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改革论文范文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第1篇

（一）旅游饭店管理水平低，客房利用率下降

三十年来，安徽现代饭店业经历了由起步、发展到进入现代化水平的三个阶段，截至2008年9月，全省共拥有星级饭店431家，其旅游饭店业已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产业，为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为旅游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近年安徽省酒店已呈供过于求的景象。据有关资料表明，安徽省酒店的客房闲置率在不断上升，饭店业利润总额不高，2007年还有103家饭店利润处于负增长状态。

十几年来，安徽饭店业正在逐步改变计划经济带来的“谁建谁管，各自为政”的局面。但总体而言，安徽的饭店业集团化进程发展较缓慢、较艰难。从数量上看，截至2007年，安徽星级饭店拥有量仅占全国星级饭店总量的2.8%，各类饭店集团公司近20家，管理旅游星级饭店不到40家，集团化程度不足10%。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步的现代饭店业受到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影响，条块分割，各成系统。

（二）旅游社经营规模小成本大

截至2007年底，全省共有旅行社709家，其中国际社37家，国内社672家。从综合实力上看，安徽省旅行社平均资产只有123.9万元，平均营收只有408万元，属于弱小企业。2007年，安徽省内旅行社营业额超亿的仅有3家，而邻省浙江、江苏省分别达17家和24家，安徽旅行社的营收总额也仅相当于全国的1.77%。

现代旅游产品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化的趋势，而安徽省旅行社目前仍以提供观光型旅游产品为主，千军万马挤在团体包价旅游这个狭窄的业务范围内。安徽709家旅行社直接从业人员8917人，平均每家旅行社导游4.4名，其中管理人员2827人。而具备专业学校培训并在实践中积累一定经验富有开拓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人才十分有限。

从市场结构上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主体的进入，以三大旅行社（国旅、中旅、青旅）为代表的安徽旅行社产业集中度在不断下降，并且，这种产业态势的分散化仍然在进行中，全省旅行社业处于微利运行状态。从产品创新能力、品牌建设、网络构建等企业核心竞争力要素方面分析，安徽旅行社距离国际国内同类企业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二、对安徽国有旅游企业改革应有的认识

（一）安徽国有旅游企业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1.安徽省国有旅游企业的体制已经不适应旅游企业的继续发展

中外合资、联合、联营、私营、股份制旅游企业相继诞生，打破了国有旅游企业独家经营的局面。这些机制灵活的旅游企业一出现，就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冲击着经营多年的老牌国有企业在旅游市场上的“霸主”地位。

2.旧式经营管理机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发生冲突

安徽省一些老的国有旅游企业对外经营乏力，内部管理松弛。一些企业也曾推进过内部的改革和改制，但阻力大，矛盾多，老的习惯势力强大。国有旅游企业在经营上长期存在着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企业内部权利不明，经营约束监督机制尚不完备，经营者短期行为等等都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和发展。

3.国有旅游企业的分配用工制度，严重制约着干部职工的积极性

国有旅游企业的用人分配制度，不利于干部和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必将削减旅游国有企业的发展后劲。不改革，旅游国有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二）安徽旅游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性

1.改革与转变观念相关。加快安徽省旅游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摆脱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尽快转向市场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要形成有效的旅游企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旅游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机制，强化旅游企业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不断提供新的旅游产品，使国有旅游企业在国内外旅游市场竞争中充满活力。

2.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关。旅游国有企业的改革，要抓住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在产业结构调整、所有制结构调整和投资调整中，实施和推进旅游国有企业改革。

3.改革与其他配套改革相关。旅游企业改革的重点是要建立旅游企业优胜劣汰机制，旅游企业职工能进能出机制，旅游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社会保障机制和旅游企业经营者择优录用、竞争上岗机制。

三、深化安徽省国有旅游企业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进一步改革安徽省旅游业的管理体制

努力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与国际旅游业通行惯例接轨、宏观统一管理与微观放开搞活的旅游管理新体制。旅游管理部门要逐步实行政企职能分开，主要职能是对行业实施规划、协调、监督、服务，通过法律的、经济的杠杆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管理，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其原有的经济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转由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机构承担,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增强企业活力。

（二）加快产权制度改革，转换国有旅游企业经营机制

要从旅游行业实际出发，在安徽省国有旅游企业中分类分批，将现有旅游企业全部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改组为公司制，大部分企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部分具备条件的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有些经批准可发展为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

（三）进一步开放旅游市场，形成市场主体多元化

应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放宽对设立旅游经营组织的限制。只要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国有、集体单位或个人经批准均可设立旅游经营组织。允许国内各类旅游组织在我省设办事机构，允许境外有实力、有影响的大旅行社在安徽设办事处，在一定范围内试办中外合资合作旅行社，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经批准试办第三类旅行社。

（四）努力打造安徽旅行社“网络化”布局

安徽省的旅行社应该以资本为纽带，通过资产重组，与交通、景区等企业联手，通过新的市场定位和角色划分，形成一定数量人、财、物、品牌为一体的紧密型旅行社，通过联合达到横向扩张，形成规模经济。部分中小型旅行社还可根据市场需求情况，依据自身资源条件，进行特色或专项经营，进行深度产品开发，在细分市场中寻找自己的服务对象和生存空间。众多小型旅行社可通过内部改造，以单体联号等经营方式专门从事集团旅行社和特色化、专业化的中型旅行社的产品销售业务。

（五）安徽饭店业要建立职业化、市场化体系

安徽的饭店业要想进一步超常规发展，必须在强化品牌意识，以品牌为纽带推进集团化的基础上，下大力气培育职业化、市场化的饭店经营人才。在经营者的资质认定、中介机构建立以及对经营者的评价、竞聘、激励、监督等方面都要有所创新，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职业化、市场化的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同时，还要正确制定和适时调整集团化发展的战略。旅游饭店唯一的出路是重建以协调营销为主要支柱的市场导向型企业组织。

（六）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1.安徽的金融机构应增加信贷投入，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信贷业务创新，积极支持旅游业合理资金需求。各商业银行要积极调度、筹措资金，对有效益、信誉好的旅游企业要保证其合理流动资金的需求，促进其景区景点上规模、上档次，改善旅游环境，拓宽旅游资源。

2.金融机构应为旅游业提供更优良的金融服务，大力支持旅游发展所需的软、硬件建设，优化服务网点设置，推进银行信用卡联网工程建设。

3.金融机构自身要不断创新金融工具，积极推广假日金融新产品，如旅游贷款、旅游储蓄、旅游支票等。努力提升服务档次，以解决居民出门旅游的资金“瓶颈”，尤其是要发展新型信用工具，为旅游者提供方便、快捷的电子支付手段，减少现金结算比率，扩大旅游消费，确保旅游业快速健康发展。

（七）构建“安徽旅游企业集团”的战略发展目标

20世纪90年代，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一些省、市相继建立了公司化的旅游企业集团，包括安徽也组建了省旅游集团，黄山和九华山旅游集团公司等。对于安徽省星罗棋布的旅游企业布局，多行业、多产品、多所有制的状态来说，采用事业部制组织战略确实是一种较佳的科学选择。实际上旅游企业从单一的企业向企业群体发展的集团化过程中，必然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变和合理化。所以，旅游企业集团出现多层次、多行业结构是自然的要求，而不同的层次也需要作相应功能的界定。集团公司核心企业事业部逐级趋向于战略管理，附属企业则趋于行业归口或组合成行业集团，或建立核心企业，这样有利于提高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旅游业经营特点，旅游企业在集团化发展过程中应在地理分布上形成网络化，这是加快集团化扩张，增强地区目标市场和细分市场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作为地处内陆的安徽旅游企业来说，构建地理网络结构战略，必须根据周边市场的具体情况，扬长避短，制定正确的区域发展战略，在华东片市场内或安徽省内通过资源整合、局部扩张形成一定规模。然后应进一步实现跨地区、跨系统扩张，寻找目标市场和进一步细分市场。最后，积极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经营，寻求海外合作伙伴，参与国际旅游市场的竞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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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斯洛博丹.旅游经济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

[4]王德业.金融支持地方旅游经济发展探析[J].济南金融，2006，（5）：31-32.

摘要：分析了安徽省国有旅游企业的现状，指出了安徽省国有旅游企业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对安徽省国有旅游企业改革应有的认识，提出了安徽省国有旅游企业进行体制改革，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举措和设想。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第2篇

一、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回顾

国有企业的改革至今已走过二十多年的历史，回顾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6年，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传统的国有企业是委托人即政（论文库）府垄断了企业近乎全部的剩余权利的奢望，也没有创造剩余产品的积极性。因此国有企业势必会长期处于了低效率运行状态。由此不难看出，让渡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必然会对经营者积极性产生激励，进而有利于改变过去权力集中与外部化的状况，使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

针对传统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经营者缺乏自和低效率运行的弊端，中（论文库）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论文库）府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的文件，推动了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扩大企业自的决定，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的若干规定》等五个管理体制改革文件，并在四川省进行扩大企业自的试点。根据中央政策，政（论文库）府向企业让渡了生产自、原料选购权、劳动用工权和产品销售权等十四项经营权。经营权的让渡意味着企业的经营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

许多文章在回顾放权让利这一阶段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浅层次的、带有权宜之计的改革。但，正是由于这一过渡性制度的安排，才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79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1978年增长了10.1％，高于1957—1978年的平均增长率。国家财政收支也从1978年的财政赤字10.17亿元转为1979年的财政盈余135.41亿元。职工实际工资比上年增长了7.5％。经营权层面的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放权让利是以中央政（论文库）府的利益让度作为切入点，受益者是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种利益主体。在各利益主体均获可得收益下的改革，不仅推动起来阻力小，且还会对各个经济主体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有利于调动各个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第二，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在原国有经济体制内进行的改革，是不改变原有的所有权框架，而只在政（论文库）府和国有企业之间进行的利益调整。这种调整并不涉及“姓公姓私”或“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问题，因而来自社会意识和传统观念方面的阻力较小，改革能够被全社会所接受。第三，放权让利虽然表现为中央政（论文库）府利益的部分损失，但于经济总量增加，中央政（论文库）府收益的绝对量也是增加的；同时，社会经济总量的增加又会带来其他社会成员收入的改善。因此，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受益的帕雷托改进。

第二阶段：1987—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的过渡。从1986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过渡，但在涉及财产关系的深层改革上，同时出现了两种不同思路和对改革制度的两种不同选择。

一种思路是将国企改革仍然限制在原有财产关系之内，而进一步推进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与这种认识相对应的制度选择就是企业承包制。中央政（论文库）府决策部门倾向于这种改革思路和改革方案，于是从1987到1992年，国有企业经历了两轮承包制改革。

承包制推行伊始，确实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1987和1988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分别为14.1％和20.7％。企业实现利润和上缴税金1987年比1986年增长8.0％，1988年比1987年增长18.2％，亏损面也逐年下降，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在推行承包制期间，却出现了企业增效、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反而下降的状况。在推行承包制的第一年即1987年，伴随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却出现了低增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6年的20.8％，骤降为18.4％，一年下降2.4个百分点，1988年又急剧降到15.8％，比1987年又下降2.6个百分点。

承包制带来的结果招致了全国各界强烈的批评和反对。一种普遍的批评认为，在经过了放权让利之后，国家财政已无力继续让利。而承包制又向企业做了更大幅度的让利，致使国家财政收入严重流失。还有一种分析认为，承包制对企业行为的约束仍然是软的。企业只负盈、不负亏。这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而且还造成了企业承包者的行为短期化和“机会主义行为”（刘世锦，1993）。

承包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利弊分析现在仍需要认真讨论后再下结论，但有一个认识是能够形成共识的，那就是如果不进行深层的财产关系的变革，国有企业经营者行为就很容易出现短期化，且国家对经营者的监督很困难。在承包制度中，国家和企业处在一种不完全的契约关系中，政（论文库）府与企业一对一的谈判成本很高，且无法对承包合同的细节逐一地加以规定。所以，企业承包者可凭借充分的剩余控制权合法或不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而出现行为的短期化和机会主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与承包制的改革主张不同，国内理论界的一些学者专家提出了深化国有企业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主张，与这种主张相对应的制度选择就是股份制。股份制改革是国有企业在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一个重要推进。其根本目的是要改变由国家垄断的企业财产制度，使国有企业内部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优化国有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为实施对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有效的激励和制约。

国有企业股份制的试点开始于1986年，但大都在国有中小企业中进行。试点的影响面并不广泛，主要问题在于非国有的财产主体介入不足，“找不到能够合作的非国有主体”是一种普遍的反映。在多元化主体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股份制试点往往在企业内部职工中展开。由于企业内部职工筹资能力的局限，股份制改革自然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而且由于当时股份制不够规范，很多试点企业的职工股份演变成为一种内部借贷，最后以还款了之。在这期间，由于承包制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及股份制的发育不足，致使国企改革一度处在摇摆和徘徊之中。改革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阶段：1992—2002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地提出了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和步骤。1994年以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在国有企业中展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是要通过产权结构的改造，使国有企业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在现代企业产权结构的制约下，政（论文库）府不能再直接地控制和经营国有企业。它的意愿只能在国有企业清算和转让时依据终极所有权来实施和表达。当然，政（论文库）府还可以通过其人即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或控股公司参与国有企业重大事宜的决策，但这个决策也是受所有者出资额和所持股份数额限制的。因此，在现代企业组织框架中，从发展上看，政（论文库）府的意志是递减的，而股东的意愿则可得到组织和制度的保证。而且在现代公司中，权利、责任和义务是由法律规定的，并受出资额和所持股份制约。决策只能是董事会成员讨论后通过表决做出，这就可以避免长官意志和个人意志的独断专行，从而为科学决策的实现提供组织基础。但国有企业所有权层面的改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其难点仍然在于多元的，尤其是非国有财产主体供给不足。而当前存在的“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是妨碍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优化的关键所在。

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现存的问题

首先是建立产权结构多元化遇到的困难。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还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结构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种产权结构往往会带来如下后果。（1）在国有独资公司中，由于缺乏多元股东的产权结构，形式上的公司组织仍然只不过是原国有企业的翻牌，董事会基本上是国有企业的原班人马。在“翻牌公司”里，传统国有企业的诸多弊病依然存在，当然也就难于实现权责分明和科学管理。（2）在国有控股的股份公司中，董事会一般仍由政（论文库）府官员组成，董事长往往由党委书记担任，而总经理的任命也要通过组织部门认可。这种官员和企业家不分的格局，往往使公司的负责人在政绩目标和企业目标之间彷徨，难于摆脱行政的干预，也很难做出真正科学的决策。（3）在各类国有公司中，国有股东都是国有出资人委托的人，因此仍然存在真正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假如人的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发生矛盾，则国有公司很难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必然会面临较大的风险。

公司产权结构的缺陷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在一般的股份公司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往往是董事会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关系。由于公司的经营和管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职业经理人，经理人掌握着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因此如何激励和监督经理人的问题则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国有公司的治理结构则由于产权结构的缺陷而显得更为复杂。首先是国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一般都是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代表而不是所有权人本身，因此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关系，或者说股东对董事会的监督就成为一个首要的难点。比如，最近在资本市场上连续披露出来的上市公司以虚假盈利信息欺骗股民的问题，就是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和行为短期化的一种表现。第二是国有公司的董事会和经理人在控制权的配置上，一般是董事会的权利大于经理人。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企业中，董事长兼负决策和经营管理权于一身；在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离的企业中，总经理的经营管理权限往往又会受到董事长的制约。因此不论怎样，很难形成合理的权力分配。此外，国有公司中的监事会成员与董事会统一由政（论文库）府委派，因此实际上往往形同虚设，甚至可能成为与董事会“串谋”的伙伴。在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企业中，董事会、经理人和监事会往往被原来企业中的“三驾马车”分摊，党委书记担任董事长，厂长担任总经理，而工会主席则担任监事会主席。设想的制衡格局很容易被内部控制格局所替代。说到底，许多国有公司出现的问题都源于这种“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所致。

其次是传统观念和陈旧的意识形态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问题。传统的观念和陈旧的意识形态对国有企业的阻碍主要表现在对国有企业产权让渡的认识上。早在80年代中期，中国就开始了对国有小型企业进行出售和拍卖的尝试。但时至今日，国有企业的产权让渡仍然处在举步维艰的状态。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重要的障碍是来自于传统的观念和陈旧的意识形态。第一个观念障碍是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和坐失的关系问题。保护国有资产的基本方式应该是运动，而不应该不动；不动的国有资产无法实现保值和增值，实际上就意味着损失。在运动的过程中，国有资产也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流失。只要流动的收益大于流失的收益，流动就是必要的。因为害怕流失而不敢流动，结果反而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坐失。坐失的损失同样是不可估量的。第二个观念障碍是只转让亏损企业，不转让盈利企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策只允许转让一些微利亏损的国有企业产权。而对于盈利的企业，一是政策没有表示允许，二是即使政策允许也不会被转让。因为政（论文库）府还指望它为其创造收益。在这种条件下，国有企业没有抓住市场需求较强、企业价格较高的出售时机。而当市场需求降低，企业又出现大面积亏损的时候，想出售也卖不出去了。与上述主流的政策导向相反，一些省政（论文库）府抓住十四大以后经济高涨，外企、私企兼并收购国有企业的需求上升时机，及时地将较好的国有企业出售变现。一方面，将国有企业转变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政（论文库）府减轻了负担；另一方面又卖了个好价钱，实现了国有经济的保值增值。第三个观念障碍，是一种“唯评估论”。国有资产在市场的转让中，如果交易价格低于评估价格，是否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流失？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评估价格往往是资产供给方的一种预期价格，或者叫做供给参考价。它必须在市场上与资产的需求方洽谈，方能达成双方认可的市场价格实现交易。搞市场经济就要遵循市场规则，在一个规范的市场中。交易价格是公平而且合理的。把评估价格作为衡量国有资产是否流失显然是不恰当的。市场价格是受供求规律影响的。在当前国有资产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格局中，经济越是不景气，国有资产越是亏损，企业的价值就会越低，市场价格也会越低。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三、所有权结构改革深化的对策选择

继续深化所有权结构的改革是解决国有企业现存问题的主要课题。但要完成这一步骤仍需要采取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以期通过依赖性路径取得报酬递增的结果，并藉此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1、继续降低进入国有企业的门槛。国家所有权结构的根本改变要有多元化投资主体的进入。因此，继续降低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应是一个可行的对策。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国有企业的资产已经跌到底线，几乎无利可图，因而无人会问津。但其实问题不在于外部进入者，而在于人们的观念。最近发生的东方资产经营公司以500万元盘活6000万元不良银行资产的案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国有经济的决策层所给出的政策制度，是影响进入者数量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对于不同的投资环境以及优质快捷的服务是较之税收优惠更为重要的条件；对于国内民间资本来说，价格和税收的减让还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企业内部的经营者和职工来说，则可以以干股和期股等形式将其逐渐培养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也不失为可供选择的途径。降低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是为了实现国有企业股权的多元化，而股权的多元化除了融资的目的外，更主要的是通过股权的结构多元化来解决国有企业的责任主体、科学决策和风险分担等一系列制度性和机制性问题。

2、健全和深化国有企业的退出制度。目前在国有企业退出问题上，需要有一定的观念突破和制度创新。首先是退出的范围的领域。按照一般的认识，在公共物品生产领域，如国防设施、邮电、铁路、道路桥梁等；特殊产品生产领域，如稀有金属的开采及冶炼，造币以及涉及国家机密的高科技等，还需要通过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产权形式来予以控制，以保证国民经济整体的有效运作。除此之外的大多数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都应该在竞争中自由进出。在现实的运作中，一些曾经被认为关系国计民生而必须国家垄断的领域已发生了改变。在通讯、道路桥梁等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在基础产业如钢铁、石油探采等，都已开始有国外投资者进入。实践证明，国家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有效控制，应主要以政策引导为主，并不一定由国家直接经营国有企业。一个有效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可能会产生比直接经营国有企业更大的效果。其次是国有企业退出的战略步骤选择。传统的思路往往是等到国有企业不行了才想到退出，而“靓女”是舍不得“先嫁”出去的。这种等苹果烂了才想到处理的思维方式，只会使国有企业处于一个被动的不可把握的竞争环境中。国有企业一般是由政（论文库）府决策进行投资和扩张的，而相对较高的赋税又使国有企业发展的后劲不足。在这种两头做不了主的情况下，企业既无法实施自己的经营战略和发展战略，又无法决定自己的退出战略。此外还有国有企业职工的职业转换的下岗安置问题。由于国有企业一般都是处于传统的大工业领域，吸纳国有企业职工的数量多，工人专业化分工细，对于大工业的依赖性强。一旦下岗，转换职业的能力较弱，安置起来也困难更大。当前，一些资源型企业面临着资源枯竭、企业衰落的特定阶段。有的城市和城市中的人口都依赖煤炭资源生存，而一旦资源枯竭，整个城市的产业和人口都会面临生存危机。针对这种情况，政（论文库）府在国有企业的退出过程中更要注重策略的选择。应在企业或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中包含对企业或产业生命周期的预测，及预防衰退，强化竞争能力的战略安排，包括退出时的资金储备。

3、建立相对稳定的国有财产人队伍。在董事会对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很大而同时董事会又由非所有权人的国有公司中，董事会和经理人同样处在被激励和监督的地位上。这会使激励和约束制度的安排增加了难度。其中，对国有财产人稳定性的激励尤为必要。一个有效的长期激励机制，能够使企业的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长期保持一致，将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还有可能把优秀的经营者培育成为国有企业的新股东。我国自九十年代开始引进国际上较为流行的激励手段——年薪制和期股期权激励的思路，对于经营者的剩余索取权的扩大来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但相对于我国不够完善的资本市场来说，这些激励手段的推行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实践过程。当前由于国有企业退休制度带来的制约，使一些颇有成就的经营者往往会在临退休的前夕产生“壮志未酬”的心理失衡，进而产生将个人对企业的贡献转化为各种个人现期收益的灰色倾向。如果改变一下国有公司经营者的任期制度，就可在相当程度上避免经营者行为的短期化，换取经营者的专心努力工作，这对形成一支相对稳定的国有财产人队伍是很有利的。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激励制度。同时，通过期股或期权可以使一些优秀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转变成为企业新的重要股东，从而又可使他的经营才华更主动地倾注于企业的成长，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稳定国有企业经营者队伍不仅是国有企业内部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改革的需要，而且也是国有企业永续发展的需要。世界上的大企业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拥有一批坚定不移的经营者股东。对此我们还应提高认识，并选择针对性的对策。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第3篇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形式的国企改革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1993年至1997年，以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措施是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造和产权改革。改革目的是建立“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二）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国有企业改革

这一阶段主要是1997年至2002年，以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标志。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最重要的是使国有企业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的措施主要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分离分流、债转股等形式，其目的是推动国有企业扭亏脱困，实现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三）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督体制的国有企业改革

这一阶段主要是2002年至2013年，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该决定指出：“坚持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授权监管的国有资本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维护所有者权益，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以产权改革为重点，实现政企分开，其目的是推动建立和完善企业制度。

二、国有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

综观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其核心是解决国有企业产权问题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效率低下的问题。国有企业，也称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其产权是抽象的，具有模糊性。从理论上讲，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是国有企业的出资人，但当任何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准备行使其作为国有企业出资人的权利时，却发现其权利是虚置的，是没有任何具体的权利的。因此，可以说国有企业的产权是一个抽象的产权，国有企业的股东也是抽象的，无法量化到具体的自然人。这样的产权，其各项权利只能有作为人的政府来行使，由此会产生以下问题。

（一）最终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配置不合理

一方面，代表政府在国有企业行使最终控制权的是远离企业的政府官员，其不享有剩余索取权，也不承担企业经营的风险。可以说国有企业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一开始就是分离的，这种分离的结果就是产权的行使者不仅没有足够的激励去发现和任命有能力的企业经营者，也不会有真正的积极性去搜索和获取信息，有效的监督企业经营者；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内部，基于权利下放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拥有部分控制权，但却不能享有剩余索取权，也不承担企业经营的风险和责任，由此造成经营者行为短期化严重，会产生严重的“内部人控制”。

（二）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在任何社会中，资源是稀缺的，交易是稀缺的，但交易成本确实始终存在的，如何配制和使用稀缺的资源，必须有一个清晰的、合法的产权界定。著名的产权学派知名经济学家科斯认为，因为外部性的存在，也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假定一个社会对产权有清晰的制度规定，即法律规定，那么当交易发生时，基于对外部性的认识，为了尽可能的消除外部性即外部效应，或者降低交易一方对另一方的负面影响，交易双方就会根据交易时的法律规定，也就是产权的界定，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订立一个协商、谈判的基准，并通过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或者契约，以便各方遵守。这样做的结果就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要实现这一目标，产权的界定至关重要，没有对产权的界定，交易中的协商、谈判就无从谈起。国有企业产权不清，导致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盲目无序，国有资产配置基本上依赖于政府各级行政部门“有形之手”，完全忽视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国有投资浪费严重，这也造就了亏损这一近30年来国有企业发展中最令国家头疼的问题。

三、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优路径

必须承认，始于1984年的国企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国有企业有进有退，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但我们同时不得不承认国有产权属性决定了单一产权主体的国有企业具有难以逾越的体制障碍，国有企业改革不触及产权问题，就无法实质性的突破，就无法真正解决国有企业最大的弊端———效率问题。既然国有企业的单一股权结构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就有必要进行产权调整，采取股份制，实现混合所有制，形成的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新型企业形式。如何实现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该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应该说，国有企业实现混合所有制的重要价值在于以下两方面：

（一）有利于明晰产权，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实现政企分开，而实现政企分开，首先要构建能够实现政企分开的产权基础。混合所有制使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实现了不同性质产权的融合，国有企业与国家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产权关系。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政府作为人只能依照《公司法》行使股东权利，已不可能任意支配国有企业的投资、生产、经营和分配政策，政企分开在混合所有制基础上能够得到彻底实现。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基于多元化的股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代替了行政干预，国有企业必须接受来自不同产权主体的约束和监督，国有资本与民有资本形成合理制衡，从而形成所有者、经营者、管理者既相互制衡又激励相容的监督约束机制，避免了国有股权“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等弊端。

（二）有利于盘活国有资产，发挥发挥国有资本的带动作用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国有资产主要是以国有企业为载体实行经营管理的，由于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经营能力有限，国有资产长期处于呆滞的存量状态，流动性是比较差的。但资产的价值，却只能在流动中才能进一步保值增值。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国有资本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国有资本可以通过产权转让、兼并重组、增资扩股等方式，与非公有制资本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将国有资产将会彻底资本化，实现国有资产良好的流动性。在盘活国有资产的基础上，将国有企业的资源、品牌、市场等优势与民用资本的资金、机制等优势有效结合，放大国有资本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使国有资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以更直接的方式发挥影响，不断增强国有经济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带动作用。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制度；改革；非国有经济、国有企业；转轨经济；经济结构

在我国，过渡经济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怎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本文首先阐述了转轨经济的相关理论，然后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动态分析。

一、过渡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体制与体制转轨

（一）制度的一般含义及其类别

美国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其所著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明确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些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诺斯的说法只是其中一种，其他的定义还有如：制度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还有人把制度定义为通过传统、习惯或法律约束的作用力来创造出持久的、规范化行为的社会组织，等等。

这些定义，都是不同作者在研究不同的问题或问题的不同侧面时对制度的理解，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度的内涵。

我所理解的制度，就是由当时在社会上通行或被社会所采纳的习惯、道德、戒律、法律（包括宪法和各种具体法规）、规章（包括政府制定的条例）等构成的一组约束个人的社会行为，从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规则。具体说来，主要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制度总是社会性的，约束个人的行为说到底是为了调节人际关系，因而制度总是某种社会的行为规则。在鲁宾逊的孤岛上，在"星期五"出现之前，事实上不存在制度，因为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制度是对个人（或一个组织，一个团体）行为（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的一种约束，是对个人行动空间及其权利、责任和义务的一种界定。第三，作为社会性的制度，因其基本功能是协调人际关系，从而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或称为有形的制度与无形的制度。在前面我将习惯、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与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都统统称为制度。

但从发挥作用的方式上看，它们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属于正式的或有形的（成文的）制度；而习惯、道德、意识形态等，则属于非正式的或无形的（不成文的）制度。首先要明确的是，无论是法律、规章还是习惯、道德，都是制度。因为就其基本功能来说，都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规则，都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某种约束。

（二）"帕累托改进"与"非帕累托改变"

经济学理论上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的概念。

它是指这样一种情况：这时所考察的经济已不可能通过改变产品和资源的配置，在其他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别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反之，所谓"帕累托无效率"，指的就是一个经济还可能在其他人效用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产品，使得一个或一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在存在"帕累托无效率"的情况下，若进行了资源重新配置，确实使得某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而与此同时，其他人的效用却没有降低（至少是不变），这种重新配置就称为"帕累托改进".在"帕累托改进"情况下，由于没有一个人状况变坏，只有某些人状况变好，因此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进。而若在某种经济状态下，一种重新配置导致某些人状况变好，另一些人状况变坏。由于个人之间的效用无法比较，我们无法确定总社会福利水平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这种情况就被称作"非帕累托改变"（请注意这里所用的概念不是"改进"，而只是"改变"，它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

（三）改革的一般情况："非帕累托改变"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从总体上来说，经济体制改革一定是为了对我们的现状进行有益的改进，以提高我们整体的经济福利。改革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都会使一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或者是受到暂时的损害。"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改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参照系，使我们能够对各种情况的特征进行比较。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体制变革这样的较大规模的变动时期，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情况，恐怕正是"非帕累托改变"；因而对于现实生活来说，可能"非帕累托改变"更有重要的意义。

比如，在个人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分配体制下，既没人努力劳动、认真管理，也无人关心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样的资源必然只能生产较低水平的物质产出。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在某种理想的资源最优配置情况作为参照系，来论证这时经济是多么的缺乏效率，浪费了多少资源，论证它们如何地应该加以改革，改革之后社会经济效率将会获得如何的提高，使大家获得怎样的好处。但问题在于，在上述两种利益分配关系已经形成、确立的前提下，同样会出现若不使某些人的利益受损，就不可能使另一些人获益，也不可能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情况。

人们当然总是希望改革是无人反对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恰恰在于：任何一种体制改革，说到底都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改变，总会有一些人的利益要受损；没有人受损，就不可能有人受益；或者，现在不受损，将来就不会受益。这就是说，体制改革的一般情况在理论上都属于"非帕累托改变".改革中的各种难题，改革所遇到的各种阻力，正是由此产生的。

（四）"补偿"的作用及其局限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存在一种方式，能在资源配置发生改变之后，将新增加的收益在所有相关的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或再分配，从而使得任何人都不受到损失（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损失），那么不论最初分配情况如何，都可以说这种改变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就是福利经济学中所谓的"补偿原理".改革的困难来自受损失利益集团的阻挠，并因这种阻挠而造成种种经济损失，那么，很显然，如果能对受损失的人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或"赎买"，减小他们受损失的程度，以使改革的阻力减少，其减少额大于付出的赎金，就是合算的。

毫无疑问，补偿或"赎买"可以说是消除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阻力的一种基本思路。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在体制转变过程中维持既得利益。通过这种补偿，实际上就把"非帕累托改变"转换为"帕累托改进"，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的方式。

只要改革本身确实是盈利的，能够提供足够的新增收益，对受损失的人进行补偿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值得的。当然，在肯定补偿措施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地认识到补偿作用的局限性。

首先，改革中的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部分补偿，而不能是充分补偿。这是因为，如果对受损失的人进行了充分补偿，对于社会或社会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将所剩无几了，许多改革事实上就会名存实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实现。

其次，补偿是有一定成本的。补偿操作本身就是费时、费钱的事情。补偿所涉及的面越广，补偿的成本费用就越大，这时就会有一个合算不合算的问题，导致无法给予普遍的补偿，因而无法消除所有的对改革的阻力。

这就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应该在改革的每一步上都充分地利用补偿这一缓和矛盾的方法，但最终总还是要面对一些剩下来的、无法消除事实上也不应消除的阻力，要充分估计这些阻力对于改革进程以及经济增长所能造成的损失。

（五）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

所谓"相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一部分利益集团会在改革过程中受到利益的损失（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损失），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对改革，从而构成对改革的阻力。

这里所谓"相对"的含义，指的就是获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改革在许多情况下是没有人受损就不能有人受益，社会成员可以按照改革的（潜在）获益者和（潜在）受损者的标准进行分类，这就决定了改革过程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部分人的抵制。

改革的绝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可能遭受一定的损失，从而每个人都具有抵制改革的动机。这主要指的就是因改革初期所发生的改革"阵痛"而引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因对改革在初期阶段所会引起的震荡、引起的生产下降而产生对改革的疑虑与恐惧，并因此而抵制改革。

总之，改革的相对阻力体现的是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相对差异与相互冲突，而改革的绝对阻力体现的是人们自身利益的冲突（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但同时也体现着在经济制度这个"公共物品"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改革"阵痛"对社会的总福利总是具有负面的影响。改革的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只是对问题的抽象。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阻力往往是同时发生、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有时相互加强；而有时则相互抵消。

二、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

（一）渐进改革与经济的"体制结构"

1.渐进式改革与国有企业地位的改变

"渐进式改革"的特点，不在于其"慢"，而在于最先实行的改革不立即取消旧体制，而是在暂不触动旧体制的情况下，先发展"新体制"，然后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逐步改革旧体制。

中国过去20年，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发展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包括外资合资企业、私人企业、个体劳动、股份公司、合作经济以及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主要是以社区所有制为特征的乡镇企业）。到1997年，这个非国有经济部门已经创造出7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65%的GDP，95%以上的新增长就业和80%的经济增长。

而这就意味着，无论国有企业无效率的问题多么严重，尽管它仍占用着70%左右的银行信贷资源，但在工业总产值中它的贡献率已不足30%，对GDP的贡献率不到4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20%.也就是说，国有部门问题再严重，它从统计上说只关系到20%～30%的经济收入与经济增长。只要占70%～80%的非国有经济仍能增长并越来越发展、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中国经济就仍然能够成长。

这里的第一个政策含义就是：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必须着眼于发展非国有经济。另一个含义是：要判断中国经济是否还能持续增长，不仅要观察国有部门的状态，而且还要观察非国有经济发展的趋势，观察两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变化。

2.经济的"体制结构"

我们现在就来将一个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分为两大部门，国有部门S和非国有部门N；将它们所创造的国民总产值之间的比重，定义为"经济的体制结构"，用J表示。

J0指的是在任一初始时点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改革初期）经济的体制结构。

在中国改革初期，这一指数大约为900%（90/10）左右，而现在按工业总产值算约为35%（26/74）。最近几年按工业产值计算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一直以每年高于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

体制改革的原因是因为旧体制的效率较低而新体制的效率较高。我们假定效率的差别在长期内体现在各部门的增长率的差别上。正因如此，非国有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才能不断地加大。定义gs为国有部门的增长率，gn为非国有部门的增长率，gs

这一动态关系式看上去很简单，但对于我们理解体制转轨的过程及其性质，以及我们在改革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改革进程的各种后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3."不改革"或"简单过渡"的可能性

上述公式提出了一个可能性，即"不改国企的可能性"：只要gs

在德国，在一定意义上人们其实就是这么做的：在东德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原有的企业基本被解体，同时用西德的"剩余收入"把东德的职工养起来（失业补贴）；如此持续20～30年后，原东德遗留下来的问题将不复存在。在我国的一些沿海地区，由于国有部门所占比重已经很小，非国有经济又发展较快，当地的人们往往会选择对国企"不改革"，而只是不再扩大国有企业，不再雇佣新的工人，把原有的企业或职工，通过"补贴"（包括以银行贷款形式发生的补贴）养起来，等待过一段较长时间后问题本身逐步淡化、消亡。这种"养起来"的作法，实际上也是改革。

（二）结构改变与国有部门改革条件的变化

1.国有部门本身状况的恶化与国企"改制"

国有部门情况的恶化，不一定表现为所有国有企业情况全部恶化，而是首先表现为由于"亏损面加大"及其由此引起的净亏损的加大。当亏损企业越来越多时，改革的要求开始产生。

这里所说的"改革"，实际上是指"国企改制".国企改制会对我们的上述公式产生影响：改革使gs缩小而使gn增大，因为这时一部分原来的国有企业通过改变产权关系而变成了非国有企业。这些年，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之所以高，部分原因就是一些原来的国企经过改造后被并入了非国企范畴，或是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国有企业而壮大了自己。另一种类似的情况是，由于激励机制不对称，一些人以"占国有经济便宜"的办法来发展非国有经济，甚至包括国有资产的暗中转移。这种可以称为"自发的私有化"的行为，在实际上也起到了加快国有经济改制的作用。

可见，国企改制本身，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中意味着J值的缩小，意味着效率的改进和经济的增长，这就是所谓"从改革中要增长速率"的基本含义。

2.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条件的改变

我们这里要着重分析的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支撑着经济的增长，而且改变着国有部门改革的条件和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它经常被人们所忽视。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对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支撑了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一定的收入增长和"经济剩余"，使得政府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利用这部分收入增量来对在国有部门改革中受到损害的利益集团进行一定的补偿，这可以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痛苦，从而使改革的阻力减小。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转移一部分国有职工提供了就业机会。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既具有资本实力、又具备管理知识的新型企业与企业家，使得通过收购、兼并等较为平和、较为自然的方式改革国有企业成为可能。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国有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国内的"体制示范".在以上所有这些条件的改变中，首先起作用的是"竞争".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首先使国有企业原有的"垄断利润"下降，使其体制的无效率暴露出来，进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生亏损，成为政府的包袱而不是收入的源泉。与此同时，当非国有部门越来越显示出其提值、就业和税收的竞争能力，人们也就越来越具有改革的动机，对改革的阻力也就越来越小，从而使改革得以发生。

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国企职工，而改革意味着国企职工离开国企而转向非国企就业。这又分为两种基本形式："离职"（或"下海"）和"下岗".前者为自愿主动离开，后者为当发生倒闭、减员等情况时被迫离开。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离开"这件事是不可接受的，从而阻碍着改革。但到后来，不仅开始发生自愿离开，而且下岗的阻力也越来越小，变为可接受的，下岗人员也越来越多。

这里根本原因就在于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职工离开后（在非国有部门）的预期综合收益开始大于不离开时（在国企中）的预期综合收益。

3.政府改革企业的动机

国有企业过去一直是政府的权力基础（人事和经济的权力）；改革国有企业是一件十分麻烦的政治运作，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最后一刻"，任何政府和企业官员都不愿进行改革。

是否改革，取决于以下的不改革时的政府净收益和改革后的政府净收益的比较：这里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也是政府决策是体制结构J的函数——当国有企业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越来越少，所需的财政、准财政（银行坏债）补贴越来越多，停产企业"开不出工资"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麻烦，而非国有企业提供的税收越来越多，所能提供的就业越来越多，以至可以由民营企业来并购国企，从而政府为安置下岗职工所需支付的补贴可以越来越少（平均到每人较少，不一定总量较少，因为下岗职工越来越多），改革就会越来越实际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

在1992年左右，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第一次超过50%.就在这一年底，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有关改革的"决定"，第一次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写了进去。在1996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国有企业第一次发生全部门净亏损，1997年上半年又是这样。

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正式提出了"抓大放小"、"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等政策。用本文的理论模型加以观察，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道理的。它们从实践中证明了：政府决策本身是随着经济结构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政府在某一时点上做出了什么样的决策，而在于政府政策变化的趋势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政府有关改革的政策走势，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决策本身不能说有多大的前瞻性，但至少具有务实性，能对现实条件的变化做出较为及时的反应。这有利于经济走出困境、持续发展。

三、结语

体制或制度，就是协调和维持人与人利益关系的一种行为规则，是社会上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一种机制；体制改革则是改变这种行为规则，实际上就是要改变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改革之所以难，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在改革过程中并不是人人都能受益或同等程度地受益（人人同等程度地受益，利益关系也就没有改变），有些人甚至会受到损失或暂时受到损失。正因如此，那些受到损失或没有受益或受益较少的人就这样那样、或多或少地具有抵制或反对改革的动机，形成对改革的阻力。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文章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与创新的关系，

企业是生产力要素的载体，尤其是国有企业与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拥有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信息网络，为国民经济提供大部分的现代化装备，它是科技进步的重要载体。因此，国有企业的创新如何，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据查有关资料证实:我国现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大约有90%是20世纪70年代和70年代以前兴建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和50年代以前建成的企业也占一半以上。这些企业由于计划管理体制延续了几十年，传统管理模式很难一下子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国企改革，但国企管理还没能按市场经济来组织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的各个环节，管理跟不上企业的社会化、市场化进程。据有关部门1997年对我国2585家亏损企业的抽样调查，由于管理落后造成的亏损企业达到2112家，占总数的87%，问题非常严重。所以中央特别强调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与管理创新的重要性。那么管理创新究竟涉及哪些范畴，它们之间又有哪些相互之间的联系呢?

一、管理理念的创新

一是从追求政绩的“乌纱帽”转变为承担盈亏责任的自我管理理念。未来的企业需要职业化的企业家，不是官员型的企业家，企业家的命运同企业的兴衰成败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二是从单一生产意识转变为追求经济效益的市场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效益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来实现生产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尤其是在开发环节中把市场需求的产业和产品作为企业开发和创新的主攻方向，否则企业的效益就无从谈起。三是从企业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发展到对社会发展、环境和用户责任的经营目标多元化理念创新。从国际企业发展上看，经营目标多元化已成为趋势。据相关资料透露，在美国国际性评选优秀企业时，采取九项指标，其中企业的创新能力、长期投资价值;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等指标在整个指标中占了相当分量，所以在经营目标上我们要进一步拓宽思维，超前发展。四是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从你死我活的竞争理念转向竞争与合作和统一的竞争理念的创新。其实，这是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要求。目前，国际上原来竞争对手的企业之间，纷纷掀起合作浪潮。例如:电子产品领域中美国的IBN与日本东芝的联盟;汽车行业中美国的福特与日本丰田公司的联盟;电器设备制造业中美国通用电器与欧洲西门子联盟。当今世界出现的这种竞争与合作相统一的现象，不是个别企业的经营战术，而是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企业所具有的竞争观念创新的表现。我国近年来一个突出现象，是随着买方市场的到来，企业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特别是以价格为主的竞争几乎在所有市场上展开，这种局面很不利于我国企业的成长和创新，特别是不利于要迎接与来自世界跨国公司的竞争。所以建立多样化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对于实行管理创新与企业改革发展关系十分密切。

二、决策管理的创新

决策管理是关系到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过去企业的决策管理多靠经验和主观判断，现在不同了。面对错综复杂，瞬息多变的环境，企业必须充分运用现代信息系统，掌握方方面面的信息。因为信息是现代企业的神经系统，是企业科学决策和及时应变的依据。所以要建立灵活准确的信息系统是企业决策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抓住这个内容当中的关键，捕捉各个方面的管理信息，使信息为我所用。使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为我所需，是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一步。三、战略管理的创新

战备管理从宏观上讲，正确的战略使企业始终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总趋势，企业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从微观上来说，正确战略能够准确地把握未来可能发展的产品及市场范围，使企业赢得持续的竞争力。从战略管理的创新角度上看，在经营领域中，过去我们企业战略是只重视生产管理，而不重视开发和营销管理。这种战略，显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产品开发是企业的灵魂，同时生产的产品只要卖出去，才是硬道理。所以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是在整个生产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因此，我们在经营战略管理上要实现由过去偏重生产管理到重视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的转变。

四、组织结构的创新

精干高效的组织结构是贯彻实施经营战略的组织保证。过去大型企业是庞大而多层次的管理组织结构，弊端很多。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和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首先，要剥离企业不应承担的各种社会职能和政府职能，使企业轻装上阵。其次，按照专业化社会协作的方向，分离服务部门等非生产主体，使企业精干起来，再次，强化生产过程前的市场研究，经营决策，技术开发和生产过程之后的产品销售，用户服务，广告宣传等经营职能，使企业组织结构具有高度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最后，随着企业业务流程的信息化，企业可以削减中间管理层次，变管理组织结构由原来的高耸型结构向扁平型结构再造，这样才能大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五、人本管理的创新

过去，我们传统企业管理，主要是以物为中心的管理，而现代企业要将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因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最重要的资源，而知识的背后是人才，人才高于一切。

所以作为企业如何吸收人才，留住人才，如何充分挖掘他们的潜能，这是人本管理必须研究和创新的主要内容。

目前，虽说利益启动很重要，但对多数知识分子来说除了追求物质利益外，还有很重要的追求，就是要体现人的自身价值，重视人格尊严，寻找施展自己才华的环境。如果得不到后者，人才将随时有可能离开企业另找环境。所以人本管理不能停留在传统的过多地强调管制、控制员工的方法，也不可能用片面的物质刺激，而必须研究如何尊重和重视员工的个性，如何向员工提供发展机会，使员工在个人发展和企业发展中融为一体，这方面要不断地探索出好的管理模式。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第6篇

我国粮食生产连续五年获得丰收，粮食的生产形势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个历史阶段。在当前粮食总量阶段性过剩的情况下，粮食企业面临着诸多困难和压力，也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我国即将加入WTO，粮食行业正在经历新旧体制转变的过程。粮食企业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关键是要认清新的形势，迎接新的挑战，进行新的探索，开展新的创业。回顾历史，瞻望未来，对国有粮食企业的改革，提出战略性的思考。

粮食企业改革是粮改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

粮食企业改革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根本保证和条件。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推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条件和保证，也是粮食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出路和决定性因素。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首要条件。国有粮食企业是粮食流通的主渠道，在按照国家有关政策，积极开展粮食收购，掌握必要的粮源，稳定市场供应和市场粮价中发挥主导作用。要充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主渠道作用，保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就必须进行国有粮食企业的改革。

粮食企业改革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抓好国有粮食企业改革，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有利于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国有粮食企业只有通过改革，彻底实行政企分开，才能分清粮食行政部门代表政府应承担的经济责任与企业应承担的经营盈亏。这将有利于国有粮食企业面向市场，实行独立核算，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费用，增强市场竞争力。国有粮食企业通过转换经营机制，建立新的用人、分配、保险制度和监督、约束制度，便于粮食企业进行科学管理。

粮食企业改革是适应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

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建立以间接调控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微观经济活动，而是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及法律手段调控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从而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粮食企业改革是加强粮食宏观调控的需要。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粮食调控主要通过粮食部门，以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方式实现对粮食的宏观调控。随着市场格局的变化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入，粮食也由过去的“特殊商品”、“战略物资”逐步向一般商品过渡，粮食行业由垄断性行业逐步向市场化、社会化转变。在新的形势下，粮食宏观控制手段呈现多样化趋势，表现为政策调控、国家专储调控、进出口平衡、市场自发调控、资本市场调控、农业生产结构调控等多种形式综合并用。

粮食企业改革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需要。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较为频繁的国家，年度间的粮食产量波动难以避免，对粮食市场的稳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为加强对粮食生产的保护和稳定粮食市场，我国1990年就着手建立了粮食最低保护价格制度和用于调节粮食市场供求与价格的专项粮食储备制度。1994年又建立了中央和省两级粮食市场风险基金制度。实践证明，这些制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今后要进一步加以完善，保持合理的粮食储备，充实粮食市场风险基金，增强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吞吐能力。同时适时适度地利用国际粮食市场，通过进出口贸易，调节国内的粮食供求关系，稳定国内粮食市场需求。中国立足国内解决粮食供需平衡问题，并不排除利用国际资源作为必要补充，起到品种调换、丰欠调剂和区域平衡的作用。当前出现的粮食过剩，是阶段性、结构性、地区性、低消费水平下的过剩。从长远看，由于人口增加，土地减少，生活质量提高，城镇化步伐加快，粮食需求呈上升趋势。

粮食企业改革适应粮食市场价格机制的需要。粮食价格机制正逐步以市场为导向，由市场形成价格，价格引导农户和企业。市场价格机制在引导农民种植和粮食企业生产经营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已对部分粮食品种，如红小麦、早籼稻、南方玉米等退出了保护价收购范围。今年，国家对浙江、福建、广东等8个销区省、市进行粮食价格放开试点；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将补贴直接给农户；新开设早籼稻、粳稻、玉米大宗粮食期货交易品种，发挥期货市场价格功能作用，这意味着国家对粮食宏观政策和调控办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些政策的出台，对粮食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同时也带来一些发展机遇。我们必须清醒地认清粮食形势，有效地发挥粮食的资源优势，适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近年来，粮食价格一再走低，一斤粮食需补一角多钱才能顺价销售，粮食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而国家和地方财力有限，企业更是不堪重负，从而挫伤了粮食企业积极性。有效需求决定供给，销粮难反映了粮食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形成了“市场失灵”，需要采取“政府干预”。而政府掌握的信息不充分，流通体制不完善，调节措施不得力，又形成了“政府失灵”。粮食如何进行宏观调控，价格机制如何建立，涉及多方利用和诸多深层次问题，只有通过深化粮食企业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粮食企业改革是适应粮食市场国际化的需要

中国即将加入WTO，粮食市场将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加快了粮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入WTO后，由于全面融入世界粮食市场，在中国国内就形成了粮食生产消费和流通的最大市场。就贸易来讲，不是单纯的内贸和外贸，而是形成内外贸相结合，有进有出、进出自由的局面，形成了真正意义的大市场、大流通，粮食市场化步伐将大大加快。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第7篇

1．技术的内涵

“技术创新”是近年频繁出现的一个概念。在人们的习惯中，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先进设备或工艺的发明、引进，以及传统工艺的改造、提升。事实上，自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912年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创新是“企业家为了获取潜在利润而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以来，关于“技术创新”内涵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息过。除熊彼特以外，受伊诺思（J.L.Enos，1962）、弗里曼（C.Freeman，1973）、美国科学基金会（NSF，1976）等的观点影响，理论界对技术创新的认识大体形成了7个方面的观点，分别侧重从利润最大化、市场导向、经济活动过程、企业主体、边际改进（增量改进）、社会经济效益、历史和社会经济范畴加以解释。其中，“边际改进”（marginalimprovement），即“技术上的渐进改进导致规模效益的增长”这一观点，使人们对“技术”的内涵再次发生了兴趣。

技术（technology）一词最早由希腊词techne(艺术、手工艺器)和logos(词、言语)组成，意味着既是好的又是有用的。17世纪，technology开始出现在英文中，主要用来讨论艺术应用；20世纪以后，其内涵迅速扩展，开始包含方法、工艺、思想以及工具和装备等；20世纪后半叶，人们逐渐认同的定义是“人们力求改变和控制其环境的各种手段和技能”。《辞海》对“技术”的解释有两个层次：第一，“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第二，“除操作技能外，广义地讲，还包括相应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物质设备，以及生产的工艺过程或作业程序、方法”。由此可见，“技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生产工具及其他物质装备(本文称其为“装备技术”)等“硬”技术；也包括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流程、加工方法、劳动技能和诀窍（本文称为“工艺技术”），以及适应现代劳动分工和生产规模等要求的对生产系统中人、财、物等所有资源进行有效组织与管理的知识经验与方法（本文称为“管理技术”）等“软”技术。其中“装备技术”和“工艺技术”是纯粹的“技术”（本文称为“纯技术”），也是人们所重视的技术，通常人们所说的“技术创新”就是指这种技术；而管理技术相对来说就虚得多，通常被人们排出在“技术创新”这一范畴之外。为方便起见，本文以图一表示“技术”这一概念的内涵：

由于“装备技术”和“工艺技术”这样的“纯技术”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及获得途径等已经被理论界讨论得非常成熟了。因此，本文将重点讨论“管理技术”及“管理技术创新”。

2．管理技术与“纯技术”

（1）管理技术是“纯技术”的基础和前提

装备技术、工艺技术等“纯技术”要付诸于实施，必然要以一定的管理体系、生产组织方式作为基础。同时，“纯技术”的创新，也必然会对现有的管理体系、生产方式带来一定的冲击，并有赖于新的管理体系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建立。否则，纯技术创新的目标就无法实现。目前，不少高新技术企业之所以昙花一现，大多不是因为它们的“纯技术”落后，而是因为组织管理跟不上。所以，企业若想获得较大的绩效，单纯地依赖装备技术、工艺技术等纯技术的创新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与管理技术的创新密切结合。惟有如此，才能确保创新取得预期的效益。而管理技术也只有通过为“纯技术”的运行创造良好的环境并最终取得成功才能体现其应有的功能。

（2）“纯技术”的不断发展丰富了管理技术的手段

随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不断应用于生产实践，管理技术的手段也不断丰富和发展。如随着现代仿真技术、网络技术、预测技术、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等的发展，“会计电算化”、“办公自动化（OA）”、“企业内部网（INTRANET）”和“管理信息系统（MIS）”等新的管理技术不断应用于我们的管理实践，从而使得我们能够轻松地分析和处理大量种类繁多的信息，进而对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作出迅速、机敏的反映。特别是现代计算机技术用于技术设计等工艺技术的创新之后，原先的顺序式研制与开发创新的流程就变为平行式开发创新和研制的流程。在这种情况下，与平行式创新开发流程一致的管理组织体系便应运而生。由于计算机手段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广泛运用，创造了大量的管理技术，从而实现了没有计算机时管理者不可想象的管理目标。可以预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管理技术创新将与计算机技术手段更加密不可分。

3．管理技术与管理技术创新

本文认为，管理技术是以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并在它所揭示的客观规律的指导下，不断吸收和借鉴有关学科的方法论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技术。管理技术及管理技术创新具有以下特点：

（1）管理技术的目标是提高决策效果。著名管理学家西蒙认为，管理活动的全部过程都是决策的过程。如确定目标，制定计划，选择方案，是经营目标及计划决策；机构设计，生产单位组织，权限分配，是组织决策；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在制品控制及控制手段的选择，是控制决策。因此，用科学方法或管理技术对管理问题分析的主要结果，必然与管理行为有直接关系，从而影响管理决策。

（2）管理技术的评价依据是社会经济效果。衡量管理技术成功的标准不只在于其方法内容如何，而更着重于它是否能在管理实践中取得预期的效果和效益。任何没有实用价值或不能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益的管理技术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成功的管理技术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管理必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二是管理技术的应用结果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为实际的效果、效益的提高。

（3）管理技术创新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技术创新是贯穿于整个管理活动的基本创新活动，是“为了在市场中赢得管理优势，重新组合管理资源，以更有效的管理行为实现组织创新效益的过程。”管理技术的发展进程、科学化的程度既依赖于企业的体制创新与其他方面的技术创新，又是企业体制创新与其他方面技术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与企业体制创新及其他方面的技术创新密切相联。从外延来看，管理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实际上就是企业策划，简称“企划”。所谓“企划”，根据英国著名管理大师莱德的定义就是“一个管理目前和未来的系统，是企业在追求效益最大化过程中基于内外环境变化而不断设计、调整自身的产品、品牌、形象，将产、供、销基于统一的战略平台进行考量、分析，并确立本企业存在的问题或发展目标及其解决问题的措施与战略，寻求企业内部管理趋于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控制”。从内涵来看，管理技术创新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侧重于“量”的变化，即现有管理技术经过改造、移植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如把现在提高计算机效率大显身手的“虚拟技术”，把自动控制推向更高层次的“模糊技术”等纯科学技术的新理论，用于指导高新管理技术的设计。第二个层次侧重于“质”的变化，即对现有管理技术及所依据的理论的突破。如突破通常由专业技术人员“包打天下”的“交钥匙工程”模式，而以“教配钥匙技术”为宗旨的ATT管理技术（ApplicationTaskTeam）就是一个例证。

二、管理技术创新的理论价值

1．促进企业战略构想的形成

随着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顾客需求日益多样化、高质化，而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也对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新的环境下，企业必须有一个高瞻远瞩的经营战略。正如时下流行的一个说法所说的那样：企业可划分为“四流”，一流企业的硬件是经营资本，软件是规划企业战略；二流企业的硬件是经营品牌，软件是塑造企业文化、形象；三流企业的硬件是经营商品，软件是靠管理经营取胜；末流企业的硬件是单纯地生产商品、不问市场，软件是靠传统管理。因此，一个立志成功的企业必须具备超前的战略眼光，不断把握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变化，全面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而把握理论变化，提供战略思路的前提首先是管理技术的创新。过去，有的企业只注重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不注意掌握创新的管理技术，结果影响了先进技术设备性能的发挥，造成惨重的损失和浪费。这种不重视通过管理技术创新而推进企业战略规划的教训应该为我们吸取。

2．为投资、并购活动提供理论依据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技术革命、竞争全球化以及大批新兴产业的诞生，企业的生存环境急剧变化。很多企业为摆脱困境或寻求新的发展机会，纷纷通过投资、并购活动进行产业转型。然而，根据美国著名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企业竞争战略的核心是产业选择和在产业内的竞争地位，而企业成功的来源是企业所处产业的吸引力（即产业效益）和企业在该产业中的表现。因此，在投资、并购之前忽视战略规划或仅仅开展象征性的规划活动，必然导致企业盲目跟随市场，市场流行什么，企业就跟进什么，其结果必然是被市场淘汰。

3．推动投资控股型企业集团的管理转型

对于投资控股型企业集团来说，由于企业不是直接从事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其技术创新不主要表现为装备技术和工艺技术等“纯技术”的创新，而是“管理技术”的创新，因此这类企业技术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加强研发实力，提高“企划”水平。通过对宏观经济、行业经济、财务风险、技术环境等的系统分析，及时规避投资中的系统风险；同时在对投资品种的深度调研和挖掘中获得超过市场平均利润的超额投资回报。

4．预见技术发展轨迹

“在许多产业中，技术的发展过程都具有内在的逻辑，而这些逻辑影响着产业的发展趋势。对于企业来说，把握技术发展的趋势可能取得极大的成功。……技术发展的方向与用户需求一致时，技术创新转化为实际效益。”由此可见，认识到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对我们准确把握未来产业的投资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认识这样的“内在逻辑”并非科技工作者所能独立完成的，它往往需要专门的技术预见专家组织政府、产业界、管理界、社会学界、科技管理界的专家经过反复的思想碰撞，并在对消费者进行大量调查所得出的数据进行系统分析和严谨推理的基础上才最终得出的。与此同时，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然离不开一系列相应的管理技术创新。如，20世纪40年代末期创立的美国兰德公司就专门为应对技术预见开发出一系列方法，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与之相适应的预见模型。像科学发展的趋势推测、技术增长的曲线描述、计量计算、德尔非法、技术系统模拟、情景模拟等都是兰德公司开发的行之有效的技术预见方法。

三、管理技术创新的实践价值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推进企业的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为此，开展新形势下的管理技术创新对于落实十六大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目标、新任务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管理技术创新是QFII制度下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十六大之前，国务院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三个文件：《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这三个文件的精神是一致的，就是要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QFII实施后立即引起境内外投资者的极大兴趣。据了解，真正为境外机构投资者重点关注的A股市场股票不过80-90只，其中60余只股票为重中之重。而它们之所以被关注不仅在于业绩、资源和成长性，也在于它们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良好的市场资信度及注重职业操守的经营管理人员等。外资选股的标准固然苛刻，但这些标准无疑对我们加强国有企业的管理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管理技术创新是落实十六大关于国有资产分级管理模式的必然选择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分级管理模式的框架下，一些省市已经开始积极探索本级政府所辖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模式。如，上海以国有企业的干部管理体制作为突破口，初步设想成立一个大党委，将上海目前40个控股和集团公司的党管干部全部纳入其中；深圳在向外资开放5大国企集团的同时，还开放民营资本参股国企；北京严格把住金融命脉，而把一些实业公司送到市场中去竞争；重庆积极酝酿出台《重庆市产权交易管理办法》，等等。为进一步落实十六大关于国有资产分级管理的精神，本文建议继续加强对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创新，如出台相应的国有企业的管理办法，改变现行中央大型企业工委的管理模式，转而以明确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如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局，或者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之类的机构）来取而代之。

3．管理技术创新是加强我国企业战略管理的理性选择

自我国证券市场成立以来，上市公司的业绩不断滑坡，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越来越低。为了摆脱业绩滑坡和企业生存的困境，大批上市公司争先选择产业转型作为出路。特别是2001年全球高科技泡沫破灭以后，很多企业不管原来从事何种产业，都被2000年以来，房地产行业30%的增长率和平均超过25%的毛利率所吸引，纷纷转行房地产业。据了解，目前全国由其他领域转行到房地产业的企业共300多家，而其中有100多家是2001年后进入的。根据前文的分析，上市公司未经深思熟虑而仓促转行进入自己原本并不熟悉的领域，最终可能导致企业的业绩进一步滑坡或者破产。因此，应对激烈竞争的唯一办法就是深入做好企业的战略规划，寻求和建设企业得以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四、结论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第8篇

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写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两大理论思路中政府角色的体现；第二部分写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中是怎样定位政府角色的；第三部分写我国新政企关系架构中的政府角色定位。我试图通过理清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借鉴西方成功经验，完成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政府角色的定位。在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上，我主张坚持政府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前提下，将国有企业分为“政策型”和“经营型”两大类，“经营型”企业必须全部推向市场；在借鉴西方成功经验上，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从着重控制投入转向着重控制产出，二是强调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在国有企业中引进私人资本进行监督，三是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杠杆、法律和产业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在我国新政企关系架构中，将政府角色定位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和监督者、宏观经济目标的设计者和调控者、市场规划者、产业政策和行业法规的制定者、市场执法和监督者、对外贸易开拓者、社会保障维护者。

引言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既有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方式的改善，又有体制环境的变革；体制的转变涉及多种社会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改革过程中和改革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和政府角色定位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与政府角色定位是相互包容，紧密相连的两个过程。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必然涉及政府在政企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角色的定位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大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给政府角色定位，弄清楚政府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首先必须理清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和政府功能与角色定位。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一是从公共行政理论看，政府是为社会运行、发展提供服务的，政府功能应适应其管理、服务社会的需要；只有理清国有企业改革思路才能根据需要对政府管理企业的功能进行改造。二是就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讲，国有企业改革应是政府功能调整的先导；要谈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必须先讲清楚国有企业怎么样改，然后根据国有企业改革目标，进行政府角色定位。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思路中体现的政府角色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存在两种理论思路。

第一种理论是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前提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认为国有企业应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不能退出竞争性行业，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控制国家经济。

第二种理论是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为依据，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应突破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主体和控制地位的传统所有制观念。完全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将国民经济划分为赢利和非赢利两大部门。赢利部门基本上由非国有企业经营，，这类企业称之为“经营型”企业；而非赢利部门一般由国有企业经营，这类企业称之为“政策型”企业。国有企业按这两大类进行体制改造，不再强调企业的公有制性质问题，要求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认为政府是为经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的工具，没有必要控制“经营型”企业，也没有必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前一种理论思路是我国政府所倡导的所有制理论和确定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这一理论思路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要以公有制主体作为保障，必须坚持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以十五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论述最权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

二、认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十五大报告要求国有企业改革要按照“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认为产权清晰的企业法人财产制度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模式。

三、认为股份有限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造的主要方式。之所以形成这一认识是因为股份有限公司制能适应社会大生产的需要，为财产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提供有效的财产组织载体和机制。这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财产形成的社会化、市场化。即公司可以在全社会的范围广泛集资和组合资产，从而突破了财产分割封闭的格局和产权作为个别人的、分散的局限；二是资本运用和支配的社会化、市场化，即现代公司从其起点即是以集合方式凝结成一个法人实体并执行着“社会资本“的职能。三是资本运作极其评价的社会化、市场化，即原始产权与法人产权分离，公司资产运作同时受商品市场和股市两重市场的导向、评价和约束；四是产权权能角色的社会化、专业化，即职业理论的形成。

四、反对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认为，一是应保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性质。国有企业如果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二是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及利用国有经济在实行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战略目标中所具有的某种优势，政府具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国有经济必须保持对国民经济一定的控制力；三是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意味着大量国有企业要卖掉，这需要巨大的社会购买力。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我国的私人储蓄增长虽然较快，但这种储蓄主要是用来消费的，资金较分散，无力购买；而且普通居民又不是专业投资者，由于惧怕风险，购买意愿不会很强。我国的民营企业规模，与国有企业相比，相对较小，发展还很不充分；也同样是资金分散，因而无力购买。如果让国外大集团来买断大部分国有企业，则显然是不妥的。因此大面积买掉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的，那么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也就不可能。

这一理论思路的长处：一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论述，具有最大的政治生命力。二是改革思路是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边改边看，社会振动较小。三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进行公司制改革，这是符合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要求的。

这一理论思路的模糊之处：1、国家控股企业的产权是否真的明晰。2、国家股份的代表者是否明确，代表者是否能实现企业的利益要求；是否能真正建立起“三会”“四权”的科学法人治理结构。3、国家控股与建立企业法人财产制度是否相容。

第二种理论思路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明晰产权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关键，但与国有企业产权公有制性质即国家控股不相容。因为某一产权关系是明晰的或者说其边界是清楚的，是指这种产权具有排他性。根据该定义，产权依法归自然人占有是明晰的；现代企业中的法人产权是明晰的，它由公司决策机构即法人代表机构拥有，公司法人依法拥有对公司财产的占有、使用、处置和收益权。而目前改革中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是不清晰的。一是全民所有产权不是自然人产权；二是股份制国有企业中国家股由谁代表是不清楚的；三是要保持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仍然是公有制性质，就要求国家股占控制地位，这样作为国家股的政府代表必然控制董事会，法人产权无法独立于原始产权。

二、将国民经济分为赢利与非赢利两大部门。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是“政策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必要性：竞争性的市场难以提供具有公共消费即不付费也可消费的产业，使追求自身利益的私有企业不愿涉及，如国防工业；或者是这些产品的社会效益很大，由私有企业提供可能排斥社会上无力付费的消费，如公共交通；同时这些产品与劳务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平等至关重要。

三、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因为只有“经营型”企业私有化，其产权才能真正明晰，才能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企业法人财产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国民经济才能既在微观上保持效益，又在宏观上保持总量平衡。

这一理论的长处是在理论上更为透彻地剖析了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财产组织形式的内在要求；缺点是风险大，俄罗斯经济改革失败使人心有余悸，意识形态上很难令人接受，涉及巨大的社会购买力问题很难解决。

这两种理论思路的分歧点主要是：1、政府是否有必要控制国家经济命脉。2、国有企业应不应该退出竞争性行业。3、国家控股企业是否产权清晰。前者认为政府必须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国家控股企业的产权是明晰的，是能够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企业法人和市场竞争主体的。后者认为政府没有必要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只要是国家控股企业，其产权关系就是不明晰的，出路只有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以便按自由市场的要求将企业改造成独立市场主体。这两种理论思路共同点是：都认为政府有干预经济的理由，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都主张政企分开，企业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通过对以上两种改革理论思路的分析，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中公有制主体地位应该坚持，政府有必要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研究改革的方法问题，即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这主要有三点理由：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经济必须占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政府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二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要实现总量平衡，健康和可持续性发展，政府必须拥有足够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因为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过度时期，市场体制不健全，市场制度不完善，市场机制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象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那样利用税收和货币政策两大经济杠杆及极少量的国有企业对国家宏观经济实施调控，对我国经济来说是不够的。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国家经济需要政府实施调控的地方还很多；宏观经济离不开政府指导和干预，政府也不能失去对国家经济的控制力。我们还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政府在大的经济危机面前可干预的能力是极有限的；而我国政府去年在控制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中所表现出的能力是令人高兴的，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我国经济的公有制主体性质使得政府能力显得强大起来。再一点就是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利用国有经济的控制力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实现赶超战略。

虽然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实现这种主体地位的形式不需要体现在任何一个企业中，而应体现在国民经济总体质和量上。一部分企业可以是国家独资，一部分企业可以是国家控股，更多一部分可以由国家参股。虽然国家对具体企业失去了控股权，但从国民经济总体上讲，分散国有资产可以使国有资产进入更多的企业，更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认为明晰产权，确定法人财产制度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将国有企业理清为“政策型”和“经营型”两大类，但我国的“政策型”企业可划得更宽一些。“政策型”企业改组为国家独资公司或国家控股公司。“经营型”企业改组为国家参股公司。具体可采用分类指导方法。事实上，一些地方已按照这一思路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闯出了一条新路。广东顺德市原有各类国有企业1000多家，1992年后进行大胆改革，仅仅保留了101家，其余国有企业采用兼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组，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事实证明，顺德市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成功的。

西方国家政企关系中的政府角色

西方理论界根据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政府管理社会经济功能的新要求，提出了新公共行政管理理论，作为国有企业改革中政府角色定位的指导思想。这一理论的内容较多，与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功能有关的观点主要有：

1、对政府控制经济的认识。以前认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带来的许多弊端，可以通过国有化来医治；只要把有关国计民生的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现在认为，即使实现了国有化，企业仍然存在怎样花钱投资才能有效益，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才算尽职尽责的问题，否则国有化就成了政府越背越重的包袱。企业既然要按照市场规律运作，要生产效益，政府就不能直接管理企业；政府不必通过直接管理企业来保证国家经济基础和社会的稳固，而应当靠国家机器，即通过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去规范、控制市场，使经济按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如果将行政管理看成一个过程，那么政府应该从着重控制投入转向着重控制产出。

2、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方面，宏观上，强调加强引导和调控；微观上强调政企分开。认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纯粹市场关系。政府为企业确定战略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和方法由企业自行设计；政府与企业之间完全平等地进行协商，签定合同，政府成为企业产品的定购者，而企业则是产品的生产者，完全按企业法来管理。

3、认为政府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不是主要生产者，要求政府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减少行政管理层次，下放权力。

按照这一理论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和处理政府与企业关系的西方国家主要有瑞典、英国和法国。

如瑞典政府在系统论证、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明确了国有企业管理局的职能是引导和监督。同时用法律的形式授予企业以充分的自主经营权，特别是对以赢利为目的的国有企业，全部开放经营，让企业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放权并不是完全放手不管，而是利用投资与税收两大经济杠杆，对企业与社会消费进行引导和调节，以实现国有企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均衡。

英国是一个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决策的主体是企业，政府无权直接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只有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规范市场秩序及企业行为。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政府的决策和管理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通过主管部、财政部和议会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实现的。

法国政府处理国家与国有企业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既要保证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领导权，又让大多数国有企业能够像私营企业一样，按一般经济法则和市场规律运作。因此，法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宏观管理，即对国有企业行使资产所有权、领导权和监督权，但是企业可以自己制定中长期计划，在市场开发、产品开发、利润分配等方面，可以根据政府政策自行决策。

美国和日本主要采取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与西欧国家不同，美国市场经济拥有强大的垄断资本，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还有多功能的国家机器对市场实行短期的经济干预。美国实行的是一种垄断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美国政府的基本原则是主张市场调节，保护竞争。一方面维持和支持垄断资本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力图不使这种行为破坏自由竞争的气氛，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同西欧、日本等17个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国有化企业的比重较低，国家对某些行业实行国家完全控制，如邮政、航天等。对一些准国营（国家出资、私人经营）企业，在日常业务方面则有较大自。日本的特点是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基础，政府以强有力的计划和产业政策对资源配置实行导向，其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往往大于欧美等国家。这一点，一直被西欧一些国家批评为“大日本股份公司”。但是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政府干预措施与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是在基本维护自由市场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也正是这种模式才使日本得以在战后20多年的时间里。迅速完成了经济复兴和高速发展。

通过控股方式来管理国有企业，是发达国家处理政企关系的一个主要特点。在政府中设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通过控股公司对企业产生影响。如意大利政府中的“国家参与部“，其权力就是指导和监督控股公司逐级控制，以保证企业的经营活动与政府目标相一致。在组织管理体系上分为三个层次：上层：中央政府部门即国家参与部，负责向几家大的控股公司总的方针政策，以保障政府经济政策的实施和政府各种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层，即各种按行业组成的控股公司。下层是由控股公司控制的各种企业。在法国则是由财政经济和预算部代表国家对企业间接控股。瑞典政府在实施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国家股权一般均占企业总股权的51%，表现出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紧抓不放，以此来保证政府对企业及经济的调节与干预。

西方各国政府虽然在政企关系中的角色有所差别；但共同点都是政企分开，政府在企业之外实施宏观管理，既保证企业活力，又强调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这些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我国新政企关系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总体要求是政企分开，政府管行业不管企业。政府角色总体定位为：国有资产的拥有者和监督者、宏观经济目标的设计和调控者、市场规划者、产业政策和行业法规的制定者、市场执法和监督者、对外贸易开拓者、社会保障维护者。

管行业有政府部门管行业与自律组织管行业之分。政府管行业的规划、政策、法规，即发展方向、产业政策、行政法规，面向各种企业、包括大企业和小企业，也包括国有企业和其他经济成分企业。行业组织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纽带与桥梁，是企业志愿参加的自律组织，是处理企业之间内部矛盾（不致于付诸法律的矛盾）的场所。

政企分开，企业是市场的法人主体，依法经营。通俗地说，政企分开就是政企脱钩，企业不再在行政上隶属于专业部门。各级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一是政府只对投入企业的资本享有所有者权益，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二是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追求市场份额与经济效益；三是企业对国有资产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政府监督企业资产运营和盈亏状况。

政府与国有企业这种资产关系的实现方式，主要是政府向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特派员不干预企业的决策、投入、经营的过程，只监督决策、投入、经营的结果。

企业实行战略性改组，实施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改革力度很大，作为配套改革，解除企业与职工后顾之忧，必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机构，以统筹考虑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对企业可实施两类管理，一类是以产权为基础的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也可称为产权管理；另一类是以行政权为基础的企业行为管理，也称为政权管理或行政管理。

产权管理是政府管理企业的特殊形式，以政府拥有企业的资产的产权为基础，这种管理只适用于国有企业，传统体制下，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直接经营管理就属于这种管理。政权管理或行政管理，它是政府管理企业的一般形式，以政府拥有国家行政权力为基础。政权管理适用于社会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即社会的所有企业都必须接受政府的管理。

在传统体制下，我国政府同时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众多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这正是使政府自身职责不分的原因。这种政府自身职责的矛盾所造成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政府即不象一位宏观经济管理者那样去公正合理地管理整个国民经济，又不可能象一位资产所有者那样去有效地经营和管理自己所拥有的那部分庞大的资产，造成政府行为的不规范和混乱，国有资产效益不佳。

在具体处理我国政府与企业关系时，政府要做到以下几点：

1、完善宏观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可以充当深谋远虑的战略家，预测未来变化，但不宜充当指战员。政府所要做的是企业和市场自身力所不及或操作不好的工作。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途径应是间接控制法，即利用税收、价格和信贷等工具，通过市场来迂回地作用于企业活动，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来直接指挥企业的运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市场活而不乱，政府管而不死。目前，我国政府所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政府要制定和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使经济稳定运行和高速发展；政府要加强立法和执法，建立有效的法律监督，保障市场达到正常运行；政府要反对垄断，保护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鼓励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从而建立良好的市场行为规范；市场竞争最终免不了会使企业破产、倒闭，随之而来的就是失业问题，另外现代经济活动越来越依赖于各种标准化服务，如信息市场、人才市场、金融市场等等，因此，政府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

2、政府需要帮助企业拓展对外业务。国际自由贸易有利于国际分工，可以促进自由竞争，从而刺激一国经济发展。但是，这一结论的正确性是有条件限制的，因为，那些经济比较落后国家的新兴工业，在国外优势产业的竞争压力下会有灭顶之灾，因此，为了维护国家经济独立和政治的自主，政府可以实行贸易保护措施，利用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打起国内新兴产业的保护伞，帮助其发展成长。一旦这些产业成熟了，可以与国外企业展开竞争时，则应及时取消贸易保护措施，利用国际自由竞争来促进企业发展。因此，政府应当制定合理的贸易政策及进出口政策，根据国内产业的成熟情况，给予适当的保护，对不需要加以保护的产业则引入国际自由竞争，否则不利于激发企业效益的提高。此外，政府要提供帮助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基础设施，如运输、邮电、通讯、能源等等；并为人力资源的发展提供必需的物品和服务，如教育、职业培训等等，来增强国家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3、政府对企业要实施监督检查。为了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政府需要通过一系列经济立法，如控制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税收法，银行法，广告法，反垄断法，劳动保护法等等，从而建立一套较为完备的企业行为规范。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领域实施严厉控制。培养市场法制很重要，我国目前国有资产流失、企业偷税漏税现象很严重，还有环境不断恶化，以及企业领导问题都需要加强法制建设加以解决。政府在这方面应发挥强有力的监督职能。

主要参考书目：

《理论与现代化》

《中国行政管理》

《理论与改革》

《特区理论与实践》

《中国机构改革》

《理论月刊》

《求是学刊》

《宏观经济学原理》

《西方经济学原理》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国企改革；现代企业制度；有限责任

近几年来，中央采取了很多实际步骤，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诸如：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费，增加有效需求，解决企业产品销售不畅问题；科研单位进入企业，建立企业技术中心，加速成果转化；增加技术改造贴息贷款，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促进企业适应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债权转股权，解决企业负债率过高问题；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实施再就业工程；加大资金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等等。这些措施对于解决企业面临的种种困难，是有针对性的也是有效的，对于困难企业的脱困，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这主要还是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从长远来说，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的精神，要解决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深层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制度创新的问题。

一、有限责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限责任问题，这是因为，有限责任是现代企业制度最本质的特征。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我们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但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至今人们在认识上还不一致。有一种最为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法人制度。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公司是多种多样的，法人也是依据各国法律确立的，随各国法律的不同，企业的法律形态分类也必然是各式各样的。因此我们在研究现代企业制度时，只抽象地讲公司法人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明确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司法人制度。

从根本上说，我们要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是能够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司法人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在瞬息万变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只有能够分散经营风险、集中社会资金的企业制度，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需求。这是衡量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标准。自然人的个人或合伙经济，由于业主对企业经营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就决定了它经营风险大，难以广泛吸收他人资本参与，这样的企业当然不是现代企业制度。至于公司法人，也存在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两大类。在美国，个人企业、合伙企业不是法人，美国的法人企业，都是有限责任的公司法人，因此，在美国只有有限责任的公司法人，不存在无限责任的公司法人。在美国是这样，但是其他的国家就不都是如此。例如日本就存在着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两大类公司法人。日本公司的基本法是1899年制订的，名为《商法》，在这个法中分别确立了股份责任公司、无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等三种类型的公司法人；到了1938年，又制订了《有限责任公司法》，专门确立了有限责任的公司法人。到目前为止，日本仍然存在着上述四种不同类型的公司法人，其中的两合公司和无限责任公司都是公司而且具有法人地位，但这样的公司法人以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为特征，历史已充分证明，由于风险大、集资困难，这样的企业无论在发展规模上还是在市场竞争力上都有明显的局限性，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说这种承担无限责任的公司法人，也不能算是现代企业制度。

基于以上分析，现代企业制度的最本质的特征是有限责任，即公司以其拥有的法人财产承担有限责任，只有这样的公司法人才能够分散风险、广泛集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二、有限责任是现代企业一系列制度特征的总根子

企业形态由无限责任到有限责任，是企业发展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在历史上，无限责任公司制度的出现早于有限责任公司。人们一般把1602年创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视为早期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形成的标志，而在此之前，难以吸收他人出资，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企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可以说是没有生命力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出现，使企业的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限责任的企业形态，风险和利益都集中于所有者身上，利益关系结构的焦点非常集中。对一个无限责任公司的所有者来说，由于他必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企业如何经营就成了涉及身家性命、生死悠关的大事，必然要亲掌企业经营大权。因此，在无限责任公司体制下，经营大权不可能旁落，所有权和经营权是不可能分离的，这就决定了现代公司的所谓“治理结构”也是不可能在这里产生的。

而有限责任企业形态的出现，就使企业同过去小业主式的经营以及无限责任公司，在产权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上，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有限责任的企业形态下，股东以实出资本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出资额以外的个人其他财产，不受企业经营的牵连，风险被限定了、分散了，对出资者来说，它不再是无底洞，而是有限度的。这时，才有可能吸引他人出资，广泛集中社会资本，实现资本的社会化；也只有在这时，现代企业的一系列制度特征才能够产生。因此可以说，有限责任是现代企业一系列制度特征的总根子。

分析一下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的四句话，就可以看出有限责任的根本。

首先，我们说产权明晰。为什么有人容易把产权明晰误解为私有化呢，原因就在于把产权明晰理解为个人产权，而没有从有限责任这个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特征出发来理解。常常听到有人说，国有企业归国家所有，产权怎么不清楚，难道必须量化到个人才算清晰吗？实际上这是误解，企业产权清晰是有限责任的要求，同私有化无关，在无限责任的公司制度下，企业的最终归属也是很清楚的，但是，企业的财产没有边界，同出资人的其他财产是切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不清楚的。我国的国有企业正是如此，国有企业归国家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产权当然是清楚的，但从有限责任的角度来说，又是不清楚的。有限责任要求企业以其拥有的法人财产承担有限责任，如果企业的法人财产没有边界，和国家的其他财产切不开，那又怎样承担有限责任呢？我们讲现代企业制度要产权清晰，主要含义就在于此，并不是把国有企业的财产量化到每一个人才叫产权清晰。因此，只有从有限责任这个根本要求出发，才能够正确地理解产权清晰，才能和私有化区别开来。

其次，我们说政企分开、责权明确、管理科学。有限责任把出资者的责任限定了，企业的经营不会累及出资者的其他资产，更不会累及其身家性命，这时所有者才有可能超脱出来，把经营大权交给他人去掌握，所有权和经营权才有可能真正分离；出现了这种局面之后，专门的经营者阶层才有可能形成、发展和壮大，专家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才有现实可能。我们常讲两权分离、政企分开重要，但怎样才能分离呢？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有限责任是关键，它才是两权分离的根本前提。没有有限责任的公司制度出现，就不可能有两权分离；不彻底解决有限责任问题，就做不到政企分开。试想，如果国有企业的一切经营后果都由政府承担，没有明确的有限边界，成了无底洞，政府怎能不去直接管呢，政企怎能分得开呢？这样，企业的权责就不可能明确，经营者阶层就不可能出现，专家管理也不可能形成，总之，我们通常讲的“公司治理结构”等现代企业的一系列制度特征，也就不可能产生。所有这些，都是在有限责任这个前提下形成的。因此我们说，有限责任是总根子。

三、我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无限责任制的企业

从世界范围来看，有限责任的公司法人制度早已确立了主体地位，无限责任的公司法人制度虽然存在，但并非主流。因此有人认为，强调现代企业制度有限责任的本质特征，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我觉得，这也不尽然。对我国来说，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强调有限责任的本质特征，较比其他国家更有特殊的意义。

我国的国有企业，在旧体制下实际上是无限责任制的企业。企业的出资者是政府，企业没有明确的法人财产权，企业的财产同出资者的其他财产连一起，没有边界，可以随意调拨，企业经营的一切后果，实际上由出资者——政府承担着无限的责任。

一般所说的企业的无限责任，集中地表现在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上，但我国国有企业的无限责任，却有所不同，它不仅仅表现在债权、债务关系上，同时还表现在无限的社会责任上。我国的国有企业，并非单纯的经济组织，它全面地承担着基层政权组织的社会责任，不是按照企业的需要来招募职工，而是按照社会的需要来安排就业，职工的生老病死、子孙后代，全部由企业包下来，责任是无限的。这是中国国有企业特有的无限责任。这种状况在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任务以后虽然有所改变，但至今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何从原来的无限责任的企业制度，真正地而不是名义上地转变为有限责任的企业制度，它的意义和它的难度都是非同寻常的。这就要求我们重视有限责任问题，认真地研究和解决有限责任的问题。

四、深化企业改革要在有限责任上下功夫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企业有了法人财产权，明确了以企业的法人财产承担有限责任，企业的法人财产在名义上同出资人——国家的其他财产分开了，这就在债权、债务关系上，向有限责任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远远没有解脱，企业冗员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企业还不得不背着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反过来又影响着企业债权、债务关系的明确性，使企业不能真正成为承担有限责任的经济组织。

国有企业承担的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解除，它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就必然是一种软约束。这是因为，它的债权人多为以政府为背景的银行和企业，而企业背的债务又是为承担同政府有关的社会责任而背上的，这就变成了一笔糊涂帐，责任难以扯请。正因为责任扯不清，企业的无限责任反倒变成了无责任，企业家反而变成了可以不负责任。企业的无限责任，实际上还是由政府承担着。

为了使企业经营者能够认真负责地搞好企业，就不能不把希望寄予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上，政府就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领导班子的选拔上。这又进一步固化了政企不分。

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出路还在于有限责任。因此，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进一步解决有限责任问题。

1．要切实保障企业法人财产权不受侵犯。要进行规范的清产核资、资产评估，一方面，政府不能任意干预、调拨和支配，另一方面，企业经营者要有严格、明确的资产保值增值任务，确保企业法人财产充实。

2．推进股权多元化、分散化、法人化。近百年来，在企业产权方面发生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股权多元化、分散化、法人化。这种变化虽然在不同国家表现出来的程度不同，但已经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发展的趋势。许多国家的大公司，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股东，而且大股东也不是独家。以著名的松下电器公司为例，它的第一大股东是住友银行，股权为4．6％，其他大股东也多为法人，松下幸之助在80多年前创业时是100％独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化，现在松下家族在松下公司只占有2．9％的股权，也就是说，法人企业相互持股发展到一定程度，个人股权比重会大幅度下降，这就使企业的归属变得越来越“模糊”。我国国有企业通过法人相互持股，使股权多元化、分散化、法人化，就会比国有独资企业更容易把企业法人财产同出资人——政府的其他财产切开，有助于真正实现有限责任。

3．加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同时，加大力度进一步抓好减员增效。目前国有企业内在的优势不能很好地发挥，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人浮于事。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企业为了解决已离退、下岗人员的生活问题，就已感到难以应付，对于在岗的人浮于事问题，就更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考虑，于是只好勉强凑合。其实这样凑合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而且无法改进技术、加强管理，难以把企业搞好。这反倒不利于我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解决。

作为政府当然要保持社会的稳定，而这种保持社会稳定的责任，又不得不压给国有企业。初看起来这样做可以分散一些负担，实际上这样做的成本可能更高。企业在人浮于事的状态下运转，勉强凑合，必然效益下降、亏损增加，于是不得不靠银行贷款过日子，结果造成了呆帐，最终还是要由政府承担。分散负担的结果，担子最终还是落到政府身上。也就是说，社会负担对政府来说是“背着抱着一般沉”，这就需要比较一下，到底是背着还是抱着好。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西方广告公司;整合营销传播;组织机构变革

营销管理领域的新论“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s,以下简称IMC)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受信息技术的巨大推动,21世纪的营销逐渐向互动的方向演进,市场控制权转移到了消费者手中。为顺应这种演变趋势,IMC已成为近年营销传播的主流,因此,学术界对IMC进行了大量的探讨。目前,国外IMC的应用已经从理论认识层面进入实践操作阶段。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广告公司的经理们认为,广告公司比其他营销传播商更会采用多种营销传播工具。据Duncan和Everett(1993)的调查,有一半以上的被访广告公司承担了一种以上的营销传播职能。为了更好地整合各种不同的营销传播工具,西方许多传统广告公司都已经对自身的组织结构进行了不同层次的改革,开拓出不同形式的整合型组织,并形成了若干变革模式。本文对此加以归纳和分析,以期为我国广告公司组织变革的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组织变革的动因

一个世纪以来,大众媒体和广告公司在营销传播领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最近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变化,西方传统广告公司层级式组织结构已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同期与组织管理相关的理论发展则为广告公司组织机构变革提供了坚强的理论后盾。目前,西方广告公司已经进入IMC范式时代。未来的广告机构将不再是单纯的广告机构,而是一个营销机构(Steinberg,1997)。

1.组织机构变革的外因。从外因方面看,营销发展的趋势要求传播服务商和组织作出相应的变革。20世纪后期,信息技术的大量应用使得市场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控制权由制造商转到了零售商,最终转到了消费者手中;消费渠道的大规模整合结束了一个世纪以来由大众媒体和广告商控制营销传播的时代,新媒体技术又加速了媒体使用的多样化,客户的营销手段和投入也由传统的广告导向转向行为导向。例如,促销和直销等手段被大量采用。为了适应新的营销潮流,20世纪90年代末营销传统领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美国的一些广告主和广告公司积极探索和实践IMC。他们发现,实施IMC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创造一种组织构架,使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能成功地进行合作。

各种管理新思想为变革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如企业流程再造(BPR)、全面质量管理(TQM)等。有些公司将TQM的理论应用于生产、存货控制、销售和预决算过程。其实,TQM的一个基本原则要求“工作的统一”,它的一个基本步骤就是要打破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壁垒;BPR理论则要求创造整合的系统和流程以减少重复的步骤。虽然TQM和BPR的专家并没有涉及营销和整合营销传播领域,但是他们都认为,有效完成跨职能项目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各部门之间的合作。这就需要对组织进行改革。

2.组织机构变革的内因。从内因方面看,广告公司原有的组织结构在新的营销环境下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要成功地实施IMC,首先要设法排除组织障碍。西方广告公司为此作过不少的组织变革探索,诸如缩小机构规模,外包和分拆等。其中虚拟组织和网状组织一度十分流行,类似的组织结构具有灵活性,更适合营销的发展,尤其是网状组织中的每一个独立公司,在与其他专业公司进行合作、实现跨职能整合的同时也发展了其综合的业务能力。但是,它们也存在种种缺陷,如虚拟组织并没有为系统的大项目设置解决冲突和沟通活动的流程;不同的机构很难传达品牌的“形象”、“感觉”、“基调”、“主旨”、“个性”、“定位”、“风格”或者“精髓”等抽象的内容;不同的专业商实施促销、直销和公共关系活动,虽然针对性和专业性强,但是他们难以向消费者解释品牌方面的细微差异;还有,要让所有的合作者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也十分困难。

Schultz、Tannenbaum和Lauterborn(1993)曾提出过整合所面临的三个最大的组织结构障碍:一是大多数公司把营销决策作为低层次的职能;二是广告公司普遍采用垂直的组织结构;三是公司中存在独立的专业职能部门。而Prensky、McCarty和Lucas(1996)的分析指出,实施组织整合的障碍分别为:佣金报酬制度、组织文化以及权力结构。总之,IMC的发展对组织结构的变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据美国、新西兰和南非等国家进行的“广告公司IMC实践”专项调查显示,IMC对广告公司组织结构会产生影响。

二、五种整合组织结构模式

1996年,AndersGronstedt和EstherThorso经过调查分析,归纳出五种基本的广告公司整合组织机构模式。这五种模式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即表现为各科专家从独立的专业机构之间的宽松合作,到完全整合在一个机构中工作的过程。被访的每个广告公司,其组织模式从整体上看可能会接近某一类型,但并不一定就是某个模式,它们可能同时又融合了其他的模式,也可能会针对不同的客户使用不同的模式。

1.联合模式。联合(consortium)模式,通常适合员工不足40人,没有能力聘请各种营销专家的小公司。在采用联合模式的公司中,主公司一般执行媒体广告的工作,帮助客户制订总体战略,并决定采用哪些营销手段,而公共关系、直销和促销等活动则外包给其他公司。整合工作由主公司的客户团队承担,即协调各个专业机构,以确认信息、形象和时间安排等是否得到有效的整合。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1)灵活性。可以帮助客户在合适的领域找到合适的专家;(2)节约成本。主公司无需花费雇用各方面的营销专家。当然,这种模式也存在很多缺陷:(1)专业机构之间缺乏横向联系。项目的计划和执行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从客户到主公司,再从主公司到外包专业机构;(2)每个公司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媒体之间潜在的协同能力并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3)合作公司之间很难传递有关品牌的无形信息。(4)只适合单个整合项目。这种整合模式不适用于客户长期的、不断发展的整合传播战略。

2.一机构为中心的联合模式。一机构为中心的联合(consortiumwithonedominantagency)模式和上述联合模式实际上大致相同,主公司依靠许多外部供应商提供营销服务,如数据库管理、促销等;主公司的客户团队要承担整合任务。这种模式与联合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主公司除了有能力开展传统的广告活动外,同时也能兼顾使用其他的传统营销工具,如公共关系,也就是说公司本身也可提供多种营销服务。此模式的一个缺陷是客户往往对主公司的专业水平持怀疑态度。

3.拥有自主单位的公司。拥有自主单位的公司(corporationwithautonomousunits)模式被许多大中型公司所采用。构建这种模式最典型的方式是通过收购一些独立的、在某个营销传播领域具有专业水平的公司来实现。但事实上,许多采用这种模式的公司其自主单位是由公司内部单位直接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模式中,客户经理全权处理整合工作,并承担整合责任。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1)众多同一领域的专家一起工作,有利于共同发挥专业能力;(2)同一家公司来自不同自主单位的专家,为同一家公司工作,他们能进行更好的合作。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缺陷:(1)专家间的关系难以协调。由于多个专家一起工作,如何平衡和融合不同专家的意见,采纳哪个专家的意见等都需要考虑。(2)各自主单位各谋其利。表面上,各方面的专家为同一家公司工作,其实他们所在的部门是相对独立的,作为独立自主的单位来运作,有时甚至拥有不同的名称,在不同的地点工作,因此各领域的专家可能倾向于为自己单位谋利。

4.矩阵模式。矩阵模式有时也称为“项目组织”,它融合了职能部门和跨职能部门团队的特点。在此模式中,整合营销传播的计划和执行工作是由不同跨职能部门的客户团队承担的,整合工作的领导者是协同作业的组织者,采用矩阵结构,引导不同领域的专家协同开展工作。

这种团队中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员、专家以及丰富的信息资源。在这样的氛围里,各种想法都可以得到整合。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架构的优势:(1)层级结构加水平结构,有助于遏制部门主义倾向;(2)垂直结构和层级结构并行,使组织同时拥有职能部门专业知识的深度,以及水平结构之间各营销手段整合的宽度;(3)专家既归属于某个职能部门,又跨越职能部门和各自的专业进行合作;(4)各领域专家一起工作,能更好地进行部门间的沟通,且容易产生更多的创意,而创意的所有权归大家所有,克服了专家纷争的陋习;(5)团队的协同工作能产生更合适的媒体组合。但明显的缺陷是延误时间。要从不同领域的专家那里征求多数认可的观点,需要不断的磨合,产生创意也需要时间。

5.整合模式。整合模式通常由小公司采用,尤其是员工为15～20人的小公司,员工们必须懂得运用所有的营销工具。后来,大公司为了迎合整合营销传播的发展,也开始模仿小公司组建整合模式。与小公司相比,大公司的优势在于能聘请到世界级的专家。

把握“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趋势是这种模式的最大优势,具体表现在:(1)组织范式的改变。新模式减少了原有各种不同营销专业部门之间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冲突,员工能充当沟通者的角色,目的是让客户从营销活动中受益。(2)深入理解客户品牌的核心内涵,在参与客户策划各种营销方式的过程中能良好地解释品牌的内容。(3)员工服务宗旨的转变。采用这种模式的广告公司能对各种营销手段进行融合,根据客户的需求为其提供服务,即公司员工能真正为特定的客户服务,而不只是为某个职能部门工作。(4)更合适的媒体组合建议。员工不再与任何特殊的职能部门发生关系,所以他们能从客户出发,采用“零基”(zeronbased)媒体选择方法。但在实施过程中,该模式也遇到了一些问题:(1)对于员工的要求较高。员工们要更好地参与整合,对各种营销手段都要了解,要成为“战略通才”。(2)不同营销手段的高度整合可能使公司难以在各个专业领域都保持世界级的专业水平。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五种组织模式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前三种组织模式中,各专业职能部门之间还存在竞争,虽然客户总监在决策时会与所有的专家协商,但是最终还由职能部门自己作出决定。到了矩阵式组织模式,对于如何选择合适的媒体组合,以及如何整合媒体工具,则是由客户团队商讨达成一致意见,这个过程消除了各职能部门之间原有的激烈竞争。第五种模式是广告公司向整合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但并不是完善的模式,也不是发展的终极目标。许多大型整合机构,为了应对在营销策划领域中需要提供专业服务的挑战,在组织内建立一个由各路专家组成的咨询和培训团队。

三、组织变革的途径

传统广告公司的运作是让创意、媒体、调研和客户服务等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为不同的客户服务。虽然他们也一起举行前期的准备会议,但是不同部门的人员还是以本部门的利益为中心而独立地工作。实施IMC的广告公司,就会把为同一个客户服务的所有团队成员聚集在一起,以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众多研究表明,广告公司在帮助客户进行营销策划时,虽然认识到运用其他营销传播渠道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在与其他营销机构合作的同时,从根本上还是不愿发展跨职能计划。不仅广告公司如此,其他营销传播机构也存在类似的与IMC理念背道而驰的做法。下面介绍广告公司进行组织机构变革的三种主要方法,它们是对一些跨国广告公司成功实践的总结。

1.增设其他营销传播职能部门。增设其他营销传播职能,具体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首先,擅长某一领域业务的机构(比如广告、公共关系等)可以直接在内部增设其他职能部门。如果客户需要使用多种营销工具,就无需从外部寻找专业营销服务机构合作,可以交由一家商统一完成。FCBWorldwide公司就曾经在其全面服务型广告公司中增设了促销和直销部门。采用这种方式意味着要从零开始培育新的营销传播职能,势必造成资源和精力的分散,也可能削弱其长期建立起来的在某领域的“专家”形象。实力强大的广告机构有足够的资金在设立新部门时就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而小机构就无法做到,因此这种方式对后者不太适合。其次,要更快地增加其他营销传播职能,一种更实用的方法就是并购一个专业服务机构或者与专业机构合作。目前,许多大型广告公司都积极地收购其他类型的传播服务公司。例如,WPP集团在2002年和2003年大约进行了40次收购交易,涉及公关、咨询和医疗保健传播等领域,在进军新市场的同时以收购的方式来增强服务市场的业务能力。

2.组织机构重组。毋庸置疑,组织机构的重组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它要求广告公司摆脱原有的组织架构,重组其组织,甚至要相应地进行企业理念和文化的调整。这种方式是广告公司根据IMC而进行的彻底变革。对于广告公司来说,想要整合营销组织,应首先考虑消除传统的层级制组织观念,以团队合作方式将各种“营销专才”编成“客户价值管理团队”。对于广告公司来说,除了配备专门负责品牌管理的营销经理外,还要将IMC的各个步骤落实到公司内部的专门项目负责人身上,并将这些专才合并在一个团队中,通过信息系统来协调各种传播技巧。Price/McNabb公司就是进行组织机构重组的一个例子,它对一家提供全面服务的广告公司进行了彻底重组,从而避免了原有独立部门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向专注于IMC和关系营销的营销传播公司转变。超级秘书网

3.营销传播团队合作。活跃于各国市场上的著名4A广告公司从属于某个全球性的广告集团,如奥美(Ogilvy&Mather)、智威汤逊(J.WalterThompson)同属于WPP传播集团;BBDO从属于奥姆尼康集团。这些全球性广告集团在我国市场上通常以下属4A广告公司、媒体策划以及公关公司的名义独立开展业务。因此,在争夺客户的市场竞争中,不同的公司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展开争斗。而这些广告集团的多元化发展,就为实施整合营销传播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2002年末,法国第二大广告传播集团哈瓦斯下属的两个公司就作了这方面的努力。哈瓦斯的广告公司“灵智大洋”与市场服务机构“精实整合营销”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成立了“品牌小组”,为客户提供度身定制的广告、市场调研、公关活动、品牌推广和营销渠道管理等系列服务。BBDO公司在管理吉列(Gillette)营销策略时也曾领导其姊妹公司PorterNovelli(负责公共关系)和RappCollinsWorldwide(负责直销)以及其他一些专业的营销公司协同作战。集团在领导营销传播团队进行合作的同时要掌握核心业务,除了承担领导和战略计划制定的基本工作外,还要保持各种营销传播机构协调一致。

四、结束语

IMC的发展和营销战略重心的转移,对广告公司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每一个商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趋势,而且非常清楚这个趋势,但实际状况却几乎没有几家商是真正整合的营销传播公司”(McCannErickson前副总裁JohnFitzgerald)。看来,西方广告公司组织机构的调整和完善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尽管如此,他们在实施IMC的过程中,已经积累的组织变革经验值得我国的营销服务商学习。在经济全球化和营销战略全球化的进程中,迈向整合营销传播是广告公司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把握整合组织机构的发展模式,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创新则是我国广告公司改革组织机构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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