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资本论文范文

企业资本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借鉴西方 经济 学 中有关产业集群形成机理的理论，以马克思的分工协作、资本的集中积聚理论为 指导 ，探析《资本论》对产业集群理论的启示。阐明产业集群存在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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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业集群研究的现状?

产业集群的现象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存在，但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末，学术界才开始关注产业集群发展的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集群现象进行了描述。波特(porter， 1998)， redman (1994)等从产业链纵向关联和横向互补来分析集群经济的产业特征，提出集群经济的产业组织往往向下游拓展到销售渠道和客户，横向扩展到互补产品的制造商和在技术、技能上相关或有着共同产品的企业；krugman（1991）、rosenfeld（1996）等则强调了集群经济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集群是一些企业由于互动而形成的一种聚集，这种组织形式可以给企业带来高额的回报。hill&brennan(2000)、nassimbeni(1998)等则从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技术联系作为联结模式来界定产业组织特性，认为集群内产业便于建立频繁的交易关系，可以运用相同的技术，或者分享专业化的劳动力储备，从而为这些企业带来超越其他地方同一产业的经济效应。但真正促使产业集群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影响的是波特(porter， 1990)。?

国外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集群的机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及经济增长与产业集群关系的研究、基于集群的产业政策和实证研究方面，但仍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多偏重于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的归纳。目前理论仍落后于实践，但产业集群的研究结论已成为许多国家制定产业政策的依据，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绩效。?

国内对于产业集群的大量研究开始于最近几年，也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仇保兴(1999)通过信息经济学原理分析了小企业集群内部出现的因过度竞争导致的产品质量恶性循环、不断退化的现象，他认为究其原因是产品质量信息分布不对称导致的“柠檬 市场 ”效应；王缉慈(2001)较系统地研究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认为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营造区域竞争 环境 ，创造区域竞争优势是增强区域经济力量的关键；魏守华、石碧华(2002)指出通过支撑机构和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将形成一个区域创新系统，提升整个集群的创新能力；叶建亮(2001)运用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经济学模型，得出知识溢出是导致产业集群的重要因素；陆国庆、高飞(2001)提出了产业 地理 集中对抗产业衰老具有重要意义，并将其应用于我国产业结构问题，认为产业区位重构、优势产业区位创造外部经济、资源重组加速产业集聚、创新并维持集聚效应可以作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

2 资本论对产业集群理的理论支撑?

2.1 马克思的协作理论?

马克思分析了协作可带来的经济效应：马克思指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 ?

首先：协作可以降低 成本 。“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须的劳动时间。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 社会 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协作可以与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

其次：协作可以产生规模经济。“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开凿运河、修筑道路、铺设铁路等等。”?

同时还指出了协作中组织的重要性，他认为，协作只是一种劳动形式，协作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生产组织中方得以运行。“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 社会 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

马克思的协作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可以认为，企业集群就是企业之间基于复杂协作的区域生产性组织。在产品技术日益分散化的今天，已经没有哪个企业能够长期拥有生产某种产品的全部最新技术，企业单纯依靠自己的能力已经很难掌握竞争的主动权。每个企业都可以采用外部资源并积极创造条件以实现内外资源的优势互补，将企业的信息网扩大到整个集群范围，利用群内的资源、品牌、资金、信息等进行优势互补，并借助于与群内企业的合作，相互传递技术，加快研究与开发的进程，获取本企业缺乏的信息和知识，实现群体的效益大于联合前各个成员企业的个别之和的协同效益。企业集群作为一种建立在复杂协作基础上的集体生产活动，也需要进行产业组织协调，需要 管理 。?

2.2 马克思的分工理论?

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也成为了集群区域分工优势的理论依据。?

首先：分工可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一个在制品的生产中依次完成各个局部过程的手 工业 者，必须时而变更位置，时而调换工具。由一种操作转到另一种操作会打断他的劳动进程，造成他的工作日中某种空隙。一旦手工业者整天不断的从事同一种操作，这些空隙就会缩小，或者说会随着他的操作变化的减少而趋于消失，这样就提高了劳动效率”。?

其次：分工降低交易费用，“企业内分工能够发挥协作利益，提高劳动效率，增加企业的利润，加速企业的资本积累。社会的分工则是互相独立的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生产分工，他们的协作必须通过 市场 交换才能实现。当市场存在不确定性，供求价格波动剧烈，契约履行困难时，社会分工的利益就会被市场的外部负效应所抵消，社会分工的某些环节甚至整个体系有时还会被破坏” 。因此，一个稳定的可达到预期目的、交易费用低廉的市场便成为决定社会分工效益高低和是否可行的重要因素。而集群企业依靠其 地理 位置的聚集，利用区域性市场的特点，增大市场联系的稳定性，减少市场交易费用，维护了社会分工产生的利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协作与分工的论述，可以看作是产业集群存在原因和集群竞争优势形成机理的理论基础（吴宣恭，2002），其中一些经典性论断也可以作为集群系统研究方法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分工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个别的分工”和“一般的分工”理论可以看作当前产业集群降低交易费用的理论基础。当前任何一个企业必然致力到生产自己最具竞争力的产品，它不可能包罗万象、无所不能的为社会提供物资。由此可见：集群 经济 的本质是企业内部分工的外部化或社会化，通过企业内部分工将某些功能操作从企业中分离出来或使之外部化，使中小企业不仅实现了功能操作的内部规模经济，而且同时获得了可观的外部规模经济。?

2.3 马克思的资本积聚理论?

马克思的资本集聚理论诠释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规模扩张的动机。?

首先，积集聚带来规模生产，“每一个资本，都是生产资料的或大或小的积聚，并且相应地指挥着一支或大或小的劳动军。每一个积累都成为新的积累的手段。这种积累随着执行资本职能的财富数量的增多而扩大这种财富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的积聚，从而扩大规模生产和特殊的 资本主义 的生产方法的基础”。

其次，积聚带来丰厚利润，资本的积聚是单个资本靠自身的积累而增长，是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为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并入原 投资 ，形成资本的积聚。马克思在《资本论》把积累定义为“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在生产”。并且认为剩余价值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源泉。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因，市场竞争是资本积累的外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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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协作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作为 经济 实体的企业，在 市场 上具有自己独立利益，他们在市场上追逐的最终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只要当追加资本所获得的边际收益，大于追加的边际 成本 ，企业就会不断的加大资本的积聚。这就决定了企业会把一部分的利润转化为资本的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以期获得更优厚的利润。?

2.4 马克思的资本集中理论?

马克思的资本集中突破了单个企业资本运行中的界限限制。?

首先，集中弥补了积聚的不足，资本的集中是使许多小资本联合为一个更大的资本。它与资本积聚不同，它不是个别资本家把剩余价值资本化的结果，“这是已经形成的各个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马克思指出：“假如必须等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事完成了”，“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 社会 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 ?

其次，集中提高了竞争力，马克思指出，“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因此，企业通过集中，利用群内的资源、品牌、资金、信息等进行优势互补， 突破了其个体资本规模的有限性，能过集群的外部经济效应，获得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马克思关于资本集中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任何企业在生存、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是处于不断追逐利润、寻求生产规模化的过程，而企业的规模的扩张过程中是有一定的界限了，超越了这个界限便产生规模的不经济阶段，马克思关于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理论对于单个企业的规模扩张有界性与集群产生的效益的无边界性具有相当重要的启发意义。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弥补企业规模扩张有界性的有效途径——产业集群。?

参考文献?

［1］?吴宣恭.企业集群的优势及其形成机理［j］.经济纵横，2002，（11）.?

［2］?胡宇辰.产业集群支持体系［m］.经济 管理 出版社，2005.?

［3］?马歇尔. 经济学 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企业资本论文范文第2篇

“马克思企业理论”首先是企业理论在现代语境下的一个舶来用语，甚至相对于马克思学派而言，它至今也还是一个“非惯常用语”。在国内较早出现的有代表性的关于企业理论的综述文章中，如钱颖一(1989)［1］1-30，以及杨小凯(1994)［2］，均未能提及“马克思企业理论”术语，而且均不约而同地认为：真正的企业理论是为Coase的1937年的经典论文所首创。这似乎也成了“定论”。国内一些学者因而迁就地“把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称作马克思的‘企业理论’”［3］167-199。而事实上也只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①，马克思企业理论这一术语才得以在国内开始普及和被延用，表明起码在企业理论方面，马克思学派还没有充分掌握自己的“话语权”②。这个经济现象和理论事实显然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③的主导直接相关。

深入剖析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国内的兴起及其占据主导地位，有着两个基本的理由。一是理论需求原因。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厂商理论”辞条撰写专栏的作者虽然宣称：“现在值得怀疑的是，经济学家是否仍然同意‘厂商理论’词目中所指明的内容……但在此刻我想还是让这一点含蓄一些为好”，但最终仍旧以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为撰写条目的开端［4］381-388。充分表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已经通过对企业性质的基本问题的提出以及解答，在多大程度上实质地调整和改造了新古典范式的保护带条件，并相应成为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理论硬核。二是实践需求原因。经济转轨以来，我国由于客观具有指导和解决企业具体实践问题的理论需要，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急需理论上的指导，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能及时提供适当的理论工具，这就为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国内的传播和运用提供了契机。

所以一时间，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备受中国学者追捧，被视为“科学理论”，并试图将其应用于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以上两点分析同时表明：实践的超前性与理论的滞后性是促使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得以在国内迅速扩散的深层次的现实理由。

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实践意义上向马克思经济理论提出挑战，它反过来说明，不是实践出了问题，而恰恰是理论本身未能及时地做出解答。这就给马克思经济理论在现当代的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它必将会遭到诘问：马克思经济理论在现当代能够回答什么?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如同问题本身一样无穷无尽，因为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本身也同样经历着“发展”。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国内学者从批判性角度，在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回应中，对马克思企业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对此，本文以下加以述评，并提出进一步的展望。

二、批判视角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综述

显然任何理论回应都是由感性思维向理性思维的逐步的建构过程，并会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建构的特征，由中国学派①所发起的这场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深度回应，也不会例外。从回应的形式和特点归类，分为四种表现或四个方面：一为“批判”，二为“回溯”，三为“比较”，四为“建构”。但从“回应”的内容及其方式看，第一种表现仍然是基本方面，后三种表现只是辅助方面，是基本方面的配合或其直接的展开和延续。即所谓“批判”，不过是指正面的和直接的批判；所谓“回溯”，不过是指反面和间接的批判；所谓“比较”，则不过是指侧面意义的批判；而所谓“建构”，也不过仍旧限于批判基础上的外推或延伸。因此，以下把它概括为：总体以“批判”为中心的沿四条线索的分别展开。

第一条线索：理论批判及其深化

由中国学者或以中国为背景的中国海外学者所发动和发起的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批判，肇始于对交易费用范畴或理论的不满和批评。这一线索按其理论批判的实际进程及其深度，具体地又可以细分为三个子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局限于对交易费用理论本身的主要缺陷进行分析，立足的是交易费用理论自身的逻辑，代表性的分析有单伟建(1989)的交易费用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5］61-89、黄少安(1995)的产权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6］；第二阶段(199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末)逐步上升为立足于《资本论》和方法论层面对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范式，进行整体剖析与批评，其中代表性的是张银杰(1998)的基于资本主义企业理论范式的整体剖析［7］，以及林岗、张宇(2000)的基于产权分析范式的整体批评［8］；第三阶段(2000年代初至今)从方法论层面和角度，进一步着眼于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所依据的“交易费用分析框架”进行整体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代表性的是刘元春(2001)的分析，刘元春给出的分析结论是：(1)在动态宏观的视野下，交易费用分析框架无论从其基础理论逻辑、核心理论范畴，还是主要理论结论来看，都是不成立的，(2)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进行制度分析，不能完全把握制度的本质和经济绩效的根源，并会在错误地处理许多理论范畴和分析方法的同时，得出一些与现实相冲突的理论结论［9］3-4。

第二条线索：通过理论回溯在原典中寻找理论依据

正如程恩富(2002)教授指出：“所有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正直学者都会承认，即使不谈其他著作，也完全可以说《资本论》早已形成关于企业的起源、本质、规模和治理结构等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学说，而且十分深刻”［10］200-216，所有严肃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也都会认为：马克思本人具有关于企业理论的系统的思想构建。于是，几乎在第一条线索开辟的同时，第二条线索就平行开始了，并形成了对第一条线索的直接补充。简单地说，国内学者通过对马克思本人关于企业理论的重要论述的回溯，由此形成了对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传统范式意义上的基本认识。其内容要点包括：(1)总体工人(总体劳动)［11］，或组合劳动创造企业价值［12］；(2)马克思不仅具有完备的企业理论体系［13］，而且是最科学的企业理论［14］，即立足于《资本论》而言，第1卷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理论的历史形态：分析企业的起源、生产本质［15］、内部雇佣契约关系［10］200-216，以及规模变迁［16］，第2卷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理论的逻辑形态：分析企业的职能、费用［10］200-216，以及企业资本的运动，第3卷则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理论的现实形态：分析企业对高额利润的追求、企业有机构成变动以及企业内部结构的委托关系［17］367-402；(3)企业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精髓［3］167-199，马克思企业学说是关于企业的本质理论［10］200-216，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实质是一种对资本统治劳动进行历史和经济分析的企业理论［3］167-199，是资本主义企业理论［10］200-216；(4)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或企业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既是一个技术分析范式――从生产力和技术关系看待的内部具有分工协作关系的团队生产，也是一个经济分析范式――从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看待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以不对称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济组织［18］，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企业是由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劳动力出卖合约的实施所形成的［19］，这种契约(实施)的本质和意义在于资本家能够获得剩余价值［10］200-216。

第三条线索：以理论批判为指导的系统比较

第三条线索是批判视角的初步系统化，即系统比较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方法论和内容层面的各个不同点。分为三个方面，包括：(1)两种企业性质研究思路。简言之，前者正确处理了企业性质研究的两个层面(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经济的产权结构)内容的辩证关系，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性质特征，但偏好于长期制度分析，相对忽略于短期制度变动分析［15］。(2)两种企业起源理论解说(分工协作说和交易费用说)。比较的结果：Coase对劳动分工的批驳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理论前提进行的，而相反，马克思也并未完全忽略交易费用这一引发企业起源的实质因素［20］。(3)两种企业效率认识观。马克思所讲的企业效率是从历史角度看待的，相反，Coase所讲的企业效率是从市场角度看待的，所以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完全承袭新古典理论，以效率为标准来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及分配问题进行研究，在其看来，企业内部的权威和命令不是权力关系，而是效率的体现，即效率和分配被当作同一个问题［21］；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可以同时为两者确立共同的效率标准，这就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绩效准则：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值是企业组织的绩效目标，价值反映私人劳动的社会性特征，企业组织因此可以被视为能够通过不断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一种具有绩效意义的经济组织形式改进［22］。(4)两种企业理论方法论。前者以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的根本方法，其理论始终贯穿着唯物史观，后者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研究的基础，其理论渗透着唯心史观，前者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研究出发点，使其理论研究在辩证联系中展开，后者以“新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使其理论陷入了形而上学思维；以及前者运用系统发展的观点，在生产与交换的有机结合中研究企业问题，后者采用静态比较的方法，仅仅局限于交换领域和市场运行层面研究企业问题［23］，但两种企业理论同时存在共性，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具有互补性［24］。

第四条线索：以理论批判为基本视阈和依托的尝试性理论建构

批判本身的累积必然引发直接的理论建构需求。从而，沿着前面三条线索，并总体以之为逻辑基点和基本的理论视阈，一些青年学者提出在马克思体系的架构内，适当发展马克思企业理论以及对其基本分析框架进行适度理论建构的设想。本文把它归纳为第四条线索。它初步显露出四个方面的理论建构取向：一是在系统整理唯物史观与企业理论的内在关系的基础上，由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权力理论出发［9］，可以用现代经济学语言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权力与企业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25］；二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产生和变迁过程进行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着眼于基础理论分析，初构了具有马克思主义正统分析性质的生产组织理论的一般分析框架［26］；三是具体地着眼于企业经济学与管理理论的内在渊源关系，以创建企业理论分析的工具箱为基本导向，初次尝试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分析视角性质的企业组织运行分析［27］；四是以一般抽象出“协调劳动”范畴为基础，从协调出发系统考察企业经济组织(作为协调机制)的历史演变，揭示劳动的协调问题对于企业价值创造的重大意义［28］；五是由企业理论史的特殊视角出发，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下，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与马克思企业理论进行比较和综合研究［29］，等等。

通过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系统批判和回应，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得到的基本成果有两点：第一，马克思并非没有企业理论，企业理论也并非Coase所首创，早在Coase发表“企业性质”著名论文之前，马克思就建立了系统完备的企业理论；第二，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是分属两个不同体系的两种企业理论范式。但也应当看到，理论回应还只能是初步并且有待展开的，它的下一步发展演化方向，仍旧拭目以待。

三、评论

既有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实际上均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分析视角下以及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之内进行的。它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1.以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分析本体。(1)马克思的分析以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两大阶级的产权关系为主线，在他看来，企业产权制度是一种能够使市场交易的平等权利转化为企业内部不平等权利的神奇机制，即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呈现高度不平等的特征，使得资本家可以采用雇佣制统治着整个企业劳动大军，从而解决了剩余价值从何而来这个基本难题，然后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题，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全面考察，特别是对分工、协作、机器大生产所创造的劳动生产率如何转化为资本生产力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5］；(2)马克思企业理论作为一种体现资本统治劳动的企业理论，核心内容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与获取，因而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能够始终处于企业等级制组织的最高层，被马克思作为现实假设当作企业分析的出发点［3］167-199；(3)如果说剩余价值可以作为企业实体(关系)，则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契约关系，并且也可以称为“企业的契约本质”的话［10］200-216，则决定这种企业本质的正是历史的生产力关系以及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3］167-199，也就是历史形成的技术和协作关系以及特定的资本家权威关系［10］200-216。

2.立足于《资本论》进行解读。(1)马克思对资本的讨论一开始就是从企业层次上切入的，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特别是《资本论》第1卷的分析几乎全部是围绕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关系展开的［15］；(2)立足于《资本论》，使得马克思企业理论能够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概念，能够有力地清除“管理工资论”的理论遮蔽，能够兼容以契约来解释企业内指挥关系的分析视角，以及能够给出“完整的资本概念”和不断随实践发展的“产业后备军学说”［3］167-199，等等；(3)马克思企业理论包括企业内分工理论、协作理论以及剩余价值理论三个部分，从分工和协作理论看，企业是要素所有者为分享“合作剩余”而达成的合约［30］，从剩余价值理论看，马克思事实上区分了两种企业：率先进行工艺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型企业，以及迫于竞争压力而进行模仿的适应型企业［31］。

3.重方法论批判，轻内容构建。(1)“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情结完全转化为方法论上的批判情结［14］，从而高扬了唯物史观方法论的作为硬核的决定作用，把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科学与正确性全面地归结为方法论层面的科学与正确性［23］；(2)唯物史观方法论对于企业理论研究的渗透具体化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中揭示企业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问题［32］，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研究企业的经济性质问题，把契约关系看作经济关系的法律体现，以及在生产和交换有机结合中研究企业内部关系及企业与市场的关系，等等［23］；(3)马克思企业理论在坚持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进行方法论批判的同时，在内容上却依旧拘泥于和仿照后者的理论分析框架和范式，从企业的性质、起源、边界和内部关系来挖掘和重新梳理马克思企业理论［26］4，这显然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能够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怀疑［33］。

4.重经济哲学分析，轻经济学分析。(1)从狭义层面看，企业理论被直接归结为剩余价值理论，从广义层面看，唯物史观的分析被孤立于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后者无论从方法还是内容两个方面都没有实现与唯物史观的有机结合；(2)并且，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学者的注意力仍然着重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34］68，因而侧重点始终放在了狭义体系之内关于企业本质的作为传统分析范式的框架研究上，即企业分析被看作一个技术分析模式与权威分析模式的直接的耦合体；(3)就根本而言，作为经过适当的概念化、程式化，即可用以解释、刻画和指导企业特征和行为的企业理论体系――企业经济学，在我国还远未成长起来，在此意义上讲，恩格斯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设想依然急切地“有待于创造”。

在一些学者看来［3］167-199，以剩余价值理论作为企业分析的理论本体，可以充分显露出马克思企业理论迥异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之处。即前者剖析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后者剖析资本主义的交易过程和市场过程，前者是现实(或真实)的，后者是抽象(或虚拟)的，以及前者是历史(或理论)的，后者是逻辑(或方法)的，从而两者都可以距离价值理论很远。马克思企业理论也不例外，劳动价值论只是马克思用来论证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和剥削劳动的思维工具，它并不必然提供企业分析的基础。

这里引出的问题是，即使是Coase所提供的企业分析也并不必然是纯粹的交换视角，交易费用分析并不等于纯粹的交易分析，反过来，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交易费用”的名词，但其在《资本论》中对交易费用的思想确有深刻的见解。即在马克思看来，“非生产”就是交易、“非交易”就是生产，“生产+交易”构成概括全部社会经济活动的最高经济范畴［32］，这说明马克思在把生产概念一般化的过程中(即提出“生产一般”范畴)，并不完全排斥交易分析。马克思企业理论对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整体吸纳完全可以基于“生产一般”进行。问题的解答因而需要从剩余价值理论上溯到劳动价值理论，为企业分析奠定真正的分析基础。

但如果说立足于《资本论》可以把马克思分析企业本质的框架简单规定为“技术+权威”，那么，“合约因素”如何与之兼容?即一方面，“企业的契约本质”仍旧界定了合约的两分：处于市场中的平等的劳动力合约以及处于企业内的不平等的雇佣劳动合约，这两种性质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合约形式如何被有效地理论统一起来?毕竟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企业在内部组织关系上是同质的，企业内生产关系可以归约为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的生产关系［28］；另一方面，即使是完整的资本概念，也不能根本解决“资本裂变”问题［36］，因此，其背后隐藏着劳资关系的历史与逻辑的重新整合问题，也就是资本演化如何与劳动演化对接起来进行分析，并进而考虑如何真正面临人力资本产权对公司治理传统理论命题的挑战的问题［37］，等等。

马克思范式的最硬的纲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也是马克思体系之内的唯一的一个全称命题［34］。言下之意，剩余价值理论只是服从于唯物史观的实践和理论的论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包括经济哲学层面而且包括经济学层面［38］。如果不是固守于马克思的狭义体系，而把马克思关于狭义体系的成熟思想和论述嵌入广义过程来理解和掌握，以此视角审视，则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分析范式框架可以被概括为“技术+权威+合约”，相应的企业本质也可以被解析为“对劳动合约的特别的历史运用”［39］。这样，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传统分析范式，不在于缺少理论本体或内容本体，而在于缺少方法本体，乃至根本缺少“问题本体”，致使它既不能够解决理论本身的方法问题，同时也不能够有效地把实践问题本体引入理论问题本体之中。

四、结论及展望

现有的企业理论研究文献，正朝着多个彼此既独立又关联的方向进行发展，显得在形式上难以统一和融合。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也不例外。国内学者的企业分析，既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断然舍弃”(囿于某种程度上的激进的劳动过程理论)，而试图总体保留劳动价值论分析，也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学者对于在效率属性分析上持有的“超然理论态度”，试图依旧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前提条件不变的基础上，将权力与效率的分析及其观点重新统一起来。但不管怎么说，国内学者的研究始终没有能够寻找到乃至建立起在劳动价值论与企业理论之间的适当的中介分析形式。

进一步地，我们认为，立足于广义体系和视角，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既有研究则是“有问题”的：其实质是把马克思的“两大伟大发现”具体统一于企业分析中，但不足之处是相对忽略了劳动价值论的应有理论地位，显然就谈不上发展从劳动价值论到企业理论的内在逻辑了。因此，客观需要一个能够兼容问题意识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分析范式”。但即使是后者也不应该是对前者的单纯的替代(形式)，它更可能是按照某种进路由前者所进一步推动的。所以真正能够保留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的连续性特点，焕发既有的研究文献可以累积的原则内涵的途径在于：坚持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努力梳理一个逻辑一致的企业理论分析框架，并重新把劳动价值论与劳动过程理论在权力与效率分析相统一的视阈内有机结合起来。

总之，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发掘，但它本身丝毫不掩盖国内学者针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主导地位所作回应取得的理论成果，只是它反过来提醒人们：马克思企业理论似乎还存在其他的发展路径，比如改革之初的企业本位论，而问题的重中之重是，我们必须尽快找寻到本应该属于马克思企业理论自己的原初结构形式，并切实加强马克思体系的自我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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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本论文范文第3篇

经济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使人通过经济现象看本质。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会计问题，可以揭示会计“面纱”背后的本质。在会计理论的发展道路上，经济学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经济学与会计学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这里所讲的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研究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又研究具体经济制度及经济发展和运行。西方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经济制度及经济发展和运行作了系统的解释。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它们对社会具体经济制度及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分析都是研究会计学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会计学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集中体现在《资本论》中。《资本论》侧重研究基本生产关系旨在批判资本主义，揭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必然性，同时也阐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邓小平的经济理论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已经走上现代市场经济的轨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难认识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理论，而且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会计学的关系，直接表现为马克思的市场经济理论与会计学的关系。此处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邓小平的经济理论。笔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论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本质及会计计量的内容。

（一）从商品货币理论看会计本质

商品货币理论是认识会计本质的理论基础。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一种使用价值和另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比例叫作交换价值。当货币出现以后，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价格。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货币又区分为现实的货币和观念的货币，观念的货币也称计算货币。以计算货币表现商品的价值，就是商品的观念价格。（于光远、苏星，1997）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的本质，就是用计算货币记录、确定和控制企业资本价值的运动过程。在一般意义上，资本是在运动中自行增值的价值。马克思指出：“在任何时候，在计算、记录等等时，我们都把商品转化为价值符号，把商品当作单纯交换价值固定下来，而把商品的物质和商品的一切自然属性抽掉。在纸上，在头脑中，这种形态变化是通过纯粹的抽象进行的”。马克思的这段话说明，记账时要把商品转化为价值，转化为货币——商品的共同的等价形式。而会计所采用的乃是观念上的货币。会计中最基本的工作——簿记，几乎每天都离不开把商品转化为货币这个价值独立的不可捉摸的形式。作为一个会计工作者，特别是会计研究工作者，不了解商品、货币、资本之间的关系，不了解货币（包括现实的货币和观念上的货币）在企业经营循环中的重要性，往往很难作深入的会计理论分析。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或在单个资本价值运动过程中，资本分别采取不同的存在形式：在流通阶段是货币资本和商品货币；在生产阶段是生产资本。因此，从一个工厂的账簿上看，表面上只登记那些好像彼此不相干的钱和物，如材料、在产品、产成品、机器、工具和设备等。实际上，这些钱和物是资本价值在运动中的不同形式。由于它们都代表资本的价值，因而可以用观念上的货币来统一表现。马克思指出：“资本作为它的循环中的统一体，作为处在过程中的价值，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的两个阶段，首先只是以计算货币的形态，观念地存在于商品生产者或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头脑中。”因此，在企业账簿上登记的那些资本的不同存在形式，必须理解为资本在循环中的统一体，理解为单个资本价值的运动。从资本运动的观点看，商品和货币都是资本作为价值的存在形式。区别只在于：商品是价值的特殊存在形式，而货币是价值的一般存在形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必须把会计看成确定和控制资本价值运动的手段。马克思指出：“这种运动是由包含商品的定价或计价（估价）在内的簿记来确定和控制的。”所谓“确定”，是对资本价值运动进行定性和定量，并含有在账表上重现资本价值运动的意思。资本价值运动是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可是，人们却又看不见，摸不着它的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账簿并不能直接记录资本价值运动，账簿所直接记录的，是组成资本价值运动的具体经济业务。所谓“控制”，是利用会计所提供有关生产经营活动的货币信息，调节、指挥并监督生产经营活动，实现预定目的。（葛家澍，1983）

（二）资本循环周转理论与会计计量内容

资本顺次改变自己的形式，经过三个阶段的运动，价值得到了增值，最后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就是资本的循环。资本循环的全部过程可以表示如下：

在资本的循环当中，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是流通过程，第二阶段是生产过程。资本循环的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在整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过程，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才创造价值和增值价值。但是，资本的运动也不能没有流通过程。如果企业不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就不能进行生产；不出售商品，也就不能实现已经增值的价值。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企业的生产过程是连续地、不间断地进行的。为此，企业的资本要按一定比例分成三部分，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而且每一部分资本相继从一个阶段转到另一阶段。资本循环是不断进行的。资本的循环，不是当做孤立的行为，而是当做周期性的过程时，叫做资本的周转。固定资本在全部资本中所占的比重越大，资本的周转就越慢；流动资本在全部资本中所占的比重越大，资本的周转就越快。资本周转的快慢，对企业的经济效益有很大的影响。

货币资本循环是资本循环的典型形式。从资本循环可以看出，企业经营的过程是通过垫付货币资本收回更多的货币资本，其目的是取得更多的现金净流入。在企业资本运动过程中，存在相对静止和显著变动两种形态。在资本处于显著变动时，应着重计算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某个期间）全部资本流量的结果（增量），它是通过会计期间的收益和净流入来表示的。在资本处于相对静止时，应着重计算企业在某个经营时点（会计期初或期末）资本的使用状况及对资本的要求权（产权），即企业的各项资产（资产的构成和总额）以及反映资产来源的产权——负债与所有者的益，它代表企业在某个会计时点资本的存量。可见，借助资本循环，企业的经营业绩特别是现金净流入及财务状况都可以用会计加以计量。

企业资本的各个部分，既同时并存又不断更迭，或者说，既并列存在，又相继进行。并列存在，表现为资本在各个阶段以不同形式占用着（占用额是按特定的时点计算的），并执行不同的职能。相继进行，表现为资本的不同形态形成周转。周转是不同形态的资本（即资产）最后转化为货币时向下一个阶段的过渡。过渡额即周转额是按期间积累计算的。占用额与周转额之比反映周转率。在一个经营期间资本的周转速度越快，利润就越多。研究经营资本周转，就是在保证再生产不间断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压缩资本的占用额（各个阶段的资产存量）和扩大资本的周转额，其手段就是加速资本周转二、西方经济学与西方会计学

（一）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早期会计方法的发展与完善，是人们通过长期记账实践不断改进技术的结果。直到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会计理论工作者还主要侧重于描述已观察到的会计实务，但未能建立一套能够从总体上解释会计实务的原则。这段时期的研究主要以归纳法作为研究方法，因而，归纳学派所形成的理论也被称为“描述性理论”。股份公司的迅速发展，对会计职业与会计理论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企业所有权的分散化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了维持正常的经济秩序，保护投资人与债权人的利益，迫切需要形成一套公认的会计原则来约束放任自流的会计实务，规范会计行为。规范会计行为的努力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对实务中现有惯例有选择地再分类，它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实践表明其规范会计行为的效果较差；另一种是提供一套理论框架，各种行为规范由理论框架中演绎出来。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批受过经济学理论和研究训练、取得过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加入到会计理论研究中来，并采用较为规范的演绎法，大大改变了会计理论研究的混乱现象。因为会计学科自身无法形成逻辑严密的概念，他们通过借鉴或引入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并将其予以具体化，从而提出一个较完整的会计理论框架，并期望理论能发挥对实践的指导或引导作用。自从坎宁1929年在《会计中的经济学》一书中将会计与经济学相联系起来后，人们在会计学中植入了经济学中的相关概念。由于收益的确定曾是20世纪中期会计学关注的中心，早期的尝试主要是回头重新引入经济学有关收益的概念，以此为依据界定会计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和相应的方法。

在坎宁之后，还有佩顿、斯维尼、爱德华兹与贝尔等的著作，都涉及到“收益”的概念。他们在论证时，一般从动荡的外部经济环境出发，通过借鉴经济学的收益概念，界定了一个内容明确、界限分明且易于量化的会计“收益”概念。一般地说，他们所界定的“收益”概念，与传统的会计方法经收入实现和费用配比等所确定的收益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他们会推荐使用与历史成本法不同的会计计量方法如现行成本。爱德华兹与贝尔的著作，就是这一思想的代表。爱德华兹与贝尔1961年在其所著《企业收益的理论与计量》的序言中写到，在经济学和会计学之间，尚存在无人逾越的“鸿沟”，因而，他们希望建立系统的关于收益的理论，以给予费用的收益理论应有的重视。由于这一研究尝试对现行会计实务提出改进，受会计原则自身的性质所限，这些改进意见很难被实践所采用。因此，这一思路的尝试在当时没有对会计理论研究产生根本的影响。但是，爱德华兹与贝尔在其著作中提出的“收益实现的思想”后来却成为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提出“全面收益”概念并于1997年制定“报告全面收益”准则的滥觞。

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财务会计的重心逐步向资产负债表转移，资产转而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美国制定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以一个全新的演绎思路，即：将资产作为财务会计的核心概念，通过对资产的严密界定，逐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财务会计与报告理论框架。以资产为核心概念，在思路上与从“收益”概念出发并无本质的区别。所不同的是：这两种研究思路，体现了两个会计思想的转变。遗憾的是，由于FASB本身是一个准则制定机构，它在研究财务会计概念结构公告时，会顾虑到会计原则中的任何变动都会给利益相关者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影响，因而，FASB走向了与实践妥协的道路。（葛家澍、刘峰，2003）

（二）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与实证会计研究

20世纪40~50年代经济学研究逐步走向定量化与经验化，形成了“实证经济学”，受此影响，会计研究方法在20世纪60~70年代也出现实证化的趋势，到80年代中期，已形成较完整的实证会计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前，各国会计理论研究主要以定性的文字描述为主，研究过程重视内在逻辑性，在完成了归纳或演绎之后，一般不对研究成果进行系统验证。到了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研究，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方面，研究对象扩大化、广义化，从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财富——的研究，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财务学中的有效资本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等理论，为早期实证会计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经济学和财务学的主流派研究方法也已转向实证分析，这又为早期的实证会计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与模型。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经济学与财务学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60年代后期开始有学者把实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引进会计研究。

实证会计在进行会计问题研究时，运用了大量的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理论为依据。瓦茨和齐默尔曼在1968年出版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中指出：“本书旨在介绍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经验性会计文献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瓦茨、齐默尔曼，1990）“会计理论不仅建立在下面两个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上，而且是这两个理论的衍生物。这两个理论就是企业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瓦茨、齐默尔曼，1990）在该书中，作者介绍了有效资本市场假说，以及资本资产计价模式、管制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些主要会计杂志，如《会计评论》、《会计研究杂志》和《会计与经济学》上刊登的论文，大部分属于实证会计方面的内容。1990年所发表的“实证会计理论：十年回顾”一文，对契约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介绍过程中涉及到早期的产权理论和后来的制度经济学，其他文献所涉及到的还有信息经济学、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等。实证会计的理论源流是经济学与财务学。（葛家澍、刘峰，2003）

三、西方经济学与中国会计学

（一）西方经济学与中国会计研究视野

西方经济学主要指现代西方经济学，它集中体现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2版）中。这部著作是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混合，同时吸收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某些观点。

在萨缪尔森看来，经济学只“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萨缪尔森，1992）它解决经济组织投入产出的三个基本问题：

1.生产何种产品或劳务，生产多少；

2.采取何种技术组合投入来生产所要的产品以及资源如何分配；

3.为谁生产和分配产品。西方经济学围绕上述三个基本问题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国际经济学等各方面的阐述，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有价值的分析。宏观经济学研究社会经济中的产出、就业、价格（含通货膨胀）和对外经济等四大领域，从而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外贸外汇政策进行了分析。总的目的是谋求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微观经济学试图说明如何利用供给与需求工具去解释价格在短期和中期的变动，如何预测税收对于竞争价格的影响以及可变成本、不变成本、边际成本和机会成本等概念。

企业资本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都对股份制企业的由来、发展和运行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理论观点。两者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马克思是将股份制企业的存在放在一个资本主义总图景中来分析，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西方学者则是在否认企业本质的基础上侧重于企业各种表象的分析，更多地从企业本身的角度议论问题。所以，在阶级本质和科学体系上，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是不一样的。但在研究单个企业如何演进到股份制企业等方面，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的理论又有一定的相通性和互补性。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子项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韩玉玲,女,山东邹平人,山东教育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都对股份制企业的由来、发展和运行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理论观点。马克思是将股份制企业的存在放在一个资本主义总图景中来分析，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从整体上看，马克思是在确认企业表象的基础上侧重于企业本质状况的分析，并更多地着眼于资本主义总体经济关系的分析和经济关系的演变。西方学者则是在否认企业本质的基础上侧重于企业各种表象的分析，更多地从企业本身的角度议论问题。所以，在阶级本质和科学体系上，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是不一致的。但是，在研究单个企业如何演进到股份制企业等方面，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的理论又有一定的相通性和互补性。具体讲，两者的共同点和差异可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学者对股份制理论研究的共同点

1、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在研究单个企业如何演进到股份制企业等方面都注意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发展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和资本的个人所有制形式之间矛盾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马克思说：“股份公司是随着海外贸易和手工工场的出现而产生的，并席卷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工商业部门。”[1]因为海外贸易和手工工场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相当程度。工场手工业扩大了企业的内部分工，使得单个资本家需要更多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从而使得它开办企业所需要的资本最低限额不断增大。马克思指出：“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这种情况一方面引起国家对私人的补助⋯⋯另一方面促使对某些工商业部门的经营享有合法垄断权的公司的形成。”[2]这些由过去独资性质的私人企业转化为国家投资与私人资本合股或私人资本之间合股经营的企业。“这些公司就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3]。所以，股份公司产生的首因是扩大再生产和资本集中的需要。18世纪产业革命兴起后，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创办一个大型企业所需的最低投资额也在不断增加。这时单纯依靠资本积聚已远远不能满足扩大再生产追加资本的需要，单个资本的数量有限性与创办大型企业所需要的巨大投资额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此，资本家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本，实行资本入股联合经营，创办股份公司。马克思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4]正由于此，从18世纪开始，股份制企业成了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形式。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在其著作《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认为，1840年以前的美国企业基本上属于传统企业，其原因是由于技术和市场两方面的限制。到19世纪70年代，技术的进步(铁路、电报的广泛应用)和市场的扩大，导致了企业规模的膨胀和现代工商企业的出现。现代工商企业首先是在“具有新的先进技术，而且有不断扩大的市场的部门和工业中出现、成长并继续繁荣的。”[5]

2、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都认识到了股份公司最重要的特征是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马克思认为，与非股份制企业的资本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结合在一起不同，在股份制企业中，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是分离的。资本所有者中的一部分转化为单纯的货币资本所有者或股东。他们虽然可以在股东大会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并凭借股票取得一定股息，但实际上只是单纯地拥有资本所有权；另一部分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则转化为经理，成为公司内其他资本所有者的资方管理人，拥有企业经营权，从而使”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6]。这样，“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7]在股份制企业内部，“留下的只有执行职能的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8]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所有者拥有的资本与经营才能的不对称。他们只得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权让渡给具有专门才能的人，而这些人却不一定具有开办企业所需的资本。两权分离打破了传统的独资或合伙自营的经营管理形式，有利于实现经营管理的专业化和社会化。

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贝利和米恩斯、伯纳姆及加尔布雷思等人都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股份公司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经理革命”。凡勃伦在1923年发表的《无主所有制和现代企业》一书中认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伴随着股份公司的发达，其股权越来越分散，公司资产所有权与管理控制权分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凡勃伦从财产实际占有的角度，把那些远离公司控制权的所有者称之为“不在所有者”，认为公司权力已逐渐转移到了公司经理人员的手中，股份制则被称之为“无主所有制”。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在合作发表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中，首次比较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股份公司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事实。1941年，伯纳姆出版《经理革命》一书，对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和产权关系作了进一步分析，提出了“经理革命”这一概念。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也认为，在现代公司中，权力已从过去的资本所有者手中，转移到了企业的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手中。

二、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学者对股份制理论研究的不同点

1、经济分析方法的不同。马克思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着手，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既是一个动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于技术和制度变动而导致的资源配置状态演化的过程。所以，他采用的是历史的、宏观的、动态的分析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并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来揭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马克思在技术分析和制度分析的结合点上突出预期利润极大化的目的，认为资本家办企业的目的是为了用最小的预付资本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他把企业的规模大小和制度变迁置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把它们看作是技术、协作、劳动力、资本、市场(竞争)和利润等基本经济条件变化的必然反映，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发展及相互作用的结果。马克思认为，企业制度的演进受制于资本主义总体生产关系的变化。以企业制度演进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具体生产关系的每一次变革又都受制于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同时又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由此，马克思揭示了经济发展诸因素之间相互对立统一的运动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大量篇幅客观描述了企业规模、制度和效应的演进轨迹:简单协作(企业的萌芽)工场手工业(初级企业)机器大工业的工厂制(典型企业)股份公司制度(现代企业)。企业演进的每一次实质性变化都反映着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如果从资本形态来概括，还展示出另一种私人企业的演进轨迹: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公司制企业。在企业制度的每一次“革命性”跳跃的背后，技术或生产力的变化都是其深刻的根源。马克思从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出发，遵循历史—逻辑—实证的经济分析方法来揭示经济现象和股份制企业的产生和特点。所以，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对经济运行的本质揭示得更为深刻，对包括股份公司在内的企业制度的描述具有更广阔的视野、系统的认识和科学的逻辑，更具有历史真实性。

在对股份公司这个问题的论述上，马克思在历史上最早而且最清楚地阐明了股份公司的资本组织形式和社会化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进行了分析。从生产关系方面看，股份公司的性质取决于它赖以构成的一定的所有制的性质，资本主义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资本主要是资本家资本的联合，这就决定了股份公司的资本主义性质。从生产力方面来看，股份公司作为发展经济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和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适用于与社会化生产力相适应的整个商品经济的历史阶段。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则是采用微观“技术”分析方法，即抽象的静态分析，或至多是比较静态分析。他们遵循假设—推理—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一般从其所论课题出发，先行假设若干既定条件，经过逻辑演绎，在得出结论之后，再来看一看发展起来的企业概念是不是与现实世界中的情况一致。这种分析方法就难以展示导致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之间是如何从整体上交互作用的，同时也容易使人片面地理解经济发展的全部过程。比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纳德·科斯对现代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就只停留在表面层次上——市场中的经济人根据对交易费用的比较从而在企业和市场之间选择交易方式，而没有更深入地分析和解释企业横向联合和纵向一体化的根本动力，也没有历史地研究整个企业的发展史。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也写道:“我认为要将现代公司主要理解成许许多多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目的和效应的组织创新的结果。”[9]他们忽视和淡化了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深层原因，即追求利润最大化。节省交易费用只不过是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所以，他们的分析是不深刻、不充分的。

2、在对企业(包括股份制企业)职能的论述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生产上面。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本质在流通过程中往往被表面上的平等所掩盖，而在生产领域则看得十分清楚。因为生产领域最能反映资本的本质，即追求剩余价值。所以，企业同时具有生产和交易两个功能，但其本质功能是生产产品和创造剩余价值。企业的交易功能从属于生产功能。马克思早就看到:即使是简单协作的企业，也能部分替代原来由个体所从事的生产及相应的市场交换;股份企业还能部分替代原来由政府所从事的生产和服务及相应的市场交换。而科斯、威廉姆森等人则片面地将企业仅仅作为一个交易组织来处理，忽视生产，注重流通，认为企业起源是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强调企业的显著职能在于替代市场或市场机制，由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从而节约交易费用。3、在对企业(包括股份制企业)契约本质的分析上，马克思认为，企业是一个由契约结成的经济利益矛盾的统一体。他既承认和描述资本主义企业的契约所具有的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即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在市场上的“等价交换”，又揭示出这一契约在实质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这就是当劳动力的买卖实现和劳动契约贯彻执行过程中，即进入生产领域时，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雇佣劳动制度，资本所有者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对于那些向资本所有者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来说，由于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他们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不能改变其受雇佣被剥削的地位。

在股份公司中，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表现为资本的管理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在这种企业的组织结构中，短工、辅助人员、直接生产工人、工程师、监工、经理、监事、董事、股东等各类人员，其职责和作用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包括直接生产工人、辅助人员、技术人员和经理(从事某种熟练劳动)在内的“总体工人”是产品价值的真正创造者。具有经营管理知识的经理阶层作为丧失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一方面受雇于资本所有者，他们虽然有时会由于资本所有者的恩赐分得一定比例的经营成果，但他们所得报酬的主要方面是领取相对固定的工资，因此，其利益实现方式在本质上与劳动者相同。另一方面他们又作为资本所有者的人，代表雇主行使经营管理权。在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论述中，他们强调雇主监督雇员并拥有剩余索取权是天经地义的。比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分析就认为:企业生产是团队生产团队生产需要测量投入对成员劳动投入难以测量，团队生产的参加者都想免费搭车需要监督成员以免偷懒监督者也可能偷懒企业最好的激励机制是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可免偷懒减少偷懒意味着效率高。剩余索取权等同于财产所有权。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享有剩余索取权的监督者就是企业家。他们用团队去说明企业的内部关系，把企业说成是不同的要素所有者为了提高效率而进行合作、完全依靠协商形成的契约去维系的经济组织。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激励机制不过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一种歪曲的理论表现。因为明明是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资本的所有权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及其价值。工人作为劳动者处于被监督的地位。企业家作为财产所有者和剩余索取者处于监督者的地位。企业家和工人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但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理论中，这一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特殊结合方式却被歪曲为团队生产或协作群生产的一般和必然的结合方式，而且是雇员向雇主“分派”剩余索取权，是自愿让与的结果。由此可见，西方学者模糊私有企业资本与雇佣劳动的本质关系，回避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利益的对立，这充分显示了他们的阶级偏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透过被歪曲表现出来的经济现象，阐明私有古典企业和股份企业契约本质的分析方法，超过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

4、在对股份制企业内部结构的分析上，马克思清晰地指出了股份公司内部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的某些特征和意义，并客观分析了企业各类人员的不同经济地位和在价值创造中的不同作用，从而得出西方学者无法理解的革命性结论。不过，马克思对上述问题只作了一些原则性说明。对于象两权分离的条件、具体的权利结构以及资本所有者如何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行为进行激励和约束等问题没有详细阐述。这主要是由于当时股份公司刚刚出现，古典企业还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缘故。同时，马克思还只是把企业经营管理者看成是一个雇佣劳动者，而没有把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来看待。

西方学者则把企业经营管理者看作成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利益主体，它的效用函数和目标取向和资本所有者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甚至还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来扩大自己的权益，损害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正由于此，人们试图通过股票、债券的优先选择权以及薪水与股票挂钩的形式给予经营管理者报酬，以便让企业经营管理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保持一致。如詹森和麦克林的委托理论。钱德勒强调了现代工商企业内部的科层组织或等级制组织，突出了“经理群”的管理权。威廉姆森也注重大公司的“H型”结构、“U型”结构和“M型”结构的变化，并独创性地探讨了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种种现象和机制。这类涉及股份制企业表象的结构分析，一向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也是较科学和最主要的学术成就。他们对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经营管理者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还是有一定的实用价值的。

5、马克思通过对股份制企业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得出了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将导致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10]，是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所不能绕开的历史过渡阶段。而科斯、威廉姆森等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对企业的分析则是寻求企业的最佳规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31.

[2][3][4]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58、358、724.

[5]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3.

[6][7][8][10]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361495、435、497.

企业资本论文范文第5篇

经济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使人通过经济现象看本质。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会计问题，可以揭示会计“面纱”背后的本质。在会计理论的发展道路上，经济学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经济学与会计学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这里所讲的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研究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又研究具体经济制度及经济发展和运行。西方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经济制度及经济发展和运行作了系统的解释。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它们对社会具体经济制度及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分析都是研究会计学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会计学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集中体现在《资本论》中。《资本论》侧重研究基本生产关系旨在批判资本主义，揭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必然性，同时也阐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邓小平的经济理论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已经走上现代市场经济的轨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难认识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理论，而且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会计学的关系，直接表现为马克思的市场经济理论与会计学的关系。此处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邓小平的经济理论。笔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论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本质及会计计量的内容。

（一）从商品货币理论看会计本质

商品货币理论是认识会计本质的理论基础。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一种使用价值和另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比例叫作交换价值。当货币出现以后，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价格。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货币又区分为现实的货币和观念的货币，观念的货币也称计算货币。以计算货币表现商品的价值，就是商品的观念价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的本质，就是用计算货币记录、确定和控制企业资本价值的运动过程。在一般意义上，资本是在运动中自行增值的价值。马克思指出：“在任何时候，在计算、记录等等时，我们都把商品转化为价值符号，把商品当作单纯交换价值固定下来，而把商品的物质和商品的一切自然属性抽掉。在纸上，在头脑中，这种形态变化是通过纯粹的抽象进行的”。马克思的这段话说明，记账时要把商品转化为价值，转化为货币——商品的共同的等价形式。而会计所采用的乃是观念上的货币。会计中最基本的工作——簿记，几乎每天都离不开把商品转化为货币这个价值独立的不可捉摸的形式。作为一个会计工作者，特别是会计研究工作者，不了解商品、货币、资本之间的关系，不了解货币（包括现实的货币和观念上的货币）在企业经营循环中的重要性，往往很难作深入的会计理论分析。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或在单个资本价值运动过程中，资本分别采取不同的存在形式：在流通阶段是货币资本和商品货币；在生产阶段是生产资本。因此，从一个工厂的账簿上看，表面上只登记那些好像彼此不相干的钱和物，如材料、在产品、产成品、机器、工具和设备等。实际上，这些钱和物是资本价值在运动中的不同形式。由于它们都代表资本的价值，因而可以用观念上的货币来统一表现。马克思指出：“资本作为它的循环中的统一体，作为处在过程中的价值，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的两个阶段，首先只是以计算货币的形态，观念地存在于商品生产者或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头脑中。”因此，在企业账簿上登记的那些资本的不同存在形式，必须理解为资本在循环中的统一体，理解为单个资本价值的运动。从资本运动的观点看，商品和货币都是资本作为价值的存在形式。区别只在于：商品是价值的特殊存在形式，而货币是价值的一般存在形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必须把会计看成确定和控制资本价值运动的手段。马克思指出：“这种运动是由包含商品的定价或计价（估价）在内的簿记来确定和控制的。”所谓“确定”，是对资本价值运动进行定性和定量，并含有在账表上重现资本价值运动的意思。资本价值运动是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可是，人们却又看不见，摸不着它的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账簿并不能直接记录资本价值运动，账簿所直接记录的，是组成资本价值运动的具体经济业务。所谓“控制”，是利用会计所提供有关生产经营活动的货币信息，调节、指挥并监督生产经营活动，实现预定目的。

（二）资本循环周转理论与会计计量内容

资本顺次改变自己的形式，经过三个阶段的运动，价值得到了增值，最后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就是资本的循环。资本循环的全部过程可以表示如下：

在资本的循环当中，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是流通过程，第二阶段是生产过程。资本循环的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在整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过程，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才创造价值和增值价值。但是，资本的运动也不能没有流通过程。如果企业不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就不能进行生产；不出售商品，也就不能实现已经增值的价值。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企业的生产过程是连续地、不间断地进行的。为此，企业的资本要按一定比例分成三部分，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而且每一部分资本相继从一个阶段转到另一阶段。资本循环是不断进行的。资本的循环，不是当做孤立的行为，而是当做周期性的过程时，叫做资本的周转。固定资本在全部资本中所占的比重越大，资本的周转就越慢；流动资本在全部资本中所占的比重越大，资本的周转就越快。资本周转的快慢，对企业的经济效益有很大的影响。

货币资本循环是资本循环的典型形式。从资本循环可以看出，企业经营的过程是通过垫付货币资本收回更多的货币资本，其目的是取得更多的现金净流入。在企业资本运动过程中，存在相对静止和显著变动两种形态。在资本处于显著变动时，应着重计算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某个期间）全部资本流量的结果（增量），它是通过会计期间的收益和净流入来表示的。在资本处于相对静止时，应着重计算企业在某个经营时点（会计期初或期末）资本的使用状况及对资本的要求权（产权），即企业的各项资产（资产的构成和总额）以及反映资产来源的产权——负债与所有者的益，它代表企业在某个会计时点资本的存量。可见，借助资本循环，企业的经营业绩特别是现金净流入及财务状况都可以用会计加以计量。

企业资本的各个部分，既同时并存又不断更迭，或者说，既并列存在，又相继进行。并列存在，表现为资本在各个阶段以不同形式占用着（占用额是按特定的时点计算的），并执行不同的职能。相继进行，表现为资本的不同形态形成周转。周转是不同形态的资本（即资产）最后转化为货币时向下一个阶段的过渡。过渡额即周转额是按期间积累计算的。占用额与周转额之比反映周转率。在一个经营期间资本的周转速度越快，利润就越多。研究经营资本周转，就是在保证再生产不间断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压缩资本的占用额（各个阶段的资产存量）和扩大资本的周转额，其手段就是加速资本周转。

二、西方经济学与西方会计学

（一）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早期会计方法的发展与完善，是人们通过长期记账实践不断改进技术的结果。直到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会计理论工作者还主要侧重于描述已观察到的会计实务，但未能建立一套能够从总体上解释会计实务的原则。这段时期的研究主要以归纳法作为研究方法，因而，归纳学派所形成的理论也被称为“描述性理论”。股份公司的迅速发展，对会计职业与会计理论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企业所有权的分散化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了维持正常的经济秩序，保护投资人与债权人的利益，迫切需要形成一套公认的会计原则来约束放任自流的会计实务，规范会计行为。规范会计行为的努力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对实务中现有惯例有选择地再分类，它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实践表明其规范会计行为的效果较差；另一种是提供一套理论框架，各种行为规范由理论框架中演绎出来。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批受过经济学理论和研究训练、取得过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加入到会计理论研究中来，并采用较为规范的演绎法，大大改变了会计理论研究的混乱现象。因为会计学科自身无法形成逻辑严密的概念，他们通过借鉴或引入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并将其予以具体化，从而提出一个较完整的会计理论框架，并期望理论能发挥对实践的指导或引导作用。自从坎宁1929年在《会计中的经济学》一书中将会计与经济学相联系起来后，人们在会计学中植入了经济学中的相关概念。由于收益的确定曾是20世纪中期会计学关注的中心，早期的尝试主要是回头重新引入经济学有关收益的概念，以此为依据界定会计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和相应的方法。

在坎宁之后，还有佩顿、斯维尼、爱德华兹与贝尔等的著作，都涉及到“收益”的概念。他们在论证时，一般从动荡的外部经济环境出发，通过借鉴经济学的收益概念，界定了一个内容明确、界限分明且易于量化的会计“收益”概念。一般地说，他们所界定的“收益”概念，与传统的会计方法经收入实现和费用配比等所确定的收益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他们会推荐使用与历史成本法不同的会计计量方法如现行成本。爱德华兹与贝尔的著作，就是这一思想的代表。爱德华兹与贝尔1961年在其所著《企业收益的理论与计量》的序言中写到，在经济学和会计学之间，尚存在无人逾越的“鸿沟”，因而，他们希望建立系统的关于收益的理论，以给予费用的收益理论应有的重视。由于这一研究尝试对现行会计实务提出改进，受会计原则自身的性质所限，这些改进意见很难被实践所采用。因此，这一思路的尝试在当时没有对会计理论研究产生根本的影响。但是，爱德华兹与贝尔在其著作中提出的“收益实现的思想”后来却成为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提出“全面收益”概念并于1997年制定“报告全面收益”准则的滥觞。

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财务会计的重心逐步向资产负债表转移，资产转而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美国制定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以一个全新的演绎思路，即：将资产作为财务会计的核心概念，通过对资产的严密界定，逐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财务会计与报告理论框架。以资产为核心概念，在思路上与从“收益”概念出发并无本质的区别。所不同的是：这两种研究思路，体现了两个会计思想的转变。遗憾的是，由于FASB本身是一个准则制定机构，它在研究财务会计概念结构公告时，会顾虑到会计原则中的任何变动都会给利益相关者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影响，因而，FASB走向了与实践妥协的道路。

（二）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与实证会计研究

20世纪40~50年代经济学研究逐步走向定量化与经验化，形成了“实证经济学”，受此影响，会计研究方法在20世纪60~70年代也出现实证化的趋势，到80年代中期，已形成较完整的实证会计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前，各国会计理论研究主要以定性的文字描述为主，研究过程重视内在逻辑性，在完成了归纳或演绎之后，一般不对研究成果进行系统验证。到了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研究，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方面，研究对象扩大化、广义化，从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财富——的研究，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财务学中的有效资本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等理论，为早期实证会计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经济学和财务学的主流派研究方法也已转向实证分析，这又为早期的实证会计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与模型。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经济学与财务学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60年代后期开始有学者把实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引进会计研究。

实证会计在进行会计问题研究时，运用了大量的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理论为依据。瓦茨和齐默尔曼在1968年出版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中指出：“本书旨在介绍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经验性会计文献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会计理论不仅建立在下面两个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上，而且是这两个理论的衍生物。这两个理论就是企业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在该书中，作者介绍了有效资本市场假说，以及资本资产计价模式、管制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些主要会计杂志，如《会计评论》、《会计研究杂志》和《会计与经济学》上刊登的论文，大部分属于实证会计方面的内容。1990年所发表的“实证会计理论：十年回顾”一文，对契约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介绍过程中涉及到早期的产权理论和后来的制度经济学，其他文献所涉及到的还有信息经济学、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等。实证会计的理论源流是经济学与财务学。

三、西方经济学与中国会计学

（一）西方经济学与中国会计研究视野

西方经济学主要指现代西方经济学，它集中体现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这部著作是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混合，同时吸收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某些观点。

在萨缪尔森看来，经济学只“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它解决经济组织投入产出的三个基本问题：

1.生产何种产品或劳务，生产多少；

2.采取何种技术组合投入来生产所要的产品以及资源如何分配；

3.为谁生产和分配产品。西方经济学围绕上述三个基本问题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国际经济学等各方面的阐述，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有价值的分析。宏观经济学研究社会经济中的产出、就业、价格（含通货膨胀）和对外经济等四大领域，从而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外贸外汇政策进行了分析。总的目的是谋求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微观经济学试图说明如何利用供给与需求工具去解释价格在短期和中期的变动，如何预测税收对于竞争价格的影响以及可变成本、不变成本、边际成本和机会成本等概念。

经济学的发展是丰富多彩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最近20年来演变形成的一个分支：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包括产权、经济组织和制度变迁理论，上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布坎南的国家理论。这些理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和利用之处。

会计学主要研究如何向国家和市场传输企业经营、理财和投资等活动所引起的资源存量与流量的信息，如何评价一个企业的经济实力和业绩。但是，一切企业都离不开它所处的微观与宏观经济环境。一切会计研究工作者不能就会计论会计，应当通过会计数字看经济，并且密切联系经济去发挥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会计学必须着眼于经济全局，要懂得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理论；了解有关的财政、税收、货币和外汇政策，并掌握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与工具。

（二）西方经济学与中国会计研究思路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着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制度变迁，它不仅涉及到基本的制度结构，也涉及到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其中包括会计制度。这其中出现了一些传统的会计学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身处改革发展中的中国会计学者从中国独特的制度变迁中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与中国改革的实践相结合，解释了转轨经济时期我国面临的会计问题，从而掀起我国会计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推动了会计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上述研究成果丰富和提高了人们对会计问题的认识，这是中国会计学走向世界的资源条件。

有些学者引进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科斯定理为会计准则制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切入点。他们认为，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会计准则是产权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种会计准则都体现了对某些特定主体产权的保护，会计准则的基本结构是产权经济模式的自然反映，产权关系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会计准则与其他制度安排一样，具有约束功能和激励功能，有效的会计准则应是交易费用最低的准则。会计准则随着产权的变动而变动，会计准则的变迁应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有些学者尝试着将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与会计学相融合，研究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安排与剩余计量问题，从理论与实践上解读他们之间的关系，最终提出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范式，并运用上述研究成果对中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实践进行了具体分析。

有些学者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分析了会计制度的信誉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会计是一种制度安排，信誉是会计制度安排的基础，信誉危机导致会计制度的信誉基础受到严重破坏。重塑会计制度的信誉基础，需要会计道德进步、会计法制运作和会计环境改造三者同步进行。

有些学者以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相关理论为基础，对当前的会计信息公共物品属性的观点进行了反思。通过界定“复合品”和“核心效用”两个概念，推导出会计信息产品在特定消费群内仍是私人物品，市场机制是配置会计信息资源的基本手段。但会计信息产品的质量具有难以检验性，关于会计信息产品质量的信息在企业与投资者之间分布不对称，为政府管制提供了理由。

有些学者以契约理论为基础，对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在利益相关者关于企业治理结构的产权博弈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会计信息质量本身又受到了这种产权博弈结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的特点，为治理结构优化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提出了建议。

有些学者按照商品两重性、经济人假设、产权理论、福利经济学等经济学思想，对会计师事务所诚信性质、诚信责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事务所诚信是一种特定的商品，事务所诚信的购买者与使用者的分离，影响了其内在诚信质量。因此，社会必须付出必要的成本来换取其商品的服务质量。

从1997年起，实证会计研究给中国会计学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它对中国会计学的发展意义不可低估。目前，关于资本市场与会计信息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多，有些文章发表在《经济研究》杂志上，这也说明了会计学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在逐渐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相一致。但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才刚刚起步，主要利用国外成熟的模型在中国市场做检验。应该看到，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及规模的扩大为实证会计研究提出了许多课题，也提供了数据上的可能，同时，中国特殊的环境为我们提供了中国特有的研究课题，如当前我国股票市场到底处于何种状况，会计信息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不同的股权结构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会产生何种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和执行能否产生预期的效益，制定会计准则应考虑哪些因素等等。实证研究在中国目前还是方兴未艾的会计研究方法，在会计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wWw.gWyoO

四、结论

希望中国的会计学者们能够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内容，更多地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会计问题，繁荣中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如果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能够站在中国的土壤上观察问题，采用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研究方法，那么，研究成果将大为改善。

企业资本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资本结构 企业价值 相关性

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的早期理论

资本结构理论源于西方，早期资本结构理论主要有以Durand为代表的财务管理学家提出的“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入理论”和“传统理论”三种理论。

（一）净收益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资本结构中，公司负债比率的变化不影响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由于债务筹资可以起到避税的作用，其资本成本低于权益资本成本，那么，负债越多，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就越低，企业价值越大。

（二）净营业收入理论

该理论认为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当企业利用财务杠杆提高负债比例时，企业的经营风险也增加，因此权益的资本成本上升。这样，增加债务融资降低的资本成本与由此引起的权益融资的资本成本上升相互抵消，总资本成本不变。所以不论资本结构如何变化，企业的总资本成本不变，因而企业的总价值也是固定不变的。

（三）传统理论

也称之为折衷理论，是对净收益理论和净营业收入理论的折衷。该理论认为企业提高负债比例时，会导致权益资本成本的上升，但在一定程度内不会完全抵消增加债务融资降低的资本成本，因而总资本成本降低，企业总价值提高。如果负债比例超过一定程度，权益资本成本的上升会高于增加债务融资降低的资本成本，总资本成本上升。因此存在一个总资本成本的最低点，此时负债的边际成本等于权益的边际成本，资本结构最优，企业价值最大。

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经典理论

（一）MM理论

美国学者Mdoiglinai和Miller在《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的论文《The Cost of Capital ，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中提出了MM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下，即没有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资本市场是完善的、资金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企业价值取决于投资组合，与资本结构无关。所以MM理论也被称为“无关性定理”。

（二）修正的MM理论

MM理论提出的前提过于苛刻，现实中这样完善的资本市场是不存在的，因此，米勒等人对MM理论进行了完善，提出了修正的MM理论：在考虑公司所得税后，公司的负债程度越高，资本总成本就越低，公司的价值与财务杠杆正相关，当债务资本在资本结构中趋近100%时，才是最佳的资本结构，此时企业价值达到最大。

（三）米勒模型

米勒在修正的MM理论基础上引入个人所得税因素，这就是米勒模型。他认为在债权收益纳税而股权收益不纳税，或股权收益税率低于债权收益税率的情况下，个人所得税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负债的税收利益，于是企业为了获得负债的杠杆收益，愿意提高负债比率，而投资者为了获得股票投资的税盾收益却热衷于购买股票，结果两方面共同作用使企业负债比率小于100%，公司负债与股权的均衡状态就形成了。然而这种均衡是整个市场的均衡，就单个企业而言，所谓最佳资本结构是不存在的。

（四）权衡理论

权衡理论引入了破产成本，随着企业负债比例的上升，企业的破产成本也在上升。该理论认为企业最佳资本结构应当综合考虑杠杆收益和破产成本两种因素，即在负债的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现值之间进行权衡，当负债的边际税收利益等于负债的边际破产成本现值时，公司的资本结构达到最优，企业价值最大。

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现论及发展

（一）成本理论

Jensen和Meckling最早在不对称信息框架下讨论公司最优资本结构问题。他们认为公司经理人与外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是决定资本结构选择的关键因素。由于不对称信息的影响，当拥有项目部分股权的经理人以股权和债务的方式从外部获得资金时，会出现股权成本和债务成本，因此最优资本结构是通过权衡外部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各自产生的成本来确定的，当负债融资的边际成本与股权融资的边际成本相等时，企业资本结构实现最优，企业价值最大。成本理论从所有权和控制权、股权和债权的相互作用中揭示了资本结构作为一种所有权结构的本质特性，以及资本结构与成本、企业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开辟了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新途径。

（二）信号传递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Ross将不对称信息引入企业的资本结构分析，提出“激励-信号显示”模型。他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没有内部信息，只能通过经理输送出来的信息间接地评价企业市场价值。企业债务比例就是一种把内部信息传递给市场的信息工具，高负债比率的企业可能就是优质企业的信号，低负债比率的企业可能就是劣质企业的信号。因此，企业负债比例越大，质量越高，企业价值与债务比例正相关。

（三）优序融资理论

Myers和Majluf提出了优序融资理论，是逆向选择理论在公司财务中的主要应用之一。该理论认为由于不对称信息，外部投资者通过企业资本结构来了解内部信息，企业采取何种融资方式具有不同的信息效应。企业进行外部股权融资可能成为股价高估的信号，从而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而进行债务融资则是一个积极信号，表明经营者对企业未来收益有较高期望，股价上升。因此，为了使企业价值最大，企业在进行融资时，首先进行内部融资，其次是无风险或风险较小的债券和可转债融资，最后才会选择外部股权融资。

（四）自由现金流量理论

该理论认为拥有少量所有者权益的管理者具有浪费行为，如果企业现金流量充足，则管理者可能虚报费用开支，现金流量大的企业，其浪费行为大于现金流量小的企业。如果企业使用现金支付了股利和利息，现金流量便会减少，管理者的浪费也会减少，从而有利于股东。然而，若企业无法偿付债务则会面临破产，而对于股利却没有法定的支付义务。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债务减少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理论认为从权益到债务的转移将会提高企业价值。

（五）财务契约理论

财务契约理论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引入不完全契约，采用博弈法对资本结构进行分析。该理论认为，由于不完全契约，当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时，债务作为一种固定索取权可以对管理者施加财务约束，能够迫使其支出企业的剩余现金，从而在客观上降低成本，提高企业价值。

（六）控制权理论

该理论认为资本结构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收益分配，而且也会影响控制权分配，从而通过企业治理结构来影响企业价值。

Aghion和Bolton运用不完全契约方法研究了剩余控制权的效率配置以及最优金融契约的设计问题。他们认为：当企业出现不利的、公开观测得到的收益信息时，将控制权转移给债权人是最优的，而在企业经营状态较好的情形下，股东应该拥有企业的控制权。这样，融资结构的选择也就是控制权在不同证券持有人之间分配的选择，最优的负债比例是在该负债水平上导致企业破产时，能够将控制权从股东转移给债权人。

Harris和Raviv认为企业的价值取决于控制权竞争的结果。假定经理既可以从股份中获益，又可以从控制权本身获益，如果企业被并购，经理将失去控制权，从而无法获得控制权收益。所以经理会通过改变自己所持股票的比例，操纵或影响股份收购的能力。经理在面对并购威胁时，常常采用提高债权融资比例至超出最优水平的形式来提高自己的投票权比例，以降低控制权变更的威胁。而在没有受到并购威胁或其他治理机制的约束时，则尽量避免债务融资，以降低企业经营的财务风险，享受不受约束的控制权收益。因此，经理的最优持股比率是其在自身股权收益与控制权收益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

Stulz建立的控制权竞争模型结论与Harris和Raviv的研究基本相同，该模型认为管理者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的财务杠杆来增大自己的持股比率。面临并购时，企业最优负债水平是使外部投资者价值最大化的负债水平，面临并购的企业将比无并购威胁的企业拥有更多的债务。负债比例越高，并购成功的概率越小，企业股价上升，价值越大。

（七）理论发展

随着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理论研究的深入，现代学者进行研究时考虑更加全面，不仅研究微观企业，更注重宏观市场方面的影响，有的研究更是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为理论的发展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如加入市场时机因素的研究认为，不同市场时机时期，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影响不同；多元资本结构理论引入人力资本、关系资本、结构资本等知识性资本因素，与财务性资本一起对企业价值产生双重作用；战略视角下的资本结构理论研究认为，采取不同战略的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呈现不同的相关性；市场相机抉择理论认为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无关，即不存在最优的资本结构，企业的资本结构只是企业历史上有意的市场相机抉择行为的累积结果。

述评

自从美国经济学家Durand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资本结构的思想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Modigliani and Miller的MM理论开辟了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新时代，该理论在一系列的完美资本市场假设下，得出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不相关的结论。然而这种完美资本市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于是后来的学者们以MM理论为基础，不断放宽MM理论的假设条件，加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破产成本，后来又引入了微观经济学中的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激励理论、产权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等，从各个侧面丰富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的关系理论。总结这些理论，可以看出企业的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有显著影响，至于影响究竟是正相关、负相关或是其他相关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已比较成熟。然而国外的理论研究不能完全适用于国内市场，国内学者进行研究时，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应考虑到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国内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还不成熟的区别，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不够完善必定对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产生一定影响。基于中国经济环境的资本结构理论研究，对完善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寻找提升公司价值的途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中，资本结构理论越来越完善，从早期对微观企业本身研究，到现代引入宏观市场制度和金融体系，特别是知识性资本等因素，学者们对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就资本论资本，而注重了与其他学科的结合。社会的各个分支是相互交融的，每一种理论都不是单独存在的，把其他学科纳入资本结构理论体系，促进了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而且这种结合将越来越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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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鲁芹.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最大化[J].价值工程，2006（6）

企业资本论文范文第7篇

内容摘要:企业产权主体的变迁是会计权益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新经济时代，应该突出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在企业产权关系中的地位以及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应该享有的所有者权益。

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企业产权主体、产权关系和产权结构的复杂程度不同，对会计记录和和会计处理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会计权益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

企业产权主体的变迁大体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即单一产权主体、合伙产权主体、股权转让受限制的多元产权主体、股权可以自由转让的多元产权主体以及人力资源介入的多元产权主体。正如科斯所认为的，“会计理论是企业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会计权益理论的发展与企业产权主体的变迁是密不可分的，企业产权主体的变迁直接决定着会计权益理论的发展及其变化趋势。分析企业产权主体的变迁与会计权益理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现代会计权益理论的发展规律，把握会计权益理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单一产权主体、合伙产权主体与业益理论

单一产权主体是一种盛行于商品经济萌芽时期和发展时期的单一的企业产权结构，适用于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此时，会计只有简单的反映和核算功能，其目标是向产权主体(业主!提供其所需要的信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靠单一产权主体已无法满足企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于是出现了合伙产权主体。企业组织形式也由独资企业过渡到合伙企业。合伙企业是一种由两个人以上共同投资、共担风险、按出资比例分享剩余收益、共同监督和管理的企业制度。简单的产权结构安排总是与简单的会计权益理论相适应。这两种产权主体制度是业益理论形成的基础。业益理论是一种以物质资本产权主体为中心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是业主的，是业主的机构和化身，企业的一切资产、负债和净资产均归属于业主，会计的目的就是要反映业益的增减变动情况。因此，采用的会计等式是:资产一负债二业益。业益理论体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终极产权观。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产权主体相适应。

股权转让受限制的多元产权主体与实体理论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信用体系的建立，市场的扩大和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等，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企业组织形式已经无力满足为进行有效生产所必须的企业资本最低限额，公司制企业便应运而生。股权转让受限制的有限责任公司有别于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公司与公司的产权主体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公司作为法人在法律上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在经济上也是独立于产权主体而存在的实体。按照实体理论，会计反映的是公司内部资产的价值运动，而非产权主体个人的经济活动，公司资产是公司对其产权主体的债务，负债是其对产权主体的债权，利润和亏损是对产权主体所提供服务的价值的衡量。其会计等式是资产=负债(债权人权益)+业益，资产被定义为能够带来某种经济利益的资源，它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属于企业产权主体和经理，负债是公司的特定义务，当公司破产清算时，法律规定债权人拥有优先求偿权。在实体理论下，债权人和企业产权主体在所有权上取得了同等的地位，所不同的是两者在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权上的差异。一般认为，实体理论主要适用于股权转让受限制的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组织。随着有限责任公司的发展，产权数量的扩大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股份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股权可以自由转让的多元产权主体与剩余权益理论

由于股权转让受到限制的有限责任公司产权主体的数目有限，导致公司规模的扩大也受到了限制，并且由于其多采用家族式管理，从而排挤了那些在管理企业方面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士，阻碍了专业经理层的形成，从而难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最终导致了这种产权结构向股权可以自由转让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变迁。股份有限公司是一种典型的“集体产权结构”。乔治·斯托布斯首先提出剩余权益理论。该理论的重心在于对公司普通股股东利益的关注，一般来讲，普通股股东拥有企业利润和净资产的剩余权益，财务报表应披露这方面的信息。在资产负债表中，应单独列出普通股股东权益，并与优先股权益和其它股东权益区分开来;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中也要将普通股股东利益与其他股东利益区分开来列示。剩余权益理论的观点是介于业益理论和实体理论之间的一种会计理论，其会计等式可表示为:资产一特定权益=剩余权益。该理论的实质是为普通股股东进行投资决策提供更有价值的会计信息，因此，是一种新维持原始产权主体尤其是维持普通股权益的会计理论。由于在维护产权主体利益面有所偏向，因而剩余权益理论算不上是一种完美的会计权益理论。

上述各种会计权益理论是在企业产权主体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特定产权主体相适应的会计权益理论模式。但是以上各种会计权益理论模式均以物权关系为基础，即以产权主体、债权人等投入企业的物质资本为收益分配的前提，而人力资本这一不可或缺的重要生产要素的价值作用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人力资本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获得充分、合理的肯定与关注。人力资源介入的多元产权主体与会计权益理论的新发展人权主体的新发展知识经济使企业产权主体发生了重大变化，产权主体的重心逐步由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转移。如果说产权观念的产生是产权关系的第一次革命，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产权关系的第二次革命的话，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产权关系将迎来它的第三次革命，那就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将凭借他们拥有的知识和付出劳动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产权主体。土地、资本与劳动被古典经济学称为社会生产的三大要素。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人类不同的发展时期，这三大要素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围绕企业的产权，要素的所有者不断地进行着重复的博弈，博弈的结果决定了产权分布。由于稀缺性的要素往往在社会生产中扮演着决定性的关键角色，使得这些稀缺性要素的所有者在重复博弈中也会取得优势地位，并借此取得社会生产中的支配性产权。在奴隶社会，拥有大量稀缺性劳动力的奴隶主成为了产权主体;在封建社会，地主凭借其对稀缺资源—土地的所有权成为最主要的产权主体;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成为制约社会生产发展的关键要素，而资本家就凭借其对资本的所有权成为商品经济时期最主要的产权主体。千百年来，这种在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讨价还价从来没有结束过，只是不断地达到暂时的均衡，然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各要素之间相对地位的变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博弈。但是，以往的博弈结果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论是奴隶主、地主还是资本家，都是以物质资本所有者的身份牢牢地占据着产权主体的支配地位，劳动者基本上只是在物质资本所有者的支配下得到仅仅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而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知识经济社会，人力资本—作为社会稀缺性要素将超越物质资本成为社会生产的关键。人力资本对企业利润的贡献将超过物质资本，这将使得拥有知识的劳动者逐渐在产权的连续博弈中取得优势地位，凭借其知识和劳动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企业的主要产权主体。这是生产力发展对产权分配影响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本主义观念和人权关系在企业产权关系中的具体体现。

21世纪企业会计权益理论的新发展

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会计权益理论是资本雇佣劳动、物质资本至上的权益理论。21世纪，物质资本在企业中的地位将相对下降，而人力资本的地位将相对上升。原来物质资本至上的地位将被知识资本、人力资本所取代。

现存会计权益理论的局限性。现存的会计权益理论是以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为服务对象，以保障投资者和债权人的权益为出发点和宗旨，站在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立场上，记录和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帮助投资者和债权人进行管理和决策，强调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和债权人的核心地位。现存的会计权益理论对人力资源价值认识不足，仅将人力资源投入作为企业经济活动的一项费用、成本在企业的帐簿中简单地予以列示，且一直游离于资产负债表之外，从未被纳入会计报表中。同样是作为契约方的经理人员、雇员等的权益在会计报表中丝毫得不到体现，会计报表完全为物质资本所有者服务，计算的最终指标就是反映物质资本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而将利息、工资等其他利益当事人的收益都混在有关成本、费用中反映。因此，知识经济时代必须改革现存的会计权益理论模式，建立反映人力资本权益的“混合权益”这一新型会计权益理论模式。超级秘书网

赋予人权主体所有者权益的理论依据。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资本、技术和劳动是一个企业存在的必不可少的三要素，在这三要素中，技术和劳动均是人力资源创造的社会财富，人力资源是社会财富唯一的创造者，离开了人力资源就无所谓技术和劳动了。物质资本本身也是人力资源创造的社会财富，离开了人力资源物质资本本身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因此，仅有债权人和所有者让渡的物质资本是远远不够的!很难设想仅仅有物质资本而缺乏人力资本的参与，企业能够顺利地运行并产生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经指出，剩余价值是由可变价值(V)—劳动者所创造的所以人力资源对企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

21世纪，一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未来获利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将不是其物质资本的如何殷实，而是取决于一个企业能否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良好的管理体制以及团队精神。人力资源所掌握的知识、技术，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和管理能力正成为决定一个企业的优劣乃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关键因素。

企业资本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近代民营企业；融资方式；荣家企业

中图分类号：F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1—01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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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我国的民营企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而且显示出极大的活力，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当前形势下，民营企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难题，其中融资便是最难的问题之一，特别是近一段时期以来，浙江温州等沿海地区频发民企老板大逃亡事件，使得融资难“成为众压倒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1 。众所周知，近代民营企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资本短缺，历史的发展具有相似性，因此，对近代民营企业融资方式作初步的探析，一定会对我们今天的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的解决有所借鉴和启示，本文以荣家企业为中心来考察，求于学界前辈。

一、荣家企业的基本融资方式

“荣家企业是指以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资本为中心的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三大企业系统。它是旧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在面粉、棉纺两大行业中居于首位，曾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之称”2 。因此，对这家近代历史上最大的民营企业的融资的方式作分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纵观荣家企业发展史，他们采取的融资方式大概有以下几种：（一）经营钱庄，兼设茧行：荣氏二兄弟出身钱业，先后在钱庄当学徒，一八九六年二月，在上海与人合股开设了广生钱庄，荣宗敬任经理，资本额3.000元，经营上海与无锡、常州等地间的采购小麦的汇兑款项，平均每年盈利达7.000元左右。一八九六年，荣氏兄弟先与人合火设立公鼎昌茧行，不久独资经营，特别是兼营的茧行，使其在自有的十多亩桑田上雇工种植桑树养蚕的收益有了一定的保障，而且钱庄与茧行互相合作，实现了双赢，这是荣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开始，为以后转向工业投资作了基础准备；（二）股份集资：创办近代工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资本不足是最大的问题之一，也是最难的问题之一，荣氏兄弟自从创办工业，就采取了股份制，而且是无限公司形式，这也是西方企业发展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之一，荣氏兄弟从经营商业转向近代工业企业投资开始的保兴面粉厂就是采用股份制创办的，“资本为3.90万元，分作13股，每股3，000元。朱氏出资1.50万元；荣氏兄弟以钱庄盈利6，000元作投资，即各认一股；其余招股”3 ，“一九0五年八月，由荣氏作为发起人，联合怡和洋行买办荣瑞馨……等7人商妥合伙，在无锡筹办振新纱厂。这是荣氏兄弟经营棉纺织业的开端”4 ，荣氏二兄弟在其后的创业过程中，规模越来越大，成为旧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始终实行股份制，而且无论局势怎样艰辛，坚持“荣姓之股不让”的原则；（三）银行贷款：荣氏兄弟都是经营钱庄出身，颇为熟悉银钱业的业务，这对他们如何运用金融资本来为他们发展企业的需要占了不少便利，“战时和战后（一战）曾先后四次向日本台湾银行……等借款达445万日元”5 ，而且荣氏兄弟与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关系良好，“荣家以申新纺织总公司的名义在上述两家银行中都有很多投资，投资于中国银行的有二十五万元，投资于上海银行的则更多。一九一九年，上海银行资本总额100万元，荣家就投资20万元，占总额20%，以后又增加到45万元，是上海银行的大股东”“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宋汉章之子宋美扬还是荣德生的女婿”6 ，这些都使荣家企业从这两家银行的贷款增多，特别是统治时期，荣家企业资金困难，他们采用银行贷款方式与金融资本建立了联系；（四）自身资本积累：荣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积累率高，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困境之一就是高分红所导致的积累率低下，有的企业实行“得利全分”的原则，但在荣家企业发展史上，这种高分红的现象不存在，荣氏兄弟与振新纱厂股东矛盾之一就是“多数股东投资企业总是希望企业获利，多分红利；而荣氏兄弟则并不满足于眼前的小利，他们的设想是以企业利润不断投资进行扩大再生产，以获取更大的利润”7 ，而且福新一厂在创办之始就协定：股东在三年之内，红利完全用作扩大再生产资金，各股东的股利，也存生息，以扩充资力。“一九0三年，荣家企业创办时的自有资本为5万元，一九二二年增至1，043万元，即十九年中增长了207.6倍，平均每年增长32.5%8 ，“到一九三二年共有1，927.4万元……即一九0三年——九三二年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22.8%”9 ，由此可见，荣家企业的资本无论积累率，还是增长速度都比同时期的其他企业高；（五）利用民间融资：荣家企业融资方式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大量吸收股东、职员及亲友的存款，“总公司成立以来，一直用旧式存折方式吸收职工存款，每年年底的存款额约在100万元以上”10 ，一九二八年，荣家企业成立了“同仁储蓄部”，并制定各项储蓄部规章制度，而且为了吸收更多人参加到储蓄部，采取了比当时银行存款利息略高的利息率的策略。实践证明，荣家企业此种政策颇为成功。“其吸收存款的数额，甚至超过中国银行或上海银行的贷款”11 ；（六）发行公司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荣家企业从其发展的鼎峰走向下坡，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都十分困难，“荣德生曾亲赴南京求行政院院长，准予发行公司债500万元，由政府予以保息”12 ，尽管没有实现，但近代公司债的发行，一般都是在融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近代企业发展史上很少有企业实行过此种融资方式，发行公司债是解决企业发展中缺乏资金的一种方式，也是近代企业融资方式的一种进步，而且对个别极少数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民国二十一年，卢作孚先生的民生公司，“为了克服不断发展中面临的巨大财务困难，民生公司遂在中国银行、金城银行的支持、帮助下成功地在上海以发行公司债券形式等集到百万元资金”13 ，对民生公司解决资金问题起了极其重要作用。通过对荣家企业集团的融资方式分析说明，正是荣家企业融资方式的多样化，解决了其发展中的资金难题。

二、荣家企业发展的借鉴与启示

通过对荣家企业融资方式的分析，可见，荣家企业能够成为近代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是与它的多种融资方式分不开的。对今天的民营企业处理融资难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一）银行贷款：现在民营企业资金紧缺是生产经营中最主要和最难解决的困难，向银行贷款可能是首选，纵观荣家企业发展史，荣氏家族与银行业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为他们提供了大量资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民营企业却很难能够从银行贷款，其原因是多方面：1、有些民营企业信用度不高，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及时还贷，造成银行业大量死帐、坏帐、致使银行不敢向企业轻意放款，所以，只有民营企业树立自己信誉度，才能与银行建立“双赢”局面；2、高度垄断的银行制度，银行本身市场度不高，商业化程度低，致使贷款主要向国营企业，很少也很难流向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银行业特别是国有银行要大胆地、主动地承担起在发展经济中的责任，在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银行业功不可没。“银行对于工业化的贡献，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德国最为显著。德国银行最大特色为投资，它们以承销股票或长期债券的方式动员国民生产中的可能剩余，主动而积极地推动工矿交通事业的发展”14 。因此，银行业也要按照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进行改革，把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分离，实行市场化操作，同时也要消除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性歧视；（二）利用民间金融：近年来，我国民间金融不断膨胀，为民营企业融资开辟了新的途路。在国有金融机构垄断金融资源和信贷的政策性歧视形势之下，民间金融成为体制外金融的另一种安排，民间金融实质上就是不通过金融部门的直接融资。其优点是：中间环节少、可缩短时间加快资金周转等。荣家企业采取吸收职工存款的方式就是一种利用民间金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民间金融过高的利率在法律又是不合法的，而且还存在很大的金融风险，近年各地出现大量的非法吸收公共资金案就是明证，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才能确保民间金融的安全运转。正如笔者在所言，荣氏企业利用的民间资金甚至超过了银行贷款，民国政府也没有控告其“非法吸收公共资金罪”。的确，值得我们思考15 。“但在中国，此药方要兑现，显然前路漫漫。因为利率市场化和放开民间金融的最大阻力不是别的，正是融资平台贷款总额已超14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和靠吃存款利息成为世界上最盈利企业的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16 ；（三）实行股份制：以股份制形成聚集社会资金，是西方企业发展过程中融资的重要方式，也是成功的经验，现阶段，我国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制企业，而且多是单一的股东，家族制企业对实行股份制有一种戒备心理，惟恐别的股份控制自己艰苦创办的企业。民营企业家要有战略视野，股份制发展是一种必然方向，正如马克思所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股份公司的魔力，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业完成了”17 ，可见，民营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实行股份制是正途，当然，民营企业融资还有许多重要方式，如采取兼并、强强联合等，我们要从近代民营企业融资的方式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国家要改变过去的决策方式，正如张维迎所说“整个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一直都有类似现象，就是经济发展的自发力量在起作用。改革成功了，并不一定是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恰恰是因为其政策能够顺其自然，将自发的市场力量变成自觉政策，把改革变成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无论是个体经济还是私人经济，都是先从某些地方自发产生，然后往往通过高层领导人的讲话肯定，之后党代会确认，最后全国人大立法确认。过去的中国，大的政策变化都遵循这一套路。”18 国家制度的安排要有前瞻性，不能光走在时代后面，制度创新更不能让基层群众去呼吁19 ，甚至在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能改变。

荣家企业的融资方式，我们要吸取教训的地方是他们采取了当时别的民营企业很少用的无限公司形式，荣氏兄弟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公司制度思想初步发展时期，国民政府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颁布《公司法》，从其内容看，股份有限公司是近代公司制度的主流形式，但在发展过程中经常碰到无限公司制度上的局限和障碍，荣家企业又多实施负债经营战略，虽然股份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负债经营，在西方企业发展过程，一个很重要的经验也是负债经营，但是，无限公司从根本讲是人合公司，股东之间是基于人身信任关系，股份不能随意出让，如出让需全体股东同意，还要求股东对公司负无限公司，负债经营战略使荣家企业资本越来越大，此种战略也使荣家企业步履艰难。特别是在近代中国社会，民营企业是在金融制度安排严重滞后的情况下出现并发展的起来（从近代到现在我们的金融制度安排都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20 ），荣家企业的债务也越来越高，最终导致资金全部搁浅，差一点被政府借机吞掉。今天我们在发展民营企业的过程中，一定要汲取近代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教训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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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本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知识资本；企业管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 F27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1-0044-03

[作者简介] 刘铁牛，湖南商学院政工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湖南 长沙 410205)

一、知识资本对企业管理创新的挑战

(一)知识资本对企业管理高层的挑战。知识资本的理论创新在于有效地揭示了知识资本与结构性资本之间的相互联系，构建了知识资本与企业市场价值的联系。在企业知识资本与市场价值关系日益明晰的情况下，企业已把目光投向非直接性投资，企业的组织知识和技能水平，已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所以，在企业内部必须建立一个正式的系统来不断审视、破坏现有流程，取而代之以更好的流程，此时的行政总裁(CEO)必须要做摧毁总裁(CDO)，以建立一个能加速学习、开发创新产品和流程的系统。通过制度安排、组织安排促进知识资本的积累与结构性资本的有效互动，使其转化为品牌和服务，实现其市场价值。

(二)基于操作层面上的企业管理各项功能的挑战。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形态和功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一是组织机构上的变化。由于中国企业运用信息技术改变管理已发展到运用信息技术重塑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改变企业产品或服务领域，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增长点，甚至改变企业本身的结构和性质的新阶段，因此企业信息网的建立，使信息的交流更加畅通，高层与基层更容易沟通，中间层次的功能逐渐淡化，高层管理者的角色将从大权独揽、发号施令的“总裁”转变为制定企业大政方针的总设计师。二是收入分配上的变化。企业知识型的员工与其他员工的报酬将拉大，知识水平的差异成为报酬差异的直接原因，企业以“能力工资”取代职务工资，拥有知识产权的员工分享着企业的剩余价值。三是企业会计方面的变化。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出现了会计信息网络化，无形资产已构成企业的主要资产，劳动者的劳动结构出现了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发展的特点。知识化的企业对知识的依赖程度很高，传统的会计方法无法将知识资本进行衡量，必须考虑建立一种新型的会计制度把知识直接列入生产函数和生产要素之中。知识资本的报告将是未来衡量企业业绩的主要方式。四是知识产权的保护。随着知识型企业发展得越来越多，知识型企业将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如在技术开发的过程中和市场化的不同阶段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企业在国际合作中的技术成果的分享、专利技术的申请、所有权、实施权、专有技术的保密等问题以及企业研究人员的权利义务关系、风险的责任和分担等问题。上述这些变化和问题使现代企业面临如组织机构的设计、分配方式的改变、绩效评价方式的构建、知识产权的保护等一系列管理问题。

二、知识资本在现代企业运营中的问题

(一)知识资本利用效率不高。由于受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我国企业管理者主要关心的是固定资产运营，而对知识资本的价值没有清楚的认识，没有主动地对这部分资产进行开发和管理，使知识在生产过程或产品中含量还比较低。

(二)企业大量知识资本以隐性方式存在。我国企业一方面对知识创新的投入严重不足，知识资本匮乏；另一方面，企业存在着对智力资本浪费的现象，一些科研成果得不到应用或科研成果在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就以成果鉴定、和学术讨论的形式公布于众，成为共享知识。我国企业知识资本的隐性化严重地制约着企业的发展。

(三)企业知识系统失效。主要表现在：企业对知识投入严重不足，导致新产品开发受阻，即使研发的项目多，也未能产生预期的效应；没有形成一个高效透明的知识系统，导致企业在选择应用技术时判断失误，在与竞争对手较量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而出现盲点等。

(四)对知识、知识型员工或企业的知识价值缺少评价方法和手段。从理论上讲，由于知识作为人们认识或感知的结果具有特殊性，而作为知识载体的人也具有复杂性，这就使得企业对知识的价值、掌握知识的人的价值进行准确地度量变得十分困难，从而造成了对企业的知识和知识型员工的度量、评价缺少有效的定量或半定量的方法和手段。

三、基于知识资本的企业管理创新分析

(一)管理创新的范围界定。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生存环境面临更大的压力，消费需求更加多样化，替代品不断增多，市场变得难以预测。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管理如果没有创新意识，市场的开发、产品的研发就成问题，更谈不上企业战略、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所以，此时的企业生存在于创新，创新应成为企业的第二职能。创新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围绕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创新。人是企业知识的载体，是一种战略性资源，支撑着企业整体经营战略，在企业未来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企业的管理必须从原来以工作为中心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二是围绕知识管理进行管理创新。随着社会经济模式的发展变化，企业的组织形式、规模、竞争战略、市场环境等方面正在发生变化，知识最终在企业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增值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知识管理必将成为21世纪企业管理的主要方面。三是围绕企业从“硬件”管理向“软件”管理方向转化的创新。传统企业管理更注重结构和系统，企业的变革也倾向于制度、规章等方面，这种只注重硬件管理的方式已不适应企业管理的要求，而围绕价值观、人员、知识、技能等方面的软件管理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将起着极大的作用。四是围绕持续发展开展管理创新。社会发展要求企业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方面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的管理应从完全趋利性的经营管理转向“绿色”的经营管理。

(二)企业管理创新的新框架。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企业的知识化包括了生产过程的知识化、劳动者的知识化、管理的知识化和生产产品的知识化。企业管理创新的目的是适应企业知识发展的需要，促进企业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激发员工的学习和利用知识技术的兴趣，实现企业知识的真正价值。现在，企业的知识资本对企业发展的贡献率越来越大，企业管理一方面要以知识为出发点，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合理地管理知识；另一方面，要实施有效的方法调动企业知识依附体――人的创新精神。

1.运用知识解决的企业运作模式。知识解决是以过去知识为基础，通过知识的创新、转移和共享来解决实际问题，以实现知识的市场价值的方式，它是企业运作的重要模式，是各种个性化问题解决方案形成的基础和前提。企业的盈利性特点，决定了企业知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知识，而是企业个性特质、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及组织文化的总和。知识解决几乎涉及到企业运作的各个层面，如企业的战略、竞争、目的等，这些问题实质是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培育企业的竞争力和核心能力。根据这些问题的性质和特点，可以选择不同的知识解决方法。因此，知识解决问题方案的形成将大大减少员工的劳动时间，提高企业的沟通效率，降低信息流动的成本，增加知识传递的带宽。

2.采用多种策略，认知企业知识管理。知识型管理强调对企业知识资本的管理，在企业内部实现知识共享并有效实现知识价值转化，以促进企业知识化和企业的不断壮大。我们不妨把知识管理分成3种策略、6个重点。第一种策略是知识管理的市场化策略，其重点是对知识来源的寻找与整理，运用的工具为知识地图(Knowledge Map)。知识地图或称知识分布图，它是指知识的库存目录，不包括知识内容本身。知识地图不但使员工容易找到所需的知识，同时也表明企业的知识属于企业全体而非某特定小组或个人。制作知识地图时应尽量反映“知识现实”而非“知识权利”，它需要企业高层的参与和专家的公正评估。第二种策略是知识管理的系统策略，其重点是企业知识内容的存储与流通，运用的工具为知识库(Knowledge Base)。一般说来知识可以分为两种性质：一种是客观及易于用语言表达的知识，我们可把它称为外显知识；另一种是主观及不易形式化的知识，我们可把它称为内隐知识。知识库的建立，可以将知识化成有形的符号，使其结构化，以便于查询。由于知识库中的知识可以让所有的员工分享，因此属于组织资产。知识库的建立可以创造股东价值的成长，它应成为知识管理的核心工作。第三种策略是知识管理的社会化策略，其重点是知识价值的创造与利用，所使用的工具是知识社群(Knowledge Community)。知识社群是指员工自动自发或半自动自发而组成的知识分享的团体，建立的基础是员工与员工的交情及信任或是共同的兴趣。知识社群最能发挥内隐知识的传递和知识的创新。例如，当某员工离开公司时，社群中的其他人可能分别拥有他(她)的部分知识，因而使他(她)的完整知识得以保存。这些保存的知识有部分内隐的性质，无法建立在知识库中，知识社群是唯一有效的转移方式。

上述三种策略企业应该采取哪种应根据企业的竞争模式和企业文化而定。在某一时期，企业可以锁定某一个策略作为主要的策略，另一种或两种策略作为辅助策略。一般而言，对于成熟的产业企业，其产品和服务已趋向标准化，企业组织的效能达到了优良，知识管理的重点在确保企业标准知识的重复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采用系统化的知识管理策略为主。相对于成熟产业而言，萌芽产业企业的产品和服务都没有达到标准化，企业组织的效能也没有达到优良，知识管理的重点在于征询专家的意见，根据顾客的要求制定可行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知识尚未标准化，采用市场化的知识管理策略为主比较合适。对于成长的企业，多半以差异化作为竞争优势的来源，产品和服务针对大众的需求，企业组织强调的是不断创新产品和改良产品，知识管理的重点是确保领域知识的持续发展。在这一情况下，可采用社会化的知识管理策略为主。

3.改造企业组织结构，建立高效的知识型的组织结构。企业的组织结构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工业经济时代科层组织结构的刚性化、等级化以及信道过长，不仅限制了企业员工的创造性思维，阻碍了知识的有效沟通，而且也抑制了企业学习能力的提高和创新能力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网络的发展使企业间及企业内部的快速沟通成为可能，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建立高效的知识型组织结构。企业应该根据信息沟通幅度原则，变金字塔式的组织为扁平式的团队组织，建立起有利于管理者和员工之间进行交流的设施和环境。在知识的运作上我们可以抓两端：一端是加强企业的研究开发，加大知识的生产和创造，另一端是加强知识向资本的转换，加快知识的周转和流通，提高知识的转换效率。

4.建立企业文化诱导模式。企业文化诱导模式是在通过构建一种团结向上、乐于奉献又能让员工乐于接受、遵循的企业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最终在企业内部营造和形成一种和谐的知识共享、投身内部创业的文化氛围。在知识经济社会，企业内拥有先进知识和高超技能的员工，成为了企业的宝贵财富，但这些人在自身利益的驱动和保护下，往往不具备与他人共享知识的内在冲动，因此，在企业内部很难达到知识资源的共享。建立企业文化诱导模式就能给企业员工营造一种正确的知识观、创业观、能力观，在强调知识共享的同时，承认个人在知识开发中的独创性和能动性，在企业内部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激励机制。

5.建立统一协调的员工培训、激励和评价体系。知识资本环境下的企业，人力资本增值速度取决于企业对员工的合理培训、激励和评价。在培训体系中，应该围绕包括学习能力、运用知识能力、对知识的掌控能力及知识的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员工能力的培训。要坚持实施员工多通道发展，提供员工多岗位实践，鼓励和倡导员工向交叉专业、边缘性专业，甚至跨专业岗位的实践发展。通过这些形式，为员工提供了机会成就的激励。除此之外，企业还必须建立复合的激励体系，如薪酬激励、股权激励等。在激励体系的设计中应充分考虑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各类激励中激励因子的构成及确定，二是知识、能力、业绩及其它要素在各项激励类型中的比重与权重构成。当然，要使员工持续地发挥作用，还必须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组织与员工、目标与结果都应该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因此，从知识和能力入手，完善人力资源的科学测评指标，特别是探讨创新知识与能力测评的技术手段显得十分的重要。

6.调整企业财务管理内容，建立多元化的财务管理体系。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利权、商标权、产品创新等无形资产在企业资本结构中比重的大大提高，无形资产已成为企业最主要的投资对象，同时也改变了企业利润形成的方式和分配方式。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的创新就是把知识资本作为企业筹资决策的重点，把无形资产、人力资本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重点，将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作为企业税后利润分配的参与者。企业的理财主体应进一步细化和多元化，利益相关者的财务要求应该看成企业理财的重要内容。此时财务目标不仅要考虑知识资本增值的最大化、债权者偿债能力的最大化、企业社会贡献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薪金收入最大化、企业的盈利与资本积累的最大化，加强企业财务的风险管理等。

7.建立企业知识资产的自身保护体系。企业的知识资产一般包括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商业秘密等，它的流失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人员流失，二是企业的合作。对于两种知识资产流失的途径，在企业内部应建立和完善知识资产管理制度，包括知识资产的保密制度、成果归档制度、劳动合同制度。要加强对企业科技人员的流动管理，对企业技术秘密给予严格的界定，明确哪些是可以被流动技术人员带走的技术，哪些技术带走后属侵权行为。另外，还要完善企业技术合同管理，切实保障企业在技术合作中的保密性和成果转让的收益。企业通过这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可以构筑起资产自身保护的体系，堵塞知识资产流失的漏洞。

所以，知识资本视角下的管理创新，不但要认知企业知识，而且要创新知识资本运行的环境条件，运用知识解决运作模式，确定合理的知识和员工的评价体系，加快企业知识资本市值的实现，从而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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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本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经济强国；品牌强国；自主品牌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2）04-0001-07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全球瞩目，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了英、法、德、日，2010年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目前，中国已有200多个产品产销量居世界第一位，如电用电器、高精密机床、工程机械、重型矿山等行业的出口产品当中有很多位列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也崛起了一大批国产品牌，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和“制造大国”。但应当看到，虽然中国制造加工的产品数量多，品牌也多，中国却仍是品牌弱国。

1994年笔者就开始关注品牌问题，策划召开了湖南省首届名牌战略研讨会，并主持了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世纪之交国内外市场接轨的大趋势及提高中国出口商品质量竞争力的对策”。在项目成果之一《面向21世纪实施“名牌强省”战略》的基础上，撰写了《实施名牌战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发展》，并获得了中国国际贸易学优秀论文奖。《光明日报》1996年10月10日以《名牌：中国对外贸易的新生长点》一文发表了其主要内容，文中强调“面临世纪之交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名牌在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突出。名牌已不单纯是划分商品档次高低的一个概念，而成了世界流行的经济语言，成了判断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科技水平、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极重要的指标。因此，我们必须以全面性的战略眼光来重新审视市场竞争与经济发展中的名牌。”现在看来，该文提出的观点与战略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面对世界市场品牌竞争的新格局，要培育和造就一大批能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制胜的中国品牌，必须进一步坚定不移地实施品牌强国战略，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驰名世界的国际大品牌，实现从“贴牌大国”向“品牌强国”的转变。

二、自主品牌强国与经济强国

自主品牌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软实力的象征，也是提高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品牌强国更是经济强国的重要基础。

（一）自主品牌已成为当代经济强国抢占市场竞争制高点的重要武器

一个国家驰名世界的自主品牌商品的多少，往往是其国家经济竞争实力的最好反映。据有关数据显示，一些经济大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来自于品牌产业创造的价值。以经济强国美国为例，美国很多大企业就是依靠经营品牌创造出价值的，美国60%的国民生产总值是靠品牌产业创造的。通过品牌的国际化经营管理，一方面，品牌产品可以打开国际市场，抢占国际市场份额，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延伸市场半径；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品牌商品，通过品牌的传播，不仅可以稳住本土市场，而且其形成的强有力的消费者忠诚度还可以有效阻止国外同类产品对本国市场的挤占。可以说，攻守兼备的自主品牌商品可以抢占同类产品市场竞争的制高点，也是一个经济强国打造可持续竞争力的必备手段之一。

（二）自主品牌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发展的新的生长点

一直以来，经济学界对于一个国家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的研究颇丰。大体来说，一国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分为集约经营与粗放经营，而走集约型经济增长之路是各国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研究地租理论时最早提出和运用了粗放经营与集约经营的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研究级差地租时对此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深刻分析和揭示了扩大再生产的重要途径：一种是通过以增加生产要素投入为主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另一种是通过以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为主的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而作为集科学技术、文化、管理于一体的自主品牌商品，其价值增值已成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选择，在做大做强品牌的同时，也是国家依靠科技创新能力、管理能力以及企业软实力提高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过程。另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拥有的品牌产品越多，其价值增值的空间越大，在自主品牌成长的同时，必然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并形成新的生长点。因此，一些国家开始站在经济高速发展主要生长点的视角审视自主品牌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自主品牌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产生的效应不仅仅局限于品牌企业本身，而且还有着强有力的产业带动和新市场开拓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地区和国家经济增长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以湖南省为例，湖南省在先进装备制造业方面形成了坚实的产业基础，拥有三一重工、、山河智能、远大空调、南车时代这样的先进龙头企业，使先进制造业成为湖南省新型工业化的亮点。

（三）自主品牌是现代市场经济下经济强国资本增值的有力杠杆

品牌产品、品牌商标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同样品质的产品，品牌厂商生产的产品售价就要高很多，这就是自主品牌的价值所在。自主品牌产品的价值不仅高于普通产品，而且还可以随着企业资本的增加而不断放大，对企业资本本身来说也具有更大的增值效力，从而形成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品牌资产的应用水平越高则自我保值增值的能力也就越强，品牌发挥的效应就越大，如将品牌的可辨认资产转移给新的产品，给新的产品带去活力和价值，这个放大效应将是非常大的。如著名的青岛啤酒在2000年掀起了啤酒业的“狂购”风潮，先后控股了上海的嘉士伯啤酒，收购了北京的三环啤酒厂和五星啤酒厂，近十年来又成功收购了几十家啤酒厂，使青岛啤酒的市场占有率大为提高，以此实现了品牌的增值。而且作为青岛的大型企业，青岛啤酒品牌价值早就突破了百亿元，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青岛在“十一五”时期取得了飞跃的发展，2011年进入了全国前十强的城市行列。作为山东省的一个地级市，能够取得如此好的成绩，离不开当地一批拥有巨大资产价值的企业品牌，除青岛啤酒外，海尔电器、海信电器、双星鞋业、奥克玛等著名品牌也支撑了青岛经济。因此，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重新审视品牌对形成经济强国的资本增值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四）自主品牌强国是经济强国的基础

纵观国际风云和世界潮流，经济的竞争在市场上体现的是品牌的竞争。要成为一个经济强国，首先要成为一个品牌强国。如发达国家拥有了全球90%以上的名牌；驰名世界的品牌产品产量不到同类产品的3%，销售额却占到50%左右。这无疑给这些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带动了其发展和繁荣。另外，缺乏品牌就会缺乏经济强国应有的内涵，如外贸加工中的利润差距就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有数据显示，中国贴牌制造一台影碟机能带给外国18美元的收益，自己只能获得其中1美元的劳务费。巨大的利润差距反映的价值空间大部分就是品牌带来的。

同时，品牌作为一个经济强国的形象，是一个国家经济软实力的象征，是一个民族整体素质和整体能力的体现。经济大国可以依靠经济总量实现，而经济强国必须依靠一批驰名世界的品牌来支撑。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制造大国，却缺少一批驰名世界的品牌企业和产品，这使得中国这个经济大国难以成长为经济强国。面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中国企业要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只有通过自主创新，形成自己的强势品牌，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才能对外形成更加强大的大国形象。

（五）自主品牌是提高经济强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要素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部署，而自主品牌则是产业与文化相融合的结晶。品牌对提高经济强国文化软实力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品牌促进了国家消费文化的凝聚力。一国的自主品牌产品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民族自尊、自信心的增强，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过程中为能够买到本土驰名世界的品牌产品而感到自豪，久而久之，就会促进消费者心理上产生强大的爱国感、幸福感。第二，自主品牌促进了国家质量文化和意识的提高。品牌产品意味着高制备水平、高质量以及较高的可靠性，是质量文化的高度凝聚。一个国家拥有的自主品牌越多，同类产品品牌的竞争就越剧烈，各厂商也会更加积极地改善自身的产品品质，牢固树立质量观念和竞争意识，以点带面，逐步扩大领域，从而大大促进国家文化素质的提高。第三，自主品牌的扩散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法律文化意识。随着经济增长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如今消费者注重品质、品牌的观念日益强烈，消费者购买品牌产品的频率增大，对于自身消费的保护意识必然增强。因此，应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的战略角度充分认识品牌的文化功能。

纵观品牌强国与经济强国的关系，可以发现，自主品牌不仅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因此，要从经济强国的战略视角去审视自主品牌给一个经济大国带来的关键性作用，努力致力于打造自主品牌强国。

三、经贸大国与自主品牌弱国的尴尬

（一）中国驰名世界的自主品牌仍然稀缺

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分工中仍处于低端。“2011年全球最佳品牌”于2012年1月16日在美国，这份由著名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的品牌价值排行榜评选了100个全球最佳品牌，作为以品牌价值为主要衡量标准的排名，吸引了世人的眼球。然而，作为经济大国和制造大国的中国却无一家大陆品牌登榜，中国台湾地区企业HTC第一次上榜，也是排第98位。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中国还不是品牌强国。

（二）中国出口贸易产品仍以贴牌为主

中国的货物出口额已稳居世界第一，但所出口的商品中90%的是贴牌产品，拥有自主品牌的不足10%。由于自主品牌缺失，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为追求出口贸易高速度，过分依赖三资企业及加工贸易、代工发展模式，而忽视了自主品牌的培育，缺乏自主创新的制造。中国出口企业拼的是汗水，赚的是劳务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本土的大量资源和市场，迫使企业在全球产业链的价值低端长期徘徊，使得整个国内企业围绕微薄的代工费用而努力，没有抢占到有利的利润价值空间。

（三）中国自主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低

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有61家企业进入了全球财富500强，且其中部分企业的规模和年销售额都排在世界前列，却很难从中找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品牌。中国品牌在国外消费者或者客户中的影响力比较低，中国制造往往被认为就是中国生产而已，并没有上升到国际大品牌的概念，因而造成在国际化市场推广过程中竟争力的不足。英国WPP集团旗下品牌咨询机构华通明略（Millward Brown）客户群总监王幸称，80%的海外消费者甚至都说不出一个中国品牌。更甚的是，不少国外消费者或者客户往往视“MADE IN CHINA”为缺少技术含量的廉价产品。

从整体上看，中国品牌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这不仅不利于中国品牌开拓国际市场，而且还很容易被国际品牌挤压市场成长空间。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让中国品牌在世界知名品牌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品牌。

（四）中国自主品牌的国际竞争力低

从品牌价值竞争力来看，中国品牌价值与国外一流品牌价值相差甚远。2011年5月华通明略的全球品牌百强榜单上，苹果品牌价值位居榜首，为1530亿美元，而作为中国品牌价值排名第一的中国移动，其品牌价值为536亿美元，仅为苹果品牌价值的1/3。

从品牌的市场竞争力来看，在全球化竞争时代，中国企业不缺乏产量优势，也不缺乏品质优势，中国能为众多世界级品牌做OEM就是例证，但中国企业唯独缺乏的是品牌竞争力优势。在产品日益同质化的今天，品牌竞争力显得尤其重要，它是形成并实现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外在表现。尽管十年前中国对外投资还不到30亿美元，人世十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总量为3124亿美元，而现在每年的对外投资就达到了600亿美元，但从对外的扩张竞争来看，中国品牌的海外竞争力还不够。作为在国内竞争力比较强的企业，走上国际化扩张道路后，对外扩张的竞争力一直在考验着中国跨国公司规避风险的能力和产品的品牌。然而，真正的全球大品牌企业在海外扩张过程中，竞争力都是一步步得到加强的，业绩也是逐步提升的，如沃尔玛、家乐福等连锁企业。因此，在品牌竞争力方面，我国企业与西方跨国公司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除此之外，在进行品牌培育的过程中，中国企业还没有充分考虑投入带来的产出效益，没有意识到品牌带来的长期效应，短期意识左右了品牌培育的投入，这样就不利于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的形成。

（五）中国自主品牌的成长环境亟待优化

一方面，市场竞争不规范，如国产品牌在广告招标、促销等方面的恶性竞争，使一批著名国产保健品饮料品牌，包括乐百氏、太阳神、红桃K、三株口服液等，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衰落。另一方面，因体制制度滞后，国产产品自残、内耗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中国第一商业品牌“国美电器”的窝里斗，第一国产饮料品牌“王老吉”的官司诉讼，乳业品牌“太子奶”的厄运等等。此外，假冒伪劣产品冲击著名品牌，品牌资本的知识产权维护也亟待改善。

我国现阶段形成经贸大国与品牌弱国并存的窘境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一是传统的数量型增长与粗放型发展方式主要依靠资源高消耗、资金大投入、廉价劳动多投入，而忽视了技术创新与品牌创新。从整体上看，中国企业还没有完全摆脱高投入的外延式增长模式，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知名品牌。二是在出口贸易中过分倚重三资企业及加工贸易的战略，过多地依靠引进国外技术形成自己的出口数量竞争优势，代工多，贴牌生产多，却压抑了自主品牌创新。三是各级政府追求GDP快速扩张的冲动，以及权力之手对市场的非正常干预与替代，扭曲了国产自主品牌正常发育的市场环境，相当多的国产品牌的生命周期都很短。

四、走向自主品牌强国的路径

（一）努力增加自主品牌，实现从“贴牌大国”向自主品牌大国的转变

要成为品牌强国首先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为别国贴牌生产的格局，实现从“贴牌大国”向自主品牌大国的转变，顺利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过渡。通过不断做大做强国内自主品牌，形成强有力的市场影响力和消费者忠诚度，大力促进国内知名品牌成长为世界知名品牌；通过品牌的力量展现中国的国家形象；通过品牌扩大产品销售业绩，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例如，近年来湖南省就借力国家培育自主品牌政策，大力推进自主品牌建设。目前，自主品牌建设已成为助推湖南省新型工业化、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新一轮快速增长的有效途径。湖南省在自主品牌建设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仅2009年就申请专利15948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1754件，同比增长46.49%，居中西部地区第一位。目前，湖南省经国家工商总局认定的驰名商标有165件，拥有量居中西部地区第一位；核准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52件，拥有量居全国第八位。湖南省工商部门认定的湖南省著名商标1612件；远大空调等29个产品获中国名牌称号，531个产品获湖南名牌称号；湖南广播电视台、跻身2011世界品牌价值实验室评选的中国品牌100强；“三一重工”、“隆平高科”分别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国家工商总局联合评选的中国商标创意、商标运用国际金奖。

当然，在加大制造业自主品牌建设的同时，尤其应注意强化服务业的自主品牌建设。要在金融、证券、保险、交通运输、物流、商贸、旅游、文化服务、管理咨询、法律服务、教育培训等服务业领域培育和造就一大批强势品牌，以此带动服务贸易的崛起，实现我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长期均衡协调发展，形成与我国贸易强国相适应的贸易结构。

（二）高度重视产品质量，构建中国自主品牌的高质量平台

质量是品牌的生命，品牌需要产品质量支撑，产品质量是产品打开市场的试金石，任何品牌要想在市场安身立命，都必须依靠质量这一通行证。品牌产品的质量只有经过市场的长期检验，才能取得消费者的信任与偏爱。质量上不去，品牌最终会被市场淘汰。品牌强国首先应是产品质量强国。目前，各行各业的企业都在努力提升品牌影响力，其关键是要使产品自身质量过硬。所有品牌产品都要千方百计提升产品的性能，保证产品的质量，完善产品的售后服务，降低产品成本。要严格按照国际质量标准体系，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全员质量管理，在产品质量上要精益求精，杜绝不合格的劣质产品进入市场流通环节。在建设两型社会和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新形势下，所有企业都要在产品提升和质量控制方面做更多的努力，进一步提高产品的综合竞争力，努力在产品质量方面达到和超越国外同类产品。要长期坚持打击制假贩假，打击仿冒国内外名牌商品和以次充好、以劣充优、以假乱真的违法行为，尽可能将假冒伪劣产品从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清理出去，改变中国制造与假冒伪劣混同的印象，用一流质量重塑中国制造、中国品牌的形象。

（三）加大产品科技创新力度，提升中国自主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提升品牌竞争力的核心是紧紧抓住自主技术创新这一关键，让品牌产品的核心技术能“顶天”。最具价值全球品牌排行榜（2011）中前十强企业显示，科技型企业占了半数以上，显示出科技创新所具有的魅力，如排名第一的苹果公司的品牌价值同比2010年增幅就高达84%。从世界经济史看，正是依靠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才使英国成为跨越18、19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领头羊；美国正是抓住了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重视科技发明和发挥个人创造性，才出现了从爱迪生到乔布斯等一大批科技创新精英，成为连续一百多年雄居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创造第一生产力。可以说，经济强国都是创新强国。创新是品牌的基础，创牌就要创新。要努力将贴牌大国打造成品牌强国，依托科技创新打造自主品牌是重要选择。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全球化时代企业的竞争主要是核心技术的竞争和知识产权的竞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品品牌，不仅可以使企业形成自己的技术壁垒，而且还可以避免陷入产品市场的恶性竞争。因此，企业应进一步依托科技投入、知识产权来打造品牌竞争优势。一方面，企业应大力加强科研队伍建设，大力引进优秀科研骨干，形成科研团队和梯队。要进一步改善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及福利和薪酬待遇，激励科研人员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创新，促进高效的成果产出。另一方面，企业应保障科技投入资金来源，每年安排销售收入或者利润额的一定比例投入科技研发当中，并加大对科技研发成果的保护和奖励力度，对于获得专利的项目给予奖励，加速知识产权形成生产力，促进品牌的成长。同时，企业应在知识产权不断推陈出新的基础上，做大做强企业规模，利用各种途径做强和做优产品品牌，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加快推进品牌企业上市，利用资本市场的杠杆效应，来扩大品牌在产业聚集与集群方面的特殊功能，为企业和品牌的可持续发展与成长注入活力和动力。

（四）拓展品牌营销网络，努力提升中国自主品牌的市场份额

市场份额与市场占有率是品牌发展的基础，要成为强势品牌，既要在科技创新上“顶天”，又必须在市场营销上“立地”。要打造强势品牌不仅需要国内市场，也需要国际市场，对此，作为品牌生产企业，应该努力拓展品牌营销网络。首先，做好国内市场开拓。要以市场需求及企业发展战略规划为中心设置营销网络，拓展产品国内市场。还可以利用出展机会，改进国内交易会的参展工作，提高参展效率。引导企业设法进入国内大批发商、连锁商的销售网络，减少中转环节，增加产品效益。还应利用电子商务加大网上营销、网上交易，开展多种形式的商品网上交易，推介企业产品，寻找潜在客户，发现贸易信息，努力创造和开拓消费需求。其次，做好国外市场开拓。了解国际市场和国际经营普遍运作规则，研究国际市场基本走势和各个区域市场具体特点，是企业有针对性地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和拓展国际市场营销网络的重要依据。必须重视国际市场调研，及时了解国际市场变化信息。在具体营销网络拓展方面，可以在国外开设销售分公司，并通过这些“窗口”向周边地区辐射。这为企业获取海外市场信息，直接参与市场销售提供了优势和便利。还可以通过在境外注册商标，加强宣传，提高商品知名度，促进国产商品销售，提高其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要尽可能地使中国品牌进入境外的大型超级市场与中高档商品购物中心，提升中国品牌商品的价值形象及市场影响力，特别要重视组建一批跨国经营的大型流通连锁企业，在海外市场抢滩设点，扩大中国品牌产品的销售。

总之，应鼓励企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企制宜、因产品制宜，采用各种各样的分销渠道方式拓展国内外市场，形成展销网、直销网、互联网、专业市场网、海外企业网、分拨点网等纵横交错的发达营销网络体系，提高产品的影响力。

（五）做好品牌建设与培育，强化中国自主品牌的文化软实力

品牌的建设和培育既需要企业自身夯实基础，也需要社会各界及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和社会各界应提高有效保护商标知识产权的力度，花大力气挖掘本土品牌商标注册，致力于打造驰名商标。另外还需要努力致力于品牌产品的国际化推广，打开国外市场。除此之外，还应通过品牌战略的深入实施，加大对品牌示范企业和品牌城市的支持力度，为更好地建设各地区品牌提供坚强的保障。

各地区应为产品品牌的推广提供一些便利，如可以利用当地舆论优势，为本土的企业做好宣传工作；同时，挖掘当地的文化，融入到企业当中，形成稳定的品牌。湖南省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如进入2000年以来，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围绕省委、省政府品牌战略推进构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采取召开新闻会等形式，在3·15消费者权益日和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免费印发宣传资料和开展培训，组织媒体进行专题宣传等，加强商标法律法规和商标知识宣传教育；举办驰名、著名商标电视展播，开展商标示范活动，组织驰名、著名商标企业参加商标节、博览会等，加大驰名、著名商标培育力度，有力促进了湖南省企业品牌的发展壮大和湖南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除此之外，在推广品牌的时候，还要注意挖掘老品牌的价值，比如杨裕兴、同仁堂等，特别是国家保留了几百年的品牌。

（六）提高企业素质，提升中国自主品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