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范文

人文社会科学范文第1篇

譬如放风筝，风筝和人之间由一根线牵引着，牵引力太大，风筝便拽回手里，人只能拿着风筝在荒野里跑，风再大，也飞不起来；若是风筝力大挣断了线，没了牵引力，就会脱离人，不知飘落到哪里去了。再如拉弹弓，不用力拉，橡皮没有弹力，弹丸射不出去；用力太大，橡皮拉断，一切也无从谈起。任何事物要想健康发展都必须保持合理的内在张力。对今天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尤为迫切。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社会科学水平标志着她的思维水平、价值高度和精神深度。然而，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社会科学属于人类的自我意识领域，其研究主体、研究对象、研究手段、进步机制、评价标准都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往往是相互对立、相互冲撞、相互矛盾的条件、力量、要素集于一身，如何把握好它们之间的张力成了人文社会科学是否能健康发展的关键。

真理和价值之间的张力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自身，研究主体和客体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是科学，科学研究以探索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客观规律为根本目的，以追求客观真理为最高宗旨，离开了客观真理性，人文社会科学便不再是科学。因而，科学的本性和精神要求研究者必须保持客观性、真实性和普适性，必须遵循科学研究规律，尽力排除金钱、权势、利益、声名等研究以外的因素的干涉和侵染，尽力减少研究的内容、过程和结果与研究主体自身的价值相关性。惟其如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能经得住学术批判和时间检验，否则就只能混同于社会言论、社会舆论、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不能叫科学研究。

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主体又只能是人和社会自身，主体价值性与生俱来。人是一种价值存在，人的活动是具有强烈主体性的价值活动，要想在科学活动中彻底排除人的主体性，其逻辑和彻底取消它是一个道理。自然科学因其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的相对分离，主体价值相关性要弱得多，人文社会科学则因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的一体性、缠绕性、互动性，使得研究的主体价值性大大凸显。此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价值主体的政治、经济、生活、交往等复杂活动深度融合，这些外部因素的介入和影响也是放大人文社会科学主体价值性的重要因素。主体价值性和客观真理性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两种力量，保持二者合理的内在张力的关键在于主体的转换，即研究主体努力使自己由个体主体向国家主体提升，由国家主体向人类主体提升，在人类主体那里实现真理和价值的融合统一。

回顾人类历史，那些伟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家之所以能像明亮的星星一样永远闪耀在历史时空中，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握了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实现了主体的不断超越和提升，实现了真理和价值的统一。

思想共识和独立思考之间的张力

人文社会科学是社会思维的神经系统，共同精神、共同价值和思想共识的培育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千百年来人文社会科学追求的重要目标。

一定意义上，思想共识犹如自然科学中的公理和定律，是人文社会科学开展研究的逻辑前提和必要条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综合、提炼、概括形成一些普遍法则、普遍价值、普遍意识，并以此促进个体社会化，加强社会整合，维系社会团结，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价值所在。但是思想共识的源头和基础却来自个体的独立思考和思想自由。人类接近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开展丰富多彩、个性鲜明、自由生动的独立思考及其互动、竞争、融合与升华。人文社会科学离开了独立思考和思想自由，就等于断送她的生命。

不是以学术讨论、思想竞争、科学批判为基础的思想共识不是科学的思想共识，只会形成僵死的教条，不会有任何生命力和发展活力。历史已经千百次地证明了这一点，未来还将继续证明下去。苏联斯大林体制和中国的，殷鉴不远。如果有谁背离人类文明进步大道，背离世界历史大潮，背离人性基础和根本价值需求，以上帝或真理主人的名义肆意践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蔑视科学价值，人为地制造和宣布一些思想教条和理论体系，并把它强加在历史和人民头上，不但损害了人文社会科学，也损害了社会整体甚至教条的制造者自身，到头来那些所谓的教条和体系也会被历史无情地抛弃。

社会化思考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张力

大众化、多样化的社会思考、见解和主张，实际工作者的经验、做法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土壤，脱离了这些土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任何人都有权利、有能力进行任何社会问题的思考，都可以形成自己的社会认识、社会观念和社会主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没有自然科学那样的门槛，仿佛人人都可以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由于研究对象的开放性、低门槛以及标准的模糊性，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容易被淹没，科学精神容易被销蚀。这也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价值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人人都行，也就等于人人都不行，在一些人眼里，人文社会科学水平最高的是那些掌握权势、掌握话语权的人物，学者不过是做些注释和论证工作罢了。

然而从社会分工的意义上说，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是人类社会分工演化的结果，大众化的社会思考和实际工作的经验绝不能等同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恰恰相反，公民精神的塑造、引领和启迪，社会发展、运行和治理必须依赖于人文社会科学注入知识、思想和智慧。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严肃的科学研究领域，从事这项研究是一个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神圣职业，有特定的标准、规范和运行机制，应该与相关领域和行业有所区别。至为重要的是，从事这项职业应在专业的学习、传承和训练基础之上不断创新，不断把人类的思维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衡量一个学者水平和成果价值的根本标准在于创新性。社会科学的本质在于学习传承基础上的批判与创新。就当代中国而言，创新性不足、原创性匮乏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软肋，专业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并没有给全社会树立起思想的高度、精神的水准和令人敬仰的学术形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奋起的条件机遇也是得天独厚的，最主要的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现在人人都能感觉到中国社会发展强烈要求人文社会科学供给思想、智慧和战略。其实，古今中外各种思想、各种知识、各种流派一起汇聚激荡在中华民族现代社会转型这个巨大的历史时空中，十几亿人丰富生动的思想和实践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广阔的空间。继承、学习、吸纳，怀疑、反思、批判，我们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民族、无愧于人类的创新成果。未来中华民族终将以无与伦比的精神高度、思想深度、文化厚度和价值魅力赢得世界的尊崇。

解释现象与解决问题之间的张力

从一定概念、理论、框架、体系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特别是那些社会转型中涌现的新现象，从而维持社会意识和社会运行的稳定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但是人文社会科学更重要的功能在于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精神，这一点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强烈。社会现象背后是深刻的社会问题，解释现象的目的也是为了发现问题。发现这些问题、揭示这些问题的实质就能找到社会的本质，把握社会发展规律，进而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策略和方案。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关键也是直面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进步的动力和契机。

当今时代是一个概念越来越混乱和模糊的时代，也是一个问题越来越强烈和清晰的时代，旧的概念、逻辑、理论和框架已越来越难以解释新的社会现象，旧的理念、思想、做法和策略越来越难以解决新的社会问题。没有新的理论指导，实践也难以迈开新的步伐，我们既要相信实践的力量，也要坚信理论的力量和逻辑的力量。当新的社会现象扩充和冲破了旧概念的内涵、外延和理论框架，导致概念模糊、混乱和理论不自洽、不彻底的时候，当旧的思想范式漏洞百出、顾此失彼的时候，便意味着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即将诞生了。

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张力远不止这四个方面，这个单子还可以开列下去。就人文社会科学的现状和现实社会发展需求看，问题的核心是如何看待和维护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如何培育和守望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精神，如何尊重和发掘人文社会科学的真正价值。这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紧迫问题，比如政府应思考如何顺应当代社会发展趋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的体制和做法，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营造更加宽松包容的环境；全社会应思考如何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形成良好的舆论支持和价值认同；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又如何克服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依附主义的侵蚀，坚守科学价值和科学精神等。面向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同力量、不同要素之间关系，不能使之保持合理的张力，忽左忽右，忽冷忽热，人文社会科学就不可能健康发展，也不可能期望她为我们提供真正的知识、思想和智慧，中华民族推进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历史转型也会更加艰难和曲折。

这本来也是一个老话题，今天重提却有新的意味，这就是：如果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把人文社会科学当科学看待了，也许中国的很多问题就好解决了。

（作者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博士）

人文社会科学范文第2篇

1.1外部监督渠道不畅

要实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有效监督,还需要依托多元的外部监督渠道。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虽然社会公众对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关注度日益上升,也偶有新闻媒体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发表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社会监督的职能。但是,总体来说,目前针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外部监督并不乐观。一是社会公众对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观念非常淡薄,常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认为“研究与己无关”,对于评价的过程与评价的结果听之任之,也不关心自己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方面的知情权、监督权;二是专业学术协会监督还不健全,学术界存在着很多依托于高校科研人员的专业学术协会,承担着促进学术研究、推动专业学术繁荣与发展的重任,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方面的监督是其应有之义,但很多专业学术协会对此表现出漠不关心或极不重视的状态;三是舆论监督不完善,这本是社会监督中普遍而有效的监督方式,由于受媒体自身特点和其他方面因素的制约,很多新闻舆论机构不想也不敢揭露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相关问题,或是难以连续不断地对监督对象实施监督,从而使得监督效果大打折扣。

1.2监督保障制度缺位

就监督工作来说,监督能否取得实效主要是依赖于监督人员的主观能动性[1]。而主观能动性的激发,除了基于监督人员的敬业精神外,更主要的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促使监督人员忠于职守、勤于工作,实现监督体系有效运作的强大威力和持久的内在推动力。由于我国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中存在的监督意识不强、监督体系不全等问题,不可避免地存在制度缺陷,大部分高校并没有形成相应的规章制度,难以做到有章可循。即使有的高校针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出台了相关的办法、要求、规范等,但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方面的内容却少之又少,难以保证其监督效能的真正发挥,监督弹性很大。而从教育部、教育厅的层面来看,目前也没有形成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相关的监督制度规范。因此,由于监督保障制度的缺位,即使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活动,在实施监督的过程中也容易造成各相关主体的职能不明确、权责不清晰,还容易滋生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监管工作极易出现缺位或错位,很难起到有效的监督制约作用。

1.3监督技术相对滞后

按理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应能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提供新的平台与手段,推动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的有效实施。从我国目前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有“新语丝”之类的学术造假举报平台,“科学网”等网站也有针对科研成果评价的相关评论,但这样的网站相对于庞大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来说,显得太过稀少。通过互联网来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的做法还没有被社会公众和有关机构广泛推广和采纳,互联网在传播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并没有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中被充分挖掘出来,监督技术显得相对滞后。

2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基本原则

2.1合法性原则

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必须在国家和相关部门制定的各种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的框架内进行,不得逾越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文限制,监督行为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实现权力与义务的一致、职责与职权的统一。合法性原则,既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主体的行为准则,也是实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2.2系统性原则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模式、监督方式、监督责任等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结、有机结合。因此,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应从系统的角度进行统筹兼顾、全面考虑,合理设计Who(谁来监督)、Whom(监督谁)、What(监督什么)、How(如何监督)等要素。

2.3广泛性原则

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不能仅仅依赖于某一单位或个体,而应充分实现监督的广泛性。一是监督主体的广泛性,既要有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又要有学术共同体、评价机构、新闻媒介、社会公众等的监督;二是监督对象和范围的广泛性,应对涉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相关组织及其行为、个人及其行为进行监督。

2.4公开性原则

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有效遏制评价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就要按照公开透明、民主监督的原则来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工作,不断提高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公开程度。凡是涉及权力利益、研究主体切实利益的事项,且不属于国家安全和党与政府的核心机密以及必须要保密的内容,都应以一定方式公开,实行民主监督,保证相关人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选择权。

2.5公正性原则

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不是为了打击报复,而是为了评价结果更趋向公正。因此,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工作必须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受感情和利害关系左右,形成充分、相关、可靠的监督调查结果和结论,做到客观公正地处理问题。

2.6重点性原则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既要遵循广泛性原则,确保监督工作的全覆盖;也要遵循重点性原则,确保在有限的监督资源内取得监督实效。一是要突出监督的重点对象,手握评价生杀大权的评审专家应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二是要突出监督的重点环节,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程序中的预评环节、评审环节应是监督的重点环节。通过重点监督带动监督的全面工作,才能有效预防不正当行为的发生。

2.7满意性原则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结果应是一个大家能够普遍接受的结果,是一个各方面都能满意的结果。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必然涉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要让每一个利益主体都满意是不现实的,只要绝大多数人或机构感到满意即可。遵循满意性原则,意味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实效得到了社会认可,能够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良性循环,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繁荣发展。

3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体系的理想框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体系是指整合内部监督、外部监督等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起督促、制约作用的系列措施与制度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使监督工作渗透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每一个环节,实现监督工作的全方位、全过程和全覆盖。理想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两个系统”。“三个层次”包括:(1)高校内部的自我监督(三角形内部),是由高校、院(系、所)、研究人员三个层级所构成的高校内部封闭式体系,研究人员的自律与自醒、院(系、所)和高校制定的约束性规范,构成该监督层次的基础。(2)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三大主体监督层次(椭圆形以内、三角形以外部分),是高校主管部门(教育部、教育厅)、专业学术协会、项目研究资助单位基于不同的角度而展开的外部监督,是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具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监督主体。(3)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其他社会环境的监督层次(椭圆形以外部分),包括社会公众、新闻媒介、法律法规、行政机构等基于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关注而进行的监督。“两个系统”是指内部监督系统和外部监督系统。高校内部的监督属于内部监督系统,而高校主管部门监督、专业学术协会监督、项目研究资助单位监督、社会公众监督、新闻媒介监督、法律法规监督、行政机构监督则属于外部监督系统。内部监督系统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取得实效的基础,外部监督系统是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趋于公平、公正、公开的动力。

4优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基本思路

(1)应激发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的意识。“意识是行为的先导”,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监督意识的缺乏。因此,需要想方设法激发图1中各层次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的意识,从意识层面上实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自觉与自醒,只有这样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2)应实现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全过程监督。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过程包括评价前、评价中和评价后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存在发生不当行为的可能性,都会影响评价程序的公正和评价结果的公正,因此,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监督应是一种全过程的动态化监督。通过监督的规范作用、制约作用、强化作用和激励作用,尽可能地杜绝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过程中的不当行为。(3)应促进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多元化监督。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涉及多个监督主体,监督对象也非常广泛,单一的监督模式难以取得监督实效。因此,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应坚持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实现行政监督、公众监督、学术共同体监督、舆论监督和自我监督相结合,网络监督与传统监督相结合,过程监督和随机监督相结合,从而促进全方位、多元化的监督,真正建立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利益约束与激励体系。(4)应建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长效机制。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是一项系统工程,无论是实现全过程监督还是促进多元化监督,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制来保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过程中各个环节的顺利进行和监督工作有效地落实。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健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制度,树立正确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通过严密的工作程序和严格的责任追究作为制度执行的保障,拓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途径、范围和渠道,确保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长期化和效率化。

5优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主要措施

5.1提高思想认识

有权力的地方,就离不开监督。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行评价,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运用,且涉及的主体众多,同样离不开监督。同时,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与水平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对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我们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高度来认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问题,从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创新、推动高校教育科研发展的大局来认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问题。加强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监督正逢其时,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加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宣传教育,不仅仅是要加强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人员的宣传教育,也要重视对于高校主管领导、教育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教育,同时加强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充分发掘不同阶层、不同角度、不同领域的监督力量。当社会各界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后,将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全面落实。

5.2健全监督组织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需要专门的监督机构来组织实施。监督机构可以按照高校的管理层级来实现,即可以考虑在教育部、教育厅、高校、院(系)四个层级分别建立相应的监督机构。教育部可以设置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委员会,教育厅可以设置省(市、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委员会,各高校可以设置本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委员会,各院(系)则相应设立院(系)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小组。从独立性与公正性的角度出发,各级监督机构与同级别的学术委员会之间不应是隶属关系,而应是平行关系,这样才有利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机构独立自主、公平公正地开展监督。各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机构的权责范围也有所不同。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委员会全面负责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监督规划、指导、执行、协调、反馈、培训工作,具有最终裁决权;省(市、区)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机构主要是负责一省(市、区)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监督规划、指导、执行、协调、反馈、培训工作,对无法解决的重大监督事项,上报到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委员会;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机构在总体上负责全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监督工作;院(系)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小组主要负责本院(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监督工作。

5.3完善监督制度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三个层次,两个系统”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有机系统,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如何形成有机的整合,则离不开相应的规章制度。因此,需要针对当前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中的薄弱环节,制定全国统一的、能够反映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工作规律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制度,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各种不当行为的规范管理都应予以明确规定,如“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机构的责任制度”、“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的信息反馈制度”、“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的实施制度”、“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的处罚制度”、“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的公开制度”等。在此基础上,各高校可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办法和实施细则,做到职责明晰、职权明确,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得到有效保障,更好地维护、规范和约束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活动,保证监督机制正确运转。

5.4拓展监督渠道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不能仅仅立足于基于高校行政隶属关系的内部监督,还应拓展专业学术协会、项目研究资助单位、社会公众、新闻媒介、法律法规、行政机构等外部监督渠道。在一个法制健全、行政组织机构健全的社会,法律法规监督、行政机构监督是社会的应有之义。更重要的则是要积极发挥评价主体的自我监督、专业学术协会监督和由社会公众与新闻媒介等构成的社会监督。评价主体的自我监督就是通过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评价人员、管理人员(三者在某些情境下有重合)学术道德建设和规章制度建设,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对象中个体的自律性,培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对象中个体慎独正德、省己修身的优秀品质,正确引导和规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对象中个体的科研与评价工作,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需要、个人成长与事业发展的关系,自觉抵御不正之风的侵蚀。专业学术协会的成员在学术理念、学术精神、学术关怀、学术操守等方面有一个相互认同的行为规范,专业学术协会监督可以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过程中的不当行为主体进行惩戒,采取诸如将其排除学会之外、发出公告等具体惩戒措施。社会监督能够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的强大辐射作用,弘扬正气、抨击时弊、促进管理、改进工作,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不当行为主体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营造学术舆论氛围,规范和引导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主体的行为。

5.5明确监督重点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工作千头万绪,切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重点突出,提高监督工作的合理性与实效性。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过程进行监督,重点是监督三个方面:(1)监督评价程序的公正性。程序公正是在社会机构调节分配的过程中,个体对其所用的程序要素是否公正的感知[2]。需要就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程序是否能够实现主体平等、实质参与、价值中立、程序理性、程序公开和程序自治进行监督,优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流程,保证相关利益主体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2)监督评价标准的合理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标准主要有真理性标准和价值性标准,其中真理性标准强调研究的科学性、延续性、创新性、完备性;价值性标准强调研究的理论价值、政治价值、伦理价值、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3]。合理的评价标准应能反映研究主体的意志、利益和需求,同时也要符合评价对象自身的客观发展规律,以真理性标准为主、价值性标准为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标准一经公开,本身就是对评价活动的监督。因此,需要加大对评价标准合理性的监督,评价标准的制定不能由一两个专家“一言堂”,应在学术民主的基础上,经过多次研讨而拟定。(3)监督评价过程的公开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过程的公开,意味着在评价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评委的评价意见都能至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评价委托方、被评价方和社会公众都有权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评价过程、评价标准、评价方法、评价指标、评价意见等提出质询与质疑。评价过程公开的实现,离不开强制性的约束,而刚性的监督正是一种强制的约束。

5.6提升科技含量

在进入电子化、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技术手段的应用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中的作用是其他手段无法取代的。为此,需要不断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科技含量。加快现代化监督技术的应用,更新监督手段和创新监督方法,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在现代科技的应用上能跟上时展的步伐,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监督工作效能。

人文社会科学范文第3篇

一、带有人文性质的研究和创作是否属于“科学”。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关键是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以西方一些人的标准，一个学科只有达到了对象的可重复性、描述的客观化、形式化和定量化、知识的可积累性等一些自然科学的特征，才属于科学。这种狭隘观点目前仅承认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少数社会学科是科学，而把政治学、史学、法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哲学等统统排除在外（当然，这也与有些社会学科的工作和发展水平尚不到位有关），或宁肯叫“人文学科”，也不叫“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有一定市场。

按照另一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马克思），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罗素）的研究去追求真理，凡符合这一实质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就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科学，不应因为有某些形式上或程度上的差别，就否定其科学的实质。邓小平同志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无疑体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二、在学理上，“科学”与“人文”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

科学，是以强调事实、理性、描述性知识和真实性、真理为主旨的规范体系。科学仅以符合事实及其客观规律为根据，而较排斥人的主观意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虽然在总体上，科学与人类的价值追求正相关（对人类有益）；但在具体研究过程和具体观点上，则要求必须不带任何主观倾向，首先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科学的直接成果只给人提供可能的选择空间，并不直接规定或代表人的价值选择，自然科学最能体现这种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活动可以没有价值导向、人文负载。事实上，科学总是要走向人文价值的，而技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向人文转化的一个阶段了。科学愈是走向发展和应用，就愈是离不开人文导向，这一点正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至于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则显然属于社会人文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问题。

“人文”这个概念，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文化、文明的”意思。其特点恰恰在于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即“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价值，对于阶级、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来说，它们的人文倾向、价值观念体系如何，则构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是从一定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它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不同于科学：反对“价值中立”，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结果。政治、道德、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最能代表这种特点。当然，“人文精神”说到底也有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之分。完全排斥科学的“人文精神”，往往是野蛮落后的。

因此严格说来，“科学”与“人文”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不在于对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不在于对象中是否包括人（科学也是人在活动）等等，而在于研究的方式、性质和直接的目的。因此，我认为，不宜以“科学”和“人文”作为外在的标准，去机械地划分学科类型，而应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一切思想和知识的内在要求，并用它们来反映各门学科的发展特点和程度，即：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

在历史上，曾有人（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等）主张全部科学可以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有人（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和极端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把“人文”与“科学”联在一起，犹如“方的圆”和“黑的白”一样，是不成立的。从哲学上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共同的毛病，就是未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提法，我认为名词之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

①关于人文和社会领域（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应该和能够成为科学，应该使它们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本质和功能。

②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学科，不能仅仅以科学性的描述为满足，更要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发挥人文关怀的功能，并向一切科学技术领域普及这样的功能。这一点，正是当前国际性人文学术思潮所强调的重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就有了双重的身份和意义：一方面，它是科学，具有科学的本质和功能（经济学、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在这方面更突出）。在关于社会和人的问题上，自然科学不可能代替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价值观体系，有比自然科学更突出的人文性质和功能（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学等更明显）。哲学既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也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具有两方面的综合功能（把哲学列入人文科学，仅仅是对哲学精神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涵盖面更广、功能更多、意义更深远。因此，从人类社会全面的、长远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无疑应该更重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更依靠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四、承认人文学科是科学，是就这些学科领域的总体和实质而言，不等于认为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种观点、学说体系都一定是科学的。就像并非每个物理学家的观点在物理学上都能成立一样。“学科”与“学说”之间，不能简单等同，这一点有普遍意义。但我们以往似乎不够注意。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代表了人类已取得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学说体系。这一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历史和实践的证明。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用以来指导和推动我国的各项事业。

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科学，不是非科学，因此要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它们的这一社会地位。如果说，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第一生产力”，在于它如今已经成为生产力构成中最重要的“软件要素”，那么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则是整个社会的“软件要素”，是生产力中的“软件的软件”（掌握科学技术应用的程序）。当我们考虑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决不能忘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科学观将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同时，要进一步指出：仅仅把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科当作科学还不够，它还有超过一般科学的意义和功能，即人文价值体系的意义和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自由和幸福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的代表。因此，在谈论社会全面发展时，我们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社会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将是不完整、不正确的。

人文社会科学范文第4篇

“现代化”作为这一时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或范式，被越来越多的高校理论工作者所接受。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此，“三个面向”就成为我国教育战线的一面旗帜，并于1985年写进《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中。从此，“三个面向”成为贯穿整个80年代校园学术文化的最强音，并决定了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走向。邓小平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5］邓小平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拓视野和转换视角铺平了道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现代化突然变成了一个最响亮的词，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并进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之中。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现代化研究成为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大课题。”［6］这样，“现代化”无论在认识层面还是价值层面上都支配了80年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成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话语。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历程，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涌入国门，国外大量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在中国掀起了西方文化热，深刻地影响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这场西方文化热中，西方学术著作的引进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走向未来”丛书、“面向世界”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是重要的代表。［7］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经济学等。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经常出现在研究者们的参考文献中，卢梭、斯密、韦伯、哈贝马斯、胡塞尔、布迪厄、福柯、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心智”。有学者研究认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作品对中国学界产生了主导性影响，中国学术心智的社会科学半区基本被美国大学所支配，而人文学科半区则为德国大学所主导。［8］在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的理论资源，以开阔人们的学术视野与思辨能力，使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学术与政治、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痛苦选择中，开始以批判的姿态去确立学术论说的自主性。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现代启蒙的时期，各种新的思潮、流派和新兴学科不断涌入中国高校，陈平原称之为“学术史上充满激情和想象的变革时代”。

根据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重建在阶级斗争和‘’中摧毁的学科，大量翻译、引进西方的最新学术成果，用于解释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中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学术的逻辑与政治的逻辑区别开来，在学术研究中起主导作用的不再是政治逻辑，而是学术自身的内在逻辑，学术逐渐获得了相对独立于政治的自主性。”［9］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并纳入国家规划，各学科在大学课程中的设置，学位制度的建立以及全国性学术团体的成立和高校学术刊物的出版，标志着人文社会科学在我国高校已大致建立起来。科研机构和学术组织的不断建立，海外学术资源的大量引进，不仅为学术的全面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且有利于形成布迪厄所谓的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知识文化场域，从而摆脱完全受制于外部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支配的状态。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制度的建立，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开展有计划、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提供了经济资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也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据《1991年全国高等学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统计，1991年全国设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高等学校513所。社会科学教师12万人，比1981年翻了一番；其中，教授4530人，比1981年增加三倍；副教授23587人，比1981年增加五倍多。当年拨入研究与发展经费4430万元，研究课题11054项，发表学术论文58044篇，出版著作3984部，提交研究咨询报告和鉴定成果968项。［10］

一、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的发展与规范：20世纪90年代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逐步迈上了知识化、专业化的轨道。导致这一变迁的宏观社会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让人们搁置了“姓资姓社”的论争，获得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为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和发展，1994年国家教委制定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步入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所描绘的发展蓝图，在其后的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十五”规划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觉性明显提高。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科研管理是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繁荣发展的关键性一环。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一是从1991年起建立了全国普通高校社会科学统计年报制度，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纳入国家科技统计序列进行统一管理。二是1995年设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1998年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励办法》，作为教育部的三大奖励之一，每三年评一次，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励形成制度化。三是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行规划设计，1996年国家教委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要点》，这是“建国以来高校第一个全面系统、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科研事业发展规划。它首次突破了科研规划仅仅是项目规划的旧框架，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方针、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科研经费、人才培养、科研机构、学术交流、科研管理、信息资料等要素统统纳入科研规划的范围之内，形成了整体规划、重点突破、协调发展的态势。”［11］四是制定和实施“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解决高校后继人才问题。从1997年到2000年，教育部分四批评选出经济学等21个学科共有154位入选者列入培养计划。在有关部门和高校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配合下，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普遍提高，一批中青年学者成长为学术研究骨干，基本上扭转了学术骨干队伍后继乏人的局面。［12］这些改革措施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进一步为高校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中的主力军地位奠定了基础。探寻学术发展理路，对学科发展状态和影响发展问题进行反思，是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大特点。经历了1989年的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学界开始全面反思改革开放10年来的实践和研究状况，一批具有自我反省意识的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抽身于思想界，进入专业的学术界，通过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重建和传统国学的梳理，为中国学术和文化奠定一个更扎实的知识基础。”［13］事实上，这种反思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萌芽，1988年陈平原在《瞭望》上发表的《关于“学术语法”》似可标示。陈平原认为：“做买卖得讲‘商业道德’，做游戏得讲‘游戏规则’，做学问当然也得讲‘学术语法’。”［14］陈平原这里讲的“学术语法”就是指学术规范。在《学人》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倡导下，此后又在《中国书评》的强力推进下，中国学术界逐渐掀起了一场学术规范化运动，被誉为是“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15］当然，这场大规模的学术规范化运动之所以能够持续展开，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结束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落实，学者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和地位，学术摆脱了对政治的被动依附和跟从，具有了独立的品格和尊严，需要建立学术规范。［16］在学科恢复重建之初，各学科尚处于建构学科体系，创立门户阶段，无暇顾及学术规范建设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恢复重建还是新建的学科，大多完成了体系建构而进入充实和发展阶段。正是在这种时候，学者们普遍发现自己所在学科的发展面临着学术规范化的制约，即缺乏规范化。因此，不同学科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感到建设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纷纷把学术规范建设当作是推动本学科发展的头等大事。［17］这是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开始走向成熟的不可或缺的必经阶段，其象征性和建设性意义远大于其所取得的实质性成果［18］：一方面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学术规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学术规范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另一方面揭开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建设的序幕，为中国的学术规范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关注学术史的发展，矫正学术失范，是这一时段的又一重要现象和重要特点。

20世纪90年代伊始，学术史研究就进入了学者的视野，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就是最早的开拓者，1991年由他自己主编出版的《学人》首开“学术史笔谈”专栏，同时他亲自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现代学术史”课程，并由此而开辟了一个问题域，引发出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中各学科的一系列反思性论文与专著，这种热潮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从1995年到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陈平原主编的“学术史丛书”共计有14种，主要领域和内容包括“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学科史研究、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等方面。［19］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发展，从总体上可以说是由接续断裂、全面复苏到空前活跃、硕果累累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成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其负面因素（如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学风浮躁、学术不端行为）和教训也是不可小觑的。为推进学术不断前进、健康发展，学术应该总结自身，学者应该回瞻自我。于是当代学术史研究带有必然性地成为了学术热点。［20］通过对学术进程的描述和评判，正面或负面地凸显某种学术规范，是学术自觉的重要表现，对促进学术规范化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据《2000年全国高等学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统计，2000年全国设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普通高校达739所，比1991年增加226所，社科教师队伍24．3万人，比1991年又翻了一番；当年拨入研究与发展经费6．23亿元，比1991年增加15倍；研究与发展课题总数31942项，比1991年增加近2倍；发表学术论文153366篇，比1991年增加3倍；出版著作5000余部，比1991年增加20％；提交研究咨询报告和鉴定的应用研究成果5107项，比1991年增加5倍。［21］这些成就表明，高校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中的主力军地位得到牢固和加强。毋庸置疑，1990年代以来，随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界日益强调“知识增量”和努力建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传统，反思与重构越来越成为一种思想主潮。这种思想主潮彰显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共同体的“身份”意识更加明晰，责任感和自觉性正不断强化。其所隐含的学理逻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有体制、机制下，人文社会学科的自主性正在逐步生成，特别是在对西方新的文化危机的参照中更加倡明了民族性话语的“本真性”和生命力。二是本土学术话语的知识形态在历经了中西方不同的生产模式和“内在肌质”的对比、交融之后，需要进行螺旋式的演变，以期形成自我的超越和精神的传承。［22］正如邓正来先生所言：学界在这一阶段的努力，“主要是从知识上对学术规范化这个论题进行讨论并从经验上对它加以践履，进而使这场以‘中国学术规范化’为名的运动具有了一种结构性的力量。这场学术规范化运动的关键，在于它将我们的关注点从原本侧重于社会科学如何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外部性关系问题转向了社会科学内在的发展机理即自主规则的问题。”［23］

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的改革与创新：进入新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迎来了新的科学的春天。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就不能没有繁荣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家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予以了高度重视，坚持要把社会科学摆在和自然科学同样重要的位置，并且极其强调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强调要“坚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2003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制定的文件，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成立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领导小组，加强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宏观领导；成立教育社会科学委员会，发挥专家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参谋咨询作用；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条件的改善，不断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有力推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最突出的成就是，教育部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若干意见》，启动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实力显著增强。随着高校的办学自逐步扩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成为这一时段的热门议题。实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新的繁荣发展，就要切实通过考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消除各种制度性壁垒，整合科研力量，孕育和催生新的学科、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法，完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创新体系。以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为龙头，改革高校科研机构体制和运行机制是这一时段的重要特征。1999年为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教育部启动实施了《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按照优化结构、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兼顾基础和应用研究的要求，重点研究基地在“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方面进行了多项制度性的改革，围绕“带（给）课题进基地、完成课题后出基地”的运行机制，建立了基地主任负责制，研究人员聘任合同制，驻所研究制度，学术休假制度，学术委员会制度等。一些重点研究基地还在落实这些改革要求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制度创新。［24］在重点研究基地的引领示范作用下，一个由“985”工程创新基地、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省级研究基地、校级研究基地组成的金字塔形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平台体系初步形成。“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使高校科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一依靠政府拨款、下达课题的科研体制和运行机制正在向以课题为中心、多渠道筹集经费的新型科研体制转变。”［25］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过程，也是探索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体制创新的过程，为不断深化高校科研管理体制和科研组织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一时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

2004年中共中央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案。在教育部广泛动员和组织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一方面，充分发挥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重点建设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集中力量开展理论研究；另一方面，通过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不断拓展学科领域，丰富学科内涵，重点加强理论学科建设，推进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研究成果的教材体系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工作。此外，在、教育部等六部门组织推动下，通过定期举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班，提高中青年骨干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已成为人才队伍建设的品牌项目和重要抓手。作为上一时段学术规范化运动的接续，加强学术规范建设，反思和批判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失范”状态，遏制和整治学术腐败仍然是这一时段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社会和学术界对加强学术规范建设，整治学术腐败做出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富有建设性的成果：一是政府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学风和学术规范建设。在学界内外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和学术批评的推动下，学术规范及其建设问题终于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01年教育部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纲要》中，首次从政府层面明确提出“遵守学术规范”的要求，2002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学术规范建设从探索争鸣阶段进入到整治行动阶段。二是成立相关组织机构，强化学风建设。2006年教育部成立了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2009年成立了教育部学风建设协调小组，下设社科类学风建设和科技类学风建设办公室。全国高校相继也建立学风建设组织机构，发挥学校学术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在学术研究、学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制定相关制度和实施细则，逐步形成领导有力、责任明确、协调配合、监督到位的学风建设工作体制。［26］

逐步建立健全科学的规章制度，努力用完善的制度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教育部先后出台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等规章制度，为高校推进学风建设工作提供了依据。四是改进科研评价机制，形成正确科研导向。2006年教育部《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在进一步调研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标志着立足创新，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由重数量增长到重质量提升的转变，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向更高质量迈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这只是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的“重要一步”，我们必须承认，它还没有彻底遏制住学术腐败现象，高校课程设置中没有学术规范这样的最基本的学术入门课程，大批的学子缺乏基本的学术素养教育等等，由于这样一种事实的存在，学术规范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经过学界、政府、社会十多年合力进行的学术规范建设，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仅与国外学术界对话、交流与合作时变得更加容易，而且为学术共同体的成长、学生生产力的提升搭建了越来越规范的机制、环境和平台。”［27］据统计，“十五”期间，高校共出版著作达11万多部，比“九五”增长53％；107万多篇，增长71％；提交研究报告7．5万篇，增长2．5倍；科研经费达52亿，其中政府投入21亿，比“九五”增长5．5倍。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约2800次，比“九五”增长2．4倍；参加国际会议10万多人次，增长2．5倍；在国外期刊1．3万多篇，增长1．6倍；与国外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项目2600多个，增长1．8倍。［28］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为推进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结语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的回顾，可见其经历了一个由恢复重建到规范发展，由积极探索到深化反思和改革创新的变迁过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从恢复重建到蓬勃发展，并以其特殊的功能积极承担着推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学术使命。3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始终贯穿着对自主性的追求，我们走中国道路、探索中国模式、推介中国经验，在回应时代的诉求中发出了应有的声音。我们既可以从宏观的视角总结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改革开放所做出的学术贡献，也可以从微观视角观察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的进展与成效。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其自主性发展问题。应当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意识开始产生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由于诸多的因素，自主性不足仍然是其更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从知识发展的视野来看，一个缺乏自主性的知识生产体系不大可能提供几何级数的知识增量；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一个缺乏自主性的知识只能起到宣传解释权力意志的作用，不可能匡正实践进而指导实践。故此，借助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回眸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其中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反思。

改革开放伊始，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重新唤起了国人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又为我国社会科学界面向西方国家的重新开放创造了机遇。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之中，逐渐地被纳入到国家学术体制之下，承载了不同历史时期学术的“政治”使命。知识社会学告诉我们，在知识生产的自主性还没有充分获得的情况下，任何类型的知识和知识分子都只有通过其与政治权力、市场需求或大众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才能确保其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29］正因为有着这种负载，学术权力的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强制化，以及实现并维护这种权力的“学术体制”本身的政治性架构，就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鲜明“特色”，这不仅形成了当代中国学术活动中“体制与权力”的错综复杂关系，也产生出人们在学术活动中对于这种关系的屈服或钻营。［30］特别是在当今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制度建构中的“瓶颈”和一系列新问题的产生，其实都与这一体制所余留的传统惯性相关联。随着高校体制改革的推进，学术领域权力结构的改革虽有分权取向，但由于各种原因行政权力的优势更为明显。这就使得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和“计划学术”的色彩，行政管理部门不仅控制了学术资源的分配，也同时主宰了学术成果的评价系统。布鲁贝克指出：“无论学院还是大学都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它的职责不是行政管理，而是发现、发表和讲授高深学问。它的管理不是根据人数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以知识为基础。”［31］由于权力和市场因素渗透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之中，因而产生了严重的异化。许纪霖先生认为，这种异化简单地说就是，“规范化异化为形式化，制度化蜕变为行政化，而学科化导致了封建化。”［32］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高校知识生产主体对行政主管单位的依赖性，牺牲了知识生产的独立性，偏离了学术自主的方向，与培育学术场域的独立和自治背道而驰。如果说在学科恢复重建之初，为了使其尽快步入规范化、制度化和学科化，由国家政府主导建立学术体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随着学科的逐渐成熟发展，建立学术场域，就要克服现行学术体制的弊端，建立真正以学术为本位、以学术自主为核心的学术体制就成为当务之急。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对产生学术不端的体制性因素进行追问和反思，而不只是在体制内修修补补，需要进一步深刻思考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建构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知识与权力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邓正来先生富有创见地提出了“知识规划”的概念，认为在转型时期，知识的生产处于“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第一，存在着一种“规划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并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某种规划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第二，存在着一种“类型知识”，即违背知识场域逻辑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同样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其他各种需要（比如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知识。［33］应当注意到：“知识规划体制”和经济、政治等现实社会需求机制为知识生产者所提供的生产动力是单调的，它甚至构成了一种吞噬性的力量，粗暴地将知识生产者的才情、智慧、记忆力、想象力和创新力完全无情地吸纳，使之卷入“知识生产”的物化运动过程之中，［34］导致知识生产者缺乏自主创新精神，进而影响学术的自主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当下使命就在于：“一方面必须对我们这个‘知识规划’的时代以及其间的知识类型进行全面的讨论和批判；另一方面，必须对这种为知识生产机器所支配的知识类型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和反思……只有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揭示出和意识到我们原本不意识的隐含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之中的各种社会条件或权力关系，进而把我们从这个‘知识规划时代’中解放出来。”

当然，改善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和任务。一方面，需要政府制定相关的发展战略和长期的发展目标，并通过政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为知识生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发展，更离不开学者们自觉和自主的创新性探索。缺乏学术自主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就无法正视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无法系统地吸收人类思想的智慧，无法从容地搜寻自己学术传统与历史源头，有时不得不陷入“用中国经验论证西方学术逻辑”的尴尬局面。［36］改革开放30年来，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创造丰硕成果基础上，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学术自主意识正在进一步提升，与中国经验相伴成长起来的学科，可以说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世界的问题。推而广之，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如果能够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发展模式有所贡献，那么也是对全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37］为了保持学术的自主性，我们需要以30年来的知识生产场域回顾为契机，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为世界人文社会科学贡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己的创造和智慧。

人文社会科学范文第5篇

一、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现状

农林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史悠久，有的可以说是伴随着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一起成长起来的。以南京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为例，其前身可追溯到1920年金陵大学设立的农业经济专业；农业经济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则开始于1936年。此外，早在20世纪初，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便开始了有关土地利用、土地经济与政策和农政学的研究。正是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农林高校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基础较好，特色也非常鲜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农林高校迎来了大发展、大提高，其中人文社会科学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为此，本文分别从学科建设、科研机构、科研人才、科研项目以及科研产出五个方面梳理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现状①。

（一）学科建设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农林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普遍取得了较大成效，据不完全统计，在已有的全部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法学、文学、哲学、历史学以及艺术学8个学科门类中，农林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普遍覆盖了5-6个学科。而在28个主要人文社科一级学科覆盖面上，农林高校覆盖最多的是华南农业大学，共覆盖了14个。在国家重点学科上，由于农林高校本身的特性，在“985工程”和“211工程”农业高校中拥有农业经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国家重点学科，最多的是南京农业大学，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分别是农业经济管理和土地资源管理。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学科在其他高校亦有分布（见表1）。正是依托学科的发展，农林高校博士、硕士学科点数量增长迅速，从现有的数据看，南京农业大学的博士、硕士学科点数量最多（见表2）。

（二）科研人才

人才是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根本的保障，农林高校的师资队伍就是其科研人才,其中高级别职称、高学位的人才发挥着促进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重要作用。一般而言，高级别职称人才数与学科实力呈正比例关系。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高级别职称人才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两个学科上，正高、副高职称的人数比在这两个学科上比较平衡。而在其他诸如哲学、法学、史学、艺术学等学科上，正高职称人才数量普遍较少甚至没有，副高及副高以下职称人才较多，两者比例严重不平衡。以南京农业大学为例，社科类教师有393人，占全校教师总数的26.99%，其中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共有在岗正高职称教师共31人，两院副高职称教师共46人，两者比例约为1:1.5，两院正高职称教师占全校人文社科类正高职称教师总数的65.5%。在人文、外语等学院中，正高职称教师很少，而副高职称教师数量较多，两者比例悬殊。这种现象在农林高校中比较普遍。除教师队伍外，农林高校自身培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人员也是科研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为例，在校人文社科类研究生均超过1000人，他们参与课题研究、撰写科研论文，综合起来的力量不容小觑。

（三）科研机构

科研机构整合集中了学科、人才等资源，是开展科研的“集团军”，也是农林高校开展科研的重要基地。纵观目前的国内、国际科研热点、难点和重点，很难由某一学科、某一专业或者几个专家进行专门研究，迫切需要成立专门的机构开展合作研究。由于我国学科专业划分较细，专业范围较窄，加上人事管理制度又较为僵化，这些都十分不利于学科交叉融合和人才聚集。要打破这种现状，就必须根据高校的科研实力，结合国家、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成立专门的科研机构，整合学科、人才、信息等资源进行综合研究，并取得突破。目前，农林高校既有特色鲜明，与“农”密切相关的科研机构，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比如“国际农村发展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新农村建设研究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土地问题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学），也有区域特点明显，将高校科研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的研究机构，如“江苏省土地问题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学）、“广东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华南农业大学）、“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华中农业大学）”、“西部农村发展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还有的农林高校根据自身的学科发展，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物联网与现代农业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战略与决策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科技翻译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

（四）科研项目

目前，各级各类基金已成为促进各高校科研水平提升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争取到的项目数量、项目级别、经费总额不仅是衡量各学科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更是衡量高校科研实力的主要指标。从现有的数据看，“十一五”期间，农林高校获取的科研项目无论是数量还是到位经费总额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其中，部分农林高校还获得了高级别的项目，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等④。充足的经费为开展科研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所调研的农林高校中，部属高校“十一五”期间到位经费普遍超千万，其中中国农业大学最多，超过1个亿。再从经费分布看，高级别的项目（省部级以上）到位经费占经费总额的一半左右，显示了农林高校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五）科研产出一般而言，学科、人才和项目是农林高校开展人文社科科研的基础和前提，而由于人文社科科研的特殊性，产出很难用一至两个指标来衡量，包括论文、著作等都可以算作科研产出。但如果从科研管理的角度来衡量，论文（尤其是CSSCI来源期刊论文）可作为体现人文社科科研产出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科研实力越强，论文数量也就越多。从论文数量上看，农林高校年发表CSSCI论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见表6）。除了在国内核心期刊上，部分农林高校人文社科成果已走向世界，迈出了学术国际化步伐。据调查，“十一五”期间，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分别有55篇、31篇和5篇论文在SSCI或A&HCI来源期刊上发表。但同时也应看到，无论是国内核心期刊论文数量，还是国外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农林高校间差别很大。再从已的学科看，依据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对社会科学的划分，各学科之间论文数量的差别亦比较悬殊，经济学和管理学最多，其次分别为：图书情报学、教育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见表7）。

二、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特点

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多元性，民族性，本土性以及真理检验的直观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和间接性，成果多样性等特点。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有的学者还用“软/硬”程度来描述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差异，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是软科学，而自然科学是硬科学。以上是人文社会科学所共有的外部或内部特点，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也一样具备。除此之外，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还具有自身的特点。

（一）历史悠久，传统学科优势更优民国时期的金陵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前身之一）农业经济系的卜凯教授，就对中国农村村情进行过调查，完成了《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等著作。建国后，经过院系调整，南京农业大学的行业高校特色更加突出，农业经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学科在全国排名中名列前茅，在农林高校中处于非常突出的位置，是其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的主要力量和“核心竞争力”。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对科研资助力度的加大，农林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水平不断提升，包括学科、人才、项目以及平台建设均快速发展。以科研项目为例，在已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与“农”相关的比例高达95%以上。

（二）坚持特色，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开拓发展毋庸置疑，农林高校中农林经济、土地管理、农村发展等学科实力强大，但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高校扶持力度的加大和高校自身的发展，新兴学科不断涌现，非传统优势学科与特色学科发展迅速。这从院系设置上就可以看出，过去文学、法学、哲学、教育学以及艺术学等学科在农林高校中地位较低，但现在大多成立了人文学院、文法学院、外语学院以及艺术学院等。以科研项目和成果为例，在已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或其他高级别的社科基金项目中，非“农”项目不断出现，以南京农业大学为例，“十一五”期间共获近30项资助，到位经费200多万元，涉及学科有哲学、理学、法学等，显示了不俗的实力。此外，论文数量也有了一定的增长，从表5可以看出，除经济学和管理学外，图书情报学、哲学等都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再从科研机构设置上看，非农林特色科研机构不断出现，如“日语语言文化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民族艺术研究中心”（华南农业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华中农业大学）、“翻译与文化研究中心”（华中农业大学）等。

（三）学科交叉融合，新兴领域涌现，平台建设加速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类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有力地促进了学科的发展，许多科学难题和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学科交叉联合攻关过程中获得了可喜的进展，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而且，随着学科交叉的深入，不仅是社会科学内部进行交叉，与自然科学也开始进行交叉，以“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转基因”等课题为例，就不仅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范畴，还涉及到历史、哲学、伦理、管理等社会科学内容。所以不仅有自然科学学者参与，还有社会科学学者参与研究。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近年来社会热点课题如“新农村建设”、“土地问题”、“政府管理”等已经无法以社会科学中一两个学科进行研究，必须进行高度融合的跨学科共同研究，这样就非常有必要进行跨学科科研平台建设，如“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新农村建设研究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土地问题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学）、“西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农业法环境法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在这些科研机构中，各学科之间高度交叉融合，打破了以往地区、学校以及院系之间的壁垒，这类平台往往以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一重大问题为研究对象，聚集并整合人才、信息、项目等资源，开展团队研究，形成合力。纵观农林高校的跨学科科研平台建设，从逐步重视到快速发展，目前每个学校都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这类科研机构。（四）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不平衡、不协调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地区之间不平衡，即东部或经济社会发达地区农林高校人文社科科研水平较高，科研能力较强，而中西部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般地区则较低。从重点学科数量、人才规模、到位经费以及高质量论文数量等方面看，排在前列的农林高校大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第二，各农林高校之间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985工程”“211工程”高校以及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实力远高于其他农林高校。以CSSCI期刊论文数量为例，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年产出一百篇到几百篇不等，而一些地方所属农林高校只有几十篇，差距由此可见一斑。第三，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间不平衡、不协调。人才、项目、平台多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两个学科上，其他学科实力远逊这两个学科，且大多处于单兵作战，独立进行科研，少有团队合作研究。成果上看，产出最多的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这两个学科的论文数量占总数的60%以上。而目前科研大多是交叉研究，以平台“中国新农村建设研究院”为例，研究的不只是农村经济、土地管理，还包括法律、教育、文化等内容，现有的学科分布显然不能满足需求。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不平衡、不协调的现状将影响到农林高校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三、建立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必要性

近几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价体系的建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10年，国务委员刘延东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颁奖大会上发表了《紧扣时代主题扎根社会实践———努力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讲话，提出要改进科研评价，确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此外，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出，“高校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林高校是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态势良好，为进一步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

（一）建立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需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突出地表现在：一是传统学科快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新兴学科不断涌现，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建设了一批重要的研究基地，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平台；三是培养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教学科研队伍，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四是产出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五是部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开始走向世界，开始了学术国际化进程。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没有专门针对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或者说没有比较成功的评价体系）。与自然科学一样，人文社会科学也需要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但目前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建设仍然滞后于人文社科研究事业的发展，导致人文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学术失范、评价失真现象，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创新氛围的形成，阻碍了人文社科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也不利于人文社会科学地位的提高。在目前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不断发展、平台建设加速、科研人才不断涌现以及学术国际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建立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势在必行。

（二）建立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农林高校实现整体发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农林高校发展迅速，一些高校提出了建立世界一流、国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制定了以“农”为特色，各学科之间协调发展的战略⑥，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的发展战略中不再是配角，而占有了重要的位置。然而，目前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建设与自然科学评价体系相比，与国际惯例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已成为阻碍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瓶颈，影响到学校的整体发展。如何有效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实现农林高校制定的目标？我们可以从高校自然科学快速发展过程中得到一些启示。以南京大学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该校率先采用了以SCI为主要指标的自然科学评价体系，虽在国内引起了一定的争议，但事实上极大地促进了科研水平的提升，科研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奠定了其在国内高校的领先地位。虽然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存在不同之处，但从管理的角度看，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两者都需要管理和引导，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将引导人文社会科学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从而实现农林高校的整体前进。需要注意的是，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内部还存在不平衡、不协调等特点，各学科实力、水平不一，须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且体现差别化的评价体系。

人文社会科学范文第6篇

1．1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比

台湾的期刊评价实践始于1996年。当年，台湾学术协调机构首次资助和委托岛内人文社会科学界不同学科的知名学者对于本学科范围的期刊进行评比排序工作。此次涉及的学科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区域研究等，参与评比的期刊共计589种［1］。21世纪初，台湾学术协调机构再次委托高校及科研单位的知名学者，在2001－2003年间负责开展本学科范围期刊的第二次评比排序工作，此次参与评比的期刊共计15个学门的457种。前两次的期刊评比都是各学门按照相应的权重，综合各期刊的主、客观指标得分，列出各期刊不同等级的排名顺序。由于期刊评比皆由各学门独立运作，没有统一的评比程序和标准，因此不仅规模有限，不易积累和总结经验，公信力也不强。为此，台湾“国科会人文处”(后机构调整为“科技部人文司”)于2011年特制定了“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实施方案”，以期建立新的期刊评比制度。新的评比方案在以往经验基础上，对评比组织、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分配、评价程序、评价对象及规则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促使期刊评价标准合适且趋于一致［3］。随后于2011－2014年相继对文学一、哲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区域研究及地理学、文学二、法律学、政治学、教育学、艺术共计15个学门的期刊进行了评比。

1．2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TSSCI)

在首次文科期刊分学科评比排序的基础上，先后担任台湾人文社会科学协调机构负责人的黄容村和朱敬一两位教授推动建立台湾中文期刊引文索引。1999年6月起，设在“中研院”的社科中心开始筹建台湾社会科学类中文期刊引文索引数据库。起初，该索引称为“华文社会科学期刊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简称CSSCI)，正式公布时更名为“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TSSCI)［1］。2000年10月，社科中心正式公布首批入选TSSCI期刊名单。后来经过几次收录期刊的遴选，台湾期刊评审委员会联席会议修订通过了《台湾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期刊收录实施方案》，该方案规定了收录对象和遴选程序，收录方式由最初的专家推荐改为期刊主动申请。随着TSSCI的发展，来源刊的收录范围也由台湾扩大到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出版的中文社会科学期刊。TSSCI的研制目的是采用定量和定性方法为台湾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遴选台湾地区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为评估社会科学研究提供量化指标。因此，TSSCI的成立宗旨即是建立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期刊。随着TSSCI的发展，其在台湾也成为许多机构进行学术评价的主要参考依据。

1．3台湾人文学引文索引(THCI)和台湾人文学引

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Core)1999年，台湾“国科会”成立人文学中心，进行台湾人文学引文索引库的建设工作。THCI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可以作为查询、研究、以及评估艺术与人文学研究的台湾引文索引资料库，用于分析台湾人文学研究的特性、发展和趋势。THCI的定位为检索工具和研究工具，因此收录期刊较全，收录人文学领域期刊300余种。虽然THCI作为台湾人文学领域的引文数据库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但是，随着TSSCI所使用的评价制度在台湾社会科学界逐渐成为评价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期刊的指标，台湾人文学者也希望人文学界能有一个类似的机制来评价人文学类期刊，以避免完全以国外期刊资料库来评价台湾人文学界学术价值的不合理现象［4］。于是，2006年，台湾“国科会”邀请台湾知名人文学期刊主编及人文学研究中心执行委员共同商讨THCICore核心期刊评价办法。因此，不同于THCI的资料检索功能，THCICore本来就是应TSSCI所形成的评价制度而研制的一个评价工具。THCICore也采用期刊主动申请方式。2007年THCICore开始试行，2008年正式运行。

1．4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暨核心期刊收录

由于TSSCI和THCICore在收录过程中，除了以期刊编辑基本评量分数审查为门槛外，基本上是由各学门组成的委员会审议，并未真正使用引用指标，遴选的期刊代表的仅仅是学界认定的品质优良的“核心期刊”。因此，台湾“科技部人文司”针对TSSCI和THCICore的不足，于2011年尝试期刊评价改革，朝“资料库”和“期刊评比”双轨方向进行:一方面请台湾“国家图书馆”整合两个引文库，再补充其他学术期刊，将来源期刊扩充到1000多种，建置“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资料库”(TaiwanCitationIndex－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简称TCI)，以便计算真正的影响因子(包括图书和博士论文);另一方面，根据期刊编辑形式、TCI引用指标、学科专家审查，以及广泛的学者问卷调查四个项目，推动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比和分级(简称“人社期刊评比”)［5］。后者即是前述的“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实施方案”，此次期刊评比历经三年，于2014年底结束。同时，台湾“科技部”为促进人文及社会科学的跨领域合作，促进台湾地区人文及社会科学发展，于2012年将社科中心和人文学中心整合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人社中心)。由于“TSSCI、THCICore”和“人社期刊评比”两种期刊评价制度功能上有雷同，学界呼吁整合。因此，2015年台湾“科技部人文司”决定将两种期刊评价制度整合，委托台湾政治大学研究团队进行“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收录制度变革”的研究，借此整合学界意见。随后，人社中心参考了该研究成果中的学界意见，于2015年8月起以原有的TSSCI、THCICore业务为基础，着手研制“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暨核心期刊收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期刊评比收录新制)，并与2016年起开始实施新制［6］。期刊评比收录新制以原有的TSSCI、THCICore为基础，融入“人社期刊评比”多元指标特色，以多元指标为期刊评价方式，并以期刊分级为基础进一步形成核心期刊，即采用先评比后收录的方式，将申请期刊分为三级，被评为第一级和第二级的期刊，收录为TSSCI和THCICore。期刊评比收录新制、TSSCI/THCICore、人社期刊评比三种评价制度的比较见表1。

2期刊评比收录新制实施办法

期刊评比收录新制采取申请制。申请期刊依据其学术方向分为专业学门类和综合类，并在其申请表格里注明。专业类期刊评比收录两年一次，综合类期刊则依每年公告学门办理。

2．1期刊申请基本条件

a．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备匿名审查制度，并以刊载原创学术论文为主的期刊。b．近三年(不含申请当年)刊行周期至少为一年，并出满应出期数。期刊出版的专(特)刊，应一并送审。c．近三年刊出的期刊中，每期至少刊登三篇匿名审查过的原创学术论文，或者每年每期平均刊登了三篇。综合类期刊还需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期刊需选择参与2或3个学门的评比(2)期刊选择参与评比的学门中，各学门刊载原创学术论文数应达到刊载论文数的20%或者近三年平均每年三篇以上。同时，申请的期刊还需提供:(1)近三年内出版各期期刊、专(特)刊的电子版。(2)线上填报“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收录资料表”。

2．2期刊评比收录指标及权重

a．形式指标(5%)。依据评量标准分为期刊格式、论文格式、编辑作业、刊行作业四项。依据申请期刊提供的相关资料核实并计算分数。b．引用指标(15%)。采用五年影响因子，符合申请条件的新刊以已刊行时间计算。数据统计源是台湾“国家图书馆”TCI资料库。c．问卷调查(30%)。各学门分别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台湾“科技部”人才资料库中近十年曾经申请过课题研究的专家或学者。d．学门专家审查(50%)。各学门期刊评比收录召集人组成专家审查小组，各期刊由学门专家依“学门专家审查表”所列审查项目进行书面初审。其中文章学术品质占60%，评审制度及运作占25%，主编或执行编辑的学术成就占15%。评审制度及运作主要评审以下几个方面:编辑委员会的运作过程是否合理，主编及编辑委员的任期是否有明确规定以及其他评审制度相关事项。香港、澳门和新加坡的学术期刊采用的指标有所不同，主要采用形式指标(20%)和学门专家审查(80%)。形式指标和引用指标两项分数都会提供给申请期刊单位确认。人社中心为计算期刊的形式指标分数，制定了详细的评量标准［7］。详见表2。内编比例认定原则:编辑委员会成员属于出版(含发行)单位内部人员数占所有编辑委员会成员人数的比例(任职或兼职的编委视为内部人员，出版单位若隶属于学校一级单位的则该学校的人员视为内部人员，出版单位非学校一级单位的则该出版单位人员视为内部人员，出版单位为学会或基金会的则成为理、监事者视为内部人员)。退稿认定原则:(1)稿件进入实质审查程序而被退回(包括作者提出撤稿请求)，则视为退稿。(2)内审退稿，稿件因“学术品质”不符合要求，且有编委会撰写意见而直接退的稿件。(3)退稿率=(退稿数+内审退稿数)/(退稿数+内审退稿数+决定刊登数)

2．3期刊评比收录程序

a．初审。人社中心期刊工作小组计算形式指标和引用指标分数，并实施问卷调查。邀请各学门代表组成该学门专家审查小组，就期刊内容品质进行审查。b．学门分级会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召开各学门、综合类专家会议，参考形式指标、引用指标、问卷调查及专家审查四项指标的评审结果，进行期刊分级。各学门评为一级期刊的比例原则上不得高于该学门当年申请期刊总数的40%。c．联席会议。人社中心召开各学门及综合类代表所组成的期刊评比收录联席会议，评议学门分级会议结果，投票议决期刊的分级与收录。期刊评比收录程序谋取详见图1、图2。2016年，人社中心已经对文学一、文学二、语言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人类学及族群研究和社会学领域共计96种期刊进行了期刊评比分级。2017年还将对教育学、心理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区域研究及地理领域的期刊进行评比。

3台湾期刊评比收录新制与大陆期刊评价活动的比较

为了充分认识台湾期刊评比收录新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特选取大陆两家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和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期刊评价活动，与其进行比较和对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成立于2013年底，其前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文献计量学研究室，该中心研制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于2014年底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成立于2000年，其期刊评价活动源于20世纪末研制开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简称CSSCI)的来源期刊遴选［8］。三家比较结果详见表3。

3．1评价目的比较

评价目的决定着评价标准和指标、评价方法和评价专家的选择以及评价程序的确定，评价目的是评价的龙头，分类评价的动因，规定、制约和引导着整个评价的方向和具体做法［9］。台湾期刊评比收录新制整合了之前的人社期刊评比和TSSCI、THCICore，因此其评价目的也就融合了这两种期刊评价制度的目的:期刊评价分级和核心期刊收录。人社期刊评比的初衷是为掌握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状况，提升学术品质，并促进学者研究成果的流通，建立可靠而健全的期刊评价制度。同时，希望评比结果有助于推动学术期刊品质的提升，进而改善学术生态，但也不应过度解读或僵化地运用与学术考核［3］。如果说TSSCI和THCI有为引文库遴选来源刊的评价目的，那么期刊评比收录新制则完全摆脱了遴选来源刊的功能，已经完全为了评价期刊而存在，可谓是纯粹的期刊评价。期刊综合评价则是针对目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完善现有期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于实践。CSSCI来源期刊遴选的目的是为引文数据库选择合适的文献数据来源。CSSCI引文数据是对中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期刊(集刊)为载体的科研产出状况和学术引用情况的真实记录，可以为研究机构、学术期刊和研究人员提供可用于分析、研究、批评和评价的原始数据和统计结果［10］。

3．2覆盖范围的比较

从覆盖地区上看，台湾期刊评比收录新制中规定了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均可申请。期刊综合评价则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地区发行的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CSSCI遴选方案中规定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均在其遴选范围，不仅包括大陆地区的期刊，还包括港澳台及海外学术期刊，相应的其数据库产品也就分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文社会科学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港澳台及海外版)。另外，从期刊类型来看，期刊评比收录新制和期刊综合评价都只是对学术期刊的评价，而CSSCI则包含了学术集刊。这跟两岸学术期刊的创办环境不无关系。大陆创办期刊有严格的审批制度，刊号获取比较困难，因此一些机构在没有获取正式刊号的情况下创办的学术刊物只能以集刊形式公开出版。而台湾地区期刊业与欧美国家类似，实行期刊登记制，创办学术期刊的门槛相对不高，因此也就不会出现学术集刊的情况。从覆盖的学科范围来看，期刊综合评价以2009版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为主要分类依据，根据学科特点进行适当调整，并增加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类，最终将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划分为23个类别［11］。CSSCI的学科分类依据《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并参照《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分类目录》，设置23个基于学科分类的期刊类别，同时设置“高校综合学报”和“综合社科期刊”两个综合期刊类别，总计25个学科类别。期刊评比新制则根据台湾“科技部”的学门分类，设置了15个学门，具体包括文学一、文学二、语言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人类学及族群研究、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区域经济及地理。综合类期刊在申请评比时都要勾选上述任一学门，这也促使了综合类期刊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其专业性。目前大陆有众多的综合性期刊(包括大学学报)，因此大陆两家机构在期刊分类时都特别增加了综合类期刊。如何对综合性期刊进行分类评价以引导这些期刊办出自己的特色，台湾的做法促使我们思考将综合性期刊归为一个综合类或某个学科类，还是归为几个类进行分学科评价。

3．3评价程序和方法的比较

从期刊的申请方式来看，台湾采用期刊主动申请的方式，而大陆两家机构都是采用期刊被动评选的方式。这也与两岸期刊准入制度不同有关，审批制易于统计期刊出版刊行情况，而登记制则使得对期刊的管理较难把握。台湾地区期刊都要经过申请系统网站)注册并填写申请材料，材料包括期刊所属领域及学门、期刊相关资料、稿件来源与规范、编辑委员会组织、审稿程序与概况、期刊联络人基本资料等，同时需要上传实际刊登论文清单、编委会名单、审稿委员名单、审查记录表与审查结果统计表等。资料内容如有缺误、格式不符等，都将不予受理。因此通过这种期刊主动申请的方式，人社中心即可实现对期刊形式指标方面的评审，而不用花费大量精力联系期刊编辑部获取期刊基本资料、编辑管理等方面的信息，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因此，大陆评价机构是不是可以考虑根据大陆的实际情况，评价过程中将期刊主动申请与被动评价结合起来这种方式。就评价流程而言，期刊评比新制采用初审—学门分级会议—联席会议的方式，即先进行期刊客观分数的计算，再进行问卷调研和同行专家主观打分，然后参考定量和定性分数进行期刊分级，评审过程定量和定性相结合。期刊综合评价流程包括前期对期刊评价认识的问卷调查、就期刊评价综合指标体系征求专家意见、各项指标分数的计算、同行评议、综合评分、结果。CSSCI遴选流程包括形式审查、数据统计、数据、问卷调查、信息汇总、专家审议等，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数据统计和专家审议，即先定量评审后定性评审。由此可见，评价过程中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在两岸学术界是形成共识的。期刊评价活动的一个关键性步骤就是设立一套科学、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期刊评比收录新制使用形式指标，引用指标，问卷调查，学门专家审查四项指标，并且公布了各项指标的权重。四项指标囊括了对期刊外在形式、文章内容品质、编辑管理、评审制度、引用情况等多方面的衡量。四项指标中，定量指标比重小，定性指标比重大，引用指标中仅使用了五年影响因子一个指标。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由五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12个，三级指标36个，并且公布了各项指标分值。其中引用指标有即年指数、两年影响因子和五年影响因子。CSSCI虽然公布了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但是并未公布各项指标权重。CSSCI在“学术影响”指标下采用了3个引用相关的指标，即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和即年指数。通过指标的比较可发现，期刊评比收录新制对引用指标使用较为单一，且权重小。究其原因，台湾同一学科领域或是相关领域的期刊数量本身就比较少，而且台湾教育受美国影响较大，许多学者都会直接引用外文期刊，所以引用情况不能很好地反映某期刊的影响力。定量数据源的选取在评价活动中也是至关重要的。期刊评比新制使用了TCI资料库。TCI资料库以原来的TSSCI、THCI资料库为基础，增加了其他台湾地区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期刊和非台湾地区的华文期刊，目前收录约1000余种期刊，其计量数据要比之前的TSSCI和THCI更能反映期刊的学术影响。期刊综合评价则是使用自建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简称CHSSCD)，CSSCI也是使用自建引文库数据。比较可发现，台湾地区的期刊评价数据源来自外部单位建设的引文数据库，而大陆两家都是基于自建数据库。

3．4评价结果的比较

期刊评比新制根据四项指标评比总分将被评期刊分为三个等级，第一、二级收录为核心期刊，根据期刊学科领域，归为TSSCI或TH-CI，并在网站上公布评价结果。期刊综合评价则是根据综合评价得分排序，将733种期刊依次划分为四个等级:顶级期刊、权威期刊、核心期刊和扩展期刊，评价结果以报告的形式公布。CSSCI则是将期刊评为来源期刊或扩展版期刊，以期刊目录形式在网站上公布，其做法与SSCI类似。评价结果也体现了三家机构在评价目的和定位上的不同，期刊评比收录新制和期刊综合评价可谓是纯粹的期刊评价，与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遴选已无直接关系，而CSSCI遴选结果主要是为建设引文数据库服务，只不过常常被应用到期刊评价、科研评价过程中。

4结语

人文社会科学范文第7篇

上述“精神遗产”、“价值观”一类的东西，实际反映了中国的“国家品质”。在这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最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家品质”。仅以此为角度，如果不谈过去，而将目光投向现在和未来，为世人所公认的中国的“国家品质”还能在哪里找到呢？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按自己的方式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与发展，如果其创新思维能力衰竭，也就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穿透力。

在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虽然重任在肩，但至今仍无力赋予现代和未来中国所应有底蕴以新的内容、新的力量。换言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处于“理屈词穷”的时代，难于找到对中国文化主体性、代表性的精确论述。如果放到全球视野，我们又以何能“道济天下之弱”？

港台属于中国思想、文化体系和母体意识中的组成部分。在香港，最大危机不是来自亚洲国际化城市（如新加坡）与国内高速发展城市（如上海）的竞争。问题的根本在于缺乏思想者及具有远见的精英阶层。在回归后近八年的时间里，香港因此付出了较为沉重的代价。香港未来的出路必须建构于对中国大势及自身发展趋势的了解之上。

在台湾，近年来执政当局、“”政客及激进分子一道，大搞“去中国化”运动，这表明这些政客们已经认识到什么才是“”最大和不可逾越的障碍。

多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找不到表达自己的“制高点”，既有的这种现实状态一方面是由于对这一领域的重视不足甚至是轻视造成的（当然也就缺乏宽容的精神）；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自身仍在回避重大问题。许多学者宁愿埋头从事纯学术研究，也不愿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更不愿进行痛苦的思索。

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活动使人们与过去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相“脱离”，脱离的过程同时制造了分化、分离、文化丧失以及团结的减弱甚至分裂。实用主义的急功近利成为理所当然。人文社科领域也深深地卷入其中，越来越多学界、艺术界的精英们“满天飞”。非洲土著部落的人连赶三天路之后，第四天必然要停下来休息，怕的是走得太快将使自己的灵魂赶不上自己的脚步。如果将人文社会科学视作“灵魂”、经济生态变迁当作“脚步”来看，同样具有某种相关性。

在发展方向上，上世纪头20年，梁启超主张“须将世界学说尽量输入”，胡适也将“输入学理”列为“五四”新思潮的四大纲领之一。两位大师的本意只是要中国人参考西方学说作为自己创造的始点，并不是要中国人永远追随西方的现成理论。但就在同一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开始，国内思潮出现了“‘后学’热”，即“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主义”等。其背后实质都说明这些“热”不是自生自长的，而是从外面贩回来的。这种模仿牵制了中国学界精英大部分的精力，不仅让绝大多数国人不解，实际上也造成对西方文明的误读。

结论：中国产生真正知识分子的环境正在每况愈下。芸芸众生中看不见大家风范，学科中没有了大师。“制造”知识分子的大学丧失了大学精神，有学者更是痛心疾呼：世上已无蔡元培！

可能说重了，但从寻找和探求中华民族最稳定的思想力量的征途上看，尚不为过。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是使用剑与火为自己开辟道路，同时又借用笔和舌为自己的合理性辩护。在日本，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人文社会科学振兴特别委员会就专门设立了“日本现代化研究”委员会，以推进日本现代化研究。当时日本正从战败中再度崛起，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相关研究带动了“日本文化论”热潮，助长了其后日本大国意识的形成，“菊”与“刀”随即也成了日本国家品质的象征。

在美国，亨廷顿认为美国是一种思想、一种抽象，因此除了“有形边疆”外，它还拥有更具威力和穿透力的“无形边疆”。美国的“高度强势”充分体现在近年全中国掀起的学英文的热潮中。“疯狂英语”的推广者们甚至声称，要学好英语，就要有“不要脸”的勇气。借助这一“勇气”，我们已经真正和一无所有。

人文社会科学范文第8篇

1.加强教师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重要性

教师既然被认定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只有高尚的师德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具备相应的学科专业素养，不仅要精通所教学科的专业知识，还要全面掌握各种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了解学科的发展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在教学中，应该注意教学方法的不断改革和调整，不能停留于照本宣科。教师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了解不同学科的思维模式，既要具有科学精神又要增强人文素养。虽然我国各地学校的教学改革和教育大思考已经开展的如火如荼，但是由于地区经济教育发展不均衡，教师个人的基本素质也是参差不齐，教学方法陈旧、知识更新滞后，忽视“过程与方法”体验以及淡化“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潜移默化的现象制约了现代教育的发展。而时代的进步又对教师的人文科学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迫使教师在精通所任学科的大量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必须具有广泛的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

2.加强教师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途径

2.1构建多元文化的知识结构教育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对21世纪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教师知识结构和业务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加强师资队伍的业务建设，构建教师多元文化的知识结构势在必行。教师要教好学生，必须精通所任学科的大量专业知识，还要注重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渗透。教学内容不能只局限于书本，学科之间不能进行条块分割。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教师要具备广博的知识、无限的思路和综合的能力，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拓宽自己的专业知识边界，注重学科之间的互相学习。要注重文理渗透、广收并蓄，加强课程间的整合。除了具备多元结构的知识体系外，还要关注知识的与时俱进，以适应时展的要求。

2.2培育合乎潮流的教育观念时代在进步，知识也在不断更新，教育观念自然也要不断改变。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进入了学习化社会。作为新时代下的教师，必须具有灵活的头脑，敏锐的思维、发展的眼光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在新世纪，教师应当通晓并系统掌握与时俱进的教育科学理论知识，通晓古今中外先进的教育思想，了解当今世界最前沿的教育理念，掌握教育科学的一般规律，取其精华，并用于指导教学实践，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根据社会发展变化正确选择教学内容与方法，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科学地传递给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及时吸收当代科技发展的最新知识，使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并能够随时适应社会发展对教学的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培育合乎潮流的教育教学观念。

2.3构建“教研相长”的教学模式现代教育要求教师不仅能上好课，还要会搞科研，这样科研型教师的名称就应运而生了。具有一定的教育科研能力是科研型教师必须具备的一项重要素质。科研型教师要求教师在授课的同时进行研究工作，把在教学中发现的问题经过思考、归类、推敲、探索，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在科研的过程中也会丰富自己的知识，开阔视野，找到更好的教学方法，促进授课水平的提高。教学和教研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教学新模式使得教师除了要转变教育观念，增强教研意识之外，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教研能力。教师除了把教学和教研要巧妙结合起来外，还要加强与同事之间、不同学科之间、不同学校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教研方向，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

3.加强教师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对学生提出的要求

教学过程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相结合的过程，二者有机结合、不可分割。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抛开学生谈教师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是不现实的。因此，加强教师人文社会科学素养也对学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作为新时代青年，需要在学习更多知识填充自己的同时，也要注重对传统文化和优秀品质的学习和汲取，要大胆创新，与时俱进，加强社会实践，才能走进社会并融入社会。对于医学院校的学生来说，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对提高医学生人文素养有着独特的意义。目前医学院校的任务就是重视课程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相结合，使得课堂教学与临床实践相得益彰。医学院校的教学在面临大有可为的机遇的同时，又面临如何为之的挑战。因此，改革传统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深刻认识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意义，努力构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培养新世纪合格医学人才的必然要求。

人文社会科学范文第9篇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CN：35-1248/C）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是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旨在贯彻双百方针，繁荣学术研究，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

人文社会科学范文第10篇

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群中有3个国家重点学科，数十个省级重点学科;有3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6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一些学科和研究领域已经或正在全国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力。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哲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宗教学、民族学、教育学原理等多个学科已建成为特色学科。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队伍建设卓有成效。

在人才队伍方面，学校已经拥有一支年龄与职称结构合理、学缘关系好、创新能力强、学术视野开阔、事业心特别强的文科教师队伍。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拥有3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位“国家千百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古典文学家霍松林教授、民族学家周伟洲教授当选为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历史学家赵世超教授现任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尤西林、郝文武等教授入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100多人在全国性或陕西省各类学术组织中担任理事以上学术职务，其中担任会长、副会长或秘书长20余人。一大批“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入选者等中青年教师已在学术界脱颖而出。

三、学术影响进一步提升，在科研项目、经费、成果等方面获得长足进步。

近年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年均30余项，2014年又有新的进步，全年获得42项国家社科基金(不含单列学科)，居全国第12位次。同时，承担国家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解决的能力也在增强。2010以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8项。研究成果产生了良好影响，获得同行认同，相继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二、三等奖多项;获得陕西省人文社科奖第一、二等奖占陕西省的1/3;一些服务社会的成果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有些成果直接被吸收进入政策层面。

四、科研基地与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目前，我校已建成多层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平台。“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发挥着积极的辐射和引领作用，“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西北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宗教研究中心”、“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等4个中心已建成为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旅游研究院西部旅游发展研究基地”成为西部旅游发展研究的高起点、高水准平台。我校与陕西省文物局等部门共建的“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陕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对推进中华文化传承和区域文化建设正发挥着积极作用。

五、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学术期刊建设成绩喜人。

近几年来，我校共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40余次，国内学术会议120余次，有600余名教师受聘前往外单位讲学，1500余名国内外专家受聘来校做专题报告。这些都为繁荣我校人文社会科学，推动我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优秀人才走出校门国门、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学校的“长安大讲堂”、“曲江讲坛”、“启夏论坛”、“香积讲座”、“教师教育论坛”、“西部大讲堂”等活跃了学校浓厚的学术氛围。我校在学术期刊建设方面也发挥着重要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首批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2012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此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唐史论丛》《西北民族论丛》《当代教师教育》都是各相关领域表现不俗的期刊，为推动学术创新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