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机制范文6篇

融资机制范文第一篇

在我国，为解决我国融资融券的担保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三种设想：

①让与担保。它是指债务人以担保债权为目的，转移担保标的物的所有权于债权人，债权人可以在债务人没有履行债务时，通过评价结算担保物价值来优先清偿其债权，或终局确定取得担保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因为其制度形式为让与权利，但其规范旨在债权担保，所以称为让与担保。它简化了担保的设定程序，不需采取传统担保方式的登记、占有方式，只需开设专用信用交易账户，将其中的资金和证券之权利通过信托方式，在名义上归于债权人成为担保物即可，客户作为担保人仍可继续动用担保品进行证券交易，而证券公司也可以取得担保的效果。然而，其缺点也很明显，因其违反了大陆法系所坚持的物权法定原则，故让与担保是否应在法律中确立仍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缺失上位法的支持，我们对让与担保进行具体制度的设计，并将它作为融资融券担保模式的基础，始终显得“名不正言不顺”。另外，让与担保缺乏一种行之有效的担保意思公示制度。占有担保物的债务人一旦违反诚信义务，擅自将标的物转让，债权人面临着“脱保”风险。债权人忽视债务人的利益，利用拥有的所有权对担保物进行处分或转让，债务人可能面临着担保物灭失的风险，对于第三人而言，由于其缺乏法定的公示和实现程序，其无从自外在表征确定其担保债权额，且在当事人之间极易就其债权额或担保物之估价造假，从而极易遭受不测之损害。

②账户质押。债务人与债权人约定，将自己在银行开立的账户以担保的方式向债权人质押，在债务人不能按期履行债务或出现双方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时，债权人可以以账户中的资金优先受偿。在融资融券交易中，投资者存放于担保账户（投资者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和投资者信用交易担保资金账户）的资券，类似于质押账户下的款项，且都规定在债务人违约后，债权人有权以账户里的资金或款项获得赔偿。这种设想可以有效地解决公示性和担保物确立问题。账户名称中就已经包含有“担保”二字来体现该账户的功能，而且账户是在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及商业银行这些具有公信力的机构开立，方便第三人在交易过程中辨认，同时，将账户本身设定为担保物，而不是以账户中的资金为担保物，则能够消除因担保物的流动性而引发的对外公示障碍。可是，账户质押与让与担保一样并没有得到我国担保法和物权法的承认。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担保法》的解释中，曾对账户质押这一担保方式有所涉及，但后来最高院已明确废止了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质押贷款这一司法解释。另外，我国相关立法已对账户的流转性进行了明令禁止。

③最高额质押。我国学者提出将最高额质押适用于融资融券担保中，主要是考虑到了其可对连续交易状态下的一定范围内发生的债权产生担保效力。证券公司通过客户提交的保证金以及保证金比例，确定对客户的授信额度，这个授信额度即投资人在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债权担保的最高额限度。在融资融券担保制度中适用最高额质押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行性：首先，最高额质押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这是它与让与担保和账户质押之间最大的不同。最高额质押只需结合融资融券交易殊部分进行细节上的处理构造，如此带来的修法成本更低，与现有法律体系耦合性更高，更具有现实操作性。其次，解决了质押制度适用于融资融券交易中质物价值无法固化的问题。投资人和证券公司在融资融券交易开展前已确定了授信额度，投资人在一段时间内进行的连续易，无论其交易次数或交易额怎么变动，只要其没有超出授信额度的上限，就仍处于担保范围内，这种方式很好地解决了担保物处于流动状态下价值难以确定的问题。最后，最高额质押只需设立一次质押，即可担保后面一段时间的交易活动，减少了设立重复，简化程序，更好地发挥质押担保的功能。综上所述，融资融券担保实现制度的设计，首要之义为确定其构造路径的选择，金融领域的创新层出不穷，相对的规则也应与时俱进，但是我们应在制度创新与传统理念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点，尽量合理利用本国的法制资源，在适应本国法制环境的基础上，跟进金融创新，设计新的法律制度。相较而言，信托说虽然可有效利用现有法律资源，但是其与信托基本原理的冲突也显而易见。让与担保和账户质押说更是直接缺乏上位法的明文规定，故与其他学说相比，“最高额质押”的立法修改成本低，更能适应我国的法制环境。以最高额质押来构建我国融资融券担保实现制度可谓是适宜的现实选择。

二、融资融券担保实现制度的具体构建

1.质押协议质押协议是我国物权法明文规定的最高额质押设立的必要条件，它确立了担保法律关系，清晰阐释证券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是整个担保过程的约束保障。在明确质押协议重要性的前提下，要以满足担保需要为目的制定一份周密、严谨、合规、符合双方利益的质押协议，内容应该包括：担保双方当事人、担保目的、担保物范围、最高额限度、对交易涉及的专业术语进行解释、主要业务操作环节、强制平仓权、转融通权等方面。可以说，它将最高额质押协议和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合成一份，这既是因为这两份协议内部大部分无矛盾之处可以完整结合，同时也便利了投资者签订协议、简化程序。从投资人和证券公司签订这份协议时，就代表做出了愿意接受合同协议约束的意思表示。

2.担保的成立和公示质押协议订立后，投资人会将担保资券分别存入在登记结算机构和制定商业银行开立的账户中，在资券入账时，证券公司就取得了这个账户里资券的控制权，此时，可以判定担保权已经成立。原因是：证券质押的法律核心是对证券的控制，在电子化、无纸化的情形下，人们无法以物理的方式占有证券，而电子化簿记式证券依托证券账户存在，取得对账户的控制意味着对证券的占有。在我国的融资融券交易中，投资者将转入的担保资券转入信用担保账户，而这些信用担保账户是以证券公司的名义所开立，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方面而言，证券公司名义上持有这些证券。通过二级“看穿式”账户体系，它能够很方便地监控一、二级账户变动的情况，客户交易行为都要委托证券公司进行，且所得证券或资金都要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存管商业划入担保账户，客户未经证券公司同意是无法挪用担保物的，由此可见证券公司能够限制担保人对担保物的处分权，可以说，从资券进入相关账户时证券公司就取得了相应的控制权。传统质押规则交付或背书转让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担保权人占有证券，而控制本质上就是对证券的占有，只不过是证券无纸化趋势下的形式上的转变。在公示问题上，我国融资融券的账户体系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融资融券中的信用担保帐户本身就有“担保”字样，揭示了其账户性质，所有担保品的种类、数量和金额等信息在登记结算机构都有记录。利害关系人可通过该账户体系来了解和把握资券的现有状况，从而形成对第三人的公示作用。电子簿记式证券以控制权转移为担保设定和公示的条件，在美国《统一商法典》第八章就有规定，它满足了融资融券交易的迅捷性以及高效率的要求，实行起来非常方便，只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存管商业银行对相关账户予以“贷记”或“借记”即可，无需履行其他程序，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利于融资融券交易的开展。

3.证券权的引入我国采取的是直接持有制度，在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开立账户并依法登记，即可取得该账户里的资券所有权，然而，我国融资融券中，客户担保资金账户和担保证券账户均登记在证券公司名义下，是否意味着证券公司取得账户里资券所有权？显然，出于对交易便利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的，融资融券交易制度设计者更倾向于投资者取得这些账户里资券的所有权：证券公司实为证券账户的名义持有人，无权对存管在其处的证券帐户进行记载，证券帐户的簿记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依据交易结果进行；对于证券担保账户里证券，证券公司应事先征得投资人意见，按照客户意见以自己名义对证券发行人行使权利，包括参加证券持有人会议、提案、表决的等因持有证券而产生的权利，并且负责将证券所得的投资利益记录到相应的担保信用账户里，及时对相对应的客户信用账户明细数据进行更新。国外对这个问题已有了较为成熟的规定，尤其是美国，非常创造性地提出了“证券权”的新型概念。证券权是专门为了适应证券间接持有制度而拟制的一个法律词汇，它是指投资人对证券中间人持有的金融财产享有的一揽子权利和利益，即通过中间人持有证券头寸的人对该中间人及其财产所享有的全部权利，投资者又被称为权益持有人。我们可以引入证券权的概念构造我国融资融券担保实现机制：我国融资融券交易实际采取带有间接持有特征的直接持有制度，证券公司对担保物之资金和证券并不享有所有权，其对信用账户具有控制和管领的作用，保持其不被任何人随便动用的状态，这种状态实际上更接近于对质押物的“占有”。投资者依然可对担保物行使使用、设置担保、处分等方面的权利，如同直接持有模式下投资人对“证券”的处置一样。其核心在于确保证券权人的相关权利通过且只能通过直接中间人来实现，以兼顾投资者的权益和间接持有系统的稳定。该制度的引入，能很好的跳离信托法视角来完善我国的证券法律。

4.担保物权的实现方式担保的实现不仅是融资融券担保实现制度的重要保障，也是稳定市场保护债权的有力武器。一方面，证券市场处于高效运转连续交易的的状态中，各方市场主体之间已构成完整的资金链或证券链，若不能将一方违约所致的缺口及时补上，则可能导致链条断裂，酿至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立即处置担保物进行弥补；另一方面，融资融券本质为信用交易，担保的实现有助于授信方债权的保护，增强市场交易主体的信心，体现证券交易诚实信用的原则。为了保障融资融券交易的高效运行，担保实现方式也应该灵活、快速、高效。其一，券商可将担保账户中的证券卖出就价金优先受偿。其二，双方在质押协议中事先约定担保实现情形出现时，券商可直接将担保证券转入自身普通账户，对客户债权进行抵销或折抵。这种方式同时需要双方对担保物的估值方式进行事先约定。我国证券估值技术发展较为成熟，当事人双方可依据市场价格、内在价值、公允价值与安全边际等方式进行估值，选择适合且便捷的方式完成担保实现过程。其三，可在借鉴《关于中介化证券的实体法公约》的基础上，增加另一种担保实现的方式———轧抵了结。证券公司在进行转融通业务时，将担保证券作为券源或将其整体打包向银行设质，可能会出现未能在约定期限内返还证券全部利益的情形，此时，为了简化程序、便捷交易，将双方的债务予以抵销，若抵消后产生差额，作为差额债权的一方可向负债方追索。

三、结语

融资融券业务的开展加大市场主体的获利机会，提供宏观调控的辅助功能，自开展以来备受关注，作为其中关键环节的融资融券担保问题也引发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讨论。学界们存在着“信托说”“让与担保”“账户质押”“最高额质押”的观点。“信托说”“让与担保”和“账户质押”设想均具有不适应融资融券交易机制的障碍。因此，从融资融券交易机制的原理出发，探寻制度的功能和体现的利益关系方面，最高额质押更具有现实操作性和法律依据，更为适合用来构建融资融券担保实现机制。在对这一构想进行具体制度规则的设计时，应该侧重反映融资融券交易的商业运作模式，大胆地将控制、证券权、轧抵了结等国外成熟市场采取的方式引入，提供灵活的、开放的制度体系，促进融资融券交易的发展。

融资机制范文第二篇

关键词：夹层融资；科技型中小企业；退出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3） 02-0098-02

一、夹层融资概述

（一）夹层融资

夹层融资是指企业或项目通过夹层资本的形式融通资金的过程，是一种介于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的集合性信托产品。夹层融资通常采用夹层从属债务优先股、可转换债券或股权，或几者结合的方式。

夹层融资是一种无担保的长期债务，本质是长期无担保的债券类风险资本。通常，夹层融资提供还款期限为5-7年资金，

作为一种创新融资手段，与通过公众股市和债市融资相比，夹层融资可以规避长期贷款的政策壁垒，相对谨慎、快速地获取一定规模的长期融资。因此，夹层融资对于以资本金缺乏、资产规模小、现金流不稳定等特征的中小企业和项目是理想的融资工具。与上市公募融资相比，夹层融资的交易费用较低。

（二）夹层融资的运作

夹层资本更倾向于投资于处于发展阶段后期的成长性企业，对企业的评价侧重于企业未来的现金流和股权价值。总体而言，具有比较稳定的高成长性或是高的进入壁垒的行业能博得夹层资本的投资，而技术风险过高的领域夹层资本不会轻易涉足。就融资额度而言，它通常较优先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额小，投资行为常常发生于企业两轮融资之间，或者希望上市之前的最后冲刺阶段，又倾向于迅速退出，退出途径较股权投资更为明确。

夹层融资在中小企业中融资中的具体运行如下结构图所示：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夹层融资投资前景

经济的发展依靠科技推动，而科技产业的发展需要金融的强力助推。良好的金融政策和金融服务，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基础和保障。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推动科技金融的发展，我国金融产业发展相对较迟，科技与金融的融合过程必然面临很多困境，需要进行更多的实践和探索。由于高科技企业通常是高风险行业，同时融资需求比较大，科技产业与金融产业的融合更多的是科技企业寻求融资的过程。然而，由于众多中小科技企业固有的特性，如经营期限较短、规模较小、资本不足、担保资源有限等，使中小科技企业面临着融资困境。尽管各省市竞相设立创新示范园区、科技银行、“微型金融”、“战略新兴产业专项资金”等，多措并举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融资，然有效抵押品的缺乏造成中小科技企业难以获得银行贷款，而国内上市门槛与成本较高，使中小科技企业对资本市场望而却步，而且融资缺口是国内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瓶颈”现象。推行多层次的资金融融通体系是我国一个较为长期的研究和实践课题。

我国目前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扶持资金，二是风险投资，三是企业自身盈余积累。扶持各种所有制类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并有效地吸引地方政府、企业、风险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企业的投资至关重要，大力发展和利用衍生金融工具，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而夹层融资介于股权资本和优先债务之间的收益和风险特性，以及灵活和多样性特点，恰恰不失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一个很好的融资渠道。夹层融资在欧美国家发展迅速，已颇具规模，多个投资机构成立了专门的夹层融资基金，并积累了诸多成功经验，像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公司，在没有经历IPO募股过程而只通过私人股本公司的夹层融资下均成功地取得业务的增长。目前，国内对夹层融资的理解往往还停留在等同垃圾债券的层面上。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内夹层融资的脚步。2005年年底，联华信托公司发行准房地产信托基金“联信・宝利”7号，成就了国内首个夹层融资案例；汇源果汁运用了夹层融资的融资方法，向达能、华平、荷兰发展银行以及香港惠理基金4家投资者融资2.2亿美元，解决了上市前的融资需求，顺利实现了上市目标。

三、夹层融资退出机制研究

当企业在两轮融资之间，夹层融资带给企业所需要的资金，而夹层投资主体进入中小企业后，一般不寻求控股，也不愿意长期持有股权，更倾向于在企业进人新的发展阶段后迅速地退出，夹层基金也获得了不错的投资回报，实现与中小企业的“双赢”。

夹层融资退出的主要方式有：

（一）债务偿还

夹层资本主要的资本回收是通过债务的还本付息来实现的。通常会在夹层投资债务构成中包含一个预先确定好的还款日程表，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分期偿还，也可以一次还清。还款模式将取决于夹层投资的目标公司的现金流状况。

（二）股权转让

在中小企业增长到一定程度，股权增值后，利用所谓“退出触发机制”，将债权转换为股权。由于夹层投资者追求的是投资回报，而不是控股中小企业，它通常并不真正转换股权，而是将这一权利出售给希望控股中小企业的第三方。

（三）上市

2009年底推出的，以扶持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成长性企业，为风险投资和创投企业建立正常的退出机制的创业板市场，作为对主板市场的有效补给，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的渠道，弥补融资不足的现状。创业板设立最重要的目的是，为高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渠道，为风险投资基金提供“出口”，分散风险投资的风险，促进高科技投资的良性循环，提高高科技投资资源的流动和使用效率。截止到2010年8月，创业板上市企业总数突破百家，2012年一季度创业板公告显示，截止3月末，上市企业总数达313家。

（四）机构“做市商”机制

在夹层融资采取优先股或可转债形式时，除可以采取开发商或管理层回购的方式外，还可以利用夹层融资的灵活性定制合约，转卖给愿意长期持有到期的机构投资者以及愿意持股的投资者，以赚取价格差额。国外夹层融资产品具有良好的二级市场流动性，而我国对“做市商”机制的巧妙运用提高了夹层融资产品的流动性，也可以作为夹层融资退出制度的一个借鉴。

四、结语

夹层融资是一种融资方式，更是一种融资交易结构。尽管我国国内存在投资主体、法律环境、定价机制尚不完善，但结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特点，夹层融资投资已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而且，高科技型企业作为国家重点政策倾斜支持的行业之一，夹层融资的介入也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加之，相较其他中小企业而言，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强，夹层融资退出的可能性更为有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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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机制范文第三篇

融资是企业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企业收益分配赖以遵循的基础。足够的资本规模,可以保证企业投资的需要,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和规避融资风险,融资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因此,就融资本身来说,它只是企业资本运动的一个环节。但融资活动,决定和影响企业整个资本运动的始终。融资机制的形成,直接决定和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及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一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

1.企业资本由供给制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

改革以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国家计划下进行,企业是否需要资本,需要多少,长期资本或是短期资本,均由国家通过财政或银行予以供应。这种体制下,企业不需要研究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更不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自的扩大,特别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以后,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代替了原来的供给制。企业根据市场状况和前景,进行投资计划,并努力为实现投资计划融资。这一变化表明,融资活动由宏观性计划分配转变为微观性融资。

2.由纵向融资为主向横向融资为主转变。

供给制条件下,企业资本均由国家限额、限用途供应,资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动。随着改革的不断进行,为了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企业与企业间的横向融资活动日益增加,存量流动提高了资本运营效率。

3.融资形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计划分配资本体制下,企业融资形式单一,财政分配形式或银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业信用的确立,资本市场的建立,企业内部积累机制的形成,企业融资形式呈现多元化,形成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股本融资与债务融资等多种形式(见表1)。

上述变化,最本质的在于融资体制正在实现计划分配向市场引导融资的转变。过去,财政、银行作为国家总资金分配的两个手段,不断进行着总资金量的分割。尽管后来银行分割总资金量的比例增大,并占了绝对比例,但与现在资本市场融资相比是不同的,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伴随这一变化,各种融资工具职能回归并日益得以体现。对财政投资与银行贷款的认识,也不只限于有偿和无偿的划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点,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虽然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企业融资机制并未形成。

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融资活动,还没有真正的以市场为主导,理性地根据资本成本、风险和收益对称原理选择融资方式,确定资本结构。因此,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还需要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

存量调整是基础,它是针对过去融资行为及其形成结果进行的处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资活动在增量方面的规范性和规律性,则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关键。存量调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而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的。据统计,198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18.7%,1993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7.5%,1994年为79%。如此巨大变化,不是非体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即所谓的“拨改贷”,从1998年开始银行统管流动资金。这一改革的初衷是国家试图通过银企债务关系来硬化对企业的约束。但实践结果事与愿违,由于银行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借贷双方因产权不清而形成信贷软约束。尽管199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贷款约束规则,延缓了国有企业“完全债务化”的速度,但负债增长速度仍远远超过资本增长速度。

企业与银行关系不顺、不清,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债务关系,而且存在着在这种关系表面掩盖下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而且,银行还承担有政府的职能,企业依附于银行,银行贷款并非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原则,有时不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业严重亏损或停产、半停产而不能破产情况下,银行仍不得不发放违背市场规则的贷款。因此,当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时,国有企业高负债率问题,已经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的支出负担。为了减轻企业利息支出负担,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息,但企业减负效果并不明显。其实,企业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贷款数额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况下的高负债形成,是典型的计划分配结果。降低利率不仅没有减轻企业利息负担,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进一步刺激贷款需求,国家不得不进一步强化行政干预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时,仍辅以贷款规模限制,抑制贷款需求。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贷款是计划分配结果,而非市场引导的资源配置,因此,贷款数量并非企业所能左右。由于贷款数额过多造成高负债率,从而加重企业负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股权融资(或自有资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资形成效益以后,而债务融资在投资活动开始就支付利息,在国有企业投资缺乏资本金的基本上,贷款包揽一切的后果,造成了企业巨大的利息负担。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关系模糊不清,特别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谓“税前还贷”,使得贷款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后来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中,将“拨改贷”投资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意味着企业贷款面临两次分配,一是支付贷款利息回报债权人,二是支付股利回报所有者。

公司融资理论认为,增加负债可以取得财务杠杆收益,由于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可以计入成本而免交企业所得税,债权资本成本低于股权资本成本,因此,资产负债率似乎越高越好,因为负债率提高时,企业价值会增加,但负债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时,企业价值因破产风险和成本的增加反而会下降。这样,由于企业负债率增高会令企业价值增加,同时也会引起企业破产风险和成本上升而使企业价值下降,当两者引起的企业价值变动额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的资本结构最优,负债率最佳。

上述讨论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企业必须要用较高的销售利润率来弥补负债经营带来的风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只有超过银行贷款的资本成本时,企业负债经营所体现的财务杠杆效应才是正效应,否则为负效应。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企业运行良好,盈利能力强,负债再高也是可以良好运转的。从这一角度分析,负债率高低只是说明了企业融资结构,而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企业负担高低的标准。我国理论界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是过高的负债率造成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近几年致力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的研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必然应从体制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高负债率治理过程,不只是企业负债多少的量的治理过程,而是企业融资渠道、融资方式等选择和形成的过程,需要综合配套措施才能解决。例如1998年开始推行的“债转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于债权转成股权,降低负债率从而减少企业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这一改革最终是要失败的。因为体制不改变,企业治理结构不改变,降低了的资产负债率还会再提高,债权和股权的性质仍会被扭曲。因此,债转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债权转股权,形成企业新的治理结构,使得股权所有者通过改造企业制度,实现融资结构最优。我国第一家实行债转股的企业———北京水泥厂,债转股以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股份达到70%以上,从而为通过债转股实现企业转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计划分配资本的体制引致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改革正是应从体制入手,改变国家计划分配资本从而决定企业融资结构的做法,形成企业在市场条件作用下自主决定融资结构的体制。

三现代公司融资理论认为,融资机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资形式的选择,实际上是企业通过决策融资结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

所有这些,都是由融资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决定的。

融资方式的选择,是企业融资机制的重要内容。融资方式多种多样,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等。

企业融资是一个随经济发展由内源融资到外源融资再到内源融资的交替变迁的过程。一个新的企业建立,主要应依靠内源融资。当企业得以生存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利用外源融资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竞争能力。当企业资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往往会从融资成本的比较中选择一种更高层次的内源融资方式。实际上,就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关系来说,内源融资是最基本的融资方式,没有内源融资,也就无法进行外源融资。从国外资料分析,在发达市场国家中,企业内源融资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见表2)。版权所有

表2主要发达国家企业资金结构(%)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内源资金75544662443475外源资金25405926526632其他06-51240-7注:美国为1944—1990年平均数,其他国家为1970—1985年平均数。

内源融资获得权益资本,企业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资,首先取决于企业内源融资的规模和比重。内源融资规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同样的,也才能获得借入资本。从融资原理分析,企业负债经营,首先是企业自有资本实力的体现,自有资本为企业负债融资提供了信誉保证。而且,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投资回报率高,股东收益好,更应注重内源融资。如果增发股票,无异是增加更多的股东,良好的投资回报会被新的投资者分享,这是得不偿失的做法。

与发达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企业主要依赖于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比例很低,这说明:(1)体制决定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2)企业缺乏自我积累的动力和约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较便宜地通过股票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外源融资决策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企业只允许间接融资,而否定直接融资。实际上,能否直接融资,主要是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业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国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会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积累主体单一化,直接融资是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分配结构变化后才出现和可以利用的。从1978年开始到90年代初,通过扩大企业自方式实现了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1994年以后又推行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4%左右,占GDP的比重为7%;1995年上述两个比重分别为50%以上和76%。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选择,还与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发育和金融体制有密切关系。目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究竟以谁为主,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方式(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德为代表的以银行融资方式(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十分发达,企业行为完全是在市场引导下进行。在美国,曾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的著名学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实证,企业融资的选择,先依靠内源融资,然后才外源融资。外源融资中,主要是通过(1)发行企业债券,(2)发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筹措长期资本。由于法律上严格禁止银行成为工业公司的股东,英美企业与银行之间只是松散的联系。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产融结合。资本市场发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银企关系有着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银行制度。主银行是指对于某企业来说在资本筹措和运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银行。这一银企关系的特征表现在:(1)主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个主银行,每个银行都是某些企业的主银行;(2)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3)主银行参与企业发行债务相关业务,是债务所有者法律上的托管人。德国实行主持银行制度,特征与日本主银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银行在金融体制和企业治理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说明,试图确定一个所谓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似乎没有必要。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结构构成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是一个随机变量,根据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条件,成本和效率的变化,由企业自身决定。我国长时期形成了企业对银行的依附关系。90年代也曾实行了主银行制度,但这一制度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与日本等国家都有重要差异。尽管我国不可能达到美英那样直接融资比例,也很难确定最佳的融资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必然的。发展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改善企业融资结构,将是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方面的方向性选择。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成为企业的重要外源融资方式。但如何决策股票融资或是债券融资,现代公司融资理论已有明确的结论:融资成本决定融资方式,股票融资成本高于债券融资成本。现实却与经典理论相背,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内外源融资比例失调,外源融资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资中偏好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比例低;三是资产负债率较低。由于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直接融资,对企业来说可以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企业还来不及研究和掌握股票融资的特点,就不遗余力地积极争取股票融资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限制,能够成为上市公司的数量很少,而通过重组、改制,按市场经济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经营性资产、无效资产可以剥离,可以取得优惠融资权,紧缺的壳资源成为企业争宠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公司通过股票融资的成本远远低于债务融资成本,这是因为:(1)理论上说,股权融资成本最高,这是以企业正常的运营,即生存和发展为前提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甚至亏损企业仍可以发行股票的话,那么这种股票的融资成本很低,甚至趋近于零。(2)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占有绝对比重,由于国有股权所有者虚位,对投资分红的要求呈软性,而中小股东要么无权或难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关注利润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较少发放现金股利,权益融资能避免债务融资造成的现金流压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债转股也有这种嫌疑),以至于一些企业不惜一切手段成为上市公司,实现股票融资。一旦融资成功,似乎万事大吉,许多公司通过股票募集资金后无法落实投资项目,不得不存放银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过发行股票融资偿还债务,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比上年增长了36.66%,负债增长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率下降了5.26%,说明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资金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偿还了债务。另外,一些经营效率指标均保持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却较低。据对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调查分析,在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净利润率高达24.1%,而其资产负债率却低于10%。有的上市公司公开宣称“不缺钱花”,甚至干脆就不再向银行借款,通过负债实行财务杠杆的效应没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现象可以说明企业通过上市进行股票融资,增资减债,存在数量上的矫枉过正,本质上的问题依然是体制原因造成企业尚未能就融资方式等问题做出合理的、科学的决策。

四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结论性意见是:

1.体制决定政策。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有效地市场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企业财务政策决定企业融资方式、融资结构。

2.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结构,使融资活动融于企业产权运营和变革中。

3.培养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结构。在完善主板市场的同时,推动二板市场的设立,以满足各类企业融资需要。

4.只有当资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资本都必须支付其真实的社会成本,从而不存在免费成本时,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才有意义。

5.企业根据收益与风险,自主选择融资方式,合理确定融资结构,以资本成本最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标志。

参考文献:

1.刘鸿儒,李志玲:《中国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地位》,《金融研究》1999年第8期

2.谢德仁:《国有企业负债率悖论:提出与解读》,《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

3.陈晓,单鑫:《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企业的融资成本?》,《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4.袁国良:《规范配股理性融资》,《金融时报》1999年4月14日。

5.杨咸月,何光辉:《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国有企业运作效率》,《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

6.樊纲:《金融发展与企业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融资机制范文第四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小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小企业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由于其制度的灵活性并且一般没有很重的历史负担，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它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自身也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壮大。但近些年来由于企业竞争的激烈，使许多企业面临较大的困难，影响和制约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的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2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原因剖析

2.1中小企业风险过高

中小企业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中小企业注册资本数量小，组织规模也普遍偏小，缺乏技术与品牌力量，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加上缺乏专门的风险管理技术人员和专业的风险管理技术，造成中小企业在经营中所面临的风险很高。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低，造成银企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存在较高的道德风险。前者表现为资产信用不足，即企业缺乏偿债能力，后者表现为企业的道德信用不足，即企业缺乏偿债意愿。

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完全消除，并通过各种风险媒介暴露出来。这两种风险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银行选择贷款对象不可能完全正确;另一方面，违约惩罚机制不健全、抵押担保难以落实使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面临很大的道德风险，最终形成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同时，中小企业抗御风险的基础——资本金较少，使得中小企业信用度较低，难以赢得信贷市场上其他经济主体的信任，信用关系难以建立，融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

2.2信息不对称加剧了中小企业的风险

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信息不对称分为两类:一是事前的非对称信息，即交易之前授信方不知道但融资方知道的信息。二是事后的非对称信息，即签定合同后授信方、融资方的行为信息不对称。

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果讲，事前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即素质差、缺乏成长前景的企业会通过隐瞒真实情况、编造假信息等手段骗取信贷资金;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则导致道德风险，如改变贷款用途、用于高风险的投资活动、逃废银行债务等。在信贷市场上，贷款者面临的事前信息不对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关企业经营能力的信息不对称;二是有关企业或项目质量的信息不对称。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则主要指经营者对投资项目的选择及经营者是否努力工作的信息不对称。

银企间信息的不对称增加了银行甄别企业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的难度和成本，难以防范企业贷款前的逆向选择和贷款后的失信行为，是导致我国商业银行即使是在资金盈余的情况下也很难将资金贷给中小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企业角度看，由于我国中小企业资产规模较小，经营管理体制不完善，财务管理不规范，可供抵押的资产有限，同时也难以找到符合要求的担保人;加之相当部分的信息是内部化的难以传递的软信息，即不能按标准化办法收集和处理，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固有特征;其信息中定量的、易于编码传递的信息短缺，于是授信方、融资方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更加严重，使授信方更加难以有效地判断融资企业的潜在风险。从中介服务机构看，我国尚缺乏独立的信誉高的资信评估机构，因而没有有效的信息传递与信息甄别机制，且大多数中小企业并不需要由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使其信息又基本上是不透明的。因此，中小企业在寻找贷款和外源性资本时，很难向金融机构提供证明其信用水平的信息。银行缺乏了解中小企业风险的足够信息，只能对其贷款采取保守态度。从银行角度看，在较低的利率情况下贷款给中小企业的结果是低收益、高风险;提高利率贷款给中小企业则会增加中小企业的逆向选择和败德行为。因此，银行给中小企业的贷款面临着高风险，对中小企业贷款一般存在一定的歧视。

3保险机制植入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意义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本质是企业信用不足。在金融市场交易活动中，当融资方为实现特定的经济目的而出现信用不足时，客观上需要通过信用增级以减少授信方的风险，确保授信方在信用不能清偿时能取得补偿。因此，在借贷中，当借款企业有信用评级降低等信用减损的可能性时，需要一种能维持其原有信用评级、保障授信方资金安全的机制，以确保金融交易双方的利益，使得金融交易能够顺利进行，保险这一金融工具具有信用增级的功能，为了解决中小企业信用不足的问题，有必要在我国的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引入保险机制。

中小企业融资分为内源性融资和外源性融资两种。梅耶斯和麦吉勒夫的“新优序融资理论”与伯格和尤德尔“企业金融成长期理论”均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企业首选融资成本最低的内源融资。而内源融资的重要来源是企业内部自然形成的现金流。

一方面，保险机制的介入，可以增强企业的获利能力，提升其内源融资能力。通过购买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咨询服务，中小企业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得以提高，经营业务状况随之改善，能迅速开拓、占有更多市场份额取得较高的销售收入，提高利润增长能力及其利用保留盈余进行再投资的可能，从而提升自身的造血能力也即内源性融资能力。

另一方面，保险机制的介入，可以提升中小企业的信用，缓解其外源融资压力。

保险作为构成中小企业信用要素集的主要要素之一，投保企业有保险作保障，信用等级比没有投保的企业高;同时，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使得资金以更快的速度回流企业，从而企业的现金流得到保障，企业信用能力指数增大，通过我国企业信用综合评定系统评定的企业信用能够得到提升，使得商业银行和其他企业向中小企业授信的可能性增加。

融资机制范文第五篇

融资是企业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企业收益分配赖以遵循的基础。足够的资本规模,可以保证企业投资的需要,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和规避融资风险,融资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因此,就融资本身来说,它只是企业资本运动的一个环节。但融资活动,决定和影响企业整个资本运动的始终。融资机制的形成,直接决定和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及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一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

1.企业资本由供给制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

改革以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国家计划下进行,企业是否需要资本,需要多少,长期资本或是短期资本,均由国家通过财政或银行予以供应。这种体制下,企业不需要研究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更不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自的扩大,特别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以后,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代替了原来的供给制。企业根据市场状况和前景,进行投资计划,并努力为实现投资计划融资。这一变化表明,融资活动由宏观性计划分配转变为微观性融资。

2.由纵向融资为主向横向融资为主转变。

供给制条件下,企业资本均由国家限额、限用途供应,资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动。随着改革的不断进行,为了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企业与企业间的横向融资活动日益增加,存量流动提高了资本运营效率。

3.融资形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计划分配资本体制下,企业融资形式单一,财政分配形式或银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业信用的确立,资本市场的建立,企业内部积累机制的形成,企业融资形式呈现多元化,形成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股本融资与债务融资等多种形式(见表1)。

上述变化,最本质的在于融资体制正在实现计划分配向市场引导融资的转变。过去,财政、银行作为国家总资金分配的两个手段,不断进行着总资金量的分割。尽管后来银行分割总资金量的比例增大,并占了绝对比例,但与现在资本市场融资相比是不同的,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伴随这一变化,各种融资工具职能回归并日益得以体现。对财政投资与银行贷款的认识,也不只限于有偿和无偿的划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点,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虽然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企业融资机制并未形成。

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融资活动,还没有真正的以市场为主导,理性地根据资本成本、风险和收益对称原理选择融资方式,确定资本结构。因此,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还需要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

存量调整是基础,它是针对过去融资行为及其形成结果进行的处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资活动在增量方面的规范性和规律性,则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关键。存量调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而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的。据统计,198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18.7%,1993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7.5%,1994年为79%。如此巨大变化,不是非体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即所谓的“拨改贷”,从1998年开始银行统管流动资金。这一改革的初衷是国家试图通过银企债务关系来硬化对企业的约束。但实践结果事与愿违,由于银行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借贷双方因产权不清而形成信贷软约束。尽管199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贷款约束规则,延缓了国有企业“完全债务化”的速度,但负债增长速度仍远远超过资本增长速度。

企业与银行关系不顺、不清,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债务关系,而且存在着在这种关系表面掩盖下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而且,银行还承担有政府的职能,企业依附于银行,银行贷款并非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原则,有时不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业严重亏损或停产、半停产而不能破产情况下,银行仍不得不发放违背市场规则的贷款。因此,当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时,国有企业高负债率问题,已经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的支出负担。为了减轻企业利息支出负担,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息,但企业减负效果并不明显。其实,企业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贷款数额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况下的高负债形成,是典型的计划分配结果。降低利率不仅没有减轻企业利息负担,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进一步刺激贷款需求,国家不得不进一步强化行政干预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时,仍辅以贷款规模限制,抑制贷款需求。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贷款是计划分配结果,而非市场引导的资源配置,因此,贷款数量并非企业所能左右。由于贷款数额过多造成高负债率,从而加重企业负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股权融资(或自有资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资形成效益以后,而债务融资在投资活动开始就支付利息,在国有企业投资缺乏资本金的基本上,贷款包揽一切的后果,造成了企业巨大的利息负担。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关系模糊不清,特别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谓“税前还贷”,使得贷款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后来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中,将“拨改贷”投资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意味着企业贷款面临两次分配,一是支付贷款利息回报债权人,二是支付股利回报所有者。

公司融资理论认为,增加负债可以取得财务杠杆收益,由于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可以计入成本而免交企业所得税,债权资本成本低于股权资本成本,因此,资产负债率似乎越高越好,因为负债率提高时,企业价值会增加,但负债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时,企业价值因破产风险和成本的增加反而会下降。这样,由于企业负债率增高会令企业价值增加,同时也会引起企业破产风险和成本上升而使企业价值下降,当两者引起的企业价值变动额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的资本结构最优,负债率最佳。

上述讨论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企业必须要用较高的销售利润率来弥补负债经营带来的风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只有超过银行贷款的资本成本时,企业负债经营所体现的财务杠杆效应才是正效应,否则为负效应。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企业运行良好,盈利能力强,负债再高也是可以良好运转的。从这一角度分析,负债率高低只是说明了企业融资结构,而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企业负担高低的标准。我国理论界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是过高的负债率造成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近几年致力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的研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必然应从体制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高负债率治理过程,不只是企业负债多少的量的治理过程,而是企业融资渠道、融资方式等选择和形成的过程,需要综合配套措施才能解决。例如1998年开始推行的“债转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于债权转成股权, 降低负债率从而减少企业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这一改革最终是要失败的。因为体制不改变,企业治理结构不改变,降低了的资产负债率还会再提高,债权和股权的性质仍会被扭曲。因此,债转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债权转股权,形成企业新的治理结构,使得股权所有者通过改造企业制度,实现融资结构最优。我国第一家实行债转股的企业———北京水泥厂,债转股以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股份达到70%以上,从而为通过债转股实现企业转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计划分配资本的体制引致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改革正是应从体制入手,改变国家计划分配资本从而决定企业融资结构的做法,形成企业在市场条件作用下自主决定融资结构的体制。

三现代公司融资理论认为,融资机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资形式的选择,实际上是企业通过决策融资结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

所有这些,都是由融资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决定的。

融资方式的选择,是企业融资机制的重要内容。融资方式多种多样,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等。

企业融资是一个随经济发展由内源融资到外源融资再到内源融资的交替变迁的过程。一个新的企业建立,主要应依靠内源融资。当企业得以生存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利用外源融资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竞争能力。当企业资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往往会从融资成本的比较中选择一种更高层次的内源融资方式。实际上,就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关系来说,内源融资是最基本的融资方式,没有内源融资,也就无法进行外源融资。从国外资料分析,在发达市场国家中,企业内源融资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见表2)。

表2主要发达国家企业资金结构(%)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内源资金75544662443475外源资金25405926526632其

他06-51240-7

注:美国为1944—1990年平均数,其他国家为1970—1985年平均数。

内源融资获得权益资本,企业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资,首先取决于企业内源融资的规模和比重。内源融资规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同样的,也才能获得借入资本。从融资原理分析,企业负债经营,首先是企业自有资本实力的体现,自有资本为企业负债融资提供了信誉保证。而且,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投资回报率高,股东收益好,更应注重内源融资。如果增发股票,无异是增加更多的股东,良好的投资回报会被新的投资者分享,这是得不偿失的做法。

与发达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企业主要依赖于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比例很低,这说明:(1)体制决定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2)企业缺乏自我积累的动力和约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较便宜地通过股票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外源融资决策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企业只允许间接融资,而否定直接融资。实际上,能否直接融资,主要是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业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国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会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积累主体单一化,直接融资是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分配结构变化后才出现和可以利用的。从1978年开始到90年代初,通过扩大企业自方式实现了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1994年以后又推行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4%左右,占GDP的比重为7%;1995年上述两个比重分别为50%以上和76%。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选择,还与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发育和金融体制有密切关系。目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究竟以谁为主,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方式(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德为代表的以银行融资方式(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十分发达,企业行为完全是在市场引导下进行。在美国,曾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的著名学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实证,企业融资的选择,先依靠内源融资,然后才外源融资。外源融资中,主要是通过(1)发行企业债券,(2)发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筹措长期资本。由于法律上严格禁止银行成为工业公司的股东,英美企业与银行之间只是松散的联系。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产融结合。资本市场发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银企关系有着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银行制度。主银行是指对于某企业来说在资本筹措和运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银行。这一银企关系的特征表现在:(1)主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个主银行,每个银行都是某些企业的主银行;(2)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3)主银行参与企业发行债务相关业务,是债务所有者法律上的托管人。德国实行主持银行制度,特征与日本主银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银行在金融体制和企业治理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说明,试图确定一个所谓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似乎没有必要。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结构构成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是一个随机变量,根据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条件,成本和效率的变化,由企业自身决定。我国长时期形成了企业对银行的依附关系。90年代也曾实行了主银行制度,但这一制度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与日本等国家都有重要差异。尽管我国不可能达到美英那样直接融资比例,也很难确定最佳的融资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必然的。发展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改善企业融资结构,将是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方面的方向性选择。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成为企业的重要外源融资方式。但如何决策股票融资或是债券融资,现代公司融资理论已有明确的结论:融资成本决定融资方式,股票融资成本高于债券融资成本。现实却与经典理论相背,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内外源融资比例失调,外源融资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资中偏好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比例低;三是资产负债率较低。由于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直接融资,对企业来说可以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企业还来不及研究和掌握股票融资的特点,就不遗余力地积极争取股票融资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限制,能够成为上市公司的数量很少,而通过重组、改制,按市场经济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经营性资产、无效资产可以剥离,可以取得优惠融资权,紧缺的壳资源成为企业争宠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公司通过股票融资的成本远远低于债务融资成本,这是因为:(1)理论上说,股权融资成本最高,这是以企业正常的运营,即生存和发展为前提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甚至亏损企业仍可以发行股票的话,那么这种股票的融资成本很低,甚至趋近于零。(2)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占有绝对比重,由于国有股权所有者虚位,对投资分红的要求呈软性,而中小股东要么无权或难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关注利润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较少发放现金股利,权益融资能避免债务融资造成的现金流压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债转股也有这种嫌疑),以至于一些企业不惜一切手段成为上市公司,实现股票融资。一旦融资成功,似乎万事大吉,许多公司通过股票募集资金后无法落实投资项目,不得不存放银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过发行股票融资偿还债务,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比上年增长了36.66%,负债增长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率下降了5.26%,说明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资金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偿还了债务。另外,一些经营效率指标均保持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却较低。据对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调查分析,在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净利润率高达24.1%,而其资产负债率却低于10%。有的上市公司公开宣称“不缺钱花”,甚至干脆就不再向银行借款,通过负债实行财务杠杆的效应没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现象可以说明企业通过上市进行股票融资,增资减债,存在数量上的矫枉过正,本质上的问题依然是体制原因造成企业尚未能就融资方式等问题做出合理的、科学的决策。

四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结论性意见是:

1.体制决定政策。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有效地市场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企业财务政策决定企业融资方式、融资结构。

2.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结构,使融资活动融于企业产权运营和变革中。

3.培养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结构。在完善主板市场的同时,推动二板市场的设立,以满足各类企业融资需要。

4.只有当资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资本都必须支付其真实的社会成本,从而不存在免费成本时,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才有意义。

5.企业根据收益与风险,自主选择融资方式,合理确定融资结构,以资本成本最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标志。

参考文献:

1.刘鸿儒,李志玲:《中国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地位》,《金融研究》1999年第8期

2.谢德仁:《国有企业负债率悖论:提出与解读》,《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

3.陈晓,单鑫:《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企业的融资成本?》,《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4.袁国良:《规范配股　理性融资》,《金融时报》1999年4月14日。

5.杨咸月,何光辉:《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国有企业运作效率》,《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

6.樊纲:《金融发展与企业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融资机制范文第六篇

关键词：民间商会；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2.3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2-0083-05

一、民间商会“担保公司”演进背景与运作基础

为了给当地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信用保证，2003年，新疆温州商会15家会员企业出资组建的专业信用担保公司一新疆宣乐担保有限公司，成为最早开始为会员企业融资担保服务的在外温州商会。此后合肥、桂林、昆山等地温州商会陆续成立“担保公司”，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成立或正在筹备担保公司的异地温州商会有10余家。这些投资担保公司的兴起，给在外发展创业的温州商人带来了新的机遇。

(一)民间商会融资担保实践的主要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众多温州人走出温州。在全国乃至世界闯荡市场，并由此构成独特的超越地理概念的以人为集合特征的“温州人经济”。据温州市经济合作办公室相关报告显示，目前，有175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足迹遍及大陆32个省、市、自治区。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累计投资额达1760亿元，创办工业企业近2万家；每年在外温州人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0亿元，相当于温州本地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实践表明，正是这种内外互动放大了温州人经济，进而形成了温州区域品牌效应。

民营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商会的蓬勃发展，后者反过来对民营企业资源配置活动又起到了促进优化的作用。经过10年的发展，目前全国正式建立温州商会的地级以上城市已达120多个，涵盖了大陆所有省、市、自治区。会员企业往往借助商会平台，采取联合式开发、组织化运作的集合方式筹集资金，来弥补单体投资能力的不足，并且出现了行业性、集群式转移的新动态。在外商会已成为温州与各地经济合作与交流的纽带、温籍工商业者在外创业的参谋、维护在外温州人合法权益的“娘家”。

近年来，温州社会资金跨区域流动问题日益突出，通过民间借贷筹资在外经商或投资办企业的现象在温州更是十分普遍。据我们匡算，2006年与200G年相比，温州投资性的民间资金外流规模由每年不到100亿元增加到550亿元，资金外流明显加速。另据温州银监分局专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5月，在外温州人(企业)贷款余额为30.97亿元，比年初增加2.49亿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温州在外企业融资来源依赖温州本地的现实。温州在外企业产业实体在外。而融资大多来源于温州本地，造成“产融分离”，给企业资金调度和资产运转带来诸多不便。因此。由民间商会组建担保公司解决在外企业融资难问题呼声很高，不少商会踊跃尝试。

(二)民间商会担保运作的客观基础

在外百万温州人经过20多年的创业，创造了独特的不可估量的社会财富，可以说，这些财富为商会开展融资担保业务提供了运作基础和现实可能。一是资产实力为担保提供运作空间。在外温商在温州辖区开发并购置大量房产，为贷款提供了大量的反担保资源，通过联动可使大量的闲置资产变活，这无疑为温州民间商会融资担保业务的发展提供巨大的运作空间。二是商会品牌为银行、商会合作提供基础条件。经过近年发展，温州商会以亲和力强、能广交朋友的传统，与各地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形成了庞大的企业家人才群体，“温商”招牌成为当地银行授信“金钥匙”。如昆山浙商投资担保公司成立之初就得到了昆山农村商业银行20亿元的授信额度。三是地域文化为业务发展提供可靠保障。受“永嘉学派”思想以及浓厚的地域意识影响，温州人很看重面子，诚信有目共睹。通过故乡情结，凭借着老乡这层关系，从道德层面上约束会员往往是有效的。四是信息优势为担保资产风险处置提供便利可能。各地商会的行业特色性强，信息掌握比较充分，企业相互之间的资产转让市场相对发达便捷。在风险资产处置方面，不仅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而且处置效率也会明显提高。

二、民间商会融资担保实践的动因分析

(一)从商会自身角度进行考察

1、直接原因：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会员融资困境。目前温州在外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融资需求量大但融资难，这主要是由在外温州人经济特性所决定的：一是在外温州人以民营化的工商活动为主，并以第三产业居多；二是普遍缺乏抵押物，因而不太容易得到银行贷款的及时支持。商会承担融资担保中介的主要优势是可以解决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现实世界交易双方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分布的或参与一方拥有的信息不完全，因此会对市场交易行为和市场运行效率产生影响。不对称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称为逆向选择)，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称为道德风险)。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融资能力可视为资金的供给方(投资者或债权人)对企业提供的相关信息的满意程度。而企业提供信息的能力又可以用企业的规模、财务状况、现有可抵押、质押的财产水平和企业能获得潜在资金的渠道等指标来反映。由于温州在外民营企业普遍规模较小、经营活动透明度较差，财务信息不规范，可用于抵押、质押的资产不足，融资能力有限，这些特点决定了民间商会担保公司在其债务融资中的重要性。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银行不肯贷款给小企业，而是很多企业无法达到银行的要求。对于大多小企业来说，一家企业往往达不到银行贷款的要求，通过商会担保中介运作，让几家小企业联合起来，就可以符合标准。在资金瓶颈面前，小企业们的“抱团”行动爆发出来的力量是惊人的。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上，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Dence)信号理论指出，市场主体通过释放大量信号的办法可以部分获得被逆向选择破坏的市场效率。而民间商会在市场主体信息传递方面可以提供有效帮助，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同最近建设银行和世界最大网商阿里巴巴联手推出的网络银行电子商务信贷业务，将网络信用作为客户评价授信的重要依据，实际上就是利用网络平台传递企业信用方面的“信号”而改进信贷市场效率。

2、关键因素：企业和个人多种需求动机驱动。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bw)有关个人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多种动机和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其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是超越性的，将最终导向完美人格的塑造。如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指出的那样，企业的需求也可以分为五个层次(郑慧，2006)，第一层次为私人产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第二层次为公共产品的产权保护和

经济秩序，第三层次为俱乐部产品性质的行业信息和组织维权，第四层次同为俱乐部产品性质的行业群体认同的需要，第五层次属于政治产品的社会地位的需要。而目前商会会长已成为一张金名片，不仅为个人企业发展带来各种有利因素(第三、四层次)，也意味着企业及企业家个人的取得成功并自我实现(第五层次)。商会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办担保公司。为会员企业提供服务，由此可以得到大多数会员企业的认同，可以树立好的名声和威信，在会长竞选时取得成功的几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很明显，在现实当中，会长企业及本人在两地政府和银行系统得到的关注和重视非普通企业所能比拟。它可以优先得到政策资源，以商会的名义得到好的项目，还可以拥有一定的支配权，这无疑成为最大的间接利益回报。

3、长期动因：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商会组织的长远发展。成立担保公司解决多数会员企业融资问题这一创新举措似乎得到更多外地温州商会的兴趣并付之实践。在当前新形势下，民间商会作为信用服务中介组织的中小企业信贷新模式，来解决中小企业投融资困难以及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不畅、风险较大等问题，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方法和可行途径。制度变迁理论将制度变迁定义为制度创立、变更及随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制度变迁的路径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交易费用高且不完备的市场。二是收益递增。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C.North)认为利益驱动和意识形态导致变迁主体采取了制度变迁行为，而稀缺性、竞争、认知、选择等促使作出选择的集团将制度变迁继续推动下去，并会从选择新的制度中获得更多的潜在利益。显而易见，由于信贷市场长期存在的信贷配给现象，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无法得以很好解决。民间商会通过创新担保中介运作，为会员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融资担保服务，可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交易成本高和信贷市场存在的低效率问题：同时利益驱动和文化认同致使商会及会员企业获得制度变迁的持久动力。

(二)从社会外部环境进行考察

1、地方政府的诱导转变。担保行业是国家推导的行业，各地政府都有积极扶持发展的意愿。一方面，从担保服务可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推动民营经济更好发展的角度看，其效益具有广泛性和整体性，由政府来主导推动应该“名正言顺”。另一方面，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私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自主活动与经营，成为民间商会“自主性”的基础与根源。正是这种“自主性”，也使民问商会成为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中一支重要而独特的“外推力”(张铁军，2006)。商会作为民间的中介组织，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协调、平衡和协作，这些往往是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所难以做到的。而作为民间商会在这一点上，却能以其独有的职能和优势，以市场的需求为导向，凭借着自发的组织形态和自主的管理模式，根据需要进行区域间的合作和联合，最大化地发挥经济联合体和合作实体的优势，使区域和地方经济得以健康发展(刘承智，2007)。因而，在现阶段，民间商会发挥的积极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重视。2004年温州市政府专门出台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财政扶持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每年安排一定的财政资金，扶持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发展。政府通过扶持担保公司的业务运作，可以向众多需要政府支持的企业提供担保服务，实际上发挥了间接补贴的功用。这样既避免政府直接介入专业性很强的经营性运作，使政府保持超然的姿态；同时又使政府有限的财力资源投放影响面扩大到整个辖区企业，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几个常来常往的关系企业。因此，对政府而言，具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就温州市而言，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就是通过民间商会的担保运作，可以积极而有效地利用当地金融资源，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既有利在外的温州民营资本做大做强，又可以有效弱化温州资金持续外流的原动力。

2、金融改革深化产生影响。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十分突出的一点就是更加注重金融资源向均衡化方向发展，着力解决融资结构性矛盾。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结构性失衡而导致的弱势领域发展缓慢问题日益凸显。根据“木桶原理”，弱势领域的发展滞后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而其效益低、融资难、保障不完善的特点决定了单靠其自身发展和有限的财政支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巴曙松等，2008)。因此，加强对弱势领域的金融支持如发展小企业贷款等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关注。银监会于2007年颁布了《银行开展小企业授信工作指导意见》，以放宽担保条件为突破点，加快小企业授信业务创新，以保证小企业有良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环境，这为民间商会融资担保业务发展提供了有利的金融政策环境。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入，高度集中垄断的银行业正逐步向民营资本开放。通过积极促进股份制或互助合作制民营银行以及地方民营性的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与发展，开辟民营经济融资的新渠道，从而为尽可能多的民营企业融资服务。这使得多年与银行打交道、又饱受融资难问题困扰的民营企业家产生强烈的愿望和冲动。他们想方设法进军金融及相关行业，熟悉金融业务，为以后大的发展做好准备。而担保业不属于金融管制范围，门槛比较低，操作相对比较容易，成为现阶段温州商会尝试和实践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三、民间商会融资担保实践的主要特点及面临困难

(一)民间商会担保运作的主要特点

我们把合肥(省会城市)、昆山(县级市)温州商会作为实地调研对象，通过召开商会及其担保公司相关专业人士座谈会并发放调查问卷，当前异地温州商会融资担保业务发展特点可以概括为：

1、注册资金以商会会长出资为主。如昆山浙商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1亿元为昆山温州商会会长旗下的企业独家出资设立。2004年设立的合肥温商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是合肥温商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而合肥温商集团董事长正是合肥温州商会会长。

2、担保对象、资金用途比较固定。昆山、合肥两地商会担保公司并没有进行商业化运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所担保的贷款对象基本上是商会会员或当地经商的温州人，主要用于急需小额资金周转比如进货或扩大生产等。

3、担保业务规模不大，担保贷款以小额为主。截至2008年4月，昆山浙商担保公司运作的担保贷款总额为6600万元，客户仅28户，其中企业5户，个人23户，最大一笔达到1500万元，其余大多为50万元上下的小额贷款。而合肥温商担保公司每年担保额只有几百万元，成立至今累计担保额也只有3000-4000万元，最大一笔担保仅有300万元；目前担保客户还不足30家企业。

4、机构运作相对比较规范。公司由当地金融界知名的资深专家负责，经营管理与风险管理岗位均由具有多年金融行业从业经验的专业人员担纲。如昆山浙商担保公司内设业务部、风险部、财务部等，招聘7名

工作人员；合肥温商担保公司现有专业从业人员3人。

5、业务收入偏低。目前，昆山、合肥商会两家担保公司收取的担保费原则上是1-2％。昆山浙商担保公司2007年业务收入为56万元，合肥温商担保公司业务收入更少。

(二)民间商会担保运作发展中面临的主要困难

1、缺乏银行认可度。担保机构开展业务离不开银行配合支持，但出于各种因素担保机构又难以真正获得大多数银行的认可，包括其实力、风险评估、管理能力及其推荐的企业，使得担保机构业务受限而难以生存。如在合肥，各银行一般只认较大的5家担保公司，有政府背景往往就能信誉放大，如1亿元注资，可以担保贷款20亿元，而且没有多少专项的保证金存放银行；但对于温商等其他担保公司，则完全是不同的政策，一般不超过5-6倍。

2、自身定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空间。目前，商会担保公司定位在纯服务性质，主要对会员企业提供担保服务。从现实情况看，温州在外企业和商人很多，但参加商会的并不多，特别是那些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而他们恰恰是最需要得到融资担保服务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企业发展来说，最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是它开始达到一定规模、而又未成为实力雄厚的大企业的时候。

3、收益与风险不对等。从昆山、合肥两地商会担保公司运作的实际情况看，经营规模小，收取费率低，处于保本经营甚至亏损状态。另一方面，目前的担保机构尚未健全完善必要的风险补偿机制，又缺乏统一有效的外部业务监管，在资本金非常有限的前提下。防范风险的任务相当艰巨。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没有直接的商业利益往往就没有发展的可持续性。

4、程序复杂化制约客户融资担保需求。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特点往往比较急，可以付出高的成本代价，但不能拖拉。尽管对于惠及会员的商会担保公司来说，在发放贷款的程序上，商会担保公司的操作程序和专业的担保公司没有两样，但由于银行不认可担保公司，对担保公司担保的贷款条件执行比较严，基本与抵押贷款条件一样，所以并没有减少贷款程序，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对当地温商一般缺少吸引力，程序复杂化使温商不愿进入，使得担保公司服务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5、商会自身发展有待完善。由于商会管理未实现职业化，对骨干的副会长以上单位而言，日常活动的经费支付主要来自他们的年费，商会的政策利益也主要由他们分享，往往形成会长、秘书长来自同一个企业或者由会长企业进行聘请，最终把商会搞成“一言堂”，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其他会员的积极性。

四、民间商会融资担保路径选择及其理由

(一)民间商会在融资担保实践中的角色定位

从总体上看来，信用担保业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是自身业务发展的不规范而使行业整体陷入危机，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仍在加剧，担保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我国信用担保业整体发展亟需寻找新的出路。那么，在组建与发挥担保公司作用的过程中，民间商会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研究发现，互助联保组织具有将信息不对称风险内部化和低成本、稳定运作的比较优势。应该成为我国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基础：而且低层级的中小企业更适合建立互信用担保(彭江波，2008)。

显然，大多中小企业所需的融资担保服务是一种“俱乐部”产品，利用民间商会作为融资担保中介，组织会员企业进行互助联保，具有一种天然的运作优势，能够促进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效果。因此，民间商会毫无疑问应该是提供“俱乐部”产品的最适当组织，这对明显具有地缘文化特征的异地温州商会来说更是如此。

(二)发展模式选择及其理由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要想发挥民间商会信息优势，必须改进完善现有运作模式。可行的发展路径和模式是：建立完善由商会会长或副会长企业牵头，会员企业共同出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中小企业互助担保机构。主要理由：

一是中小企业互助担保可以促使单个分散的个体在信用上实现自我增强和自我升级。在民间商会的互助联保组织下，企业之间组成了信用联合体，从而形成商会企业整体信用优势，方便与银行信贷制度要求进行有效对接，有利于缓解不同单个会员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资金约束，达到改善信贷资源投入效率的效果。

二是中小企业互助担保可以建立稳定的共同基金补充机制，有利于担保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开展中小企业互助担保，由会员入股或集资的形式集合成较大规模的共同担保基金，从而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更为商会会员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服务。同时，中小企业互助担保不以赢利为目的，取得利润也用于担保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中小企业互助担保可以推行风险共担机制，有效防范信贷风险。可以采取风险基金、企业互保、资产抵押等多种形式反担保，借助企业之间的相互监督机制和商会企业内部信誉传导及惩戒渠道，以及资产交易在行业内部最大程度变现等运作优势，使得主要风险由互助担保机构各成员共同承担，达到分散担保风险的目的。

四是中小企业互助担保可以完善信用担保发展体系，有利于商会自身的发展和壮大。在商业化担保机构发展面临危机亟需寻找新的出路的背景下，中小企业互助担保机构的发展尤为必要。它不仅可以扩大担保服务的覆盖面，使担保机构发展多元化并呈现不同的市场细分，促进提高担保机构服务效率；而且可以增进民间商会会员企业之间的凝聚力，反过来促进民间商会自身的发展和壮大。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