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范文

人民文学范文第1篇

《人民文学》杂志是中国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文学刊物，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家文学杂志。是中国文艺界最具声望和影响力的文学杂志之一。杂志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享誉海内外。杂志的宗旨是“为人民创作，以人民为导向”，积极引导文艺创作走社会主义道路。杂志提倡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倡导真实、生动、深入的表现方式。

《人民文学》杂志所刊发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评论、书评等文学品类，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各个时期的优秀文学作品。杂志力求挖掘和推广新锐作家，关注当代文化现象和社会热点，为读者提供新鲜、高质量的文学阅读体验。杂志主编和编辑团队由一批杰出的文学编辑和专业人士组成，严格把关作品质量，努力保持文学原创性和艺术性。除了定期出版纸质杂志外，杂志还开设了在线版和移动应用，为读者提供更加便捷的阅读方式。

近年来，《人民文学》杂志在文艺创作领域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和感受中国社会变迁的窗口。杂志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旨在为人民创作、以人民为导向。

杂志刊发各类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评论、书评等，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各个时期的优秀作品。它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努力提供真实、生动、深入的表达方式。杂志的编辑团队由一些杰出的文学编辑和专业人士组成，严格把关作品质量，力求保持文学原创性和艺术性。通过挖掘和推广新锐作家，关注时代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热点，杂志持续为读者提供新鲜且高质量的文学阅读内容。

人民文学范文第2篇

郭老除了为《人民文学》杂志题写刊名外,《人民文学》向他约稿,差不多是有求必应。而《人民文学》也愿意有郭老这样的大作家给它写稿,以光篇幅。最早是1953年下半年,编委会改组,邵荃麟就任主编,他请郭老赐稿。没想到郭老给的是篇考古文章,但不长,是讲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最初发掘出来的很精彩、神奇、浪漫的战国时代楚国帛画、漆器等,郭老还请人临摹了彩色插图,人、神共舞,非常好看。编辑部有人认为郭老文章不是文学作品,是否必要发表?荃麟说,郭老不论写什么,我们都要发表。彩色插图也要制版。荃麟是对的,对郭老的文章应当尊重;何况刊物刊登作品路子广一点,对作家、读者都有好处。我当年兼作杂志的版式、美术发稿编辑,我完全按荃麟的意图做了,对郭老文章破例地配以道林纸单页彩色插图。

1956年起郭老开始写他的“百花齐放”诗,到1958年4月9日结束,共写了101种花。郭老说,这是个吉祥的数字,它象征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郭老给了《人民日报》,也给《人民文学》发表过一些。在《人民文学》发出的,我记得执行主编秦兆阳还专门让编辑部的人去请木刻家刘岘为其配插图,使文图并茂。

1958年陈白尘主持《人民文学》的编政,反右扩大化后,刊物出现稿荒,尤其缺好稿。这时白尘向郭老求救。郭老欣然赐给他的抗战回忆录《洪波曲》,在刊物上连载,很受读者欢迎。在当年恐怕是该刊阅读率最高的一篇作品。再就是郭老的新编历史剧《武则天》,也是1962年在《人民文学》发表。

50年代后期政治运动不断(而且往往是文艺界首当其冲,如武训传批判,反胡风运动,等等),随后的“”(当年文学界也提出了“文学也要”,甚至也要“放卫星”),茅盾等作家只有搁笔。但在郭老这位情绪型浪漫派作家,好像什么时候都能写,他建国后的两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尽管人们的看法有分歧,但我认为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艺术质量,且有郭老个人自己的特色,还不能说是简单配合所谓政治任务的草率之作。而且郭老的创作也是严肃认真的,《武则天》剧本写出来后,他曾广泛征求过意见。

郭老曾应《人民文学》之约,写过两篇评论文章。一是发表在该刊1959年1月号的《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组织郭老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由此引发文艺界对这个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各种文艺刊物上登出不少作家、评论家对此问题的看法。但有些文章是从政治上唱高调,如提出要“建设共产主义的文艺”,文艺要“反映不断革命”之类,但较少从文学本身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及其“结合”问题来进行探讨。因此编辑部萌生了要请郭老这位浪漫主义大作家谈谈“二革”相结合问题的想法。陈白尘责成我们评论组综合“二革”结合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准备一个书面提问,以便拿给郭老参考。我们准备了七、八个问题给了白尘。1958年年底的一个下雪天,白尘带着我和评论组的另一编辑沈承宽,驱车前往郭老在北京西城大院胡同的寓所。记得白尘一见郭老,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来跟你拜个早年。”大约也就一周左右时间,郭老写好了他的答问。白尘遂按计划将郭老的答问登在1959年第1期。文中主要讲了他对浪漫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及“二革”结合问题的看法,此外还回答了作者们关心的文学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62年4月27日,将他的词六首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通知《人民文学》前去中南海取稿,编辑部负责人胡海珠急忙亲自跑去西门取回。《人民文学》准备5月那期发表,编辑部的人自然是欢欣鼓舞的,于是倡议出来了,可能是陈白尘先想到的:立即去请郭老赶写一篇读词六首的文章。说干就干,五一前夕,陈白尘驱车前往郭老寓所,我也随同去了。郭老已搬家到前海西街18号。白尘的要求,郭老欣然接受。我们走后那两天,郭老曾几次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接着在5月1日赶写出《喜读词六首》那篇文章。5月9日,郭老收到编辑部给他的小样,立即写信送给,请他“加以删正”。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和同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刊登郭老的文章。郭老文章对词六首中的时间、地点等也顺便作过一些考证。如《娄山关》那首,郭老的判断认为写的不是一天,而是两个季节发生的事。但是后来告诉郭老,那并非两个季节,而是一天发生的事。南方好多省份,冬天并无雪,而是有霜,长空还有雁,就像北方的深秋。

郭沫若常常具备着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两重身份。记得1954年11月中旬,开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周扬作为文艺界党的领导人作《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此后不久,郭老写出一篇批判胡风的三十万言意见书的文章《主义的胡风纲领》。该文发表于1955年4月1日《人民日报》,郭老是以文联主席身份,来赞同对胡风问题定性的。1957年反右斗争中,郭老又写一篇大块文章,是批判民盟曾昭抡等六人对科学工作提的建议,讲它是一个“主义的科学纲领”。这回他是以科学院院长身份,当然也代表了官方意见。

“”初期,郭沫若最有名的表态是4月份在人大会上的发言,说他几百万字的着作,都可以烧掉。这位中国文化科学界的领头人、大文人,都作这样的表态,那知识分子——文化、

教育界的人和科学、知识的地位,岂不降到深深的谷底了吗?又有谁能在“”中 挽回知识和知识人的厄运和浩劫呢?

郭老在“”中还有个不该有的“败笔”,是《李白与杜甫》一书,其扬李抑杜已到了偏离求是、不堪一读的地步。这也是郭老自我否定他在成都杜甫草堂对老杜作为诗圣的高度评价,这是出乎人们预料的。这与作者对“”发动者的“紧跟”,是否有关系呢?

火终于烧到郭老身上,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效、罗思鼎的文章,不断地含沙射影。批郭老《十批判书》的两首诗中的诗句,“十批不是好文章”、“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我看过郭老的《十批判书》,郭老当年批判秦始皇的专制主义,矛头所向是。明明郭老当年是在帮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忙,哪里是“拥孔”,反对秦始皇呢?难道批他的人真不明白吗?郭老1978年辞世后,看见一些非常熟悉他的人写的文章,才知在“”、这两个头面人物对他的当面威逼之下,郭老终于还是挺直了自己的腰杆,昂起了头颅,就像当年他在面对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的威胁时那样,这是非常可贵的。郭老先是保持沉默,最后说了一句:“我是指的。”据周而复说,郭老重病时,他身边的护理人员常听他喃喃自语:“你们把我捆了?”“坚决不屈服,要我的命也不行!”郭老的刚性,大渡河似的刚烈性格复活了。所以“”粉碎后他写的“大快人心事,揪出”的诗既传达了人民的心声,也是完全发自他内心深处的呼喊。

人民文学范文第3篇

《人民文学》杂志是1949年10月25日创刊的，当年作为全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的机关刊物，文协主席茅盾兼任该刊主编，并为刊物写了发刊词。而《人民文学》刊名，编辑部欲请题写。谦虚地给主编“雁冰兄”写一短简，说他不合适，宜由“沫若兄”书写。于是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慨然允诺给刊物写了刊名。郭老的字一直沿用到1966年5 月，因“”要“砸烂文艺黑线”，《人民文学》被迫停刊。1976年初，《人民文学》复刊，这时文化工作仍受“”控制，《人民文学》的刊名，改由主席题写。

郭老除了为《人民文学》杂志题写刊名外，《人民文学》向他约稿，差不多是有求必应。而《人民文学》也愿意有郭老这样的大作家给它写稿，以光篇幅。最早是1953年下半年，编委会改组，邵荃麟就任主编，他请郭老赐稿。没想到郭老给的是篇考古文章，但不长，是讲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最初发掘出来的很精彩、神奇、浪漫的战国时代楚国帛画、漆器等，郭老还请人临摹了彩色插图，人、神共舞，非常好看。编辑部有人认为郭老文章不是文学作品，是否必要发表？荃麟说，郭老不论写什么，我们都要发表。彩色插图也要制版。荃麟是对的，对郭老的文章应当尊重；何况刊物刊登作品路子广一点，对作家、读者都有好处。我当年兼作杂志的版式、美术发稿编辑，我完全按荃麟的意图做了，对郭老文章破例地配以道林纸单页彩色插图。

1956年起郭老开始写他的“百花齐放”诗，到1958年4月9日结束，共写了101种花。郭老说，这是个吉祥的数字，它象征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郭老给了《人民日报》，也给《人民文学》发表过一些。在《人民文学》发出的，我记得执行主编秦兆阳还专门让编辑部的人去请木刻家刘岘为其配插图，使文图并茂。 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1958年陈白尘主持《人民文学》的编政，反右扩大化后，刊物出现稿荒，尤其缺好稿。这时白尘向郭老求救。郭老欣然赐给他的抗战回忆录《洪波曲》，在刊物上连载，很受读者欢迎。在当年恐怕是该刊阅读率最高的一篇作品。再就是郭老的新编历史剧《武则天》，也是1962年在《人民文学》发表。

50年代后期政治运动不断（而且往往是文艺界首当其冲，如武训传批判，反胡风运动，等等），随后的“”（当年文学界也提出了“文学也要”，甚至也要“放卫星”），茅盾等作家只有搁笔。但在郭老这位情绪型浪漫派作家，好像什么时候都能写，他建国后的两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尽管人们的看法有分歧，但我认为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艺术质量，且有郭老个人自己的特色，还不能说是简单配合所谓政治任务的草率之作。而且郭老的创作也是严肃认真的，《武则天》剧本写出来后，他曾广泛征求过意见。

郭老曾应《人民文学》之约，写过两篇评论文章。一是发表在该刊1959年1月号的《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组织郭老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由此引发文艺界对这个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各种文艺刊物上登出不少作家、评论家对此问题的看法。但有些文章是从政治上唱高调，如提出要“建设共产主义的文艺”，文艺要“反映不断革命”之类，但较少从文学本身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及其“结合”问题来进行探讨。因此编辑部萌生了要请郭老这位浪漫主义大作家谈谈“二革”相结合问题的想法。陈白尘责成我们评论组综合“二革”结合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准备一个书面提问，以便拿给郭老参考。我们准备了七、八个问题给了白尘。1958年年底的一个下雪天，白尘带着我和评论组的另一编辑沈承宽，驱车前往郭老在北京西城大院胡同的寓所。记得白尘一见郭老，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来跟你拜个早年。”大约也就一周左右时间，郭老写好了他的答问。白尘遂按计划将郭老的答问登在1959年第1期。文中主要讲了他对浪漫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及“二革”结合问题的看法，此外还回答了作者们关心的文学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62年4月27日，将他的词六首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通知《人民文学》前去中南海取稿，编辑部负责人胡海珠急忙亲自跑去西门取回。《人民文学》准备5月那期发表，编辑部的人自然是欢欣鼓舞的，于是倡议出来了，可能是陈白尘先想到的：立即去请郭老赶写一篇读词六首的文章。说干就干，五一前夕，陈白尘驱车前往郭老寓所，我也随同去了。郭老已搬家到前海西街18号。白尘的要求，郭老欣然接受。我们走后那两天，郭老曾几次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接着在5月1日赶写出《喜读词六首》那篇文章。5月9日，郭老收到编辑部给他的小样，立即写信送给，请他“加以删正”。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和同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刊登郭老的文章。郭老文章对词六首中的时间、地点等也顺便作过一些考证。如《娄山关》那首，郭老的判断认为写的不是一天，而是两个季节发生的事。但是后来告诉郭老，那并非两个季节，而是一天发生的事。南方好多省份，冬天并无雪，而是有霜，长空还有雁，就像北方的深秋。

郭沫若常常具备着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两重身份。记得1954年11月中旬，开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周扬作为文艺界党的领导人作《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此后不久，郭老写出一篇批判胡风的三十万言意见书的文章《主义的胡风纲领》。该文发表于1955年4月1日《人民日报》，郭老是以文联主席身份，来赞同对胡风问题定性的。1957年反右斗争中，郭老又写一篇大块文章，是批判民盟曾昭抡等六人对科学工作提的建议，讲它是一个“主义的科学纲领”。这回他是以科学院院长身份，当然也代表了官方意见。

“”初期，郭沫若最有名的表态是4月份在人大会上的发言，说他几百万字的著作，都可以烧掉。这位中国文化科学界的领头人、大文人，都作这样的表态，那知识分子——文化、教育界的人和科学、知识的地位，岂不降到深深的谷底了吗？又有谁能在“”中

挽回知识和知识人的厄运和浩劫呢？

郭老在“”中还有个不该有的“败笔”，是《李白与杜甫》一书，其扬李抑杜已到了偏离求是、不堪一读的地步。这也是郭老自我否定他在成都杜甫草堂对老杜作为诗圣的高度评价，这是出乎人们预料的。这与作者对“”发动者的“紧跟”，是否有关系呢？

火终于烧到郭老身上，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效、罗思鼎的文章，不断地含沙射影。批郭老《十批判书》的两首诗中的诗句，“十批不是好文章”、“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我看过郭老的《十批判书》，郭老当年批判秦始皇的专制主义，矛头所向是。明明郭老当年是在帮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忙，哪里是“拥孔”，反对秦始皇呢？难道批他的人真不明白吗？郭老1978年辞世后，看见一些非常熟悉他的人写的文章，才知在“”、这两个头面人物对他的当面威逼之下，郭老终于还是挺直了自己的腰杆，昂起了头颅，就像当年他在面对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的威胁时那样，这是非常可贵的。郭老先是保持沉默，最后说了一句：“我是指的。”据周而复说，郭老重病时，他身边的护理人员常听他喃喃自语：“你们把我捆了？”“坚决不屈服，要我的命也不行！”郭老的刚性，大渡河似的刚烈性格复活了。所以“”粉碎后他写的“大快人心事，揪出”的诗既传达了人民的心声，也是完全发自他内心深处的呼喊。

人民文学范文第4篇

一、《人民文学》的“表态”与行动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曾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在中国当代文学（新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人民文学》无疑都堪称最为重要、最为突出也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这种独特的历史和文学地位，是由中国当代具体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所决定的。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重要机关刊物，《人民文学》在副主编刘心武接替王蒙成为主编后，于1987年第1期和第2期合刊上刊登了莫言的《欢乐》、刘索拉的《跑道》、马原的《大元和他的寓言》、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北村的《谐振》、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同时刊出了伊蕾的诗歌《独身女人的卧室》。在《编者的话》中，以《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为题阐明了该刊“早已显示出锐意改革的意向”：“你可以坚守你所倾心的那一元，也可以不断改变你所投向的那一元，也可以同你所不喜欢不赞同的那一元进行平等的争鸣，但不可以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态度和手段，来对待你那一元之外的其它各元。在多元化中大家应遵循‘在文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鉴于此，本刊重申：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一份刊物，我们是为老、中、青所有作家服务的，是既为专业也为业余、既为名家也为新人服务的，是对各种品类、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作品敞开园地的。”“文学”向来处于“政治”漩涡之中，从“朦胧诗”到“现代派文学”的论争中，持不同意见者一直讨论得轰轰烈烈，官方在文学和思潮“解冻”的过程中，又不断涉足争论，1983年开展“清除精神污染”，1984年关于“异化”的批判，同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多元”的立场互相交锋，反映出当时文学环境的活跃与复杂。而1987年的《人民文学》的一番“表态”算是对“创作自由”的确认与强调。不过，紧接着在1987年第3期《人民文学》就因为刊出马建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而引起争议，为此《人民文学》不得不做出检讨和道歉。在题为《严重的错误，沉痛的教训》文章中，编辑部说由于该小说庸俗猎奇，诬蔑了藏族同胞，损害了藏族同胞的情感，受到有关部门的指责，现认识到小说作者的灵魂是何等肮脏，在此向广大藏族同胞和读者道歉：“我们之所以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主要的，是因为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造成我们编辑部相当严重的思想混乱，面对所谓‘文学新潮’，一些编辑人员片面追求艺术探索”，“美丑不分，良莠莫辨，把一篇充满污秽的文学当作是文学的探索”。在这一期刊物最后，刊登了几篇少数民族读者对《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的批判文章。其中一篇是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院长、蒙古族任世琦的《让坏事变好事》，他在文中指出：这一小说不是孤立现象，近年来有人生搬弗洛伊德理论，大量性题材充斥作品，性成了被任意拿捏的对象。这涉及到作品写作的内容或题材，事实上大部分批判都是从内容出发的，近而认为作品艺术低劣。作品对、活佛转世都用了藏族形象和地域，当然难免“误导”读者而招来指责。对活佛转世的场面的描写必然会被视为攻击宗教，对人物的描写也因其藏族“标签”而必然引起“愤慨”。因为这一事件，《人民文学》主编刘心武被停职检查，1987年第10期刘心武才重新恢复主编工作。以后的《人民文学》几乎未发表“先锋小说”。直到1989年第3期，《人民文学》又刊登了一批“先锋小说”：余华的《鲜血梅花》、格非的《风琴》和苏童的《仪式的完成》，并同时刊出作家笔谈：王朔的《我的小说》、余华的《我的真实》；在“文学圆桌”专栏里刊出了重要的“先锋小说”分析文章：陈晓明的《无边的存在：叙述语言的临界状态》、张颐武的《语言和言语》。第6期刊出莫言的小说《你的行为使我们感到恐惧》。这反映出《人民文学》对“先锋小说”的持续关注。从上述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在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上，“多元”最终是有限定的，无论艺术上如何先锋，在思想内容上不能有太多的“歧异”，否则从延安的解放区文学运动延续下来的批判传统是不会轻易放过思想批判的。

二、《人民文学》刊登“先锋小说”的波折及其政治性

1990年第4期开始，《人民文学》刊物上不再出现主编、副主编和编委姓名，到了第7期和第8期的合刊，刊物的主编姓名就换成刘白羽和程树榛，并不再出现编委姓名。该期刊物上以“编辑的话”发表了题为《九十年代的召唤》文章，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郑重检讨了该刊的错误：“近一段时期以来，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导向下，脱离人民、脱离现实，发表了一些政治上有严重错误，艺术上又十分低劣的作品”；“我们一定坚持社会主义文学方向，不使这一人民的文学阵地，为少数‘精神贵族’所垄断”；“但无论什么风格和形式的真正有价值的文学，都不可移易的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作家一定要到沸腾的人民生活中去”；“只要有正确的导向，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反对的教育与斗争进行下去，荡涤污泥浊水，扫除野莽荒榛，就会为劳动人民掌握文学开辟广阔的道路”。从检讨的内容及该刊的行动来分析，文章中“精神贵族”之所指，与“先锋小说”直接相连；而联系时代背景，“资产阶级自由化”、“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的内涵，则与1989年的“六•四”密切相关。尽管可以存在并需要多种风格和流派，“但……”之后的内容才是重点，不得违反。“人民”这个词重新获得不需言说和限定的含义，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利和标准。这一整篇文章口吻近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两期的合刊上发表的小说是：刘绍棠的《黄花闺女池塘》、浩然的《碧草岩上吹来的风》、邓友梅的《相逢在巴黎》、贾平凹的《地》、何立伟的《明月明月》等17篇，整个年度并未发表过“先锋小说”。而主编等人的姓名不再出现在刊物上，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大我”最终覆盖了“小我”。任何政治意识形态都需要自己的秩序，文学只能在现存的秩序中实现自由，“多元”是有限的“多元”，“百花”必须是没有毒性的“百花”。就中国小说的发展史来讲，“小说”要么不能登大雅之堂，要么就讲述国家与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否则就退出舞台“自娱”。“”结束后，刘心武的《班主任》曾成了“伤痕文学”的重要起点，那时的新领导人需要文学来讲述过去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错误，同时也为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合法性；1989年的“六•波”之后，各种文学和思想流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满怀憧憬的乌托邦自由理想已经抵达了它的边界，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让“自由”回到新的秩序，接受新的领导，因此，刘心武在《人民文学》的主编职位的结束就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人民文学范文第5篇

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与杭州利群阳光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办的利群（阳光文化传播）人民文学奖5月21日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颁奖仪式。该奖设大奖和新浪潮奖两类。毕飞宇、周晓枫和娜夜分别摘得小说大奖、散文大奖和诗歌大奖。乔叶和海飞获新浪潮小说奖，夏榆和郑小琼获新浪潮散文奖，哨兵和扶桑获新浪潮诗歌奖。邓友梅、张炯、张胜友等在京文学界人士出席了颁奖仪式。

本次评选范围为新世纪以来《人民文学》所发表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新浪潮奖的评选范围为2006年第1期到2007年第3期《人民文学》所发表的新锐作者的重要作品。评委会由王蒙、陈建功、程树榛、谢冕、格非、刘震云、曹文轩、杨匡满、韩作荣、肖复兴、李敬泽等组成。评委会认为，毕飞宇在小说写作中有力地确证和肯定了性格、命运、细节等一系列小说艺术的基本价值，准确而富于历史深度地探讨和表现了处于现代化转型压力下的中国社会中生活的内在戏剧性和人的复杂的精神境遇。周晓枫的散文作品目光精准别致，行文通透挥洒，论述鞭辟入里，洋溢着散文的艺术和思辨之美。娜夜的诗歌善于从纷繁芜杂中提取诗的纯粹，并在对客观事物的观照、揭示中融入自己的主观心象，以心灵的自由拓展出颇有意味的想像与心理空间。

在新锐作者中，评委会认为，乔叶的小说以对世态人情的细致体贴和对人的可能性的执著探索，对时代复杂的精神状况作出机智敏锐的表达。海飞的小说显示了将庞杂的现实经验提炼处理为独特形式的艺术能力，坚持以想像和认识干预生活。夏榆的散文以浓烈滞重的文字证明了黑暗对人和人世的戕害，同时他也用文字来寻找、发现和打捞黑暗中可能存在的光，以自救和救人。夏榆的散文写作为孤独和美张目，为悲悯和沧桑正名。郑小琼的散文《铁・塑料厂》真实再现了一个敏感的打工者身置现代工业操作车间中，表现出细腻幽微的生命体验和感悟。哨兵的诗歌《秋日札记》具有对人和事物超常的敏感和智性洞察的深度，扶桑的诗歌《满月小集》是对心灵细微感受的发掘与情感深度的呈现，两者都表现出丰盈的感性与诗性意义的开拓。

人民文学范文第6篇

成长的轨迹

文学界的人习惯于把《人民文学》称之为文学界的“国刊”，说它是文学“国刊”，既源于《人民文学》诞生的背景，也因为《人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和责任。

1949年10月25日，在新中国宣告成立25天后，一本由建议、郭沫若提写刊名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在京创刊，创刊号上刊登了的坐姿照片，背面即是亲笔为《人民文学》提写的“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时任中国作协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茅盾在创刊词中为《人民文学》圈定了发展宗旨：“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

在回溯《人民文学》的发展足迹时，人们总是习惯于把《人民文学》分为“”前17年和“”后、改革开放直到现在两个阶段。中间“”十年，中国文学停顿，《人民文学》也停刊。但《人民文学》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条主线，即用文学的形式在记录中国。

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自然也是记录和思考生活的一种方式。在《人民文学》创刊后的17个年头里，刊发了数百万字反映部队生活、革命战争和生活的文艺作品，时至今日仍让人记忆犹新的作品有刘自羽创作的反映部队生活的《火光在前》、康濯和马烽创作的反映农村生活的《买牛记》和《村仇》。然而，1963年秋后，“左”倾思潮重新加剧，《人民文学》再次受到很大限制。虽通过开辟《新花朵》、《故事会》等栏目，在发现与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1964年后的版面上却难于列出引人注目之作。“”期间，《人民文学》被迫停刊。

在第二个阶段，《人民文学》开启了中国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大门，其中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记录了10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伤害，同时也在反思我们的社会。1978年1月号，《人民文学》发表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在公众中有力地确立了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和科学的声望；此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又通过徐星、刘索拉、莫言等人的作品开启并推动了先锋文学的发展。此时的《人民文学》才算真正意义上回到其办刊宗旨上。1978年至1982年，在连续五次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人民文学》所发作品占获奖数量的第一位；在1977～1980年和1981～1982年两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中，《人民文学》所发表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人妖之间》、《船长》等都榜上有名。

有一种坚守叫责任

或许，《人民文学》自创刊之日起就担当了一份责任――对一个民族文学事业的责任。作为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自然担负着紧密联系和广泛团结全国作家、发现和重点扶持文学新人的使命，承担着推举和展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最新成果、以高质量并有特色的作品满足人民群众诸多方面精神需求的任务。第一任主编茅盾在发刊词里这样写道：“通过各种文学样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

基于这种责任，《人民文学》60年来一直在为中国的文学事业贡献力量。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内部，每个编辑都负责一定的片区，对自己所负责片区的作者情况了如指掌，如果在一段时间没有好作品面世，编辑会自我谴责。这种做法，用最通俗的方式解读，就是区域内没有好作品，不是作者的责任，而是编辑的责任。在现任主编李敬泽看来，《人民文学》的编辑们承载的是中国文学的责任。对于发现的好作品，哪怕是一个好的创意，编辑部都不会放过。作家刘心武发表《班主任》时还是一个业余作者，在讨论稿子的修改意见时，时任主编张光年对此给予了肯定，他认为小说的题材抓得好，但矛盾要写得尖锐，不痛不痒不好。刘心武汲取了张光年的意见，对原稿进行了修改。后经编辑两次修改，刊发在1977年的1月号，开启了一个文学时代的大幕。

对作品如此，对作者更是不遗余力。《人民文学》对作者有一个“养”的策略。对于尚不成熟的作者，编辑会和他保持联系，并尽最大可能提供帮助。作家毕飞宇就是《人民文学》“养”的结果。在作者看来，有《人民文学》的关注和帮助，其本身就是一种幸运。然而，对于“养”作者的策略，李敬泽却认为，这个“养”不是谁养谁，说的是一种眼光和耐心，就像看见一棵小树，然后耐心地守着它，等它长大。“实际上，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个，就是对真正的才华的发现、鼓励、等待。有时，大家看到有的作家出名了、成功了，但你不知道，我们的编辑在此之前已经和他有长期的交往，甚至是从他完全无名、自发来稿时开始。这种眼光、耐心和责任感，说起来没有那么华丽，没有那么时髦，但我认为，一代一代的编辑把它坚持下来，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人民文学》对责任的坚守还体现在他对文学热点事件的关注和聚焦以及对新一代人才的挖掘和培养。在经历了2006年众多诗歌事件之后，特别是所谓的“梨花体”、“口水诗”的争论，以及后来发生的“朗诵”、“叠罗汉事件”之后，诗歌的命运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2007年3月，《人民文学》推出“诗特大号”，这一期专号上发表了75位诗人的近400首诗作。同时，编者在这期的《留言》栏目中还写道，“真正写出好诗的是深入诗内部的默默耕耘者，由于专注而凝神，已无暇顾及其他。恰恰是这些‘非著名’诗人延续了诗的优良传统，并开拓出中国新诗更为广阔的疆域。”评价以一种文学责任的方式对诗作者给予肯定，同时也指出文学不是浮燥的产物，它需要作者对生活有着深厚的理解和感悟。此后的11月号又推出了青年作家专号，这期专号上，既有“70后”的实力派青年作家魏微、徐则臣、田耳等的中短篇小说力作，又有备受关注的“80后”作家安意如、笛安、“打工诗人”郑小琼等人的新作。李敬泽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本期专号阵容强大，作品质量齐整，既有对文学传统的致敬和发扬，又有对现代意蕴的挖掘和 创新。”2009年，《人民文学》第600期被冠名为“新锐专号”，大部分作品出自“80后”作家之手，其中包括郭敬明的长篇小说《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节选，吕魁的《莫塔》、王甜的《集训》和马小淘的《春夕》。短篇小说分别是吕伟的《狼烟》、赵松的《邻居・象》和朱岳的《敬香哀势守・迷宫制造大师》。散文和诗歌的作者则包括了蒋方舟、苏瓷瓷、顾湘、三米深、春树等。在谈到新锐专号时，李敬泽说：“虽然‘80后’作家的身上有不少弱点，但是我最看重的、也是他们最大的价值所在，是年轻作家对人生、世界的独到看法。”

应该承认，正是因为这些专号的存在，使得在当时还存在争议的作品得以面世，一些无名的作者伴随这些专号而走向前台，为人们所熟知。或许，这正是《人民文学》推出专号的目的和用意。用李敬泽的话说，这也是体现了《人民文学》的一种责任意识。

在新形势下选择创新

办一本杂志就像办一个企业一样，它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人民文学》也不例外。按照传统的消费理论，当一个地区人均GDP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的时候，文化消费会迅速增加。但是，这对于纯粹的文学刊物而言似乎并不有效。现状是，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对纯文学类的文化产品消费却在减少，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媒介多元化，二是价值观多元化，三是生活节奏加快，四是叙事方式在发生变化。作为代表中国文学最高层次的刊物，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特别是目前办刊经费一直靠自筹的《人民文学》，更需要想办法改变。毕竟，没有读者就没有了市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人民文学范文第7篇

初闯东莞，川妹子饱尝苦辣辛酸

1980年，郑小琼出生在四川南充一个小村庄，这个贫瘠的小村庄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我们那附近的村子就叫一村、二村……我家住在十二村。”1996年，郑小琼考上了南充市卫校，家人十分骄傲。因为在当时，卫校毕业生一般会被分配到医院工作，这就意味着端起了铁饭碗，吃上了公家饭。在村里人羡慕的目光中，她拿着父母四处筹借来的学费走进了卫校。

然而，4年后郑小琼毕业时，学校已不再包分配。她想进正规医院做护士，可那几万元的“上岗费”令女孩望而却步。2001年，她无奈地踏上了南下打工路。来到广东省东莞市后，郑小琼才深深体会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这座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遍布着各种各样的公司和工厂。可由于全国各地很多打工者都慕名涌向东莞，所以像她这样没有工作经验的人进厂挺不容易。

身上带的几百元钱花光后，郑小琼总算在一家小厂找到份工作。尽管每天都很劳累，伙食又极差，女孩却只管埋头苦干，从不抱怨什么。然而这却是一家黑工厂，付出了4个月的辛劳和汗水，郑小琼最终一分钱都没拿到!几天后，她又进到一家家具厂打工，没有任何休息日，一天工作16个小时。但坚持到月底结账时，女孩又一次心寒了：工资卡上居然只有284元。

想着家里为供自己上学，已经欠下了上万元的债务，这点工资根本就是杯水车薪，何时才能还上亲友的钱呢?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郑小琼感觉所有的理想一下子全都没有了。她郁闷到了极点，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一下班，便趴在铁架床上，写乡愁，诉苦闷。

没做多久，郑小琼又去了一家模具厂，接着是玩具厂、磁带厂、机械厂，尽管每月挣的工资一直在五六百元之间，她还是省吃俭用，把大多数钱寄给家乡的父母。为了多挣点钱，她不断转厂换工作，希望自己能交上好运找到一份挣钱多点的活儿。这样频繁跳槽的后果是，郑小琼在异乡的生活更加艰难，在找到一份新工作之前，她必须有足够的伙食费维持生活才行。有一次，她花光了身上仅剩的27元钱，工作仍没有着落，女孩只能忍饥挨饿，每天都喝一肚子自来水。那两天饥肠辘辘的痛苦，以及身无分文的恐慌感，令女孩刻骨铭心。

后来几经辗转，郑小琼来到东莞一个叫黄麻岭的小镇上，成了一家五金厂的流水线工人。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冰冷而残酷的，但对她而言，这是一座火山，让女孩喷发出了无尽的灵感。

工厂实行全封闭式管理，一个员工每周只允许出厂门3次，用于购置基本的生活用品或办理私事。小琼在这里每天工作12个小时，晚上加班3小时，加班费倒是有，每小时1元钱。尽管如此，很多工人还都争着要加班，甚至会为那3元钱的加班费而争执起来。

在这家五金厂的流水线上，所有人都只有工号而没有名字，没人知道她叫郑小琼，人们只会喊：“喂，245号。”小琼每天的工作是在铁片上用超声波机器轧孔，从机台上取下2斤多重的铁块，摆好、按开关、打轧，然后取下再摆，不断地重复。每天要将2斤多重的铁块起起落落1万多次!第一天干下来，女孩的手磨得血肉模糊，钻心的疼痛加上工作的劳累，使F工后的她几乎不能走路。等到双手磨掉了一层皮，长出老茧之后，她才适应了这种工作。

逆风飞翔，疼痛和泪水浇不灭文学梦

尽管在五金厂挣的钱比以往多了些，但郑小琼从事的工作隐藏着一定的危险性。2003年8月的一天，有个工友在打轧铁块的时候动作稍慢了一点，手指立刻被高速旋转的超声波机器打下一节!那一瞬间，她居然还在惯性地做事，直到抽掉那个铁块转身往地上放时，才发现那上面有一片鲜红的血迹，一个指甲盖遗留在流水线上，其他部分都压成了肉酱，无处可寻了!

那个来自小山村的女孩捏着自己的残指，呆若木鸡，旋即，鲜血喷涌而出。她按住手走到郑小琼面前，缓缓地说：手被轧了。小琼吓坏了，一路飞奔去找老板。老板说：“哦?严重吗?去找厂里的采购员吧，坐他的摩托车去医院。”采购员在外面办事，半小时后才能回厂。而老板的轿车就在旁边，但他看到工人流血的手，怕弄脏了自己的新车，就面无表情地摇摇头，让她们继续等采购员回来。

10分钟、20分钟、半小时，血已经在地上淌成一大片。采购员终于回来了，受伤的女孩却不愿意住院，因为这样能向工厂要求多赔一点钱。走运的时候，能有一两千元的赔偿，不走运的时候，老板自己不愿掏腰包，只是从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里面给伤者钱，还要扣掉自己垫付的医药费。

那女孩的伤口简单包扎一下之后，血止往了，彻骨的疼痛却阵阵袭来。半夜睡觉时，她一次次痛醒，喊痛的声又吵醒了其他工友。不幸的是，敢怒不敢言的郑小琼还在暗暗为那个可怜的工友鸣不平，不久后她自己也遭遇了类似的事故。当天幸好手抽得快，只打掉了她一个拇指盖，但也足够痛彻心扉!

打工生涯中所经历的辛酸和苦痛，以及飘零异乡的孤独感，使郑小琼的思乡之情如野草般疯长，并不可遏制地变成了一行行文字。小琼只能偷偷地写作，因为被^发现自己在上班时间不务正业，会被罚款的。有一次组长发现她在车间里埋头写诗，就毫不留情地罚了她50元钱。尽管对于小琼来说，那50元钱很重要，但写诗的激情早已战胜被罚款的不快。她顾不了那么多!一旦有了灵感，不管在食堂、车间或者厕所里，她都会随手记在小纸片上，这儿写几句那儿写几句，晚上回到宿舍再整理起来。因此，她还被工友们称作“地下党”。

起初写作的时候，郑小琼对诗歌有着“盲人摸象”的天真，因为她根本不懂诗。

但也正因为如此，她才不觉得诗歌有它固定的特征，或者说诗歌是这样写，不应该那样写，否则她可能就没有勇气去写作了。趴在宿舍床上写下第一首诗之后，小琼似乎找到了灵魂的出口，感觉很畅快。尽管它有点“四不像”，但它是作者对生命的真实体验。

从最初涂鸦式的宣泄，到慢慢显现出诗的模样，郑小琼渐渐对自己的作品有了点信心。当她在一份报纸上发现，上面刊登的诗歌散文也不过如此时，就试着把一首怀念故乡的诗投给了东莞的《大岭报》。这首名为㈣的小诗只有短短几行：“每天/我漫步在记忆的池塘/乡愁的中央/居然是/站立的荷/飘出淡淡的清香……”没想到，这首短诗很快就发表了。这位打工妹一下子看到了生活的亮色与寄托，从此将一切闲暇时间都用来写诗。

投出去的第一部作品奇迹般变成铅字后，郑小琼一

发不可收拾。每天下班后她就埋头写作，开始是倚在8人宿舍的床头写。若宿舍太吵就去食堂写。她的作品全都写在工厂的合格纸或报表背面，这些小纸片很快就积累了一尺多高。

以诗为媒，小琼有幸结识了《打工诗人》主编许强、民刊《独立》编者发星与民间批判者海上。发星先生连续几年给她寄书，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到国内外优秀诗人的诗集。闲时，小琼除了写诗就是看书，历史、宗教、哲学，甚至地摊上的《孙子兵法》她都看。广泛而扎实的阅读，让这位打工妹的内心变得庞大起来，并充满了力量，她的视野渐渐超越了一般的打工诗人。

在几位启蒙老师的引导下，郑小琼诗风陡变。长诗《人行天桥》一扫初期的乡愁别韵：在背后我让人骂了一句北妹/这个玩具化的城市没有穿上内裤/欲望的风把它的裙底飘了起来/它露出的光绽/让我这个北妹想入非非呢……它以百余行诗句，抨击社会阴暗面，嘲讽世态人心，那种含泪的幽默文字在网上引起轰动，海上先生赞其为“近年中国诗坛鲜见的杰作”!

此后，郑小琼别具一格的作品频频发表在《打工诗人》、《山花》、《诗选刊》、《星星》、《散文选刊》乃至文坛顶级刊物《人民文学》和《诗刊》上。她所写的大量反映打工生活的诗作，引起了文坛前辈的瞩目，并称之为“打工女诗人”。2004年，郑小琼开始受到东莞市领导的关注，市政府资助小琼出了两本诗集，并承担她赴新疆参加“青春诗会”的费用，还为她开了作品研讨会。

尽管已经“声名远播”，每月的稿费也渐多起来，但郑小晾的“保密工作”一直做得很好，直到这时，她的工友们还不知道身边有一位著名女诗人，他们仍习惯喊她“245”。工友们从不读书看报，不关心工厂以外的世界，下班只看电视，或倒头呼呼睡去。郑小琼给外界留的通讯地址是厂外一个朋友家的，每个月去取一次信。她害怕工友知道她写诗，会问能赚多少钱；害怕老板知道她“不务正业”，赶她出厂。

夺得大奖，“诗坛超女”拒当签约作家

是金子总有闪光的一天。2007年夏天，本年度人民文学奖大白于天下，该奖设大奖和新浪潮奖两类。周晓枫、毕飞字和诗人娜夜分别夺得小说大奖、散文大奖和诗歌大奖；郑小琼等6位新锐青年作家和诗人摘得“新浪潮奖”。在获奖名单中，郑小琼的显眼是因为她的身份――一位在广东漂泊7年的打工妹。评委给她的获奖作品《铁・塑料厂》的评价是：“正面进入打工和生活现场，真实再现了一位敏锐打工者置身现代工业操作车间中的感悟。”

在领奖台上谈到自己获奖作品的创作动机时，这位四川打工妹操着半生的普通话说：“写《铁》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在珠江三角洲，每年有4万根以上的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一紧张，小琼的发言又变成了四川话：“而这条‘线’还在不断地延长之中。此刻我在想，自己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把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但是，我仍然不断告诉自己，必须写下来，把我的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自己的，也是工友们的。我们既然对现实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有必要记录下来。”她的获奖感言，一次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走下颁奖台，小琼又恢复了昔日的木讷和羞涩，晕车后的虚弱还残留在她的脸上。

获奖后，小琼陆续接到许多家媒体的约访，但她都一一婉拒，急匆匆地回到了东莞。这位名声大震的诗坛新人不是“耍大牌”，而是害怕失去新工作――由于对那位铁石心肠的前任老板很不满，她最近又换了工作，到另一家五金用品厂做销售员。频繁请假领奖、接受采访，她怕会引起老板的反感。

为了完成每个月规定的业务额，小琼必须一家一家地上门联系客户，推销五金产品。几个月下来，她只卖出一些小物件，销售额不到1000元，大多还都是诗友照顾的生意。她的一名同事悄悄告诉记者，小琼沟通能力差，其实并不适合做业务。但她并不准备放弃，并说，凡事都要试着去做才能成功。

成名后，面对多家媒体伸出的“橄榄枝”，以及东莞市作协“收编”她为签约作家的邀请，郑小琼都一一婉言谢绝了，这令许多人感到惊讶。尤其是后者，既成了名正言顺的大作家，每月又可以拿几千元高薪，何乐而不为呢?工友们都说小琼“还是傻乎乎的”。女孩说：“我之所以没有选择去煤体或作家协会上班，是因为我计划的反映广东打工者生存状况的‘南方手记’系列还没写完，需要继续果在工厂打工妹的位置上体验生活。”

小琼一直觉得愧对父母。“如果他们知道我能换工作而没有换时，我会更觉得对不起他们。”但如果告诉父母自己在写诗，他们第一句话肯定会问，这个挣不挣钱?小琼觉得她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此次获得人民文学奖1万元的奖金，她寄了一大部分给父母，但依然无法告诉他们，这是一笔怎么得来的钱。

除了诗歌、散文，郑小琼还帮工友们写过一些劳资纠纷的东西，她对打工诗人许强说过，她愿意学他，熟读《劳动法》，帮工友们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他在这方面很精通，我就做得不够，因为对相关法律研究的不多。”一谈及这事，她就觉得对工友们有些愧疚。

人民文学范文第8篇

自1978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学短评——《让思想冲破牢笼》，至今已经整整三十年了。这三十年，虽然由于职业和专业的需要，我发表了数百篇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文章，并且出版了几部专著，但却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常常忍不住拿出来重新看看。敝帚自珍，因为它不仅是我文学评论的“处女作”，更主要的是它保存了我在改革开放伊始的文学“破冰”年代的一份独特记忆和感情。

“”爆发时，我刚刚上中学。与那个时代、那个年龄的一些少年一样，我对课程学习兴趣不大，却痴迷着文学。我偷偷地大量阅读着那些当时被作为“禁书”的古今中外名著，从中汲取着真正的文学艺术营养，并且尝试着写作，梦想当一名作家。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从学生到成为农民、战士、工人，虽然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始终没有放弃，但“作家梦”变得更加缥缈迷茫。受到中外文学名著洗礼的我既不愿按照当时“”的极左文风去写作，按照文学特征和自己性情写的那些东西又一直无法发表。作为一名业余作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正在我十分苦闷的时候，从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心情十分激动、欣喜。我仿佛找到了寻觅已久的真正的文学，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我在心底说：粉碎“”已经快两年了，中国文学复兴的时代恐怕真的要来了！而就在其时，我也听到了一些对这篇作品的非议，认为它“政治性不强”、“调子低”等等。那毕竟还是“乍暖还寒”时节啊！我决定以一位普通文学爱好者的身份，给《人民文学》写一篇读后感式的文章，一方面表达自己和众多读者对《哥德巴赫猜想》的喜爱之情，另一方面反驳那些对这篇作品的责难，呼吁作家们以徐迟为榜样，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在文学上设置的种种枷锁，写出真正为人民认同的作品。我之所以决定将稿件寄给《人民文学》，是因为虽然当时政治形势还不太明朗，“两个凡是”还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但“春江水暖鸭先知”，《人民文学》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已经在艰难地进行着文学论文联盟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最先向人们透露了文学的春天将要到来的信息。《班主任》、《哥德巴赫猜想》等一批作品的发表就是证明。不过，我的心里又有些忐忑不安：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名不经传的业余作者的稿件，这样一份在当时属于全国顶尖级的文学刊物会采用吗？

文章寄出后不久，我所在的工厂领导忽然收到一封《人民文学》杂志社的来函，说是在发表作者文章前要调查本人的政治身份和家庭历史面貌。此事当时我并不知晓，是事后厂部办公室的人告诉我的。——这件事现在听起来十分可笑，简直匪夷所思：在一份文学刊物上发表一篇短文，竟然要从千里之外来函政审查三代！但这就是当时“乍暖还寒”的现实。与此相关的另一件事也很好笑：不知是谁将这件事添油加醋在厂里传开了，说是北京方面来函对我“外调”，我不久就要到北京大机关工作。于是，人们纷纷来向我表示祝贺，并叮嘱我当了“京官”后不要忘记在一起喝过酒的工友们。我听了一头雾水，哭笑不得。

短文发表时，我已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并被录取在某师范院校中文系。这篇文章便成为我进大学后的最精彩的“登场”、“亮相”。七七级的中文系大学生大多是“老三届”，许多人有着和我一样的对文学的长期热爱和追求，又进入大学，钻研文学，可想而知，大家对后来被命名“新时期文学”的当时文学现实，该有着多大的热情和关注！而《人民文学》在当时许多文学刊物还没有复刊和创办的情形下，可以说是全国顶尖级的综合性文学刊物，文坛第一重镇。因此，虽然我发表的不是小说、报告文学之类大作品，只是“豆腐干”式的小文章，但在班上乃至整个学校仍然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俨然成为班级的“文学权威”和各项文学活动的带头人，甚至老师给我介绍女朋友时首先向对方说的也是“这就是那位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文章的某某某。”

当然，最受鼓舞的还是我本人。在此之前，我写了那么多的东西，都“泥牛入海无消息”，现在我的文章不仅发表了，而且还发表在文学青年和文学作者心中的圣殿——《人民文学》上，而且还平生第一次领到了用写作获得的劳动报酬——十二块钱（其时刚刚恢复中断已久的稿酬制），那差不多是我在工厂当工人时的半个月工资！在用稿费请同学们到学校附近的小饭馆嘬了一顿后，第二天，我就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让莎士比亚重新走上讲台”。在我和班上其他一些执著文学的同学影响下，班级掀起了一个阅读文学经典名著热。我也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文学评论写作，与新时期文学同行，一直走到今天……

三十年来，文学跨越了几个时代，发生了超出我们想象的变化。时至今日，年轻人热爱和追求文学的心态、方式、途径，与当年我辈不可同日而语。文学刊物不再是培养文学青年的唯一摇篮，《人民文学》也早已风光不再。抚今思昔，不胜感慨。历史渐行渐远，但总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时时回味。文学已经凤凰涅??，但她最初的艰难蜕变永远定格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中。

人民文学范文第9篇

三年前，《人民文学》设立了“非虚构”栏目，旨在推动文学创作对现实发言，对真实的精神状况发言。本次论坛上，《人民文学》重点推荐了乔叶的《盖楼记》、《拆楼记》和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此外，“非虚构”栏目还曾推出王小妮的《上课记》、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等。

对“非虚构小说”这一看似矛盾的文学概念，乔叶以“素鸡”的比方辨析：“以小说艺术化手法来呈现的纪实作品，好比‘素鸡’是豆腐做的，却有鸡的味道。”

施战军认为，改革开放这30年间，中国曾经出现几次类似“非虚构”写作的浪潮。如上世纪80年代的纪实小说、报告文学的共同点，就是以事为中心，和现在的新闻作品几乎是一样的类型，是新闻报道、英雄人物报道的一个扩版。“如当时的《哥德巴赫猜想》，现在看来，就是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写的一个人物专访，专门给人物写的一个大特写。”

《人民文学》杂志创刊于1949年10月，在文学史上常规提到的十几部非虚构作品，“《人民文学》占5部到8部，算得上一部当代文学史的样本。”

“新闻结束，文学开始”

时代周报：为何设置“非虚构”？

施战军：文学创作如何对现实发言，如何对实际存在过的历史发言，如何对我们现在的真实的精神状况发言？这是《人民文学》一直思考的问题。到今天，我们发现作品里面缺少思想的力量，缺少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现实的发言能力。意识到这一点，在前任主编李敬泽的倡议下，《人民文学》在三年前商议设立“非虚构”栏目。栏目设立、讨论的过程我也参与了，但“非虚构”到底能够办成什么样子，并没有底。我们是随着一批优秀的作品到了手上以后，底气才开始增强的。

时代周报：什么是优秀的非虚构作品？

施战军：反映“大地上的实情”很重要，非虚构作品表现的不仅仅是和现实本身的关系，还包括历史上一直没有解决的、公众应该知道而没有知道的。我推崇优秀的非虚构作品是茨威格的一系列东西，讨论的是战争和人的关系、战争和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关系、和将军的关系、和大人物的关系等，非常丰富、立体。

时代周报：王小妮就是优秀的非虚构作品。

施战军：作为文学作品，《上课记》除了写王小妮自己给大学生讲课的过程之外，有她意在言外、冰山之下的东西，那之下的东西非常沉重，这非常符合非虚构的品质。有句著名的话叫做“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开始”。非虚构文学要把新闻报道没有说完的地方、不便于说的地方、没有照顾到的一些地方，以呈现人性的方式说出来。新闻报道是有关事件或事件流向的那些东西，而文学最终要进入到人心里面去。

时代周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是另一个类型。

施战军：这个梁庄是中国现在的文化、经济、社会、时代甚至是心理演进过程当中的一个表征。梁鸿把它缩到了她的土地—梁庄里。她现在又该快完成《梁庄在中国》了，写从梁庄散出去的、到全国各地的人，包括农民工。这些人和中国的关系，和梁庄的关系，她的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她生活当中的那种奋斗和安全感之间的关系。现在，梁鸿的这个稿件正在编辑部里边传阅，我也看了一遍，觉得可能是非虚构文学推出的又一个重头作品。

时代周报：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很像探访社会阴暗角落的新闻调查。

施战军：这部作品反响也很大，我们由此发现了很多非虚构的类型。研究非虚构栏目的时候，我们曾经研究过国外非虚构文学的介质，发现非虚构的作品里面有小说，而且这一形式已经存在了很久。

时代周报：刚才你还提到有很多作家的虚构方式不够完善？

施战军：现在很多文学作品都有现实的指向，但是我们会从很多常规的小说里面，看到作家在虚构过程里面有极大的局限，但这样的作品居然在国内有一定的反响，有正面的形象。所以我觉得很多作家的虚构，已经到了一种啼笑皆非的地步。

“知道生活的光亮在哪儿”

时代周报：相对纪实作品，非虚构作品有没有自己的尺度？

施战军：所有的纪实作品和中国这个时代的精神气息完全同构，而非虚构的价值尺度不在这里，它从出发点上就有不同的分别，有文学自己的路径，也就是说，非虚构写作是用一种人文的素质去关注人，而不是用一种所谓的单线的进步性的历史观看待人。非虚构文学对于作家来说要一个基本素质就是知黑熟白，非虚构作品最后要留下人性，描绘人本来的样子。

对作家来说，非虚构作品不是知黑然后描黑，而是知黑守白，非虚构作品最后需要达到的是：生活的光亮在哪儿？最后还是要给人以希望，让人更坚定地争取到自己做人的权利、尊严和信心，应该达到这一点。

时代周报：从今天来看，非虚构作品的发展方向如何？

人民文学范文第10篇

雁冰兄：

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九月二十三日

在开国大典后不久出版的《人民文学》创刊号的封面上，人们看到的是由郭沫若题写的行书刊头。的题词则以插页形式刊登：“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

不识何故，在经历了1957年疾风暴雨的涤荡之后，1958年第1期《人民文学》的封面不再是郭沫若题写的刊头，代之以大号的宋体。不无巧合的是，自这年元旦起，《光明日报》的刊头也将原先由章伯钧夫人书写的正楷，改换为由时任民盟主席沈钧儒书写的行楷。此中缘由自然是章伯钧沦为头号“”所致。但郭沫若不但毫发无损，而且还以坚定的左派立场获得青睐，与宋庆龄一起，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陪同、邓小平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郭沫若在1958年3月间召开的向中共交心的首都誓师大会上，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首席代表发表长篇讲话，发誓“拿出吃奶的力量，紧追紧赶，赶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前线去”。因此，《人民文学》的改换报头绝非出于书写者政治际遇的缘故。郭沫若对于这种无端的改换似乎也并不在意。《人民文学》自这年7月号起，连载郭沫若当年发表在香港《华商报》上十几万字的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行将出版单行本之前，交付《人民文学》先行刊登经由作者修订过的文本，应当视为对该刊的一种支持。大型文学双月刊《收获》于1959年第1期发表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也许是出于一种平衡的考虑，郭沫若将创作于1960年2月的另一部历史剧《武则天》交付《人民文学》发表，而这家以发表小说为主体的全国首屈一指的文学月刊，自创刊以来的十余年间，绝少发表剧本。只是刊登这个剧本的5月号封面，依然是大号宋体字的刊头。

在陈白尘主持《人民文学》期间，郭沫若还应邀约写过万言长文《喜读的〈词六首〉》。为着《词六首》的诠释，陈白尘与郭沫若互通书信。大概是感觉宋体字作刊头庄重有余而灵动不足，陈白尘于1964年函请郭沫若题写新的刊头。何以不启用创刊时题写的刊头，唯一的解释是要求字体的简化。于是，人们在1965年第1期《人民文学》的封面上，看到的是简化了的“学”，而非原先的“學”。这种理由其实也颇为勉强——《大众电影》取郭沫若的手迹作为封面刊头，依然是潇洒的行书“大眾電影”。

1966年6月，在“”风暴的席卷之下，《人民文学》一无例外地停刊了。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称文艺要“调整”， 邓小平则明确表示“调整”即为“整顿”。如此，《人民文学》等文艺期刊的复刊提上了议事日程。1976年1月，复刊的第1期《人民文学》封面的刊头，既不是郭沫若当年的题字，也不是大号宋体字，而是的手迹——取自1962年4月为《词六首》所写的引言。而这则引言的写作，出自陈白尘的请求。在这年4月24日复陈白尘的信中表示“要我写字，似乎可以”，遂于27日写了一则小引：“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小引手迹以插页的方式，连同《词六首》一并发表在5月号的《人民文学》上。谁也没有想到，这当中的“人民文学”四个字的墨迹成为了14年之后复刊时的封面刊头。

1976年初的已然沉疴在身，且又为“反击右倾翻案风”而殚精竭虑，想来无暇且无力更复无趣去翻读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自然也不大可能知晓自己14年前随意写下的这几个字，居然被用作当年明确表示“不宜要我写”的全国第一号文学期刊封面的刊头。

开国时期的，处事审慎而精细。他之所以推辞而推荐文坛大佬郭沫若书写《人民文学》刊头，非仅谦虚，更有作为政治领袖的考虑。其实，也并非一律认为“不宜”为文学刊物题字。1957年初，他即应主编臧克家之请，为行将创刊的《诗刊》题写了刊头。这年元月出版的创刊号上还同时发表了《旧体诗词十八首》和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何以一改八年前“不宜要我写”的姿态而欣然题字，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作为诗人的自信。深层原因似乎不能不追溯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与波匈事件的发生。从1958年春提出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到1965年初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表示“需要更多一些个人崇拜”，以为发动“”，打倒刘少奇预作准备。也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1967年元旦，《光明日报》报头由原先已故民盟主席沈钧儒的题字改换为的字迹。1964年，《光明日报》编委会曾呈请题写报头，未为允准。1967年的改换，看来是认可了的。不妨说，也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人民文学》复刊筹备人员才会以多年前无心写下的“人民文学”四字作为复刊号的封面刊头，以取代时任人大副委员长、仍时常见报的郭沫若的题字。须知，郭沫若仍在为稍前复刊或创刊的《河南文艺》《北京文艺》等文学期刊题字。毫无疑问，用的字迹是最大的时尚。

无论是否了解当年所表示的“不宜要我写”的内情，既然《光明日报》报头的改换得到了认可，那末，在业已营造起来的大气候下，用不经意写下的字迹取代他人的题字自然是合乎逻辑的选择——纵然这样做似乎有违的初衷。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当时形成的这种大气候，何至于发生改换刊头的事情呢。只是《人民文学》以毛的字迹作封面刊头沿用到今，多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惯性思维所致。其实，目下要改换的理由很冠冕堂皇：毕竟毛当年有过“不宜要我写”的表示，复刊移用时毛已沉疴在体，不会过问此事，故不会有默认《光明日报》改换报头之虞；再一个理由是，为顾念之书法造诣，用这样四个随意写下而不甚讲究的字迹作中国第一文学期刊的封面刊头，倒真是有违的心意了。试看1958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创刊时，于5月下旬题写刊头，竟一口气写了二十多幅，并在一些字幅旁分别写有“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比较从容”等颇为自得的评语。在致主编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红旗》创刊号的刊头即选自这二十多幅题字，从书法审美的眼光看，应当是最佳的组合了。无独有偶，笔者还看到过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另一幅墨迹，与公开发表的一幅比较，远为逊色。以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看，确有难以自我复制的所谓“神来之笔”。

自然，笔者的这番希望改换《人民文学》刊头的议论，颇有不谙中国特色的书生气。以“政治正确”的规则行事，《人民文学》的封面刊头还会沿用下去。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