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亚文化论文范文

青年亚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一）“异常分子”：越轨行为是对问题的解决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失业人口的增加、过度都市化、工作条件恶化和各种各样的犯罪问题的出现和加剧。这些问题引起了芝加哥学派的高度重视，并将“异常行为”和犯罪问题纳入到其主要研究课题之中。1938年，A.W.林德企图运用社会解组理论对檀香山的越轨行为进行研究，但是他发现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由种族集团组成的社区中时，却是困难重重、漏洞百出。社会解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违法犯罪行为就会越少。但是在檀香山却并非如此。在高度组织起来的种族集团中，如日本人集团，违法行为的发生率反而高得惊人。林德认为，社会内部存在着能够瓦解同质社会的亚群体。芝加哥学派曾经做过大量调查，他们发现许多越轨者们都曾声称自己并未违准则，只是他们所遵从的社会准则或者信奉的价值观念不一样而已。研究者们开始摆脱当时道德绝对论的观念，认为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主流社会或法律不一致时，就会产生越轨行为。阿尔伯特•科恩就是异常行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越轨男孩：团伙文化》（DelinquentBoys：TheCultureoftheGang）中对异常分子和“男性帮派”的“越轨”行为做了全新的阐释。他以一个心理假设作为分析的起点：包括青年亚文化在内的一切行动都是一系列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行动者面临的“参照系”和“处境”是影响所有问题产生和解决的主要因素。异常行为产生于结构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冲突，青年往往选择的是采用越轨或者犯罪的方式来抵抗与之相反的主流文化或者资产阶级文化。科恩认为，团伙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是对中产阶级正统和体面象征的一种夸张的抵制。加入帮派的青年受到中产阶级的社会化教育，他们被要求按照中产阶级的主导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这一评判标准会将青年置于一种地位挫败的境地。伯明翰学派的菲尔•科恩（PhilCohen）直接继承了“问题解决”理论，并将这一理论挪用到英国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社区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中。但是，菲尔•科恩的观点与阿尔伯特•科恩的观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并不赞同犯罪帮派的形成是亚文化造成的。他认为，亚文化群体的形成，恰恰是为了解决犯罪帮派的问题。

（二）被贴上标签的“局外人”

贝克尔是芝加哥学派晚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局外人》一书中运用“标签理论”来分析越轨者，其研究重心是贴标签本身。贝克尔被认为是“与标签一词联系最为密切的人”。20世纪30年代产生、60年代盛行一时的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是标签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甚至可以说标签理论是符号互动理论的演变与具体应用。标签理论在解释越轨者对标签内容的认同和内化时，直接运用了符号互动理论中的自我实现预言理论和“镜中我”理论的逻辑。标签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是有着重要影响的。霍尔在《通过仪式抵抗》中曾明确表示伯明翰学派是以贝克尔的《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作为研究起点的，标签理论的影响可见一斑。贝克尔认为当一个规则通过社会群体定义并得到执行，那么偏离这一群体共识规则的人会被认为是“越轨”的特殊群体，也即“局外人”。他认为，正是先有了“标签”，然后才有越轨行为及亚文化群体的产生。在被贴上越轨者标签的人看来，规则制定者也是“局外人”。例如，在美国禁酒时期，意大利移民认为他们继续酿酒并未违反规则，而只是违反了新国家的法律。贝克尔把规则制定者称为“卫道者”（moralentrepreneur），他们可以通过制定新的规则以创造新的越轨者，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社会创造了越轨”。所谓越轨，就是对规则的侵犯。社会群体通过对规则的制定并运用到某一特定人群，从而创造了越轨行为。越轨行为是规则制定者实施制裁的结果，并非由越轨者行为性质本身决定的，即贝克尔所说的“他人反应”。越轨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越轨的特性，而是他者与越轨当事人之间的互动结果。在他人做出某一反应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确定其是否属于越轨行为。只有属于同一实际群体的成员才会有兴趣来制定和执行规则，如果群体成员认为特定群体的遵守某一特定规则与否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干涉。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权力分化决定着其对他人制定规则的能力。贝克尔的“标签理论”在当时道德绝对论占主导的时期，无疑是一种极端的表述，但它从侧面为我们揭示了越轨亚文化群体偏差行为的社会成因。

（三）道德恐慌：“民间魔鬼”的生成

斯坦利•科恩深受霍华德•贝克尔的影响，他深化并扩展了贝克尔的研究。科恩不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越轨亚文化群体偏差行为的解释，也不是探寻越轨亚文化的价值和本质。1972年斯坦利•科恩发表了题为《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FolkDevilsandMoralPanics）的博士论文，对道德恐慌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他对1964年到1966年间英国海滨城市“摩登青年和摇滚歌迷”的道德恐慌事件作了深入研究。这部专著起着沟通美国社会学和亚文化研究对异常行为的关注与正在出现的英国方法之间的一种重要桥梁作用。斯坦利•科恩认为，道德恐慌的罪魁祸首不是摩登青年和摇滚乐迷，相反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道德恐慌的真正发起者是媒体及社会控制。媒体夸大性的报道和曲解，为摩登青年和摇滚乐迷贴上了“异常分子”的标签，并进行“妖魔化”的描绘，从而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受标签理论影响，斯坦利•科恩把社会控制文化的“反应”作为其阐述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认为，公众对“异常行为”做出的各种反应都是为最终的社会控制手段作准备的。青少年所处的结构处境和文化地位的落差产生了地位挫折问题，而青少年的最初解决的办法就是采用异常行为和风格来表达自我。社会公众对异常行为的反应受到媒体、社会控制的机构的歪曲和误读，从而导致了社会控制文化的扩散和逐步升级，进而产生了两极分化，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异常行为。科恩的这一研究结论对后来的亚文化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芝加哥学派从社会学的犯罪和越轨着手，运用经验主义和民族志方法对越轨人群和越轨行为的多方位研究为青年亚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支持，并注入了生动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但是，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缺陷也是明显的。芝加哥学派的亚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犯罪学领域，缺乏阶级和权力的视角。他们更多的是关心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塑造，却忽略了个体的主动反抗和反抗的多样化。伯明翰学派将意识形态分析引入到青年亚文化研究，并将其研究的重心从社区和区域性论题转移到对阶级的宏观透视。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风格、符号的意义，主要是通过性别、年龄、阶级、种族等方面被揭示出来的。亚文化的研究始终是围绕着文化与权力、意识形态与霸权的关系来展开的。

二、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转换

亚文化群体的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但是为何光怪陆离的亚文化研究在英国这样一个素以保守、“绅士风度”著称的国家达到空前繁荣呢？“无赖青年”（TeddyBoys）这样一个来自底层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是如何被解读为一种权力政治表达的？面对英国工人阶级传统文化走向衰落的事实，摩登族、足球流氓、光头仔、朋克、嬉皮士等形形、离经叛道的青年亚文化此起彼伏。青年亚文化的兴起，标志着战后社会共识的破灭。尽管大众媒介已经对青年文化做了大量的分析与评论，但是在霍尔等人看来，大众媒介对青年文化连篇累牍的讨论并未真正解释青年文化现象。相反，这些讨论多数都是混淆视听、遮蔽问题的。伯明翰学派的任务就是要更加全面客观地揭示青年文化现象及其在战后的征兆。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是对英国传统文学的决裂，同时也是对战后英国的社会状况的积极反应。战后英国社会经济和阶层的重构、“冷战”的国际紧张局势和军备竞赛的困扰、保守主义的众生喧哗等因素都促使文化研究者不断地寻求替代性视角和新的出路。“文化—文明”传统、文化主义的兴起都为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说法，马修•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等人开创的英国的“文化—文明”传统的核心特征就是对工业化以前的英国社会的“有机”的“共同文化”的“不确定的怀旧”。如果说利维斯等人为大众文化打开了空间，那么霍加特和威廉斯等人便是占领了这一空间。威廉斯脱离了威利斯主义的精英文化，转而走向了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传统的共同文化（commonculture）。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结构主义思潮的涌入，英国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范式危机”的阶段。结构主义范式的引入使得青年亚文化研究有了重大进展，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CCCS）出版了大量的亚文化研究专著。到1970年代中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ci）的文化领导权和文化抵抗思想被吸纳到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亚文化的抵抗与收编等理论。到1970年代末，霍尔的学生赫伯迪格、威利斯、麦克罗比等一批新生代都已成长为亚文化研究的生力军，他们的研究从多个方位拓展了亚文化研究的空间，将权力关系拓展到性别、代际、种族等维度，伯明翰中心也因此而名声大噪。赫伯迪格引入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视角，他认为亚文化并非是直接对霸权文化进行挑战的，而是通过更为复杂的符号层面——“风格”来表达。而麦克罗比则更是从女性视角来研究青年亚文化，弥补了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对女性的忽视。自1980年代开始，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青年风格日益显现出碎片化的特征，青年亚文化从阶级抵抗到多义愉悦发展。英国文化研究不断受到来自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想、理论资源的充实，从此亚文化研究便走向国际化。

（一）“文化是普通的”：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

从国内已有的文献来看，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启者仍存在较大的争议。王宁教授曾撰文指出：“一般认为，文化研究的理论创始人当推弗兰克•雷蒙德•利维斯（FrankRaymondLeavis）”。利维斯以《细绎》（scrutiny）杂志作为其主要阵地，形成了一个群体，被称为“利维斯派”。其表面上摆出左翼鼓吹独立批评的姿态，实际上是右翼保守主义。他们大力倡导精英文化，坚信文化始终是少数人的专利，同时极力贬斥大众文化。利维斯派登上历史舞台就是为了与大众文化展开斗争。尽管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主义从保守的立场上思考语言属性问题，试图确立精英教育模式，突出个人先锋意识，并且对大众文化持批判和鄙视的态度，但是他却从另一个角度扩大了以往相对专业化的、狭窄的文学研究的话语和范围，对英国的大众文化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利维斯等人开创的“文化—文明”传统铺垫下，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Society）和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TheUseofLiteracy）等文化研究经典著作相继问世。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就像两颗投向英国中产阶级思想阵地的重磅炸弹，推动了英国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霍尔曾高度赞誉威廉斯和霍加特的这两本著作，认为它们都属于重新发现的工作。诚如约翰•斯道雷所说，威廉斯对文化研究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威廉斯强调了文化的社会性，他认为文化是“普通的”，是“对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把文化观念与整个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这就无疑击碎了文化精英主义向后看的，对“有机社会”无休止的幻想，扩大了文化分析的对象范围，突破了英国一贯追求高雅文化的传统，从而形成了文化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著名论断。工人阶级出身的威廉斯一直在为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地位而努力，他借助于朴素的历史主义的力量来挽救工人阶级文化，也就是所谓的“用利维斯的方法来反对利维斯主义”，使得人们对日常生活方面的关注显得更加正当。威廉斯曾在《漫长的革命》（TheLongRevolution）中表达了他的遗憾：“我所感兴趣的那些问题无法被安置在现有的任何一个学科里面。我希望有一天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学科”这一段文字发表三年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正式宣布成立，霍加特担任主任一职。他的《识字的用途》，被视为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霍尔曾经感叹道“没有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就没有文化研究”。他将焦点聚集在深受美国大众文化影响的青年文化上，霍加特并未采用传统的宏大叙事的方式，而是个人趣味的文化观察。但是，新事物的诞生总会面临诸多的阻力，该书从出版前就充满着争议，它大胆挑战了社会学、文学和政治学的学科壁垒，借用伊格尔顿的一句话来说，它是“图书管理员的冤家与噩梦”。霍加特受利维斯主义影响，运用利维斯文学实践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来研究工人阶级文化，包括流行音乐、流行杂志、拳击、暴力小说等。这与利维斯局限于文学作品的分析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这种方法被称为“左派利维斯主义”。在书中，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态度难免被人认为是一种文化悲观主义，他低估了工人阶级青年的主观能动性和文化的解读能力，对青年文化的复杂性认识不足。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不仅仅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也被视为是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最初尝试。尽管霍加特与利维斯精英主义仍然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但是他率先关注工人阶级的“文化”体验，采用民族志的方式对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描述，其进步意义远远超过了他所分析的内容，这也标志着霍加特与精英主义的分道扬镳。霍加特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是美国大众文化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侵蚀”，工人阶级逐渐被大众文化整合成为“大众”，从而失去了自身文化形态的积极因素，他对这种青年亚文化是采取一种严厉批判的态度的，最为典型的就是“点唱机男孩”（Joke-boxBoys）。霍加特认为这些工人阶级青年是失去了根基的一代，他对这些来自底层的青年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态度都表达了一种不满，这些青年亚文化现象既是堕落、令人担忧的，又是光彩夺目、充满魅力的。然而，霍加特并非对工人阶级文化抵制群氓文化失去了信心，而是抨击工人阶级文化“道德严肃性”的衰落。

（二）两种范式的“折中”：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结合的亚文化

自CCCS成立以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经历了几次明显的范式转换。霍尔在1981年曾发表题为《文化研究：两种范式》（CulouralStudies:TwoParadigms）对英国文化研究进行了回顾，他将英国文化研究分为两种范式，即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文化主义即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威廉斯、霍加特以及E.P.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开创的文化研究路径，他们运用传统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阐释工人阶级文化，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利维斯精英主义斗争的产物。到1960年代后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吸收了法国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人的实践的最终决定因素是文化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特征。伯明翰学派引入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一方面是对文化主义的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种弥补。但是，结构主义不可能替代文化主义，二者互为补充，更像是一种“折中主义”。文化研究能够从一种传统转化为一个成熟的学科领域，并走向国际化，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霍尔是关键性人物。但是，霍尔并非一开始就接纳了结构主义分析模式的，他在早期更多地是运用“文化主义”范式来进行研究的，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就是《通俗艺术》（ThePopularArts）。该书并未系统地使用权力概念，但是它在处理高雅艺术与流行艺术时，强调差别问题，而非等级问题，这对理解权力这一概念有着重要影响。他们认为不应该将通俗艺术至于高雅艺术的对立面，而是应该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使二者不再处于对立的状态。随着霍尔执掌伯明翰中心之后，中心的研究重点和理论倾向转向了与文化主义对立的结构主义，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登上英国的历史舞台，意识形态等也越来越受到青年亚文化研究者的重视，青年群体也被赋予了政治身份。然而，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融通是困难的，两种理论范式天然存在着矛盾与分歧，结构主义简单化批判的倾向日渐明显，已经不能适应政治文化复杂化的趋势了。

（三）“葛兰西”转向：文化霸权和抵抗模式的形成

1970年代中后期，深受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困境和范式危机困扰的伯明翰学派，开始表现出对葛兰西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的倾向，并逐渐形成了一种重视霸权、斗争和权力关系的新的研究范式，这就是所谓的“葛兰西转向”（turntoGranmsci）。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t）在《大众文化与“葛兰西转向”》一文中指出，霍尔等人把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权力与抵抗（“反权力”）的动态的斗争过程，这就为亚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面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两难，霍尔选择了转向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寻求“妥协的均势”，以摆脱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斯坦利•科恩1980年在其代表作《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再版序言中对青年亚文化研究进行系统的批判与反思，他认为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已经从传统的功能主义转向了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强调历史时空的重要性。亚文化的这种杂交性使研究者们开始反思早期的经验主义式的通俗文化观的局限性所在，霍尔富有创建性地提出新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结合，认为亚文化表征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曾指出，葛兰西霸权理论为建构和抗拒权力提供了诸多便利。“霸权”是主导阶级统治的权力赢得它所征服的从属阶级人们赞同其统治的方式，这种文化霸权是通过一种内在于社会思想中的经验和意识动态协商而获得共识的一个过程。葛兰西扩展了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整体效应的观点，他认为个人和群体也能形成小型的抵抗，从而对强加的外来文化进行挑战。霍尔认为，“是葛兰西第一次把文化问题，尤其是大众文化，放在权力实践的核心”这里所涉及的权力，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力。《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这部论文集是CCCS成员从事亚文化研究的第一次集体亮相，并为伯明翰学派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式，是最能代表霍尔等人“葛兰西”转向的著作。霍尔等人在开篇的《亚文化、文化和阶级》一文中对亚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资产阶级反文化和工人阶级亚文化之间的区别加以阐述，强调亚文化鲜明的阶级属性。按照该书的分析，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则被描述为阶级两极分化、霸权受到多方挑战的时期。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不总公开与主导文化发生对抗与冲突的，二者时而共存，时而又发生斗争。《仪式抵抗》就是从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文化与从属文化之间的协商中对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进行探讨的，这显然是受到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影响。

（四）“后起之秀”：亚文化研究转向的“先锋”

CCCS的成立标志着文化研究进入学院体制化阶段。作为“后学科”文化研究的发源地，CCCS并未满足于在教育机构中从事知识生产，而是将其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研讨小组或“工作坊”的非正式教学模式。研讨小组通常是6～8人为一小组，小组在成立前需要针对其关注的问题进行选题的论证和研究规划，提出具体的研究方法，通过论证之后才可以进行具体的研究。如关注女权的“妇女研究小组”（Women’sStudiesGroup），关注黑人抢劫伤人引起的道德恐慌的“抢劫伤人研究小组”（MuggingGroup）都是在这种工作坊的模式下运行的。正是这种自主、开放的研究模式，CCCS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生，如迪克•赫伯迪格、保罗•威利斯、安吉拉•麦克罗比、吉尔罗伊等。他们受到CCCS文化研究的严格学术训练，同时发挥其自身的主动性，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霍尔等前辈的成就。这些昔日的CCCS学生逐渐成长为伯明翰学派的中坚力量，在亚文化研究的转向中发挥着先锋的作用。迪克•赫伯迪格是伯明翰中心的主力干将之一。他成长于一个英国工人阶级家庭，曾在伯明翰大学跟随霍尔攻读硕士学位。1974年，他的硕士论文《摩登的风格》（TheStyleoftheMods）对摩登族的亚文化风格进行考察，此后他持续地保持着对亚文化的关注。于1978年出版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奠定了赫伯迪格在亚文化研究中的地位，这部著作也成为亚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至今仍在不断重印发行。在书中，赫伯迪格在亚文化研究方面的创造性才能被充分地展示出来。他将霍尔所倡导的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方法相结合，把青年亚文化置于文化霸权的场域中加以阐释，他认为亚文化是青年为了抵抗主导阶级的一种象征性文化符号。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充分地显示出了结构主义对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影响。如果说赫伯迪格的亚文化研究体现的是结构主义的影响，那么保罗•威利斯的亚文化研究则更多地是体现了文化主义的影响。威利斯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他1972年在CCCS获得博士学位，并在1981年之前一直留在该中心从事文化研究工作。威利斯以民族志研究而著称，是《民族志》期刊的创始人兼高级编辑，现在仍然从事着民族志研究工作。他的代表作《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是对工人阶级反学校文化的青年群体“混小子”进行民族志的调查。在《学做工》中，威利斯突破霍尔等人的阶级分析模式，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在阶级分析中的作用。他继承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注重阶级意识的分析以及“工人阶级的异质性”。詹姆逊曾对该书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指出《学做工》是“新文化社会学领域里的经典著作，……（它）把传统的人类学领域和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贯穿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威利斯逐渐模糊了阶级之间的区别，而更多的是将其主要精力放在青年文化消费领域的符号性分析上。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变在《共同文化》（CommonCulture）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同时他在书中提出了“类群美学”（GroundedAesthetics）的重要概念。安吉拉•麦克罗比是伯明翰学派“性别”转向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她因不满伯明翰学派内部男权为主导的话语模式，力图为女性争取话语权。麦克罗比等人发起成立了“妇女研究小组”，但是她们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受到以男性为主要组成部分的CCCS的重视，这些男性研究者多数采取的是不合作态度，同时小组内部也因为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女性亚文化研究的相关资料缺乏、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借鉴等问题进展一度非常缓慢。但是，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妇女研究小组逐渐从阿尔都塞的“社会型构”（socialformation）中找到了理论支撑，女性亚文化的研究工作迅速有了起色。她们认识到，妇女研究不仅仅是从政治上认识其被“抛弃”，更应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

三、权力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的渗透及运作方式

社会意义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是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这就使得它与权力、身份和表征等社会问题的关系难分难解。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共同缔造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各种“后学”的兴起，特别是福柯的权力话语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成就了伯明翰中心盛世景象。霍尔在1983年发表《意识形态问题：没有担保的马克思主义》，他主张一切都是在过程与斗争中建构起来的，反对经典马克思主张的经济还原论和结构决定论等僵化的思想。他将文化研究的过程看作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是通过各种斗争形成的一个复杂序列，是无法担保的。鲍尔德温（ElaineBaldwin）认为“文化是由一个在社会世界中运作的有意义的力量线（linesofforce）所形成的”。在亚文化研究中，这些有意义的力量线包括阶级问题、性别问题、种族问题、年龄问题、性取向问题，等等。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权力概念是按照某一种逻辑逐渐清晰起来的。年龄、阶级、性别、种族这些维度都是在不断地强化权力观念，这对文化研究的发展都是起着推动作用的。早期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是建立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的，他们将亚文化现象纳入到以“阶级”为轴心的权力关系之中来。然而，这种研究模式被伯明翰中心内部的女权主义者打破，并将亚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从阶级向性别迁移。但这种迁移并非终结，而是引出了与权力相关的一些列问题，亚文化研究的视角被无限的延展。这种迁移，最终使文化研究转向大众传媒、通俗文化和消费领域。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oasKellner）指出，尽管霍尔等人有意避而不谈法兰克福学派，但是在CCCS初创期的许多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经典观点是一致的，包括用于文化研究的社会理论和方法论模式、政治观点和策略。凯尔纳的这一观点仍有待商榷。诚然，伯明翰学派的成员在1980年代以前的确直接受到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影响，而且与法兰克福学派类似，两个学派都关注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英国文化研究主要是通过“葛兰西转向”才得以实现理论范式的转变的，它促使伯明翰学派将关注的重心转移到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以及文化与社会权力的组合上来。但是，伯明翰学派对现代派和高雅艺术是整体忽视的，他们转向了对青年亚文化的关注，特别是关注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反抗潜质。亚文化不可避免地与权力发生着关系，亚文化风格是通过权力的斗争与抵抗来实现的。阶级、性别和种族作为文化不平等的重要变量，在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文化与权力的合谋是通过不平等的生产和再生产实现的。鲍尔德温对权力的运作解释时指出，“权力在形式上经常显得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它寄居在阶级结构、种族等级或男女之间制度的安排之中”。但是，他也提醒我们，要警惕将权力固定在结构上理解的僵化思想，应该把权力、文化和不平等运作放在具体的背景中加以理解。但是，将阶级、性别、种族等因素联系起来，不同的因素相互重叠，会产生出不利地位。如一个黑人妇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处于下层阶级的劣势。早期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主要是在工人阶级的生活经验与生活方式的立场上的，他们的“共同的文化理想是追寻工人阶级与大众在文化上与生活方式上的平等要求”。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质决定着其研究是开放性的，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模式从来都没有固定在某一种理论模式上，而是时刻保持着敏锐的理论嗅觉。霍尔在《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中提到：文化研究有着多重话语，也有着许多不同的历史。它是一整套的形构（formation），自身也经历过种种不同的危机和契机，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种类的工作。我想强调：它始终是一套不稳定的形构。它只是一种带符号的“中心化”。正是这种不稳定的形构促使伯明翰学派创造了持续的理论影响。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强的政治性，他们主要关注的对象是工人阶级的青年，将青年与作为“阶级”的一部分进行政治身份的建构。到1970年代末，性别和种族等全新视角纷纷对亚文化研究加以阐释，促使亚文化研究在不断地拓宽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亚文化研究理论也出现数次转向。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开始了新的全面转向。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理论被伯明翰学派引入到亚文化研究当中，以修正“葛兰西转向”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成分。而至20世纪90年代，霍尔向后殖民理论靠拢，从现代性的后殖民批判视角提出以文化差异政治、文化对话和转换为核心的族裔散居理论。这在批判精神上无疑与萨义德的价值取向产生共鸣。在学理甚至基本的理论观点上与霍米•巴巴有共同之处。亚文化研究乃至于整个文化研究就是运作于这种不断扩展的文化概念之中。

青年亚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青年亚文化理论”，在当今中国重新焕发意义，这可以从霍加特“文化是普通平凡的”以及霍尔“普通人并不是文化的”两句经典话语琢磨出一些味道。粉丝文化、微博段子、恶搞娱乐以及网络文学的全方位覆盖，均以青少年这一庞大受众作为载体，而分析影响力颇大的青少年社会文化现象，急需合适的、具有实践价值的理论基座以支撑。

在亚文化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形成品牌的研究成果包括《亚文化读本》《大众传播时代的青少年亚文化》《中国青年亚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2）》等著作以及诸多国内知名学者的学术论文，但可以说，首都师范大学胡疆锋副教授所著的《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是目前国内形成该领域研究成果最早、论述最为系统的专著。

斯图亚特·霍尔在《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中指出：“……边界与形式依靠特立独行、关注焦点以及领土空间聚合起来。当这些被牢固界定的群体同时通过年龄与代际得以区分时，我们就称它们为‘青年亚文化’。”进一步看，青年亚文化与社会潮流遵循的大众文化具有复杂辩证的关系特征，这种关系不同于单纯的对立抵抗或是屈从附和，而是依据不同情况存在相对应的一种杂糅的暧昧状态，这种状态在约翰·菲斯克的著作中被命名为“协商”。菲斯克如是说：“正如前缀sub所示， 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有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

因而，单纯通过抽象概念定义出“青年亚文化”的内涵是困难的，因为这种“协商”关系并非静止不变，而是依不同情况而不断变化。因此，胡疆锋在《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一书中（以下简称《伯》），敏锐地以亚文化的具体特征，反推、瞄准、进而命中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内在规律。依据菲斯克对于“协商”的定义，“青少年亚文化”主要表现出三点特征，即“抵抗性”“风格化”以及“边缘化”。当斯图亚特·霍尔继承霍加特担任CCCS（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后，他逐步强调以结构主义作为文化研究的主流方法，从而使得“清纯文化、媒介文化、政治文化、审美文化……只要存在大众文化的地方，从广告到电视，从电影到文学，都留下文化批评的身影”。而胡疆锋先生把握到了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核心特征——“风格化”。正如《伯》一书征引英国学者所述：“风格是个体判断其他人是否属于同一群体的一种方式。”

《伯》一书提到，“风格”之于霍尔是“吸引人的关键要素，要理解风格，不能忽略的是亚文化‘做什么’，‘如何做’以及‘为什么这么做’”（78页）。而对于亚文化“风格”的定义，菲斯克的论述更为具象：“风格是文化认同（身份）的表达，是赋予群体有效性和一致性的强有力的途径。”具体看来，《伯》将青年亚文化的“风格”归纳为一种倾向于产生“组织化”的趋势——“亚文化团体的成员围绕特定的活动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团体，在特定的地方活动，使用内部成员通用的音乐、服装和说话方式。”（79页）霍尔在长论文《亚文化，文化和阶级》中明确指出，风格问题，对战后青年亚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他认为，尽管无赖青年、光头党、褪色牛仔裤等外在形式和佩戴装饰显眼张扬，但这些并不是“风格”，霍尔进一步论述道，“制造出一种风格要依靠风格化的行动，他们产生了一种组织化的集体认同，这一认同存在于一致而独特的‘生存之道’之中”。以一句美学研究的口头禅为例，胡疆锋指出，伯明翰理论认为风格常常是“有意味的形式”，其重点在于“形式”基础之上的“意义”，正如伯明翰早期代表人物菲尔·科恩一直尝试的那样，他着重分析的并非亚文化青年们扎眼的外在表象，而是探索导致“风格化”产生的象征性建构方式。

“青年亚文化”的“风格化”，主要体现在“窃取”与“拼贴”两个具体表现形式，菲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通过具体案例形象描述了“窃取”与“拼贴”的形象过程。当今年轻人发明的新鲜网络用语广泛流行——“喜大普奔”（即喜闻乐见、大快人心 、普天同庆、奔走相告）、“人艰不拆”（人生已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必拆穿）、“累觉不爱”（太累了，觉得自己不会再爱了）、“不明觉厉”（虽然不明白，但觉得很厉害）、“啊痛悟蜡”（啊，多么痛的领悟！其后加上网络特有的“蜡烛”表情）、“男默女泪”（看了令男人沉默，女人流泪）、“细思恐极”（仔细想想，恐怖之极）——诸如以上“拼贴”形式形成的网络用语，已迅速占领了年轻人交流的网络、移动社交工具，并且其传播呈现快速更替的特征。例如，曾经的“OUT”等流行的网络词语也已经“OUT”了，网络用语正在不断更新换代并且来势汹汹。究其原因，这些流传较广的词语，带有将严肃事件娱乐化的普遍特质，其往往以四个字来代替过去数十个字才能完成的形容词，使得传播这些词语的年轻受众感受到对过去传统教育中语言习惯的颠覆感，在严肃话题中寻觅娱乐效果的满足感，甚至有将平淡情感狂欢化的兴奋感（例如“喜大普奔”四个字明显产生群体性的狂欢仪式意象），以及年轻人自身产生的、能够对抗父辈传统的权力感（例如“人艰不拆”四个字，激发出年轻人未曾经历过的、但却极度渴望能与父辈拥有的“阅历”相抗衡的沧桑感）。这种以“拼贴”形式完成的亚文化风格，令这些年轻人获得了以娱乐语汇释放内在压力的自我补偿，他们因这些新鲜词语产生“共鸣”，聚集到一起，当家长们对产生自己过高的期望时，青少年以亚文化网络语言的创造，疏解了这一父辈期望带来的压力，因此，这些带有强烈拼贴性的亚文化语言才会快速得到青少年的认同，并得以迅速传播。

青年亚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校园文化；文化育人；青年亚文化；“博观”读书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1-0140-03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生成长和发展的“软环境”，是一所大学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浓郁人文氛围，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因此，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成了当今高校的建校口号，也是各大高校追求的目标。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青年亚文化作为多元文化的表现之一，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如何认识青年亚文化在大学生当中的表现，如何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高校教育者要思考的问题。

一、青年亚文化

近年来，随着网络恶搞、追逐时尚与金钱、观念世俗化等一系列颠覆传统，与主流价值观偏离的诸多文化形式的出现，青年亚文化渐渐成为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高频词。青年亚文化可以概括为年轻人为了有别于主流文化而创造的一种文化，以“叛逆”为主要色彩， 以示青年文化偏离、排斥甚至对抗“化”或“主流文化”的总体态势[2]。在大学校园里，校园性丑闻、裸奔门、恶搞等事件的发生，使得大学生亚文化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

大学生亚文化在受到主流文化的引导和辐射时，一般不与主流文化抵触和对抗，但它有可能影响主流文化并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亚文化的组成成分中有好有坏，网络恶搞、拜金主义、厕所文化等庸俗文化将对青年的成长产生消极影响，而健康的宿舍文化和情感文化等会在青年的成长成才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在高校文化建设中，面对青年亚文化的冲击，我们要发掘亚文化的积极意义，利用校园文化育人的功能弥补亚文化的缺陷，趋利避害地建设健康高雅的校园主流文化，做好大学生价值观的引导工作。

二、校园文化以及育人功能

1.校园文化的内涵。开放的大学是社会各种文化的聚合地，在各种环境的综合作用下大学形成了自己的校园文化。一般而言，校园文化分为四个层面：物质层面、行为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在这四个层面中，物质层面和行为层面是基础，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是我们通过文化建设所要实现的目标，是当前校园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和核心内涵[3]。

2.校园文化育人功能。校园文化的核心是育人功能。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表明，重视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文化育人功能都有哪些呢？

（1）促进大学生德育发展。良好的校园文化能够更好地规范大学生的思想行为，提升其道德水平。在校园文化的建设完善过程中，学校制度建设发挥着重要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作用；其他一些诸如经典导读等读书文化活动，也起到了价值观引导的效果。文化活动是对学生进行的综合素质教育，是课堂知识的补充和延伸扩展，将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2）促进大学生智育发展。高校教学质量、师资配备规模以及学术研究氛围也是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学生从课堂上学到专业知识，在学术讲座等活动中获得其他领域的知识和技能；高校浓郁的学术氛围也有助于提升校园文化水平，陶冶学生学术情操、增强学生学术能力，深化学校的文化内涵建设。

（3）提升大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在各种诸如社团活动、读书活动、体艺活动等文化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学生通过参与其中，锻炼了自己的实践能力，促进自己的全面发展和个性成长，这些都说明了校园文化活动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4]。

3.校园文化育人现状。

（1）创新性不强。校园文化活动是文化育人的重要途径，但近几年来，高校文化活动存在形式老套、内容单一、缺乏新意等问题，文化活动的主要形式集中在唱歌比赛、征文比赛、辩论赛等传统的活动上，缺乏对活动形式的创新，陈旧的活动形式和内容难以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难以给学生带来收获，从而导致文化建设的低效。

（2）学生的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大学生是大学的主体，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大学的教学管理及其他管理决策都应该从学生利益出发。据某校的相关调查结果显示，86.64%的学生认为他们应该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处于主动地位，积极参与校园文化活动[5]。然而实际上许多活动都是自上而下组织的，这就挫伤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学生的参与热情低下。学生的参与和活动的落实是良性循环、双向建构的关系，高效的文化活动应该充分利用学生的创造性，用学生自己的思维创意举办活动，定能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

（3）网络文化冲击校园。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校园文化建设面临着多种文化的冲击，最主要的便是网络文化的冲击。网络的自由和开放性给许多庸俗的思想可乘之机，大学生的信息筛选能力尚未成熟，极易受到低俗文化的影响，这就给校园文化建设提出了难题。

三、创新文化育人途径

育人是大学的天职，而多元文化的冲击，使得偏于隐性的文化育人的功能在大学中面临危机。很多调查研究都表明，大学生读书现状不容乐观，而“泛媒体”时代下视听阅读媒介不断升级的轮番轰炸，更是使得文字作为文化主要载体的地位岌岌可危[6]。大学的文化传承功能主要通过对大学生的文化教养来实现。陕西师范大学文科基础教学部在全体文科部学生中开展的以“博观天下，书香人生”为主题的“博观”读书活动，作为辅文化育人工具，配合学校的学分制度，为学生创造阅读的机会，进行阅读指导，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育人途径。活动借助多元立体的开展体系，从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创新，最大限度地提高参与学生的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

1.读书小组作为参与单位。本着“班班有活动，人人都参与，组组有特色”的活动思路，组建4～6人的班级读书小组。小组以兴趣为导向，由各班级学生自由组建，在此基础上，鼓励跨班级、跨专业、跨年级组合，以增强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性和文化交流的广度。

2.读书主题规定每期重点。活动一月一期，每期设定一个主题进行阅读。主题的设定科学、全面，不仅涉及人文社科类，还涉及经济学、教育学等专业学科领域，这些主题下的相关书目对某些专业的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接受能力提出了挑战，但也为兴趣广泛的学生提供了课外阅读的机会。活动提倡主题教育，进行阅读指导，针对当下大学生以消遣性阅读为主，经典阅读甚少的读书现状，向学生推荐传统经典、优秀高雅的书目，努力倡导社会主流文化。

3.读书报告会展示心得体会。读书报告会是一个展示学生们读书心得的沟通交流平台，报告会上，每个小组从不同角度，借助PPT、视频、情景剧表演等多种方式展示读书心得体会，并有专业资深教授进行点评。报告会活泼、新颖的形式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得到了相关领导和点评嘉宾的高度赞赏。作为受邀参加过报告会的嘉宾，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朱鸿老师曾对“博观”读书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同学们对所读书目的思考“让自己很惊讶”。报告会平均每月举办一次，至今已举办了15期，分别以“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为主题的报告会。小组参与报告会是一个增强表达能力，锻炼团队合作能力，深化对已有知识理解的过程，在这里，文化育人的功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4.“博观”选编拓展活动内涵。除了报告会，活动也会选择观点新颖、思想深刻的读书报告编入“博观”优秀报告选。选编坚持规范性，在报告的格式上严格按照学术论文的相关要求撰写和编辑，优秀选编的作者在此过程中也能对科研论文的格式和内容撰写方面有进一步了解。

5.“博观”微博等新媒体挖掘活动空间。网络文化在青年亚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博观”读书利用其方便快捷、自由的言论平台，在腾讯微博上开设“陕师大文科部博观读书”官方微博，作为宣传和开展活动的阵地之一。微博设置“博观书摘”、“书海心声”等话题，与老师同学们进行线上互动，以提高活动的参与度和覆盖面积。所有栏目的设置都以学生读书兴趣为导向，努力做到内容新颖、特色鲜明、针对性强。微博管理方面，在页面设计上采用富有人文内涵、古朴典雅的风格，注重读书活动文化性、艺术性、时尚性的有机结合；微博内容上图文并茂、立意深刻，同时突出生活化、大众化、人文化的特点。

除博观微博外，活动还通过覆盖所有班级学习委员的飞信群和QQ群加强与同学们的联系。“博观”读书重视内容和途径创新，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加强文化内涵建设，坚持文化创新之路，努力走出校园文化建设困境。在这个电子书当道，网络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这个世俗化杂乱信息一拥而入的时代，这个追求视觉的读图时代，开展校园文化建设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在新时期，文化活动的组织者要创新活动形式和内容，改变传统思路，紧跟时代潮流，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方式，尊重大学生的个性释放，让校园文化活动真正达到预期目的，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

参考文献：

[1] 朱京凤.目前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J].中国成人教育，2010（4）.

[2] 张平功.青年亚文化的形成及表现[J].青年探索，2007（4）.

[3] 程利.浅议高校校园文化内涵[J].中国成人教育，2003（5）.

[4] 王定国.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意义和措施[J].职教与成教，2007（10）.

[5] 葛芳玉.大学生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1（22）.

[6] 董云川，周宏.大学的文化使命-文化育人的彷徨与生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 王芳，张凤军.校园文化活动失衡现象分析及对策[J].高等农业教育，2002（9）.

青年亚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文化研究的两大品牌：“热风”书系和《文化研究》系列

近年来，我国文化研究基本形成了南北两大重镇：南方是上海大学的文化研究系，以王晓明为代表；北方是首都师范大学的文化研究院，以陶东风为代表。他们的研究团队出版的系列图书也逐渐成为本领域的品牌。

先看王晓明等学者的“热风”书系。继出版《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城”长的烦恼》《巨变时代的思想与文化》等著作之后，2012年他们坚持关注当代中国，关注当下，连续出版了多本书刊。《从首尔到墨尔本———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王晓明、朱善杰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是我国第一本介绍太平洋西岸各地文化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的文论选集。文化研究在亚洲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理论贫乏的困境，因此亚洲文化研究之关键在于打破“亚洲”成见，审视“亚洲”内部的差异。同样，《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王晓明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将关注点由亚洲转移到中文世界文化研究的内部差异，向世界文化研究学术界展示了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了堪称丰富的特性，显然这种丰富会伴随着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的不断探索而越加扩展。就当下而言，世界多格局的形成，并没有改变美国文化全球性绵延的趋势，“美国”已然成为了一个符号，一种欲望，一种生活方式，在人们心中传递着虚假的信念。《生活在后美国时代———社会思想论坛》（孙晓忠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的目的是为了在美国化的今天寻求和创造一个新的理想世界和生活法则，它告诉我们：当世界进入到后美国化的时代，危机与机遇并存，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在发生位移，前途未卜，而这种变动则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唯一优势。

此外，《热风学术》推出了第6辑（王晓明、蔡翔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杂志依然保持着其创刊之初的治学理念，保有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的同时，也践行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该刊探讨了在后殖民主义、后民族主义语境下的性别问题、城市贫困问题等。“文本内外”由对劳动、美与自然等美学问题的再探讨开始，引入了对小说《冷火》的解析。也由此展开了对劳动价值观、劳动概念以及工人阶级的探讨。《视角与方法：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上海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是王晓明团队的另外一本专著，该书立足“中国经验”，探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创作环境、时代主题等方面，涉及了当代文学生产中的《兄弟》、课程改革中的“文学教育”、当下农村初中生的文学环境、说书人改造、60年代的文化政治或者政治的文化冲突、上海工人文学创作、大讲革命故事、后革命时代的教育策略、《朝阳沟》的“乡土摩登”等话题。

陶东风、周宪主编的《文化研究》是国内唯一的文化研究丛刊，2012年5月出版的《文化研究》第1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要由明星研究、影视与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两个专题组成。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娱乐工业、大众消费文化的发展飞速，娱乐业、艺人明星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掩映在这个“黄金时代”之下的明星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粉丝文化，已然成为当代中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和亟待研究的重要文化现象。《文化研究》第12辑对阮玲玉、郭敬明、韩寒、龚琳娜等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明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也探讨了电影明星与中国想象、凡星研究的意义等问题；大众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日常生活经验，在塑造国民价值观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已经逐渐取代精英文化和官方文化，成为大众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塑造者，大众文化的价值观的研究意义便在于此，“大众文化的价值观”专题则对大众文化中的民族主义、国产言情剧的价值观、人物传记电视剧创作的价值观、动画电影长片的价值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是《文化研究》的姊妹书刊。该丛书自2011年开始出版，已经出版了两本。该书推崇有独特新锐声音、见解、观点、智慧的有原创性的文化研究成果，旨在充分展示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的特点，促进国内外文化研究的交流，内含年度论文、文化研究工作坊和信息与资料三个栏目。《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1卷）的年度论文由9篇构成，涵盖了今日中国文学的格局、文化记忆、“文化研究”的困境、文化研究与民族志、网络文学、穿越文化、“新时期”电影与农民身体的政治等主题，“文化研究工作坊”收录了《检讨书：公共空间里的私人忏悔（1949～1976）》《文化研究视阈下的北京鲁迅博物馆》两篇硕士论文及作者的写作过程回顾。“信息与资料”堪称该书的一大亮点，不仅有上一年度的文化热点评述和重要著述的评论，还收录了刘小新、等专家撰写的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区的文化研究大事记。一卷在手，全球的文化研究概况了然于胸。此外，陶东风还出版了博客文集《博言天下》（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收录了大量有价值的文化时评。

二、文化研究图书年度关键词

包括上述两大品牌在内，2012年出版的文化研究图书围绕着一些核心问题展开了讨论，下面撷取其中的四个关键词进行述评。

关键词之一：权力

在整个文化发展历程中，权力与文化的讨论从未间断，但是对权力概念的理解似乎过于简单、模糊———权力的概念到底从何而来？文化权力的理论是否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呢？权力又为何能在文化研究界产生如此大的文化共鸣？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显然，这些问题同样困扰着马克·吉布森，于是他在《文化与权力———文化研究史》（[澳]马克·吉布森著，王加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一书中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权力概念。吉布森从文化研究的早期形式进行论证，溯源的目的在于驳斥文化研究是建立在权力概念上的说法。对于权力概念的由来，吉布森从权力概念与国家构成的关系入手，在权力所处的广泛的文化背景之中对权力概念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吉布森自始至终都围绕一个论点，即权力是一种非普遍化的存在，存在于具体环境之中。吉布森注意到权力概念广泛流行的背后所隐藏的“危险”———文化研究对权力的过分关注，所以将文化研究与权力概念相剥离或许更有助于对权力概念的理解。

葛兰西是对文化研究发展发挥关键作用的人物。他的领导权理论在国内的研究热度一直不减。继和磊的《葛兰西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之后，潘西华的《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9月）又对“文化领导权”进行了多维探讨，从哲学、政治学、文学等多维度重新审视了文化领导权，揭示了文化领导权在多学科间的渗透。

同样涉及权力问题的文化研究著述还有《话语权的文化学研究》（陈开举编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该书探讨了人们获得更大范围地实现话语权的途径。

关键词之二：城市

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主要城市相继发生转型，但是两位英国学者彼得·纽曼和安迪·索恩利却洞察到了这种相似趋势下的差异，并在《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英]彼得·纽曼、安迪·索恩利著，刘晔、杜晓馨、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一书中指出：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的世界城市其发展方向是多元的，而城市管理者展示城市的真正目的在于实现其全球性的指挥和控制功能。和以上学者所不同的是，比林汉姆通过电视剧来观察城市，他的《透过电视了解城市：电视剧里的城市特性》（[英]彼得·比林汉姆著，宋莉华、王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以几部热播的英国电视剧为切入点对城市特性、都市文化进行了批判性解读。

全球化给农村和城市设置了同样的难题，但机会与风险并存。在此背景下，文化研究自身势必发生“创新性”革新。其实无论怎样定义城市文化，可以肯定的是城市文化是消费文化所催生的产物，而以大众消费和符号消费为特征的消费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国局部发达地区城市发展的主要语境之一。季松、段进所编著的《空间研究：消费文化视野下城市发展新图景》（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正是立足于此，该书结合当代中国城市的转型建立起了“消费文化———消费空间———空间消费———中国城市”的研究体系，具体解析了消费文化是如何影响中国城市空间发展的，揭示了空间的差异消费、视效消费、体验消费、认同消费以及时尚消费正在成为城市空间发展的新机制及其为中国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之三：可参观性及视觉文化

伴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场所在城市化过程中被赋予了多元的文化价值，获得一种“可读的”身份，并借此在“可参观”的新文化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正是在此文化背景下，《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英]贝拉·迪克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的论点值得关注，该书认为，“可参观性”取决于对文化的展示，但文化可有各种特定的含义。作者在书中所探讨的是文化如何用可参观的形式制造出来以及这种形式所蕴涵的深意。在被展示的过程中，文化有效地成为了某种纵、仿造甚至模拟的东西。于是，世界具有了多重身份，对世界的体验也具有可购买性。当城市开发出都市空间、工厂成为了文化遗产，乡村被划归为不同主题……文化被不断地复制进场所的同时，也模糊了“文化”和“自然”之间的界限。于是文化在这种去区别化的过程中从封闭单一的场所中转移出来，在城市中构成了新的文化中心，即可参观的消费主义空间。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会不断发问：是谁在建构文化？以怎样的名义来建构？建构出的文化究竟展示了什么？如果说文化的背后是权力的运作，那么文化又在维护着谁？伴随着发问我们陷入了思考，这便是迪克斯的功力。

伴随虚拟空间的产生，人们陷入了一种更加真实的“互动仿真”。文化在“数字化”空间实现了近乎完美的复制。真实性何在？诚如迪克斯在书中所言：“复制的只是现实的外表和感觉，而不是其本质或对控制的反抗。”突破也仅限于技术层面。何谓现实？何谓再现？迪克斯在书中用一句：“只要关了电脑，人们肯定会看到差别”便给出了答案，一开一关，两个世界，再现无法取代现实，所以虚拟空间无法抹杀人追求真实、感受真实的天性。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视觉文化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观看、凝视与对视》（吴婧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一书中对现当代中国传媒文化中的各种视觉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在探讨了这种被观看的视觉文化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以外，还探讨了视觉文化与中国现代意识生成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之四：青年亚文化

斯图亚特·霍尔曾指出：青年文化最能反映社会变化的本质特征。因此，青年亚文化群体对主导文化所进行的抵抗一直是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从上个世纪的嬉皮士、朋克，发展到本世纪的涂鸦、恶搞、网络亚文化等等，亚文化发展出形形的风格，对主导文化、主流文化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也让我们发现了亚文化的复杂性以及解读的困难。伴随着新传媒时代和文化符号消费时代的来临，亚文化群体的身份以及其所进行的“仪式抵抗”呈现出碎片化、混杂性、短暂性的趋向，我们需要寻求一条适用于当代社会语境下的解读策略和研究思路。《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文化译介小组译，孟登迎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3月）便是这样一本及时的著作。这本论文集指出：当我们开始步入符号消费时代之后，亚文化呈现出一种碎片化趋向，风格杂糅是其主要特征。当代的青年亚文化是否真如波尔希默斯所认为的是一个“风格大超市”？又或是其会衍生出什么的新的文化特征呢？这些都包含在班尼特和哈里斯所要关注的问题之中。

和《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一书形成呼应的是，苏州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的一系列关于亚文化个案研究专著，内容涉及拍客（陈一：《拍客：炫目与自恋》）、迷族（陈霖：《迷族：被神召唤的尘粒》）、黑客（顾亦周：《黑客：比特世界的幽灵》）、御宅（易前良、王凌菲：《御宅：二次元世界的迷狂》）、恶搞（曾一果《恶搞：反叛与颠覆》）、COSPLAY（马中红、邱天娇：《COSPLAY：戏剧化的青春》）、网游（鲍鲳：《网游：狂欢与蛊惑》）等。亚文化群体正是在这些各异的风格中实践其价值理念，彰显程度不同的抵抗意义。正如美国学者凯瑟所言，“风格”于亚文化群体而言是一个动词，是一种实现和追求的方式。

有趣的是，不同板块下的文化研究图书关注着类似的问题，彼此也在对话，如《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和《批评与文化理论中的关键问题》同样对“他者性”以及他者文化进行了探讨，《被展示的文化》与《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都对文化的可参观性进行了关注等等。这些看似各有侧重的图书之间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也恰恰说明了文化研究的多元性与跨学科性的特征。

2012年的文化研究图书当然并不限于以上几个关键词，比如凯特·麦高恩在《批评与文化理论中的关键问题》（[英]凯特·麦高恩著，赵秀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就在书中探讨了多种具有意义与价值的问题，在作者的笔下，英国电子内裤自虐的男子、7·7事件等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显然这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不无关系：就事论事，绝不空谈哲学。通过观察社会和参与公共事件讨论，麦高恩在向我们宣告：文化批评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参与文化建设。当然也在点醒同行：符号性解读并不是文化批评的最终目的：“作品这一概念所带来的问题是，它把研究的对象看做是某种自足的、固定的、坚实的东西，一旦达到终点就完结、终止”，文化批评如果只是停留在对文化现象、公共事件进行符号性的解读，那么文化批评的未来也只会止步不前。正如麦高恩在书中所言，文化研究关于意义的批判之活力便在于并不存在绝对性的结论，而“关键问题”亦然如此，“没有绝对”才是文化研究之不竭源泉。

文化研究在中文世界兴起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在未来还要有更长的路要走，立足差异，保持差异乃为中文世界文化研究之不竭动力所在。以上对这些文化研究类著述的归类仅仅是依据个人的阅读经验，相关搜寻和理解势必存在疏漏和偏差。我们看到了文化研究在文学、政治、历史、视觉、城市政治、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辐射性扩展，也再次感受到了文化研究所拥有的强大生命力。

青年亚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腐女、亚文化、伯明翰学派、性别

一、 腐女概述

“腐女”是近年来网络文化催生的新的特殊群体，指沉溺于“耽美”文化的女性人群。“耽美”来源于日文，本意为唯美浪漫之意，后来这个词被日本的漫画界用于BL漫画上，引申为代指一切美型的男性，以及男性与男性之间不涉及生殖的恋爱感情。从上世纪 60 年代后，“耽美”一词逐渐从原意中脱离，变成了漫画中一类派生物的统称，即描写男男爱恋的动漫作品。而腐女则是专门指称对于男男爱情BL系作品情有独钟的女性。

二、 腐女的“风格”

对于“风格”的阐释是伯明翰学派关于亚文化研究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也是其核心理念之一。在伯明翰学派看来，风格就是亚文化的第二皮肤，是亚文化群体的“图腾”。风格对内联系群体成员，建构文化认同和群体感，而对外则是用风格来与主流文化等其它文化来做区别，通过这种区别达到对自身的定位。而这种风格的表达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不同的群体有自己不同的表达方式，或者身着特色鲜明的服饰，或者留着怪异的发型，或者说只有群体成员才明白的行话，或者在特点的场合进行特定的活动等等。

腐女群体形成于网络，主要是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群体成员的互动，现实世界并不是他们的舞台，所以对于光头仔和嬉皮士这样的亚文化群体来说非常重要的服饰、发型等外观因素的风格构成因素并不适用于腐女群体，腐女没有外观性的象征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她们甚至不会像其他的网络亚文化群体，如cosplay爱好者，那样组织线下活动。

那究竟什么才是腐女群体的“风格”呢？笔者将其主要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风格体现在“行话”上，这也是菲尔・科恩所认为的风格的组成三要素之一，行话是指一种特殊的词汇，以及它被如何传送。在陆国静的硕士生论文《耽美文化及同人女群体研究》一文中，作者归纳了耽美文化的语汇系统，包括基本词汇，攻、受、X、H、BL、CP、YAOI、直男、大神、清水、鬼畜、腹黑、王道、大宗、同人志等，作者在对这些词的含义进行了解释的基础上，也指出这些词汇多是来源日语（如鬼畜）和英语（如BL），也有对现存词汇的改造和重新释义（如攻和受）。①了解这些行话是能够进入这个群体的首要条件，很多网络论坛都会有新手帖、入门帖等教程来给新手普及这方面的内容。

其次，风格体现在对媒介产品的选择和解读上。正如摇滚乐之于朋克文化，BL漫画、小说等媒介产品也是腐女文化的基础，没有对BL作品的沉迷，腐女这个群体就无从定义，因此对BL相关媒介产品的选择也是腐女的重要风格之一。而在媒介产品的选择之外，还有一个更有特色的风格，即腐女对媒介产品的另类解读和再创作。

腐女不仅喜欢看BL类的作品，还会在看BG类作品（即描述异性恋的作品）的时候有倾向性地朝BL方向解读。在这种解读模式下，作品中的男性之间的感情都有着或明显或暧昧的爱情意味。

在各个腐女的网络论坛、贴吧等平台上都很容易能够找到腐女对于动漫、小说、电视剧中的CP的讨论，甚至不同的CP粉丝之间互相掐架，有的腐女还通过对原作品的剪辑和拼贴做成了展现两个男性角色之间爱情的视频，也有在原作品基础之上进行再创作，写成以CP之间的感情和故事为主的同人文。这种解读和再创作的方式在网络平台上成为了腐女在特殊的语汇系统之外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风格。

三、 腐女与主流文化的博弈

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博弈主要体现在对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以及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教化与收编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现代社会的文化已经由一元向多元化发展，亚文化的存在也不是单纯抵抗某一个主流文化，而是从不同的层面上对不同的主流文化形成了抵抗。

本文主要选取的是从性别政治的视角来看腐女文化对主流男权至上文化的抵抗。

（一）腐女的抵抗

在当代著名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的《视觉和叙事性电影》一书中，作者提到：“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在这里，她揭示的是女性在男权至上的社会中作为一种被看的对象存在，成为电影观众的来源，而这个观众主要是指男性，但也不缺乏已经被男性为主的审美角度所同化了的女性。在这种看与被看之间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内涵，即男性是主导的第一性，而女性是被主导、被压迫的第二性。虽然在这里她主要指的是电影，但是女性作为被看的对象在其它媒介上都广泛存在。

而腐女对媒介产品的选择和解读方式，却转换了这一视角，女性作为传统意义上被看的一方现在却成为主动看的一方，而被看的对象则是原来高高在上的男性，这对于男权至上的观念来说是一个颠覆。

在网络上一个对于腐女的样本量为689人的调查中，有一项调查内容是“你成为腐女的原因是”，其中有52%的人选择的原因是“对漫画、小说或影视剧等中的女性角色（柔弱、脆弱）的设定感到反感或厌倦”。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一部分腐女自身所带有的反对性别不平等和男权至上思想的意识。②

此外，由于男同性恋的作品中很多都有涉及性的内容，女性观看这些内容对于社会所构建的女性纯洁的形象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在这个社会中，男性看色情内容，虽然违背了法律，但是这个行为本身不会对男性自身造成名誉或者形象上的损害，似乎男性看色情内容是理所当然的，而一旦换成女性，这种行为就变得不可接受了，所以这种观看行为本身就带有反对男权的意味。

（二）风格解码：抵抗的方式

在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中， 亚文化对主文化和霸权的抵抗是一个核心问题。亚文化对于霸权的这一挑战，不是直接由它们本身发出的，相反，它是间接表现在风格之中，异议和冲突是蛰居并展示在最浅表的外观层面，这就是，符号的层面。也就是说亚文化和其它有着更明确政治意图的行为活动不同，它并不是直接与主流文化和霸权对抗，走上街头喊着口号游行这种方式不是亚文化的抵抗方式，它的抵抗是在一种符号层面，必须对其风格进行解码才能够解释。

一方面，由于腐女是产生于互联网的亚文化群体，它对主流文化的抵抗方式还有与伯明翰学派所研究的二战后期工人阶级的亚文化的显著 不同。由于互联网提供了现实空间之外的更为广阔的虚拟空间，网络时代的青年亚文化，往往更倾向于一种自我化的表达和一种回避的态度，不是公然地抵抗现实间存在的化形态，更不会与主流权威文化发生正面的冲突，因此总体上说，网络亚文化的抵抗意味相对来说要弱了。

（三）主流文化的收编

虽然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主要只体现在符号层面，不是一种直接的对抗，也不会从实质上颠覆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但是它仍然是对主流文化支配性地位的削弱，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期望，它摒弃传统的异往恋爱模式，也反对男性占主导的男权至上思想，损害了这些社会主流思想的统治威望。因此支配文化不会对亚文化坐视不管，警察、法院、新闻媒体、市场等都在利用一切手段，试图把亚文化的风格整合、吸纳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中。这一过程就是收编的过程。

一方面，司法部门和文化管理部门等给腐女所钟爱的耽美作品戴上了“色情”的帽子，并大量关闭了有BL作品的在线漫画、小说网站，以及对腐女的相关论坛、贴吧进行内容审查等。而作为主流文化的主力捍卫者的新闻媒体则对腐女群体进行了一系列报道，在这些报道中，腐女被刻画成一群误入歧途的无知少女，而且对耽美内容的沉迷，对她们自己的心理、生活和家庭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另一方面，商业文化也在加强对腐女群体的渗透，将她们作为一种有着特殊爱好和需要的群体，利用她们的这种喜好来更好地推销自己的商品。越来越多的以男性角色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为了吸引女性受众，开始故意“卖腐”，用含义暧昧的语言和动作来吸引腐女的眼球，进行炒作，从而牟利，如网络小说家南派三叔就曾经直言不讳“得腐女者得天下”。这种将亚文化的风格加工成商品的行为势必会消解亚文化的抵抗含义，使之仅仅沦为一个时髦的商品。

当然，亚文化面对主流文化的收编也并不是坐以待毙，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反收编也在同时进行着。针对关于新闻媒体的报道，腐女群体在网络上进行了辩驳，甚至有采取网络攻击的方式来对抗，而对于文化管理部门的查禁，论坛、网站会采取更换域名等方式重新经营。但是在商业文化的渗透方面，腐女的抵抗就显得比较消极。在笔者访谈的腐女中，基本没有对这种商业文化的渗透表示担忧的，她们认为商业文化的炒作和宣传，能够让腐女群体更多地进入大众视野，也能让大众更加了解这个群体，进而将腐女群体从小众变为大众。

对于主流媒体对于亚文化的收编和反收编博弈，有人持乐观态度，也有人对亚文化的命运表示悲观。总的说来，正如胡疆锋所总结的那样：“拒绝收编，亚文化就会很大程度上失去安身立命的基础；接受收编，就意味着商业化，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要顺从另外一套规则，面临着作和被解构的威胁。这也许是通过风格在体制内进行抵抗的亚文化无法逃避的宿命。”

四、 总结

作为一种亚文化的腐女文化和腐女群体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以这种风格与主流文化相区隔，它抵制着占主导地位的异性恋霸权，以及更为顽固的男权至上思想，虽然这种抵抗只存在于象征性的符号层面，没有产生实际的意义和作用，但是这种抵抗的意识已经使得腐女与其它网络亚文化相比更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但是与其它亚文化一样，它也面临着来自主流文化对其的收编，因为商业文化的渗透，解构了原来亚文化所具有的抵抗意义和色彩，这是包括腐女文化在内的亚文化的宿命。解析腐女亚文化本身只是对这个群体研究的第一步，如何透过对这个亚文化的特征来看到这个群体中的人以及她们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背景特点才是接下去应该关注的内容。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参考文献：

[1] 胡疆锋、陆道夫. 抵抗、风格、收编――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J]. 南京社会科学， 2006（4）：87-92.

[2] 马中红. 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转向[J]. 文艺研究， 2010（12）：104-112.

[3] 陆国静. 耽美文化与同人女群体研究――一个基于网络的亚文化图谱[D]. 苏州大学， 2011.

[4] 阮瑶娜. “同人女”群体的伦理困境研究[D]. 浙江大学， 2008.

[5] 李银河. 酷儿理论面面观[J]. 国外社会科学， 2002（2）：23-29.

[6] 张炜婷. 耽之于美――耽美文化与同人女群体的人类学研究[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2013.

[7] 马中红. 西方后亚文化研究的理论走向 [J]. 国外社会科学， 2010（1）：137-142.

[8] 胡疆锋. 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1.

[9] [美]凯特・米利特. 性政治[M]. 宋文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32-33.

[10] [美]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新华出版社，2004：281.

注解：

① 陆国静. 耽美文化与同人女群体研究――一个基于网络的亚文化图谱[D]. 苏州大学， 2011.

青年亚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一、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 论文联盟

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sch001)是由聚集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contemporaryculmralstudies，简称为cccs)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组成。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英文系建立了cccs，主要培养研究生。学派继承了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e．p．汤普逊开创的研究路径和学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对以往被贬低的大众文化、工人阶级文化从理论上进行积极的评价和阐释。他们借助油印“文化研究工作报告”(wpcs)和伦敦哈奇逊公司(hutchinson)来传播或开展研究。从1964年中心成立到1974年霍加特正式辞职的10年间，中心的全职教员始终只有霍尔和霍加特两个人。1980年霍尔离任时，中心在读的硕士和博士生多达40人，但正式教员始终只有3人。1979年，理查德·约翰生继任后开创的历史研究给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乔治·拉朗在官方的压力下将文化研究中心与社会学系合并，成立了文化研究社会学系。至此，文化研究从研究生课程扩大到本科教学的领域。

一般来说，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主要包括亚文化研究、历史研究和语言研究三大块(按照霍加特的起初计划，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文学批评、历史—哲学批评和社会学，其中文学批评最为重要)。亚文化研究主要研究战后英国国内出现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历史研究试图瓦解大一统的大不列颠历史观，强调英国内部各个部分历史的差异；语言研究力图吸收和发扬欧洲大陆20世纪语言学自索绪尔以来的研究成果，包括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等，并对各种语言学流派进行批判。后期的伯明翰学派，其研究范围逐渐扩大，研究方法也异彩纷呈。主要包括：阶级和性别问题、种族问题、大众文化研究、媒体和观众研究、电影研究、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与文化政策、文本与权利话语以及后现代时期的全球化问题等。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和研究方法。从197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伯明翰学派相继出版了《仪式抵抗》《文化，媒体，语言》《世俗文化》《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彻割与混和x躲在亮处》等—系列的学术成果。

二、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和广泛的学术渊源。学派成员不拘一格，博采众长，多方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人类学、女性主义等理论资源；重视个案分析、民族志调查(文化调查)和文本分析。他们崇尚小组探究和集体合作，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参加亚文化、文学和社会、英语、历史、语言和意识形态、媒介、妇女、工作等学习小组，建立了高效的导师制、研究小组、报告会等模式，在教学、训练和研究上不乏创新。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具有以下几个学术传统：

第一，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学术传统。整体而言，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强调跨学科性、超学科性和政治批判性，注重个案研究和实证研究。这些都可以在其研究对象、方法论、课程设置和学生培养等方面得以体现。以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立后的第一份报告为例，报告列出了需要着手研究的首要7个项目，分别是：维尔(orville)和30年代的气候、地方报业的成长与变化、通俗音乐中的民歌和俚语、当代社会小说的层次及其变迁、国内艺术及肖像研究、运动的意志及其表征、流行音乐及青春文化，它们分别属于地理、媒体、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文学、艺术、体育等领域，学科跨度之大不能不让人惊讶。

第二，伯明翰学派文学艺术批评的学术传统。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尽管驳杂不一，但是并不排斥文学艺术文本。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霍尔的《通俗艺术》、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都细致分析了许多文学文本、流行文学和摇滚艺术。和当时的精英文学批评相比，他们的研究更重视非主流社会团体的共同经验，强调并构建一种健康淳朴的、严肃自然的、有机整体的工人阶级的传统文化。

第三，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伯明翰学派在大众文化和媒体理论方面与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在大众文化的态度上，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基本持“批判到底”的态度，视之为一种以商品拜物教伪意识形态，以标准化、模式化、伪个性化、守旧性与欺骗性为特征的伪文化，并以统治阶级整合大众为最终目的。本雅明、洛文塔尔等学者对大众文化则持有复杂的矛盾态度，时而为传统艺术的灵韵在机械复制时代和大众文化时代的消失惋惜，时而也为大众文化的革命功能唱起赞歌。相比较而言，伯明翰学派的许多学者却重视受众的解码立场的灵活性。他们研究大众文化有一个双重支点，即大众文化总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抑制和对抗的双向运动，是被支配阶级与统治阶级进行协商、斗争的领域，是实施霸权和反抗霸权的场所。很显然，这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四，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亚文化研究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工作重点。伯明翰学派研究了欧美特别是英国自19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青少年亚文化现象，如无赖青年、光头仔、摩登派、朋克、嬉皮士等。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在亚文化的起因、亚文化风格的形成、风格与媒体、道德恐慌和大众文化的关系、风格的收编、风格的功能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形成了在当时乃至今日的极富影响力的亚文化理论体系。伯明翰学派把亚文化看作一种“巨型文本”和“拟语言”，主要是对风格的抵抗功能和被收编的命运进行解读。

第五，伯明翰学派媒介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不同，伯明翰学派不是把媒介看成仅仅是国家用以维护意识形态和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工具，而是把大众传媒视为一个公共空间，不再把受众当作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具有能动性的可以进行选择的积极主体。在威廉斯等人的影响下，根据霍尔的

转贴于论文联盟

“编码—解码”(encodinganddecoding)理论，伯明翰学派的许多学者对电视媒介和电视观众的消费进行了研究，霍尔的学生戴维·莫利对电视节目《举国上下》的研究更是掀起了对这一模式的实证研究或证伪研究的持久论文联盟不息的浪潮。

三、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意义

我们知道，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主要是在英国国内扩展，许多学校都开设了文化研究的课程并授予专业学位。自20世纪肋年代初开始，文化研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等地得到迅猛发展。至今，它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领域，甚至被认为已经进入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中心。在美国，文化研究曾一度被认为是极为边缘和古怪偏见的研究方法，现如今，它却以其高度的实践性和参与性的知识活动，以其灵活性和跨学科性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迅速进入当代美国思想与学术生活的主流。不仅大学里的相关院系开设了文化研究专业，并聘请导师来培养研究生和专业研究人员，而且在出版界，文化研究也是一个很活跃的领域，有关的著作、论文和刊物纷纷面世。目前，国外已经出现了许多包括伯明翰学派在内的文化研究著作。这些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产生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同时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了一定的反思。特别是1996年以来，国外对伯明翰学派的灵魂人物霍尔的研究日益增多，比较有代表性的霍尔论文集(stuarthall：criticaldialoguesinculturalstudies，1996)和霍尔研究专集(withoutguarantees：inhonourofsmarthall，2000)都得以出版，这使得国内学者对霍尔的思想轨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总体而言，文化研究的成果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四国最多，学术水平也最高。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研究才被一些敏锐的中国学者陆续介绍到中国，同时也被不同程度地运用到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中去，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之—。

很显然，相比较欧美国家的文化研究，我国的文化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误区，不仅缺乏一定的原创性、系统性和整体性，而且还鲜有文化研究特有的那种实践性、参与性和批判性。文化研究中每每呈现出“随意性”和“情绪化”的倾向，西方那种具有深厚的社会学或人类学背景、以深入的田野调查或经验分析为基础的文化研究尤为缺乏。除了少数重点大学的部分学者对文化研究比较熟悉之外，国内许多高校尚不熟悉文化研究的渊源、方法和特征。此外，大学里的文化研究课程在国内也比欧美国家里的大学滞后了许多，这就大大制约了文化研究在我国的推广、普及和拓展。为此，国内有不少文化研究的学者呼吁把文化研究引入高校的日常教学中，大学里开设文化研究的专门课程已是大势所趋，成为国内高等教育的当务之急。

毫无疑问，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是近年来西方学术界文化研究的重要发源地和理论资源。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大多停留在零散的翻译和简单的介绍层面，尚缺乏对该学派的整体研究、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因此，不难想象，通过挖掘、梳理、归纳、整理近半个世纪以来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我们就可以客观地洞察并评价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现状，系统地研究伯明翰学派卓然的文化研究成果，剖析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功过得失，厘清并改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从而达到借鉴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手段以推动我国学术界文化研究的目的，为国内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路数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学术范式。

青年亚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网络社群；弹幕；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4）20-4667-03

Study of Youth Sub Culture Of Network Community Barrag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the BiliBili Network on Keyki Incident Response as an Example

CHEN Xi-yuan

（Phoenix Communication College of 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123，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organization and discipline of a youth sub culture of network community from the discourse perspective. Combined with a typical case of recent onset， the integrated use of virtual ethnography，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the BiliBili barrage net lovers youth sub culture platform ACG aggregation reaction Keyki even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iscourse features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barrage" this new media， group that the network community has realized the internal rule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strengthen the boundary consciousness and ethnic identity， as the youth sub culture group the populist tendencies worthy of attention.

Key words：analysis of youth sub culture； network community； barrage；discourse

1 ACG文化正源

研究ACG或青年亚文化的学术文献并不鲜见，课题组利用中国知网检索发现，绝大多数相关论文引用通俗说法，将Animation（动画）、Comics（漫画）、Games（动画）直接解读为动漫文化或御宅族文化。这一说法并无不妥，但忽略了ACG一词的产生背景，并导致接下来的研究不自觉地采取了中国传统社会意识的家长制视角，是相关领域研究的一大缺憾。

需要指出的是，“ACG”仅在华人文化圈使用，最早由台湾发明，随后在海外华人和中国大陆流行，在中国大陆，ACG还特指日本动漫游戏文化产业。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根本没有ACG这个合成词，因此使用“ACG”代称动漫游戏文化应考虑华人文化本身对外来文化的折射影响，否则就会产生理解上的误差。

典型的例子如“御宅族”一词。在日本，御宅族是动漫文化爱好者的自称，宅文化在日本社会上下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由于华人对日语认知的普遍匮乏，“御宅”引入中国时便发生了变异，华人望文生义错误地理解了日式汉字，在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产生出“宅”是“家里蹲”的歧视性含义，例如用“宅男宅女”指称没有工作、社交无能的单身男女青年。动漫文化也因此失去被主流文化接纳的宝贵机会，在中国屈居为亚文化。当然，为了行文方便，该文依旧使用ACG文化一词。

ACG文化在中国文化视角下的变异吸引我们去注意，这一文化的爱好者群体会以何种方式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权威下生存，而一种新兴媒介“弹幕”则提供了虚拟民族志的可行视角，课题组正是以弹幕话语为切入点剖析一个动漫亚文化爱好者网络社区――哔哩哔哩弹幕网。

2 新媒介“弹幕”和视频弹幕网站

“弹幕”就是即时评论字幕，它是特殊的服务器将网友在观看视频时的评论即时在视频上形成的“枪林弹雨”。弹幕首次由2006年上线的日本niconico视频分享网站（简称N站）应用，不久为中国的ACG亚文化网站Acfun（简称A站）所借鉴，而哔哩哔哩弹幕网（以下简称B站）草创于2009年，是中国大陆第二家该类型网站。

相比于普通网页留言，弹幕的特性在于它的共时性1，即一种“超越实际时间，虚拟的时间共享”，N站管理层将其称之为“非同期Live”。2这种“大家一起看”的感觉颠覆了用户以往观看网页视频的使用习惯，在web2.0时代智能技术愈发将人们分隔开的趋势下，弹幕满足了身处各地、不同时观看视频的人们归属与社交的需要。

正如前文已经说明的，动漫文化在中日两国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A、B站在中国大陆仅仅是青年亚文化的网络社区，但N站却是日本主流门户网站，连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都只得屈尊化身为动漫形象前往N站组织的线下聚会，以冀求得青年人的票仓。

A站与N站较类似，有一些影射或直接反映中国时政社会的内容，受到“莫谈国事”的传统文化影响，A站的经营虽有关心家国的特色，但由于开放会员注册，难免引发ACG爱好者与普通网民的冲突。B站相比之下则更为“纯粹”，受众群体也反映出较高的同质性，因此更有资格作为研究ACG爱好者社群的案例平台。值得玩味的是，该文写作期间（2014年5月），A站开始限制会员注册。

B站采用会员制，普通游客不仅无法发送弹幕评论，而且无法观看到大部分视频，想要获得完全的观看和评论权限必须成为会员。获得会员资格有两种方法，一是经过B站的考试，考试内容以ACG文化为主，甚至还会出现地理、生物、古汉语等高中以上难度的知识；二是由老会员消费积分或硬币购买邀请码，一条邀请码可以邀请一个游客免试直接成为正式会员。

中国传统社会意识中倾向于对动漫文化进行低幼化解读，在这一背景下，绝大多数B站用户是年龄在15～25岁以下的年轻人，学历以中学至大学为主。一方面年龄稍大的用户可能会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选择主动退出而“凋亡”，另一方面年龄过小的用户会被站方设置的注册门槛拦截在外。

B站有一套独特的“投稿――评分――排榜”机制。在会员和游客组成的用户群与站方两个阶层之间，有一个特别的群体“UP主”，UP就是upload上传的意思，UP主就是视频上传者。UP主将经过精心遴选和制作的视频投稿给B站管理层，管理层经过严格的审核程序后分区，观众观看后可以依个人喜好给出“硬币”或“积分”，两者都是通过每日登陆获得的，系统根据视频在一段时间内的评分高低给出日、周和月排行，并将最热门的视频推送至首页供所有用户观看，UP主就可以借此赢取硬币和积分，从而变得“富有”，可以购买特权装扮个人空间或者高级弹幕、禁止某个用户在自己的视频里发言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UP主投稿并不是直接将视频上传到B站，而是先将视频上传到其他网站，或者甚至将别人的视频拷贝链接复制到B站，这一过程同样叫“投稿”，因此UP主不一定是视频原作者。B站本身只有弹幕服务器而没有存储视频的服务器，盗用外链使得B站游走在法律边缘，但因此带来的无广告视频也令B站更受欢迎。

由于有成熟可靠的后台程序，B站站方不必费心于首页具体内容的编排，受观众喜爱的视频会自动出现在首页醒目的位置，而过气的、不再受欢迎的视频逐渐会被“埋”下去，尽管如此，B站仍有专人负责首页左上角的话题栏目，通常编辑会将一批视频以一个有趣的话题组合到同一页面，产生“争妍竞芳”的幽默效果，富集效应令这些已经被“埋没”的视频重新焕发生机。当然，对外宣称是程序自动推荐也带来了商业附加效果，站方编辑可以把广告夹杂在推荐里而令观众浑然不知。

会员之间通过“关注”建立单向度的联系，这种关系类似微博，UP主通过专业化和个性化的投稿形成自身的“频道”特色来吸引细分的观众，而用户通过关注不同的UP主，也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化菜单。

B站站方主要负责后台编程和网页设计，也有内容编辑负责首页话题和线上线下活动策划，一些较有影响力的线上活动例如2014年1月30日下午开始网络直播的“哔哩哔哩2014拜年祭”，视频播放量破300万次，弹幕留言破50万次，甚至撼动了中国人传统除夕夜举家收看央视春晚的习惯。4

3 “次元墙”和“小学生”――亚文化下的话语权力建构

由于ACG亚文化在中国的特殊生态，ACG爱好者也背负着社会主流意识眼中的“宅男宅女”的污名化、歧视性标签，为了实现亚文化组织的内部认同和抱团取暖，一套迥异于日常话语的“宅文化用语”体系形成并在这个圈层内部接受和通用，而且在2006年以后利用弹幕这种新媒介得以繁荣光大。

“次元墙”就是用来指称二次元世界（ACG文化的精神世界）和三次元世界（现实世界）之间彻底隔绝、无法沟通的墙壁。该词最初来源于“数字鸿沟”，是指新媒介技术条件下所有社会成员接受度不公平而发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尽管现实社会不时有针对ACG亚文化的偏见言论出现，例如某媒体将装扮成动漫人物的ACG爱好者称作“奇装异服的奇葩”，但在ACG爱好者内部却普遍认为那是“次元墙”的作用，外面的人不懂得其中的乐趣。“次元墙”也时刻警醒着ACG爱好者要与非爱好者“划清界限”，它反映出青年亚文化一种新势头，即面对强势主流文化，ACG亚文化尽管依然甘居弱势，却能够消解消极因素，通过组织文化对其解读而产生出有利于组织团结、加强内部认同的效果，同时强化群体边界意识。亚文化在自身组织范围内实现了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也强化了亚文化话语对组织成员的控制。

批判学派认为，组织文化背后反映的是组织权力的结构，组织话语在产生和运用的过程中形成了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显性权力可以由位置的高低体现。B站会员通过“关注”建立组织内部的显性权力，被关注者任何活动都可以通过推送系统让所有粉丝看到，粉丝则会点击链接追随而至。受到“积分排行”的影响，很多知名UP主为了让自己的作品登上首页，会利用这套“关注推送”功能发动自己的粉丝群抱团刷分。长期以来，UP主和粉丝之间的凝聚力被加强，两者的关系更近于亚文化圈层内的亚组织，UP主作为意见领袖，设置议程的功能被进一步强化。

这种权力关系体现在话语上，主要表现为对贬义词语的标签化运用，使其组织成员服从、归顺于主导意识，在弹幕话语中“小学生”不局限于年龄段，而是泛指那些言论令大多数爱好者不适的用户。结合B站会员考试制度可以知道，仅有小学文化程度很难通过B站的考试，所以大多数用户都是中学以上文化程度，将“小学生”一词贬损使用并标签化地形容那些与主流不合的声音，可以令用户群站在制高点，发起一致的、压倒性的舆论批判。主流用户对个别“小学生”的屏蔽、举报，很快就可以令站方关注到这些用户并采取措施，从而达到“清理门户”的目的，这种惩罚与规训实现组织内部的同质化。

对外以“次元墙”区分社群边界，实现内部认同；对内以“小学生”惩罚与规训异质个体，ACG爱好者以弹幕话语在B站网络平台构建的权力体系，确立了亚文化意识形态对社群组织的控制与主导。

4 Keyki事件中弹幕话语分析

2014年1月14日，知名温州籍音乐人吴涤清为女儿吴奇奇（英文名Keyki）量身打造其首张专辑《世界第一公主殿下》公开发售，其中主打歌《世界第一公主殿下》原版实为日本N站UP主ryo利用虚拟人声软件“初音未来”制作、并早已由索尼公司于2009年发行过的《World is Mine》，而吴奇奇则是翻唱张欣然填词的中文版。

专辑的商业用途引发了版权方的法律声索，由于该专辑其他歌曲也都是由网络热门歌曲填词翻唱而成，或多或少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京东很快将其下架。

除了版权问题，专辑的宣传语也因过分夸张而令人不适，如将Keyki宣传成“世界第一公主殿下，过去不曾有，未来也不会有”，其实这是ACG爱好者对“初音未来”的爱称。自觉受到伤害的ACG爱好者立刻在贴吧、论坛、微博讨论此事，相关视频也迅速出现在B站上，“Keyki事件”就此发生。5

为了从宏观数据面上了解此次Keyki事件在B站引发的反响，课题组在B站以“Keyki”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到结果68条，其中7条结果由于没有通过审核或内容与关键词无关作无效处理，共得到有效结果61个。

截止2014年5月18日18时，61个有效搜索结果中，播放量排名第一的视频播放563437次，最后一名播放416次，数据列表平均数28135.7，中位数5149，数据标准差81458.2，显示出数据极大的离散程度。播放量排名前五的视频播放量总和1167222次，占总播放量68%，而末五名的播放量总和仅3975，占比0.23%，两极分化明显。

课题组对全部有效结果地毯式查看发现，61个视频共由53名UP主上传，视频的标题、导语可以反映出UP主的态度，结果显示，持赞成态度的为0，只有2名UP主持中立态度，其余51名全部对Keyki事件持反对态度；课题组还对能够反映普通用户群体态度的视频弹幕和评论进行梳理，结果显示全部61个视频弹幕和评论出现了“一边倒”现象，没有支持或呼吁理性看待Keyki事件的声音出现，为了排除屏蔽、举报后弹幕被清理的噪声干扰，课题组调取历史弹幕重新梳理，结果发现在Keyki事件上用户意见保持一致，都认为Keyki侵权不妥，但出现了“不应向日本道歉”“不必为Keyki去N站跟日本人道歉”等民族主义言论，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事件议程，将讨论方向从文化层面推向政治层面。

针对宏观数据观测结果，课题组筛选播放量排名前五的视频，对其弹幕、评论、硬币、积分、上传时间等参数做了全面统计，并加入了对UP主个人参数如关注、粉丝、投稿数量的考察，假设以下UP主没有一人多号的“马甲”现象，得到表格如下：

表1

[播放量（排名）＼&UP主＼&关注＼&粉丝＼&投稿＼&563437（1）＼&passの伤痕＼&19＼&4886＼&101＼&275168（2）＼&伊丽莎白鼠＼&12＼&14520＼&33＼&121431（3）＼&Heisenberg＼&0＼&40＼&2＼&114428（4）＼&呀呀呀痒＼&12＼&12337＼&64＼&92758（5）＼&兰梓＼&13＼&5867＼&23＼&]

从表格上可以更加清晰地观察到B站“关注――推送”机制对于用户向知名UP主靠拢抱团的引导作用，播放量排名前五的视频UP主有四人拥有超千人粉丝，结合课题组对B站一段时间内活跃用户数量的监测数据表明，B站日均活跃用户在10万人左右，6除Heisenberg外，其他UP主的影响力均在4.89%～14.52%之间，他们投稿积极，自身也是活跃用户。显然，知名UP主更符合“意见领袖”的角色，在二次传播链当中，他们首先接收来自贴吧等ACG爱好者群体的主流意见，形成自己的看法并上传二次制作的视频然后交流评论，这些活动都被推送给他们的粉丝，这些拥趸一直支持自己喜欢的UP主，通过投币和捐积分在短时间内将视频推至首页或者热门排行榜，从而吸引更多用户观看，扩大视频的影响。

对UP主标题和导语的内容分析也反映出他们作为意见领袖在议程设置上的同质性，四位UP主以戏谑的态度将Keyki的唱功归结为“调音师的胜利”，并推出了利用Keyki原声调音的恶搞作品；而在导语里，UP主“兰梓”称“跟风向调音”“我也希望大家能以一个正确的态度看待这件事情（依旧大雾）”，以此和另一位UP主“伊丽莎白鼠”呼应，两人都提出了“正确看待”的议程，但后面“大雾”两个字却是ACG圈内的“宅用语”，是“大误”的谐音，言下之意恰恰是大家不要以正确的态度看待Keyki事件，要在恶搞中狂欢。

5 易走偏的亚组织文化――民粹倾向需引导

尽管是一种活跃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边缘且以年青群体为主要受众的亚文化，ACG文化的受众数量却不容小视，除了活跃在B站的20万用户，还有大量爱好者聚集在贴吧、论坛、A站等其他平台上，尤其是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对抗式解码，使得他们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吴奇奇发售首张个人专辑的新闻首次见诸网端是2014年1月15日温州日报瓯网的报道，报道内容正面积极，夸赞了这位温州籍音乐人的女儿在音乐上的天分，给温州争了光。但是在ACG爱好者看来，这属于“三次元”的世界，而吴奇奇翻唱的歌曲却是“二次元”世界里的初音未来，是破坏“次元墙”的行为，招致B站弹幕攻击也在意料之中了，而对那些支持吴奇奇的声音，弹幕评论一边倒地讽刺他们是“小学生”，用戴帽子的标签化霸权话语逻辑中止了理性的探讨进程。

吴奇奇作为年仅14岁的未成年人仅具备限制民事能力，依照《民法通则》，不符合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活动应由其法定人，因此事件其实简单明了，吴奇奇的父亲某些方面行为不当，如不应该在未征得版权方授权或许可前提下从事填词、翻唱并商业发售等侵犯原作者著作权的活动。在日方采取实际行动之前应该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吴涤清事实上也这么做了，但弹幕阵地上的舆论攻击远远没有平息。

从吴奇奇角度来说，她只是一名翻唱日语歌曲的热衷者，不能因为一次事件就否定Keyki多年的努力，但是根据弹幕内容分析可以发现大量针对“明星老爸”的仇富仇名人言论，并且对未成年人缺乏宽容，例如“她还是个孩子请务必不要放过她”“她还是个孩子请务必好好锻炼她”，意思是一定要多多恶搞Keyki；而从恶搞视频形式来看，既有歪曲Keyki原声也有扭曲Keyki肖像，B站用户在狂欢的同时，很多细节逾越了法律的边界。

对于以B站为聚集平台的ACG爱好者群体而言，这一基于兴趣爱好形成的组织包括各种社会身份背景的同年龄段用户，以弹幕为媒介建构的权力与话语体系一方面的确增强了成员归属感和组织黏合度，另一方面过于同质的群体意识形成的群体情感和群体思维容易受某些事件的刺激而走偏。

在中日关系并不那么平顺的大背景下，以日本动漫为主体的ACG亚文化同样是舆论易爆点，尽管站方严格管控弹幕内容，UP主意见领袖带头的B站用户群体内部保持一种对中日间敏感问题回避的默契，但在Keyki“抄袭”初音话题爆发的时候，舆论议程不可避免会涉及到中日关系，加之B站借鉴N站而来的“原罪”，都使其成为ACG爱好者不得不面对的话题。

将亚文化话题政治化，就势必会在亚文化话语中引入主流文化立场，令亚文化群体成分更加异质与复杂，不利于亚文化自身的建设。亚文化语境下的过激话语一旦被主流权威监测到，可能导致这些兴趣爱好者失去网络平台，因此无论是B站用户群还是站方管理层，都有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确保亚文化话语在主流意识形态评价下的正确与安全优先于内部意见的不合与争斗。

贾尼斯在《群体思维》中认为，为了维护一致而压迫不同意见会导致群体选择简单明白的解决方案。在Keyki事件的弹幕中，通过“刷屏”即在短时间内用大量文字占据屏幕表达长篇观点的有很多，但是受弹幕停留时间短、弹幕彼此覆盖的影响，传播效率很低，更多的是通过大面积重复发送诸如“Keyki退出娱乐圈”这样的号召性短句唤起共鸣。因为B站会员是昵称制而非实名制，“匿名作用”掩盖了正在弹幕狂欢的个体，用户发送弹幕时不必在意自己的真实身份，不必为行为后果承担责任，出现了大批毫无起码道德感的弹幕，语言也低俗不堪，受到法不责众暗示与激情感染的用户群体减弱自身的理性思考和自我控制力，以模仿弹幕的形式卷入一场没有对手还击的弹幕狂欢中，成为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

Keyki事件中ACG青年亚文化群体在即将进入主流社会生活前表露出的种种民粹色彩意识形态不得不令人警惕。借助B站这一高度同质化的爱好者社区，亚文化群体可以趁此事件肆意宣泄被主流社会文化排挤的边缘感和青年人对“家长社会”的抵抗，弹幕狂欢更像是一种仪式，鼓励所有爱好者参与，增强亚文化群体的凝聚力，弹幕刷屏以一个固定句式开始，后面的用户蜂拥模仿，在匿名和从众过程中寻找集体归属和逃脱责任的安全感。

B站站方同样负有责任，包括封禁视频，令正反双方舆论阵地不对等（封禁的视频显示为“审核中”），纵容弹幕中大量出现低俗字眼等，因此B站看似实现了高度程序化自动化的管理，其实恰恰在“无为而治”中引导舆论走向。

6 结束语

本文以一起典型事件，摆脱传统研究的家长视角，从虚拟民族志视域角度分析了一个青年亚文化群体聚集社区――哔哩哔哩弹幕网以及一种颠覆过往观看方式的新兴媒介――弹幕。弹幕技术的运用强化了ACG宅文化的群体黏性，使其作为一种屈从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逐步确立了群体组织内部的主导意识形态和话语领导权，这是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新动向。

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一数量可观的青年群体在思想倾向上还不尽成熟，这其中固然有亚文化长期被边缘化的负能量积累，需要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正视、沟通和引导。

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也应及时更新进步，宏观上社会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互动在微观上表现为每一个家庭内部父母与青少年的沟通，主动接纳动漫文化而非采取污名化、歧视性的解读方式。走出传统低幼化理解动漫文化的视角，也有利于中国原创动漫产业的人才队伍建设和市场培育，在动漫产业成为文化创意产业重要增长极的大背景下，符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有关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策。

最后，感谢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一直以来在青年亚文化领域的学术积淀，尤其是陈霖、陈一两位老师三年来对我无所保留的关心和指导，感谢我的挚友、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11级计算机科学本科生王思宇在测量哔哩哔哩弹幕网活跃用户数中给予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陈一.透视弹幕网站与弹幕族：一个青年亚文化的视角[J].青年探索，2013（6）：19-24.

青年亚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大话”文化；青年亚文化；文化资本；疏离；顺应

《大话西游》在内地首映至今已有10年。这10年中，从最初的遭受冷遇到随后的“高热不退”，从大学校园内的私下受宠到成为世界著名大学的教材，[i]《大话西游》创造了一个当代中国电影的传奇。《大话西游》及其所衍生的各种“大话”现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大话”文化。2004年末，周星驰为宣传其新作——《功夫》到内地多所高校巡回“演讲”，所到之处不仅现场收获了无数学子的狂热和崇拜，而且先后被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工商学院聘为客座教授。[ii]这些事件表明，周星驰其人其作已经“楔入”了高等教育体制，“大话”文化也已经与精英文化“亲密接触”。

考察《大话西游》在内地的这10年遭际和变化，人们自然会注意到以高校大学生为核心的青年群体在其中所占据的主导性地位。但是反观内地对“大话”文化的批评，只有少数学者以青年与“大话”文化的关系为理论视点，[iii]大多数批评还是停留在一般“大众文化”的层面上，而且多集中于解读“大话”文化的种种“后现代主义”特征，诸如戏仿、拼贴、断裂、移植、消解、疏离、互文性、“无厘头”，等等。[iv]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大话西游》为什么在社会上遭受冷遇后又迅速在大学校园里成为宠儿？这一现象与特定社会语境中的青年群体状况有什么内在联系？《大话西游》及其所兴起的“大话”文化在青年群体处理社会转型时期的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时起到了什么作用？“大话”文化在建构过程中与主流文化、经典文化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内在张力结构？等等。本文将尝试借助“青年亚文化”理论和“文化资本”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阐述。

“青年亚文化”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提出的一个文化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亚文化的一种，所谓亚文化，是指一个更广泛的文化中的亚群体。据此，青年亚文化可以被描述为某个更广泛的文化内主体为青年的亚群体。“文化资本”概念最初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bourdieu,pierre）提出来的，指的是与“经济资本”相对的以文化形式存在的资本类型。“文化资本”是一个人从其所属的团体（如家庭、俱乐部、地区、阶层）所取得的文化修养和文化资源，而这些文化修养和文化资源又直接影响到他在文化上和学术上的成就以及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v]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1、具体的形式，即以精神的或生理的恒久的习性形式存在；2、客观的形式，即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如图片、图书、词典、工具、机械等）存在；3、体制的形式，即以各种教育评价机制体现出客观化的、需要区别对待的形式存在。[vi]英国学者莎拉·桑顿（sarah thornton）根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又提出了“亚文化资本”的概念，用来阐释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vii]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旨在强调“文化资本”再生产社会差异的功能，即“文化资本”通过现行教育体制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功能。桑顿继承了布迪厄的这一思路，试图用“亚文化资本”概念解释青年亚文化自身的意识形态再生产机制。与上述布迪厄和桑顿的思路不同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大多数成员更关注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差异以及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突。由此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思路：前者（布迪厄与桑顿）侧重于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同一性研究，后者（“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侧重于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差异性研究。为了更准确地描述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真实情形，最好的方法是对这两种思路兼而用之。

一、《大话西游》内地港台同时遭遇平票房“滑铁卢”的文化分析

——“太吵太闹”与“不够搞笑”背后的文化生态差异

1995年8月，《大话西游》开始在港台和内地放映。虽然最初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票房高峰，但随后的情况却大出业内人士的预期。在行情最好的香港，《月光宝盒》取得的总票房为2500万，《大圣娶亲》取得的票房总量为2000万，只是收回了成本。与此前《赌圣》的4000万票房，《家有喜事》的4800万票房和《唐伯虎点秋香》的4000万票房相比，其发行和放映整体上是失败的。在台湾地区，《大话西游》的总票房只有2000万，片商赔得很惨，甚至表示“以后对周星驰都没有信心”。在北京，《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两部票房更只有40万左右，不少场次的观众竟不足10人。在沈阳，排着长队买电影票的观众进场后，不等结束就骂骂咧咧、大呼上当。在河北省，《月光宝盒》的票房只有20多万元。由于全国票房的惨淡，《大话西游》的内地合作方西安电影制片厂几年后尚有100多万拷贝款没有收回。[viii]

虽然《大话西游》在内地和港台都是一个发行失败的例子，但是观众层面的原因却迥然不同：内地观众是因为觉得这部影片“太吵太闹”、“没啥意思”，港台观众却是因为嫌《大话西游》不够“疯狂搞笑”。对同一部影片所产生的截然相反的感受，反映了内地与港台大众文化生态和大众感觉结构的差异。《大话西游》所从属的“大话”文化是成长于香港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但其社会结构的根基却是高度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大话”文化所具有的滑稽搞笑、时空错乱、随意拼贴和粗俗怪诞（也就是内地观众所说的“太吵太闹”和“没啥意思”）的特征，实际上是对生存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人们所体验到的人生的偶然性、变易性和荒诞性的极度夸张，是对社会竞争所造成的精神和生理压力的剧烈释放和缓解。在港台，大众的感觉结构已经与“大话”文化以及社会结构已经高度同构化，观众已经习惯于接受周星驰此前影片中的“疯狂搞笑”；因此，当他们看到《大话西游》这部因为带有一些伤感因素而显得不够彻底搞笑的影片时，其感觉结构便不太适应。

内地观众“太吵太闹”的感觉所反映的内地文化生态要相对复杂一些。1995年中国内地社会的基本状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已经正式确立，社会经济结构正在迅速转型，行政干预逐渐减少，市场之手的调节空间越来越大，社会分配不公凸显，通货膨胀加剧，下海、下岗、高等教育收费都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但是内地文化生态转型并没有与经济结构转型同步发生，而是出现了文化生态转型滞后于经济结构转型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内地社会还没有为“大话”式的大众文化准备好社会结构的条件和感觉结构的条件。内地文化生态主要由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者构成，其共同特点正是内地观众对《大话西游》感觉“没啥意思”的反面——“有意思”，即每一种类型的文化能指都有其相对明确的文化意蕴。主流文化的意义核心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精英文化正全身心地投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是对主流文化所推行的“两手都要硬”的文化策略形成了正面呼应。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能指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秩序、美德、理想、责任、诚信、操守、节制等文化涵蕴。同一时期的大众文化虽然形态各异，但是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纠葛”最多的是王朔式的“调侃文化”。“调侃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用一种戏谑、辛辣、油滑的市井语言，通过戏仿、挪用等方法，对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中的一些教条话语和套式话语进行调侃和挖苦。正是通过这种调侃，“调侃文化”也获得了其自身的意义。概言之，1995年前后中国内地的各种文化形态（包括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通过不同方式直接从主流意识形态那里获得其自身的意蕴。

由此也可以看出，1995年前后中国内地的大众文化虽然在形式上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区别开来，但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成熟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支撑，其自身形态的演化和分化都还很不充分。由这种文化塑形的大众的感觉结构自然还习惯于对意指明确的文化形式的感知。尽管大众已经开始被抛入市场经济的不确定状态，但是长期养成的文化“习性”[ix]使得他们仍然紧紧地抓住传统体制和文化的船舷。人们还没有准备好从此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过一种飘泊无根的生活，让自己的精神漫游在一个能指模糊的文化符号之域。

二、内地高校的《大话西游》热与青年亚文化的匮乏

同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到了1996年底，在电影院惨淡公映的《大话西游》却在内地高校青年学生中掀起一个“大话”热潮。有人这样描述当年高校“大话”热的盛况：“没有人能够计算出到底从什么时候起《大话西游》的名声开始传遍高校了。买盗版vcd的热情犹如滔滔江水不可阻挡。在各个宿舍都会隐藏几个绝对够资格的‘大话迷’，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不断使用《大话西游》中的各种对白，惹得更多的学兄学弟们心里痒痒，渴望尝试一下。‘《大话西游》好看’以谣言传递的速度，迅速在各大高校中传开。不懂《大话西游》，不看《大话西游》被认为是与时代脱节，根据《大话西游》改编的各种版本的故事也随之而出，年轻人以其取之不尽的热情反复欣赏着廉价盗版带来的欢愉，看《大话西游》成为像听流行歌曲一样普遍的事情。”[x]随后的1997年和1998年成为“大话迷”们至今仍津津乐道的“大话”黄金时期。从1999年开始，“大话”热借助新兴的网络媒体以更加惊人的速度传导和升温，《大话西游》专门网站有四五十个之多，各种《大话西游》的“版本”更是难以计数。1996年底开始出现在内地高校的这股“大话”热的种种特征表明，作为港台大众文化的“大话”文化进入内地后首先是以青年亚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导致这种文化形式变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内地青年亚文化的匮乏。

由于高校所担负的特殊的文化责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内地高校文化基本上是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一统天下。回顾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出现的多次文化热潮，几乎都是对当时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直接回应：如对“潘晓”现象的讨论、“奉献精神”的讨论、“自我与社会”问题的讨论等。在这些文化热潮中，高校青年学生一次次满腔热情地充当起引领文化潮流的公共角色，“理想主义”和“精英主义”几乎是那个时代高校青年学生的群体徽号，而从人们对他们“天之骄子”的称谓中，也同样可以读出社会对他们“准精英”式身份的认可，以及对他们正在或将要担负的文化责任的期待。当然，在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缝隙中，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化在社会流行的同时，也受到了高校青年学生的追捧，邓丽君的流行歌曲、港台的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崔健的摇滚乐、王朔的“痞子文学”等，都在褒贬不一的批评声中，成为高校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从其流行范围、受众性质和文化特征来看，这些大众文化都应该视为全民性的大众文化，还称不上是青年亚文化。即以崔健的摇滚乐和王朔的“调侃文化”（包括王朔创作的文学作品和王朔参与制作的影视剧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等）这两支内地土生土长的大众文化而论，前者的受众主体是对80年代前的历史有深刻记忆的社会群体，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并不年轻；后者则近乎是一种成熟世故的市民文化，那种参透世态、调侃主流、把玩神圣的“一点正经都没有”的风格显然反映的也不是一种青年心态。

1995年前后，内地的大众文化市场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特征。在1993年北京举办的崔健音乐会上，当年血脉贲张、激动如狂的表情被一张张“松弛的面孔”所代替。[xi]尽管崔健本人还没有失去最初的反抗激情，但是他的文化反抗姿态注定要在这个新的社会结构面前扑空，显示出“力量”的“无能”（崔健1998年版专辑名为《无能的力量》）。这一事件已经凸显出崔健的反抗式音乐文化与正在转型的中国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和错位。1995年底，以“王朔一族”为代表的内地本土大众文化的生产也落入了低谷。从表面上看，这与1995年开始的文化市场整顿和加强意识形态管理有关，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也同样暴露出内地本土大众文化对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的不适。有位学者这样描述内地本土大众文化的不足：“90年代前期中国的大众文化确乎具有某种‘浮桥’的性质，这一时期的大众文化的制造者，大都仍以某种方式接着‘’及80年代的历史，而90年代商业化大潮自身的冲刷、荡涤，与转型期中国的‘双轨’的文化、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则参与制造、呼唤着一个‘历史终结’、接近‘真空’的失忆或曰无忆的娱乐文化结构。”[xii]也就是说，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从内心里并不喜欢本土大众文化总是延续历史的惯性跟自己纠缠不休，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所打造的新型社会结构又在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大众文化形式与之配套。这个新的大众文化形式应该具有上面所说的“‘历史终结’、接近‘真空’的失忆或曰无忆的娱乐文化结构”。“大话”文化正是这样一种没有历史维度、没有明确意识形态内涵的大众文化。但是由于文化结构转型相对于社会结构转型的滞后性，当“大话”文化在1995年进入内地时，对于整个内地的文化生态来说，还是稍微着急了一点。

不过，此时的高校青年学生却更有理由得风气之先。早他们若干界学长们的济世热情已经成为上一个年代的历史记忆，历史的宏大叙事已经淡出了他们的精神生活，主流文化似乎仅仅是教科书上需要他们记牢以应付考试的知识点，而本土大众文化的市民气息及其与主流意识形态欲说还休的关系，也已经让他们找不到那种贴己的和解放心灵的欢乐，商品经济、收费教育、自主择业等一系列新问题让他们有点茫茫然又有点蠢蠢然。一时间，他们似乎患上了群体文化饥渴症，他们的群体文化生活呈现出一大片空白地带。在这种情况下，来自香港的“大话”文化便悄然着陆其上。

美国文化学者阿尔伯特·库恩（albert cohen）认为，亚文化产生于文化与结构的冲突之处。[xiii]“大话”文化作为内地青年亚文化，应该说是出现于内地本土大众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冲突之处。本土大众文化与新的社会结构的冲突，暴露了当前大众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裂隙，高校青年学生则是最早地直觉到了这个文化裂隙的存在并感受到了这个文化裂隙对他们文化生活的影响。因此，当文化感觉结构稍稍“滞后”的社会群体拒绝《大话西游》时，高校青年学生群体却巧妙地将其改造成处理社会转型时期的自我与社会关系以及群体文化与主流文化关系的青年亚文化资本。

三、“大话”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资本的特征

作为青年亚文化资本的“大话”文化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

第一，以“边缘经济资本”为基础的亚文化资本运作。按照布迪厄的理解，任何形式的文化资本都必须以相应的经济资本为根源，但是在经济资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资本又不能简化为经济资本。“大话”文化在高校青年学生中流行的过程中，有几个经济因素和物质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校园内低廉的电影票价，二是盗版vcd，三是免费的校园局域网。对需要反复观摩学习《大话西游》的青年大学生来说，社会上10元以上的电影票价显然是难以承受的；高校内部电影院1元、2元一张的“碟版电影”票为他们提供了集体温习《大话西游》的良机。盗版vcd的适时出现为学子们的私下切磋交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1997年和1998年是《大话西游》盗版vcd销售的黄金时期。《大话西游》和法国影星苏菲·玛索的《芳芳》被并列为盗版vcd中的“常青树”。[xiv]高校周围音像店的出租生意也非常火爆，由于碟源紧张，有的“大话”迷甚至在租碟后即将其据为己有。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内的pc机越来越多，青年大学生们在中国内地上网费高出发达国家n倍的情况下，幸运地享受着免费的校园局域网服务，在网络上延续着他们的“大话”之旅。《大话西游》版本也由口头流传转为网络写作，交流范围则由寝室、校园走向“无障碍”的虚拟世界。正是依靠这种低经济成本的运作，高校青年的“大话”文化顺利地完成了文化资本的“增殖”、“积累”和“扩张”。上述现象所表现的是这样一种青年亚文化的生成特征：一方面青年群体有着非常旺盛的亚文化需求，同时也具备强大的亚文化建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生活在中国内地的这个群体又缺少必要的经济资本作为建构亚文化的物质基础（欧美社会许多青年亚文化的形成都与其丰裕的经济状况有关，如摩登族等），于是他们选择并利用了特定社会条件下的这些“边缘经济资本”（如低价影票、盗版光碟、免费互联网等）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第二，亚文化“习性”与“感觉结构”：“大话”文化对主流文化的疏离。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青年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对主流文化的积极介入（无论是反抗还是合作），那么作为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高校“大话”文化则倾向于与主流文化的“疏离”。这种“疏离”似乎很难说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而更像是文化资本市场对青年亚文化主体的一种自发调节。文化资本的这种自发调节功能是通过文化资本转化为青年亚文化群体的一种文化“习性”和文化“感觉结构”实现的。文化“习性”（habitus）也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用来指称不同的社会群体划分社会和看待社会的独特方式。[xv]文化“习性”相当于布迪厄所划分的第一种文化资本的形式，即 “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的“具体的形式”。[xvi]文化“习性”不是外在于文化主体的客观文化资本，而是内在于主体身心的一种文化修养，表现为特定的艺术趣味、知识倾向和行为风格等。文化“习性”的养成也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经由文化主体生活在占有某种文化资本的团体（家庭、学校、单位、俱乐部、协会、帮派等）之中，长期浸染、熏陶而成。“感觉结构”是英国文化学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文化分析》一文中提出的概念。他用“感觉结构”表示一种对某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威廉斯对“文化”的一种最广泛的定义）的感知。他认为“感觉的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产生的特殊的现存结果”。[xvii]从“感觉结构”的这种性质，不难看出布迪厄的“习性”概念与威廉斯的“感觉结构”概念之间的渊源关系。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基本上是重合的。虽然威廉斯将“感觉结构”视为“与生俱来”的品质，但是我们不妨理解为这是他对“感觉结构”是由无意识习得的这一特征的强调。

那么，以《大话西游》为代表的“大话”文化是如何塑造高校青年学生群体的亚文化“习性”和“感觉结构”的？这种亚文化“习性”与“感觉结构”又是怎样与主流文化疏离的？我们试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大话西游》给高校青年学生群体提供了一个将“经典话语”改写成“狂欢话语”的绝佳范例。中小学课本中的“经典课文”和大学讲堂上的“经典名著”，曾经是青年学生群体的主要话语资源。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经典阐释权，它们不仅预设了衡量经典的标准和经典文本的特征，而且规定了对待经典的态度和阐释经典的方式：“经典”的文化意指是神圣的、严肃的、深刻的，“经典”的艺术形式是规范的、精制的、独特的，对待“经典”的态度则必须是虔敬的、景仰的、“受洗”式的（反之则视为对“经典”的亵渎）。《大话西游》的到来使青年学子们彷佛“在一夜之间冲破了思想的牢笼，获得了话语的权力，张开了想象的翅膀。于是，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说话了，漫无边际、答非所问、疯言疯语、胡言乱语、自言自语、自相矛盾、言不由衷、言不及义、牛头不对马嘴、风马牛不相及……这就是无厘头的表达方式”。[xviii]这是他们从未体验过的“话语狂欢”，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与经典“零距离”。他们发现，原来“经典”也可以像密友一般狎昵，像哥们一般狂醉，像自家的玩具一般可以随便拆散拼装。其二，《大话西游》培育了高校青年学生群体对文化的一种“游戏心态”。典型的游戏特征是参加者可以随时修改和制定规则，可以无数次轻轻松松地从头再来。紫霞仙子在盘丝洞前用剑一划一指：“整座山都是我的！——包括你！”再现的是青年人在游戏中自封和分封伙伴的情形；至尊宝借助“月光宝盒”一次次重新穿越五百年时空，则像极了无论胜败都可以一次次推倒重来的打牌游戏；至尊宝在与白晶晶的那场让观众心跳加快的激情戏之后，竟然冒出一句：“我只是看你那么冲动，配合你一下而已。”让观众的紧张顿时化为爆笑——原来这不过是一场声光演绎的“戏”。——其实整个一部《大话西游》都不过是取经前的“游戏”，而最为“严肃”的西天取经事件则被括到了影片之外。青年学生群体在反复观摩《大话西游》的过程中形成的“游戏心态”，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对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解读。其三，《大话西游》助长了高校青年学生群体的“幼稚化心态”。高校青年学生群体幼稚化首先与独生子女比例的增大以及物质生活的丰裕有关。另外，社会结构的松动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柔化使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相对减弱，成长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提升力量。其实如果直观地看，《大话西游》的表现形式非常接近儿童的思维和感觉方式。儿童的许多话语和行为常常让大人觉得匪夷所思，但同时又感到情趣盎然——而这不正是《大话西游》式“无厘头”文化带给人们的感受吗？其四，《大话西游》满足了高校青年学生群体对爱情的“浪漫感伤心态”。《大话西游》中被狂欢话语所包裹的浪漫感伤的爱情故事，是导致港台票房下滑的主要原因，但却成了内地高校青年对《大话西游》难以割舍的一个重要理由。“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这段爱情誓言的引用率在《大话西游》所有台词中可能是最高的。青年学子们在说出这段台词时的真诚和痴迷，表明他们已经根本不理会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段话不过是对电影《重庆森林》（王家卫导演）中一段台词的戏仿。于是我们也不难理解，当2001年的某一天，周星驰在3000多名北大学生面前无法完整地背出这段爱情誓言时，“大话迷”们的内心会生出几多失望！[xix]

总之，“狂欢话语”是对“经典话语”的疏离，“游戏心态”是对主流文化的疏离，“幼稚化心态”是对社会责任感的疏离，“浪漫感伤心态”是对现实理性的疏离。“大话”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资本有效地建构了青年群体的亚文化“习性”和亚文化“感觉结构”。威廉斯说：“新的一代人将会以其自身的方式对他们所继承的独特世界作出反应，吸收许多可追溯的连续性，再生产可被单独描述的组织许多内容，可是却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感觉他们的全部生活，将他们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这段话也同样可以用来描述生活在“大话”文化中的高校青年学生群体“感觉结构”的形成特点。

第三，被夸大的解构功能：“大话”文化与社会结构再生产。“大话”文化的解构功能是被批评者屡屡提及的一个话题。有人说：“在影片中，众多束缚个体行为的事物都被无情地解构，如正统文化、语言规范、时空结构、婚姻契约等等。”[xx]有人说：“在‘后70年代’的青年眼中，无厘头正是对那种陈腐、虚伪、假正经、假清高、假清纯的主流斩钉截铁的拒绝和蔑视，那种恣意的对秩序和正统的破坏让他们体会到强烈的。”[xxi]本文并不否认批评者对《大话西游》做出上述解读的合理性，本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认《大话西游》的“解构”力量的（如上文所述）；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上述“大话”文化的解构功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批评者的文化想象？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文化事实？正因为虑及这个问题，笔者在前面比较谨慎地使用了“疏离”这个词，而没有沿用“解构”这个词。赋予“大话”文化“解构”功能的批评者也许是把“大话”文化与内地本土的王朔式“调侃”文化当成了一回事，后者或许才是“解构”功能更合适的承当者。

“大话”文化毕竟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这一点决定了它对主流文化“解构”功能的先天不足。尽管在它被移植到内地社会后，由于内地特殊的政治/经济二元社会结构，使得它的文化意义在娱乐功能方面有所减弱，而在“解构”功能方面有所突出；但是这种文化功能的改变是非常有限的。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给整个社会结构松绑时，主流文化也希望给自己“松松绑”：别老是缠着我玩，烦着呢！给你们介绍一种新玩法——你们自个儿玩去吧！“大话”文化在本质上正是这样一种让大众“自个儿玩”的东西。它有一点反叛，但目的是在宣泄；它有一点冒犯，但只是一个恶作剧；它有一点撒野，但不过是在雪地上打个滚；它有一点消解，但却使得这个社会结构的运行更加顺溜。

不难作出这样的比较：一个喜欢王朔式大众文化的青年群体，自然比一个喜欢以救世精英自居的青年群体更容易与主流文化相处；一个喜欢“大话”文化的青年群体，自然又比一个喜欢王朔式大众文化的青年群体更容易讨主流文化的欢心。“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大多数成员强调青年亚文化的反抗意义是有道理的，但是桑顿强调青年亚文化资本的意识形态性也出于实情。根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文化资本转化而成的文化“习性”所生产的社会差异，从根本上说是这个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同样的道理，作为青年亚文化资本的“大话”文化转化而成的青年群体的文化“习性”和“感觉结构”所产生的文化差异，也是目前这个商品经济社会所需要的。

[i] 李欧梵在哈佛大学授课即用《大话西游》作为教材。参见李欧梵、周星驰：《成长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李欧梵与周星驰对谈》

[ii]《周星驰:我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大师》，《南方周末》2004年12月23日；《周星驰14日受聘中国人民大学工商学院教授》，《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12月15日。

[iii] 周宗伟：《隐忍与释放——青少年中“大话现象”成因分析》，《青年研究》2002年10月。

[iv] 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朱崇科：《消解与重建——论《大话西游》中的主体介入》（《华文文学》2003年第1期），张薇：《叙述游戏与游戏话语——从<大话西游>到<天下无双>》（《电影评介》2002年第5期。），王瑾：《互文性：名著改写的后现代策略——<大话西游>再思考》（《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

[v] [法] 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全球化与文化资本》，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版。

[vi] [法] 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全球化与文化资本》，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版。

[vii] [英]《大众文化导论》，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62页。

[viii] 见《大话西游宝典》，张立宪编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00年版。

[ix] 布迪厄经常使用的一个社会学术语，详见后文分析。

[x] 见张立宪等著《大话西游宝典》，张立宪编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00年版。

[xi] 阿坚：《崔健1993北京演唱会述评》，《音乐生活》1994年第1期。

[xii]《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戴锦华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xiii] [英]《大众文化导论》，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26页。

[xiv] 见《大话西游宝典》，张立宪编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00年版。

[xv] [英]《大众文化导论》，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63页。

[xvi] [法] 布迪厄：《资本的形式》，《全球化与文化资本》，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6页。

[xvii] [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文化研究读本》，罗钢、刘向愚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32页。

[xviii] 阿祥：《为什么北大学子狂追“无厘头祖师爷”周星驰？》，《中华读书报》，2001年10月31日。

[xix] 参见《自然风趣周星驰 有求必应在北大》，《北京晚报》，2001年5月3日。

[xx] 周宗伟：《隐忍与释放——青少年中“大话现象”成因分析》，《青年研究》2002年10月。

青年亚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日本；流行语；青年文化；变迁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一）国外研究现状

据统计资料显示，日本每年产生的流行语高达2000条，除此之外，每年通过“流行语、新语大奖”不断更新出版《现代用语基础知识》。可以说，流行语已经完全融入日本民众的语言习惯中，并产生超越语言本身的社会影响。

日本研究流行语的学者米川明彦在其著作《新语・流行语》（1989）中，从语言的视点对流行语下了定义。石井正彦、小沼悦共同编写的《流行语和语言》（1997），从语言学的角度肯定了流行语这一语言形式。伊藤雅光在《流行语的构成及含义》中，从流行语整个发展变迁过程，提出了流行语的构成模型。

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学者集体撰写了一部叫《仪式抵抗》的著作，对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的亚文化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研究者认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反抗，在当时的社会情景下，阶级的对立也表现在文化领域，平民阶层的青少年因无法进入主流文化而自创了一种时尚文化，这一文化富有反抗的象征意味。青年文化里，、、颓废这些堕落的标签曾一度让多少家长担心发愁，但另一方面，自行车文化的环保意识、动漫产业的积极发展等等都不得不让我们改观，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难以琢磨的亚文化。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于青年流行语的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胡明扬、张莹撰写的《70-80年代北京青少年流行语》及金大陆的《南北城市青年流行语》为起点，到后来《青年学报》开设的专栏“流行语与青年文化”，以及2004年起，猫扑和天涯网联合举办“十大网络流行用语”评选活动等，可见流行语与青年文化早已引起国内外关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发表和出版了不少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论文及专著，如黄涛《流行语与社会时尚文化》（2004）、刘世华、钟帆《从流行语看都市青年亚文化区群体》（2011）、申鑫《从日语流行语看现代日本年轻人现状》（2013）等等。

从整体趋势上来看，对青年流行语的研究初期主要是针对产生原因、流行的条件、特征、类型等基本问题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更有学者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领域进行研究，巩固了研究基础，更扩宽了研究视野。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联系社会热点，紧贴大众心理，使流行语的研究更有科学性、客观性。使流行语从口头流传发展到文化领域。由此可见，对流行语与青年文化的研究值得引起人们重视。

二、流行语的定义及其特点

日语辞典《世界大百科事典》中解释：指在某一段时间内，突然被多数人们接受并频繁使用的词语或句子。小矢野哲夫的定义如下：一般来说，流行语是在一段时间内，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人都能极具共鸣地去使用，反映当时世态的语句。在了解流行语的定义后，我们将从流行语的构成以及传播两方面来探讨流行语的特点。

（一）流行语的构成特点

1.字母化。2007年，「KY入选了当年日本的年度流行语，日语写做「空をめない，中文意思是不懂得察言观色。「KY是「空和「めない发音的首字母组成而来。除此之外，还有「JK由「女子高校生而来，「TKG来自于「卵かけご。

2.省略化。常看日剧就会发现，日本校园里同辈间的问候，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常常省略为「おっす，「さようなら则常常省成「さよ。这样的表达不仅能表达个性，拉近同伴间的距离，在互通短信、网上聊天时也非常方便。比如「52意为「ご自由に，「39表示「サンキュウ，「5963是「ご苦さん的意思。这种省略表达，中文里也有“886”之类的表达方式。

3.emoji化。emoji源自日语「文字，意思是表情符号。Emoji可以简单地表达说话人的心情，看起来亲切可爱，一度在日本女性间大受欢迎，现在更是普遍应用在手机短信和社交软件中。

（二）流行语的传播特点

1.口语化、信息化。日本流行语从大正时代开始就早有记载。但在那时，科技的局限使得当时的流行语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只能通过人们的口口相传来传播。口语化就成了流行语最基本的传播特点。发展到信息时代的如今，网络、大众传媒的力量将世界连成了一体，可以说人人都是信息源，信息化就成了流行语传播的另一特点。

2.年轻化。据日本总务省「平成24年通信利用向の果（2012年）调查结果显示，截止到2012年底，日本的网民人数已达到9652万人，占了人口总数的79.5%，可以说日本国民中，每10人中就有8人在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其中，13-49岁的人占了九成以上。不只是网络，电台广播、杂志、facebook，博客的使用者大多数都是青年。由此可见，年轻化是流行语传播中不可忽视的一大特点。

3.流通速度快、流传时间短。流行语多来源于某热点事件或名人的口头禅，但随着这一新闻的淡去和电影余热的退散，就很容易被人们所遗忘。因此，流通速度快、流传时间短这一流通特点常被人们喜闻乐道。

三、从流行语看现代日本青年文化

（一）对既存主流文化的反抗

青年亚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教材；文化；《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

一、研究意义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一部好的教材不但能够指导学生的“学”，还能为教师的“教”提供帮助，最终能够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但何为一本较好的教材呢？如何对教材进行一个评估，也是众说纷纭。现今，对教材的评估多是从教材的内容：课文、词汇、语法、练习的角度入手进行综合分析。相关的文章有：《留学生教材汉字复现率的实验研究》（郝美玲 刘友谊）；《初级汉语综合教材研究》（周扬）；《对外汉语教材编写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朱素第）等。本文选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的《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作为研究教材，试图对该教材中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与建议。

二、文化的分类

“文化”，自从187l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给文化下第一个定义后，现在已多达300余种。概括说来，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与文明的涵义相近。即文化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它不仅仅包括城市、学校、旅游景点等物质的东西，而且包括思想、习惯、家庭模式、语言等非物质的东西。

在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中，对文化分类的一种传统的做法是把文化分成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和亚文化（subculture）。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林顿，加拿大文化人类学家鲍德里奇等根据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来区分主文化和亚文化。根据他们的观点“主文化是指人类社会所有正常人共有的文化，是划分民族的核心。”我国学者认为，主文化“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其各自的生息繁衍和生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淀而成的共同文化。民族文化属于人类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亚文化是各民族中某些特定的人群所特有的文化，凡在某些方面与社会主导性文化的价值体系不同者，都被称为亚文化。从二者关系来看，亚文化存在于主文化之中，主文化是各类亚文化所共同具有的内容。一定的民族、地区、经济或社会群体的文化就属于此类文化。

本文又将主文化和亚文化进行细分：

表一：主文化的具体分类

表二：亚文化的具体分类

三、课文中的文化分析

1.课文话题文化分析

一本教材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课文来体现。下面笔者将从课文的题材和体裁两方面来分析。题材也可以称为话题（《1998――2008十年对外汉语教材述评》），话题是教学内容设计思想的集中体现，该教材以话题理论为原则，由八个单元构成，每个单元包括了两课，一个单元即为一个话题。每一个话题又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类别。

表三：主流文化在《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中的体现

由上表可以看出：该教材的一般文化和民族文化分配较为平均，其中人类共有的普遍文化占56.25%相对多些，不但有成长的烦恼、职业的选择，还有健康、旅游、环保等这些全世界感兴趣的话题，便于学生形成文化通感。而在民族文化上，选取了最易显现中国文化的几个切入点：职场文化、家庭文化、婚恋观念、送礼文化以及中国历史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介绍。既把握了中国特色文化又没有一味的弘扬中国文化，比较客观地展现了中国文化。

表四：亚文化在《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中的体现

表四体现出：该教材在男女比例分配上很均衡，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在年龄阶层上青年占37.5%，儿童和中年都占12.5%，但没有老年文化。由于使用该教材的人群大多都是学习第二语言的成年人，因此，以青年作为主体，符合学生的实际，也比较贴近他们的生活，并且富有时代气息。但年龄阶层涉及得不够全面，应该涉及一些老年文化，而且老龄化已经是全球面临的一个较大的社会问题，应该有所涉及。对于地域文化，该教材也有涉及，将南北方的地域文化做了简单的介绍，便于学生对中国的地域、风土人情有个大体的了解。

2.课文中的句子分析

表五：《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每课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

表六：

表五、表六反映出：

1、该教材中涉及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理念。全书共十六课，其中十二课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中国文化。可见文化教学渗透到了每一课之中，并且对于文化知识的安排并不是非常密集，而是分散到各篇课文之中，从而使得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既没有让文化成为学生的负担，又让留学生们在学习言语技能与交际技能的过程中，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逐渐了解与习得中国文化，这些文化知识又促使其加深了对有些语言知识的理解。譬如：成语、俗语、一些词汇的构成，汉字的书写等知识的了解。

2、对于历史文化、观念文化、家庭文化及送礼文化这些相对抽象的精神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该教材都做了较详尽的描述，运用事例，生动而形象。教材把握了所教授的教学对象是留学生这一原则，因此，教材内容的选择上虽然有中国文化的介绍，但是，主要控制在言语知识地掌握上。

四、总结与建议

1.调整主文化的选文，建构和谐对外汉语教材的文化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教材，绝不简单地是帮助学生学习语言要素或言语技能，也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使用能力，虽然这是它们其中重要的目标，但是对外教材、对外教学，从更为深层的意义上，承担着其他课程所无法单独完成的传播文化的任务。在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汉语课承担的文化传播任务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文化的传播；第二，民族文化的传播；第三、对于多元文化认知和尊重理念的传播，第四，对于世界文化精华的传播。一套好的对外汉语教科书，应该考虑怎么样使其承担上述文化传承和传播任务得以实现。

用这样的认识考察本文所分析的教科书，审视《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在实现上述任务方面的程度，不难发现，虽然编者们作了很大努力，力图体现教科书承担的文化传承或传播的任务，但是，从国家现代化、民族现代化和培养学生具备全球视野方面仍然有一些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博雅》在文化的选取上虽然具有多样性，由学生身边的生活、学习，这些贴近学生生活的话题向历史、环保等抽象概念过渡，体现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但是在广度上还有所欠缺，除了主体文化――汉文化以外，对于中国其它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毫无介绍，并且也没有涉及一些优秀的外国作品，缺乏文化横向上的对比。

2 .关注亚文化，建构符合学生需求的教科书文化世界

在我国，语文教科书中的亚文化问题从90年代末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不少学者从年龄，阶层，性别等角度针对不同的语文教科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但在对外汉语教材上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笔者尚未查到。教科书中的亚文化比主文化还贴近生活，主文化只能通过亚文化才能被具体化。合理安排教科书中的亚文在对外汉语教材能否贴近学生生活，能否满足学生需求等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在性别文化的构成方面，要让师生能够认识现代实际生活中男女社会地位的转变；在年龄文化方面，应该涉及到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对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有所展现；同时还应涉及到不同职业、不同层级人们的生活方式，如教师、工人、医生、经理等各行各业人们的生活状态，让学生能对周围的生活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地域文化方面，除了南北方地域的对比外，还可以涉及一些城市和乡村间不同文化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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