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政策范文6篇

融资政策范文第一篇

【关键词】广东省中小企业；融资政策；有效性

一、引言

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一，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其中中小企业所起的作用很大。但中小企业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特别是国内的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缺乏信心，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当前，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通过成立专门的中小企业机构和制定专门的法律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例如美国政府在1953年制定了《小企业法》，并根据此法律成立了中小企业局（SBA）；日本也在战后成立了中小企业局，并相继成立了三家由其直接控制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欧盟各经济发达的成员国政府也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相继成立了专门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并根据法律制定相应的政策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我国在1999年成立了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全国人大在2002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国务院在2005年制定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家银监局也在2005年制定了《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全国各省市和自治区政府也在《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其中广东省人民政府在2003年制定了《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及与此配套的12个政策文件，2004年制定了《关于加快我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意见》，2005年制定了《关于优化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开展业务的政务环境的若干意见》、《广东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登记备案办法》等政策条例，并将在2007年着手制定《广东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政府制定的以上政策是否得到贯彻实施？实施如何？这既是政府制定政策者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本文作为社会监督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二、广东省现有的中小企业融资政策效果分析

（一）融资现状分析

中小企业是广东国民经济的生力军。近二十多年来，广东省经济一直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与大量成长型中小企业的涌现密切相关，是广东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与同期其他主要指标的比较显示，广东省成长型中小工业企业明显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2005年全国“成长型中小工业企业500强”评比中，广东省占14.77％，达到74家，成为成长型中小工业企业最多的省份。广东的中小企业在近两三年来发展更为迅速，其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中小企业在2005年底达到44.6万家，固定资产投资2428.8亿元，中小企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06年达到15840.82亿人民币，位列全国第一。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在我省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曾遇到许多问题，例如管理水平较低、抵抗风险能力弱、融资困难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困扰着中小企业。

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中小企业一样，资金短缺是广东中小企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根据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2006年调查的企业中，资金缺口较大，急需融资的企业占调查企业总数的13.13%，资金略有缺口，需要融资的企业数量的比例为61.88%。81%的中小企业认为1年内的流动资金不能得到满足，60.5%的中小企业没有1—3年的中长期贷款，只有11.88%被调查的企业认为有富余资金，在寻找新的投资机会。而现有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放款只能满足我省中小企业30％左右的资金需求。

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放款只能满足其30％左右的需要。根据我国现时的经济发展速度，到2010年，广东省中小企业的贷款余额将会达到4000亿元人民币，中小企业融资缺口也将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未来国家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扶持力度和政策倾斜度将会决定中小企业的发展前途。广东省政府近年来安排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拨款数量及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的担保资金(二)融资政策效果分析

国家在2002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实施五年来，广东省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无论从企业的数量、国内生产总值都有大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从数量的增长情况来看，2003年至2006年，各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20％、20.64％、15.22％、12％，其中2003年比2002中增长20％，这与国家颁布《中小企业促进法》有很大关系；而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2003年至2006年，各年的增长速度分别是：22.53％、20.76％、42.54％、23.72％，其中2005年比2004年增长四成多，这与省人民政府成立中小企业局，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有很大关系。从以上方面来看广东省政府制定的中小企业政策是有效的。广东省近五年来中小企业的发展情况如下图5、图6、图7所示：

(三)政策未能预期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原因分析

1．中小企业自身特点制约了政策的执行效果

首先，从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方面看，广东省中小企业在全国经济浪潮中发展最早，但经营规模与浙江、江苏的中小企业规模相比仍显得较小。根据各省2006年统计年鉴,广东省中小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为135.50万元，（浙江省为142.06万元，江苏省为135.89万元；）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缺乏管理，技术人才不足，缺乏系统教育培训，员工综合素质总体不高，中小企业员工中具有大专学历的员工人数比例,广东为11.78%、（浙江省为12.31%、江苏省为11.89%；）中小企业组织形式多不规范，企业经营管理不健全，管理运行效率较低，经营管理水平较低，广东省中小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为10.7%、（浙江省为12.5%、江苏省为11.3%，）广东省中小企业员工劳动生产率为85193元/人、（浙江省为86989元/人、江苏省为119879元/人。）从总体上看，与世界发达国家、地区的中小企业相比较，广东省的中小企业仍处在一个刚起步的、规模较小的状态。它们主要依靠自身的资金和小部分的金融机构贷款来开展经营活动，而对信用担保机构的信用担保工具的运用没有得到重视，也缺乏了解。其次，从广东省中小企业所处在的人文环境来看，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没有建立现代先进的企业管理体系，大多依靠自身的资金和一部分银行贷款来开展经营，不愿通过社会股权形式来筹集资金，怕分散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崇尚全资控制，所以生产经营上不去。信用担保等金融机构对其缺乏信任，难以利用政府政策获得生产所需资金，影响了企业的发展。最后，从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素质来看，大部分的中小企业管理者的文化水平不高，75%以上的管理者是高中以下的文化水平，没有现代企业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经验，经营决策欠缺前瞻性,也没有给企业订立科学的管理制度，特别是资金使用的内部控制制度，由此造成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企业发展不够迅速，从而影响到信用担保机构和金融机构的信任，也难以具备资格向政府申请专项发展基金，且很多中小企业的经营者更不知道可以通过信用担保机构去获得贷款，更不懂得如何获得政府的专项资金补助。综上三个方面影响了政府中小企业融资政策的执行效果。

2．中小企业所面临的社会环境

中小企业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规方面。到目前为止，全省只在《中小企业促进法》、《担保法》、《公司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些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条例。而这些政策条例的稳定性又较差，同时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经营状况不够稳定，政策条例也没有强制性地规定为何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

信用、担保和银行方面。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经营规模较小，自身的经营资金较少，处在社会信用环境不很理想的情况下，抵御风险的能力很低。加上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素质参差不齐，违反信用的代价不高，他们的信用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另一方面，全省担保业仍是以政府为主导，担保体系不够完善，很多担保机构的担保业务偏向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而对急需发展资金的中小企业缺乏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由于自身经营方针问题,它们主要考虑保证贷款的安全性和收益性，不敢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政府的政策也难以使银行产生对中小企业保持足够的信任。综合三方面的因素，影响了政府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执行效果。

三、建议

融资政策范文第二篇

5月15日，国办转发财政部、央行、银监会《关于妥善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的意见》（下称“40号文”），要求银行对融资平台公司的贷款不得盲目抽贷、压贷、停贷，旨在支持融资平台公司在建项目后续融资，确保在建项目有序推进。

5月22日，国办转发财政部、发改委、央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下称“42号文”），明确符合条件的融资平台公司可作为社会资本参与当地PPP项目。

5月25日，发改委《关于充分发挥企业债券融资功能支持重点项目建设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通知》（下称发改委1327号文），全面放松企业债发行。

去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下称“43号文”）出台后，被认为切断了地方融资平台的命脉，但随着今年稳增长需求迫切，相关部门近期接连发文，被认为释放出对存量政府债务兜底和增量融资政策微调放松的信号。

“这一系列政策一定程度上放松了43号文的限制，使得地方融资平台找到新的出路。”一位接近财政部的内部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地方融资现在思路很清晰：存量债务上，通过置换债务和放松银行贷款给予政策支持。在新增债务方面，就是推进发债和PPP模式。”

政策明朗期

去年9月，国务院出台43号文，对地方政府融资问题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其中包括规定地方融资平台不得借入更多资金，关闭了地方政府的举债“后门”。

43号文的严格程度，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压力，很多地方政府认为“日子没法过了”。

专门从事城市投融资管理业务的北京荣邦瑞明投资公司合伙人史小辉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43号文出台后，地方政府的表现分成两类，一类是等待，以期有新的政策可以明确。另一类是“看得比较明白”，和银行协调，抓紧在债务收口之前，提前释放额度，抢签一批新项目。

这里指的“债务收口”，是43号文中要求各省对于2013年6月到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新增债务进行清理甄别。对于在建项目而言，分拆打包的甄别，使得债务将被拆分为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对于银行来说继续划入政府债务无疑是最优选择。

而根据原计划，各省财政部门本应在今年1月5日之前将甄别结果上报财政部。据接近财政部的人士透露，甄别结果一直报不上来，目前财政部已经打回去三四轮要求重新甄别。

“当时我们做的第一步是给债务分类，通过跟客户谈判，争取都纳入政府偿还债务范围内。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们反馈，我们也不知道哪些纳入了政府债中。”某国有银行北京分行风险部负责人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在新投项目上是一个相对谨慎的态度，我们行根据政策精神自己选定了四个行业，保障房、土储、水利、轨道可以投放，其他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都要拿到总行逐笔审批。”

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审慎态度，使得贷款可得性下降，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

“40号文给了银行一个定心丸，支持地方融资不会因为政策问题停掉。另外也意味着这种情况下的负债，中央政府未来可能会处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认为。

此外，40号文明确了43号文中许多模糊地带。如43号文中由于没有明确存量和新增界限，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遭遇许多复杂的现实情况。“我们碰到已谈判好已开工却没有签合同的项目，当时就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40号文给出‘在建项目’的明确定义，就知道如何落实了。”上述国有银行北京分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表示。

定向置换债券开闸

在解决存量债务上，财政部于两会期间推出“置换债券”计划。允许地方政府发售新债券以取代老债券，以期降低利息延长周期，为地方政府在偿债方面开辟新的路径。而这一计划，得到了央行的支持，5月15日财政部、央行、银监会联合发文进一步明确，置换债券除了公开市场发行，还可以采取定向承销的方式。

这种定向发行方式即地方政府直接与银行或其他债权人（信托、证券、保险）谈判，用债券直接置换原来的贷款，“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由于这些债务主要是为了置换即将到期的银行贷款，因此，银行成为主要债务的认购方，而且以国有银行为主。

6月1日，江苏省率先采取定向承销的方式发行置换债券448.7亿元，其中一般债券339.5亿元，专项债券109.2亿元，三年、五年、七年、十年期的债券中标利率分别为3.32%、3.71%、4.03%、4.05%。

3日，河北省成功定向发行置换债127.98亿元，其中一般债券111.45亿元，专项债券16.53亿元。三年期、五年期、七年期、十年期的一般债券利率分别为2.95%、3.31%、3.60%、3.62%;专项债券三年期、五年期、七年期的中标利率分别为2.90%、3.26%、3.55%。

对比利率可以看出，江苏的中标利率高于河北，并且比前5个工作日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都高，在平均值上上浮了15%。业内普遍认为江苏省的利率水平更为合理。而河北的利率贴近国债，被认为并非市场化定价。

根据2013年6月底的统计，2015年到期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规模1.8万亿元，但考虑到算上2013年6月以后新增债务，到期债务或在1.8万亿元的基础上有所增加。

根据江苏省财政厅的匡算，江苏省近年发行的地方债平均年利率都在5%以内，每年利息负担在80亿?100亿元之间。此次存量债务置换，通过发行地方债能减少一半的利息支出。而根据财政部的计算，全国范围内，地方政府一年总共可减少400亿至500亿元的利息负担。

“置换债计划是让银行支持的对象由地区平台上升到省级政府，还款来源保障度进一步提高，同时面临着融资平台贷款偿还的情况下，银行会在发债业务上竞争激烈。”上述国有银行北京分行风险部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北京市目前尚未开始，该行就已积极争取将存量授信纳入存量债务置换计划，做好新增投资债券与存量政府债务还款期限的匹配。

早在置换债计划刚公布之时，便有学者质疑，因为这是完全的市场行为，债券会有发不出去的可能。而实际上江苏省在4月份推迟了原本的发行计划，有消息称这是由于江苏的路演情况不好，出现无人问津的情况，这直接导致三部委的联合文件特急出台。

“这说明，地方政府融资不应该依靠行政力量代替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时红秀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政府只起到监管责任，而不是审批责任。

PPP落实难

对于在建项目的增量融资需求，决策层坚持了之前的态度：优先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这也符合近年对于政府投融资模式的转变。

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测算，除了加大政策性银行对地方政府的直接信贷投放，以及确保地方融资平台在建项目后续融资，今年还需要通过PPP模式承接1.5万亿元?2万亿元的基建投资。

PPP模式从2013年底开始全力推进，此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5月22日的42号文即传递出强有力的政策信号。

然而从当前的实践来看，PPP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虽然各地方政府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示范项目，项目签约率很高，但是真正开工落地的却是寥寥。并且，名义的社会资本实际背后是国有企业或由变异的融资平台代替。民间资本对于该类型投资的风险与收益评判仍然存在担心。

“PPP项目本身从设计到实施的周期较长，一个项目要十几二十年，很难在短期内收到明显成效。没有稳定的市场，民间资本不敢进来。”赵全厚说，“但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存在一换届，以前说的话就不算数的情况，这在以前教训非常多。”

当前PPP推进的重点领域，有很多没有完全市场化，社会资本在其中将承担行政阻力。“交易市场、定价机制、退出机制的改革到位了，社会资本才愿意进来，这需要政府的立法保障。”赵全厚说。

此外，PPP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时间长，相关政策制度的缺乏，也导致PPP项目落地困难。汪涛预计，完成政府与企业资本签约项目的比例仅10%左右，规模在2500亿元。

“比如跨年度预算平衡制度、对地方政府的违约问责制度等还没有建立起来。20年的项目靠政府1年的预算，怎么能保障呢。有很大隐患。”史小辉说，“并且资本市场也没有匹配的金融工具，如项目抵押，项目收益权质押方面产品和政策制度有很大欠缺。”

根据荣邦瑞明测算，按社会收益率计算，PPP项目的投入资金在10年内左右就会翻倍，这样的高投入将在未来出现较大风险。

融资平台再定位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从40号文中，还看到了决策层对于融资平台定位的变化。

从《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到去年43号文，对于地方融资平台的定位都是“去平台化”，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将融资平台曾经作为地方融资抓手的功能正在逐步摒除。

“40号文中对于地方融资平台的控制放松，还可能意味着对于融资平台不再要求‘去平台化’，为融资平台的留存打下基础。”赵全厚说。

融资平台的改革被认为有两个出路：一是走国企改革的道路，由政府百分之百出资的平台，依靠政府发债或者靠银行政策性贷款，定位在收益性较低、公益性较高的领域。这部分应该是政府的职能所在。

二是退一步成为项目实体。从事收益性较高、公益性较低项目的平台，改成股份制公司，走市场化路子。

按照这样的路线，去年中旬，第一轮的平台改制已经悄然展开。如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作为上海城投下属的全资子集团，新公司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将城投总公司系统内的水务类企业进行纵向整合重组。其转型的方向是由融资功能导向转变为实业经营导向，由做大资产导向转变为提升价值导向。

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各个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改制、重组动作不断。

“作为地方融资平台，要承认它的历史地位，它有历史的功绩，也有历史的不足。”赵全厚说。他认为“去平台化”应该是去它的融资功能，但是地方政府有必要保留一个投资平台，起到平台投资整合功能。现在地方政府各个部门投资分散，用融资平台整合投资项目，第一有助于风险可控，第二有助于投资总体功能整合。

荣邦瑞明则也认为“去平台化”应慢慢淡化，原因是已经基本做到了政企分家，“去平台化”已没有重点推出的语境。

融资政策范文第三篇

关键词：运输基础设施融资政策融资方式

1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

运输业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产业，是维系国家社会生产和生活正常进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和基础保证，在我国目前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阶段，运输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运输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发展程度将直接决定其他各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市场交易的效率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正因如此，近年来，我国以干线铁路、高速公路、枢纽机场、国际航运中心为重点，大力推进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至2000年末，我国运输线路中，铁路营运里程6.8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140万公里，内河千吨级以上航道7855公里，沿海港口万吨以上泊位646个，民航机场129个，航线1120条，里程151万公里，管道运输2.5万公里。货运量总计135亿吨，货物周转量总计43359亿吨公里。

尽管这样，我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总体规模仍然很小，按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计算的运输网络密度，我国仅为1344.48公里／万平方公里和10.43公里／万人，而美国为6869.3和253.59，德国为14680.4和65.94，印度为5403.9和21.6，巴西为1885.8和118.4。由此可见，我国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远远落后于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就是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要改变目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滞后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状况，必须加快建设速度，加大建设力度。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数量巨大，建设周期长，在建设中面临资金投入需求大而实际投入不足的矛盾，这单靠我国交通运输业的自身积累和国家投资，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因此，在对交通运输的投融资政策上，必须进行改革，以增加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投入水平。

实现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融资，对于集中解决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有效的推动我国各产业发展的投资收入无疑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通过有效融资，实现运输基础设施的网络化建设，也是发展基础设施平台，加速运输业向现代物流业转变的重要一环。

2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政策的主要模式

在我国加入WTO的外部环境和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内部形势下，运输基础设施融资政策的转变必须适应内部和外部的现实条件与要求。调整后的政策应建立起政府投资主体和其他投资主体并存的综合投资体制，同时建立健全相应的投资决策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但必须看到，在各种投资中国家投资仍是交通运输建设投资主渠道，其他多种投融资方式则起着加大投资力度、加强管理与加大收益的作用，以适应交通运输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目前试行或可选择的融资政策可分为以下几类，应根据其各自的特点加以规范并综合应用：

（1）政府直接投资这是传统的政府投资建设政策，对于较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采用此种政策仍有一定的必要性。其主要优点是社会效益好，消费不受限制，国家的控制力度高。其问题则是普遍存在投资主体的目标模糊不清、责权不明确、激励动力不足。同时，政府直接投资生产的品种单一、供给质量低，而且使用中缺乏维修保养，损耗较为严重。

（2）政府与私人共同投资对于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且投资盈利较低或风险较大的基础设施，可以采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投资方式——政府与私人共同投资，政府起着引导私人投资的作用。比如，可以采取投资参股、无偿赠款、提供优惠借款、提供借款担保、无偿或低价提供土地和减免税收等方式。日本在1987年由地方政府和私人团体共同投资的公共企业中，运输和道路投资企业126家。在我国现有的相关政策法规中，对这一方式也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尚缺乏明确的法制保证。对私人及外国投资者而言，其利益的保护和投资环境的安全性是进行投资决策着重考虑的方面。现有的交通运输法规尚未包括这些内容，今后应根据交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需要完善相应法规，以大力推动这种融资方式的开展。（3）政府管制下的私人投资对于单位投资额不大的基础设施，如公共汽车、电车、缆车、渡轮等，可以由政府授予企业特许投资权，然后对其价格、数量、利润等方面进行一定的管制；通过特许方式限制一些行业的经营者数目；通过规定利润标准来控制企业的盈利水平。这样可以在政府的管制或引导下形成具有竞争性的投资准市场，投资者自担投资风险。这种形式的特点是：具有提高投资效率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政府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财政负担，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

（4）在政府允许的条件和范围内，完全由私人投资这种投资方式仅限于不存在直接收费困难而且具有竞争性的基础设施。因为此类设施便于私人投资，所以政府可以不予直接投资或进行经济资助，收费标准由市场供求关系和竞争情况调节，私人投资完全受市场调节。比如采用BOT方式发展公路、电站及地铁等。

总之，交通运输业资本的来源要从单渠道转变为多渠道，既可来自国家投资又可来自资本市场；既来源于政府又来源于民间；既来源于国内，又来源于国外，各种有效的新的融资方式都可以用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

3融资政策中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积极开放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吸引各种投资进行开发建设，可以缓解经济发展中资金不足的问题。但是融资政策的制定，如不能很好解决政府投资与各类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融资政策中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就是在民营、私营化趋势日益风行全球的形势下，处理好公私双方之间的伙伴关系，以求既能在融投资和经营管理方面充分发挥私方的积极性，又能使公方在权力下放的同时继续依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要求融资政策的制定一定要明确政府的职能责任及其同私方的伙伴关系，非如此不能调动私方投资的积极性。就政府而言，要提供高效而透明的法律环境，使私方得以建立一个高效率、低成本的营运系统。融资政策的制定要能监督公私伙伴关系的运作，又不干预其商业性质的事务。并成为鼓励公开竞争、处理公私关系的一个公平准则，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在融资方式上，需要制定一个健全而明确的法律框架，规定怎样组织和建立公私合营的伙伴关系。这可以增加合作关系的可靠性、公开性和透明度，成为吸引国际参与和引进长期投资的前提条件。如国外常用BOT（Build－Operate－Transfer）开发模式，它是由政府特许投资者在一定的时期内拥有和经营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偿还债务并收取一定的资金回报收益；特许期满后，项目无偿地转移给政府；政府保持对公共物品的终极所有权，并最终能够获得正常运行的资本设施的经营权。BOT方式可以在有效地吸收各种投资（大部分是外资）情况下，减少政府债务，并借鉴和利用私营机构高效的经营管理方法。我国目前也已开始采用这一方式，而在实行“建设—经营—移交”的规划以前，应在租让法规中明确规定这个过程的各项原则与各有关方的责任，并且还要有更为详尽的、操作性很强的、成套的规章制度，以保证其成功。又如ABS（asset－backetsecuritization即以资产为支持的证券化）方式，它以项

目所属的资产为基础，以该项目资产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为保证，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证券来募集资金。ABS方式是近十几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大的创新之一，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践看，交通基础设施很适合该融资方式，但我国目前尚未有专门的制度予以规范。由于这些制约因素的存在，所以在实际操作中会产生一定的问题。

因而，对于这些先进的融资方式，需要进一步按照我国现有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规范与实施，完善我国的交通运输政策与法规，以推动我国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各产业的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美〕G.J.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孙光圻.《国际航运管理政策与法规》.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

[3]司玉琢.《海商法详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5

融资政策范文第四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融资政策；存在的问题；解决对策

高校和研究生的扩招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却只能暂时回避就业压力，无法根本解决就业问题。职业教育可以为学术教育积累经济条件，并且它对于解决我国就业问题，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国家应该加大职业教育财政投入，拓展职业教育融资渠道，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是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研究意义和国内外研究现状

1.研究的现实意义

加强对教育融资政策的研究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学管理水平。政府应该根据教育类型的特点，以不同地区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为基础，加强对教育融资政策的研究和管理，有针对性的进行融资指导，使不同地区教育融资政策符合当地发展水平。教育融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该兼顾效率和公平，一方面要加大财政投入，改善社会投入机制，使教育融资渠道多元化；另一方面要关注教育资源的公平性和使用效率，改革教育体制，实践表明开放性的教育体制可以促进教学管理水平的提高。教育方针、政策、体制和投入都是国家行为，是应该由国家来负责的；如何办学是应该由学校和校长负责的。不同学校领导和办学模式不尽相同，国家和政府应该因地制宜有针对性的进行指导，充分尊重学校自主性。政府应该加大对基础教育普及的投入，而不能只注重精英教育。政府融资政策的开放性比政府融资的覆盖面更为重要，对于教育的发展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2.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国外很早就开始了对职业教育的研究，美国近代哲学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观点对现代职业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威以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研究教育，提出教育要适应社会发展和工业生产需要，实现教育社会化并为社会服务的目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舒尔茨和一些学者提出了人力资本说，这种学说认为蕴含在人体内的人力资本不是先天生成的，而是通过后天教育所获得的，通过教育劳动者掌握了知识温和技能，人力资本对人类社会发展有重要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英国教育专家巴洛夫在发展经济学以及人力资本的基础上，分析研究了非洲国家利用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结果表明职业教育比普通教育模式更有投资价值。舒尔茨分析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之间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个时间内国民收入中的34%是教育促进的。德国经济增长有一半是职业教育带来的结果。日本在同时期国民收入中增长的25%也是教育促进的结果。这些人认为职业教育可以积累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发展，政府应该加强对职业教育的关注。

（2）国内研究现状。教育学家黄炎培认为教育有三个目的：学习谋生技能、为服务社会储备力量、为促进社会生产做好准备。1934年职业教育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职业教育的目的：促进个性发展、为谋生做准备、服务社会、促进国家生产。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才需求量增加，国家逐渐提高了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我国对于教育融资的研究相对增多。多数专家以职业教育融资现状为基础，研究了我国职业教育资金投入问题，比如政府投入经费不足，投资结构不合理，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马树超提出我国政府应该加强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宏观调控，同时要加强职业教育经费保障，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不断提高财政投入的教育资金比例；要健全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健全劳动预备制度，规范就业市场准入条件，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宽松的就业环境。胡俊提出促进职业教育发展体现了教育的公平性，按照国家教育定位应该形成政府主导、多种渠道配合的融资模式，平衡投资结构，提高经费利用效率，通过财政措施促进教育的公平性。

二、我国职业教育融资模式存在的问题

（1）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占GDP比例低。国家代表了三种教育融资模式，市场主导模式、政府结合市场模式、政府主导模式。英国是市场主导模式；荷兰是政府与市场共同融资模式，政府职业教育融资所占比重保持在50%上下；法国是政府为主导，辅助市场融资；爱尔兰是完全的政府出资。我国2014年的GDP超过63万亿，教育支出25200多亿元，所占GDP比例首次超过4%，但是其中职业教育支出约2500亿元，其中政府只占了投资总额的2%左右。我国职业教育是政府主导的融资模式，国家投资应该远远大于私人投资比例，但是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教育投入只占GDP的4%，和法国以及爱尔兰这些国家差距很大。

（2）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占教育总投入比例低。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财政收入逐年增加，教育投入水平也跟着提升。2010年至今我国政府对于各种类型教育投入都有所增加，当然职业教育也在其中。但是研究发现虽然投入资金在不断增加，但是不同类型教育经费中政府所占比例基本没变，高等教育所占比例为22%左右，普通高中所占比例10%左右，中职教育比例为7%左右。虽然中职教育投入比例有所增加，但是教育投资总量比高等教育、高中教育少很多。比如2010年普高投入资金为11093408万元，占政府教育总投资的9.1%，而中职教育投入资金为8141847万元，占当年财政投入的6.6%，和普高差距很大。我国历来将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首位，每年高等教育支出都不低于20%，比普高和中职教育二者总投入还多。另外，我国职业教育政府财政投资地区间差异巨大。其中财政投入较多的省份集中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比如广东、浙江和山东等，甘肃、宁夏和等地的职业教育投入处在垫底的水平。教育投入的地域性差异不但体现在排名上，不同省份教育经费占总体的比例相差更是巨大，广东省每年的教育经费占全国总投入的8%左右，教育投入最少的教育投入占总投入的0.5%左右。甘肃省、青海省、宁夏自治区和自治区四地教育经费投入总和占教育总投入的3.3%左右，而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四省教育经费之和占全国教育总投入的25%左右。如果教育投入仍以这种状况发展，我国贫富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加剧我国二元结构现状，给我国经济结构改革带来重重困难。

（3）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发展不够完善。职业教育的发展受到多方因素影响，但是融资模式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必然阻碍它的进一步发展，1978年至今虽然中职学生数量逐年增加，但是和常规教育模式相比生源规模较小。比如2010年中职学生数只占普高学生的10%。近几十年我国高校和普通中学教师队伍不断壮大，拉大了职业教师的队伍的差距。2010年我国高校教师135万人，普通中学教师505万人，而中职教师只有30万人。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教育投入不足。将教师和学生人数综合起来，可以作为衡量教育水平的因素。不同地区职业教育学生和教师的比例都高出其他类型教育，这充分表明职业教育投入的不足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

三、我国职业教育融资政策建议

1.增加职业教育财政投入比例

首先，提高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提高职业教育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提高职业教育投入占教育总投入的比例。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同等看待，因为职业教育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更大，甚至对职业教育的投资应大于普通教育。其次，在投入充足的基础上，合理分配职业教育资金。全国范围内要增加职业教育投入，至少要和普通中学教育资金相当，利用财政投入发展职业教育、扩大师资队伍，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东西部教育拨款水平应该平衡，增加贫困省份教育拨款，这是教育公平的要求，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再次，加大高新和尖端专业的教育投入，让职业教育水平符合经济改革和发展水平，使我国的职业教育与时俱进，依靠先进科技实现民族复兴。

2.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

在财政拨款充足的基础上，政府应该考虑能够可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拨款标准和融资政策。我国通常的拨款方式是逐年递增的，随着政府年度预算总额而增加。这种方式缺少激励机制并且不符合市场规律：要想提高财政拨款的使用效率，就应该将财政拨款和职教产出挂钩，国家应该制定衡量标准判断职业教育目标完成情况。比如完成培训的人数、职教毕业后找到工作的人数。不过，虽然产出作为衡量指标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是由于资金问题企业会选择价格低廉的培训。所以，政府在职业教育投入的时候应该综合考虑产出、市场、吸纳度等因素，这样才能使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符合市场规律，提高职业教育的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

3.鼓励私人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

（1）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融资。在拓展职业教育融资渠道的时候企业进入人们视线，希望企业提供实习机会，在参与职业教育的时候企业得到了熟练工人，这样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和质量，从而获得更大利润。职业教育可以提高企业生产标准，形成良好企业文化。我国职业教育融资一直是政府主导，没有要求企业进行员工培训的政策，企业也没有进行职业培训的传统，很多企业不注重职业教育。现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员工选择余地大，企业没有培训意愿现在国家对企业征税较高，很多企业无力进行职业教育。为了鼓励企业进行员工培训或者开展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政府可以制定一些财政激励计划。比如可以用企业培训费用抵消所得税，这个制度需要先健全税收制度。或者采用学徒工资模式，允许企业支付学徒低工资，政府协调学徒接受低工资培训签约，因为学徒需要进行时间进行培训，工作效率较低。或者通过社会保障减免方式，政府允许企业把培训费用抵消员工部分社保费用，并且让企业从社保税中扣除培训费用。通过税收等激励政策鼓励企业和其他机构投入到职业教育中，可以拓展融资渠道，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并且提高社会对职业教育重视程度，促进职业教育发展壮大。

（2）发动个人参与职业教育融资。通过职业教育个人所获得的利益最大，按照谁受益谁买单原则，学生应该为职业教育付费。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职业教育作为公共产物由私人出资能够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学员付费是私人出资的一种。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自身的发展企业员工具有的危机感可以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通过培训个人可以提高劳动技能，可以有效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从而在劳动力市场具有较大选择余地和更高的收入。但是，职业教育学员尚未参加工作，让他们支付高额培训学费是有困难的。为了鼓励学员参与职业教育，政府可以根据学员家庭收入水平进行适当的补助，弥补他们学习期间付出的经济代价。补助的种类有很多，可以是学费、生活费、交通费或者是住宿费等形式。政府可以设置助学贷款和奖学金制度，学生可以申请一定额度的贷款支付教育费用，在申请贷款时银行不考虑学员收入水平，这就是助学贷款制度。奖学金制度是根据学员家庭情况和学术水平进行补贴。世界上很多国家有这种制度，鼓励学生参加职业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有完善的奖学金制度，职业教育可以借鉴这种模式。政府通过助学贷款、奖学金制度引导和鼓励学员参与到职业教育中，以免家庭困难的学生辍学，这是我国教育公平的要求，同时也可以为社会培养更多技术人才，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储备力量。

参考文献

1.吴茜.完善我国职业教育融资模式的财政政策研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2.

2.陶志勇.职业教育融资政策的探索与实现途径研究.经营管理者，2013，08（21）.

3.王维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融资政策分析.中外企业家，2014，09（22）.

融资政策范文第五篇

一、关于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政策的调整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不仅具有企业融资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而且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也有积极作用与重要影响。

在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份结构中，由于强调上市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股必须占控股地位，同时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还作出了禁止国有股上市流通的规定。不仅如此，在股份中还设置了法人股，其中有属于发起人的法人股和募集的法人股，也不准上市流通（只有少数法人股在CTAQ系统和NET系统流通）。此外，又设置了内部职工股（事实上是给职工的一种福利性安排），上市三年内也不许流通。这样，如果不考虑B股的情况，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能在市场上流通的就只是向公众募集的那一部分。根据证监会的资料，1998年全国上市公司的总股份中可流通的股份（包括A股、B股和H股）仅占34.11%。这种股份结构，特别是国有股、法人股和职工内部股的长期不流通，不仅使这几种股票与公众募集股处于同股不同价（前者按票面价或原始价，后者按市场价）的非公平状态，而且60%以上的股份不流通，也使证券市场特有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资源（资产）重组功能严重受损，还使国家因国有股、法人股的不上市而付出了巨大代价。

因此，无论是从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促进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困难，还是从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产权流动和资产重组等角度来看，配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改变国有股、法人股乃至职工内部股的僵化不流通局面，都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策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

特别是在今年8月8日中国证监会下发了《关于法人配售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准许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上市公司投资证券二级市场的股票以后，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也更不合时宜了。

二、关于财政性融资政策问题

国家的财政性、政策性融资，是一个牵延性强、牵涉面较广的大问题，许多方面都与资本市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就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以下几个问题的研究解决，显得尤为突出：

──政策性银行的融资政策有待改革和改进。就当前情况看，我国的政策性银行主要是指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进出口银行。他们分别承担着具体的社会目标，不实行公司化体制而实行完全的国家所有、国家经营，是真正的国有金融机构。然而，由于受制于国家的财政困难，财政拨付的资本金严重不足，主要依靠向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来筹措资金，筹资成本较高，故而严重影响了其政策的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拖了商业银行市场化的后腿。有鉴于此，可考虑让国有政策性金融机构直接介入资本市场，以国家信用为后盾，通过市场化的渠道筹措资金。这样做，一则可降低筹资成本；二则可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三则也可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发行专项建设国债。一方面可减轻国家财政的债务压力，提高投资效果，同时可收到更好更大的政策扩张效应。所谓专项建设国债，简而言之，就是将此类国债的发行，以及项目投资、项目经营和还本付息等活动，建立在运用这些国债所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上，并最终以（国有）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金来源。这种做法，能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资本金）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事实上，除了某些所谓“纯公共产品”之外，现有的许多财政性投资对象（如公路、铁路、机场等），都可考虑和试行这种筹投资形式。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就发行了大量的转向建设国债，用于满足某些公共事业、公共工程和大型项目的贷款需要，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适时调整国债的发行范围和发行对象。考虑到银行较大的存贷差规模，我国近两年的国债发行都是以商业银行为主要发行对象。今后似应部分地转向城乡居民。这样做，一则可加大启动社会资金的力度；再则，对于那些具有投资意愿的居民群体来说，也不会产生对其消费的“排挤效应”。

三、关于充分发挥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积极作用问题

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在具有高风险和高利润同时，并存着不确定性。从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风险投资的发展如无政府的参与和积极推动是不行的。其中包括必要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法规保障，政府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等的制定与引导，对产、学、研相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匹配的组织与推动，以及政府除了在基础研究阶段给予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以外，还往往需要通过设立“孵化器”和政府采购等方式来支持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为风险投资提供充分的选择余地。此外，市场环境、资本市场和中介组织则是风险资本运作的必要条件。可见，风险投资既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有直接关系，又与政府的相关经济政策，特别是与财税政策有着紧密关联，而且也是发展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领域或重要方面。

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风险投资通常是从不同的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并将这些资金投入新兴企业。风险投资基金一般都以股权的方式投资到众多的高科技企业，通常是参股于企业，而不对企业实行控股，投资额一般占公司股份的15—20%，待项目成功，企业获利增加后再将投资收回。风险资本获利一般通过这样四种办法：一是低价获得公司的股票作为报偿，如果新创企业成功上市，这些股票就会大幅增值，风险投资家就能获得巨大的投资回报；二是目标企业未上市，通过协议的方式被另外的企业收购兼并，并从这种兼并中获利；三是风险基金本身的上市与回赎；四是对基金股份的回购。由此可见，这些活动本身就既以完善的资本市场为依托，又是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扩大资本市场空间或容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年来，这种投资方式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十分盛行。风险投资帮助很多新创网络公司通过经营上的难关，并成功地发行原始股。在美国，今年第2季度，仅新创网络企业就获得38亿美元投资，而投入科技企业的风险资本高达60亿美元，占所有风险投资金额的90%。在我国，随着科技进步步伐的日渐加快，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蓬勃生长，作为高科技产业化推进器的风险投资的发展，以及它对资本市场的意义，也将越来越为世人和投资者所关注与青睐。

四、关于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税制与税政问题

这方面涉及到的问题很多，不可能在此一一列举。如就其中的突出问题来看，以下两点似应首先予以重视和研究解决：

──尽快研究解决股份

制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所得税名义税率统一，但实际税率却杂乱无序的问题。据粗略统计，在我国当前的数百家上市公司中，企业所得税税率有33%、24%、15%、13%、10%、5%等不同的实际税率。有些上市公司第一年税率为零或全部返还。这种所得税税制和税收政策上的混乱现象，及其在上市公司之间、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间所造成的巨大税负落差，不仅严重影响了各类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违背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而且也使上市公司的经营实绩严重失真，这对广大股东和股民也是一种愚弄乃至欺骗，必须加以认真解决。

融资政策范文第六篇

关键词：股权再融资；投资效率；融资

自1993年12月证监会颁布《关于上市公司送股的暂行规定》以来，上市公司开始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股权再融资。此后，为了进一步扩宽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支撑上市公司的飞速发展，1997年《可转债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实施，2000年《上市公司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暂行管理办法》拉开了公开增发的序幕。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我国上市公司掀起了增发热。2006年《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出台，定向增发成为上市公司融通股权资金的又一新途径。伴随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方式由原来单一的配股发展到现在的增发、配股和可转换债券等多种方式并存的同时，上市公司出现了融资金额超过实际需求，即普遍存在“圈钱”冲动，以及投资项目的选取不科学、随意性大、频繁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等问题，证监会针对资本市场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为了提高上市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优化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对股权再融资政策进行了不断的修改和完善。

一、股权再融资政策变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股权再融资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乃至整个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股权再融资政策满足了优质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对于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保证了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增加了投资者的信心，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证券市场的效率。因此，股权再融资政策的变迁影响着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必然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也就是说，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是考察股权再融资政策变迁的经济后果的重要指标之一。

关于股权再融资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针对上市公司再融资后频繁改变募集资金投向而展开的，他们认为上市公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意味着之前募股公告所承诺的项目有可能是拼凑的项目，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圈钱”。刘少波和戴文慧（2004）以发行股票融资的公司为例，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募集投向变更现象普遍且程度较大。朱云，吴文锋，吴冲锋和芮萌（2009）用1998～2001年配股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募集资金滥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股东的圈钱动机。而唐洋和白钰（2014）认为，一个项目在初始决策时可能是可行的，净现值大于零，但是由于当今世界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在随后时期由于各种无法预测的因素使得项目开始变差，净现值变负，这时需要企业果断停止投资，放弃该项目，因此改变资金用途并不等同于资金被滥用。因此，他们从再投资续扩的视角研究了股权再融资政策变迁对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引导作用，从信息不对称角度、问题角度、融资约束角度研究发现，随着股权再融资门槛的提高，上市公司的再投资续扩行为得到了缓解。

王正位和朱武祥（2006）通过构建了一个模型，说明在一个非有效市场程度较高的证券市场中，公司可以通过发行新股融资侵占外部公众投资者利益。证券发行管制可以限制经营能力较差的公司为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融资。进一步，他们在对融资和投资分离的研究还表明，限制上市公司融资规模可以减少管理层基于自我利益的过度融资和低效率投资。

二、股权再融资政策变迁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

市场时机假说（Equity Marketing Timing）认为，当股票价格被高估时，上市公司倾向采取股权融资。然而我国股票市场无论是融资的市场条件、还是监管部门的政策目的等都与西方发达市场的情形有明显的区别，在流通股市价被高估的市场条件下，再融资政策是导致再融资次数差异的主要因素（刘星，2007）。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为社会资金保值增值提供渠道。再融资政策在不断松紧变化，一方面是证券监管机构要支持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获得资金；另一方面要保护投资者利益；证券发行准入条件的宽严变化显著影响了证券市场的股权融资功能（朱武祥等，2004）。齐寅峰等（2005）在对我国企业投融资现状进行调查显示，企业融资决策受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及其他具体政策影响较大。王正位，王思敏和朱武祥（2011）研究了股权再融资政策变迁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发现再融资政策的变更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

自1993年12月证监会颁布《关于上市公司送股的暂行规定》以来，上市公司开始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股权再融资。1993～1999年上市公司配股门槛在逐步提高，从对预配股公司的ROE没有强制性要求到要求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且ROE三年平均在10%以上，进而又提高到每年都在10%以上。1999年《关于上市公司配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要求公司ROE三年平均在10%以上的同时，内任何一年的ROE不得低于6%。在此阶段，进行配股融资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受到政策变迁的影响，但是由于此时股权再融资政策比较单一，整体上配股融资的上市公司数量还是上升的。

2000年证券市场对公开增发的企业要求较低。因此，部分上市公司选择公开增发融资，到2002年公开增发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融资规模都超过了配股融资。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为达到再融资门槛，会扭曲会计信息，增加虚假披露的频率（平新乔和李自然，2003；鲍恩斯等（2004），并且，股权再融资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不断受到大家的关注。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更好的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2001年《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工作的通知》在对企业计算ROE时要求：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净利润相比，以低者作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依据。这就防止了利润操作对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2002年《关于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有关条件的通知》，在对融资规模做了要求总募集资金有具体要求外，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ROE平均不低于10%，且最近一年ROE不低于10%。门槛的提高使得2003～2004年公开增发的上市公司数量下降。而此时，采用可转化债券融资方式的上市公司数量增加。

2006年《办法》出台，上市公司可以采用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以下简称定向增发），发行对象不超过十名，对ROE没有强制性要求。从此拉了定向增发的序幕，由于其融资门槛较低，上市公司纷纷选择定向增发这一股权再融资方式。2006年至今，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数量逐渐增多，目前，已经成为上市公主要的股权再融资方式，取代了配股和公开增发。

三、结论

本文从投融资角度考察了股权再融资政策变迁的经济后果。总体上说，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扩大企业的融资渠道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股权再融资政策的不断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募集资金效率，保护了中小股东利益，优化资源配置。（作者单位：西京学院）

参考文献：

[1] 刘星、郝颖、林朝南：《在融资政策、市场时机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兼析股权融资偏好的市场条件》，《科研管理》2007年第4期

[2] 朱云、吴文锋、吴冲锋、芮萌：《融资受限、大股东“圈钱”与再发行募集资金的滥用》，《管理科学学报》2009年第12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