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研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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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从1982～1999年数据来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总体一路盘跌的走势与传统瓦格纳定律（即财政收入规模随着国民经济增长而呈不断上升趋势）呈现出明显背离的特征。到1999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仅为13％，在世界上都属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政府收入下降导致财政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不断减少，2000年1季度仅为5.8％。这进一步加剧了财政支出政策与财政收入政策的逆向运动：从支出方向看财政政策是扩张型，从收入方向看财政政策却是紧缩型，且收入政策的收缩程度高于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发债规模。于是出现了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国债发行额占GDP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上升的现象。从而造成了从财政角度分析的国债债务指标普遍较高，而从总量角度分析的指标较低现象。从偏高的债务依存度、国债偿债率和财政占GDP比重的下降与国债占GDP比重的上升来看，财政压力是很大的。虽然从国债负担率和居民负担率这两个指标来看，国债规模仍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但财政收入在制约国债发行规模中毕竟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如何客观看待财政份额下降而发债规模上升这一现象呢，我们认为，从总体趋势上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占GDP和总收入的比重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态势。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上奉行的是放权让利的政策，收入分配格局一直向居民倾斜。从税收总额占GDP的比例演变就可以明显得出这种结论。税收占GDP比重在1985～1997年间以年均3.973％的速度下降，到1996年到达谷底时仅为10.18％，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25％和60％。1986～1995年间平均税收弹性值为0.527，平均边际税收倾向仅为0.076，近乎无弹性，税收收入的实际增长率远低于经济实际增长率（中国统计年鉴1996，P42、227）。在此期间政府主要通过连年发债来弥补这部分因减税而流失的利益。进入90年代后，收入分配格局再次发生变化。随着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国企逐步走出下降通道，政府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持续下滑的趋势开始扭转。1995年税收总额占GDP的比例开始逐步趋稳，从而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开始出现止跌回升的势头。1995～1999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在10％以上，并略呈上升趋势（见图1）。这种变化趋势与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走势相吻合。
从我国政府收入的构成来看，政府收入＝财政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非规范性公共收入。常规分析所用的财政收入多指财政预算内收入。如果简单地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来与国外相比，显然不妥。我国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以及各级地方财政间按基数法进行收入划分，诱导了地方政府尽量不把本地财力纳入财政预算收入，结果导致预算内财政收入不断下降，预算外部分收入在总体趋势上呈现上升趋势。1978～1992年间预算外资金量扩张到3854.92亿元，增长11倍之多，高于同期财政预算内收入增长幅度的3.6倍。特别是从1994年开始，预算外资金增长速度猛然上升，到1996年几乎翻一番，达61.7％。如果从政府总收入的角度上看，我国财政实际收入占GDP的比重大致为25％。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今后若干年中，财政收入在GDP和总收入中的比重基本可以保持稳定并略有增长的趋势。财政收入是政府运作的基础。扩大发债规模，减低债务风险的关键在于重建财政。一方面，提高“两个比重”，至少把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与发展中国家持平的水平，即20％和60％。另一方面，也不应当盲目提高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国外的有关理论与实践证明，过高和过低的财政比重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都是有害无益的。比例过低削弱政府在公共部门中的影响力，动摇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主角地位，而比例过低往往导致政府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债务风险急升，给整体经济运作带来负面影响。过高的比例虽然使政府财力得到提升，但这种强制性高积累高投资所带来的不只是低下的效率，而且更多的是消费下降，经济失活，计划经济时代的东欧和中国的实践就是明证。目前世界各国对财政在国民经济中应占多大比重，尚未有明确定论。这一比重的确定应根据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及宏观调控的目标等来综合考虑。
二、对中国国债债务风险衡量指标背离现象的简析
1950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第一期，1亿元，合计2.6亿元，5年期，利率5％）首开新中国国债发行先河，到1981年我国政府再次恢复发行国债48.66亿元以来，国债发债规模逐年扩大，特别是1994年停止货币融资途径进行财政透支，使国债发行规模又跃上一个新的台阶。1999年国债发行额4015亿元，国债余额高达10542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元的大关。国债总量扩张和财政份额的下降引发人们对国债规模的增长空间和债务风险的忧虑。国债规模从根本上说，主要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进程，闲置资源存量和利用状况，国际收支情况，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益和公众牺牲程度及理解力等诸多因素。具体就国内融资途径而言，国债发行规模的数量界限主要取决于政府和财政的国债偿付能力、可供国债吸收的居民储蓄剩余存量。目前普遍采用的衡量国债规模是否合理的指标有两类：
其一是从国民经济范畴来反映国债规模的指标：（1）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即国债负担率；（2）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即居民应债能力。
其二是与财政收支有关的反映国债规模的指标：（1）当年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即政府偿债能力；（2）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即国债依存度（又可分为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依存度）。
这几种指标在影响国债发行规模方面的权重也有所不同。研究显示，影响国债发行规模增长速度的指标影响力排序为国债偿债率＞居民应债力＞债务依存度＞公债负担率。
国债规模扩张与财政份额下降的矛盾从财政债务指标统计分析表中可以得到集中体现（表一）。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虽然仍保持在30％以下，但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却高达50％多，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10％～30％。这主要是发债权集中于中央，地方财政无权发债所致。该指标集中反映了国债规模扩大产生的中央财政风险。1991～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平均水平为6.83％，即使经过1998年以来发债规模的陡然上升，1999年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也仅为12.69％。该水平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赤字规模较大的国家或是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30.1％、33.5％、15.3％的平均水平相比，都是处于比较低的层次。从国债依存度指标来看，我国55％左右的国债依存度水平均远远高于上述三类国家平均10％、24.5％和－1.6％的水平。这充分说明财政支出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是较大的。国债偿债率到1997年开始超过15％的安全界限。但奇怪的是，从居民负担率和国债负担率来看，却远低于国际警戒线45％。指标间相互背离现象根源在于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的财政份额下降。
三、国债融资与税赋环境及财政政策取向的研究
（一）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增强财政份额离不开税收政策。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四大（税赋融资、收入融资、债务融资和基金融资）主要来源之一，在任何国家的政府收入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函数关系。基恩·马斯顿（1983）系统地对21个国家的宏观税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低税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为7.3％，高于高税国家1.6％的水平；低税国家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的增幅大于高税国家；低税国家的投资增长率为8.9％，而同期高税国家的投资增长率仅为6.8％；另外，低税国家在出口增长率、社会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方面也均大于高税国家。减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低税政策带来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收益率大幅度提高，刺激投资与消费，从而增加了产出。另一方面，低税可以促进资源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转移，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80年代，降税成为税制改革的核心。1981～1989年间美国个人所得税从5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税从46％下降到34％。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南韩等也纷纷推出减税方案，刺激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之路就是一条减税让利之路。税负的减低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进入90年代后，我国的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国内学者研究认为，1981～1993年间中国税负总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的是一种非常微弱的负相关关系。我们以1985～1997年的数据为基础（利用SAS的EXPAND功能把年度数据转化为月度数据后再分析），对GDP增长率与宏观税负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和相关性分析，基本上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相关系数：－0.174）。但考虑到1985～1993年间政府推出了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等力度较大的措施，可能对分析结果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我们以1994年为分水岭，分别对1985～1993年的数据和1994～1997年的数据进行了划时段分析。发现1986～1993年间GDP增长率与宏观税负之间的相关度明显得到提升（相关系数：－0.540）。说明这一时期，减税对经济的贡献度是较大的。1994～1997年，GDP增长率与宏观税负之间的影响力明显减弱（相关系数为：0.109）。也正是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开始由消费主导型向投资主导型转换，改革力度增强，经济增长幅度趋缓。税负水平与GDP增长率之间的负影响力下降也是符合现实的。
（二）宏观税负环境与实际水平的实证分析
鉴于我国税收占GDP比重偏低，现实降税空间不大。从1994年以后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间的这种不显著弱负相关性的增强来看是否意味着，可以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实行增税方案呢？很显然，增税有利于增强财政实力，降低债务风险，但这又与刺激内需的政策相左。增税将减少民间部门支配资源的比重，制约其投资积极性。这是政府不愿看到的结局。在解决这个问题前，首先应当对我国目前的真实税负环境进行实证剖析。
1985～1996年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最高为22.8％，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25％的水平，也远低于发达国家28％～50％的水平。从1985年到1996年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以年平均5.06％的速度下降。因此，从狭义税负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宏观税负是很轻的。但与此同时，费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增长了25.75倍（表2）。据统计，1997年我国各级政府收费项目达6000多项，各类收费总额近4200亿元，相当于同期财政收入的45％。而美国（1975），韩国（1995）和日本（1999）非税收入所占比重分别仅为6.7％、5.7％、5％。可见各种非税收入严重挤占了税收，侵蚀了税基。在一些地方费的增长规模和速度已远远超过税收的增长规模和速度，据初步估计，包含预算内外收入和制度收入的广义宏观税负从1992年的25.01％上升到1996年的30.15％，已经大大超过适合经济增长的合理税负（18.49％）水平。由此可见，费的负担相对于税的负担，显得十分沉重。这种税收收入的“缺位”和非税收收入的“越位”现象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也减少了居民、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额。现行的税制结构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财政“两个比重”的提高。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降低了税收收入对GDP的弹性（小于1）：“两税”负担率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存在着分布不均的现象。1994～1996年国企、集体、股份制企业和涉外企业分别为8.47％、4.4％、3.59％和4.51％。税收负担地区分布失衡，1993～1996年西部7省区和东北地区的平均税负水平与东部4省，东南部3省相比，平均高出近2个百分点。税收结构以工商企业税为主体税，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份额极低。近年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基本保持不变，而居民份额却不断上升，个人所得税流失却高达50％。这势必造成企业税负加重，利润减少，抑制投资。这种不合理的税收负担结构严重制约了税收总量的提高。此外，1994年实行新税制以来，税收增长率一直高于GDP增长率，近年的通货紧缩加大了宏观税负上升的速度，无形中减少了企业的利润。
（三）政府融资方式的选择和效应分析
在企业税赋较重的情况下，利用大幅增税提高财政收入的余地很小。目前增加财政收入的可行途径之一就是费改税和优化税收结构。但实行费改税必须在决策成本和效率成本综合权衡的基础上才能实施。在经济不景气条件下实施大规模的费改税无疑造成效率成本牺牲太大。税制结构调整涉及利益格局的重新界定，牵涉面广，但通过优化税制结构，调整增量，可适度增加税负总量，执行难度相对较小且短期效应明显。因此，优化税收结构是目前增加财政收入的可行途径之一。同时，考虑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根本性改观。在经济面临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优化税制结构增强财政力量至少在短期内是无法满足拉动经济增长对资金的需求的。单纯依靠增税来解决财政收入问题，往往会进一步加剧资源配置的扭曲，不利于经济增长，其可行度较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税基窄，税制结构不合理，征管不力等问题，短期内制约进一步开发税源的能力。如果单纯地把增加财政份额的希望寄托在增税上，反而适得其反。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中，消费和净出口是政府无法实施直接调节。可支配收入稳定性决定了消费的波动幅度比GDP的波动幅度小得多，对政府而言唯一可直接调节的只有支出或投资，投资又是在总需求当中最容易变动的部分，它的波动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总产量和总收入的变化。在财政收入一定的前提下，增加政府开支，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融资途径的选择。政府融资方式的选择基本遵循以下原则：在政府支出形成的公共产品中，凡是效用表现在当代的，应当采用税赋融资来解决。凡是效用表现在将来的，可以用债务融资来满足。因此，是采用税收融资，还是采用债务融资，关键取决于债务支出用途。经常性支出与当代人利益直接相关，宜用税赋融资；建设性支出往往与将来利益相关，宜用债务融资。税收政策和国债政策同为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政策在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具有公共支出政策和国债政策无法比拟的优势，出现负效应的概率较低，但其政策时滞较长的缺点与国债政策外部时滞较短、发行弹性大的优势相比，也就决定了当前国债政策的必要性，而且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国债收入大多数用作公共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基本上属于建设性支出。
融资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公共产品；公共财政；社会资金；产业转移。
安徽省地处我国东部，位于中国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腹地，是临江近海的内陆省份，总面积13.9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6461万人（截止2004年末）。2006年，我省人均GDP首次超过了1万元。到2020年我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要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从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工业化。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农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省未来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都将直接影响我省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但我省广大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从总体上来说是不相适应的。因此，我省广大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将直接影响我省新农村建设的步伐、最终也将影响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战略。众所周知，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需要大量资金的，以我省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由省财政完全支撑这些资金是不太可能的。因此，以一种务实的态度去探索一条多途径、多方式、多层次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渠道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我省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也是非常必要的。
一、新农村建设中的最大障碍：农村基础设施的薄弱
农村基础设施的薄弱严重影响了我省广大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笔者2007年暑假调查结果显示64.3%的农户认为新农村建设首先要解决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问题，其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比例更是高达80%左右。而基础设施较好的地区40%左右的受调查农民要求首先解决人居环境问题。在所有的调查中要求先从乡风民俗入手的只有6.5%左右。（见表一）：由此可见各我省地方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探索出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新农村建设道路，不能搞一刀切。
笔者2007年暑假进行的安徽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调查结果显示：1.农村道路：有5.1%的自然村至今仍是土路，72.8%的自然村通了石子路，只有22.1%的自然村有了柏油路，（见表一）但实际上这些通柏油路的村子基本上是跨乡镇公路经过的地方，实际远没有达到这一比例。
另外，现有的石子路由于缺少管理，道路损害严重。据笔者的调查显示，近90%的乡村公路缺少护理。（见表二）
2.农村水利：而对于农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资甚少，广大农村的水利设施修建几乎为广大农民自己提供，可是由于广大农民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从而就造成了我省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供给的严重不足。据笔者调查，75.2%村的水利设施长期得不到修建，这严重影响了我省农村经济的发展。（见表二）近些年，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好转，加上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我省许多地区兴起了农民自筹资金修建水利的热潮。3.农村教育：2003年农村小学占全省学校数的95.35%,农村小学在校学生数占全省在校学生数的89.18%。尽管农村教育非常重要,但政府投入明显较少。2002年农村小学教育经费42.8亿元，占全省GDP的1.23%；2005年农村小学教育经费57.9亿元，占全省GDP的比例反而下降为1.07%。尽管近年来，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逐步加大，2007春季在全国实现了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但总体上并没有能很快改变农村教育的弱势局面。4.医疗卫生：在关系农民身体健康的医疗设施建设上，我省大部分农村地区的情况令人担忧。在笔者调查的所有自然村子中，有51.2%的村子没有医务所，即使有医务所，医生的素质及其就医条件均不能满足群众需要。（见表二）在笔者的调查中只有近5.8%的农民对自己的就医条件满意。
通过上述的讨论，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我省广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在起初可能是由于政策导向，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资金问题渐渐成为制约我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因素。
二、我省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融资困境
1、农村金融制度的严重缺失。这与我国中西部其他各省农村的情况是相似的。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中，农业银行仅提供5-8%，农村信用社提供13-19%，70%以上的资金要靠民间金融。而在用于农民的贷款中，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仅有20%的农户能够得到贷款。与此同时，各商业银行却从农村吸收了大量存款。据统计每年各类商业银行从农村吸收近3000多亿元资金。农村金融制度的不健全直接制约了广大农村经济的发展。2、民间资金投资农村基础设施的政策缺失。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明确的产权界定以及民间资金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规定模糊性，这些都导致了民间资金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缺乏信心。3、引进外资困难。长期以来，外资对我国的投资大部分都集中在广大沿海地区以及内地城市和沿江等地区，而真正对内地的广大农村投资很少。这主要是由于广大内地农村投资环境所造成的。4、费税改革进一步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资金来源的困难。由于取消了原有的"三提五统"等制度外财政收入，从而导致了乡村两级组织的收入急剧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农民负担，但同时也造成了另一矛盾，即影响了公共产品的提供。5、农民收入增长缓慢。2005年，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640.9元，这种低收入必然影响到对公共产品的投入。
上述种种因素综合起来最终造成了我省农村公共产品严重不足的现状，这种不足最终也影响和制约了我省新农村建设。
三、我省农村公共产品融资途径
新农村建设提出以后，一些专家曾经预计总共将需要4万亿元左右。按照到2020年计算，平均每年要2700亿元，这么多资金如何来筹集呢，对此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积极倡导者林毅夫认为"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也可以动员一些农民和社会资金。"因此，本文认为我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
首先，公共财政更多的向三农倾斜。罗斯托和马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财政支出应占主导作用，主要用于投资社会基础设施，如：交通、医疗卫生、教育以及其他人力资本等，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根据该理论，我国公共财政对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应该加大投入。2005年，我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3万亿元，比2004年增加了5000多亿，仅这些增收就相当于1993年全年的财政收入。2006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到3397亿元，比2005年增加422亿元，增加14.2%，而2007年中央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更是达到3917亿元，比去年增加了15.3%。本文认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公共财政主要应该从教育、交通设施及水利等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入手，加大投入力度，我省也不例外。实际上我省在这两年内对农村的财政投入正在逐步加大。如2006年是实施公路"村村通"工程的第一年，当年计划完成投资42亿元，开工建设农村公路1.75万公里，力争建成农村公路1万公里以上。
世界上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对农村教育都是非常重视的。如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完全普及了小学免费义务教育，从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初中义务教育。为了克服国家财政条件的限制，韩国初中免费义务教育首先是从经济落后的农村等地区开始，并逐步向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扩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政府公共财政用在公共教育发展中的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超过3.5％。根据日本相关法令的规定，日本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国家财政负担，其中包括由国家财政直接出资部分和地方财政中以转移支付形式分担的部分构成。
教育对于任何国家的未来发展和现实生存竞争力都是关键。长期以来，由于城乡教育水平和教育资源分配上的严重不平衡导致了农村教育素质总体下降，截止2000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8%，大专以上劳动力占不到1%。我省从2007年开始在全省农村普遍实现了"两免一补"，让义务教育的阳光普照广大农村。而且，中央政府计划在2007-2009年再增加470亿元的财政投入来完善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我省应该抓住这一机遇，进一步完善我省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和资金保障机制。
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由于投资规模大，收效慢等特点，长期以来民间社会资金很少进入。但随着我国民间社会资金的存量不断增加，投资渠道不断缩小，市场竞争不断激烈，许多民间资金便开始向农村基础设施瞄准，而投资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便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公共财政对农村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完全依靠民间资金来建设广大中部农村基础设施，这是很难完成的。因此，笔者认为对农村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应该有政府、市场和农民共同来完成。以公共财政和市场为主，农民为辅的投资模式。
而乡村的小型水利设施由于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如有的村庄水利基础较好，有的村庄的水利基础设施较差，这样就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对较差的，国家可以和村民共同来解决，国家可以通过适当的给予一定的补助来推动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从2005年起，国家在继续搞好大中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不断加大对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中央和省级财政要在整合有关专项资金的基础上，从预算内新增财政收入中安排一部分资金，设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对农户投工投劳开展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予以支持。而且预算内经常性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债资金也增加安排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其次，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我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发挥民间资金的力量，共同建设我省广大农村。对此我省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如引社会资金到高速公路建设。1996年11月，安徽省率先将皖通高速公路包装为境外上市公司，发行4.9亿H股并在香港上市，筹资9.3亿元，成为国内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家高速公路公司。
1、本省民间资金。
我省2005年城乡居民储蓄已达到3508.70亿元，如此高的储蓄率，一方面促进了我省经济快速增长。但是这种高储蓄率也反映了我省民间投资渠道不畅，资金使用率低的现实。另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城市的投资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这样为了寻求利润，城市资金会不断向乡村转移，而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必将是其主要选择。我省虽然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由于多年来的积累，民间还是有着大量的资本的。通过储蓄情况就可见一斑。
2、沿海民间资金。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从而也形成了巨大的沿海民间资金存量。这其中以温州资金最为突出。2004年，温州民间资金总量约1500亿（银监部门调查）。这些资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各种炒作，如炒房、炒煤、炒电等，这些炒作对中国民间资金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但认真思考后我们发现这些沿海民间资金到处炒作也是有其内在原因的，这主要是国内缺少合适的投资渠道。因此，民间资金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使其多余的资金只能通过各种他各种投资活动来赚取利润。2005年，安徽省300万元以上项目中，长三角地区的资金到位217.8亿元，几乎占到外来资金的一半。2007年1-2月，安徽省外投资1000万元以上项目中，沪、浙、苏三省市到位资金74.5亿元，占54.7%。现在我省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资金巨大，而我国沿海的巨大民间资金则是生存空间有限，因此，为沿海民间资金拓展生存空间，提升其社会利用率，这将可以有效缓解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不足问题。2005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来规范和引导民间资金。这必将会使中国民间资金，特别是沿海民间资金充分发挥其创造力，从而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3、国外资金。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要依靠本国资金，而且还要依赖于各种外国资本的引进，只有把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有机结合起来，才可能使本国经济获得充足的发展动力。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溢出效应"提升东道国的知识与技术水平，因此，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各种优惠政策，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我省在未来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对外资的投资方向可以做一定的引导，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从而大量引进外资投资到我省广大农村基础设施上。如2007年一季度，安徽省利用省外资金实际到位35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8％。与此同时，安徽一季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49899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6％。
其三，产业转移。二十世纪后几十年，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日本为领头，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排列在后的雁队飞行经济发展模式对我省有积极的借鉴作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沿海地区目前基本上形成了许多支柱产业，如服装、纺织、电子等。这些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而逐步失去了竞争力。因此，通过产业转移，建立合理的分工体制一方面可以优化我国的产业布局，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中西部地区提供更好的发展机遇。据我省发改委有关人士透露，由于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和培育自身产业发展优势，安徽省的投资环境明显改善，正在成为承接沿海地区经济产业转移的热土。2007年初，安徽纺织服装业骤然升温，浙江太子龙、福建利郎、上海丝绸公司等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客商，一拨又一拨走马灯式地对安徽服装市场与加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正在形成沿海地区服装产业转移的汹涌大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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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豪兴：农村社会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版。
[3]杨育民等：农村金融制度缺失及其补偿[J]，中国农村观察2006年第2期。
融资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按照现代融资结构理论，公司融资主要有两类：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是指从公司内部筹集的资金，包括留存收益和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两种方式。外源融资是指从公司外部筹集的资金，包括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两种方式。股权融资是指公司通过首次发行股票，配股和增发股票等方式筹集的资金。债务融资是指公司通过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向社会公开发行债券以及通过商业信用等方式筹集的资金。
现代融资理论认为：公司在融资过程中应当首选内源融资，然后才考虑外源融资。在外源融资中，又以债务融资优先，而把股权融资作为最后的选择。其理由是：内源融资无需花费融资成本，也不存在还本付息与分红派息问题，是最理想的融资方式。外源融资中，债务融资比股权融资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债务融资所支付的利息可以从应税收入中扣除，具有抵税效应，能减少公司交纳的所得税，而只有在债务融资超过一定点时，破产成本和成本增加才会抵消企业节税收益（陈柳钦，2003）；二是债务融资对管理者具有激励作用，可以降低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产生的成本。因债务融资可以迫使经理努力工作以避免破产，如果一家企业靠股权融资，并且多少赚了一些钱，那么经理们就可能不会有进一步提高效率的激励；三是债务融资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因大多数投资者相信，与外部人相比，企业的经理能够更准确地判断企业的前景。如果经理认为没有什么风险，他们就愿意扩大债务，因为他们这样做并不会增加破产的风险。他们愿意发行债券这一事实以一种有力的、具体的方式传达了经理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其说服力远胜于辞藻华丽、慷慨激昂的企业前景报告。由于债务融资促使经理努力工作，又使潜在的股东相信公司发展的价值，所以举债降低了企业资本的总成本，并且提高了公司的市场价值（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2000年）；四是债务融资不会侵蚀老股东的既得利益，因债务融资的利息支出在所得税前扣除，不会影响老股东的既得利益，而股权融资，要么增加老股东的投资（如配股），要么增加新的股东，必然会稀释每股收益，增加老股东的投资风险，降低老股东的投资收益，从而损害老股东的利益。
现代融资结构理论与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公司融资的实际情况相符，经济最发达的西方七国，公司的融资大部分是依靠自身来解决的。
二、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现状及分析
（一）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现状
截止2002年，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共有48家，根据48家农业上市公司1999年至2002年的财务资料，经计算汇总，得出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实际情况（见表1）。
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是：先是外源融资，而后才是内源融资。这与西方七国实际融资结构存在较大的不一致性。也与现代融资结构理论不相符合。在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中，外源融资四年平均所占比例为79%，比西方七国平均数44.29%高出34.71个百分点，比美国的25%更是高出54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主要依靠外源，农业上市公司自身的造血功能较弱。在外源融资中，股票融资占29%，比西方七国的10.86%高出18.14个百分点，说明外源融资中股票融资占很大的比重。
从这些资料的分析中可以反映出：农业上市公司实际融资结构不尽合理，内源融资比例过低，而外源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比例过高。
（二）农业上市公司实际融资结构背离现代融资结构理论的原因分析
针对农业上市公司实际融资结构背离现代融资结构理论的这一现状，经深入分析，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经营业绩不理想，成长性低。前已述及，内源融资的主要来源是公司的留存收益，而留存收益的主要来源是公司的盈利。因此，公司经营业绩的好坏，不仅关系到股东投资收益的高低，而且关系到公司资本积累的大小，进而关系到公司发展所需资金的自我解决程度。通过对48家农业上市公司1999年至2002年平均税后利润、平均每股收益和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农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整体呈下降的趋势，尤其是2000年经营业绩大幅度下降，与1999年相比，平均税后利润下降67.54%.平均每股收益下降68.18%.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下降65.71%.2001年持续下降，到2002年才有所回升。且这三个指标各年数值除1999年外均低于同期全部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尽管全部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并不高，但农业上市公司相对而言更不理想。由于经营业绩偏低，影响了内源融资，在内源融资不能满足公司对资金需求的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唯有通过外源融资。
2.对股权融资尤为偏好。按现代融资理论，内源融资成本最低，债务融资成本次之、而股权融资成本最高。所以在融资顺序上才会首选内源融资，其次是债务融资，最后才是股权融资。但是由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所处内外环境的特殊性，使得股权融资尤其受欢迎。1999年至2002年农业上市公司平均股权融资占总融资的比重为29%，最高达到37%，最低也有20%，而西方七国平均为10.86%，最高为19%，最低只有3%.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股权融资实际成本并不高。表现在：一方面。农业上市公司普遍享受着政府给予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实际税负降低，从而大大降低了融资的实际成本。据统计，1999年至2001年45家农业上市公司实际年平均所得税率分别为13.36%、18.06%和17.62%（汤新华，2003），大大低于国家规定的一般税率33%.另一方面，农业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很低，不分配、少分配的现象十分普遍，即使分配股利，也时常偏好股票股利，而较少采取现金股利的方式进行分配。因此，低股利支付率就意味着低融资成本。二是股权融资具有软约束。公司如进行债务融资。必须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还本付息，无法或不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还本付息。将遭致冻结存款、封存资产等结果。必将影响公司的信誉，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因此，按期还本付息是一种“硬约束”。相对于债务融资，进行股权融资不存在还本付息问题，再加上没有太大的股利支付方面的压力。公司完全处在软约束之中。宽松的环境，使上市公司对股权融资趋之若骛也就毫不奇怪。
3.公司股本普遍偏小。通过对农业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分析发现，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本普遍偏小，规模普遍不大。截止到2002年，48家农业上市公司平均总股本仅2.85亿股（中国证监会网站的统计资料），不仅低于境内全部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4.80亿股（中国证监会网站的统计资料），而且与美国和欧盟的农业合作化组织相比，其规模更是微不足道。由于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单靠自有资本，难以满足公司不断扩张对资金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公司的扩张和发展，只有通过外源融资即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和向金融或非金融机构借款等途径来实现。由此，在内源融资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外源融资的扩大。
4.股权结构不合理，一股独大现象严重。农业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象十分严重，而大股东大多为国家，国有股所占比重平均在60%以上。一股独大的结果，必然导致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其直接后果是降低公司经营管理的透明度，增加了公司的非系统性风险。影响了公司融资结构的改善。
（三）农业上市公司实际融资结构对农业上市公司产生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存在较大的不合理性，这种不合理的融资结构正在对农业上市公司产生不利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1.融资成本上升，盈利水平下降。内源融资基本上不存在融资成本问题，如果内源融资能基本上或大部分满足需要，则公司的融资成本很低，融资成本低，则意味着公司盈利水平的提升。由于农业上市公司内源融资的有限性（只能满足约五分之一的资金需要），难以满足公司对资金的需求，导致外源融资的扩大。外源融资的扩大，必然引起融资成本的大幅度增加（如股票发行手续费、银行借款利息等），进而推动公司成本的上升，成本的上升，其最终结果就是公司盈利水平下降。
2.降低了公司的市场价值。公司的融资结构也会影响市场对公司发展前景的看法。因大多数投资者相信，与外部人相比，公司经理能够更准确地判断公司的前景（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2000年版439页）。如果公司经理认为公司存在破产风险，他们就会减少或放弃债务融资，而增加股权融资，因为他们这样做能够降低破产的风险。他们偏好发行股票这一事实说明了经理对公司发展前景信心不足，这不仅使现有股东失去了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大量抛售所持股票，使公司市场价值下降，而且也使潜在的股东开始怀疑公司的投资价值，放弃了对公司股票的购买。此外，自1999年至2002年内源融资所占比重持续下降，更让市场各方感到公司发展前景的不容乐观，也反映出公司的市场价值在不断下降。
三、优化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建议与对策
农业上市公司实际融资结构与现代融资理论存在较大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有其产生的现实原因，也对农业上市公司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为了优化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改善财务状况，提升农业上市公司的竞争能力，促进农业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拟提出以下建议与对策。
（一）对经理人实行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在激励方面，主要通过将经理人的报酬与其经营业绩挂钩的办法采实现。即合理的报酬向经理人提供了努力工作，创造利润的激励。其通常采用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将经理人的报酬与公司利润直接挂钩；二是给予经理人部分股票，使经理人的收入与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挂钩（2002，陈柳钦）。在约束方面，应明确经理人的职责与权限，尤其是要有明确的、可操作的处罚措施，避免由于经理人的恶意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总之，无论是激励机制还是约束机制，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经理人个人利益最大化与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和谐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加公司的留存收益，提高公司内源融资的比例。
（二）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为了优化公司的融资结构，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必须采取有效方式，稳健实施国有股减持，优化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减持的原则应当是，采取分阶段实施的办法，逐步降低国有股所占比重，在适当的水平上实现股权分散化，让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到公司中来，关心公司的发展，监督公司的发展。
（三）完善股权融资相关制度规定
融资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并没有实施明确的“增税”政策，只是对税制进行过局部性调整。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根据实际情况开征或停止征收某些小税种。1994年新税制规范了增值税的内容、计税依据和标准，这不属于增税，而是对原流转税税种的调整。1997年税收增长出现良好势头，国务院据此向税务系统下达了1998年税收增收1000亿元的任务。在外部需求下降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背景下，税务系统勉强完成了任务。1999年和2000年税务系统继续加强征管，同时由于开征了利息税，以及证券市场从1999年5月开始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交易规模大增，使证券交易印花税快速增长，所以这两年税收增长幅度超过了1998年。加强征管的做法导致一些地方出现税收“寅吃卯粮”现象，征了“过头税”，也有些地方出现“税收贮藏”，为以后年度完成指标做准备。
那么，税收的正常增长应该怎样评判呢？税收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税收增长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弹性系数来描述。如果税收可以完全征管，不存在流失的前提下，税收弹性系数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税制结构。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的是以累进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那么，税收弹性系数一般会大于1，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是正常的。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税收的弹性系数一般不会大于1，税收增长等于或略高于经济增长是正常的。中国的税制结构属于后一种，税收弹性系数应该在1左右。从实际情况看，1979年—2001年中国税收名义增长速度为15.31%，税收的名义增长速度为15.84%，平均弹性系数为1.035。近10年的情况也是如此，1991年—2001年GDP的名义增长速度是16.11%，税收的名义增长速度为16.61%，税收弹性系数为1.031。1997年以来，税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GDP的名义增长速度，平均弹性系数达到2.41。如果考虑近年来证券市场交易规模扩大，居民储蓄存款增长较快，使印花税、利息税增加较多的因素，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应高于1.035。运用移动平均法剔除随机干扰因素后，本文测算出1997年—2001年税收的弹性系数为1.48。税收弹性系数1.48可以作为判断政府是否实施增税融资的标准。研究表明，最近5年中国政府加强征管带来的税收增长占税收年度增长的比重在25%-54%之间（见表1）。
表1中国税收增长因素
19971998199920002001
名义GDP增长9.75.24.88.97.3
税收名义增长19.212.515.317.721.5
GDP增长带来税收增长14.47.77.113.210.8
其他因素引起税收增长4.84.88.24.510.7
非经济增长因素的比重2538542550
二、政府增税内源融资规模的经济约束
政府依靠增加税收的内源融资途径受到经济增长的约束是比较强的，这可以从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角度分析。一般认为，税收具有负的经济增长效应，政府做出增加税收的决策时必须谨慎。不过，增加税收的负效应是从私人部门经济出发的，税收强制分配国民收入，使私人部门可支配收入减少，降低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负激励效应），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而政府通过税收收入来维持公共部门的运转，在政府支出中，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会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如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转移性支出虽然不能直接形成政府部门的消费或投资，但是能形成私人部门的收入，从而影响社会总需求，对社会经济发展能够起到稳定作用。因此，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有可能抵消税收对私人部门的负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有可能出现正的情况。
从实证角度研究的得出的结论也存在两种情况。国外学者，如Peden(1991)、Sculley(1995)等通过经验分析得出经济增长与税收是负相关关系；而Garrison&lee(1992)研究得出平均税率、边际税率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国内学者马拴友(2001)通过对我国1985年—1999年税收、政府支出与GDP的回归分析得出：税收每增加1元，就会使GDP减少2.4元，而政府购买性支出增长1%，会促进GDP增长0.36%。按照马拴友的推算标准，2000年税收比上年增加1898.93亿元，使GDP减少4557.43亿元，而政府购买性支出增加935.6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69%。将增加的购买性支出的资金看作是全部来自税收增长，那么，政府购买性支出可以带动GDP实际增长3.49%，名义增长4.39%，换算成绝对数为3602.76亿元。政府通过增加税收与增加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是使GDP减少954.67亿元，也就是使2000年经济名义增长速度下降1.16%，实际增长速度下降0.26%。
当然，政府支出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是稳定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一定水平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会减弱。Peden(1991)测算了美国1929年—1986年的经济生产率与政府支出的关系，发现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17%前促进生产率提升，大于17%后反而会降低生产率。如果政府预算是平衡的，那么，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即宏观税率）不超过17%，对经济影响是积极的。
中国的情况是当政府预算能够实现基本平衡时，广义宏观税负介于14%-24%之间经济是可以承受的，但由于政府预算在绝大多数年份是赤字，所以对应的宏观税负为22.9%，宏观税负低于22.9%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小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中国GDP增长对税收融资的总量约束基本上是宏观税率不超过22.9%为宜，但也不能太低。宏观税负与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差不应超过3个百分点，否则会影响政府支出水平。
三、政府境税内源融资结构的经济约束
除了总量约束外，政府增加税收的结构也受到经济增长的约束，不同性质的税种受到的经济约束程度是有差异的。按照征税对经济增长要素的影响，可以将税种划分为三类：资本收入税类、劳动所得税类和消费支出税类。目前我国开征的税种当中属于资本收入税类的税种有企业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印花税、房产税、契税、车船税、资源税、城建税以及资本性的流转税；属于劳动所得税类的税种有个人所得税和农牧业税，另外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也属于劳动税类性质的财政收入（目前还未纳入预算管理，只进行财政专户管理）；属于消费支出税类的税种有筵席税、屠宰税、特产税、流转税以及1994年前的盐税、集市税和特别税。这三类税收的实际有效税率是对各要素征税总额分别与资本收入、劳动所得和最终消费的比率。资本征税的有效税率用Ktar表示，劳动征税的有效税率用Ltar表示，消费支出征税的有效税率用Ctar表示。
经济增长决定因素主要是投资、劳动投入和全要素（含技术进步等）的贡献。另外，经济开放度、货币和财政政策因素也影响经济增长。GDP增长与投资率(Invr)或资本形成率、劳动力供给增长率(Lo-br)和经济开放度(Openr)直接相关。货币供给因素可以从物价变动中反映出来，将通货膨胀(Infr)纳入经济增长决定模型中，经济增长速度采用名义增长率(Ngdpr)，这样就可以建立起经济增长与各要素以及三种税收之间的关系：
Ngdpr=β0+β1Invr+β2Openr+β3Lobr+β4Infr+β5Ktar+β6Ltar+β7Ctar
各变量的样本数据见表2，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算，结果如下：
Ngdpr=-1.693+0.142Invr+0.07Openr-0.399Lobr+1.118Infr-0.109Ktar-0.471Ltar+1.029Ctar
(-0.095)(0.317)(0.374)(-1.734)
(5.574)(-0.562)(-0.380)(0.967)
表2经济增长与税收融资回归数据单位：％
附图
说明：GDP增长为名义增长率，投资率用资本形成率代替，开放度为贸易口径，通货膨胀是GDP平减指数的变化。1979-1984年资本税收额中包括财政来自企业的收入以及能源交通和重点建设基金收入。
资料来源：1985-1999年的资本税率、劳动税率和消费税费转引自马拴友(2001,P285、P288、P290)，其余年份由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有关数据推算。
表3中国与西方国家有效税率比较单位：％
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中国
资本征税42.726.934.157.324.140.926.728.35
劳动征税25.436.821.325.539.723.339.12.39
消费征税5.615.75.214.620.912.512.38.14
说明：西方国家为1965-1991年平均的平均有效税率，德国是指原西德。中国为1979-2000年的平均税率。
资料来源：西方国家的数据引自mandozaRazin&Tesar(1994),MendozaMlesi-Ferretti&Asea(1997).中国的数据根据表1推算。
R=0.958,R2=0.917,Adi-R2=0.879,D.W.=1.704,F=23.78
从估算结果看，样本数据的总体相关系数高达0.958，有91.7%名义GDP增长可以被解释。统计检验中，除了T检验值稍差外，其他统计检验都可以接受，说明该估计参数的解释功能较强，可信度较高。从表2中看，GDP增长与投资率、贸易衡量的开放度、通货膨胀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其中，投资和通货膨胀的作用比较大，与劳动力供给负相关似乎不符合经济增长原理，这可能与中国人口众多，素质较低有关，低素质劳动力供给越多，越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三种有效税率与名义GDP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不同，对劳动征税和对资本征税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且对劳动征税的负经济影响大，而对消费支出征税的经济影响是正的。本文还测算了三种有效税率分别与资本形成率、劳动力供给增长率和最终消费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资本有效税率与资本形成率的相关系数为-0.633，劳动有效税率与劳动力供给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302，消费有效税率与最终消费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86。表明，对资本征税的经济约束度较强，资本有效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GDP增长下降0.1个百分点；对劳动所得征税的经济约束度也相对较强，劳动有效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下降0.55个百分点；提高消费征税的有效税率不会抑制消费，因此消费征税的经济约束度最弱。
通过增加消费税类或提高消费税率融资是有一定空间的。1999年消费征税额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为31.7%，有效税率为6.8%，与发达国家相比，略高于美国和日本的水平，但不及英国、加拿大的一半，法国的三分之一。以消费支出为税基增加税收是今后内源融资的最主要政策选择。尽管对劳动所得征税的有效税率很低，是最有潜力增税的领域，但是，由于广大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还不高，个人所得税增长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而不是靠调整税率或税基就可以实现大幅度增长的。农村居民的农牧业税税率不高，但除了农牧业税外还要负担各种集体收费，实际负担并不轻。最具潜力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将社保基金缴款改为社保税收纳入预算统一管理还需要一段时间。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目前社保收入只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而不能作为统一的预算内资金与其他支出调剂使用。可见，对劳动征税融资空间非常有限。
【参考文献】
[1]JohnC.GurleyandEdwardS.Shaw"FinancialDevelopmentandEeonomic
Development",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Vol,15No.3,April1967.
[2]Peden,E.A,,1991:"ProductivityintheUnitedStatesandItsRelationshiptoGovernment
Activity:AnAnalysisof57years,1929-1986"PublicChoiee69:pp153-173.
[3]Sculley,GW,1995;"TheGrowthTaxintheUnitedStates",PublicChoice85:pp71-80.
[4]Carrison,CharlesB.,lee,Feng-Yao,1992:"Taxation,AggregateActivityandEconomicGrowth:FurtherCrossCountryEvi-denceonsomeSupply-SideHypotheses",EeonomicInquiry30:pp172-176.
融资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配股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上市公司配股融资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上市公司配股资格与配股融资行为的选择，配股价格的制定，以及转配股、放弃配股与股权结构变动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上市公司配股融资行为背后隐含的深层次问题的方法。[关键词]配股资格配股行为配股价格股权结构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工作的通知》对配股政策进行了重新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讲，规范配股行为对证券市场的意义不亚于规范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这是因为配股是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后续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配股越多，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研究上市公司的配股融资行为很有意义。为了深入研究这一间题，本文先介绍了我国上市公司配股概况，然后就配股资格与配股行为选择、配股价格制定以及转配股、放弃配股与股本结构变动的关系三个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们的研究结论与建议。一、我国上市公司配股融资情况简述融资方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融资成本的制约。对债务融资而言，债务资本成本与债权人所要求的收益率相关;对股权融资而言，股权融资成本与股东所期望的收益率相关。在资本市场发达国家，公司的管理层受到股东的硬约束，经常面临分红派息的压力，股权融资成本并不低，而且由于债务的避税作用，债务成本往往低于股权筹资成本。它们的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一般先使用内部股权融资(即留存收益)，其次是债务融资，最后是外部股权融资。我国上市公司虽然也表现出优先使用内部股权融资的倾向，但由于国有股股东普遍不到位，严重削弱了股东对经理层的约束，上市公司没有分红派息压力，外部股权融资成本成为公司管理层可以控制的成本，所以国内债务融资的顺序明显排在外部股权融资之后。表11998——2000年A股筹资规模统计配股和增发新股是上市公司外部股权融资的两种主要方式。在《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之前，由于增发新股的审批比配股更为困难，因此配股自然就成了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首选方式。表1的1998年-2000年深、沪股市A股筹资规模统计，清楚地显示了近几年配股融资在我国资本市场筹资中的基本状况。二、配股资格与配股行为选择的实证分析(一)研究假设本文研究的时间段是1999年《关于上市公司配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后，2001年《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前的上市公司配股融资选择行为。我国资本市场中的配股融资成本要低于公司举债，而且配股资金几乎是无代价地使用，再加上上市公司配股再融资较易实现，所以符合配股条件的上市公司大都会有配股倾向。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提出假设1:满足配股条件的公司大多会提出配股方案。1999年证监会出台的《通知》中最大的变化在于对拟配股公司历年净资产收益率的要求上，即将原来的“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改为“三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每年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6%”，既然配股是一种“稀缺资源“，上市公司就会创造条件争取实现配股的愿望。上市公司的配股及格线降低为6%，上市公司会力争达到6%的配股及格线，另一方面，原来的保10%的情况会缓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提出假设2:上市公司的配股及格线降低为6%，出于保留配股资的考虑，1999年年报中净资产收益率在6%-7%之间的公司会明显增加，同时净资产收益率在10%一11%之间的公司会明显减少。2001年证监会规定了新的配股条件，财务指标上要求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可以预见，新政策出台后，上市公司每年保6%的情况会消失，但是三年合计保18%的情况未必不会出现，也就是说上市公司有可能会在申请配股前调整当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使前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合计达到18%。究竟是否会向这一方向演变，我们将予以关注。(二)符合配股条件的公司是否会选择配股行为的分析对于满足配股条件的公司是否大多会提出配股方案，我们可以从1999年沪市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中找寻答案。研究的设计思路是: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和其他相关条件结合考察，整理出符合条件、2000年可以提出配股方案的公司，研究其是否有实施配股的动机，并进一步分析原因。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和时间间隔要求的角度分析，1997年以前上市，1997、1998、1999三年每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三年平均值在10%之上(含10%)，并且在1999年没有实施配股的沪市上市公司，在2000年符合配股要求。我们以满足以上条件的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总体进行研究，考察其在2000年内有无配股方案或实施配股。之所以要求在19的年没有实施配股，是因为1999年的配股政策规定，上市公司提出配股须满足“本次配股距前次发行间隔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1月1日一12月31日)以上”。因此，1999年新上市和1999年已经实施配股的公司，2000年不可能提出配股要求。表2是所有符合以上条件的143家沪市上市公司的统计结果：表22000年沪市上市公司股股行为分析公司类别家数所占百分比未公布配股方案或实施配股的公司4430.76%其中：1998年实施配股的公司29/三年内没有配股的公司15/公布配股方案或实施配股的公司9969.24%合计143100%统计结果显示，在符合2000年配股要求，接近70%的公司提出了配股要求，没有提出配股方案的44家公司中，有超过半数（29家）在1998年实施了配股。因此，符合2000年配股条件的143家沪市上市公司中，在近三年没有进行配股的公司仅有15家(占10%左右)。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推论，符合配股条件的公司大多会推出配股方案，提出向原有股东配股的要求。这进一步验证了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股权再融资偏好。(三)1999年配股政策变化后公司是否有操纵净资产收益率、保留配股资格动机的分析1．新政策实施后净资产收益率在6%左右的公司是否会增加的分析。对近年上市公司年报的统计分析表明，不少上市公司为取得配股资格，在10%的净资产收益率上大作文章，从而使得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处于10%-11%的家数明显增加，如1997年上海证券市场处于该区间的上市公司家数达108家，1998年为97家。1999年配股条件修改后，年报显示上海股票市场净资产收益率处于10%一11%的公司数为58家
，比1998年和1997年明显减少，下降幅度接近50%。这似乎说明新的配股条件在遏制操纵净资产收益率(10%现象)方面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但是我们推断，伴随1999年政策的实施，有配股动机、类似保10%策略的公司也会随之而调整，净资产收益率介于6%-7%之间的上市公司家数可能会增加。为验证这一假设能否成立，我们统计了上海证券市场近五年来每年净资产收益率在6%-7%之间的公司数，列成如下分布图:以上数据说明，1998年净资产收益率在6%-7%之间的公司数为1997年的两倍，而1999年为1998年的三倍多，增长水平远远超过了同期新公司发行上市的速度。根据该数据可以认为，操纵净资产收益率的现象在1999年仍然存在，但比以往保10%的程度有所减少，这主要是由于及格线降低，多数上市公司能够实现6%净资产收益率的情况所致。2．新政策是否会便前两年符合配股要求的公司在第三年包装净资产收益率的情况分析。对于1997、1998两年净资产收益率在6%以上，1999年能否满足上市公司配股政策要求的净资产收益率，可以通过“倒挤”计算出来。我们以1997年以前上市，且97年净资产收益率大于6%，98年净资产收益率在6%一10%之间的沪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总体，分析其1999年的净资产收益率表现，以判断上市公司是否有操纵1999年净资产收益率，使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之和达到30%的动机。之所以要求样本公司1998年净资产收益率在6%-10%之间，是因为按照1999年以前配股条件的要求，这些公司基本上己经失去了配股资格，但是1999年配股条件修改后，这些公司又获得了新的机会。既然上市公司有强烈的配股要求，我们推断，为了达到配股条件，这些公司可能会有操纵1999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使三年净资产收益率达到30%的动机。经过对沪市上市公司近三年财务报表的统计分析，得到符合以上三个条件的上市公司为38家，进一步观察这38家公司1999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其中有10家净资产收益率低于6%，比例超过了25%。由于低于6%这一条就否决了其配股资格，所以我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市公司并没有无限制地进行净资产收益率的包装。我们对有意义的28家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情况进行了描述，如下表：统计结果显示，符合条件的28家上市公司中，有21家实现了达到配股资格所需要的净资产收益率，7家没有达到，21家达到条件的公司中有16家公司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之和在30%一33%之间，而在33%一36%之间的公司仅1家。这一统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之和有向30%一33%之间区域靠拢的趋向。我们对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之和处于30%一33%区间的17家公司的199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有12家在2000年提出了配股要求。另外，没有达到30%的7家公司申，有5家在1999年实施了配股，2000年本来就不具备配股资格。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符合配股条件的公司大多会提出配股要求;配股条件修改后，从总体来看，过度包装净资产收益率以达到配股资格要求的现象有所减缓，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而且形式发生了变化，即年净资产收益率保6%与三年合计保30%的情况替代了原来保10%的现象。三、配股价格制定的实证分析(一)研究假设对于上市公司配股价格的确定，中国证监会并无明确的指导性文件，只是在《关于1996年上市公司配股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公司所确定的配股价格低于该公司配股前每股净资产的，其配股申请不予批准”。在上市公司实际配股过程中，其定价依据也不完全相同，2000年实施配股的以下两家公司的配股定价方式具有一定代表性。天津港(600717)在通过配股方案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中披露：“本次配股价格拟为5-7元/股，本次配股定价方法依据以下因素确定：(1)公司盈利状况及公司股票的每股净资产值；(2)公司股票的价格走势；(3)投资项目所需资金量、投资项目的预计盈利情况；(4)与承销商协商一致的原则”。祁连山(600720)在公布配股方案时，关于配股定价的相关披露为：“配股价格为每股人民币6-9元。配股价格的定价方法是：(1)配股价格不低于公司1999年度财务报告公布的每股净资产；(2)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的定价和市盈率状况；(3)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量；(4)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的原则”。通过上述可以看出，配股价格主要与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的定价、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量和与主承销商协商四个因素有关。由于与主承销商协商是一个不易确定的变量，所以关于配股价格的制定，我们提出假设3：申请配股公司配股前的每股净资产值越高，配股价定的越高；假设4：申请配股公司的每股市价越高，制定的配股价格越高；假设5：申请配股公司的投资项目所需资金量越大，制定的配股价格越高。(二)影响上市公司配股价格因素的分析我们以加2000年已经实施配股的总计77家沪市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其1999年末的每股净资产值、公布配股方案时的每股市价、投资项目所需的资金量及实际公布的配股价格，并构建回归模型，以配股价格作为因变量，以每股净资产、每股市价和投资项目所需资金量为自变量，检验三个自变量对因变量(配股价格)的影响程度。表3对样本总体77家公司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处理，得到了样本的极差、最小值、最大值、均值和标准差。利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下述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数学模型:y=bb1x1b2x2……e因变量配股价格用y表示；自变量每股净资产用村表示，每股市价用X1表示，投资项目所需资金量用b表示；常数项用b表示，系数项用bl，b2，……bn表示，e表示残差。表3描述性统计在多元回归模型中，有些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很大，有些影响较小，一般的多元回归分析往往很难确定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但是通过逐步回归分析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间题，逐步回归的结果在回归方程中仅留下对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本研究考虑的是三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可以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检验。我们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包对数据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处理后得到了分析结果。逐步回归过程显示，自变量问(每股净资产)无法通过F检验，该自变量被剔除。自变量利被剔除后，对因变量y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只剩下均和X2和X3模型成为一个二元线性回归模型，如表4。表4系数分析表说明：因变量：y通过系数分析表得到回归方程:y=3.1940.358x20.048x3表5模型综述表说
明、解释变量:(常数项)，Xl，X3b因变量:y模型综述表显示，该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53，能够较好地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系数通过了T检验，模型本身也通过了F检验和D-W检验。回归分析表明，配股价格制定与每股市价和资金需要量较高呈正相关关系，假设4和5通过了检验；而每股净资产只是制定配股价格的一个约束条件(保护下限)，与配股价格及其数量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四、转配股、放弃配股与股本结构变动相关性的实证分析转配股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无力配股或不愿参配。198年转配股取消后，国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放弃配股权的现象普遍存在。由于转配和放弃配股权，在流通股股东全部参配的条件下，部分上市公司国有股、法人股的比例相对降低，流通股所占比例相对上升。但转配和放弃配股权二者之间导致股权结构变化的速率究竟怎样?也值得我们探讨。我们对%家有转配股的沪市上市公司由于转配而导致的股本结构变动进行的统计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在研究中，我们对96家上市公司转配之前非流通股份占总股本的比率与转配股上市之后非流通股份占总股本的比率进行了配对的T统计检验，以分析这些公司在转配之前与转配股上市后(这里假设转配股在一定时期内均可上市流通)股本结构变动的显著程度。表6转配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检验公司数极差最小值最大值均值标准差转配之前非流通股份占比例960.520.450.970.680.13转配上市后非流通股份所占比例960.610.320.930.590.13T值（双尾检验）1099显著性水平0.00统计结果表明，由于持有非流通股份的股东放弃配股权，使得这些上市公司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相对上升，平均上升了5%，相应的非流通股份所占比例平均下降了5%，而且配对样本检验结果显示配股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显著(显著性水平为0·001，双尾检验)。五、结论与建议以上研究表明，200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配股融资热潮并无降温趋势。从配股融资行为选择来看，上市公司配股动机无减弱迹象;从净资产收益率的操纵程度来看，虽然D叨年政策出台后有所减缓，但也还存在新的净资产收益率操纵行为(如6%现象)；从配股价格制定方面来看，上市公司为了能够多筹集资金，已使配股价格逐渐脱离每股净资产值，而与市场价格接轨;从转配股、放弃配股与股权结构变动的关系来看，由于持有非流通股股份的股东放弃配股权的现象普遍存在，已经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动。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必须慎重考虑，认真对待。(一)上市公司再融资应该向理性化、多元化方向发展研究结果显示，作为外部股权融资的配股是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首选方式，几乎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况。国外公司融资理论认为，股权融资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1981年-1991年，美国公司新投资的74·7%来自于内部融资，这一时期，股权融资的比例下降了11%，上市公司平均每18·5年才配股一次。那么，在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为何特别看重股权融资呢?我们认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股东对上市公司经理层的约束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使得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过低，上市公司经理层过分追求资本的控制权，而非专注于企业投资的回报。2001年新的配股政策显然也针对这一间题提出了监管要求，新政策规定上市公司配股完成当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末达到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上市公司董事长、担任主承销商的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业务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应当在股东大会及指定报刊上公开作出解释；如无合理解释，上述人员应当在指定报刊公开道歉。这条措施的实施能否对上市公司随意配股不注重配股资金使用效率的现状有所遏制，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通过证券市场显现出来。总的来看，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方式向多样化发展应是当前我国资本市场面临的重大课题，发展债券市场，鼓励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以及增发新股，都有利于改善当前上市公司主要依靠配股进行再融资的局面。其道理为，多样化的方式，多样化的市场选择，好的公司自然会有人愿意出资，不好的公司老股东也未必愿意出钱追加投资;市场化的程度越高，对再融资行为的约束也就越理性。因此，我们认为，发展多元化的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是我国资本市场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之一，也是使配股趋于理性化的必要保证。(二)应当寻求上市公司配股价格的合理确定方法配股价格较多地受到股票市价和上市公司资金需要量的影响，这两个因素成为决定配股价格的主要依据，这种依据是否合理呢?在有效资本市场中，配股价格与市场价格相近有其合理性。这是因为，公司配股资金的用途及将来效益等信息己能通过股价体现，股票价格是未来收益的贴现，所以配股价格与市场价格接轨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在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复杂，“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的问题客观存在。流通股股东按市价转让股票，非流通股股东一般按净资产价转让，对于配股价格如何确定，献出现了两难的选择。另外，我国资本市场投机气氛浓厚，股价能否反映股票的内在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不可忽视的另一间题是，实证研究的结果还揭示出配股价格亦与配股公司的资金需要量有关，这也就等于对我们发出了信号:公司有无在配股之前对外不实信息、或对股票市价进行恶意炒作，以提高股票市场价格而抬高配股价格的行为，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我们认为:考虑到配股之后对公司股本的稀释，配股价格最好按一定比例低于市场价格；考虑公司配股后的未来发展，也可考虑利用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股票的内在价值)模型折算得出；还可二者兼之，在具体的定价过程中结合使用。总之，对此问题要展开深入的探讨和多方实践，以求在我国逐步形成合理的配股价格制定方式，使其在既保证市场稳定、又保证股东利益不受侵犯方面发挥作用。(三)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放弃的配股权应当允许转配一般认为，国有股、法人股控股股东难以参加配股的主要原因是其控股比例过高，每次参配对资金规模要求过大，控股股东难以有充足的优质资产进行持续性的投入;也有许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设立之初几乎将全部资产投入，使得控股股东无力再用资产参加配股。放弃配股、转配，都可归为公司改变其股权结构的方式，只不过人们普遍认为转配比
放弃配股变化得更快，容易造成股市的震荡。但从近期情况来看，转配股上市流通的政策出台，对股票市场的冲击并不很大。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虽然转配时股权结构变化迅速，但没有即刻改变其性质。按照我国公司现有的股权结构，国有股占较大比率的公司应能经得起两次以上这样的“冲击”。从当前的情况来看，部分上市公司国有股、法人股比例相对降低，亦即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无疑对上市公司改善股权结构，实现国有股、法人股的相对减持是有利的；伴随转配股上市日程的排定与实施，通过转配股的上市流通而改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想法也会变为现实。因此我们认为，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放弃的配股权，仍应允许转配，甚至可以考虑将配股权以配股价格定向转让给其他法人机构。我们提出定向转让配股权的理由是:这样可以使上市公司引进新的机构投资者，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趋于合理，解决国有股股权过于集中的弊病，从而有利于建立较为完善的制衡机制和较为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另外，其他法人机构参配，上市公司可获得货币资产或引进已具较高生产能力、已形成规模的其他优质资产，实行有实质意义的资产重组，这对于上市公司改善资产结构，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盈利水平都极为有利。配股融资涉及资本市场的“长治久安”和健康发展，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所述内容有普遍意义，但所提意见是否能为业界人士认可，还要看资本市场今后的运作实践。
融资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青木昌彦等人将制度概括为一种关于均衡策略组合的共享的、稳定的和扼要的表征，它制约着人们在经济特定域的相互作用。这种制度均衡观使得研究内生于多个域的制度及制度间的多重关联在分析上成为可能。在某个域流行的制度从其他域的参与人角度看，只要他们把它们看作参数，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它们就构成了一种制度环境。
二、我国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的制度障碍
在传统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中，由于建设资金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政府直接对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进行管理，然而政府毕竟不是建设管理领域的“专业选手”，因此政府的这种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垄断专营势必会带来效率低下、管理混乱等诸多问题，也会极大地挫伤参建企业的积极性。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潮流。但是另一方面，除了特许权经营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之外，不少城市还存在着观念障碍及行政障碍，仔细分析，所有这些障碍无不来自垄断的惯性。
1、市场准入的隐性壁垒——利益集团中梗阻
就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言，已经不存在来自中央行政的市场准入障碍。最近推出的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措施中，仍然需要由中央审批部门“核准”的城建项目包括新建机场、燃煤热电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大型主题公园等，针对的都是项目类型而不是资本类型。
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的操作层面完全在地方政府。基础服务对其他社会资本开放的范围、顺序、路径等，都应该在地方政府的统筹规划之下有序推进。不可能强求所有城市按同一模式接纳其他社会资本，浙江、上海、成都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
显性壁垒已不构成其他社会资本进入的障碍。更何况其他社会资本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没有必要盯住某个对内开放不积极的城市再三要求准入，有足够的其他城市可供选择。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的众多案例反映出，尽管政府的主要领导层与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能够取得共识，却迟迟难以把双方意愿落实到具体项目上。这一问题之所以产生，在于其他社会资本的市场准入存在隐性壁垒，主要就是利益集团的中梗阻。
许多基础服务行业由于长期的政府垄断，已经形成利益集团，口头上“欢迎”其他社会资本介入，背地里却合力抵制。在一些行业里，从设计、施工到经营、管理等，都是行业管理部门自己的事业单位或公司，表面上脱钩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形成“一条龙垄断”。如果其他社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势必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垄断部门不愿把原来属于自己的“肥肉”拱手让于他人，所以会制造中梗阻。
任何地方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兴起，受到竞争威胁的首先是当地基础设施领域的政府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效率要高于政府投资，这是普遍性的公理，竞争的结果不问可知。手心手背都是肉，地方政府作何抉择？事实上往往是以前者服从于后者而告终。要想在这方面打破障碍，不能期待专业主管部门或政府的企事业单位自发转变观念，关键在于地方主要领导层的行政决心和行政能力。
2、有些地方政府缺乏对项目盈利性的基本判断
当城市基础服务完全由政府提供时，具体服务部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政府公司（即国有企业），二是事业单位。这两类机构间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够盈利。城市基础设施向其他社会资本开放，也就是投资项目的商业化运作，其前提仍然是项目的盈利性，只有能够盈利的项目才有希望推向市场。对于不能盈利的项目，如果不提供其他补助，只好继续由政府来操办。
基础设施项目是否能够盈利，取决于有多少有实际支付能力的需求，所以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情况，越是富裕地区越有可能把基础设施项目纳入商业化运作。各发达国家政府长期以来不断把各种被认为具有“天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向市场，我国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较多地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就目前的普遍情况而言，仍然有很多城市基础设施是无法获得投资回报的，这恰恰显示出基础设施所特有的公益性质。明明是无法盈利的项目，如果偏要推介给其他社会资本，只会丧失地方政府的信誉。有些城市虽然全部放开市场准入，但是并没有对具体项目的盈利性和投资回报率作认真测算分析，招商工作难免失败。
3、政府亟需建立有效的监管
2004年6月，世界银行的报告《改革基础设施：私有化、监管和竞争》提出，“有效的监管”是正确实行基础设施改革的最关键的促进条件。监管可以为维护投资者和消费者两方面的利益提供可信的承诺，对于吸引长期私人资本以满足对充足可靠的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是十分重要的。监管薄弱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改革和私有化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有些国家，私有化是在没有机构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是以普遍认为不合法的方式进行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有化的可信度很低，在阿根廷和秘鲁的调查发现不赞成的比例超过80%。这种对公用事业私有化的不满意不是由于他们的所有制结构，而是由于负责监管公用事业的机构比较薄弱。报告指出，具体地说，监管机构必须免于政治影响，他们的决策必须接受司法部门或另一个非政治性主体的监督。监管程序必须鼓励竞争，必须是开放的，透明的，而且是在开展私有化之前就设计好的。
国内基础设施民营化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许多矛盾，与世界银行这份报告提出的问题有共通之处。地方政府要想长期稳定地吸引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基础服务，就必须通过特许权经营制度来建立有效的监管。监管又称规制，涵盖的内容比较广泛，其中对价格的监管尤为关键。
（1）价格的确定与调整应走向制度化、透明化
城市基础设施的特许权经营，涉及到地方政府、其他社会资本、市民公众这三个主体。资本希望得到满意的回报，公众一是希望得到优质服务、二是希望付费低廉；这两种不同的价值期望，汇聚在基础设施产出服务价格这个焦点上。产出服务价格是最敏感的因素。这不仅是指价格与项目盈利性密切相连、价格变动会极大地影响投资回报率，而且是指价格变动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所以必须施行规制。
以政府资本垄断基础服务领域，本身就是一种规制。在这种规制模式下，价格的制定、调整完全由政府拍板（价格听证会制度并不改变这一实质），政府公司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其结果正如世界银行基础设施私人经济参与部主管W•史密斯先生在总结国际基础领域改革的经验和趋势时所指出的：“国家如何在此领域中行使权力？在过去作法中，由于主要是国家所有，各部委有很大的裁决权，决定这些领域的定价、投资、服务质量。但不幸的是，这种模式造成了低效，因为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只要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就不想提高价格，价格无法提高，也就无法提高服务质量。很多国家对消费者的调查表明，改革会给消费者带来许多好处，但改革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好的服务是要付出成本的。”
在这里，史密斯先生只谈到了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在中国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政府提高了基础服务的价格，但是并没有提高服务质量或扩展服务对象；公众也无从了解到，提价在多大程度是为了弥补成本，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政府公司的福利。
对于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产出价格，由于出资人发生了变化，政府的规制方式也必须调整。为了协调投资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政府不但需要格外关注基础服务的价位高低，而且需要使价格的确定与调整制度化、透明化。
（2）寓监管、调控于合同之中
建设部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规定主管部门的责任之一是“提出价格调整意见”。《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办法》里则规[定，服务价格的调整“依照价格法的规定执行”。这两种提法都赋予政府以价格调整的权力，都是沿袭了政府垄断基础服务时的做法，也都是行不通的。实际上在特许权经营期内，民营基础设施服务价格的确定和调整应该只受特许权经营协议的制约；同时，政府作为协议的签约方之一，不应该有单方面更改合同的权力。
通过特许权经营协议确认价格和价格调整方式，对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来说是得到一个可以预见的政策环境，避免承担政策风险；对政府来说则是寓监管、调控于合同之中，改变传统的不受任何制约的“宏观调控”模式。
城市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本来就控制在城市政府手中，政府完全可以在特许权经营协议里以价格规制的方式降低投资回报、压缩投资者的盈利空间，从而使市民们享受较低价格的基础服务。
4、政府信用风险大大高于市场风险
城市基础设施有着与一般商品市场完全不同的风险特性，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必须注意规避风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认真改善投资软环境，特别是认真竖立诚信的形象，绝不能以欺骗的手段对待其他社会资本。从许多案例反映的情况来看，政府的信用风险要大大高于市场风险。
（1）政府缺乏信用观念仍然是较普遍的现象
缺乏信用而且缺乏信用观念，这在我国已经成为社会通病，病根出自国资、国企、政府。基础设施吸引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基本方式是特许权经营，它建立在一揽子合同、契约之上。政府缺乏信用观念，自然也就缺乏合同观念。
境外资本享受到的国民待遇一般比国内其他社会资本要高。对待外商尚且如此，政府与国内其他社会资本之间就更无契约可言，有时简直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行事，有许多地方甚至严重到“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地步。这方面的案例可以说是无日无之，完全不必列举了。
政府和政府资本缺乏信用，起因于政府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因此很难解决。它是市场失序的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根由。其他社会资本投向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阶段好说，收取回报阶段难免要出问题。如果要实现大面积、常规化的商业运作，首先就要求各个城市政府必须有诚信，这是投资软环境最重要的一条。
（2）其他社会资本要有风险规避意识
为实现投资收益，其他社会资本的动作可以归纳为三部曲：第一，认真测算投资回报率（测算结果未必与政府所测结果一致），认真分析构成投资回报的所有投入、产出要素；第二，把分析与测算的结果反馈到与政府的谈判中去，积极争取在特许权经营协议里达成合理而又有利的条款；第三，特许权协议签订后，通过加强管理来降低建设期投资及经营期成本，力求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由于所有者绝不缺位，因此其他社会资本在这些问题上不会像政府资本那样草率。但是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是在其他行业获得资本积累之后初涉城市基础领域，难免缺少知识积累和管理积累，所以应该注意吸取先行者的经验教训。其中，“尽量分散风险”是商务谈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首先，要尽量识别风险因素。造价提高、工期延误、产出服务价格下调、投入品价格上调、接手国有企业时的或有债务（曾为其他企业提供过担保等）及隐性债务（退休、下岗职工等）等等，这些风险都将会使投资回报落空，不能不慎重识别。此外还需要注意项目的融资风险。融资风险是指项目筹措了债务资金之后，因各种与融资有关的经济因素及财务因素的恶化导致债务增加，它会使项目和投资者都蒙受损失，因此要对项目的融资风险进行识别、评价，并提出防范措施。主要的融资风险是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融资财务风险。
其次，要利用长期供销合同来分散风险。举例来说，政府投资电厂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计上网电价每度50分，预计煤炭到厂价每吨200元，电厂盈利性很好，还贷没问题，完毕。建成投产后再去签合同，电网出价每度45分，煤炭出价每吨250元，只好由行政审批部门（同时也是价格管理部门）出面“协调”，压煤价抬电价，使电厂能够运行下去。外商投资电厂时则是另一路做法：和电网公司商定每度50分的长期售电合同，和煤业公司、铁道部门商定长期供应合同以保证到厂煤价不高于200元/吨，此外还有设备供应、建筑安装等一系列与投入要素有关的合同，然后和特许权经营协议一起签字生效。所以外商为实施特许权项目，需要签订“一揽子合同”。据山东电力的同志讲，日照电厂的“一揽子合同”摞起来有一米多高。这些合同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比如说工期延误，项目公司根据特许权协议应该向政府缴纳罚款，但是可以根据合同向建筑公司索取赔偿。
合同被外商视为圣经，外商参与项目前期工作的最重要的人员，就是负责合同起草的律师和经济师。而在国内一些政府部门眼里，合同没那么神圣，必要时可以单方面，与国内其他社会资本签订的合同更是难能对政府具有约束力。但是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有信用观念的地方政府总是会逐渐多起来的；换个角度看，如果合同不能得到信守和保护，其他社会资本还有其他更好的法律保护手段吗？
三、制度环境改善措施
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上，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1、就是在政策法律环境上需要完善。中央、省、市都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优惠政策等等。但是一般号召性的条文比较多，可操作性的条文比较少。关于开放市场、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搞特许经营、经营性设施、怎么开放、怎么实现股权多元化、产权多元化等等，说了很多，但是具体怎么操作，这方面的文件规定相对来说不是很细致。另一个方面，管理性、鼓励性的条文是比较多，真正保护资本权益的具体条文相对来说比较少。政府肯定要管，进入、价格、退出，包括它服务的质量，包括它能不能尽到普遍服务的义务，这方面都应该管。但是在这个同时，保护性条文相对比较少，市政投融资的民营资本保护尤其重要。基础设施特点是第一投资大，第二回收期长，第三由于资本垄断的特性，像我们城市的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这些事一旦在这个里面进行投入以后，它的投资的沉淀性非常强，不可转移，而且相对来说建设成本是非常大的，它的投资是不可分割的，要在政策法律上保护他们进入建设投资领域的合法权益。
2、就是完善政府的诚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实际上是和政府建立起一种合作的关系，作为政府来讲，必须要以自己良好的诚信来维护各类资本的投入，按照现在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政府不可以擅自撤销你的行政许可，我们有些政府失去了诚信，政府没有按照合同协议的要求，使企业真正能够履行完合同就提前终止，这样首先使城市建设发展受到了影响，最终对城市建设造成损害。政府一定要做诚信的表率。
3、完善利益激励机制，在公共事业的价格管理方面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没有回报，或者回报率过低，就很难进行这个行业的投入。城市建设目前融资渠道单一，直接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非常有限。企业通过上市融资，或者发行债券融资目前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大部分民营企业没有资格和条件，虽然占0．4％的企业债券投到建设里面，大部分还是我们政府性的国有企业。所以在利益激励机制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具体的讲，还应包括：
1、必须要改革现有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审批制。
2、政府必须要提供必要的服务，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土地、拆迁、征地这些法律的支持，政府作为一个市场的主体要遵守起码的信用。如果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不讲信用，那你怎么可能吸引长期的投资？
当然，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也有不少技术性、专业性的工作，例如估值、不同项目的定位和分类、对项目进行适当的分割，或者对不同的项目进行适当的整[合，都可以交给专业的金融机构和专业人员来做就可以了。相比较而言，体制性的障碍影响更大，更为值得关注。
3、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必然面临一个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其中投融资主体的准入机制、投融资的原则、资本运作与监控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解决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融资问题，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同时有关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司企业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此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和政策的开放性也是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4、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覆盖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政府计划部门和财政部门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单独列项，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设立“城市基础设施推进专项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贴息以及软件创新和信息化推广应用的奖励。科技部门每年在科技投入预算中要单独安排研究资金用于推动信息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加强项目的前期研究和建设资金使用的管理力度，避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多部门、多渠道申报与审批，避免资金分散投入、分散使用、分散管理。把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投入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列入城市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5、在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上，要确定政府投资的重点、范围和投资主体，区分和界定好哪些是政府应该投资的，哪些是可以市场化运作融资的，凡是可以市场化运作的都要市场化运作。同时，要通过政府采购、招标等方式，保证项目的公开、透明和有效性。政府投资重点放在政府部门、科技教育系统、医疗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工程建设。对体现国家意志的公益性、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集中控制，增加投入，建立专项发展资金。
6、在城市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上采取“政府投资引导、社会投资跟进”等方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初期需要大规模的投资，政府设立引导资金十分必要，政府可以设立城市基础设施发展专项资金、城市基础设施示范工程引导资金等，引导社会投资积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市直有关部门要优先立项、优先审批，并在税收、贷款、技术入股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扶持。积极鼓励其他社会资本参与重大信息化工程的建设，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上海市通过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专项建设基金和引导资金、鼓励企业带资兴建等方式，充分调动了社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拓宽了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渠道，形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例如，浦东新区政府每年拿出1000万元作为信息化建设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应用项目的开发，有效地带动了社会资金的跟进投资。
7、颁布并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办法】，就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的范围、方式、项目确定、实施程序、职责分工等要进行专门规定，逐步建立起开放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市场的制度框架，为在基础设施领域引入社会投资提供了政府规范。对于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存量设施或新建设施，采取公开向社会招标形式选择企业的经营单位，由政府授权特许经营。
8、是设立了投资回报补偿基金，以保障投资者利益，增强基础设施项目对社会投资者的吸引力。对于基于公共政策和公众承受能力等原因，价格或服务收费一时不能到位，必须由政府出资建设或补贴的，可以采用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联合投资建设与经营的方式。确需政府补贴的项目，由财政补贴。
9、是积极研究调整城市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价格。为了给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条件，研究制定适当上调部分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工作方案，并将调整内容列入政府年度价格调整计划，拟择机对外公布后实施。
需要通过4项改革实现4个转变：
一是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垄断经营向开放竞争的市场格局转变。有一定经济回报的经营性项目，要在加快推进价格改革的基础上，按照特许经营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鼓励国内外各类经济组织采用BOT等方式进行投资建设和经营，实行项目业主负责制，由投资者承担投融资风险。无经济回报的公益性项目建设应由政府出资，但也要按市场规则运作。成立政府投资工程集中采购机构，代表政府组织项目的建设实施。
二是通过原国有企事业单位实行政企分开的改革，实现单一产权向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转变。原国有投资形成的大量市政公用企事业单位要实行政企开分和股份化改制，逐步形成国家独资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国家参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并存的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各种企业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特许经营权的竞争。
三是通过价格形成机制和财政补贴机制的改革，实现由计划机制向以市场机制为主配置资源的转变。经营性的市政公用事业定价关系到投资者的积极性、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科学可行的财政补贴机制，使其既能刺激企业愿意投资，主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又能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保证市政公用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通过改革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实现政府由直接经营管理者向市场管制者角色的转变。政府由过去管企业、管行业变为管市场，通过事先控制和事后监督，依据法规对企业的市场进入、价格决定、产品质量和服务条件加以管理。
四、参考和借鉴
美国经验：联邦政府转移支付＋“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市政债券
建设费用
联邦政府在美国，地方政府（县/市/镇）负责建设和运营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发行市政债券，运营管理费用主要来源于污水处理费。美国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具体投融资结构为：以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下属的污水处理公司为项目法人进行建设，以联邦和州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下的转移支付资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其它资金机制为主要资金来源，地方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和地方政府资信担保下的市政债券融资为第二资金来源。
美国把公共污水处理设施、下水道和流域水环境整治统称为清洁水领域。长期以来，联邦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用联邦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用于清洁水项目的建设。这种转移支付机制在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清洁水法》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联邦政府对清洁水项目的支出都是来自于公共财政预算（主要是个人所得税），联邦政府没有设立其它专门的环境税收或收费手段来筹集所需资金。对环境保护领域（包括清洁水项目）的转移支付一般占支付总额的1％到2％之间，其中80年代曾达到5.87％（1980）。另外美国农业部、住房部、内务部等其它7个联邦机构亦有对清洁水项目的资金资助计划。对于清洁水项目的投资，不仅来自联邦政府当年财政支出的转移支付，还来自联邦政府已建立（或协助建立）的各种滚动基金，如环保局协助建立的“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和农业部的滚动基金。
联邦政府对清洁水项目的转移支付机制从形式上看，可以分贷款和赠款。从内容上看，分技术支持（规划，设计）、设施建设、系统完善、特殊地区帮助（印第安人地区和美墨边境地区等）等。从部门看，联邦政府环保局、农业部、内务部、联邦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美国地址勘察局、商务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卫生布等都有援助资金用于清洁水项目。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与改造是重点援助对象之一。除“清洁水州滚动基金”外，绝大多数资金援助项目由上述联邦机构的某一个部门，通过设立资金管理和使用章程、公布申请程序和评审标准与时限、实施项目资金审查监管和后评估程序等进行直接管理。“清洁水州滚动基金”是根据《清洁水法》修正案于1987年后逐渐在各州建立起来的一项滚动基金，该基金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4∶1的比例投入资本金，由各州设立自己的管理机构，并根据本州的具体情况决定资金使用用途和申请程序等。这些分布在不同联邦机构的项目，侧重点不同，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对提高美国生活污水处理水平，增加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服务区域项目，改善美国的水环境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是美国各界公认的、最大和最成功的向清洁水项目提供资金的联邦政府转移支付项目。根据美国环保局的统计，从1987年到2001年，这个基金共向10900个清洁水项目提供了34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在过去5年内，平均每年提供34亿美元贷款。为了扩大资金量，在50个设立该滚动基金的州中，由34个州还通过发行“平衡债券”（用滚动基金中的1美元做担保发行2美元的债券），使其滚动基金的可使用资金共增加了44亿美元。目前，这个基金周转情况良好，除了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本金和利息回流外（2000年返还的本金和利息达到21亿美元），美国国会还根据美国环保局所做的“清洁水需求调查”等基础调查，每年向这个滚动基金增拨约11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联邦政府（含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对全美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投资约在100-1000亿美元之间，占这一领域总投资的77-85％。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美国各州政府对污水处理的最大投入是根据1987年《清洁水法》修正案向“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配套投入的约45亿美元（平均每年约3亿美元）。此外，各州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其它的污水处理资助计划，如纽约州为了保护其北部的大湖地区水质，在不同的地区和州立政府机构设立了多种资助计划。如果将“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的衍生扩容资金i使用平衡资金发行市政债券a归属联邦资金，美国各州政府公共财政资金每年对清洁水建设项目的转移支付总量平均在7亿美元，约占全美在这一领域投资总量的5％。
作为生活污水公共处理设施的直接投资者和拥有者，地方政府（一般指县，行政市，镇政府）在为项目建设的融资过程中可以考虑使用多种资金，如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援助资金、自有财政资金和资本市场资金（市政债券）等。从案例调查情况看，地方政府一般只从地方财政公共预算中拿出占项目建设总投资的2-5％作为项目的前期准备资金和开工经费，其余的资金多是使用联邦和州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1987年前以赠款为主，1987年以后以贷款为主）和发行市政债券。在其所发行的债券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所直接或间接购买或担保。在美国的清洁水项目（主要是污水处理项目）建设资金中，直接来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资金约占其项目投资总需求的7～10％。
市政债券在美国的水务公共事业领域（含供水、污水管网与处理设施建设以及河道疏浚等流域治理等），每年的建设性投资需求约2300亿美元，其中85％来自市政债券投资，政府财政投资仅占15％。美国市政债券不仅可以直接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融通社会资金，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引导和挤出效应，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用于投资回报高或回报不高但利润稳定可靠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这样政府可以将节省出的有限财政资金用于回报率较低的城市公益项目。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领域的市政债券筹资只占总建设投资的5～16％。近年来，这一比例有迅速扩大的趋势。
运营管理费用
在美国，各城市政府是靠收取生活污水处理费来维持公共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和管理、建设投资还本付息，设备的更新改造，不足部分由地方政府从其财政收入中补贴，联邦和州政府在这一方面没有资金支持。
美国环保局《2000年～2020年美国清洁水/饮水基础设施需求分析报告》中指出在这20年里，美国还需在市政污水处理领域投资3310～4500亿美元，如果加上融资成本，则需要4020～719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还需要4060～5620亿美元用于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和管理。该报告指出，在现有投融资体制下，20年中，如果财政收入增长，在污水处理建设投资上会有21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如果财政收入没有增长，在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资上会有12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发行市政债券是解决资金短缺的方法之一。提高现行生活污水处理收费标准也可以考虑。通过鼓励私人部门参与提高现有系统的运行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也是可提倡的方法。
参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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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研究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非高科技中小企业创业板市场融资
一、上市—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1.融资难的现实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在对上海市资金融通问题的调查中发现：在生产经营上融资“较困难”、“很困难”和“不存在困难”的企业比例分别是68%、14%、18%。在有项目投资的企业中，37%的企业依靠自有资金，29%的企业依靠银行贷款。调查样本的平均银行长期借款额是49万，平均短期借款额是554万，两者之比是11：1。可见贷款在中小企业项目投资中作用不大。《新闻报》1998年4月9日的资料显示，63%的中小企业近期内没有投资打算，其主要原因就是资金难以落实，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大企业。
2.创业板市场是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助推器
创业板市场又被称作二板市场、小盘股市场、自动报价系统及可供选择的投资市场等等。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主板市场门槛太高、无法满足成长性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直接融资需求而产生；是证券场外交易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高级形态。
低门槛的创业板市场的到来，无疑是给处于困境中的中小企业带来一场及时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民营企业在创业板市场上市，则可通过发行新股或后续配股进行直接融资，从证券市场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资金。其次，以拟在创业板市场上市为契机，进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建立起产权明晰、治理结构合理的现代企业制度。并且，在创业板市场上市，由于创业板市场其严格的上市条件和监管措施，特别是财务监管措施，有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状况，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而且，企业寻求上市的努力本身就促使企业在各方面提高水平。另外能上市是企业进步和发展的一个标志，可以增强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提高企业的信誉。
二、创业板市场应当向非高科技中小企业敞开大门
目前，全球各主要创业板市场大都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NASDAQ培育出了一大批高科技公司，他们大都定位于支持高科技企业。2000年3月，以美国NASDAQ为代表的创业板市场进入调整期以后，各主要创业板市场纷纷转向支持更多具有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为了挤掉高科技“泡沫”，不少创业板对高科技公司进行了清理。不少国家与地区甚至通过重新筹建中小企业创业板市场来替代原有的市场。
这体现在：
第一，从准入条件上看：在国际上现有的创业板市场中，并没有关于企业科技含量的准入条件，以美国NASDAQ小盘股市场的上市标准为例，它所包括的九个指标为：净有形资产、股票市值（总资产、总收入）、税前收入、公众持股数量、公司创立时间、公众持股市值、最低投标价格、股东数量和做市商数。而即使是以发展地区科技产业、推动创新为本的香港创业市场也没有关于科技含量的硬性规定。香港创业板市场与主板市场的区别在于：相对较低的上市要求、“买者自负”的原则、资料披露为主的原则和严格的保荐人制度。在其市场制度特点中并不存在关于企业科技含量的专门要求。所以，无论是否属于高新科技行业，中小企业只要达到创业板市场的上市条件就可以申请进入公开上市。
第二，从市场发展现状上看：创业板市场是高新科技公司，特别是高科技中小企业上市融资的重要场所，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仅仅包括高科技产业的市场。美国的NASDAQ市场是一个新兴高科技公司云集的市场，它们的市值增长幅度惊人，但是尽管如此，NASDAQ市场并不是一个只包括高科技产业的市场。有数据表明，1998年底，NASDAQ市场上市公司的产业构成为：制造业占上市公司总数的27.5%，金融保险业占20%，零售与批发占11.2%，计算机编程和数据处理占10.6%，服务行业占10.5%，交通和通讯占7%。可以认为：在当前各国和地区存在的创业板市场都是向非高科技中小企业开放的。高科技类公司占据的显赫地位是市场自身选择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设立制度约束的结果。
在我国现存的中小企业中，很大的部分属于传统的加工和服务性行业企业。就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行为市场发达程度来，这些企业也具有相当的发展潜力和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但是长久以来，由于受到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和金融体系不健全的影响，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十分狭窄，严重地影响了这些企业的建立、经营和发展。创业板市场的建立可以为那些优秀的非高科技中小企业提供重要的融资渠道，鼓励和支持它们的发展。
三、非高科技中小企业在创业板市场的战略定位和拟上市的策略
创业板市场上的风险投资者们看中高科技企业的是其高成长性，希望能够通过大量的投资对象中的一家或几家企业的暴利增长来获得巨额的回报。但是对于非高科技中小企业来说，期望着一夜暴富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传统产业的特点就是缓慢但是稳步的增长。由于我国产业结构近期内学是以制造业为主，从政策因素和国际贸易因素上考虑对传统产业都较为有利。非高科技中小企业应当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即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获取比较利益。非科技类中小企业在强化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谋求发壮大，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完成技术升级换代。这样的过程虽然成长较慢，但风险也相对低的多，可以吸引到一部分风险弱的投资者。
1.把企业在创业板市场上市的最终取向与企业的长期发展规划有机结合起来。一个没有制定长期发展规划方案的企业，其发展必然遭遇种种。投资者愿意把钱企业，是因为投资者看好企业的发展前景。因此，应把企业上市筹资的目的同发展替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企业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2.把企业在创业板市场上市与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结合起来。中小企业就从巨人集团、沈阳飞龙、三株集团等企业中吸取企业产权不清、治理结构不合理的教训。在创业板市场上市，对拟上市企业的要求就是企业产权清晰，企业建立科学的股东会、监事会、董事会、经理层等四个层次的治理结构，使企业真正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
3.把企业在创业板市场上市和改善企业经营管理能力有机结合起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经营管理日益复杂，企业必须相应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体制与变化的经营环境相适应，并使企业融入国际竞争体系中，按国际惯例建立人事、资产、负债等一系列科学化的管理制度，使企业拥有强大综合的竞争能力。
4.把企业在创业板市场上市的目标与企业的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的统一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的有效结合，增强企业的核心能力，享有成本、研发、市场开发等方面的绝对优势，由此增大企业的资产，提高企业的抗风险的能力。
拟上市中小企业，在确定企业发展战略定位后，应针对企业自身目前存在的问题，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为企业在创业板市场成功上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1.建立产权明晰、治理结构合理的现代企业制度。拟上市企业在进行公司化改造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创业板市场、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规范动作。
2.建立符合现代企业标准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内部监控制度。拟上市的企业，无论是准备上市前还是上市成功后都有着严格的披露要求。因此，拟上市企业可通过聘请财务顾问公司协助建立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规范企业的会计核算、预算管理、责任会计及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并聘任一名全职的合格的会计师，负责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同时应成立以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审核委员会，监督审查企业年度、半年度和季度的财务报告、财务申报及内部监控程序。
3.运用资产重组措施，扩大企业资产规模。拟上市企业，一方面，可采用兼并手段将专业相同、规模较小的，但行业发展前景和产品市场前景具有吸引力的企业进行重组合并；另一方面，可以参股的方式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引进技术和价值规律。
4.建立一套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引入策略投资，促进企业的持续、快速增长。引入策略投资者能够为企业带来两方面的策略价值：行业和领域价值；金融和财务价值。前者指策略投资者从企业所从事的行业或所处地域对企业的支持；后者指策略投资者将其所持有的风险资本注入企业。拟上市企业若能够从著名的策略投资者那里获得风险投资，一方面有利于企业解决上市前的最低规模要求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企业上市的可能性，有利于企业上市价格的制定和上市后市场价格的稳定。
5.认真委任保荐人，为上市创造有利条件。拟上市企业应全面了解保荐人的职责和作用，聘请保荐人的意义远超出协助企业上市，一个好的保荐人对于企业构建一个运作顺畅的管理机制、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并真正实现其成长和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6.全面地了解创业板市场，在企业调整改造的过程中，不断积累资本运作经验。拟上市企业对创业板市场，对资本运作的了解和熟悉，关系到企业与风险投资者、上市中介机构、上市审批机构之间的沟通，对企业策略投资者的引入、企业能否成功上市、企业股票发行价位的制定、上市后企业的运作有着极大的影响。【参考文献】
1.中小企业金融环境的思考，王琦、章启宇，商业研究2000年第四期
2.创业板市场：中小企业的机遇、问题和策略，黄健柏、扶缚龙，科技进步与对策2001年第四期
3.二板市场是否等于高科技板市场：关于二板市场的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彭仪瑞、衣宏伟，商业研究2000年第十二期
融资研究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中小企业;财务管理；融资
Abstract:Medium-smallenterprisesisanimportantpartofnationaleconomy,butthereexiststheoccasioninthefinancialmanagementofmedium-smallenterpriseswhichisnotinaccordancewithitsowndevelopmentandmarketeconomybecauseofsuchfactorsassmallproductionscale,lowcapitalandtechnologicalcomposition,greatinfluencefromtraditionalsystemsandexternalmacroeconomy.Itisnotpracticaltosolvetheproblemwiththedevelopmentofenterprisesthemselves,andallforcesmustbejoined.Ontheonehand,thegovernmentcanprovidelegislativeandfinancialsupportformedium-smallenterprises,establishperfectserviceandmonitoringsystems,andcreateeconomicenvironmentsuitableforthedevelopmentofmedium-smallenterprises.Ontheotherhand,enterprisesmustimprovethemselvestoestablishscientificfinancialmanagementconcept.
Keywords:Medium-smallenterprises;financialmanagement;financing
一、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中小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由宏观经济环境和自身双重因素造成的。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资金严重不足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资金严重不足，其主要原因有:一是中小企业信用等级低，资信相对较差。调查显示，做过资信评级的企业仅占46.6%，未做过的占53.4%，个别企业抽逃资金，拖欠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整体形象;二是中小企业经营风险高。中小企业经营规模不大，自有资金较少，技术水平落后，
经营业绩不稳定，抵御风险能力差，加上财务管理水平低下，信息缺乏客观和透
明，给银行和投资方带来了投资风险;三是缺乏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
四是银行体制缺乏活力，营运方式呆板，贷款门槛较高;五是无直接融资渠道。目前中小企业一般通过增加股本金和银行借款融资，政策上不允许发行股票和债
券筹集资金。
2、财务意识薄弱，财务结构失衡
一方面，有些中小企业认为现金越多越好，造成现金闲置，未参加生产周转。另一方面过度负债是高速成长企业的典型通病，也是财务危机的根源。中小企业发展如此迅速，与高速成长战略有着直接关系。高速成长战略必然会造成资金短缺，在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企业就不可避免地要负债经营。而经营不利和内部财务管理弱化等因素又会加剧债务水平，造成企业过度负债。在过度负债的情况下，企业的经营成本和财务压力就会加大，支付能力日渐脆弱，加快了财务危机的爆发，最终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倒闭、破产的道路。
3、经营模式僵化,管理观念陈旧
中小企业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个体、私营性质,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企业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素质较低,管理思想落后。有些企业管理者基于其自身素质局限,不懂得将财务管理纳入企业管理的有效机制中,缺乏现代财务管理观念,使财务管理失去了它在企业管理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讲中小企业典型的管理模式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高度统一,企业的投资者同时就是经营者,这种模式势必给企业的财务管理带来负面影响。在这些企业中,企业领导者集权现象严重,致使其职责不分、越权行事,造成财务管理混乱、财务监控不严、会计信息失真等。企业没有或无法建立内部审计部门,即使有也很难保证内部审计的独立性。
二、加强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对策
1．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深化金融改革，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加快发展风险投资，拓宽直接融资渠道，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上市，借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开辟二板市场，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投入。转变商业银行的观念，由被动贷款变为主动贷款，发挥银行对中小企
业的促进作用，要改革和完善现有信贷管理方式。建立多层次担保体系。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可由城市、省、国家三级机构组成。其业务由担保与再担保两部分构成;担保主要以地市为基础，再担保主要以省为基础。城市中小企业担保机构以辖区内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并向区县延伸分支机构;省级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则以地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服务机构为服务对象，实行业务指导和监督。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在创办的初期不应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其担保资金和业务经费以政府预算资助和资产划拨为主，担保费收入为辅。
2．强化资金管理,加强财务控制
现金流量管理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中心,必须加强日常资金管理,尽可能使企业资金投放少、回收快、保持良性循环。这就要求企业在应收账款管理、物资合理库存、设备购置与管理等方面作进一步细致入微的工作,协调好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与效益性的关系。这牵涉到企业内部管理的方方面面,企业经营者要转变观念,认识到管好、用好、控制好财务不单是财务部门的职责,而是关系到企业的各个部门、各个生产经营环节的大事。各部门要层层落实,共同为企业资金的管理做出贡献。
1）完善中小企业财务制度
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特别是有效的财务管理,必须要有完整的财务资料,以帮助管理者分析过去和预测未来,使管理者看得远一点,以增强其风险意识。为此,应
从以下几个制度上入手加强管理。首先重视企业财务的内部牵制制度。内部牵制制度指涉及企业款项和财务收付、结算及登记的任何一项工作,必须由2人或2人以上分工处理,以起到一种制约的作用。例如: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查、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即“管帐不管钱,管钱不管帐”。这样既能够保证各种会计核算资料的真实、合法和完整,又能使各职能部门的经办人员之间形成一种互相牵制的机制。其次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实施对会计的再监督。内部审计实施是再监督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坚持内部审计机构与财务机构分别独立,保证内审人员独立于被审计部门,查错防弊,改善经营管理,保证中小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再次建立财务审批权限和签字制度。在审批程序中规定财务上的每一笔支出应按规定的顺序进行审批;在签字组合中规范了每一笔支出的单据应根据审批程序和审批权限完成必要的签字,同时还应规定出纳只执行完成签字组合的业务,对于没有完成签字组合的业务支出,出纳人员应拒绝执行。由此对于控制发生不合理的支出及保持支出的合法性起到积极的作用。
2）加强应收账款管理
应收账款的存在使企业促进销售,增强竞争能力,但同时要避免应收账款对企业资金周转造成束缚及可能发生的坏帐损失。在苏南中小企业的调查中,36.7%的企业认为在资金方面目前面临的最主要困难和问题是“受三角债拖累”。为了处理和解决好这一问题,中小企业可采用以下2个措施:一是要健全信用制度并做好原始记录。企业除了掌握应收账款明细账,进行帐龄分析外,应制定健全的催收及信用分析制度,以免造成销售信用泛滥、资金积压、坏帐过高,甚至诉讼的产生。二是业务与收款可由一人负责,并据以评估其工作绩效。
3)保持适当的存货量
适当的存货量既能保证经营业务的正常需要,也能使存货占有的营运资本降低到最低的限额。适当的存货管理有赖于企业各部门的配合。如当产品需求上升时,营业部门应立即察觉并将信息传达给企业其他部门,采购部门及生产部门就必须立即考虑此项变动因素,并安排在采购及生产计划中,同时财务部门也应妥善做出资金来源计划。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一般都不大,这就决定了企业生产产品所需的原材料不多,生产的产品产量也不大,远距离的采购原料和销售产品是不经济的做法。因此,尽可能地就近采购原料既可以节约采购成本,还可以减少原料的库存积压,减少了原材料对资金的占用。同样的道理,尽可能地就近销售产品,可以节约销售费用、缩短产品库存周期,这样既减少了资金的占用,也加
速了资金的回收,提高了资金的利用效率。
4)重视生产成本事前管理
事前管理着重抓成本规划、产品设计和试制。根据市场需求和企业产品价格水平、产销预测寻找目标成本。目标成本交给设计、技术、生产和供应部门进行具体设计和落实,并不断改进设计,提高材料利用率。采用廉价的代用材料,降低材料、协作件的采购价格,提高生产率,务求达到目标成本。只有达到了目标成本,才能正式进行试制。生产过程中的成本管理,采用标准成本(也叫预算成本、计划成本)进行事前控制。标准成本按成本形成的责任单位逐级分解落实到基层,按标准成本对生产过程实行管理,使成本管理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同时,也重视事后检查考核。各个责任单位按期分析实际成本同标准成本的差异,实际成本低于标准成本的,要总结经验,巩固普及,实际成本高于标准成本的,要找出原因,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3．优化财务结构
平衡高成长和稳健发展优化财务结构是企业财务稳健的关键。其具体标志是综合资金成本低、财务杠杆效益高、财务风险适度。企业应当根据经营环境的变化，对资本、负债、资产等进行结构性调整，使其保持合理的比例。
（1）建立最佳资本结构。最佳资本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一种能使财务杠杆利益，财务风险筹资成本，企业价值等之间实现最佳均衡的资本结构。资本结构安排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它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设计最佳资本结构过程中必须考虑这些相关因素。
（2）优化负债结构。负债结构性管理的重点是负债的到期结构。由于预期现金流量很难与债务的到期及数量保持协调一致，这就要求企业在允许现金流量波动的前提下，确定负债到期结构应保持安全边际。企业应对长、短期负债的盈利能力与风险进行权衡，以确定既使风险最小、又能使企业盈利能力最大的长、短期负债比例。
（3）优化资产结构。资产结构的优化主要是确定一个既能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又能在减少或不增加风险的前提下给企业带来尽可能多利润的流动资金水平。因为流动资产过多，影响企业的效益;流动资产过少，周转失灵，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
三、结语
经济越发展，财务管理就越重要。重视财务管理，将有利于完善中小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有利于降低成本，更好地筹资；有利于投资，提高投资收益率。所以，中小企业应在政府已出台和即将出台的一系列有利政策基础上，狠抓财务管理，政府已出台和即将出台的一系列有利政策，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健康、稳步发展，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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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研究论文范文第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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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流融资障碍对策
一、我国物流企业融资障碍分析
1.就物流企业而言：经济效益低下，资产信用不足
在计划经济时期，物流行业执行国家指令、实行政策性经营，充当政府调剂物资的运输工具，在其运行过程中，形成大量政策性负债，经济体制转变后，国家财政对物流企业政策性负债没有进行适当的补贴。再者，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部分物流企业没有适时转换经营角色，缺乏竞争意识，自身发展意识淡薄，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经营性亏损。由于国家政策和企业自身造成物流行业经济效益普遍低下，而物流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导致资产负债比例较高，资产信用度不高。物流企业在利用资产进行抵押融资时，由于资产信用度不高，金融机构对其评估价格自然偏低。同时，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物流企业资产技术水平偏低，发展潜力不足，银行不愿对其贷款，物流企业通过金融机构融资额度有限。
2.就金融部门而言：信贷机制制约，社会信用不足
金融部门在贷款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资金的安全性，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审批程序，同时实行严格的财产抵押担保制度。而物流企业由于自身发展的限制，经济效益普遍低下，依靠自身的实力不足以提供担保，而且担保连带责任重大，很少有单位或个人愿为物流企业提供担保。其次，金融部门注重盈利性，而物流企业属于国民经济基础行业，投资回收期较长，金融部门不愿对其贷款。而且目前我国经济普遍不景气，企业又信用意识淡薄，甚至恶意逃避银行债务，导致金融部门的不良贷款比例升高，产生“惜贷”心理。金融机构为了防范金融风险被迫采取的严格的审查程序、贷款条件和担保措施，将有强烈融资需求的物流企业拒之门外。同时，企业间资金相互拖欠问题也比较严重，制约着物流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融资。
3.就市场而言：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实行公司制的企业可以直接向社会筹集资金。目前，我国企业尚不能完全享有自由发行债券和股票的权力。如果企业要发行债券和股票必须经营业绩良好，达到一定的标准，然后经过有关部门严格审批，通过后才能向社会筹集资金，而且所发行的债券和股票主要在公开市场交易。由于资本市场的严格限制，物流企业很难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到目前为止，我国共有63家上市物流企业，可见我国物流企业在A股市场所占的比例比较小，发育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不能成为物流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
二、完善我国物流企业融资体制的建议
1.建立财政扶持体系，提高物流企业融资能力
部分物流企业背负沉重的债务包袱，难以提高自身的融资能力。鉴于物流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政府必须加大力度解决物流企业的债务问题。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物流企业坚决实行破产；对物流企业以前所借的财政贷款，根据当前企业的实际运营能力，由国家财政以债转股的形式参股；对原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策性经营等因素而造成的负债，在严格审批的基础上，由国家财政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同时，在税收政策方面对物流企业进行适当的扶持，将融资费用全部列入财务费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企业融资积极性；允许物流企业税前还贷，提高其融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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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资本市场，扩大物流企业融资比例
国家证监委应对物流企业在股票上市、债券发行的审批上适当放宽限制条件，允许有发展潜力的物流企业发行不同期限的长期债券和进行股票发行试点。有关职能部门可以考虑在每个区域性物流中心建立“二板市场”，为该区域物流企业提供筹资场所。资本市场的完善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一方面，物流企业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融资体系，另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应尽快建立正常的债券或股票的柜台交易市场体系，给物流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3.完善金融体制，调整信贷结构
在现行金融体制中，金融机构偏爱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或者投资于利润率高的成长型企业。因此今后我国金融机构，特别是政策性银行，应以国家产业发展目标作为信贷标准，积极调整信贷结构，促进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同时，金融机构在执行信贷过程中，要增加透明度，切实减少贷款环节，缩短贷款时间，降低融资费用。随着我国金融机构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服务于某一产业或者行业的专业性金融机构必将应运而生。因此，我国政府应积极支持建立物流行业金融机构，专门从事对物流企业的融资活动，提高物流企业的融资能力，促进金融业和物流业的共同发展。同时，同一区域的物流企业也可建立互金融组织，以加强共同发展和风险共担能力。
4.建立财政融资体系，筹集民间闲散资金
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充足，而企业积累不足，大量的闲散资金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我们应适时建立财政融资体系，以国家信用作担保，设立专门的金融机构，筹集民间闲散资金。该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根据国家的产业发展目标，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中长期低息贷款。这种融资体系的显著特征是不增加财政负担而实现资本的积累，将为我国物流企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和良好的融资机会。
5.建立物流企业信贷支持体系
借鉴国外发展物流的经验，我国物流企业信贷支持体系可以从三个层次来构建：①直接贷款。主要由财政部门对物流企业提供贷款，所涉及的范围仅限于区域性物流中心。②协调贷款。由政府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进行协调，对物流企业进行贷款。③担保贷款。由财政部门设立担保机构，以财政预算、税收补贴等多种形式注入担保资金。由担保机构充当物流企业的贷款担保人。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实行担保贷款是物流企业信贷支持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当然，该体系并不是为所有的物流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其所涉及的范围限于有发展潜力、布局合理的物流企业或物流中心。
参考文献：
［1］陈丽娜.物流企业融资障碍与对策.商场现代化，2007，（31）.
融资研究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中小企业融资
在我国，由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因此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借助非正规金融途径缓解融资困境的现象。非正规金融一方面能够有效地为中小企业提供发展所需资金，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一、非正规金融的界定
非正规金融（又称为民间金融）指的是在国家的金融法律法规规范和保护之外且不受政府金融监管当局直接控制和监管的金融活动，属于体制外金融。非正规金融包括那些分散、无组织地发生在各种非金融企业之间、企业或民间组织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相互之间的各种资金借贷活动，如民间借贷、商业信用、天使投资等。非正规金融交易区域狭小，信息搜寻、甄别以及监督贷款投向的成本较小，违约率比正规金融部门低，其游离于金融监管部门的视线之外，也游离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以外，不受法定体系的约束。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最大的区别在于交易是否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
二、非正规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优势分析
在许多国家，非正规金融被视为中小企业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外部金融资源的重要途径。在我国非正规金融也已存在很长时间，并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非正规金融具有如下优势：
（1）交易成本低、获得迅速快
融资交易成本可以从资金的财务成本和资金的可获得性两个方面来考察。对于中小企业融资而言，非正规金融经营成本低、交易手续简便、交易过程快捷、融资效率高、能尽快达成交易。因此中小企业融资常常选择民间借贷。
（2）社会风险低
不同于国有银行或者信用社会产生连锁反应，民间借贷产权主体明确，产权明晰，即使发生风波，承担的基本都是个人，不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民间信贷即使有违约风险，都是个人来化解风险,风险也是可以控制的。
（3）信息的对称性
无组织的民间借贷往往是发生在亲戚、熟人之间，发生借贷前，资金提供者就对借款人的情况非常熟悉,发生借贷后，资金提供者也可以通过非常亲密的渠道,及时了解借款人的真实信息，这种信息的对称性是正规金融(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能拥有的。虽然民间金融机构也和商业银行一样，与融资对象很少存在私人关系，但是与之相比更有动力和能力获得信息，所以，非正规金融可以比较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4）利率在合理范围内波动
央行要求，民间资金利率可在官方利率4倍以内波动，这使非正规金融可以完全自由地根据风险收益相对应原则来定价，这种资金价格是民营中小企业可以接受的。在无组织的民间借贷中，由于存在着私人关系,它们的资金价格相对要高一些，但是利率也不会过高，因为非正规金融同样存在着多方面的竞争:①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不是完全割裂的两个市场，而具有一定的替代性。过高的利率会导致资金需求者退出民间金融市场，转向正规金融市场。②非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竞争。这些机构资金实力有限，不能垄断民间金融市场，所以不能提出过高利率。
（5）对资金需求者的预算硬约束性
在无组织的民间借贷中，虽然一般是信用贷款,但是由于存在私人关系，借款者如果选择欺诈或者没有能力偿还贷款，将损害私人关系和招致舆论的谴责,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借款者的家庭，甚至父母、子女都存在潜在的还贷义务，即存在一种隐性担保，这促使资金需求者更加谨慎地运用资金。相对于商业银行，这些资金供应方会更加积极地追讨负债，甚至出现违法讨债行为，从而导致资金需求者受到非法律形式的有力约束。另外，民间金融组织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与同样具有地域性的民营中小企业更容易建立长期关系，促使它们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益和积极还贷，从而达到共赢的效果。
（6）抵押担保方面的优势
中小企业在申请贷款时无力提供必要的抵押品是其获得融资的最大障碍。许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不能作为担保的东西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可以作为担保，如土地使用权抵押、劳动抵押、农户房屋抵押、田间未收割的青苗抵押、未采摘的林果抵押、活畜抵押等；其次，由于关联契约的存在，使得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除了在信贷市场上存在借贷关系外，还在其他市场上（如在商品市场上）存在交易关系，因此双方在签订信贷契约时还把其他市场的交易情况附加到里面。这不仅为贷款人提供了关于借款人资信、还款能力的信息，同时也增加了借款人违约的成本，使得贷款人能够对借款人保持一定的控制力，加强了借款人正确使用贷款以及履行还款义务的激励。可见,民间金融在本质上能够满足中小企业信息隐蔽性、融资要求的特质性需求以及中小企业家族经营、抵押品缺乏的现状,其能够更加灵活、有效地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7）具有示范效应
非正规金融活动的特性使得所有存在不偿还贷款倾向的借款人望而却步，也限制了根本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进入信贷市场。由于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因长期和多次交易而建立起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不仅能够抑制双方的道德风险，而且还会使违规者因受到社区排斥和舆论谴责而付出高昂代价。社区约束力越强，成员之间合约的履行率越高，从而借款者就更重视偿还非正规金融贷款，以便于其保持长期稳定的借贷关系。
由此可见，民间金融在本质上能够满足中小企业信息隐蔽性、融资要求的特质性需求以及中小企业家族经营、抵押品缺乏的现状。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其相对于高度组织化的正规金融具有上述优势，这些独特优势是民间金融这一古老的融资渠道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所在，是其能够和正规金融长期共存的重要原因，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其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有天然的契合性，因而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
三、非正规金融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在肯定非正规金融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
（1）非正规金融的局限性
首先，社会资本的关系型和地域性特征决定了非正规金融的交易通常只能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进行；其次，非正规金融部门的资金来源有限且不稳定，抗衡外部冲击的能力脆弱；再次，从总体上看，非正规金融的定价机制大体上反映了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和市场竞争的均衡利率，但并不能排除高利贷产生的可能；最后，非正规金融由于缺乏法律的规范和保护，容易产生敲诈、违约行为。
（2）非正规金融的负面效应
非正规金融的松散性、盲目性和不规范性，会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冲击，包括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截流信贷资金来源等。还可能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酿成相当大的金融风险，包括袭扰正规信贷市场，妨碍中央银行现金管理，造成系统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的盲区，导致一部分国家税款流失；容易引发经济纠纷，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等。因此，应该对非正规金融加强规范和引导，发挥其正面作用。
四、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规范和引导，发挥其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
非正规金融是一种重要的金融资源，是制定和实施金融政策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其所独具的与中小企业天然的亲和力，决定了其在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地位。因此，对于非正规融不应持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而应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使其在法律的监督和规范下，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为整个国家经济服务。
（1）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非正规金融行为
非正规金融交易通常运作很不规范，一般没有合法的法律手续、可靠的信用担保和资产抵押，缺乏必要的监管机制，处于比较混乱的自发状态；而且所融通资金的投向具有较大的盲目性，风险较大。如果对那些负债率高、资信状况差的企业进行融资后一旦发生经营风险，必将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甚至会形成相当规模的金融风险。因此，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建立相关的制度措施。
（2）建立健全民间金融机构发展的监控体系。
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银行，他们之所以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被纳入政府监管的体系之中。民间金融机构一定要在国家必要的监控下才能健康发展。政府有责任在对民营金融机构进行合法、正当保护的同时，对其违法、不正当的行为给予坚决打击和惩罚，用法律手段来治理和规范民间金融，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融资环境。
（3）引导成熟民间金融组织向中小商业银行转化。
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相当程度上是由于银行业垄断程度过高，真正能够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商业银行数量太少。因此，应引导民间金融组织逐步演化为规范化运作的、定位于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民营金融机构，使得民间金融能更好的服务于中小企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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