商业银行因吊销经营许可证被撤消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商业银行被依法宣告破产的，由人民法院组织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了保护作为存款人的广大城乡储户的合法权益，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还特别规定，“商业银行破产清算时，在支付清算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后，应当优先支付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第71条）。而台湾地方的“银行法”中就没有这种特别规定。
六、商业银行的接管与停业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充分借鉴别国的成功做法，设立了商业银行的接管制度。根据规定，当商业银行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对该银行实行接管；接管的目的是对被接管的银行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恢复银行的正常经营能力。
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中也有关于“银行停业”的制度；但“银行停业”与祖国大陆规定的“银行接管”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目的不同。“银行接管”的唯一目的在于对被接管的商业银行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恢复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能力；而“银行停业”的目的首先是对商业银行的违法行为进行惩罚，然后才是防止商业银行破产和信用危机。
其次，造成停业和接管的原因不同。造成“银行停业”的原因较多，商业银行因合并、名称或资本变更等未经批准的，或不能拨付其应付票据差额的，或不能支付即期债务有碍银行健全经营的，或银行亏损逾资本1／3的，均可由“中央”主管机关勒令停业；而“银行接管”仅限于因商业银行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利益时，才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接管。
商业银行法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对策研究
一、商业银行法律风险原因分析
法律风险是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与其他风险相比，法律风险产生以后会给银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所以各商业银行在经营中都谨慎对待法律风险，积极规避法律风险。商业银行法律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有：
1.经营过程中有违法行为。主要是指商业银行在运营过程中，因没有充分考虑其合规性而违反各种法律而可能产生并承担的法律后果。2.不规范操作。是指因制度不合理、操作程序有问题、投机行为、人员操作失误或故意行为等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3.法律制度不完善。比如因法律制度落后，导致现有法律规定不能满足银行业务发展的需要。4.由信用风险以及其他风险转化而来的法律风险，包括交易性风险、流动性风险及利率风险控制失当带来的法律风险等。商业银行应积极分析各类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积极应对法律风险防控工作。
二、商业银行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现状
1.对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认识不足。与摩根大通银行、德意志银行等国际银行的法律风险防控实践相比，我国在银行法律风险控制方面还有很多差距。比如摩根大通银行非常重视法律部的作用。法律部的负责人一般都是公司董事会的成员，同时，在工作岗位设置、人员配备、工作汇报、考核使用等方面都提供坚强的保障。而由于对银行法律风险的认识不足，我国商业银行的法律风险防控部门建设还不完善，有的没有专门的法律部门，有的是合并职能，法律部门的风险控制作用发挥不到位。
2.缺少系统的法律风险防控制度建设。我国商业银行在法律风险防控制度建设上，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从上到下的防控体系。银行在经营中为保证利益最大化，在产品开发、推广和营销等环节对法律风险考虑不全面，用一般的风险思维开展经营运作，给银行带来潜在的法律风险。在银行经营过程中也缺少全面系统的法律风险评估和控制，被动处理的情况较多。还没有建立一套与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相适应的风险防控制度体系。
3.法律风险防控专业队伍建设不到位。做好法律风险防控工作，需要一支专业化的法律人才队伍。而我国商业银行法律人员队伍还比较薄弱，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工作缺乏系统性和独立性。
三、对商业银行法律风险防控体系优化建设的对策
1.自上至下统一思想，全面树立依法经营的理念。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各国银行间竞争也日趋激烈。我国商业银行要想在世界银行舞台上角逐，就必须内强素质，提升形象，就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发展，都是将依法办事作为银行经营行为的最高标准。可以说，依法经营管理的好坏也是衡量一个银行运营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事实也证明，银行只有依法管理，规范操作，才能保证各项事业不断发展，才能实现各项预定的经营目标。因此，无论是银行管理的决策层，还是一线操作人员，只有树立了依法经营的理念，并在日常工作的各个环节不折不扣的执行，才能保障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要从银行的决策层起，不断提高对依法经营理念的认识，在决策过程中就要对项目和业务的合法合规认真研究，不断提升法律意识，自觉践行法律要求。
2.明确职责，优化系统的银行法律风险防控体系。从我国商业银行的法律风险防控实践来看，还存在着法律风险防范有漏洞、风险防控不系统、风险防控不及时等现象。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做法看，一般都是在董事会指导下建立独立的法律风险防控部门，并根据职能分工从事前风险防范、事中风险防控和事后风险化解等全面实施法律风险防控。当然，法律风险防控涉及经营的各个环节，需要银行内部自上而下各司其职，全面防控，才能达到预期效果。结合我国商业银行实际，建议商业银行首先要完善董事会领导下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其次，要明确各自的职责分工。比如，董事会决策层负责研究制定与银行发展相协调的法律风险管理总体政策，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价。要将法律风险评估落实到各项重大决策中。在经营决策中，不但要进行经济上的可行性论证，还要进行合法性论证，保证在方向把握、决策制定、手段选择等方面不存在风险隐患，从根源上把控风险。法律部门要站位全行，制定全面的法律风险防控制度和程序，及时防范、协调和化解法律风险。各基层法律部门要不折不扣严格执行总行的各项法律程序，抓好各项制度的落实，并协助做好各类法律风险处理工作。
3.进一步优化法律风险防控体制机制建设。一是要优化组织机构建设，增强法律部门工作的独立性。要进一步明确法律部门人员的工作职责和权限范围，要从人事安排、工作考核、激励机制等方面加强法律队伍建设，提高法律工作人员的积极主动性。比如，明确基层各分行法律部门有权可以直接向上级行汇报有关法律事务工作等。二要建立集约化法律工作机制。要本着独立、专业、集约的原则，建立集约化的法律工作体制，强化法律部门作为全行法律风险管理中枢和核心机构的职能作用，为银行业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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