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学范文

人口经济学范文第1篇

对人口经济关系的探讨渊源久远。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人口经济关系。管仲提出避免“土满”和“人满”为患。孔子倡导人多而富的思想。墨翟认为,在“食者众而耕者寡”的情况下,不但要提倡节用,还应减少非生产人口。

东汉的王符更明确地提出了人口和土地必须相称的命题:“土多人少,莫出其财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匮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宋末元初的马端临论述了国家的贫富、强弱与人口素质的关系。洪亮吉主张用“水旱疾疫”和“君相调剂”的办法限制人口增长。

欧洲古代思想家,也颇多涉猎人口经济关系领域。柏拉图认为既要“限制人口数量”,又要在所有公民之中“平分土地和房屋”。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为标准,来规定“一国人口的最好限度”。

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人口经济思想。在英国古典经济家中,配第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的观点;斯密和李嘉图提出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生产的思想;法国的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提出,为了谋求所有人的幸福,收入必须和资本一同增长,人口不得超过他们赖以生活的收入,消费 也必须和人口一同增长的观点。

后来在古典经济学庸俗化的基础上,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他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数增加”,其结果是“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他主张对人口增殖加以抑制,把贫困、罪恶、瘟疫和战争都说成是“积极抑制”人口增长的手段。

把人口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发展于60~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汉森从宏观角度研究了人口和经济的关系,认为人口增长刺激投资增长,从而经济也会增长;人口停滞,经济也会停滞。他主张鼓励生育,增加人口。

西蒙在1977年发表了《人口增长经济学》。他认为,人口增长能给食物、资源等问题的解决带来刺激,人类智力的绝对增长,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他力图证明技术变化、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投资是人口增长的正函数,若干年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享有较高的人均收入,因而他也持鼓励人口增长的观点。

与此同时,《人炸》一书作者埃利希,《增长的极限》一书作者梅多斯则持有另外的看法。他们认为人口增长已经超过食物增长,使自然资源枯竭,环境和大气污染,“世界行将人炸,人类灾难就要来临”。他们主张全球必须保持平衡,出生和死亡人数相等,投资率和折旧率相等,人口和工业都要实现“零值增长”。

还有一些学者主张“经济适度人口”理论,法国的索维和美国的斯彭格勒分别在60年代和70年表了《人口通论》和《人口经济学》,考察了人口增长和消费需求、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人口增长与投资的关系。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一方面需要加快资本积累,以便增加开发自然资源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要把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消费而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于国民经济发展不利,因而主张控制人口增长,最好是有个“适度人口”。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和经济学界,提出了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节制生育问题。经济学家马寅初具体分析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观点。

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经济过程中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口经济关系。一方面考察经济对人口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研究人口对经济的影响作用。通过这两方面的考察,揭示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其运动的规律性。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及其变化规律;人口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生态平衡,人口投资与经济投资;儿童成本收益分析等。

人口经济学是介于经济学和人口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人口经济学和人口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地理学、人口心理学、人口生态学一样,是人口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

由于经济是制约人口过程的决定性因素,人口的自然变动、迁移变动和社会变动,无一不受经济发展的决定和制约,都是在经济的影响和支配下发展的。研究人口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对于认识人口现象,揭示人口过程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人口经济学是人口科学体系的重要分支,在人口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人口经济学范文第2篇

实现向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疑要研究消费主体——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变动，并将这种变动同消费需求变动结合起来，作出有理论依据、有实践案例解析的阐释。特别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阐释为什么固定资产投资长期居高不下，居民消费占比持续下滑，怎样启动消费并走出一条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之路等热点和难点，给出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的清晰思路。有鉴于此，中国地质大学李通屏教授，利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人口转变、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课题，运用现代经济学、人口学的相关理论，深入实际考察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针对时弊提出具体改革建议，推出《扩大内需的人口经济学》专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喜读这一成果，颇受启发，以下几点，愿与同事和读者共同分享。

第一，该项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重大。该书以人口政策、扩大内需和长期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包括人口转变的后果、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对内需的影响、人口城市化与扩大内需、人力资本投资与消费、人口转变与扩大内需的国际经验、人口变动趋势与经济增长和中国人口政策演变的均衡分析等。作者运用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对书中涉及的如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人口政策、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和内需等主要概念进行缜密界定，对提出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人口增长不会破坏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以及人口变动对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有较强的解释力等重要结论。提出了实现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由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向人口适度增长转变，应成为扩大内需战略重点等论断。这对于正面临经济发展瓶颈、人口转变和人口政策调整契机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

第二，构建了扩大内需的人口经济学理论框架。该书梳理了人口与内需关系的相关思想，揭示了人口因素影响内需和经济增长的机制。人口因素对内需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口与生活资料的论述。魁奈（Quesnay）、马尔萨斯（Malthus）论述了人口增长和消费资料的关系。年轻的马尔萨斯把人口增长看作魔鬼并反对人口增长，主要是基于人口法则使资本积累和摆脱低收入陷阱变得更加困难。后来，马尔萨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注：马尔萨斯在1820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与李嘉图的通信中，阐述了关于经济危机必然性及避免经济危机的观点。但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沉寂了很长时期，直到100多年后才被凯恩斯发扬光大，所以凯恩斯称马尔萨斯为“剑桥第一位经济学家”。），强调只消费不生产的集团必须保持足够大的规模，才能保证社会总产品被全部销售，以此避免经济危机。凯恩斯（Keynes）主义者把人口增长看作有效需求增加的要素，认为人口增长的衰减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引起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在需求比预期低且过剩供给不容易改变时，人口增长率下降可能是大灾难。人口增长是经济进步的源泉，为企业家提供乐观预期，打开投资通路，而人口增长的下降则关闭了投资通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维齐（Sweezy）把人口增长看作抵消消费不足趋势的五种力量之一。尼奥（Neal）研究了人口增长率下降和投资需求、经济衰退的关系。另外一些模型也涉及人口因素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比较著名的如生命周期模型、家庭储蓄模型、稳定状态与黄金分割律模型、最优储蓄模型和发展型式等模型，都从不同侧面涉及诸如年龄结构、人口增长、城市化等人口因素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来，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最早注意到人口增长对积累和消费的影响，张纯元、吴忠观等出版的《人口经济学》也曾论述了人口与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还有的研究把人满为患的环境看做是发展中国家经常遭遇通货膨胀之苦的温床，认为人口增长是消费基金膨胀的重要原因，把控制人口看做是对付通货膨胀、控制社会总需求的重要方法。我国提出扩大内需政策以来，本人以及彭秀健、于学军等人，曾在论著中阐发扩大内需与人口再生产、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关系。《扩大内需的人口经济学》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刻意创新，立足中国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努力推动人口政策、人口转变纳入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在构建扩大内需的人口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新鲜成果。

第三，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新思路。该书指出，人口是一个国家内需满足的主体，有效扩大内需必须关注人口增长率下降、少子老龄化、人口城市化等趋势蕴含的机遇和挑战。扩大内需取决于多种政策的有效组合，人口适度增长不会破坏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人口增长是扩大内需的“药引子”、“催化剂”，可以弥补其他扩大内需动力的不足。因此，实现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由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向允许人口适度增长转变，应成为扩大内需的战略支撑点。这一结论有很强的针对l生，使人耳目一新。

第四，尝试用制度均衡理论方法来阐释人口政策。围绕这一命题，该书分析了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均衡和非均衡，进而认为，人口政策本质上是人口均衡发展路径的概要表征和信息浓缩。合理有效的人口政策是各种力量之间形成的一种均衡，在和其他社会经济政策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中，获得演进与发展。人口生育政策的演进是人口发展状况、原有人口政策和制度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经济发展及其战略、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以及参与人相互博弈的结果。现行人口生育政策的非均衡及其引发的相关问题，应引起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

人口经济学范文第3篇

一、清代边疆移民的群像素描

移民的概念不同于人口流动。所谓人口流动，是特指人口在地区间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短期的、重复的或周期性的运动。这种人没有长期改变居住地的意图，他们出去了还要回来。目前人口学界对迁往他地达多久为移民尚无确定的标准；实际生活中移民与人口流动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有时难以严格区分。如张宗昌于光绪七年（1881年）出生于山东省掖县祝家庄，父亲是喇叭手、剃头匠，母亲是巫婆。张宗昌十二、三岁时帮其父掌铙钹，混日子，十五、六岁时随其母赴辽宁营口，在一家“宝棚”（即）为赌佣，给赌徒端水送茶、跑脚打杂，昼夜与赌棍、小偷一类为伍，因被当地士绅视为祸患而遭驱逐，遂无处栖身，四处流浪，最后到北满当一名修筑中东铁路的工人，不久又沦落为胡匪，而其母当时只身一人在营口，相继与洗澡堂的老板、补鞋匠以及卖布的货郎姘居，混了一段时间后就不得不返回山东。（注：《军阀列传》。）本来，张宗昌与其母都有移居东北的倾向，可是其母由于形势逼迫而不得不中止移民动机，这种迁移行为便转变为人口流动。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也可以成为移民的先驱。当流动人口在某一迁徙地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对迁徙地产生了依附感时，他们就有可能决定在迁徙地定居下来而成为移民。在清代前期，边墙内的陕西等地农民出边到蒙古地区耕种，春出秋归，名为“雁行”客户，是一种典型的流动人口。当时，由于这些雁行客户在边外暂时伙聚盘居，故而他们所开垦的土地被称做“伙盘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人口流动现象周而复始地循环进行，许多雁行客户便在蒙古地区逐渐定居下来，从而完成了向移民身份的过渡。由此可见，移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界线不一定划然清楚，泾渭分明。本文所说的移民是指改变过去的常住地点而迁到另一地区居住较长时间的人口。

社会经济条件是影响人口迁移与流动的主要因素，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便推动着人口的移动，使之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常性现象。只要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着非均衡状态，人口迁移就必然发生。人口迁移塑造出新的人口再分布结构，使人口结构的地域分布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由不平衡向相对平衡的发展。人口地域分布结构因人口迁移而趋向相对平衡，必然使社会经济的生产力区域结构随之趋于相对平衡并产生新的不平衡，反过来又推动新的人口迁移。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的地域分布具有凝滞性，与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的分布相一致。正是这样，所以清代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二者基本上呈正相关，即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也是经济密度较高的地区，经济密度低的地区也是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相对于内地而言，清初边疆地区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这种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态所形成的级差，为有清一代边疆移民如水赴壑趋势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当时，我国人口急剧增加，可是封建时代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又十分有限，这样，迅速增殖的人口形成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不能被充分吸收，出现了劳动力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而压迫生产力的现象。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已开发的地区人地不平衡状态日益严重，人地冲突日益尖锐。人口再生产和生活资料再生产的失衡本来已经使这些已开发地区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其经济活动所能容纳的限度，而封建生产关系下的剥削体制则又使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分配不均衡，加之饥馑、自然灾害、战乱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局部地区呈现混乱的动荡局面，于是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便充当了缓解内地人口压力的“安全制动阀”。在内地许多地区人满为患的情况下，大批内地民众不得不另谋他图，到边疆地区寻求生存与发展。另外，到清代的时候，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经过千百年的缓慢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已具有开发边疆地区、扩大生产空间、更广泛地将各种自然和社会经济资源吸引到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周转中来的客观要求和趋势。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国封建社会内地较发达的经济就会向边疆地区进行墨渍式扩散和辐射式扩散，这样，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便不能不流向边疆地区而为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提供劳动资源，呈现出“离心状运动”的趋势。换言之，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产力空间扩张的内在动力导致了边疆与内地之间人口分布不平衡格局的变动。

从上述可以看出，清代边疆移民服从于客观的经济必然规律。然而，客观的经济必然规律是贯穿于清代边疆移民这一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的。清代边疆移民的身份背景形形，其迁移的动机也林林总总。下面，我们就其迁移的原因分别略加说明：

(A)流徙。这是一种强制性的移民活动，其迁移系统属于严密结构的迁移系统，其迁移行动是迁移主体由迁出地通过预定的行动轨迹而达到预期的迁入地的全过程。在这类迁移过程中，迁移系统的各组成要素和迁移链条具有较明确的规定性，毫无随机性而言。这种事例在谢国桢先生《清初东北流人考》中谈得很多，兹不赘言。

(B)军事驻防。边疆地区是国防前线，所以清政府为了巩固国防而往往派遣军队到边疆地区驻防，这些军队官兵服役期满后便在边疆地区安家落户，繁衍后代。爱珲王氏家谱记载：“先代籍历襄阳，式衿闾闱，家遂隆昌。康熙七年，奏调龙江，兼山以北，威凌气壮。罗刹慑伏，永镇边疆。历三百载，支派成行。”（注：《爱珲王氏家谱》。）

(C)躲避战乱。辽宁沈阳县人陈克让的祖先原住在福建晋江，清初避耿藩之难，始移家辽东。

(D)温疫。辽宁新宾县八旬老人肖某珍藏的族谱内容细致，文字晦涩，其大意是：祖籍山东莱阳，顺治年间发生瘟疫，家中人多染疾而死，幸存者无以为食，路逢绝境，投奔关东，当时推着独轮车，不知途中日月，辗转来此。刚到时，家中五口，无房舍，寄住同乡家，轮流居住，达数年。（注：《新宾肖氏家谱》。）

(E)水旱灾害。马占山的祖父马万龙的籍贯本是河北丰润，据马占山之女记载：“嘉庆初年，那一带遭水灾，大批难民流入东北。我曾祖父马万龙和曾祖母黄氏也挑筐逃难来到东北。”（注：《马占山将军》。）马万龙定居吉林怀德毛家城子村西炭窑屯，后生一男名叫马纯，一家三口过着无依无靠的生活。马纯长大后长年给本屯地主扛活，后在本屯人帮助下与本屯一家刘姓的女儿结婚，辛勤劳动多年，买了几亩地，接着又从本屯地主那里租赁几亩地，以维持全家生活，生一男一女。

(F)家庭矛盾。从福建《玉山林氏宗谱》来看，该族自十一世以后，迁台的人数很多，其先驱者约在顺治末、康熙初，亦即郑成功之后。该宗谱记载了十五世林式霁赴台的经历：“式霁，字燕明，际宣公三公子。少失怙恃，为嫂氏所凌。年弱冠，航海之淡水，只身空乏，数十年间，蓄妻子，置田园。妣氏陈。尤善相居积，少阜延名师课子，逢源入台湾府泮。自是省之贡院、台之考棚、淡之城郭，公俱与有力；族中礼典，岁费周章，公首捐重金，倡建祀田。今持筹者权有二千余金，预为买沃计。晚年嫂茹贫难支，公时时接济，无令乏，后复为置良田二百金以赡之。”（注：晋江《玉山林氏宗谱》。）

(G)求学。清朝后，台湾因草莱初辟，文化落后，故入泮较大陆要容易一些。那些屡困科场的大陆诸县（尤其是泉、漳二府）学子们为了获取秀才资格，便东渡台湾进学。晋江县林宏礼生于康熙十九年，少年时“迨屡试晋水，久困莫售……爰喟然叹曰：‘何不可遨游东宁，聊托一试？’于是登堂拜别，羁迹台湾，凡御史观风月课，以逮府县两试，其夺矛试艺，几于累牍也。”（注：晋江《玉山林氏宗谱》。）

(H)经商。乾隆初年，山西祁县乔姓和徐沟县秦姓二人自幼结为异姓兄弟，相偕来到内蒙的萨拉齐，在老官营村当铺当了多年佣工，稍有积蓄，便转移到包头两脑包交通要道开设草料铺，兼售豆腐、豆芽、饶饼、以及零星百货。嘉庆年间，他们两家便合资三万两白银开设了清代蒙古历史上有名的商号“复盛公”，以经营油、粮、米、面、酒、醋“六阵行”生意为主。

(I)仕宦。周冕，字少逸，浙江嘉兴府人，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他曾在清末奉命署理蒙垦事务。当时，他已至耄耋之年，为了预思后路、安度晚年之计，在丈量荒地时将松花江北岸一带土质肥沃的荒地留下来据为己有，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黑龙江肇东县建屯落户，取屯名为“同仁堂”，其家在清末有地一千二百余垧、房屋百余间、佃户一百五十余户。

(J)响应政府屯垦的招募。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政府招募内地民众赴新疆屯垦，当时寄籍肃州经商的山西临晋县人卢文忠便情愿自备车辆路费，挈眷前往认垦，受到皇帝的特诏嘉奖。

诚然，破产农民是清代边疆移民的主体，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在“闯关东”、“走西口”、赴台湾的征途中留下了一个个辛酸而悲伤的故事。《白山黑水录》在描述东北地区开禁后的移民状况时这样写道：“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只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孩哭者眠者，兄以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相依，踉跄道上……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逆旅共寝食者皆山东移民。”（注：《白山黑水录》。）正是这样，边疆移民“闯关东”、“走西口”、赴台湾的迁徙活动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移民活动，它已经在中国普通民众心理的深层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一种忧伤文化的象征，代表了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清代边疆自发性移民的迁徙动机除了谋生求职型以外，还存在许多更高层次的心理追求。动机源于人类的的基本需要，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因缺乏而产生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清代，因走投无路而被迫踏上边疆移民征途的例子固然不胜枚举，而求有所发迹、求大展鸿业的边疆移民也在所多见。从上文的归因分析中就可以看出，C、D、E原因产生的边疆移民的动机层次明显低于F、G、H、I原因所导致的边疆移民的动机层次，后者的迁移活动含有满足移民主体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等高层需要的渴望目的。清代边疆移民既是一曲主旋律哀婉而幽怨的悲歌，同时也不乏光明的音色。在清代边疆移民的大潮中，有些人可以说是开发边疆的“弄潮儿”，边疆地区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对他们来说是英雄用武之地，边疆移民的征程对他们来说具有个人丰富自我的意义。因为清代边疆移民之所以出现，不仅有内地的“推力”，而且有边疆地区的“拉力”。我们忽视积极的开拓型边疆移民，就意味着否定了边疆地区的“拉力”。

人口在地理空间的流动属于水平式的社会流动，与垂直的社会流动具有密切的关系，二者有时相伴或相随发生。边疆与内地生产力水平的不平衡态造成了边疆移民的大潮，而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也是这种不平衡的产物。由于边疆移民的不断开发，由于边疆与内地的社会状况差异较大，故而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速度和比率也是相当快、相当大的，许多边疆移民到边疆地区后都改变了其社会关系组合结构中的地位。当然，移民者的天赋条件、自获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尽一致，其社会垂直流动的情况也相差悬殊。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按其幅度的大小和速度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移民到边疆地区后的境遇几乎依旧如故。这类移民在迁徙后一般仍沾著于土地之上而没有进入新的生产领域，自身素质较差，社会环境的有利条件也没有赐予他们或与他们失之交臂。1982年沈阳市西塔街道办事处修建房屋时所发现的吴俊升神道碑中有这样记载：“先世籍山东历城，以岁饥就食奉天，再徙昌图，祖天福，父玉，农。公移籍辽源，少为人牧羊。”吴俊升家世代务农，于咸丰末年迁到东北，但几十年都家贫如洗。该家无社会垂直流动的迹象，然而其社会水平流动却属于链式迁移，这种链式迁移产生的原因即在于其社会垂直流动的失败。

第二种类型，移民实现了一生中流动的目的但幅度小、速度慢。福建南安《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提及一个名叫陈创芝者，“盛年经商台湾，铢寸累积，暮岁设肆吴山。”（注：《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此人从盛年到暮年在台湾惨淡经营，备尝艰辛，终于过上一个小康生活，足见其成家立业的阶梯何等漫漫兮修远！

第三种类型，移民从社会的底层迅速一跃而成为富豪。陈逸松的祖父是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人，因穷贫无以为生，遂于1842年单身搭乘一条小木船飘到台湾北部的淡水港，抵岸后不知所从，只好相信命运，将随身携带的一根扁担竖在地上，扁担倒向淡水的东南方，沿着这个方向走了数日，最后到达宜兰县浊水溪的地方。他在此开荒种地，两年后攒了一些钱，回到故乡将已经瘫痪的老母亲背上带到宜兰，从此定居下来。当时，清朝官员采取限制供应粮食、盐等办法以求控制高山族人，陈逸松的祖父便乘机进山贩卖私盐给高山族人，然后换取鹿茸、鹿鞭等贵重药物出卖给平地的汉人，迅速发迹，又回到故乡漳浦招募了一批又一批贫苦农民去宜兰浊水溪一带垦荒，于是，他由一个逃荒者变为宜兰第一个拥有五千多顷土地的大地主。从这一典型例子可以看出，凄凄惶惶的移民征途是一些人通向成功的道路，这种移民过程中包含了逃荒与富贵、不幸与幸运、大悲与大喜的人生沧桑世变。

第四种类型，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贯穿于异代变迁之间。《东昌张氏宗谱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我张氏之先，居山东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乾隆年间，我高祖岱公始游关外朝阳、凤凰等处。后至吉林之伯都纳青山堡镇东半截河子屯，察其土质膏沃，垦田躬耕，久之遂家焉。”（注：《东昌张氏宗谱书》。）嘉庆年间，张廷举的祖父兄弟三人因穷困潦倒而先后来到黑龙江省阿城县福昌号屯（因其家开设的杂货铺商号而得名）。他们在前辈的基础上残酷剥削农民，特别是从关里后到东北的农民，家业很快扩大，陆续在榆树、阿城、宾县、五常、巴彦、绥化、呼兰、克山、兰西等八九个县拥有大量房地产。据《东昌张氏宗谱书》所载，他家仅在克山一县就有土地一千多垧，在阿城、五常、绥化和呼兰等地都开有杂货铺、粮栈、钱庄、烧锅（酒厂）、油坊，在林区有林场，在松花江岸还有一个拥有一千多匹马的大牧场，为东北汉族最著名的富商大地主之一，连清廷的副都统上任都得先来登门拜访。然而，到张廷举父亲那一代，由于日俄经济侵略势力伸入东北广大农村，再加上马红眼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这个新兴的暴发户家族遂逐渐走向破产和衰落，分家析产，一蹶不振。历史的发展可谓变幻莫测，一些边疆移民的沉浮升降也常常轮回替转。

二、清代边疆移民的地区性差异

在前面，我们从清代边疆移民整体出发着重分析了其群体的层次等级特征，但这种研究仍是一种线性的考察。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那么清代边疆移民的地区性差异就会清晰地凸现于我们的视野之内。清代边疆与内地的生产力不平衡态导致了清代边疆移民的大潮涌动，而边疆地区各种条件的不平衡性与清代边疆移民地区性差异之间的关系更是灼然可见。我们认为，清代边疆移民的地区性差异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各边疆地区的移民数量规模极不平衡。就笔者接触到的材料来看，赵文林、谢叔君《中国人口史》一书运用现代概率统计学方法对清代人口史料进行审订和推算，其各项核实修正后的数据相对来说较具有权威性，因此我们在这里依据该书中的数据资料制成如下清代边疆（未包括海南岛）人口统计表：

我们假设X[,1]，X[,2]……，X[,9]分别代表台湾、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在1661—1911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K代表上述边疆各地区的项数，则X[,1],X[,2]…,X[,9]分

可见当时边疆各地区年平均增长率的不平衡性之大。历史资料表明，地区在有清一代吸收的移民数量微乎其微，该地区的开发是本地区固有民族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的，其移民绝对数量可以视为零，为边疆各地区中移民数量的最小值。与此相对照，东北移民的数量则令人咋舌。在1881—1911年的三十年间，东北人口增长了4倍多，年平均增长率为4.77%。由于在旧中国，人口自然增长模式普通以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而产生的低增长率为特征，东北也不例外，其人口再生产的诸指标与全国各地区应大致相同，所以这时期东北人口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自然增长方面的差异，而在于机械增长量、即人口净迁入量的增加。我们设M为机械增长人口数，Pt、Pt+1为一地区在时刻t和t+1的总人口，n为倒t+1的年数，V[,a]为参照年均增长率（在时刻t至t+1之间），并以全国同期平均增长率为参照增长率，则可以对东北在1881—1911年这段时间机械增长量M进行推算：

该值并非等于真正的移民数量，但大致反映了东北当时移民的规模。

其二，边疆各地区移民的迁出地呈偏集状态。如前所述，闯关东、走西口、赴台湾浓缩了边疆移民无数悲凉的故事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希望和机遇，成为清代大多数移民的主要迁移路线。其中，闯关东的移民主要迁出地为河北、山东、山西等地，走西口的移民主要迁出地为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赴台湾的移民主要迁出地为福建、广东，到新疆的移民主要来自甘肃、陕西、四川等地，至于四川人口则素有向云贵地区迁移的传统。对此，清代的谱牒资料有比较明显的反映。《辽阳吴氏族谱》有这样的记载：其先世原为山西太原府瓦房村人，顺治八年(1651)，“迁至奉天省辽阳城高丽门里，始隶旗籍，占地五十余亩，再迁辽阳城北五十里孟胡屯，选村之原，服田力穑，经营家室，遂聚族居之。”（注：民国《辽阳吴氏族谱》。）《蓉城北乡沙里房氏宗谱》中记载说，郴州房氏第二十世的十一名外迁者中，三人往云南落籍，其中三人落业矿厂。这反映了乾嘉之际云南、贵州等地矿厂兴旺、很多外省人纷纷前往聚集开矿的情况。该宗谱还有“叶林，生于嘉庆二十二年，往粤西贸易未归，落叶桂林”的记载。（注：光绪《蓉城北乡沙里房氏宗谱》。）山东潍县《陈氏族谱》中专门编有《寄籍图》，我们据此可以看出，在该族十二至十七代间，外迁者共有103人，其中去口外蒙古地区的51人、去东北关外的18人。（注：《潍县陈氏宗族》。）

造成这种边疆移民迁出地集中化倾向的主要原因是距离。在一般情况下，距离相对短一些，则迁移活动越容易一些，迁移量与迁移距离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但也有象锡伯族从东北迁到西北那种由清政府组织的超长距离迁移之类的例外。在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体制下，边疆移民常常与故土在心理上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距边疆诸地区较近省份的人口迁移到毗邻边疆地区时，其心理和物质准备要容易一些，对毗邻边疆地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较容易适应，可是，在其他地区则无此便利条件，道路辽逖，山川阻隔，难以远行，人们只好苟活一隅。同时，与边疆距离较近地区的人口迁往边疆的历史比较久远、起步早，这样便会产生“踩路效应”。一方面，只要前人到边疆立稳脚跟、踩出了一条路之后，就会在后面的人心理中产生诱发因素，后人就会跟着前进，致使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移民到边疆后传递信息、鼓励资助迁出地的亲友前去投奔落脚，这种正反馈效应也强化了移民迁出地的集中分布。

其三，移民到边疆地区后与该地区固有土著居民的关系呈现地域多元化的状态。在清代台湾开发过程中，高山族力量弱小，汉族大量移民涌入后对高山族进行欺凌、迫害的现象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日本立教大学台湾籍历史教授戴国辉曾经坦率地指出：“我们客家人和福佬人双手并不是顶干净的，尤其是参与开拓台湾的客家父祖辈扮演过侵占山地的先锋队。因而我始终保有一种‘原罪’感。”（注：戴国辉《台湾史研究》远流出版公司，1984年第23页。）汉族移民一般涓滴式地注入滇桂地区，与当地土著民的冲突较少。在新疆，移民多系清政府有组织的屯垦人口，通常因汉、回隔离而较少发生冲突。在东北，满族是当时全国的统治民族，所以汉族移民早期多投靠满族旗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旗人的经济力量迅速衰微，汉族移民很快远远超越和取代了旧日的主体力量而成为新的主人，却始终不敢与满族发生直接冲突。内蒙古地区的情况与东北既相似又相异。清王朝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保护蒙族的经济利益，内蒙古的蒙族人口远远多于东北地区满族人口，再则，内蒙古地区的汉族移民势头也没有东北地区那样迅猛，这样汉族移民在蒙古寻求当地王公贵族保护的历史持续了很久。到清末，汉族移民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和经济势力增长逐渐与当地蒙古族发生了比较尖锐的冲突。例如，李守信的祖先是山东济南府长清县李家庄人，单身跑到土默特旗给蒙古人耕地，后被主人招为养老女婿，入了蒙古籍，成了“随蒙古”，其后代比较善于经营土地，家境逐渐宽裕起来，至清代末年，家中已拥有300多亩土地，还有牛马和羊群，并从破产的蒙古贵族手中买到一百多串“小租”。据李守信说，最初移居蒙古牧区的汉人都依附于蒙古人，如果不入蒙古籍，便动辄得咎，砍柴不许越界，牧养不准出圈，并且有蒙古地痞流氓随便闯入汉民家中索要酒食。

其四，各边疆地区移民的组织类型不同，尤其表现为清代新疆地区由国家政权直接参与和出面组织的计划型移民比较突出，而其它地区则以自发型移民为主。清代新疆计划型移民有三个特征：一、它是清政府巩固国防、以边养边政策的产物；二、它是通过国家有计划协调和行政组织来实现的；三、它得到国家移民投资的支持。清代自发型移民则截然不同，这表现为：一、它主要是在经济利益目标吸引下，通过迁移者的主动选择来实现的；二、移民的投资费用由迁移者个人自筹解决；三、移民迁移的连续性强，因为在私有制的农业传统自然经济格局下，有宜耕土地就自然诱发着人口迁移，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为寻求土地而进行迁移是必然的。清代计划性移民的组织形态一般具有规范性，而自发型移民的组织形态则有时呈现出边疆移民社会所特有的异常性。在清代边疆开发史上，有两个不能不提到的著名移民人物，一个是东北的“韩边外”（韩宪宗），另一个为内蒙的王同春。《南园丛稿》有这样的记载：“韩边外者，初不详其名字，山东登州人。迁辽东复州，年三十余，复东徙吉林之金城。”（注：张相文《南园丛稿》，卷5。）嘉庆年间，韩宪宗的父亲韩元毓因家境贫困，兼遭灾荒，遂从山东逃难到辽宁复州，于1813年生韩宪宗。1825年左右，韩元毓用一条扁担挑着仅有的行李和什物，带着全家老小迁到吉林，虽比较容易度日卒岁，但生活也较贫穷。韩宪宗因不得不离家出走，最后到夹皮沟金厂挖金，为人侠义，在驱逐马贼的斗争中崭露头角，被众人推为首领。韩宪宗凭借夹皮沟富饶的黄金资源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桦甸、安图、靖宇（当时的濛江）、抚松一带俨然成了韩家的“独立王国”。韩宪宗豢养私兵，号称有“乡勇三千”，设立了一整套统治机构，该机构的中枢机关称为“会房”。史载，“居斯土者，且只知有韩氏，而不知有国家、有政府。”（注：《桦甸县志》卷五，第3页。）韩边外的统治集团是一种拥有武装、旨在劳动谋生、以把头制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流民团体。王同春是当时直隶邢台县人，同治十三年(1874)来到后套做工，后来自己租种蒙地，逐渐自创牛犋，并以隆兴长（今五原县城南）为大本营，发展土地。他识水脉、懂工程设计，能用土法测量，起初以技术作为入股资格与他人合伙开渠，后因发生矛盾自立门户，由于善于总结经验，开渠引水多获成功。光绪七年(1881)开永和渠，光绪十二年(1886)又开同和渠（后改名为义和渠）。开渠之后，“地随水走，人随地走”，耕地扩大，王同春招募的移民日益增加。清末后套共有干区，每区周围数百里，他独自一人就开辟五个区，拥有良田一万余顷，牛犋七十个，几乎占据了整个后套地区。王同春拥有武装，对移民使用私法进行管辖。在边疆移民社会中，移民蜂拥云集，泥沙俱下，资源的有限性不时引发各种血腥争斗，形成边疆社会巨大的动乱场。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组织活动以适应环境为目标，稳定的环境允许组织进行常规化、标准化的活动，变动不居的动态环境则要求组织及时地作出适当的反应，一切组织都是实现一定目的的社会系统，必须对社会提供功能效果。自发型移民到封建生产力不发达的边缘地区后，面对群龙无首、混乱不堪的社会环境，其头脑深处的皇权和专制主义思想更加浓烈，迫切要求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使他们的生产秩序化、生活安宁化，这样便使移民中基于感召性权威而建立的不同于习惯的组织形态应运而生。如果说新疆的移民屯垦是理性一法律化的组织，韩边外一王同春现象的移民组织属于神秘化的组织，那么，台湾地区的移民则更多地依赖于传统的组织。从谱牒资料中可以看出，林先坤生于雍正三年（1725年），24岁时渡台，能力高强，“始而耕田为业，克勤克俭，以振家声。亦难先贫于后富之，其贫而不谄之，其富而不骄之，贫而守分，富而施仁。”（注：林畴《潮州饶平林氏大宗谱牒》，影印手抄本，第76页。）因此六年有成，遂于乾隆二年(1738)回乡省亲，并带族人林孙檀等一同赴台，开辟田园，聚集成庄，为当地的领袖人物。（注：林祁钊《林氏族谱》，影印手抄本，第5页。）在拓殖过程中，林先坤运用中国社会结构中宗族组织的原则来结合力量，与其它几位族长组织学会，先后成立了五十九公、次圣公、观音公、拱震公等合约字蒸尝，一方面祭祀祖先，一方面投资于土地经营。这种宗族团体的组成是采取志愿的形式，这样其派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与传统宗族组织的“照房份”稍有区别。不过，他们所供奉的唐山祖和祖籍地所奉祀的一样，所以这种蒸尝可以说是一移殖性的宗族组织，具有强烈的经济取向，在早期资本凝聚与团结族人自保自卫的功效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宗族组织在台湾边疆移民社会时期已经发生显著变异，是自发型移民因毫无官方资助而以祖籍地为基础的互相合作的地缘团体。

其五，各边疆地区的移民众趋人格大不相同，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移民与其它地区的移民相比尤为明显。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视海洋为坦途，这种地理环境对当地居民以冒险精神为特质的海洋性开放性格的养成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另一方面，十六世纪以后，闽粤沿海地区社会经济条件恶化，资本主义萌芽发育较早，而葡萄牙人、日本人在沿海地区的出现增加了海外贸易的机会，于是，一种冒险与谋利的精神逐渐普遍酝酿，产生功利主义的思想。这一地区的民众“唯利是趋”、“趋利喜作”的众趋人格心理定式，往往使他们“遗祖宗之丘基，族党之团圆，隔重洋之渡险，窜处于天尽海飞之地”，成为中国人最具有进取心和喜欢冒险的分子。正是这样，台湾地区移民的“开拓者精神”较其它边疆地区的移民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与台湾地区相比，清代东北、内蒙等地的移民的进取心和开拓性相对而言要弱一些。我们在史料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些山东移民憨厚朴实，到东北后一心务农，试图依靠东北的广阔土地和自己的辛勤劳动求得五谷丰收、全家温饱，但仍然无法摆脱穷困的阴影；一些移民到内蒙后虽然发财致富，却舍不得花一文闲钱，吃穿极其朴素，没有改变陕北人在原籍的节俭习惯，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抑制型人格特征，连在内蒙、新疆等地定居的晋陕商人也多采取保守的经营方式以求稳步发展。从本质上说，移民活动本身就具有冒险性，因为移民活动的行为主体必须克服人口分布的惰性，而移民的前途往往也含有一系列未知的因素，没有足够的勇气是无法付诸实践的。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的情况十分明显，地域因素对人们性格的形成影响极大，由于边疆移民迁出地分布呈偏集态且迁出地社会变迁的内容、方式、程度、次序等具有不平衡性，所以边疆各地区移民的社会性格必然具有异质性，其开拓性和进取心的强弱程度不尽相同。

三、从清代边疆移民看边疆开发的不平衡性

劳动力是生产力最重要的构成要素，边疆移民是清代边疆开发的重要行为主体，边疆移民的差异性不能不对清代边疆开发的不平衡性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人口系统既具有远离平衡的开放性又具有非线性的反馈机制，这样它便具备了自发产生各种时空有序结构即耗散结构的条件。人口系统的耗散结构在空间状态上表现为人口的地区分布必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各地区人口的数量和密度会自发趋于某一适度。正是如此，清代边疆移民数量在非均质的地域空间上不可能分布均衡。大致上，清代边疆移民数量增长的快慢可分为四类地区：(a)增长特快区，包括台湾和东北；(b)增长较快区，包括内蒙和新疆；(c)常态增长区，包括广西、云南和海南；(d)特慢增长区——。从东南的台湾起，按逆时针方向依次经过东北的黑、吉、辽三省和正北的内蒙、西北的新疆、西南的一弧圈，边疆移民的规模基本上趋于越来越小，边疆开发的水平也随之基本上越来越低，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因为，自然资源的状况决定了人口承载力和人口经济容量，从而支持边疆开发所能达到的一定经济增长速度。换言之，清代边疆开发中存在着这样一条因果链条：区域的自然差移民数量差边疆经济开发水平差。还需要指出，区域的自然差产生的不单纯是移民的数量差，移民是资金和技术的载体，而资金和技术与移民数量一样都是支持边疆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区域的自然差通过影响移民数量而对边疆经济增长产生的是一种扩大效应。清代边疆开发过程中东部与西部差距之所以明显扩大，与这种扩大效应密切相关。

区域经济非均衡运动理论认为，非均衡运动是经济地域运动的绝对规律，区域经济集中增长与均衡扩散是区域开局的基本内容，它们的对立统一是区域生产力分布发生变化的基本动因。区域经济开发早期以增长极点开发为主要形式，中期以点轴开发为主要形式，晚期以网络开发为主要形式。有清一代，边疆地区的人口动态分布状况通常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空间组织形式的演变过程相吻合。在台湾，清初成片开发主要在台南地区，到康熙四、五十年间，台湾县境开发殆尽，移民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发展，到雍正年间，南至琅*[王+乔]（今恒春）下淡水一带，北至新庄、艋舺、板桥、新店溪一带，西部平原肥沃易耕之地大部分已垦为田园。在开垦之初，垦殖地区多以点状分布，后来各点逐渐扩展并互相连为一片。至乾隆末年和嘉庆年间，较为瘠瘦或交通不便的花莲溪流域、中部埔里社盆地等地区得到开发。清代台湾东部被称为后山，直到道光年间才有移民进行开垦，而且垦区也较为有限。在东北地区，辽宁由于距离内地封建经济扩散的空间距离较近，易于接受扩散地区的辐射力和扩散效应，因此在1881年的东北移民主要分布在辽宁，随着移民在清末大量涌入东北，东北地区经济大规模开发的前沿线不断向北推移，到1911年时，辽宁人口所占比重下降了近33个百分点，而同期吉林人口比重提高了近2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东北移民的动态人口分布已出现了由不平衡趋于平衡的倾向，人口密度开始向平均值靠拢，移民在东北地区的递次推进与东北地区经济开发的空间演变是同步发展的。在内蒙，南部地区汉族移民数量大，农业成为该地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再往北一点，汉族移民逐渐减少，蒙古人较多，形成了半农半牧的经济区域，其农业经营方式远比南部汉族移民的耕作粗放，蒙古人将自己的这种耕作方式称为Mogoltariya，意为“蒙古农业”，亦即当地汉族移民所说的“漫撒籽”，不过半农半牧区在畜牧业方面打井、搭棚、筑圈、划分草甸子的现象比牧区更为普遍；汉族移民直到清末都几乎没有渗透到内蒙北部地区，故而该地区为牧区。很显然，汉族移民在蒙古由南向北呈递减趋势，农业比重也由南向北呈递减趋势，并且农业经济区域随汉族移民不断向北渗透而扩大。新疆地区移民和土地开垦带有较浓厚的计划性色彩，但也反映了移民的集聚和延伸状况决定经济布局展开的空间格局的客观规律。清朝在新疆的屯垦最早在巴里坤、哈密、吐鲁番等东疆地区创办，后来伴随着移民的大批迁入，北疆地区的屯垦沿天山北麓自东而西水平延伸，不断增加，形成了巴里坤垦区、奇台垦区、乌鲁木齐垦区和伊犁—塔城垦区的农业整体布局。由于清前期采取重北轻南的移民屯垦方针，大批汉族移民进入了北疆，使北疆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彻底扭转了几千年来北疆比南疆落后的局面。在此之前，南疆是新疆的经济重心，素称“居国”，以农业为主，北疆素称“行国”，以游牧为主，而在此之后，北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一直远远高于南疆。究其原因，这种经济重心的历史性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太归于清前期重南轻北的移民屯垦。嘉庆年间，北疆农业区的基本格局形成后虽然没有出现整体性变化，但开垦的中心区域已呈现向西转移的趋势。因为，乾隆年间以来发展最快的乌鲁木齐垦区水土条件较好，主要荒地多已安户认垦，其开拓步伐不能不逐渐放慢。与此同时，偏处西陲的伊犁随着内地因岁歉而辗转流入的就食人口的不断增加，大大加快了土地开垦和水利建设的速度。道光以后，新疆的开发活动又具有南北并举、全面兴起的特点。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迁移是人口再分布的杠杆，移民指向性往往塑模着边疆经济开发的生产力空间的分布。

移民的资金状况对边疆各地区经济开发的速度、效果影响甚钜。总起来说，贫苦农民是清代边疆移民的主体，不过在台湾地区的移民中，有资金者所占比重较诸边疆其它地区要高一些，而且所发挥的作用也要大一些。东北地区的移民起初都几乎一文莫名，逃荒型和谋生型移民居多。史载，的曾祖张永贵本系直隶河间府大城人，于道光年间“因家无恒产，衣食维艰，遂出关谋生，止于海城。”（注：静庵《一生的历史》，《时新报》1978年6月1日。）又如，武百祥本系河北省乐亭县何新庄人，因家穷念不起书，十三岁时(1892年)跟随舅父跑关东，在宽城子（长春）一家杂货店做了七年的伙计。该店后遭战祸而倒闭，而哈尔滨当时因沙俄开始修东满铁路而逐渐兴起，许多破产农民、小商贩和生活无着落的人都涌向哈尔滨以求发财。武百祥与一个叫苗二磕巴的人相识，苗说他在哈尔滨有位朋友能帮助办到赌局许可证，武百祥便随身带了一些袜子、腿带等与此人一同步行来哈，住在同发街一家小店等苗二磕巴联系设赌局，因无事遂在住店门前摆地摊，出卖随身所带的货物，不久就销售一空，接着又去长春背回一些小百货摆摊出售。哈尔滨当时时兴怀表，但缺乏表链，武百祥在一家法商表行发现新到了大宗表链，将其全部一次买到，垄断了哈尔滨的表链市场，大获其利。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冬，有些从京奉铁路北来的旅客戴着英式皮帽，人们都对此十分喜爱，却苦于当地无货源，武百祥自己买缝纫机照原样仿做，自产自销，又一次获得丰厚的利润。后来，武百祥成了哈尔滨同记商场的创始人。张永贵、武百祥可以说是东北移民的典型，他们在闯关东时都是身外无长物的赤贫者。的确，内蒙、新疆地区有一些殷富的商业移民，可是他们中有许多人把经营所获的资金通过山西帮票号汇往内地，反而出现资金逆流的回程效应，无助于已开发地区与待开发地区之间经济不平衡的缩小。台湾地区的情况迥然不同。在当时，相当一部分拥有资本而雄心勃勃的“有力者”来到台湾，如在南部则向官府请领垦地，如在北部则与先住民商让垦地，始则自投资本，自行开垦，占地既广乃另招农民扩大再垦范围，结果成了名为垦户的豪族。诸如彰化有施世榜、杨志申，新竹有王世杰，台中有吴洛、张振万、林成祖，台北有林平侯，淡水有胡倬猷、姜秀銮、周邦正，他们“内有数百甲之土地，外则代表几百千之农民”，“其势隆隆，隐然有如小诸侯。”正是这样，除了有少数的例外，台湾豪族控制之风，更甚于大陆。台湾移民中这一部分来自大陆较有资力的冒险人物成了拓垦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民间经济主体比较发达，所以台湾经济开发在有清一代遥遥领先于其它边疆各地区。海南岛与台湾同是我国两大岛屿，称为我国东南双目，但清代海南岛经济开发却远逊于台湾，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错综复杂，移民的资金状况不同即是其中之一。有清一代，海南岛移民达二百一十多万，比明代几乎增加四倍，平均每年都有近万人从大陆入居，然而海南移民自明朝末年以后绝大多数都没有资产，他们在农业上只要是自耕农，就已感到相当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每户耕地面积愈发细分，琼山、文昌、儋州、安定、澄迈、乐会、万州等州县的耕地过去保持着余裕的局面，而到清后期则接近不能再分的界限，因此海南岛的经济开发便陷入一种类稳定均衡状态而不能自拔，发展比较缓慢。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边疆移民在开发过程的资金供求在空间上的配置不平衡态势，必然会衍生出边疆开发结局的差异性。我们并不是说台湾地区的开发中不存在资金饥渴症，只是说它相对于其它地区来说程度要轻微一些。台湾地区的土地开发之所以拓垦一片成功一片，内蒙古地区土地开发之所以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现象比较严重，原因即在于内蒙地区移民对土地投资不足，耕垦多而培壅少，结果在地力耗尽后不得不加以放弃而转到其它地方，台湾地区则土壤肥沃，资金供应也相对充沛，以此台湾地区的经济开发成效比内蒙较为显著不是没有道理的。历史昭示我们：边疆移民在边疆开发过程中资金供求缺口越小，开发效率越佳，反之则不仅开发速度缓慢而且容易导致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短期行为。

人口经济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商业选址 零售业 人口经济学

零售业是指通过买卖形式将工农业生产者生产的产品直接售给居民作为生活消费用或售给社会集团供公共消费用的商品销售行业。零售业的经营中，销售地点的选址是零售商业项目开展的首要条件。项目的选址好坏，直接影响该零售项目的成功与否，同时也是零售商业企业面临的最复杂和最具挑战性的风险决策之一，因为商业项目的选址一旦选定，较长一段时间内是无法进行变更的。

一、零售业商业项目选址的一般原则

一般来说，零售业商业项目的选址主要考虑一下原则：

1.目标市场原则

大型零售商业的目标市场一般是高、中档次的工薪收入的阶层，地址宜选择商业中心、居民聚集区和工薪阶层工作区域。

2.容易接近原则

大型零售商业应选择在交通便利的商业区、经济区、文化区附近，并有规模相当的停车场和临近公交站点，方便顾客来往。所以大型零售商业应按所在地人们行进、停留的规律进行选址分析，应选择在顾客容易接近的地段和位置。

3.具有可见度原则

商业的可见度是指大型零售商业位置的明显程度，比如说选址的位置无论在街头、街中、巷尾，应让顾客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能获得对零售商业的规模和外观的感知，当然这需要从建筑、装饰等几个方面来完善。

4.投资预期目标原则

大型零售商业在选址时，除考虑外部因素外，还应考虑自身的条件，如经营品种、规模、方式等，要以能实现预期投资目标的地点来衡量地理位置。

二、从人口经济学角度思考零售业商业项目选址的策略

笔者认为零售业项目的选址是一个复杂而又存在很大风险的工作，其选址方式必须具有严谨而精细的特征。作为零售业，最终销售目标也就是最终进入零售商场购物的消费者应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单独成为一个研究目标分析。所以从人口学角度思考零售业商业项目的选址工作非常重要。

1.哈夫(huff’s model)模型内的人口因素。

为了说明人口分析在零售业商业选址策略中的重要意义，本文引用商业选址理论的经典模型――“哈夫模型”(huff ’s model)进行分析。

哈夫模型是国外在对零售店商圈规模调查时经常使用的一种计算方法，主要依据卖场引力和距离阻力这两个要素来进行分析，运用哈夫模型可以计算出消费者去该商业项目光顾的概率。模型如下：

式中：P即是消费者去商场购买某种商品的可能性；S代表商场的规格档次；T则代表消费者去商场的方便程度。为了更加突出商场在该地区的消费潜力，在得到P值后，还可以得到模型：

式中：POP指辐射范围的人口数；Income是指该地区人口的收入水平，即购买力；MPC是指当地消费者的购买偏好，从而得出商业项目内商品在该地区最终的销售情况SP。

从以上模型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出：商品销售情况的好坏与人口规模的大小呈正相关，同时也与人口素质高低（体现在人均收入水平、购买偏好上）呈正相关。人口因素无疑是影响零售业商业选址的重要因素。

2.人口因素如何影响零售业商业项目的选址

(1)人口规模因素对零售业项目选址的影响。零售商业选址往往首先考虑的就是辐射人口的数量。地址能辐射的人口数量直接反映了潜在顾客的多少。四周拥有密集住宅区的零售商业企业自然要比一个设置在偏僻地区的零售商业企业能获得更多更好的经济效益。但究竟应当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人口规模是否适合建立零售商业项目。一般来说，人口年增长率在3%以上的地区较适合开展零售业商业项目。人口年增长率在3%以上的地区,由于人口规模增大,人口的消费需求相应必然要增高,因而零售商业企业如在这里选址必将会取得更好的市场效益。但从另一方面说,人口规模仅仅是影响零售商业企业选址的一个方面。对零售商业企业选址有影响的还须是此种一定数量的消费人口所具的购买力水平或购买规模,而一个地区人均购买力水平的高低又取决于这一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收入水平高,购买力水平相应就高,对市场的需求也就大。通常我们用购买力指数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市场需求总量。

(2)人口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对的影响。人口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构成往往能决定他们的消费习惯。教育程度高的人,通常倾向于质量上乘的品牌产品,这些人品味高,对消费质量有较高的要求。人们教育水平上差别和收入水平的高低,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相应地在消费模式上也存在很大差异。零售商业企业选址时,应考虑到自身的经营特色是否与当地的消费层次相适应，应考虑到其服务半径内人口的特点,开展相应的营销措施。

(3)流动人口对零售业商业项目选址的影响。对零售业来说，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相比具有先天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光顾次数的增加，商场对周围辐射人口的吸引力随着边际效益的递减会逐渐减弱。附近人口转向同地区相似零售商场的机会也会增加。而流动人口正因为其流动性强的特征，也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在购物上存在随机性，所以建立在拥有大量流动人口地区的零售商场必然会产生顾客的增多。

参考文献:

[1]李扬:大型零售商业选址策略分析.商场现代化, 2007.5

[2]李 鹃 杨和礼:零售业房地产开发选址因素分析.江苏商论, 2003.10

人口经济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经济学帝国主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F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5-0022-05

20世纪后半期以来，经济学不断向其他社会科学渗透，形成了许多以经济学分析方法作为分析方法或体现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新兴学科，这种现象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兴起，既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现象，也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樊纲（2005）所言，经济学侵犯其他社会科学的传统领地，而且这种侵略并不是一些人异想天开的瞎胡闹，而是一旦侵入，还真能分析出来一些原来人们没有分析出来的东西，给人们以新的启示，使学科有新的发展。本文通过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兴起和发展的简单回顾和相关研究的成功案例，试图分析经济学帝国主义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启示。

1 从人口经济学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我国理论经济学学科中最年轻、发展势头最猛的专业之一。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调整研究生专业目录时, 将原来的人口经济学扩展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它不仅是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生态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整合，也是反映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与时俱进，是经济学发展里程中的重大革命。该学科的兴起与发展,也是通过可持续发展理念, 整合多个学科,不断交融、深化的过程,学科发展存在多源头特征。这种特点可表示如下：

PREE=SD・(PE+RE+EE)

PREE表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SD表示可持续发展，PE表示人口经济学，RE表示资源经济学，EE表示环境经济学。

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体系中,人口经济学是较早起步、其理论和方法比较完备的分支之一。作为早期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马尔萨斯开启了人口经济研究的先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人口发展经历了若干重要变化,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全球人口快速增长；而发达国家在经历人口增长率短暂回升之后，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日益加强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趋势,也为人口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并促成了这门学科的诞生和发展。

工业革命以来,“大量消费”、“大量生产”，特别是掠夺式的生产模式使地球生态环境付出巨大代价，人类不得不面对日益突出的资源、环境问题，人类对自身发展前景的关注从单纯的人口与经济关系扩展到人地关系、资源稀缺性和有效利用以及环境问题等。从马尔萨斯人口增殖力较土地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再到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粮食短缺”、“能源危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莫不是对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关注的产物。这些理论大多对人类前途作了悲观预期，但他们极具睿智的分析，推动了人类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迈进。1977年，美国学者朱利安・西蒙出版了《人口增长经济学》，在综合考察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和经济条件对人口影响的基础上，对人口增长的前景作了乐观估计，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1981年，西蒙推出了新著《最后的资源》，使乐观论的基础由人口经济分析拓展到更广泛的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领域。在我国，张纯元等（1983）出版的第一部《人口经济学》，在提出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新概念、新框架，系统阐述人口经济基本理论的同时，也曾纳入资源环境问题；朱国宏（1995）把人口经济关系扩展到人地关系，田雪原（1996）论述了人口、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此后，李通屏（1998）出版的《人口・经济・发展――人口经济学探索》、刘家强（2004）出版的《人口经济学新论》，把可持续发展纳入人口经济学的内容，成为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一种特点和创新。

出于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关注,经济学、环境科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们从不同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广泛开展了对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形成了自身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资源经济学力图分析这些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优化配置，研究各种选择方案、政策和工程项目的效益和成本,以及这些效益和成本的影响范围,包括地理方面、经济部门之间、社会经济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以及动态趋势,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李通屏等：经济学帝国主义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环境经济学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以兴起,而且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的学科划分难以统一:人们既可以认为具体的环境是一种自然资源,也可以认为自然资源又是整个环境的一部分。一般认为，环境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自然环境保护和发展及其与人类活动关系的学科。它至少包括环境的污染与治理,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与恢复。有争议的是,环境经济学的内容是否应充分拓展,以将全部生态问题都纳入自身研究范围之内。在环境经济学和自然资源经济学之间,也存在两者之间从属问题的不同主张。较多的学者将环境经济学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作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平行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同样源于现代经济学,它为环境分析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和分析工具,并可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现实的、有效的工具。环境经济学通过社会成本效益分析等途径来评价环境变化的经济价值,探讨环境恶化的经济原因,最后设计经济机制来减缓乃至消除环境恶化。

2 可持续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之魂

在人们对传统发展观反思和突出环境保护发展观形成的过程中，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生命资源保护”问题。1981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了《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首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该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枯萎、粮食短缺四大问题。第二部分提出了“走向持续发展的途径”，即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能源等。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给出了定义：“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从此，可持续发展观就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1992年联合国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要求各国制定和组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和政策，迎接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包括：人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当代人与子孙后代利益相协调的发展；以人为本、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的能够持续维持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全新的发展战略，它从根本上革新了人类社会的传统发展观和发展战略。首先它是一个综合的发展战略：既是一个人口发展战略，又是一个经济发展战略；既是一个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战略，又是一个环境保护战略。其次，它又是一个开创性的战略。可持续发展就是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四者之间均能在质上提高，在时间上得到延伸，四者均能有一个真正可以无限延续的连续过程。这一战略以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人口素质、开发人力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环境友好，把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作为统一整体为特点。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有效地整合了原来独立、分散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促成了一门新兴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首先诞生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3 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的成功案例与经济学帝国主义

3.1 马尔萨斯的研究

马尔萨斯（1766-1834）是建立人口增长模型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他注意到收入和人口增长在截面和时间序列中都是正的关系，马尔萨斯着手构建了人口动态的经济理论。尤其重要的是他的人口观依赖于均衡的观念，均衡取决于生存消费水平。而且允许选择在生育决策中发挥作用。马尔萨斯讨论了晚婚、禁欲和其他可以用来阻碍人口增长的方法，人口增长源于个体在生育方面的选择。马尔萨斯模型对解释他所处时代盛行的事实相当成功。不仅如此，马尔萨斯的影响远远超出他所处的时代，毫无争议地成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的灵魂人物和成功典范。其不朽贡献超出了他孜孜以求甚至终生为之奋斗的历史学和经济学。

3.2 来宾斯坦（H.Leibenstein）的贡献

来宾斯坦教授早年攻读经济学，先后任伯克利加州大学、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微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代表作是《经济落后与经济成长》（1957）。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时，把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因素加以探讨。他最早运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考察家庭的生育决策，提出了生产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建立了生育率研究的微观人口经济模型，开辟了现代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新方法、新领域。

3.3 新领域的开辟者――贝克尔

由于以“经济分析”研究“非经济问题”著称，贝克尔于1992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首要推广人。50年代，他的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分析的是传统市场以外的话题。其后，他进军家庭、生育、犯罪、离婚、甚至生物学领域，皆遵守经济学的公理与逻辑”（张五常，2005）。而且，这种努力战果辉煌，几乎所向披靡，令其他学科大跌眼镜。贝克尔(1976)认为，经济学已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已囊括人类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决定。他建立的选择模型把生孩子看作是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认为：孩子产生的服务流将持续很长的时期，很像是一辆汽车或电视机，因此，人们可以按照消费和需求曲线谈论人口增长问题。

3.4 D.梅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

《增长的极限》认为，人类目前和未来的困境是由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和污染五个基本因素制约的,并且这五个因素相互影响、相互联系，最终制约地球上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维持现有人口的增长率和资源耗费率不变，那么，由于世界的粮食短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可能发生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该书敲响了人类不可持续发展的警钟，促成了人类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迈进。因此成为20世纪后半期以来最经典的成果之一。

3.5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在《新人口论》发表以前，马寅初（1882-1982）因经济学而著名。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从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生产力发展、原料与粮食生产、人民生活水平和科学事业等的内在联系出发，论述了新中国控制人口数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尽管他发表《新人口论》时已逾古稀，尽管当时的社会贤达如邵力子、孙本文、吴景超等与他有类似主张，但马寅初的光芒使其他社会学家、人口学家黯然失色，同时也使他一生对经济学的贡献显得无足轻重。

这些成功的案例是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最好诠释，同时也验证了经济学已经帝国主义，而且经济学帝国主义已经成功。事实说明，人口、资源与环境不是经济活动的外生因素，因此不可避免地纳入经济学家的视界，经济学家对它的敏锐和洞察力不应该逊色于其他领域的学者。同时也说明了经济学地位的提升。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拉齐尔（Edward Lazear，2000）指出，这不是经济学家的运气，也不是经济学家的内在魅力。而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学有固定的语言，它允许复杂的概念被写成相对简单的、抽象的术语。经济学家在其他社会科学不能播种的地方播种，因为经济学家喜欢抽象。正是抽象力使我们能够回答复杂世界的问题。经济学的力量在于其严格的条件。党国英（2001）认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本质上是“科学帝国主义”的表现。经济学以数学和心理学为基础，又倡导实证分析方法，使自己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更具有“可证伪”的性质。当今时代是“科学帝国主义”的时代，经济学在这个时代如鱼得水。

4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发展

在可持续发展的旗帜下，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快速融合，形成了一门崭新的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该学科的设立，不仅使经济学生机焕发，也使相关学科摆脱了“有气无力”和“朝阳夕阳之争”的窘境。

4.1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和学科增长点

1998年，国家教育部学科分类目录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设立为理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受到学术界广泛响应，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点从无到有，博士点已发展到20多家，硕士点已由星星点灯发展为燎原之势。高校和学术界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蓬勃开展，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同名的教材或专著（杨云彦1999；杨昌明2002；张象枢2004；钟水映2005；邓宏兵2005；王珍2006）不断涌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4.2 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初步共识

强调可持续发展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主线。杨云彦（1999）认为，从广义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仅覆盖人口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内容，也包含了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内容，由此形成四个分支学科，即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其中，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构成这个学科的核心，是狭义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杨昌明 (2002)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贯穿章节及其内容之间相互联系的主线。张象枢（2004）认为，从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旨在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可视其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钟水映（2005）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贯穿整个学科理论体系的主线。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但还存在着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争。主张用经济学为主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5 建立与时俱进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5.1 充分认识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必要性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有目共睹。但受多种因素限制，该学科对象不确定、体系不严谨、框架不完善的问题依然存在，致使人们仍然感到无所适从、难于捉摸。在研究对象上，有学者认为“是一门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三大要素及其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保证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有学者界定为“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稀缺性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有的认为是“以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三大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各自所起的作用”；有的认为，人口、资源、环境分别由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进行研究，因而它的对象只能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交叉部分。还有的认为“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总体与全过程的经济学”，是经济学视野的扩展，因而可视为广义经济学。在学科体系和分析框架上，虽然把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统一到了经济学的麾下,但是在具体进行分析的时候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割裂了三者的相互联系,只是“对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而治之’的研究”,并没有把三者统一到一个科学严谨的分析体系之内,由此成为学科发展的硬伤。

综合来看,既有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内涵限定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倾向,也有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过分泛化,无限扩大或引申到其他领域，大有包举宇内、囊括四海、解决地球上一切问题之势。在研究方法上,过分强调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特殊性的一面,而对作为经济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共同性方面，则注意不够，凝练不到位，在应有的经济学规范和体系结构方面存在不足，对经济学的新成果、新方法反应迟钝，甚至淡化经济学的学科属性。因此，在理论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有很大发展空间。在实践上，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转变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一个和谐、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社会,需要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嫁衣裳。

5.2 准确定位学科性质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行为及其社会后果，揭示人类行为规律的行为科学或行动科学，因而与揭示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不同。很多社会现象无法重复和试验，得出的结论只能在有限条件和有限范围内成立。自然科学揭示的规律较“硬”，社会科学揭示的规律较“软”。而经济学位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中间地带，是社会科学中“最硬的的软科学”。经济学理论很可能采用数学形式，数学化和形式化的趋势得到了相当重视，并在当代经济研究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这种对硬科学的模仿，既不能保证她获得与硬科学同等程度的科学性质，又没有在专业群体中达成共识。马兰沃（EMalinvaud）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经济学与硬科学越来越近了，由于根本的原因，两者的差别将不会消失。甚至，两者之间的差距在将来也几乎不可能缩小。由此，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就不难定位，作为经济学中的年轻成员，它依然是软科学。当然，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努力开辟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应用空间，应予鼓励和提倡。但是，不切实际的扩大它的边界，认为它可以包打天下、并吞八荒，动辄与硬科学攀亲，将有损学科的持续发展。

5.3 用主流经济学武装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必须与主流经济学与时俱进。上个世纪后期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逐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主流经济学发生了迅速的范式革命。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与日俱增，由此对政治经济学为主导范式的主流经济学形成猛烈冲击，经济研究正由政治经济学为主导向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并重的范式转变，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对教学、科研、乃至政府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刘国光2005）。中国进入了经济学知识更新最快的时期，这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是机遇也是挑战。能否与主流经济学与时俱进，能否体现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水平不仅是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本能，也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以人口经济学为例，1983年，张纯元等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体现了当时我国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水平，涵盖了人口与经济及相关领域的主要问题，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1987年彭松建教授出版的《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反映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动向，开辟了人口经济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至今仍深受欢迎。从国外来看，莱宾斯坦的《经济落后与经济成长》，既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水平，也反映了经济学家关心的主要问题，他奠定的微观人口经济理论，显示了超强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力作。贝克尔的“时间配置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家庭论”等在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有口皆碑，这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深有启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需要与时俱进，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家需要一些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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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经济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一、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统一,且很少体现出经济学的特色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学术界主要有这样几类: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或者研究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总之是将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述关系中将经济纳入相互关系的研究中。

2.学科体系不严谨且缺乏整体性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教材和著作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由于在上述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尚不统一,因此在其研究内容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背景和基础不同,以及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学科对象的认识不统一,因此在研究体系构建上差异极大。

3.缺乏应有的基础理论支持

任何学科的形成,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但是从目前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除了借用已有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现成理论,没有自己本学科独有的理论。或者在各学者所建立的体系中,有意识地忽略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本文试将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进行简单分析。首先,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上看,该学科主要由原来的人口经济学学科发展而来,而非从经济学内部分化而来。从事人口经济学的大多是当前活跃在人口研究领域的学者,而随着很多大专院校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博士学位点的建立,一些环境学科和经济学科也都出现了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学者队伍。这些学者研究背景差异很大,而真正从事经济学主流方向研究的学者反而较少涉足这个新的学科领域。

第二,学科涉及的领域跨度过大,学者受学科背景局限对该学科比较难以驾驭。如前所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横跨人口学、经济学、环境学、资源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因此从事该学科的者需要具备或基本具备这几大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基础。然而,在现实中很少有学者能同时经受这几个方面的专业培训,或有精力同时对几个学科进行潜心深造。因此,这是阻碍该学科发展的一个现实原因。

第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几大学科之间的真正交流和沟通远远不够,尤其是经济学界对本学科的关注、实际参与比较缺乏。从国务院学位办设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以后,由一些著名大学牵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召开过四次本学科的学科建设研讨会,会议

组织者邀请了全国范围内主要博士点和部分硕士点单位参与,对学科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就会议参加者而言,主要集中在人口学和资源环境学领域的学者,真正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非常少见。除了这样一个平台的交流以外,该学科在其他方面的交流就很少。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资源环境方面的专家,很少能一起对有关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更别论展开争论了。

三、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视角思考

1.关于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表述

如前所述,一些学者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或矛盾作为研究对象。本文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应当是本学科的研究客体,而不是真正的研究对象。再说,这也不是经济学的表述,而且很难将这样的两维交叉的关系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因此,需要有一种经济学视角的表述,将人口与资环境关系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视野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应该有一定的抽象过程。尤其是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

2.关于用经济学外部性原理来分析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矛盾与问题的思考对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客体即人口与环境的关系,能否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释和分析呢?本文认为,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就是一种很好的分析工具。

四、基本结论及探讨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进一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将其统一起来,该学科才能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经济学、人口学、资源与环境学领域学者来共同协作,将其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学科。

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加以抽象,以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和矛盾为研究课题,从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共性加以抽象,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表述为“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系统(而非传统的经济增长)中人口、资源与环境稀缺性资源的合理调配(或配置)的学科”。这样的表述,既符合经济学的惯例,同时又能充分体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与问题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并具有超越传统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

3.采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基本分析手段,对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与矛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也有着广泛的前景。当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角度和视角远非这几个方面所能囊括。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将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视角以及分析方法,借鉴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和问题分析中去,这应该是本学科需要做出极大努力的方向。而且,将人口、资源、环境等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共同引入经济系统之中,这不仅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也将带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

参考文献

[ 1 ]杨云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23.

[ 2 ]吕红平,王金营.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思考[J].人口研究, 2001, (5): 28-34.

人口经济学范文第7篇

一、问题导入

读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示意图（如图1），回答以下问题。

（1）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大致有哪些人口发展模式？

① ② ③ ④

（2）a、b两曲线，哪条是人口出生率？哪条是人口死亡率？并说出理由。

（3）据图分析，从原始人口增长模式到传统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是什么发生了转变？为什么？

（4）在图中画出人口自然增长率最大和人口总数最多的两个时间点。

（5）从传统型模式到高―低―高模式的转变，又是什么发生了转变？为什么？

二、问题分析

这是运用湘教版教材地区某教师导学案上的一道题。此题将人口增长模式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原始型、传统型、过渡型和现代型。习题中②是传统型，它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人口增长模式，具有高死亡率的特点，但在图中可以看到，在这种人口增长模式后期，人口死亡率已很低，大致是1.5%，具有低死亡率的特点，显然②不是传统型的人口增长模式。为什么此图人口增长的四个阶段与湘教版教材中的四个阶段不相适应？它又是什么样的人口增长模式？命题者为何将湘教版教材中的四个模式与此图相对应？

三、问题辨析

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学说，是在20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西欧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学家，由于研究视角不同，人口增长模式理论也不同。不同版本的地理教材，选择了不同的理论。下列三图为三种不同版本地理教材的人口增长模式图（如图2、图3、图4），是来自不同人口经济学家的人口增长转变理论。

1.诺特斯坦人口增长模式理论

美国人口经济学家弗兰克・华莱士・诺特斯坦（Frank Wallace Notestein）于1945年发表了“人口――长远观点”一文，将人口增长模式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高增长潜力、转变增长和早期下降。并将空间上的三种模式拼接为时间上依次发生的转变阶段。认为第一阶段，死亡率是影响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第二阶段，出生率的下降滞后于死亡率，人口增长相对较快。第三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低，且出生率的减退趋势相比死亡率较稳定。

人教版教材将世界人口增长模式划分为原始型、传统型和现代型三种。教材没有直接阐述三种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只是认为“历史发展表明，人口增长模式是由原始型向传统型，继而向现代型逐步过渡”。因此从其图像表现的特征来看，人教版的人口增长模式采用了诺特斯坦在1945年提出的人口增长理论。

诺特斯坦在1953年发表的《人口变动的经济问题》一书中，更强调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动的关系，死亡率下降是经济现代化促进医学进步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结果。把人口转变过程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工业化前，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但死亡率上下波动，人口自然增长率低；第二阶段为工业化早期，死亡率开始下降，出生率基本不变，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第三阶段为进一步工业化时期，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开始下降，但下降速度慢于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很高；第四阶段为完全工业化时期，即现代社会（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死亡率和出生率都降到很低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甚至为零或负数。

中图版以“阅读”形式，介绍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人口学家诺特斯特提出的“人口过渡”理论，对人口发展变化作了很好的概括。图“1-1-3”将人口发展模式分成四个阶段：原始低增长阶段、高增长阶段、增长下降阶段、低增长阶段，并用芬兰的人口变动过程诠释了四个人口发展模式。中图版教材明确指出采用20世纪50年代诺特斯特提出的四个阶段的人口增长模式。但中图版的增长下降阶段，出生率显著下降，死亡率下降的速度比出生率慢，因此属于增长下降阶段。但诺特斯坦认为第三阶段是“出生率开始下降，但下降速度慢于死亡率”，中图版教材的观点又与诺特斯坦的理论相悖。

湘教版教材将人口增长模式分为“高―高―低”“高―低―高”和“低―低―低”模式，其中将“高―高―低”模式又分成原始人口增长模式和传统人口增长模式。文中介绍了三种人口增长模式形成的原因和特点，其特点的描述类似于诺特斯坦提出的人口增长理论，与人教版教材选择的人口增长模式理论一致。由于湘教版教材中没有图形文本，笔者推测，湘教版教材中的“传统型”和人教版教材中的“传统型”意义不同。人教版教材中的“传统型”包括了湘教版教材中的“传统型”和“过渡型”。

2.金德伯克人口增长模式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C.P.金德伯克（C.P.Kindelberger）和B.赫里克（Brace Herrick）在其《经济发展》一书中，也将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人口转变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死亡率随着农业经济发展变动很大，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死亡率波动极大。第二阶段，由于经济的发展、卫生支出的增加以及医学技术的进步，死亡率开始下降，但出生率保持在原有水平，二者差距扩大，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增高。第三阶段，死亡率继续下降，但由于卫生支出的收益递减，死亡率速度放缓，出生率同样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第四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均衡，进一步降低死亡率越来越难，出生率也很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接近零。

台湾地区高中地理教材中将人口增长模式分成四个阶段：高稳定阶段、早期扩张阶段、晚期扩张阶段和低稳定阶段。认为高稳定阶段产生的原因是生产力不高，医药卫生水平低，环境负载力小，死亡率常因传染病或天灾而有波动。早期扩张阶段，因为科技的进步死亡率下降，同时出生率仍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晚期扩张阶段，因为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发展，节育观念普及，出生率下降，增加幅度渐趋缓和。低稳定阶段，现代社会生育观念转变，育龄人口不愿生育。

四、结论呈现

20世纪初，随着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发展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人口转变理论除上述观点外，还有法国人口经济学家阿德尔费・兰德里（Adolphe Landry）、美国社会学家、人口学家沃恩・汤普森（Vaughn Thompson）、英国人口经济学家查利斯.布莱克（Charles Blacker）等学说。不管何种理论，都是在欧洲工业化背景下诞生的，因此，生a力水平被认为是影响人口转变理论的动力因素。人口转变的关键是经济发展先导致死亡率下降，再是出生率下降。从时间上看，都认为原始社会是高出生、高死亡的人口增长模式；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死亡率先出现下降；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实现人口转变的重要动力，是导致出生率下降的关键。

人口增长理论把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人口的迅速增长归因于出生率下降之前死亡率的下降，但也有例外，如19世纪的法国，却不存在滞后现象，而是出生率先下降。人口转变论的社会文化论者却不同意经济论观点。列思泰在《论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制度》和《西欧一个世纪的人口与文化变迁》中强调文化的影响。1987年芬德利夫妇在“第三世界的人口与发展”一文中，认为人口转变理论难以适用于第三世界。尽管如此，人口转变率的基本观点对研究世界各国人口发展变化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性和现实意义。

五、教学建议

湘教版教材由于缺少图形文本，在学习过程中，读图和析图能力得不到有效落实，也不能用定量的方法来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所处人口增长模式。因此，一线教师便通过各种途径去寻找素材，于是出现前面导学案中“张冠李戴”的现象，该教师误把“金德伯克人口增长模式理论”的图形文本嫁接到“诺特斯坦人口增长模式理论”中。因此笔者建议湘教版教材编写者应将“诺特斯坦人口增长模式理论”的图形文本设计在教材恰当位置，供师生阅读。在《教师教学手册》或《教师参考用书》中，多介绍几种重要的人口增长转变理论，供教师学习与比较。

人口经济学范文第8篇

关键词:人口与经济关系;主成分分析;评价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6-0013-02

1 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

人口与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相互依存关系,人口离不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离不开人口,一方面,若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足够的物质产品以及再生产所需的经济物品满足人口生存和发展需要。另一方面,若没有一定特质的人口,就无法促进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一经济过程不断发展,如:人口数量增加可以促进生产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同时增加消费需求,促进规模经济。

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包括了人口变量的诸多因素对经济增长间接、直接和双向的循环影响,现简要介绍目前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成果:

1.1 人口数量增长与经济增长研究

人口数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两者的适应程度,当人口数量适应于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数量需求,且经济水平能够满足人口发展要求时,两者是促进关系,否则人口数量过大将会抑制经济增长速度。目前有关于劳动力需求预测、人口控制乘数、消费人口控制、城乡转移方程模型、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人口与产业结构发展关联程度、人口增长与国民收入分配等研究。

1.2 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研究

人口质量通常是指人口本质的综合性素养和能力,可以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道德素质三个方面。提高人口质量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同时人口质量投资是效益最好的投资之一,投入人口质量的资本和追加资本都会取得经济收益,因而人口质量具有经济价值,属于耐用资源。

一定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人口质量的状况,经济是基础,发展经济才能促进人口质量的提高,人口质量状况反作用于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劳动力人口质量对经济发展有直观作用,人口质量的提高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巨大影响,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于科学进步。

1.3 人口变动与市场需求研究

一般来说,人口变动对总需求的主要流程路径包括:

(1)人口自然变动(出生、死亡)、机械变动(人口迁移)人口增长人口规模消费、投资总需求;

(2)人口迁移、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消费、储蓄、投资总需求;

(3)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政府支出总需求;

人口总量的变化对必需品市场有着重大影响,总量是市场需求量变化的基数;人口收入和支付能力是市场定位的参考指标,如不同收入决定消费档次;人口性别比例、年龄结构变动是市场细分的依据,如随着人口老年化进程加速,老年人市场成为商家开拓的新领地;人口迁移、流动规模对交通、旅游和房地产等市场有重要影响,人口的地域分布和城乡构成,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各地区供求量等。总之,人口变动各个方面都牵制或引导着市场需求。

1.4 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人们越来越重视协调发展,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不仅限于两者,同时考虑资源环境限制。如:蒋正华等学者以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觉研究中国目前资源条件下最优人口比例,还有一些学者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角度认为人类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观本质是要依靠人力资本的增进和技术的创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总之,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融入更多其他学科内容,更加关注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2 人口经济协调状况分析

人口经济协调状况是指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人口生活水平等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状况

相适应程度,人口经济协调状况越来越受到关注,是评价各个城市的宜居水平的重要依据,是大学生选择就业的参考指标,是解释人口迁移与空间分布的方法,这一指标根据人口经济学中的GIS与定量分析方法一书中提出。

2.1 分析方法选择

人口与经济协调状况分析需要确定一种评价方法,选择合适的度量指标反映人口和经济因素,从而在此基础上得到人口经济协调状况总评价值。目前关于多指标评价和依存度分析的方法有很多,如:主成分分析、熵值法、层次分析法等,主成分分析是考察多个定量(数值)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研究通过少数几个主分量(即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来解释多变量的方差―协方差结构。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在评价过程中需要主观赋权,虽能和实际情况相符但是客观性较差,考虑一这因素本文选择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析。

2.2 指标选择

人口自身状况,关注各地区人口数量与数量。人口数量指标,以人口自然增长率衡量,指标数值越大协调性越低,反之协调性越高;人口质量指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口身体素质指标,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指标,人口思想道德素质指标,分别用出生预期寿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大专以上学历占6岁以上人口比重),且指标值越大协调性越大,反之协调性越小,由于思想道德素质是指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与经济指标有很强相关性,可不做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关注各个地区GDP,指标值越越大协调性越高,反之协调性越低。

人口生活水平,关注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和各地区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收入来源,指标值越大协调性越高,反之协调性越低。

2.3 分析步骤

(1)数据选择与处理。选用《中国统计年鉴2009》有关2008年数据,由于各个指标没有统一量纲,所以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数值越大越好型数据处理:x'=x-xminxmax-xmin

数值越小越好型数据处理:x'=1-x-xminxmax-xmin

(2)主成分分析.运用SPSS软件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方差贡献率和特征值如下表所示:

根据提取主成分的规则,应选取特征根>1,且累计贡献率>80%的主成分,考虑到第一、第二主成分累计贡献率不大,且第二、第三主成分特征值较大,随意选择前三个为主成分,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变量受教育程度与地区GDP、农村家庭收入、城市收入来源有很强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089、0.798、0.734,故提取出的主成分有一定解释能力。

2.4 结果解释

上述结果是按照主成分分析法的计算步骤得到的总评价值,排名按照从高到低排列所得。为了更加清楚地研究各个城市人口经济依存程度,利用K-means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分类,考虑到共有31个城市,三类能够清楚简明地划分层次:

表5 城市类别划分结果

第一类上海 北京 浙江 天津 江苏 广东

第二类辽宁 山东 福建 吉林 黑龙江 湖北 河北 河南 内蒙古 湖南

第三类山西 四川 重庆 安徽 海南 陕西 江西 广西

宁夏 新疆 甘肃 云南 青海 贵州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第一类属于经济与人口协调度高城市,第二类属于经济与人口协调度适中城市,第三类属于经济与人口协调度较差城市,此结果与关于中国城市发展水平划分结果相一致。处于一类城市的仍然是沿海东部省份,而中部和北方部分省份位列二类城市,西部和山区省份仍然处于第三类,这与我国经济发展规划有一定联系,也证实了国家目前关于中部崛起,西部开放等政策的正确性。

参考文献

[1]陈楠,林宗坚,王钦敏.人口经济学中的GIS与定量分析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李通屏等.人口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3]杨坚白,胡伟略.人口经济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人口经济学范文第9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最佳人口数量；社会分工

中图分类号：F015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1-0022-02

一、对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继承与批评

适度人口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而适度人口的思想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文·坎南在1888年提出明确。到20世纪，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接过了适度人口理论研究的大旗，从原来的“经济收益”变成“人均产量”、“人均收入”，从原来的静态适度人口研究转向动态人口研究，使适度人口理论研究领域更加广泛。[1]但之前的理论受时代的制约，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缺乏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因素的考虑

经济增长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人类因破坏环境而遭受了大自然清除式的报复，经济增长就无从谈起。坎南、索维等众多人口经济学家受到时代约束，在立论之初没有涉及可持续发展概念。

（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关系中所起到的内在影响分析不够清晰

坎南、索维等都认为技术的进步可以带来适度经济人口的增加，但是坎南重点强调最大收益点的变化，没有对适度经济人口是如何增加的作出进一步解释；而索维没有解释清楚在人口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关系相悖条件下经济适度人口是如何确定的。

二、理论假设条件及其基本范式

（一）理论假设条件

1.延安市所有人对现有的福利是满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变得更好。这是本文最基本的假设，是以当前延安的平均福利条件为研究起点。研究延安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数量首先需要确定一个所有人满意的社会福利，再在此基础上确定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数量，这样的假设有利于展开研究，也是对现实社会的承认，使理论与现实更加贴近。

2.劳动力不能出现大规模的自由流动，同时延安市不存在大宗国际贸易活动。人口大量的流动，可以直接改变延安的经济增长，而大宗国际贸易活动则可以改变延安市的产出和消费结构，进而间接的影响了延安的经济适度人口。

3.延安市的人口增长是按照经济人口增长率增长的。经济人口增长率是指由社会分工的增加而引起的人口增长率。经济人口的增长不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增长而增长的，而是由社会分工来决定的。

（二）理论的基本范式

1.技术进步悖论。技术进步一方面造成环境破坏的加剧，但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水平，换句话讲，技术进步既破坏环境也保护环境。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工业的出现对环境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环境问题日渐凸现的时刻，技术的进步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大量的支撑，但是对环境的破坏并没有停止，只是放慢了脚步。

2.社会财富的增加等于产出与消耗的和。本文的社会财富的增加与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是有区别的，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通常被规定为产量的增加，而本文的社会财富的增加指由劳动人群凝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创造的可以消耗和积累的社会物质。其中社会物质包括创造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劳务服务等。

三、模型构建及其解释

（一）基本模型构建

劳动力即人的劳动能力，是人们拥有的并运用于劳动过程中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生产资料只有与劳动力相结合，才能实现现实的生产并创造出产品来。[2]劳动力的增加为社会分工和技术进步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技术进步是技术发展中渐进式的变革，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包括生产技术上的局部性的改进和重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认为“机器是排斥工人的”，技术进步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失业，即减少了经济适度人口。延安市的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不应当看作是失业，而是社会分工的必经之路。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可以使社会分工更加细化，所以技术进步在延安市的经济增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福利成本指福利的增加而消耗掉的社会财富。延安市的经济增长只是数据上的增加，对人们来说，福利的增加才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延安市的经济增长如果不扣除福利的增加，那么经济增长的数据就会很高，也就是说舍去福利的增加而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在数据上的变化。但是这样是不符合基本假设一中，已经规定的所有人对现有的福利是满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变得更好的假设。所以在经济增长中，福利的增加是相当重要的消耗部分。

社会分工的增加使生存成本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使信息更加不对称，人的不确定性增加，必然造成生存成本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也导致福利成本的增加。延安市的社会分工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所以在延安市的福利增加上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将消耗函数用图来表示，就得到了图二，其中延安市的社会分工的增加与延安市的福利成本的增加是一个对等的关系，社会分工的增加必然使生产多元化和消费丰富化，人们得到了更多的选择机会，生活的条件是趋于更好，因此福利也是相应的在增加，而且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也是福利成本的承载者。所以福利成本和社分工可以看作是同一的。

通过图二可以明显看出，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作为消耗的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分工的增加就会造成消耗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减少就会造成消耗的减少，影响延安市总消耗曲线斜率的因素是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增长率。生存成本增长越快，消耗曲线的斜率就越小，从而生存成本的微小增加就可以造成经济增长的快速减少。反之，生产成本增长越慢，消费曲线的斜率就越大，从而生存成本的巨大增加也不会引起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延安市的社会分工和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在总消耗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家强.人口经济学新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 许涤新.简明政治经济学辞典[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人口经济学范文第10篇

本书收录了作者关于人口、创新及资源环境的最新研究成果，从人口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破题，深入浅出地分析中国人口问题的现状，以及带给经济、创新力等方面的影响，表达了作者对当前人口政策所引发的问题的担忧，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潜力最终由其人口的数量、结构和素质决定。

Q：如果不限制人口增长是否会带来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问题？

A：本书第五章从能源、粮食、水这些角度作了详细分析，总的来说资源并不是人们想象得那么紧缺，其实是取决于如何节约资源而且发掘潜力。比如现在中国依靠大量能源进口，但中国已经有很多新能源技术并且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中国将来有非常好的机会发展新能源。反而人口老化，创新、创业能力下降的话，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都会有影响。

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经济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一般来说，这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在1万美元的时候，环境是最差的。因为那时候是制造业大发展，服务业还没有起来，人们主要是解决温饱数量上的问题。但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了，本身社会更加富裕，他有能力治理环境。所有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反而会趋于变好。中国现在可能还有几年的坏日子。但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政策是关系到将来二十、三十年人口数量和工作结构人口的问题，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

Q：人口年轻化会对国家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又是否会产生更大的就业问题？

A：2008年中国人口结构中最大的人群群体是20至40岁，非常健康，这是最富有创造力，接受新事物最快的人群，中国现在的人口结构是个黄金时期。但到2040年，最大的人群是50至70岁，老龄化非常严重。20至40岁人口从4.3亿降到3亿。

年轻人口结构对经济活力的影响最好的例子是日本。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还在8%左右。1990年以后老龄化指数直线上升，它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得非常快。日本战后低生育率也是其重要因素。年轻人口减少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年轻人晋升的机会就少了，青年人的发展在老龄化的社会被边缘化。

有说法认为减少人口可以减少就业压力。这在中国经济还有大量就业不足的农村劳动力时，可能是正确的。但是2010年后，中国经济明显过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当民工荒和民工工资猛涨的现象出现时，人口少可以促进就业的论调就不攻自破了。失业率高的因素很多，现在经济学公认的最主要原因是僵化的工资体系，和人口规模没有必然关系。

Q：年轻人会带来怎样的经济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