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机制范文

融资机制范文第1篇

在我国，为解决我国融资融券的担保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三种设想：

①让与担保。它是指债务人以担保债权为目的，转移担保标的物的所有权于债权人，债权人可以在债务人没有履行债务时，通过评价结算担保物价值来优先清偿其债权，或终局确定取得担保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因为其制度形式为让与权利，但其规范旨在债权担保，所以称为让与担保。它简化了担保的设定程序，不需采取传统担保方式的登记、占有方式，只需开设专用信用交易账户，将其中的资金和证券之权利通过信托方式，在名义上归于债权人成为担保物即可，客户作为担保人仍可继续动用担保品进行证券交易，而证券公司也可以取得担保的效果。然而，其缺点也很明显，因其违反了大陆法系所坚持的物权法定原则，故让与担保是否应在法律中确立仍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缺失上位法的支持，我们对让与担保进行具体制度的设计，并将它作为融资融券担保模式的基础，始终显得“名不正言不顺”。另外，让与担保缺乏一种行之有效的担保意思公示制度。占有担保物的债务人一旦违反诚信义务，擅自将标的物转让，债权人面临着“脱保”风险。债权人忽视债务人的利益，利用拥有的所有权对担保物进行处分或转让，债务人可能面临着担保物灭失的风险，对于第三人而言，由于其缺乏法定的公示和实现程序，其无从自外在表征确定其担保债权额，且在当事人之间极易就其债权额或担保物之估价造假，从而极易遭受不测之损害。

②账户质押。债务人与债权人约定，将自己在银行开立的账户以担保的方式向债权人质押，在债务人不能按期履行债务或出现双方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时，债权人可以以账户中的资金优先受偿。在融资融券交易中，投资者存放于担保账户（投资者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和投资者信用交易担保资金账户）的资券，类似于质押账户下的款项，且都规定在债务人违约后，债权人有权以账户里的资金或款项获得赔偿。这种设想可以有效地解决公示性和担保物确立问题。账户名称中就已经包含有“担保”二字来体现该账户的功能，而且账户是在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及商业银行这些具有公信力的机构开立，方便第三人在交易过程中辨认，同时，将账户本身设定为担保物，而不是以账户中的资金为担保物，则能够消除因担保物的流动性而引发的对外公示障碍。可是，账户质押与让与担保一样并没有得到我国担保法和物权法的承认。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担保法》的解释中，曾对账户质押这一担保方式有所涉及，但后来最高院已明确废止了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质押贷款这一司法解释。另外，我国相关立法已对账户的流转性进行了明令禁止。

③最高额质押。我国学者提出将最高额质押适用于融资融券担保中，主要是考虑到了其可对连续交易状态下的一定范围内发生的债权产生担保效力。证券公司通过客户提交的保证金以及保证金比例，确定对客户的授信额度，这个授信额度即投资人在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债权担保的最高额限度。在融资融券担保制度中适用最高额质押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行性：首先，最高额质押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这是它与让与担保和账户质押之间最大的不同。最高额质押只需结合融资融券交易殊部分进行细节上的处理构造，如此带来的修法成本更低，与现有法律体系耦合性更高，更具有现实操作性。其次，解决了质押制度适用于融资融券交易中质物价值无法固化的问题。投资人和证券公司在融资融券交易开展前已确定了授信额度，投资人在一段时间内进行的连续易，无论其交易次数或交易额怎么变动，只要其没有超出授信额度的上限，就仍处于担保范围内，这种方式很好地解决了担保物处于流动状态下价值难以确定的问题。最后，最高额质押只需设立一次质押，即可担保后面一段时间的交易活动，减少了设立重复，简化程序，更好地发挥质押担保的功能。综上所述，融资融券担保实现制度的设计，首要之义为确定其构造路径的选择，金融领域的创新层出不穷，相对的规则也应与时俱进，但是我们应在制度创新与传统理念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点，尽量合理利用本国的法制资源，在适应本国法制环境的基础上，跟进金融创新，设计新的法律制度。相较而言，信托说虽然可有效利用现有法律资源，但是其与信托基本原理的冲突也显而易见。让与担保和账户质押说更是直接缺乏上位法的明文规定，故与其他学说相比，“最高额质押”的立法修改成本低，更能适应我国的法制环境。以最高额质押来构建我国融资融券担保实现制度可谓是适宜的现实选择。

二、融资融券担保实现制度的具体构建

1.质押协议质押协议是我国物权法明文规定的最高额质押设立的必要条件，它确立了担保法律关系，清晰阐释证券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是整个担保过程的约束保障。在明确质押协议重要性的前提下，要以满足担保需要为目的制定一份周密、严谨、合规、符合双方利益的质押协议，内容应该包括：担保双方当事人、担保目的、担保物范围、最高额限度、对交易涉及的专业术语进行解释、主要业务操作环节、强制平仓权、转融通权等方面。可以说，它将最高额质押协议和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合成一份，这既是因为这两份协议内部大部分无矛盾之处可以完整结合，同时也便利了投资者签订协议、简化程序。从投资人和证券公司签订这份协议时，就代表做出了愿意接受合同协议约束的意思表示。

2.担保的成立和公示质押协议订立后，投资人会将担保资券分别存入在登记结算机构和制定商业银行开立的账户中，在资券入账时，证券公司就取得了这个账户里资券的控制权，此时，可以判定担保权已经成立。原因是：证券质押的法律核心是对证券的控制，在电子化、无纸化的情形下，人们无法以物理的方式占有证券，而电子化簿记式证券依托证券账户存在，取得对账户的控制意味着对证券的占有。在我国的融资融券交易中，投资者将转入的担保资券转入信用担保账户，而这些信用担保账户是以证券公司的名义所开立，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方面而言，证券公司名义上持有这些证券。通过二级“看穿式”账户体系，它能够很方便地监控一、二级账户变动的情况，客户交易行为都要委托证券公司进行，且所得证券或资金都要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存管商业划入担保账户，客户未经证券公司同意是无法挪用担保物的，由此可见证券公司能够限制担保人对担保物的处分权，可以说，从资券进入相关账户时证券公司就取得了相应的控制权。传统质押规则交付或背书转让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担保权人占有证券，而控制本质上就是对证券的占有，只不过是证券无纸化趋势下的形式上的转变。在公示问题上，我国融资融券的账户体系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融资融券中的信用担保帐户本身就有“担保”字样，揭示了其账户性质，所有担保品的种类、数量和金额等信息在登记结算机构都有记录。利害关系人可通过该账户体系来了解和把握资券的现有状况，从而形成对第三人的公示作用。电子簿记式证券以控制权转移为担保设定和公示的条件，在美国《统一商法典》第八章就有规定，它满足了融资融券交易的迅捷性以及高效率的要求，实行起来非常方便，只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存管商业银行对相关账户予以“贷记”或“借记”即可，无需履行其他程序，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利于融资融券交易的开展。

3.证券权的引入我国采取的是直接持有制度，在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开立账户并依法登记，即可取得该账户里的资券所有权，然而，我国融资融券中，客户担保资金账户和担保证券账户均登记在证券公司名义下，是否意味着证券公司取得账户里资券所有权？显然，出于对交易便利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的，融资融券交易制度设计者更倾向于投资者取得这些账户里资券的所有权：证券公司实为证券账户的名义持有人，无权对存管在其处的证券帐户进行记载，证券帐户的簿记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依据交易结果进行；对于证券担保账户里证券，证券公司应事先征得投资人意见，按照客户意见以自己名义对证券发行人行使权利，包括参加证券持有人会议、提案、表决的等因持有证券而产生的权利，并且负责将证券所得的投资利益记录到相应的担保信用账户里，及时对相对应的客户信用账户明细数据进行更新。国外对这个问题已有了较为成熟的规定，尤其是美国，非常创造性地提出了“证券权”的新型概念。证券权是专门为了适应证券间接持有制度而拟制的一个法律词汇，它是指投资人对证券中间人持有的金融财产享有的一揽子权利和利益，即通过中间人持有证券头寸的人对该中间人及其财产所享有的全部权利，投资者又被称为权益持有人。我们可以引入证券权的概念构造我国融资融券担保实现机制：我国融资融券交易实际采取带有间接持有特征的直接持有制度，证券公司对担保物之资金和证券并不享有所有权，其对信用账户具有控制和管领的作用，保持其不被任何人随便动用的状态，这种状态实际上更接近于对质押物的“占有”。投资者依然可对担保物行使使用、设置担保、处分等方面的权利，如同直接持有模式下投资人对“证券”的处置一样。其核心在于确保证券权人的相关权利通过且只能通过直接中间人来实现，以兼顾投资者的权益和间接持有系统的稳定。该制度的引入，能很好的跳离信托法视角来完善我国的证券法律。

4.担保物权的实现方式担保的实现不仅是融资融券担保实现制度的重要保障，也是稳定市场保护债权的有力武器。一方面，证券市场处于高效运转连续交易的的状态中，各方市场主体之间已构成完整的资金链或证券链，若不能将一方违约所致的缺口及时补上，则可能导致链条断裂，酿至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立即处置担保物进行弥补；另一方面，融资融券本质为信用交易，担保的实现有助于授信方债权的保护，增强市场交易主体的信心，体现证券交易诚实信用的原则。为了保障融资融券交易的高效运行，担保实现方式也应该灵活、快速、高效。其一，券商可将担保账户中的证券卖出就价金优先受偿。其二，双方在质押协议中事先约定担保实现情形出现时，券商可直接将担保证券转入自身普通账户，对客户债权进行抵销或折抵。这种方式同时需要双方对担保物的估值方式进行事先约定。我国证券估值技术发展较为成熟，当事人双方可依据市场价格、内在价值、公允价值与安全边际等方式进行估值，选择适合且便捷的方式完成担保实现过程。其三，可在借鉴《关于中介化证券的实体法公约》的基础上，增加另一种担保实现的方式———轧抵了结。证券公司在进行转融通业务时，将担保证券作为券源或将其整体打包向银行设质，可能会出现未能在约定期限内返还证券全部利益的情形，此时，为了简化程序、便捷交易，将双方的债务予以抵销，若抵消后产生差额，作为差额债权的一方可向负债方追索。

三、结语

融资融券业务的开展加大市场主体的获利机会，提供宏观调控的辅助功能，自开展以来备受关注，作为其中关键环节的融资融券担保问题也引发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讨论。学界们存在着“信托说”“让与担保”“账户质押”“最高额质押”的观点。“信托说”“让与担保”和“账户质押”设想均具有不适应融资融券交易机制的障碍。因此，从融资融券交易机制的原理出发，探寻制度的功能和体现的利益关系方面，最高额质押更具有现实操作性和法律依据，更为适合用来构建融资融券担保实现机制。在对这一构想进行具体制度规则的设计时，应该侧重反映融资融券交易的商业运作模式，大胆地将控制、证券权、轧抵了结等国外成熟市场采取的方式引入，提供灵活的、开放的制度体系，促进融资融券交易的发展。

融资机制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夹层融资；科技型中小企业；退出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3） 02-0098-02

一、夹层融资概述

（一）夹层融资

夹层融资是指企业或项目通过夹层资本的形式融通资金的过程，是一种介于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的集合性信托产品。夹层融资通常采用夹层从属债务优先股、可转换债券或股权，或几者结合的方式。

夹层融资是一种无担保的长期债务，本质是长期无担保的债券类风险资本。通常，夹层融资提供还款期限为5-7年资金，

作为一种创新融资手段，与通过公众股市和债市融资相比，夹层融资可以规避长期贷款的政策壁垒，相对谨慎、快速地获取一定规模的长期融资。因此，夹层融资对于以资本金缺乏、资产规模小、现金流不稳定等特征的中小企业和项目是理想的融资工具。与上市公募融资相比，夹层融资的交易费用较低。

（二）夹层融资的运作

夹层资本更倾向于投资于处于发展阶段后期的成长性企业，对企业的评价侧重于企业未来的现金流和股权价值。总体而言，具有比较稳定的高成长性或是高的进入壁垒的行业能博得夹层资本的投资，而技术风险过高的领域夹层资本不会轻易涉足。就融资额度而言，它通常较优先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额小，投资行为常常发生于企业两轮融资之间，或者希望上市之前的最后冲刺阶段，又倾向于迅速退出，退出途径较股权投资更为明确。

夹层融资在中小企业中融资中的具体运行如下结构图所示：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夹层融资投资前景

经济的发展依靠科技推动，而科技产业的发展需要金融的强力助推。良好的金融政策和金融服务，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基础和保障。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推动科技金融的发展，我国金融产业发展相对较迟，科技与金融的融合过程必然面临很多困境，需要进行更多的实践和探索。由于高科技企业通常是高风险行业，同时融资需求比较大，科技产业与金融产业的融合更多的是科技企业寻求融资的过程。然而，由于众多中小科技企业固有的特性，如经营期限较短、规模较小、资本不足、担保资源有限等，使中小科技企业面临着融资困境。尽管各省市竞相设立创新示范园区、科技银行、“微型金融”、“战略新兴产业专项资金”等，多措并举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融资，然有效抵押品的缺乏造成中小科技企业难以获得银行贷款，而国内上市门槛与成本较高，使中小科技企业对资本市场望而却步，而且融资缺口是国内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瓶颈”现象。推行多层次的资金融融通体系是我国一个较为长期的研究和实践课题。

我国目前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扶持资金，二是风险投资，三是企业自身盈余积累。扶持各种所有制类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并有效地吸引地方政府、企业、风险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企业的投资至关重要，大力发展和利用衍生金融工具，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而夹层融资介于股权资本和优先债务之间的收益和风险特性，以及灵活和多样性特点，恰恰不失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一个很好的融资渠道。夹层融资在欧美国家发展迅速，已颇具规模，多个投资机构成立了专门的夹层融资基金，并积累了诸多成功经验，像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公司，在没有经历IPO募股过程而只通过私人股本公司的夹层融资下均成功地取得业务的增长。目前，国内对夹层融资的理解往往还停留在等同垃圾债券的层面上。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内夹层融资的脚步。2005年年底，联华信托公司发行准房地产信托基金“联信・宝利”7号，成就了国内首个夹层融资案例；汇源果汁运用了夹层融资的融资方法，向达能、华平、荷兰发展银行以及香港惠理基金4家投资者融资2.2亿美元，解决了上市前的融资需求，顺利实现了上市目标。

三、夹层融资退出机制研究

当企业在两轮融资之间，夹层融资带给企业所需要的资金，而夹层投资主体进入中小企业后，一般不寻求控股，也不愿意长期持有股权，更倾向于在企业进人新的发展阶段后迅速地退出，夹层基金也获得了不错的投资回报，实现与中小企业的“双赢”。

夹层融资退出的主要方式有：

（一）债务偿还

夹层资本主要的资本回收是通过债务的还本付息来实现的。通常会在夹层投资债务构成中包含一个预先确定好的还款日程表，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分期偿还，也可以一次还清。还款模式将取决于夹层投资的目标公司的现金流状况。

（二）股权转让

在中小企业增长到一定程度，股权增值后，利用所谓“退出触发机制”，将债权转换为股权。由于夹层投资者追求的是投资回报，而不是控股中小企业，它通常并不真正转换股权，而是将这一权利出售给希望控股中小企业的第三方。

（三）上市

2009年底推出的，以扶持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成长性企业，为风险投资和创投企业建立正常的退出机制的创业板市场，作为对主板市场的有效补给，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的渠道，弥补融资不足的现状。创业板设立最重要的目的是，为高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渠道，为风险投资基金提供“出口”，分散风险投资的风险，促进高科技投资的良性循环，提高高科技投资资源的流动和使用效率。截止到2010年8月，创业板上市企业总数突破百家，2012年一季度创业板公告显示，截止3月末，上市企业总数达313家。

（四）机构“做市商”机制

在夹层融资采取优先股或可转债形式时，除可以采取开发商或管理层回购的方式外，还可以利用夹层融资的灵活性定制合约，转卖给愿意长期持有到期的机构投资者以及愿意持股的投资者，以赚取价格差额。国外夹层融资产品具有良好的二级市场流动性，而我国对“做市商”机制的巧妙运用提高了夹层融资产品的流动性，也可以作为夹层融资退出制度的一个借鉴。

四、结语

夹层融资是一种融资方式，更是一种融资交易结构。尽管我国国内存在投资主体、法律环境、定价机制尚不完善，但结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特点，夹层融资投资已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而且，高科技型企业作为国家重点政策倾斜支持的行业之一，夹层融资的介入也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加之，相较其他中小企业而言，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强，夹层融资退出的可能性更为有保障。

参考文献：

[1]孙景安.夹层融资_企业融资方式创新[J].证券市场导报，2005，11.

[2]李向前.夹层融资的经济学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3，29，3.

[3]张敬明.夹层融资在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应用分析[J].金融经济.

[4]英英，萨如拉.金融工具创新之夹层融资_破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可选途径[J].中国科技论坛，2011，3.

[5]叶佩娣.金融调控下我国房地产融资新出路_夹层融资[J].经济研究，2010，9.

[6]刘志东，宋斌.夹层融资的理论与实践[J].现代管理科学，2007，5.

[7]邢会强，孙红伟.汇源果汁上市前夹层融资2.2亿美元[J].私募案例评鉴，2009，4.

[8]王性玉，车保存.夹层融资及中国应用问题探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7.

融资机制范文第3篇

融资是企业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企业收益分配赖以遵循的基础。足够的资本规模,可以保证企业投资的需要,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和规避融资风险,融资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因此,就融资本身来说,它只是企业资本运动的一个环节。但融资活动,决定和影响企业整个资本运动的始终。融资机制的形成,直接决定和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及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一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

1.企业资本由供给制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

改革以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国家计划下进行,企业是否需要资本,需要多少,长期资本或是短期资本,均由国家通过财政或银行予以供应。这种体制下,企业不需要研究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更不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自的扩大,特别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以后,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代替了原来的供给制。企业根据市场状况和前景,进行投资计划,并努力为实现投资计划融资。这一变化表明,融资活动由宏观性计划分配转变为微观性融资。

2.由纵向融资为主向横向融资为主转变。

供给制条件下,企业资本均由国家限额、限用途供应,资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动。随着改革的不断进行,为了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企业与企业间的横向融资活动日益增加,存量流动提高了资本运营效率。

3.融资形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计划分配资本体制下,企业融资形式单一,财政分配形式或银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业信用的确立,资本市场的建立,企业内部积累机制的形成,企业融资形式呈现多元化,形成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股本融资与债务融资等多种形式(见表1)。

上述变化,最本质的在于融资体制正在实现计划分配向市场引导融资的转变。过去,财政、银行作为国家总资金分配的两个手段,不断进行着总资金量的分割。尽管后来银行分割总资金量的比例增大,并占了绝对比例,但与现在资本市场融资相比是不同的,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伴随这一变化,各种融资工具职能回归并日益得以体现。对财政投资与银行贷款的认识,也不只限于有偿和无偿的划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点,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虽然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企业融资机制并未形成。

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融资活动,还没有真正的以市场为主导,理性地根据资本成本、风险和收益对称原理选择融资方式,确定资本结构。因此,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还需要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

存量调整是基础,它是针对过去融资行为及其形成结果进行的处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资活动在增量方面的规范性和规律性,则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关键。存量调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而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的。据统计,198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18.7%,1993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7.5%,1994年为79%。如此巨大变化,不是非体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即所谓的“拨改贷”,从1998年开始银行统管流动资金。这一改革的初衷是国家试图通过银企债务关系来硬化对企业的约束。但实践结果事与愿违,由于银行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借贷双方因产权不清而形成信贷软约束。尽管199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贷款约束规则,延缓了国有企业“完全债务化”的速度,但负债增长速度仍远远超过资本增长速度。

企业与银行关系不顺、不清,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债务关系,而且存在着在这种关系表面掩盖下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而且,银行还承担有政府的职能,企业依附于银行,银行贷款并非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原则,有时不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业严重亏损或停产、半停产而不能破产情况下,银行仍不得不发放违背市场规则的贷款。因此,当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时,国有企业高负债率问题,已经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的支出负担。为了减轻企业利息支出负担,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息,但企业减负效果并不明显。其实,企业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贷款数额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况下的高负债形成,是典型的计划分配结果。降低利率不仅没有减轻企业利息负担,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进一步刺激贷款需求,国家不得不进一步强化行政干预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时,仍辅以贷款规模限制,抑制贷款需求。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贷款是计划分配结果,而非市场引导的资源配置,因此,贷款数量并非企业所能左右。由于贷款数额过多造成高负债率,从而加重企业负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股权融资(或自有资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资形成效益以后,而债务融资在投资活动开始就支付利息,在国有企业投资缺乏资本金的基本上,贷款包揽一切的后果,造成了企业巨大的利息负担。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关系模糊不清,特别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谓“税前还贷”,使得贷款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后来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中,将“拨改贷”投资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意味着企业贷款面临两次分配,一是支付贷款利息回报债权人,二是支付股利回报所有者。

公司融资理论认为,增加负债可以取得财务杠杆收益,由于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可以计入成本而免交企业所得税,债权资本成本低于股权资本成本,因此,资产负债率似乎越高越好,因为负债率提高时,企业价值会增加,但负债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时,企业价值因破产风险和成本的增加反而会下降。这样,由于企业负债率增高会令企业价值增加,同时也会引起企业破产风险和成本上升而使企业价值下降,当两者引起的企业价值变动额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的资本结构最优,负债率最佳。

上述讨论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企业必须要用较高的销售利润率来弥补负债经营带来的风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只有超过银行贷款的资本成本时,企业负债经营所体现的财务杠杆效应才是正效应,否则为负效应。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企业运行良好,盈利能力强,负债再高也是可以良好运转的。从这一角度分析,负债率高低只是说明了企业融资结构,而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企业负担高低的标准。我国理论界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是过高的负债率造成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近几年致力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的研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必然应从体制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高负债率治理过程,不只是企业负债多少的量的治理过程,而是企业融资渠道、融资方式等选择和形成的过程,需要综合配套措施才能解决。例如1998年开始推行的“债转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于债权转成股权,降低负债率从而减少企业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这一改革最终是要失败的。因为体制不改变,企业治理结构不改变,降低了的资产负债率还会再提高,债权和股权的性质仍会被扭曲。因此,债转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债权转股权,形成企业新的治理结构,使得股权所有者通过改造企业制度,实现融资结构最优。我国第一家实行债转股的企业———北京水泥厂,债转股以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股份达到70%以上,从而为通过债转股实现企业转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计划分配资本的体制引致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改革正是应从体制入手,改变国家计划分配资本从而决定企业融资结构的做法,形成企业在市场条件作用下自主决定融资结构的体制。

三现代公司融资理论认为,融资机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资形式的选择,实际上是企业通过决策融资结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

所有这些,都是由融资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决定的。

融资方式的选择,是企业融资机制的重要内容。融资方式多种多样,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等。

企业融资是一个随经济发展由内源融资到外源融资再到内源融资的交替变迁的过程。一个新的企业建立,主要应依靠内源融资。当企业得以生存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利用外源融资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竞争能力。当企业资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往往会从融资成本的比较中选择一种更高层次的内源融资方式。实际上,就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关系来说,内源融资是最基本的融资方式,没有内源融资,也就无法进行外源融资。从国外资料分析,在发达市场国家中,企业内源融资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见表2)。版权所有

表2主要发达国家企业资金结构(%)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内源资金75544662443475外源资金25405926526632其他06-51240-7注:美国为1944—1990年平均数,其他国家为1970—1985年平均数。

内源融资获得权益资本,企业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资,首先取决于企业内源融资的规模和比重。内源融资规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同样的,也才能获得借入资本。从融资原理分析,企业负债经营,首先是企业自有资本实力的体现,自有资本为企业负债融资提供了信誉保证。而且,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投资回报率高,股东收益好,更应注重内源融资。如果增发股票,无异是增加更多的股东,良好的投资回报会被新的投资者分享,这是得不偿失的做法。

与发达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企业主要依赖于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比例很低,这说明:(1)体制决定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2)企业缺乏自我积累的动力和约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较便宜地通过股票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外源融资决策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企业只允许间接融资,而否定直接融资。实际上,能否直接融资,主要是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业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国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会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积累主体单一化,直接融资是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分配结构变化后才出现和可以利用的。从1978年开始到90年代初,通过扩大企业自方式实现了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1994年以后又推行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4%左右,占GDP的比重为7%;1995年上述两个比重分别为50%以上和76%。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选择,还与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发育和金融体制有密切关系。目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究竟以谁为主,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方式(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德为代表的以银行融资方式(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十分发达,企业行为完全是在市场引导下进行。在美国,曾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的著名学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实证,企业融资的选择,先依靠内源融资,然后才外源融资。外源融资中,主要是通过(1)发行企业债券,(2)发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筹措长期资本。由于法律上严格禁止银行成为工业公司的股东,英美企业与银行之间只是松散的联系。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产融结合。资本市场发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银企关系有着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银行制度。主银行是指对于某企业来说在资本筹措和运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银行。这一银企关系的特征表现在:(1)主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个主银行,每个银行都是某些企业的主银行;(2)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3)主银行参与企业发行债务相关业务,是债务所有者法律上的托管人。德国实行主持银行制度,特征与日本主银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银行在金融体制和企业治理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说明,试图确定一个所谓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似乎没有必要。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结构构成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是一个随机变量,根据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条件,成本和效率的变化,由企业自身决定。我国长时期形成了企业对银行的依附关系。90年代也曾实行了主银行制度,但这一制度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与日本等国家都有重要差异。尽管我国不可能达到美英那样直接融资比例,也很难确定最佳的融资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必然的。发展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改善企业融资结构,将是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方面的方向性选择。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成为企业的重要外源融资方式。但如何决策股票融资或是债券融资,现代公司融资理论已有明确的结论:融资成本决定融资方式,股票融资成本高于债券融资成本。现实却与经典理论相背,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内外源融资比例失调,外源融资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资中偏好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比例低;三是资产负债率较低。由于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直接融资,对企业来说可以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企业还来不及研究和掌握股票融资的特点,就不遗余力地积极争取股票融资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限制,能够成为上市公司的数量很少,而通过重组、改制,按市场经济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经营性资产、无效资产可以剥离,可以取得优惠融资权,紧缺的壳资源成为企业争宠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公司通过股票融资的成本远远低于债务融资成本,这是因为:(1)理论上说,股权融资成本最高,这是以企业正常的运营,即生存和发展为前提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甚至亏损企业仍可以发行股票的话,那么这种股票的融资成本很低,甚至趋近于零。(2)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占有绝对比重,由于国有股权所有者虚位,对投资分红的要求呈软性,而中小股东要么无权或难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关注利润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较少发放现金股利,权益融资能避免债务融资造成的现金流压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债转股也有这种嫌疑),以至于一些企业不惜一切手段成为上市公司,实现股票融资。一旦融资成功,似乎万事大吉,许多公司通过股票募集资金后无法落实投资项目,不得不存放银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过发行股票融资偿还债务,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比上年增长了36.66%,负债增长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率下降了5.26%,说明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资金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偿还了债务。另外,一些经营效率指标均保持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却较低。据对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调查分析,在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净利润率高达24.1%,而其资产负债率却低于10%。有的上市公司公开宣称“不缺钱花”,甚至干脆就不再向银行借款,通过负债实行财务杠杆的效应没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现象可以说明企业通过上市进行股票融资,增资减债,存在数量上的矫枉过正,本质上的问题依然是体制原因造成企业尚未能就融资方式等问题做出合理的、科学的决策。

四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结论性意见是:

1.体制决定政策。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有效地市场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企业财务政策决定企业融资方式、融资结构。

2.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结构,使融资活动融于企业产权运营和变革中。

3.培养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结构。在完善主板市场的同时,推动二板市场的设立,以满足各类企业融资需要。

4.只有当资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资本都必须支付其真实的社会成本,从而不存在免费成本时,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才有意义。

5.企业根据收益与风险,自主选择融资方式,合理确定融资结构,以资本成本最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标志。

参考文献:

1.刘鸿儒,李志玲:《中国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地位》,《金融研究》1999年第8期

2.谢德仁:《国有企业负债率悖论:提出与解读》,《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

3.陈晓,单鑫:《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企业的融资成本?》,《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4.袁国良:《规范配股理性融资》,《金融时报》1999年4月14日。

5.杨咸月,何光辉:《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国有企业运作效率》,《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

6.樊纲:《金融发展与企业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融资机制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小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小企业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由于其制度的灵活性并且一般没有很重的历史负担，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它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自身也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壮大。但近些年来由于企业竞争的激烈，使许多企业面临较大的困难，影响和制约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的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2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原因剖析

2.1中小企业风险过高

中小企业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中小企业注册资本数量小，组织规模也普遍偏小，缺乏技术与品牌力量，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加上缺乏专门的风险管理技术人员和专业的风险管理技术，造成中小企业在经营中所面临的风险很高。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低，造成银企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存在较高的道德风险。前者表现为资产信用不足，即企业缺乏偿债能力，后者表现为企业的道德信用不足，即企业缺乏偿债意愿。

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完全消除，并通过各种风险媒介暴露出来。这两种风险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银行选择贷款对象不可能完全正确;另一方面，违约惩罚机制不健全、抵押担保难以落实使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面临很大的道德风险，最终形成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同时，中小企业抗御风险的基础——资本金较少，使得中小企业信用度较低，难以赢得信贷市场上其他经济主体的信任，信用关系难以建立，融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

2.2信息不对称加剧了中小企业的风险

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信息不对称分为两类:一是事前的非对称信息，即交易之前授信方不知道但融资方知道的信息。二是事后的非对称信息，即签定合同后授信方、融资方的行为信息不对称。

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果讲，事前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即素质差、缺乏成长前景的企业会通过隐瞒真实情况、编造假信息等手段骗取信贷资金;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则导致道德风险，如改变贷款用途、用于高风险的投资活动、逃废银行债务等。在信贷市场上，贷款者面临的事前信息不对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关企业经营能力的信息不对称;二是有关企业或项目质量的信息不对称。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则主要指经营者对投资项目的选择及经营者是否努力工作的信息不对称。

银企间信息的不对称增加了银行甄别企业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的难度和成本，难以防范企业贷款前的逆向选择和贷款后的失信行为，是导致我国商业银行即使是在资金盈余的情况下也很难将资金贷给中小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企业角度看，由于我国中小企业资产规模较小，经营管理体制不完善，财务管理不规范，可供抵押的资产有限，同时也难以找到符合要求的担保人;加之相当部分的信息是内部化的难以传递的软信息，即不能按标准化办法收集和处理，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固有特征;其信息中定量的、易于编码传递的信息短缺，于是授信方、融资方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更加严重，使授信方更加难以有效地判断融资企业的潜在风险。从中介服务机构看，我国尚缺乏独立的信誉高的资信评估机构，因而没有有效的信息传递与信息甄别机制，且大多数中小企业并不需要由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使其信息又基本上是不透明的。因此，中小企业在寻找贷款和外源性资本时，很难向金融机构提供证明其信用水平的信息。银行缺乏了解中小企业风险的足够信息，只能对其贷款采取保守态度。从银行角度看，在较低的利率情况下贷款给中小企业的结果是低收益、高风险;提高利率贷款给中小企业则会增加中小企业的逆向选择和败德行为。因此，银行给中小企业的贷款面临着高风险，对中小企业贷款一般存在一定的歧视。

3保险机制植入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意义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本质是企业信用不足。在金融市场交易活动中，当融资方为实现特定的经济目的而出现信用不足时，客观上需要通过信用增级以减少授信方的风险，确保授信方在信用不能清偿时能取得补偿。因此，在借贷中，当借款企业有信用评级降低等信用减损的可能性时，需要一种能维持其原有信用评级、保障授信方资金安全的机制，以确保金融交易双方的利益，使得金融交易能够顺利进行，保险这一金融工具具有信用增级的功能，为了解决中小企业信用不足的问题，有必要在我国的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引入保险机制。

中小企业融资分为内源性融资和外源性融资两种。梅耶斯和麦吉勒夫的“新优序融资理论”与伯格和尤德尔“企业金融成长期理论”均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企业首选融资成本最低的内源融资。而内源融资的重要来源是企业内部自然形成的现金流。

一方面，保险机制的介入，可以增强企业的获利能力，提升其内源融资能力。通过购买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咨询服务，中小企业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得以提高，经营业务状况随之改善，能迅速开拓、占有更多市场份额取得较高的销售收入，提高利润增长能力及其利用保留盈余进行再投资的可能，从而提升自身的造血能力也即内源性融资能力。

另一方面，保险机制的介入，可以提升中小企业的信用，缓解其外源融资压力。

保险作为构成中小企业信用要素集的主要要素之一，投保企业有保险作保障，信用等级比没有投保的企业高;同时，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使得资金以更快的速度回流企业，从而企业的现金流得到保障，企业信用能力指数增大，通过我国企业信用综合评定系统评定的企业信用能够得到提升，使得商业银行和其他企业向中小企业授信的可能性增加。

融资机制范文第5篇

融资是企业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企业收益分配赖以遵循的基础。足够的资本规模,可以保证企业投资的需要,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和规避融资风险,融资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因此,就融资本身来说,它只是企业资本运动的一个环节。但融资活动,决定和影响企业整个资本运动的始终。融资机制的形成,直接决定和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及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一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

1.企业资本由供给制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

改革以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国家计划下进行,企业是否需要资本,需要多少,长期资本或是短期资本,均由国家通过财政或银行予以供应。这种体制下,企业不需要研究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更不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自的扩大,特别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以后,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代替了原来的供给制。企业根据市场状况和前景,进行投资计划,并努力为实现投资计划融资。这一变化表明,融资活动由宏观性计划分配转变为微观性融资。

2.由纵向融资为主向横向融资为主转变。

供给制条件下,企业资本均由国家限额、限用途供应,资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动。随着改革的不断进行,为了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企业与企业间的横向融资活动日益增加,存量流动提高了资本运营效率。

3.融资形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计划分配资本体制下,企业融资形式单一,财政分配形式或银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业信用的确立,资本市场的建立,企业内部积累机制的形成,企业融资形式呈现多元化,形成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股本融资与债务融资等多种形式(见表1)。

上述变化,最本质的在于融资体制正在实现计划分配向市场引导融资的转变。过去,财政、银行作为国家总资金分配的两个手段,不断进行着总资金量的分割。尽管后来银行分割总资金量的比例增大,并占了绝对比例,但与现在资本市场融资相比是不同的,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伴随这一变化,各种融资工具职能回归并日益得以体现。对财政投资与银行贷款的认识,也不只限于有偿和无偿的划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点,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虽然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企业融资机制并未形成。

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融资活动,还没有真正的以市场为主导,理性地根据资本成本、风险和收益对称原理选择融资方式,确定资本结构。因此,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还需要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

存量调整是基础,它是针对过去融资行为及其形成结果进行的处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资活动在增量方面的规范性和规律性,则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关键。存量调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而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的。据统计,198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18.7%,1993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7.5%,1994年为79%。如此巨大变化,不是非体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即所谓的“拨改贷”,从1998年开始银行统管流动资金。这一改革的初衷是国家试图通过银企债务关系来硬化对企业的约束。但实践结果事与愿违,由于银行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借贷双方因产权不清而形成信贷软约束。尽管199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贷款约束规则,延缓了国有企业“完全债务化”的速度,但负债增长速度仍远远超过资本增长速度。

企业与银行关系不顺、不清,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债务关系,而且存在着在这种关系表面掩盖下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而且,银行还承担有政府的职能,企业依附于银行,银行贷款并非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原则,有时不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业严重亏损或停产、半停产而不能破产情况下,银行仍不得不发放违背市场规则的贷款。因此,当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时,国有企业高负债率问题,已经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的支出负担。为了减轻企业利息支出负担,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息,但企业减负效果并不明显。其实,企业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贷款数额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况下的高负债形成,是典型的计划分配结果。降低利率不仅没有减轻企业利息负担,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进一步刺激贷款需求,国家不得不进一步强化行政干预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时,仍辅以贷款规模限制,抑制贷款需求。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贷款是计划分配结果,而非市场引导的资源配置,因此,贷款数量并非企业所能左右。由于贷款数额过多造成高负债率,从而加重企业负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股权融资(或自有资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资形成效益以后,而债务融资在投资活动开始就支付利息,在国有企业投资缺乏资本金的基本上,贷款包揽一切的后果,造成了企业巨大的利息负担。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关系模糊不清,特别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谓“税前还贷”,使得贷款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后来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中,将“拨改贷”投资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意味着企业贷款面临两次分配,一是支付贷款利息回报债权人,二是支付股利回报所有者。

公司融资理论认为,增加负债可以取得财务杠杆收益,由于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可以计入成本而免交企业所得税,债权资本成本低于股权资本成本,因此,资产负债率似乎越高越好,因为负债率提高时,企业价值会增加,但负债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时,企业价值因破产风险和成本的增加反而会下降。这样,由于企业负债率增高会令企业价值增加,同时也会引起企业破产风险和成本上升而使企业价值下降,当两者引起的企业价值变动额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的资本结构最优,负债率最佳。

上述讨论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企业必须要用较高的销售利润率来弥补负债经营带来的风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只有超过银行贷款的资本成本时,企业负债经营所体现的财务杠杆效应才是正效应,否则为负效应。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企业运行良好,盈利能力强,负债再高也是可以良好运转的。从这一角度分析,负债率高低只是说明了企业融资结构,而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企业负担高低的标准。我国理论界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是过高的负债率造成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近几年致力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的研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必然应从体制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高负债率治理过程,不只是企业负债多少的量的治理过程,而是企业融资渠道、融资方式等选择和形成的过程,需要综合配套措施才能解决。例如1998年开始推行的“债转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于债权转成股权, 降低负债率从而减少企业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这一改革最终是要失败的。因为体制不改变,企业治理结构不改变,降低了的资产负债率还会再提高,债权和股权的性质仍会被扭曲。因此,债转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债权转股权,形成企业新的治理结构,使得股权所有者通过改造企业制度,实现融资结构最优。我国第一家实行债转股的企业———北京水泥厂,债转股以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股份达到70%以上,从而为通过债转股实现企业转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计划分配资本的体制引致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改革正是应从体制入手,改变国家计划分配资本从而决定企业融资结构的做法,形成企业在市场条件作用下自主决定融资结构的体制。

三现代公司融资理论认为,融资机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资形式的选择,实际上是企业通过决策融资结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

所有这些,都是由融资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决定的。

融资方式的选择,是企业融资机制的重要内容。融资方式多种多样,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等。

企业融资是一个随经济发展由内源融资到外源融资再到内源融资的交替变迁的过程。一个新的企业建立,主要应依靠内源融资。当企业得以生存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利用外源融资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竞争能力。当企业资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往往会从融资成本的比较中选择一种更高层次的内源融资方式。实际上,就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关系来说,内源融资是最基本的融资方式,没有内源融资,也就无法进行外源融资。从国外资料分析,在发达市场国家中,企业内源融资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见表2)。

表2主要发达国家企业资金结构(%)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内源资金75544662443475外源资金25405926526632其

他06-51240-7

注:美国为1944—1990年平均数,其他国家为1970—1985年平均数。

内源融资获得权益资本,企业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资,首先取决于企业内源融资的规模和比重。内源融资规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同样的,也才能获得借入资本。从融资原理分析,企业负债经营,首先是企业自有资本实力的体现,自有资本为企业负债融资提供了信誉保证。而且,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投资回报率高,股东收益好,更应注重内源融资。如果增发股票,无异是增加更多的股东,良好的投资回报会被新的投资者分享,这是得不偿失的做法。

与发达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企业主要依赖于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比例很低,这说明:(1)体制决定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2)企业缺乏自我积累的动力和约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较便宜地通过股票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外源融资决策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企业只允许间接融资,而否定直接融资。实际上,能否直接融资,主要是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业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国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会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积累主体单一化,直接融资是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分配结构变化后才出现和可以利用的。从1978年开始到90年代初,通过扩大企业自方式实现了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1994年以后又推行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4%左右,占GDP的比重为7%;1995年上述两个比重分别为50%以上和76%。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选择,还与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发育和金融体制有密切关系。目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究竟以谁为主,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方式(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德为代表的以银行融资方式(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十分发达,企业行为完全是在市场引导下进行。在美国,曾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的著名学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实证,企业融资的选择,先依靠内源融资,然后才外源融资。外源融资中,主要是通过(1)发行企业债券,(2)发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筹措长期资本。由于法律上严格禁止银行成为工业公司的股东,英美企业与银行之间只是松散的联系。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产融结合。资本市场发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银企关系有着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银行制度。主银行是指对于某企业来说在资本筹措和运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银行。这一银企关系的特征表现在:(1)主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个主银行,每个银行都是某些企业的主银行;(2)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3)主银行参与企业发行债务相关业务,是债务所有者法律上的托管人。德国实行主持银行制度,特征与日本主银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银行在金融体制和企业治理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说明,试图确定一个所谓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似乎没有必要。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结构构成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是一个随机变量,根据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条件,成本和效率的变化,由企业自身决定。我国长时期形成了企业对银行的依附关系。90年代也曾实行了主银行制度,但这一制度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与日本等国家都有重要差异。尽管我国不可能达到美英那样直接融资比例,也很难确定最佳的融资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必然的。发展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改善企业融资结构,将是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方面的方向性选择。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成为企业的重要外源融资方式。但如何决策股票融资或是债券融资,现代公司融资理论已有明确的结论:融资成本决定融资方式,股票融资成本高于债券融资成本。现实却与经典理论相背,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内外源融资比例失调,外源融资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资中偏好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比例低;三是资产负债率较低。由于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直接融资,对企业来说可以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企业还来不及研究和掌握股票融资的特点,就不遗余力地积极争取股票融资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限制,能够成为上市公司的数量很少,而通过重组、改制,按市场经济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经营性资产、无效资产可以剥离,可以取得优惠融资权,紧缺的壳资源成为企业争宠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公司通过股票融资的成本远远低于债务融资成本,这是因为:(1)理论上说,股权融资成本最高,这是以企业正常的运营,即生存和发展为前提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甚至亏损企业仍可以发行股票的话,那么这种股票的融资成本很低,甚至趋近于零。(2)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占有绝对比重,由于国有股权所有者虚位,对投资分红的要求呈软性,而中小股东要么无权或难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关注利润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较少发放现金股利,权益融资能避免债务融资造成的现金流压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债转股也有这种嫌疑),以至于一些企业不惜一切手段成为上市公司,实现股票融资。一旦融资成功,似乎万事大吉,许多公司通过股票募集资金后无法落实投资项目,不得不存放银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过发行股票融资偿还债务,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比上年增长了36.66%,负债增长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率下降了5.26%,说明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资金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偿还了债务。另外,一些经营效率指标均保持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却较低。据对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调查分析,在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净利润率高达24.1%,而其资产负债率却低于10%。有的上市公司公开宣称“不缺钱花”,甚至干脆就不再向银行借款,通过负债实行财务杠杆的效应没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现象可以说明企业通过上市进行股票融资,增资减债,存在数量上的矫枉过正,本质上的问题依然是体制原因造成企业尚未能就融资方式等问题做出合理的、科学的决策。

四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结论性意见是:

1.体制决定政策。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有效地市场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企业财务政策决定企业融资方式、融资结构。

2.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结构,使融资活动融于企业产权运营和变革中。

3.培养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结构。在完善主板市场的同时,推动二板市场的设立,以满足各类企业融资需要。

4.只有当资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资本都必须支付其真实的社会成本,从而不存在免费成本时,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才有意义。

5.企业根据收益与风险,自主选择融资方式,合理确定融资结构,以资本成本最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标志。

参考文献:

1.刘鸿儒,李志玲:《中国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地位》,《金融研究》1999年第8期

2.谢德仁:《国有企业负债率悖论:提出与解读》,《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

3.陈晓,单鑫:《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企业的融资成本?》,《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4.袁国良:《规范配股　理性融资》,《金融时报》1999年4月14日。

5.杨咸月,何光辉:《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国有企业运作效率》,《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

6.樊纲:《金融发展与企业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融资机制范文第6篇

关键词：民间商会；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2.3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2-0083-05

一、民间商会“担保公司”演进背景与运作基础

为了给当地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信用保证，2003年，新疆温州商会15家会员企业出资组建的专业信用担保公司一新疆宣乐担保有限公司，成为最早开始为会员企业融资担保服务的在外温州商会。此后合肥、桂林、昆山等地温州商会陆续成立“担保公司”，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成立或正在筹备担保公司的异地温州商会有10余家。这些投资担保公司的兴起，给在外发展创业的温州商人带来了新的机遇。

(一)民间商会融资担保实践的主要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众多温州人走出温州。在全国乃至世界闯荡市场，并由此构成独特的超越地理概念的以人为集合特征的“温州人经济”。据温州市经济合作办公室相关报告显示，目前，有175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足迹遍及大陆32个省、市、自治区。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累计投资额达1760亿元，创办工业企业近2万家；每年在外温州人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0亿元，相当于温州本地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实践表明，正是这种内外互动放大了温州人经济，进而形成了温州区域品牌效应。

民营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商会的蓬勃发展，后者反过来对民营企业资源配置活动又起到了促进优化的作用。经过10年的发展，目前全国正式建立温州商会的地级以上城市已达120多个，涵盖了大陆所有省、市、自治区。会员企业往往借助商会平台，采取联合式开发、组织化运作的集合方式筹集资金，来弥补单体投资能力的不足，并且出现了行业性、集群式转移的新动态。在外商会已成为温州与各地经济合作与交流的纽带、温籍工商业者在外创业的参谋、维护在外温州人合法权益的“娘家”。

近年来，温州社会资金跨区域流动问题日益突出，通过民间借贷筹资在外经商或投资办企业的现象在温州更是十分普遍。据我们匡算，2006年与200G年相比，温州投资性的民间资金外流规模由每年不到100亿元增加到550亿元，资金外流明显加速。另据温州银监分局专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5月，在外温州人(企业)贷款余额为30.97亿元，比年初增加2.49亿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温州在外企业融资来源依赖温州本地的现实。温州在外企业产业实体在外。而融资大多来源于温州本地，造成“产融分离”，给企业资金调度和资产运转带来诸多不便。因此。由民间商会组建担保公司解决在外企业融资难问题呼声很高，不少商会踊跃尝试。

(二)民间商会担保运作的客观基础

在外百万温州人经过20多年的创业，创造了独特的不可估量的社会财富，可以说，这些财富为商会开展融资担保业务提供了运作基础和现实可能。一是资产实力为担保提供运作空间。在外温商在温州辖区开发并购置大量房产，为贷款提供了大量的反担保资源，通过联动可使大量的闲置资产变活，这无疑为温州民间商会融资担保业务的发展提供巨大的运作空间。二是商会品牌为银行、商会合作提供基础条件。经过近年发展，温州商会以亲和力强、能广交朋友的传统，与各地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形成了庞大的企业家人才群体，“温商”招牌成为当地银行授信“金钥匙”。如昆山浙商投资担保公司成立之初就得到了昆山农村商业银行20亿元的授信额度。三是地域文化为业务发展提供可靠保障。受“永嘉学派”思想以及浓厚的地域意识影响，温州人很看重面子，诚信有目共睹。通过故乡情结，凭借着老乡这层关系，从道德层面上约束会员往往是有效的。四是信息优势为担保资产风险处置提供便利可能。各地商会的行业特色性强，信息掌握比较充分，企业相互之间的资产转让市场相对发达便捷。在风险资产处置方面，不仅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而且处置效率也会明显提高。

二、民间商会融资担保实践的动因分析

(一)从商会自身角度进行考察

1、直接原因：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会员融资困境。目前温州在外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融资需求量大但融资难，这主要是由在外温州人经济特性所决定的：一是在外温州人以民营化的工商活动为主，并以第三产业居多；二是普遍缺乏抵押物，因而不太容易得到银行贷款的及时支持。商会承担融资担保中介的主要优势是可以解决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现实世界交易双方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分布的或参与一方拥有的信息不完全，因此会对市场交易行为和市场运行效率产生影响。不对称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称为逆向选择)，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称为道德风险)。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融资能力可视为资金的供给方(投资者或债权人)对企业提供的相关信息的满意程度。而企业提供信息的能力又可以用企业的规模、财务状况、现有可抵押、质押的财产水平和企业能获得潜在资金的渠道等指标来反映。由于温州在外民营企业普遍规模较小、经营活动透明度较差，财务信息不规范，可用于抵押、质押的资产不足，融资能力有限，这些特点决定了民间商会担保公司在其债务融资中的重要性。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银行不肯贷款给小企业，而是很多企业无法达到银行的要求。对于大多小企业来说，一家企业往往达不到银行贷款的要求，通过商会担保中介运作，让几家小企业联合起来，就可以符合标准。在资金瓶颈面前，小企业们的“抱团”行动爆发出来的力量是惊人的。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上，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Dence)信号理论指出，市场主体通过释放大量信号的办法可以部分获得被逆向选择破坏的市场效率。而民间商会在市场主体信息传递方面可以提供有效帮助，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同最近建设银行和世界最大网商阿里巴巴联手推出的网络银行电子商务信贷业务，将网络信用作为客户评价授信的重要依据，实际上就是利用网络平台传递企业信用方面的“信号”而改进信贷市场效率。

2、关键因素：企业和个人多种需求动机驱动。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bw)有关个人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多种动机和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其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是超越性的，将最终导向完美人格的塑造。如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指出的那样，企业的需求也可以分为五个层次(郑慧，2006)，第一层次为私人产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第二层次为公共产品的产权保护和

经济秩序，第三层次为俱乐部产品性质的行业信息和组织维权，第四层次同为俱乐部产品性质的行业群体认同的需要，第五层次属于政治产品的社会地位的需要。而目前商会会长已成为一张金名片，不仅为个人企业发展带来各种有利因素(第三、四层次)，也意味着企业及企业家个人的取得成功并自我实现(第五层次)。商会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办担保公司。为会员企业提供服务，由此可以得到大多数会员企业的认同，可以树立好的名声和威信，在会长竞选时取得成功的几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很明显，在现实当中，会长企业及本人在两地政府和银行系统得到的关注和重视非普通企业所能比拟。它可以优先得到政策资源，以商会的名义得到好的项目，还可以拥有一定的支配权，这无疑成为最大的间接利益回报。

3、长期动因：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商会组织的长远发展。成立担保公司解决多数会员企业融资问题这一创新举措似乎得到更多外地温州商会的兴趣并付之实践。在当前新形势下，民间商会作为信用服务中介组织的中小企业信贷新模式，来解决中小企业投融资困难以及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不畅、风险较大等问题，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方法和可行途径。制度变迁理论将制度变迁定义为制度创立、变更及随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制度变迁的路径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交易费用高且不完备的市场。二是收益递增。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C.North)认为利益驱动和意识形态导致变迁主体采取了制度变迁行为，而稀缺性、竞争、认知、选择等促使作出选择的集团将制度变迁继续推动下去，并会从选择新的制度中获得更多的潜在利益。显而易见，由于信贷市场长期存在的信贷配给现象，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无法得以很好解决。民间商会通过创新担保中介运作，为会员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融资担保服务，可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交易成本高和信贷市场存在的低效率问题：同时利益驱动和文化认同致使商会及会员企业获得制度变迁的持久动力。

(二)从社会外部环境进行考察

1、地方政府的诱导转变。担保行业是国家推导的行业，各地政府都有积极扶持发展的意愿。一方面，从担保服务可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推动民营经济更好发展的角度看，其效益具有广泛性和整体性，由政府来主导推动应该“名正言顺”。另一方面，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私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自主活动与经营，成为民间商会“自主性”的基础与根源。正是这种“自主性”，也使民问商会成为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中一支重要而独特的“外推力”(张铁军，2006)。商会作为民间的中介组织，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协调、平衡和协作，这些往往是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所难以做到的。而作为民间商会在这一点上，却能以其独有的职能和优势，以市场的需求为导向，凭借着自发的组织形态和自主的管理模式，根据需要进行区域间的合作和联合，最大化地发挥经济联合体和合作实体的优势，使区域和地方经济得以健康发展(刘承智，2007)。因而，在现阶段，民间商会发挥的积极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重视。2004年温州市政府专门出台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财政扶持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每年安排一定的财政资金，扶持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发展。政府通过扶持担保公司的业务运作，可以向众多需要政府支持的企业提供担保服务，实际上发挥了间接补贴的功用。这样既避免政府直接介入专业性很强的经营性运作，使政府保持超然的姿态；同时又使政府有限的财力资源投放影响面扩大到整个辖区企业，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几个常来常往的关系企业。因此，对政府而言，具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就温州市而言，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就是通过民间商会的担保运作，可以积极而有效地利用当地金融资源，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既有利在外的温州民营资本做大做强，又可以有效弱化温州资金持续外流的原动力。

2、金融改革深化产生影响。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十分突出的一点就是更加注重金融资源向均衡化方向发展，着力解决融资结构性矛盾。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结构性失衡而导致的弱势领域发展缓慢问题日益凸显。根据“木桶原理”，弱势领域的发展滞后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而其效益低、融资难、保障不完善的特点决定了单靠其自身发展和有限的财政支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巴曙松等，2008)。因此，加强对弱势领域的金融支持如发展小企业贷款等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关注。银监会于2007年颁布了《银行开展小企业授信工作指导意见》，以放宽担保条件为突破点，加快小企业授信业务创新，以保证小企业有良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环境，这为民间商会融资担保业务发展提供了有利的金融政策环境。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入，高度集中垄断的银行业正逐步向民营资本开放。通过积极促进股份制或互助合作制民营银行以及地方民营性的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与发展，开辟民营经济融资的新渠道，从而为尽可能多的民营企业融资服务。这使得多年与银行打交道、又饱受融资难问题困扰的民营企业家产生强烈的愿望和冲动。他们想方设法进军金融及相关行业，熟悉金融业务，为以后大的发展做好准备。而担保业不属于金融管制范围，门槛比较低，操作相对比较容易，成为现阶段温州商会尝试和实践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三、民间商会融资担保实践的主要特点及面临困难

(一)民间商会担保运作的主要特点

我们把合肥(省会城市)、昆山(县级市)温州商会作为实地调研对象，通过召开商会及其担保公司相关专业人士座谈会并发放调查问卷，当前异地温州商会融资担保业务发展特点可以概括为：

1、注册资金以商会会长出资为主。如昆山浙商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1亿元为昆山温州商会会长旗下的企业独家出资设立。2004年设立的合肥温商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是合肥温商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而合肥温商集团董事长正是合肥温州商会会长。

2、担保对象、资金用途比较固定。昆山、合肥两地商会担保公司并没有进行商业化运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所担保的贷款对象基本上是商会会员或当地经商的温州人，主要用于急需小额资金周转比如进货或扩大生产等。

3、担保业务规模不大，担保贷款以小额为主。截至2008年4月，昆山浙商担保公司运作的担保贷款总额为6600万元，客户仅28户，其中企业5户，个人23户，最大一笔达到1500万元，其余大多为50万元上下的小额贷款。而合肥温商担保公司每年担保额只有几百万元，成立至今累计担保额也只有3000-4000万元，最大一笔担保仅有300万元；目前担保客户还不足30家企业。

4、机构运作相对比较规范。公司由当地金融界知名的资深专家负责，经营管理与风险管理岗位均由具有多年金融行业从业经验的专业人员担纲。如昆山浙商担保公司内设业务部、风险部、财务部等，招聘7名

工作人员；合肥温商担保公司现有专业从业人员3人。

5、业务收入偏低。目前，昆山、合肥商会两家担保公司收取的担保费原则上是1-2％。昆山浙商担保公司2007年业务收入为56万元，合肥温商担保公司业务收入更少。

(二)民间商会担保运作发展中面临的主要困难

1、缺乏银行认可度。担保机构开展业务离不开银行配合支持，但出于各种因素担保机构又难以真正获得大多数银行的认可，包括其实力、风险评估、管理能力及其推荐的企业，使得担保机构业务受限而难以生存。如在合肥，各银行一般只认较大的5家担保公司，有政府背景往往就能信誉放大，如1亿元注资，可以担保贷款20亿元，而且没有多少专项的保证金存放银行；但对于温商等其他担保公司，则完全是不同的政策，一般不超过5-6倍。

2、自身定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空间。目前，商会担保公司定位在纯服务性质，主要对会员企业提供担保服务。从现实情况看，温州在外企业和商人很多，但参加商会的并不多，特别是那些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而他们恰恰是最需要得到融资担保服务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企业发展来说，最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是它开始达到一定规模、而又未成为实力雄厚的大企业的时候。

3、收益与风险不对等。从昆山、合肥两地商会担保公司运作的实际情况看，经营规模小，收取费率低，处于保本经营甚至亏损状态。另一方面，目前的担保机构尚未健全完善必要的风险补偿机制，又缺乏统一有效的外部业务监管，在资本金非常有限的前提下。防范风险的任务相当艰巨。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没有直接的商业利益往往就没有发展的可持续性。

4、程序复杂化制约客户融资担保需求。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特点往往比较急，可以付出高的成本代价，但不能拖拉。尽管对于惠及会员的商会担保公司来说，在发放贷款的程序上，商会担保公司的操作程序和专业的担保公司没有两样，但由于银行不认可担保公司，对担保公司担保的贷款条件执行比较严，基本与抵押贷款条件一样，所以并没有减少贷款程序，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对当地温商一般缺少吸引力，程序复杂化使温商不愿进入，使得担保公司服务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5、商会自身发展有待完善。由于商会管理未实现职业化，对骨干的副会长以上单位而言，日常活动的经费支付主要来自他们的年费，商会的政策利益也主要由他们分享，往往形成会长、秘书长来自同一个企业或者由会长企业进行聘请，最终把商会搞成“一言堂”，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其他会员的积极性。

四、民间商会融资担保路径选择及其理由

(一)民间商会在融资担保实践中的角色定位

从总体上看来，信用担保业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是自身业务发展的不规范而使行业整体陷入危机，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仍在加剧，担保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我国信用担保业整体发展亟需寻找新的出路。那么，在组建与发挥担保公司作用的过程中，民间商会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研究发现，互助联保组织具有将信息不对称风险内部化和低成本、稳定运作的比较优势。应该成为我国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基础：而且低层级的中小企业更适合建立互信用担保(彭江波，2008)。

显然，大多中小企业所需的融资担保服务是一种“俱乐部”产品，利用民间商会作为融资担保中介，组织会员企业进行互助联保，具有一种天然的运作优势，能够促进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效果。因此，民间商会毫无疑问应该是提供“俱乐部”产品的最适当组织，这对明显具有地缘文化特征的异地温州商会来说更是如此。

(二)发展模式选择及其理由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要想发挥民间商会信息优势，必须改进完善现有运作模式。可行的发展路径和模式是：建立完善由商会会长或副会长企业牵头，会员企业共同出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中小企业互助担保机构。主要理由：

一是中小企业互助担保可以促使单个分散的个体在信用上实现自我增强和自我升级。在民间商会的互助联保组织下，企业之间组成了信用联合体，从而形成商会企业整体信用优势，方便与银行信贷制度要求进行有效对接，有利于缓解不同单个会员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资金约束，达到改善信贷资源投入效率的效果。

二是中小企业互助担保可以建立稳定的共同基金补充机制，有利于担保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开展中小企业互助担保，由会员入股或集资的形式集合成较大规模的共同担保基金，从而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更为商会会员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服务。同时，中小企业互助担保不以赢利为目的，取得利润也用于担保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中小企业互助担保可以推行风险共担机制，有效防范信贷风险。可以采取风险基金、企业互保、资产抵押等多种形式反担保，借助企业之间的相互监督机制和商会企业内部信誉传导及惩戒渠道，以及资产交易在行业内部最大程度变现等运作优势，使得主要风险由互助担保机构各成员共同承担，达到分散担保风险的目的。

四是中小企业互助担保可以完善信用担保发展体系，有利于商会自身的发展和壮大。在商业化担保机构发展面临危机亟需寻找新的出路的背景下，中小企业互助担保机构的发展尤为必要。它不仅可以扩大担保服务的覆盖面，使担保机构发展多元化并呈现不同的市场细分，促进提高担保机构服务效率；而且可以增进民间商会会员企业之间的凝聚力，反过来促进民间商会自身的发展和壮大。

五、结语

融资机制范文第7篇

关键词：完片保证；融资细节；保险服务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104-07

影视是集社会智慧（知本）和社会资金（资本）的产业，并以此成为承载社会文化的重要形式；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它既是深度的文化产业，也是高度的经济行为；作为大众传媒的特殊产业化形式，它既是艺术社会化的创作，也是以工业再生产作根基的商业行为。影视业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被划分为第三产业，从世界范围看，影视业已从单一的媒体逐渐发展成一种新兴产业，其占各国第三产业乃至GDP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分析目前世界的产业趋势，只要是与文化有关联的产业，盈利所得都在不断大幅攀升。证明了美国《财富》杂志所说的：文化就是一种财富。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成为一种财富的同时，也以文化产品和文化市场的方式，进行着文化覆盖，把世界悄然带向文化一体化。这样，文化产业在生产出财富的同时，也生产着文化价值――意识形态。

影视产业由其产品的大众性和特殊精神内涵所决定，要完成市场的产品转换，必然成为整个文化产业的创意核心，为明星经济、唱片业、广告业、演艺业、服务业、游戏娱乐业等提供内容资源和经济动力。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在社会物质文明有了极大发展的情况下，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对未来的文化全球化。市场经济改革提高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全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改善，与此相对应的社会文化水平和社会文化综合素质，却相对滞后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如何振兴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并使这一文化体系能够在文化全球一体化中占有主导地位，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一思考，要推动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促进中国影视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我们在运作体制上提出了构建完片保证体系。

完片保证（担保）从根本上为影视投资者确保了项目能在指定时限内完成，给项目的投资者不会超出指定投资完成制作保证；当制作无法完成时，将退还其投资。制片者通常会应项目投资人的要求获取完片保证。一些独立制作的影视作品通常会设立完片保证，但是随着主流工作室与独立制作人之间合作的增多，主流工作室的作品也开始采用完片保证。

有别于大多数传统保险，完片保证是一项实际操作性很强的业务。完片保证者需要扮演积极的角色，减轻风险，使项目能够在时限和预算内完成。当项目开始脱离既定轨道时，完片保证者将一步步促使该项目顺利完成而不会面对索赔。为一个项目提供保证前，完片保证者将对脚本、预算、时间安排和筹资计划进行全面审查，会见关键主创人员以了解项目，必须要考虑主创团队的背景、经验和个性，这些因素都与制成品交付有关。

在拍摄过程中，完片保证者通常会根据定期提交的进度报告和费用报表来监督拍摄进程，到片场或外景地视察。拍摄完成后，完片保证者同样也会要求定期提交最新进展报告以及产生的费用报表来监督后期制作过程。

当影片交付给发行者时，完片保证者的担保义务即告终止。完片保证者确保制片者完成了合同中所有的交付要求后，发行机构才能确认影片制作全部完成。有时，发行机构由于优先事项发生变化或承诺太多，而试图免除自己验收制成品的义务。完片保证者不负责从发行者手中取得付款，这是制片者的义务，除非制作公司购买了应收账款保险。

在加拿大，目前只有一家加拿大电影公司向该国的制片者提供完片担保业务――即“加拿大电影筹资有限公司”（Film Finances Canada Ltd），一些美国完片保证公司，如位于洛杉矶的国际电影担保公司（IFG）和CineFinance公司，有时也会为加拿大的制片者提供完片保证；不过，这两家美国完片保证公司仍处于加拿大市场的边缘。加拿大电影筹资有限公司会从其海外（如洛杉矶）的分支机构承接一些业务，这样那些无隶属关系的竞争者将得不到其部分担保销售。

加拿大除电影筹资有限公司外，还曾有过完片保证公司（Completion Guarantors）、动画保证公司（Motion Picture Bond Company）――现在这两家因激烈竞争而消失了。当时，加拿大还活跃着那些子公司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的公司，如电影完片国际（Cinema Completions International）和世界电影完片（WorldWide Film Completion）等。下图描绘了完片保证过程中的资金流动和内在契约关系及完片保证的结构。

完片保证的启动资料来源：Nordicity Group在采访加拿大电影筹资（Film Finances Canada）公司的基础上绘制。

从历史上看，完片保证费率高达项目预算的6％（包括项目完成后退还给制作方的部份）。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众多竞争对手在加拿大市场出现，该比率下跌到0.8％ 。这种价格竞争和加拿大再保险公司数量的不断减少导致市场重新洗牌。2003年1月，加拿大电影筹资（Film Finances Canada）公司收购了完片保证公司（Completion Guarantors）。短短两年多时间，加拿大在提供完片保证方面已经几乎被国内企业所垄断。

2004年，魁北克电影与电视制片人协会（APFTQ）对其成员进行了一项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在讲法语的制片者中，除故事片外，很少采用完片保证。调查结果说明了制片者采用完片保证的情况，及为此支付的平均费率。

APFTQ成员中采用完片保证的情况及其支付的平均费率3 资料来源：APFTQ ，APFTQ调查成员， 2004年。n /a-无法获得或不适用的数据。

根据受访制片者所作的回应，104个项目中仅有9个获得了完片保证，其中6例为故事片；11个电视剧的项目中仅有一个要求有完片保证。而其他两例有完片保证的则属于杂志类型。

过渡期融资。在加拿大，一部故事片或一个电视节目的制片者只有在项目完成后才能获得主要融资资金。而在拍摄期间，制片者的债务，包括工资和其他费用就要到期支付。因此，制片者必须取得过渡期融资――有时称作现金流融资――以便提前透支未来的款项来满足当时的债务需求。

在拍摄前，制片者会向加拿大国内外的播出机构和发行机构预售其影视项目。这些预售协议常常规定了按进度付款的条款，包括交付影视项目成品。政府税收抵免是另一种融资形式，也是最后收到的一笔款项。制片者将预算和融资细节提交给联邦和省政府机构，然后将会收到的不可退还税收抵免额先期决定告知制片者。制片者在联邦和省政府对企业税务文件进行评估后才能收到退税。这样，大多数制片者都必须为期望中的税收抵免进行过渡期融资，这些税收抵免只有在制作完成后才能收到。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加拿大电视项目的现金流入与流出时间和相对大小图表44 资料来源：Nordicity集团改编自Kathy Avrich Johnson的著作《加拿大制作的融资：制片人手册》，2001年版，第73页。。

制作前期拍摄完成后期制作交付成品

资金流入开始拍摄：其他公共资金，发行机构预付款拍摄结束后：CTF/播出机构付款拍摄结束后：发行机构预付款交付时：发行机构最低保证余额，播出机构预售余额，CTF和其他公共资金余额提交和处理纳税申报表后税收抵免的款项

制片者将在项目启动时获得拥有许可播出机构提供的部分资金和其他公共救助资金。这使得制片者拥有了项目制作前期所需的启动资金。这一阶段约为3周。从第四周开始进入拍摄阶段。这一阶段往往会带来更多资金，但是这些钱不足以满足这段时间内每周庞大的债务需求。拍摄可以持续4周左右。由于制片者要付款给演员、工作人员和服务提供方，因此这一阶段会产生较高的现金流出量。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制片者最需要过渡期融资。

拍摄接近尾声时，制片者往往会获得播出机构和CTF的资金。这些款项仅够支付部分拍摄费用。因此，在拍摄阶段，制片者还要继续支付其要求用于填补支出的过渡期融资的融资费用。

后期制作阶段可以持续数月，这时，影视作品可以作为成品交付。在这一阶段，制片者要支付编辑、音效和其他后期制作费用，但不一定会从买方或资金提供方获得更多其他的资金。项目启动约30周后，制片者会将最后的成品交付给播出机构和发行机构。交货后，买方和CTF以及其他公共资金将支付大笔款项。但这些款项的总额仍给制片者留下了约25%的缺口需要过渡期融资来加以弥补，原因是制片者必须等待税收抵免款到帐。税收抵免款在制作公司填写并提交企业纳税申报表后才能支付。省和联邦一级的税收抵免款大多会进一步推迟到对纳税申报表完成处理并对申报公司进行审计之后才会支付。

从2001年开始，主管安大略省电影和电视税收抵免的安大略省财政部开始加快税收抵免资金的支付进程。根据新制度，财政部将在企业纳税申报表提交6周后向制片者支付最高85%的税收抵免申请额。制片者仍需取得安大略省媒体发展公司（OMDC）的证明，该证明最早可以在拍摄正式开始时获得。而根据旧制度，制片者只有在接受审计后――提交纳税申报表后――才能收到税收抵免资金。制片者无法决定接受审计的时间，有可能在提交纳税申报表几个月之后才能进行审计。

加拿大的银行一般会基于对项目的全面评估而提供过渡期融资。它们假定由于预售情况较好并得到了诸如税收抵免、Telefilm投资、CTF等其他融资计划的全力支持，因此项目预算有保证。这种贷款的担保一般包括总担保协议、版权抵押、全险和过失与疏忽保险、已担保的完工保证、实验室进入函件和各种融资协议中对制片者权利和收益的具体分配规定。一般情况下，这些分配规定都能得到出资方的认可。他们同意将款项直接支付给银行。

银行会尽力为所有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但融资模式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执行，原因是制片方为了完成项目融资开始寻找一些越来越复杂的资金来源，包括国际协同制作和其他国家的税务驱动鼓励措施。因这种制作融资模式及其交易成本对小制作来说可能难以行得通，因此在贷款规模上有一定的门槛。银行会根据每一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当然，银行在发放贷款前会评估并确定制片者的信用情况。一个拥有良好历史记录和较大业务量的制片者将得到银行更优厚的贷款条件。而贷款需求较少且信用状况不佳的制片者则往往需要更多的抵押品，类似于个人担保。许多对过渡期融资需求较少的小制片者无法获得过渡期融资。固定附属成本可以极其高昂，令人难以承受，此外，交易金额以美元计算可能太低而无法获得银行的支持。

EDC也承担国外买方不付款的风险。如果国外买方因违约或破产而不付款，加拿大出口商可以提出索赔。接下来，EDC将会告知出口商的金融机构其保险的保额（最高为应收账款的90%）。

自1999年开始，EDC就开始承接影视业的业务，在过去的十年中，加拿大的影视制作人一直在使用国外应收账款保险。加拿大制片者根据向国外发行机构和播出机构预售作品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向EDC购买保险，因为加拿大银行无法评估其信用状况。EDC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其愿意向有信誉的买方提供优厚的条件。国外发行者可以在交货后延迟90天或180天再支付项目款。这种条件使加拿大制片者能够吸引国外发行机构承诺购买影片，但显然也增加了EDC被拖欠账款的风险。

缺口融资是用于描述制片方获得融资以弥补项目预算与预售总额和其他融资来源之差的一个术语。也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制片方的融资和预售总额少于项目预算。这一缺口实际上是由于展览或发行权有待出售而造成的。缺口融资是一种没有将已谈妥的初级融资作为抵押的过渡期融资。为了获得缺口融资，制片方需雇佣一个销售并制定一个在未销售地区销售该项目的计划。然后，金融机构便可基于该计划，即预期销售情况和销售的能力，提供贷款。缺口融资允许制片方在不稀释自己股权的同时完成项目融资。缺口融资的出资方对制成品产生的任何收入拥有第一补偿权。缺口融资的出资方在股权投资人开始获利之前必须先支付预算资金。当然，这一财政状况与加拿大Telefilm公司股权投资所附带的补偿政策存在冲突。

加拿大现在只有一家公司提供缺口融资，即FIDEC。FIDEC开始只在魁北克开展业务，不过其计划马上在加拿大其他地区开展业务。为了换取缺口费，FIDEC向制片方提供贷款担保，这样制片方就可以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按FIDEC的解释，这些贷款可以享受银行的优惠利率。

目前，魁北克以外的加拿大制片方大多向加拿大以外的金融机构寻求缺口融资。一些主要的缺口融资出资方包括Comercia娱乐集团（其通过独立电影融资在加拿大开展业务）、Lew Horwitz 组织、美国的联合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英国的爱尔兰银行等。

缺口融资的细节

制片方（销售）启动缺口融资贷款利息和缺口费缺口贷款本金缺口融资出资方

交货后国外购买者未能付款[注：资料来源：Nordicity集团根据与FIDEC的采访绘制]

制片方制片方偿还缺口贷款本金和缺口费缺口融资出资方发行机构或播出机构

销售购买某些展示权外国发行机构或播出机构资金流向其他合同或重要商业联系

加拿大制片方在获得缺口融资之前，其制作成本一般必须有80%已经获得预售和软性资金保障。这80%必须包括向至少两大海外地区进行销售，后者则可以衡量项目的海外市场化程度。

在决定提供缺口融资数额时，一般会把销售的销售计划削减50%（有时更多）。销售计划必须包括至少二或三个主要地区的销售额（北美、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斯堪的纳维亚、日本、澳大利亚、南非（通常包括）、泛亚卫星电视（有时包括）、拉丁美洲付费电视（有时包括））。

由于缺口融资比过渡期融资的风险更高，因此付出的代价也更高。缺口融资的成本以等价利率计算约为8%至20%。缺口融资的成本包括：利息成本（一般为优惠利率加上2%）；手续费（贷款额的1.25%至2.5%，根据交易的复杂程度而定）；缺口费（相当于缺口额的7%至8%）；法律费用。

保险服务。除了完片保证和国外应收账款保险外，影视制作者通常会获得负债和财产损失保险。影视制作者采用的保险产品主要有以下四种：（1）娱乐表演组合：涉保范围包括前期制作，演员阵容，基本要素，底片，废片，摄影机，管理，各项设备，道具，布景和行头，额外开支，财产损坏，办公用品以及非自有或租用的汽车损坏。（2）综合责任险和保护责任险：这类保险类似于商业中所使用的标准保险，范围涉及任何意外或特殊事件。（3）过失与疏忽保险：这类保险避免影视制作者与播出机构因触犯个人权益、影视节目对个人的中伤或诽谤而引发诉讼。（4）汽车保险：在某些省份，影视节目制作者会为制片中租赁的汽车购买保险。

制作类型和制片者的履历对影视责任险的比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下表详细描述了APFTQ成员对各种责任险采用比率和费率情况。通过调查APFTQ成员采集到的这些数据表明，保险率大都与制片类型有关。[注：资料来源： APFTQ，对APFTQ成员的调查，2004年。故事片部分的统计数据包括完片保证费的支出]

从纪录片来看，过失与疏忽保险在总预算的0.24％到11.63％（平均为2.82％ ）范围内浮动;电视剧的演员保险则没有什么变化，平均为0.29％。 纪录片的高比率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过失与疏忽保险的投入比率很高。由于纪录片的特点，制片者常会遭遇承担诽谤或其他责任的。对APFTQ成员的调查结果显示，其他影视节目类型的责任保险开销，占总预算的0.3％至1.8％。

由文化自身的意识形态属性所决定，影视业虽然可以市场化，但实际引入的是市场机制，即以市场行为手段，达到社会文化和社会资源整合，这使得文化市场本身在引入市场行为的同时，必须有政府行为的控制，以此体现文化市场的国家利益。

完片保证体系，以市场行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而其目的则是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完片保证在进行项目审定时，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完成了社会文化话语的议程设置，以文化娱乐的方式，达到对于社会文化的整合，并以市场行为，对其项目的实施进行监控，用完整的文化内容对抗文化帝国主义，抵制国外不良文化的侵入，从而实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应与统一。

完片保证能够集合社会资源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进程，以市场行为实现对影视产业的行业规范。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一影视产品生产大国，但绝对不是第一市场占有大国，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中国影视产业导致了大量社会资源的流失和浪费。而资源本身的流失，又使中国难以制作出能够真正体现中国实际国力水平的影视作品，进而导致国家形象国际化的塑造。完片保证体系在社会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同时要构建起影视产业的质量工程体系，由泛走向专，由量走向质，由粗走向精，进而促进中国由经济强国走向文化强国，增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软实力，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

产业发展也存在着“绿色”理念，发展文化产业不能用单一的经济标准进行衡量。创新的目的必须有创新的手段给予保证，完片保证体系正是要从根本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变资源性生产为绿色生产，彻底改变影视制作目前的环境，使这一市场能够真正同国际接轨，以文化产品影响世界，以文化产品让世界认识中国，接受中国，确立起中国的国际文化地位，进而达到对于意识形态的抵制和渗透。

A Research of the Financing System of Film and TV Industry

――with the Fund Guarantee System of Canadian

Film and TV Industry as an Example

HAO Pu-ning

(Communication School,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2, Yunnan,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al strategy of turning China into a strong country of culture propose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paved a good way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Considering the film and TV industry, some bottleneck problems still loom ahead though excellent products and good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However, as the saying goes that stones from other mountains can be made into jade, it is important to learn from others, drawing their effective experience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融资机制范文第8篇

关键词：设施农业融资机制融资模式

设施农业开辟了我国农作制度发展的新领域，在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日渐突出。天津市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配置条件，设施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政府的重视，在蓟县、宝坻等县域，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设施农业在向规模化阶段发展时，资金如何保障，各资源主体间的关系如何处理，都涉及到融资机制和融资模式等融资问题。天津市只有解决好融资问题，设施农业的产业升级所遇到的资金瓶颈才会被有效打开。

一、设施农业融资问题概述

设施农业又叫设施型农作制度，是通过人工构造的设施，采用农业工程和机械技术，改造自然的微环境，为动、植物等农业生产提供相对可控制甚至最适宜的温度、湿度、光照、水肥和气等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实现高产、高效生产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设施农业生产初始投入的基本要素包括土地供给、资金供给、技术供给和劳动力供给。在市场化条件下，这些要素供给最终都归结为资金的供给。发展设施农业投入是关键，资金是难题。因此，设施农业的融资问题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设施农业融资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各资源主体间的资金供给关系即融资机制问题；二是设施农业项目的资金以何种方式筹集即融资模式问题。

二、天津市设施农业融资机制的锻造与创新

由于设施农业的初始投入较大，运营成本相对较高，这些投资最终都依靠高技术含量的高产出来加以回收，并使投资者获利。从投入到最终收回成本，通常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设施农业的持续发展，建立在有效的资金保障的基础上。如何建立有效的融资保障体系，并随设施农业的发展而加以创新，首先是公共管理者即政府的责任。

1．设施农业融资渠道和方式

设施农业的发展，基本上依赖于三种类型的投入。一是纯粹的公共产品形式的投入，如电力、道路、桥梁、水利和教育等的投入。二是准公共产品性质的投入，即不能完全避免“搭车者”的产品投入，如农业生产区域内的专属电力、道路、水利和环境等的投入，以及农业技术服务的基础性建设、产品销售的共同渠道的建设等。三是私人产品形式的投入，专属服务于特定生产者的需求。

显然，不同类型的投入，因其投入的回报机制不同，对融资渠道或方式的选择也是不同的。针对上述三类投入，天津可供设施农业融资选择的渠道和方式如下。

⑴财政融资。主要适用于纯公共产品性质的投入，即设施农业所依附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包括财政投入和财政再融资投入。财政融资方式对设施农业的发展起到根本的推动作用，是设施农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由于其财政杠杆作用，对设施农业的作用直接而猛烈，对整个社会的溢出效应大；但是也存在使用效率低和支出成本高的一面，因此设施农业要步入健康良性的轨道，还必须借助更多的市场化的融资渠道和方式。

⑵信贷融资。主要适用于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性质的投入，即设施农业的专属公共性设施建设支出和专属服务于特定生产者的直接的生产性设施支出，包括政策性金融信贷和商业性金融信贷。政策性金融信贷由支持农村长期发展的政策性银行和其他政府指定的农贷机构提供并管理，一般不以赢利为目的。天津市在国家开发银行的政策性信贷上，已经发展出“蓟县模式”。涉农的商业信贷与其他信贷只有信贷投放领域的差别，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信贷很难为农村提供足够的长期的基础设施资金，而侧重于解决具体设施农业生产者的短期资金需求。而这又取决于设施农业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活动的连续性、持久性。

⑶合作融资。从商业组织的发展过程来看，合作制的产生早于股份制；农业生产者的分散化和生产地域的相对集中化，为合作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合作融资在融资次数上成为最普遍的农村融资方式。目前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非常普及，而西方的合作融资发展更加久远。在管理方式上，合作融资的行业自治性非常强，政府除了行使央行职能外，不会实行过多干预。

⑷股权融资。股权融资在组织形式上比合作融资又前进了一步，利用现代企业制度来发展规模设施农业。股权融资提供的资金量非常大，在我国的东北等农业大省，有过运用。2008年，福建省产生的股份制设施林业扩大化的现象，是设施农业的又一重要发展。股权融资(发行股票)的实现通常要借助于资本市场的功能，与债券融资一起为农业的现代化进程服务。

⑸其他融资。包括农民的主体性融资和民间融资等。设施农业的创业主体是农民，围绕这一主体范围内所进行的直接融资活动，主要包括农民的自有资金和农民之间的投资、抵押、借贷活动。在我国农村流动资金逐渐充裕的今天，这些融资的重要性开始突显出来。

2008年下半年，也就是我国物权法实施近一年，中央开始反思并宣示农村的土地流转问题，土地融资在得到法律支持后，进一步得到政策的支持。土地的流转问题解决后，土地就会成为一种重要的融资媒介。土地融资在上海市和内蒙古自治区都有成功的范例。

2．天津设施农业融资机制的创新

⑴天津市在设施农业融资机制上的既有创新。我国的很多地方，在设施农业融资方面，既继承了历史传统做法，也进行了局部的或整体的创新，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例如，浙江义乌市等地的农村合作银行（刘丽庆，2007）；福建石狮市的“标会”和农村合作基金会（韩俊等，2007）；山东蒙阴县的传统信用社贷款和民间拆借并重（王业官，2007）；台湾的合会（李晓佳，2006）；等等。

天津市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立足国家开发银行信用业务，勇于创新，在一些地方也发展出了有自己特色的设施农业融资机制。如，①蓟县创立的“3+2+1”的设施农业融资机制。“3”是指建立三个县级融资服务平台，即管理服务平台、担保服务平台、承贷服务平台。将县人民政府银政合作办公室作为管理服务平台，主要职能是组织、协调、推动、监督。与新农村建设担保服务平台和贷款支持服务平台一起，组成了适应银行贷款需要的设施农业融资保证机制。“2”是指建立两个乡级融资服务机构，即乡镇银政办和小型担保组织。乡镇一级银政合作办由乡镇主要领导、财政、农经等人员组成，主要职能是项目的调查汇总和贷款的进度监督以及贷款的回收；小型担保组织由乡镇银政合作办成员、贷款村两委会成员组成，共同为本乡镇、本村贷款进行贷款管理和担保保证。在农村建立专业合作社或由村委会组建贷款贷后管理组织，提供用款农户的基本情况、贷款使用情况、本金和利息的催收、反担保抵押物的处置。“1”是指每个贷款户都要参加一个专业合作社或一个信用联保小组。蓟县模式以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业务为基础，为设施农业提供了组织、管理、担保、服务等环节的融资便利。②宝坻创立的“四台一会”设施农业融资机制。利用镇级管理平台、融资平台、信用担保平台、公示平台和信用协会，为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业务提供管理和服务支撑。

⑵天津市设施农业融资机制进一步创新的思路。①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建立起对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发展的激励机制。通过出台“加快特定优势产业的设施农业发展决定”、农业产业化的支持政策和指导意见，对激励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发展做出具体规定，有效地引导了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发展。②创新信用借贷方式，建立农业发展信贷支持机制。例如，建立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机制，解决农户大额资金需求。建立农户经济档案、实行小额信用贷款证管理。③设立村民发展互助基金，建立农业发展互助机制。采取“政府铺底、农户入股”的筹资方式支持农业发展。④着力农业招商引资，建立农业发展市场融资机制。围绕主导产业的设施农业本身和相关的三产综合开发，发掘经济效益潜力高的项目，利用外来资金进行开发。

三、天津市设施农业项目融资模式及其选择

如前所述，设施农业的支柱是高附加值的优势项目及其产生的规模集群效应。有了这样的项目，就可以利用现代的项目融资模式，充分发挥市场融资机制的作用，使设施农业的发展步入快速轨道。

1．规模以下项目与小额信贷

设施农业项目的规模，是决定项目融资模式的最主要参照指标。我国的设施农业基本处于起步阶段，以小规模的农业生产者为主，因此，小额信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农村试点小额信贷。中国的试点主要依靠补贴，由非政府组织实施，很难有效、迅速的推广他们的经验，所以没能达到一定量的积累、一定程度的覆盖率和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从事小额信贷主要有以下机构：国际发展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资助的小额信贷项目、政府主导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一般由农行、扶贫办及扶贫社操作)和农村信用社的小额信贷业务。

小额信贷在天津的成功范例除蓟县银政合作的小额信贷模式外，还有天津市妇女创业发展促进会，成功地利用小额贷款帮助城乡妇女自主创业，小额信贷起点为4000元。天津妇联、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发起成立天津市妇女创业发展促进会，是为小额信贷业务的可持续发展而建立的治理结构合理的专门管理机构。国家开发银行、国家邮政局邮政储汇局资金管理中心、天津财政局、天津市劳动局、中国银行等都是小额信贷计划的参与单位。

天津市发展规模以下项目的设施农业，可以利用小额信贷具有门槛低、易获取、见效快等特点，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小额信贷借款期短、利息高、还贷风险大的弱点。这就要参照蓟县模式，对小额信贷的组织、提供、担保和服务等进行改进。一是小额信贷资金的来源问题。当前是天津市发展设施农业的较佳历史时期，贷款需求日渐放大，各级人民银行应扩大再贷款支持，增加小额信贷资金的供给。二是提供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措施，降低小额信贷的成本。三是增加小额信贷的风险储备，多元渠道消化小额信贷损失。种植、养殖业受天气、市场的影响很大，小额信贷机构本身要建立风险储备金，天津市也应采取措施建立小额信贷的保险基金，降低小额信贷供给方的风险。四是提高小额信贷运作效率，防止政府部门对小额贷款过度干预。包括杜绝对农业贷款减免的随意性，以提高农民的还贷信用意识；县区、乡镇地方政府部门应严防行政乱作为，避免不当行政干涉小额信贷的运营工作，如违背项目融资规律，指定贷款对象，导致小额信贷投资失败和损失。

2．规模项目与项目融资模式

规模以上的设施农业项目主要是综合性的设施农业园区，科学布局，同步建设。可进一步细分为温室蔬菜水果区、农产特产种植区、生态科学养殖区、农产品加工区、饲草料种植区，等等。

目前国际国内项目融资运作成熟的模式有：产品支付、融资租赁、BOT融资、TOT融资、PPP融资模式、PFI融资模式、ABS融资。天津市设施农业可以借鉴的模式有：

⑴产品支付。产品支付是设施农业项目在投产后直接用农产品来为贷款还本付息，而不以农产品的销售收入来偿还债务。在贷款得到偿还以前，贷款方拥有项目的部分或全部产品，借款人在清偿债务时把贷款方的贷款看作这些产品销售收入折现后的净值。我国在订单式设施农业生产中，已经出现产品支付的借贷方式。

⑵融资租赁。在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支出占较大比重的设施农业项目中，项目的管理者向经营融资租赁的金融机构申请融资租赁，由该金融机构购入设备，提供给设施农业项目，该项目分期以租金形式支付给金融机构该设备的价款及孳息。

⑶ABS融资。即资产收益证券化融资，以设施农业项目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保证，通过提高信用等级计划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具体运作过程是：①组建一个特别目标公司。②目标公司选择能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的对象。③以合同、协议等方式将设施农业项目未来现金收入的权利转让给目标公司。④目标公司直接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募集资金或者由目标公司信用担保，由其他机构组织发行，并将募集到的资金用于设施农业项目建设。⑤目标公司通过设施农业项目资产的现金流入清偿债券本息。ABS融资模式的筹资成本较高，因此只能适合规模非常大且有政府强力支持的设施农业项目。

3．利、害参半的第三种可选模式：发展中的民间内生融资内生融资，是指“在客观供求刺激下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经济成份的资金运动”；具有地方性或草根性、内生性、总量规模大但单个规模有限、参与各方有高度的信息对称性和信息完备性、监管难度大等特点（冯兴元等，2006）。设施农业可以利用的内生融资有：互助形式的民间直接借贷，民间直接高利借贷，合会（标会等），典当或寄卖，集资，对缝业务，民间票据贴现，民间租赁融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银背），私人钱庄，等等。就设施农业的融资顺位而言，内生融资有时会很靠前。

我国中央银行、一些高校和学者都曾对我国内生融资的规模进行过调查和推算，但结果大相径庭，大致范围是每年在2000亿至1.4万亿（时间范围是2002—2005年）。根据学者的研究（韩俊等，2007），由于“贷款太难，贷款期限太短，贷款利息太高，手续太复杂，金融服务品质太差”等原因，正规金融（外生融资）难以满足设施农业的资金需求（根据杜志雄2000年和2001年对苏、皖两省的调查结果计算，满足率约为17%）。同样的调查显示，在接受正规信贷的设施型农业企业中，有50.4%同时也接受内生融资。

由此可见，天津市设施农业也不可能回避内生融资模式。2008年11月26日召开的天津市农口与金融机构重大项目对接会，80个重大现代农业项目的资金缺口是1200亿元；由此估算现代农业（主体是设施农业）的全部资金缺口应在4800－6000亿左右。而天津市小额信贷的年供给资金能力在2亿元（由2003年的7.8亿降到2006年不足1亿），2006年度天津市全市范围银行贷款余额也只有300亿，可见设施农业巨大的资金缺口无法全部通过外生融资来满足。

内生融资在天津大邱庄、安徽颍上八里河风景区、江苏华西村，都发挥过作用。天津市应该趋利避害，利用好内生融资，为设施农业的发展服务。

⑴利用好内生融资的优势①天津市民风淳朴，利于内生融资的开展。基于人缘、地缘、血缘和业缘关系和民间非正式制裁机制，借贷双方相互了解，信息充分且对称，借贷关系嵌入社会网络和传统民间社会制度之中。②借贷简便，利于在天津农村实行。内生融资不用担保或者担保门槛低，担保品在民间易于获得。③天津农村地域范围小，因此借贷范围狭小，借贷双方存在亲缘关系、工作关系、商业交易关系或金融交易关系等，内生融资易于发生和执行。

⑵克服内生融资的劣势①内生融资的信任和制裁机制容易因融资关系突破传统关系人或融资范围不当扩大，而遭到破坏。天津属于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季风气候，冬季较长而寒冷，设施农业投入高、生产周期长、生产方式具有连续性，所以对内生融资模式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依赖性高。②内生融资的运作质量，还取决于天津设施农业生产、经营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因此适用范围小、运作质量低。③天津市毗邻政治中心，与江浙等地不同，内生融资的法律风险高。由于我国政府对非正规融资长期采抑制政策，内生融资活动及其创新，面临的法律监管风险极高。这些都有待于设施农业融资所依赖的金融等经济环境的改善，来获得解决。

参考文献：

[1]樊勇明.公共经济学(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6

[2]郜庆炉.设施型农作制度研究［D］.西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2

[3]AlinaM.Zapalska(USA),DallasBrozik(USA),DenisRudd(USA).Thesuccessofmicro-financing［J］.ProblemsandPerspectivesinManagement,Volume5,Issue4,2007

融资机制范文第9篇

关键词：气候融资；管理体制；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X196

一、气候融资的内涵和范围

因气候融资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首先我们应明确气候融资的根源及其定义。

（一）国际公约和谈判进程是气候融资的基础

气候融资的确切定义和治理机制在国际社会仍然处于讨论、探索和演变之中，给确切界定中国气候融资的范围和讨论资金管理的体制带来一定困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及其它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程和成果是建立国际气候融资和资金治理框架的重要基础和依据。

在公共融资方面（见表1），1992 年通过的《公约》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融资机制建立了重要的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议定的增量成本”（《公约》条文4.3），以帮助后者从一个依赖化石能源的经济发展轨迹过渡到一个低排放的、气候适应型的经济发展轨迹；作为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资金机制，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GEF）有力地支持了公约的实施。

在市场融资方面，1997 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简称《议定书》）和随后的多次缔约国大会（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COP）达成的一系列共识和决定成为建立气候融资基金机制的基础。《公约》规定了附件一国家的减排义务，这些目标大部分成为《议定书》下确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1]。2008 年各缔约方向《公约》下长期合作行动问题特设工作组（AWG-LCA）提交了履约资金应该是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之外的额外资金的意见，得到了发展中国家和欧盟的承认。根据 2009 年《哥本哈根协议》，发达国家承诺2010-2012 年提供300 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并在2020 年实现每年1000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目标。2010 年坎昆会议不仅确定了这些内容，还决定建立“绿色气候基金”作为《公约》资金机制之一，管理这些资金的应用。截至目前，“绿色气候基金”已经决定落地韩国，其管理和治理架构正在建设当中，随着管理体制的建立和资金的逐步到位，该基金将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下最主要的国际气候融资平台。

在过去的几年里，气候融资的渠道和数量在不断增加，这同时也增加了受援国使用这些资金的一些具体挑战。国际社会缺乏有效的工具和体制去监督报告资金来源、使用及使用效果，给未来相关资金的筹集带来不利影响。随着许多现行基金和资金机制将会出现新的变化，绿色气候基金框架的建立及其治理体系正成为国际气候融资问题关注的焦点。

（二）中国气候融资和资金需求的定义

结合《公约》和扩大的气候融资定义，考虑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采取的一些实际行动，本文所讨论的气候融资界定为应用于减缓和适应项目并直接产生减排和适应成果的资金。从来源上看，它应该包括国家公共资金、国际合作资金和广泛的资本市场。

从资金用途上看，根据中国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以及目前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已经确立的国家发展战略重点和目标，应该包括：

第一，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新能源发展、淘汰落后产能等减缓气候变化活动的资金投入；

第二，农业、森林、水资源、更具气候适应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人体健康等领域采取的适应气候变化活动的资金投入[2]；

第三，支持气候变化应对技术研发和提高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和能力方面的资金投入；

第四，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的气候变化相关国际合作的资金投入。

充足的资金投入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保障。继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提出的2020 年GDP 碳强度比2005 年水平下降40%～45%等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后，中国政府又确定了“十二五”时期碳强度将比“十一五”末下降17%等阶段性系列目标。

为实现上述减排目标，同时增强各领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政府需要引导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指出，要实现中国提出的减排目标，2010-2020 年总共需要新增投资大约10 万亿元人民币[3]。目前已有多个研究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需求进行了测算（见表2），虽然各研究对中国未来能源和经济的发展形势、以及对低碳情景的设定不尽相同，但可以确定的是，实现预定的碳减排目标对中国意味着大量新增的额外投资。

从这些研究机构对实现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的近期和中期目标所需资金的估算可以看出，潜在的资金需求量巨大，各机构的估算也是差异较大；同时，无论是政府还是研究机构，对中国目前和未来在适应方面的资金需求都没有能够做出相应的估算，一方面是由于适应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整个国际社会对适应问题的理解和界定仍然缺乏深度。事实上，中国在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产业方面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资金投入。

“十二五”节能减排规划提出“十二五”时期仅就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需投资约2.7万亿元[5]。在气候变化适应领域，中国政府也给予了大量资金投入。例如，为加强天然林保护，中国在过去十年间投入1078 亿元，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6]。在未来，要实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目标，需要拓展资金来源，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利用公共资金和市场的力量，撬动更多私营资本共同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

另外，还要对资金投入的领域和方式进行统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最适宜的资金规模实现最大程度的减排目标及增强适应能力。

二、中国气候资金管理现状和存在的挑战

本部分重点分析了中国气候融资治理体系的现状以及目前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具体内容如下：

（一）现状

实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中国政府一向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制定了全面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框架，并在“十一五”期间取得了显著的节能减排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纲要》）中把应对气候变化摆在了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明确强调要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要求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目前，中国气候融资资金来源主要有国际合作资金、国家公共财政资金、金融机构及私营资金、碳市场融资⑦四种主要方式。财政资金作为解决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是我国目前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资金来源。

财政预算内资金的分配去向是基于已有财政支出科目来确定的。中央财政支出科目分为三级，其中类级科目综合反映政府的职能活动，款级科目反映为完成某项职能所进行的某方面工作，项级科目反映为完成某方面工作所发生的具体支出事项。按照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相关规划和工作部署（见图1），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一些方面的工作，这可以在中央财政本级支出科目中得到体现（见表3）。其中，中央增加了节能监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和基本建设等支出，使得决算中的污染防治、能源节约利用科目均超额完成预算，增强了减缓行动力度。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某些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安排在科目中出现了交叉，或并未在科目中有明确体现。

为补充中央财政资金的不足，国家还设立了多项政府性基金（全国政府性基金、中央政府性基金和地方政府性基金）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如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南水北调工程基金和森林植被恢复费等。财政预算外资金独立于预算内资金，因而这些支出安排未在财政科目中直接体现出来。

目前，中国通过财政资金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途径主要有：通过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建立落后产能淘汰机制，支持气候变化的监测、评估、研究工作；安排财政资金对某些行业进行技术改造；通过在财政预算中安排节能减排支出为经常性支出，用财政补贴、财政贴息、政府采购等财政支出手段支持节能减排项目；通过政府直接投资支持节能减排企业和项目的发展、农业基础设施节水改造、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加强海洋气候监测等等。这些资金通过不同的分配工具，在国家财政科目下，被上述各主管部门从不同渠道分配至各个具体活动和项目，从而发挥其功能（见表4）。

中央财政近年来在气候减缓方面规划了大量预算，并保证财政投入稳步增长。从全国财政角度来看，2007-2011 年在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年增长率高于25%，大大超过GDP 的平均增速。稳定的财政投入是“十一五”期间基本完成能源强度降低目标的重要保障。根据2011 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十二五”规划期第一年，全年中央财政的节能环保支出达到1623 亿元，主要用于节能减排方面，包括鼓励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强化重点节能工程建设，推广成熟先进节能技术；加大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实施力度；以及推进新型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工程，加强建筑节能改造。2012 年中央财政预算中的节能环保项预算为1800 亿元，在2011年实际投入金额1600 亿元的基础上继续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减缓而言，适应相关的项目带有更鲜明的公共性，财政投入所占比例更大，也更为分散。通过专项资金、财政补助、补贴和对地方转移支付各种途径，中央财政实施了多项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城市增强适应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投入量非常巨大。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长远考虑，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国家的减排和适应目标，需要建立一个能有效结合财政政策手段与市场手段的框架和长效机制。公共资金作为气候变化融资的一个主要来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来自金融市场、私营部门和碳市场的资金，作为公共资金的补充，渐渐成为气候变化融资的重要来源。

（二）存在的挑战

从中国情况看，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虽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作为能源消耗大国、制造业大国、人口大国，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实现中国政府对世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的承诺，还面临着许多管理体制和工作措施上的挑战。

第一，缺乏统一的公共气候资金管理机制或总体协调机构。目前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各类型资金审核和管理部门分散在各个部委，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对气候融资进行统一的监测和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的直接对口部门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的气候司，作为司局级部门，与其他各部委的决策层次不同，在统筹和协调相关项目安排、调度财政拨款和外来资金、协调资金分配及使用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第二，现有资金投向领域分散，未能集中体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已明确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根据减缓相关的规划、目标、重点领域，目前财政科目对应减缓相关工作有较好的反映，适应方面仍处于相当分散的局面。整体而言，财政欠缺气候变化科目，不能直接和充分反映出政府在“十二五”规划和“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提出的目标任务，与国家战略目标不相匹配。

第三，气候融资市场监管体制和服务体系尚不完善，绿色信贷、碳排放权交易等气候融资政策及市场工具还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撬动更多私营资本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流动。目前国家缺乏对企业和项目的节能减排信息进行统计和监测，金融机构还较难将企业/项目的节能减排效益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并根据相应的信息给予项目资金和政策支持。

第四，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进程中的下一个角色还未清晰，相应的融资协调机制和监管统计体系尚未完善。国际合作可以带动国内更大的资金流，更多利用市场机制撬动私人资本投入；气候变化领域的“南南合作”将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国际市场机遇，对共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角色和制度的不明确可能会阻碍中国获得更多的市场机遇和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第五，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大的改善空间。目前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减缓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和资金支持方面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这与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两方面并重的目标不符。由于适应领域很难在短期内给予投资者带来显性收益，目前大部分的气候资金都投向减缓领域。中国在适应方面的资金投入主要来自于国家财政拨款及国际赠款，投入资金量明显不足并未能更大规模地撬动私人资本投入市场。适应气候变化的因素也还未明确纳入城乡发展蓝图，城乡发展面临的气候风险未获得充分保障。针对中国的实际，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充分运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和完善气候融资管理体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增加资金供应量，拓宽对外合作的领域，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保障上，确保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取得新进展。

三、建立和完善中国气候融资管理体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在借鉴国际经验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为完善中国融资管理体制和机制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中国发展气候融资管理体制机制的两个情景

基于以上分析和结论，着眼于改进中国气候融资管理体制和机制，建议了以下两个情景，供国家发改委、国家财政部和其他关键国家部门参考：

1.近期改进情景

改进情景是指在中国已经开始实施的行动及“十二五”国家规划中已经明确了的体制和机制安排基础上的进一步改善，包括：在目前现有的管理体制设置下，建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小组提出清晰的中国气候融资总体目标及规划；建议改善和优化气候资金管理及使用部门的协调机制；建议财政部设立气候变化财政科目并设其各项子科目，明确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财政资金安排，设立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资金；建议尽快开展适应气候变化试点工作；建议国家设立国家气候基金，明确财政部或国家开发银行为其管理单位，发挥国际国内气候资金的协同效应；建议设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专项基金，安排国家发改委气候司主持和管理。

2.中长期的创新情景

创新情景指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的、需要纳入政府部门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些行动，包括：建议国家尽快出台《气候变化法》和完善的气候融资管理办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组织管理气候融资的相关部门及其具体职责；建议在国家机构改革的远期规划中新增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立气候变化和能源部级机构或直属局；并设立国际发展署专门负责（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合作；建立气候资金的统计、评价和监测体系；制定有关气候变化资金的绩效评价方法和工具；在国家气候基金的基础上组建或设立专门管理气候融资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如中国绿色投资银行）并增加其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融资及投资功能，为中国绿色投资的长期发展服务；建议组建成立碳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地位

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地位应结合以下两个方面：

1.顺应中国战略转型，提升气候融资的决策高度

建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加快制定完善的气候融资管理办法，加强气候融资机构的管理，设立清晰和系统性的气候融资管理和政策框架，明确气候融资的主管单位，实现资金统一监管、有效使用。

第一，改善和优化资金管理部门协调机制；出台气候变化法律以明确组织管理气候融资事宜的机构地位和具体职责，保证以事权为基础划分的机构职能和管理权限。

第二，在国家机构改革的远期规划中，建议新增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立气候变化部级机构或直属局，履行综合管理国家气候变化相关工作的职能，负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实施、资金的统筹管理和相关方案、项目的执行。

第三，强化“碳减排”和“适应效果”在气候融资的决策、判断、监督、评估中的关键地位。把“碳减排”和“适应效果”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合作的管理体系中，在国内投资、海外投资、援助、合作过程中设立气候要素标签，作为项目选择和评估的重要依据。

2.将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努力引导国际合作资金与国内气候资金相结合并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发挥资金的协同效应和最大化资金的使用效果，是中国广泛开展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目的。建议国家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上升到国家的国际战略；建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协调政策性及商业银行尽快设立相应的工作机构，扩大对外宣传、疏通对外融资渠道，专门负责引进国际资本支持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第一，为促进中国更积极地参与国际进程，承担好气候资金的出资者和受援者的双重角色，建议设立国家气候基金。引导国际资金与国内财政资金相结合支持气候变化领域的减缓和适应项目，统一进行监测和评估，并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定期通报国际气候资金的运用情况，为国内气候融资提供参考。

第二，在国家机构改革的远期规划中，设立国际发展署专门负责（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合作。独立的国际开发署将在协调多个政府部门、制定对外援助计划、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国家软实力、保障资源环境安全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搭建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建议国家发改委及相关部门会商G20 集团中其他成员，参与并动员国内相关金融机构参与现有国际合作平台，例如G20 集团目前已经启动的政府—私营部门有关增加气候资金、增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全球绿色增长行动联盟”。以吸引国际投资流向中国，并同时充分利用相对中性的国际合作平台，实现中国国际合作的全球战略目标，同时促进G20 成员国之间的技术互利和减排义务的分担。

第四，规划完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建议加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战略性、前瞻性工作部署，建立清晰的指导原则，理清需求和资金的关系，确切了解达成目标的成本。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规划，出台相应配套政策和措施，设立相应协调机制，选择重点合作国家和重点合作领域，集中资源开展合作。可考虑首先重点开展与周边国家、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的“南南合作”。

（三）完善气候融资的管理监督机制

完善气候融资的管理监督机制包括，实行气候资金统计、监测及绩效评价的机制，设立气候变化国家财政专项科目和专项资金，撬动更多私营资本投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积极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投融资机制试点工作。

1.实行气候资金统计、监测及绩效评价的机制

国内财政资金中还未列入专项的气候变化资金，国内金融市场及私有部门投向于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也未有相应的统计制度。国际资金中目前除了来自国际碳市场的补偿资金可核证与监测外，国际金融组织的多边贷款、国外私有部门的投资等资金都未进行相关的统计，不利于我国对国际气候资金的监测、核算与管理。

国家财政对应对气候变化投入了大量资金，各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也给与了相关配套资金。要有效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衡量其对节能减排指标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就需要对资金的使用绩效进行评价。目前中央层面还没有出台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办法。

第一，建立气候变化资金相关的统计和监测体系，能够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并更合理地配置资金，实现各分领域的发展目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第二，建议财政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框架下，制定有关气候变化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专门指导方法，建立统一明确的资金绩效评价机制。

第三，目前在节能减排和低碳产业发展方面的财政投入已经实现了快速地增长，未来应当继续优化财政资金的投向，尤其应当注重对技术创新、能力建设、示范带动等方面的投入。

2.设立气候变化国家财政专项科目和专项资金

进一步强化国家财政支出对应对气候变化资金的导向功能，加大中央财政的支持力度。建议财政部会同相关气候资金管理使用部门，讨论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财政专项科目并明确子科目，创新财政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机制，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财政支持力度。在目前气候变化资金大多投入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的基础上，强化对适应领域和其他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更明确的投入。

第一，建议财政部设立应对气候变化财政专项科目，并从节能环保、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和海洋管理事务等财政项目中，将隶属于气候变化领域下的科目归口；适当增加对应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科目。

第二，建议财政部创新财政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机制，并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财政支持力度，增设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资金。考虑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要求，建议国家财政规划适当比例应对气候变化资金用于此专项，明确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每年拨付占可支配收入3%～5%的专项资金，作为国家和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刚性支出，纳入气候变化专项基金的管理，由发改委作为气候融资主管单位和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联合管理，加强检查和监督，并上报上级政府备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每年组织专项抽查和评价。

3.撬动更多私营资本投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

私营资本是气候融资的最大来源。其中，绿色信贷政策和碳市场建设是现阶段撬动金融及私营资本的两个重要工具。

银监会目前已完成绿色信贷指导目录的设计并将在近期公布，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积累了多年开发绿色信贷的经验，但对公共资金的放大效应却仍不明显。建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等部门提供激励政策，提高商业银行提供绿色信贷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刺激绿色信贷的发展。

第一，加快环境和气候风险评级标准制定，为金融机构选择项目时提供环境和气候风险评估，以及信贷管理政策指导工具，提高绿色信贷措施的可操作性。建议银监会会同发改委、环保部、统计局等有关部门，建立企业/项目节能减排信息库，建立信息沟通共享机制，向银行提供企业节能减排信息查询服务，使得银行金融机构将节能减排效益作为授信程序中重要的考量指标。

第二，设立绿色信贷担保基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公共资金为银行的节能环保贷款提供第一损失的担保，以鼓励银行开发更多的支持节能减排的项目。

第三，建议财政部和发改委对绿色信贷的融资资金进行贴息（1%～3%）并支持其形成绿色信贷产品，提高金融机构的收益率，从而扩大绿色信贷的规模。

京都议定书确定的碳市场机制不仅推动了节能减排技术和项目的发展和实施，并为其带来了可观的资金支持。中国已基本形成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但是，目前还没有针对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建立碳市场的专门性法律，缺乏实施碳交易的法律保障。建议国家发改委在建立全国性碳市场的探索过程中，考虑以下几点内容：

一是加紧研究颁布明确碳排放权有偿取得和排放交易的法律，制定碳排放总量控制、排放许可证管理、排放权配额分配、拍卖和排放交易等法规，规范碳市场的交易行为。

二是排放权配额分配要兼顾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参考 EU-ETS 的配额分配原则，不同的地方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基础的差异应体现在排放总量的差异上。因此，各地方应具有较大的主动权设立本地区的排放控制总量和参与交易的产业、每个企业的排放配额等。受控排放源选择上应采取分阶段递进式，以确保体系建设计划的顺利进行和市场向低排放的平稳过渡。

三是开放的碳市场能带来巨大的环境和经济效益，为所有减少的碳排放和增加的碳排放订立统一价格，有助实现以最低成本达到指定减排目标。参考EU-ETS 有效连接各国的碳市场，中国建立可互相交易的区域性碳排放市场，使中国的碳价格趋向统一。在制定国内市场机制时，交易单位应符合国际标准与规则，并采纳国际认可的会计标准与统一测量、报告、核查标准，与不同碳市场和市场机制接轨，可以为日后连接国际碳市场奠定基础。

四是国家信息通报作为一项国家履约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是 MRV 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与国际MRV 机制相衔接，也将为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依据。尽快完善MRV 的技术支撑平台，包括登记注册系统、交易系统等硬性平台和排放数据监测报告核查指导手册等软规范。

4.积极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投融资机制试点工作

目前，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活动和资金安排是分散在各个相关部委的，缺乏国家战略层面的统一部署和各部委的协同推进。因此，国家发改委目前着手制定《中国适应气候变化总体战略和试点方案》，根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总体战略部署，将形成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总体战略和工作方案，选择13 个省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示范试点工程，以点带面扎实推进，开展适应气候变化试点工作。针对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工作的相关建议有：

第一，建议国家发改委尽快出台《中国适应气候变化总体战略和规划》用以指导中国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活动，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投入，安排主管机构并归口、筹措相应资金。

第二，建议国家发改委协调科技部、气象局等相关部委开展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与风险分析，评估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以及全球持续升温情景对各领域和区域的综合影响，并开展我国部门、行业、区域适应理论与方法学研究，开发适应决策支持系统，评估适应资金与技术需求，为开展相应工作提供技术基础。

第三，建议国家把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城乡发展蓝图，在城镇和基础建设的选址、规划、设计过程中加入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考虑。在评估城市表现时，加入对气候变化抗御能力的指标。

第四，建议国家发改委尽快出台并实施适应气候变化的13 省份试点方案。方案应从符合当地实际的特点的气候变化适应具体项目入手，在涉及领域、适应方式、资金的来源和投入、适应成效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努力体现“一省一策”的个性化特点，及时总结经验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四）实施关键措施的一些具体建议

实施关键措施的一些具体建议是：建立国家气候基金及其主管单位，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专项基金以及设立碳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

1.建立国家气候基金及其主管单位

为提高筹集国际气候资金总量，统筹管理国际合作资金，引导流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并带动更多国内资本投入，应加强对相应资金的管理，建议设立国家气候基金，打破目前专款专用的形式，引导这些资金与国内财政安排的资金相结合，支持国内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项目，统一进行监测和评估，向国际社会公布MRV 信息。建立国家气候基金，帮助筹集和分配资金，有利于统筹安排国际国内同目标的资金，发挥资金的协同效应，更经济地开展实现国家减排目标的活动。

除参考《政府性基金管理办法》外，结合该基金的主要功能，考虑其管理体制设置，给出以下几点具体建议：

第一，在近期内，根据基金的资金来源属性，该基金可由国家财政部负责管理，或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后者具有丰富的管理国际资金和政策性项目的经验，可以融合公共、私营和来自国际的多边、双边资金共同用于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项目，发挥资金的协同性。在中长期内，该基金可托管于新成立的气候融资开发性金融机构，或由后者直接融合该基金的功能。

第二，组建基金指导委员会，对该基金的管理、监督和资源分配评价负责。委员会成员可以来自政府、国家经济和政策性开发银行、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科学界等领域。委员会需提供年度预算提案和工作方案，并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公布；基金的金融主管单位负责资金的集中管理、分配和评估。

第三，该基金可有赠款和贷款两种形式的援助。贷款由国家开发银行管理；项目赠款可以由国家发改委和环保部管理，项目也可依照机构职能经由这两个机构和其他国家部委执行。所有的项目活动将由指导委员会批准后执行。资金的接收者负责准备年度执行报告。

2.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专项基金

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南南合作”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战略所要求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增强了受援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为中国争取了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立场和气候变化领域相关产业的广阔市场，实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双赢。建议国家设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专项资金，逐渐扩大其融资来源和分配渠道，为充分开展相关工作、加深工作力度和广度提供持续的资金保障。

该基金的来源和用途可以考虑为：

（1）资金来源。该基金的资金来源为财政预算、私营资金、费用征收和国际资金几种。2011 年，国家新设立了“南南合作”专项经费两亿元用于能力建设和节能产品赠送等项目；建议每年新增一定量的（比如5 亿）人民币的专项经费纳入到“南南合作”专项基金中。基金通过引导和鼓励多样化渠道的技术输出筹集部分资金。该基金还可以向参与项目的相关技术提供方收取一定的咨询费用用于相关技术平台的建设。最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执行的气候变化项目，还可以从国际气候融资框架中寻找一部分资金支持。

（2）资金用途。此专项基金目的在于提高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除应用于促进节能减排气候友好的技术转移外，还包含提升受援国的防灾减灾等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能力建设，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规划、资源调查、技术咨询等服务，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准备《国家适应行动计划》（NAPA），协助发展中国家科研界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评估报告有关工作等。“南南合作”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向可主要为国别交流与合作、国际科技合作、适用技术转移、适应能力建设、人才交流与培训等。

3.设立碳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已经在 2012 年初启动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7 个地方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并将在“十三五”期间逐步建立起全国性碳市场。在此基础之上，建议设立中国碳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碳监会），在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监督管理全国碳交易市场，并设立地方碳交易监管部门。碳监会将主要履行以下几项职能：

一是管理碳排放配额的发放，建立惩罚机制，对年度排放未达标的单位进行处罚，建立起有效的政府监管体系和交易诚信体系。

融资机制范文第10篇

房地产投资信托，也即RealEstateInvestmentstrust，简称REITS，这是源起于美国的一个概念，1960年美国国会颁布的《国内税法典》（InternationalRevenueCode，I.R.C.），使得设立REITs成为可能，法典在此基础上给予其以优惠的税收待遇。房地产投资信托制度在以往被称为不动产投资信托，是指一种采取公司、信托或者协会的组织形式。它集合多个投资者的资金，收购并持有收益类房地产（例如公寓、购物中心、写字楼和仓储中心等）或者为房地产进行融资，并享受税收优惠的投资机构。然而在我国多将其称为房地产投资信托。房地产投资信托是一种新型的信托形式，与一般的信托相比，它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首先，REITs的投资模式主要是对现存房地产的获取与经营。这一点与共同基金的特征相类似。其次，从制度渊源我们也可以看出，房地产投资信托制度有着避税的功用。REITs在一定程度上减免了组织实体应当缴纳的税款；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租金收入分红的方式减少个人所得税。这样就避免了对REITs和个人的双重征税。最后，REITs是一种被动的投资。这种被动性体现在只能从房地产投资中被动地取得收入，这样可以防止房地产过于积极地投入到市场风险之中去，进而对小投资者稳定收入提供保障。在实践中，REITs往往会与一个与其相似的概念相混淆，那就是房地产资产信托（RealEstateAssetTrust，简称REAT）。房地产投资信托是在风险分担的原则之下，不特定多数人的资金聚集，由专门知识技能的人负责运行的贷款投资。这类投资运用于房地产买卖管理或者是抵押权贷款。一般都是中长期投资，投资的利益分配给股东或者是投资人。区分REITs与REAT的实益在于，它们所受法律规束不同：REITs通常会受到专门立法的调整，而REAT往往只有信托法规范。因此有必要指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产品。

二、REITs在我国的现状

中国的REITs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但是其真正兴起，是自2002年下半年开始。这一时期，“一法两规”开始实施，在经过了五次清理整顿之后，信托公司得到了新的生存机会。信托公司在央行121号文件发出之后，结合房地产企业对融资的迫切需求，推出了各自的作为基金管理人的房地产投资信托计划。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产品出现并积极发展。我国房地产投资信托产品，整体上来说，有以下的一些特点。首先，在产品的构成条件上，中国的房地产信托计划必须受到的管束主要来自于《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暂行管理办法》等法规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对房地产信托计划的投资方向、资产组合以及收入构成等方面都没有具体地规定。这一点与美国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在投资方向、资产组合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限定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次，在投资规模和期限上，从中国人民银行的《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暂行管理办法》来看，并结合我国REITs实践来看，我国RE-ITs产品往往体现出期限短、规模小的特点。这与美国产品有着很大不同，美国的REITs产品一般而言都是中长期信托，在金融体系中发挥着长期融资的作用。我国虽然也规定了信托公司的期限，它要求“信托投资公司接受由其代为确定管理方式的信托资金，其信托期限不得少于一年”，实践中，目前中国一般的REITs产品多为1～3年期，很难说发挥了中长期融资功用。此外，规模小这一特征又使得投资组合的有效建立出现障碍，在有效降低投资风险方面不尽如人意。再次，在组织结构上，与一般国家既存在公司型，又存在信托型不同，我国目前房地产投资信托全部采取信托型。信托型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在保护投资者资产和收益的安全方面可以提供其他类型不可比及的保障。信托型使得信托财产取得了相对独立性，这就摆脱了其他资产或者管理业绩的影响。如果某房地产置于了信托计划之下，那么只要该房地产存在，信托计划持有者仍可以取得其收益，这种取得不会因为房地产管理公司破产或者信托机构倒闭而受到限制。另外，我国依旧处于REITs的初级发展阶段，选择稳定性较强的REITs组织结构类型，可以降低其受股票市场等金融因素的影响，从而有利于REITs自身的发展。但是也有必要指出，我国应当在已有的信托管理经验上，积极地探取REITs的其他种类。最后，在产品的销售方面，由于监管政策的限制，我国的信托机构不可以开设分支机构，异地经营也受到限制，多数信托机构重新登记不久，积累的客户量不多，直接销售也不乐观，如此一来，中国信托机构自己所拥有的营销网点十分微薄，销售网络的优势并不明显。

三、我国对REITs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我国现阶段并没有具体针对REITs的立法规制，只是在大体上形成了“一法二规”的格局。这里的“一法”指的是2001年出台的《信托法》，这一法律是我国在信托领域的基本法律规范，自然对REITs有着约束作用。所谓“二规”，指的是《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以及《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这两部规定都是由银监会在2007年出台的。以上可以说是我国关于REITs的全部立法项目，不论在理论探讨过程中，还是在实践操作运行中，这些法律规制都不可谓完善。首先，我国相关立法并不健全。需要澄清的是，房地产投资信托在性质上更接近于投资基金，对于它的调控，除了专项法律外，还需协助以《证券法》、《合同法》、《信托法》以及《基金法》。这其中，《基金法》和《信托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我国现阶段立法来看，《基金法》严格说来，只是一部并不十分完备的“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法”。其次，我国现有的基金大多是契约型。基金的设立和运作，有赖于契约的规定。由于契约不可苛求完备，其在权利义务和责任承担等方面的不足之处，需要法规的详备规定来补位。然而我国《基金法》、《信托法》包括其属细则和实施规则，都没有很好的发挥到法律补位的作用，对于权责安排、利益制衡等可能存在的漏洞也没有法律的补救。在内容上，证券投资基金并没有得到法律的定义，《基金法》实际上的调整对象并非十分明确；对于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等参与者的权利义务规定也有失公允，这种失当安排往往使得了基金管理人较于他者处于优势地位，不利于监管。整体来说，“一法两规”的相继颁布，虽然为信托业和信托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障，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不配套和实施细则的不健全，REITs如要获得相关的法律依据还是很困难的。

除此以外，从我国现行《信托法》的规定来看，能够取得具有受托人资格的法人只有信托公司，易言之，信托在目前立法框架下只能由信托机构发行，这样一来信托机构很容易成为法定垄断的中间机构，这就削弱了市场竞争，也降低了房地产专业团队管理REITs的可能性。另外，还有学者指出，现行“二规”实际上是取代2007年以前的“二规”的新二规，虽然新规定有助于投资信托计划的规模扩张，也有利于流动性较强的REITs的开展，但即便是我国现有信托法律体制，也存在着改革不彻底的缺陷。我国《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六条以及低八条的规定使得我国信托公司推行信托计划始终被限定在非公开发行的范围之内，这就使得REITs，没有办法摆脱私募基金的帽子，无法实现其变现性、流通性强的特点。

四、完善我国REITs建设

完善我国REITs建设，需要在有关组织形式、设立条件、税收法制以及运作模式上对现在处于的困境加以突围。这以过程必然伴随着巨大困难，但也是大势所趋。有关组织形式方面，前文已经有所述及。相对于公司型组织形式，我国应当在契约式或曰信托式组织形式上予以更多考量。其优势主要在于，一方面契约性REITs具有破产隔离功能，能够切实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契约性的REITs在设立、组织和运行上都比较方便，此有利于资金的迅速流动。在设立条件方面，我国立法可参考美国法的规定，对REITs的设立规定法定条件。可以借鉴美国法的“百人规则”限定RE-ITs所享受优惠税收的范围。为了防止REITs成为少数富有者积累财富的工具，应当对一个纳税年度后REITs的持有人的股票或受益凭证的市值做出限制。此外，出于风险回避的考虑，我国REITs的设立条件还应当包括以下几个限制性方面：其一，不得投资于闲置土地；其二，不得提供信贷，不得为他人承担债务，不得在没有征得受托人同意的情况下用资产为其他债务提供担保；其三，不得投资于任何承担无限责任的产业。在税收法制方面，对于REITs这样一种新兴行业应当予以保护，尤其是在重复征税方面要引起足够重视。配套的税收政策也需要加以适当调整。

在REITs中，多方当事人关系复杂，而且因为当事人多为法人，其复杂度又有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最佳的办法是独立设立特别税收规则，在税种、纳税人、纳税办法等方面做出符合实际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