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税论文范文

商品税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商品税的税收职能涉及了财政收入职能、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其中，财政收入职能应当是目前主要的职能，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都应当加以限定。最适商品课税理论和商品税的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研究在理论上为这种税收职能的限定提供了依据。而在实践中贯彻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和税收职能的分工原则也有利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合理限定。

依据税收学的理论，税收的职能可以分为三类，即：财政收入职能、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商品税作为一个重要的税种，其税收职能涉及到上述三个领域，但在不同的税收职能间有所侧重。包括我国在内的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商品税是形成财政收入最多的一个税种，同时由于商品税自身的性质，在发挥其他两类税收职能的时候容易造成效率的损失。因此，在我国商品税的税收职能中财政收入职能是应当被强调的，而其他两类职能应当受到较强的限制。如果过分强调“税收杠杆”的作用，会使得商品税应当被限制的职能没有受到合理的限制，而另—方面，如果单纯从经典的税收中性理念出发，将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与经济调控职能的发挥看成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有损效率的，也是有所偏颇的。

在此，笔者力图通过对商品税的理论与实践的分析，对商品税税收职能的发挥作出一个合理的限定，这个限定考虑的是对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的限定。这个限定与经典的税收理论的限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同时又与实践中存在的某些过分强调税收杠杆的观念不同。

一、商品税税收职能的定位

在商品税税收职能定位的问题上，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分析包括两类，一类是最适商品课税理论，另一类是关于商品税的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研究，这两类理论分析分别是最适课税理论和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理论在商品税领域的具体化，二者之间是有联系的。笔者以为，前者与商品税社会政策职能的限定密切相关，而后者与商品税经济调控职能的限定密切相关。按照这两类理论的分析，出于效率方面的原因，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都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仅在有限的领域内发挥作用，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社会政策领域，虽然通过税收实现的再分配主要依靠的是所得税，但是商品税通过消费领域对收入的调节作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第二，在经济调控领域，商品税依然被作为促进经济发展、解决经济领域中某些问题的有效手段而加以使用，能起到比其他调控手段更好的作用。

因此，商品税税收职能的合理定位是：在充分发挥财政收入职能的同时，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应当被限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而这个范围应当是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可以发挥其独到作用的范围。

二、最适商品课税理论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

(一)最适商品课税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

最适商品课税理论，是最优税理论在商品税领域的运用，是从微观的角度，在分析了商品税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商品税税收负担归宿问题后针对商品税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提出的商品税税制设计方面的指导思想。

英国经济学家拉姆斯首先对最适商品课税理论进行了讨论，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在税收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做到对商品和劳务进行课税造成的超额负担最小化。所谓的税收超额负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除了一次性总付税以外，任何其他的税收都会通过将消费者的资源转移至政府和通过提高消费品的价格，即课税商品相对于非课税商品的价格来影响消费者的福利。前者属于直接影响，因此只产生收入效应，后者属于间接影响，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相应。由于替代效应的存在，消费者的福利下降超过了纳税引起的收入减少，从而导致效率损失，被称为税收的超额负担。拉姆斯的研究后来被戴尔蒙德和米尔利斯(1971)和桑德莫(1976)等人归结为比例性命题和逆弹性命题。其中，比例性命题指最适商品税的税收体系中税率的确定应当使各种商品的需求量下降的百分比近似相等，而逆弹性命题是指最适商品税的税收体系中税率应当与需求弹性呈反比例关系。最适商品课税理论的研究对于商品税制的优化提出了极富意义的思路，提醒我们在征收商品税时应当注意效率损失问题。但是，其结论难以在实践中直接加以采用，主要的原因是：第一，结论的得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的基础之上的，现实情况并非完全与之相符；第二，难以对所有商品的需求弹性准确测定；第三，上述结论的适用同税收的公平原则存在着明显的冲突。

(二)最适商品课税理论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

现实的商品税税制设计过程中，从最适商品课税角度考虑，对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制需要注意一个重要问题：对流通中的商品普遍课税和对部分商品课税何者更为合适，以及统一的税率和差别税率何者更为合适的问题。根据传统税收理论，在税收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以均等税率对流通中的商品普遍课税比征收选择性商品税造成的效率损失更小。这是因为，以较低的均等税率对所有商品课税不会影响到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因此，这种税虽然使消费者可以购买的商品数量有所减少，但一般不会影响消费者在商品之间作出的选择，也就是说，以均等税率对商品普遍课税只会产生收入效应，而不会产生替代效应。而如果是征收选择性商品税，必然会改变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在减少消费者收入的同时也会改变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选择，从而既产生收入效应，又产生替代效应。因此，在税收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税率均等的一般商品税优于选择性商品税。

对于这一结论还有另外一种证明的方法，即假设对某种商品征收的商品税税率为t，此时，如果将税率降低到t/2，则税率的降低为一半，而税收收入的降低则少于一半，税收超额负担却降低了3/4，由此可见，为了筹集等量的税收收入，对所有商品以相同较低的税率征收商品税比征收选择性商品税造成的税收超额负担小，因而优于选择性商品税。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就整体而言商品税应当被设计成一种普遍征收的税收，而且是税率较为统一的税收，由此，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应当受到较大的限制。

然而，上述的传统分析并没有考虑到对于不同的商品，其需求价格弹性是不同的。按照统一的税率对所有商品课税，使价格等比例地发生变动，但是，由于不同的商品其需求的价格弹性不同，因此商品需求的数量的变化并不相同，需求价格弹性大的商品在价格变化后发生的需求量的变化幅度较大，而需求价格弹性小的商品在价格变化后发生的需求量的变化幅度较小，因此，商品税的扭曲效应依然会出现。基于上述的原因，拉姆斯提出了弹性反比法则，主张对于需求价格弹性高的商品以较低的税率课征商品税，而对于需求价格弹性低的商品以较高的税率课征商品税。拉姆斯的弹性反比法则在理论上为人们所广泛认同，然而在实践中，弹性反比法则的实施离不开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的数据，但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难以准确测度的，而对所有商品(或所有课征商品税的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进行测度在实践中更是难以做到。

由此可见，在考虑不同商品需求价格弹性不同的情况下，普遍征收而税率统一的商品税依然存在效率的损失，笔者以为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这样理解：这种从整体意义上定义的普遍而税率统一的商品税并非绝对不存在效率的损失，因此，商品税的普遍征收与税率统一仅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并非绝对。实践中，最适课税理论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体现，商品税被进一步划分成若干个税种，如增值税、关税、消费税等，其中包括了普遍性征收的税种，也包括了选择性征收的税种，有的税种适用的税率较为简单，而有的则较为复杂。

在征收一般税所存在的问题方面，除了并非真正不存在效率损失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弹性反比法则的实施也会导致对一些生活必需品课征税率较高的商品税，而对某些高档商品课征税率较低的商品税，这有悖于税收的公平原则。因此，尽管与税收效率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对于生活必需品还是应当以较低的税率课税，甚至于不课税。这是商品税发挥社会政策职能的一个体现。

然而，在现实中一些特定的场合，依据弹性反比法则制定商品税税收政策恰恰可以同时满足效率与公平的要求，这种同时满足并非通常所说的“兼顾”。我国学者岳树民认为：弹性反比法则虽然在实践中难以实施，但它却说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差别税率是有效率的，这为差别税率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高收入人群某些相对较为固定的消费领域和范围，这些消费往往是高收入者身份、地位等的一种外在表现，是其消费中的“必需品”，价格在一定幅度内的变化，并不会影响其消费的数量，而低收入者则极少消费。因此，对这些消费品可以根据弹性反比法则的要求设计税率，即对这些高收入者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征高税。笔者赞同这种看法，弹性反比法则在上述范围内指导商品税课征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与“弹性反比法则与公平存在冲突”的基本判断并不矛盾，因为二者涉及的范围有着显著的不同，前者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而后者涉及的是特殊的领域。依据弹性反比法则对高收入人群的生活必需品以较高的税率课税不但可以实现商品税的税收收入职能，而且可以实现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且这种社会政策职能的实现与效率目标之间并不存在冲突。虽然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整体上应当被限定，但在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下还是值得肯定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最适商品课税领域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单纯从效率角度出发加以研究到效率与公平权衡的过程。由此可见，税收理论的研究应当是将现实的目标加以权衡，而不是从单纯的理念出发。同时，税收学领域中的一些理念是基于经济学领域的一些理念的，而这些理念往往又是建立在一些假定的基础之上，这些假定在设定的时候往往是为了抽象出所研究问题的主要方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的情况相符，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相符是大致的而不是完全的。因此，如果将基于严格假定得出的结论在任何场合都奉为圭臬则往往会与现实发生冲突，即使是单纯从效率的角度出发进行考虑也是如此。因此，对商品税税收职能加以限定不应当将相关的理论，特别是最适商品课税理论的一般研究过分地理念化。尽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替代关系毋庸置疑，但在某些场合确实可以在促进公平的同时实现效率。

三、税收中性、税收调控的理论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

(一)税收中性、税收调控理论

税收中性，指“国家在课税时，除了纳税人负担税收外，不能因课税而扭曲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即从保证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角度考虑税收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到既要课税，同时又要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税收调控“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在利用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通过征税与不征税及多征税与少征税等方式来改变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以鼓励或限制、维持其所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使之按预定方向与规模发生变化的行为。”

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之间的关系是：一方面，二者在理论上有各自的作用领域，分别是市场有效和市场失效的领域；另一方面，将二者付诸实践，相互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冲突而需要加以权衡，因为现实当中的情形并非如理论上那样容易区分。

(二)税收中性、税收调控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

商品税属于间接税，与属于直接税的所得税相比较，所得税更符合税收中性的思想，因为从理论上讲，所得税改变的是私人的预算线，而不是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因此，主要产生收入效应而基本不产生替代效应，而有差别的商品税则有可能产生较强的替代效应，造成效率损失，因此，商品税虽然可以在发挥财政收入职能的同时在二定程度上发挥经济调控职能，但这种职能的发挥也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定，使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税收中性的要求。

对于商品税而言，符合税收中性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普遍征收的税收税率应当尽量统一。这里所说的税率尽量统一是相对的，包括税率的档次不应当过多和最高税率与最低税率之间的差距不应当过大。普遍征收的增值税和进口关税，其税基涉及到的商品种类繁多，通常都囊括了一个国家中生产和消费的商品的大部分，如果这些税种的税率档次过多，或者差距过大，容易对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产生较大的干扰，严重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消费者从消费中获取的福利。第二，选择性征收的税收税基应当较窄，且税率一般不应过高。选择性征收的税收，如消费税等，属于非中性税收，虽然有征收的合理性，但如果税基过宽、税率过高则同样会对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产生较大的干扰，严重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其对于消费的调控也会矫枉过正，影响消费者的福利。第三，严格控制税收减免和优惠。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必然会影响基本税制中出于税收中性的考虑所做的安排，造成过多的超额负担。

在通过经济调控职能的发挥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主要的税收工具应当是企业所得税而非商品税，但是商品税领域内还是存在着一些相关的措施。在一些经济领域中，商品税的经济调控职能确实可以较好地解决某些经济领域中的问题。例如，降低、甚至于取消一些高污染产品的出口退税可以较好地遏制那些只顾个体经济利益、不顾环境影响的经济行为，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策目标的实现，应当注意的是，商品税的实施同企业所得税相比，原则性更强而灵活性较小，因此，不应过分频繁地通过商品税的变动来进行相关的调控，但这不包括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进行的分阶段的税率调整。同时，商品税内部不同的税种其变动的频度在原则上也不应当相同，如增值税一类的税收大幅度改变的情况很少发生，而进口关税中有些税收本身就是以年度为单位执行的，因此，在不同的调控手段都可以达到调控目标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地通过那些灵活性强的税收来进行调节。

对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既要坚持税收中性的指导思想，又要重视税收调控的作用，在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二者之间应当更加强调税收中性。其内涵是：在通过商品税取得税收收入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因为对价格形成机制造成不必要的影响而扭曲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造成税收的超额负担。同时，对于市场失灵的部分和某些社会目标，要通过不同调控手段作用的比较，包括税收调控以外的手段和其他税种的税收调控的比较，确定是否以商品税中的某一个或某些税种来进行调控，对于应当运用这些种类的税进行税收调控的，要注意其作用的机制可能对商品税体系中的其他部分造成的影响，对下列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1)是否因为这些措施的采用对商品税作用的其他部分产生不利的影响。(2)是否会因为商品税体系中其他部分的作用而使调控的措施失去作用或者使其实际效果被显著抵消。

四、税收职能限定的实践

除了理论上的分析之外，在实践过程中，通过一些实践性原则，主要是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和税收职能的分工原则的贯彻使得商品税财政收入以外的职能的发挥被限制在一个更加合理的范围之内。

(一)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

这里所说的阶段性是指在运用商品税发挥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的过程中，不应将其视为简单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动，而应当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商品税制度上的设计与变更来实现某些政策目标的做法往往具有比较强的阶段性，相对于商品税在实现财政收入方面的长期占有的首要地位，这种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往往要强得多。

遵守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要注重每一个时间跨度较短阶段的实际情况，而这样做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实现长期的稳定发展。在生产领域不能通过相关的税收政策谋求较短时间内不切实际的生产结构升级和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这样做即使在较短的时间内可以维持，但一段时间之后必然会致使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在消费领域，应当根据具体的消费水平来进行调节，如果消费水平提高后营业税和消费税的征收没有适应这种变化，则可能阻碍消费的增长，而消费增长受到制约则可以反过来制约生产的发展。同时，在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贯彻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应当做到果断放弃那些不利于长远发展的而只能获得短期利益的做法。通过阶段性原则的贯彻，使得商品税在实现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方面的具体措施及时调整，避免不切实际的税收政策或税收政策落后于经济领域中的现状所造成的损失。

(二)税收职能的分工原则

在商品税中，由于各个税种的税收在微观层面上都是通过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因此，对于同一种商品的调节可能在从生产到消费的不同环节上都可以实现，但是，由于在不同的环节通过不同税种进行调节有可能是不相同的，因此，在进行这种调节作用时要考虑到是否会产生其他方面的不利影响，即在商品税内部，要通过作用机制的比较分析来确定何种税收适合于实现何种税收职能，以及是否需要通过不同的税种实现相同的税收职能，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不同税种之间的合理有效的分工。

通过商品税中不同税种税收职能的分工，可以有效地克制过分强调税收杠杆的倾向，使商品税体系在结构上更为简化，使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更小，同时，也能够使保留下来的商品税税收制度更具效率，将商品税在形成税收收入方面之外的其他职能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五、结论

商品税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商品税的税收职能涉及了财政收入职能、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其中，财政收入职能应当是目前主要的职能，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都应当加以限定。最适商品课税理论和商品税的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研究在理论上为这种税收职能的限定提供了依据。而在实践中贯彻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和税收职能的分工原则也有利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合理限定。

依据税收学的理论，税收的职能可以分为三类，即：财政收入职能、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商品税作为一个重要的税种，其税收职能涉及到上述三个领域，但在不同的税收职能间有所侧重。包括我国在内的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商品税是形成财政收入最多的一个税种，同时由于商品税自身的性质，在发挥其他两类税收职能的时候容易造成效率的损失。因此，在我国商品税的税收职能中财政收入职能是应当被强调的，而其他两类职能应当受到较强的限制。如果过分强调“税收杠杆”的作用，会使得商品税应当被限制的职能没有受到合理的限制，而另—方面，如果单纯从经典的税收中性理念出发，将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与经济调控职能的发挥看成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有损效率的，也是有所偏颇的。

在此，笔者力图通过对商品税的理论与实践的分析，对商品税税收职能的发挥作出一个合理的限定，这个限定考虑的是对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的限定。这个限定与经典的税收理论的限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同时又与实践中存在的某些过分强调税收杠杆的观念不同。

一、商品税税收职能的定位

在商品税税收职能定位的问题上，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分析包括两类，一类是最适商品课税理论，另一类是关于商品税的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研究，这两类理论分析分别是最适课税理论和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理论在商品税领域的具体化，二者之间是有联系的。笔者以为，前者与商品税社会政策职能的限定密切相关，而后者与商品税经济调控职能的限定密切相关。按照这两类理论的分析，出于效率方面的原因，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都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仅在有限的领域内发挥作用，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社会政策领域，虽然通过税收实现的再分配主要依靠的是所得税，但是商品税通过消费领域对收入的调节作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第二，在经济调控领域，商品税依然被作为促进经济发展、解决经济领域中某些问题的有效手段而加以使用，能起到比其他调控手段更好的作用。

因此，商品税税收职能的合理定位是：在充分发挥财政收入职能的同时，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应当被限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而这个范围应当是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可以发挥其独到作用的范围。

二、最适商品课税理论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

(一)最适商品课税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

最适商品课税理论，是最优税理论在商品税领域的运用，是从微观的角度，在分析了商品税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商品税税收负担归宿问题后针对商品税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提出的商品税税制设计方面的指导思想。

英国经济学家拉姆斯首先对最适商品课税理论进行了讨论，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在税收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做到对商品和劳务进行课税造成的超额负担最小化。所谓的税收超额负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除了一次性总付税以外，任何其他的税收都会通过将消费者的资源转移至政府和通过提高消费品的价格，即课税商品相对于非课税商品的价格来影响消费者的福利。前者属于直接影响，因此只产生收入效应，后者属于间接影响，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相应。由于替代效应的存在，消费者的福利下降超过了纳税引起的收入减少，从而导致效率损失，被称为税收的超额负担。拉姆斯的研究后来被戴尔蒙德和米尔利斯(1971)和桑德莫(1976)等人归结为比例性命题和逆弹性命题。其中，比例性命题指最适商品税的税收体系中税率的确定应当使各种商品的需求量下降的百分比近似相等，而逆弹性命题是指最适商品税的税收体系中税率应当与需求弹性呈反比例关系。最适商品课税理论的研究对于商品税制的优化提出了极富意义的思路，提醒我们在征收商品税时应当注意效率损失问题。但是，其结论难以在实践中直接加以采用，主要的原因是：第一，结论的得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的基础之上的，现实情况并非完全与之相符；第二，难以对所有商品的需求弹性准确测定；第三，上述结论的适用同税收的公平原则存在着明显的冲突。

(二)最适商品课税理论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

现实的商品税税制设计过程中，从最适商品课税角度考虑，对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制需要注意一个重要问题：对流通中的商品普遍课税和对部分商品课税何者更为合适，以及统一的税率和差别税率何者更为合适的问题。根据传统税收理论，在税收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以均等税率对流通中的商品普遍课税比征收选择性商品税造成的效率损失更小。这是因为，以较低的均等税率对所有商品课税不会影响到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因此，这种税虽然使消费者可以购买的商品数量有所减少，但一般不会影响消费者在商品之间作出的选择，也就是说，以均等税率对商品普遍课税只会产生收入效应，而不会产生替代效应。而如果是征收选择性商品税，必然会改变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在减少消费者收入的同时也会改变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选择，从而既产生收入效应，又产生替代效应。因此，在税收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税率均等的一般商品税优于选择性商品税。

对于这一结论还有另外一种证明的方法，即假设对某种商品征收的商品税税率为t，此时，如果将税率降低到t/2，则税率的降低为一半，而税收收入的降低则少于一半，税收超额负担却降低了3/4，由此可见，为了筹集等量的税收收入，对所有商品以相同较低的税率征收商品税比征收选择性商品税造成的税收超额负担小，因而优于选择性商品税。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就整体而言商品税应当被设计成一种普遍征收的税收，而且是税率较为统一的税收，由此，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应当受到较大的限制。

然而，上述的传统分析并没有考虑到对于不同的商品，其需求价格弹性是不同的。按照统一的税率对所有商品课税，使价格等比例地发生变动，但是，由于不同的商品其需求的价格弹性不同，因此商品需求的数量的变化并不相同，需求价格弹性大的商品在价格变化后发生的需求量的变化幅度较大，而需求价格弹性小的商品在价格变化后发生的需求量的变化幅度较小，因此，商品税的扭曲效应依然会出现。基于上述的原因，拉姆斯提出了弹性反比法则，主张对于需求价格弹性高的商品以较低的税率课征 商品税，而对于需求价格弹性低的商品以较高的税率课征商品税。拉姆斯的弹性反比法则在理论上为人们所广泛认同，然而在实践中，弹性反比法则的实施离不开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的数据，但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难以准确测度的，而对所有商品(或所有课征商品税的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进行测度在实践中更是难以做到。

由此可见，在考虑不同商品需求价格弹性不同的情况下，普遍征收而税率统一的商品税依然存在效率的损失，笔者以为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这样理解：这种从整体意义上定义的普遍而税率统一的商品税并非绝对不存在效率的损失，因此，商品税的普遍征收与税率统一仅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并非绝对。实践中，最适课税理论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体现，商品税被进一步划分成若干个税种，如增值税、关税、消费税等，其中包括了普遍性征收的税种，也包括了选择性征收的税种，有的税种适用的税率较为简单，而有的则较为复杂。

在征收一般税所存在的问题方面，除了并非真正不存在效率损失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弹性反比法则的实施也会导致对一些生活必需品课征税率较高的商品税，而对某些高档商品课征税率较低的商品税，这有悖于税收的公平原则。因此，尽管与税收效率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对于生活必需品还是应当以较低的税率课税，甚至于不课税。这是商品税发挥社会政策职能的一个体现。

然而，在现实中一些特定的场合，依据弹性反比法则制定商品税税收政策恰恰可以同时满足效率与公平的要求，这种同时满足并非通常所说的“兼顾”。我国学者岳树民认为：弹性反比法则虽然在实践中难以实施，但它却说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差别税率是有效率的，这为差别税率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高收入人群某些相对较为固定的消费领域和范围，这些消费往往是高收入者身份、地位等的一种外在表现，是其消费中的“必需品”，价格在一定幅度内的变化，并不会影响其消费的数量，而低收入者则极少消费。因此，对这些消费品可以根据弹性反比法则的要求设计税率，即对这些高收入者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征高税。笔者赞同这种看法，弹性反比法则在上述范围内指导商品税课征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与“弹性反比法则与公平存在冲突”的基本判断并不矛盾，因为二者涉及的范围有着显著的不同，前者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而后者涉及的是特殊的领域。依据弹性反比法则对高收入人群的生活必需品以较高的税率课税不但可以实现商品税的税收收入职能，而且可以实现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且这种社会政策职能的实现与效率目标之间并不存在冲突。虽然商品税的社会政策职能整体上应当被限定，但在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下还是值得肯定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最适商品课税领域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单纯从效率角度出发加以研究到效率与公平权衡的过程。由此可见，税收理论的研究应当是将现实的目标加以权衡，而不是从单纯的理念出发。同时，税收学领域中的一些理念是基于经济学领域的一些理念的，而这些理念往往又是建立在一些假定的基础之上，这些假定在设定的时候往往是为了抽象出所研究问题的主要方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的情况相符，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相符是大致的而不是完全的。因此，如果将基于严格假定得出的结论在任何场合都奉为圭臬则往往会与现实发生冲突，即使是单纯从效率的角度出发进行考虑也是如此。因此，对商品税税收职能加以限定不应当将相关的理论，特别是最适商品课税理论的一般研究过分地理念化。尽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替代关系毋庸置疑，但在某些场合确实可以在促进公平的同时实现效率。

三、税收中性、税收调控的理论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

(一)税收中性、税收调控理论

税收中性，指“国家在课税时，除了纳税人负担税收外，不能因课税而扭曲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即从保证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角度考虑税收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到既要课税，同时又要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税收调控“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在利用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通过征税与不征税及多征税与少征税等方式来改变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以鼓励或限制、维持其所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使之按预定方向与规模发生变化的行为。”

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之间的关系是：一方面，二者在理论上有各自的作用领域，分别是市场有效和市场失效的领域；另一方面，将二者付诸实践，相互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冲突而需要加以权衡，因为现实当中的情形并非如理论上那样容易区分。

(二)税收中性、税收调控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

商品税属于间接税，与属于直接税的所得税相比较，所得税更符合税收中性的思想，因为从理论上讲，所得税改变的是私人的预算线，而不是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因此，主要产生收入效应而基本不产生替代效应，而有差别的商品税则有可能产生较强的替代效应，造成效率损失，因此，商品税虽然可以在发挥财政收入职能的同时在二定程度上发挥经济调控职能，但这种职能的发挥也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定，使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税收中性的要求。

对于商品税而言，符合税收中性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普遍征收的税收税率应当尽量统一。这里所说的税率尽量统一是相对的，包括税率的档次不应当过多和最高税率与最低税率之间的差距不应当过大。普遍征收的增值税和进口关税，其税基涉及到的商品种类繁多，通常都囊括了一个国家中生产和消费的商品的大部分，如果这些税种的税率档次过多，或者差距过大，容易对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产生较大的干扰，严重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消费者从消费中获取的福利。第二，选择性征收的税收税基应当较窄，且税率一般不应过高。选择性征收的税收，如消费税等，属于非中性税收，虽然有征收的合理性，但如果税基过宽、税率过高则同样会对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产生较大的干扰，严重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其对于消费的调控也会矫枉过正，影响消费者的福利。第三，严格控制税收减免和优惠。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必然会影响基本税制中出于税收中性的考虑所做的安排，造成过多的超额负担。

在通过经济调控职能的发挥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主要的税收工具应当是企业所得税而非商品税，但是商品税领域内还是存在着一些相关的措施。在一些经济领域中，商品税的经济调控职能确实可以较好地解决某些经济领域中的问题。例如，降低、甚至于取消一些高污染产品的出口退税可以较好地遏制那些只顾个体经济利益、不顾环境影响的经济行为，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策目标的实现，应当注意的是，商品税的实施同企业所得税相比，原则性更强而灵活性较小，因此，不应过分频繁 地通过商品税的变动来进行相关的调控，但这不包括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进行的分阶段的税率调整。同时，商品税内部不同的税种其变动的频度在原则上也不应当相同，如增值税一类的税收大幅度改变的情况很少发生，而进口关税中有些税收本身就是以年度为单位执行的，因此，在不同的调控手段都可以达到调控目标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地通过那些灵活性强的税收来进行调节。

对于商品税税收职能的限定既要坚持税收中性的指导思想，又要重视税收调控的作用，在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二者之间应当更加强调税收中性。其内涵是：在通过商品税取得税收收入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因为对价格形成机制造成不必要的影响而扭曲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造成税收的超额负担。同时，对于市场失灵的部分和某些社会目标，要通过不同调控手段作用的比较，包括税收调控以外的手段和其他税种的税收调控的比较，确定是否以商品税中的某一个或某些税种来进行调控，对于应当运用这些种类的税进行税收调控的，要注意其作用的机制可能对商品税体系中的其他部分造成的影响，对下列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1)是否因为这些措施的采用对商品税作用的其他部分产生不利的影响。(2)是否会因为商品税体系中其他部分的作用而使调控的措施失去作用或者使其实际效果被显著抵消。

四、税收职能限定的实践

除了理论上的分析之外，在实践过程中，通过一些实践性原则，主要是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和税收职能的分工原则的贯彻使得商品税财政收入以外的职能的发挥被限制在一个更加合理的范围之内。

(一)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

这里所说的阶段性是指在运用商品税发挥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的过程中，不应将其视为简单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动，而应当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商品税制度上的设计与变更来实现某些政策目标的做法往往具有比较强的阶段性，相对于商品税在实现财政收入方面的长期占有的首要地位，这种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往往要强得多。

遵守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要注重每一个时间跨度较短阶段的实际情况，而这样做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实现长期的稳定发展。在生产领域不能通过相关的税收政策谋求较短时间内不切实际的生产结构升级和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这样做即使在较短的时间内可以维持，但一段时间之后必然会致使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在消费领域，应当根据具体的消费水平来进行调节，如果消费水平提高后营业税和消费税的征收没有适应这种变化，则可能阻碍消费的增长，而消费增长受到制约则可以反过来制约生产的发展。同时，在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贯彻政策目标的阶段性原则应当做到果断放弃那些不利于长远发展的而只能获得短期利益的做法。通过阶段性原则的贯彻，使得商品税在实现社会政策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方面的具体措施及时调整，避免不切实际的税收政策或税收政策落后于经济领域中的现状所造成的损失。

(二)税收职能的分工原则

在商品税中，由于各个税种的税收在微观层面上都是通过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因此，对于同一种商品的调节可能在从生产到消费的不同环节上都可以实现，但是，由于在不同的环节通过不同税种进行调节有可能是不相同的，因此，在进行这种调节作用时要考虑到是否会产生其他方面的不利影响，即在商品税内部，要通过作用机制的比较分析来确定何种税收适合于实现何种税收职能，以及是否需要通过不同的税种实现相同的税收职能，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不同税种之间的合理有效的分工。

通过商品税中不同税种税收职能的分工，可以有效地克制过分强调税收杠杆的倾向，使商品税体系在结构上更为简化，使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更小，同时，也能够使保留下来的商品税税收制度更具效率，将商品税在形成税收收入方面之外的其他职能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五、结论

商品税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最优商品税　最优所得税　中国税制

一、最优税收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谈及最优税收理论，首先要对“什么是最优税收”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历史上诸多经济学家对税收制度的理想特征的看法中，倍受关注的当数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出的平等、确定、便利、最少征收成本四原则，以及瓦格纳在其《财政学》中提出的四项九目原则等等（1）。而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由于效率与公平问题业已成为经济学探讨中的两大主题，因此，理想的税收政策通常都是在马斯格雷夫（2）所提出的三大标准的框架内，即：（1）税收公平标准（尽管公平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各不相同）；（2）最小行政成本标准；（3）最小负激励效应标准，即税收效率标准。

困难在于，对一个特定的税种或某个税收政策建议来说，往往只能满足其中的某一标准而无法满足其他标准。比如，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易于满足税收公平标准，却会对劳动供给产生负激励；增值税总体上对劳动供给不会产生负激励，但却很难符合税收公平标准。

最优税收理论文献对最优税收评价的基本方法是，借助现代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的概念，在赋予各个标准不同权重的基础上，将这些标准统一于惟一的标准之中。

在现代福利经济学中，社会福利取决于个人效用的高低，以及这些效用的平等分配程度。一般假定，当效用的不平等程度递增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福利可以反映税收公平的思想，即导致不平等程度降低的税收是公平的。因此，最大化社会福利蕴含了税收公平标准。

就税收行政成本最小化标准来说，较高的税收行政成本意味着更多的税收收入用在政府服务方面，从而使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降低。同样，就最小负效应激励标准来说，如负效应激励大，工作积极性就会减弱就会扭曲经济，使人们的效用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降低。

于是，马斯格雷夫意义上的最优税制的三大标准就可以转化为社会福利的不同侧面，不同的税收政策可以用统一的标准加以比较和衡量，也就是说，能够带来最大社会福利水平的税收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

以上便是最优税收理论的主要思想之一。由于很难将税率与税收行政成本之间的关系加以模型化，所以上述思想并非总是贯彻始终。经济学家们往往在其分析中忽略税收行政成本问题，多把最优税收理解成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税收。然而，忽略税收行政成本的最优税收理论毕竟是一个重大的缺陷。（3）

二、最优商品税

最优商品课税问题的现代分析最早起源于拉姆齐（ramsey，1927）的创造性贡献。根据对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单一家庭经济的分析考察，拉姆齐指出：最优税制应当使对每种商品的补偿需求均以税前状态的同等比例下降为标准。这是拉姆齐法则的标准阐述。通过对用来推导拉姆齐法则的经济施加进一步的约束，即假定课税商品之间不存在交叉价格效应，鲍莫尔和布莱德福特（baumol and bradford，1970）推导出逆弹性法则：比例税率应当与课税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成反比例。这一法则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明显的，即生活必需品（因为它们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应当课以高税，而对奢侈品则课以轻税。但这样一来，就暴露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它忽略了收入分配具有内在的不公平性。

为改变拉姆齐法则置分配公平于不顾的境地，理所当然应当对其加以适当的纠正。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 and mirrlees，1971）率先在最优商品税率决定中引入公平方面的考虑，并且将拉姆齐法则中的单个家庭经济扩展至多个家庭经济中。他们指出：在需求独立的情况下，一种商品的最优税率不仅取决于其需求价格的逆弹性，而且取决于它的收入弹性。这意味着，对许多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较低的商品来说，应当将实行高税率的分配不公问题和实行低税率的效率损失问题进行比较，最有意义的改变应当是使那些主要由穷人消费的商品数量减少的比例比平均水平低。或者说，基于公平的考虑，对于高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无论弹性是否很高也应确定一个较高的税率；而对低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即便弹性很低也应确定一个较低的税率（4）。

值得重视的是，对拉姆齐法则的修正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对那些既非富人也非穷人特别偏好的商品，仍可以遵循拉姆齐法则行事。其次，尽管有人辩称商品税无须承担收入分配职能，收入分配问题只应由所得税解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出于显示身份、自尊、习俗等多方面的原因，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不少收入弹性高而价格弹性低的商品（如钻石、名画、豪宅等）这就提供了通过对这些商品课税以改进收入分配的可能性。

近年来，有关最优税收的研究开始出现一种把理论分析应用于实际数据的趋向。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税收规则仅仅表明了最优税收结构的一般情形，它们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其次，税收理论分析的目的在于提供实际政策建议，为此，税收规则必须能够运用于数值分析，最终的最优税收值应可以计算。最优税率的数值分析体现了执行上述计划在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

目前有关最优商品税的数值分析仍处于起步阶段，所做的工作集中在针对数目较少的商品组别的分析上，而且还没有哪种数值分析的答案能够完全推广到一般的情形。从已有成果看，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结论主要有两个：一是最优税收能够通过对生活必需品实行补贴而实现有意义的再分配；二是对公平问题的关切越强烈，商品税率就越不是单一税率（5）。

三、最优所得税

谈及所得税问题，我们立即面临有名的“做蛋糕”与“切蛋糕”之间的权衡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是为满足公平目标而有效实施再分配的手段；另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的课征是对劳动供给和企业精神的一种主要抑制因素，特别是当边际税率随着所得的增加而增加的时候。最优所得税理论旨在分析和解决所得课税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

关于最优所得税的主要论文出自米尔利斯（mirrlees，1971），他研究了非线性所得税的最优化问题。米尔利斯模型在所得税分析中的价值在于它以特定方式抓住了税制设计问题的性质。首先，为了在税收中引入公平因素，米尔利斯设想无税状态下的经济均衡具有一种不公平的所得分配。所得分配由模型内生而成，同时每个家庭获取的所得各不相同。其次，为了引进效率方面的考虑，所得税必须影响家庭的劳动供给决策。此外，经济要具有充分灵活性，以便不对可能成为问题答案的税收函数施加任何事先的约束。米尔利斯的模型是集合上述要素的一种最为简单的描述。

米尔利斯模型得出的重要的一般结果是：（1）边际税率应在0与1之间；（2）有最高所得的个人的边际税率为0；（3）如果具有最低所得的个人按最优状态工作，则他们面临的边际税率应当为0.毫无疑问，第二点结论是最令人感到惊奇的。不过，这一结论的重要性也许不在于告诉政府应该通过削减所得税表中最高所得部分的税率，以减少对最高收入者的作用；其重要性更在于它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性的，这就促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利用累进所得税制来实现再分配的观念。也许说，要使得关注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未必需要通过对高收入者课重税才能实现，事实上，让高收入承担过重的税负，其结果可能反而使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下降。

由于米尔利斯的非线性模型在分析上十分复杂，其结论也只是提供给我们关于政策讨论的指导性原则。为了得到最优税收结构的更详细情况，有必要考察数值方面的分析。米尔利斯根据他所建立的模型，计算出完整的最优所得税率表。从结果看，高所得的边际税率的确变得很低，但并未达到0.同时低所得的平均税率均为负，从而低收入者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托马拉（tuomala，1990）所做的数值分析则进一步表明，接近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可能远不是0，这意味着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为零的结果只是一个局部结论。从政策目的上看，基于米尔利斯模型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有：（1）最优税收结构近似于线性，即边际税率不变，所得低于免税水平的人可获得政府的补助。（2）边际税率相当低。（6）（3）所得税实际上并非一个缩小不平等的有效工具。

斯特恩（stern，1976）根据一些不同的劳动供给函数、财政收入的需要和公平观点，提出了最优线性所得税模型。他得出的结论是，线性所得税的最优边际税率随着闲暇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的减小而增加，随着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更加公平的评价而增加。这意味着，人们对减少分配不平等的关注越大，则有关的税率就应越高，这一点是与我们的直觉相符的。另一方面，最优税率与劳动供给的反应灵敏度、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收入分配的价值判断密切相关，假如我们能够计算或者确定这些参数值，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最优税率。因此，斯特恩模型对最优所得税制的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四、最优税收理论的政策启示

由于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特殊结论，因此，它所提供的仍然只是“洞察力”，而不是具体的政策建议，不能被当作一般规则来使用。最优税收理论的已有进展可以为我们提供如下的政策启示：

1.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所得税的公平功能，并且重新探讨累进性所得税制的合理性。传统的观点认为：在改善收入分配公平方面，所得税具有商品税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甚至于在实现效率方面，所得税也较商品税为优。只是由于所得税在管理上的复杂性，才导致商品税的广泛采用。然而，米尔利斯（mirrlees，1971）基于其理论模型所做的数值分析表明，所得税在改善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功能并不像人们设想得那么好。这一认识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挖掘商品税的公平功能；另一方面，如果商品税和所得税在实现公平分配方面的能力都很有限的话。那么，出于公平方面的更多考虑，我们是否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小税种，如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

对累进个人所得税制，不仅在微观方面被寄予公平分配的厚望，而且在克服宏观经济波动方面也被委以重任。但最优所得税的理论探讨和数值分析都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的。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不应最高而应为零；除端点外，最优税收结构应当近似于线性。另外，根据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方案和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的数值分析结果，负所得税方案不仅在实现公平方面有其诱人之处，而且在把效率问题同时纳入税制设计的范畴中时，它也仍然富有吸引力。

2.税制改革应综合考虑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最优税收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把效率与公平问题纳入经济分析框架之中。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确难免会发生冲突，但是，效率与公平目标之间也并非总是互不相容的，比如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模型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对各种税收的具体组合，达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目的。

3.完全竞争经济是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的主要假设条件之一，这种假设条件适合于市场机制发挥较为充分的西方发达国家，却可能不适合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主要目标应当是扫清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动员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率，这与发达国家的改善收入分配、平衡公平和效率的目标之间存在区别。因此，在借鉴最优税收理论进行税制设计时，在公平和效率的选择方面要与西方国家有所差别。从模型设定上，这意味着用于度量公平和效率的社会福利函数在选择形式上的区别。

4.如果要在实践中实行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各种规则，可能需要对财税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但这不太现实。基于这一考虑，许多国家选择的是渐进式的政策改革，即逐渐增减某些税种和调整某些税率。另外一个富有启示性意义的结论是，改革过程中可能产生暂时性的无效率。这表明，政策改革之路可能不会一帆风顺。

参考文献：

1.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2.黄春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发展述评》，《税收研究》2002年第1期。

3.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邓力平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4.加雷斯。d.迈尔斯：《公共经济学》，中译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米尔利斯（mirrlees，j.a），an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y of optimunincome taxa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1.

6.张馨、杨志勇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参见张馨、杨志勇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章。

（2）参见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邓力平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3）将税收行政成本标准纳入最优税收理论体系的规范和实证分析的最新进展，参见黄春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发展评述》，《税收研究》2002年第1期。

（4）参见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5）有关最优商品税的数值分析和具体进展参见迈尔斯（myles，2001第4章）。

商品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最优商品税最优所得税中国税制

一、最优税收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谈及最优税收理论，首先要对“什么是最优税收”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历史上诸多经济学家对税收制度的理想特征的看法中，倍受关注的当数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出的平等、确定、便利、最少征收成本四原则，以及瓦格纳在其《财政学》中提出的四项九目原则等等（1）。而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由于效率与公平问题业已成为经济学探讨中的两大主题，因此，理想的税收政策通常都是在马斯格雷夫（2）所提出的三大标准的框架内，即：（1）税收公平标准（尽管公平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各不相同）；（2）最小行政成本标准；（3）最小负激励效应标准，即税收效率标准。

困难在于，对一个特定的税种或某个税收政策建议来说，往往只能满足其中的某一标准而无法满足其他标准。比如，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易于满足税收公平标准，却会对劳动供给产生负激励；增值税总体上对劳动供给不会产生负激励，但却很难符合税收公平标准。

最优税收理论文献对最优税收评价的基本方法是，借助现代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的概念，在赋予各个标准不同权重的基础上，将这些标准统一于惟一的标准之中。

在现代福利经济学中，社会福利取决于个人效用的高低，以及这些效用的平等分配程度。一般假定，当效用的不平等程度递增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福利可以反映税收公平的思想，即导致不平等程度降低的税收是公平的。因此，最大化社会福利蕴含了税收公平标准。

就税收行政成本最小化标准来说，较高的税收行政成本意味着更多的税收收入用在政府服务方面，从而使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降低。同样，就最小负效应激励标准来说，如负效应激励大，工作积极性就会减弱就会扭曲经济，使人们的效用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降低。

于是，马斯格雷夫意义上的最优税制的三大标准就可以转化为社会福利的不同侧面，不同的税收政策可以用统一的标准加以比较和衡量，也就是说，能够带来最大社会福利水平的税收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

以上便是最优税收理论的主要思想之一。由于很难将税率与税收行政成本之间的关系加以模型化，所以上述思想并非总是贯彻始终。经济学家们往往在其分析中忽略税收行政成本问题，多把最优税收理解成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税收。然而，忽略税收行政成本的最优税收理论毕竟是一个重大的缺陷。（3）

二、最优商品税

最优商品课税问题的现代分析最早起源于拉姆齐（Ramsey，1927）的创造性贡献。根据对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单一家庭经济的分析考察，拉姆齐指出：最优税制应当使对每种商品的补偿需求均以税前状态的同等比例下降为标准。这是拉姆齐法则的标准阐述。通过对用来推导拉姆齐法则的经济施加进一步的约束，即假定课税商品之间不存在交叉价格效应，鲍莫尔和布莱德福特（BaumolandBradford，1970）推导出逆弹性法则：比例税率应当与课税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成反比例。这一法则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明显的，即生活必需品（因为它们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应当课以高税，而对奢侈品则课以轻税。但这样一来，就暴露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它忽略了收入分配具有内在的不公平性。

为改变拉姆齐法则置分配公平于不顾的境地，理所当然应当对其加以适当的纠正。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率先在最优商品税率决定中引入公平方面的考虑，并且将拉姆齐法则中的单个家庭经济扩展至多个家庭经济中。他们指出：在需求独立的情况下，一种商品的最优税率不仅取决于其需求价格的逆弹性，而且取决于它的收入弹性。这意味着，对许多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较低的商品来说，应当将实行高税率的分配不公问题和实行低税率的效率损失问题进行比较，最有意义的改变应当是使那些主要由穷人消费的商品数量减少的比例比平均水平低。或者说，基于公平的考虑，对于高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无论弹性是否很高也应确定一个较高的税率；而对低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即便弹性很低也应确定一个较低的税率（4）。

值得重视的是，对拉姆齐法则的修正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对那些既非富人也非穷人特别偏好的商品，仍可以遵循拉姆齐法则行事。其次，尽管有人辩称商品税无须承担收入分配职能，收入分配问题只应由所得税解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出于显示身份、自尊、习俗等多方面的原因，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不少收入弹性高而价格弹性低的商品（如钻石、名画、豪宅等）这就提供了通过对这些商品课税以改进收入分配的可能性。

近年来，有关最优税收的研究开始出现一种把理论分析应用于实际数据的趋向。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税收规则仅仅表明了最优税收结构的一般情形，它们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其次，税收理论分析的目的在于提供实际政策建议，为此，税收规则必须能够运用于数值分析，最终的最优税收值应可以计算。最优税率的数值分析体现了执行上述计划在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

目前有关最优商品税的数值分析仍处于起步阶段，所做的工作集中在针对数目较少的商品组别的分析上，而且还没有哪种数值分析的答案能够完全推广到一般的情形。从已有成果看，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结论主要有两个：一是最优税收能够通过对生活必需品实行补贴而实现有意义的再分配；二是对公平问题的关切越强烈，商品税率就越不是单一税率（5）。

三、最优所得税

谈及所得税问题，我们立即面临有名的“做蛋糕”与“切蛋糕”之间的权衡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是为满足公平目标而有效实施再分配的手段；另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的课征是对劳动供给和企业精神的一种主要抑制因素，特别是当边际税率随着所得的增加而增加的时候。最优所得税理论旨在分析和解决所得课税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

关于最优所得税的主要论文出自米尔利斯（Mirrlees，1971），他研究了非线性所得税的最优化问题。米尔利斯模型在所得税分析中的价值在于它以特定方式抓住了税制设计问题的性质。首先，为了在税收中引入公平因素，米尔利斯设想无税状态下的经济均衡具有一种不公平的所得分配。所得分配由模型内生而成，同时每个家庭获取的所得各不相同。其次，为了引进效率方面的考虑，所得税必须影响家庭的劳动供给决策。此外，经济要具有充分灵活性，以便不对可能成为问题答案的税收函数施加任何事先的约束。米尔利斯的模型是集合上述要素的一种最为简单的描述。

米尔利斯模型得出的重要的一般结果是：（1）边际税率应在0与1之间；（2）有最高所得的个人的边际税率为0；（3）如果具有最低所得的个人按最优状态工作，则他们面临的边际税率应当为0.毫无疑问，第二点结论是最令人感到惊奇的。不过，这一结论的重要性也许不在于告诉政府应该通过削减所得税表中最高所得部分的税率，以减少对最高收入者的作用；其重要性更在于它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性的，这就促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利用累进所得税制来实现再分配的观念。也许说，要使得关注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未必需要通过对高收入者课重税才能实现，事实上，让高收入承担过重的税负，其结果可能反而使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下降。

由于米尔利斯的非线性模型在分析上十分复杂，其结论也只是提供给我们关于政策讨论的指导性原则。为了得到最优税收结构的更详细情况，有必要考察数值方面的分析。米尔利斯根据他所建立的模型，计算出完整的最优所得税率表。从结果看，高所得的边际税率的确变得很低，但并未达到0.同时低所得的平均税率均为负，从而低收入者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托马拉（Tuomala，1990）所做的数值分析则进一步表明，接近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可能远不是0，这意味着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为零的结果只是一个局部结论。从政策目的上看，基于米尔利斯模型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有：（1）最优税收结构近似于线性，即边际税率不变，所得低于免税水平的人可获得政府的补助。（2）边际税率相当低。（6）（3）所得税实际上并非一个缩小不平等的有效工具。

斯特恩（Stern，1976）根据一些不同的劳动供给函数、财政收入的需要和公平观点，提出了最优线性所得税模型。他得出的结论是，线性所得税的最优边际税率随着闲暇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的减小而增加，随着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更加公平的评价而增加。这意味着，人们对减少分配不平等的关注越大，则有关的税率就应越高，这一点是与我们的直觉相符的。另一方面，最优税率与劳动供给的反应灵敏度、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收入分配的价值判断密切相关，假如我们能够计算或者确定这些参数值，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最优税率。因此，斯特恩模型对最优所得税制的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四、最优税收理论的政策启示

由于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特殊结论，因此，它所提供的仍然只是“洞察力”，而不是具体的政策建议，不能被当作一般规则来使用。最优税收理论的已有进展可以为我们提供如下的政策启示：

1.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所得税的公平功能，并且重新探讨累进性所得税制的合理性。传统的观点认为：在改善收入分配公平方面，所得税具有商品税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甚至于在实现效率方面，所得税也较商品税为优。只是由于所得税在管理上的复杂性，才导致商品税的广泛采用。然而，米尔利斯（Mirrlees，1971）基于其理论模型所做的数值分析表明，所得税在改善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功能并不像人们设想得那么好。这一认识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挖掘商品税的公平功能；另一方面，如果商品税和所得税在实现公平分配方面的能力都很有限的话。那么，出于公平方面的更多考虑，我们是否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小税种，如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

对累进个人所得税制，不仅在微观方面被寄予公平分配的厚望，而且在克服宏观经济波动方面也被委以重任。但最优所得税的理论探讨和数值分析都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的。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不应最高而应为零；除端点外，最优税收结构应当近似于线性。另外，根据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方案和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的数值分析结果，负所得税方案不仅在实现公平方面有其诱人之处，而且在把效率问题同时纳入税制设计的范畴中时，它也仍然富有吸引力。

2.税制改革应综合考虑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最优税收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把效率与公平问题纳入经济分析框架之中。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确难免会发生冲突，但是，效率与公平目标之间也并非总是互不相容的，比如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模型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对各种税收的具体组合，达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目的。

3.完全竞争经济是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的主要假设条件之一，这种假设条件适合于市场机制发挥较为充分的西方发达国家，却可能不适合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主要目标应当是扫清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动员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率，这与发达国家的改善收入分配、平衡公平和效率的目标之间存在区别。因此，在借鉴最优税收理论进行税制设计时，在公平和效率的选择方面要与西方国家有所差别。从模型设定上，这意味着用于度量公平和效率的社会福利函数在选择形式上的区别。

4.如果要在实践中实行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各种规则，可能需要对财税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但这不太现实。基于这一考虑，许多国家选择的是渐进式的政策改革，即逐渐增减某些税种和调整某些税率。另外一个富有启示性意义的结论是，改革过程中可能产生暂时性的无效率。这表明，政策改革之路可能不会一帆风顺。

参考文献：

1.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2.黄春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发展述评》，《税收研究》2002年第1期。

3.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邓力平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4.加雷斯。D.迈尔斯：《公共经济学》，中译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米尔利斯（Mirrlees，J.A），Anexplorationinthetheoryofoptimunincometaxation，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71.

6.张馨、杨志勇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参见张馨、杨志勇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章。

（2）参见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邓力平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3）将税收行政成本标准纳入最优税收理论体系的规范和实证分析的最新进展，参见黄春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发展评述》，《税收研究》2002年第1期。

（4）参见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5）有关最优商品税的数值分析和具体进展参见迈尔斯（Myles，2001第4章）。

商品税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最优商品税；　最优所得税；　生产效率；　新增长理论；　技术进步

一、早期最优税制理论

1927年，年轻的剑桥经济学家（ramsey）在解答老师庇古（pigou）的一篇作业中天才地解决了一个关于最优商品税的问题：假定一次总付税不可行，对于征收给定的税收收入，最优的商品税率应该是多少，才能使税收造成的超额负担最小。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拉姆齐得出，对商品课税的最优税率与该商品的需求弹性成反比。一般来说，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很小，而高档品的需求弹性相对较大，拉姆齐法则要求，有效率的税收应对生活必需品课以高税率，而对高档品课以低税率。

最优所得税问题是一个更古老的问题。与最优商品税假定不存在公平问题相反，最优所得税最初的研究对效率采取了完全忽略的态度。埃奇沃思（edgeworth）提出，当每个人的边际牺牲相等时（纵向公平原则），社会效用损失最小，这就意味着最大边际税率为100％。当收入达到某个等级时，当事人的所有增加的收入都将用以交换税收，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是高收入者将放弃工作，选择闲暇。由于损失了效率，政府的收入反而低于课征低税率的收入。斯特恩（stern）通过对税收与劳动供给的研究，得出最优所得税率与劳动供给弹性负相关，当劳动供给弹性小，即对工资率的变动表现为不敏感时，较高的税率不会对劳动供给决策，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大的影响，反之，若劳动供给弹性很大，对工资所得课以较高的税率则会导致实际工资率的下降，进而引起更大的劳动供给的减少。

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利斯（mir-rlees）对激励条件下最优所得税问题作出了经典性研究。在考虑了劳动能力分布状态，政府最大化收益，劳动者最大化效用，以及无不定性、无外部性等一系列严格假定的情况下，他得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结论，其中二点就是对高工资率和最低工资率都应课以零（边际）税率。

最优税收与生产效率是最优所得税理论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经济有效率，包括交换和生产的有效率，其条件是产品的边际转换率等于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税收在产品边际转换率和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中各自插入一个税收契子，使得二者不再相等。生产偏离生产可能性曲线，造成效率损失的扭曲效应。最优税收设计在理论上可以实现生产的效率，或使税收造成的超额负担达到最小，但假设非常严格。例如，如果政府征税能力不受限制，可以对公司征收100％的税润税等。有关结论是不确定的，取决于特定的假设条件（斯蒂格里茨，stiglitz，1987年）。

二、最优税制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增长理论的兴起为最优税制理论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新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不是由经济外部因素即外生变量造成的，而是由经济系统内生因素决定的。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由于经济增长由作为外生变量的技术进步决定，所以从政策意义上说，中长期经济政策不能影响经济增长，当然也就不存在能长期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税收制度。而在新增长模型那里，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内部因素决定的内生变量，技术进步可归结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政策就可通过作用于人力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而影响到技术进步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新（内生）增长模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把技术进步归结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结果。如把技术进步完全归结为物质资本的积累，产出以净投资率增加（切米利chamley，1986.卢卡斯lu-cas，1990）；把技术进步归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积累的结果，人力资本积累主要通过教育与培训支出和时间投入实现。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生产可分为二种情况，一种是二者生产技术相同（barro，1992），另一种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生产采用不同的技术，生产中使用的人力资本份额不同（卢卡斯，1998）。2.技术进步采取了新的投入品（中间产品）和投入质量提高的形式，研究和发展（r＆d）上的投资生产了质量更好，生产力更高的投入品，这样旧的投入为新的投入所取代，产出得到提高。（罗默，romer1989）。3.技术进步具有外部性。一个企业的投资导致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即新知识和新技术从一个企业流向其它企业，一个国家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也是这样，当代的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产生跨代的效应，这些都可以对产出的增加产生影响。

在新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最优税制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有关促进技术进步的最优所得税问题，包括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及其相互关系。

1986年，切米利率先提出，在长期——在这里假定居民的存在具有无限期界，如果为有限期界，则结果大为不同——最优资本所得税率应为零。因为对资本所得课税会导致资本投资的跨代扭曲效应，而对劳动所得应课以正税，因为劳动所得税只能产生期内劳动与闲暇选择的扭曲，这和现实中对资本所得应课以重税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阿特卡森（atkeson，1999年）等通过逐一放宽切米利的假设条件，检验并支持了切米利的观点，认为对资本所得课税是个坏主意。当人力资本作为内生投入参与生产时，其积累与物质资本积累一起构成了技术进步的基础，对劳动和资本所得课税会减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进而降低增长率（金king，雷贝洛rebelo，picorrino，1993年，雷贝洛，1991年，皮科尔多，picorrino，1993年等），所以，长期中，对资本和劳动所得的最优税率都应为零（巴尔，bull，，琼斯等，jones，1993年，1997年，若比尼roubinill996年）。

对上述结论的研究包括二方面的探索：

其一是在理论上探讨对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所得减税的增长效应。卢卡斯（1990年）的一个封闭经济的内生增长模型假定人力资本生产中物质资本的份额为零，即人力资本生产完全由人力资本投入而实现，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当取消对资本所得课税时，资本存量、消费和福利分别有一个显著的增加（分别为60％、6％和5.5％），但经济增长率没有变。金和雷贝洛的模型则假定物质资本在人力资本生产中的份额为三分之一，当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税率下降时，不仅资本存量和福利水平有明显增加，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也是显著的。这表明，模型假设中的人力资本生产和物质产出的生产中要素比例对分析的结果有很大影响。卢卡斯（1988年）得出，当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生产中使用的人力资本份额不同时，最优资本所得税与劳动所得税的课税比例取决于二者生产中的相对人力资本密集程度。

皮科尔多把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物质和人力资本同最终消费品区别开来，当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生产与最终消费品生产中存在不同的物质资本密集度时，其相对高低就影响到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所得的最优课税问题。如果资本生产中物质资本密集度高于消费品生产，那么对劳动所得的课税应超过对资本所得的课税，反之，应对物质资本所得课征较多的税。当人力资本积累和研究与发展产生的中间品共同作为增长的动力时，有模型显示（埃纳森等，einarsson，1997年）：减税产生显著的福利增加效应，而且中间品模型显示出更大的福利效应。如，劳动所得税或资本所得税下降10个百分点（从25％到15％），中间品模型中，福利水平分别增加19.01％和16.4％。

其二是用经验数据来检验。由于新增长理论没有得出关于最优税制问题的确定结论，经验检验显得尤为重要，但大多数经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税率和增长无关（坦兹，tanzi，2000年）。这表明立足于增长效应基础上的最优税制理论还有待发展与完善。

三、简要评价

最优税制理论是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上，以追求公平或效率，特别是以追求经济效率为标准，从理论上探讨税制结构所应具有的形式。无论是拉姆齐模型还是卢卡斯模型，都是在不考虑公平的前提下探讨具有最小扭曲效应的税收形式，而庇古从另一端出发，只考虑公平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理论与实际脱离，以及理论内部的冲突与分歧，所以有人认为，最优税制理论对实际税制设计没有意义，这一点从最优税制理论的发展看尤其如此。最优税制理论有关结论对模型的假设，效用函数的形式都有很强的敏感度，如米尔利斯1971年得出的结论是，对于高能力者，对其高收入应处以零边际税率，这样，最优所得税率应该呈现倒“u”形，但是戴尔蒙得（di-anmond，1998年）认为对高收入者，就应提高税率，即课以正的边际税率，有人（戴函等，danhan，2000年）分析认为，造成二者如此对立的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所选择的效用函数形式上的差异。

最优税制理论目前还不能很好地运用于实际税制设计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税收征管的因素，只有假定政府有完全的征税能力，征税成本和税服成本为零。但是现实经济中，税制的运行是很复杂且需要成本的，逃税的事实也是大量而普遍地存在着，这就造成很高的征税成本和税服成本，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课税能力受到很大制约，最优税制理论的应用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

虽然如此，最优税制理论对实际税制建设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首先，最优税制理论指出，税制必须充分考虑效率与公平，这是税制建设的两个根本指导原则。其次，新增长理论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溢出，研究与发展产生的新的中间品等都是内生技术进步的重要形式，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因此，在制定有关税收政策时，应重视并使税收扭曲效用最小化。

[参考文献]

[1]莫里斯。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商品税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毕业实践模式；课程结构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3）09-0140-03

Researching on Graduation Practice Mode of Higher Vocation’s Customs Clearance and International Freight Professional//Sun Xia

Abstract The present customs clearance and international freight professional graduation practice mode has many defects， they are in urgent need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Through several years of teaching and social practice， and communicating with the students， as well as analysis and summary the previous graduate practice problem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 and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Key words customs and international freight professional； graduation practice mode； curriculum structure

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自2004年创建以来，如雨后春笋般在高职高专院校开立，为本地区和沿海城市输送了大量的报关与货运从业人员，很好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和毕业生的反馈发现，本校培养的毕业生工作适应能力较差，对本专业认识不足，专业知识掌握不熟练。究其原因：一是本专业课程结构设置不合理；二是毕业生在毕业环节没有得到很好的职业训练，动手能力较差。针对这种现状，本文从毕业实践模式改革方面进行探讨，分析存在问题的成因和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

1 毕业实践环节现有模式存在的问题

毕业实践环节可以全面深化检查学生在校期间所学的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使学生对本专业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层面，培养和锻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独立工作能力和创造能力，用以分析解决将来在工作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意志品质、心理承受能力和团结合作精神，使学生毕业后能尽快适应工作岗位。而现有模式的毕业实践环节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现在大多数高职院校的毕业实践考核形式还是以撰写论文为主，这种模式是沿袭传统高校的教学模式，根本不能适应当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要求。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存在下列问题。

1.1 毕业实践模式陈旧，无法达到技能考核的要求

作为高职院校，它虽属高等教育序列，但有着自己的独特“身份”，它不同于普通高等院校，它的根本任务可以具体化为培养高素质的有相应专业、有一技之长的高技能专门人才，这就是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这个培养目标对人才的培养突出了三点：一是高素质，二是相应专业一技之长，三是高技能。所以以往以理论考核的形式完成毕业实践环节考核，根本无法达到这些要求，毕业论文的撰写仅仅适用于一些语言类的专业。而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的职业技能要求学生掌握国际贸易基础知识，熟悉通关手续和相关的法规制度，能够熟练填制进出口报关单；作为货运方面的货代员应熟悉货运业务，了解不同交通工具的载货特点，掌握各条运输路线的动态，通晓有关的规章制度，精通办理各种手续，熟练掌握计算各种费用的方法，并与海关、商检、港口、码头、轮船公司、机场、车站、银行、仓储等部门有着经常的业务联系，是货主的代表，要从货主的角度代办各种国际货物运输业务。而写论文根本达不到这些要求。

1.2 课程结构不合理与专业资格证书的考核脱节

国际报关与货运专业相对于其他老牌高职专业还属于新的专业，各高职院校一般都是承袭国际贸易这个本科专业的教学计划设置的，再加入些物流专业的基础课拼凑而成，课程结构与专业资格标准相差很远。比如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相适应的专业资格有货代员、报关员、报检员、外销员、单证员等，这些专业资格考核都有相应的课程要求，所以在设计课程结构时应考虑这个问题，不要迎合所谓的学科体系和因人设课。以上几个技能职业资格证书的课程有许多相同的，只要综合考虑还是可以达到要求的。

1.3 学生缺乏技能训练机会，实习环节不能充分利用

现有在校的高职学生缺乏技能训练，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由于课时限制，仅能作理论讲授，技能训练没有场所和必要的设施，软硬件不配套。学生的实习形同虚设，有大部分毕业生在实习上没有与专业对口，有的就是在实习鉴定表上盖个单位章，人根本就不去工作。通过与几届毕业生座谈发现，国家设立实习的初衷很好，如果好好落实，毕业生会得到很好的锻炼，会积累些许经验，培养应有的职业素养，建立牢固的自信心。但是在实际推行时，绝大多数流于形式，白白浪费了实习这个宝贵的机会。

2 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以上是根据所在院校的实际工作和对毕业生的回访总结出的问题，通过分析发现存在问题的原因。

2.1 高职院校大部分是由原有的大学改设，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陈旧

全国除了少数高职院校是新成立的，大部分是由原来的专科学院改设的，必然会承袭原有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大部分教师也是从校门到校门，缺乏专业技能经验。同时，在我国，职业教育算是新兴行业，缺少理论和实践支持，只能照搬国外经验，与我国国情不能融合。

2.2 师资水平有限，导致课程结构设置不合理

高职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是近些年来新兴的专业，尤其在沿海地区方兴未艾，但是这方面的教师队伍较缺乏，都是在校的教师对课程结构进行设计。这些教师一方面没有实践经验，另一方面考虑自身教学工作量的因素、教学考核等原因，使得在专业课程设置时要考虑能否胜任一些课程，所以有些课程即使需要也不设置。再就是没有相应的适合于授课用的教材。教材这个环节是个很重要的因素，现在多数高职院校教材陈旧，与现在的社会实际脱节。所以，为了配合教材问题，也不得不拿去一些该设的课程，导致课程设置不伦不类。

2.3 缺乏校企联合和实训室的建设

现在的多数企业都是私营企业，企业主多数都注重效益指标，不会考虑人才储备问题，所以多数企业不愿接纳实习生。学校缺少与企业的沟通，毕业实习没有场所，毕业生就无法体验工作实践。由于资金问题，多数高职院校缺少实训室建设，尤其是文科类专业更是不被重视。

3 解决对策

鉴于以上原因，学生的毕业实践环节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笔者提出几条建议。

3.1 改变教学理念，改革毕业实践模式

高职院校的教学理念几十年来已经形成固有的体系，其内容也与我国国情相符。但是身为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却很少了解，只是一些教管人员去理解和执行，这就造成教学实践和教学理念脱节。所以，现在的高职院校应加强对教师职业教育理念的培养和职业技能的培训，把教师送出去参与专业实践。

同时，要改革毕业实践模式，将原有的论文撰写改为与职业资格相关的实务操作，将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学生按照专业特点和教学环节结合学生自身水平和兴趣爱好分成几个专业方向进行实训。

1）报关员：职业能力要求是熟悉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国际贸易知识；掌握报关单证，具备处理各种报关单证能力；熟悉进出口商品税费、进出口商品税则，具备归类商品和完成纳税、计算及交纳报关费用能力；熟悉国报关全流程，具备电子申报能力、完成报关操作程序能力。

2）报检员：职业能力要求是熟悉国际商贸法律法规、国际贸易知识；掌握报检单证，具备处理各种报检单证能力；熟悉进出口商品税则，具备归类商品和计算及交纳报检费用能力；熟悉国报检全流程，具备电子申报能力、完成报检操作程序能力。

3）货代员：职业能力要求是熟悉国际商贸法律法规、国际贸易知识；掌握货运单证知识，具备处理各种国际货运单证能力；熟悉费率表、货运保险知识，并掌握计算运杂费，具备交纳国际货运各项费用能力；熟悉国际货代全流程，具备完成国际货运操作程序能力。

4）国际贸易单证员：职业能力要求是熟悉国际商贸法律法规、国际贸易知识；掌握国际贸易洽谈手段和方法；能够缮制进出口合同；掌握国际结算的方法和流程；熟悉各种单证的制作和审核的能力。

3.2 对教师进行职业技能培训，要求相应专业教师必须具有专业资格证书

虽然省高教委这些年陆续进行了一些双师资格的培训，但多数是教育系统内部的培训，教师在专业技能上根本没有得到很好的培训。另外，各院校对专业教师也没有要求职业资格，从社会上招聘的也是少数，大部分专业课教师还是原来的高专教师，缺少技能培训的经验。学校应该针对不同的专业要求各类教师尤其是专业课教师必须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如报关课程的教师应有报关员证书，货运课程教师有货代员证书，报检课教师要有报检证，单证课教师有国际商务单证员证书等。通过考证和继续教育，可以不断更新教师的专业知识，也激励教师多从事一些自己本专业的工作，累积经验，不断改进教学，革新毕业实践模式的内容，使之与社会和国际接轨。

3.3 加强校企联合，加强实训室的建设

学校要注重与企业的沟通，利用学校的优势吸引企业家的目光，设法让企业作为本专业的实训基地，让毕业生能够得到专业技能的实践和指导。比如，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就可以与港务局、报关行、货代和船代公司合作，与这些企业联合，免费为他们提供职工专业文化培训，把专业教师派到各单位免费工作等，让这些企业可以接纳本校的毕业生实习，让学生能够得到很好的技能训练。另外，可以校办企业自筹资金建设实训室，利用学生和教师的自身资源创造效益。利用教师和学生资源，可以开办一些类似于报关行、外贸单证制作室这样的校办企业，既可以带来经济效益，也可以带来社会效益，提高学校的知名度，还可以收纳一些优秀的应届毕业生以及在校的本专业的学生到企业工作，做到真正的实习和训练。

总之，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作为一个新兴专业，要摒弃老专业的缺陷，与本地经济相联系，做好毕业实践环节的改革，探索出新的毕业实践模式，为本地区和沿海城市培养出一批高素质高技能的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郝继升.毕业设计的特点及提高毕业设计质量的途径[J].教育与职业，2007（5）：17-18.

[2]开永旺.高职学生毕业综合实践环节的问题、原因及对策[J].教育与职业，2012（23）：20-21.

[3]王智强，罗来仪，金乐闻.新编国际货运实务[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4]王宗湖.对外贸易综合技能[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5]何学坤，刘淑芬.实践教学的探索与思考[J].职业教育研究，2006（9）：141-142.

商品税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税制优化；环境税；单主体税制模式

中图分类号：F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5-0028-04

近年来，我国关于税制优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税制优化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主体税种的确定。主体税种（Main Tax Category），是指在税收制度中处于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的那一类税种，是表现一定税制结构类型的主要标志。主体税种的基本特征有：这些税在全部税收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或者在履行经济调节等职能方面能发挥较大的作用等等。本文在回顾我国学者对于环境税体系设计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设计思路。

一、我国环境税体系设计的代表性观点

近些年来，我国环境与资源的相关问题引起了相关学者的高度重视，有些学者开始提出了将资源环境税列入主体税种的主张。其观点有以下两种：

（一）以资源税为主体的单主体税制模式

这种税制模式的基本思想，是取消现行生产环节征收的流转税，代之以对人才、资金、土地、矿产、水利、滩涂、森林等资源征收资源税，使资源税收入上升到整个财政收入的70%～80%；而后征收所得税和在消费领域征收流转税，形成以资源税为主体、所得税和流转税为两翼的税制结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市场系统不健全的条件下，以资源税为主体的模式，能够为企业间平等竞争创造大体公允的外部条件，有利于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合理使用，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同时，资源税（费）一般不受成本费用变化的影响，具有保证财政收入的刚性特点。

然而以资源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的缺陷与其一样长处，非常明显。突出表现为这种设想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税制实践上，都存在着许多困难。首先，从资源税概念来看，它既有调节资源级差收益之意，又有解决资源无偿使用之目的，其性质难辨。其次，税收广泛来源于各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要求征税具有普遍性。对资源征税，难免出现许多非税户。再次，资源企业生产经营和盈利水平是一个波动的量，而资源税具有刚性，不论企业有无利润、利润多少都照征不误，这就难以实现税负均衡。最后，实行以资源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需要以翔实可信的资源储藏、勘探、开采等资料为基础，而这些正是中国的薄弱环节。这种状况也给资源税制设计带来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困难。

（二）以商品税、所得税、狭义环境税为主体税种的三主体环境税制

在各种环境税制的构想中，尤其值得一提是饶立新在其2005年博士论文《环境税收理论及其应用研究》中提出了环境税制三主体结构的构想。该文将效率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分为两个层次，认为真正的矛盾发生在“资源应用效率与社会公平”及“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公平”之间。现行流转税加所得税双主体税制结构显然缺失了代际间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所以应确立资源环境税为第三主体予以解决。该论文指出，由于我国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严重，可持续发展观思路的确立，税制结构的优化和改革有利于解决日益严峻的资源应用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矛盾，在税制结构中应该将资源环境税确立为除商品劳务税和所得税之外的第三主体税种，因为，现行双主体税制结构虽然侧重以流转税体现效率，所得税体现公平，但显然缺失了代际间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所以，应该设立第三主体——资源环境税予以解决，进而形成：效率——商品劳务税、公平——所得税、代价间效率与公平——资源环境税的对应结构。税收作为收入与调节工具，自然应该在各环节设置相应税种，即资源环境税——商品劳务税——所得税与之对应，并进行调节和取得财政收入。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下构建我国环境税体系的总体思路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算起，一直到本世纪初，我国各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一直以GDP为主要衡量指标，粗放型经济是重要的发展模式。然后过度追求GDP也使得我们付出了严重的环境代价。虽然我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相应的科学发展观，包括施行节能减排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从政策的实施到好的效果的产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治理污染方面欠债太多，导致污染的持续性以及惯性非常强，环境保护的任务依然严峻。

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环境问题主要有三重特点。第一，严重性。主要指环境问题影响到了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同时限制了经济的良性发展，成为了人们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第二，广泛性。这主要指环境问题涉及到了各个行业以及全国性的地理范围，而不仅仅是某一地区或者是某一行业的个别问题。第三，复杂性。环境问题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包括地方的，部门的，行业的，企业的，乃至个人的利益，牵扯的主体众多，情况愈发复杂。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环境问题是一个长期性的而且是逐渐积累的问题，不存在一种万能的解决手段，必须要根据我国整体宏观以及各地方各领域的具体情况，利用各种手段（行政、法律、税收等手段），发挥各部门的优势与职能，共同努力解决环境问题。

法律与行政手段是我国完善环境税体系建设的根本手段。随着我国财政税收体系的完善以及相应改革步伐的加快，我们应该着力发挥税收手段的调控优势，逐步建立起以环境税为主，以环境费为辅的基本调控结构，同时将生态补偿以及排污权交易等作为环境保护与治理的补充手段。

1．保护环境的底线手段是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法律手段兼具公平、强制以及威慑之特性。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运用，我们可以对污染行为以及环境破坏等行为进行预防和禁止，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加以限制，从根本上杜绝严重的污染事件的发生。

2．保护环境的基础手段是环境税收手段和环境收费手段。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环境污染进行收费的举措已经发挥了巨大的环保效应，同时，税收手段的实施也已取得一定的成效。随着我国财政税收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环境税手段发挥的作用应该越来越重要，可以扩大税收的调控范围，加大征收力度，同时完善征收的规范性，逐步建立起以税收手段为主，收费手段为辅的模式。

3．其他的手段也作为辅手段。其他手段包括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以及绿色金融等。生态补偿主要考虑了生态利益关系，调整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损害分配，包括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受益方对受损方以及类似模式的补偿行为，体现完全的环境公平的原则。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下构建我国环境税体系的具体思路

根据上文的分析，本文认为要把握住税制革新的方向，一是环境税的主体税种在我国环境税体系中必不可少，必须要构建在我国环境税体系中；二是已经存在于现有税种的环境税体系仍然需要调整和

完善。

（一）环境税主体税种体系的构建

环境资源的重要方面（涉及资源税、排污税、固体废弃物税、燃油税、煤炭税和城乡维护建设税）应包含于环境税的主体税种体系之中。

1．资源税。调整开发者间的级差收益是目前存在的资源税的主要作用。资源税税率较低，且没有包括水资源和其他一些生态资源，没有充分起到保护资源的作用。因而，资源税的改善与革新一是要做到调高税率，二是添加水资源税和生态资源税到资源税中。生态资源包括森林、草地和湿地。另外，耕地资源占用税可以归入资源税中。

2．排污税。我国目前提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以及环境保护形势在变化，排污收费势必很难适应。因此可以征收二氧化硫税，氮化物税、废水排放税等，同时要新添加征收汽车尾气排放税，因为汽车尾气污染已然成为十分重要的空气污染源之一。

3．固体废弃物税。其主要根据建筑垃圾和企业生产后废弃物的污染情况实施差别税率。

4．燃油税。添加燃油税目的是税负公平化，政府的收费行为规范化，收费行为管理化，消费行为引导化，更加促进节能减排，并提议将燃油税纳入环境税主体税种。

5．煤炭税。作为煤炭的消耗大国，煤炭消耗给我国环境污染带来很大的环境危害，因此煤炭税理应参照燃油税的方式纳入环境税体系中。

6．环境附加税。原来我国征收的是城市维护建设税，未来应由环境附加税来代替。教育附加费的形式是它改革的模型，同时将外资企业归入其中，继续实施专款专用的支出方式，并在原有的基础上适当提高环境附加税的税率。

（二）己有融入型环境税体系的调整和完善

目前，其它税收体系如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都含有保护环境的性质。第一，消费税。消费税主要关于汽车轮胎、汽车成品油、摩托车，化妆品，焰火、鞭炮，实木地板和木质一次性筷子。差别税率主要用来调节摩托车和汽车，如购买以旧翻新轮胎可以免征消费税，鞭炮、焰火和的化妆品税率分别是15%和30%，环保作用已经发挥其作用了。但是由于过低的木质一次性筷子和实木地板的税率，调节作用无法发挥，因此应更多地适当提高税率。另外，还有一些具有污染性质的消费品如一次性用品（塑料制品、一次性纸制品）、家用办公电器、电池、含磷洗涤剂等都应征收消费税。消费税中为了节约资源还应包含包装材料税。第二，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为鼓励企业对资源综合利用和节能环保进行投资、生产和服务，这些税种主要是通过相应的税收优惠的形式来进行。由于比较落后的环保技术、节能技术，目前我国在环保、节能两方面的研发、投资的资金不足，故应有针对性的给予了这些企业更多的补贴，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企业的积极性。其做法为加大对这些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以上完善我国环境税体系的具体思路也可通过图表的形式来表达，如下图1所示：

参考文献

[1]　徐琦．建立环境财政制度时机日渐成熟[N]．中国环境报， 2005，（06）．

[2]　邢丽.开征环境税：结构性减税中的“加法”效应研究[J]．税务研究，2009，（07）．

[3]　聂国卿．我国转型时期环境治理的政府行为特征分析[J]．经济学动态， 2005，（01）．

商品税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国内税收竞争 竞争秩序 税收理论

一、引 言

⑴近年来，国内学术界较多关注国际税收竞争问题，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国内税收竞争的研究。基于此，本文拟结合我国的现实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早期国内税收竞争理论

⑵这样，一国之内、不同地区之间就会进行财政竞争。最早研究税收竞争问题的是蒂布（tiebout.1956）的论文——《地方支出纯理论》，虽然该文通篇未出现“税收竞争”字眼，但是它给出了税收竞争的基本内容。蒂布假定存在数量众多的提供不同政府收支组合（意即不同的税收和公共服务组合）的辖区（地方），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最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个人如果对一地的政府收支组合不满意，他可以选择离开，迁移到适合自己居住的辖区；如果很多人都这样做，地方政府将无法为公共服务筹集充分的收入，政府机构也将无法正常运转，个人的“用脚投票”给地方政府很大的约束力，迫使各地政府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收支效率，在课征尽可能少的税收条件下提供最优的公共服务。蒂布实际上强调了地区间的竞争（税收竞争是收入竞争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促进政府效率提高的重要作用。

奥茨（oates.1972）则直接指出税收竞争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担心税收竞争会使地方公共服务的产出达不到最优水平。这是因为各地政府为了吸引资本，竞相降低相应的税收，使得地方支出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水平之下，从而政府无法为最优的公共服务产出筹集足够的资金。特别是，对于那些对当地经济无法提供直接收益的投资项目上，更是如此。

三、近20年来国内税收竞争理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税收竞争理论文献越来越多。其内容已不仅仅涉及所得税竞争，还包括商品税竞争；不仅仅包括同级政府之间的横向税收竞争，还包括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纵向税收竞争。与此同时，相关文献大大拓展了税收竞争理论的范围。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只要是减少了其可支配资源的财政决策，就与税收竞争没有多大差异，这样就把税收竞争扩延到其他减少财政收入的形式以及提供具有特殊服务方向的公共服务方面。从企业和个人的角度来说，只要能够节约成本或减少开支的政府举措就具有税收竞争的同等效应。这样的研究方法，也就将税收竞争问题置于更为广阔的视野之下，深化了问题的研究。

关于国内税收竞争，公共选择理论在拓展了税收功能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可以通过建立约束机制，发挥税收竞争在效率提高上的作用（blankart.2002）。传统财政理论将税收视为政府筹集收入的手段，从而得出导致税收减少的税收竞争是不可取的结论，而公共选择理论从交换即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这种理论表明，高的税收收入不一定就是好的，政府税收与支出有一最优对应关系，而且这种关系需要通过政府间的竞争才能实现。公共选择的税收竞争理论从而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如何消除政府间竞争障碍的研究上。由于迁移成本、居住地家庭和朋友网络带来的效用、宜人的环境等原因，可能导致即使政府不提供最优的收支组合，个人也不会迁移，这样，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动力就显得不足。从这个角度上说，对地方政府进行适当的规制是必要的。布兰卡特（blankart.2002）强调了民主（相对于专制社会而言）和地方分权（相对于中央绝对集权而言，各级政府可以受到相应的监督）在消除地方间竞争障碍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纵向税收竞争问题，威尔逊（wilson.1999）指出，如果不同级别政府同时对一税基征税，当一级政府对此课完税之后，提供给其他级别政府的税基就相应缩小，这样，一级政府课税给其他级别政府带来负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如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目标都是最大化所有居民的福利，那么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冲突较少，反之，问题就需要通过“矫正性政策”（corrective policies）才能得到解决。相关文献讨论了中央政府行动在先，对一整套地方政府选择各自政策时视为既定的政策进行表态的情形。有的文献指出，较高级别政府具有先动优势（hoyt and jensen.1996）。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央与地方税收关系的确定并不只是一次博弈，而是重复博弈的时候，地方就可能在行动中具有同等的地位。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央政府考虑的不仅仅是一个地区的问题，而地方政府往往只考虑本地区的利益，某一地的税收竞争措施就可能给其他地区带来负的外部性，而中央政府往往要看得更远，可以在此中有所作为。

四、我国的国内税收竞争概况

（一）国内税收竞争的形式

在改革之前，由统一的财政中央集权制度所决定，我国基本上不存在国内税收竞争问题。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强调，财政分权程度不断提高，相应地，国内税收竞争也逐渐得到发展。

⑶第三种形式是地方通过综合配套措施，增加特定方向的公共支出和减少应该收取的费用。各地将一般税收收入用于特定投资项目和特定对象进行基础设施改善，起到了吸引资本的作用，但事实上减少了当地政府用于一般公共服务水平的可支配收入。各地政府还为了吸引投资项目，展开了地价竞争，即纷纷以较低的价格提供土地给特定的投资项目，从而减少了财政收入。

（二）国内税收竞争的经济效应分析

目前，关于国内税收竞争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税收竞争所带来的效应分析，即经济效率是否得到提高上。税收竞争有效吗？有人认为，税收只是决定投资的一个因素，所以单纯的税收竞争对于吸引投资是没有意义的。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分析一种因素对投资是否有意义，必须假定其他因素不变，才有比较的可能。如果一个地方在投资上已拥有很大优势，它当然可以做到不减税就吸引到投资。但对于一个在其他方面不占有优势的地方，如果它还不减税，那么它的劣势就会依然存在。因此，税收竞争从一地吸引投资的角度来看，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的。但是，既然是税收竞争，那么，就会导致竞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既然境外资本（外资）总是要来的，那么哪个地方获得投资都是一样的。现在由于一地实行特别的税收优惠，导致外资落脚该地，从而减少了全国税收收入，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是不可取的。从地方的角度看，如果地方政府得不到相应的税收优惠权（税收竞争权利），那么，地方政府对吸引外资就可能没有积极性，激励不足导致外资流入本国境内相应减少。因此，针对吸引外资的最优税收竞争是如何在保证地方政府具有充分激励的约束之下，最大限度避免税收收入的减少。

（三）我国税收竞争特征产生的原因

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我国，之所以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国内税收竞争，其原因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⑹地方缺少税收立法权，就必然采取与常规做法不同的税收竞争措施。第一阶段的减免税常常是越权减免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央政府对统一税权的强调，地方政府只好采取了其他税收竞争形式。

⑻这可以减少该税种所提供的财政收入，在未来新一轮税种划分过程中增加筹码。〖ru/右上〗⑼〖，ru/右上〗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做法也可能给未来的纵向税收竞争带来负面影响。

五、国内税收竞争：从无序走向有序

⑽税收竞争的无序加剧了税收竞争的成本。

从税收竞争可能促进公共部门经济效率提高的角度看，我国对税收竞争的基本策略应为疏，而非堵，以充分发挥其正面作用。通过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让地方税收竞争步入正轨，从而消除无序的竞争。

从税收立法以及减免权限的归属来看，权限集中无疑会提升中央政府的约束能力，但中央集权的根本目的不在于集权，而在于为有序税收竞争的开展创造外部环境。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说明依靠最高级别政府统揽税权，会因为信息的传递和决策失误影响经济的发展。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税制演变，税收竞争面临的应该是一个如何从无序走向有序的问题，而这亟待与地方税系构建问题一起考虑。从经济意义上看，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税种和税收权限的重新划分已势在必行。一方面从现实来看，地方税主体税种的缺少，过少的地方财政收入影响了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这种举措带有前瞻性，可以从根本上消除恶性国内税收竞争的隐患，促进良好税收竞争秩序的形成。

⑾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的分析只局限在产业资本税收竞争上，关于商品税的竞争和吸引人们居住的竞争有待于进一步讨论。如何为有序税收竞争的形成创造条件也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参考文献

（1）blankart c.b.2002，“a public choice view of tax competition” public finance review 30（5），366～376.

（2）hoyt，w.h.and r.a.jensen，1996，“precommitment in a system of hierarchical governments”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6，481～504，

（3）oates w.e.，1999，“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1120～1149.

（4）oates w.e，1972，fiscal federalism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5）tiebout c.m，1956，“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4，416～24.

（6）wilson j.d.，1999，“theory of tax competition”national tax journal，52（2），269～304.

商品税论文范文第9篇

这里是一个好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例子。在本世纪30年代，哈罗德·豪泰林（HaroldHotelling）指出，一个有限资源（如煤炭或石油）的均衡价格以等于利率的均衡速率随时间增长。如果年利率是5％，均衡价格每年应增长5％。我们应该记住他说的是“地下的”自然资源的价格：煤炭的价格是开采的边际成本加运输的边际成本再加上其作为一种自然资源的价格。豪泰林指的价格是最后一个要素（一些经济计量学著述似乎忘却了这一要点）。

这一命题是正确的。它简明扼要。它的含义对大多数人（甚至经济学家）来说都并非显而易见。其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说明了自然资源价格应该怎样变动。当然，它还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因为它假定不存在垄断和不确定性因素，但这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开端。豪泰林是怎样得出这一结论的呢？如果他有幸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或许会告诉我们这一点。现在我们只能作一些猜想。可以推想，他曾经自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决定一个有限资源价格的因素是什么？他回答了这一问题。但从表面上看，这一命题并没有回答那个问题。但是一旦你明白了这一命题，就比较容易了。这种资源的现行价格是这样确定的：其价格以利率速度增长，当价格增长到某一高位时，对该资源的需求等于零，正好在此时，该资源被全部耗尽。

我们知道，豪泰林对一个有限资源的供求曾建立了一个简单模型，并从模型中推出其基本命题。他在其原始论文中就是这样做的。我猜想他当时花了较长的时间去寻找一种简洁的办法对他的问题建立模型。首先，他必须意识到设想一种无开采或运输成本的纯粹有限资源是合情合理的。在他解决了那一问题之后，将它运用于现实案例就容易了。他也许分析了若干具体例子之后才认识到这个简单命题的正确性。在他发现这个命题之后，证明过程就比较容易，因为只需要最简单的数学知识。

为强调这一命题的影响，我要提及在豪泰林的论文完成近50年之后，JohnKay和我撰写的一篇论文中的观点。假如真实利率一直是5％（使用这一假定仅为说明我们的观点），价格每14年就会涨一倍。50年内，其上涨将近10倍。所以如果该资源的储量足以延续50年以上，其现行价格应该低于50年内出现的替代品成本的1／10。在能源行业，这使得50年之后仍然存在的资源（几乎所有资源）的纯资源现行价格很低。价格中的重要因素实际上是开采和运输成本。例如，对煤炭而言，纯资源价格可以完全忽略不计——对石油可能也是如此。很多人不喜欢这一结论。人们发现要承认经济学对了而自己错了是很困难的。总之，这是一个很强的结论。

豪泰林明确地认识到他提出的问题需要得到回答。可是，就我所知，那时还无人提过这一问题。或许当时人们并不担心有限资源何时会耗尽。经济学家花了较长时间才认识到人们能够提出并回答类似的十分具体的问题。但是人们运用数学解决经济问题已有时日了，至少自古尔诺（Cournot）1838年建立其产业均衡模型以来就一直如此（Bertrand批评了这一模型）。人们不用数学只能表达一些笼统的经济学思想和原理——例如比较优势（虽然李嘉图为此使用了一个非常简单得当的模型）、“边际”成本而不是“平均”成本的实用性、效用，等等。然而，要回答经济学中的大多数有趣的问题，大多数人需要掌握一些数学知识。

再举两个例子：一个使用了很多高等数学知识，另一个使用的数学不多。第一个例子是一个重要成果，经济学家们对此应了解，但它并不直接回答有关经济方面的重要问题。它阐明了关于经济学的一个观点：一些已经发现的事情告诉人们应用经济学研究必须怎样进行，而不是提供回答应用经济学方面问题的手段。

这一成果要归功于HugoSonnenshein；但我需要介绍一下背景情况。大约在1950年，象阿罗和德布鲁这样的经济学家终于开始在数学上证明存在着完全竞争均衡。这意味着标准经济模型言之有理（当然有一些限制条件，我会提及）。一些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优秀的数学家专攻这一问题。首先，他们（阿罗和其他人）试图证明均衡是稳定的，但只是在对供求性质做一些十分严格假定的情况下才能证明。然后，斯拉法（Scarf）例举了严格三商品经济，在这一经济中，只有一个均衡，而且是不稳定的；Gale给出了更为一般的例子。这些就不多说了。

现在Sonnenschein作为一位研究生认为上面那些经济学家考虑问题的方法不正确。在他们的模型中，价格变化的速率同对某商品需求超过供给的部分（这被称为超额需求）成正比，而且是价格的函数。他对自己说，那些经济学家思考的第一件事不应该是动态这样一个难题，即在模型中价格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问题。他们应该首先提出可能存在什么类型的超额需求函数。每个人（至少数学家和科学家）知道并非所有的动态体系都是稳定的。事实上，相当大的部分是不稳定的，例如太阳系，这对人类而言是一幸事。稳定是不动的均衡。生活在一个不断绕太阳旋转的星球上对人类更好，正如斯拉法在其特殊例子中发现的价格持续变化运动一样。

我敢肯定，斯拉法直截了当地认识到如果我们作出理假定，并非所有的超额需求函数都是合理的。所有价格的同比例变化不应该影响均衡需求和供给。对此，我们说超额需求是价格的零阶齐次函数。但是对Sonnenschein来说，容易看出那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如果所有齐次超额需求函数都是合理的，就可得到一个同样的结论：不存在一个一般性的理由说明将有一稳定的均衡。可以看出他倾向于假定对某类经济模型所有的齐次超额需求都将是合理的。一旦你采用这种方式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明显的猜测了。但是为证明这一点付出了艰苦劳动，而且，它并不完全可靠，只是足以可靠。关于Sonnenschein证明的那个严格的定理，我不再赘述。这一定理后来被其他人进一步精炼和扩张。

我觉得Sonnenschein的定理根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该定理指出，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理做非常一般的假定还不足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经济均衡，例如，均衡在多大程度上将是稳定的，以及外部变化如税赋变化对均衡的影响等方面的情况。很显然，从消极的角度讲，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特殊模型，该模型由经济计量学决定并要考虑言之在理的因素。事实上，这并不完全正确。我要给的下一个例子是具有很多重要影响的一般命题。但整体上说，它意味着我们必须使用特殊模型。

我已提到象德布鲁这样优秀的经济学家对Sonnenschein的模型作了改进，推导出很多定理。但这些定理并没有真正增进我们的经济知识，尽管它们中的一些论点非常好。经济学家们确实花很多时间对相互的成果进行精炼，很多经济学研究必须这样做，因为在人们努力更好地了解某一定理为什么是正确的以及究竟什么是正确的定理过程中，说不定会发现什么。在你等待一个真正的好主意出现以解决真正的新问题时，需要做的就是这类工作。但这不是最好的经济学。

在我的第三个，也是本次演讲中的最后一个例子中，我切实了解是怎样发现的，因为我本人参与了这一发现过程。具体过程我已记不太清楚了。我打算讨论的是我称之为效率定理的成果。这个定理是PeterDiamond和我在一篇论文中证明的，这篇论文终于在1971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view）。实际上，我们在1966年就提出并证明了这一定理。晚，首先要怪我们，因为我们在那篇特长的论文中还研究了许多其它事情；其次要怪那数不清的匿名审稿人，我想他们当初可能觉得那篇论文难以理解。

PeterDiamond那时正努力回答公共部门投资项目的社会贴现率应该是多少这样一个问题。而且他已经发表了或正要发表这方面的一篇短文。他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剑桥，我那时也在剑桥。他介绍了他的成果，即社会贴现率在某种状况下，等于生产者支付的利率。你必须认识到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的利率是不同的，最重要的是因为在大多数国家里，消费者要支付资本收益税，而对生产者来说，他们支付的税同其它利润税并无两样。所以在现实世界中，有不同的利率。经济学家们经常以一种迷人的方式玩弄着各种可能的结论。有的经济学家说社会贴现率应该是消费者利率（时间偏好率），有的人会说社会贴现率应该界于两种利率之间。Peter有一个好的论点即社会贴现率应该是生产者利率。

在他来剑桥之前，我一直在思考一个显然是非常不同的问题：当消费者之间存在不平等时，理想的商品税水平应该是多少。在我研究这个问题的同时，我在前一个夏天出了一道考试题，在考题中，针对一个十分特殊的模型，要求解出最优商品税。作为那个题目的一部分，需要证明生产有效率是最优的。在试图解决一个不同问题时，作为副产品得到了结果。但我开始认识到其中有一个通用的原则。当PeterDiamond谈到他的问题时，我们认识到那个原则是什么。然后我们进行了长长的证明。如果你掌握了关键的数学知识（拓扑学），最后这个证明也就一行多一点。结论是只要税赋是最优的，经济中的总生产应该是有效率的（从一个较弱的意义上说）。其含义是多方面的。一个是PeterDiamond的社会贴现率原理；另一个是对从一个生产者转到另一个生产者的中间产品不应该征税；第三个含义是解决公司征税方面的折旧问题的最佳办法之一是对现金流量征税。还有一个含义是在成本—收益分析中，到岸价格（不含关税和国内税的价格）是用于贸易品的合适价格。

这一命题作为相当大的一般性原则是准确的（尽管在完全一般性上不是准确的）。而且，这一点也并不明显，尽管证明很简单，数学家也许会说证明很肤浅，在此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一个被称为“次优定理”的原理，即正确的影子价格不等于存在扭曲的经济中的市场价格（扭曲包括商品税）。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不可能对现实经济作任何描述。要是证明他们中的一个错了将是很惬意的。PeterDiamond和我都没有问是否应该对中间产品征税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在一开始就问总生产是否有效的问题。这些本应该是很好的问题。我们问的是些不同的问题，并找到了答案，而且使我们获得了满意的新东西。当最初的问题回答之后，得到的比预期的要多很多的情况并不少见。但你必须保持警觉以便认识到未曾预期的东西。相互合作有助于这一点，而且在很多方面有帮助。难怪如此多的经济学研究是合作研究。

基于上述例子以及我所知道的众多例子，现就进行研究的方法提出12点建议。

1．提出一个好问题。这就意味着，在开始时，你不能说“我要研究博弈论”，或“我要研究非对称信息”，或“我要研究贫困问题”。它应该是一个严肃的、需要得到回答、而你又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它也许不是你自己提出的问题，也许是一个众人皆知的悬而未决问题，那就可能是最难对付的问题，或者就是一个浪费时间的问题。我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问题经常是由别人提出的，而且并不是该领域内人们都认识到的问题。如果你留心的话，你会经常发现不仅经济学家，而且非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都需要得到答案。当我在研究最优所得税理论时，我应该知道但却没有阅读1945年威克里（Vickery）①发表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提出了问题，但不知如何解决。现在在我看来有点奇怪，25年来竟没有人关注到他的问题。我是怎么注意到他的问题的呢？我记得我曾和剑桥大学一位优秀的年轻数理学家谈话。他说：在考虑激励问题后就可能制订出所得税。我把他的话转换成经济学语言。人们讨论激励问题很自然，而且都知道激励的重要性。但在过了4年之后，我才解决了问题，因为在这四年中，我有许多其它的事情要做。所以，在你提出一个问题之后，你需要研究许多其它事情，以便真正理解你自己提出的问题。经常见到的现象是你思考某个问题几年或几十年之后才得到真正的进步。当然，如果你提出的问题被你的孙辈解决，那这个问题就没有意思。

2．问题不要太模糊或太大，这也许回答起来很困难。比如说解决贫困问题就是一个既大又含糊不清的问题。如果大家象我一样阅读过大量有关贫困问题的文献，你会感觉到问这样一个大而笼统的问题只能是使你阅读许多毫无内容的东西。问一个准确的问题，其意义在于能找到答案。虽然你觉得这个问题看上去没有道理，但仍然需要思考其答案，使你自己明白你的目的是什么。虽然我说过解决问题需要花很长时间，这并不意味着你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月就能找到答案的问题。如果你不知道问题的答案，花的时间要远长于一个月。有时你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在解决一个问题10年后，你会说：原本解决这个问题只需一个月。事前的研究和事后的研究是不一样的。即使你提出了问题，也不意味着你有一个好的开端。

3．很多人和我一样，都认为好的开端就是建立模型。不要试图设想一个绝对现实的世界，而是要试图找到一个简化了的世界地图，对其进行研究。模型有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一点，模型越复杂，就越不现实，这看上去有点矛盾，但我认为确实如此。不可能在一个大模型中将所有因素进行较好地考虑。模型需要浪费很多资源。罗马俱乐部以建立复杂模型知名，它花了20年研究所得出的只是马尔萨斯所得出的结论，即世界不久就会四分五裂。该模型做了很多特定假设，毫无现实性，明显地是为了达到设计的结论。然后将它们输入电脑，所以人们无法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因而就只能相信结论。现在我对天气预测模型持有怀疑和忧虑。总之，我所说的模型不是指这类模型。你可能想做的是将模型建得更简单些。但模型的意义在于它必须精确。

4．问题可能经常会变化。当你认识到模型问题太难时，你需要作弊。所以你采用一个特殊模型或者提出略为不同的问题。一个例子就是所得税模型，假定人们的技能是一维分布，这不太现实，但却是启动工作的方法之一。如果你假定人们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同的，那你就将无法取得进展。

5．解决很简单的案例。一旦建立了模型还可以使它变得更为简单。要把模型运用到你真正能得出答案的问题上，即使这个问题极简单。然后努力用非数学的方法理解这个答案。很难界定理解的意思。当你明白了，你就理解了。当你不明白，你就不理解。当你有一种类似黑匣子的东西，它从计算机模型中得出结论，你就不能说自己理解了。即使当你证明了某一点，并得到确实的结论，你仍然可能不理解它，因为你可能不能马上掌握它并明白其中的道理。

6．猜测答案。在建立了模型之后，如果不能猜测答案，就很可能是你提的问题不合适了。最初的想法可能出错了。可能因为你估计太乐观，例如，对于效率定理，当我谈效率时就作弊了。你需要把概念弱化，那不是非常合适的，但并不影响其运用。经常发生的现象是事情并不如你期望的那样进行。

7．需要运用数学知识，但不只限于常规数学。这对一些人是好消息，而对另一些人却是坏消息。数学并不总是需要，很多重要的经济学观点含有的数学内容就很少。例如，最优关税理论就是如此。但对这点需谨慎，数学并不意味着要进行大量数学计算。有时也许需要进行代数处理，可能要的还很多。在我所解决的几乎所有的有趣问题中，你必须认识到，有些原理你不可能通过常规的代数处理就能得到。得出一些没有道理的结论也是常见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对储蓄征税，很多论了不现实的假设来避免在第一期对收入进行无限征税的尴尬局面。对储蓄收入无限征税实际上是对财产征税的另一种说法。

8．检查和测试答案，其过程可能又难又长。要真正证明某一论点是正确的，其过程很长。这对很多数学题目来说都是如此，做过数学题目的人可能会认识到这一点。你也许早在正式证明之前很久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答案。这也许是进行合作研究的又一个原因。有的人比别人更善于证明问题，我曾经和一些根本不懂数学的人合作写过论文，所以我肯定自己的数学比他们的好，有时这意味着困难的工作由。但同那些数学和我一样好的人，如PeterDiamond合作也同样不错。所以你也许会认为比较优势是不同类型人们进行合作的原因。果真如此，也许使用一匹马和一只猴子一起拉车比使用两匹马拉车更好。当然这是不对的。但至少两位作者应相互了解，对于我写的第一篇论文来说，情况并不如此。可是人们今天仍然读它。所以合作的方式有多种，有的会成功，有的会失败。

9．试图了解为什么答案是正确的，在得到并证明答案之后，必须努力理解答案。最理想的是把你的结论归纳到你可以不需要一个月而只要一个小时就可理解的程度。一项非常重要的素质是要把你的结论和一个标准模型联系在一起，而不论这个模型是多么不现实。这种模型是完全竞争模型，没有垄断、没有税收，而是完全市场。你需要解释为什么你的结论与标准模型有很多不同之处。解释就是理解的一个重要部分。实际上，我提出的诸多建议，我自己都没有做到或者没有能够做到。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我自己并不知道结论来自何处。但你必须努力了解。

10．合作研究不错。我前面已经谈过合作研究的好处，这里不再赘述。

11．了解一些文献。在1935年左右，保罗·萨缪尔逊是位研究生。他每天早晨起床后就阅读经济学期刊。他会建议大家都这么做。今天这样做就可能行不通，因为没有时间。而现在的期刊、论文、文献太多了。但我本意并不是劝大家不要，而是你们确实需要了解一些文献。不停地阅读所有文献没有意义。你必须认识到因为人们做了重复的努力，所以可能会得出重复的答案，而且很可能是同时得出。不幸的是人们关于经济学研究重点的分歧，今天比以往更甚。这主要是因为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数增加了。很多人只能同时研究同一问题。这令人失望。我算比较幸运，没有经历过严重的类似事情。但看到这些事情发生在研究生身上也很失望，所以应该提醒他们注意。

12．设想用一些数字和量值检验你的理论。这一点对我个人很特殊。当我给大家谈有限资源问题时，我就引用了数字。当然，在经济学方面已有很多经验研究和经济计量学研究。即使是对经济学理论，你也必须了解你的模型其现实程度如何，其合适的数字是什么。例如，你可能会提出一项政策建议，而另一项建议几乎同样好，但操作起来要容易得多。你只在有了数字之后才能知道一项政策比另外一项政策好多少。所以我认为很多论文都需要有些数字才能解释发生的事情。

商品税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清代前期 税则制度 税率

清代前期政府对内陆各关制订了征收商品通行税的原则和法规,称为“某某关商税税则”,对此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学者许檀等和日本学者香坂昌纪的研究是开拓性的,具有重要意义,也颇具代表性。许檀等学者在分析了一些税关计征方法变更、品种增删、部分商品税额的增减及裁革免税之后,认为:“清代的税则条款和税额,从整体上看相当稳定,那么应该可以认为,其税率是呈下降趋势的。”并指出:“不能认为税额的增长就一定是加重剥削”1。

香坂昌纪根据康熙《浒墅关志》2和嘉庆《浒墅关志》对不同时期浒墅关的税则进行比较,说明税额在不同时期都有所增加。他认为,雍正年间规定“计石征课制,其后继续使用,基本的原则没有变化,但是可以推断税率超过定制(部颁税则标准)的倾向是不可避免的”。还认为,康熙、雍正二次修改税收则例,“每次(商人)担负的税额都被增大”3。 但香坂氏认为北新关的税率低 4。

简言之,以许檀等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整体上税则相当稳定,税率呈下降趋势。税额增长也不一定是加重税收,也就是说政府的税则整体上变化不大,税是不重的。以香坂昌纪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税额是增加的,税率增加的倾向也是不可避免的,浒墅关几次修改税则,每次都增加了征收标准,商人的税负比较重。应该说,两篇文章都以扎实的史料为依据,论述严谨,但却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笔者认为两种意见的分歧主要反映在两方面,第一,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变化问题。第二,税率的变化趋势是增加还是降低?从而说明清代前期政府的商品过关税是重还是轻?本文准备围绕上述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 税则制度

从管辖角度看,清代的内陆税关分为户部管理的关,简称户关,工部管理的关,简称工关。各关商税则例规定的纳税对象有商人和船户,一般来说,商人缴纳商品税,亦称货税,船户缴纳船税,亦称船料。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就部分户关中的货税则例进行探讨。税收则例是政府规定的征收商品通过税的原则和标准,亦是政府颁发的具体经济法规。政府的税收则例,要求相关人员按规定标准、手续纳税和征收,这里简称为税则制度。

明代的税则制度分梁船则例和货物则例。梁船则例是向船户收取船料,原来是“以装载货物多寡为率。后从简便,乃验船梁阔狭,定收料银重轻。大抵自五尺以上榷其料至有一、二丈者”5。可能是船只装载货物的多寡很难测量,所以改为梁船计征,使税收方式变得简便。“各钞关止收船料,惟山东临清、杭州北新关兼收商税”6。货物则例是先向船户征收,再由船户向商人收取“纳料等项”。“凡各处车辆船只装载货物经过,或彼发卖,各照货物精粗,定收银多寡,具有则例可遵”7。 当时人评价称:“斯关算舟,弗征其货,政善优矣”8。 明代的货税则例是从价计征,亦称价则,即将过关商品,先官为定价,颁发定价则例,然后按价征税。

清代顺治元年全面免税,第二年开始征税时,各关一般都沿用了明代的税则,以后才逐渐有所变化。从表面上看,清代政府对税则的变更主要是将明代钱币单位钞贯改为清代钱币单位银两;将明代流通的商品品种、部分商品具体征税数目裁革减免等9。这种改变从官方文书上看,至少延长到了乾隆年间。如临清关,乾隆11年“则例开载应征各项货物,共一千九百余条。今该抚咨送该关收税簿册,逐一查对,所征货物仅止一百八十余条,较之则例开载不及十分之一”10。“临清关商税则例,刊自前明,其条例多不宜于现行。迨乾隆二十九年,该省巡抚崔应阶,以旧刊税则内,开列钞贯名色,兼列前朝衣饰,及赌具等物,非体制所宜,奏明将钞贯名色,折合银数,并将赌具等则删除……通本核校,大约宜现行者十之三、四,而不宜于现行者十之六、七”11。太平关,乾隆11年“征收货税内,有则例未载,比照征输者,有因货物贵重,酌加细料者,有因则例稍重,量以轻减者,历任相沿,商民悦服。若概为改照旧例,均有未便,请仍照现在之数征收一折。经部按册查对,其量增量减之处,尚属合宜。惟比照征收各条,如珍珠、玉器等货,比照潮绸例征收之处,均属未协,议令该抚准泰,会同总督策楞,另行酌议,造册具题”。“夫比例征收,原因例无正条,酌量货物贵贱,以此较彼,价值相等,始可比照。今珍珠、玉器贵重等货,非潮绸可比”12。户部认为:这些商品“从前或因洋船未通,是以例未载入。今前项货物贩运过关谅亦不少,自应酌定税则,增入条例,刊开明白,划一征收”13。乾隆13年,“户部议复,广东巡抚岳浚疏陈,太平、遇仙、浛光三关厂,现征税则与部例未符,酌征货税七十三条,木税二十二条,按册较对,比照粤、赣两关,及该关税则,增者四十,减者二十九,照旧者二十五,均属平允,应准其刊载遵循。从之”14。

从实质上看,清代货税则例的计征方式有所变化。首先是改价则为税则。清代不再先为商品定价,而是从量计征,称为税则,即各关先按各商品在当地的贵贱程度、来源,以石、车、斤、匹、件、副、箱、篓、包等商品计量单位,规定应征数目,然后按单位数量征收。如通州坐粮厅“旧刊税则,复加查核,据册首声明,伏地货价,每两征税八厘;起京货价,每两征税三厘。而于各物条下,但注作价银数,不列征税银数,与各关体例参差,谨将价则悉改税则,以昭划一”15。天津关“该关旧刊税则,有正税、作价两层。据正税科则所载,核与各关事例约略相符。于作价科则所载,多有前朝服物,及不经见条款。又与正税科则重复互异,轻重悬殊。行据该关声复,作价税则,系该关驻扎河西务时,沿存前朝之例。其后移关天津,始定正税科则。现在概照正税科则稽征,其作价科则……悉行删除”16。打箭炉,雍正6年规定按地方征税旧例,每两征银三分17。实际上就是从价计征,到乾隆41年更定新例,“凡商税一应货物,均分地道,按数科税,照部颁现行条例征收”18。最明显的例子是乾隆《钦定户部则例》中各关的商税则例,都是以这种形式规定的。

其次是改梁头则例为签量计石征收。梁船则例亦称梁头则例,是“量船之广狭,以定税之多寡,名曰梁头”19。具体征收方式,“以量船之宽阔,所载货物分平、加平、补、加补四项征收钱粮”20。清代梁头则例中的平料、加平料、补料、加补料是向商人征收的货物税。浒墅关在顺治12年前沿用明代的税则,此后颁发了新税则,“十二年郎中陈襄呈送浒墅钞关则例到部,该司查对款项无异,仍劄该关刷印二册,送部颁发,其堂簿令商人亲填”21。康熙15年监督高璜称:“本关原额税银一十四万五千两。若照部定则例征收,止得银三万两有奇,因税额并添增铜价不敷,原历年收税,官员酌量增定征收。职等在差,亦照历年征收之例征收,可得定例钱粮,并添增铜价。今所增铜价三分五厘之数,可以加增。此外,亦可以酌量加增”22。康熙25年内务府慎刑司郎中桑格称:“臣于十一月初八日受事以来,看得部定浒墅关收税则例内,不论货物多寡,惟量船之宽阔七尺至一丈八尺止”23。他提出商品价格不同,用同一标准,按船大小征税,是不平等的。“货物自有贵贱,绸缎等物价值,与豆鱼货物价值,大有分别,俱以加补一例征收,甚是不均。应将无论船只大小,计所载货物多寡贵贱作何征收,重复定例,庶奸宄之徒不得侥幸作弊,收税均匀,有益于守分之商人”24。但户部议复称:“高璜等称,浒墅关原系量船征收,年久商民已知,量船征收之例,仍量船收税,则商民不致苦累等语。相应仍照前量船收税。奉旨:依议”25。高璜是康熙15年的监督,户部议复桑格的意见时,高璜早已离任,可能是户部对其进行咨询后议复的。另一种可能是康熙《

浒墅关志》将不同时期的奏议聚集在一起,产生了错误,因为笔者未见原折,暂存疑问。户部驳回了桑格改革计征方式的意见。“康熙二十五年四月,户部照监督高璜供称量船征收则例颁行浒墅钞关。二十七年十一月,巡抚都御史洪之杰置立木榜于分司署前”26。此时户部重新颁发浒墅关税则,仍然是梁头则例,是按当时监督实际征收的标准规定的,也就是说承认了监督实际使用的标准。此后大约经过三十多年,雍正5年高斌奏请改变计征方式,才获批准。

高斌奏称:“查浒墅关则例轻重悬殊,如豆税一项,名曰加补料,有梁头、小贩之分。”“小贩则例,每石税银七分,【大船】梁头止收二分六厘,相去悬殊,甚属偏枯,以致以前小贩豆货虽宽至五分一石,仍不抵关,多被梁头包揽”。他建议“将小贩豆船照现收米税之例,每石收银四分”。对大船“逐船签量,多者依数,每石二分六厘递加,所刮余豆,每石亦止二分六厘”27。这个意见经户部议复,获得允准,税则改为贩运豆货,小贩每石改征银四分。大船“令循例签量,多者依数每石二分六厘递加”28。然而,实际征收的标准仍然与部颁标准有差异。雍正6年已经升任浙江布政使的高斌奏称:“浒关现在商船所纳各色货物税银则例,与部颁则例数目多寡不符”。贩运豆货的“小贩虽减至四分,而较之大梁头船,每石二分六厘,相去尚悬殊”。而贩运米粮的“活梁头船,每石约计纳银二分五厘,小贩米船部定则例,每石四分五厘,现行则例,每石实止收银四分”29。户部议复同意高斌的意见,“将大梁头船所装豆货,照宽减小贩例,一概每石征收四分”。对贩运米粮,部议认为,“小贩米石税额,与梁头多寡互异”。“嗣后凡活梁头船装载米货,俱令签量计石,现照小贩例,收银四分”30。该月9日奉旨议行。雍正6年5月以后,浒墅关新税则对粮食、豆类商品改原来的梁头计征为签量计石征收,规定每石征收四分,不论大船、小贩一律如此。

高斌提出的问题引起户部的注意,户部在题本最后称:“臣等更有请者,高斌将浒墅关现行征收则例,丝毫无隐,据实奏明。臣等将伊所奏现行则例,与部颁则例逐一项比较,大不相侔,是知各关虽皆有部颁则例,未必能尽遵部则征收,似此有名无实,阳奉阴违,相习成风,事所必有。若不清楚厘定,则税课既无定例,必至任意增加,奸胥猾吏,高下其手,以致地方豪棍,得以包揽把持,殊非恤商裕课之道也”31。雍正6年5月9日,皇帝令“通行直省各关,将各处现行征收则例,彻底清查,据实奏闻”32。于是,各关监督奉旨奏报现行征收税则,户部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审议并重新颁发各关税则。

临清关,山东布政使岳浚称:“惟有粮食一项,两河商贩最多,向来止照梁头丈尺纳钞”。请照浒墅关之例,一体签量计石征收33。这个申请被批准,开始实行应该是雍正6年11月以后。

  淮安关,顺治4年沿用明代梁头则例,“米麦船只明季则例,俱纳加补。今应仍令照纳加平船料。其农船装载米麦,不在此例”34。至康熙25年“监督杜琳任内,因恐远商估客不能谙晓,易启侵渔,且又时值干旱,河道浅阻,装载累千石之船只,不能连樯抵关。民间改造小艇运货,俱系零星贩户,不能照梁逐项完结。当经因时制宜,按照货之重轻,集三关则例,参酌损益,粮食则签量见数,货物则按数论石,定则征收”。“商民乐从,照办已久”35。雍正7年监督年希尧奏请,将北来载货大船,“改照客贩征收,以从划一”36。淮安关监督杜琳康熙25年自行修改税则,对粮食签量计石,对货物按数论石,定则征收。到乾隆10年监督倭赫称:“该关旧有通船一载之例。如船实能受载百担,而装货在七十担以下者,仍按担征收。如满七十担者,即照本船受载数目,令输百担钱粮,自数百担以至千余担,俱照此例。再查签量船只,受载之例,凡船头、船梢及平板上跨,俱剔除不入见数之内,即贮货亦不征税。例册未刊,不知始自何年”37。工部议复,同意倭赫所请,按担征收。这说明杜琳之后的监督未完全按杜琳的办法做,而是又创造了量船与签量计石相结合的征收方式。到乾隆年间颁发新税则,“粘米、饭米、小米、小麦、荞麦、豆、蚕豆,每担各税五分”38。也就是说,淮安在乾隆年间对粮食等商品改梁头则例为签量计石征收。道光元年,又对淮安关徐州口的收税又作了一点更改,“徐关杂粮无论外来土产,数至七石以上,税过二分者,按石收税。其数不及七石,税不足二分者,免其征收”39。

夔关,康熙6年四川巡抚张德地请设夔关总税,裁止宁番等处商税。他说:“据夔州府申称,卑府查得夔关一税,历唐宋元明皆设于下关城锁遏之处,迨今世远人亡,旧额莫考。况三峡古称天险,自四五六七八月水势汹涌,船莫能保,故商艘于秋夏难行,而数目亦难以臆定。今卑府妄议,以春冬二季定税银三百两,秋夏二季每季定税银二百两,共约计每岁一千两之数俟。”40 张德地的奏请被批准,“设夔关、建昌关,每年杂税银两俱系知府征收”41。雍正5年川陕总督岳钟琪称:“独川省米粮,既不抽税,而商贾又以不许遏籴为词,便至漫无稽核”。他奏请“四川夔州一关,照江南淮安之例,凡遇米船到关,即令该府盘查量榷税银,以裕国课,其有别项货物,仍照例收税,统归正项”42。户部议复:“川省运贩米船,向无船料,客商或夹带私盐违禁之物,无可稽查,而沿途地方官往往借端需索。请照淮关船料尺寸则例,抽报料税,所输无几,稽查甚便。至米船出川,地方官如有勒索稽留者,该督抚指名题参,应如所请。从之”43。此后夔关“杂税之外,于雍正六年内,奉文增有米粮船料。查从前立法之始,原止将下楚之杂粮米船按尺征料,实未常定为米税”44。此后就以量船方式征收米税。虽然批准征收粮食税,但皇帝不放心,又派官员隆生等人专门进行调查。“雍正七年内,经前任监督隆生,始奏称改论石输课,每米一石,征银四分,以折船料”45。雍正7年以后,夔关税则改量船计征为签量计石征收。

北新关在雍正7年户部检查时,有部颁则例、现行减例、和货物比例三种例文。总督李卫奏称:“粮食向来止征船料,所有嘉湖二府解省南粮,并民间进关完纳糟粮,以及租米等项,原非商贩,其船料一概免征。又濮院王庄绸,因闽粤、江右各省商人,凡属大起恐其航海越渡,故特宽减,以示招徕。其本省店铺,以及零星携带者,皆照纺绸一例征输。又比则科税,而有加倍者,以货本稍贵之故,恐日久弊混,可否将比例免其加倍,止照正数征收,理合请旨”46。经户部逐款核对议复称:“原颁则例与现行比例,均属平当,果无宽减示恩,亦无滥加病商。应行该督,转饬管关各员,将则例、比例,均刊木榜,竖立关前,务使众商共晓咸遵,按则征收,着为成例”,被批准47。北新关商税则例是由部颁则例与现行比例合成的一部新法规。至乾隆7年,“经过米船照旧征收梁头课银,不必计石科税”48。也就是说,北新关不对商人征收米税,只是对运米的船户征收船料。但对通过该关的主要商品绸、缎、丝等货物,则都是以商品单位匹、斤等数量,向商人征收的。

在税则制度的变化过程中,各关监督是执行制度的人,但他们并未严格遵守部颁则例征税。如上述淮安关监督杜琳自行修改税则。浒墅关监督说:“查部颁则例,及悬挂木榜,其实从未遵行。现行则例历任相沿,远近商民输纳习惯已成为例”49。“陕省同州府属之大庆关一处,向来日收抽税另有成例,较之部颁则例参差不一……迨至奏销,始将一年所收之银,按照部颁则例货物数目造报,以为符合之计,相沿已久,不知始自何年。虽核其征解总数,并无以多报少情弊,但则例既不划一,奏册尤非实在,考核竟成虚设。抑且一关两例,易启吏胥弊混”50。北新关,雍正7年4月“户部为遵旨查议事,议复浙江总督管巡抚事李卫题称,浙省南北海三关,向照旧例征税,其间有与部颁则例不符之处,皆历来通商宽恤,相沿已久”51。这就是说,在收税时税官是按照自己规定的标准征收的。为了向上奏报不被驳回,各监督每日都在中央主管部门要求填写的印簿中做假。浒墅关监督桑格说:“今部颁商人亲填印簿,定例四季报部,现今首季三月内咨送。若照部定数目填写,银数与船数不符,必至多添商人船数。若以现今征收实数填入簿内,有违部颁定例,又属不合钱粮”52。高斌说得更直接:“历任亲填簿内,俱照则例填写,其余银两,概不登填。若所填与则例不符,恐致部驳”。他甚至申请:“仰祈皇上,敕部定议,嗣后 发商人亲填簿内,俱令照日收实数登填,不必止照额数扣报盈余钱粮”53。可见,各关监督不但未按照部颁则例征税,而且还随意增减税收量,实际征税数量多于规定。

在粗略地描述了一些关的税则制度变迁与执行情况之后,再对这些关的税率进行估算。

二 税率估算

这里所指的税率是税关征收诸商品税的数量,与该商品在该关所在地区的价格比率。税率高低依靠史料作定性描述分析,很难具有说服力,因此估算税率将为问题的解决带来定量分析。可是计算税率难度很大,第一,税率与税则有直接关系,但各关税则不同,对诸商品征税量也不一样。第二,户部管辖的税关较多,目前笔者未见到所有有关税则改变的史料,无法逐一计算税率。第三,诸商品在该关所在地区的价格,不仅不同时期各异,既使同一时期,也不尽相同。更何况诸关征税的商品,种类繁多,要想得到各具特色的数据材料,非常不容易。因此,笔者只能根据掌握的零星史料,略作量化分析,期望将来收集更多的史料进行补充,以达到比较完整的程度。

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清代前期粮食在商品流通量中占主导地位,一些税关又以粮食税为主体,况且粮食价格相比其他商品价格的记录较完整,前人作了大量收集和整理工作,为计算粮食税率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所以本文对以商品粮食为主要税种的关,进行税率估算。如上所述,清代户关征收商品通过税,是按照单位商品量计征的,而且这种计征标准,在乾隆以后基本上没有变化,根据物价越低,税率越高的原理,从前人列出的米价表中,选择最低米价,再用税则中规定的米税去除,得出该关米税率。这个税率是最高税率,以后随着物价上涨,税率呈下降趋势。其他商品价格,选择零星记载,估算大概税率。

浒墅关:如上述,在雍正6年之前,浒墅关每石米征收银0.026两。另据岸本美绪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列出康熙年间江南苏州附近地区米价表,最低米价为每石0.7两 54。此时的最高米税率约为3.7%。雍正6年修改米豆税,每石纳银0.04两。雍正年间该地区最低米价为0.6两 55,最高税率约为6.7%。此后,浒墅关税则没有更改,但苏州米价是上升趋势。乾隆年间,“苏城米价,以每石二两上下为贵,一两五钱上下为中,一两上下为贱”56。假设最低价每石1两,最高税率为4%。乾隆二十年,豆每石价至一两八、九钱 57。豆税约率为2.2%。道光8年,苏松米价每石1.54两 58。税率约为2.6%。康熙时,浒墅关最高米税率为3.7%。雍正时,浒墅关的最高米税率为6.7%,应该说米价如此之低,税率如此之高,只是理论上的估计,因为如果苏州当地的米价是每石0.6两的话,那么商人就不会倒贴钱,把外地米运入苏州城,这样浒墅关进口米量就基本不存在了,所以实际税率只能低,不会等于或高于这个水平。浒墅关的米税率,从低走向高,至雍正时最高,到乾隆及以后,米价上升,税则不变,税率下降的趋势是很明显的。

临清关:雍正6年山东巡抚奏报称:“临关小税中剥买杂粮,每石纳银一分一厘,粮食以米麦为贵,请将米麦二项,照小税加倍,每石纳银二分二厘。其余杂粮照小税原额每石纳银一分一厘。凡杂粮船项下,除船户仍纳正料外,其一切补料、杂项,悉行革除。就七尺船较之每船装二百余石,向来正补各料需银二两四钱零,每石纳银约一分一厘。今若改作签量计石,杂粮照依小税,每石一分一厘,正与料额相符。而米麦二项,每石二分二厘,比之料额则已增加一倍……至于同一杂粮额税,而又不便照浒墅关每石四分之例者,因东省粮食价值较之江苏不啻减半,本少则利轻,若加至四分,恐利息微,而商贩少,又不得不随地制宜,以为招徕远商之法也”59。这个奏议被批准执行。临清关的情况与浒墅关相似,雍正6年11月以后开始执行新税则,米麦每石纳银2分2厘,此前每石纳银1分1厘,从税则上看增加了一倍。因为当地粮食价格是江苏省之半,所以税则规定的征税量比浒墅关低。笔者未见到前人对雍正6年以前山东米价的研究成果,这里只能根据零星价格,列表1。(略)

如表1所示,假设雍正6年之前,山东最低米价为每石0.5两,税则规定每石收0.011两,税率为2.2%。如果按照临清米价是苏州之半计算,临清米价每石大约为0.35两,税率约为3.1%。更改税则之后,雍正10年,税则每石收银0.022两,按最低价每石0.4两计算,税率为5.5%。乾隆43年,按每石价0.7两价算,税率约为3.1%。临清关粮食税率也是从低走向高,高期大约在雍正改变征税方式之后,可见税则增加,税率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但临清关米麦税率,大概不会超过5.5%,因为这是按最低价格计算的。乾隆之后税率趋于降低。

淮安关豆税率,日本学者滝野正二郎根据乾隆43年,豆平均每石价值1.2两,纳税0.05两,计算出税率为4.2%。60 康熙25年之前,以及乾隆之后,粮食税率应当低于乾隆时的水平。

扬州关:乾隆元年2月20日苏州巡抚高其倬奏称,“扬关豆货则例,每石纳银二分,登明船重税多,又从远地来者,加二宽免征收。查向年北来外河各船,俱不敢渡江,装至邵伯即发客转贩。再雇邵伯镇之船,装载过关渡江。此等船只过关,每豆一石,完税一分,自设关以来即如此征收,由来甚久。细查其故,盖因此等船只不量加宽减,则北来之豆客接买者少,邵伯船户亦不肯接运,不特扬关之税额必缺,且扬关以下浒关等处豆货亦少,颇有关系。此从前之所以斟酌变通而行。近年以来,北来之船渐次渡江,照例宽以八折,而邵伯船只亦复不少,若改照外河之例,一概八折,接运之船转以为苦,故仍从其旧等语……应如所议,照旧征输”61。“豆、米、麦、芝麻,每担各税二分,船重税多,远来者,加二宽免”62。乾隆21年2月,扬州米价“中米一仓石,市价银自二两四、五钱,至三两一、二钱不等。幸江广、豫东米船连樯而下,尚不缺乏”63。税则每石纳银0.02两,假设扬州米价为2.4两,税率约为0.83%。若从河南光州运到扬州的米,由邵伯镇船户转贩苏州,税则每石纳银0.01两,假设扬州米价为2.4两,税率约为0.42%。到3月时,扬州米价最低为每石2.6两,最高价为2.8两,米价普遍下降“一、二钱不等”64。因最低米价上升,税率会更高。当时河南光州米价为每石一两四、五钱,商人在光州购米,运往扬州,不算运费,每石米可以赚0.98两。

夔关:在雍正7年“始奏称改论石输课,每米一石,征银四分,以折船料”65。此后税则没有改变。笔者未见到前人研究四川米价的成果,只能将零星米价列表于下。表2(略)

四川米价如表2所示,取最低米价每石0.6两,税则每石征银4分,夔关最高米税率约为6.7%。

其他商品,如白蜡,“江南素不产蜡,皆由远省贩来。芜湖、苏州乃百货汇聚之区。兹确访时价,每净蜡一斤,芜湖时价银一两二钱,苏州时价银一两一钱七分……近年以来,百货昂贵,较之二十年前不啻倍蓰”66。乾隆20年安徽白蜡时价“每斤价银一两五分”67。芜湖关税则,白蜡每担税3钱 68。税则中没有记载担相当于多少斤,假设每担等于100斤。乾隆20年,芜湖白蜡时价每斤1.05两,税率为0.29%。假设雍正年间,芜湖白蜡价值每斤0.525两,税率为0.57%。浒墅关税则,白蜡120斤作1担,每担税1钱2分 69。假设雍正年间苏州每斤白蜡价银0.585两,税率约为0.17%。乾隆16年,税率为0.085%。另据郑光祖记载:“乾隆六十年九月,余随先君,自滇由川江回,道经重庆。其地为全川百货云集之所,时其地白蜡价廉(纹银二十四两一担),行家说合至再,先君以拙于商贩辞之。后十二月抵苏,经白蜡行店,姑询时值。店主急问曰:货其至乎?望正切也(元丝银一百零八两一担)。若端木氏当此利三倍矣”70。假设此时重庆白蜡每斤0.24两,夔关税则,白蜡每斤税九厘 71,税率为3.75%。

如丝,雍正年间杭州丝价,“头等细丝,雍正元年每两七分八厘有零。雍正二年,每两七分二、三厘。雍正三年,每两七分。雍正四年,每两七分。略粗些的丝,雍正元年每两七分二厘有零。雍正二年,每两六分七、八厘。雍正三年,每两六分五、六厘。雍正四年,每两六分五、六厘。其粗糙不堪之丝,奴才衙门用不着,不行采买,价比头蚕好丝贱一、二分……大概历来上贵者,不出一钱之外,最贱亦得五、六分不等”72。北新关税则规定:“中丝每百斤税八钱五分七厘六毫,每百两税五分三厘六毫”。“土丝每百斤税六钱四分,每百两税四分”73。假设雍正年间杭州中丝价银每百两6.5 两,税率约为0.82%。假设土丝每百两价银5两,税率约为0.8%。香坂昌纪认为,中丝税率是1.3%,如何计算的没有说明 74。

再如棉花,岸本美绪前引书中,所列江南棉花价格,一部分是康熙时期的,当时浒墅关的税则还未更改,无法计算。另一部分乾隆时期的价格,是以钱为单位的,换算成银误差会更大,所以弃之不用。乾隆时期,崇明县“木棉每百斤价银三两三钱”75。“木棉每百斤银三两二钱”76。浒墅关税则,“净棉花每一百四十斤作担,每担税一钱二分”77。假设崇明棉花每担价银4.48两,税率约为2.7%。

山海关锦口“青茶系徽州土产之极粗者,在地买价每斤不过二分,卖价百斤三、四两不等。查木榜所载应照粗茶则例,每百斤正税七分二厘”78。青茶税率为2.4%、1.8%。

还有一些商品,因为目前没有收集到有关的价格,只能从税则本身增加,或减少来判断税率的情况。如山海关:“黄豆、豆饼二项,该关向不征税。乾隆三十七年,据盛京将军恒禄、该关监督平泰,先后奏咨,经户部奏准,酌照临清关例,黄豆每石、豆饼每一百五十斤,各收税一分一厘。续于四十年,将军弘晌等奏准,改为二分二厘科征”79。只从税则上看,豆税增加了一倍,税率应该是增加了。

淮安关:“皂矾每担旧定税银八分,节年减以五分征收。又铅每担、新钉、茶叶、铁条每担,旧定各税银一钱二分,节年铅每担、茶叶每担只各征银八分,新钉每担、铁条每担只各征银五分。又红花每担旧定税银一钱七分,节年只征银七分。锡箔百块折一担,旧定税银一钱七分,节年只征银一钱。苏木、胡椒每担旧定各征银二钱七分,节年只各征银二钱等语。所有各项税则,应照减定实征银数纂列”80。皂矾减少37.5%;铅、茶叶减少约33.3%;新钉、铁条减少约58.3%;红花减少约58.8%;锡箔减少约41.2%;苏木、胡椒减少约25.9%。虽然目前尚无法计算出各商品的税率,但可以肯定户部新颁则例,比原来旧税则减少了,如果商品的价格没有变化,税率会降低。

综上所述,每次税则改革,大多数关都增加了收税额。正如香坂昌纪指出的那样,浒墅关顺治12年梁头则例比明崇祯5年则例规定的税银净增2倍。康熙25五年现行标准,相当部颁则例的7~10倍。雍正5年实际征收,又比康熙25年则例规定的增加了 81。然而,税则改变,实际征收数量增加,是否就能说明税重呢?好象还不能简单的得出结论。因为关税的轻重是税率决定的,税率低,税自然轻。尽管税率与税则有一定关系,但是税率又与商品价格有重要关系。当税则规定的单位商品征收数量增加时,商品价格不变、或降低、或增高,税率都会增高。当税则规定的单位商品征收数量下降时,商品价格不变或者升高,税率会降低;商品价格降低时,税率会升高。反之,税则规定的单位商品征收数量不变,商品价格降低,税率升高;商品价格上涨,税率则会降低;商品价格不变,税率也不会改变。清代前期以商品粮食为主要税种的常关,大约在雍正7年以前,都进行了税则改革,即从量船计征,改为签量计石征收。尽管税则规定的征收数量增加,税率也增长了,但从实际看,主要商品税率并不高,其中夔关的粮食税率最高,因为四川是粮食输出省,当地的粮价应该比湖北、江南的粮价低,才有外运的可能性。由此也可以估计,各关的粮食税率一般不会超过夔关6.7%的水平。白蜡的税率也同样,四川重庆是白蜡产区的集散地,白蜡价格比较低,而苏州、芜湖是销售区集散地,白蜡价格比较高,因此夔关的白蜡税率3.7%,而苏州、芜湖的白蜡税率还不到1%,估计其他各关的税率当不会超过夔关3.7%的水平。棉花过关税率,是以崇明县的棉花价格每斤3分2厘为基础计算的,同时期安徽各府棉花1斤价银八、九分 82。北方陕西“水丝一斤,货银一两四、五钱,能买木棉二十斤”83。每斤棉价银7分5厘,都比崇明的棉花价格高,说明崇明棉花税率比较高。崇明县是棉花产区,如果不遇到灾荒,那里的棉花价格是比较低的,估计其他各关的棉花税率要低于3%的水平。丝也是按产地价格计算的,丝的税率大约高不过1%的水平。青茶是销售地税率,产地税率要高于2.4%的水平。在当时人眼里,各关的税也是不重的,“至于各关之征收税课,一遵钦定则例,或征数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一,其科则最重者,亦仅四、五十分之一耳,课非重也”84。总之,清代前期各关的情况不尽相同,各种商品的税率也相异,应该进行具体分析。税则下降,而该关附近的物价上涨,税率下降;或者税则不变,该关附近地区的商品价格下降,该商品的税率会下降的情况都可能存在,但从清代前期来看,乾隆以后,税则基本不变,商品价格总趋势是上涨的,税率自然显示出下降趋势。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清代前期政府规定征收的商品通过税率是比较低的,商品税也是不重的。

三 对税则制度的评价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肯定地说,政府的有关制度、政策,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必要的,也是顺应经济发展的。政府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不断修改税则,简化收税过程,无疑符合当时全国商品流通量增大的具体形势。清代对货税则例的改革,使不同种类的商品,按照不同的计量单位征收,更显合理。而且对每天通过数以千百万计的船只来说,每船装载的商品各不相同,以货物论数计石为标准征收,注意到了商品价格的浮动水平与征收标准的关系,所以也可以说清代政府的税则制度变更,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是“力图使税收更趋合理化的一种努力”85,无疑是一种进步。

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根本问题是追求公平合理,这在户部、及一些人士中都有共识。“关税理应划一公平”86。“立法贵得其平,收税贵得其人”87。税收则例的制订原则是“因地制宜”88。一般来说,政府对税则的修改是比较慎重的,如对岳钟琪申请夔关征收粮食税时,朱批:“睹此论甚有理,但数省多赖川米食用,恐立税或少有未便处,已有旨,谕部详议”89。后经户部议复同意了他的意见。对浒墅关米粮过关税,户部也是先考虑到,“米石为民间日用所需,是以部颁则例只照梁头丈尺榷税,原欲招集商贾,俾粮储充牣,江乡足食也”90。这说明清代前期的政府对商品通行税的征收,比较注意纳税人的承受程度,力求平等,并非是征收得越多越好。这也反映出专制体制下的政府,非常注意协调其统治基础广大民众的需求,与商人追求厚利之间的平衡,通过这种制衡来达到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值得指出的是政府在顺治时期规定新税则,康熙年间对部分税关的税则进行了修改。雍正6年以后,又在全国对税关的税则进行调查、核实、重订。乾隆2年,户部根据乾隆元年甘汝来的奏折,“请敕下直省督抚,及各关监督,凡一切收税地方,核定则例”91。这次修改税则的情况,仅从乾隆《钦定户部则例》中就可以反映出来,各关税则都进行了全面重订,统一命名。可以说,各关商税则例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个时期的修改、重订,大概每隔几十年,这一过程就重来一次,如此反复,至嘉庆、道光时期,税则就再也没有全面的变更了。新税则的产生过程,一般是各关监督在实际税收中实行的则例,也称现行则例,执行了一段时间后,通过监督、或管关官员奏报,督抚转奏,经户部议复同意,将所实行的税则,题本上报,皇帝认可,再由户部颁发,成为新的部颁则例。从这个决策过程中,可以看到专制政府对经济事务,一般先是监察机构官员提出疑问和意见,然后由中央各部官员、或各省督抚进行讨论。这些官员往往都结合管辖区的具体情况,提出解决办法,最后主管部门向皇帝奏报,再由皇帝批准执行。这个决策过程是政府推行政策的必要手段,它使政府以最快速度获得比较全面而准确的信息。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政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增强了政府管理商品税收的能力,使税额逐渐增加,起到的积极作用。也正是由于清代前期专制政府的权力集中,各方面的职能权力随之加强,使得有关商品流通方面的许多具！体制度得到强化,这也是使清代前期商品流通比明代有了很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清代税则制度也存在很大缺陷。各关监督在实际征税时,根本不按部颁税则的法规执行是一个普遍现象。造成 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各关税则调整中,有一个最常见的事实,政府增加各关的税收定额,但不改变税则,致使收税总数,收税实际数量降低,不能完成政府规定的收税定额。香坂昌纪指出:“为了确保税额(指定额),不能按正规部颁则例征收”92。应该说征收不敷定额的关键是过低的税率。“税率又未能随物价变动而调整。如果严格遵照旧税则课税,则每年关税不免有严重低收的现象”93。这种低税率使整个税收制度产生了一些的问题。按部颁税则征收,不敷定额,所以各监督、管关官员常常私自更改税则,增加了对货物的平料、加平料、补料、加补料的数量,或者是改变计征方式。

原因之二是船户改造船只,量船征收的方式使实际税收数量减少。桑格称:“若照部定则例,七尺以上船头,方许收税。每日所过之船不过十余只,十四、五只不等,所收钱粮不足百两。揆厥所由,从前一丈八尺之船,长五、六丈者,深不过四、五尺,即满载亦不过四、五百石。因此奸宄之徒,知系止量船头宽阔征税。新造大船,宽不及一丈八尺,深一丈有余,长十余丈,载货四、五千石。【显然是多说了。因为雍正五年丈八船载二千九百八十二石为率。】犹有更甚于此者,将船打造甚窄,仄行不便,傍附小舟并行。从前载一分者,今已载至数分,因此大船稀少。若不将小船计担收税,俱以不足七尺之小船,分载过关矣。若以小船所载货物不令行走,势必壅滞商民。由此推之,大船不得不增收,小船亦不得不按担征收也。以此征收税务钱粮,以完办铜斤要务,无计可施,仍酌量前任征收之旧例,遵照定额”征收 94。量船征收,“奸宄之徒,惟图多载货物,将船造作深长,皆相沿日久,希图侥幸行走。缘征收钱粮增减不一,使商人不知应收实数,或有不肖之辈,借端多索,亦未可定”95。如果说这种情况是从康熙年间开始的,那么,到雍正5年监督高斌仍称:“奴才到任收税,见梁头一丈八尺者,交银七十七两五钱三分,又外加银二十余两不等,比照则例有浮多三十余两者。奴才细问原由,据山阴江都梁头船户呈称,丈八之船原照则例纳银六十七两三钱,后因有将船改造深宽者,是以往年有均钞之请,以签量担数,作梁头丈尺,如丈八梁头,以二千九百八十二石为率,纳银七十七两五钱三分,合计每石二分六厘,若内有不及数者,则按二分六厘一石递减。如逾数者亦照此例递加,倘有过于船舱限槽之上,是在本船之外所刮余豆,照小贩例上纳”96。临清关附近粮船,“向来止照梁头丈尺纳钞,因有狡猾船户,改造宽深大船,出于常式之外,包揽重载,偷漏钱粮,实为隐害”97。乾隆10年管理淮安、宿迁等关税务倭赫奏称:“狡黠船户,每计货物已满七分,即分贮头、梢、上跨,以避一载之例。而奸猾吏胥,藉此高下其手。嗣后请将散装货物,不拘头、梢、舱跨,悉行上税,通船一载之例禁止”98。凤阳的情况亦如此,“货船有改阔造深之弊”99。这说明船户改造大船,少纳税,不仅持续了几十年,而且是各关的普遍现象。

显然,严格按照当时的部颁则例收税,增加了装载量的大船货税,和被大船包揽的小贩货税,就会以不违法的方式偷漏,关税定额不能完成。而且政府规定的税则,不能随物价浮动而及时改变,物价上涨,税率降低,税收总额也随之减少,使税官们的薪俸、管理关税的各项经费,都会产生不足。因此,各关监督、或管关官员,就用私自增加收税量的办法来补充缺额、缺款,这就形成各关税则,在原部颁则例之外,又产生现行则例等法外则例,部颁则例成了空架子。虽然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个时期政府都依据现实更改了税则,但修改跟不上实际变化,更何况嘉道时期没有再改变,这就使得各税官根据自己的意愿,苛索商人,增加收税,年年相继,使商人的实际税负比政府规定的加重了。

还应该看到,清代前期国家专制政体本身的局限性,限制了政府在商品流通中发挥更大的能力。专制政府缺乏有效的社会制约,没有独立的权力中心牵制政府,致使中央政府在商品流通方面的职能权力过于集中,产生了许多政策性失误。随着物价上涨,政府本来可以不断调整各关税则,使税则更符合客观实际。但政府对这些违背市场规律的旧制度,不敢越雷池一步,放弃了改革的机会,削弱和限制了自己管理商品经济的能力。桑格是管理税收的基层官员,接近税收实际,往往能抓住税则制度的缺陷,提出创新的收税方法。其实他的目的与中央政府的税收目的是一致的,为了税收的“均匀”,追求平等合理,完全是正当的。但户部称:“近因出差各官希图议叙,托言铜价浮多,不遵定例”100。显然,户部过多考虑的是与政治有关的事情,并未从经济角度,重视定额增加,税则不变,税收减少的情况,使改革推迟了三十多年。这自然与当时财政税收结构以农业税为主体,商品通过税所占比例不大有关。另外,还与政府决策的目的和思维方式有关。政府往往以安定为目的,怕改革生乱,其实税收是政府控制市场的手段,掌握税收这个杠杆,调节税则不适应物价的情况,才能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社会安定才有意义。政府的思维方式常常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精神,对进一步改革税制很少考虑。可能正因为此,反而给实际工作的官员留下了比较大的利用权力的机会,使他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税则标准。部颁则例的法定税则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给税官受贿贪污,商人偷税创造了条件。康熙年间,浒墅关的监督桑格,一方面改变了税则,另一方面希图肥己,额外横征,致害商民。“桑额任内,除征收正额外,溢银二万一千二百九十六两零。得旨,设立榷关,原欲稽查奸究,照额征收,以通商贾。桑额征收额课,乃私封便民桥,以致扰害商民,着该衙门严加议处”101。加之乾隆时期,政府考核税官与上届、前三届比较的方法,更使收税总量增加,税官收税甚至到了没有标准的地步。嘉庆、道光时期,虽然政府取消了比较上届、前三届的考核方法,对个别税关定额和收税则例进行了下调,但由于没有如雍正年间那样对所有税关则例进行调查、核实,重新确定、颁发,所以没有根本改变部颁税则脱离物价水平的状况,反而使官员与商人联合起来贪污偷漏税款。(此问题另文论述)有人说,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一个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这从某种角度说明,人订立制度,制度又改变人、影响人。其实桑格的贪污就明显的例子,他看到税则制度的缺陷,并利用这一缺陷,为完成税收定额,也为个人多得,广泛苛征,从原本全部属于国家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放入自己的腰包。因此,不仅订立制度本身是十分重要的,而且这个制度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革,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这说明经济制度创新的关键在政府,也可以说政府管理经济,就是建立一个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制度,还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变革。

1 许檀、经君健《清代前期商税问题新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以下简称许文。

2 这部志前有康熙十二序文,一般称为康熙志,但书中有多处内容提到雍正时期的事,至雍正八年海保任监督,甚至还有乾隆四年字样,说明这部志书是后人编纂的,不是原本康熙志书,见康熙《浒墅关志》卷之三《建置》;卷之四《管辖》;卷之八《榷部》,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影印康熙十二年刻本。

3 【日】香坂昌纪《清代浒墅关の研究》Ⅲ,载《东北学院大学论集》历史学、地理学 ,昭和五十八年(1983年),第13号,以下简称香坂文。

4 香坂昌纪《清代中期の杭州と商品流通――北新关を中心として-》,载《东洋史研究》第51卷,第1号。

5《浒墅关志》卷之一一《禁令》,嘉靖刻本。

6《浒墅关志》卷之一一《禁令》。

7《浒墅关志》卷之一一《禁令》。

8《浒墅关志》卷之一一《禁令》;卷之九《船料则例》。

9 参见许文。

10 乾隆十一年九月初二日刘于义等奏折,见钞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藏。

11 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之七《税则·临清关商税则例》。

12 《清高宗实录》卷二六八,乾隆十一年六月戊寅。

13 乾隆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刘於义奏折,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档案,A143-18,B80136。

14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二,乾隆十三年八月己丑。

15 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之六八《税则·坐粮厅商税则例》。

16 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之六九《税则·天津关商税则例》。

17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三七《户部·关税》。

18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三五《户部·关税》。

19 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三日监察御史吴震方题本,见钞档。

20 康熙《浒墅关志》卷之七《则例》,亦见道光《浒墅关志》卷之五《货物则例》,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影印道光七年刻本。

21 康熙《浒墅关志》卷之七《则例》;道光《浒墅关志》卷之五《货物则例》。

22 康熙《浒墅关志》卷之七《则例》;道光《浒墅关志》卷之五《货物则例》。

23 康熙二十五年内务府慎刑司郎中桑格题本,见康熙《浒墅关志》卷之六《岁额》;道光《浒墅关志》卷之五《货物则例》。

24 康熙《浒墅关志》卷之六《岁额》;道光《浒墅关志》卷之五《货物则例》。

25 康熙《浒墅关志》卷之六《岁额》;道光《浒墅关志》卷之五《货物则例》。

26 康熙《浒墅关志》卷之七《则例》。

27 雍正五年二月十五日高斌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7辑,第491页。

28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三九《户部·关税》。

29 雍正六年五月初七日户部题本,见道光《浒墅关志》卷之五《货物则例》。

30 雍正六年五月初七日户部题本,见道光《浒墅关志》卷之五《货物则例》。

31 雍正六年五月初七日户部题本,见道光《浒墅关志》卷之五《货物则例》。

32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三日署理江西巡抚张坦麟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1辑,第897-898页。

33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山东布政使岳浚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1辑,第650页。

34 《淮关统志》卷六《令甲》,乾隆四十三年刻本。

35 雍正七年监督年希尧奏折,见乾隆《淮关统志》卷六《令甲》。

36 乾隆《淮关统志》卷六《令甲》。

37 《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一,乾隆十年五月庚子。

38 乾隆《钦定户部则列》卷之七一《税则·淮安商税则例》。

39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四《户部·关税》。

40《夔州府志》卷一三《榷政》,道光七年刻本。

41 道光《夔州府志》卷十三《榷政》。

42 雍正五年八月十九日川陕总督岳钟琪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8辑,第721页。

43 《清世宗实录》卷六二,雍正五年十月乙酉。

44 乾隆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川巡抚杨馝题本,见钞档。

45 乾隆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川巡抚杨馝题本,见钞档。

46 光绪《浙江通志》卷八六《榷税》。

47 《北新关商税则例》雍正七年七月抄本。

48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三九《户部·关税》。

49 道光《浒墅关志》卷之五《货物则例》。

50 乾隆十年九月二十七日陕西西安布政使慧中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宫中朱批·财政类。

51 光绪《浙江通志》卷八六《榷税》。

52 康熙二十五年内务府慎刑司郎中桑格题本,见康熙《浒墅关志》卷之六《岁额》;道光《浒墅关志》卷之五《货物则例》。

53 雍正五年二月十五日高斌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7辑,第491-492页。

54 岸本美绪《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经济变动》日本研文出版1997年,第118-119页。

55 岸本前引书,第120页。

56 《清高宗实录》卷六三六,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庚戌。

57 乾隆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江苏巡抚庄有恭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2辑,第738页。

58 《清宣宗实录》卷一四六,道光八年十一月己酉。

59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山东布政使岳浚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1辑,第649-650页。

60 滝野正二郎《清代乾隆年间の常关征税额に关する一考察》,日本九州史学会报告。此为2000年12月10日,在日本九州大学召开的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61 乾隆八年十月十六日内阁下户部陈大受题,见钞档。

62 乾隆《钦定户部则列》卷之七二《税则·扬州关商税则例》。

63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江苏巡抚庄有恭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3辑,第710页。

64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普福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3辑,第831页。

65 乾隆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川巡抚杨馝题本,见钞档。

66 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江苏巡抚庄有恭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辑,第198页。

67 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五日安徽巡抚鄂乐舜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1辑,第189页。

68 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之七七《税则·芜湖关商税则例》。

69 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之七四《税则·浒墅关商税则例》。

70 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六《货殖贵贱》,道光二十五年青玉山房版。

71 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之八五《税则·夔州关商税则例》。

72 雍正四年九月初一日孙文成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6辑,第506-507页。

73 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之八二《税则·北新关商税则例》。

74 香坂昌纪《清代中期の杭州と商品流通――北新关を中心として-》,载《东洋史研究》第51卷,第1号。

75 乾隆十九年十月初四日江南苏松水师总兵王澄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9辑,第686页。

76 乾隆三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苏松水师总兵马全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6辑,第147页。

77 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之七四《税则·浒墅关商税则例》。

78 乾隆九年十二月初六日奉天府府尹霍备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宫中朱批·财政类。

79 乾隆《钦定户部则列》卷六五《税则·山海关商税则例》。

80 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之七一《税则·淮安关商税则例》。

81 参见香坂文。

82 乾隆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安徽布政使高晋奏折,见《宫中档 乾隆朝奏折》第2辑,第441页。

83 杨屾《豳风广义》乾隆六年。

84 乾隆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安宁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宫中朱批·财政类。

85 参见许文。

86 雍正六年五月初七日户部题本,见道光《浒墅关志》卷之五《货物则例》。

87 道光《夔州府志》卷一三《榷政》。

88 乾隆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刘於义奏折,见《明清档案》,A143-18,B80133。

89 雍正五年八月十九日川陕总督岳钟琪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8辑,第721页。

90 雍正六年五月初七日户部题本,见道光《浒墅关志》卷之五《货物则例》。

91 乾隆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川巡抚杨馝题本,见钞档。

92 参见香坂文。

93 范毅军《走私、贪污、关税制度与明清国内货物流通税的征收――明清时代关税资料性质的检讨》,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1993年。

94 康熙二十五年内务府慎刑司郎中桑格题本,见康熙《浒墅关志》卷之七《则例》;道光《浒墅关志》卷之五《货物则例》。

95 康熙《浒墅关志》卷之七《则例》;道光《浒墅关志》卷之五《货物则例》。

96 雍正五年二月十五日高斌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7辑,第491-492页。

97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山东布政使岳浚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1辑,第650页。

98 《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一,乾隆十年五月庚子。

99 乾隆《钦定户部则列》卷六五《税则·凤阳关商税则例》。

100 康熙《浒墅关志》卷之七《则例》;道光《浒墅关志》卷之五《货物则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