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艺术论文范文

人文艺术论文范文第1篇

>> 迷失于网络的青少年 迷失于性骚动的青春记忆 迷失于珠宝的氛香 迷失于富商奢侈的生活 梦境里的现实 经济结构:迷失于速度至上的选择 当孩子迷失于“我是谁”的迷雾时 别迷失于红色浪潮 梦境与现实的对话 现实和梦境的融合 迷失于“黑色星期二” 他迷失于“安度晚年” 紫光古汉迷失于“健坤时代” 别让青春迷失于小概率事件 分不清的虚幻、现实与梦境 幻想、现实及其梦境的营造 “十八岁”的梦境与现实 达利的超现实梦境 全球特效业的梦境与现实 梦境与现实的闪耀纠结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艺术 > 迷失于现实的梦境 迷失于现实的梦境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封戈")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锡巴里斯（科里利亚诺湾之滨），2000 年

无声依旧是我对于意大利郊外、大海和核心人物组合的固定视角，是这个空间将人的目光推向了无限的远方。画面中的三个色带几乎是平行的，与躺椅一起建立了完整的组合。白色与黑色的不断重复减少了层次，从而增添了寂静的氛围。椅子位于画面的第一层次，体现了人类的痕迹，并象征等待。

――米莫・约蒂塞（Mimmo Jodice） 那不勒斯，1979 年，维吉尔的学校

说起法国的摄影大师，文艺青年们大多能念出一长串名字，但提起意大利的摄影师，我们就没有那么熟悉。关于意大利，人们固有的印象也许是罗马斗兽场、威尼斯船夫、意大利面等等这些陈词滥调。因为我们习惯于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文化用这些符号化的东西来代表，而这些东西却无疑是简单粗暴和刻板的，完全会掩盖其本质的复杂内涵、美感和人文特质，以至于很容易产生误解。但只要你看过米莫・约蒂塞（Mimmo Jodice）的《迷失》，就一定会被他的作品深深“迷”住，不能自拔。

人文艺术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艺术教育；创意经济；文化创意；文化创意社区；文化社区；大学城社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9-246-3

大学城是现代社会以来因为高等教育而形成的一种社区模式。大学城社区是指在大学城地理范围内的社会团体，主要社会成员为高校大学生及在此生活的其他居民。大学城社区与其他生活社区相比较，居民年轻化，文化素质水平高，且居民的生活兴趣、价值体系、社会规范等相对统一，便于规划建设现代化的城市社区。大学城社区孕育或代表着一个国家、城市先进的教育、文化水准和先进的城市社区发展理念，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大学城的建设不仅要学习国外知名大学城已有的建设经验，还要在此基础上吸收当今社会先进的经济文化发展理念，根据时代的特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使得大学城的建设不仅能够促进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而且能够成为城市建设中文化和新经济形态发展的坐标。

当前社会正进入一个全新的创意时代，创意经济及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也影响着各国的文化教育政策。通过教育修正经济文化，增加国家竞争力，是未来世界各国努力的目标。大学城社区要顺应时代的发展，重视创意经济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为大学城建设带来的新契机与新变化，积极利用各种教育资源，提升经济文化建设水平。在各种教育资源中，艺术与创意经济的联系特别紧密，艺术教育的社会文化功能在当今世界被空前地重视，通过艺术教育营建具有文化创意的大学城社区，成为我们时展中的新课题。

一、创意时代的大学城社区：背景与现状

大学城在国外出现已有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而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院校调整，高等院校实行“聚合”，独立大学规模扩大，多校区大学进一步发展，大学城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①目前，全国各大城市都建设了规模不等的大学城。大学城从人烟荒芜的郊区日益发展为设施现代化、商业不断兴起的多功能综合性城市新区。然而，大学城在商业兴起的背后仍然普遍存在着政策落后、文化缺失、社区功能不完善等诸多问题，使得大学城社区成为缺乏精神内涵的校舍群、建筑群，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并进而影响着人文化、现代化的大学城社区建设。

“具有文化创意的大学城社区”是笔者基于创意社会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提出的。为什么提“文化创意社区”，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文化社区呢”？虽然二者都重视文化建设，但文化创意社区更强调主体的创造性和文化的创新性。“创意”不是简单的创新，它更强调创新的内涵和方式的人文化，是一种人性化、艺术化、可持续发展的创新。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逐步从信息时代迈向创意时代，这是一股席卷全球的潮流。以创意为核心，面向大众提供文化、艺术、精神、心理、娱乐产品的文化创意产业在产业结构中迅速扩张，文化创意已经成为时代的特征和追求，它也同样适合社区建设的目标。因此，笔者认为，“具有文化创意的大学城社区”是指大学城在创意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以发展高等教育为基础，以文化创新为核心，带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并提供优质人文生活品质的新型大学城社区。

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创意人才、创意阶层也逐步崛起。大学城是创意人才的集中培育场所，当代大学生最容易成为创意文化产业的消费者和创业者。有利的社区政策可以吸引相当一部分城市创意人群集聚在这样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社区。创意人群、优质的人文艺术环境，再加上促进创意经济发展的经济、文化、教育政策与社区规划，相互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就会推动一个具有文化创意的大学城社区的建设。而艺术教育，因其推崇的创造力、人文内涵与创意的精神高度一致，因此，推广艺术教育将直接推动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创意社区的建设。发展大学城艺术教育，以美感、创意、爱与关怀来提升大学城与所在城市的软实力，将有利于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建立幸福和谐的社区环境。

二、对艺术教育的重新认识

要在社区建设中充分发挥艺术教育的力量，首先要正确认识艺术教育的价值与目的，才能开展行之有效的艺术教育。让我们通过近代以来艺术教育理论发展的路径来看看当代艺术教育的变化。

近代国际艺术教育理论的发展，主要分为三大思潮：一是学生取向的艺术教育，强调学生的自我表现与创造力的启发，起源于1930年代的“创造性取向（Creative-Orientation）的艺术教育”；二是学科取向的艺术教育，强调系统性的艺术课程与教师的循序指导，并倾向于以精英艺术为指导，以1980年代兴起的“学科本位艺术教育”（Discipline-BasedArtEducation，简称DBAE）为典型代表；三是社会取向的艺术教育，古今中外都有类似的思想，但1990年以后尤其被学界强调，特别是文化层面，因此又称为社会文化取向，它强调艺术教育应以社会为中心、与社会文化脉络结合及立足于民主平等的立场。较重要的社会取向的艺术思潮包括：社会重建的艺术教育（SocialReconstructionistArtEducation）、后现代艺术教育（PostmodernArtEducation）、视觉文化艺术教育（VisualCulturalArtEducation）、多元文化艺术教育（MulticulturalArtEducation）、社区本位艺术教育（Com-munity-BasedArtEducation）、全球性文化的艺术教育（GlobalCultureArtEducation）。②

从国际艺术教育思潮发展来看，整体趋势是强调艺术教育以人的生活为核心、以社会文化为导向，在这一点上与社区建设指导思想高度一致。综合各流派的思想，社会文化取向的艺术教育主要特征为：1.重视艺术教育在社会文化中的价值和功能的发挥以及在学习者日常生活的运用；2.强调艺术教学与当地社会关系的结合互动，3.以多元文化为主要学习内容。③和学生取向的艺术教育及学科取向的艺术教育相比，社会文化取向的艺术教育更适合成人及社会艺术教育领域，因此也特别适合大学城社区的大学生及其他成年居民。

三、通过艺术教育营建具有文化创意的大学城社区

社区通常具有四个要素：人群、地域、社会互动、社区认同。④结合创意社会的特点，笔者归纳出有文化创意的大学城社区应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征：首先，通过高等教育和社会教育应该培育一批有权利、有能力接受文化艺术学习并支持和维护文化艺术发展的人群；其次，对建设有美感创意的优质社区生活方式和创意文化为特征的社区发展目标形成共识；再次，有健全整体的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社区政策、高等教育、文化创意产业、环境设施等方面能够形成良好的互动和相互支持的局面。那么，在国家现有的文化教育政策框架中，我们应如何通过高校与社区的共同努力来发展艺术教育，营建具有文化创意的大学城社区呢？

（一）进一步普及文化艺术教育，建立社区审美共同体

只有培养艺术人群及提高民众的审美素养，文化创意产业才能有更大的市场与欣赏人群，因此建立社区审美共同体是最基本的工作，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高校与社区共同提供充足的文化艺术资源，保障居民充分享有文化艺术资源、参与文化艺术活动的权利。

2.强调社区居民维护文化艺术资源、推动文化艺术发展的责任，完善艺术市场，鼓励艺术消费。

3.尊重不同地域、不同背景人群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促进文化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通常的城市社区是基于地域的身份认同，而大学城的居民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他们带来了各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形式，从文化艺术和审美角度切入，重建一个属于文化和审美的社区共同体，既尊重了文化的多样性，也促进了基于文化的交流和学习，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促进艺术教育融入生活，建立美感创意的人文生活环境

后现论对艺术教育的认识已经逐步发展到建立一种美感创意的集体生活方式，艺术即生活，生活即艺术，艺术教育与生活的联系，不仅可以进一步普及艺术教育，提高民众审美素养，还有助于建立美感创意的人文生活环境。

1.实施公共艺术方案（1）开展公共艺术活动

利用社区的节庆、文化节、艺术节、体育节、商家促销日等时机，通过论坛、展览、表演、公共出版物、网络等形式，开展公共艺术活动。如每年确立一个艺术活动主题，各高校与社区联合策划，推出系列文化艺术活动，面向全体大学生与社区居民开放。

（2）艺术介入生活空间

艺术介入生活空间主要指视觉艺术，是通过推广公共艺术，影响社区的环境与生态，让美学与艺术的因子贴近社区居民的生活，促进居民艺术感的自我觉醒，营造美感创意的生活环境。我国台湾地区在1992年的“文化艺术奖助条例”中曾作出规定，公有建筑物必须提拨百分之一的建筑经费作为公共艺术的设置。之后又推出了“艺术介入空间计划”，主要提供民间团体自主、自发投入美学环境的改造，引发艺术家与民众的互动与沟通。⑤这些有益的经验值得借鉴。

大学城社区与城市的老城区相比，在建筑风格、整体环境的设置上已经向艺术化、美观化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在美感创意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高校与社区如能够给大学生和居民提供更多进行空间美化的艺术实践机会和场所，可以促进社区居民对周围生活环境的关注和参与，在公众讨论和共同参与中对建设美感创意生活环境形成共识。

2.将文化艺术观念融入高校与社区的行政管理

推广艺术、建设具有美感创意的生活方式，这不仅仅是艺术教育和文化管理部门的职责，还应该调动整个社区的资源，包括高校和社区的行政管理部门。行政管理部门要转变观念，高度重视美感环境建设、文化创意产业的开发与推广、创意人才的培养，只有各部门将促进文化艺术发展的观念融入在日常管理工作中，才能真正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全面推广社会性艺术教育，美化我们的生活空间，建立起促进美感创意社区发展的制度环境。

（三）改革高校人才培养方式，大力推进文化艺术素质教育

1.着眼创意人才培养

高校应在教育体制和培养机制上进行创新，培养出更多高层次的创意人才。设置合理的创意课程体系，改变传统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思维。高校应根据不同的学科方向来构建文化创意课程体系，鼓励学科交叉，特别是工科、商科与艺术学科的融合，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能力，尤其要重视人文艺术学科的教学，培养学生的人文艺术底蕴，提高创意能力，为文化创意产业输送市场需要的人才。

2.建设良好的校园环境高校的校园文化对人才培养具有辐射作用，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和创意氛围能激发大学生的创造能力，营造良好的创意人才培养环境。高校应在校园文化环境上下功夫，为同学们提供具有创意、美感和人文关怀的校园文化环境。高校可以策划开展各项激发创意的文化艺术活动，并以学生的创意来装点校园环境，让同学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和改变。

（四）学校艺术资源与社区艺术教育资源相衔接，形成良性互动

1.高校与社区艺术教育资源共享大学城是大学集聚地，每所大学都有独立的文化艺术教育资源，软件资源包括艺术师资、艺术课程、艺术讲座、艺术网站、大学生文化艺术活动，硬件包括图书馆、展览馆、演出场所、设计类实验室等。除此之外，某些大学城还规划了公共的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音乐厅、公共演出场所、艺术培训中心等。对于这些艺术资源，大学城管理机构、教育管理机构应联合制定艺术资源共享方案，并推出向社会开放的机制，让社区民众尽可能多地享受到大学城的文化艺术资源。

2.高校与社区艺术教育资源衔接

（1）社区对高校艺术教育资源的利用

社区可以利用高校的艺术师资、课程、论坛与讲座向居民开设文化艺术课程；社区可以利用高校的艺术教育场馆向社区居民开放艺术活动，或直接利用高校组织的艺术活动向社区居民开放；社区可以利用高校培养的艺术人才参与社区艺术活动，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创业人才和消费人群；社区可以利用高校在文化、艺术、科技方面的成果，合作开发多种形式的文化创意产业。

（2）高校对社区艺术教育资源的利用

高校可以利用社区的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等艺术教育场所，拓展学校的艺术教育领域，培养未来文化艺术消费人群；高校可以依托社区的企业、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等，为大学生安排艺术实践机会，开展研究创新，直接服务于高校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高校可以与社区的文化创意产业联合制定培养方案，为企业的发展量身打造创意人才团队。艺术教育的发展引导着一个地区集体生活方式的改变，通过制定相应的文化教育政策和实施具体的项目来促进艺术教育的推广，培养艺术人才，建立健全整体的艺术文化生态，就一定能够实现建设具有文化创意的大学城社区的目标，并且能够以点带面地促进全社会公民文化艺术素养的提升，在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同时，实现建设美好家园的梦想。

注释：

①大学城――百度百科，http：///link？url=T6EaiYApSJ-mPS5ADqoHkVkkMyTiHQ13GF231y0_Pn9ITtD1Pj95Hz3N2KNE2ZPb

②黄美贤：《我国社会艺术教育政策之研究――以社会文化取向为观点》，“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学系博士论文，第28-29页，2005年2月。

③同上，第29页。

④社区――百度百科，http：///view/49629.htm⑤黄龄莹：《推动社会艺术教育政策建构文化国力之研究――以文化公民权、公民美学及台湾生活美学三大运动为例分析》，《艺术论文集刊》第15期，第48页，2011年10月。

参考文献：

[1]黄龄莹.推动社会艺术教育政策建构文化国力之研究――以文化公民权、公民美学及台湾生活美学三大运动为例分析[J].艺术论文集刊，2011，（10）.

[2]黄美贤.我国社会艺术教育政策之研究――以社会文化取向为观点[D].“国立”台湾师范大学，2005.

[3]黄美贤.“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文化创意产学园区与社区合作之个案探讨[J].社区研究学刊，2011，（02）.

[4]王丽琦.美学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人才培养困境及突破路径[J].艺术教育，2012，（05）.

[5]柳志红.大学城艺术教育资源共享之研究――以南京仙林大学城为例[J].文教资料，2012，（06）.

作者简介：

柳志红，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人文艺术论文范文第3篇

一个来自异域的美学观念（第一次论争：1955—1966）

中国第一次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发生在本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冷战的国际格局，规约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也严峻地影响并规约了当时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促使他们在学理价值取向方面趋于单一，思想资料来源过于偏枯。现在回顾中国当时那场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只是前苏联关于同一问题论争的移植和接续。

“形象思维”作为诗或艺术定义，出现于1838-1840年间的俄罗斯思想界。前苏联文艺理论界一般认为：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发表于《莫斯科观察家》1838年7月号上的（《<冯维辛全集>和扎果斯金的<犹里·米洛斯拉夫斯基>》一文里，首次提出“诗是寓于形象的思维”这个定义。实际上，他在前一个月发表于同一刊物的书评《伊凡·瓦年科讲述的<俄罗斯童话>》里已经提到这个定义了。两年后，别林斯基在《艺术的观念》（1840年）中对这个定义展开论述，将“诗”改为“艺术”，即“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别林斯基还曾加注说明，在俄文中是他第一个使用这个定义。[1]

别林斯基艺术定义的思想之源，可以追踪到黑格尔关于艺术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美学思想。黑格尔认为：“就艺术美来说的理念，并不是专就理念本身来说的理念，而是化为符合现实的具体形象，而且与现实结合成为直接的妥贴的统一体的那种理念。”[2]因此，黑格尔关于美的基本定义就是一句话：“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研究别林斯基的学者认为：1836年末到1840年这段时期，是别林斯基的精神探索期。这期间他崇拜黑格尔。[3]所以别林斯基1838到1840年间把“形象思维”作为诗乃至艺术定义，可以理解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美学思想的俄文版本。

“形象思维”观念诞生后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引起非议。但是，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前苏联文艺界在创作上出现了粉饰现实的倾向，相应的在理论上提出了“无冲突论”的观点。这种创作上和理论上的错误倾向和观点，促使当时的苏联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思考：究竟什么是文学艺术的特性正是在思考和阐释文学艺术的根本性质问题，寻找艺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式的主要特征，使艺术沿着艺术自身规律健康发展的时候，前苏联文化界围绕别林斯基关于“形象思维”的观点，展开了一场深入持久的理论论争。

50年代初，布罗夫对“形象思维”观点提出异议，认为文艺的特点在于它的内容和对象的特殊性，而“形象思维”的说法不妥，“它不能揭示艺术家在创造形象时的思维活动的本质”，并认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不能并存，从而彻底否定了“形象思维”。[4]代表布罗夫基本观点的《论艺术内容和形式的特征》一文，发表在前苏联1953年第5期《哲学问题》杂志。编者在发表布罗夫文章时加了按语：“编辑部发表本文，希望专家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发表意见。”紧接着，第6期《哲学问题》杂志发表尼古拉耶娃以“作家的意见”为副题的《论艺术文学的特征））一文，对布罗夫的观点提出异议。尼占拉耶娃文章的第一句话即是：“艺术和文学的特征的定义：‘用形象来思维’，是大家公认的。”她简明地指出：“‘形象’和‘形象思维’是艺术特征的定义的中心。”文末，她对“形象思维”的内容作了概括：“形象思维的特征是：在形象思维中对事物和现象的本质的提示、概括，是与对具体的、富有感染力的细节的选择和集中同时进行的。”[5]

五十年代中期，布罗夫出版了发挥其基本观点的专著《艺术的审美本质》（1956年）。前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理论考古室曾专门讨论了布罗夫的这本书。讨论中一些学者赞同布罗夫否定“形象思维”的观点，另一些学者则反对布罗夫的观点，认为否定“形象思维”，否认艺术思维的特殊性，“必然会走向否认艺术的特殊本质”，“在艺术实践中曾带来了不少的损害”[6]。

经过长期的深入探讨和执着论争，在艺术特征能否表述为“形象思维”的问题上，前苏联文化界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格局：一派，少数学者认为艺术思维是哲学认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不存在“形象思维”这种特殊的思维形式；另一派，多数学者则认为艺术思维不能消融于一般认识论之中，“形象思维”是阐释艺术特征的基本理论框架的支点。这个理论格局直接影响并决定了中国第一次关于“形象思维”问题论争的基本态势。

中国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关于“形象思维”的大规模论争，发生在50年代中后期，大约比前苏联同行们滞后五年。当时中国知识界热忱地谦和地学习、消化和吸取前苏联同行们的经验和学养；前苏联知识界，成了中国同行们学术观点与理论知识，乃至思想与灵感的唯一源泉。1954年8月，《学习译丛》编辑部出版《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即收人布罗夫和尼古拉耶娃上述两篇文章。1956年，学习杂志社又出版续集，即《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第二集）、继续以译文形式引进苏联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关于现实主义问题、艺术特征问题和典型问题的讨论和争论。译文集第一集的出版，激起了中国文论家们对艺术特征主要是“形象思维”问题的理论兴趣，并从中寻找自己学术观点的理论依据。于是，中国文论家与他们的苏联同行一样，在“形象思维”问题上分成了两派：一派，少数中国学者认为哲学认识论己经包容人类认识的所有规律，根本不存在什么“形象思维”这种特殊的思维形式；另一派，多数学者认为“形象思维”是确凿存在的，它是阐释文学艺术特征的最合适的理论概念。

当然，中国文论家们同样有一个中国自己的艺术实践的原因。五十年代前期中国文学艺术界在创作上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理论阐述上则表现为庸俗社会学观点。也是由于这种创作上的理论上的错误倾向和观点，引发了关于文学艺术特征问题的再思考。中国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第一次大规模论争，也是从如何表述艺术的特殊性，围绕“形象思维”概念展开阐述和论争的。发表和出版论文与专著的题目便可一目了然：陈涌的专论《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1956年，《文艺报》）、蒋孔阳的专著《论文学艺术的特征》）（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毛星的专论《论文学艺术的特征》（1958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刊》）。蒋孔阳与毛星用同一个题目作观点相反的文章，探讨与争论的焦点在“形象思维”问题。也有同题撰文的，如霍松林的《试论形象思维》（1956年，《新建设》）和李泽厚的《试论形象思维》（1959年，《文学评论》）。中国文论家们探讨艺术特征争论“形象思维”问题的这种热烈、专注与执着、反映了当年中国文论界学术旨趣的单一和偏枯。

毛星的《论文学艺术的特征》一文，是在众多肯定“形象思维”的文章发表之后的论争文字。毛星认为“人的思维，如果指的是正常人的正确的思维的话，它的根本特性和规律只有一个”，即从感性认识（感觉、知觉、表象）上升到理性认识（概念、判断、推理）。同布罗夫一样，毛星用一般的哲学认识论消解了艺术创造的特殊性。

陈涌的《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一文，则是针对文艺理论中的庸俗社会学和创作实践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而阐述艺术特征并论证“形象思维”问题的。陈涌看出了当时中国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与前苏联存在的问题相似，同是无视文艺的特殊性。陈涌对《文艺报》四卷九期《<实践论>对于文艺科学几个基本问题的启示》一文中概括的创作过程公式：“感性阶段——理性阶段——形象表现”，提出批评，认为“正是典型的庸俗社会学的公式，它和真正的文艺科学是无缘的”；认为“把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过程规定为具体——抽象——具体的‘三阶段’论”，“是完全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不符合每一个作家和艺术家的生动的创作实践的。”

李泽厚的《试论形象思维》一文认为“形象思维”的特点就是“在整个过程中思维永远不离开感性形象的活动和想象”，并据此分析了果戈里、托尔斯泰和鲁迅等人的一些作品的创作过程。李泽厚有一个比较高明也比较深刻的见解，即认为“形象思维”过程中，随着形象本质化程度的加深，形象的个性化程度也同时加深，所以“形象思维的两个方面——本质化与个性化是完全不可分割的、统一的一个过程的两方面”，因而得出了他的简明的结论：“形象思维是个性化与本质化的同时进行。”李泽厚的这个结语，立即使人想起尼古拉耶娃的结论：“形象思维”的特征是现象的本质揭示与细节的选择集中同时进行的。李泽厚文章中更有新意的是联系到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以及中国传统艺术吟诗、作画、唱戏等等来阐释“形象思维”概念。这是使“形象思维”这个外来美学概念中国化的最初尝试。

“形象思维”问题是从美学和文艺理论中提出来的，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有别于抽象思维（逻辑思维）的思维类型，必然要牵涉到其他学科的知识。首先与其临界的学科是语言学和逻辑学。由于中国文论家们知识结构的局限、所以论争文章中极少涉及语言和逻辑问题，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参与讨论，就弥补了这两个方面的缺憾和不足。语言学家高名凯的《语言与思维》（1957年，三联书店）、逻辑学家王方名的《论思维的三组分类和形式逻辑内容的分析问题》（《教学与研究》，1961年第1期）等专著和论文，都从各自学科出发肯定了作为一种思维形式的“形象思维”。高名凯认为：“认识活动中以形象来进行思维的叫做形象思维”；王方名指出：“形象思维是用反映客观事物形象特征的形象观念作为基本思维形式的思维。”这就证明了“形象思维”不仅是艺术思维的最显著的特征，而且是人类常用的一种思维形式。“形象思维”是确实存在的

如同前苏联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集中于50年代前期报刊，而后期平和地进人专门著述和教科书编撰一样；中国文论家们关于同一问题的论争集中于50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前期也平和地进人专门著述和教科书编撰。在阐述艺术创作有别于科学创造的思维过程，即在探讨艺术思维的特征时，大多是“形象思维”的肯定论者。

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写的《文艺学新论（修订本）》认为：“文艺不仅在描写对象上有其特殊性，文艺反映现实的形式也有其特殊性，因而文艺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与科学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就有所不同。一般把文艺这种特殊的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叫做形象思维，以别于科学用于认识现实的逻辑思维。”[7]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同样用简明的语言表述了“形象思维”肯定派的观点：“通常称文学、艺术家的思维为形象思维，是为了区别于哲学、科学家的抽象思维——即逻辑思维而说的。”“形象思维的特点和‘精义’在于创作过程中，思维不能脱离具体事物的形象和通过具体事物的形象进行思维。”[8]

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时，由“形象思维”而过渡到“艺术思维”阐释，则更多地联系到中国传统的文论和诗论。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家们不断探索文学创作中的思维特点，虽然不用“艺术思维”这个名词，但用意相近，譬如关于赋、比、兴尤其是比、兴两法的理解，都接触到了文学创作中的思维状况，并列举刘勰、孔安国、朱熹、皎然关于“比”“兴”两法的解释[9]。为“形象思维”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认同作了进一步的尝试。

中国第一场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大规模论争，是前苏联关于同一问题论争的中文版，前苏联的论争是近因；但是，中国这场论争还有一个远因，这可以追溯到本世纪30年代。

30年代初，“形象思维”观念就已经由前苏联传入中国：1931年11月20出版的《北斗》杂志刊载何丹仁翻译法捷耶夫的《创作方法论》，就已经提到“形象思维”。1932年12月出版的胡秋原编著的《唯物史观艺术论》，书中介绍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时说：“科学（哲学，批评，政论同样）可以认为是借演绎法的思索，反之，诗是借形象的思索。这是伯林斯基得意的思想，普列汉诺夫常常引用，将它做自己‘美学法典之基础’。” 1933年3月北新书局出版的《文学概论讲话》中，曾把“想象”解释为“具体形象的思索或再现。”1935年，周立波在《文艺的特性》一文中，引用前苏联哲学家米丁的话说：“艺术是用形象的形式（用形象的思维的形式）同样反映和认识世界。”[10]

40年代，中国资深文论家胡风在《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一文中论及文艺特征时指出：“文学创造形象，因而作家底认识作用是形象的思维。并不是先有概念再‘化’成形象，而是在可感的形象的状态上去把握人生，把握世界……。”[11] 1951年4月，胡风为《论现实主义的路》（1948年）写的《写在后面》的后记中，忆及他当年想写而未曾写成文字的十几个题目，其中第五个即《论形象的思维—作为实践、作为认识的创作过程》；胡风这篇文章的要旨将是“‘论形象的思维’，是想集中地探索一下创作过程，把它当作一个实践斗争，探索一下作为认识过程的它的特性。”[12]因此，中国第一次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亦可看作是对三、四十年代中国文艺界对“形象思维”认识的接续和深化。

1965年底，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已接近尾声，从一个粗略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其规模和声势：从1954年初《学习译丛》译载尼古拉耶娃《论艺术文学的特征（作家的意见）》一文以后，截止1965年底，先后有20篇专题论文谈形象思维问题（其中部分发表的有6篇），22篇论文涉及到这一问题，9本文艺理论教科书、8本文艺理论著作、2本语言学著作等都对形象思维问题作了论述。[13]

1966年初，“形象思维”论争之声愈益稀疏，此时中国的政治风云正酝酿着一场不测的风暴。四月，郑季翘在《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一文，对“形象思维”理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凌厉灭裂的批判和声讨，他列举中国和前苏联“形象思维”肯定派的言论，指斥他们的观点“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郑季翘批判与声讨了“形象思维”理论之后，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用概念的思维，是不存在的。”“作家创作的总的思维过程是：表象（事物的直接映象）——概念（思想）——表象（新创造的形象），也就是：个别（众多的）——一般——典型。”[14]无疑，这个理论观点是上文提及的布罗夫观点的中国版，把艺术的特殊性消溶消解于哲学认识论之中。

郑季翘的文章没有从学术上总结但又确凿地终结了中国学术界持续l0年之久的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第一次论争。因为一个美学文艺学命题，在中国经历了长期的论争之后，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理论。中国第一次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就这样戏剧性地拉下了帷幕。

与中国传统诗艺认同（第二次论争：1978—1985）

中国第二次“形象思维”问题论争，是以报端披露给谈诗的一封信为其序幕的。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1965年7月21日给谈诗的信的手迹。在信中三处提及“形象思维”。这封信存放了12年之后公之于世，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就当时的社会影响而言，它一方面在文艺界、学术界揭开了第二次“形象思维”论争的序幕；另一方面，与哲学界、知识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时进行，预告了中国社会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来临。

信的公开发表，出现了本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常有而世界罕见的一种特异的社会现象：整个中国文化界尤其是文艺界都在谈论“形象思维”。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1978年元月份在全国报刊上发表“形象思维”问题的署名文章就在58篇以上，包括报导在87篇以上；仅元月份在报纸上用“诗要用形象思维”七个字同题作文的就在8人以上。自2月至年底，不到一年时间，在《红旗》杂志、《哲学研究》、《文学评论》以及主要大学学报和各省文艺刊物上发表的“形象思维”专论，在60篇以上。中国第二次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第一个年头，其声势和规模就极大地超过了持续10年之久的第一次论争。

1978年，不仅对于中国文艺界、思想界，而且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也是极为关键的一年。5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界、学术界就一个文艺或学术问题的论争，往往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那么，由于信的发表而使“形象思维”获得解放，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当然不止这一个声音，同年年中即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稍后的但更为强烈的的声音。因此，1978年，就文艺界而言是“形象思维年”；就中国大陆而言，则是“思想解放年”。

现在细品谈诗的信，就会发现写信的本意在引领源于俄罗斯批评家的“形象思维”观念与中国传统诗艺认同。在这封不足八百字的短简中三次提及“形象思维”：首次作为总则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比如中国古典诗论中的“比”、“兴”两法；继而说宋人多数不懂诗要用“形象思维”，意谓宋人不知为诗技法；后说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更是明显地道出此乃作诗法则，不可有违。诗艺是诗学原则的应用。如果说诗学是传道，则诗艺可谓之授业。用赋、比、兴尤其是比、兴诠释“形象思维”，使“形象思维”这个外来的诗学术语获得了中国文化、中国诗艺的内涵，并拥有了中国文化、中国诗学的个性。

赋、比、兴，是从《诗经》创作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中国古代诗论中关于诗歌写作思维状态的描述和诗歌创作艺术手法的概括，是中国历代诗论家用以阐释诗艺的最要紧的传统概念。最早见于《周礼》，历代皆有阐释。至宋，朱熹在前人阐释的基础上，于《诗集传》中对作为艺术手法的赋、比、兴作了简明的概括：“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葛覃注》）“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传·轰斯注》）“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关雎注》）[15]

论及赋、比、兴，采用的正是朱熹《诗集传》中原话。用比、兴两法诠释“形象思维”，使中国传统诗艺与西方诗学观念沟通互译，正可使“形象思维”与中国传统诗艺认同。

但中国第二次“形象思维”的大讨论没有沿着的思路走，不是探讨中国传统诗艺和诗学，或给中国传统诗学一个现代的阐释，让“形象思维”与中国传统诗艺、诗论、诗学认同，使“形象思维”这个西方诗学观念中国化、民族化，而是首先把它作为一个认识论命题进行探讨。“形象思维”是一个美学命题，但是讨论必然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它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的关系，一些学人即以此为题向认识论纵深探索，如周忠厚的《形象思维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何洛的《形象思维的认识作用》（《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孙慕天的《形象思维与认识论》（《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3期），以及笔者的《在艺术认识论领域里的一次漫游》（《群众论丛》1980第3期）。

把“形象思维”作为一个认识论命题，并不能解决艺术的特殊性问题，而这才是“形象思维”讨论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所以，讨论仍需回到美学领域里来。年鉴性的大型美学专业杂志《美学》创刊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刚创刊的《美学》第一期（7979年11月第一版）即刊载了四篇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专论，几近整个篇幅的四分之一。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是朱光潜的《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来看》。颇为有趣的是，这个题目酷似四十年代后期胡风拟写而因故未曾写成文章的题目。他以丰富的美学和心理学知识涵养论证“形象思维”，无疑带有权威性。朱光潜从西方美学史上找例证又从西方近代心理学里找旁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总之，‘形象思维’古已有之，而且有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这是事实，也是常识……。”[16]翌年，朱光潜又针对郑季翘的申辩文章《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文艺创作》（《文艺研究》创刊号，1979年），发表《形象思维在文艺中的作用和思想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继续论证文艺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新时期的美学研究，是从探讨“形象思维”问题起步的。1980年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当年第三期刊登了沈大德、吴廷嘉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辩证逻辑的一对范畴》，发表后作者寄给了钱学森，想听取他的意见。钱学森七月初复信。钱学森的《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一封信》，刊于年末一期《中国社会科学》“学术通讯”栏。[17]多学科研究的提出，自然科学家的参与，是改变“形象思维”问题学科指向的迹象。与此同时，文艺理论界仍然把它作为一个美学文艺学基础命题展开讨论。

在中国第二次关于“形象思维”问题论争的高潮时期，胡风还活在人间；胡风五十年代遭受极不公正的猛烈批判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曾经谈论过“形象思维”。八十年代初，这位多灾多难的文艺老人已近暮年，无力论争，只能追忆。胡风是一位爱写后记的作家，1983年底，他在为一篇文章写的“附记”中说：“形象的思维是美学上的一个中心问题。”因为排印中的他的评论集中有接触到“形象思维”的文字，想加以说明，但《后记》已拉得太长，这部分文字就独立出来了。这篇“后记”的“后记”，题为《“形象思维”观点的提出和发展》。

胡风在追忆中谈到他与“形象思维”的关系，追溯到三十年代：“1935年，我评介了苏联文学顾问会编出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我摘要说明的内容之一，是‘形象的思维’这个观点……我省悟到这个观点的重要性，作了一些说明。但只是当作方法（作者的“本领”），没有提到原则性的高度，也没有引起理论批评家的注意。”“1942年，我又一次提到了它。我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正式采用了‘形象的思维’这个说法，但那是为了批评把这个观点庸俗化地叫做‘形象化’的不正确的理解；而仍然是没有正面对这个观点本身做进一步的探讨。”胡风与友人伍禾就此进行的论争，已整整过去半个世纪了；但是“形象思维”还是“形象化”，依然是其后两次大规模论争中肯定论者与否定论者争论的焦点问题。[18]

肯定“形象思维”的信的披露引领“形象思维”这个国外近代美学概念与中国传统诗艺“比”、“兴”认同，使中国文艺界、学术界几乎人人成了“形象思维”的肯定论者。但是，“形象思维”否定论者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一些有相当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的人物，仍在有相当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的刊物表述了否定“形象思维”的学术观点郑季翘、马奇和毛星的三篇文章，有较为厚重的学术份量。

郑季翘在1979年创刊的《文艺研究》创刊号上发表《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文艺创作》一文。编者认为“形象思维”问题长期以来看法不一，信发表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加热烈；发表郑季翘最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以期引起不同意见的争鸣。当时正处于揭批“”高潮之中，所以郑季翘首先在政治上为自己申辩，用“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一节说清他前夕那篇文章的撰写和发表经过，证明他政治上没有站错队，而且有事实为证：“我是东北局决定作为东北大区的代表参加中央小组的。‘’及其爪牙不择手段地对我进行排斥和打击，把我驱出中央小组。”在政治上的申辩之后，接着进行学术上的申辩，学术上他仍然坚持前夕那篇文章的基本观点，认为那篇文章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着重阐述了人类认识的基本规律……并对艺术创作的思维活动试作了解释。”重申并坚持他前夕提出的公式：“表象——概念——表象”、“个别——一般——典型”。并公开申明他与“形象思维论者”的分歧的实质，“就在于是否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解释文艺创作”[19]。郑季翘这篇披露了一些内幕且观点鲜明地否定“形象思维”的文章，发表在严肃的有相当学术地位的文艺理论刊物上，但除了上文提及的朱光潜的一篇批评文章外，与他前夕那篇在文论界引起极大震荡的文字相反，在学术界并未激起些许细波微澜。其原因在于当时正值第二次大规模讨论之初，赞同的巨大声浪淹没了即使是相当清晰的不和谐声音。

马奇的《艺术认识论初探》（《美学》第3期，1981年）一文，开篇就把各学各派的看法准确地归结为“肯定形象思维”和“否定形象思维”两学两派，并申明他站在“否定形象思维”学派一边，重提郑季翘那个有很大争议的公式，这就表明他的学术观点是郑季翘观点的继续。马奇行文不仅否定“形象思维”，而且首先否定“抽象思维”。马奇用以否定“抽象思维”的论据是黑格尔的一篇不足四千字的短文《谁在抽象思维？》（1807年）；用以否定“形象思维”的论据是日本医学家角田忠信的《日本人的大脑》（1978年）。笔者研究了黑格尔短文的写作背景及其在黑格尔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查阅了角田忠信1981年4月在雅典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题讨论会发言的报导，以为马奇是由于看错了黑格尔的本意，因而未能否定“抽象思维”；也误解了角田忠信的原意，因而未能否定“形象思维”。

毛星的《形象与思维》（《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是第二次论争末期否定论者带有总结性的一篇长文，从哲学、心理学和美学的不同层面上对形象和思维的含义、特点，以及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进行了细微的辨析和论述。论证行将结束时，毛星表明了他与“形象思维”肯定论者的分歧：思维，“如果与形象联系，不论是观察形象，孕育形象或者塑造形象，要是有思维活动的话，那是对形象的思维，而不是什么形象思维，也没有这样的特殊思维。”[20]鉴于第二次论争大潮已过，毛星的文章带有论争的总结与终极性，笔者又撰写《思维与形象思维》（《社会科学评论》1987年第1、2期合刊）与之论争，沿着毛星的思路一步步辨析和考订他提出的每一个概念，指出其对“思维”概念的理解失之偏枯。

中国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第二次大规模论争，到1985年一1986年间，气数已尽，美学界文论界的学术注意力已经转向。这种转向，从论题的转变中可以清晰地看得出来。1985年，一些报刊资料分类已经取消了“形象思维讨论”专栏，而代之以“文艺创作的思维活动”；这一年发表的“形象思维”专论仍在1l篇以上，但以“艺术思维”、“创作思维”和“具象法”等为题的论文在14篇以上，以“艺术想象”、“自由联想”和“艺术构思”等为题的论文在20篇以上，本来可以冠以“形象思维”为题的文字已易题作文。1984年开始，中国文论界的理论热点已经转移到方法论的讨论，所以1984年被文论界称为“方法论年”。其后，又转向“主体性”问题的讨论。

20世纪下半叶，中国关于“形象思维”的两次大规模论争于80年代中期已经终结。但是，作为一个歧义多端的学术命题，80年代初就开始分叉。一条思路是作为认识论命题，探讨其哲学、心理学层面的意蕴；“形象思维”走出美学、文艺学领域、到“思维科学”领域寻找归宿。另一条思路是坚持把它作为美学、文艺学命题，在认同于中国传统诗艺的“比”、“兴”两法的话语已无甚新意之时，又尝试与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意象”理论结缘。

向认知科学寻找家园 （尾声i： 1980— ）

如果说1977年底披露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一封信，揭开了“形象思维”问题（作为美学文艺学命题）第二次大规模论争的序幕；那么三年后的1980年底发表钱学森关于“形象思维”问题（作为一种普遍的思维形式）的一封信，就意味着“形象思维”将去寻找新的学科归宿。

钱学森的信认为，“形象思维”是一种思维形式：“我同意一般说来，提出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是指思维形式而并非思维内容”；认为不能再用人文科学的方法，而要改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思维科学不能用‘自然哲学’的方法，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即不能光用思辨的方法，要用实验、分析和系统的方法。”[21]其后，他在《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1981年，《自然杂志》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形象思维学”的建议，在《关于思维科学》（1983年，《自然杂志》第6期）的专论中，把“形象（直感）思维学”作为“思维科学技术”三门基础学科之一。

1984年，经过近五年的探讨与酝酿，“思维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似已得到人文与自然科学界多数学人的认同。于是同年8月上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思维科学讨论会”，钱学森在会上作了题为《开展思维科学的研究》的长篇报告（全文载《大自然探索》1985年第2期）。《光明日报》在第一版报导了这次会议，称钱学森在会上提出“形象思维”是研究思维科学的“突破口”；认为“形象思维”研究的进展和突破，不仅孕育着一场科学革命，而且将引起一场技术革命。[22]

就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文艺界、学术界第一次大规模的“形象思维”论争始于本世纪50年代中期，其时，作为一门综合的新兴学科的“认知科学”在西方已经诞生。米勒（george a miller）认为认知科学诞生于1956年9月11日，因为是年9月10—12日在麻省理工学院开了一次会，到会的有申农、维纳、乔姆斯基、赛蒙和米勒等人；他们代表了信息论、控制论、实验心理学和理论语言学等不同学科；讨论了共同关心的认知问题。[23]由于众所周知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屏障，中国知识界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所以中国文艺界、学术界第一次“形象思维”论争规模虽大，持续时间亦长，但始终囿于美学、文艺学领域。

中国知识界第二次关于“形象思维”的大规模讨论始于1978年初。中国学人80年代伊始就提多学科共同研究“形象思维”问题。但是，中国知识界其时只是模糊地、朦胧地意识到多种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尚未能清楚地描述各学科之间的谱系图。其实，在中国知识界第二次开展“形象思维”讨论的同一年，即1978年，国外科学界已经提出了研究“认知科学”时各学科之间关系的草图，即“认知六边形”[24]：

认知科学从心理乃至生理层次上，试图解决“形象思维”的心理和生理机制。谟敦·亨特（morton hunt）在介绍认知心理学的专著《人心中的宇宙》（1982年）中认为：认知科学对人类的心智进行重新评估，发现人的心中有一个世界：“这个内心中的世界对外部世界摹拟得非常酷似”。在论及形象、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时，亨特引用舍帕德的话说：我们多半时间里是不用语言思维的，“在人类历史上，人是先用空间的类似物或表象进行思维，后来才用语言思维的，用语言的思维就是建立在那基础之上的。”“言”、“象”关系，“象”在“言”先，“象”是“言”的基础。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斯蒂芬·m·柯斯林多年研究人如何使用储存在记忆中的视觉意象问题，亨特说柯斯林的见解证实了：“我们使用储存的意象时，这些意象好像是投射到心中的屏幕上的胶卷或磁带一般，我们就能仔细观察它们，仿佛它们已变成真实的画片。”有些心理学家认为：我们有许多最重要和创造性的思维是靠运用意象而不是运用语言来进行的。”[25]近现代许多杰出科学家的重大科学发现，其心理过程是最好的例证。

认知科学是下世纪有极大发展前途的一门综合科学（或学科群）。1995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到当代科学前沿及发展趋势时，“认知科学”列在第二位（第一位是“生命科学”）：大脑，“它除了逻辑思维、抽象思维，还有形象思维”[26]。“形象思维”似在“认知科学”领域中找到了可以安居的家园。

经“意象”研究而转世（尾声ii：1986— ）

意象，作为中国古典诗学概念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大约始于80年代中期。意象研究成为诗学和美学研究的热点课题，是由“形象思维”研究引发并与“形象思维”研究热伴生的一个学术现象。最早的一篇是敏泽的《中国古典意象论》）（1983年，《文艺研究》第4期），继而有陈良运的《意象、形象比较说》（1986年，《文学遗产》第4期）、吴调公的《神韵论与意象主义》（1988年，《文艺研究》第3期）和朱良志的《“象”——中国艺术论的基元》）（1988年，《文艺研究》第6期）等很有见地的意象专论问世。陈植锷的专著《诗歌意象论》（1990年），则以“微观诗学”为研究视角，审视了它对中国三千年诗歌史的影响和作用。意象研究的深人，始终集注于中国古典诗学观念的钩沉与梳理，这是中国近10年来“意象”研究的基本学术风格。

我把1986年定为“形象思维”向“意象”研究转世的年份其理由有三。第一，8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的文化寻根热明显地影响了中国人文科学界，其时文论界开始从自己民族的诗学资源中寻找可供发掘和阐释的概念，与“形象思维”相似的诗学概念是“意象”，“意象”研究的活跃，是学术研究向民族传统文化、传统诗学回归和深入的最初信号。第二，是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至1986年第1期），把研究的视点从客体引向主体，与这个论题相关的是把“形象”引向“意象”。第三，是一本切中命题的审美直觉心理学专著中译本的出版。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的《视觉思维》（visual thinking，1969年；中译本，1986年，光明日报出版社），是一本以“意象”为研究对象的审美心理学著作，译者认为它涉及的知识面和理论上达到的深度，“都是我国读者前所未见的”；“我们在‘形象思维’问题上的许多争论之所以僵持不下，无所发展，原因就在于缺乏理论的深度和科学知识（尤其是艺术心理学方面的试验）。”[27]

如果说50年代中期中国学人对于一度引进的别林斯基诗定义曾经趋之若鹜，一而再地激起巨大的研究热情；那末30年后的80年代中期，中国学人对于引进的阿恩海姆意象理论却相当冷漠，至今未曾引起中国古典诗学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

颇有意味的是：别林斯基一个半世纪之前提出的“形象思维”诗学定义，其思想之源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美学观念；而本世纪60年代末阿恩海姆建构的“视觉思维”理论框架，其思想之源仍是德语国家的一个心理学流派——“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无怪乎撰写过《科学思维中的意象：创造20世纪的物理学》（1984）一书的阿瑟·i·米勒指出：“形象思维”（visual thinking）“是德语文化背景特有的心理意象方式。这种方式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伊曼努尔·康德”[28]

“意象”不仅是东方诗思的独特遗产，也是西方哲思的传统智慧。阿恩海姆在《视觉思维》一书中指出：强调感知在人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是东西方古代贤哲的共同思想财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直接的视觉是智慧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源泉，“心灵没有意象就永远不能思考”[29]；中国的道家认为感知能把握充斥天地宇宙的“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周易·系辞上》）“象”（形象）源于外（外宇宙），“象”（意象）生于内（内宇宙）。作为美学、文艺学命题的“形象思维”观念，在中国文艺界、学术界争论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似已销声匿迹，是否能借“意象”研究而转世？

注释：

[1] [4]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1、52；211；315、316页。

[2] 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7页。

[3] 满涛：《关于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7卷。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第552页。

[5] 尼古拉耶挂：《沦艺术文学的特征》。《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学习杂志社，1954年版，第145,182页。

[7] 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著：《文艺学新论》（修订本）。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1页。

[8] 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第186,187,190页。

[9] 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4章第1节。

[10][13] 王敬文、阎凤仪、潘泽宏：《形象思维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在我国的流传》。《美学》第1期（1979）,第200、201；201。

[11] 胡风：《剑、文艺、人民》。泥土社，1910年版，第145页。

[12] 胡风：《胡风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 365页。

[14] 郑季翘：《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红旗》，1966年第5期。

[15] 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版，第3、4、1页。

[16] 朱光潜：《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来看》。《美学》第1期（1979年），第5页。

[17] [21] 《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18] 胡风：《“形象的思维”观点的提出和发展》。《艺谭》（合肥）1984年第3期。

[19] 郑季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文艺创作》。《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

[20] 毛星：《形象与思维》。《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21] 《光明日报》1984年8月10日。

[23] a、李家治：《国外认知科学介绍》。《思维科学》1985年第2期，第70页。b、 howard gardner：《认知科学：最初的几十年》。《思维科学》1988年第2期，第41页。c、另一种见解认为认知科学诞生于70年代中期：“认知科学”一词于1973年由“朗盖特·希金斯开始使用，70年代后期才开始流行。1975年，斯隆基金会开始考虑对认知科学的跨学科研究计划给予支持……。1977年，题为《认知科学》的期刊出版了。”（艾卡特·席勒尔：《为认知科学撰写历史》。《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第6卷，第7页。）

[24] 同[23] b。

[25] 谟敦·亨特：《人心中的宇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0、253、90页。

[26] 周光召：《迈向科技大发展的新世纪》。《中国科学报》1995年5月29日。

[27] [29] 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人文艺术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学;文艺;人民性

[中图分类号]I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6-0065-02

在当今话语转型的大环境中,作为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文学的人民性依然没有淡出理论研究的视野,文学的人民性问题的当下思考和讨论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题。同时,频繁更新的社会现实及文学现象之下,对人民性的理解一反其宏观群体价值定位,而趋向于对民本、边缘等个体价值的发现和强调,甚至由此过渡到将文学的人民性直接等同于文学形式层面的边缘性。文学的人民性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和审美尺度,在我国曾一度遭受冷遇乃至被否定,给批判继承文学遗产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造成了不可低估的损失。现在,我国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阶级关系和时代特点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的概念和社会的任务都有了新的内涵。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论证文学的人民性。

人民性是文学实际存在的一种社会属性。“文学的人民性”这个特定概念是用来说明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的。从这个概念质的规定性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来看,它的生命力应该是永恒的,它的意义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人民性就是最大的善,就是文学道德最主体的内涵。因此,文学是不可能超越人民性道德的。当文学的人民性普遍丧失并形成危机的时候,能够救助这种危机并成为文学重建之重要一维的便只有人民性。

高尔基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人民的良心。”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民众说话,反映民众的要求和意愿,反映民生疾苦。如同雨果、狄更斯、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这些伟大作家一样,他们作品中的人民性也相当鲜明。

人民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俄国文学辞典里,还可译作国民性、民族性或群众性。研究俄国文学的专家认为:人民性产生于18世纪中叶俄罗斯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流派之中,19世纪俄国进步的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指出,民族生活不是统一的,它有民众的生活和“有教养的社会”的生活,即贵族的生活两种;而文学必须表现人民的生活,首先要描写农民的命运;文学的人民性在于无情地批判统治阶级,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在于真实而深刻地描写现实生活。很明显,进步作家理解和认同的人民性是针对当时文学中的贵族性而提出来的。

在别林斯基率先使用之后,后来的许多俄罗斯理论家都谈论过这个概念。乌宾斯基在《土地的威力》中说,作家尤其是“人民知识分子”不应该迷恋和纵容那种“动物界和丛林界中信奉的真理”,而是应该把“上帝的真理带到民间去”,“他们扶起被无情的大自然抛弃、孤苦伶仃听任命运摆布的弱者。他们帮助,而且总是以实际行动帮助人们抵抗动物界真理的过份凶残的进逼”。文学艺术的人民性是文学艺术和它的创造者和人民的联系,人民大众的生活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劳动者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从作品的角度来说,人民性就是要表现人民的心理、人民的希望与期待,也就是反映劳动群众的利益;从作家的角度来说,人民性就是创作主体的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同情人民大众,表现人民大众的情感、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学历史的大国。早在《诗经》年代,文学就有着采民风、观得失的功能。从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到白居易的“惟歌生民病”,一直有着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传统。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仍然涌现出了像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一批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关注民生,都有着一种浓厚的人文精神。哪怕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文坛在春风频吹下逐渐解冻,无论是被冠以“朦胧诗”的“崛起的诗群”,还是以知青题材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几乎都是以反映现实、对现实加以反思而得以震动文坛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的改革开放,最初便是以现实主义的旗帜撞破坚冰、打开通道的。港澳等地甚至把《伤痕》、《天云山传奇》、《芙蓉镇》以及一大批知青文学称为“新现实主义”文学。

这里需要强调一个问题,在张扬现代中国文学人民性精神的同时,也不能不对一种伪人民性有所分别。它们以人民的身份出现,而在所指层面,是极为抽象的政治概念和与这种政治概念共生的权威性“超人”。在一种貌似雄壮的抒情大合唱中,所宣扬的人民性因为附和时代共鸣的需要而蒙上了一层虚伪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掩盖、抹杀了“我为人民鼓与呼”的正义声音而企图制造出一派处处莺歌燕舞的盛世景象。被置换了内涵的人民性是我们当下重倡人民性精神应该警惕的。

人民性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当下知识分子的一种道德理想。人民性包含着深厚的对于黎庶的真实关切,一个真正的人民知识分子,对于人民的生活理所当然地应该采取“介入”的态度。

今天,我们倡导文学的人民性,并非对现实主义的简单回归和瞬时的感性冲动,而是有着深刻的背景和所指,是文学重新归属大地为人类植根而努力的一个向度。作为当下文学危机中使知识分子重拾道德理想的出发点,人民性是危机中重建的重要一维。文学应该是创作者和他的文本世界对于外在世界的张望,是对于他人(也可能是对立的)基于人性意义的关爱,是对自己的也是对他人的生存权利的尊重。它在表现的过程中可能是情绪化的,但却出于一种人文的理性。它不是一种用来规范所有人的道德模式,但却是当下知识分子为抵御政治权力和经济的合谋侵害所提出的一个最切实的话语命题。尽管在它面对现实时,仍不免带有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

文学对人民性的守护不是要文艺升入天堂,而是植根于大地的归属性,以我们精神的饱满丰富,带着神圣价值和审美尺度,重新返回现实中充满着苦难、欢乐、艰辛、痛苦、智慧、不幸和偶然纷争的大地。文学重新立足于大地,浸透于生活之中,这才是文学真正的精神肉身,才是灵魂的栖息地,它守护着美、善和真理,启示着永恒的奥秘和神圣。因对信念、信仰的守护,文学因理想之光的普照而从世俗中提升出来,生命由此而获得一种充实,作家和作品也因此获得尊荣和高贵!

文学对人民性精神的守护就是守护一种信念、理想和信仰。

文艺的人民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遭遇新的挑战,并在实践推动下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内涵。近年来,我们的文艺在同人民的奋斗一道前进的同时,也出现了这样那样脱离人民的不良倾向。对这些不良倾向,人民群众强烈不满。

人民性是一切革命文艺、进步文艺的显著特征,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本文提出人民范畴的广大性和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理论的一个根本论点,仅是一孔之见,供研究人民性理论的方家批评和参考。我们要继续深入研究人民性理论,以坚持人民性、高扬人民性,努力促进我们的文艺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中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参考文献]

[1]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2]莫•谢米沃斯基.反对错误地解释文学的人民性问题[C].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学习杂志社,1954.269.

[3].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3, 58~60.

[4]王晓华.我们应该怎样建构文学的人民性[J].文艺争鸣,2005,(2).

人文艺术论文范文第5篇

艺术设计作风的构成有着多方面的缘由,首先,艺术设计作为一种特殊的肉体消费,必然要在艺术作品上留下艺术家个人的印记。艺术家作为艺术设计中的创作主体,他的性格、气质、禀赋、才干、心理等各方面的种种特性,都很自然地会投射和熔铸到他所创作的艺术品之中,经过发明性劳动使主体对象物化到肉体产品之中,艺术家在艺术设计过程中或创作完成后的作品中都物化了艺术家的个性特性和认知准绳。艺术作风是设计的时期作风和民族作风。

一.时期作风

艺术的时期作风,是反映某一时期、某一时期的科技、文化、审美认识的写照,艺术设计时期作风,是一个时期的文化观念、审美认识和价值取向在设计上的物化表现。商周前期青铜器装饰性较强,梦想的成分较浓,形象也更为怪异,颇具凝重森严,威猛逼人的气势。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从总体上讲,都具有外型生动、纹饰精密、铭文明晰、装饰华美等特性,但假如认真辨别,依然能够从青铜器的作风中发现鲜明的时期特征。商周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青铜艺术也随之到达了极盛的阶段,特别是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普通体积庞大厚重,特别盛行一种“饕餮”兽面纹,它既像牛头,又像虎头,既像某种凶猛的野兽,又像令人恐惧的妖魔鬼怪,它显出一种神秘的能力,一种狰狞的美,它带有明显的奴隶社会的印记,意味着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权威和次序,这是时期肉体的表现,正是在这种文化气氛中,才呈现了“鼎”这样划一、标准、条理、次序的外型方式。

例如在中国固然商代和周代同属奴隶制,但商代与周代的文化特征还有所不同。商代的文化更突出地表如今祭奠方面,它的生活内容、物质文化和肉体文化,主要是盘绕着祭奠来停止的。因而,殷商的青铜器,其外型的体积感和力度大大增强,以此顺应祭奠的需求。而周代的“礼”,虽然也有祭奠,但它不同于殷商的“先鬼然后礼”,而是“敬鬼神而远之”,成为一种比拟理性的、有着丰厚伦理认识和严厉的等级观念的礼仪活动。

又如中国明式家具在设计作风和审美特征上的悬殊,也是由于不同文化的影响所形成。明式家具产生于明代私家园林这样一个特定的文化气氛和环境气氛里,而许多私家园林的园主,自身就是能书善画的文人墨客。他们以文人的审美请求和规范,对园林建筑内的家具设计作风停止整体规划,有的还亲身参与家具式样的设计。这就不只使明式家具分发出浓浓的文人兴趣和书卷气息,而且注入了更多的文人士大夫文化的内涵。明式家具是明代江南文人文化的一种物化。明代椅子由于外型所产生的比例尺度,以及素雅朴质的美,使家具工艺到达了很高的程度。家具整体的长、宽和高,整体与部分的权衡比例都十分适合。明式家具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占有运用,例如有的椅子座面和扶手都比拟高宽,这是和封建统治阶级请求“正襟危坐”,以表示他们的威严分不开的。因而,每一个时期设计作风的构成,都与当时的文化开展有亲密的联络,一个时期的文化气氛,是那个时期设计开展的土壤,一个时期的艺术设计,又反映出那个时期文化的相貌和特征。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文化方式,它又本人发明出一种相对独立的宗教文化,使得宗教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开展链上的一个环节。在宗教文化中,包含着形形的宗教艺术。触及建筑、雕塑、绘画等各门艺术。在中世纪,一本圣经是统治阶级的宝典,文化的传播地是教堂,教堂的设计最能代表当时的西方文化。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巴黎圣母院是其中典型代表。它们都是哥特式的作风,从外观上看,它那挺拔的尖塔直刺青天使人敬畏,阴冷的墙面和框架式构造使人震惊。教堂内部狭长窄高的空间,以及一排排瘦长的柱子构成一种腾空而上的动感,使人产生超脱尘世向天国接近的幻觉,再加上教堂内墙壁或玻璃窗上的基督教故事绘画,采用彩色玻璃镶嵌的窗户设计,以红、蓝、紫色为主配置成《圣经》题材的玻璃马赛克,营造了浓重的宗教气氛。

欧洲“巴洛克”艺术的降生是16世纪末的文化现象,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开端昌盛起来,“巴洛克”艺术丢弃了严谨调和的古典风范,努力于发明出华丽堂皇、饱满写实、富于激烈的动感和饱和色彩的艺术境地。

“巴洛克”一词意为“畸形的珍珠”,它一反文艺复兴时期构成的追求高度写实与调和端庄的人文主义传统,而追求华美、夸大、怪诞和壮观的外表效果,以鲜明丰满的颜色和扭曲动乱的曲线,经过光线变化和形体的动感来塑造一种肉体氛围,从而把理想生活和激情梦想分离在一同,发明出一种触目惊心的兴趣。

“巴洛克”建筑设计的作风是在方式上刻意追求反常出奇、标新立异的效果,外观自在豪放,线条迂回多变,建筑的构图节拍不稳定,常常不规则的腾跃,波浪形墙面都具有一种变化无量的动势。爱用双柱,以至以三个柱子为一组,开间的变化也很大。在装饰上“巴洛克”多取曲线,运用扭曲多变的纹样方式,成为复杂迂回的外形;喜用大量的颜色绚丽的壁画和姿态夸大的雕像,丰厚和五彩缤纷的艺术构造,表现了神权中心的思想。

在建筑中,法国18世纪中后期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兴起的一种“洛可可”(或“罗可可”)作风,其在建筑外形上显得粗巧、典型,华丽堂皇,注重繁锁的雕琢装饰,这种雕琢上的现象便是“洛可可”建筑以朴素奢华的反映,“巴洛克”建筑作风中的现象和实质也存在着这一时期作风。“洛可可”艺充溢了异国的情调和奇思妙想,追求自在伸展、轻快生动的自然主义情调。

18世纪下半叶,随着启蒙主义思想的深化,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锋利。法国蕴酿着一场宏大的反动风暴。在这个新的时期,娇柔纤细的“罗可可”艺术已同时期气氛格格不入,人们召唤能与新时期相吻合的新艺术的呈现。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很早就对古希腊艺术停止了大量的认真研讨。18世纪中叶发表了他有关古希腊艺术论文《关于在绘画和雕琢艺术里模拟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以后又出版了《古代艺术史》一书,这些著作以及他有关古代艺术的美学思想在欧洲影响非常普遍。18世纪中叶在启蒙思想和科学肉体的推进下,意大利和其它地中海沿岸的古城一个个被开掘出来,特别是18世纪中叶罗马庞贝古城的开掘,人们看到了带有理性严谨特性和倡导英雄主义肉体的新的艺术款式。18世纪下半叶在法国掀起了学习和研讨古代艺术的热潮,呈现了一场新的复古运动,这个运动在艺术史中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的源流是古代罗马艺术,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艺术和17世纪以普桑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这些艺术都表现出一种宁静、典雅和理性主义的时期肉体。

二.民族作风

艺术不只仅是时期的,更是民族的,民族作风的构成,是由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审美心理、审美习气在设计上的表现。民族性是指各民族各地域在设计中表现的差别,它是由本民族的天文环境、社会情况、文化传统、习俗习气等多种要素决议的,艺术作风的民族特征,表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需求,但归根结底还是本源于本民族的社会根底与经济生活。十九世纪法国著名艺术史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以为种族、环境、时期这三个准绳决议着艺术的开展。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的代表人物高更,假如不是由于厌倦了上流社会的生活,决然放弃职业和家庭来到南安定洋的热带岛屿上,亲身体验和阅历了带有神秘颜色的风土人情,也不可能发明出富有原始情味的民族绘画作风来。人类的一切审美设计活动,说到底就是民族的审美活动,这种审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打上了民族的印记。

设计要表达一种文化内涵,使之成为特定文化系统的隐喻并将时期的文化特征与社会理想融于设计中。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在30年代取得宏大胜利,并取得了国际名誉。怀着发明美妙生活的社会理想,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试着从家用产品着手,设计不只要提供美观适用的生活用品,更要有力地引导消费者选择安康的生活、消费方式。将德国的严谨的功用主义与外乡手工艺传统的人文主义相分离,使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在1930年的斯德哥尔摩的博览会上大放异彩。5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因其朴素而有机的形态及自然的颜色和质感而产生了新的飞跃,并深受群众欢送。总体来说,斯堪的纳维亚国度的设计作风有着激烈的共性,它表现了期堪的纳维亚国度多样化的文化、政治、言语、传统的交融,以及自然资料的观赏等。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就是对生活的设计,本着功用适用、美感创新和以人为本的设计作风,其设计已触经进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另外,斯堪的纳维亚作风也是一种现代作风。它将现代主义设计思想与传统的设计文化相分离,既留意产品的适用功用,又强调设计中的人文要素,防止过于呆板和残酷的几何方式,从而产生了一种富于“人情味”的现代美学,因此遭到人们的普遍欢送。漫长而冰冷的北欧严冬使斯堪的纳维亚人民偏爱自然的色彩与质感。他们视设计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物质文化,一种生活情调,从而产生了一种富于“人情味”的现代美学,因此遭到人们的普遍欢送。当代设计是一种开放的、多元的。走平民化道路,回归人性、关心人类生存实质的设计成为设计界的新焦点。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都构成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言语、习气、道德、思想、价值和审美观念,因此也就必然构成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如德国设计的科学性、逻辑性和严谨、理性的外型作风,日本的新颖、乖巧、轻薄小巧而有充溢人情味的特性,以及意大利设计的文雅与浪漫情调等,这些无不降生于他们不同民族的文化观念的气氛中。

以中外园林为例,在中国文化环境和土壤中构成的中国园林强调人与自然的亲和谐和、相融相合,考究自然意境、借景畅情,追求人与自然天衣无缝、宛若天开的造园效果,被以为是东方自然型园林的代表。而凡尔赛宫花园,表现出一种人加工自然的情况,被以为是西方规则型园林的代表。总之每个民族都有自我完成的愿望和追求,都在用本人的方式表现本人,借助有形的实体表达民族风姿。

三.交融性

交融性是指对设计作风的复合,有古今交融,东西交融,新旧交融等等,由于交融中设计师对文化形态的不同了解,呈现设计上的不同选择,有时期背景,人文内涵,生活认知等。

被誉为“20世纪的米开朗基罗”的美国建筑设计巨匠赖特和德国现代主义设计巨匠米斯·凡德洛。他们的设计理论和设计思想,创始了现代主义建筑和艺术设计的先河,并为现代主义之后的设计运动、思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底。众所周知,米斯于1929年,为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德国馆设计的“巴塞罗那座椅”,以其至简至纯的外型和设计动机,使他的“少就是多”之设计形式和准绳得以有效的强化,并取得了经典性的意义。

人文艺术论文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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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9日，美国匹兹堡，第二届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将在此启动。

这座城市曾是美国赫赫有名的“钢都”，在上世纪80年代世界钢铁工业大萧条时期，从重工业城市转型为科技创新城市。城市地标从炼钢厂变为卡内基-梅隆大学、匹兹堡大学，曾经的灰色天空不再，如今它是“美国最清洁的城市”。

此前一天，是美国“国家制造日”（National Day of Making）。一年前，白宫在这一天邀集100名创客举行了“创客嘉年华”。

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一、第二的两个国家，都将“万众创新”视为潜能无限的发展动力。

这届以“共创未来”为主题的中美青年创客大赛，似乎可被视作序曲――4天后，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将与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袂，在华盛顿开幕。

作为中美人文交流机制的创立者，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将第六次出现在高层磋商会议现场。此次美国之行，她还将到休斯敦火箭队主场，看望在美参加篮球培训的清华附中学生运动员;出席中美大学校长论坛、中美妇女领导者交流与对话会、中美埃博拉及全球卫生安全研讨会;与即将藉由“知行中国”项目深度接触中国的美方青年领袖代表晤谈。

在华盛顿，刘延东还将出席以“正义与和平”为主题的中美二战合作图片展――她曾在2011年赠给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一张照片，内容是上世纪40年代她父亲刘瑞龙所在的部队营救美国飞虎队员的往事。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中美人文交流的一部分。自2014年起，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步举行，为目标具体、不乏争论的“硬话题”，增加了悠长、宽厚而柔软的人文背景。

再过3个月，中国国家主席将展开他就任以来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涉及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妇女和青年等多个领域，成果已达数百项的人文交流，无疑是颇具温度的“暖场”。

人与人、面对面

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英文是China-U.S. High-Level Consultation o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方机制协调人、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告诉《t望东方周刊》，核心就是people to peole――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沟通。

刘延东曾就中美人文交流的渊源发表讲话，追溯至230年前从纽约港驶入珠江的“中国皇后”号商船。她还历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并肩战斗，40年前的“乒乓外交”，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时，在西蒙顿小镇竞技场戴上牛仔帽的瞬间，以及30年前时任县委书记的在艾奥瓦州小镇居民家中住过的两晚。

这位爱好体育的副总理，还特别提到了来自纽约、效力于北京男篮的NBA明星马布里。2012年3月30日，北京男篮赢得CBA总决赛冠军，马布里居功至伟。刘延东说：“观看那场比赛的中国电视观众超过8000万，我也是其中一员。”

她说，马布里实现了自己的“北京梦”，拥有上千万中国粉丝，还在中国有了自己的球鞋品牌。“马布里的‘北京故事’和姚明的‘美国故事’告诉我们，人文交流能够跨越文化的差异和社会制度的隔阂，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中美人文交流成为机制，始自2009 年春天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访美时的郑重倡议，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回应积极。两国很快达成共识，并写入《中美联合声明》。

自2010年起，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连绵不断，至今已是第六轮。从首轮磋商的13项成果，到2014年第五轮磋商的104项成果，5年共落实成果近200项。

引人注目的首先是青年学生交流，中方有“三个一万”项目，美方则推出“十万人留学中国计划”，并设“十万强基金”提供保障。

希拉里・克林顿曾说，她把送更多的美国学生到中国作为优先考虑，这些人文项目有能力影响美国和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没有其他机制可以媲美。

而科技、公共卫生、文化、青年和妇女方面的交流合作，也都有了更高的机制化平台。

这被视作中美关系史上的创新之举――把散落各处的人文交流聚拢整合，突出其民间对民间、文化对文化的意义，拧成新型大国关系中独具韧性的纽带。

在自传《艰难的抉择》中，希拉里・克林顿回忆2012年在北京出席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听中美两国学生讲述留学感受时的心情：在盛大的外交排场之中，一个真实的人性瞬间会豁然而出并提醒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到了我们所做的被一些批评家称为外交‘更软’一面的努力：教育交流、文化之旅以及科学协作。”

中美创客相对论

在第二届中美青年创客大赛于匹兹堡启动之前两周，在中国东部的上海和西部的成都，48小时的创客马拉松已经用“极限烧脑”的方式，筛选未来可能代表中国创客去美国交流比赛的年轻人。

由中国教育部联合清华大学、英特尔公司举办的第二届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是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主要活动，计划通过联合中美的创客空间、众创平台、创新孵化器及创投机构，共同发掘、培育优秀的创客团队和项目。

未来5个月内，中美两国的创客有足够的交流机会。

美国的创客运动，被视作“制造业的群众文艺复兴”，在金融危机之后颇受白宫青睐，从带有技术颠覆色彩的“极客”活动，被期待成为“制造业回归”的助推器。

中国的创客虽然刚刚起步，却因“世界工厂”的产业技术基础而被高度关注。总理走进创客空间，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使创客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风向标。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企业事务部总经理朱文利说，2014年春天教育部国际司曾找几家外企咨询，希望为青年人设计一个大活动，举办创客大赛的想法由此碰撞而生。

此前运行多年的英特尔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曾经发现和培养了不少中国著名创客，包括以无人机闻名全球的深圳大疆公司的一位创始人，以及深圳柴火空间的创始人潘昊。

朱文利说，今年的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将引导创客们关注社区、教育、环保、健康、能源、交通等可持续发展领域，希望通过技术和创新方案解决问题。

英特尔中国区总裁杨旭告诉《t望东方周刊》，英特尔一直在中国探索并推动创客运动。今年4月启动了“英特尔众创空间加速器”计划，将在多个城市建立“联合众创空间”，并向大学生倾斜。

智能终端正将人类带入一个新的技术时代，创客被包括英特尔在内的科技巨头视为这个新时代的探路者之一。

“能把智能硬件和网络的云端服务大规模整合起来的，目前只有中国和美国。现在大家都在谈云计算，但全世界只有两片云，一片是中国，一片是美国。”杨旭说。为此，英特尔近年来在中国大手笔地投入，创客即是其中之一。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组委会秘书长、教育部国际司处长陈大立告诉本刊记者，美国是创新大国，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搭建平台为两国最具创新能力的大学生切磋交流，给中美人文交流注入了新内涵。 2014年7月10日，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国务卿克里共同主持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全体会

在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看来，与美国创客的“离经叛道” “颠覆性创新”相比，中国创客的同质性较强，“大家都做四旋翼无人机”。在创新中，“0到1少，1到1.5多。”

他曾观察中美年轻人在创新中的不同表现――中国人更关注细节，制作精细;美国人虽然活儿糙，但偏重概念的新鲜与“疯狂”，少雕琢，有故事。

他说，中国的创新人群容易扎堆，大学生一个圈子，校友一个圈子;而美国常常是学生、工程师各色人等混在一起、互相激发。

“大家都在探讨，波士顿128公路沿线的衰落和硅谷的兴起，后者显然有更强的文化多元性、异质性。”杨斌对本刊记者说。

对于创客，他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很少抱怨，不等靠要，积极改变，这都是创客文化，比任何问题都归咎于外界因素的心态要好得多。”

在杨斌看来，大学生创业不应是机会创业、生存创业，而应是科技型创业。其主旨不在于缓解就业压力，与科技相结合的领先性创业才可持续。

“要训练他们对某个领域向纵深钻研的兴趣，不宜过多过早聆听市场的声音，反而应有一些‘理想国’的精神。”他说。

为了正义与和平

以华盛顿为首站，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的中美二战合作图片展，将在年内巡展美国多个城市。

这个主题为“正义与和平”的展览，旨在纪念70多年前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两国的浴血合作。

刘延东的父亲刘瑞龙所在的部队，曾在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冒险营救美军飞行员。全国友协会长李小林的父亲、原国家主席李先念，也曾在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多次营救美军飞行员。他救过的一名飞虎队员格伦・本尼达中尉，十年前还曾重返湖北监利，参观了沉没于水塘中的他昔日驾驶的战斗机。去世后，他的部分骨灰葬于湖北红安的李先念纪念馆。

刘延东对于这段父辈的传奇非常珍惜。2011年访美期间，她曾出席全国友协创作的纪录片《飞虎情缘》首映式，今年3月又出席了“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开园仪式，并会见美国飞虎队老队员等代表。

全国友协美大部主任张和强告诉本刊记者，本尼达的孙子说，中国人当时把美国援华人员看成是英雄。祖父的战机被日本人击落以后，中国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解救出来，这些中国人也是英雄。“在中国，有200多名美军人员被中国老百姓营救。”

据张和强介绍，这个展览共分为四部分：中美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英雄、中美军民情、向友谊致敬，一共23块展板。

他说，这个展览的主旨在于，表明中国人不会忘记二战时得到的帮助，同时也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这段历史。

2014年对外友协举办过一个图片展，主题是“向友谊致敬”，展示了上世纪40年代中印缅边境一些美国士兵和中国百姓互动的老照片。

张和强说，今年的主题最初是“为了和平”，后来加上了正义，“一则说明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是正义的，二则强调未来的中美关系要基于正义和道义的基础之上。”

由于面向美国公众，因此展览既注重史实，更突出友谊与合作。“要通过一次展览讲清楚这段历史不太容易，单是时间问题就很复杂，1937年中国全国抗战爆发，而美国直到1941年才参加二战，但飞虎队1937年就来华了。”张和强说，展览不说教，而是通过照片展示真实的人和事。

他介绍说，全国友协注重推动地方政府的交流，1979年中美建交后即开始和美国建立友好城市，2011年开始举办中美省州长论坛，2014年中美友好城市大会首次举行。

“我们每年接待多位州长、市长等来访，创造机会，让美国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了解中国。”张和强说，全国友协还会帮助嫁接中美双方的商业机会，“当大家一起做事情的时候，就不分你我了。”

他认为，老百姓互有好感很重要，“全国友协所做的民间外交，就是人与人的交往。”

文化就是这样

2015年初的香奈儿春季时装展示上，一件五颜六色的拼布长衫，吸引了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美大处处长陈春梅的注意，她联想到一位朝鲜族拼布大师金媛善的作品。 2014年7月6日，“第一届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总决赛在河北廊坊拉开序幕。图为参赛选手在展示创意设计

受文化部派遣，包括金媛善在内的108位中国民俗艺术家，参加了2014年6月至7月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史密森民俗节中国主题活动。

史密森民俗节中国主题活动持续两周，中国手工艺者们教当地民众剪纸、放风筝、打太极、唱民歌。

据史密森学会统计，这项活动直接参与者达100万人，经由媒体传播，估计在美辐射超过4000万人。

这次活动正是在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下展开的。

“选择民俗艺术家时，我们不只看手艺，还要看他会不会交流，有没有亲和力。”陈春梅说。

她曾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常驻多年，感触最深的一点是：“文化艺术的力量，可以超越一切障碍。当中国优秀文化呈现在外国观众面前，当人们怀着敬意起立鼓掌，那是最让人从心底感到骄傲的时刻。”

1999年，中美关系遭遇困难。当时，包括三星堆文物在内的很多中国珍贵文物已运送至美，策划多年的西雅图“千古遗珍：中国四川省古代文物精品展”即将开展。

当时主办方曾担忧出席开幕式嘉宾的人数，但是最终，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以及包括波音公司、微软公司总裁在内的政商文化界人士数百人到场，场面盛大。

“看到中国文物时，美国人非常震撼。那一刻，感觉整个氛围都有了变化。”陈春梅说，“文化就是这样，能在两国关系的艰难时刻发挥特殊作用。”

文化交流也可以纠正偏见。文化部与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连续四年举办了中美文化论坛，在去年那场名为“数字化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现”的学术研讨会之前，美国学者一直认为，中国在引进西方书籍方面有诸多限制。

通过论坛他们才知道，中国人翻译的国外著作数量，远远超过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比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肯定第一时间翻译，数量和水准大大超出他们的想象。

由于美国没有统一管理文化事业的政府机构，所以中国文化部只能同美国各类文化机构开展多层面的合作。

“在联邦层面，我们会和联邦资助的机构合作，比如史密森学会、肯尼迪艺术中心、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陈春梅说。

文化部也会与有影响的私人文化机构合作，比如林肯中心、大都会博物馆。

“我们会争取和这些机构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有机制才会定期去做，而不是想起一出是一出。”陈春梅说。

她告诉本刊记者，到美国演出的大部分短期巡演艺术团体，因场租、差旅费、宣传费成本高昂，整体看来并不盈利。

比如，2015年中央芭蕾舞团将应邀参加林肯中心的7月艺术节，林肯中心负责接待、宣传，也会给演出费，但这些不可能抵消包括旅费在内的所有支出。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雅艺术团组出国巡演，不以盈利为目的，更多为了传播推广本国文化，树立国家形象，所以这类活动都会得到政府和企业的赞助。”她说。

在美国，很多艺术团组，比如芝加哥交响艺术团、美国芭蕾舞团都有公共关系部和赞助部，中国的艺术团组则较少有这样的安排。大多数中国艺术家在国外知名度尚不够，对国外的演出市场和营销规则不甚熟悉，还不太适应国外的竞争。

陈春梅认为，美方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和愿望很强烈。“我们急需一大批有能力走出去的艺术家、团组和文化创意产业公司参与进来。”

这种情况下，走出去的演出活动寻求与美国相关机构合作，依托他们的宣传平台和营销渠道，也显示出其重要性。

她觉得比较有效的方式，是从2007年起邀请外国艺术机构的负责人参加上海国际艺术节、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让他们到中国各地走一走，看看表演艺术团组、博物馆，并向他们推荐希望到国外演出的剧目和展演的作品。”

“文化交流本质就是做人的工作，要达到心灵相通，通过艺术让人产生共鸣。”她说。

这位长期从事文化交流的官员认为，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文化交流，在美国人心里播下一粒种子。美国有许多汉学家，往往是因为某个契机接触到中国文化，引发了兴趣，最后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

“播种子，不能急功近利，要尊重规律，找对土壤气候。不能想当然。”她说。

人文艺术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艺术设计;艺术风格;融合性

艺术设计的风格,一般是指艺术设计家在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创作个性与艺术个性。它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审美观念、素质层次、民族文化的总体需求与反映。对于艺术设计风格,涉及艺术家主观方面,诸如思想感情、性格气质、生活经历、文化修养和审美理想的特殊性。而所有这些,又受到国家民族的物质、精神文明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特殊性影响,受政治、哲学、宗教和美学思想的影响。艺术设计风格的多样性,也来自审美需求的多样化。由于欣赏主体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层次、文化层次、年龄层次,属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造成审美需要的千差万别,反过来刺激和推动着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

艺术设计风格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艺术设计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必然要在艺术作品上留下艺术家个人的印记。艺术家作为艺术设计中的创作主体,他的性格、气质、禀赋、才能、心理等各方面的种种特点,都很自然地会投射和熔铸到他所创作的艺术品之中,通过创造性劳动使主体对象物化到精神产品之中,艺术家在艺术设计过程中或创作完成后的作品中都物化了艺术家的个性特点和认知原则。艺术风格是设计的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

一.时代风格

艺术的时代风格,是反映某一时期、某一时代的科技、文化、审美意识的写照,艺术设计时代风格,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观念、审美意识和价值取向在设计上的物化表现。商周前期青铜器装饰性较强,幻想的成分较浓,形象也更为怪异,颇具凝重森严,威猛逼人的气势。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从总体上讲,都具有造型生动、纹饰精细、铭文清晰、装饰华丽等特点,但如果仔细区分,仍然可以从青铜器的风格中发现鲜明的时代特色。商周时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青铜艺术也随之达到了极盛的阶段,尤其是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一般体积庞大厚重,尤其流行一种“饕餮”兽面纹,它既像牛头,又像虎头,既像某种凶猛的野兽,又像令人恐怖的妖魔鬼怪,它显出一种神秘的威力,一种狰狞的美,它带有明显的奴隶社会的印记,象征着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权威和秩序,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才出现了“鼎”这样整齐、规范、条理、秩序的造型形式。

例如在中国虽然商代和周代同属奴隶制,但商代与周代的文化特征还有所不同。商代的文化更突出地表现在祭祀方面,它的生活内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主要是围绕着祭祀来进行的。因此,殷商的青铜器,其造型的体积感和力度大大加强,以此适应祭祀的需要。而周代的“礼”,尽管也有祭祀,但它不同于殷商的“先鬼而后礼”,而是“敬鬼神而远之”,成为一种比较理性的、有着丰富伦理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的礼仪活动。

又如中国明式家具在设计风格和审美特色上的迥异,也是由于不同文化的影响所造成。明式家具产生于明代私家园林这样一个特定的文化氛围和环境氛围里,而许多私家园林的园主,本身就是能书善画的文人墨客。他们以文人的审美要求和标准,对园林建筑内的家具设计风格进行整体规划,有的还亲自参与家具式样的设计。这就不仅使明式家具散发出浓浓的文人趣味和书卷气息,而且注入了更多的文人士大夫文化的内涵。明式家具是明代江南文人文化的一种物化。明代椅子由于造型所产生的比例尺度,以及素雅朴质的美,使家具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家具整体的长、宽和高,整体与局部的权衡比例都非常适宜。明式家具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占有使用,例如有的椅子座面和扶手都比较高宽,这是和封建统治阶级要求“正襟危坐”,以表示他们的威严分不开的。 因此,每一个时代设计风格的形成,都与当时的文化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是那个时代设计发展的土壤,一个时代的艺术设计,又反映出那个时代文化的面貌和特征。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形式,它又自己创造出一种相对独立的宗教文化,使得宗教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发展链上的一个环节。在宗教文化中,包含着形形的宗教艺术。涉及建筑、雕塑、绘画等各门艺术。在中世纪,一本圣经是统治阶级的宝典,文化的传播地是教堂,教堂的设计最能代表当时的西方文化。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巴黎圣母院是其中典型代表。它们都是哥特式的风格,从外观上看,它那高耸的尖塔直刺青天使人敬畏,阴冷的墙面和框架式结构使人震惊。教堂内部狭长窄高的空间,以及一排排瘦长的柱子形成一种腾空而上的动感,使人产生超脱尘世向天国接近的幻觉,再加上教堂内墙壁或玻璃窗上的基督教故事绘画,采用彩色玻璃镶嵌的窗户设计,以红、蓝、紫色为主配置成《圣经》题材的玻璃马赛克,营造了浓厚的宗教氛围。

欧洲“巴洛克”艺术的诞生是16世纪末的文化现象,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开始兴盛起来,“巴洛克”艺术抛弃了严谨和谐的古典风范,致力于创造出富丽堂皇、丰满写实、富于强烈的动感和饱和色调的艺术境界。

“巴洛克”一词意为“畸形的珍珠”,它一反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追求高度写实与和谐端庄的人文主义传统,而追求华丽、夸张、怪诞和壮观的表面效果,以鲜明饱满的色彩和扭曲动荡的曲线,通过光线变化和形体的动感来塑造一种精神气氛,从而把现实生活和激情幻想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惊心动魄的趣味。

“巴洛克”建筑设计的风格是在形式上刻意追求反常出奇、标新立异的效果,外观自由奔放,线条曲折多变,建筑的构图节奏不稳定,常常不规则的跳跃,波浪形墙面都具有一种变化无穷的动势。爱用双柱,甚至以三个柱子为一组,开间的变化也很大。在装饰上“巴洛克”多取曲线,使用扭曲多变的纹样形式,成为复杂迂回的形状;喜用大量的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姿势夸张的雕像,丰富和五彩缤纷的艺术结构,体现了神权中心的思想。

在建筑中,法国18世纪中后期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兴起的一种“洛可可”(或“罗可可”)风格,其在建筑外形上显得粗巧、典型,富丽堂皇,注重繁锁的雕刻装饰,这种雕刻上的现象便是“洛可可”建筑以奢侈豪华的反映,“巴洛克”建筑风格中的现象和本质也存在着这一时代风格。“洛可可”艺充满了异国的情调和奇思妙想,追求自由舒展、轻快活泼的自然主义情调。

18世纪下半叶,随着启蒙主义思想的深入,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法国蕴酿着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这个新的时代,娇柔纤细的“罗可可”艺术已同时代氛围格格不入,人们呼唤能与新时代相吻合的新艺术的出现。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很早就对古希腊艺术进行了大量的认真研究。18世纪中叶发表了他有关古希腊艺术论文《关于在绘画和雕刻艺术里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以后又出版了《古代艺术史》一书,这些著述以及他有关古代艺术的美学思想在欧洲影响十分广泛。18世纪中叶在启蒙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推动下,意大利和其它地中海沿岸的古城一个个被发掘出来,尤其是18世纪中叶罗马庞贝古城的发掘,人们看到了带有理性严谨特点和倡导英雄主义精神的新的艺术样式。18世纪下半叶在法国掀起了学习和研究古代艺术的热潮,出现了一场新的复古运动,这个运动在艺术史中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的源流是古代罗马艺术,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艺术和17世纪以普桑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这些艺术都体现出一种宁静、典雅和理性主义的时代精神。

二.民族风格

艺术不仅仅是时代的,更是民族的,民族风格的形成,是由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审美心理、审美习惯在设计上的体现。民族性是指各民族各地区在设计中体现的差异,它是由本民族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艺术风格的民族特色,体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需要,但归根结底还是根源于本民族的社会基础与经济生活。十九世纪法国著名艺术史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种族、环境、时代这三个原则决定着艺术的发展。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的代表人物高更,如果不是因为厌倦了上流社会的生活,毅然放弃职业和家庭来到南太平洋的热带岛屿上,亲身体验和经历了带有神秘色彩的风土人情,也不可能创造出富有原始情趣的民族绘画风格来。人类的一切审美设计活动,说到底就是民族的审美活动,这种审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打上了民族的印记。

设计要表达一种文化内涵,使之成为特定文化系统的隐喻并将时代的文化特色与社会现实融于设计中。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在30年代获得巨大成功,并获得了国际声誉。怀着创造美好生活的社会理想,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试着从家用产品着手,设计不仅要提供美观实用的生活用品,更要有力地引导消费者选择健康的生活、消费方式。将德国的严谨的功能主义与本土手工艺传统的人文主义相结合,使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在1930年的斯德哥尔摩的博览会上大放异彩。5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因其朴素而有机的形态及自然的色彩和质感而产生了新的飞跃,并深受大众欢迎。总体来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设计风格有着强烈的共性,它体现了期堪的纳维亚国家多样化的文化、政治、语言、传统的融合,以及自然材料的欣赏等。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就是对生活的设计,本着功能实用、美感创新和以人为本的设计风格,其设计已触经进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另外,斯堪的纳维亚风格也是一种现代风格。它将现代主义设计思想与传统的设计文化相结合,既注意产品的实用功能,又强调设计中的人文因素,避免过于刻板和严酷的几何形式,从而产生了一种富于“人情味”的现代美学,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漫长而寒冷的北欧严冬使斯堪的纳维亚人民偏爱自然的色

彩与质感。他们视设计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物质文化,一种生活情调,从而产生了一种富于“人情味”的现代美学,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当代设计是一种开放的、多元的。走平民化路线,回归人性、关怀人类生存本质的设计成为设计界的新焦点。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都形成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语言、习惯、道德、思维、价值和审美观念,因而也就必然形成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如德国设计的科学性、逻辑性和严谨、理性的造型风格,日本的新颖、灵巧、轻薄玲珑而有充满人情味的特点,以及意大利设计的优雅与浪漫情调等,这些无不诞生于他们不同民族的文化观念的氛围中。

以中外园林为例,在中国文化环境和土壤中形成的中国园林强调人与自然的亲和协调、相融相合,讲究自然意境、借景畅情,追求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宛若天开的造园效果,被认为是东方自然型园林的代表。而凡尔赛宫花园,体现出一种人加工自然的状况,被认为是西方规则型园林的代表。总之每个民族都有自我实现的愿望和追求,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现自己,借助有形的实体表达民族风韵。

三.融合性

融合性是指对设计风格的复合,有古今融合,东西融合,新旧融合等等,由于融合中设计师对文化形态的不同理解,出现设计上的不同选择,有时代背景,人文内涵,生活认知等。

被誉为“20世纪的米开朗基罗”的美国建筑设计大师赖特和德国现代主义设计大师米斯·凡德洛。他们的设计实践和设计思想,开创了现代主义建筑和艺术设计的先河,并为现代主义之后的设计运动、思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众所周知,米斯于1929年,为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德国馆设计的“巴塞罗那座椅”,以其至简至纯的造型和设计动机,使他的“少就是多”之设计模式和原则得以有效的强化,并获得了经典性的意义。

当代美国华裔建筑师贝??铭的作品法国卢浮宫扩建工程以明快的棱形金字塔式造型,用现代抽象形式和先进技术结合古老文化形态,融入历史悠久的风格,成为卢浮宫新的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1]李砚祖.艺术设计概论[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

李砚祖.工艺美术概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2]尹定邦 .设计学概论[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3]彭吉象.艺术学概论.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人文艺术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图像艺术；传统；冲击

图像艺术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那些以视觉为中心，重点突出视觉感受的艺术文化现象都是广义上的图像艺术。狭义上的图像艺术是特指当下世界范围内正在日趋发展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文化现象，也可以称其为“图像时代艺术”（The art of towards the image）。此种艺术文化现象，多使用仿像、图像、形象等基本方式，辅以现代化的传媒技术，着意营造虚拟性的时空形态，从而表达多元化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取向。图像艺术虽然具有鲜明的当代特征，但却保留历史文化的痕印。就流行范围来说，尽管图像艺术产生兴盛于西方，但在经济文化全球化一体化的当下世界，它在中国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

图像艺术与东西方美学传统及美学资源

说到图像艺术就不得不先提及西方的美学传统。因为图像艺术来自西方，所以就西方传统而言，古希腊人提出以模仿论为基础的形象理论。从柏拉图到达芬•奇的镜子说，滋润和养育了西方的现实主义美学传统，这是图像时代艺术的一个来源。镜子在美学的意义上有三种作用，其一，镜子可以客观地反映现实；其二，镜子使人对自我的认识更加深刻；其三，镜子可以识别人的无意识活动。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认为，镜子不仅能够辅助鉴明身份和自我再现，而且能够征显出严重的精神问题。由此他提出，人们所认识到的形象是客体的一个变形，是人们想象中的形象，想象的东西与象征的东西结合起来就是现实。

而中国的图像艺术除了被西方美学传统的影响外，也被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影响，图像、形象这类问题，不仅存在于绘画、雕塑、建筑等空间艺术中，同时也存在于其他文化领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图像和形象不仅存在于像建筑、雕塑、绘画这类空间艺术中，他们也同样在其他艺术领域中存在。从文学领域来说，中国的古人曾写道“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在历史学领域也离不开图像，宋代学者郑樵曾说道“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像于图，索理于书。”在艺术中，图像的意义也备受推崇。《论语》中记载孔丘说过的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这句话里“文”指的是图案、花纹和图像。在孔子的话语中，它与“质”相对，意思是表象；“文质彬彬”是质和文的统一，孔子认为有了质和文的统一才是完整的表现。从客观作用上来看，“文质彬彬”这一思想不仅肯定了作为图像的“文”的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对后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简要论述东西方美学思想，并不能代替东西方有关图像艺术的全部美学理论的思想资源。但可以认为，这些美学资源，在当今图像时代的艺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像艺术对传统美学和文化的反拨与冲击

图像时代的艺术受到传统美学的影响无疑，但这种影响并不能说明它就是传统美学的继承者；也就是说他继承并发扬了美学传统，但并未发扬传统美学。反而图像艺术的出现和发展对传统美学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这种冲击在许多具体方面得以体现：

第一，就是它对传统美学观的颠覆。传统美学观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真”，即真实。在中国的美学传统中，“意”和“真”作为两个重要的命题贯穿始终。“意”指的是意向和意境，“真”的意义便是真实与自然。所以“真”不仅要反映自然，而且还要通过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来对“意”进行体现。而图像时代艺术过于强调“意”，而忽视“真”。媒体传播行业的急速发展和大量机械复制的出现是的艺术作品原有的本真性遭到严重破坏。

第二，是对艺术作品价值意义的颠覆。图像艺术的宗旨是消解价值，解构意义。图像艺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清晰透明确却不稳定的世界。形式替代价值，符号替代意义，符号与形式虽然加速生长，但他们有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内爆。鲍德里亚所认为的后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现象就是此二者。

第三，是对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观念的颠覆。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和道德是合而为一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崇尚的是“善道”。但自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人心态被前所未有的颠覆，这来自于它们不断遭到讨伐和冲击。这种颠覆即可以促使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主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现代的思想文化的影响，把自己融入到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中去。

第四，对传统的语言和文学“正统”的颠覆。儒家强调“诗言志”，语言和文学都是德行的体现，但是在现今中国，由于图像文化和图像艺术的发展以及图像时代的来临，语言和文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这种挑战至少造成三种结果。一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不再“唯我独尊”；二是文学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之间出现语言“乱码”现象；三是艺术上的雅与俗的界限在模糊和淡化。

美术作为一种图像艺术在中国的发展

美术是与图像艺术和图像时代艺术关系最为密切的造型艺术。寻根究底的看来，美术特别是绘画艺术以图像为其存在和表现形式。所以，图像学这个学科在造型艺术史上的形成就是专门针对图像本体进行研究的结果。另外，图形艺术发展经历也告诉我们，图像艺术的产生和繁荣，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的内在联系。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始于西方，在改革开放之后漂洋过海来到中国。1985年，我国一些美学家和美术理论家通过《文艺研究》和《外国美学》等刊物，详细地阐述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以及这一思潮同的现代主义（这种主义在当下中国十分兴盛）的关系问题。其实际影响所及，也波及到后来的后现代美术在中国的发展。总体来看，中国的后现代艺术具有比较超前的理论和与之不相称的滞后的实践；在国际上尚未占据主流地位。“后现代主义美术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给了我们一个‘超前的眼光与异样的视角’，使得中国美术界在追赶世界美术潮流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和正在接受着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美学主张”有业内人士如是说。所以尽管在中国美术界存在着较少像“厦门达达”那样标准的后现代作品，但是其美学走向却与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吻合颇多，比如从从“宏大叙事”转向“凡人琐事”，从“英雄主义”转向“平凡世界”，从传统至上转向波普艺术，从“文以载道”向纯客观表现，从“守死善道”转向市场化的“商品画”，从笔墨至上转向与新型媒介结合等等。另外一个事实是，一些民族性突出的后现代美术作品出现，这是因为一些青年艺术家从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艺术当中寻找到了与“后现代”相吻合的因素；吕胜中的剪纸作品《彳亍》和徐冰的大型版画装置作品《析世鉴》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在中国当下美术界，以现代信息媒介为表现手段的后现代作品，也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还有一个无争的事实就是图像艺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媒介和载体和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手段是相同的。所以，图像艺术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之间的纠结关系必须被关注。同时我们又不能回避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当前中国的文化走向呈现为两种态势和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就是以后现代思潮正在以不可小觑的威力，进一步推进艺术的商品化和大众化（以图像艺术为代表）。第二种就是以极力维护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价值标准，千方百计地抵抗西方文化压力的后反殖民主义思潮。这述两种文化格局并非冰火不容。笔者根据自己所见以及理论问题在想，可否以民族文化和本土精神为基础，给图像艺术穿上“唐装”，重新来一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变革。针对这个问题欢迎大家一同讨论。

参考文献

[1]洪洁松,. 图像艺术的历史传承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 理论界,2010,(5).

[2]郑玉明 主编. 数字媒体和游戏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论文[Z]. 中国动画年鉴: 2009,

[3]朱青生,张丹丹. 文献综述 2007年当代艺术的概念与用法综述[Z].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 2007.

人文艺术论文范文第9篇

中图分类号：J525.1 文献标识码：A

盆景是一门特殊的艺术。它熔造型艺术和园艺科学于一炉，是以植物、山石为主要素材，通过立意、造型、布局、养护等艺术的和科学的手段，在特定的盆盎内构成立体景观，以小中见大为特色。这门反映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传统艺术，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几近炉火纯青的地步，但在艺术界和科学界的地位还有待提高。本文通过对1978-2008年当代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发表的以“盆景”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研究分析，为把握今后中国盆景的学术研究方向提供参考。

一、研究概况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里，以“盆景”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在30年（1978年11月17日至2008年11月17日）里发表的文章多达2292篇。从发表年度来看，1979-1988年间发表的以“盆景”为关键词的文章是130篇；1989-1998年间发表445篇；1999-2008年间发表1717篇。

但从其出版来源看，绝大部分发表于《花木盆景》、《中国花卉盆景》、《园林》、《农村百事通》等科普刊物上，占总量的90%以上发表于《河南林业科技》、《安徽农业科学》、《湖南林业》、《广东园林》、《天津农业科学》等中级科技期刊上的关于盆景的文章不到3%；在《中国园林》（9篇）、《北京林业大学学报》（7篇））等高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更是凤毛麟角。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盆景艺术论文较为少见，如作者在美国的《园艺技术学报》发表的论文［1］。

从研究层次来看，关于盆景的2292篇文章绝大多数为专业实用技术介绍、行业技术和职业指导，以及大众文化和高级科普文章。即使包括科普类杂志在内，能够归属自然科学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政策研究类的有关盆景研究的文章也仅占总数的7.3%，而且，这些研究文章仅有3篇获得基金资助,分别是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和山西农业大学科技创新基金各一项，迄今尚未有部级的盆景研究基金资助。。

研究生学位论文反映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平。通过对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和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盆景”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结果表明，近30年（1978年11月17日至2008年11月17日）里，仅有5位硕士研究生以盆景为学位论文研究题材，其中，只有2篇是关于盆景艺术的；没有博士生对盆景艺术进行专门研究。

我国盆景界的技艺交流和展会十分活跃和频繁，然而，在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里，没有关于盆景的重要会议论文集收录；只有在其他主题的重要会议中，检索到8篇关键词是“盆景”的学术论文，均是2000年以后召开的。

二、主要研究成果

（一）关于中国盆景的起源与历史研究

贾祥云、贾涛、夏名采（2001）的研究结论认为［2］，盆景艺术同园林艺术一样，受中国传统自然山水诗、自然山水画的影响，追求诗情画意和深刻的内涵。关于盆景形成时代，众说纷纭，过去以唐代章怀太子墓的壁画为依据，将唐代定为中国盆景的形成时期。但是经多年研究考证和新的考古发现，全面而翔实的考古材料证明了中国的盆景最迟在1500年前的北齐时代已经形成，并且已作为礼品向外宾赠送。据此，中国盆景的形成时代从唐代向前推进了一个半世纪。中国盆景艺术是世界盆景的源头，对世界盆景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

韦金笙（2001）分析了中国盆景的历史、流派及艺术欣赏意境［3］，指出盆景是中国传统的艺术珍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现知考古、文献记载，起源于东汉（公元25-220年），形成于唐代（公元618-907年），兴盛于明清（公元1368-1911年）。盆景是以树木、山石等为素材，经过艺术处理和精心培养，在盆中集中典型地再现大自然神貌的艺术品。

胡一民（1999）研究了我国元代盆景技艺，认为在中国盆景发展史中，有关元代的盆景技艺是一个研究断层［4］。近十几年来，国内外学者著述的盆景专著，对元代的盆景技艺几乎都没有深究，仅提及元代高僧韫上人的“些子景”而已，其根据是蒙族入主中源，崇尚武功，不重视文化艺术的原因所致。该学者查阅了有关史料，经对比分析，得出了与上述传统观点不同的结论。

李树华（2007）对中国盆景的形成与起源进行了全面研究?［5］，认为先秦时代以前（公元前221以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盆景产生基础的自然观、陶瓷技艺、园艺栽培技术以及爱石风习已经形成；验证了有关盆景起源的各种学说；概括了我国盆景艺术形成的过程，亦即盆景的形成先后经历了原始先民的自然崇拜、昆仑神话与神仙思想、“一池三山”园林手法的出现、缩地术与壶中天、博山炉与砚山的流行等诸阶段，到了汉代，盆景最初出现。

李树华（2004）立足于古典文献资料与绘画作品，专门对我国梅花盆景的产生、发展与变化进行了考证研究，提出由于宋代城市经济发展与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促使赏花成为一种大众时尚，文人盆景开始盛行，而梅花盆景最早也就出现于宋代［6］。同时进一步探明了我国梅花盆景流行地区的变化,梅花盆景制作技艺的发展以及各发展时期梅花盆景使用的梅花品种。

此外，李树华（1997）也对我国明代末期五篇盆景专论进行了文献分析［7］。在查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五篇盆景专论的作者、收录书藉、写作年代以及主要内容进行了研究，进而探讨了相互间的写作关系、总结了当时盆景的名称和主要植物种类，同时还提出明末的这五篇专论是我国盆景发展史上鼎盛时期园艺文化中的一笔财宝贵富。

（二）关于中国盆景的分类研究

唐贝（1987）根据中国盆景发展的现实情况, 博采众家之长, 提出了五级分类系统, 即将中国盆景划分为三类、五型、四个亚型、若干式、四个号［8］。根据盆景用材的不同，将其分为桩景类、山水类和树石类。其中，桩景类分为自然型和规则型，再根据其枝干特征分为四个亚型，每个亚型中包含若干式。山水类又分为水盆型、旱盆型和水旱型，每个型下包含若干式。按盆景尺寸将其划分为四个等级：大号为80-120cm、中号为40-80cm、小号为10-40cm、掌上盆景为10cm以下。

傅珊仪（1988）在探明盆景范畴的基础上，将盆景分为植物盆景、山水盆景、壁挂盆景、组合盆景和工艺盆景五大类［9］。其中，植物盆景中分为树桩盆景、丛林盆景、竹草盆景、插花盆景四类；山水盆景中分为水景、水旱景、旱景三类；工艺盆景中分为岩石盆景、树木朽皮盆景、塑料盆景和石玩。

周政华和李怀福（2002）研究认为，中国盆景源远流长，流派众多，类型复杂，形式多样［10］。长期以来，中国盆景的分类问题一直众说纷纭，给中国盆景在科研、生产、评比、销售、教学、著述、学术交流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争论和麻烦，对中国盆景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因此，他们在研究了中国盆景的各种分类方法、中国盆景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并详细论述了“中国盆景系统分类法”。该方法提出了“类――型――组――式――号――名”的六级分类体系，把现有的中国盆景分为三大类、七型、十六组、一百零一式、五号及不同景名。

明军、廖卉荣、陈辉和汪敏（2001）研究了盆景分类的历史和现状，认为现有的盆景分类方法中存在着概念不清，分类标准、等级不统一等问题，并且提出了盆景分类的新系统［11］。该分类系统以主景材料作为第一级分类等级类的标准，分树木盆景、树石盆景、山石盆景和其他盆景4类；以干数、景型作为第二级分类等级型的标准，分七个型；再以干形，干姿，枝姿、峰数等因素为第三级标准划分不同的式；最后将所有盆景按盆或山石、树木的大小、高矮划分成5个规格型。

（三）关于中国盆景艺术风格与流派的研究

钱安（1985）认为虽然我国盆景制作种类繁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流派，但归纳起来，只有北派和岭南派两大派别［12］。并且从树种选择、造型与栽培养护和艺术构思等方面，比较了两大流派的风格差异。

胡挺进、彭春生（2003）对盆景的风格因子进行了探究，提出盆景艺术风格是盆景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外在表现，它对盆景艺术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人们对盆景的感性认识直接来源于盆景的风格［13］。基于对艺术发展规律和中国各种艺术风格盆景发展历史的研究，他们详细论述了影响盆景艺术风格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外在因素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对怎样给我国盆景艺术注入新的活力提出了一些建议。

欧阳广和梁广茂（1995）总结了岭南盆景艺术的发展状况［14］。认为岭南盆景是我国南方文化艺术一颗璀璨的明珠，历来为城乡居民所喜爱，早在宋代就已出现“岭南万户皆春色”（［宋］苏轼诗）的景象，到了清代已是“风俗家家九里香”（［清］屈大均诗）。改革开放以来，岭南盆景更是身价倍增。首先是随着城市宾馆的崛起，高档盆景随同来自外国宾客，纷纷被请进高级宾馆，代表中国古老艺术，陈列于宾客必到的客厅、走廊，参与迎接五洲嘉宾。其次是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岭南盆景作为中华艺术作品，倍受海外人士的青睐，纷纷飘洋过海，落户五洲各国。第三是随着我国南方城乡居住条件的改善，岭南盆景又纷纷走入千家万户，成为城乡居民经济、文化生活改善的一个明显标志。第四是岭南盆景艺术的研究机构、生产基地、学术团体、盆景展览、学术讨论以及盆景艺术出版物，有如雨后春笋，盆景艺术创作界和理论界，纷纷探索岭南盆景艺术发展的新机遇、新起点，研究创新的途径，追求时代的新目标。

曾雪宏（1997）对岭南盆景进行了研究总结［15］，指出岭南盆景是我国园林艺术的一块瑰宝，长期以来，岭南盆景多在露天花园、阳台、天台供人欣赏。随着国内第三产业的发展，宾馆、酒店、写字楼越来越多，岭南盆景摆设在宾馆大堂、室内会客厅，无疑是一件有生命的艺术作品，给人很高的艺术享受和熏陶。但岭南盆景品种都是阳性植物，向来都是室外栽培，室内光线弱，相对湿度低，尤其在宾馆、酒店空调环境下，对盆景观赏期有很大影响，应当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何少云和黄淑美（1999）从纵向的角度研究了岭南盆景美学思想。指出受地理环境、经济、技术和多种文化思想的影响，岭南盆景美学思想具有自己的特征。岭南盆景艺术是以形传神，以神达意的［16］。

何应基（1990）在对岭南盆景的研究中，归纳出一些盆景制作名家的个人风格［17］。比如以孔泰初为首的“苍劲浑厚”风格，以素仁为代表的“清疏秀雅”风格，以陆学明为首的“苍劲潇洒”风格等。作者认为，虽然岭南盆景有一般的结构模式，但由于各制作者风格各有不同，所以岭南盆景无固定的绝对模式可寻，这也是其成功之处。

在各盆景流派的代表人物研究方面，吴锦胜（2002）对岭南盆景代表人物素仁作了专门研究，认为其作品大胆突破了一般盆景所刻意追求枝无寸直的要求，勾勒出空静圆满的态势，营造出宁静的氛围，同时调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来营造出静境，让人获得安静闲远、心灵融合自然、远离喧嚣城市的美妙境界，闪烁着空灵的禅意［18］。

（四）关于中国盆景艺术审美问题研究

徐志苗（2001）认为，近20多年来，我国的盆景艺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春雨沐浴下，在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茁壮生长，空前发展，不仅在数量上迅猛增长，而且也带来了质的飞跃［19］。盆景理论的研究也比较活跃。盆景的发展需要理论导向。如果冷静审视一下盆景理论研究的现状时，就会感到理论研究还存在着严重的滞后性。

按照方志鹏（2003）的观点，在当代盆景界，上至名家巨匠，下至后学稚子，都是以追求符合自然规律的“自然式”盆景为创作目标［20］。“自然式”盆景已形成一股主导潮流。对“自然式”的追求，给盆景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盆景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也是盆景艺术由边缘艺术或“准艺术”走向高等艺术的必由之路。

周武忠（1997）探讨了在艺术与审美范畴内盆景的意义和特点。认为盆景是活的艺术品，具有现实的时空与艺术的时空的审美二重性［21］。中国盆景艺术的美可以从“美在物理，美在创造，美在奇丑，美在意境”这四个方面着手探讨；欣赏中国盆景可概括为“观”、“品”、“悟”三个阶段，观赏者在感受作品具体形象的基础上，所产生的联想、想象、移情、思维等一系列心理活动过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于盆景的艺术审美欣赏活动。

吕坚（1993）总结了微型盆景的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22］。认为微型盆景作为一种感情载体，突破了有限的空间，超越了外在素材和形象的束缚，极大程度地诱发了人们的想象。微型盆景的艺术魅力就在于此。

孟兰亭（1995）研究了中国绘画与中国盆景的关系，指出二者都属于造型艺术，并且在构思、布局、造型、题名等方面也有着很多相同之处［23］。绘画是在一定的尺幅上以笔墨写出大自然的形象，盆景是在一定的领域内以树、石、配件来塑造大自然的形象。二者可谓是异工同曲。盆景艺术和绘画都讲究意境。意境是艺术作品通过形象描写表现出来的一种艺术境界，是艺术作品的创作最终目的，是作品的灵魂。要达到这个境界就要多研究中国绘画的理论和领略大自然。中国绘画创作，首先是“立意”，然后进行构图。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运用“三远法”。一，高远：自山下而仰望山巅，高峰林立，远而且高，其势突兀。山水画用以表现山川雄伟、壮丽。二，深远：自山前观山后，曲径通幽，“望之无穷尽，不知千万重”。其意境重叠，尽头别有洞天。既能表现景物的深度，又有远的感觉。三，平远：自近山望远山，其意冲融，缥缥缈缈，给人以空洞的感觉。

黄映泉（1999）认为对盆景美学的研究应有其特殊的内容［24］。作为造型，它不但具备形体美（形式美），而且具备意境美（内容美）。它的素材是有生命的树木花草，生机蓬勃，因而盆景又具有生命活力（(生气贯注美）。诚然，树木花草这种生命活力的美属于自然美的范畴，但盆景中的树木花草由于有人的有意识地施加作用（艺术劳动和科学管理），所以盆中树木花草的生命活力美就不是一般的自然美，而成为艺术和自然相结合的美，是渗透着自然美的艺术美。

李整军（1990）较为详尽地阐述了盆景艺术的美学特征，认为掌握艺术的美学特征对于创作和鉴赏艺术作品都有指导作用［25］。对美学特征认识的深浅，直接影响作品的创作和鉴赏。该学者认为，盆景艺术的美学特征有四项：一、艺术形象的不稳定性和可逆性；二、形象的直观性与强烈的感情性；三、审美、实用的统一性和民族、地域的差异性；四、物质材料对形象创作的局限性。

贺淦荪（1996）在对树石盆景的研究结论中指出，盆景是以树、石为主要用材，借以表现自然、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活的艺术品［26］。中国盆景源远流长，它以饱含诗情画意、讲求神韵和意境的艺术特色，闻名于世。主张动势盆景的造型应该是“创意为先，以动为魂”，在深化单体造型的基础上，沿着“树石”、“丛林”、“组合多变”的方向发展。

徐志苗（2004）分析了盆景作品的三重性，指出盆景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载体发展到今天，其普及程度、创作和理论研究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27］。在大好形势下，有许多问题需要冷静地去思考、去探索。盆景艺术被称为高等艺术，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为何独高，自有其质的规定性。在纷繁的盆景家族中又如何权衡其高低雅俗，也需要有公允的价值尺度。

（五）关于中国盆景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兰海波、肖建忠、张媛、郑宝强、齐靖（2007）分析了果树盆景的应用发展现状［28］，指出果树盆景是盆景中的一枝新秀，通过对果树盆景的发展优势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将植物生长调节剂在果树盆景植物培育中的应用大致可归纳为快速培育、矮化和整形及促花保果等几个主要方面，并列举了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在盆景制作中的应用实例，着重介绍了生长调节剂在延迟果树盆景植物落果方面的研究进展。

覃超华（2001）对“盆景不超一米二”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认为盆景体量的增大，是一种创新［29］。大型盆景同中、小型盆景一样，都是运用“缩龙成寸”、“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概括反映自然。大型盆景突破了传统盆景个体体量的框框，它仍然遵循盆景创作的基本法规，仍然具有盆景的所有特征。所以，它同一般意义上的盆栽、园林绿化树有质的区别，它是盆景艺术的范畴。

方志鹏（2003）对“传统”、“规则式”、“继承传统”与“创新”等概念作出自己的诠释，提出“继承”的目的就是为了“创新”［30］。并且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盆景艺术创新的动力：首先，随着外来文化的融入，新的创作理念必将出现；其次，随着创作者素质提高，盆景创作的匠气将会减少；第三，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盆景制作与养护将更趋完善；第四，随着创作者的探索，表现形式也将更加丰富。

周武忠（1988）对悬挂式盆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评价，认为这是在盆景艺术形式上的大胆创新，也为盆景艺术在现代室内装饰艺术中的普及运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31］。它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 即壁挂和盆景。壁挂的取材十分广泛, 常见的如陶瓷盆、竹编、画框等。壁挂的大小、形状和色彩都要与组合的盆景相协调。“ 盆景”仍是悬挂式盆景的主体, 但由于悬挂的需要, 不仅所用的容器更为玲珑精巧, 而且盆中植物的造型要求亦更为讲究, 要符合“画的构图”。

三、研究展望

早在1989年，著名盆景艺术家耐翁就呼吁盆景的学术研究［32］。他认为盆景艺术家是中国盆景事业的中坚力量。在盆景事业迫切要求进一步发展的今天，盆景艺术家必须真正地具有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并有端正的艺术道德、高超的艺术风度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从而切实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以获得社会的拥护和尊重。当前，盆景艺术家所承担的使命首先是应大力提倡学术研究。这是提高和发展盆景事业的主要手段，我们的方针是在研究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艺术应该反映生活，作为形象艺术的盆景也应如此。而作为盆景创作者的艺术家们不仅仅要用作品反映大自然的壮丽景观和人们现实生活，更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积极探索和总结盆景艺术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特别要善于运用新材料，吸收新技术，寻找新题材，反映新生活，创造新形式，为传承和创新我国盆景艺术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只要盆景艺术家们将创作中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样投入学术理论研究中，必然会积累和产生丰厚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必将孕育出更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盆景艺术的发展历程，展望21世纪的中国盆景艺术前景，我们充满信心，因为在新的世纪里是人材辈出、艺术繁荣的时代，只要我们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不断进取，中国盆景艺术还将在世界艺坛上展现出强国的风采。（责任编辑：楚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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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艺术论文范文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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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潮州民间乐曲《寒鸦戏水》

中国二胡的风格可以说是千差万别，丰富多彩。“东西南北中”胡琴独奏音乐会就是各种音乐风格差异的一次集中体现。从曲目上看，无论是江南丝竹的《行街》，西北秦地的《迷糊调》，南国粤风的《饿马摇铃》，北方蒙古的《草原上》，还是潮州海上的《寒鸦戏水》，齐鲁大地的《夸山东》，中原风貌的《十八板》等等，无不显示出风格的巨大差异，同时又紧扣并体现了“东西南北中”的主题。

风格一词在晋朝的著作里就已出现，指的是人的“风度品格”；在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转而指文章的“风范格局”；唐宋时期，风格多被用作诗词绘画的品评用语；而到了近现代，风格一词则在美学、文学、绘画、文艺等一切艺术领域，包括建筑、饮食等方方面面被广泛地使用。 河南民间乐曲《十八板》

音乐风格特指在音乐范畴中各种音乐要素――曲调、节奏、音色、力度、和声、织体和曲式等富有个性的结合方式。这些要素不同的特殊结合方式，产生出一种显著或独特的音响。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风格千差万别，大不相同，这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且地形地貌、季节气候、宗教文化、民族习俗相差太大而形成的。例如中国从东到西横跨过了五个时区，东西相差五个小时，南北从北纬三度五十二分到北纬五十三度三十三分，从南到北相差一个夏季到冬季。最有意思的是从西到东海拔高度的落差，从珠穆朗玛峰的八千八百四十四米到青岛的海拔零米，从平均海拔最高的城市拉萨海拔三千六百五十八米，再到平均海拔最低的城市上海海拔才四米，可以说是世界上海拔落差最大的国家了。这样的地理特征必然造就了我国丰富的人文环境，有着世界上各大宗教，又有着众多的民族，相互不同又相互融合，所以说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音乐宝库。

“东西南北中”的音乐会里每一首乐曲都是一种典型的音乐风格，但是要想准确地把一种风格表现出来，少不了与之相一致的表现技术。风格技术与技术风格是一对既相同又相不同的概念。技术风格是指某一演奏技术在不同风格中的不同运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坠胡独奏《夸山东》

二胡风格技术最直接的莫过于左手的各种滑音、颤音（打音）和揉弦等技术，大致可分为上下滑音、回滑音、垫指滑音、大滑音、大小二度三度颤音、滚揉、压揉、滑揉等。而从这些基本“风格技术”中又根据风格的不同衍生出了各种不同的运用，这便被称为“技术风格”。例如“垫指滑音”是一个非常典型、使用广泛的风格技术，无论北方还是南方，几乎各地风格都可以见到。所谓的“垫指滑音”，顾名思义是通过在所要滑动的两个音程之间“垫”上一个或者两个手指，再配合手指在琴弦上的滚动和压力取得的一种滑音效果。这是一种非常有特点的滑音，也是只有在二胡这件乐器上才能奏出的滑音，因为二胡没有指板。由于它在滑动过程中带有相当的压力，因此其音响效果具有较强的力度和“韧”劲。

东西南北各地都有垫指滑音，但用的最多也最具代表性的是陕北和江南地区。陕北当地称垫指滑音为“搂音”。意思是将音“搂抱”在手里。而在江南，垫指滑音则被称为“一把抓”，这非常形象地表达了这一技术的动作要领。因此，要把这一地方的音乐风格表现好，掌握这一“风格技术”至关重要。所谓风格技术指的是演奏某一风格所运用的特定的演奏技术，但是在具体的运用中我们却发现，为了表达不同的音乐风格，同样的一种“风格技术”，会有很不一样的运用，这便是“技术风格”。例如，陕北的垫指滑音多是“上”垫指滑音，而江南的多为“下”垫指滑音，这种技术相同而运用不同的现象，产生了风格上的巨大差异。上垫指滑音的音程走向由低往高，“落音”是通过压弦获得，滑音过程由松到紧，其风格高昂有力，富有激情，并有一种“揪心”的感染力，很容易打动人心。又如在《迷糊调》《秦腔牌子曲》等乐曲中，大量的上垫指滑音的运用，表现出浓郁的陕北风格。而下垫指滑音音程走向由高到低，滑音过程由紧到松，“落音”是通过先压后松获得，其风格轻松愉快，生动有趣，有一种诙谐昂然的秀美之情，让人愉悦。在《行街》《江南春色》等乐曲中随处可见的下垫指滑音，表现了典型的江南风格。可见相同的风格技术，由于不同的运用而形成了明显的不同。 《迷糊调》

我们再一路走过，来到地处中原一带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虽然也有垫指滑音，但用的最多的却是上下滑音，而且很多是超过三度、四度甚至八度的大滑音，因为这一带流行的戏曲和曲艺中多用坠胡、坠琴当主奏乐器，而坠胡和坠琴都带有指板，把位很大，几乎和大提琴一样，这样一来，像前面所说的垫指滑音就“无用武之地”了，三度音程以上的上下滑音就变成重要的风格特点，而且滑揉也成为这一地区音乐风格的一个特征性技术。受坠胡的影响，二胡所运用的风格技术也就随之变化了。

“回滑音”是一种很有特点的风格技术，其技术要领就是用一个手指先按住一个音，然后向低音或者向高音滑动，再迅速回滑到原来的起始音。这一风格技术给人一种回转强调之感，使音乐表现更加深情委婉。在具体运用时也根据不同地域的音乐风格而有不同的运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地方使用的是下回滑音，例如江南丝竹、中原地区等地的音乐风格，但是在广东潮州等地，却是上下回滑音都用，许多时候甚至更多地运用了上回滑音。

在音乐演奏实践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即便有的演奏者把各种风格技术都做得都很标准，但还是无法将风格表现到位。那是因为从技术层面上来讲，还有一个“隐形”的技术原因，即动作过程的控制，包括速度、力度和右手用弓的配合掌握。还是以垫指滑音为例，上垫指滑音由于多表现北方人与景的豪爽热情，其滑音动作往往直接了当，干脆有力，速度爽快，运弓力度和幅度也比较开阔。而下垫指滑音由于多表现江南人与物的灵巧典雅，演奏时往往强调韵味和委婉，滑音动作细腻连贯，不急不燥，运弓力度和幅度一般不大，尤其是换弓和换弦，音头和弓头比较婉转，多强调粘、连、润等内在力度的表现。其实这些动作的运用才更是一种技术，我将其称为“隐形技术”或者“隐性技术”，它们往往是最难也是最“核心的”技术，直接影响到风格表现的准确性。“隐性技术”的掌握与演奏者个人的音乐知识结构、阅历深浅以及对音乐的感觉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