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企业;经济;统计;问题
随着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当前在进行企业发展改革的同时,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企业经济统计问题当前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虽然当前相关部门已经对企业经济统计做出了多次调整,但是始终很难得到预期效果,企业传统经济统计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这从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因此,对当前我国企业经济统计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很有必要。
一、现阶段我国企业经济统计中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统计工作不受重视
当今我国多数企业领导、员工对统计并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经济统计工作的重视程度普遍不高,甚至一些企业领导认为这项工作只不过是经过简单计算以后将数据填在表格中而已,对企业发展起到的作用不大。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很多企业的统计部门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中,数据统计人员不专业,甚至由其他部门人员兼职,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根本得不到保证。同时,一些企业中估报统计表是由领导按照自己的经验制定的,或者到必须交报表时才匆匆赶制,因此报表的完整性及真实性不能得到保证。
(二)企业未建立健全的经济统计体系
由于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很多企业经常以自我为中心,同时,同行之间也很少进行交流与沟通,企业发展处于一种较封闭的状态中,对于外界变化情况的掌握不够,虽然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很多企业依然受到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经营理念的影响,尤其是经济统计的影响更是显著,这不仅会降低企业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应变能力,同时企业也很难在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得到生存与发展。统计口径变得细窄,企业整体经营情况很难真实的、全面的反映出来,这无疑与现代经济统计理念相悖,经济统计体系不健全,这对企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三)经济统计和企业发展不适应
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必须保持一致性,这样才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企业的发展。但是当前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企业经济统计工作很难和企业发展保持一致,虽然从整体上来看,企业经济统计和企业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仔细分析,我国经济统计发展明显赶不上企业发展的步伐,企业经济统计制度缺乏,因此企业经济统计过程中根本没有准确的数据作为支撑。很多企业始终在沿用以前的统计指标体系对数据进行统计。因为这项体系主要是在经济企业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只能在经济企业中适用。
(四)企业经济统计人员素质不高
众所周知,企业经济统计对人员素质及技能的要求非常高,这方面人员必须具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同时具有熟练的专业技能和较强的责任心,这样才能从最大程度上避免由于人为因素而造成的数据问题,避免由于数据问题对企业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当前很多企业中统计部门的管理存在一定问题,很多统计工作均由其他部门人员兼职,或者外聘统计人员,这些人员对企业的经营理念并不了解,因此统计工作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误差,进而对企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二、企业经济统计的强化措施与对策
(一)不断强化企业经济统计意识
面对当前企业经济统计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企业领导必须不断增强经济统计意识,将经济统计工作纳入到管理重点的范畴中,引导全体员工参加到经济统计建设工作中来,配合将经济统计工作做好。企业管理人员应该利用好自身的职能,对现有统计资源进行整合,进一步明确工作分工。在经营发展过程中,企业管理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对经济统计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使原本复杂的统计程序变得简单化,从而保证经济统计工作可以得到顺利开展。同时,还要意识到理论建设的重要性,为企业发展提供具有价值的信息和数据,在实践过程中对思维方式进行创新,最终进一步推动企业的发展。
(二)积极转变企业经济统计功能
企业经济统计中评价、分析及描述是基础功能,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分析功能,统计工作人员必须按照企业的实际情况,明确统计方法与手段,利用先进的统计软件来推动企业经济统计工作的开展,同时利用先进的工具和设备对企业现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并对企业今后的发展趋势及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预测与规避。企业管理人员必须对当前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进行掌握,对企业今后的发展进行准确规划[3]。在整个统计功能中描述功能占据基础地位,可以对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进行真实的描述,细致的描述出所有统计指标之间的不同和关联性,使综合性统计指标得到最终实现,构建出一套完整的统计指标体系。
(三)对现有经济统计手段进行创新
随着近年来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经济统计在当前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为此,企业又必须对经济统计内容进行拓展,例如引进虚拟运作、电子商务统计等统计方式,从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企业还要对各种先进的统计软件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从中选择最适合企业发展的统计软件,并合理利用决策支持系统、计算机技术及网络控制技术等保证经济统计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与企业自身特点相符合的管理平台,对企业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测,及时了解并指出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为企业稳定发展提供保证。
(四)提升经济统计人员整体素质
在企业中统计人员专业素养与统计数据质量直接相关,所以,企业必须定期组织统计人员参加专业培训,特别是要对那些基层专业素质不高人员进行培养,在短时间内使其对数据采集、填写报表的正确放大进行熟练掌握。同时,企业还要充分重视人员的考核工作,利用考核来督促和引导统计人员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自觉提升职业道德水平和综合组织。此外,企业领导应该意识到加快培养经济统计人才的重要性,在平时的工作中提升其观察能力、语言交流能力及逻辑思维能力,并及时制定引导和鼓励机制,以此为基础展开经济统计工作。
作者:田桂梅 单位:南昌工学院
参考文献:
[1]张竣瑕.浅谈企业在经济管理中如何提高统计信息的质量[J].现代商业,2013(11).
[2]刘淑荣,马红.浅谈企业统计工作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及强化措施[J].统计与咨询,2011(02).
[3]樊涌敏.浅谈企业经济管理中的常见问题及其解决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14(12).
(1)人力资源问题一个企业的经营靠的就是人的经营,人的存在才能显示出企业的存在,人才,是企业的根基,要敢用人,会用人。但是说永远比做要容易,大多数的企业目前在人力资源方面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现总结为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企业人员的频繁流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员工不断的流走不断的补充,尤其是重要员工的流动,会使得工作进度和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对于企业的稳定起到了反作用,也不利于企业凝聚力的体现。试想一下,连企业的工作人员都不喜欢本企业,不愿意留在企业内,合作的客户会喜欢吗?第二,企业员工没有经过专业的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在员工培训上不够重视。在员工培训上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够。学习能力低,企业很难提高内部的人力资源,这就使得企业人员的素质低。第三,缺乏完善的激励,绩效制度。如果企业内部赏罚不分明,员工就会感觉不公平,也就没有了工作的主动积极性。第四,企业没有规范的用人机制,做不到知才善任。以上问题显示,在企业中,真正有管理才能的员工不能被重视和重用,付出的得不到应有的报酬,最终导致了企业内部人员心浮气躁,不团结。一个企业的人力资源不够稳定,企业也会出现人力资源危机,而所导致的后果则是企业不能健康发展,企业都自身难保了,就不要说要长远发展和市场竞争了。(2)管理制度问题标准化管理,就是合理规范的制度化,就是纪律化,而不是人治。在我国企业管理方面,一直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守旧的思想,管理制度没有顺应形势变革,还是原来的管理制度。(3)管理组织存在落后管理组织落后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企业的管理模式缺乏创新意识,比较单一。第二,各部门之间受传统管理理念的束缚,其沟通和配合方面也出现严重影响,在企业内部中各系统相互交叉,部门之间责权利分配不清,甚至时常发生抢客户或奖励等内斗的矛盾。第三,企业领导的工作时间分配不合理。大多数企业领导的时间都用来应酬和冗长的会议。这样,相应的就使解决企业方针问题的时间太少、学习时间减少,使工作效率大幅降低。
二、企业经济管理问题的应对措施
1、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保证经济运行在企业的经济管理中,人力资源是重要的中心环节。对企业经济管理体系来讲,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是非常必要的,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开发出一套适合本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办法,不断对员工进行奖赏、考核、选拔等,确保企业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不断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执行力。2、完善企业部门的机构设置细化实现科学经济管理,第一,职能部门和组织机构的设置要合理。第二,作为企业管理者要明确自己的只能,企业的战略性发展方向取决于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决策,要明确在企业中的位置,协调企业各部门的工作,在企业经济管理方面能制定出合理的科学的大方向。第三,有专门的负责人负责经济管理体系。第四,奖罚分,激励基层员工的工作动力。3、制定经济管理文件,完善经济管理制度为了确保经济管理体系能够科学标准的运行,在制定规章制度和管理文件时立足长远,带着战略眼光,按照合理标准的程序明确清晰责权利,内容范围要保证在经济管理领域内。通过规章制度,为企业创建良好的文化氛围,正确的引导企业员工向着经济目标努力。4、不断创新,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合理的对企业经济管理进行改革创新是提高其水平的前提,开发新市场,研究新形势,努力的跟上市场的脚步并最终能领导市场。企业领导不仅要随时的更新企业的经营理念及战略部署,同时还要不断进行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不断进行资源的优化组合,面向市场,发挥团队力量,形成产品开发活力。
三、科学的企业经济管理最为显著的特性及新趋势
科学的企业经济管理,最显著特性及新发展趋势有以下十个方面:1、战略目标具有长远性2、实现企业发展的整体性3、实现管理手段创新性4、企业经济管理特别注重效果持续性5、从科学管理向人本管理发展6、经济管理从生产者导向和技术导向向顾客导向发展7、组织结构金字塔状向扁平化发展8、经济管理的重点从硬件管理向软件管理发展9、方式民主化和决策重心下移10、团队协作的普及和沟通的网络化
四、结束语
总之,经济社会不断的发展变化,企业经济管理也要适应环境而随时变化,只有科学合理并适合本企业的管理才是最好的。其前提要充分的认识企业本身并能了解企业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特点,才能更好的对企业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和制订,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和社会经济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还有部分企业在经济管理制度方面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其主要为:第一在制度的执行方面缺乏监督力,第二是企业发展和管理制度不对称,在通常情况下企业的发展速度要远远大于企业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制度,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制度很先进,然而企业所处的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没有达到制度的要求,这就导致了制度资源的浪费,更大地是不能及时适应企业的经济发展需要。在内部管控方面缺乏有效的制度。目前我国企业在内部控制方面普遍存在目标定位较低、并且形式化、简单化问题严重的情况,不能形成进行内部控制的科学体系、也不利于进行统一的指挥和协调,而仅是注重内部会计管理控制、视野范围过于狭窄等不足。市场经济环境是瞬息万变的,但是企业领导者和企业管理层在危机意识和战略管理意识方面还比较弱,这就导致了许多企业提出的全面经济管理成为空谈。目前,多数企业将财务审计当成是进行成本控制的主要手段,从而避免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出现流失或浪费。但在日常的经济管理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因为在管理授权过程中存在问题,单纯把财务管理当成是全面经济管理的做法是存在问题的,其缺少了对公司核心机构和管理层的管控,容易导致企业在财产和物质方面的损失。
在企业内部进行经济管理环境的自上而下创新,改善经济管理的氛围,实现企业创新机制的完善,确保创新动力的存在。在对理念进行创新,针对新的经济形势,应对两大理念加以明确,一是创新战略理念,一是创新危机管理的理念。所谓战略创新主要是指在制定和实施企业战略时应具有全局性和先进性。在执行的具体过程中,企业对运作方式和竞争方式不断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培育、核心竞争力,并实现竞争优势的保持和扩大,使企业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危机管理是当前所有企业必须上好的一课,可以说危机管理要贯穿整个企业的所有发展阶段,只是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企业经济管理中,危机管理所占的比重不同,在通常情况下,相对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的企业来说,风险意识和危机管是企业进行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对制度加以创新,形成经济管理的全面化制度。在制度方面进行创新能够推动企业的进步和发展,为其经济管理方面的创新打下良好基础,实现推动力的增加。经济管理创新是解决企业内部资源如何组合、使之尽可能多地产出问题,也就是建立起面向市场的内部组织框架,形成产品开发活力、行为激励体系及高效运作的机制。确保企业全员参与到经济管理决策机制的全面监督过程中在新形势下是经济管理创新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注重刚性管理规章和制度的权威性的企业而言,应通过对制度加以创新,以确保管理具有人性化和柔性化的特点;而对于那些制度过于强调先进性而缺乏适用性的企业制度来说,则应通过对制度进行创新来使得企业能够适应内外环境,确保企业经济管理效率得到提高。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实施全面有效的经济管理监督程序。应在内部控制管理方面实现战略性的转型,确保企业内部控制将成为全局性管理而非仅是财务管理的一个具体职能。作为企业经济管理的主要组成部分,相比较于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应积极构建预算管理为主的财务管理模式,这有利于实现企业在未来内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进行的科学控制、规划和协调,并经过预算来对企业经营过程加以计划、组织、激励、控制,使得财务的约束和控制能力得到提高,确保财务预算的实现,在财务管理渗透力方面得到提高,使得财务管理的工作领域不断拓宽,以更好的促进全方位和全体成员财务管理体系的形成。
作者:段宜津 单位:哈尔滨量具刃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求利——企业经济行为的内因驱动
什么是企业?企业因何而存在?这是探究企业一切经济行为的逻辑前提。根据现代企业理论,对什么是企业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概念界定。一是科斯的定义,他认为“企业的显著标志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在企业之外,价格运动调节着生产,对生产的协调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实现的。在企业内部,这些市场交易不存在了,和这些交易相联系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让位于调节生产的企业家协调者”①,也就是说,企业是一种可以和市场机制互相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手段和机制。二是詹森和麦克林的定义,他们认为企业是一种为个人之间的“一组契约关系”充当连接点的组织,是一种法律虚构。就企业而言,这“一组契约关系”就是劳动所有者、物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提供者、产出品的消费者相互之间的契约关系②。综观两种界定,我们不妨对企业作如下初步诠释摘要:所谓企业,是指一种用以协调内部成员及利益相关者的契约关系,可以替代市场机制的个体协作组织。
既然企业是个体协作组织,那么能够依托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相互利益关系的个体小生产者为什么要进行合作和组织企业?对此,马克思在(资本助中曾作过深入分析,并指出协作“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③。在马克思看来,个体小生产者之所以向协作转化并组建企业,主要基于以下两种原因摘要:一是个体小生产者自身的历史局限。马克思认为个体小生产者由于“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因而“自然要被消灭”④。二是作为协作组织的企业有诸多优越性。马克思认为摘要:“单个的劳动者力量的机械总和,和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⑤,“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目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⑤。也就是说,个体小生产者进行协作的根本目的,是因为协作生产比单个生产能节约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获取更多的规模收益。
和马克思不同,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一方面从生产成本和度量成本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企业的成因,比如美国闻名经济学家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中曾指出摘要:“假如协作群生产的产出足够大,以至于和不可分离的生产的产出总和相比,超出的部分足以抵销用于组织和约束协作群成员的成本,则协作群生产就会被采用”③也就是说,协作群生产代替个体生产的原因不仅是生产成本的节约,而且是生产成本和度量成本总和的节约。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家从交易成本的视角论述企业的形成,比如威廉姆森认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及少数交易参和者之间的关系是导致市场失灵的环境因素,再加上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人为因素,使人们在拟定、履行和强制执行市场契约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最终导致交易在企业内部而不是在市场上进行”③,因而由企业组织代替市场交易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便可以得出以下逻辑推论摘要:无论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古典企业成因的分析,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对现代企业形成的论述,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作为个体协作组织的企业的产生缘由是为了通过“队生产(teamproduction)”的方式节约生产成本和度量成本,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生产效率,创造规模效益,从而既可以实现个体无法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又可以使参和协作的个体生产者能够获得其在单独生产中无法得到的“合作剩余”利益。一句话,人们发明和创造企业组是为了自身更好地“求利”,更好地实现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愿望。因此,追求自身利益和效用最大化,必然构成企业一切经济行为的出发点和内在驱动力。
二、求德——企业经济行为的外在规制
企业既然因“求利”而存在,那么如何才能求得利?如何才能求得多利、长利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企业应采取何种方式、通过何种途径才能实现自身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以及福利的长远增进?
首先,企业求利的实现条件取决于是否有物可利他人。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经济条件下,企业从事商品生产和提供劳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自己进行消费,而是为了用于交换,通过满足和其交换者的某种需要来实现自己的获利追求,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企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摘要:一是企业必然能够生产出一定数量的产品或提供一定数量的劳力,二是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劳务必须对他人有用,能够足他人的某种需要。倘若企业既不能生产出一定数量的产品,又不能提供一定数量的劳务,却只想从别的经济主体那里获取什么的话,那么,在自由交换的市场中别的经济主体便有正当的理由不和其发生联系——一因为每个企业都会追求和保护自己应有的利益。企业要想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要拥有可以交换之物,必须要考虑愿意和其交换产品的另一方的愿望和需求及其强烈程度,把自我的利益追求和另一方面的需要满足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实现其生产产品的“惊险的跳跃”。
其次,企业求利的数额多少取决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节约。企业求利要有产品和劳务和他人交换,而求利的份额多少则决定于自己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劳务所包含的劳动量耗费。在市场交换中,决定产品和劳务的劳动量并不是单个企业生产这种产品和提供这种劳务时所耗费的劳动量,而是生产这种产品和提供这种劳务时的平均必要的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曾指出摘要:“每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物化在它的使用价值中的劳动量决定的,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⑤。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和任何一个生产部门内,虽然因生产条件游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的差异而导致的不同生产者生产同一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各不相同,但决定商品价值量却是社会上大多数商品生产者在大致相同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和劳动强度下,生产这种商品所需的社会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假如单个企业生产某种产品和提供某种劳务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或相当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企业的成本支出和劳动耗费不仅将得到补偿,而且能得到应得利润,甚至还能获得超额利润。因此,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必然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支出和劳动耗费,以获取应有的甚至超额的利润回报。长期以来,由于受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人们对企业的成本支出的熟悉往往只局限于生产成本,其实在企业的成本核算中不仅要考虑生产成本支出,而且还要考虑交易成本支付。按照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也就是说,无论是企业内的人和人的交往,还是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他相关人的交往都是有费用的、有成本的。因此,根据现代企业理论,要想增加企业求利份额的总量,不仅要注重对企业生产成本的节约,而且要更加注重对企业交易成本的节约。
最后,企业求利的时间久暂取决于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整个社会的认可程度。从表面上看,企业利益的获得似乎只和和其交换者有关,似乎只要得到和其交换者的认可就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其实不然。第一,由于企业存在于社会之中,因而其求利活动的正常规进行有赖于社会的认可和保障。根据现代产权经济学理论,“市场交换的实质是一组权利的交换”。要使价格机制运转起来,参和交易者必须对所要交换的物品拥有明晰和专一的可以自由转让的产权。假如没有独立的产权,获准进入交换市场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地位,也就不可能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和竞争主体。而企业要想获得对其用于交换产品的独立产权,不仅取决于企业是否对这些产品的生产付出过劳动,而且取决于社会对企业产品所有权的认可和保障。倘若社会不存在承认和保障企业拥有合法追求自身利益并对这种利益拥有所有权的制度,那么,即使企业为生产某种产品付出过再大的劳动耗费,也无法保证其对这种产品拥有绝对产权并持续获利。第二,由于企业求利活动会产生外部效应,因而其求利活动的顺利进行需依托社会力量的强力调控。所谓外部效应,按照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的解释是“当某个人的行动所引起的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时,就存在外部性”,也就是说,某种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一定在其自身的成本或收益上表现出来,但却会给其他经济主体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好处或坏处。当其结果能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好处时,被称为外部经济(正的外部效应),反之,则被为外部不经济(负的外部效应)。长期以来,人们对企业交换结果的探究往往仪困于交换双方的利益实现,而对其可能对非交换方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却熟视无睹。其实,任何交挽行为都会对非交换方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呈现出或正或负的外部效应。比如摘要:甲生产面包,乙生产皮衣,两者相互交换,从内部效应来说,满足各自对食物和衣服的要求;从外部效应来说,则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再如摘要:丙进行贩毒,丁进行吸毒,两者相交换,从内部效应来说,满足了各自对和赚钱的需求,从外部效应来说,则败坏了社会风气。因此,要保障企业获利的长久性,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增加社会福利,维护其他利益相关人不受侵害,必须动用社会、尤其是政府力量制定制度规范,使企业外部效应内部化。
由此可见,作为因“求利”而存在的企业,要想获利、获多利、获长利,一方面必须以利他为手段,通过不断改进技术,改善管理,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生产或提供可以满足他人需要的产品或劳务,从而使自己的私人劳动能顺利地转化为社会劳动,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和谋利最大化。另一方面,企业必须立足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自觉承担起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整个社会的应有责任,努力使企业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效应内部化,防止自身成本“外嫁”,潜心营造企业能够长期获利的社会氛围。反之,假如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仅从满足一己私利出发,那么企业的求利行为就难以实现,或即使实现,也难以持久。因此,企业在求利过程中不仅不可以排斥“利他”,而且必须依靠“利他”,这是不以任何企业的个体意志为转移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求德利他”是企业一切经济行为的约束力和外在规制。
三、均衡——企业经济行为的理性抉择
即然作为个体协作组织的企业因求利而存在,而求利又必须以利他为手段,那么,当求利利己的目的和求德利他的手段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企业是否会为了利己而不择手段,或为了利他而不惜损己?还是努力寻找求利和求德的均衡点呢?在这里就牵涉到一个新问题,即以求利为目的的企业经济行为是否存在一个伦理限度?
德国闻名的经济伦理学家科斯洛夫斯基曾对企业如何对待求利和求德的关系作过考察,并将其分为三类摘要:一是“行为人能够无条件地按照道德进行交易。他把道德行为和个人行动都视为经济利益,把公共利益机为他个人利益,即他按照道德进行交易不受其他人的影响。”这类企业往往把求德和求利绝对等同起来,甚至可以为了求德不惜损害自身的利益。这类企业所作出的行为选择虽然在道义上值得称颂,但由于偏离了企业经济活动本身的直接价值指向,因而在经济活动中缺乏现实性和普遍性。二是“个人能够无条件地按照道德进行交易。假如其他人或大多数人也这样做,他预备遵守道德规则,假如他感觉只有他一个成了‘傻瓜’,他就自己破坏规则”。这类企业并不是康德式的义务践履者,它往往把求利置于求德之上,认为求德必须得利,也就是说,企业是否按照社会公认的道德要求从事经济活动,是有条件的,而这个条件从根本上讲就是不得损害企业求利的最低限度。三是“假如所有的人都得到了较好的待遇,个人还可以理解,假如所有的人都遵守规则,最佳情况是所有其他人都遵守规则,只有他自己不遵守规则。”这类企业在行为选择上极具投机性,是典型的“逃票者”,既希望享受因社会整体道德秩序良好而使自己的交易成本有所降低所带来的好处却不愿支付任何代价,又企图获取由于自己对社会道德规范的违反而使别人的交易成本有所提高所带来的额外收益却想逃避惩罚。
根据科斯洛夫斯基对企业作出经济行为的道德条件所作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摘要: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绝大多数企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权衡,往往会选择第二种情况,总希望通过自己对社会道德规范的遵循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将第一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予以排斥。因为第一种情况即求德不计成本的非现实性,必然导致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而第三种情况即求利不择手段的反道德性,也会使企业因受到社会舆论谴责和法律制裁而加大成本支出,从而丧失竞争能力,同样会被淘汰出局。然而,就第二种情况而言,企业在经济行为的选择中自觉求德择善也并非没有条件、没有限度,这个条件和限度就构成企业一切经济行为的伦理限度。
一、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后二轻企业面临的困难及存在的问题
二轻企业大部分创办于五、六十年代,历史悠久,受计划经济影响根深蒂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要求,二轻企业机制不活、历史负担沉重、思想落后、人才外流、业务外流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竞争处于劣势,企业相继停工停产。在二轻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共同努力下,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采取了一系例行之有效措施,确保联社资产不丢,人员不散,机构不撤,实现了平稳过渡。在转制过程中,有几家企业发挥党组织保垒作用,深化企业改革,开拓进取,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调整产品结构,经受住了市场经济的考验,到目前还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实力。如柳市联轴器厂实行车间承包,沪乐集团,花边二厂,玻璃钢总、机电仪表厂等企业实行整体承包;多数企业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实行停产减员歇业,出租厂房或租凭经营。由于方法正确及时,企业没有债务,保持着一定的生命力,至今仍能维持正常管理。相反,一些企业往往不经市场调查和民主决策就盲目上马,致使设备、土地等大量闲置,投资失误造成经济损失严重;一些企业由于管理不善,经营陷入困境,在实行承包经营后,又出现盈利归自己的,亏损归集体的现象,只包盈不包亏,如制鞋总厂。这些都给企业带来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企业经济日益困难,企业进入恶性循环,债台高筑,企业内部矛盾日益突出。一些企业由过去的生产型转为管资产型后。由于职工长期下岗,导致职工与企业、职工与领导、甚至领导与企业之间,关系日渐疏远,缺少一种企业精神。但是个别企业领导干部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仍然在不顾企业条件,生活上搞特殊化,置职工想法于不顾,拿企业工资,打企业电话,办私人事。没有很好管好企业资产,管好企业人,办好企业事,职工意见很大。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企业转制过程中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领导干部廉政监督工作的力度,做到从严治党,从严治企。
二、二轻企业从管理资产到企业改制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及存在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机制是企业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二轻企业在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各方的原因,部分企业职工对企业失去了信心,企业很大程度上存在信用危机,致使职工不断上访,内容虽然方方面面,但焦点是要求企业尽快改制,企业改革势在必行,企业从以往管资产走向改制。当前二轻企业改制已进入实质性阶段。经过几年的努力,已有20多家企业完成整体拍卖、职工妥善安置的改制任务,十来家企业正在改制中,通过改制大部分企业职工得到妥善安置,解决了职工后顾之忧,个别企业通过资产重组,抟换体制,企业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如沪乐集团。可以说,职工是迫切要求改制的,大部分企业领导听取职工意见,执行上级精神,支持企业改制的,并在改制中发挥出了积极的表率作用,不计个人利益,以大局为重,卖断身份,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岗位,有利地推进了企业改制工作。但企业在改制过程中碰到很多问题,改制进度并不理想,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内部原因,大多数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多而复杂,有的问题确实存在不合理,但又没有法律、政策加以解决。有的企业领导思想还不够解放,班子思想不统一,有的企业班子能力跟不上,有的工作不到位;有的讲改制却不想改制;没有钱借钱用;巧力名目发钱、用钱。有的企业甚至向职工高额收取养老保险金,却留作他用。有的企业向社会上高息借款,挪作他用,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导致职工上访不断,影响了我们的改制进程,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改制的外部环境不理想,与土地、房管、规划、社保等部门的工作难以协调,也有企业所在地村民、老协无理阻挠,而无法开展工作,使改制难度越来越大。
三、加强企业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或许有人认为企业停产了,党风廉政建设也就没必要了。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虽然我们的企业停产了,但有大量的集体资产要管理,如何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少不了党风廉政建设,在企业停产管理过程中与改制过程中,党风廉政建设不但不能减弱,更要不断加强。为此,我们应做到:
1、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各企业党组织一定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按照与总公司党委签订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的要求,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切实摆上议事日程,常抓不懈,及时研究和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做到有组织、有部署、有落实。为进一步明确企业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责任,实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一级抓一级,一级向一级负责,健全干部廉政档案,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一票否决制”。尤其是企业“一把手”,不仅要以身作则,还要对党风廉政建设负全责,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凡今后因工作失职出现事故,造成重大损失的或职工群众反映强烈,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事,就严格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严惩不贷。
2、落实廉洁自律规定,抓好企业廉政工作。
同志对今年政府系统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强调,要特别做到“四个不准”:不准在行使行政审批权和分配使用财政资金过程中搞权钱交易,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取利益;不准利用职权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经营等市场经济活动;不准收受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不准默许或授意配偶、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打着自己的旗号。我们二轻企业领导干部也要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领导干部是否廉洁自律直接关系着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影响着企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我们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杜绝领导干部收受礼金、礼券、礼卡的歪风,巩固清理“三礼”和公费配备通讯工具的成果。同时还应做到,不准违反规定进行招工,不准巧立名目擅自提高工资福利待遇,不准请客送礼。企业领导干部要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判断,提高廉洁自律和拒腐防变的能力。
3、加强企业管理,规范财务制度
二轻企业在管理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健全,管理松懈等原因,造成企业管理混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特别是财务状况的混乱,一方面给个别企业领导干部侵吞集体资产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引起职工误解,造成职工上访,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虽然我们也曾进行过财务整顿,但效果并不明显,这很大程度上为腐败现象发生提供了滋长的土壤,因此我们要加强企业管理,实行企业领导干部考核制度,把开展厂务公开情况,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等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考核结果作为奖惩任免的依据。要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建立企业内审制度,每年对企业财务进行一次大检查,实行厂长离任审计,使个别人的腐败行为无机可乘,并可借鉴“村账镇管”的办法,在各片建立二轻企业财务联合中心,对企业财务进行统一管理,使二轻企业财务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4、加强厂务公开工作。
为了切实加强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增强企业工作透明度,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群众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作用,二轻企业从1999年开始在全系统推行厂务公开,大部企业都能认真执行,积极开展厂务公开各项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总体来说是好的,但仍有个别企业对厂务公开听之任之,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法敷衍了事。因此我们决不能放松这项工作,凡有关企业生产、经营、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涉及职工切身利益、职工普遍关心和反映强烈的问题,企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情况,都应向职工群众或职代会公开。厂务公开在加强企业管理,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推进企业改革、发展和稳定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厂务公开,促使企业领导干部“不想、不能、不敢”,绐厂长一个清白,给职工一个明白。同时还要加强对厂务公开工作检查督促力度,对不认真实行厂务公开的企业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对不公开或搞假公开的,要按党风廉政责任制追究责任。
5、加大违纪案件查处力度。
查办违纪、政纪的案件,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保证,是从严治党惩处腐败的必然要求。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的新形势下,更要加大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统筹部署,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重点查办领导干部中发生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中央决策等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以及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中饱私囊、转移和侵吞集体资产、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案件查办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业务性很强的工作,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同时,要及时向党委汇报案件查办的对策、意见和建议,努力争取党委的支持,自觉置于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对重大案件及时向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汇报,得到上级部门支持。努力做好举报工作,做到有报必查,有查必果,件件有落实。
6、加强学习,树立理想,开拓进取
在企业的经济效益中,企业的规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企业的规模,一般是指企业生产力所包括的生产资料、人力、科学技术等诸因素在特定空间和范围内的集中程度。企业的规模也可以直接用企业的生产规模(即通常所说的生产能力)来表示。任何一个企业,无论大小,总是在一定的规模基础上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问题在于,企业究竟应以怎样的规模才能使企业创造经济效益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我们把适度、合理,能为企业带来最佳经济效益的规模称为“经济”规模,经济规模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称为规模经济效益。需要强调的是,“适度、合理”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企业,它们之间情况不同,所要求的最佳经济规模也有很大差别。因此,不能笼统地以某一行业的经济规模去判断其他行业的经济规模。一般说,对于那些资源分散、能耗较低,属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规模应以中小型为宜,如食品、服装等行业。这类企业所需投资较少,产品规格多,市场变化快,如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则便于发挥它们生产经营机动灵活,产品掉头快等优势,成为市场经济海洋中的“鱼雷快艇”;而对于那些要求资源相对集中,能耗高,属于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产业,企业规模应以大型企业为宜,如汽车制造,冶金等行业。这类企业需要巨额投资,能耗高,对人员素质、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要求也比较高,必须走集约化生产的路子,实行相对集中,形成合力,实现大批量生产,才能降低单位成本,实现最佳经济效益。
二、制约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主要因素
首先,制约因素是市场需求,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产品只有在市场上销售出去,才能真正获得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应该是和企业的销售量相联系,而并非是与生产量相联系。如果没有市场需求,或产品不适销对路,那么往往产出量越多,造成的浪费越大。所以,企业在确定生产规模时,首先必须考虑市场因素,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超出市场的需求量(包括潜在的需求量)。从有关部门对我国汽车市场需求的分析来看,汽车市场似首还比较乐观。据国家信息中心预测,未来十几年,中国汽车市场将继续在增长期内运行,汽车需求量将以年均9%的速度递增。到2000年汽车当年需求量将达到250万辆,甚至达到或超过300万辆,届时将排在世界第7位。2001年到2010年间,汽车需求将以年均8%的速度递增,2010年当年,汽车需求量将达到550一“o万辆,届时中国大陆的汽车需求将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需求国。广大的汽车市场为汽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发展规模经济,不等同于单纯扩大生产规模。企业轶取最大经济效益的规模,只能是最,’经济”的规模,并非是无限大的规模。随着产量的扩大,生产总成本和销售收入将会出现非线性的变化,因此,在确定经济规模时,就需要采用非线性分析模型来计算经济规模。产量过小,达不到经济规模,经济效益不佳,但产量过大,超过一定的范围,同样难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企业应在这个范围内,寻求能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最佳生产规模。再次,企业的生产规模还要受到原材料供应、资金来源、外部协作条件、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时还可能受到工厂布局、产销地运输距离远近等条件的限制。凡此种种,均需要汽车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决策者在确定企业的经济规模时认真考虑和分析。
三、发展规模提高经济效益
目前我国汽车工业“散、乱、低、慢”的局面十分严重。建国后的三十几年中,我们对汽车工业投资太少,年产量平均只有十几万辆,当国内十几家相对较大的汽车企业生产的汽车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于是出现了全面“遍地开花”、小规模生产的状况,一时问几乎每个省都在造汽车,有的省甚至号召每一个县造汽车,群众性的造车运动导致全国冒出了100多家整车制造厂,700多家改装厂。在一定的时期内,小规模生产的汽车仍有销路,成本虽高也仍有一定的效益,所以,方使得各地一哄而上,乐此不疲。从世界汽车工业发展的历程来看,存在着美、日两种发展模式,美国在本世纪20、30年代曾有过1,。00多家汽车公司,可以说比我们现在的分散状况还要严重,他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大鱼吃小鱼”的过程,使汽车生产集中在“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制造企业手里;日本在50年展汽车工业时就没有重走欧美国家的老路,而是从一开始就进行政府干预,加大计划性,从而少走了许多弯路;韩国70年代上汽车工业时基本也是采用日本模式,韩国的汽车工业起步较晚,但今天其所以能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国三大汽车公司具备了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近些年来,随着企业对高质量、低成本的刻意追求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汽车强国都朝着扩大规模的方向迈出了新的步伐,从在一个国家内重组,走向在世界范围内的重组。
按照国际上的经验,卡车的经济批量为年产10万辆以上,轿车为年产25一30方辆以上。而我国截止1994年底,除“一汽气“二汽”的冲吨位卡车能算得上经济批量生产外,其余还没有一种车型达到经济批量生产,也没有一家汽车企业达到经济规模所需要的水平。如此分散的局面,如何与发达国家大汽车公司抗衡?正如有关人士分析的那样:我国汽车工业与发达国家相比,最大的劣势并不在资金缺乏,技术装备落后,而是在于我国汽车工业像一盘散沙,没有形成可以克敌制胜的铁拳头。而这样的局面终将是难以持久的,随着我国国民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国内汽车厂家之间展开的竞争,已经威胁到一些小规模生产企业的生存。随着我国市场的逐步对外开放,我国汽车工业终究会面临着与世界工业强国“交手”的局面,到那时,我国这块所谓“世界上最后一块汽车市场’,就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所占领,我们恐怕将失去我们的民族汽车工业。因为,一盘散沙的汽车工业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汽车工业只有达到经济规模生产,才能实现低成本、高质量、高效益。企业的生产规模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从会计的角度看,企业的产品成本按其与生产量的关系可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变动成本指成本总额与生产量总数成正比例增减变动关系的成本,如原材料的耗用成本及直接人工费成本等。但是单位产品中的变动成本则是固定不变的。如天津生产的夏利轿车每辆车需配备一台发动机,每台发动机成本为800。元,当轿车产量为2万辆时,发动机总成本为1.6亿元,当轿车产量为20万辆时,发动机总成本则为16亿元。固定成本指成本总额在一定期间,一定生产规模范围内,不受生产量增减变动影响而固定不变的成本,如折旧费等。但是单位产品中的固定成本则随生产量的增减成反比例的变动。
例如一个轿车车型模具,大约需投资人民币8亿元,经济使用寿命大约5年,如不考虑残值因素,按经济使用寿命计提折旧,则每年的折旧额约为1.6亿元,如年产轿车2万辆,则每辆车的折旧费成本为800。元,如年产轿车2。万辆,则每辆车的折旧费成本仅为800元。因此,在一定的生产规模范围内,生产量越大,单位产品成本就越低,经济效益就越高.产品的竞争力就越强。另外,汽车工业属于高技术的产业,要求工艺、设备具备较高的水平和效率,而高效率的工艺、设备还必须同相应的生产规模相适应,如果生产规模不足,先进工艺、设备的优势就难以发挥,“大马拉小车”造成浪费,还会因开工不足而提高产品单位成本。如果采用相对落后的工艺和设备,又会造成产品质量差,生产效率低,缺乏竞争力。因此,就汽车工业而言一,只有扩大生产规模才能达到规模经济效益。1994年2月,国务院颁发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明确提出:国家鼓励汽车工业企业通过资产合并、兼并和股份制等形式发展跨部门、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国家将对具有独立的产品、技术开发能力和一定生产规模及市场占有率的汽车、摩托车及其零部件生产企业或企业集团,重点予以支持,在本世纪内,支持2一3家汽车生产企业(企业集团)迅速成长为具有相当实力的大型企业,生产规模向年产60万辆推进;6一7家汽车生产企业(企业集团)成为国内的骨干企业,生产规模向年产30万辆推进;初步确立少厂点、大批量生产体制和少数大型企业间有序竞争的市场结构,使同一类汽车产品产量居国内前三家企业的销售量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70%以上;与此同时,引导大型企业与骨干企业实行“强强联合”,在2010年以前形成3一4家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汽车企业集团。这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是鼓舞人心的。可喜的是,它已经开始变为人们的行动。据报载:第一汽车制造厂“七五”期间就成功地有偿兼并吉林、长春两市地方四厂,建成了6万辆轻型车基地,“八五”期间,一汽轻型车基地延伸到黑龙江、辽宁两省,1995年2月,一汽又对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收购股权的形式实现资产联合,按高起点、专业化、大批量原则,进行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资源合理配置,在短短几年尸寸间里轻型车已形成三大系列50多个品种,生产能力达到15万辆。天津于1982年组建汽车工业总公司,公司发展初期,就把发展思路定在大批量、专业化、集约化的轨道上,先后调整、重组了20多个工厂,公司目前正在实施一项中期发展计划,目标是在1995年底基本实现年产15万辆夏利牌轿车的生产能力;这一计划完成后,1996年天津汽车工业总公司将具备年产24万辆汽车的生产能力。上海将上海牌轿车生产厂并入“大众”,集中力量生产“桑塔纳”轿车,并提出到2000年,形成年产轿车50万辆的目标。这些无疑是可喜的,不过从我国现有的几家较大规模的汽车企业来看,也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和世界汽车工业发达国家抗衡的生产规模,还难以登上世界级汽车工业竞争的“拳台”。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1982年12月4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条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对民营经济的认识还主要停留在“个体经济”范畴。
1988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至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决定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同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写到:“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从此,民营经济的范畴不仅扩展到“私营经济”,而且以私营经济为主要内容。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1999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16条中指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由此,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由“补充”上升为“重要组成部分”。
市场经济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随着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进一步成长,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提高。在这个过程中,民营经济将逐步成为中国民族经济的主体力量。
二、发展民营经济与深化体制改革
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要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客观上要求解决政府部门职能转变、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形成、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在民营经济不发展的条件下,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会遇到种种困难,换句话说,民营经济的充分发展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机制。
第一,转变政府部门职能,在直接关系上,需要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政府部门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行政性产权关系,二是政府部门的职能定位、行为边界和约束机制。行政性产权既是传统计划经济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也是政府部门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职能定位、行为边界和约束机制难以完善的经济原因。国家所有制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制。由于政府不是一个机构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庞大行政系统,所以,每个上级行政机构都是财产的所有者,每个下级行政机构都是财产的管理运作者,而相对于整个政府系统而言,国有企业又只是财产的经营运作者。这种格局决定了国有企业从而国有财产不仅是政府行政部门的经济基础,而且是政府行政部门运作的主要内容。由此,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运用各种行政机制直接监管国企运作以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另一方面,国企也努力通过行政机制从政府部门争取资金,技术、人员、债务减免、市场准入等一系列“优惠”,由此,形成了行政部门与国有企业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复杂联系,也决定了政府部门职能的转变是一项极为困难也极为艰巨的系统工程。
政府部门是整个经济社会的行政主体,其政策和行为本应面向全社会各种经济主体,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基础上,一视同仁地对待各种经济成分。但是,在行政性产权严重存在的条件下,政府行政部门的法规政策既不协调又时常相互矛盾,由此引致了一系列不符合“三公原则”也不利于职能转变的现象产生:
其一,一些主管经济的政府部门,立足于为国企服务,或者将由此形成的法规政策贯彻于非国有企业,或者忽视公平地为其他经济成分服务。例如,投资项目的立项管理本来是面对国有经济部门的,但因没有出台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这方面制度,所以,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也需按照行政审批权限划分,由政府行政部门层层审批,又如,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经省级政府批准本来是针对国有企业的,但是,因缺乏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相关规定,所以,非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也需经省级政府批准。
一些主管部门的设立,只服务于国有经济,不服务非国有经济,结果给非国有经济部门的相关活动设立了制度障碍,甚至使非国有财产“流入”国有经济部门。90年代初,在政府系统内新设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现已并入财政部门)以确认并维护国有资产的权益,随后该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法规政策,使非国有资产权益的确认和维护处于缺乏政策保障的境地。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根据当时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企业发行股票的申报材料中必需有一份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出具的资产确认文件,由此,民营企业上市面临一个制度障碍——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只负责国有资产的确认不负责非国有资产的确认,而民营企业因没有国有资产又无法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资产确认文件,所以,无法申请发股上市。为了绕过这一制度障碍,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资产确认文件,一些民营企业只得将一部分非国有资产“转为”国有资产。又如,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但在现实中,作为土地管理的行政部门——国家土地管理局只为国有土地办理确认等各种手续,不为非国有土地办理这些手续,由此形成了国有土地的权益可以由政府行政系统予以维护、而非国有土地的权益缺乏维护机制的格局。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城镇建设扩展中,城市政府可利用行政权力以征用费的低价从农民手中将原属集体所有制的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然后,再以远远高于征用费的价格将土地使用权(征用费与土地使用权出让费二者的价差可达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商,工商企业及其他法人,而农民集体既无权将土地所有权转让给除国有以外的任何主体,也无权在未将土地所有权改为国有的条件下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中国证监会规定,企业发行股票的申报材料中必需有一份由土地管理部门出具的土地产权文件,而乡镇企业要取得这一文件,就必需先按照征用费价格将集体的土地所有权转变为国有,然后,再在国有土地估价入股、购买土地使用权和租赁国有土地这三种方式中选择获得这一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在这些现象中,再次发生了非国有资产“流入”国有经济部门的现象。
其二,为了推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政府部门又不得不扶持非国有经济部门,由此,又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非国有企业而不利于国有企业的法规政策。例如,对非国有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政策而对国有企业的税收则严加监管,使得国企税赋明显高于非国企;又如,国有企业的人事工薪由政府主管部门审定,使得国有企业在人才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显而易见,在行政性财产关系条件下,要理清行政机构与国有企业(从而国有经济)的关系是极其困难的,要弄清政府部门的职能定位、行为边界也是极为困难的,要形成对这些行政机构的经济社会约束机制更是困难。20多年来的国企改革实践证明,仅靠在国有经济内部改革是极难改变行政性产权关系的,只有大力发展包括民营财产关系和民营经济在内的非国有经济,切断国有企业(及其财产)与政府行政部门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实现经济运行中的财产关系与政府行政关系的分离和分立,才能有效改变行政性财产关系。因此,政府部门职能转变的步速和程度,将主要取决于民营经济及其他非国有经济发展的进程。
第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在中国,直接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按照市场规则展开经济实践程度(包括时间、空间与深度等)和经验积累程度,二是市场规则形成中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程度。1992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实践中,市场规则快速成长,正逐步成长为有效配置经济资源的重要机制,但同时,计划经济机制也在强力发挥作用,不仅严重限制(甚至抑制)了市场规则的顺利形成,而且严重影响着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
计划经济是运用行政机制组织经济活动以实现政府目标的经济格局。在这种格局中,政府经济目标服从于行政目标并导向着经济运行,由此引致如下一些现象发生:其一,由于政府行政机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庞大系统,各个政府部门从不同方面直接或间接地管理着国有企业的各项事务,所以,政府目标通过各级行政系统贯彻到国有企业的结果是,行政目标、行政机制从而计划经济机制不仅成为宏观经济的主导机制,而且成为制约国有企业微观运作的主要机制。其二,等级制和等级管理既是行政运行的重要机制又是维护行政关系的重要机制,由此,将行政关系落实到国有企业必然发生按行政等级的权限来管理国有企业的结构(即令各家国有企业按其行政级别分属对应的行政机构管理)。在这种结构中,国有企业的经营运作在严重的行政约束中展开,很难说清究竟应以市场为导向还是应以行政目标为导向。其三,信息封闭传递是行政运行的一个重要机制,也是每个上级监控下级的重要机制,由此,极容易发生两类现象:一是在信息不透明的条件下进行“暗箱”操作,并将这种行为延伸至市场操作,使市场运行发生扭曲,二是行为标准依行政等级的高低而界定,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又各有所好,使得国有企业时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行政机制并非经济机制(实际上是一种超经济强制的机制),等级关系与市场经济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分属不同的范畴、无法融合,为此,要改变计划经济机制对企业运作从而国民经济运行的严重制约,推进市场原则的成长,就必须使企业运作切实摆脱行政关系的约束。但在现有国有经济范围内,通过深化国企改革来做到这一点,是极为困难的。改革企业运行机制必须跳出以行政关系为主要框架的国有经济范畴,由此,国有资产应逐步退出完全竞争的产业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的国有企业应逐步改变为非国有企业。这一进程的实现,既取决于民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步速,也取决于民营经济等非国有经济进入国有企业的步速和程度。市场经济是以民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只有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等非国有经济,才能真正改变计划经济机制支配国民经济的格局,有效推进市场机制的形成,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
第三,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直接受到国有资产调整、企业领导调整、职工就业、企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的制约。不解决好这些问题,国企改革难以迈出步子。要解决这些问题,在国有经济范畴内又举步维艰,与此相比,积极发展民营经济是一条现实之路。
其一,对国有企业来说,国有资产的调整主要涉及两个问题——资产存量盘活和资本金(数量和结构)调整。在国有经济范畴内将优良资产向某些国有企业集中,是有可能优化这些国企的资产结构、提高其资产质量的,但就国有资产总量来说,不仅资产存量没有多少改变从而并未真正盘活,而且资本金结构也难有实质性改善。实践证明,国有资产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国有资产的介入。通过将国有资产向非国有经济部门转让来实现国有资产存量的盘活,通过非国有资本向国有企业的注入来实现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并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金的不足,是国有资产调整的必由之路。因此,在调整国有资产的过程中,不能不重视发挥民营经济及其他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
其二,国有企业领导的调整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弱化行政机制和企业家市场的形成。从弱化行政机制来说,在现有国有独资范围内,要减弱行政机制对国企领导人的制约是极为困难的。一个可选择的路径是,通过大量引入非国有资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变国有独资格局,使企业从基础性财产关系上脱离行政约束。从企业家市场形成来说,只有在非国有资产的基础上,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遴选成长为真正的企业家,企业家才可能在竞争中成长成熟。显然,离开民营经济及其他经济成分的充分发展,要实现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调整,使他们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是相当困难的。
其三,改革开放20多年来,职工下岗已成为国有企业的一个普遍现象。虽然就个量而言,一个国有单位下岗的职工有可能在另一个国有单位重新就业,但就总量而言,国有部门下岗的职工不可能都在国有部门重新就业。因此,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根本出路,是使这些下岗职工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中再就业。事实上,90年代以来,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主要不是靠国有部门而是靠非国有经济部门解决的。国有企业正面临着大规模的改革调整,在这一过程中,期待它们来解决大量职工下岗的再就业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相比之下,只有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等非国有经济才是基本的政策选择。
其四,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发展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一一资本金的充实和产业选择。对国有企业发展来说,要靠政府财政不断投资来补充营运资本已陷入近乎无望的境地,由此,资本金的充实不得不主要通过市场机制从非国有经济部门中取得。这一机制决定了,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部门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继续发展必须有效解决其产业定位问题,即国有企业应逐步从竞争性产业中撤出、向提供公共产品的产业集中,这在客观上要求,民营经济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应足以“填补”国有企业从竞争性产业撤出所留下的产业“空位”,否则,国有经济难从竞争性产业中撤出,国有企业在公共品产业中的发展能量也将受到制约。
综上所述,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既是推进体制改革的重要经济力量,也是深化体制改革、市场机制形成的重要经济条件,就完全竞争市场而言,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出路将是转变为民营企业。
三、民营经济与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是各国经济活动的主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加速经济发展更是紧迫。小平同志曾精辟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在客观上受到资金供给、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经济秩序等诸多相互关联因素的制约。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与国有经济相比,民营经济的运行机制更有利于充分发挥这些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从而,更有利于推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第一,资金供给。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资金供给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由政府财政资金供给为主的格局转变为由居民供给为主的格局。2001年6月,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7.1万亿元,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量已达8.5万亿元以上。同时,由于城乡居民每年消费剩余的货币高达1万亿元以上,所以,他们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量还将继续大幅增加。与此相比,政府财政收入虽大幅增加,但可用于投资的数量依然相当有限。1998—2000年的3年间,在发行了建设国债的条件下,“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数额突破了1000亿元并在2000年达到2000亿元左右,但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万亿元)的比重仍未超过7%,在国有经济部门的1.6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达到近1600亿元,也仅占10%左右。事实上,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主要来自于金融机构的贷款,而金融机构的贷款资金又主要来自于城乡居民存款和各类机构存款。城乡居民将大量资金存入金融机构并通过贷款而转化为投资资金,给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严重隐患:
从实体经济面来看,大量运用贷款资金从事经济活动,不仅引致众多企业普遍存在资本性资金严重不足、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的现象,而且,导致固定资产投资中大量运用贷款资金从而新建项目一旦竣工,也只能在高负债条件下投入营运的情形频繁发生。高负债运作,在直接关系上,引致三方面情况发生:一是经济行为进入短期化轨道。其内在机理是,贷款资金有着确定的还本付息期限,这决定了企业只有在有限时间内通过经营运作获得充分收益才能按期还款,由此,寻求短期见效的经营对象或投资项目就成为企业营运的一个重要目标。企业运作的短期化极容易扩展为经济运行的短期化,使国民经济发展落入短期化轨道。二是经济活动中信用秩序难以保障。在市场经济中,资本金是企业用以担保其商业信用的基本财产。债务人一旦不能偿还到期债务且经协调无效就应进入破产程序,破产实际上“破”的是资本性财产。在高负债条件下,企业的资本性资金数量已远不足以抵偿债务性资产的偿还(事实上处于无产可破的境地)。在缺乏资本性财产基础的格局中,商业信用得不到应有的财产关系支持,违约者难以受到财产约束的惩治,要维护和健全信用秩序是极其困难的。三是经济运作缺乏后续资金的支持。资本性财产是企业获得债务性资金的财产基础,高负债意味着企业已失去继续获得债务性资金的资格。这样,在严格实行抵押贷款(或担保信贷)制度的条件下,企业要继续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资金(或通过发行债券从社会获得债务性资金)就极为困难,由此,企业扩展的余地受到严重限制,另一方面,在大量运用贷款资金进行项目建设中,一旦项目竣工并投入营运,要通过从金融机构借款来解决公司营运中的流动资金短缺或后期工程建设等都将遇到困难。高负债,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企业发展资金已缺乏保障,对产业来说意味着产业发展资金已缺乏保障,对国民经济来说则意味着经济可持续发展在资金供给方面将难有充分保障。
从金融面来看,城乡居民资金大量以存款方式汇集于银行并通过贷款方式投入实体经济部门,给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运作造成了三方面问题:其一,防范居民挤兑。1988年,在价格改革闯关背景下,银行等金融机构曾面对严重的全国性挤兑风潮,因此,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有着“笼中虎”一说。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运行态势平稳,挤兑风潮没有发生,但居民存款余额从1988年12月的3822亿元增加到2001年底的7.47亿元,无疑意味着一旦经济社会生活中发生不利于稳定的大事件,挤兑风险将更加严重。鉴此,防范挤兑一直是各家银行忧心忡忡并着力采取措施的一个重点。其二,贷款质量不高。各类工商企业存款数额较少而贷款数额巨大,这一方面意味着银行等金融机构要通过往来资金账户监控工商企业的信用能力从而继续发放贷款存在诸多困难,另一方面意味着一旦工商企业无力偿还到期债务,银行等金融机构已放出的信贷资金就将转变为不良贷款。90年代以后,随着银行商业化进程的加速,巨额不良资产已成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深化改革和继续发展的沉重负担,因此,化解这些不良债权成为金融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其三,金融资金严重闲置。为了防范信贷资金风险,1995年以后,在实行《贷款通则》的背景下,各家金融机构对工商企业实行抵押贷款、担保贷款制度,使相当多高负债企业难以继续得到贷款资金,但同时在银行体系中也严重发生了存差(存款大于贷款)现象。到2001年10月底,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10.9万亿元、存款余额为14万亿元,存差3.1万亿元,这不仅意味着银行等金融机构一年利息损失达到2000多亿元,而且意味着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率受到明显制约。
要改变城乡居民将货币资金以存款方式汇集于金融机构,就应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机制将这些资金有效地转化为资本性投资资金。城乡居民的货币资金转化为资本金的过程,本身就是民营资本增长的过程和民营经济的增长过程,因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货币资金由贷款性供给向资本性供给转变的重要机制。
第二,经济效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效率高低直接制约着经济发展的快慢。90年代中期以前,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资金效率明显高于国有经济部门,固然有着商品供不应求的原因,但也有着非国有经济部门资金运作机制优于国有经济部门的因素。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尽管有一批非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落马”,也有一些非国有企业进入惨淡经营行列,但就总体而言,非国有经济部门的经济效率依然明显高于国有经济部门。从资金--产出角度看,1999年“乡镇企业贷款”、“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和“三资企业贷款”余额为9666.2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93734.3亿元的比重仅为10.31%;2000年上述三项贷款的余额为9764.6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99371.1亿元的比重降低为9.83%。但在同期的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从1999年的51.18%上升为2000年的52.66%。非国有经济部门用10%左右的资金提供了5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这足以显示其经济效率的状况。
1998~2000年的3年间,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努力扭转国有企业大幅亏损的局面,使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量在2000年底达到了2100多亿元,相当多的国企扭亏为盈。但是,这种国企解困是在全社会耗费了巨大成本的条件下发生的:其一,减息。1996年5月至1999年6月连续7次降息,1年期贷款利率从12%下降到5.85%,减少了6.15个百分点,按此计算,对国有工业企业来说,2000年仅17019.3亿元的“工业贷款”和27931.2亿元的“中长期贷款”就减少利息支出2764.45亿元,更不用说1996年底国有工业企业盈利数额尚达600多亿元。这实际上意味着在3年扭亏期内,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非但没有提高反而继续呈下落走势。其二,冲账。从1996年起,国有商业银行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持一些中心城市的“优化资本结构”,冲减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其数额为1996年100亿元,此后每年增加100亿元,到2000年这笔资金的累计总额达到1500亿元,银行实际上为国企承担了“1500亿元(1+利率)”的债务负担。其三,发股。1998年起开始使用1997年度股票发行指标。为了支持国企解困,政府主管部门明确规定,发股指标重点向国企倾斜,由此,3年间国企通过A股发行融入了4000亿元左右的资金,而非国有企业发股上市受到严重限制。其四,剥离。1999年设立了4家资产管理公司,从国有商业银行中剥离出1.4万亿元的不良债权交给资产管理公司运作处理,由此,对应减少了国企的债务负担(包括利息)。
不论对国家来说还是对企业来说,经济效率的高低都既反映了也决定着市场竞争力的高低。国有经济部门的低效率决定了,它难以担负入世后在中国市场中层开的国际竞争重任,为此,实现国有经济从竞争性产业中退出,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已是势在必行。在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产业过程中,对应的市场“空位”将主要由民营经济来填补,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既是实现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民族经济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机制。
第三,经济结构。从产业角度来说,经济结构主要由产业部门结构、产业区域结构、产业技术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等构成。尽管目前主要的重化工业、交通通讯、金融等部门依然以国有经济为主,但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结构调整显示了如下几个重要特点:一是重化工业比较集中且实行国有体制的地区(如东北、西北等)经济效益较低,企业亏损严重;二是为了解决发展所需的资本金和市场机制,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包括航空、电信、石化、钢铁等)通过在境内外发行股票,迈出了转向民营经济的第一步;三是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经济发展势头较好、速度较快,反之,民营经济不太发展的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四是高新技术企业的设立和发展主要选择了民营方式,风险投资公司也基本采取民营的运作方式;五是民营经济通过投资参股、企业购并、资产重组等途径“入主”于国有企业,推进了这些国企的体制改革。
经济结构的调整离不开资本、技术和机制这三个基本因素作用的发挥,而在国有经济内部要获得足够的资本和技术、运用市场经济机制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极其困难的。50多年来,中国曾先后进行了6次经济结构调整均未能解决好产业结构协调、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有经济部门中不存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机制。一些人认为民营企业缺乏巨额资金,不能进行大型项目的建设,无力加入重化工业、交通通讯、电力钢铁等部门的结构调整。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实际的。在世界500强中,除中国的企业外,没有1家属国有企业。在城乡居民手中资金充裕的条件下,关键的问题是,运用何种机制来实现这些资金的集中。只要资金集中的机制合适,民营经济就能从事规模巨大的项目建设和企业运作。
第四,经济秩序。保持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是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但90年代以来,各类企业间相互拖欠债款的“三角债”普遍发生,严重影响了企业间正常的商业往来秩序和业务运作。其中,工商企业长期拖欠银行贷款本息引致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剧增,工商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导致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难以维继。“三角债”的普遍发生说到底是一种严重的信用危机,而不讲信用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引致“三角债”的直接原因复杂多样,但从财产关系上讲,根本原因在于企业间的商业往来缺乏切实的财产保障。根据市场原则,企业不能按期偿还到期债务就应进入破产程序,以债务人的净资产来保障债务清偿。但在国有体制下,通过追究一家国有企业净资产来偿还另一家国有企业的债权,只是国有经济内部的资产转移,非但没有财产的经济意义,而且将引发企业破产、职工下岗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鉴此,相关政策倾向于通过“协调”来解决国企间的债务拖欠问题,而不主张运用“破产”处理来维护债权人的权益。可是,这样一来,企业商业往来中的信用关系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机制。与此不同,在民营经济中,每个自然人(或企业)的财产与其他自然人(或企业)的财产均不属于同一所有者,维系正常的商业往来关系又是各家企业的共同要求,因此,以净资产来保障商业信用的机制比较容易形成,另一方面,由于民营企业较难借助政府部门的行政“保护”来避挡债权人的清偿债务要求。所以,一旦发生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情形时,进入破产程序所受到的各方面干扰较少。而对民营企业的股东来说,进入破产则意味着投入企业的资本将面临“颗粒无收”的境况,这也迫使他们重视切实履行债务人义务。显然,要改变“三角债”严重发生的局面,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商业往来秩序,保障经济的正常运作和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财产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推进商业信用的发展。
一、企业的竞争能力
(1)决策竞争力。这是企业辨别发展困境与机会、对市场变化做出及时反应的能力。不具有这一能力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将不具有任何机会。没有决策竞争力的企业必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衰败,最终被淘汰。(2)组织竞争力。企业的各种政策最终需要通过企业组织来实施。只有企业组织能迅速及时的完成任务并达到相应的标准时,企业才能保证决策竞争力形成的优势延续下去。(3)员工竞争力。企业内部的各种事务必须有相应的员工来承担。每个员工强有力的工作能力,高涨的工作热情与耐心是实现企业正常运转的关键。(4)流程竞争力。流程竞争力是企业运转过程中各个组织、机构和员工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没有效率就没有效益,员工与组织之间的密切配合是保证高效率的基础。(5)文化竞争力,文化竞争力是由共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共同的行事方式构成的整合力,起着协调企业组织的运行,整合内外部资源的作用。共同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将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使企业在面临许多问题时都能从容的面对。(6)品牌竞争力。品牌以质量为基础,它是强势的文化在公众心目中的体现。品牌是间接的资源,是构成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环节。(7)渠道竞争力。企业的盈利、发展要求有充分多的客户认同并接受自己的产品、服务。广阔有效地渠道是沟通企业与客户之间的重要桥梁。沟通渠道是一种直接支撑企业竞争力的资源。(8)价格竞争力。物美价廉是每一个客户最理想的标准。在价格与利润之间找到最合适的平衡点,是每一个企业必须认真、细致的研究的问题。(9)伙伴竞争力。在大规模流水线作业的当下,合作伙伴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盟友。客户价值的集中化要求不同企业建立起合作关系,以广泛的合作满足客户最全面服务和超值的需求。(10)创新竞争力。创新是一个企业独占市场资源、获得巨大利润的基础。也是维持一个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长盛不衰的基础。以上所述十种竞争力,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体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竞争力的强弱。任何一个竞争力的下降都将导致企业整体竞争力的下降。同时,企业在任何一个竞争力中获得绝对的优势,也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得一个制高点。经济建设当以提升企业竞争力为首要目标。市场经济追求的就是资源配置最合理的方式,建设行业与各个行业有着广泛、深刻的相关性,在资源最优配置环节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质量工程的建设是企业建设的支撑与核心内容。搞好质量工作时建设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建设与技术改造都要通过建设工程的生产活动来实现。自2003年以来,全国资产投入逐年增高,如今已达到十万亿,其中超过60%的部分都要过建设活动转化为固定资产。各项企业项目的优化升级,新兴产业的发展都要通过经济建设来实现。企业经济建设的质量将直接关系企业可持续发展道路能否实现。节能、省地等问题是企业建设必须考虑的根本问题。有资料显示,中国消费者对国有企业普遍表示信心不足,而对国外企业则形成了广泛的向往。导致这种崇洋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内许多企业不重视质量问题,工程建设与生产中导致的各种质量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生产出带瑕疵的产品又未及时处理掉。从而导致了消费者对国有企业的不信任。因此质量才是硬道理,抓好经历建设的第一步就是抓好质量。对于有问题的地方要敢于提出来,在周密详细的调查与研究后要敢于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改革碰到阻力时要敢于正面面对,对于已经完全落后、改革难以见成效的部分要敢于剔除,对于新兴的技术、产品在详尽的调查论证后要敢于引进并敢于淘汰老旧的技术与产品。努力使企业完全融入开放的、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是完善企业经济、制度,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企业生产里的客观要求。企业的全面控制管理是保证企业融入市场的前提。全面控制管理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同时强化了企业现代化管理的特殊要求,是克服企业劳动生产率低下、质量差、经济效益不景气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对生产要素、生产过程的控制,优化企业整体功能,实现企业生产经营目标。
二、做好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保证竞争能力得到充分实现
首先,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1)改革设备管理方案,实行统一管制,巡回检查,责任到人的策略。(2)以工资、奖金作为考核手段,加强对工序质量的控制管理以及考核力度。严格坚持考核制度与工资、奖金以及津贴相挂钩的制度,强化提高员工的工作技能。对资金的管理列入企业统一管理、检查考核的内容。(3)对产品质量进行追踪,增强员工的自我控制、自我检验的质量意识。实行三检制度。即:QC小组成员自检,班组长抽检,专检人员普检。注重提高产品质量问题。(4)推行质量否决权,坚持三不放过原则。(5)做好售后服务和信息反馈工作。(6)建立控制中心,对于产品的原料、生产流程进行严格监管,落实各项经济责任,总结、调整、处理质量管理中出现的不规则行为和即使处理发生的各种失控问题。(7)建立全面地信息渠道,实施定向管理。对于场中产品销售、资金流动、技术研发、新产品导入等信息迅速做出筛选、整理、提取和分析,对照目标实现定向控制,即使纠正可能或已出现的偏差。其次,企业的经济建设与竞争力的提升同样离不开高科技人才与高技术工人。技术工人是工人队伍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是企业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企业中兼备体力与脑力劳动的不可或缺的人才。企业的高技能技术工人是将工程技术科研人员引进的高科技项目进行消化、设计成功的新产品付诸实施的技能型技术人才。高技能技术工人可以分为技能型、技艺型、智能型和复合型四大类。在现代化企业行为中,高科技、先进的设备、先进的管理模式甚至专家都可以通过引进得到,但是数以千万计的技术工人和普通员工的素质却是无法引进的。技术工人是实现企业兴盛的力量之源,是企业与高科技接轨的桥梁,并关系到企业的产品质量以及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占有量。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加速培养高技能技术工人是企业加强经济建设、提升竞争力的有力保障。
总而言之,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建设,而企业的经济建设要求有资源优势、技术支持以及大量的人才储备。而这一切都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基础。因此,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并长盛不衰,必须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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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慈善事业 经济理性 经济德性 社会资本 终极价值
在慈善事业中,企业家及其企业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慈善事业的主体。大量资料显示,世界著名企业家及其企业已把慈善事业作为实现其崇高理想、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的至善途径,通过投入慈善事业,达成经济德性与经济理性互补统一的完美境界。据美国《商业周刊》2003年慈善家排行榜披露,美国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身家已超460亿美元,1999年至2003年他们夫妇先后向慈善事业捐赠230亿美元,并且立下誓愿,要在有生之年将400亿美元的财产全部捐献社会,为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疾病治疗提供资金,为美国当地的贫困社区和贫困家庭提供帮助。世界第二富翁美国银行家巴菲特还立下遗嘱,决定将305亿美元个人财产的99%捐给慈善事业,用于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及为计划生育提供医学研究资金。大量研究表明,“前半生聚财,后半生散财”已成为美国企业家追求的人生理想。据《科学投资》报道,中国内地最慷慨的28位富人在自己及其企业发展的同时,投身慈善事业积极回报社会。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企业经过10余年发展拥有50亿元资产,他把“发展自身、回报社会”作为企业宗旨,十多年来,投入慈善公益事业资金8亿元人民币。在四川、贵州、吉林、辽宁等地兴建了十多所希望小学;投资5亿元建立了大连大学;捐资2000万元为大连市民兴建了体育馆。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响应浙江省委“不让一个大学生因贫困而失学”的号召,出资1000万元设立“正泰助学金”;还为革命老区、贫困山区设立扶贫济困总会,并自任会长,捐资2000万元,吸收156家会员捐资3亿元;还向新疆等地捐赠15所希望小学。西安海星集团总裁荣海多年来热心慈善事业,多年来捐赠2000万元分别为大学生设立“海星奖学金”,为流浪儿童捐资建立儿童村,为贫困地区建立希望小学,为抗洪救灾提供物资。据对中国企业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许多著名企业家及其企业已经把兴办企业、回报社会、报效国家作为实现自身及其企业崇高理想和社会价值的途径。
从上述材料可看到,国内外的著名企业家及其企业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的企业,积极地聚财,同时,又不断地捐赠巨资投入慈善事业,慷慨地散财。难道“财富之路”与“德性之路”竟然在同一条轨道上吗?在传统社会,依靠暴力、掠夺、欺诈、盗窃等悖理失德手段发财致富的人在世界各地屡见不鲜,“财富之路”似乎与“德性之路”是背道而驰的。在西方中世纪,许多巨贾富豪只是在临终之前为了弥补良心的愧疚才将自己的财富捐赠给教会或社会。虽然“经济领域非道德”的观点仍有很大市场,然而,在现代社会尤其是近一百多年来,文明社会的人们却发现了两个巨大的秘密,那就是通过“经济理性”和“经济德性”来实现“财富之路”和“德性之路”的汇合统一,从而创造出一个自由繁荣的新世界。
首要的秘密是经济理性。它是通过和平地利用交换机会,以科技理性为手段、以严密的经济核算为工具,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这种经济理性包括:“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计算理性;将科学技术应用到生产工艺过程的技术理性;将合理的组织形式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应用到经营过程的组织理性;通过合理的产权制度、契约制度、法人治理制度等具有可计算性的法律制度设置而形成的制度理性。经济理性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促进了经济的自由繁荣,促进了社会的民主进步。经济理性也有局限性,那就是经济活动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个人物质利益至上,以利已主义的计算理性作为行动的原则。经济理性的核心是主体理性,它可以调动人的内在占有欲,通过利益机制激发创造财富的热情,但也容易引起人际关系的冷漠无情、紧张对立,引发阶级矛盾和斗争,造成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所以,20世纪中叶以来,理论界、企业界的有识之士试图探寻另一条企业发展的路径,以弥补经济理性的缺陷。
于是,经济德性成为企业发展的另一个秘密。与经济理性的以物质利润为中心不同,经济德性是以精神利益、声誉收益乃至终极价值的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利他和互利来谋求企业共赢共荣,从而获得长远的、广泛的利益。这种经济德性包括:“经济人”出于长久和全局利益的利他主义伦理德性;将人文知识渗透到劳动审美、工作伦理、生活实践的人文德性;通过非正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建立起来的交往德性;通过企业文化规范和礼仪而形成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实质德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德性受到世界著名企业家及其企业的高度重视。打破了经济领域不讲感情、漠视道德伦理、忽视人文精神、轻视文化规范的偏见,许多优秀企业形成了重视企业人本管理、重视企业社会责任、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良好风气。经济德性的追求和实践消弭了人际感情冷漠,协调了人际关系、凝聚了人心、激励了士气,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著名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动力。
企业家及其企业何以重视经济德性?一般而言,这是由自然人或法人生存发展的脆弱性、依赖性决定的。麦金太尔认为,人类的各种地方性共同体,家庭、邻里、工作场合、各种行业性协会都需要德性来维持,在这种共同体中,人既需要独立性的德性,也需要依赖性的德性。因为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有其脆弱性和依赖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周期中,包括幼年到老年,都需要得到别人的非计算性的扶持、帮助、施予。就企业法人来说,每个企业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面对市场变化的风险以及各种不确定性,都会遇到的困难、挫折、失败,都需要社会公众和别的企业给予非计算性的支持、援助、施予,共同抵御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这种相互支持帮助中,个人、企业和社会才能共同发展,这是经济德性存在的必要性,也是经济德性价值受到肯定的根本原因。
企业家及其企业的慈善事业就是经济德性实现的一种具体形式。慈善事业的“舍”就是“得”即“内得于己、外得于人”,它是企业赢得公众好感、改善公共关系,取得社会信任、获得长久发展以及实现企业家终极价值的至善途径:
通过慈善事业实现了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国民收入的分配有三次:通过市场进行的收入分配是第一次国民收入分配。第一次分配的原则是按经济效益的原则进行分配的,谁的经济效率高,谁的收入就高。通过政府主持的税收和补助进行的调节分配是国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第二次分配是按照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进行的。其局限性在于,如果政府行为偏重公平,效率会受影响,如果偏重效率,公平就不易实现。通过道德信念进行的收入分配是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一种收入转移。在道德信念力量的作用之下,个人自愿缴纳、捐献。如自愿为家乡建设捐赠,为残疾人福利组织捐赠,向灾区人民捐赠,向各种文化、教育、卫生、宗教团体捐赠,这既不是出于市场的压力,也不是出于政府的强制,而是出于个人的道德信念、责任心以及对某种事业的感情。通过这种慈善捐赠,协调了地区、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协调了社会上各部门之间的发展,也提高了整个社会生活的质量。所以,作为慈善事业的经济德性是实现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的基础。
通过慈善捐赠履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三类:经济责任,它要求企业以最小的消耗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法律责任,它要求企业遵守法律和规章制度,履行所有的社会契约;道德和自愿责任,它既不是市场的外在压力,也不是政府法律的强制,而只是出于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和要求,企业对社会的奉献和回报。慈善事业就是企业的一种道德自愿责任,当一个企业家及其企业为慈善事业付出了自己的力量,就是履行了道德自愿的责任,这种道德自愿责任的履行可以满足公众的社会需要,创造社会效益,同时也可以为企业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取得无形的精神资产的收益。
通过慈善捐赠为企业家及其企业积累社会资本。资本的形态有三种:物质资本,即物质形态的东西,如资金、原料、设备等。人力资本,即以较高技艺、较多知识体现在个人身上的能力。社会资本,即通过所拥有的能够提供经济资源的网络关系和能够形成合作力量的社会结构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企业家及其企业通过慈善事业可以赢得当地民众对企业的好感,改善公共关系,从而取得企业长远发展所必须的市场信任,获得企业在市场竞争与发展中的良好市场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及其企业财富不断增值,企业的捐赠也不断增加。同时,社会资本、经济德性的积累也带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积累,使企业获得更长远、更强劲的发展。
企业的慈善捐赠实现了企业家及其企业存在的终极价值。企业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从企业获取交换价值来理解,那就是企业利益或利润的最大化;从消费者效用价值来理解,那就是为企业所面对的顾客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使消费者有更高的生活水平;然而,从企业家的终极价值来理解,那就是企业家本质的自我实现,即实现企业家的人生理想,人生价值,人生意义,以达于不朽。这种终极价值可以超越个人对财产的交换价值、效用价值的占有支配欲望,而完全以奉献社会、回报社会作为终极目的。这是企业家实现经济德性的至善境界,是将一个“小我”升华为一个“大我”,将一个平凡人格升华一个非凡人格。
所以,有长远目光的企业家及其企业就不只是把慈善事业当作获得公众青睐的公共广告来做,也不只是把慈善事业当作改善自己竞争环境和业务前景的企业战略来做,而是要把慈善事业当作实现经济德性的至善境界来做:从事慈善事业乃是在履行《周易》中的一个古老的箴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参考文献:
1. 王兴尚.企业价值哲学[M].三秦出版社,2003
2. 麦金太尔.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为什么人需要德性[J].哲学动态,2003(7)
3. 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越超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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