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范文
时间：2023-03-15 12:25:39
人口问题范文第1篇
1.学会判断不同的人口增长模式，描述不同阶段人口增长特征，并能分析人口时空分布规律。
2.理解影响人口容量的因素及人口合理容量的实际意义。
3.掌握我国人口迁移的特点，理解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和人口迁移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4.能够结合实例说明地域文化对人口迁移的影。
5.能够运用资料、图表等探究分析不同人口增长模式的特点及地区分布。
二、考点解读
考点1 不同人口增长模式及其转变
1.不同人口增长模式的人口增长状况、人口问题差异。
人口增长模式的特点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不同历史时期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同时，也正是由于人口增长模式的变化，导致人口增长状况和人口问题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
2.人口增长模式的判断。
（1）根据生产力水平判断。
（2）根据国家类型判断。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属于传统型，个别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古巴等，已经属于现代型；发达国家多属于现代型。
（3）根据数值特征判断。
3.人口结构与人口问题。
人口结构主要包括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性别结构、人口文化素质结构等，人口结构若出现不合理，则会引发人口问题。
（1）人口的年龄结构与人口问题。
人口的年龄结构是指各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主要表现在人口年轻化和人口老龄化两个方面。
（2）人口的性别结构与人口问题。
人口的性别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构成中，新出生的男性或女性各占总人口的比例。通常用“性别比”来衡量，即用100位女性对应的男性数来衡量。它用来反映该地区或国家人口的性别结构是否合理或协调。
性别比失衡会造成婚姻、家庭、社会的不稳定，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应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严禁非医学鉴定胎儿性别。
（3）人口的文化结构与人口问题。
考点2 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
1.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
（1）自然环境因素。
（2）社会经济因素。
（3）政治因素。
2.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工潮与民工荒。
3.人口迁移影响的分析思路。
（1）从辩证角度：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
（2）从区域角度：对迁出地影响和对迁入地影响。
（3）从三大要素角度：对生态环境、经济、社会三方面的影响。
（4）从具体方面：人口迁移对人口数量、性别比、职业构成、产业结构、交通、社会治安、城市化等都有重要影响。
考点3 人口容量与人口合理容量
1.环境人口容量与人口合理容量的区别与联系。
2.在制约环境人口容量的因素中，资源是最主要的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如图1所示：
考点4 常见人口统计图表的特点及判读
1.柱状图。
该类图示往往以不同时间或地区设置不同的矩形短柱，用其长短或高低来表示人口数量的多少、人口增长率的高低或人口构成的对比。判读时应首先明确图例，然后分清各类数据的时空差别，最后对照柱高比较分析不同时空的人口数据。如图2所示：
2.曲线图（折线图）。
此类图可根据线状统计符号的大体走向，分析统计人口数量或构成比例随时间或空间连续变化的规律，判读时要特别注意曲线统计图中的高峰或低谷以及折线图中明显的转折点和每一段或不同曲线的斜率，从而掌握不同时期人口数量与增长速度。如图3所示：
3.扇形图和饼状图。
此类图常用来表示不同区域人口所占比例或数量对比。判读时，主要通过比较图中各组成要素的百分比（或者是各扇形圆心角的大小），来分析人口比例状况或人口数量高低。
4.三角形统计图。
该类图示往往用来表示人口的年龄构成状况。读图时首先要明确三边分别代表的人口构成数量轴；然后过图中的点，沿各坐标轴数值增大的方向作平行于各底边的线，并相交于对应边上（如图6中A、B、C三点）；最后读出各交点的数据，并检验三种人口构成的和是否为100%。如图6所示 ：5.四边形人口统计图的判读。
四边形人口统计图中有两边分别表示两个变量（一般是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另外两边表示一个变量（通常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如图7、图8：对于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根据一般的直角坐标图的判断即可得出数据，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读取，我们一般以第三个变量作四边形的一条对角线，读数时沿对角线方向读取即可。如：图7中底边（横轴）表示的是人口死亡率，左边纵轴表示的是人口出生率，另外两边表示的是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于图中Ⅰ、Ⅱ、Ⅲ、Ⅳ四点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高低判断，是先做出一条对角线（图8），沿对角线箭头方向读取（箭尾到箭头表示数据越来越大），由此得出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低到高依次是：Ⅱ、Ⅰ、Ⅳ、Ⅲ。判断某点具体的数据时，可过此点作对角线的平行线，交于两边即可，如图8中的虚线。（各自的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依次大约为0‰、8‰、16‰、29‰）。
6.人口金字塔图的判读。
（1）读结构。
可直接读出该地区不同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如图9：
（2）定类型。
根据人口金字塔图所反映的人口年龄构成特点可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
人口金字塔图的基本类型对比：
（3）析变化。
①正常变化。
从年轻型到老年型的正常转变。其变化主要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受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人口增长模式由原始型传统型现代型转变。
②特殊变化
通过对不同年龄段所占比重或数量的计算，可分析人口问题（人口增长过快、老龄化、人口性别比失调）、人口问题出现的原因（人口增长过快、老龄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人口政策等，人口性别比失调――生育观念、人口政策、工业发展需要、战争等）和解决人口问题的措施。
三、题型回顾
例1 （2016年高考全国新课标文综卷Ⅲ）与2014年相比，2015年上海市的常住人口减少了10.41万人，外来常住人口更是减少了14.77万人，这是近20年首次出现的人口负增长，调查发现减少的外来常住人口主要流向上海周边的中小城市，上海市已制定“十三五”期间人口增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策略。据此完成（1）～（3）题。
（1）导致2015年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上海市（ ）
A.产业转型升级 B.食品价格大增
C.环境质量下降 D.交通拥堵加重
（2）上海市减少的外来常住人口多流向周边中小城市，主要原因是这些中小城市（ ）
①服务设施齐全 ②承接了上海市转移的产业 ③适宜就业机会多 ④生态环境好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3）今后，上海市引进产业从业人员将主要分布在（ ）
A.资源密集型产业
B.劳动密集型产业
C.资金密集型产业
D.知识密集型产业
【解题思路】本题考查人口迁移的原因，以及从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第（1）题，上海市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高，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大，即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技能。外来常住人口的总体素质达不到要求，因此慢慢减少。故选A项。第（2）题，上海人口向周边中小城市转移，说明中小城市有较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说明了这些中小城市承接了从上海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故选C项。第（3）题，今后，上海市以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因此从业人员将主要分布在知识密集型产业。
【参考答案】（1）A （2）C （3）D
例2 （2016年高考浙江文综卷）近年来，我国流动人口一直维持在2亿人以上，且持续增长，城乡间人口流动是主要的流动形式。据此完成（1）～（2）题。
（1）城乡间人口流动与城市经济发展、农村经济水平提高联系密切，下列关于三者关系排序正确的是（ ）
①城乡间人口流动 ②农业专业化发展 ③城市工业、服务业发展
A.①②③ B.①③②
C.③②① D.③①②
（2）下列关于我国人口流动的叙述，正确的是（ ）
A.人口流动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B.生态环境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
C.区域协调发展会减缓流动人口增长
D.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可提高城市化水平
【解题思路】本题考查人口迁移的方向及意义。第（1）题，该题需要理解三者的关系，城市工业、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因而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促进城乡间人口流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促进农业专业化发展。第（2）题，人口流动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水平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会缩小，从而减缓流动人口增长；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流动不会提高城市化水平，小城镇人口也属于城市人口。
【参考答案】（1）D （2）C
例3 （2016年高考上海地理卷）水资源和耕地资源是制约一个地区人口容量的重要因素。根据表1数据，若不考虑其他条件，表中四省，人口容量最小的省份可能是（ ）
A.甲省 B.乙省
C.丙省 D.丁省
【解题思路】影响人口容量的首要因素是资源，尤其是紧缺的资源；丙省单位面积水资源量是最少的，即丙省的人口容量最小。
【参考答案】C
例4 （2015年高考V东文综卷）图13为2005―2012年我国某省常住人口数量变化图。由图可推断该省是（ ）
A.海南 B.四川
C.广东 D.浙江
【解题思路】图示表明该省人口总数减少，四川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人口向外迁移较多；海南、广东、浙江经济发达，迁入人口多。
【参考答案】B
例5 （2014年高考福建文综卷）人口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数之比。图14示意1980―2030年我国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变化趋势。读图，回答（1）～（2）题。
（1）2015年前后我国老年抚养比变化明显，主要的影响因素是（ ）
A.性别比例 B.医疗水平
C.教育程度 D.年龄结构
（2）随着我国人口抚养比的变化，2025年后可能出现（ ）
A.人口迁移加剧 B.劳动力逐渐不足
C.人口分布不均 D.社会负担减轻
【解题思路】本题综合考查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第（1）题，根据题干中人口抚养比的概念可知，抚养比与性别比例无关，A项错误；医疗水平提高，平均寿命延长，可能提高老年抚养比，但这个过程还是要通过改变人口年龄结构来实现的，B项错误，D项正确。教育程度与老年抚养比没有直接关系，C项错误。第（2）题，从图中可以看出，2015年以后，老年抚养比明显上升，少儿抚养比较平稳，说明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因此可能出现劳动力不足，社会负担加重的现象，B项正确，D项错误。人口抚养比的变化与人口迁移和人口分布关系不大，A、C项错误。
【参考答案】（1）D （2）B
四、命题预测
综合分析近三年的各套高考试题，高考命题在本部分呈现以下规律：
1.试题多以选择题的形式进行考查，分值一般在4～12分，难度系数0.7～0.8。
2.以人口统计图或人口政策变化，考查关于对人口增长状况的预测及人口问题。
3.联系热点，与区域图相结合考查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人口数量变化及原因；以统计图表呈现信息，考查人口迁移的影响。
人口增长模式的特点、不同国家的人口问题及解决措施、人口迁移的原因和影响是常考点。在今后的复习中要重点关注各种人口统计图分析和最新的人口政策调整及其影响，关注二孩政策、延迟退休、人口红利等热点问题。
五、能力测试
图15为四国2010年和2050年（预测）每100劳动人口（15岁～65岁）的家属（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数量统计图。读图，完成1～2题。
1.2010年尼日利亚每100劳动人口的家属数量最多，主要由于尼日利亚（ ）
A.出生率高 B.死亡率低
C.迁入率高 D.迁出率高
2.中国劳动人口家属数量增加明显最主要原因是（ ）
A.人口出生率下降
B.人口迁移量增大
C.人口老龄化加剧
D.城市化速度加快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春节返乡后，一部分人不再回到务工的远方大城市，转而选择离家不远的务工地，这一现象称为务工潮倒吸现象。图16为2008―2015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及月均收入变化，据此完成3～4题。
3.图中显示2015年我国农民工（ ）
A.总人数已超过3亿
B.就地务工人数超出外出务工人数
C.外出务工人数约占61%
D.月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
4.出现务工潮倒吸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内地（ ）
A.交通条件改善，空气质量良好
B.产业升级迅速，人力资源需求量大
C.人口政策调整，生育放宽二胎
D.各类城市发展，就业创业机会增多
台湾地区的出生率每12年便会周期性出现一种特殊的逆转变化，这就是“虎兔龙现象”。台湾许多男女偏爱兔宝宝，避开虎宝宝，更期待龙宝宝。读台湾地区2010―2014年人口数据统计图（图17），回答5～6题。
5.台湾地区下一波人口出生峰值期和低谷期可能出现在（ ）
A.2023年、2022年
B.2024年、2025年
C.2026年、2025年
D.2024年、2022年
6.图可知，2010―2014年台湾地区的（ ）
A.人口出生率波动下降
B.死亡率波动比出生率波动大
C.社会老龄化现象严重
D.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上升
7.结合图文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年12月21日公布了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首份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4月1日，美国总人口为3.087亿，比2000年增长9.7%。
材料二 图18为美国人口增长和人均寿命变化示意图（1900―2008年）。
材料三 美国本土略图（图19）。
（1）根据材料，简要概括美国人口的发展特点。
（2）指出目前美国的人口增长模式，并描述其特点。
（3）概述近三十多年来加利福尼亚州吸引人口迁入，逐渐成为人口大州的原因。
人口问题范文第2篇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姚先国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导穆光宗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高文书
人民论坛：如何看待在人口问题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重新审视我国的人口问题和政府的人口战略？
穆光宗：过去对人口问题的最大误解就是将人口问题理解成人数问题，将人口效应理解成分母效应，将人口问题理解成生育问题。这是传承至今的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计划经济思维。
历史上的人口战略是以人口数量为考虑中心的“一条腿走路”战略。但事实是，人口的数量控制通过“节流”的办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这样的战略已经在实践中带来很多问题和挑战，譬如：我国人口生育率越来越低，甚至已经到了超低生育水平；中国面临着少子女老龄化、独子女老龄化和无子女老龄化的多重冲击；新一轮的人口增长并没有带来年轻一代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发展。
姚先国：新时期，我国面临什么样的人口问题呢？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人口领域的根本矛盾在于人力资本存量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工业化加速过程中的产业升级要求与现有职工的知识能力水平相矛盾。自主创新的要求、国际竞争的压力与现有科技队伍的能力不足相矛盾。城市化推进中的劳动力非农化趋势与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矛盾：要么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却无谋生能力，变成城市贫民；要么滞留农村变成隐性失业人口，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从根本上妨碍现代化进程。
人民论坛：新形势下的人口战略该如何制定，您有何建议？
姚先国：关键在于实施以积聚人力资本、提高人口质量为主旨的新的人口战略。这一战略需要实现四大转变：从人口的数量控制转为质量提升；从依靠行政手段控制生育率转为培育人口的内生调节机制。实践证明，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在城市有效，在农村往往失灵，结果造成人口的“逆向选择”现象。实践也同样证明，教育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社会保障越健全，生育率就越低，就越不需要强制手段控制。既然如此，何不转而采用发展农村教育、经济和社会保障的手段来自动控制人口增长呢？从重物轻人的投资战略转向重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重视高端人才培养转为重视劳动者能力建设。
高文书：首先要继续贯彻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思想，要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对出生性别比问题的治理，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重点监测特定的人群，以提高政策有效性。同时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穆光宗：中国需要全力推行的是人本主义的人口发展战略。人口问题在根本上是对人的投资的不足和失败所导致的。只有加大对公共卫生和教育的投资，我们才能有望打破疾病与贫困这一恶性循环。
未来我国人口发展战略需要确立三大目标：风险最小化、潜能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其核心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就是：赋权于民，投资于民，发展于民。
中国人口发展需要确立凸现人的全面发展主导价值取向的战略大思路，具体表述如下：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开发人力资源，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人民论坛：如何准确理解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姚先国：人口可持续发展可以表述为：“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福利增长为导向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动态均衡过程。”
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人与自然的均衡。如果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或者破坏了资源与环境，造成人与自然的失衡，就会危及人的生存基础。
这是一种动态均衡。人口战略也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也好，都要立足现在，顾及将来，要考虑代际之间的均衡和种族、文明的延续。
这是一种积极的均衡。“可持续发展”最终是着眼于发展，而不是为了消极的“持续”。发展的目的是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快乐程度，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
高文书：人口可持续发展要求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强调实现适度人口规模，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强调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它要求劳动适龄人口与就业手段、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事业的协调发展；人口分布与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的协调发展等。
穆光宗：人口发展战略首先要关注的正是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少生不是一切。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做法并没有包含生育率并不是越低越好的意思。从人口安全发展的要求出发，我们需要及早确立“适度低生育战略”。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低生育水平时期。对“低生育水弹风险”的过分担忧是缺乏依据的。即便在一些并不十分发达的农村，很多家庭主动放弃或者推迟了二胎生育，一方面是出于生养成本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生育观念的转变。
人民论坛：新的形势下，如何建立科学的人口评价机制？
姚先国：人口评价机制是否科学，关键在于这种评价是否贯彻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因此，人口评价机制就不能仅看人口数量是否得到了控制，更应该体现人力资源全程管理的要求，从优生优育到培养成才，开发利用，直至退出劳动力市场，都应在评价机制中得到反映。与此同时，人口的生存状态、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指标也应纳入人口评价的视野，成为评价人口战略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穆光宗：只有从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出发，才能建立起科学的人口评价机制，所以考核的是人口发展的安全度、优化度和控制度。同时不能过分迷信一票否决行政考核的绩效。这一做法依然是以数为本，弊端日益显现。
人民论坛：如何看待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和面临的国内国际风险？
姚先国：以“大人口”的观点审视，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提高，生育率将进一步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人口规模仍会进一步扩张。人口老龄化将加速。关键在于应对的政策措施是否正确和有效。
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国内，最根本的隐患在于现存的体制缺陷和机制扭曲。
长期存在的城乡隔绝体制和产权不明晰的土地制度，造成大量兼具城乡二重身份的“农民工”进行“候鸟式”的迁徙，潜伏着极大的社会风险。另外，城市化加
速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失去土地，他们将何以谋生？
就业始终是中国重大的社会问题，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矛盾有可能更为加剧。另外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靠老百姓自己投资，代价高昂，而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即使就业也收入低廉，不足以补偿成本，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这种状况若长期持续，不仅会极大地挫伤人民群众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而且会引发社会动荡。
上述问题应通过调整城市化战略，调整公共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卫生的投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放松政府的产业管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等措施予以化解。
高文书：我国面临的人口安全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人口承载能力问题，人口年龄结构的问题，人口城市化对资源压力加大，人口出生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人口健康的问题，人口流动对传统体制的冲击。
穆光宗：中国人口问题的最大忧患是结构性风险：一是独生子女风险家庭的规模过大、比例过高将构成一个高风险社会的基本细胞；同时，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严重的升高和偏高问题。二是低素质人口的规模过大将制约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
人口问题范文第3篇
一、人口与经济
(一)人口问题的本质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一个发展问题”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共识”。这一“共识”内涵着两个相互关联的观点：一是人口问题多源于发展不足——经典的说法是，人口过剩是经济失败的标志；二是人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得到解决。
事实上，人口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既与发展／经济有关，也与社会／制度、资源／环境和人口自身(数量、结构、质量)及其运动状况(年轻化、老化)有关。人口问题既是发展／经济问题，如生产性贫困、需求不足型失业、老年赡养等；但又不完全是发展／经济问题，如社会性贫困、资源性贫困、人口性贫困，供给过剩型失业、适应一摩擦型失业，老龄化等；在很多情况下又是与发展／经济无关的问题，如性别比、人口一资源比、吸毒等。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数量问题而非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为人口数量所左右。对发展来说，财富、资源、空间的人均拥有量是最为根本的，而人口数量的多少则规定着这个人均量。粥少(人均生活资料)缘于僧(人口)多，地少(人均生存资源)因于人多；地瘠不一定民穷(如果人少的话)，民穷也不一定因为地瘠(人多可导致富饶的贫困)。由是，人口数量便像“魔术师”那样左右着发展(以经济密度，即单位国土面积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示与环境、资源、经济相关的富饶或贫瘠程度)：少量人口可使贫瘠变为富饶，如澳大利亚经济密度4.9×104美元／km2(瘠矣!)，人口密度2.5人／km2(少矣!)，人均GDP20050美元(富矣!)；大量人口则会使富饶变为贫瘠，如孟加拉国经济密度32.6×104美元／km2(为澳大利亚的6.65倍，富矣!)，人口密度981人／km2(为澳大利亚的392倍，庶矣!)，人均GDP370美元(只有澳大利亚的1.85％，贫矣!)
(二)人口与经济
视人口增长为一个积极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一个古老(“大人口”)而又为近代经济适度人口论者推崇的思想。至今仍有人认为，“人手论”未必不正确，中国最大的优势之一便是人口众多，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我们追赶发达国家的一种优势；全球化对中国人口的最大挑战不是控制和缩减数量，而是如何把其潜在的数量优势发挥出来；那些被“津津乐道”少生的人口，恰恰是支撑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
为了证明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提高“人多生产多”的可信度，有学者还引述了如下比喻：“鹰和人都吃鸡，但鹰越多鸡越少，人越多则鸡越多”。这一比喻出自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人乔治·亨利(1839－1897)。他在《进步与贫困》(1879年)一书中写道：“动物和人之间有一种区别。鹞鹰和人都吃鸡，但鹞鹰越多鸡越少，而人越多鸡越多。海豹和人都吃鲑鱼，但一只海豹吃一条鲑鱼就少一条鲑鱼，如果海豹的增加量超过某一点，鲑鱼就会绝迹；而人将鲑鱼卵放在良好的环境中，鲑鱼的数量就会大大增加，比补足他所吃掉的数量还多。因而不管人增加怎样多，增加的需求决不会超过鲑鱼的供应。”
新版本的“鹰越多鸡越少”所要表达的是，鹰只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鹰越多鸡便越少，鹰的增加最终会导致鸡的灭绝。这一结论是与生态学常识相违背的：同生物界一切捕食者一样，鹰绝不会像人那样捕杀超过其基本需要的鸡(自然的鸡A，下同)，而是控制自己的捕食，调节自己的数量以维持与鸡(A)的动态平衡。亨利虽然提出“鹰越多鸡越少”的观点，但还是注意到了为营养关系——食与被食、捕食与被捕食所规定的“自动平衡”这一“自然秩序”。“如果海豹的增加量超过某一点，蛙鱼就会绝迹”，换言之，如果海豹的增加量不超过“某一点”，鲑鱼便不会绝迹。智慧——“生存智慧”便在于使生物知道如何把自己的数量、取食维持在“某一点”而与食物(环境)保持平衡。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有如鹰与鸡(A)的关系，只有如此，才能有持续性。自然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存在表明，文化(知识)替代已使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生存智慧”而忘却了这种关系。
“人越多则鸡越多”所要表达的是，人有着巨大的生产力，物质、能量的供应从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看是不受限制的，自然则有着超乎想象的供养能力。正如亨利所认为的：“地球供养1万亿人和供养10亿人一样容易。”。然而，这是一种局限而有害的观点。首先，人与自然是一种物质进而“零和”的关系，人和鸡(驯化了的鸡B，下同)——人工系统——的增加，必然导致鹰和鸡(A)——自然生态系统——的缩减，进而导致稳定性的下降。其次，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并不意味着物质、能量的无限和供给的不受限制。根据熵增加定律，物质总是自发地从集聚、有用态转变为耗散、无用态，能量总是自发地从自由能转变为废热，在资源、环境有限的背景下，不存在人与鸡(B)没有限制的正反馈循环，进而越来越多的鸡(B)和不受限制的人口增长。最后，人与鸡(B)的正反馈循环——不断扩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对人类和自然都是致命的：在把社会推向随时可能崩溃的高位均衡态的同时，毁灭着地球上的复杂生命，特别是生物金字塔“智慧的顶端”。不是鹰吃光鸡(A)带来自己(自然)的毁灭，而是人毁灭了自然——通过鸡(B)的增加把自然界越来越多的生物量占为己有，断绝了鹰的食物来源(鸡A)，并毁灭了其栖息地。
(三)“资源经济”与“资本经济”
对经济发展的第一性、基础性、根本性是自然资源还是人造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资本经济”观过分相信科学技术进步和知识的作用，以为人力资本是比自然资源和所有资本之和都重要的财富。在他们看来，人口素质、人力资本、科技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财富是从头脑中流出来的，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最后的资本——虽然我们没有更多的资源，但我们拥有更多的知识。
这里有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其一，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其二，最根本的发展条件是什么。事实上，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民族主义和与之紧密关联的发展压力(竞争压力和人口压力)。里亚·格林菲尔德的研究表明，对共同利益、尊严的关注，使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国际竞争条件下成为一种义务和承诺；民族主义通过一套新的伦理和社会观念赋予经济增长以正面价值和方向性，并将自然、分散的社会能量集中于集体的目标上——经济增长是民族主义的产物，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并非是自我维持的，民族主义对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提供了决定因素、不断的激励和支撑。集体精神的缺乏使荷兰在17世纪后半叶由黄金时期转向衰退；而民族主义的“魔杖”，既使英国成为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同时还赋予德国向英国挑战的勇气和能力；在当代，民族主义又使美国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而发展压力，则进一步强化着民族主义，并使之成为现代化目标的“人质”。
“资源经济”观则认为，对发展来说，知识、技术、信息、资本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更具根本性的是自然资源。“土地是财富之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和经济的物质性告诉我们，对发展来说，自然资源是土地和“米”，人力资本、知识、技术是“巧妇”。没有土地和“米”，“智者”的头脑里绝不会流出财富来，“巧妇”也只能望厨兴叹；有了土地和“米”，“愚者”也能耕耘，“笨妇”亦可为炊。不论是“巧妇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还是“笨妇经济”(技术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经济)，都是以土地、“米”为基础和第一性的物质经济。使天平向自然资源倾斜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在人类利用过程中由丰裕向稀缺(不可更新资源趋于枯竭)的转变，社会资本的扩张性和随发展由稀缺向丰裕的转变，由此而来的(从对发展的第一性看)是“资本经济”(资本稀缺)向“资源经济”(资源稀缺)的转变。正如戴利所指出的，随着世界由“空”向“满”的转变，剩余自然资本已取代人造资本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限制性因素。
自然资源对发展根本性最明显的展现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资源消费的巨大差异，即富裕、贫穷分别与高物耗和低物耗的对应：从人均商业能源使用量(千克石油当量，1997年，下同)来看，高收入国(人均GNP25730美元，1999年，下同)为5369，中等收入国(2000美元)、低收入国(410美元)只有1368和563；富裕的美国(30600美元)、加拿大(19320美元)、芬兰(23780美元)高达8076、7930和6435，贫穷的孟加拉国(370美元)、尼泊尔(220美元)、埃塞俄比亚(100美元)仅有197、321和287。对“资源经济”第一性的支持还包括为石油、水等进行的无休止的“资源战争”，以及人们在发生全球性灾难情况下也不会停止的对资源的觊觎和攫取——北极冰帽融化本是一场生态灾难，但却引发了周边国家对北极领土的诉求。
对“资源经济”的挑战来自“资本经济”的成功，如日本等资源贫乏，“从摇篮到墓碑都依赖进口”的国家和地区的存在。我们对此的回应是：其一，“资本经济”的成功并未改变资源对发展的第一性，不论是利用本国还是进口资源，任何发展都是以资源为基础的；其二，资源基础提供着发展的机会，失去资源即失去发展；其三，从世界范围看，地球资源对发展的制约是终极的；其四，利用别人资源的发展是不道德的，特别是污染产业转移(空间利用)、砍别人的树护自己的林、让别人养活自己的国民(通过进口保障粮食安全)等。
二、人口与环境
(一)环境倒“U”型曲线
环境倒“U”型曲线系对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与分配不平等变化趋势假设的借用，亦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为格鲁斯曼在1990年前后提出。环境倒“U”型曲线表示的是如下现象：在转折点前，环境随经济增长而退化；通过转折点后，环境质量则随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上升而得到改善。这一转折点，大约出现在人均GDP达5000美元或8000－10000美元时。一些环境转变论则进一步认为，只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努力把企业污染“内部化”，便不仅可实现环境转变，还能把传统“突兀”的倒“U”型曲线改变为“平扁”的倒“U”型曲线，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基于以下理由，环境与经济的这种倒“U”型关系是不能成立的：第一，经济过程是一个物质、能量耗散而与环境退化反向变化的“熵过程”；单位商品能耗、物耗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总能耗、物耗和污染量的减少。其一，经济过程是一个“废物的总量增加，环境质量降低”的“熵过程”：在生产过程中，资源被转化为商品和废物，能源被转化为废热；在消费过程中，商品转化为自由能和废物，自由能又进一步转化为废热。其二，环境退化源于人类活动对生态因子数量、构成的改变，人类规模愈大、活动强度愈高，环境退化便愈烈。其三，技术进步引起的单位商品能耗、物耗，进而污染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总污染量的减少，因为总污染量一单位商品污染×人均商品×人口总数。
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大量单个资本、个人无法内部化的环境代价和无法或难以解决的“公地悲剧”。无法内部化的大量环境代价包括森林减少、土壤流失、土地荒漠化、气候异常、物种灭绝等；被破坏而又无法私有化(假定私有化利于环保)的“公共资源”包括大气、河流、海洋、生物(尤其是大型动物)栖息地等；而资本(资本青睐在别人院子吃草、撒尿，在自家院子产奶的“长颈奶牛”)则对环境保护采取漠视态度，如发达国家的污染通过产业直接或间接地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
第三，转折点对大部分国家而言是难以企及的，这说明倒“U”型关系只是发生在少数国家的现象。削弱但并未改变产值与污染正相关的技术进步虽然可带来单位产值物耗、能耗，进而污染的减少，但并不能改变总污染随总产值的增加而增加的事实——对环境转变论来说，总产值的增加，也恰恰肩负着人均GDP向“拐点”挺进以验证环境倒“U”型曲线存在的使命。而人均收入增长向“拐点”挺进的过程，也正是物质、能量耗散大量增加，进而环境退化加剧的过程，远在人均收入达到转折点前，大部分国家的经济便会由于环境不可逆转的退化而被窒息。事实上，有限的地球资源和庞大的人口数量只允许少数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所谓的“转折点”，而且还是有条件的“假象”。
第四，统计相关、指标的局限性、差的数据质量和小的时空尺度使研究结果缺乏可信度和普适性。其一，倒“U”型曲线研究所展现的，基本上是一种统计相关而非因果相关。当研究者给出存在的关系时，统计相关是因果的；当研究者给出不存在的关系式时，统计相关的结果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常量人口”不作用的“中性”观，即是这样的结果之一。其二，指标的局限性。环境退化范围甚广而需有一个内容丰富的指标群——污染、植被覆盖度下降、土壤流失、荒漠化、物种灭绝、全球变化等，而迄今的验证只涉及相对小的指标集，且多以污染为对象而使结果缺乏代表性。其三，差的数据质量使结果只具有低的可信度。其四，小的时空尺度进一步降低了结果的可信度，并使之与普适性无缘。层级／尺度理论表明，小尺度的格局在大尺度上不一定存在，小尺度的主导过程也不一定是大尺度的主导过程。
除荒漠化、生物灭绝等之外，对倒“U”型曲线验证现有最大的挑战也许是人均收入超过转折点的国家C02排放量的加速增长：1987年，美、法、加、意、日、荷兰、挪威、瑞典、新加坡等24个国家的人均GNP超过8000或10000美元；除俄罗斯、捷克收入减少，阿联酋、科威特增幅较低外，1996年其余20个国家增幅皆超过50％，其中10个国家达1倍以上，而人均CO2排放量则全部猛增，为1987年的3.77倍到6.50倍。可见，转折点只是环境转变论的“臆想”。
(二)物质关系与“零和游戏”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物质而非资本关系。而物质既不能被创造和增值，也不能被消灭——1公斤黄金放到世界末日还是1公斤黄金，有的只是转移——如物质在上游的流失与在下游的堆积。故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是“零和”，而不存在“双赢”——经济发展是把自然物转化为人工物，人类(富人、穷人)所得(如越来越多的鸡B)必为自然所失(如越来越少的鹰和鸡A)，富人所得必为穷人所失。自然玩的是“零和游戏”，资本的增值、盈利只是人类自己玩的把戏——“双赢”只是一种自欺，经济增长并非对环境有益，进而能够解决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物质、“零和”而非“双赢”的关系，则从根本上否定了环境与经济倒“U”型关系的成立。
污染转移，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城市向乡村、上游向下游、陆地向海洋，乃至随大气环流的全球性转移，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假象形成的根本原因，也是环境与经济倒“U”型曲线形成和只在少数国家、相对小的指标集下出现的原因。局部地区、一些小国可以不需要钢铁、水泥、热电、石油化工、印染、采矿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但对总体、对大国来说仍是不可或缺的；人们可以通过进口替代高风险、加剧水土流失的农业和保护自己的森林，但总是要有生产粮食、出口木材的国家，“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局部地区，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良好的并存，是以广大地区、其他国家的污染加重为背景的。对那些有确凿证据且你已亲眼看到的“双赢”结果，也不要相信，因为那必然是一种把废物和污染留给别人的结果，如服装业为主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环境良性循环，即是通过进口布料而把高污染的印染业排除在区域外形成的。
(三)“独立”和“首要因素”
人口数量压力是环境退化的独立要素和首要原因。
作为环境退化的独立要素，人口数量压力表现为压迫生物的“阈密度效应”，即当人口密度超过某一限值，生物种群便会衰退或消失。“阈空间”指生物生存、繁衍所需的空间下限(km2／个，群)；“阈密度”指生物对人口密度容忍的上限(人／km2)。“阈空间”与生物的体型、营养级正相关，即体型越大，在食物链中的位置愈靠后，阈空间便愈大；同“阈密度”反相关，即阈空间愈大，生物对人口密度容忍的上限便愈小。由此，从r－对策物种到k－对策物种，阈空间呈阶梯式陡增，阈密度呈阶梯式陡减。猛禽，如毛脚鹜、游隼需12－28km2方能正常生存，人参种群的生存仅需几平方千米。中国犀牛的阈空间为1.5×104km2(沼泽、丘陵林地)，阈密度为2－3人；东北虎的阈空间为0.54×104km2，阈密度为26人；黑熊的阈空间为数百平方千米(1只约需10－20km2)，阈密度为65人；红松的阈空间为300－500km2，阈密度为40人。故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密度的上升，生物特别是k－对策物种灭绝的速度加快——当代生物灭绝速度数百倍、上千倍于地质年代(自然状态下为每1000年1个，而今每天便有3个物种灭绝)，即是人炸性增长形成的强大“阈密度效应”的必然。人口数量对生态／环境作用的独立性表明，(仅从生态角度看)即使不捕捉、不猎杀，单是人口密度的增加便会对k－对策物种造成致命的伤害。
人口数量压力作为环境退化的首要原因，主要展现为人口的“基本需求效应”。按土地承载力的概念，对环境的各种冲击量(驱动力)均可归化为一定消费水平的人口，即人口规模和消费水平。“基本需求效应”的形成，在于数量与基本消费的不可分割(不存在没有基本消费的数量)，基本消费与非基本消费相比而言的刚性(人可以不坐飞机，但绝不可以不吃饭)，特别是基本消费品生产要素(土地、水、气候及其空间配置)的短缺，以及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自然系统的外部性——森林毁坏、草场退化、水土流失、荒漠化和物种灭绝等。而基本消费品生产的艰巨性，则促使人们增加投入(化肥、农药、机械动力)，进而加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搞钱容易搞粮难”是一个普遍性问题。1950－2000年，全球经济产出增长5.6倍(由近7万亿美元到46万亿美元)，而谷物产量在大量投入下仅增1.9倍(由6.4亿吨到18.55亿吨)。1998年，中国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灾害，在很大程度上即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在人口数量压力下——摆脱贫困，追求温饱——毁林垦荒的必然恶果。人口的“阈密度效应”和“基本需求效应”表明，减少人口数量对保护、改善生态／环境的根本性作用。
三、数量与结构
(一)“人口红利”
人口对经济的影响被一些人进一步归结为年龄结构的变化：在人口转变初期，人口数量增长迅速导致社会负担加重而对经济发展不利；到第二阶段，人口数量增长减缓带来社会负担减轻而有利于经济发展；进入第三阶段，人口增长趋于静止，人口结构趋于稳定，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于中性。一些研究还得出以下结论：人口年龄结构红利因素在东亚经济奇迹中的贡献率为1／3至1／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对近二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为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红利”效应，尽量延长“机会窗口”的开启时间，中国必须放开二胎生育，实施人口“可持续不减”战略。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追求“人口红利”所要付出的代价，除人口和就业压力外，还有资源／环境压力的持续和增大，进而生态／环境恶化的加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态／环境在总体上趋于恶化：森林严重退化，支持覆盖率的多为次生林和人工林；水土流失面积为367×104km2，占国土面积的40％；七大河流已成“悬河”，1／2的人口、1／3的耕地、7／10的产值处于江河洪水位之下；荒漠化土地为262.2×104km2，占国土的27.3％，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四亿人口和其耕地、家园处于荒漠化的威胁之中；耕地以中、低产田为主(78％)，且处于质量递减状态；江河断流时有发生，湖库干涸不断出现，农业严重缺水，人畜饮水困难，1／2城市供水严重不足，地下水严重超采；江河严重污染，3／4河段已令鱼类无法生存，4／5人口饮水受到污染，1／4人口饮水水质不良；大气污染严重，几乎所有城市的TSP(总悬浮颗粒物)都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SO2排放居高不下，半壁河山酸雨肆虐；洪涝、干旱、生物灾害、地质灾害规模扩大，近岸海域赤潮濒发；大型哺乳类、爬行类、鸟类濒临灭绝，鼠类兴盛为灾等。
合理的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无疑是有利的，但与人口压力、就业压力及由此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相比，与之相关的“人口红利”只能算是“蝇头小利”。环境的总体恶化不容置疑地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通过拼资源、拼环境换来的，东亚的经济奇迹同样是以生态／环境的严重退化为代价的——与经济增长付出的环境代价和人口增长对环境退化的加剧相比，提高出生率以延长“机会窗口”的开启时间则更是得不偿失。考虑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作用，特别是所付出的巨大环境代价，东亚1／3至1／2的人口年龄结构贡献率便只能是一种“天方夜谭”；对“人口红利”的追求，将形成增加人口的“人口红利陷阱”而使中国在人口数量的“泥潭”中陷得更深。
(二)“常量人口”
与“人口问题的本质是一个发展问题”相比，“常量人口”的“中性”观——一个数量、结构趋于稳定的人口不再作用于经济和环境——则纯属杜撰。“常量人口”不作用的“中性”观点，最早是美国于1984年在墨西哥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与环境会议上所提出的，他们认为“人口增长是中性的”；其理论表达则见于“人口红利”的研究中；接着，“常量人口”不作用的“中性”观又由经济扩展到环境——人口，不论其规模有多大，当其数量趋于稳定时，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冲击量便会消失。于是，一个“常量人口”不再对环境构成压力的幻觉便被制造了出来，以致有人天真地认为，只要把中国人口规模稳定在16亿，便不会再加剧生态／环境的危机。
人口数量在稳定时不再影响经济发展和对环境构成压力，这不仅是极其令人费解的，而且也是与环境冲击量公式I=PAT(式中I为冲击量，P、A、T分别代表人口数量、消费水平以及技术对环境破坏程度的指数)。和人口的“规模效应”相矛盾的。人口数量不是“虚无”的，而是负荷着消费，进而负荷着相应的经济规模、资源耗费和污染排放的。在消费一定的情况下，不同规模的“常量人口”所对应的经济规模，耗费的能源、矿产，排放的废物、废气，进而对环境的冲击量显然是十分悬殊的。人口为0.31亿的加拿大，商业能源消耗、CO2排放只占全球的2.52％和1.80％；人口为2.73亿(现已达3亿)的美国，对应数字则为加拿大的9.09倍和12.96倍，占到全球的22.93％和23.36％；中国的商业能源使用量、CO2排放量为孟加拉国的45倍和146倍，除高出孟加拉国1.11倍的人均GDP外，根本原因便在于为孟加拉国10倍的人口。对中华民族来说，2－3亿的“常量人口”不会危及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而为16亿时，便存在着隐患。
对“常量人口”“中性”观的理解，这里只能做以下猜想：其一是不变化不作用。人口可分为“存量”、“增量”两部分，而“增量”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变为“存量”；当“增量”为零时，“存量”便为“常量”——这便是时下关于当今人口虽然比二三十年前多得多，但由于“增量”趋缓而不再作用于经济、环境的奥秘。与“常量人口”对应的影响经济、环境的“变量人口”，可以是“人口增量”，即人口除“存量”的“增量”部分；也可是“增量人口”，即一个增长着的，包括“存量”和“增量”在内的整体人口。其二是荫蔽因果关系的统计零相关(或极弱的相关)。当一个自变量趋于稳定而为“常量”时，其与因变量的关系便变得极弱或为零。统计相关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手段，但其既可显示因果相关(自变量处在变化中)，也可荫蔽因果相关(自变量为“常量”而不变化时)，更可使无因果关系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高度相关——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作相关分析的话。东亚“人口红利”研究中年龄结构1／2至2／3贡献率的结论，“常量人口”“中性”观的形成，即是统计相关对极重要乃至根本性因果关系——人口数量、结构与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荫蔽的典型。而“常量人口”不作用于经济、环境等相关论述，也皆以此为源。
(三)“分母效应”和“规模效应”
“分母效应”和“规模效应”是一个如同“饮食男女”那样不言自明的，不需用发展经济学理论去证明的“公理”和“常识”，但对其进行诠释却有助于对人口数量根本性的理解。
僧多粥少，过高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近千人)使孟加拉国陷于贫困且少有选择余地。“分母效应”使庞大规模的人口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中国大国道路上的绊脚石。2005年，中国GDP总量为22350亿美元，占全球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5％，仅少于美、日、德而居全球第四位，但人均1703美元仅排全球第110位，只有世界平均的1／4、日本的1／24和美国的1／25。而众多的人口形成的“规模效应”，则使“粮食安全”问题长期困扰着粮食总产量居全球第一的中国——在养活她的国民上举步维艰，并使一部分农民陷入人多地少的人口一资源性贫困之中。中国的人口已多到既难以承受之重，又难以承受之轻的地步：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在相当程度上即是以庞大规模人口为背景，自然灾害引起粮食减产(约15％)而诱发的食物“边际供给量”减少所致；如果每人每天多吃50克肉，按4：1的粮肉转化率和13亿人计，便意味着全年要多消费0.95亿吨粮食；从“全球资源共享”出发，到国际谷物市场上购买中国所需粮食的20％－30％的专家建议，也同样因为庞大规模的人口而不能如愿以偿。把世界市场谷物的一半乃至全部卖给中国，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世界养活不了中国，中国只能自己养活自己，也必须自己养活自己。
相反，少量人口使澳大利亚、加拿大在贫瘠的环境中实现了富裕；地广人稀和高人口一资源比成就了美国的大国地位，并使其成为世界最大的粮食供应国(美国提供着全球50％左右的贸易谷物，100多个国家依靠从北美进口粮食)。1988年，美国谷物的消费超过了生产，原因是当年谷物产量因严重干旱减少了1／3，大体上与常年谷物的出口量相当。这里的问题是，若美国人口同印度或中国一样多，它还会有剩余谷物以供出口吗?对照中国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美国在1988年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显然，低密度的人口既为美国提供了选择机会，也为世界提供了选择机会。少量人口优势的又一突出例证是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后的崛起——以国际能源的强势需求为背景，利用石油和天然气(约一半的石油生产量用于出口)。这里同样的问题是：若俄罗斯的人口同印度或中国一样多，它还会有多少石油和天然气可供出口，石油还会是一张坚挺的“王牌”吗?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俄罗斯迅速而令人瞩目的崛起，还在于它只有少量的人口。
(四)层级和尺度
尺度是被研究事物或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度量。其基本概念为规模：时空跨度，粒度／分辨率(最小时空单位)和量度——一定规模、粒度下观察或模拟结果的计算，如一个树(年轮)对千年尺度(规模)上年变化(分辨率)的显示。其基本特征是，小尺度测得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推到大尺度上——小尺度的景观格局在大尺度上不一定存在，主导过程也不一定是大尺度上的主导过程。由是，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所界定的尺度，改变研究范围将导致不同的结果。如藻类生产力与浮游动物生物量的关系，在每三天一次的测定中为负关联，在每六天一次的测量中则呈正相关——非常不一样的结论也许仅仅是由于研究中采用的尺度不同。同样，在小尺度上能做到的，在大尺度上也不一定能做到，如通过幼虫寄生，小茧蜂可灭绝寄主庆网蛱蝶的局域种群，但却无法使庆网蛱蝶的整个集合种群灭绝。小茧蜂是姬小蜂的寄主，姬小蜂的特点是寄生率的显著正密度相关和广食性。当小茧蜂的种群较小时，被姬小蜂寄生的概率相对较小(姬小蜂的广食性使它并不依赖于小茧蜂)；当小茧蜂使庆网蛱蝶种群行将崩溃，也即其种群规模达到最大时，被姬小蜂寄生的概率也上升到最高——小茧蜂被姬小蜂大量消灭，庆网蛱蝶由此逃脱了被灭绝的厄运。
层级或等级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尺度的层级或等级系统。从蝌蚪与它的一洼水到亚马逊雨林，地球生态系统按组织水平从大到小可分为不同的层级——生物圈(全球)、生物群系(区域)、景观、生态系统、生物群落、生物种群、个体、组织、细胞、分子。每一生态系统都处于一定的层级，具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尺度；每一层级都是由不同要素组成的亚系统或整体元。而整体元，一方面表现为对其低层级自我包含的整体性和制约性，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其高层级被包含的部分性、从属性和被制约性。在这个等级系统中，其一，高层级的行为、动态呈大尺度、低频率、慢变化特征，低层级则表现为小尺度、高频率和快变化特征；其二，通过兼容，小尺度上的非平衡性、异质性可被转化为大尺度上的平衡性和均质性，并导致复杂性的增加；其三，低层级是高层级的子系统和基础，高层级由低层级构成并对低层级逐级制约；其四，不同层级的问题性质不同且处在差异巨大的各种尺度上，须在不同层级上研究解决。
一切自然、社会系统都居于地球生物圈一定的层级，具有一定时空尺度和对总体的不同重要性。层级／尺度理论对理性人的告诫有五方面：第一，高层级／大尺度系统或总体(以下简称高层级系统)的目标、利益，包容着低层级／小尺度系统或部分(以下简称低层级系统)的目标和利益；而低层级系统的目标、利益却不一定体现高层级系统的目标和利益。由是，低层级系统对高层级系统的服从，便是一种合理。第二，各层级或各系统的问题必须在该层级或该系统内解决，跨层级或系统的解决必然会招致混乱乃至会导致系统崩溃。解决狼群繁殖过剩的正确方法是节制生育／系统内解决，通过大量捕食羊群／系统外解决只能使羊群和狼群都归于灭绝。人类即是繁殖过剩的“狼群”，社会和自然危机的根源即在于错误的系统外解决。第三，低层级系统发生的关键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因子、规律和影响重大的事件，在高层级系统中或只是非关键过程、起次要作用的因子和规律，或影响甚微，或根本不曾发生；而在高层级系统发生的一切，则由于逐级控制而对低层级系统有着根本和重大影响。地球上山崩地裂于太阳无丝毫影响，而太阳的轻微变化(如耀斑、黑子)则会对地球带来巨大影响；人类文明的兴衰与自然毫不相干，而自然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到人类文明——久旱不雨会触发导致王朝覆灭的“雪崩”，地球进入冰期必定会造成人类社会的萎缩。第四，解决高层级系统问题具有对解决低层级系统问题的优先性。包容性表明，前者的问题即是后者的问题，解决前者的问题便是解决后者的问题，或有助于后者问题的解决；但后者的问题不一定是前者的问题，优先解决后者的问题将招致混乱，乃至会导致其系统的崩溃。第五，根据高层级系统对低层级系统的逐级制约、控制(狗摇尾巴)和在时空尺度上的巨大差异，试图调控生物圈(尾巴摇狗)的任何人类行为都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五)数量与结构
缩减人口还是“人口数量可持续不减”关乎民族前途，是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根本问题和学术争论的焦点。在操作层面，表现为“数量第一”同“数量与结构并举”之争。有学者甚至提出，必须打破“人口数量的紧箍咒”，走出“人口数量的陷阱”。
笔者的观点是数量控制对结构调整的优先。从问题层面看，其一，对以人口不减或增长为条件的“人口红利”的追求，将形成“人口红利陷阱”，加剧人口过剩而得不偿失；其二，人口数量过剩招致生存危机而属“心膂之忧”，老龄化并非衰亡只是“疥癖之疾”。提高出生率以调整人口结构既不能有效缓解人口老化，又会阻碍老龄问题的解决，并使中国在“数量陷阱”的泥潭中陷得更深。如果我们不能顶住人口老龄化(既往人口过快增长的代价和可持续的必须)的压力和“人口红利”的诱惑而放松人口控制，那么“人口数量陷阱”将变得更大更深而更难以得到解决；如果存在“人口老龄化陷阱”(以全球为参照，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尚不高且并未掉进“陷阱”)的话，我们也不能同时跳出两个“陷阱”(“既有效控制人口数量，又显著缓解人口老化”本身即是一个假命题)，而须做出取舍和选择。
人口数量过剩属高层级系统问题，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属低层级系统问题，减少人口数量是人口与环境问题的解决对人口系统、人口－经济－社会系统中数量与结构关系处理优先性的规定。坚持“数量与结构并举”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通过提高出生率(调整结构的必须和人口不减论的追求)对一个已严重过剩的人口进行结构调整，有如给本已胀满的气球吹气而会将气球吹破一样。我们绝不能为调整人口年龄结构而冒招致经济社会崩溃的风险，处理数量与结构关系理智亦是必须的做法是：先减少人口数量，然后再进行年龄结构调整。
人口问题范文第4篇
（一）人口总量相对不足
纵观世界发展的历史，无论是文明的传承、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的稳定，都需要一定的人口数量作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新疆社会稳定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兵团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来实现其维护新疆稳定的职责。2010年，兵团人口总量仅占到自治区人口总量的11．80％，与改革开放时的17．19％相比，下降了5．39个百分点。兵团人口增长慢于自治区人口增长，在自治区人口中的份额逐渐减少。在新疆人口日益增加的过程中，兵团人口出现了相对的“萎缩”，这与当今形势下实现维护新疆稳定所需一个强大兵团的目标出现了背离。
（二）人口素质相对较低
据兵团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兵团6周岁及以上人口中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仅占5．6％，高中（含中专）教育的占27．0％，初中教育的占40．2％，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3年，低于全国的9．05年。兵团人口无论是与60年代兵团人员的“高素质”相比，还是与当今全国的人口素质相比，高素质优势已经远去。人口素质的不高难以成就一个强大的兵团。首先，人口素质不高对新知识、新技能的接受、应用能力不强，难以成就一个经济上的强大兵团。新知识、新技能一旦被用于生产、生活，往往是最能促进生产力、创造经济价值的手段。而新知识、新技能往往是被那些素质较高的人员所率先掌握、应用。所以，兵团人员在接受和应用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要弱于高于其素质的人员，这就使的兵团在经济发展上会错失先机而导致经济上难以做强。其次，人口素质不高对维护新疆稳定的职责认识不强，难以成就一个思想上的强大兵团。当前，兵团老一辈人员已经退居二线，二代、三代和新职工是现在兵团的主力。据调查，新职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使命意识淡薄，他们更多的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兵团三代的年轻人较老一辈的兵团人而言，使命意识不强，他们更多地关注自身利益，向往外面的五彩世界，这从三代普遍不愿种地、宁愿外出打工的情况中可窥一斑。人员素质的不高，使得他们很难从国家的高度来认识自身所承担的职责，也就更谈不上责任感、使命意识，因此，思想上强大兵团的形成也就无从谈起。
（三）兵团人口结构不甚合理
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兵团人口性别比偏高、年龄结构老化、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不合理。兵团人口性别比偏高，尤其是婚恋阶段人口性别比的过高，不利于男性在婚恋市场上的顺利择偶，不利于外来人口在兵团的安家落户。据调查，兵团团场近年来引进的大学生中，男性人员普遍较多，这就导致了这些男性大学生在择偶的过程中，势必会剩下一部分人员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偶，进而导致这部分人员的稳定性较差。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团场为什么留不住人。人员的难以稳定势必会影响维护新疆社会稳定职责的履行。年龄结构的老化，一方面反映在老年人所占比重的升高，兵团已进入老龄化阶段；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兵团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近40岁，已进入壮年阶段。老年人比重的增加，意味着兵团可投入维护社会稳定的人员比重下降；而劳动力结构的老化，则意味着兵团投入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年轻劳力比重的减少。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是对维护社会稳定力量的一种削弱。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中，一产从业人员比重高，二产从业人员比重过低。这表明兵团仍然是以农业发展为主，工业进程缓慢，没有强大的工业支撑很难形成经济上强大的兵团。而以当今兵团农业发展的高水平来看，对劳力的吸纳能力的有限也难以造就人口上的大兵团。
（四）人口分布仍需布局兵团人口分布呈现出“两圈一线”的分布格局
能有效的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确保新疆的稳定。但就目前兵团人口分布的南北疆差距而言，则不利于兵团维护新疆社会稳定职能的发挥。尤其是兵团在南疆过低的人口比例，一方面是难以发挥其对的震慑作用，另一方面是难以与各民族进行充分的交融，难以做到民族间的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维稳、共同致富，不利于民族间信任的形成。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驻守在2019公里的边境线上，为保卫祖国边防、守护新疆稳定筑起了一条“屯垦戍边”的屏障。但近年来边境团场人口总量的不断减少、职工队伍不稳，严重影响了边境团场的发展，不利于边境地区的稳定。从人口的城乡分布来看，兵团人口的城镇化速度迅猛。但就兵团目前所拥有的城市数量和规模来看，数量不足、规模偏小，聚集人口的能力较差，这就会使得兵团在履行维护新疆稳定中缺乏稳定、充足的人员基础。尤其是在南疆和边境地区，兵团城市数量和规模就更显不足，聚集人口的能力更差，实现维护新疆社会稳定职责的难度更高。因此，如何做大兵团城市，改善兵团人口在城市间的布局，进而完善兵团人口分布，是兵团从“屯垦戍边”向“屯城戍边”转变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实现新形势下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需要。
二、社会稳定目标下的兵团人口发展路径
（一）增加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
兵团十二五规划关于人口的部分指出：2020年人口要达到400万。按照2013年兵团人口自然增长率0．2‰进行测算，到2020年兵团的总人口为268．38万人，与计划中的400万人相差131．62万人。因此，坚持计划生育国策、适当放开人口二胎政策，引导人口向兵团合理、有序迁移等在增加兵团人口、优化人口结构方面就显得尤为重要。
1．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适当放开二胎生育政策
目前，兵团的生育水平极低。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09，不仅低于自治区的1．53，而且低于全国的1．18，更低于人口的更替水平2．1。国际研究表明，只有在人口总和生育率为2．1时，才能保持现有的人口规模，否则，就会出现人口的衰减。人口的生育水平不是越低越好，而应该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以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为此，兵团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应鼓励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职工用好用足政策，不放弃生育二胎。另外，要加大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力度，不分城乡、不分区域统一生育二胎，利用人口的自然增长来增加人口规模，改善人口结构。
2．引导人口向兵团合理、有序迁移
人口迁入是优化人口结构最迅速的途径。人口迁移更多的倾向于年龄较轻、文化程度较高的男性人口迁移。因此，人口迁入能迅速地改善迁入地的人口年龄结构、提高人口的整体素质。但在人口迁移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女性人口的迁入，以避免男性人口在迁入地婚恋问题的难以解决，进而出现二次迁移。但就近两年兵团的人口迁移来看，净迁入数量不大。为此，兵团需要大力发展经济，以三化建设为契机，吸引人口的大量迁入。尤其是三化建设中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既能吸纳大量的人口，又能改善三产从业人员的结构。在这个过程中需把握高素质人才引进与普通劳动力迁入并重。另外，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加大“西部计划”力度，以高于东部的待遇吸引高素质人才到兵团安家落户。
3．扩大兵团管辖范围
扩大兵团管辖范围，是增加兵团人口规模最迅猛的方式。实践证明：兵团能有效的管理地方划归给兵团的农场，并实现其兵团化，履行维护新疆稳定使命。因此，新形势下，扩大兵团管辖范围，既有利于增加兵团人口规模，也有利于减轻地方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
（二）提高人口素质
1．提高团场职工素质
目前，团场职工的主力是兵团二代、三代及新职工。新职工的前身主要是内地的农民，其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维护新疆稳定的使命意识不强。因此，对新职工在进行科学文化知识普及的同时，更应该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宣传，发挥兵团大熔炉作用，以增强其维护新疆稳定的责任感、使命感。在平时，以趣味性的方式进行宣传，如开展屯垦戍边知识有奖竞答、开设团场军垦人讲身边事课堂、老兵精神等；在特殊时期，对执行任务表现突出者，给予其土地承包等相关的优惠政策，与经济利益挂钩，以增强其履行使命的荣誉感，进而提升其思想素质。
2．加大对现有人才的培训力度
留住现有人才，也是间接提高人口素质的一种方式。因此，兵团在加大经济待遇、感情留人外，还要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训。这既是挽留现有人才的手段，也是提升现有人才素质的途径。对此，兵团要加大对现有人才的培训力度。一是利用兵团及各师党校，加大现有人才对兵团新形势、新动态的及时把握，以增强新思想在其工作中的指导作用。二是利用19个省市对口援疆的机会，加大相关单位的交流合作，借鉴内地先进的经验做法，以增长现有人才的见识。三是鼓励现有人才到兵团大学和内地大学再进修，以增进其今后工作中的理论指导。
3．引进高素质人才
引进高素质人才是提高迁入地人口素质最便捷的途径。为此，兵团要加大对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工作。一是引进大学毕业生和复员转业军人到团场、连队，尤其是兵团职工大学生子女的引进。二是引进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工人。三是兵团发展所需要的特殊人才。
（三）完善人口分布
马大正在2001年提出完善兵团团场布局要“抓住两头，突出中心，画圆南圈，加强一线”。目前，“两圈一线”分布格局中的“南圈”没有画圆，塔克拉玛干南缘和东缘团场少，且规模小，人口少，总体实力单薄；边境“一线”人口总量出现了减少，在兵团人口总量中的比重出现了下降。因此，在当前新疆猖獗的情况下，“画圆南圈，加强一线”势在必行。
1．画圆南圈
第十四师224团和二师38团的成立，是兵团完善南疆团场布局、画圆南圈的重要举措。也为我们完善南北疆人口分布提供了思路，具有推广价值。
2．加强一线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的设立，是国家加强边境一线的体现。也为我们加强边境团场、增加边境团场人口提供了可借鉴范例。另外，鉴于边境团场守边的特殊性，我们需要大量的优秀复员转业军人充实团场的武装力量，亦需要优秀的大学毕业生用先进的知识技术武装团场一线职工。
3．建设兵团大城市
在南疆、在边境地区建立几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既是改善兵团城市人口规模过小，也是调整兵团人口南北疆、边境地区分布不平衡的重要措施。
人口问题范文第5篇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
人口问题范文第6篇
从国际社会层面看，很多国家，特别是许多发达国家在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的过程中，都适时适度地推行了各种社会公共政策，而且这些政策都非常及时有效。为什么呢？因为人口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它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社会经济的问题，劳动就业、家庭、教育、卫生和养老等等问题。就人口学本身而言，它也是一门边缘性和综合性特征非常明显的学科，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等。
因此，当一个国家要面临去解决人口问题的时候，它必须考虑到解决人口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动员政府的各职能部门进行综合治理，而且必须由最高领导或者说地方的一把手亲自调动各部门力量来配置好部门资源，政府各职能部门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匹配的公共政策来参与人口问题的综合治理。
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最佳途径
要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要实现我国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四大问题：一是必须树立全新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理念。人口学的转变时代意味着，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目光来看待今天的人口问题，我们也无法用传统的价值观来思考今天的人口问题，而且更加无法用传统的方法和政策来解决今天的人口问题；二是继续维持低生育水平，尽可能保持一个适度人口规模，怎么操作？就是要继续改革创新现有的社会公共政策和运行管理体制，使这些政策一环扣一环，互相衔接，互相依托，互相作用，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推动力，其中首先要重视家庭政策。家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将永远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原动力；三是进一步完善制度和体制建设，要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应该大力改进现有的机构设置，要真正找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动力所在和力量所在；四是运用社会政策，尽快消除和减小我国地区性和城乡之间显著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我们一直在说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不公平，城市人享受了社会保障，享受九年义务教育，而农民却不能享受同等待遇，这就是社会不公平。因此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必须考虑解决人口总量、动力、路径和公平问题，实际上就是新的科学发展观所提到的五个统筹问题。
人口问题同样也是如此，当我们人口规模过于庞大，增速过快的时候，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是非常及时有效的，但今天在许多城市区域内长时期地出现人口自然变动的负增长，如上海自从1992年至今，每年的人口死亡人数都超过出生人数，同时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加速。有些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独生子女困难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数量不断增多等。
面对这些社会状况，我们能不能对现行的一些社会公共政策，包括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换个角度来思考，是否可以比较大胆地去探寻一些新的机制或者用一些新的理念和工作方法，从根本解决我国的人口总量和适度人口规模问题，解决提高人口总体素质的问题？我们能不能首先在一些城市或地区开展一些试点工作？
基于上述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的框架下，面对当今我国人口与发展的实际状况，需要我们考虑的是：一是现行的一系列社会政策需要转型升级，二是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
社会公共政策的基本内容
从广义上看，社会公共政策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政党以及其他组织为了实现其社会目标而在各种社会事务方面制定的各种政策的总和。而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总量或者人口素质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它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政府如何根据本国或本地区发展的实际状况来制定符合客观规律，与其发展基本相适应的人口、社会和经济政策来予以调控人口的出生变动，迁移变动和死亡变动，从而对人口的总量规模和人口素质实行综合治理和调控。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上世纪50年代的出生高峰，60年代的困难时期，70年代初的迁移和上山下乡，80年代的改革开放，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的人口流动等等，特别是70年代末开始的计划生育工作，这些社会状况与我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出台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的政策都有着最直接的作用和影响：具体而言，社会公共政策一般包括，社会保障政策、社会救助政策、婚姻家庭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医疗卫生政策、城市规划与住房政策、人口政策、户籍政策、生育政策、劳动就业政策、奖励扶助政策等等。
由于社会政策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这里我们着重谈论与人口发展密切相关的诸如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就业、住房、人口迁移和流动、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奖励辅助等方面的社会政策。
社会保障政策：包括养老和医疗政策，都对人口未来发展带来影响
社会救助政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这些制度政策对生育意愿转变的作用，包括我们2010年出台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从传统的处罚多生政策向奖励少生的政策转变，昭示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加尊重人权，更加体现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实现生育意愿转变的最有效途径。
劳动就业政策:针对劳动力的供给方面采取的各种措施；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各项政策措施；对自谋职业、自我雇用的劳动力提供有关的优惠政策——对人口年龄构成变化的长期效应。
住房政策：独生子女奖励政策出台初期，独生子女家庭能享受到优惠。住房制度改革后原来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各种优惠政策难以落实——对降低生育率的直接动力。但是住房市场开放后，管理层明显地淡化了这一政策。
家庭政策：家庭政策是世界各国为调节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社会政策之一，它在对家庭成员的生育指导，如养育成本、生育间隔、夫妇生殖健康、孩子教育、成年人职业培训以及家庭生活等诸多方面产生直接效果。
生育政策：要构建完美的中国式家庭，就需要生育政策的介入。我们传统意义上出台的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实行了30多年不变。我们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什么政策都在不断地变革发展，唯独这项政策长期不变，坚决不变。理由是：一、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总量规模大；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资源短缺，经济还不发达
户籍政策：传统的挑战与现实的改革。
人口流动与迁移的政策：从2000年开始，国家关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从上述人口转变进程的情况看，与人口发展配套出台的系列社会政策看，它们对我国的人口发展和人口转变进程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某些层面上分析，它们也同时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如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人口老龄化问题、城市农民工及其子女教育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其中一方面原因是我国在人口与发展上的社会机制问题，但另一个不能让我们忽视的现象是：人口与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动情况，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与人口发展相配套的社会经济政策，特别是人口政策的周期性变动及其特点。
许多国际著名学者，如美国人艾克斯坦很早就发现中国存在着“政策周期”现象，他认为中国的政策周期根源于中国的决策机构和价值系统。克拉克认为，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框架时间是不断变小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计划延续2-3年的时间，然后作适当的调整和改进；在80年代中期，则缩减到一年时间；到了80年代末，就变成一个季度了。郑竹圆分析了1953-1981年我国的经济策略，发现在这3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增长战略能够延续6年以上。老百姓也晓得中国存在政策周期，“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这种形象的说法，反映了老百姓对政策易变性和周期性的普遍看法。
然而，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我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制定的政策，它们的变革周期在不断缩短。比如股市、房地产、利税、卫生、医保和教育等方面的政策经常在变化，而且变得很快，唯独计划生育政策30年基本不变，这是为什么呢？一是那些政策受市场经济的主导，反过来它们必须迎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是全计划时代的产物，加上它的边缘性特征，再说一个最充分的理由是中国人口基数大，生育必须被控制在计划之中。
我们应该看到，我国人口增长的“三低”现象是在“两个不均衡”的情况下出现的，人口出生率出现严重不均衡，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是城乡严重不均衡，城镇人口出生率较农村低。如今，城市居民大多能做到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而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一对夫妇违规生三胎、四胎的现象极其普遍。二是东西部严重不均衡，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口出生率较西部欠发达地区低。人口问题，不单单是控制人口增长，更重要的是提高人口素质。二者相辅相成，难分轻重。如果城镇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步伐放慢，而农村和落后地区人口的增长速度过快，势必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流动人口的问题，且相互叠加，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问题交织，经济社会转轨时期不稳定因素增多，人口与发展问题更趋复杂。目前最突出的问题首先是人口老龄化，其次是出生性别比问题，第三是城市大量农民工集聚。因此，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
关于当前亟须解决的人口管理和人口政策的几个核心问题
战略是国家对一定历史时期重大的和具有全局性任务的筹划和指导，它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前瞻性、稳定性、平衡性和操作性等特征。人口战略是指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人口问题上给出的明确态度和预期目标。制定人口发展战略的目的在于帮助协调未来人口趋势和经济及社会发展趋势，是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一种重要手段。
我国在上世纪末已经基本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新世纪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政府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发展战略后，我们就必须去关注改革传统的各项社会公共政策，以实现战略目标。
社会公共政策是指政府用来处理狭义的社会问题所采取的行动或行动规范，它以社会问题为对象，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提高人民生活，增进社会利益，谋求社会秩序平衡发展。虽然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尽可能兼顾各个群体的利益，也力求照顾到弱势人群的各方面需求，但要做到十全十美毕竟不太可能。因此，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不断改革和完善各项人口、社会和经济政策。要确保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实现，我思考以下几个不太成熟的建议，供大家批评讨论：
第一，建议将现在的国家人口计生委更名为“国家人口与家庭计划指导委员会。奥运会以后，面对国家社会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将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为了树立更加良好的国家对外形象，为了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应当及时考虑更名工作。未来的人口管理部门，从省市、直辖市来说，应该设立人口登记管理处，人口统计处，计划生育工作处，政策法规处等。人一生出来就到公安部门报到，这真有点不合时代的气息。
第二，更名后的国家人口计生委应当具有更加具体的工作职能。更多更具体地担负起人口管理和人口综合调控的职能，到底如何统筹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现在的趋向是，说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人口计生委就与人口研究机构抢饭吃，争着立项搞课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职能部门应该深入分析研究机构完成的研究成果，并将研究结果运用到制定政策和进行决策的依据。
第三，建议决策层领导今后应该让各级领导的一把手分管人口计生部门，要迅速改变现在地方各级都是由什么分管领导来分管人口计生委。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它涉及所有各个经济、社会和生活领域，从它的学科内容来说，其边缘性特征非常明确。中央提出要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统筹了哪些问题？所以要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必须要有一把手来动员各个政府职能部门。
第三，未来的人口计生工作要特别重视家庭问题。大家知道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组织形式，也是社会最牢固的基石。对于这样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基层，人们的生活港湾，我们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个清晰的职能主管部门，没有一个部门能够制定一系列扶持家庭发展的公共政策。所以我觉得讲计划生育还不如强调家庭计划指导，同样提出更名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如何针对每个个案家庭和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指导构建合理的家庭规模，是人口学转变时代最紧迫的要求。长期的研究结果表明：要构建一个完美的中国式家庭，一对夫妇最理想的子女数是拥有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是一个四口之家。这个美好的愿望如何来实现呢？这就需要我们主管人口计生的部门来深入思考了。
我本人觉得，一旦我们经过仔细研究和精心测算以后，全国范围内可以考虑逐步过渡到城市和农村根据政策，一般可以生育两胎的政策：一是每个家庭如果生育两个孩子，这正好达到了人口学意义上的替代水平，并不会产生新的生育高峰，中国现在的人口巨大规模是上世纪50年代鼓励生育政策造就的；二是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的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他们结婚后可以生育两胎的年龄段人口已经大部分进入婚育期，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生育两胎。第三是广大城市地区，随着养育成本的不断提高，计划生育工作的宣传教育，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下降，鼓励生育两孩对于部分年轻人而言没有作用；第四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生育两胎，甚至多胎的现象本来就普遍，现在的生育第一胎是女孩可以再生育，是一项非常消极的两孩政策，它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去人为选择性别的动机，这样不但没有控制生育，而且性别比问题日趋严重。第五，在全国范围内允许生育一男一女的两孩政策，可以有效治理人口性别比问题，更加有利于实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第六，可以有效减缓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趋向；第七，更加有利于新时期人口计划生育的全面展开，更加有利于开展家庭计划指导，更加有利于构建完美家庭，构建和谐社会；第八是更加有利于中国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在国际上的形象。大家看到本届奥运会，俄罗斯为什么体育实力下降？这跟它长期的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密切相关的。
人口问题范文第7篇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5.李建新.低生育率的社会学后果研究[D].社会科学,2001
人口问题范文第8篇
市政府决定召开这次全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领导小组联席会议，主要目的是通报全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有关情况，进一步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各成员单位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职能作用，确保全面完成今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各项指标任务，努力提高全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科学化水平。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市人口计生委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既到各县区进行了督查调研，又深入各部门进行了沟通衔接，希望大家认真领会会议精神，抓好贯彻落实。
刚才，市人口委演示汇报了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工作成果，市人口委主任同志通报了当前工作进展情况，15个责任单位也提供了书面交流材料。总体来看，全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领导小组成立以来，各单位顾全大局、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扎实工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此市政府是充分肯定的。下面，围绕进一步做好全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再上新的台阶，我强调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围绕“为什么要统筹”，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增强工作的主动性
做任何一项工作，首先要认识它的重要意义所在，我们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就要弄清楚“为什么要统筹”的问题。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新形势下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大创新，其重要意义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认识，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计划生育工作比较薄弱的地区来说，我觉得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落实基本国策之所系。人口问题是我们国家发展中的最大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就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到现在没有变，在落实基本国策的过程中，经历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阶段后，现在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时期。从全省的情况看，2005年11月25日起施行的《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取消了生育二孩的间隔要求，完善了再婚家庭的生育政策。这些生育政策的适度调整是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政策与需求的适当调节，并不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2011年4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总结和准确把握人口发展规律，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中央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稳定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队伍不动摇，不断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体制、机制、手段和方法不动摇”。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新的形势下落实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其基本点就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
二是提高工作水平之所在。随着全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广大群众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少生、优生、优教和致富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全市经济发展比较滞后，计生工作整体投入不足，原来的工作基础非常薄弱，加之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形势并不乐观，去年全省考核倒数第二，工作中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全市农村符合政策生育率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说明计划外出生没有控制住，重点特色工作效果不明显；人口形势更加复杂，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相互交织，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位徘徊，缺乏力度大、见效快的治理措施和方法；流动人口规模日益扩大，情况更加复杂，给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部分计划生育奖励制度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不能紧密配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利益导向政策的应有效果；各县区工作进展不够平衡，依法行政水平不高，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压力非常大。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涉及千家万户，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有效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提高计划生育整体工作水平，其切入点就是要在统筹协调上下功夫，也就是说除了计生部门要全力做好工作外，还需要各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
三是切实保障民生之所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涉及到户籍、教育、医疗、社保、就业、救助、生产、分配等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近年来，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了利益导向机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优先优惠政策，各成员单位多渠道筹措资金，不断加大投入，认真落实各项利益导向机制和优先优惠政策，解决了计划生育户在生产生活中的许多实际困难，使计划生育户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自愿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但是，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相比，从人民群众遇到的实际困难来看，我们的工作还不够到位，一方面是我们的优先优惠政策还不全面、不完善，另一方面是我们已经出台的政策执行还不到位。如何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实行更加优先优惠的政策，做到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其立足点就是要在统筹协调上做文章，只有各成员单位把政策制定好、落实好，才能达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预期目的，计划生育工作也才能获得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总之，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是新形势下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必然选择，希望各成员单位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克服畏难情绪，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把所承担的任务抓起来，把所制定的政策落实好，切实发挥好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作用。
二、围绕“统筹中做什么”，解决好部门责任问题，增强工作的实效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来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做到统筹呢？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应该做到：一是在组织领导上要统筹加强。要站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高度，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进一步加强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思想认识不降低、工作措施不放松、工作力量不减弱。二是在惠民政策上要统筹制定。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统筹制定计划生育优先优惠政策，使各项惠民政策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真正让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群众有一种自豪感、实惠感、安全感，切实解决计划生育家庭的后顾之忧。三是在综合治理上要统筹协调。不论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整体素质，还是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都需要各单位齐抓共管、综合治理。要按照全市“一盘棋”的基本要求，统筹协调好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切实发挥好各单位的职能作用。四是在目标任务上要统筹落实。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迫切要求我们的工作思路由单纯控制数量为主，向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工作方式由行政制约为主向依法行政、优质服务和综合治理转变。适应这“两个转变”的工作要求，省上对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任务的确定和考核指标体系的设置更加复杂、更加细致，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目标任务做到统筹落实，就会影响到全年整体工作的考核成绩。
结合我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各成员单位在具体工作中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率先制定和落实优先优惠政策。当前，全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示范区”，这项工作涉及面广，各成员单位在抓工作的过程中，要自觉地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融入到自身工作之中，做到同安排、同检查、同考核，特别是出台惠民政策时，要与人口计生部门会商、会签或征求意见，最大限度的对计划生育家庭给予优先优惠，政策出台后要千方百计地予以落实，不能开“空头发票”。在制定优先优惠政策方面，卫生、民政、教育、人社、工商、住建、扶贫、水务、妇联、团委等部门还有文章可做，希望人口计生部门和这些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加强调查研究，力争在优先优惠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方面有进一步的突破。
二是建立部门信息定期通报制度。实行信息资源共享，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思路，也是各部门履行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职责的重要体现，更是政府工作信息化建设和提高行政效率的迫切需要。按照省、市统一要求，有信息通报任务的单位，必须向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相关信息，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部门报送信息统筹安排、督办日常工作。信息报送主要涉及到卫生、公安、工商、民政、劳动、建设、教育、商务、房管等部门。信息报送要求信息准确、项目齐全、报送及时，必须做到一月一报送，以便及时反映部门信息动态，方便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落实跟踪管理服务。比如卫生部门人口出生实名登记信息报送要准确、完整，特别是身份证号码、产妇户籍地、现居住地等信息不能缺任何一项；公安部门要按月报送公民户籍变动信息和外来人口信息；住建部门要按月报送建筑工地就业人员及随行家属信息；人社部门要按月报送劳务输出输入信息；民政部门要按月报送婚姻登记信息和子女收养信息；工商部门要按月报送外来人员经营信息等。对于这些制度，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确定专人予以落实。
三是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各部门要按行业管理范围划分流动人口管理职责，流动人口在哪个行业内就业或者居住，其计划生育工作就由哪个行业管理部门进行管理。公安、工商、建设、人社、卫生、商务等部门在为流动人口提供服务时，要求基层办事单位和用人单位严格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并建立台账。对当年怀孕生育的，要查验生育服务证,并及时向所在社区居委会通报个案名单。要加大计划生育执法力度，对违法怀孕、违法生育的，按国家相关法规对其进行查处。要遵循“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的原则，扎实推进基本服务均等化，加强城镇流动人口服务体系建设。对流动已婚育龄妇女要搞好避孕节育、生殖健康检查等免费技术服务。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等法律法规，宣传公民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应负的责任，宣传本地可以提供的服务项目及服务程序等。
四是关注打击“两非”案件。所谓“两非”就是非医学需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两非”行为直接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不平衡，影响人类的自身发展和社会和谐。“六普”资料显示，全市2011年零岁组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8.35，最高的通渭县131.28,形势非常严峻。截至目前，全市打击“两非”活动进展不尽如人意，可以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市政府决定，6月下旬由市政府督查室牵头，监察、公安、法院、卫生、药监、人口等部门参加，在全市进行一次打击“两非”专项督查活动。各有关单位要积极参与和配合整治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行为活动，人口计生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依法查处有关案件和人员，卫生部门和卫生监督所要对私人诊所和所有卫生医疗机构比超设备加强监管和检查，明确责任，如果发现有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一律吊销从业执照，这是一条铁的纪律。对“两非”行为较严重、且查处不力的地方，要追究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的责任。
五是做好部门人口计生工作。最近，市政府办公室批转了市人口委《关于加强城镇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各单位要认真学习，对照抓好贯彻落实。要加强对干部职工的婚姻管理，严格执行《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生育、奖励、处罚政策。要推行以长效为主的避孕节育措施，据调查分析，国家工作人员的长效避孕措施落实率明显低于农村，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和落实工作。要落实属地管理，市直部门要自觉接受安定区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管理，主动联系和汇报，共同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三、围绕“统筹中怎么做”，解决好组织领导问题，增强工作的协调性
一要加强领导，凝聚合力。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将各自负责的人口和计生工作作为本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纳入“民生工程”，认真履行职责，统筹安排，协调推进。各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分管领导要全力抓好落实，不折不扣完成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部门之间要加强联系和沟通，定期不定期的召开联席会议，及时协商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人口计生部门要为党委、政府当好参谋助手，主动加强与各成员单位的联系和沟通，做好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
二要加强督导，狠抓落实。今年，市政府对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督查考核奖惩办法进行了修订完善，其中新增内容就是对市直相关部门负责的的人口和计生工作，按照县区层面工作落实情况与本级出台政策落实措施情况2∶3的比例计入总分，年终按综合排名兑现奖惩，请各参会人员向主要领导汇报清楚，认真抓好工作安排和落实。原来只是考核县区、乡镇，现在对成员单位也要进行考核排名。各部门要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相关工作纳入本部门的工作督查范围，进行有效的督查、指导和评估，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坚持督促检查与调查研究相结合，注重研究新情况，着力破解新难题，使各项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推动各自系统人口问题的统筹解决，不断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的生活生产保障能力和发展能力。
三要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人口和计生政策宣传工作，制定本部门计划生育工作宣传教育的计划，主动加强与各新闻单位、社会传媒的沟通衔接，采取灵活多样、生动活泼的形式，加大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宣传力度，扩大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要利用城市社区、农村基层各种文化场所和宣传阵地，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人口文化宣传活动，使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同时，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主动到各市州、先进地区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和做法，不断创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工作机制。
人口问题范文第9篇
摘要30年来，我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人口问题仍是当前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的人口问题具有人口总数仍然偏多，人口素质偏低，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分布不平衡等特点。人口问题对教育造成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人口膨胀对教育的压力、人口波动对教育的冲击、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人口流动对教育的挑战与人口分布不均对教育的制约等方面。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表现在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必由之路，包括推广优生学提高先天素质，发展教育加强后天培养等；是控制人口膨胀的重要途径，包括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选择，实施人口教育培养他们对家庭计划生育的理智态度与责任感，以及通过教育促使人口分布渐趋合理等。
关键词人口问题；教育影响；教育约制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累计少生4亿多人，节约了9万多亿元抚养费用，有力地支持了经济与教育的发展。
但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人口问题仍旧是我国当前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研究我国人口问题的状况及其对教育的影响，探讨教育约制人口问题的思路与对策，对于促进人口、教育、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人口问题的基本特点。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教育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期，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人口正在实现着两个转变：一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的转变；二是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根据统计资料，中国当前的出生率、增长率以及综合生育率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明显低于亚洲水平、发展中国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作用，以及与低生育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系统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等原因，人口问题仍旧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具有下列特点：
1.人口基数大，年出生量然偏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8年的12.0‰下降到2007年的5.2‰，年均下降0.2个千分点。年末总人口由1978年的96259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32129万人，年均增长1.1%,比改革开放前（1949-1977年）的年均2.0%的增长速度下降了0.9个百分点。①但由于育龄妇女规模较大，现在仍以年净增800万左右的速度继续膨胀。②另有人口学家预测，2020年大陆总人口将达到14.70亿，2050年前后将是16亿左右。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现了较大的反弹优势，部分地区超生比例超过30‰，这是不容忽视的人口增长现象。
2.生育高峰间隔出现，使人口呈现波动式增长。1950年至1958年，共出生1.86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060万人，形成了大陆连续9年的第一个高峰期。1962年至1975年，共出生3.6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583万人，形成了连续14年的第二次高峰期。1987年以后，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婚龄、育龄期，由此形成第三次高峰期。据预测，2008年前后将迎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这是因为大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人数累计将近1亿人，其中大部分目前已进入生育旺盛期。同时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即在农村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人也可生两胎，这些人也多进入生育年龄。“双峰叠加”的生育小高峰将持续十几年，平均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万—1800万，高峰大概在2010年左右。由此将给今后稳定低生育水平带来巨大压力。
3.人口将进入老龄化时期，社会负担日益加重。人口老龄化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001年我国老龄人口为7%,但老龄化的速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17年，大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达到10.4%;2025年达到13.59%;2030年达到16.59%;2035年会20.13%。人口加速老龄化会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费性人口比重，增大劳动力成本，降低储蓄率，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和教育发展。③4.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加剧了社会的就业矛盾。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布的数字，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对大多数，其中15至35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以上。④流动人口庞大的后备军是9亿农村人口，而农村的教育还比较落后，在农村劳动人口中，l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龄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百分之一，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⑤5.性别比持续偏高，影响着未来社会的稳定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基本上属于正常范围，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107之间。但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明显升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8.5,比例偏高现象初显端倪，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111.3,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则已达到116.9,个别地方甚至达到135.6,远远高于国际社会可以容忍的107的最高警戒线。⑥6.人口素质偏低，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人口素质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在思想道德、文化技术、个性心理与身体健康等方面的综合发展的水平。尽管大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人口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但人口总体素质仍然较差。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8年，尚未达到初中毕业年限；15岁以上人口中的盲率达到11.04%,其中，文盲率最高的达到44.84%,贵州、云南、青海、甘肃4个省的文盲率都在20%以上。⑦在从业人员中，文盲占8%,仅接受过小学教育占33%,而接受过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者只占12.7%,接受高等教育的仅占4.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显示，1987—1997年，我国每十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只有454人，而日本为4909人，美国为3676人，俄罗斯为3587人。⑧另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我国约有6000多万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9%,受累家庭达到18.1%,每年至少出生缺陷儿80万人。⑨此外，表现在民主参与率、遵纪守法率、社会犯罪率等方面的人口思想道德素质也比较低。
7.职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过大。2001年我国三级产业就业结构比重为50.0∶22.3∶27.7,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又相对偏低。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一般在60%至75%,巴西、埃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分别达到54.3%、44.1%与39.8%,明显高于中国。这种不合理的职业结构，反映了我国物质部门从业人口的劳动力素质低下，以及科教、卫生、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落后状况。
8.人口分布不平衡，导致区域经济教育发展极不均衡。从我国人口布局看，东部人口密，西部人口稀。据2000年统计，西部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71.54%,而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8.13%;东部面积占全国面积的28.46%,而人口却占总人口的71.87%。⑩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东部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日趋紧张，生产效率、经济效益难以提高，而西部地区许多耕地潜力及自然资源未能开发，浪费严重。
二、人口问题对教育造成的压力。
从本质上说，人口问题就是经济社会与教育的发展问题。我国人口的上述特点，直接影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不同方面造成对教育的压力。
1.人口膨胀对教育的压力。这一压力首先反映在影响教育投资比例的扩大。国家确定教育投资的比例，除了考虑发展科技对人才的需求状况、经济发展状况与政治形势三个因素外，还必须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状况。人口增长过快，抚养指数升高，国家和家庭付出的抚养费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影响到国家的资金积累。国家积累资金少，扩大教育投资比例就困难。即使国家能克服困难，不减少或适当扩大教育投资比例，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学龄人口比例增大，教育经费平均到每个学生身上也会相对减少。近年来，我国教育经费总量增长非常迅速，但是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却较低。1998年，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的小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平均为18,初中平均为23,2001年我国小学生人均经费指数为12.31,初中为16.99,农村小学仅为10.19,农村初中仅为12.83。lv其次是引起校舍、设备全面不敷。由于教育经费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致使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严重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小学、初中和大学的教学仪器设备的达标率分别只有20%、37%和30%。lw2001年全国普通中小学共有危房面积5267万平方米，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达4.9%和6.7%。其中，农村初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为6%和8.1%。由于校舍危房和校舍面积不足，初中超大班额问题十分突出，2001年全国初中66人以上的超大班共有24.5万个，占初中班额总数的21.3%,超大班在读学生约为1619万人，约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1/4。lx其三是造成教师队伍量少质低。2000年我国少儿人口（0-14岁）为2.89亿人，2004年高中阶段教育人口为7587万人，2008年高等教育人口为1.25亿人，庞大的就学人口压力和师资建设的相对滞后，成为我国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小学由于师资力量的不足，大量聘用代课教师。2001年，全国中小学共聘用代课教师70.5万人，占岗位教师总数的6.6%,其中农村中小学代课教师58万人，占农村中小学岗位教师的9.6%。
按照“十五”计划，高中阶段教育要达到60%的毛入学率，即使按照生师比18∶1测算，2005年教师队伍的缺口达到116万人，如考虑到退休的教师，则补充的教师数量可能达到120万人。另外，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70.7%,职业高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仅为49.2%。高校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1999年至2001年期间，与我国普通高校学生规模增长近1倍的发展速度相比，教师总量仅增长31%。一些基础课及高新技术相关专业任课教师严重缺乏，按照普通高校生师比以15∶1计算，高校教师队伍的缺口达11万人。ly此外，学龄人口急剧膨胀，导致教育总体供给能力不足，制约了国民素质的快速提高。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统计，我国三级教育综合毛入学率为73%,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差20%,与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差13%。三级教育综合毛入学率偏低，影响了我国国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lz2.人口波动给教育造成的困难。人口的变化过程如一列行进的火车，有很大的惯性。我国已经出现的三次人口高峰期给教育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困难，首先是幼儿入托、入园难，接着是上小学、中学难，继之出现考大学的激烈竞争与就业难等问题。在学龄人口的高峰期内，中小学生在短期内迅猛增长，教师不足，只得降格以求，以应付紧张局面；校舍不够，只得办大班，或改为二部制、三部制教学。这样，不仅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而且每天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学生，不是被关在家里，就是游荡在马路上，既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也使家长担心。入学高峰期过去后，学校又会出现人员超编。若要裁员，困难很多，若不裁员，人头费又会挤占教育经费，使办学条件依然难以改善。以北京市为例，2000年城区的小学生人数只有1990年的51%,东城区的小学学生和教师之比更达到6∶1,估计约有50%的小学教师资源过剩。l{问题的严重还在于这种高峰期一旦形成，不是造成一次性的困难，而是呈现波浪起伏的运动状态，使困难重复出现。如1962年开始持续了14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曾造成1976年开始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这批人将相继结婚生育，1987年我国进入新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这次高峰持续了16年，其间小学生入学的峰顶在1993年，中学生入学的峰顶在1999年，中小学合计的入学峰顶在1995年。高峰期最大年招生量与1985年相比，小学（1991年）为2.72倍，中学（1997年）为1.53倍。即将出现且可能持续十几年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平均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万—1800万，必将给十年后的教育稳定发展带来新的巨大压力。
3.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人口结构是指人口在年龄、性别、文化、技术、职业、阶级、地域、民族等方而的构成状况。人口结构的每个方面的结构变化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教育。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着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规模。基础教育是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奠基工程，而基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主要取决于基础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民主化的进程，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也必须考虑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文化技术结构的状况影响着不同时期的教育任务。当前我国人口文化技术素质普遍偏低的状况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迫切要求教育在巩固“普九”工程的同时，加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普及率，大力促进城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稳步发展高等教育，着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重视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构筑完善的全面终身学习体系，不断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职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指示着教育结构的调整方向。职业结构变化有着自身的规律，这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必然出现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职业结构的这种转化趋势要求教育对自身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与课程结构等作出相应的调整。否则，职业结构的转移就会困难重重。
4.人口流动对教育的挑战。随着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配置，社会流动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流动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使他们选择职业、参与社会生活等方面都面临诸多障碍，由此对农村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流动人口迅速增加的态势，以及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由于居住地不稳定，人户分离，社会地位的不确定等原因，许多流动人口家庭不能像非流动人口家庭那样抚养与教育自己的孩子，导致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长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与问题。流动人口子女问题，首先是入学难，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超龄上学现象比较严重；其次是流动儿童失学率较高；其三是不在学儿童，即“童工”问题比较突出；其四是由于环境转换与城乡文化反差导致的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加剧。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化解、引导和调适，将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少年”。
5.人口分布不均对教育的制约。我国东部人口过密与西北部人口过稀的状况，制约着各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人口过密的地方，容易造成教育中的拥挤现象，如学额过满、教学资源紧张、大班上课、多部制教学等。据2005年对湖北省部分乡镇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许多班级的学生都达到七八十人，最多的超过100人。l|由此引起教学秩序混乱、学生质量下降。人口过密的社区，还容易形成亚文化群体，青少年往往为争夺生活空间而经常发生摩擦，甚至出现越轨乃至犯罪行为。人口过稀，造成教育人口分散。在一些人烟稀少的老、少、边、穷地区，学生上学非常困难。小学生上学往返一次一二十里地，这也是造成这些地方义务教育难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教育人口分散，必然造成学额不足、小班上课，或不得不采用复式教学、巡回教学等方式。这样，既妨碍了学生的身心发展，也制约着教育质量的提高。
三、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
约制即约束规制，使之不越出应有的范围，引导其按既定方向发展。教育约制就是通过教育的引导和规范，从微观层面上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与道德修养水平，使他们能够自觉地约制自己的行为；从宏观层面上促进教育整体的和谐发展，使之能够主动地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必由之路。提高人口素质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推广优生学，提高先天素质。要把优生学纳入教育内容，逐步提高人们对优生优育的认识，懂得优生优育的重要意义，自觉地做到优生优育；通过教育宣传把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的三大工程，即避孕节育优质服务工程、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积极推广到农村地区；发挥多学科的优势，共同研究影响我国人口健康素质和卫生服务提供的种种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流行病学因素、社会和行为因素、生态环境因素及其相互间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制定各种有利于促进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公共卫生与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大力发展教育，加强后天培养。提高各级各类正规教育质量是提高未来人口素质的关键。应从切实抓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入手，保证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达到规定的要求，为提高人口素质打下良好基础。
初中后教育既是普及教育的延续，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础，还是社会劳动后备力量的储备所。提高初中后阶段的教育质量是提高整个民族人口素质的重要环节。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各级各类高层次科学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重任，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各类专门人才的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而且能极大地推动我国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成人是人口的主体，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是提高我国现有人口素质的有效途径。成人教育的对象和主要内容是：对文盲进行扫盲教育；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或需要转换工作岗位的人员，以及正在谋求就业的待业者进行他们所不具备的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文化知识、专业技术和实际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对已经离开正规学校的人员，根据他们所具有的文化基础和实际需要，继续进行基础教育或高等教育；对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更新和扩展知识、提高能力的继续教育；开展法律常识、妇幼卫生、老年保健、家庭生活、美术书法、美容美发、烹调营养、花卉栽培等内容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教育。成人教育具有受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办学模式的多样性、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教育方法的灵活性、教育效果的速成性等特点，很受成人欢迎。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既是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有效方式，也是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便捷道路。
其次，教育是控制人口膨胀的重要途径。控制人口膨胀，应从多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加强对计划生育的领导与宣传；综合运用法律、行政与经济等手段；加强科研工作，普及避孕节育知识；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免除独生子女父母的后顾之忧，使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能够贯彻落实。但是，这些都是治标的办法。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选择，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因为人们的生育行为是受生育观念支配的，而生育观念的形成，既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有关。据1982年统计，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程度的妇女已生育子女数分别为4.74、3.81、3.08、2.41与1.94。2001年对妇女多胎率的调查也显示出文化程度与生育率的反相关性，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化和文盲的妇女多胎比例分别为0.4、3.4、7.0、18.9与36.5。调查还显示，文化程度与早育率也密切相关，当年我国20岁以下不同文化程度已婚妇女的早育率是：大专文化的占0.5%,高中文化的占1.8%,初中文化的占5.4%,小学文化的占7.1%,文盲占8.9%。l}
可见，文化程度越低的妇女，越容易受诸如“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旧观念影响，她们更多的追求是孩子的数量，而很少考虑孩子的素质，结果往往形成早育、多生、贫困的恶性循环。文化程度越高的妇女，她们往往从事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对工作追求相对较高，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现代科学所提供的避孕节育方法，愿意优生优育。
教育还可以通过实施人口教育，直接影响年轻一代生育观的形成。所谓“人口教育”是指对一定年龄阶段的青年实施关于家庭、社会、国家及世界人口情势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们获得人口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受孕、优生、遗传、营养卫生、生育保健、人口政策等；培养他们对家庭的计划生育、国家的人口计划的理智态度与责任感；树立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生育观。2000年，我国15岁至19岁人口为1.03亿人l~,在十年内，他们都将进入婚育期。这批人口的生育数是左右今后人口大局的主要对象，通过各种形式对这部分人进行新的生育观教育特别重要。他们正处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通过教育使他们树立新的生育观，必将支配他们今后的生活动，产生移风易俗的巨大力量。此外，通过教育促进社会合理流动，还能起到使人口分布渐趋合理的作用。
注释：
[]1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人口素质全面提高就业人员成倍增加》，/tjfx/ztfx/jng2gkf30n/t20081103_402513671.htm,2008211203/2008211217.
[2]胡鞍钢《：聚焦中国人口国情》《，学习月刊》2007年15期。
[3]张车伟：《我国人口问题性质的转变及其新挑战》，《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1期。
[4]朱彬、王义《：13亿人口使我们面临新挑战》，/newscenter/2005201/05/content_2420125.htm,2005201205/2008204217.
[5]王惠诗《：农村流动人口集聚化就业》《，当代经济》
2008年第5期。
[6]陈俐《：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现状分析和对策》，《人口学刊》2004年第2期。
[7]童玉芬《：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中国人力资源的现状和形势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08年第1期。
[8][9]lxlylz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02241页，第315页，第61、317、318页，第299页。
[10]田雪原、王国强主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第364页。
[11]沈百福《：我国教育投资的进展与问题》，载《教育科学》2003年第2期。
[12]陈钮芬《：我国居民收入、人口、教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居民消费模型的实证分析》，载《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年第2期。
[13]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第48页。
[14]周宗奎等：《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人口问题范文第10篇
一个共识是，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中国经济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尤其是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人口，给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
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结构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首次出现劳动人口（15岁到59岁）绝对数下降。未来五年至十年，中国不仅面临劳动人口的下降，而且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将变得更加严重。根据联合国的老龄社会的定义，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超过7％即算已经步入老龄社会。而中国在2011年底老龄人口比率已经占到9.1％，并预计在2020年可能上升到16％左右。
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是绝对劳动人口的下降，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无疑有负面影响。从这方面而言，笔者非常支持中国尽早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但人口政策的改变对人口结构的影响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人口问题在未来十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究竟有多大？
一个流行的观点是，这意味着中国即将进入（或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即在一个二元经济社会，第一阶段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大量劳动力供给使得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第二阶段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被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水平不断提高，连接这两个阶段的交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比如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刘易斯拐点”，日本经济自此进入失落的20年。
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尽管会造成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但并不能据此简单推断中国即将进入“刘易斯拐点”，或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变为人口赤字。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日本当年有一些根本不同，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减轻人口问题在未来十年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首先，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不高。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1.5％，而日本在劳动人口开始出现下降时（1995年）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8％。
中日在就业结构方面存在差别。在讨论“刘易斯拐点”的劳动力供应方面，有两个比例非常重要，一是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另一个是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在日本，这两个比率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一直非常稳定，而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更一直保持在90％以上。所以当适龄劳动人口出现下降时，也就同时意味着非农业部门劳动人口的下降。
在中国过去二三十年内，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而支持人口红利的主要因素是就业人口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非农就业人口比率在1980年仅占31％，到2011年上升到65％。这一比率离最终目标显然还有一段距离。因此，尽管中国将面临劳动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现代工业部门仍然有可能从农业部门获得剩余劳动力，“刘易斯拐点”不一定马上会到来。
然而，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一些现象，年轻劳动力在农村留守人员中的比例已经很低，而且沿海地区用工荒的问题也屡有报道。那么，未来十年的劳动力供给来自哪里？
这一矛盾现象的症结在于“半城镇化”，也就是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后，并不能转为城市户口，从而无法享受城镇户籍人员教育、医疗、住房、社保、养老等方面的福利。因此，这些农民工往往在城市工作到35岁－40岁后被迫放弃工作或返乡，其工作由更年轻的农民工来替代。毫无疑问，这种“半城镇化”带来了巨大的劳动力浪费。
据统计，2010年中国这一类“半城镇化”人口的总数约为2.1亿。如果能更有效地利用这部分劳动力，无疑将会为中国人口红利的延续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大空间。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户籍改革，或是农村劳动力进城后的市民化。在过去几年内，中国一些地方实施了小规模的户籍改革试点，但整体进展缓慢。户籍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和财税制度改革，关键涉及地方政府如何落实农转非过程中的资金来源问题。有鉴于人口问题日趋严重，政府应该加快这一方面的改革试点和推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