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保险范文

人民保险范文第1篇

哈尔滨市分公司目前共有29个下辖支公司、100余个兼业机构，开设保险险种1000余个，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口岸建立了联系，服务网络、营业服务网点遍布城乡各角落，成为哈尔滨市财产保险市场上经营规模最大、网络最全、信用等级最优、承保品种最全、服务效率最高、处于引领和主导地位的国有财产险保险企业。公司目前主要经营企事业单位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建筑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船舶保险、农业保险、航空航天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再保险业务。

一、积极履行企业公民责任，全力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人保财险哈尔滨市分公司立足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积极履行企业公民责任，热心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惠民行动，真正做到上为政府解忧、下为百姓解难。

1.在承保服务上。公司近年来与国家电网、中石油、中国联通等诸多大系统、大项目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承保了国内亚太五、六号卫星发射，苏丹、印度等境外电站项目，磨盘山水库、大顶子山航电枢纽、哈航飞机保险等一系列国内、省内重大保险项目。2012年，公司累计实现保费收入101091万元，市场份额位居行业首位。

2.在理赔保障上。作为国有保险企业，公司主动支持政府工作、服务稳定大局，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急难险重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敢于担当，充分发挥了保险作为经济发展的稳定器的作用，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人保公司“爱与分担”的服务理念。

3.在投身公益上。先后为佳木斯“最美女教师”张丽莉捐款5万余元；积极响应团市委、市城管局、省交广发起的“我为家乡种棵树”活动，组织50余名青年员工栽植树苗300余棵；持续开展了大型爱车免费体检活动，春秋两季共为报名的两万余名车主的爱车提供了免费体检；十一黄金周期间开展了“十一自驾游，人保伴我行”活动，累计为客户提供事故车辆救援100余次，为异地客户导航500余次。

二、扎实推进客户服务转型，不断提升客户服务质效

在服务经济时代，客户的需求就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年初以来，公司在紧抓业务发展同时，将工作重心落在提升客户服务质量上，采取了一系列服务举措，努力实现以优质服务促进业务的快速增长。

1.在服务提速上，大力实施出单、理赔的“双提速”工程。在出单方面，简化客户投保手续，优化出单网络，强化人员技能提升，有效提高了出单效率，减少了客户等待时间；在理赔方面，大力落实“服务制胜”策略，进一步完善理赔服务举措，大力推进“万元以下车险案件，一小时通知赔付”服务举措，加强各服务环节的时限监督考核；积极推行小额赔案速结、特快专递索赔；推行极速理赔、电子查勘员、电子理赔员、平板电脑查勘、VIP客户服务等服务举措。

2.在优化服务上，积极完善增值服务措施。在深入落实既有增值服务举措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客户分级管理，着重落实重要客户、大客户的便捷服务项目，实施客户分级服务举措。同时，积极改善客户服务环境，在各出单点增设了VIP服务窗口，开辟了大客户的绿色通道；大力推进人保之友车友俱乐部和服务标准化建设工作，通过改善职场硬件，优化服务流程，强化服务标准化培训，规范窗口人员的服务行为，明确操作流程和服务标准，有效地提高了员工服务质量，增强了客户服务体验。

3.在投诉管理上，严格执行客户投诉问责机制。坚持对客户投诉“零发生、零容忍”原则，进一步完善服务效能评价体系，强化客户投诉的管理和考核，通过采取投诉问责、客户当面致歉、责任人质询约谈及基层公司负责人到投诉坐席岗直接受理客户投诉等方式，切实保障客户的合法权益。

三、持续推动发展品质升级，更好服务经济发展大局

2013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之上，公司将沿着“建设人民满意保险公司”的奋斗目标，着力强化客户价值导向，持续推进以客户为中心发展转型，将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继续发挥保险企业的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职能，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大力拓展和延伸业务领域的同时，为全市促进改革、保障经济、稳定社会、造福人民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断推进全市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按照这一目标，公司将重点做好：严格拒赔管理，不惜赔、不拖赔、不无理拒赔；清晰一次性告知索赔须知，简化理赔单证和流程，增强客户便捷理赔的直观感受和体验；首要解决与被保险人密切相关的小额案件的处理，不涉及人伤、物损的万元以下车险赔案，单证收集齐全1小时通知赔付；推广“速递理赔”服务，让更多客户享受上门收取理赔单证的便捷；建立专门的理赔服务和理赔品质稽查队伍，严打理赔违纪行为。

人民保险范文第2篇

保险单号次：_______________

根据被保险人申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在被保险人缴付约定的保险费后，按照背面所载条款和附加条款的规定，在本保险单期内，承保下述被保险人下列财产，特立本保险单。

被保险人：___________________

保险财产及保险金额：

总保险金额：

费率：

保险费：

保险期限： 个月 自 至 中午12时正

保险财产地址：

备注：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日期：____________

于：______________

财产保险条款

一、保险财产范围

凡载于本保险单及附表上的保险财产，不论其为被保险人所有，或替他人保管，或与他人所共有而由被保险人所负责者，均属被保险财产。

二、特约保险财产

金银，珠钻，宝石，邮票，古币，古玩，古书，古画，高级艺术作品，电脑资料非经被保险人与本公司特别约定并在保单上载明时，不在保险财产范围以内。

但对有价证券，票据，现金，文件，帐册，图纸，枪枝弹药，爆炸物品，本公司一律不予承保。

三、责任范围

保险财产，由于下列原因造成损失时，本公司负责赔偿：

1.火灾，雷电，爆炸或水管爆裂。

2.暴风雨，飓风，台风，龙卷风，洪水，海啸，雹灾，山崩，雪崩，地震，火山爆发，地面下陷下沉，地下发火。

3.飞机坠毁，飞机部件或飞行物体坠落。

四、除外责任

本公司对下列各项不负责赔偿；

1.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没收，征用，罢工，暴动引起的损失。

2.被保险人或其代表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引起的损失。

3.直接或间接由于核反应，核子幅射和放射性污染引起的损失。

4.由于超负荷，超电压，碰线，电弧，走电，短路和大气放电造成电气用具或电气设备本身的损失。

5.凡因物质本身变化，自然发热，自燃或因烘焙所致财产之自身损失。

6.由于当局命令而焚毁之财产。

7.事故发生而引起生产停顿或营业中断等间接损失。

8.堆放在露天以及在使用芦席，篷布，茅草，油毛毡做棚顶的罩棚下的保险财产，因遭受暴风雨造成的损毁。

9.其他不属于第三条所承保的灾害或事故引起的损失。

五、赔偿处理

1.发生损失事故后，被保险人应立即通知本公司，并用书面提供详细经过。

2.发生损失后被保险人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将损失减少至最低限度，对有益的合理措施费用，本公司可予以偿付，但以不超过遭受损失财产的保额为限。

3.被保险人要求赔偿时，应提供保险单，损失清单和其他必要的单证。索赔期限，从保险财产遭受损失之日起，不得超过一年。

4.保险财产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应按损失当时市价计算赔款，其市价总额低于保险金额时，按市价赔偿，其市价总额高于保额时，则其差额应认为被保险人所自保，本公司按受损财产的保额与市价的比例赔偿。若本保险单所载财产不止一项时，应分项按照本条规定办理。

5.保险财产发生部分损失时，本公司可按贬值率赔付现金或赔付基本修复原状的修配费用。

6.保险财产发生损失后，本公司如按全损偿付，其损余价值应在赔款内扣除。

7.损失赔偿后的保险金额应相应减少，由本公司出具批单批注，并不退保费。

8.如本保险单所保财产在损失发生时另有别家公司保险存在，不论系被保险人或他人所投保，如属同一财产，本公司仅负按照比例分摊损失的责任。

六、其他事项

1.被保险人应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防止发生意外事故，对本公司代表提出的合理化防损建议应认真考虑并付诸实施。

2.保险财产如有变动（如财产所在地的变动，建筑物的拆修，增添，保额的调整等），被保险人应及时书面通知本公司办理批改手续。

3.被保险人可随时申请注销本保险单，本公司也可在十五天前通知注销。对于保险单已生效期间的保费，前者按本公司短期费率计算，后者应按日平均计算。

4.被保险人与本公司之间一切有关保险的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达不成协议，可申请仲裁机构或法院审理。除事先另有协议外，仲裁或法律诉讼应在被告方所在地。

人民保险范文第3篇

一、创见“中国人寿保险先进村”的社会条件

（一）保险业发展迅速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我市保险业发展迅速，市场体系逐步完善，整体实力稳步增强，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功能作用日益突出，较好地发挥了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保险发展

《国务院关于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3号）出台后，省结合实际，下发了《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保险业改革发展文件的实施意见》（云政发〔〕174号），明确要求保险业要“积极发展三农保险，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提出要“努力发展适合农民的商业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提高农村居民的保障水平和生活质量，为进一步完善农村保障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好服务”。

（三）开展“保险先进村”创建活动具有坚实的基础

2007年3月9日，省人民政府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意见书》，其别提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省分公司要积极为省人民政府提供“三农”保险服务，积极开展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村干部补充养老保险、外出（来）务工人员医疗及意外伤害保险等业务，以为农村提供保险保障服务的方式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中国人寿分支机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市设有5个营销部，在10个乡镇建立了销售、服务网络，拥有销售服务人员300余人，除为近6.5万长期客户提供服务外，每年还为3万在校生、4万城镇职工提供意外伤害及医疗保险服务。近10年来公司向社会各界给付各类保险赔付款达1.1亿元，寿险市场份额占全州40%以上，解决了千家万户的燃眉之急。因此，中国人寿开展“保险先进村”创建活动具备坚实的基础。

二、创建“中国人寿保险先进村”的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市农村居民对养老、医疗及抵御意外伤害风险等全面保险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化的经济结构，还有很多农民没有进入社会保障体系，特别在家庭意外事故和养老问题上缺乏应有的保障。开展创建“中国人寿保险先进村”活动，旨在充分发挥中国人寿的专业优势，为农民提供优惠的保险政策、良好的保障计划和优质的保险服务，有利于促进农村和农民保障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通过开展保险业务，逐步实现农民家庭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灾有所补的目标，从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社会和谐；有利于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普及人寿保险知识，培养农民良好的投资理财习惯，繁荣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改善农民消费习惯，推动农村消费结构升级，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村的文明程度，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三、指导思想和创建目标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以服务“三农”为中心，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险体系，积极为农村居民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保险保障，增强广大农村居民保险防灾意识，逐步提高广大农户的投保率，帮助农村居民分担风险，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后顾之忧，使农村保险事业成为广大农民群众的“安全网”和“减震器”，进一步化解社会矛盾，统筹城乡发展，努力构建和谐新农村。

创建目标：“十一五”期间，在农民群众平等自愿的前提下，力争全市30%以上乡（镇）的行政村创建“中国人寿保险先进村，先进村保险入户率（含短险）达到60%以上。

四、基本原则

（一）稳步推进，循序渐进原则

结合全市各乡镇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状况，以经济基础较好的坝区行政村为重点，坝区先行，示范带动，逐步普及。

（二）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原则

把创建“中国人寿保险先进村”作为改善民生，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点工程来抓，由政府正确引导，提供政策扶持，开展宣传动员工作；由中国人寿保险市支公司负责农村社会保险业务宣传、人员培训、业务开展及资金奖励等工作。通过政企合作，相互配合，最终实现“农民受益，企业增效”的目标。

（三）群众自愿，互惠互利原则

在群众自愿、平等互利的前提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由群众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中国人寿保险市支公司要给予农民群众最大限度的优惠支持。

（四）诚信为本，信誉至上原则

中国人寿保险市支公司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参保群众提供便利服务，承担应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参保群众的合法利益。

五、创建“中国人寿保险先进村”的内容和流程

（一）创建内容

各乡镇要广泛宣传保险业对农民群众的利益保障作用和以及给农民群众带来的实惠，组织和发展农民积极参加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学生平安保险等，借助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网络资源、人力资源和专业化运作，每年创建一个批“保险先进村”，逐步完善我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二）创建流程

1.确定“中国人寿保险先进村”建设点

结合各乡镇农村情况将符合条件的行政村（或自然村）统一命名为“中国人寿保险先进村建设点”，并进行挂牌，建设点的基础条件如下：

（1）设有村民委员会的行政村，对保险认知度高，有合作意愿，村委会把保险工作列入村务工作重要议事日程，并指定一名村干部负责落实保险工作。

（2）村民小组所处地理位置交通方便，经济条件好，影响力大，户数300户、人口800人以上（经济条件较好且户数达300户，人口达800人以上的村民小组，也可作为建设点纳入创建范围）。

2.创建“中国人寿保险先进村”的具体工作

（1）签订合作协议。根据本创建实施方案，由纳入建设点的村委会与中国人寿市支公司签订创建合作协议，明确建设“保险先进村”的目的意义、相关人员的工作职责、“保险先进村”日常管理的主要内容以及相关服务承诺和奖励措施。

（2）聘任保险监管督员。每个建设点均需聘请一名保险监督员，一般由一名村委会成员担任或由村委会推荐，拟聘人员应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较强的业务能力和一定的文化水平。其主要职责是：监督驻村服务员行为，杜绝虚假宣传和误导欺骗；协助公司进行案件查勘，预防骗保行为；监督理赔的进度和质量。中国人寿支公司要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监督员集中学习和交流，提升保险监督员的管理经验和服务质量。

（3）确定驻村服务员。每个“保险先进村”建设点可确定现有的或新推荐1-3名业务员开展驻村保险服务工作，驻村服务员可由村委会在考察个人品德，人际关系，业务能力和文化程度等方面后推荐，驻村业务员均须经过中国人寿专门培训并取得保险资格证方可开展工作。

（4）开展入户调查及保险服务工作。在村委会支持下，由驻村服务员逐户进行调查，在摸清各农户家庭情况，掌握其保险需求状况的同时，宣传保险知识，推荐合适产品，办理投保手续和有针对性的开展保险服务。

（5）建立村民保险档案。由驻村服务员及时登记各户新增人员、死亡人数、家庭结构、经济状况、风险记录、投保情况、理赔情况、同业竞争情况等，并定期向村委会反馈创建工作开展情况，不断改进工作方法，逐步提高建设点的保险投保率。

六、时间安排

（一）启动阶段（年1月）

主要任务是各乡镇成立组织机构，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同时中国人寿市支公司要做好对“中国人寿保险先进村”创建活动的重要性、目标方法和步骤的宣传工作。

（二）实施阶段（年2月起）

主要任务是由各乡镇按照活动实施方案负责组织落实，期间由中国人寿市支公司根据建设点达标情况不定期申报验收并开展经验总结、表彰奖励等相关活动。

（三）申报阶段（年12月25日前）

年12月25日前，各创建单位完成材料申报工作，次年元月底前，由市创建“中国人寿保险先进村”活动领导小组对创建单位进行初步考核验收，对经审查达到创建标准的由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报中国人寿上级公司审批。

七、验收、挂牌及奖励

（一）验收考核

对达到考核条件的先进村建设点，每年由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市支公司负责申报并由中国人寿省分公司进行考核验收，主要验收考核指标：

1.国寿学平险入户80%；

2.意外伤害险等保费人均≥10元；

3.寿险新单期交保费人均≥50；

4.全村保险期交入户率达到60%以上。

（二）挂牌及奖励

召开创建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对经审核达标的建设点授予“中国人寿保险先进村”称号并举行挂牌仪式，奖励“中国人寿保险先进村”现金5000元，用于该村的文化、教育、卫生建设事业，对“中国人寿保险先进村”保险监督员，经创建活动领导小组考核合格后，一次性给予1200元的奖励。

八、加强领导，确保创建工作顺利进行

（一）成立领导小组

为保证创建活动的顺利实施，市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寿保险先进村”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市政府分管农村社会事业的副市长担任，副组长由市政府副秘书长、中国人寿市支公司经理担任。成员由各乡（镇）人民政府、允街道办事处、市农委办、市发改局、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交通局、市农业局、市水利局、市卫生局、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市扶贫办、市广播电视局、市残联、市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人寿支公司部门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在中国人寿市支公司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中国人寿市公司经理王玮担任，负责创建工作的日常事务和全市“中国人寿保险先进村”创建工作。各乡镇也要成立由乡镇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创建活动领导小组，负责创建活动的组织指导和协调工作。

（二）强化宣传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市支公司要积极争取各乡镇、村的支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宣传单、标语、横幅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中国人寿保险先进村创建活动目的、意义和内容，为创建活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要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发放宣传资料，书写墙体广告，开展流动宣传等多种形式。

（三）加强协调

人民保险范文第4篇

（一）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的前身是与新中国同生共长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国内历史最为悠久的保险公司，中国人保创造了无数辉煌的业绩和光荣。中国人保的每一步变革，都标志着中国保险业在时代激流中的一次跨越性的发展。翻阅中国人保的发展史，就可以清晰读懂中国保险业走过怎样一段光辉的历程。

中国人保的历史是新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缩影。人民保险事业的开创，可以追溯到建国前夕。1949年8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个地区的财政、金融、贸易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会议。会议期间，金融小组会上通过了关于建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议案，会议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筹备。

上海财经会议结束后，自9月份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以原有的储蓄处干部为基础，并从上海调两批有一定保险经验的干部开始进行筹备工作，9月17日总行正式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呈请核准设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9月21日，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就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事报请中共中央，并获批准。

北京西交民巷108号——一个见证历史、铸刻荣耀与梦想的地址。1949年10月20日上午9时30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此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统一的国家保险机构的诞生，结束了外国资本操纵、垄断中国保险市场的局面，开创了中国保险事业的新纪元。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后，隶属中国人民银行，各分公司受总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双重领导。195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领导关系由中国人民银行划归财政部领导，当年各级分支机构发展到1300个左右，同时依托中国人民银行当时的机构网点，建立了3000多个处。

1958年10月，国务院召开的西安财贸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化以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除国外保险业务必须继续办理外，国内保险业务应即停办。”以此为标志，中国保险业进入低潮时期。1961年，中国人保开始公司机构大量精简，总公司工作人员减少到13人，在这个历史特殊时期，中国人保仍艰难地守着国外保险业务，为新中国保险事业的发展积极开拓。

从1949年至195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共收取保费16亿元，支付赔款3.6亿元，积累保险基金4亿元，上缴国家税金5亿多元，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已经拉开了序幕。1979年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作出了“从1980年起，通过试点，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国务院1979年第99号文件批转了《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标志着我国停办20多年的国内保险业务开始复苏，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9年10月，中央下发《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79）银保字第16号]。同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主持召开了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决定从1980年开始，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自此，中国人保国内业务得以全面恢复，同时，迅速建立起了各级机构。1981年4月，中国人保由行政建制改为专业公司，实行独立核算。各级分支公司受上级公司和同级人民银行双重领导。1983年9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升格为国务院直属局级经济实体。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保正式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来，成为副部级建制单位。

从1979年到1992年，中国人保在国内保险市场尚未充分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作为人民保险事业的中流砥柱，撑起了我国保险业的一片天。这一时期，中国人保业务得到迅猛发展。财产险作为保险业务的主干，恢复后获得了迅速发展，各类险种逐年增加，保费收入连年上升，开创了业务新局面。人身险业务开始兴起，覆盖面广，险种设置多样化，受到群众欢迎。从1980-1990年，中国人保国内保险业务收入共累计549亿元，累计支付赔款199亿元。

在此期间，为解决机构和业务快速扩张所面临的保险专业人才短缺问题，中国人保出资在全国17所高校招收保，！险专业本、专科生，并经教育部批准独家开办了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__保险学校、南昌保险学校、成都保险学校和广州保险学校，形成了保险专业人才的梯次培养格局，为中国保险业源源不断地输送合格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中国人保成为保险业名符其实的人才摇篮，因而也被外界称为中国保险业的“黄埔军校”。

（三）

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引发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潮，市场竞争机制渗透至各行各业。恢复国内保险业后，中国人保曾独家经营中国保险市场。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发生了重要变化。1995年出台的《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实行分业经营，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此后，中国人保着手分业经营。1996年7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复中国人保发[1996]158号文件：批准设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银复［1996］208号)。7月23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组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下设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保再保险公司三家专业子公司。

人保集团的成立，既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外开放迎接国际化竞争的必然选择，是中国人保为适应历史要求而主动进行的一次深刻的内部变革。人保集团成立后，各专业子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各专业子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将体制改革与业务发展相结合，加强专业化管理，完善承保、理赔等业务管理制度，业务质量、偿付能力和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为中国保险业成熟稳定及专业化经营的发展，树立了实践典范。

（四）

1998年10月7日，根据国务院对中国保险业整体改革方案，与中国保监会筹备相对应，撤销人保集团建制{《国务院关于撤销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实施方案的批复》（国函[1998]85号）}，人保集团下属的三家子公司自成体系。原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设分支机构4000余家，系统从业人员10万多人。1998年分业经营时，原中保财险年保费收入为401.6亿元，总资产为458.8亿元，保险责任金额9.136万亿元，在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市场占有率达80%。

1999年3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复名，孙希岳出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同年3月22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关于办理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更名事宜的请示》（保财发[1999]85号），同意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保监复[1999]45号）。

（五）

党的十六大的召开、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发展和国家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政策的调整，为国有保险公司加大股份制改革力度、重组改制上市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作为中国保险业的“领头羊”，中国人保一进入新世纪，便开始了重组改制、潜心磨剑的艰辛历程。

20__年1月9日，中国人保宣布股份制改造方案获国务院批准，股改各项工作加速运行。同年7月1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了《关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变更为中国人保控股公司有关事项的请示》（人保发[20__]295号），同意变更为中国人保控股公司（保监复[20__]120号）。同年7月19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完成重组改制，更名并重新注册为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同时独家发起设立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人保财险是中国人保旗下的中国内地最大的非寿险公司，人保资产是国内首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20__年11月6日，人保财险作为内地金融机构海外上市第一股——中国财险（上市代码2328）正式在港挂牌交易，成为中国内地金融机构海外发行上市保险第一股，创下了国有企业历年海外发行的多项纪录。当日中国财险股价逆市而上，成功拉开了内地金融业进军海外资本市场的序幕，此举为人保公司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中人经纪、中元经纪、中盛国际三家经纪公司先后于20__年12月、20__年6月和7月开业；人保健康于20__年4月正式挂牌，成为中国第一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人保寿险于20__年11月挂牌营业。至此，中国人保业务经营从单一的非寿险拓展到寿险、健康险、资产管理、保险经纪等领域，踏上了探索现代金融保险集团化建设的新征途。“十五”以来，中国人保累计赔付2650亿元，发挥了商业保险提升社会风险管理和保障水平的主力军作用，为国家建设和人民平安再立新功。

（六）

20__年以来，中国人保加快改革重组、整合创新的步伐，深入推进集团化建设，再塑新的形象，再铸新的辉煌。与此同时，确立了集团新的发展战略，即以巩固和加快发展传统主业为立业之本，以超常规发展人身保险业务为振兴之策，以开拓资产管理、资本运作等领域为跨越之道，力求在“十一五”期间实现中国人保新的创业和跨越式发展，为把中国人保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大型现代金融企业奠定坚实基础。

20__年6月26日，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复名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目前，中国人保集团旗下拥有人保财险、人保资产、人保健康、人保寿险、人保投控、中国华闻、人保香港、中盛国际、中人经纪、中元经纪等诸多专业公司，并成为中诚信托第一大股东。拥有遍布全国的各类分支机构1.2万多个，员工9万余人，营销员10多万人。经营范围涵盖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资产管理、保险经纪等多个金融服务领域，成功搭建起保险金融集团架构。

六十年，盛世中国，人保同行。

六十年来，中国人保坚守“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的宗旨使命，为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福祉做出了积极贡献。

六十年来，中国人保与新中国同生共长的足迹，印证了新中国保险事业历经艰辛、由弱到强、一步步走向辉煌的发展史。

人民保险范文第5篇

原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金华分公司

被告：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CMACGMS．A)

2000年8月29日21：25，“达飞塔尼亚”轮离开上海港驶往宁波。当时正值台风季节，据气象预报，8月31日02：00前后，台风中心位置在31度5N，123度2E，近中心最大风力大于12级。8月30日01：30，船舶在长江口锚地抛锚，锚链长度为5节甲板。09：35，船舶发生走锚，船长命令再抛下2节锚链。船长根据对11：36和18：00天气预报报导台风移动方向的分析，预计台风将经过长江口锚地，于是，船长决定起锚驶离锚地。18：20，船舶起锚，并以前进二的速度沿航向70度行驶，并根据风向随时调整航向。至8月31日01：45，船舶发生猛烈摇摆，同时有部分集装箱落人海中。04：30，船长通知东京海上搜救中心，告之“达飞塔尼亚”轮于世界标准时间2000年8月30日17：45(即北京时间8月31日01：45)在33度33N，123度23E丢失了至少70个集装箱。06：40，上海港务监督发出了航海警告。集装箱落海地点处于台风中心附近。

台风经过后，“达飞塔尼亚”轮于2000年8月31日16：28到达宁波，并在北仑锚地抛锚，锚链长度为8节甲板。经船员事后检查，共有25个20英尺集装箱和94个40英尺集装箱落人海中，包括原告承保的CMAFF01991号提单项下，箱号为TEXU4984090的1个集装箱。9月12日，被告就落海集装箱向有关货主发出了通知。

根据“达飞塔尼亚”轮船舶规范记载，该轮满载集装箱为4031个标准箱。被告当庭陈述该轮本航次装载集装箱3000余个，未提供确切数字，也未提供该航次集装箱积载图。

根据被告委托专家出具的意见书及部分被打捞起来的落海集装箱照片，认为这些集装箱发生严重变形、凹陷或扭曲，是由于船舶在经历极其剧烈的摇摆过程中，这些集装箱不能承受超过其设计负荷的压力(特别是垂直方向的压力)，以致变形、倒塌。一旦发生上述情况，集装箱的系固设备便失去作用，导致集装箱落海。但被告未能说明该压力是如何产生的，也未能提供这些落海集装箱系固设备是否损坏或完好的证据。

原告所承保的货物由被告出具提单，提单载明托运人为浙江中国小商品城股份有限公司，承运船舶为“达飞塔尼亚”轮，从上海运往伊士坦布尔，由上海联合国际船舶有限公司。被告于2000年8月29日签发了已装船提单。原告于2000年8月27日向托运人浙江中国小商品城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货物运输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浙江中国小商品城股份有限公司，保险金额为32541美元，保额为110％，赔付地点为伊士坦布尔。事故发生后，原告依据保险单于2000年12月25日向被保险人支付了保险赔款人民币269745．37元，并取得了权益转让书。

原告认为，承运船船长已在事先知道此次风暴可能带来风险的情况下，未采取合理谨慎的措施管理货物，才导致货物全损。据此，请求判令被告赔偿货物损失及利息共计人民币272222．96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认为，原告并未证明其具有合法诉权。原告是从提单托运人处取得代位求偿权的，而托运人是否具有可保利益，保险合同是否有效，被保险人是否已支付保险费，原告是否已支付保险赔款及原告的赔款是否合法等，原告并未证明；根据提单背面条款，本案应适用海牙规则或法国法律；承运人有权对所称货损免责。由于遇到台风，船长在抗台过程中，船舶驶入台风中心附近，船舶发生剧烈横摇，致使集装箱系固设备失去作用，导致集装箱落海。即使船长和船员在驾驶和管理船舶中有过失，承运人也可以援引海牙规则的有关规定主张免责。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依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涉案提单属被告公司格式提单，其中载明的法律适用条款为被告公司事先单方印制，可以认为被告对此进行了选择，但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在涉案货物出运之前就法律适用进行了协商一致的选择。故本案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本案货物装货港、货损事故发生地、托运人住所地和提单签发地均在中国境内，中国与本案争议具有最密切、最实际的联系，故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被告提出的适用提单背面载明的法律适用条款理由不当，不予采纳。

无论被告是否船东，根据2001年7月10日《人民日报》的公告，被告作为租船人已是不争的事实。且被告已向托运人出具了提单，应为本航次的承运人。作为承运人应妥善地、谨慎地装载、搬移、积载、运输、保管、照料和卸载所运货物。虽然被告提供了装卸公司按集装箱系固手册的要求对集装箱三层以下进行系固的说明，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三层以上的装载是否妥善。加之船长在出海避风过程中，对台风移动及船舶在风浪中的操纵判断失误，以致船舶驶入台风中心附近，发生剧烈摇摆，导致部分集装箱落海。在事故发生以后，被告又未能提供绑扎落海集装箱的系固设备是否损坏或完好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恪尽了管货职责。被告认为在船舶开航前和开航当时承运人已经对集装箱完好装载以及即使集装箱落海是由于船长过失所致，依法可以免责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理应赔付因集装箱落海而造成的原告经济损失。

由于提单尚未流转，托运人仍然是提单运输合同一方的当事人，享有提单项下的权利，故托运人作为被保险人在向原告投保时，具有可保利益。虽然原告签发的保险单载明赔款地点在目的港，但在船舶未到达目的港就发生货损的情况下，原告依据保险单载明的条款向被保险人支付赔款并无不当，且此付款行为并不增加被告的责任。原告在取得被保险人的权益转让后，向被告进行追偿，其主体资格合法。原告未能提供其在货物价值以外另行支付了额外费用的证据，故对原告赔付金额超过货物价值的部分，应予以剔除。原告利息请求合理，但其未提供利息计算依据，应以现行银行外汇存款利率从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据此，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二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金华分公司赔偿货物损失29582．80美元及利息损失。

被告不服上海海事法院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期间，原被告双方在庭外达成了和解，被告于2002年6月17日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承运人能否免责。承运船舶在海上遭遇台风，船舶剧烈摇晃，造成船载集装箱落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船长、船员、引航员或者承运人的其他受雇人在驾驶船舶或者管理船舶中的过失，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因此，本案关键是查明本次事故是管船过失还是管货过失。如果是管货过失，那承运人是不能免责的。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承运人要免除赔偿责任的，应当负举证责任。另外，本案应否适用提单背面的法律适用条款也是争议焦点之一。由于各国对同一事件处理的法律规定不同，适用什么法律来处理本案，其结果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查明本案所适用的法律，也是处理本案的关键。

1、承运人能否免责的问题

本案中，被告虽然提供了装卸公司按集装箱系固手册的要求对集装箱三层以下进行系固的说明，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三层以上的装载是否妥善。在事故发生以后，被告又未能提供系固设备不能承受拉力的检验报告。同时，被告也没有提供在大风浪情况下，集装箱的装载是否紧密，重箱、轻箱是否按要求进行积载的证明。因此，被告未能充分完成其主张管货无过失的举证责任。应对此事故造成各货主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法律适用问题

人民保险范文第6篇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伴随着共和国六十年曲折而又伟大的建设和改革征程，作为新中国金融行业重要组成部分，人民保险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值此新年元旦之际，回顾新中国保险事业六十年辉煌历程，以此纪念中国人保建司六十周年。

（一）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的前身是与新中国同生共长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国内历史最为悠久的保险公司，中国人保创造了无数辉煌的业绩和光荣。中国人保的每一步变革，都标志着中国保险业在时代激流中的一次跨越性的发展。翻阅中国人保的发展史，就可以清晰读懂中国保险业走过怎样一段光辉的历程。

中国人保的历史是新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缩影。人民保险事业的开创，可以追溯到建国前夕。1949年8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个地区的财政、金融、贸易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会议。会议期间，金融小组会上通过了关于建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议案，会议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筹备。

上海财经会议结束后，自9月份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以原有的储蓄处干部为基础，并从上海调两批有一定保险经验的干部开始进行筹备工作，9月17日总行正式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呈请核准设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9月21日，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就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事报请中共中央，并获批准。

北京西交民巷108号——一个见证历史、铸刻荣耀与梦想的地址。1949年10月20日上午9时30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此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统一的国家保险机构的诞生，结束了外国资本操纵、垄断中国保险市场的局面，开创了中国保险事业的新纪元。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后，隶属中国人民银行，各分公司受总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双重领导。195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领导关系由中国人民银行划归财政部领导，当年各级分支机构发展到1300个左右，同时依托中国人民银行当时的机构网点，建立了3000多个处。

1958年10月，国务院召开的西安财贸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化以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除国外保险业务必须继续办理外，国内保险业务应即停办。”以此为标志，中国保险业进入低潮时期。1961年，中国人保开始公司机构大量精简，总公司工作人员减少到13人，在这个历史特殊时期，中国人保仍艰难地守着国外保险业务，为新中国保险事业的发展积极开拓。

从1949年至195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共收取保费16亿元，支付赔款3.6亿元，积累保险基金4亿元，上缴国家税金5亿多元，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已经拉开了序幕。1979年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作出了“从1980年起，通过试点，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国务院1979年第99号文件批转了《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标志着我国停办20多年的国内保险业务开始复苏，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9年10月，中央下发《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79）银保字第16号]。同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主持召开了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决定从1980年开始，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自此，中国人保国内业务得以全面恢复，同时，迅速建立起了各级机构。1981年4月，中国人保由行政建制改为专业公司，实行独立核算。各级分支公司受上级公司和同级人民银行双重领导。1983年9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升格为国务院直属局级经济实体。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保正式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来，成为副部级建制单位。

从1979年到1992年，中国人保在国内保险市场尚未充分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作为人民保险事业的中流砥柱，撑起了我国保险业的一片天。这一时期，中国人保业务得到迅猛发展。财产险作为保险业务的主干，恢复后获得了迅速发展，各类险种逐年增加，保费收入连年上升，开创了业务新局面。人身险业务开始兴起，覆盖面广，险种设置多样化，受到群众欢迎。从1980-1990年，中国人保国内保险业务收入共累计549亿元，累计支付赔款199亿元。

在此期间，为解决机构和业务快速扩张所面临的保险专业人才短缺问题，中国人保出资在全国17所高校招收保险专业本、专科生，并经教育部批准独家开办了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哈尔滨保险学校、南昌保险学校、成都保险学校和广州保险学校，形成了保险专业人才的梯次培养格局，为中国保险业源源不断地输送合格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中国人保成为保险业名符其实的人才摇篮，因而也被外界称为中国保险业的“黄埔军校”。

（三）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引发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潮，市场竞争机制渗透至各行各业。恢复国内保险业后，中国人保曾独家经营中国保险市场。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发生了重要变化。1995年出台的《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实行分业经营，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此后，中国人保着手分业经营。

1996年7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复中国人保发[1996]158号文件：批准设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银复［1996］208号)。7月23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组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下设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保再保险公司三家专业子公司。

人保集团的成立，既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外开放迎接国际化竞争的必然选择，是中国人保为适应历史要求而主动进行的一次深刻的内部变革。人保集团成立后，各专业子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各专业子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将体制改革与业务发展相结合，加强专业化管理，完善承保、理赔等业务管理制度，业务质量、偿付能力和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为中国保险业成熟稳定及专业化经营的发展，树立了实践典范。

（四）1998年10月7日，根据国务院对中国保险业整体改革方案，与中国保监会筹备相对应，撤销人保集团建制{《国务院关于撤销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实施方案的批复》（国函[1998]85号）}，人保集团下属的三家子公司自成体系。原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设分支机构4000余家，系统从业人员10万多人。1998年分业经营时，原中保财险年保费收入为401.6亿元，总资产为458.8亿元，保险责任金额9.136万亿元，在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市场占有率达80%。

1999年3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复名，孙希岳出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同年3月22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关于办理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更名事宜的请示》（保财发[1999]85号），同意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保监复[1999]45号）。

（五）党的十六大的召开、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发展和国家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政策的调整，为国有保险公司加大股份制改革力度、重组改制上市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作为中国保险业的“领头羊”，中国人保一进入新世纪，便开始了重组改制、潜心磨剑的艰辛历程。

2003年1月9日，中国人保宣布股份制改造方案获国务院批准，股改各项工作加速运行。同年7月1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了《关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变更为中国人保控股公司有关事项的请示》（人保发[2003]295号），同意变更为中国人保控股公司（保监复[2009]120号）。同年7月19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完成重组改制，更名并重新注册为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同时独家发起设立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人保财险是中国人保旗下的中国内地最大的非寿险公司，人保资产是国内首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2003年11月6日，人保财险作为内地金融机构海外上市第一股——中国财险（上市代码2328）正式在港挂牌交易，成为中国内地金融机构海外发行上市保险第一股，创下了国有企业历年海外发行的多项纪录。当日中国财险股价逆市而上，成功拉开了内地金融业进军海外资本市场的序幕，此举为人保公司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中人经纪、中元经纪、中盛国际三家经纪公司先后于2004年12月、2005年6月和7月开业；人保健康于2005年4月正式挂牌，成为中国第一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人保寿险于2005年11月挂牌营业。至此，中国人保业务经营从单一的非寿险拓展到寿险、健康险、资产管理、保险经纪等领域，踏上了探索现代金融保险集团化建设的新征途。“十五”以来，中国人保累计赔付2650亿元，发挥了商业保险提升社会风险管理和保障水平的主力军作用，为国家建设和人民平安再立新功。

（六）2007年以来，中国人保加快改革重组、整合创新的步伐，深入推进集团化建设，再塑新的形象，再铸新的辉煌。与此同时，确立了集团新的发展战略，即以巩固和加快发展传统主业为立业之本，以超常规发展人身保险业务为振兴之策，以开拓资产管理、资本运作等领域为跨越之道，力求在“十一五”期间实现中国人保新的创业和跨越式发展，为把中国人保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大型现代金融企业奠定坚实基础。

2007年6月26日，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复名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目前，中国人保集团旗下拥有人保财险、人保资产、人保健康、人保寿险、人保投控、中国华闻、人保香港、中盛国际、中人经纪、中元经纪等诸多专业公司，并成为中诚信托第一大股东。拥有遍布全国的各类分支机构1.2万多个，员工9万余人，营销员10多万人。经营范围涵盖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资产管理、保险经纪等多个金融服务领域，成功搭建起保险金融集团架构。

六十年，盛世中国，人保同行。

六十年来，中国人保坚守“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的宗旨使命，为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福祉做出了积极贡献。

六十年来，中国人保与新中国同生共长的足迹，印证了新中国保险事业历经艰辛、由弱到强、一步步走向辉煌的发展史。

人民保险范文第7篇

一、解放前，国内保险市场状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开始在敌伪地区全面清理和接收保险机构，并颁布了一批恢复发展的规章制度，保险业一度呈现出表面的繁荣景象。

1945年，政府行政院指令核准《收复区敌伪财政金融机构财产接收办法》。据此，对敌伪保险机构进行了接收。据1947年《财政年鉴》不完全统计：其中接收的敌伪保险机构，共计69家(不包括东北地区)。次年，军队开始进入东北部分城市及其周围地区，接收东北敌伪保险机构有日商40家，2家。1945年8月28日，政府财政部公布《收复区商营保险公司复员办法》(共8条)。10月29日，政府财政部驻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公告，原先向汪伪主管当局登记的57家公司一律停业清理。

随后，大批保险机构迁回上海，一批新的保险机构纷纷成立，上海再次成为全国保险中心。但是，这种繁荣是虚假的。随着政府肆意挑起内战和国内通货膨胀的急剧加剧，保险市场也陷入严重的混乱状态。

二、解放后。党和国家对保险市场的整顿

如此混乱的保险市场非常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随着各地的解放，党开始逐步对旧保险市场进行整顿。抗日战争结束后，东北部分地区率先解放。1947年10月，东北银行哈尔滨分行就开始对该市保险业进行调查和整顿，并筹建了哈尔滨联合保险公司。

1949年5月27日，全国保险业中心――上海解放。翌日，上海市军事管理委员会成立，由金融处保险组着手对保险市场进行整顿。整顿工作主要分为两步。

第一步，接管官僚资本保险机构。上海军管会成立的当日，金融处保险组就开始接管官僚保险机构。上海市被接管和监理的保险机构共达24家，职员698人，工友134人。全部接管公司到六月一日结束，六月十日开始陆续清点，至二十一日全部清点完毕。它们成为建立国营保险业的基础。

第二步，整顿和管理私营保险业。上海解放后不久，军管会即着手对上海市私营保险企业进行整顿。军管会首先加强了检查工作，与非法经营作斗争。自1949年7月30日至12月止，共进行了5次检查。从被检查的26家情况看，查出放期者7家，放佣者8家，放期又放佣者2家，外商私营外币业务者1家，私营拆放者3家。军管会金融处分别对其进行了处罚。通过检查和处分，严肃了法纪，为私营保险业复业和市场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使旧保险业中的积弊暴露出来，军管会开始进一步深层次地整顿私营保险业。

旧中国保险业发展中最大的积弊就是投机盛行、畸形发展。为此，党和国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规范私营保险业的经营。

早在1949年7月5日，上海市军管会财委会金融处就出台了上海市保险业经纪人佣金限制办法九项条文。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继续对私营保险业进行整顿。1950年3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出台了《私营保险业暂行管理办法草案》。4月26日，上海市军管会财委会金融处又下达训令，规定私营保险公司应遵行的事项。采取诸多措施限制私营保险业的投机行为。第一，对信用保证金的管理，规定各公司所握存的实物，限期处理；第二，规定业务范围，各保险公司除了经营各种保险业务外，不得经营商业及买卖金钞、证券等营业；第三，定期向相关单位呈送业务报告表，以使党和国家掌握其业务状况；第四，规定经纪人佣金：各公司给付经纪人或第三者介绍业务的佣金，不得超过被保险人应付保费的20％；第五，规定资金运用范围，包括存放国家银行或私营银行、折实储蓄、投资生产事业和有价证券。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还采取措施切断旧保险业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天津和上海解放后，就立即成立了民联分保交换处。之后，又采取措施，加强各民联分保处各交换公司之间的团结和联系，以割断私营保险公司与外商公司的关系。结果，很多私营公司脱离原来的组织，或取消了旧有的保险社团，相继加入民联，成为交换公司，旧中国的华商联合公司很快陷入孤立。

党和国家的这些努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些私营公司经过整顿和国家的扶持，度过难关开始正常经营，其中太安平、太平、大信等11家公司，经过劳资协商后，编制量入为出的预算和争取保本自给的经营计划，至1950年11月，这些公司已经日渐起色，恢复常态。

三、积极建设新中国保险事业

建设新中国，不仅要求“破旧”，更重要的是“立新”。保险业也是如此。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建立开启了新中国的保险事业。

党和国家在改造旧保险业的时候，就强烈地意识到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家保险机构，实行对全国保险业的统一领导，非常必要。1949年，中财委在《转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成立统一的国营保险机构的重要性，决议筹设一个全国性的保险公司。该计划方案经过财委会研究，表示原则上同意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0月2日，薄一波亲笔函告南汉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筹备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中央已经同意搞保险公司。

1949年10月20日，在接收官僚机构――“主要是中国、中信、中农、太平洋几家公司的各地分支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职员600余人”的基础上，全国统一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人民保险公司的基本任务确定为：保障生产：促进物资交流；保护国家财产并提高劳动人民福利。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自成立后，发展迅速。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内，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了分支机构，并吸收配备了这些机构所需的人员。到1950年6月底，已在全国设立区分公司5个，分公司31个，支公司8个，办事处25个，营业部及派驻所4个，共73个单位。另外还有处564个，特别处385个，共有人员2263人。

人民保险公司一直积极开展业务，有条不紊。人民保险公司根据国情，率先开办火险、运输险、兵险，接着试办团体意外险、旅客险、人身保险。并且对保额做出限制，其中火险为三十亿(旧人民币)，运输险为十五亿，兵险照运输险减半，沿海兵险暂时不做。有溢额要分给上级公司、不分给国外，到总公司再保不了时再作考虑。保险公司的事业得到了政府强有力的支持。1951年政务院做出决定：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财产必须实行强制保险及旅客强制保险。强制

保险指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办理法定机关。

事实证明，新中国百废待兴，新的国营保险机构的建立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首先，人民保险公司在促进生产、争取业务方面，发挥了保险业特有的效用。人民保险公司自建立后，不但在国家政府的扶持下，开展强制保险，还积极开展了自愿保险，普遍开办了火险、运输险、人身保险、旅客意外险等，甚至根据恢复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推出农业保险。这些险种的相继开办，对国民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其次，人民保险公司在对灾害进行补偿的同时，还加大了灾害的预防，使得社会损失率急剧降低。在开业8个月时间内，各地公司对保户和非保户经常不断地进行事前防灾检查，其中华东区公司检查了工厂仓库161家：总公司营业部对166个公私企业进行了287次检查。一些企业公司在接受检查后，采取了相应措施，尽量消除隐患。这些工作，减少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损失，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再次，与保险业务蒸蒸日上相统一的是，保费收入也甚为可观。据记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后两年保费收入，仅华东、中南两区就达到了四千亿。这些保费也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建设资金。

最后，人民保险公司的建立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保险业的陋习。在国营公司的领导下，旧中国保险业的殖民买办性得到了根本改变。自解放后，人民保险公司的业务比重日渐增加，华商公司逐渐减少，而外商公司则显著萎缩。至1950年5月，全国公私保险公司收入保费的比例，人民公司占70％，华商公司占8％，外商公司占22％。到1952年底，外商保险公司陆续申请停业，自此外商保险公司完全退出了中国保险市场。此举标志着由外商垄断、操纵中国保险市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在发展中，也存在一定的失误。比如，垄断带来了效益低下；过于强调政治至上，损害了保险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但是，概而言之，建国初期，由于恶劣的经济环境和国际环境，党和国家为了改变旧中国保险业的不正常发展状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总体来说是卓有成效的。它不仅彻底改变了旧中国保险业发展中的畸形状态，还开辟了中国保险业发展的新纪元，在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中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的成绩应该得到肯定。

人民保险范文第8篇

关键词：政府干预中国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起源于生产、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农业保险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保险，已经开展农业保险的国家普遍实施政府干预。国内有的学者认为保险市场的失灵、垄断性或有限竞争性，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契机与动因；而有的学者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商品性与非商品性双重特征，其非商品性特征产生了国家对发展农业保险的干预。本文认为我国政府干预农业保险的理论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直接配置全部资源的思想。中国与国外的政府干预农业保险的理论分属不同的理论模式。本文试图分析这两种干预农业保险的具体运行情况，探讨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如何推进农业保险的发展。

一、农业保险的一般特征与两类政府干预模式

保险起源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从对待风险的角度而言，保险是一种风险管理制度；而从其经济功能来看，保险还是一种经济补偿制度。这一制度通过对有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事件的数理预测和收取保费的方法，建立保险基金，以合同的形式，将风险从被保险人转移到保险人，由大多数人来分担少数人的损失。①

保险公司是经营保险的组织，其经营对象必须是纯粹风险中的可保风险。可保风险必须具备以下六个基本条件：一、潜在损失的严重性很大，但损失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即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二、可以确定损失的概率分布；三、存在足够数量的同质的保险标的；四、损失的发生具有偶然性；五、损失是可以确定的和计量的；六、特大灾难性事故不会发生。

农业保险是商业保险延伸到在农业领域的一种尝试。农业保险是指被保险人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因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致使有生命的动植物发生死亡或损毁的经济损失，由保险人给予补偿的一种保险。②广义上说农民所面临的农业风险主要有自然灾害风险、资源风险、市场风险、资产风险、健康风险及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灾害，一般而言，从保险责任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可分为单一责任险、混合责任险和一切险；从生产对象的角度可划分为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而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又可根据生产管理的不同特点分作农作物保险、收获期农作物保险、森林保险、园林苗圃保险、畜禽保险、水产养殖保险以及其他特种养殖保险。

①孙祁祥：《保险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页。

②《当代中国的保险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23页。

农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及其他商业保险相比，有不少独特之处。农业领域面临的纯粹风险中的可保风险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农业保险标的的特殊性，严格地说农业保险仅仅具备了“存在足够数量的同质的保险标的”。农业保险标的潜在损失的严重性很大，而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却不好确定，也就是说“有经济上的可行性”这一条件不能满足。农业保险的标的是有生命的农作物与动物，其生命形态无时不在变化，动植物在生长过程中，每天都孕育价值，但每一具体阶段却很难单独以价值形态表现出来。这一特性决定了农业保险不能满足“损失是可以确定的和计量的”这一条件。农业生产的风险主要来自自然灾害，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不规则性，“特大灾难性事故不会发生”这一条件也不能完全满足，不符合农业保险标的的特征。由于农业保险标的的特殊性，农作物遭灾时损失的确定与计量存在难度，也就是说“损失是可以确定的和计量的”这一条件也不可完全满足。

保险公司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如资产风险、定价风险、利率风险及其它风险。①但特别重要的难题是信息不对称性，尤其在经营农业保险时，农业保险标的的特殊性使得农业保险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严重。这种信息不对称性表现为道德风险与逆选择。

Winter指出道德风险可被定义为一个组织的集体利益与组织中的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当委托人的最终收益不确定或部分依赖于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又不能被完全观察到时，就会产生道德风险。保险业的道德风险可分为“事前的道德风险”与“事后的道德风险”。Holmstrom等人认为，如果保险人无法控制被保险人的行为，购买保险将减少被保险人谨慎行事的动机，产生了“事前的道德风险”。Spence和Zeckhauser认为，由于无法观察到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保险人只能依赖于被保险人的报告或进行成本很高的调查，导致了“事后道德风险”，“事后道德风险”产生了欺诈问题。因而，Arnott和Stiglitz指出道德风险使有效的市场均衡无法达到，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不完全的保险保障也只能导致次有效均衡。②

Rothchild和Stiglitz以发生保险事故的概率将被保险人群分作“好风险”(goodrisks)与“坏风险”(badrisks)两类，研究保险市场的“逆选择”问题。他们证明，由于存在逆选择，竞争的保险市场不会达到均衡，有效状态下保险供给应当是歧视性的：对“坏风险”者提供高价格的足额保险，对“好风险”者提供低价格的部分保险。他们认为，保险市场存在失灵，而垄断的保险市场(在政府监管下)可能是一个次优选择。③

①孙祁祥、郑伟：《21世纪的中国保险：理论与实践》，载李扬等主编：《中国金融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73—374页。

②参见孙祁祥、孙立明：《保险经济学研究述评》，《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③参见孙祁祥、孙立明：《保险经济学研究述评》。

可以说由于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而导致了保险市场的失灵，农业保险市场尤其严重。对多数国家而言，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保险的社会效益必须首先予以考虑。当农业保险的社会效益目标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得以实现时，政府就用其他手段实现这一目标。正是保险市场的失灵、农业保险市场的垄断性或有限竞争性，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契机与动因。现代经济学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干预是必需的，它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可采取多种方式：它既可以充当社会经济活动的监督管理者，通过供给法律制度，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也可以在一些基础设施、垄断行业等领域进行投资，或直接建立国有企业，参与经营。①综观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许多国家都实施了政府干预，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有：实施农业保险立法；管制农业保险价格；政府直接经营管理农业保险；对私营保险公司及合作保险组织提供财政补贴。财政支持成为国外农业保险的普遍特征。

但中国对发展农业保险实行政府干预的最初动因却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府的职能“无所不包”，其中经济职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实行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渊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将“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由国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直接配置全部资源。②而在现实的实践中，“社会”直接配置资源方式演化为“国家”直接配置资源方式，进而又演化为由“国家”的执行机构即“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方式。③新中国一建立，政府的经济职能就得以强化，继续走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道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断加强。由于近代中国经济市场发育极不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所采用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不适合于中国经济，政府拥有强大的国营经济，以此来控制市场和重要的行业就十分必要。④新中国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确定了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要由国家经营或控制的方针。此后实施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与赶超型战略，使得政府的经济干预渗入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长期处于中枢地位。

就保险业而言，“对于保护国家财产，保障生产安全，促进物资交流，安定人民生活，组织社会游资，壮大国家资金”有重大作用，“集中领导与统一管理很必要”⑤，1949年10月20日国家设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全国各种保险业务，而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是其重要职能，各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都设立了农业保险机构，经营管理农业保险。就是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农业保险的干预表现为国有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

二、市场经济下政府对发展农业保险的干预

目前世界上约有40多个国家推行或试行农业保险。我们可把国外农业保险体制分为五种类型，即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农业保险体制；日本农业保险体制；以德国、西班牙、荷兰等国为代表的西欧农业保险体制；以前苏联、东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农业保险体制；以泰国、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巴西、墨西哥等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农业保险体制。⑥由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国外政府一般采取干预措施。这种干预表现为制定农业保险法，提供财政补贴，或设立国家农业保险机构。

①银温泉、董彦彬：《国有与非国有部门：改革定位和发展政策》，《经济研究》l996年第2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8、439页。

③俞忠英：《资源配置费用与中国经济体制的选择》，《经济研究》1995年第3期。

④参见武力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⑤陈云、薄一波向中央的报告，转自《当代中国的保险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⑥参见丁少群、庹国柱：《国外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及扶持政策》，《世界农业》1997年第8期。

(一)制定农业保险法

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规范商业保险的《保险法》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于农业保险。因此，国外不少国家先后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其实施细则，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和业务的协调运作，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农业保险法是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立法的代表。美国农业保险立法始于1938年颁布的《联邦作物保险法》，至今已有十余次修订。加拿大联邦政府于1959年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日本政府早在1929年就颁布了《家畜保险法》，经多次修订、补充，目前形成了《农业灾害补偿法》。一些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墨西哥、巴西等国也开展了农业保险的立法。国外农业保险立法，主要目的是约束政府行为。农业保险立法对农业保险的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政府的作用、农民的参与方式、初始资本金筹集数额和方式、管理费和保险费分担原则、异常灾害条件下超过总准备金积累的赔款和处理方式、税收规定、各有关部门的配合、资金运用等方面都进行了规范。

农业保险立法使农业保险带有强制性或准强制性的特征。这种强制性或准强制性强制，使农业保险更适合大数法则规则，可以尽可能地扩大同质标的物的规模，尽可能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分散风险，以保证农业保险经营的稳定性。

(二)设立国家农业保险公司及提供财政补贴

农业保险是一种政策性很强的保险，要求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许多国家或由政府组织了国家农业保险公司，政府出资建立初始资本和准备基金，直接经营农业保险；或由政府与私营保险公司合作经营农业保险。美国、加拿大、瑞典、智利、墨西哥等国由国家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机构，经营大部分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日本模式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则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民营保险相互会社——市、町、村农业共济组合与都、道、府、县农业共济保险组合联合会。日本中央政府的干预表现在对农业保险进行监督与指导方面，此外中央政府还提供再保险以及保费补贴和管理费补贴。

斯里兰卡、泰国、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巴拿马、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保险，政府干预也体现在由国家直接经营农业保险或国家与私营保险公司成立股份公司经营方面①。如巴基斯坦由农作物保险委员会和农业银行经营，斯里兰卡由农业部下设的农业保险理事会经营，马来西亚由农业部与农业银行经营，墨西哥则由国有墨西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国家与私营保险公司成立股份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模式，巴西的巴西国家再保险公司是其典范，政府与私营公司各占一半的股份。

前苏联、东欧的农业保险政府干预更为显著。农业保险全部由国家保险机构集中、统一、垄断性经营，不允许其他组织介入。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由国家保险局经营，民主德国、波兰由国家保险机关管理，匈牙利等由国家保险公司独家经营。

国外政府对经营农业保险的补贴主要用于补贴了大部分经营管理费用。如美国补贴30％，加拿大补贴50％，日本补贴50％—60％，瑞典补贴66％，西班牙补贴20％—50％，墨西哥补贴60％，菲律宾补贴56％②。由于农业保险遭遇巨灾的可能性随时存在，政府还承担了最后保险人的职能。此外，各国政府都对农业保险实行税收优惠，如保费收入全部免税，也不上交财政，在支付赔款、防灾费用及少部分管理费后全部留存作准备金积累，以应付巨灾赔款。

①参见刑炜：《墨西哥巴西农业保险对我国农险的启示》，《保险研究》1999年第2期；丁少群、庹国柱：《国外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及扶持政策》，《世界农业》l997年第s期；吴刚：《农业保险发展的国际比较及启示与借鉴》，《商业研究》2001年第2期。

②丁少群、庹国柱：《国外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及扶持政策》，《世界农业》1997年第8期。

三、中国政府对农业保险干预的历程

中国农业保险经历了曲折发展的三个阶段，即1950年到1958年的探索阶段，1982年到1986年的恢复试办阶段，1987年至今的经营方式多元化改革阶段。政府干预与中国农业保险每一阶段的发展都休戚相关，农业保险的兴起、快速发展、萎缩及停办，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一)1951—1958年农业保险的探索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政府认为“农村保险是整个农村金融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①，确定了“保障农业生产安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农业保险方针②，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垄断经营。1951年农业保险从山东、四川、北京等地的试办推广到全国。

政府的干预是新中国农业保险得以产生的第一推力。由于历史上农民没有参加农业保险的习惯，对农业保险或是没有兴趣，或是存在误解，加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机构尚未普及农村地区，农业保险的展业多依重于政府的行政力量。政府推动农业保险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发动群众运动。如平原省每村以互助组为单位，动员没有牲口而有粮食的农户借粮食给有牲口而缴不起保费的农户。③有些地方群众运动走向极端，要挟农户参加农业保险。④政府推动农业保险的手段之二是全面依靠地方党政机构。地方党政机构的组织领导保证了农业保险业务的发展，但也发生了全由乡村干部包办的情况。⑤政府推动农业保险的手段之三利用干部、积极分子带头投保。干部、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便于群众接受农业保险，但有的地方没有认真宣传农业保险的好处，只是强迫干部、积极分子带头响应，逼迫群众跟从。建国初期农业保险属于自愿性保险，但是，由于政府干预过多，实际上为强制保险。不过政府的过多干预，客观上扩大了农业保险标的的范围，也降低了农业保险的成本。

但是，政府干预的“政府失灵”问题日益明显。政府利用各种力量推动农业保险兴起后，很快因为经营管理漏洞过多，强迫命令严重，使农业保险陷入困境。1953年3月政府决定停办农村保险⑥。1954年全国农业合作化步伐加快，人社后由于牲畜的产权关系发生变化，许多农民提出参加牲畜保险的要求。1954年11月第四次全国保险会议决定恢复办理农村保险。此后，农村保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时期，由于浮夸风盛行，亩产量难以确定，承保指数小了不解决问题，但如果按虚夸的亩产量承保，公社需要付出一大笔保费，公社与保险公司都处于尴尬的境地，不久农作物保险陷于停顿。1958年10月西安财贸会议提出“化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除国外业务必须继续办理外，国内保险业务应立即停办”。⑦1959年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召开第七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后，国内保险业务正式停办。中国农业保险在政府干预下经过几年探索后，也在政府干预下黯然结束。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国没有国内保险，也无农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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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会议的综合记录》，《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720页。

②《中央财政部王绍鏊副部长在总公司农业保险会议上的报告》，《人民保险》1953年第l期。

③《各地农业保险介绍》，《人民保险》1951年第9期。

④《彻底纠正牲畜保险工作强迫命令作风》，《人民保险》1953年第1期。

⑤《彻底纠正牲畜保险工作强迫命令作风》，《人民保险》1953年第1期。

⑥东北农村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村保险业务没有停止，有不少乡、村、合作社自己组织起了“小保险”。

⑦《当代中国的保险事业》，第126页。

1950年到1958年农业保险取得不少成绩。这一时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办了牲畜保险、养猪保险、农作物保险等险种。1951年底全国有600多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办理牲畜保险，而到1958年全国承保牲畜增至约6000万头。①养猪保险也于1956年恢复试办，到1959年国内业务停办前全国承保猪只达3400万头。②

(二)1982年到1986年的恢复试办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广泛兴起，农村“专业户”、“重点户”、“农工商经济联合体”纷纷涌现出来，出于分散风险的需要，他们对开办农业保险呼声强烈。1982年2月，国务院指出应“积极创造条件，抓紧做好准备，逐步试办农村财产保险、畜牧保险等业务。”③1984年国务院再次指示，“为了适应农民富裕起来以后对安全保障的需要”，“农村保险业务将成为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重点之一。”④198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提出，“应积极兴办农村保险事业”，⑤1986年又在《关于1986年的工作部署》中再次强调“应积极发展农村各项保险事业”。⑥政府的决策决定了农业保险的再度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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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代中国的保险事业》，第124页。

②《当代中国的保险事业》，第123页。

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转引自任素梅：《农业保险概论》、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④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加快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报告》，转引自任素梅：《农业保险概论》，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⑤《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9页。

⑥《关于1986年的工作部署》，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72页。

1982年到1986年的试办阶段，政府干预力量较为得力，农业保险仍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表政府垄断经营。由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体制基本上沿用计划经济方式，在业务经营中不大考虑盈亏问题，经营的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实行全国统一核算，盈亏由保险公司内部险种互补，农业保险的亏损可由其他险种的盈利弥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系统内部调剂盈亏，实际上隐含了政府对农业保险的隐性补贴，农业保险得到快速发展。

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的当年，江苏、上海、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贵州、云南、广西、四川、湖南、江西、福建等地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在部分乡村陆续开办了耕牛保险、奶牛保险、养猪保险、大牲畜保险和农作物保险。198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试办的农业保险险种多达100多个，保险标的包括了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烟叶、棉花、甘蔗、甜菜、西瓜、亚麻等经济作物，以及牲畜水产等养殖物。

(三)1987年以后农业保险的多元化发展

1982年到1986年农业保险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方式也渐露缺陷。农业保险与其他商业保险统一核算，盈亏互补，不利于调动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政府考核保险公司的绩效。对保险公司而言，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大干大赔，小干小赔”，保险公司倾向于减少农业保险的供给，而加大盈利性险种的经营。对政府而言，农业保险的亏损补贴需要划清范围。1987年6月政府决定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内部特设农村业务部，专门从事农业保险的经营，并从1988年开始以一省为范围，实行农业保险单独核算。农业保险单独核算，便于政府监控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掌握农业保险的盈亏情况，有针对性地对农业保险给予优惠，但是，政府未能理顺与保险公司、农民之间的关系，农业保险经营风险更加集中，商业性经营亏损更为显性化，巨额的亏损使经营农业保险难以为继。表l即反映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2年到1999年经营农业保险的盈亏情况。

表11982—199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保费与赔款状况表

年份|保费收入(万元)|比上年增长％|赔款支出(万元)|比上年增长％|赔付率(％)

1982|23|——|22|——|95.96

1983|173|652.2|233|959.1|134.68

1984|1007|482.1|725|211.2|72.00

1985|4332|330.2|5266|626.3|121.56

1986|7802|80.2|10637|102.1|136.34

1987|10028|28.5|12604|18.5|125.69

1988|11569|15.4|9236|—26.7|79.83

1989|12966|12.2|10748|16.0|82.89

1990|19248|48.4|16722|55.6|86.88

1991|45504|136.4|54194|224.1|119.10

1992|8l690|79.5|81462|50.3|99.72

1993|56130|—31.3|64691|—20.6|115.25

1994|50404|—10.2|53858|—16.7|106.85

1995|49620|—1.6|36450|—32.3|73.46

1996|57436|15.8|39481|8.3|68.74

1997|71200|23.9|48200|22．l|67.60

1998|61700|—14.3|47700|—1.1|77.3l

1999|48000|—32.2|28900|一39.4|60.23

合计|588832||521129||88.50

资料来源：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139页。

由于政府直接办理农业保险成本过高，亏损严重，政府干预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在力度上相对下降。政府在改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模式的同时，也在探索其他干预途径。这表现在依靠民政部门经营农村救灾保险、准许新疆建设兵团经营本地农业保险、允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合办或代办农业保险以及推动农村合作保险发展等方面。

民政部门组织的农村救灾保险体系属于政策性农业保险。这种国家扶持、组织农民互助互济的非盈利的政策性农村救灾保险试验始于1986年，此后试点范围很快扩大到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02县。具体做法是以县为单位，在政府指导下成立救灾保险互济会，国家从救灾款中拨出部分资金作为垫底金，垫底资金必须为50万元人民币以上，不足部分自筹，农村互济保险风险资金中农民占总额的40％到60％。①互济会独立核算，自主经营，一般在乡镇设立代办所，在村里设立协办员，组成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到农民的三结合保险体系。互济会业务范围一般为农作物、农房、劳动力、大牲畜等保险，每户每年农民负担的保费为10—30元，得到3000元以上的保障标准。②互济会所筹资金扣除赔款与各项费用后全部充作后备基金。从1986年到1991年开展这一业务的乡镇达1999个，参加农产达582万户，占试点地区农户总数的53．78％。1989年到1990年共筹集资金2．04亿元，完成1．07亿元积累。③民政部门组织的农业保险，走出了不同于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道路，宜于协调保险公司、农民、政府的关系，可以减少或杜绝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实现区域性的险种互补，但其机构设置尚不成体系。

新疆生产建议兵团农业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属于行业性保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保险公司成立于1986年，它的业务对象主要是新疆农垦系统的农场，农业保险公司以农垦系统为单位切块核算，以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为主，并兼营各种财产险、责任险、人身险，险种互补，以农养农，以工补农。兵团保险公司总分两级公司采取分灶核算，小灾积累，大灾调剂，专款专用。开办之初保险公司实行种植业、养殖业两业强制保险，保费收入只有212万元，到1999年保险险种已有120多个，除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外，兵团保险公司还开办了财产保险、货物运输险、机动车辆及第三者责任险、人寿险、人身险等业务，保费收入也达到3．42亿元，其中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1．63亿元，支付赔款9500万元，承保农作物2200万亩。到1999年兵团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累计达到9．5亿元，累计赔付7．18亿元，赔付率为75．6％。④新疆建设兵团保险公司实行以工补农，农业保险强制保险，国家财政也给予巨大支持，但其业务范围是国营农场，难于扩展到农村。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减轻农业保险的亏损，开始转变经营方式，开始委托地方政府代办、与地方及其它经济组织合办、及发展合作农业保险。

1．委托代办。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采取代办形式的有福建、北京等地，以及山东、陕西的部分地区。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委托农村合作经营管理站系统代办农业保险，代办方只负责展业与收取手续费，不承担风险，风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担。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沈阳市分公司代为地方政府办理农业保险，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保险基金，出险后双方各分担一半，节余留在地方。

2．合办。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或经济组织联合共保，风险共担，利益均沾，保费及赔款按比例分成。采取合办形式的有沈阳、湖南、广东、黑龙江等部分省市，如沈阳市实行农作物社会统筹，保费分摊，农民承担50％，市政府承担20％，区政府承担15％，乡镇政府承担15％，体现了国家、农民和保险公司利益的一致性。⑤黑龙江省桦南县开办烤烟保险，实行联合共保，即保费分担，由烟草公司负担40％(对于贫困户则负担60％)，其余由农民交付，超赔时超赔部分由保险公司支付50％，烟草公司支付30％，乡政府支付20％，将政府、农民、烟草公司及保险公司的利益捆在一起。山西大同南郊区开办的蔬菜保险也是农民与区政府各自分担一半保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与地方政府实行五五共保，四六赔付，结余留给地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合办或代办，有利之处在于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且采取代办方式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承担风险，可以解决保险公司亏损问题，但地方政府干预过多，结余归地方财政，农村保险基金仍无法建立起来，而且地方政府也无法解决大灾的赔款。

①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②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第132页。

③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第132页。

④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第135页。

⑤《1991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1992年版，第342页。

3．开展合作农业保险。1987年中共中央在中发5号文件中提出“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有条件的可试办合作保险”，②农业合作保险走上试办之路。农业保险的合作性经营形式以农业保险合作社为代表，它是一种由农民自己经营、管理的股份合作制农业保险。农民既是农业保险的经营人，又是农业保险的受益者，当灾害超出保险社赔偿能力时，采取按比例赔付。而在经营形式上主要有两种：一是地方政府、保险公司、乡镇企业集资人股，作为垫底资金，在此基础上组织农民参保，再将业务的一定比例向人民保险公司分保；二是由农民自身按户集股作为垫底基金，组织农民参保，其业务向人民保险公司按三七或四六比例分保。③互助合作农业保险形式在山西、河南、福建的一些地区做过试点。如山西省应县开展农作物互助保险。又如河南省1990年首先在新郑县试办农村互助保险，1992年后推广至全省，此后其他省市也纷纷借鉴。农业保险合作社虽然可以有效解决保险经营中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但是，由于农民保险意识淡漠，保险合作社规模难以扩大，面临筹集保险基金问题，而且保险合作社赔偿能力有限，对农民吸引力不大．

四、转变政府干预方式与中国农业保险的进一步发展

(一)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农业保险与其它保险相比发展速度较慢，这是各国经营农业保险的通性。但是，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表现得尤其迟缓，其中之因值得深思。作为保险业的一种险种，由于保险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农业保险在承保、理赔时自然会遇到经营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除此之外，阻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天灾过重”说。“天灾过重”说认为“天灾难住了中国农业保险”，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频度高、分布广，造成的损失大。④2．“高赔付”说。“高赔付”说认为，高赔付一是使经营农业保险长期亏损；二是高赔付导致高费率，这对目前收入并不高的农民来说，的确是一个沉重的负担。⑤3．“农民不欢迎”说。“农民不欢迎”说认为，大部分农民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不愿买农业保险。⑥4．“自主经营体制”说，“自主经营体制”说认为，我国自主经营型农业保险体制，产生了农业保险亏损无人补贴、缺乏再保险保障等问题。⑦

①《1991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1992年版，第342页。

②《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3页。

③《1991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1992年版，第342页。

④冀文海：《“天灾”难住了农业保险》，《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6月20日。

⑤李丽辉：《农业保险缘何萎缩?》，《人民日报》2001年8月13日。

⑥冀文海：《“天灾”难住了农业保险》，《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6月20日。

⑦参见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第四章。

笔者认为，“天灾过重”说并不成立，因为农业保险经营得好的国家如日本、美国等国，自然灾害并不比我国轻多少。“高赔付”说也不是根本原因，因为经营农业保险基本亏损是一条规律，如美国从1981到2000年收取纯保费累计达198．1亿元，赔款支出累计达202．4亿元，平均赔付率为102％；①又如保加利亚1957—1979年农业保险保费收人为5．3亿列弗，赔付为7．09亿列弗，赔付率为133％，匈牙利1968—1970年国营农场农业保险赔付率为108％，波兰1970年到1975年农业保险综合赔付率为75％。②也就是说各国开办农业保险无一例外都有赔付率过高的问题，但农业保险的经营并没有陷于困境。“农民不欢迎”说不合实际，因为遭受过农业灾害地区的农民渴望农业保险。总而言之，笔者比较倾向于后一种看法。

笔者认为，中国农业保险萎缩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发展农业保险干预方式存在问题。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经营体制也在进行面向市场的改革。计划经济下政府对农业保险发展实施干预的方式逐渐失去作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表政府经营农业保险的职能受到削弱。虽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表政府经营农业保险，但是由于农业保险亏损严重，当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经济人角色从事商业保险业务后，必然理性地选择减少亏损较大的农业保险供给，增大盈利性险种开发的经营方式。由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缺少国家财政支持，导致其经营亏损无处补贴，而亏损无人补贴，保险公司只能尽可能向农民收取保费，进而导致了农民支付高额保险费率，保费支付过高又使得农民不欢迎农业保险。农民拒绝农业保险反过来导致农业保险业务进一步萎缩，从而经营农业保险更加亏损，但国家对农业保险缺少有力的财政支持，又使农业保险陷入亏损无人补贴的状态。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怪圈的源头就是政府干预农业保险方式没有转变，政府对农业保险财政支持不足。

(二)转变政府干预方式与中国农业保险的出路

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必须转变。就农业保险而言，改变目前困境的重要突破口在于转变政府干预农业保险发展的方式。政府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的经营方式，采取市场手段干预农业保险的发展。我们可以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第一，政府应进行农业保险立法，使干预农业保险有法可依。第二，进一步打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垄断，允许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经营农业保险，可因地制宜采用国家开办农业保险公司、补贴互助合作保险机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国家与各式各样保险机构合股经营等方式。第三，因为农业保险兼有政策性与商业性特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市场失灵问题，所以政府不可放任不管，有必要运用减免税、专项拨款、贷款、承担经营费用等财政金融手段，大力扶持农业保险的开展。第四，政府应建立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转移经营农业保险组织的风险，为扩大农业保险提供风险保障。

人民保险范文第9篇

关键词：政府干预 中国 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起源于生产、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农业保险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保险，已经开展农业保险的国家普遍实施政府干预。国内有的学者认为保险市场的失灵、垄断性或有限竞争性，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契机与动因；而有的学者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商品性与非商品性双重特征，其非商品性特征产生了国家对发展农业保险的干预。本文认为我国政府干预农业保险的理论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直接配置全部资源的思想。中国与国外的政府干预农业保险的理论分属不同的理论模式。本文试图分析这两种干预农业保险的具体运行情况，探讨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如何推进农业保险的发展。

一、 农业保险的一般特征与两类政府干预模式

保险起源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从对待风险的角度而言，保险是一种风险管理制度；而从其经济功能来看，保险还是一种经济补偿制度。这一制度通过对有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事件的数理预测和收取保费的方法，建立保险基金，以合同的形式，将风险从被保险人转移到保险人，由大多数人来分担少数人的损失。①

保险公司是经营保险的组织，其经营对象必须是纯粹风险中的可保风险。可保风险必须具备以下六个基本条件：一、潜在损失的严重性很大，但损失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即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二、可以确定损失的概率分布；三、存在足够数量的同质的保险标的；四、损失的发生具有偶然性；五、损失是可以确定的和计量的；六、特大灾难性事故不会发生。

农业保险是商业保险延伸到在农业领域的一种尝试。农业保险是指被保险人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因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致使有生命的动植物发生死亡或损毁的经济损失，由保险人给予补偿的一种保险。②广义上说农民所面临的农业风险主要有自然灾害风险、资源风险、市场风险、资产风险、健康风险及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灾害，一般而言，从保险责任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可分为单一责任险、混合责任险和一切险；从生产对象的角度可划分为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而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又可根据生产管理的不同特点分作农作物保险、收获期农作物保险、森林保险、园林苗圃保险、畜禽保险、水产养殖保险以及其他特种养殖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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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祁祥：《保险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页。

② 《当代中国的保险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23页。

农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及其他商业保险相比，有不少独特之处。农业领域面临的纯粹风险中的可保风险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农业保险标的的特殊性，严格地说农业保险仅仅具备了“存在足够数量的同质的保险标的”。农业保险标的潜在损失的严重性很大，而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却不好确定，也就是说“有经济上的可行性”这一条件不能满足。农业保险的标的是有生命的农作物与动物，其生命形态无时不在变化，动植物在生长过程中，每天都孕育价值，但每一具体阶段却很难单独以价值形态表现出来。这一特性决定了农业保险不能满足“损失是可以确定的和计量的”这一条件。农业生产的风险主要来自自然灾害，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不规则性，“特大灾难性事故不会发生”这一条件也不能完全满足，不符合农业保险标的的特征。由于农业保险标的的特殊性，农作物遭灾时损失的确定与计量存在难度，也就是说“损失是可以确定的和计量的”这一条件也不可完全满足。

保险公司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如资产风险、定价风险、利率风险及其它风险。①但特别重要的难题是信息不对称性，尤其在经营农业保险时，农业保险标的的特殊性使得农业保险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严重。这种信息不对称性表现为道德风险与逆选择。

Winter指出道德风险可被定义为一个组织的集体利益与组织中的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当委托人的最终收益不确定或部分依赖于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又不能被完全观察到时，就会产生道德风险。保险业的道德风险可分为“事前的道德风险”与“事后的道德风险”。Holmstrom等人认为，如果保险人无法控制被保险人的行为，购买保险将减少被保险人谨慎行事的动机，产生了“事前的道德风险”。Spence和Zeckhauser认为，由于无法观察到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保险人只能依赖于被保险人的报告或进行成本很高的调查，导致了“事后道德风险”，“事后道德风险”产生了欺诈问题。因而，Arnott和Stiglitz指出道德风险使有效的市场均衡无法达到，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不完全的保险保障也只能导致次有效均衡。②

Rothchild和Stiglitz以发生保险事故的概率将被保险人群分作“好风险”(good risks)与“坏风险”(bad risks)两类，研究保险市场的“逆选择”问题。他们证明，由于存在逆选择，竞争的保险市场不会达到均衡，有效状态下保险供给应当是歧视性的：对“坏风险”者提供高价格的足额保险，对“好风险”者提供低价格的部分保险。他们认为，保险市场存在失灵，而垄断的保险市场(在政府监管下)可能是一个次优选择。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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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祁祥、郑伟：《21世纪的中国保险：理论与实践》，载李扬等主编：《中国金融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73—374页。

② 参见孙祁祥、孙立明：《保险经济学研究述评》，《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③ 参见孙祁祥、孙立明：《保险经济学研究述评》。

可以说由于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而导致了保险市场的失灵，农业保险市场尤其严重。对多数国家而言，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保险的社会效益必须首先予以考虑。当农业保险的社会效益目标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得以实现时，政府就用其他手段实现这一目标。正是保险市场的失灵、农业保险市场的垄断性或有限竞争性，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契机与动因。现代经济学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干预是必需的，它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可采取多种方式：它既可以充当社会经济活动的监督管理者，通过供给法律制度，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也可以在一些基础设施、垄断行业等领域进行投资，或直接建立国有企业，参与经营。①综观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许多国家都实施了政府干预，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有：实施农业保险立法；管制农业保险价格；政府直接经营管理农业保险；对私营保险公司及合作保险组织提供财政补贴。财政支持成为国外农业保险的普遍特征。

但中国对发展农业保险实行政府干预的最初动因却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府的职能“无所不包”，其中经济职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实行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渊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将“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由国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直接配置全部资源。②而在现实的实践中，“社会”直接配置资源方式演化为“国家”直接配置资源方式，进而又演化为由“国家”的执行机构即“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方式。③新中国一建立，政府的经济职能就得以强化，继续走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道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断加强。由于近代中国经济市场发育极不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所采用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不适合于中国经济，政府拥有强大的国营经济，以此来控制市场和重要的行业就十分必要。④新中国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确定了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要由国家经营或控制的方针。此后实施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与赶超型战略，使得政府的经济干预渗入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长期处于中枢地位。

就保险业而言，“对于保护国家财产，保障生产安全，促进物资交流，安定人民生活，组织社会游资，壮大国家资金”有重大作用，“集中领导与统一管理很必要”⑤，1949年10月20日国家设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全国各种保险业务，而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是其重要职能，各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都设立了农业保险机构，经营管理农业保险。就是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农业保险的干预表现为国有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

二、市场经济下政府对发展农业保险的干预

目前世界上约有40多个国家推行或试行农业保险。我们可把国外农业保险体制分为五种类型，即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农业保险体制；日本农业保险体制；以德国、西班牙、荷兰等国为代表的西欧农业保险体制；以前苏联、东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农业保险体制；以泰国、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巴西、墨西哥等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农业保险体制。⑥由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国外政府一般采取干预措施。这种干预表现为制定农业保险法，提供财政补贴，或设立国家农业保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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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银温泉、董彦彬：《国有与非国有部门：改革定位和发展政策》，《经济研究》l996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8、439页。

③ 俞忠英：《资源配置费用与中国经济体制的选择》，《经济研究》1995年第3期。

④ 参见武力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⑤ 陈云、薄一波向中央的报告，转自《当代中国的保险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⑥ 参见丁少群、庹国柱：《国外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及扶持政策》，《世界农业》1997年第8期。

(一)制定农业保险法

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规范商业保险的《保险法》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于农业保险。因此，国外不少国家先后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其实施细则，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和业务的协调运作，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农业保险法是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立法的代表。美国农业保险立法始于1938年颁布的《联邦作物保险法》，至今已有十余次修订。加拿大联邦政府于1959年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日本政府早在1929年就颁布了《家畜保险法》，经多次修订、补充，目前形成了《农业灾害补偿法》。一些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墨西哥、巴西等国也开展了农业保险的立法。国外农业保险立法，主要目的是约束政府行为。农业保险立法对农业保险的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政府的作用、农民的参与方式、初始资本金筹集数额和方式、管理费和保险费分担原则、异常灾害条件下超过总准备金积累的赔款和处理方式、税收规定、各有关部门的配合、资金运用等方面都进行了规范。

农业保险立法使农业保险带有强制性或准强制性的特征。这种强制性或准强制性强制，使农业保险更适合大数法则规则，可以尽可能地扩大同质标的物的规模，尽可能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分散风险，以保证农业保险经营的稳定性。

(二)设立国家农业保险公司及提供财政补贴

农业保险是一种政策性很强的保险，要求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许多国家或由政府组织了国家农业保险公司，政府出资建立初始资本和准备基金，直接经营农业保险；或由政府与私营保险公司合作经营农业保险。美国、加拿大、瑞典、智利、墨西哥等国由国家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机构，经营大部分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日本模式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则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民营保险相互会社——市、町、村农业共济组合与都、道、府、县农业共济保险组合联合会。日本中央政府的干预表现在对农业保险进行监督与指导方面，此外中央政府还提供再保险以及保费补贴和管理费补贴。

斯里兰卡、泰国、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巴拿马、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保险，政府干预也体现在由国家直接经营农业保险或国家与私营保险公司成立股份公司经营方面①。如巴基斯坦由农作物保险委员会和农业银行经营，斯里兰卡由农业部下设的农业保险理事会经营，马来西亚由农业部与农业银行经营，墨西哥则由国有墨西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国家与私营保险公司成立股份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模式，巴西的巴西国家再保险公司是其典范，政府与私营公司各占一半的股份。

前苏联、东欧的农业保险政府干预更为显著。农业保险全部由国家保险机构集中、统一、垄断性经营，不允许其他组织介入。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由国家保险局经营，民主德国、波兰由国家保险机关管理，匈牙利等由国家保险公司独家经营。

国外政府对经营农业保险的补贴主要用于补贴了大部分经营管理费用。如美国补贴30％，加拿大补贴50％，日本补贴50％—60％，瑞典补贴66％，西班牙补贴20％—50％，墨西哥补贴60％，菲律宾补贴56％②。由于农业保险遭遇巨灾的可能性随时存在，政府还承担了最后保险人的职能。此外，各国政府都对农业保险实行税收优惠，如保费收入全部免税，也不上交财政，在支付赔款、防灾费用及少部分管理费后全部留存作准备金积累，以应付巨灾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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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刑炜：《墨西哥巴西农业保险对我国农险的启示》，《保险研究》1999年第2期；丁少群、庹国柱：《国外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及扶持政策》，《世界农业》l997年第s期；吴刚：《农业保险发展的国际比较及启示与借鉴》，《商业研究》2001年第2期。

② 丁少群、庹国柱：《国外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及扶持政策》，《世界农业》1997年第8期。

三、中国政府对农业保险干预的历程

中国农业保险经历了曲折发展的三个阶段，即1950年到1958年的探索阶段，1982年到1986年的恢复试办阶段，1987年至今的经营方式多元化改革阶段。政府干预与中国农业保险每一阶段的发展都休戚相关，农业保险的兴起、快速发展、萎缩及停办，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一)1951—1958年农业保险的探索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政府认为“农村保险是整个农村金融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①，确定了“保障农业生产安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农业保险方针②，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垄断经营。1951年农业保险从山东、四川、北京等地的试办推广到全国。

政府的干预是新中国农业保险得以产生的第一推力。由于历史上农民没有参加农业保险的习惯，对农业保险或是没有兴趣，或是存在误解，加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机构尚未普及农村地区，农业保险的展业多依重于政府的行政力量。政府推动农业保险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发动群众运动。如平原省每村以互助组为单位，动员没有牲口而有粮食的农户借粮食给有牲口而缴不起保费的农户。③有些地方群众运动走向极端，要挟农户参加农业保险。④政府推动农业保险的手段之二是全面依靠地方党政机构。地方党政机构的组织领导保证了农业保险业务的发展，但也发生了全由乡村干部包办的情况。⑤政府推动农业保险的手段之三利用干部、积极分子带头投保。干部、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便于群众接受农业保险，但有的地方没有认真宣传农业保险的好处，只是强迫干部、积极分子带头响应，逼迫群众跟从。建国初期农业保险属于自愿性保险，但是，由于政府干预过多，实际上为强制保险。不过政府的过多干预，客观上扩大了农业保险标的的范围，也降低了农业保险的成本。

但是，政府干预的“政府失灵”问题日益明显。政府利用各种力量推动农业保险兴起后，很快因为经营管理漏洞过多，强迫命令严重，使农业保险陷入困境。1953年3月政府决定停办农村保险⑥。1954年全国农业合作化步伐加快，人社后由于牲畜的产权关系发生变化，许多农民提出参加牲畜保险的要求。1954年11月第四次全国保险会议决定恢复办理农村保险。此后，农村保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时期，由于浮夸风盛行，亩产量难以确定，承保指数小了不解决问题，但如果按虚夸的亩产量承保，公社需要付出一大笔保费，公社与保险公司都处于尴尬的境地，不久农作物保险陷于停顿。1958年10月西安财贸会议提出“化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除国外业务必须继续办理外，国内保险业务应立即停办”。⑦1959年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召开第七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后，国内保险业务正式停办。中国农业保险在政府干预下经过几年探索后，也在政府干预下黯然结束。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国没有国内保险，也无农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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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会议的综合记录》，《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720页。

② 《中央财政部王绍鏊副部长在总公司农业保险会议上的报告》，《人民保险》1953年第l期。

③ 《各地农业保险介绍》，《人民保险》1951年第9期。

④ 《彻底纠正牲畜保险工作强迫命令作风》，《人民保险》1953年第1期。

⑤ 《彻底纠正牲畜保险工作强迫命令作风》，《人民保险》1953年第1期。

⑥ 东北农村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村保险业务没有停止，有不少乡、村、合作社自己组织起了“小保险”。

⑦ 《当代中国的保险事业》，第126页。

1950年到1958年农业保险取得不少成绩。这一时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办了牲畜保险、养猪保险、农作物保险等险种。1951年底全国有600多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办理牲畜保险，而到1958年全国承保牲畜增至约6 000万头。①养猪保险也于1956年恢复试办，到1959年国内业务停办前全国承保猪只达3 400万头。②

(二)1982年到1986年的恢复试办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广泛兴起，农村“专业户”、“重点户”、“农工商经济联合体”纷纷涌现出来，出于分散风险的需要，他们对开办农业保险呼声强烈。1982年2月，国务院指出应“积极创造条件，抓紧做好准备，逐步试办农村财产保险、畜牧保险等业务。”③1984年国务院再次指示，“为了适应农民富裕起来以后对安全保障的需要”，“农村保险业务将成为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重点之一。”④198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提出，“应积极兴办农村保险事业”，⑤1986年又在《关于1986年的工作部署》中再次强调“应积极发展农村各项保险事业”。⑥政府的决策决定了农业保险的再度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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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代中国的保险事业》，第124页。

② 《当代中国的保险事业》，第123页。

③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转引自任素梅：《农业保险概论》、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④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加快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报告》，转引自任素梅：《农业保险概论》，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9页。

⑥ 《关于1986年的工作部署》，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72页。

1982年到1986年的试办阶段，政府干预力量较为得力，农业保险仍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表政府垄断经营。由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体制基本上沿用计划经济方式，在业务经营中不大考虑盈亏问题，经营的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实行全国统一核算，盈亏由保险公司内部险种互补，农业保险的亏损可由其他险种的盈利弥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系统内部调剂盈亏，实际上隐含了政府对农业保险的隐性补贴，农业保险得到快速发展。

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的当年，江苏、上海、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贵州、云南、广西、四川、湖南、江西、福建等地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在部分乡村陆续开办了耕牛保险、奶牛保险、养猪保险、大牲畜保险和农作物保险。198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试办的农业保险险种多达100多个，保险标的包括了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烟叶、棉花、甘蔗、甜菜、西瓜、亚麻等经济作物，以及牲畜水产等养殖物。

(三)1987年以后农业保险的多元化发展

1982年到1986年农业保险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方式也渐露缺陷。农业保险与其他商业保险统一核算，盈亏互补，不利于调动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政府考核保险公司的绩效。对保险公司而言，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大干大赔，小干小赔”，保险公司倾向于减少农业保险的供给，而加大盈利性险种的经营。对政府而言，农业保险的亏损补贴需要划清范围。1987年6月政府决定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内部特设农村业务部，专门从事农业保险的经营，并从1988年开始以一省为范围，实行农业保险单独核算。农业保险单独核算，便于政府监控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掌握农业保险的盈亏情况，有针对性地对农业保险给予优惠，但是，政府未能理顺与保险公司、农民之间的关系，农业保险经营风险更加集中，商业性经营亏损更为显性化，巨额的亏损使经营农业保险难以为继。表l即反映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2年到1999年经营农业保险的盈亏情况。

表1 1982—199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保费与赔款状况表

年份|保费收入(万元)| 比上年增长％| 赔款支出(万元)| 比上年增长％| 赔付率(％)

1982| 23| ——| 22| ——| 95.96

1983| 173| 652.2| 233| 959.1| 134.68

1984| 1 007| 482.1| 725| 211.2| 72.00

1985| 4 332| 330.2| 5 266| 626.3| 121.56

1986| 7 802| 80.2| 10637| 102.1| 136.34

1987| 10028| 28.5| 12604| 18.5| 125.69

1988| 11 569| 15.4| 9 236| —26.7| 79.83

1989| 12966| 12.2| 10748| 16.0| 82.89

1990| 19 248| 48.4| 16722| 55.6| 86.88

1991| 45 504| 136.4| 54 194| 224.1| 119.10

1992| 8l 690| 79.5| 81 462| 50.3| 99.72

1993| 56 130| —31.3| 64 691| —20.6| 115.25

1994| 50404| —10.2| 53 858| —16.7| 106.85

1995| 49 620| —1.6| 36450| —32.3| 73.46

1996| 57436| 15.8| 39481| 8.3| 68.74

1997| 71 200| 23.9| 48 200| 22．l| 67.60

1998| 61 700| —14.3| 47 700| —1.1| 77.3l

1999| 48 000| —32.2| 28900| 一39.4| 60.23

合计| 588 832|| 521 129|| 88.50

资料来源：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139页。

由于政府直接办理农业保险成本过高，亏损严重，政府干预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在力度上相对下降。政府在改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模式的同时，也在探索其他干预途径。这表现在依靠民政部门经营农村救灾保险、准许新疆建设兵团经营本地农业保险、允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合办或代办农业保险以及推动农村合作保险发展等方面。

民政部门组织的农村救灾保险体系属于政策性农业保险。这种国家扶持、组织农民互助互济的非盈利的政策性农村救灾保险试验始于1986年，此后试点范围很快扩大到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02县。具体做法是以县为单位，在政府指导下成立救灾保险互济会，国家从救灾款中拨出部分资金作为垫底金，垫底资金必须为50万元人民币以上，不足部分自筹，农村互济保险风险资金中农民占总额的40％到60％。①互济会独立核算，自主经营，一般在乡镇设立代办所，在村里设立协办员，组成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到农民的三结合保险体系。互济会业务范围一般为农作物、农房、劳动力、大牲畜等保险，每户每年农民负担的保费为10—30元，得到3 000元以上的保障标准。②互济会所筹资金扣除赔款与各项费用后全部充作后备基金。从1986年到1991年开展这一业务的乡镇达1999个，参加农产达582万户，占试点地区农户总数的53．78％。1989年到1990年共筹集资金2．04亿元，完成1．07亿元积累。③民政部门组织的农业保险，走出了不同于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道路，宜于协调保险公司、农民、政府的关系，可以减少或杜绝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实现区域性的险种互补，但其机构设置尚不成体系。

新疆生产建议兵团农业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属于行业性保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保险公司成立于1986年，它的业务对象主要是新疆农垦系统的农场，农业保险公司以农垦系统为单位切块核算，以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为主，并兼营各种财产险、责任险、人身险，险种互补，以农养农，以工补农。兵团保险公司总分两级公司采取分灶核算，小灾积累，大灾调剂，专款专用。开办之初保险公司实行种植业、养殖业两业强制保险，保费收入只有212万元，到1999年保险险种已有120多个，除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外，兵团保险公司还开办了财产保险、货物运输险、机动车辆及第三者责任险、人寿险、人身险等业务，保费收入也达到3．42亿元，其中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1．63亿元，支付赔款9 500万元，承保农作物2 200万亩。到1999年兵团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累计达到9．5亿元，累计赔付7．18亿元，赔付率为75．6％。④新疆建设兵团保险公司实行以工补农，农业保险强制保险，国家财政也给予巨大支持，但其业务范围是国营农场，难于扩展到农村。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减轻农业保险的亏损，开始转变经营方式，开始委托地方政府代办、与地方及其它经济组织合办、及发展合作农业保险。

1．委托代办。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采取代办形式的有福建、北京等地，以及山东、陕西的部分地区。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委托农村合作经营管理站系统代办农业保险，代办方只负责展业与收取手续费，不承担风险，风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担。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沈阳市分公司代为地方政府办理农业保险，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保险基金，出险后双方各分担一半，节余留在地方。

2．合办。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或经济组织联合共保，风险共担，利益均沾，保费及赔款按比例分成。采取合办形式的有沈阳、湖南、广东、黑龙江等部分省市，如沈阳市实行农作物社会统筹，保费分摊，农民承担50％，市政府承担20％，区政府承担15％，乡镇政府承担15％，体现了国家、农民和保险公司利益的一致性。⑤黑龙江省桦南县开办烤烟保险，实行联合共保，即保费分担，由烟草公司负担40％(对于贫困户则负担60％)，其余由农民交付，超赔时超赔部分由保险公司支付50％，烟草公司支付30％，乡政府支付20％，将政府、农民、烟草公司及保险公司的利益捆在一起。山西大同南郊区开办的蔬菜保险也是农民与区政府各自分担一半保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与地方政府实行五五共保，四六赔付，结余留给地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合办或代办，有利之处在于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且采取代办方式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承担风险，可以解决保险公司亏损问题，但地方政府干预过多，结余归地方财政，农村保险基金仍无法建立起来，而且地方政府也无法解决大灾的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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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② 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第132页。

③ 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第132页。

④ 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第135页。

⑤ 《1991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1992年版，第342页。

3．开展合作农业保险。1987年中共中央在中发5号文件中提出“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有条件的可试办合作保险”，②农业合作保险走上试办之路。农业保险的合作性经营形式以农业保险合作社为代表，它是一种由农民自己经营、管理的股份合作制农业保险。农民既是农业保险的经营人，又是农业保险的受益者，当灾害超出保险社赔偿能力时，采取按比例赔付。而在经营形式上主要有两种：一是地方政府、保险公司、乡镇企业集资人股，作为垫底资金，在此基础上组织农民参保，再将业务的一定比例向人民保险公司分保；二是由农民自身按户集股作为垫底基金，组织农民参保，其业务向人民保险公司按三七或四六比例分保。③互助合作农业保险形式在山西、河南、福建的一些地区做过试点。如山西省应县开展农作物互助保险。又如河南省1990年首先在新郑县试办农村互助保险，1992年后推广至全省，此后其他省市也纷纷借鉴。农业保险合作社虽然可以有效解决保险经营中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但是，由于农民保险意识淡漠，保险合作社规模难以扩大，面临筹集保险基金问题，而且保险合作社赔偿能力有限，对农民吸引力不大．

四、转变政府干预方式与中国农业保险的进一步发展

(一)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农业保险与其它保险相比发展速度较慢，这是各国经营农业保险的通性。但是，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表现得尤其迟缓，其中之因值得深思。作为保险业的一种险种，由于保险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农业保险在承保、理赔时自然会遇到经营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除此之外，阻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天灾过重”说。“天灾过重”说认为“天灾难住了中国农业保险”，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频度高、分布广，造成的损失大。④2．“高赔付”说。“高赔付”说认为，高赔付一是使经营农业保险长期亏损；二是高赔付导致高费率，这对目前收入并不高的农民来说，的确是一个沉重的负担。⑤3．“农民不欢迎”说。“农民不欢迎”说认为，大部分农民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不愿买农业保险。⑥4．“自主经营体制”说，“自主经营体制”说认为，我国自主经营型农业保险体制，产生了农业保险亏损无人补贴、缺乏再保险保障等问题。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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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1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1992年版，第342页。

② 《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3页。

③ 《1991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1992年版，第342页。

④ 冀文海：《“天灾”难住了农业保险》，《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6月20日。

⑤ 李丽辉：《农业保险缘何萎缩?》，《人民日报》2001年8月13日。

⑥ 冀文海：《“天灾”难住了农业保险》，《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6月20日。

⑦ 参见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第四章。

笔者认为，“天灾过重”说并不成立，因为农业保险经营得好的国家如日本、美国等国，自然灾害并不比我国轻多少。“高赔付”说也不是根本原因，因为经营农业保险基本亏损是一条规律，如美国从1981到2000年收取纯保费累计达198．1亿元，赔款支出累计达202．4亿元，平均赔付率为102％；①又如保加利亚1957—1979年农业保险保费收人为5．3亿列弗，赔付为7．09亿列弗，赔付率为133％，匈牙利1968—1970年国营农场农业保险赔付率为108％，波兰1970年到1975年农业保险综合赔付率为75％。②也就是说各国开办农业保险无一例外都有赔付率过高的问题，但农业保险的经营并没有陷于困境。“农民不欢迎”说不合实际，因为遭受过农业灾害地区的农民渴望农业保险。总而言之，笔者比较倾向于后一种看法。

笔者认为，中国农业保险萎缩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发展农业保险干预方式存在问题。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经营体制也在进行面向市场的改革。计划经济下政府对农业保险发展实施干预的方式逐渐失去作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表政府经营农业保险的职能受到削弱。虽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表政府经营农业保险，但是由于农业保险亏损严重，当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经济人角色从事商业保险业务后，必然理性地选择减少亏损较大的农业保险供给，增大盈利性险种开发的经营方式。由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缺少国家财政支持，导致其经营亏损无处补贴，而亏损无人补贴，保险公司只能尽可能向农民收取保费，进而导致了农民支付高额保险费率，保费支付过高又使得农民不欢迎农业保险。农民拒绝农业保险反过来导致农业保险业务进一步萎缩，从而经营农业保险更加亏损，但国家对农业保险缺少有力的财政支持，又使农业保险陷入亏损无人补贴的状态。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怪圈的源头就是政府干预农业保险方式没有转变，政府对农业保险财政支持不足。

(二)转变政府干预方式与中国农业保险的出路

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必须转变。就农业保险而言，改变目前困境的重要突破口在于转变政府干预农业保险发展的方式。政府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的经营方式，采取市场手段干预农业保险的发展。我们可以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第一，政府应进行农业保险立法，使干预农业保险有法可依。第二，进一步打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垄断，允许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经营农业保险，可因地制宜采用国家开办农业保险公司、补贴互助合作保险机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国家与各式各样保险机构合股经营等方式。第三，因为农业保险兼有政策性与商业性特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市场失灵问题，所以政府不可放任不管，有必要运用减免税、专项拨款、贷款、承担经营费用等财政金融手段，大力扶持农业保险的开展。第四，政府应建立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转移经营农业保险组织的风险，为扩大农业保险提供风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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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保险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一切险；外来原因；承保范围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085-01

2005年3月21日，原告为其定购的一批白松向被告保险支公司投保海上货物运输险，被告保险支公司接受原告的投保，于当日向原告签发了保险公司的格式货物运输保险单。根据保险单的约定，保险金额为552822.60美元，承保条件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1年1月1日的一切险条款。该批白松由“开明先锋（PIONEER KAMCHATKI）”轮承运至中国太仓港，途中因遭遇恶劣天气致使部分货物落海。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实际交付的白松数量短少3786根，经计算，原告遭受损失63909.27美元。原告根据保险单，要求两被告支付保险赔偿金遭拒，故诉请法院判令两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金63909.27美元以及利息，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原告认为：货物损失是因为海上风险造成的，属于其投保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一切险”的承保范畴，被告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保险公司和保险支公司认为：原告运输货物，投保海洋运输货物一切险，短量险除外，未投保舱面货物险。原告受损的货物为舱面货，受损原因是被风刮入大海，其损失不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

原审武汉海事法院认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一切险条款的责任范围，除包括平安险和水渍险的各项责任外，还负责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全部或部分损失。一切险中的“外来原因”属于非列明风险。虽然舱面货的承保需要加保特别附加险的舱面货物险，但是一切险的承保范围本身就包含舱面货物遇到的海上风险。故被告保险支公司应当在一切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内对所有货物承担保险责任。被告保险支公司提出原告未购买舱面货物险，保险公司不对舱面货承担保险责任的主张，无法律依据，原审不予支持。综上，原告浙申公司的舱面货被大风浪吹落入海造成的损失在被告保险支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之内，被告保险支公司依约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被告不符提起上诉，湖北省高院请示最高院，最高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浙申实业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案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的复函 [2007]民四他字第8号》中认为，依照本案“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的规定，一切险除平安险和水渍险的各项责任外，还包括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全部或部分损失。保险条款中还列明了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五项除外责任条款。因此，“一切险”的承保风险应当为非列明风险，如保险标的的损失系运输途中的外来原因所致，且并无证据证明该损失属于保险条款规定的除外责任之列，则应当认定保险事故属于一切险的责任范围。湖北省高院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从该案例看出，案例涉及到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一切险条款的承保范围中“外来原因”的理解。

笔者认为，对的理解不应适用复函的规定。一切险承保的范围是所有外来风险造成的货物损害，“外来原因”未明确范围就说明“一切险”是开放式的承保范围，其理由具体如下：

首先，一切险的文字表明是“全部的所有的风险”。但从文义解释上来说，外来原因就应当包括所有的非除外责任以外的风险。

其次，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实质公平的角度来说，作为财产险的一种，相比其他财产险如陆运险、火险等一般财产险，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从最初就倾向于体现保险人的利益，早期海上货物运输中交通工具的不发达，科技的落后使得人们无论是被保险人还是保险人都非常难以控制发生的风险，保险人承担较大的风险，作为弱势主体，保险人只能通过各种责任减免来限制自己的风险。出于公平的考虑，对于当时的背景，双方也都能接受，但是到科技发展的今天，运输工具的极大进步和对海洋风险预测和防控的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的今天，海上风险已经能被很好的避免，如果仍然依照历史的做法，被保险人会成为弱势主体，基于保险公平的原则，更多的保护弱势的被保险人，这是全球海上保险的大趋势。豎该等价值取向具体放到“一切险是列明风险还是非列明风险”这个命题上来说的话，出于保护弱势的被保险人，一切险应当被认定为开放式风险。

最后，从法律解释的角度，由于我国海商法对此没有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就外来原因发生争议时，应当支持有利于原告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