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经济论文范文

汽车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一）汽车产销增速回落，总体平稳受经济放缓，去年下半年基数较高，以及近期行业政策影响，1—9月汽车累计产销增速回落至8%，年初至今累计增速呈现回落走势，增幅虽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4.7和5.7个百分点，但1—9月中每个月份汽车产销均高于上年同期，总体运行平稳。1—9月，汽车工业重点企业产销增长情况好于全行业，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集团销量合计为1530.86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9.2%，高于全行业增速2.2个百分点。占汽车销售总量的90%，比上年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

（二）乘用车产销同比保持增长，商用车产销回落明显前9个月乘用车、商用车呈现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乘用车总体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原因合资品牌产品增长强劲带动整体乘用车增长；商用车受柴油车国4排放标准实施影响，轻型货车出现大幅下降，带动商用车整体下降明显。1—9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438.61万辆和1415.55万辆，同比增长11.3%和10.2%。1—9月乘用车分车型产销情况看，SUV和MPV增长明显，均超过30%，其中SUV产销增速分别为34.7%和33.3%，MPV产销增速分别为55.7%和51.6%；轿车产销增速较低，分别为5.1%和3.9%；交叉型乘用车产销分别下降16.5%和14.2%。1—9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83.97万辆和284.54万辆，同比下降5.7%和6.2%，与乘用车的较快增长形成鲜明对比。1—9月商用车分车型产销情况看，客车产销分别增长6.8%和8%，货车产销分别下降7.7%和8.4%。

（三）1.6升及以下轿车9月销量占轿车总体比重年内最高9月1.6升及以下的轿车销售79.26万辆，同比增长4.29%，1.6升及以下轿车占轿车总量比重74.3%，为年内最高，同比增长3个百分点。1—9月1.6升及以下的轿车销售854.90万辆，同比增长4.71%，高于轿车整体增速0.77个百分点；1.6升及以下轿车占轿车总量比重72.87%，同比增长0.53个百分点。

（四）新能源汽车产销增长较快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部署进一步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缓解能源和环境压力，促进汽车产业转型升级；8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微博）、工信部下发了《关于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宣布自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受政策刺激，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呈现较快增长。据中汽协会统计，1—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38522辆，同比增长2.9倍，其中：纯电动汽车22747辆，同比增长1.84倍；插电式混合动力15775辆，同比增长6.96倍。销售新能源汽车38163辆，同比增长2.8倍，其中：纯电动汽车22258辆，同比增长1.77倍；插电式混合动力15905辆，同比增长7.03倍。分季度看，一季度产销量同比增长1.8倍和1.6倍，二季度产销量同比增长2.7倍和2.9倍，三季度产销量同比增长3.9倍和3.8倍。1—9月新能源产量前五名企业分别为比亚迪、奇瑞汽车、江南汽车、吉利汽车和宇通汽车，前五名企业产量合计为27580辆，占总产量的71.59%。前五位企业与同期相比，产量均实现了较快增长。

（五）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增长低于行业水平，中国品牌轿车负增长随着合资品牌中低端车型的加快发展，乘用车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持续下降，自去年9月起当月市场份额同比连续12个月下降，今年9月有所回升，为38.5%，与去年38.3%基本持平。1—9月，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售532.32万辆，同比增长3.52%，低于乘用车总体增速6.65个百分点，市场占有率37.61%，同比下降2.42个百分点；中国品牌轿车销售195.15万辆，同比下降15.65%，低于轿车总体增速19.17个百分点，市场占有率21.71%，同比下降5.05个百分点。

（六）企业库存情况9月末汽车企业库存为113.44万辆，其中，乘用车库存为93.67万辆，商用车库存为19.77万辆。

（七）汽车出口下降据中汽协会统计的汽车整车企业出口数据，9月汽车企业出口为7.81万辆，比上月增长14.7%，比上年同期增长0.03%，为今年以来首次与上年同期水平持平。1—9月汽车累计出口66.29万辆，比上年同期下降7.5%。另根据中汽协整理的海关数据，2014年1—8月，汽车整车累计进口95.48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28.8%；汽车整车累计出口60.13万辆，比上年同期下降5.99%。

（八）重点企业经济运行平稳据17家重点企业快报统计，1—8月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17819.64亿元，同比增长12.7%；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0031.13亿元，同比增长12.5%；完成利税总额3616.18亿元，同比增长12.7%。主要指标9月增速有所下降，累计增速保持了较快增长态势，总体运行平稳。

二、面临的形势

（一）发展环境问题我国已成为世界汽车大国，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国民收入稳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新增汽车和更新汽车需求保持强劲。同时，在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机动车污染排放、能源供应和交通保障给全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从而对产业发展形成了巨大挑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1.27亿辆，是2001年的7倍，是2008年的2.5倍，是2010年的1.6倍。在汽车市场和保有量高速增长的同时，城市的规划、建设，以及综合管理水平提升的相对滞后，成为建设汽车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对矛盾。汽车产业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已从产业内部为主，延伸到内外兼有，并以外部为主的局面。中国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全面制造业系统和规模的少数国家之一。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一支绝对数量相当庞大的技术队伍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发达国家中拥有如此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也相当少见，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全面制造业系统和规模的国家只有四家：美德日中。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世纪之初就曾断言，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是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最主要的两件大事之一，两大关键性因素。全球的经济的发动机和晴雨表。

（二）汽车出口下滑今年前9个月中除9月与去年同期持平以外，汽车出口均低于去年同期，1—9月汽车累计出口66.29万辆，比上年同期下降7.5%。出口低迷有几方面原因：一是全球经济不景气，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全球汽车需求增长较小，全球卡车需求市场下滑明显，乘用车需求也在下滑。二是汇率变动，人民币升值和出口目的国货币的贬值，使中国汽车产品两头受压，大大削弱了产品的竞争优势。巴西、伊朗、俄罗斯货币的大幅贬值，影响了当地的购买力；同时，日韩货币的贬值，提高了日韩企业汽车在这些地区的竞争力。三是出口国政策不稳定，中国汽车出口目的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政策政局不稳定，导致市场变化较大。例如美国制裁伊朗导致出口量减少；伊拉克市场出现一些新政策使北部地区今年的进口暂停。四是中国汽车海外拓展能力有待全面提高。

（三）中国品牌面临巨大压力至今年8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连续12月下滑，9月当月与去年持平，中国品牌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剧。中国品牌乘用车历经10多年发展，特别是近5年来的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一是主要整车企业建立了比较完整技术研发体系，有流程、有标准、有设计和验证手段，在研发能力建设方面累计投入超过500亿元，实现从技术依赖向技术自主的转变，从逆向开发向正向开发的转变；二是研发水平大幅提升，基本具备整车造型能力，部分主流车型造型堪比外国品牌，基本掌握车辆安全、节能、环保等核心技术，实现动力平台、车辆平台技术自主化；三是产品水平不断进步，同级别车辆配置相当于或超过外国品牌，具有性价比优势；四是产品市场覆盖率大幅提高，产品线已拓展至各个细分市场，基本能够满足不同客户需求；五是产品品质的提升，据J.D.Power数据显示，中国品牌乘用车新车质量（IQS）PP100（每100台车辆的问题点数）与外国品牌差距已由2007年的139个PP100缩小到2013年的50个，相当于外国品牌2010年水平；六是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今年5月，在上汽视察期间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中国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在国家有关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已经具有很好的产品技术基础和市场基础，进入2014年，新能源汽车呈现2倍以上的净增长，引起世界汽车界广泛关注，江淮纯电动车为新能源汽车在私人用车市场推广做出积极贡献，比亚迪在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的市场表现突出。虽然中国品牌乘用车总体份额下滑，但长安、一汽、广汽、北汽等骨干企业在中国品牌乘用车增速和份额连续下滑的形势下仍能保持增长势头，逸动、荣威、奔腾、哈弗、吉利等车型增速也高于细分市场平均增速。我们认为，这是企业扎扎实实做产品，坚持不懈抓质量，立足长远谋品牌的结果，这也是做强中国品牌汽车努力方向，是中国品牌汽车的希望。相信一定会有一批中国品牌汽车企业逆势而起，成为中国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成为建设汽车强国的中坚力量。中国品牌汽车起步晚（主要是乘用车起步晚）、基础差，在与外资品牌汽车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跨国汽车企业均已进入中国。合资企业外方越来越重视中国市场，在汽车设计、研发、渠道等方面加快向中国市场倾斜，产品投放已经从引进成熟车型转变到针对中国市场做产品适应性开发，甚至是新产品的开发。目前，国内市场国际化已经非常明显，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加剧。跨国公司在中国通过合作获取利益，同时竞争意图十分明显：砍光龙头企业，买光知名品牌，吸光一流人才，榨光高端利润。丰田和大众公司已向长城公司伸手了。

（四）多头管理现象严重目前，多头管理问题在汽车十分突出。以产品准入为例，工信部、环保部、交通部和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各自的准入规定，企业在办理产品准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包括：一是交叉重复，工信部实施的公告包括汽车的安全、环保和节能等内容，是对汽车产品的综合性管理制度。环保部实施汽车产品环保公告管理制度，与工信部的公告中的环保管理内容重复。交通运输部实施的营运车辆油耗准入管理制度与工信部公告中的节能管理内容重复。二是检测项目重合，公告管理和CCC认证的试验项目各为114项和105项，其中完全相同的检测项目103项，重合度98%。环保公告的排放检测项目已由公告全面覆盖。三是标准不统一，交通运输部指定的一些检测部门，使用的标准低于国家标准，且设备水平低，试验方法缺乏科学性。四是企业负担重，多部门管理严重增加了企业运行和财务成本。以货车行业为例，全行业产品的准入成本每年高达15亿元。排名前8家企业（产量集中度达到90%）,每个企业的准入成本（包括工信部公告、CCC认证、环保部公告和交通运输部油耗准入）每年都超过1亿元。近3年来仅国内前8位企业每家支付交通运输部实施油耗准入检测的费用已近2亿元。企业完成四部门准入的最长时间近15个月，贻误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时机。五是收费不规范，交通运输部在油耗准入管理中，除收取检测费用外，还以分担数据库和网络建设的费用为由，强行向企业收取相关费用。负责CCC认证的CQC机构强行要求对各检测机构收取的检测费用按比例与其分成。

三、政策建议

（一）修订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目前，汽车产业管理的主要依据是2004年版《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十年来在产业政策的指导下，汽车产业得到快速健康发展。由于汽车项目实施严格的核准和备案制度，汽车工业的产能未出现过度膨胀的现象。在不断深化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包括项目管理模式在内的很多要求越来越不适应市场化的发展要求，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利于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亟待解决。建议政府部门加快产业政策的修订工作，推进产业管理模式和流程的改进，协调产业发展，为实现汽车强国的战略提供政策基础。

（二）制定建设汽车强国的国家战略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汽车产业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产销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又面临严峻的瓶颈期：资源、能源、环境、交通都面临巨大挑战；同时，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竞争力弱的问题十分突出，体制机制也存在重大问题，重点是国有企业和政府管理体制。因此，需要制定建设汽车强国的国家战略：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要求出发规划汽车产业的发展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努力发展自主品牌，在发展中解决汽车产业发展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交通等问题，以全产业链协调发展带动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建设和谐的汽车社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贡献。

（三）改革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按照国际惯例，汽车产品的综合监管是政府的管理职责。为确保管理制度有效实施，防止多头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并减轻企业负担，提升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的能力，提出以下建议：一是保留具有国家行政许可事项的工信部的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职能的同时，优化、完善对汽车企业及产品安全、环保、节能等方面准入管理的程序。二是取消不具国家行政审批职能的《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环保公告”（包括地方环保公告）、油耗公告。三是加快企业准入制度市场化的进程。

（四）谨慎考虑股比放开汽车产业产业链长、关联度高、就业面广、消费拉动大，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同时，汽车产业集中体现了国家整体的科技实力和制造能力，是国家工业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如果现在放弃自主发展的主导权，汽车产业将沦为外国产品的加工厂，明显削弱对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因此，建议应当谨慎考虑汽车产业股比放开，与其他产业比较，也应当将汽车产业股比放开放在最后。

（五）加快建立车用尿素供应体系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了今年第27号公告，明确“国三”排放水平的柴油车销售截止日期为2014年底。为了切实有效的推进“国四”标准的实施，国内主要载货车生产企业开展了大量的技术研发和生产准备工作。一是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加速新技术的开发和新产品的研制；二是加快推进“国四”产品的认证工作，主要生产企业已基本完成“国四”产品的生产准备；三是有关售后服务的设施准备和销售服务人员培训也基本到位。目前，当务之急是加快尿素加注体系的建设，力争在2014年年底前在高速公路和国道沿线的加油站能供应尿素。同时建立尿素产品的质量监管体系，加强车辆使用阶段的监管，确保用户能按时按需添加尿素。

四、预测

目前宏观经济虽然保持稳定，但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四季度宏观经济或呈震荡下行态势，有机构将2014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7.3%左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汽车行业回归到中速稳定增长的阶段。预计下半年汽车产销增速会略低于上半年，全年汽车销量增速在8%左右。

汽车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一)部分汽车集团汽车销量占据主要地位

从2013年汽车销量来看,销售量排名靠前的汽车主要集中在大众、福特、通用、日产等汽车品牌,其中大众所占比例最高,汽车的产销较为集中。如表3所示。

(二)供需关系决定汽车产业成为支柱产业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研究表明,人均GDP达到1000-2000美元后,GDP每增加1%,汽车拥有量增加1.02%～1.95%。2008年之后,中国汽车需求量急剧增长,从生产供给方面看,我国汽车生产供给量在逐年提高,并且增长速度逐步加快,与消费同步。2003年仅为444.37万辆,而2013年汽车产量超过2000万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汽车供需体现出明显的“需求拉动供给”。而且自2010年以后,我国汽车产业出现“供不应求”的特殊事实,国内汽车市场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如表4所示。

二、汽车工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

一个国家经济出现高增长时,汽车工业总是以高于其他产业的速度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每增加1万辆车,拉动GDP增长88.82亿元。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15年间,国民经济增长了36倍,汽车工业产值增长了57倍。根据表5中所示,我国的汽车工业产值逐年攀升,国内生产总值也在逐年增长,汽车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2011年到2012年间,汽车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10个百分点,应该说是转折年。因此,汽车工业的产值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汽车工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

汽车的产业链较长,上游涉及到冶金、有色金属、橡胶、电子、石化、钢铁等行业,下游涉及到金融、保险、法律咨询、产业服务、广告等行业。汽车的产业链较长,汽车的工业产值每增加1各单位,相关行业至少增加:上游0.6,下游2.67个单位。比如对上游汽车电子产业的带动。2012年我国汽车电子产值2672亿元,伴随着我国整车产量和单车电子成本比例的提升,以单车电子件2-3万元的较低用量测算,国内汽车电子空间接近4000－6000亿元。以2016年中国汽车电子市场规模达到5000亿来计算,其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7%,其中,车载电子相关子行业增速有望达到30%以上。据相关数据显示,在欧美发达国家中,购买一辆汽车的价格中,大概有40%左右要支付给金融、保险、法律咨询、产业服务、科研设计、广告公司等各种服务业。这也许就是汽车工业发展对服务业的基本带动作用。汽车产业对服务业的带动效应很大,基本原因在于其产业链条的延伸范围很宽、延伸半径很长。

四、汽车产业对财政收入的巨大贡献

我国汽车主营业务收入近几年逐渐攀升,利税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占到4%、5%左右,对我国财政收入的贡献较大。

五、汽车产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汽车产业提供了大量的直接就业机会和间接就业机会。据相关资料显示,汽车及相关产业就业人口比例:美国:17%,德国:16%,日本:11%;中国:直接就业人口:200万,间接就业人口:3000万;汽车行业每个就业岗位带动零部件附属产业7.5个就业岗位,根据汽车产业链发展的趋势,汽车行业的重心将体现在上游研发设计环节和下游销售服务环节。因此汽车产业的发展必将带动两类人才的短缺:一类是具有专业特长和实战研发经验的高层次的人才及团队;二是汽车服务类人才。总体来说将会造成汽车研发人才、外贸和法律人才、营销人才、保险人才的巨大需求。因此,汽车产业的发展必然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汽车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是，一个女人决定是否嫁给一个男人，或者是否与丈夫离婚的决策就是超边际决策论文，而已决定与他结婚或不离婚，在婚姻关系内搞好夫妻关系就是边际决策。一个人大学时选专业也是超边际决策，他做此决策时对某一专业(例如经济学)说"是"，而对其它专业(例如化学，物理学)说"否"。所有学生的这类决策决定一所大学的专业设置网络结构，所以是一种网络决策。传统的边际分析对这类决策不适用，而需要应用超边际分析。他选定经济学专业和要上的课以后，再将有限时间在所有选定的课之间分配的决策就叫资源分配的边际决策。

传统的边际分析可用于这类决策。边际分析中，所有决策变量都取内点值，它是决策变量可能的最大与最小值中间的一个值。

这种边际分析就是只允许内点解的古典数学规划。而超边际分析允许内点和角点解论文，角点解就是有些决策变量取其最大或最小可能值。超边际分析对每一角点和内点解用边际分析法求解，将目标函数在给定角点或内点内最大化，然后再用总费用一效益分析比较所有角点。内点解中的局部最优目标函数值以选择全局最优解。这种超边际分析就是1950年展起来的非线性规划及其它非古典数学规划。

网络决策只能用超边际分析，而传统的边际分析不足以处理网络决策问题。

由于网络决策影响到社会分工网络的拓扑性质，所以又叫拓扑决策，而给定网络模式选择买卖量属于选择经济组织的非拓扑性质，所以边际决策又叫非拓扑性决策。拓扑性质是关于每两两个体之间是否有联接的经济组织特性，它与联接方式，联通流量多少无关。网络效果是指每个人的网络决策不但影响他本人的生产力，而且影响对他人产品的市场，因而影响他人的生产力。因此每人的生产力不但与他的努力有关，而且与参加网络的人数(网络规模)有关，而这网络规模又反过来由所有人的网络决策所决定。每个人选择职业和选择买哪些产品或自给自足哪些产品的决策就是典型的网络决策，它决定全社会的分工网络，其产生的网络效果被罗森(ROSEN，1977)称为"一加一大于二效果"(Superadditivity)。

网络决策分为两类，一类叫对策网络决策，它是指决策人在其生产行业有垄断权，可以控制价格，或者网络决策之间有直接交互作用。另一类叫非人格网络决策，它是指信息成本很高或产品提供者很多时，人们按非人格价格作网络决策，而不对他人的网络决策直接作反应。非人格网络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是通过市价而间接进行的。在西方自由世界，与电子商务有关的决策，大多是非人格网络决策，电子信件服务或信息搜寻服务都有数千家类似的提供者，无人能操纵价格。买卖双方并不关心谁是买者或卖者经济论文，而只关心是否与某一类专业电子服务提供者联接。我们举个例子说明网络效果。当汽车发明并商业化以后，如果我们不考虑网络效果，则会预见汽车将代替过去步行去买东西的活动，因此汽车的市场是有限的。所以以此预测的汽车生产量少，成本高，进一步限制了其市场。如果象福特这样的企业家认识到低汽车价格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因此使分工促进生产力的好处超过其增加的交易费用，因此很多过去无法赚钱的专业由于便宜汽车的出现，而可以赚钱，例如没有汽车时，大超级购物中心亏本，汽车普及后，这种购物中心利润滚滚。因此汽车的普及使分工水平上升，所有行业生产力上升，收入上升，因而进一步增加对汽车的需求，使汽车成本下降，因而使汽车真正能普及。这就是福特用1000美元一辆的廉价T型汽车利用网络效应发大财的故事。福特把汽车价格定在比当时市价低得多的水平，不是用边际分析，而是用超边际分析，预见到分工网络扩大后，可以使汽车大幅降价的同时使利润大幅上升。

我们今天用超边际分析电子网络时也应看到很多现在亏本的行业或很多人们今天无法预见的行业在电子网络扩大，通讯成本大降后有可能变成赢利性行业。很多这类行业的出现会使分工网络大大扩张，生产显著的网络效应。

下面的电子商务现象就是以此网络效果为基础。这种现象是：很多与电子商务有关的公司市赢率(P/Eratio)大大超过任何传统财务理论中的边际分析预见的水平。按传统理论，如果反映股价和利润比的这一市赢率高于10，此公司一定要破产了。但是很多与电子商务有关的公司市赢率往往高达700，800，甚至还有上了1000的。不少人指出这是以对网络效果的合理预期为基础。此话只对了一半。不错，如果很多目前无法预见的行业会因电子网络和分工网络的扩张而出现和赚钱，因此对这种无法预见的事的合理预期就应该对与电子商务有关的股价作出较高估价，至少高于边际分析指示的目前合理的估价。

但是这种解释没有看到，绝大多数与电子商务有关的公司的利润都是在不断下降(或亏损上升)。理性预期总不能与现实趋势相反吧。电子商务公司的利润下降不但是因为费用上升引起，且因为越来越多的电子商务服务趋向于免费提供。比如几年内私人电脑上网在发达国家就会完全免费。由于越来越多的服务无法收费，电子商务公司的亏损自然只增不减。问题是在这种趋势下，为什么电子商务公司的股价和市赢率仍居高不下。

最近杨小凯与李克用超边际分析和杨小凯与黄有光的间接定价理论找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很多电子商务公司虽然创造了正的网络效果，但却无法用直接收费的办法将这网络效果转化为公司的收入。因此很多电子商务公司就来用打包订价的方法，通过公司购并将电子商务服务与有形财产捆在一起买卖，使网络效果可以转化为有形收入。我们以下例来说明这个间接定价理论。

假如福特公司卖有形的汽车，售卖汽车的服务可以通过电子网络进行，顾客可以在网上用鼠标这里点一点那里按一按，用很少交易成本买一辆汽车。但这种服务却不易收费。假如有一家电子商务公司解决了这些服务的技术问题，并创办了一个与汽车有关的网页，吸引了足够高的点击次数。这时福特公司就可以将这家电子商务公司买下，然后向顾客提供免费的电子商务买车服务。只要这种服务省下足够多的顾客的交易费，则公司可以将购买和经营这一电子服务的成本记入汽车价格。如果汽车增加的一点点价格大大低于每个顾客用电子服务省下的交易费用，则福特公司就会比其它不提供免费电子服务的汽车公司更有市场竞争力。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所有汽车公司都会被迫提供免费电子购车服务。

因此电子商务创业者，可以用卖掉公司的办法，最后将它亏的钱都赚回来。只要它创造的网络效果足够大，则市赢率就会足够高，使得卖公司的收入足以抵销多年的亏损。而实际上很多电子商务公司都是如此生存的。最有名的要算‘美国在线‘与华纳公司的合并案。一般电子商务公司的员工工资并不高，相当报酬来自公司配股，这部分收入往往以预期公司可以卖个好价为基础，因为公司本身可能一直会亏损，本身不可能赚钱。

这个故事中有三个要点。第一，这种网络决策是非人格网络决策而不是对策型网络决策。如果市场是垄断的，公司可以操纵电子商务的价格，就不会有免费提供电子商务服务的压力。第二，为什么福特公司不可以自己建一个部门自己发展电子商务，而非要买另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呢？这是因为电子商务是风险极高的行业，福特公司自己雇人做，不会有足够的激励承担风险，因而搞不出成功的创新。所以成功的创新都是由私人风险投资公司与小创业公司一起搞出来的，而不可能由功成名就的大公司下面的一个部门搞出来，更不可能由国营公司和官商合办的公司搞出来。连美国波士顿地区的私人风险公司都因为当地的保守风气而无法有大创新。倒是加州那种非常自由灵活的私人企业自由竞争的制度环境才适合电子商务的创业。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指出，中国今天用国营或官商合办(合资企业)的方法发展电子商务，不可能有什么成就。上海浦东区用国营风险投资公司的办法发展电子商务等高新科技，更是歪门斜道。这不但不会产生后发优势，反而会用模仿新技术来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后发劣势。正确的方法该是废止政府在金融业，银行业，电子网络上的垄断，保护私人企业在这些领域自由创业和经营的权利，废止对私人企业上市和私人经营证卷的限制，有了这些制度条件，中国的网络经济，电子商务才能发展起来，否则电子商务中的所谓"后发优势"又会象1959年的"超英赶美"的口号一样，变成历史笑话。中国今天银行业和电讯业的国家垄断使个人支票，信用卡及电子信用都无法普及，哪里还谈得到对此非常依赖的电子商务的大发展呢？第三，间接订价加上对网络效应的合理预期，股市就会对那些点击次数高的网站有相当高的定价。华尔街对一定的点击次数，已有固定的定价公式。股市可以对网络效应定价，这一方面说明传统边际分析中认为市场不能利用网络效果的理论不对，另一方面，这预期价格是以猜测为基础，所以风险也极高。

汽车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经济时评是高水平、高度浓缩的经济论文，它要求用简短的篇幅、犀利的语言、客观的事实、严密的论证来阐述鲜明的观点，没有大量的事实积累、扎实的经济理论知识以及对现行经济政策的理解，是很难写出让受众信服，有影响力的经济时评的。写好经济时评的确是一项集专业性、通俗性与新闻性于一身的创造性的工作，需要在纷繁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准确发现评论对象，运用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结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做出适当的评论，从而助推改革与发展。为了避免经济时评的时过境迁，必须明确经济时评的功能定位，它是不断地通过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现象，结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进行的评论，其功能一方面是确立媒体的权威性话语权，为受众释疑解惑，更重要的是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不能只着眼于一时一事，应从一件事或一连串事件出发，阐明事件背后的规律性认识，避免在一件事上无意义地放大文字；必须结合现代经济学提供的基本坐标以及现行经济政策，给出具有方向性的评论。确立了这样的经济时评价值标准，媒体才能够正确地行使舆论的监督导向功能，才能逐渐提高媒体的公信力，高扬媒体的评论大旗。

从近年来经济时评的实践来看，凡是那些善长写经济随笔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撰写的评论，就完全能够弥补媒体自身的缺憾。笔者曾看到一位经济学家撰写的政府与市场秩序关系的评论，这篇时评针对当时一些领域市场秩序混乱的现象，在分析其原因时提出了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的主张，并且强调，如果政府错误作为，缺位和越位，将导致市场秩序更加混乱。应该说，这样的经济时评不仅遵循了基本的经济学常识，而且告诉人们发展市场经济政府和市场各自的活动边界，如果政府盲动或者市场自由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市场的无序和混乱。几年前，当春运火车票价进行价格听证的时候，许多媒体关注的只是价格的高低，而中国经济时报的评论从市场结构出发，论述了运输市场尤其是铁路运输的特征，进而提出对于这种具有经营垄断性的行业，政府应该采取的管制做法。这样的评论正确地告诉人们：为什么政府非要出面主持铁路春运价格听证，而不是对汽车、彩电这样的竞争性行业产品召开价格听证会，使读者不仅加深了对于政府作为的深刻认识，而且其分析是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出发的，因而虽然是时评，但过去若干年也不会有时过境迁之感，反而会钦佩作者的评论角度。

2004年年中，当社会上存在种种对政府调控的模糊认识，提出政府调控是向计划经济体制复归，以及政府调控何时结束的评论时，中国经济导报连续撰文指出，政府运用行政手段也不等于计划经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从来就没有拒绝使用行政手段，任何调控手段的运用都有其经济所处的特殊的发展阶段背景；政府调控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内生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之中，因此，政府调控从来就没有停止的时候，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政府调控的力度、政策出台的时机、调控手段的组合运用等会有所不同。后来该报的评论得到了国家领导人讲话的印证。国务院总理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强调，政府宏观调控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始终。

中国经济导报发表的《市场的消失与再生》的经济时评，是对当时上海黄金交易所开业所作的评论。评论根据新闻事实强调了政府财政减少黄金交易的税收导致黄金交易市场的形成，阐述了政府在促进有形市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评论没有局限于这一个事实，而是又结合东北某地，由于政府部门的各种乱收费，导致商家经营成本远远大于收益最后只能放弃交易，使得一个好端端的羽绒市场消失的事例，从反面论证政府“越位”的消极作用。这种从一件时事出发，对比性地激活过去新闻事实的做法，使评论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汽车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没错，这就是伍新木。但相比于一段一段的荣誉，我们更愿意简单地称他为经济理论的拓荒人。

用责任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

按照伍新木的理解，经济学是一门应用科学，无论在哪一个阶段，对于国家而言，都会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这门学科是重要的。自己能从事这门学科的教学，觉得很有意义。

但是随着在学校呆得时间越来越长，伍新木的个人感受发生了些许变化，他不再仅仅从经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职业，而是从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视角来看待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他认为经济学对这个社会最大的贡献在于，促进整个社会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能够按照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有所改进，有所改善，一步步往文明的方向演进。这是伍新木觉得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情。因此，他很乐意去做，愿意在这块园地里耕耘，从来不感到苦和累。

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教学与科研生涯中，因为经济学专业的优势，他多次被省委、政府借用，朋友邀请做实业，面临为官、从商的机遇，但他都一一放弃。他觉得自己最适合的还是当一名教书匠。他认为，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教师的人生价值，能够在他无数学生身上以乘数效应得到体现。

二十年前，有记者问伍新木：“你作为一个模范教师有什么体验？”伍新木用这样一段话作答：

“做一名教师是我内心由衷的选择，我要是去经商，有很好的社会资源，做好一个商人，有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可能性。这个时代会造就许多不同类型的成功者，我去经商也许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但只是一个，这个社会只多了一个合格商人；如果我去为官，我可能做到一个厅长什么的，这个社会仅仅是多了一个合格官员。但我选择了教书匠这个职业，我相信可以用我的智慧、用我的学识、用我的人格品行，会影响一代一代的学生，学生里会有一百个成功的老板、商人，很可能会有一百个好的官员。这就是我感到非常欣慰的事。这样你的人生价值不是加倍地放大了吗！”

四十载的风雨岁月，在珞珈山麓茂盛的林地里，伍新木在武汉大学经济学园里呕心沥血、勤奋耕耘，可谓后学辈出，桃李满天下。如今，作为有成就的专家和学者，在各级国家机关、在经济运行和研究机构、在世界许多跨国公司，都有他的学生。

他对自己教书匠职业的选择，无怨无悔。

把大武汉建设成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

伍新木认为，长江经济带战略必将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江，是中国的黄金水道，也是中国的生态屏障和生态脊梁。长江流域有中国的钢铁、化工、汽车、纺织、电力几大工业走廊，这让它不仅在中国稳定地发挥着经济主驱动轴的作用，而且具有维系国家、整合民族团结的重要社会文化功能。随着发展方式转型、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增强，随着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重，长江流域和长江经济带的地位和影响力会与日俱增。

另外，中部地区的武汉和湖北最先迎来了高铁时代。众所周知，武汉是一个五大交通枢纽叠加的城市，铁路枢纽的叠加，航空枢纽的叠加，公路枢纽的叠加，水运枢纽的叠加和信息枢纽的叠加。“这样一些特点使武汉完全有条件能成为我们作为中部中心城市下一步跨越成为国家中心城市。” 伍新木对武汉未来发展信心十足。

高铁会使人类实现真实世界的零距离，引爆一个城市的凝聚力和辐射力，高铁会使城市因此而不同。伍教授回忆起在武大看樱花的情景“我们当时是深有感触的，当时人头e动，很多都是广东人，最高的时候是日均流量十万人，一看都是广东人，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写了乘高铁到武大看樱花。”

在伍新木看来，中国最大、功能最全、集聚辐射力最强、综合实力最强的战略区域是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成为国家战略是历史必然，武汉应肩负起建设长江经济带战略支点的历史责任，而武汉作为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支点必将大有作为。

伍新木建议，武汉在建设长江经济带战略支点上，应注重高起点规划、策划、招商、建设、营运管理，收获高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善于寻找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题材，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中、体制机制模式创新中寻找大题材。参照自贸区深化改革，“去行政化”、整合大临空、大临港、大汽车、大光电，建虚拟“自贸区”。

汽车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英美自傲，竟将预报当儿戏

日本偷袭，刮目相看邓葆光

“军统”中唯一作情报比较学研究的人叫邓葆光。他于1941年秋看到一则报道，说日本正与苏联谈判，日本将以橡胶换取苏联的木材。在寻常人的眼里，国际间的贸易，以物易物，有什么稀罕?军统特务机关更不会关心，人家以啥换啥，关我何事？邓葆光偏偏吃咸饭管闲事。他自我提问：日本既不生产橡胶，何以用橡胶易木材？但日本不会空穴来风，必有可图之机。那么，橡胶产于南方，只有南洋群岛的橡胶距日本最近！邓葆光由此着手研究日本掠夺中国所采取的军事步骤。他猛然醒悟：美国驻守南太平洋的军队，重力放在珍珠岛!这儿是美国最大的空军基地，东距火奴鲁鲁96公里，水深15―18米，因湾内盛产珍珠而得名；1911年美又在此建成海军基地。日本只有突击南太平洋的军队，方可取得南洋橡胶。邓葆光立即以绝密电报郑重告知英、美：“日军极可能不宣而战，进犯南太平洋英、美海军，袭击珍珠港!”得到这份来自中国“军统”经济科的秘电，美、英军事情报机构发出了冷笑：我等有世界上一流的情报机关，中国人竟敢来教训我们，真是岂有此理！英国当局干脆来个置之不理，美国呢，脾胃稍好一些，高傲而又不失礼节地回答了三个字：“知道了!”

1941年12月7日凌晨，驻守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士兵，有的起床了，有的还赖在床上，可是日本飞机已飞临上空，一排排炸弹，或挨着或成排地降落，珍珠港立即成为火海、血海……这就是著名的“珍珠港事件”。失去了大批战舰、战机及众多官兵生命后，美国人才深切地认识到，被自己抛弃的中国情报，竟如此准确！傲慢得像鸭公似的英国军事将领这才知道，中国的情报并非不屑一顾，因为这不屑一顾，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

“珍珠港事件”后，邓葆光受到英国的赞扬，也接到了美国的致歉电。但他并不欣喜，而只有感激，他感激他的老师――董必武对他的教导。

比较学，学有所成

聪明误，误入歧途

湖北的红安，原名黄安。黄安高桥，一邓姓人家，于光绪三十四年得一子，取名宝光。16岁那年，他到汉口求学，考入武汉中学六班，校长是兼任国文老师的董必武，班主任是陈潭秋。在这里，邓宝光改名为邓葆光。一入学校，邓葆光就崭露头角，文章写得流畅、大气，爱憎分明，博得全校师生的青睐。

1934年春，邓葆光考入东京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日本经济，时达1年零6个月。期间，中日外交关系不断恶化，日军不断向中国挑衅，留日的中国学生也时有爱国行动。邓葆光因发表许多经济论文，其中也有不满日方的言词，日方就给他以各种刁难。于是，他决定暂离东京回国，以待某种有利契机。

1935年夏，邓葆光来到北平，与美籍女子格尼娜结婚。格尼娜了解丈夫继续深造、研究日本经济的意图，就与丈夫双双前往东京，一同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经济。有了美籍妻子的陪读，邓葆光少了不少麻烦。

在日期间，邓葆光常与格尼娜行走于日本一些研究机构，借阅寻查经济资料，考察日本经济学者是如何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从中学会了日本学者搜集外国――主要是中国经济资料，尤其是利用这些经济资料的方法。这一科学的比较方法，正在科研活动中的邓葆光尚不知其意义，而只求效果。这一时期，他将这些以比较手段所取得的成果，不断地转化为一篇篇经济论文，邮寄回国，在上海的《申报・经济周刊》、《新中华》；南京的《日本评论》、《时事月报》等杂志上发表，引起了经济学界人士的注目。在日本，有位自称姓胡的中国驻日使馆官员，通过国内关系，摸清了邓葆光在日本的通信地址，频频发函，与他联系，表示愿意互相切磋，研究日本经济。由于志趣相投，邓葆光视其为知音，在探讨日本、中国经济之比较问题方面，毫无保留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在复函中透露出来。胡某表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胡某鼓励邓葆光为祖国继续研究日本经济，为国家贡献才智，并表示自己可以为他力荐合适单位。后来，胡某将他引荐到中央军事委员会。起初，邓葆光感到前途光芒万丈，以为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不几日，邓葆光始知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一场秋梦!什么军事委员会，原来是“军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特务组织!想抽身退出么，自有“军统”严厉的行规帮矩约束。邓葆光欲哭无泪，自感一失足成千古恨!

研究日本，研究“军统”

专心抗日，不做坏事

1938年4月中旬，江南草长莺飞。可大武汉不时拉响空袭警报，市民死伤无数，许多建筑物变成废墟。当警报解除后，九省通衢依然又活动起来，车水马龙，路人如潮。在武昌中华门前，正欲下埠渡江的董必武，偶然瞥见多年不见的学生邓葆光。邓葆光此时西装革履，戴巴拿马帽，架宽边墨镜，扶文明棍，刚从汉口那边过来，正拾级而上。长衫布履的董必武，趋步上前，叫住了邓葆光：“一别14年呐!”邓葆光也认出了昔日武汉中学校长、自己的国文教师董必武，赶紧行鞠躬礼，叫了声“老师好!”久别重逢，该是欢快！然而邓葆光却卜簌簌地泪流满面，哭诉道：“老师，学生疏于社交，竟走错了道路，请您惩罚学生吧。”董必武说：“你留学日本，学成回国，进入‘军统’，我都知晓。只要你专心研究日本，研究‘军统’，专心抗日，不做坏事，人民终会理解你的。”邓葆光似乎看到一线光明，保证道：“老师教诲，谨记在心，看学生的行动，绝不辜负老师厚望。”

一对好师生，两个阵营人，匆匆见面又匆匆而别。

“比较研究”显威

“以战养战”受挫

武汉即将沦陷。一时间，高喊誓死保卫大武汉的“中央政府”官员们，纷纷雇飞机，打差船，抢汽车，拉民工，逃往峨眉。邓葆光接受戴笠指示：“潜伏武汉，担任‘军统’站经济组长。”

邓葆光搜集日军经济情报时发现，日军军舰由长江中游向汉江口集结，且向石码头一带运输粮食。由此，他判断日军近日必有西行意图。果不其然，他截获两份电报，都与日军西上有关。他分析到：湖北仙桃镇，有一支西北军班底，被遗弃，只要求人家“独立抗战”，却不给被服、粮饷。这支西北军班底编号为一二八师，师长为王劲哉，公开叫出“受(中央)编不受(中央)调”的口号，惹恼了最高当局。经过比较，邓葆光判断，日军集结海、陆、空三军，数倍于一二八师，企图一举歼灭之。邓立即给武汉的潜伏电台――消泗台发出警告一二八师的电报。果然，王劲哉作战略转移，让日军扑了个空，一二八师得以保存。可是汉口站站长刘某却向戴笠告了邓葆光一阴状：“邓不务正业，太过张扬。”戴即电传唤邓。邓接电后经消泗等地，进入沔阳洪湖地区，受到一二八师欢迎与保护。随后，一二八师派人护送邓再经沙市、宜昌抵渝。

邓葆光到重庆后，着手总结武汉沦陷区的工作经验，对比大后方的经济状况。从同僚的渴求中他得到启发：许多同僚埋怨邓从汉口来渝，怎不雇请一副挑担，挑一百来斤汪玉霞的糖果、冠生园的点心来解馋?当时，大后方并不是享乐之地，物资实在匮乏。可是重庆政府提倡所谓爱国，抵制日货甚至还要抵制来自沦陷区的“汉奸货物”。此种政策岂止是自我封闭，而恰恰有利于日方，做了敌人极其愿意看到的事情――证明日方“以战养战”的政策符合日本利益，帮助日方大大发展经济，使中国大后方军民日需更加拮据困顿。邓在报告中强调：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不只在两军对垒的战场，更要有经济政策上的灵活，即鼓励商人把生意做到敌占区去，一方面严厉禁止后方的粮棉进入沦陷区，一方面还得去沦陷区抢购日用物资。建议立即设立缉(防止外流)、货运局(抢购沦陷区物资)，在总动员会议机关设经济检查机构，控制后方物价。戴笠审阅了邓葆光的报告，这才认识到汉口站长刘某吃饱了无事干――撑的!若邓葆光只图虚名，这么多实实在在的总结材料，更有这么多办法，是凭空想到的么?他将邓文急转，蒋圈阅转行政院。这些政策终得实施。

邓葆光因此受到重用，被戴笠提升为经济科科长、经济研究室主任，不久又升任行政院国家总动员会对日经济作战委员会常务委员。

在渝期间，邓葆光曾请亲信前往红岩村，探听董必武的行踪，终因“军统”限制太严，邓未敢有进一步的行动。

接收敌伪财产

组建研究机构

日本人投降后，许多从大后方来到大上海的“党国要员”，为了五子登科：金子、银子、票子、房子、车子，他们忙坏了。邓葆光是“军统”派来的接收要员，按说他更有资格搞“劫收”。然而，他没有忘记老师给他的“不做坏事”教导。在沪期间，他接收了许多日伪财产，成立了东方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通讯社两个实体单位，接着又组建了上海市东方经济图书馆。这些有益于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事业，相继开始运转，成效有目共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葆光主动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安排一些中共党员进入经济研究所工作。在邓葆光掩护下，这些地下党员，为解放上海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出奇制胜护国宝

春燕北飞迎解放

1948年秋末，中国人民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华东、中南推进。几乎在同一时间，邓葆光在上海接到两起函件，一是从北平传来的口信：“先生多珍重，春燕往北飞。”二是“军统”毛人凤的急电：“图书资料应立即运台。”

面对这一大批孤本、善本图书资料，邓葆光深深认识到，金银珠宝流失了还可以再开采，而人类的知识财富是无价之宝，这批承上启下的国宝怎可流失，新中国多么需要啊!他决心以此献给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使用。

在发出急电催运图书之前，毛人凤的注意力放在金银珠宝的抢运方面。邓葆光利用毛人凤与诸多逃台高官争夺海轮的空当，选择出最珍贵的图书70000本及日军移交的机密文件，分装成100余只大木箱，存放货仓，然后委婉回复毛人凤：“货轮极度缺乏，可否先运抵香港，再换机转运台湾?”毛人凤何等精明、阴险，干脆把邓电压下，不给回音。眼下的上海，“党国要员”亦如当年由汉撤渝，都在使尽手段，争夺船只，试图多带一些财产去台湾，哪有空位留给“军统”特务装运图书!毛人凤无法干预上海船只，只能是不吭声，万一迟迟不运，图书落于之手，咳，那责任就不在毛人凤一方，而是邓葆光的办事不力!毛人凤的沉默，可谓奥妙无穷。

邓葆光也乐得毛人凤的沉默，于是联系由沪去港的海轮，将这100余箱珍贵图书，运往香港四环招商局物资仓库，并伪装干货将箱皮喷字，毫不显眼。

北来报春燕，原是经济所同仁

潘汉年识邓，巧与毛人凤斡旋

100余大箱国宝托外商货轮秘密启航。望着远去的货轮，邓葆光一直悬着的心，才实实在在地落地。邓葆光回到家中，美籍妻子格尼娜像中国女子一样，以贤妻良母形象出现，备好酒菜，慰劳完成使命的丈夫。正低吟浅酌的夫妇俩，陡然听到门铃声。隔着保险门问：“哪一位啊?”对方回答：“北平传送口信人。”邓葆光将门打开，灯光下，来人因装扮奇特而显陌生，待摘掉口罩、墨镜、风帽后，才认出是经济所的同仁。来人曾遭“军统”通缉，是邓安全送其出沪境。邓奇怪地问道：“先生怎么又到上海?”对方笑：“正是去而复，好比候鸟如春燕。”

两人进入秘室，邓问：“想必先生负有重大使命?不然缘何冒险来到寒舍?”

那人诚挚地回答：“一为面谢救命之恩，二为奉命行事。我党考查先生已有很长时间了，先生确有诚意弃暗投明，从抗日之始做了许多有益于民族的大事，近又冒杀身之祸截转大批珍藏资料，实在感人。我今天受托预告先生，明朝有负责干部来访，并对先生今后的工作作出安排，请先生有个思想准备。”

让邓葆光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来见他的竟是他仰慕已久的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潘汉年虽已中年，却风度翩翩，相貌堂堂，出言吐语，极富感染力。潘对他说：“我们考虑到，上海即将解放，敌人在临亡前必有猖狂一跳，邓先生若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安全方面则十分不利。毛人凤在那边手忙脚乱，一时无暇顾及邓先生，一旦他沉下心来，前前后后来一番自审自问，那时必会对邓先生起疑心……我建议邓先生立即去香港，暂时隐蔽一下，兼顾那批部级的孤本、善本，还有一大批经济资料。那些都是建国后大兴建设必不可少的资料，若到了香港，再遭敌手，那才叫违背了初衷。邓先生是搞经济的专家，全国解放后，除了苏联，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必会对华进行孤立、封锁。邓先生到那时将大有作为。目前暂时潜入香港，搞一个适当职业掩护，不必抛头露面。我们与邓先生暂不联系，必要时，自有通知。邓先生以为这样安排好吗?”

邓葆光一口应承，还说有个有利条件，妻子格尼娜是美国人，在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里，有她周旋的余地。而且，在那里还有她许多老朋友，他们的生活、藏身是很容易的。

邓葆光开始对在上海的“军统”组织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并提出前往香港就医。这没引起上海“军统”的任何怀疑。得到允许后，邓葆光与妻子格尼娜还有两位贴心的助手，一同到了香港。从此，在香港的邓葆光再不是邓葆光，而是从北方来的邓景行。为了合法隐蔽，他向当局申请开了个贸易商行，招牌挂出去是“宝丰行”。1949年初夏，宝丰行开业，真还有不少朋友来祝贺一番哩。

毛人凤人在台湾，心仍在上海。他突然想到了邓葆光，更想到了那一批国宝级的孤本与善本图书。通过上海站，再通过香港站的“军统”特务，最终找到了邓葆光和那批久“囤”香港图书的“下落”。毛人凤当即指示香港“军统”特务：监控邓葆光，避开英国人，不择手段从四环招商局仓库抢出图书。邓葆光得知毛人凤已注意到自己，要抢回国宝时，心急如焚。他急忙租借了一处秘密仓库，打算转移图书。然而这么多木箱，从四环招商局仓库搬出、上车，岂不等于自我暴露，拱手让人!他决定深夜活动，不雇搬运工人，自己和几个朋友亲自动手，将一只只大木箱抬上有篷货车，尔后绕道，走反方向，再取正道，将100多只大木箱运到了中环永安仓库秘藏。这样一来，图书被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毛人凤疯狂下令杀邓

格尼娜智勇双全护夫

1950年初，当“军统”众特务领着搬运工人，强制四环招商局守库人，用一大串钥匙，掏开所有库门，准备让特务们检查藏书木箱时，仓库里已经没有一只木箱。怎么会如此，100多只木箱分明有人目睹，进了库门，而今却不翼而飞了?毛再指示在香港的“军统”特务：一、继续追查图书下落；二、侦知邓葆光住处，见人即处决!

1950年9月12日，4名“军统”特务在香港街头发现邓葆光行踪，立即进行围堵，邓葆光已无退路，以身相拼，怎奈赤手空拳，如何斗得过4把锃亮的砍刀!邓葆光身中9刀，浑身是血。由于抢救及时，邓葆光保住了性命。此后，格尼娜守在丈夫身边寸步不离。

当“军统”特务得知邓葆光经过三个昼夜的抢救保住性命的消息后，又使用各种奸计，试图将邓害死于病床上。好在格尼娜朋友多，住的又是洋人开设的医院，医院十分同情格尼娜，对不明来访者均拒之门外，同时将病人转入大病房，看守者以警惕的目光注视一切异动。

但是，“军统”特务所得的指示是必须搞掉邓，因此特务们将邓葆光所在医院包围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格尼娜不得不与香港警察署交涉：为保障被害人邓葆光的生命安全，必须离开香港去内地就医，但警方以尚未破案为由，拒绝格尼娜的合理要求。格尼娜再三说明情况，并指出港内接连发生凶杀案件，少有告破，必须让邓葆光尽快离港，警署终于答应了格尼娜的要求。但怎样才能使邓葆光冲出“围城”呢?

第二天，医院一辆运载死尸的专车，从邓葆光所在医院后门开出，直奔火葬场。这辆车没有引起包围医院的特务们的注意。

这是有关方面与邓葆光妻子格尼娜商议后，精心演出的一场突出重围的大“戏”。“戏”演成功了，邓葆光经过罗湖，抵达广州。

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公安局长扬帆前往广州慰问邓葆光及其家人，时在1950年10月金秋季节。

接着好消息传来，秘藏于香港中环永安仓库的70000册宝书安全运回内地，按书目，分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及北京图书馆，供专家学者使用。听到这一消息，身负重伤尚未痊愈的邓葆光感到十分欣慰。

邓葆光定居上海，按照政策，他享受人民给予的优厚待遇。因为生活安定，居住条件良好，他日夜伏案，总结“军统”有关资料，撰写重要史料，为新中国的建设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潘扬蒙冤邓受牵连

彻底荣誉迟来

1955年，已是中共高级干部的潘汉年去北京开会。会议尚未开始，他就被公安部“带走”；在上海的公安局长扬帆也无缘无故被戴上手铐。不久，住在带花园洋房里的邓葆光被审查。既然潘、扬被定性为“伪奸”，那么由伪奸“掌握”的“军统”还会是好人吗?邓葆光被投入监牢，格尼娜被发配到江苏劳动，“自食其力”。捕邓的单位，给邓下了个含糊其词的“定论”：“自首不诚。”既然自首不诚，自然构不成“重大罪刑”，量刑时给了个“有期徒刑5年”。这个5年可漫长，一直从1955年“有期”到了1980年，长达25年之久，是5个5年徒刑。

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吹拂神州大地，先是潘、扬昭雪，随之邓葆光彻底，并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5年春天，国务院、文化部对邓葆光等5位保护70000册珍贵图书的有功人员予以嘉奖登报表彰；之前的1983年，邓葆光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应该补述的是格尼娜，邓葆光的好妻子，当年因极“左”的原因，被迫回到了美国。

汽车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费率市场化；美国；日本；台湾地区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2-0081-05

一、引言

2015年3月20日，中国保监会印发了《深化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保监产险[2015]24号）文件，提出我国商业车险条款费率市场化改革“三步走”工作思路：（1）拟定行业示范条款费率和创新型条款费率；（2）在部分地区开展试点；（3）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方案一经出台，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根据保监会工作安排，2015年6月起先在黑龙江、山东、青岛、广西、陕西、重庆等6个保监局所辖地区开展试点，2016年1月起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试点地区将从现有的6个扩大到18个。此后，中国保监会表示，费率市场化改革将把产品定价权交给保险公司，把产品选择权交给消费者，使得风险与费率更加匹配，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费率市场化就是由市场主体根据供求关系设计产品的条款和费率，即市场决定费率的过程。商业保险公司根据供求关系确定费率水平，费率形式、期限结构、风险类别和组合方式由市场决定。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乔斯科（Joskow）对美国车辆保险市场运行效率进行研究后，发现行政管制的费率体制不利于保险公司运行效率提升，降低社会总福利水平，建议构建以供求关系为基础的竞争性保险市场费率形成机制，奠定了费率市场化的重要理论基础。全球范围内，由于各经济体保险市场发育程度差异巨大，导致保险领域的费率管制程度也不尽相同，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保险市场费率一般由市场决定，也有少部分国家的费率由监管机构确定。而我国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才刚刚起步，面临着提升运行效率和保持市场稳定双重目标。因此，借鉴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的费率市场化改革经验，对于推动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费率市场化的改革实践

本文选择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作为费率市场化改革的代表，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费率市场化改革特征明显、代表性强：一方面，美国保险市场监管由州保险监管部门实施，因而费率管制方式具有多样性，总体呈现市场化趋势，表现出明显的市场主导型特征；另一方面，日本和台湾地区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政府花费数年时间实施了费率市场化改革，表现出很强的政府主导型特征。

（一）美国费率市场化进程

最早美国保险市场是自由竞争的，后来出于维护市场秩序、防范费率过低导致破产等因素考虑，各保险公司联合成立了费率测算机构，全行业实施固定费率。1869年，美国最高法院在保罗诉讼弗吉尼亚州一案中认定保险经营受到州定法规的监管。但这一判例在1944年被最高法院在联邦政府诉讼东南保险协会一案中被，强调保险必须遵守联邦商业法规，固定费率的行为违反了联邦反托拉斯法。作为回应，美国国会于1945年通过了麦卡伦―弗格森法案（The McCarran-Ferguson Act）。该法案本身并没有规范保险业务。其主要规定：（1）各州区域内商业保险业务部分不适用联邦反托拉斯法；（2）允许各州自行监管保险业务；（3）允许各州建立保险机构准入规定；（4）保存一些州定的保险法规。至今，美国保险公司在不同州受到当地保险法律法规监管，各州条款费率监管模式并不一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州固定保险费率模式受到两大挑战：一是州保险监管部门审批的条款费率，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较难快速地反映风险成本变动，正在市场上使用的费率不合理；二是费率管制使得费率反映供求关系的价格信号作用丧失，无法体现保险公司运营状况，降低了公司努力改善经营效率和开发新产品的动力。从1947年开始，加利福尼亚州等27个州相继实施费率市场化，受到各州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各州费率市场化程度也存在差异。纵观各州费率市场化情况，主要有四种类型：（1）开放竞争型。保险公司依据实际损失率和预订费用率可以自行拟定费率水平，无须将产品条款费率向州保险监管部门报备或审批。（2）事后报备型。保险公司推出新产品或适用新费率，应在州法的规定期限内向州保险监管部门报备条款费率拟定相关文件和实施效果，无须事前送审。（3）浮动费率制。州保险监管部门事先规定保险产品费率浮动范围，如果保险公司拟定的费率水平在这一范围区间内，无须事前报保险监管机构审批，直接备案后即可投入市场；如果保险公司拟定的费率水平超出这一区间，须事前报监管部门审批，经审核通过后才可以调整。（4）备案使用制。保险公司在拟定条款费率后须向州保险监管部门报备后才能使用，州保险监管机构主要基于公平合理无歧视等原则考虑，如果没有在一定时限内否决或提出异议，则该条款费率自动通过。

在费率市场化的冲击下，美国保险市场也呈现了新态势。具体而言：（1）从产品角度，费率市场化后各公司均加大核心产品研发的投入，突出承保范围的差异化特征，围绕客户敏感点开发新产品或提供新服务，总体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仅1992年春季美国财产保险公司共推出了2468个新费率（含更新费率）的保险产品。由于市场上产品数量太多且十分复杂，同一险种的不同产品无论是条款还是费率均难以简单比较，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专门指导如何购买保险产品的杂志和软件。（2）从费率角度，费率放开初期平均费率呈现较为明显的下滑态势，但之后受到通货膨胀、赔付成本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产险市场费率水平总体呈现波动态势，有学者认为美国财产保险市场平均费率水平呈现出“下降、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周期性特征。（3）从销售角度，费率市场化导致保险公司更多依赖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站投保、电子邮件投保、APP等直销方式也逐步发展。（4）从客户服务角度，保险公司更多以理赔服务来争取客户，由于保险产品数量巨大且内容复杂，各公司均加大了客户服务投入和专业训练，利用理赔服务来营销保险产品。（5）从费用控制角度，美国保险公司积极通过引入新技术、改造剥离非核心业务等方式降低成本，将原本层级制结构转变为分工较细、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扁平化结构，比如某保险公司仅为工会会员提供医疗保险服务，主要人力放在核保和理赔上，营销等环节依赖第三方来完成。（6）从市场结构角度，在费率市场化背景下，保险公司破产、收购、合并等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小公司生存艰难，1970―2000年，超过500家美国保险公司停业、被收购或合并。（7）从监管角度，美国保险公司日常监管机关为各州保险监督部门，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主要负责有关保险标准、监管规则和行业制度等的制定。美国部分州保险监管部门积极干预费率上浮，往往通过行政法令等反市场化手段设置费率上限，产生独有的“费率抑制”现象。

（二）日本费率市场化实践

日本实施费率市场化源于1985年日本和美国达成的广场协议以及后续系列协议，特别是1994年和1996年双方达成的美日保险条约。为落实这些条约，日本政府在两年内分三步实施费率市场化。

第一步，修订《保险业法》。1996年日本修订了《保险业法》，其核心在于放松管制、促进自由竞争和市场化。主要包括：（1）放开产品准入的审批，逐步实施报备制度；（2）放开产寿险公司分业经营边界，允许产寿险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方式开展混业经营；（3）放开机构设立管制，允许和鼓励外资保险公司进入日本市场，允许相互制保险公司转化为股份制保险公司；（4）放开营销管制，允许不见面销售保险产品和通过保险经纪销售保险产品。

第二步，废除各保险公司使用算定费率的义务。1998年7月日本修订了《非寿险费率算定组织法》（Act on Non-life Insurance Rating Organization），废除了各产险公司必须使用算定组织费率的义务。各产险公司可以参考由算定组织提供的纯风险费率再加上一定的附加费率作为自己的费率标准。

第三步，鼓励混业经营。1998年12月日本出台《金融制度改革法》，该法案放宽了对保险业的限制，比如保险业可以通过设立子公司兼营证券业务，之后又放宽了保险业进入经营银行业务的限制，至2001年保险公司均可以经营第三领域的业务。

费率市场化改革后，日本各产险公司可以参考算定组织费率来自行拟定费率，但监管当局仍然采取一定的管制，与此同时各公司纷纷开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来满足广大投保人的需求。总体而言，整个保险市场平均费率快速下降，同时承保责任的扩大又导致赔款支出不断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产险公司出现普遍亏损。为了提高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末期日本产险业出现了大规模机构合并与兼并现象，逐渐整合成六大金融集团，比如日本三井海上与住友海上合并组成三井住友海上产险公司，成为日本最具竞争力的保险集团。此外，个别产险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而不得不停业。

（三）台湾地区费率市场化改革实践

2002年4月，我国台湾地区产险市场费率市场化改革正式启动。这次改革的主要背景是：从外部因素考虑，台湾地区保险监管部门（原为财政部保险司，现为金管会保险局）配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做的承诺，放开直接保险（含财产保险）市场，取消设立保险公司的准入限制和管制；从内部因素考虑，增强台湾地区财产保险公司竞争力，提升市场运行效率，维护本地区消费者利益。台湾地区费率市场化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2年4月―2005年3月）。主要措施包括：（1）新设计的政策性住宅火灾保险、地震基本保险、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产品按照台湾地区保险监管部门核定的纯风险费率和附加费率来执行，但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中业务费用率由各保险公司自行拟定。（2）产物保险商业同业公会开发的标准保险产品或者各公司自行开发的保险产品中附加费用率由各保险公司自行拟定。（3）取消火灾保险特别费率和专项费率管理规定，外资保险公司可自行拟定费率水平，允许各保险公司自主拟定巨额火灾保险费率水平，并在中小保额的火灾保险业务中增加危险保险调整系数。（4）销售对象为企业或法人的财产保险新产品条款和费率采取核备制，但保险监管机构认为不宜采用核备制的除外，另外销售对象为个人的新产品采用审批制。（5）采用总量控制原则检查各保险公司分险种的附加费用率。

第二阶段（2005年4月―2009年3月）。主要措施包括：（1）新设计的政策性住宅火灾保险、地震基本保险、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产品的纯风险费率按照台湾地区保险监管部门核定标准来执行，但附加费用率由各保险公司自行拟定。（2）除前述政策性保险之外，各保险公司如果能够提供商业保险纯风险费率的精算资料，可以自行拟定纯风险费率水平，经台湾地区保险监管部门审核后予以实施。（3）新产品条款和费率采取核备制，但保险监管机构认为不宜采用核备制的除外。

第三阶段（2009年4月至今）。主要措施包括：（1）除政策性住宅火灾保险、地震基本保险、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产品的纯风险费率按照台湾地区保险监管部门核定标准来执行之外，其余新产品均由各保险公司自行拟定费率水平。（2）销售对象为企业或法人的新产品条款和费率采取备案制，销售对象为个人的新产品采用核备制。（3）采用确保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以及定期披露财务业务报表等方式进行监管。

台湾地区费率市场化改革后，保险市场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产品角度，台湾保险公司有意识推出新产品，比如富邦产险推出的汽车限额车对车碰撞损失保险（适用自用小客车），该产品保额固定为5万、10万、20万元（新台币），具有固定费率、定额给付、免自付部分、免查勘（保额为5万和10万）等特点，但2009年改革以来各公司推出的新产品并不多且特色不太明显。（2）从费率角度，台湾地区实施费率市场化后，各公司根据风险状况纷纷调整费率，以苏黎世、国泰世纪、旺旺友联为代表的财产保险公司持续调整，市场平均费率水平总体呈向下调整，但不明显。（3）从销售角度，由于预订附加费率的下降导致原有销售渠道受到影响，各产险公司采用诸如网络、传真等方式来开展销售、改造流程，提供从输入资料、试算保费、确认完成等一站式服务，体验有较大改善。（4）从客户服务角度，各保险公司提供众多差异化服务，比如新安东京海上产险推出的24小时紧急道路救援、免费代步车和居家心安等服务，拉近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距离。（5）从费用控制角度，各保险公司纷纷对流程再造或使用新技术来降低成本。比如新光产险推出的汽车险在线理赔，用户可以在线提交相关材料；新安东京海上产险推出远端查勘视频系统，当受损车辆进入修理厂时，理赔人员可以在线定损核价，平均8分钟完成查勘，减少客户等待时间。这些方法和举措大大降低了经营成本。（6）从市场结构角度，费率市场化使得台湾财产保险公司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比如富邦产险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20%，而亚洲保险台湾分公司市场份额仅为0.01%。（7）从监管角度，台湾地区金管会保险局一是推出了费率监测调整机制，要求各产险公司每年6月底评估近三年平均满期赔付率与预期赔付率之间的偏离度，如果偏离度超过一定幅度要求检讨和调整费率；二是建立了费率充足预警指标，强化偿付能力监管，对于连续两年的综合成本率超过一定限值的产险公司，应向监管部门书面报告原因和改善经营的方案；三是强化自律机制，严格落实自律组织和作业标准，对于违反自律规定的情况，督促稽核等部门向董事会报告。

三、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费率市场化的比较和启示

通过对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费率市场化进程的回顾，我们发现各个国家和地区均结合实际实施费率市场化改革，因而在进程中存在较大差异。考虑到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础性，这次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费率市场化进程可以从不同视角对我国商业车险条款费率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费率市场化的比较分析

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产险费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由于政策措施和外部环境差异，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别：一是改革的初衷不同。美国费率市场化的动力来自于满足保险消费者的实际需要，更多地考虑到费率管制限制了市场机制的发挥，目的是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日本之所以实施费率市场化更多的是出于美国的压力，费率市场化时国内产险市场正面临泡沫经济破灭后遗症。而台湾地区费率市场化改革虽然有加入WTO的需要，更多是从增强保险公司竞争力、提升保险市场运行效率目标出发，且台湾地区宏观经济相对稳定。二是改革的进程不同。美国商业保险业务由州保险监管机构管理，由于各州监管机构对于商业保险费率市场化理念之差异，导致不同地区之间市场化程度差异较大，但平均费率水平总体呈现出“下降、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周期性特征；日本的改革主要是放松使用算定组织费率的方式来实施，但保险监管机构仍然需要对产品费率实施审查，只是对于在算定组织拟定费率一定的浮动区间予以快速审核；台湾地区的改革顺序是先放开商业保险附加费用率中业务费用率管制，再放开附加费用率管制，最后放开纯风险费率管制。三是改革后的宏观市场运行情况不同。美国费率市场化时间较早、市场化程度较高，保险公司受到理赔、人力等因素影响而上调保险费率，引起保险消费者不满，部分州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又开始对费率进行管制，比如密西西比州保险监管机构立法规定飓风保险费率水平上限；日本在改革实施后出现了保险公司停业等现象，客观上对整个产险市场造成了较大冲击，总保费收入增长几乎陷入停滞；台湾地区在改革开始后，产险市场整体比较平稳，且市场运行效率有所提升。

（二）对加强商业车险条款费率改革监管的启示

1. 探索区域性改革路径。日本和台湾地区地域面积狭小且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小，因而可以实行统一的市场化步骤。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再加上保险市场运行的法律、自律、中介等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不健全，因此应借鉴美国区域性监管策略，在费率市场化改革路径上应着重体现区域性特征，实施渐进式改革路径，即允许各试点地区结合实际自主设计市场化改革路径，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之后在比较分析各地区市场化路径的优劣势基础上，提炼出可复制的市场化改革经验，探索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费率市场化改革道路。

2. 实施费率浮动区间监管。根据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费率市场化的经验，费率市场化并不代表保险监管机构完全不干预费率，而是依据第三方组织专门提供各险种纯风险费率，为保险机构定价和监管机构监管提供参考。我国应转变监管方式，实施费率浮动区间监管，对于保险公司在可容忍的浮动费率区间自主定价实施备案制，超出费率浮动区间实施审批制。当然这一区间可以是不对称的，这一方案可以有效引导和规范各产险公司承保行为，防止恶性无序的费率竞争。另外，根据美国“费率抑制”实践，当费率市场化实施到一定阶段后，监管部门尤其应管住费率区间上限，防止费率过高侵蚀行业可持续发展基础。

3. 鼓励引导产品和服务创新。美国Geico保险公司推出的差额保险，当车辆因车祸或意外事故全损或推定全损时，保险公司赔付新车购置价和车辆现实价值之间的差额，转移了被保险人面临的车辆折旧风险。日本火灾产保险公司推出了“Get Back”储蓄型保险产品，无论保险期限内有无保险事故，保险公司都会在合同结束时返还所缴纳的保险费。台湾富邦产险公司推出的限额车损险，挂钩固定费率，发生车辆碰撞时免自付。我国监管部门应积极鼓励和引导保险公司开展产品创新、流程创新和技术创新，逐步开发机动车辆领域新的保险产品，结合市场需求和公司实际推出人性化服务，优化投保、核保及理赔流程，持续引入新技术转变经营方式，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从而更好地应对费率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冲击。

4. 加强和改善偿付能力监管。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保险监管机构都重视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管控，采用风险资本要求（RBC）来进行偿付能力管理，防止费率过低影响保险公司清偿能力。在费率形成机制尚不完善的背景下，费率放开往往会导致保险公司恶性竞争和偏好高风险资产，导致更大的流动性风险和资产波动风险。因此，监管部门在放开费率的同时也要加强偿付能力监管，加强对不同类型风险的分类和评估，充分挖掘利用保险公司和金融市场信息，定期动态监控保险公司资本金消耗情况，控制资本金充足率，一旦出现偿付能力恶化时及时采取监管措施，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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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Liberalization of Premium Rate in the US， Japan and Taiwan Region

Lin Bin

（Zhejiang Bureau of China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Zhejiang Hangzhou 310004）

Abstract：The reform trial of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premium rate of commercial vehicle insurance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rate liberalization in the US，Japan and Taiwan province，and comparatively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hree regions in terms of the intention，process of reform and the operation of macro-economy after the reform.Finally，the paper proposes suggestions on exploring the path of regional reform，implementing the regulation on the floating rate interval，encouraging the innovation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solvency supervision.

汽车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循环经济与知识经济结合在一起，成为国际上两个重要的发展趋势。搞清循环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做法，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资源和环境容量有限的人口大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及其产生背景

循环经济的概念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工业化国家出现，它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的一种经济形态，代表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其基本含义是指：通过废弃物或废旧物资的循环再生利用来发展经济，其目标是使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投入的自然资源最少，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对环境的危害或破坏最小，即实现低投入、高效率和低排放的经济发展。

循环经济的提出，是人类对难以为继的传统发展模式反思后的创新，是对人与自然界关系在认识上不断演进的结果。

工业革命以后，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类拥有的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们因此而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业生产排放的废弃物似乎也不会对环境产生严重的危害。由于对资源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缺乏认识，人类在取得一个个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工业废弃物产生的公害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和生命，环境破坏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生态难民。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加之全球人口的急剧增加，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这些严酷的现实，迫使人类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形成了可持续发展这一全新的发展观。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是这一新发展观形成的两个重要里程碑。《环境和发展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文献的签署，标志着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认识。循环经济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废弃物管理战略转变的需要，也是产业链的有机延伸。德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并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国家。其主要原因是：

——固体废弃物的快速增长需要有新的管理战略。日本从1990年开始提出垃圾减量化问题，并使东京的垃圾年增长率从8%降到1998年的5%以下，但仍有大量的垃圾产生，使垃圾填埋场的使用年限急剧下降，新建又要占地。废旧物资的分类回收和循环利用，既可以少产生废弃物，又可以减少垃圾填埋占地。

——他们已处于工业化后期，经过长时间积累，废弃物中有大量的废旧物资，如废钢铁、报废汽车、废家电、废纸张等可以回收利用；通过循环再生利用，再投入少量的矿产资源生产新的产品，就能实现产品报废和更新的动态平衡。

——他们在工业化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本国矿产资源所剩不多，客观上要求对废弃物进行再生利用，否则就要花更多的钱从国际市场上去购买。

——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公众较高的环保意识，是这两个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基础。

循环经济的核心是我们原来所说的废旧物资回收和资源综合利用，但两者又不完全相同：一是出发点不同。过去我们讲废旧物资回收，主要是因为物质匮乏，通过节约和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来缓解供应短缺；现在是强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二是范围不同。过去我们强调的是生产资料，如废钢铁、废玻璃、废橡胶等的回收利用，而循环经济中要实现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三化”）的废弃物，已从生产领域扩展到生活领域，重点是城市的生活垃圾。三是途径不同。过去我们通过计划实现废旧物资回收再生，现在则是在法规和标准的严格执行前提下，通过市场运作来发展循环经济。

二、循环经济实践和理念的发展

在上世纪70年代OECD国家实施“污染者付费”的环保政策后，企业界也开始探索新的生产方式，通过循环利用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并形成了废弃物的不同利用途径和方式。此类实践分两种形式：一是在企业内部；二是发生在企业之间。循环经济的发展不仅得到了发达国家政府的推动，也得到了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积极响应。例如，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杜邦化学公司将减少（Reduce）、再用（Reuse）和循环（Recycle）作为指导原则，组织企业内部的物料循环，创造性地形成了化学工业的“3R制造法”，大大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到1994年底，使生产中产生的废弃塑料减少了25%，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了70%。公司也因此降低了废弃物的处理成本，节省了大量开支。

生态工业园(Eco-IndustrialParks)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形式，通过废弃物交换将企业联系起来。加拿大、美国等国的实践表明，废弃的石油产品和有机物的综合利用，可以形成生态产业链，进而形成生态工业园。丹麦凯隆堡是目前国际上运行最为成功的生态工业园。电厂是该园区产业链的核心。电厂给制药厂供应高温蒸汽，取代了其自备锅炉；给居民供热，减少了3500个家庭取暖炉；供应中低温的循环热水，使大棚生产绿色蔬菜；余热放到水池中用于养鱼，实现了热能的多级使用。同样，粉煤灰用于生产水泥和筑路，脱硫石膏用来造石膏板，使进口的石膏原矿减少一半。该园产生的效益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节水。炼油厂每年节水120万立方米，药厂废水处理后的90万立方米也可用来替代淡水。二是节约矿产资源。电厂用炼油厂排出的空气每年节煤30000吨（约占物料投入的2%），节油19000吨。制药厂的残渣用来制造有机肥料节约氮800吨，磷400吨。电厂和炼油厂的废弃物资源化，每年节约2800吨硫和80000吨石膏原料。三是减少废弃物排放。电厂20万吨的粉煤灰和80000吨除尘渣不再填埋；炼油厂2800吨的硫不再排到空气中；制药厂100万立方米的水处理废渣不用填埋或填海而制造成有机肥料，供附近的农场使用。此外，还避免了约2000吨二氧化硫和13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国内外的学者和专家根据企业的实践总结提出了工业生态学(原文是IndustrialEcology,国内有人翻译为生态工业，或产业生态)，并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理念。工业生态学的概念，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研究部当时的副总裁RobertFrosch于1989年在《科学美国人》发表的“加工业的战略”一文中第一次提出。1997年，斯坦福和耶鲁大学联合办了一份《工业生态学》杂志，探讨其理论与实践。其基本做法是将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用到工业生产体系的设计中，将工业生产过程类比成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封闭体系。其中一个环节产生的“废物”或副产品，成为另一个环节的“营养物”或原料。这样，彼此相近的工业企业就可以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类似于自然生态中食物链的“工业生态系统”。当然，从目前的实现程度看，相对于自然生态系统而言，工业生态系统中的类比概念还是比较简单而低级的。在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工业生态系统还难以达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共生程度。尽管如此，按照工业生态学中“工业共生”、“工业代谢”的概念，来设计企业之间的“生态”联系，还是体现了可持续发展中生态效率原则的精髓。199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在向联合国环发大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改变航向：一个关于发展与环境的全球商业观点》中，最先提出生态效率的概念，就是“既要提供价格上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或服务，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又要逐步降低对生态的影响和资源消耗强度，使之与地球大概的承载能力相一致”。用通俗的话说，生态效率有两层含义：其一，在资源投入不增加甚至减少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其二，在经济产出不变甚至增加的条件下，向环境排放的废弃物大大减少。

从产出的角度看，工业生态学追求的环境目标是“零排放”。它指在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有利用价值的废物都被用起来了，因而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极少甚至为零；这与我国过去提倡的“吃干榨净”的意思相近。从现实看，无论是“零排放”还是“吃干榨净”，都很难真正实现。举例来说，现在世界能源的平均综合利用效率是30%多，我国为20%多，其余的部分都被当成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了。无论未来的技术多么发达，能源的综合利用率也很难提高到100%。因此，实现“零排放”的环境目标可能只是一个理想。从投入角度看，生态工业学追求的目标是“减材料化”（Dematerialization，有人翻译成非物化），其含义是指在产出数量和质量不变的条件下减少物料的投放强度，同时不影响产品的质量；既要产品变轻、变小、变薄，又要经久耐用。因此，这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德国沃佩韬（Wuppertal）气候、能源和环境研究所前副所长Bleek在1994年提出，在一代人时间内将资源效率提高10倍，在不降低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条件下，缩小贫富差距，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在地球上持续生存和发展(翁端：《环境材料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国际上已经进行了废弃物“零排放园区”、“零排放社区”和“零排放汽车”等的试验，而“减材料化”则更多地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世界上已成立了4倍因子和10倍因子俱乐部，研究有关理论。

从技术上看，循环经济主要体现在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上。清洁生产最初从少废、无废工艺和废物综合利用演化而来。1975年，联合国环境署（UNEP）在巴黎成立工业和环境规划活动中心，该中心在工业和环境领域列了两个计划，其中之一就是清洁生产。1989年，UNEP理事会会议决定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清洁生产。从1993年起，我国开始利用世行项目进行清洁生产试点。清洁生产是将污染预防战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之中，通过技术进步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及其对环境和人类的危害。清洁生产的核心是污染预防，实施“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管理，通过节能降耗和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废弃物排放，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从上世纪90年代起，制造业界为了响应可持续发展的倡议，在生产中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出了绿色制造的概念。1993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机床敏捷制造研究所、加州大学能源研究所和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联合成立了绿色设计与制造协会，研究制造业中的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问题。1996年制造工程师学会出版了绿色制造蓝皮书，其中提出的绿色制造概念是，综合考虑优化的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的制造系统，使工业产品从设计、制造、包装、运输、使用到报废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对环境影响最小，不损害人体健康，资源的利用效率最高。工业废弃物的90%来自于制造业。因此，改变生产方式、重塑制造业形象成为制造业努力的方向。

三、循环经济发展中的法律与利益因素

通过立法促进废弃物的回收和综合利用，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德国于1991年和1996年颁布《包装废弃物处理法》和《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规定了废物处理的次序首先是尽量减少其产生，然后才是循环使用和最终处置。德国法律规定，自1995年7月1日起，玻璃、马口铁、铝、纸板和塑料等包装材料的回收率要达到80%。欧盟和北美国家也相继制定了鼓励废物或副产品回收、绿色包装等方面的法律，并提出了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复用或再生利用的具体目标。法国提出2003年包装材料的85%应被循环使用。奥地利的法规要求必须对80%的回收包装材料进行循环处理或再利用。欧盟规定到2003年报废汽车的回收利用率达到重量的85%。由此可见，法律是废弃物回收和综合利用的重要依据。

为了建立循环社会，日本在2000年前后相继颁布了《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资源有效利用法(修订)》、《固体废弃物管理法(修订)》、《建筑材料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和《绿色消费法》等多项法律，与原来颁布的《容器包装与回收法》、《家用电器回收法》等，构成了建立循环社会的法律框架。在《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中，日本将“循环社会”定义为自然资源消耗最少、对环境压力最小的社会；将那些能用但还没有利用起来的“垃圾”定义为“可再生资源”，并要求其回收；提出垃圾管理顺序为：减少产生量再利用回收能量利用安全处置；明确了政府、地方主管、企业和公众的责任，鼓励每个人为建立循环社会做出努力；增加了企业的“生产者责任”，对产品从生产到最终处理的全过程负责；政府将制定“促进建立循环社会的基本规则”；还提出了促进循环社会的措施，并对产生污染的企业征收环境补偿费等。

企业在废旧物资回收和资源综合利用中产生利润，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没有企业的积极性，没有企业的行动，发展循环经济只能停留在口头上，而不能产生实际的效果。下面，我们仍以凯隆堡生态工业园为例，说明经济纽带是怎样将园中不同的企业联系起来的。企业经营的最大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制药厂之所以选择用电厂的蒸汽而不自己生产，是因为用后者的蒸汽更省钱。1982年制药厂锅炉改造，经过可行性研究，选择了最经济的供热方法，即全部使用电厂的蒸汽。从电厂获得蒸汽只要铺两英里长的供气管道，相当于药厂两年的内部改造投资。同样，石膏板厂用电厂脱硫产生的石膏也是为了节省资金，原来该厂要从西班牙进口石膏原矿，现在用电厂脱硫产生的石膏，节省了运输费用，从而使产品的成本明显降低。

综上所述，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条：一是法律强制，即环境法律法规的实施和环境标准的执行，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外在因素。用产业界人士的话说，废弃物不准随便排放了，企业就必须做出处理或综合利用的选择。二是利益驱动。利益驱动有两层含义：降低成本和创造价值。用了其他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就可以省一部分原料费用，产品的成本就降下来了；同时，在废旧物资利用过程中也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是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因。法律强制和经济利益是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不可或缺的前提。没有环境保护法律和标准的强制执行，企业不会主动地去利用废弃物；没有经济效益，即使政府强制去做，企业也会找出种种借口来拖延和规避。

四、用循环经济的理念指导环保产业的发展

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考虑，为子孙后代的发展着想，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已经没有了发达国家工业化时的廉价资源和环境容量，也经不起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以最小的资源代价发展经济，以最小的经济成本保护环境，应当成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出发点和目的。

首先，涉及废旧物资回收和再生利用的产业发展可以用循环经济的理念来设计。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方面，我国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国际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每年再生资源回收价值达2500亿美元左右，且以15～20%的速度增长。世界钢产量的45%、铜的62%、铝的22%、铅的40%、锌的30%、纸制品的35%来自于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利用再生资源进行生产，不仅可以节约自然资源，遏制废弃物的泛滥，而且比利用矿物原料少耗能，少排放污染物。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老旧汽车的回收和再生利用将成为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例如，报废汽车中的许多物件，像旧发动机、旧轮胎等都可以进行循环利用。以旧发动机为“毛坯”，按照严格的技术要求，采用专门的工艺和设备，对主要零部件进行清理、检测、加工、更换，可以生产出“再制造发动机”。其功能、油耗、环保等指标完全能够达到新发动机的标准，其价格仅是新机的50～60%。用这种办法，旧发动机85%的价值得到了利用；而回炉只利用了原价值的3%。废旧轮胎回收利用也是如此。国际上每年旧胎翻新量一般占新胎量的10%。我国每年生产新轮胎1.01亿条，产生废旧轮胎约3000万条左右，其中400万条得到了翻新，仅占新胎量的4%。据测算，每翻新一条胎可节约橡胶4千克，碳黑2千克，尼龙帘布1.7千克，石油18千克，钢材1千克。只要使我国的旧胎翻新量达到国际一般水平，节约的资源量就是很可观的。其他的废金属、废塑料、废橡胶、废纸张的回收利用，也可以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循环经济的又一个重点是大宗工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这样既可以节约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又有利于避免因堆放工业废弃物而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时期，一方面占用了大量宝贵的耕地，2000年我国生产实心粘土砖5400亿块，破坏和用掉耕地约100万亩。另一方面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废弃物，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供应模式每年产生数以亿吨计的煤矸石。因此，利用煤矸石、粉煤灰生产建筑材料，替代实心粘土砖，是大宗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的重点。不仅可以保护土地“这道生命线”，还可以减少能源的消耗。此外，利用钢铁厂的废渣生产矿渣水泥，利用电厂除硫产生的脱硫石膏生产建筑用石膏板，都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国家经贸委已经出台限制生产实心粘土砖的文件，积极推进墙体材料革新，将会对上述大宗工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城市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是循环经济的题中之义。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应特别重视“垃圾围城”问题。从当前着眼，发展循环经济应将城市生活垃圾的减量化、回收和处理放在重要位置。近20年来，我国城市垃圾以7%以上的速度增加。2000年全国668个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达1.5亿吨，总积存量达60亿吨以上。“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这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调查发现，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的东西越来越多。如有机质占50%左右，废纸含量在3～12%，废塑料制品约5～14%。这些都是可以回收再生利用的。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中小城镇优先利用垃圾堆肥，不少的地方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大城市利用垃圾进行焚烧发电，并对由此产生的能源进行多级利用，广州、上海等城市也已经取得了成效。

五、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

众多理论和实践探索表明，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内已有一些地方按循环经济的理念来设计生态工业园，其中的一些已投入运营。有无符合设计要求的企业入园，法制框架是否实事求是，企业能否获得经济效益，是生态工业园能否成功的关键。发展我国的循环经济，需要政府、企业、科学界和公众的共同努力，通过建立法规制度、形成经济激励机制、开发相关技术等措施来推进。为了发展我国的循环经济，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立促进循环经济的法规制度

国家虽然制定了一些鼓励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政策措施，但至今还没有一部这方面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有关工作的开展。实行我国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受发展阶段所限，国家的很多宏观努力在不知不觉中被一个个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微观行为抵消了。因此，根据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必须加快制定必要的循环经济法规，通过法规对循环经济加以引导和规范，坚决杜绝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的现象出现。

目前，全国人大已经通过了《清洁生产促进法》，将于明年实施。这是从法律上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开端。但还不够，还应有更多的法律法规。虽然《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总则中提到“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物”，但仅为原则表述，并无可操作性的内容。近年来，国家经贸委组织研究资源综合利用的法规体系，向全国人大提出将资源综合利用、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废旧物资综合利用等内容，列入立法规划，这是非常必要的。应加快立法步伐，形成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框架体系。

(二)通过政策引导循环经济的发展

投资和消费是拉动循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产业政策应强调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环境保护，提高经济的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有利于循环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在投资政策和项目选择上，对投资方向的鼓励和限制上，向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方向倾斜。例如，投资于天然气工程建设可以改变城市能源的供应结构，减少因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投资于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发展地铁、轻轨等以电气为主要动力的交通设施，可以减少小轿车的尾气排放。通过对环境友好宣传教育，引导公众消费绿色产品，以需求拉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起表率作用，通过采购计划拉动循环经济的需求，并影响社会公众。如优先采购经过生态设计或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优先采购经过清洁生产审计或通过ISO14001认证企业的产品；办公用品采购有节能标志的产品，在使用中注意节约、重复使用及废弃后主动回收等。

(三)利用经济手段，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

用经济手段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是OECD国家采用激励机制保护环境的有机延伸。由于OECD国家实施了严格的“污染者付费”政策，废旧物资回收和综合利用企业可以得到废物产生者的资金补助。我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主要差距在于：一是虽然我国的“谁污染谁治理”政策，类似于“污染者付费”政策，但实施的效果并不好；二是我国企业一旦使用其他企业的废弃物，如工业废渣、粉煤灰等，原来的废物产生者不仅不付费，而且还要向使用者收费，使综合利用企业无利可图，严重挫伤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积极性；三是我国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税收优惠有时落实不到企业头上，不是地方不兑现，就是被“婆婆”拿走了。因此，需要进行认真地调查研究，彻底纠正上述错误做法，落实价格、税收、财政等方面的激励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四)开发形成技术支撑体系

汽车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自发秩序；制度变迁；竞争

本文试图提出如下观点：1、秩序在竞争中产生；2、新秩序（或制度）是行为主体预期在新规则下的收益高于旧规则下才做出改变旧规则的偿试。一旦在新规则下，行为主体的实际收益低于预期收益甚至低于在旧规则下的收益，行为主体就会改变规则，甚至回到旧规则。对新规则的“破坏”来自行为主体自身也可能来自外界的其它因素。3、要维持新规则的正常运行，一方面靠行为主体的可信承诺，另一方面不能有外界的破坏。自身监督或外部监督可能会延长制度的运行时间。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自发秩序的概念，我们强调的是其自发过程，即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是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和变迁的，因此，自发秩序和制度变迁这两个词在本文中可以交替使用。

全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对一些已有的重要文献作简要的评述；第二部分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描述；第三部分是对案例作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把理论用来解释一些具体的制度变迁，最后为简单的小结。

一

简要的文献综述

关于自发秩序的理论，哈耶克作了有力的论证。而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诺思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了解和认可。制度的变迁理论中，有学者把它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对于制度的变迁还有一种是演进论的观点。要对这些理论（其著作多不胜数）作全面的评述，是一部厚厚的专著的工作而非本部分所能及的。本文只能挑出部分作者认为重要的论著作简要概述。

（一）自发的与设计的

各种制度的形成是人为设计的还是自发形成的，这一争论由来已久。哈耶克是后者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阐述人之一 ，他在一系列的著作中（哈耶克，1963，1966，1967，1960，1970，1979） 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哈耶克（1967）把人为设计的观点追溯到了古希腊“……不过它的渊源却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错误的分法，它来自古希腊，至今仍是正确理解理论和社会政策这一具体任务的最大障碍。”（哈耶克，1967，P521）而直到18世纪的弗格森才明确“……它们虽然可归因于人的行为却不可归因于人的设计……”（哈耶克，1967，P522）为什么是自发而非设计的呢？在哈耶克那里，要设计出社会普遍的制度，就要求行动者对所有相关的事实拥有完全的知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建构论者却认为并非如此，他们的观点影响广泛并使得“现代人已经变得极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知识上的构成性局限实是他们不可能经由理性而建构社会整体的一个永恒的障碍”（哈耶克，1973，P12）。因此，在他们看来，多数制度是一些“精英”们通过深思熟虑设计而成。然而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把深嵌于社会秩序之中的所有资料或数据都收集起来，并把它们拼凑成一个可探知的整体。所有因建构论唯理主义这一知识进路中所产生的‘如此井然有序、如此明晰可见、且如此易懂’的漂亮计划而被它们迷惑住的人们，实是前述‘笼而统之的幻想’的牺牲品，而且他们也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计划之所以具有表面上的明确性，实是因这些计划的提出者根本无视那些他们不知道的事实所致”（哈耶克，1973，P12）。个人或某些组织都没有办法获得所有的知识。每个人的行为只是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在自己的知识水平下作出的，在个人极大化自己利益的行动中会形成一些共识，使人们能自觉的遵循一系列规则行动，而自发秩序正是“源出于其要素对某些行为规则的遵循”（哈耶克，1973，P63）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制度，没办法进行设计。而作为行为者的各个个人，如何采取行动至少会在脑子里做一番规划。虽然建构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我们在哈耶克的著作中找不到他清清楚楚的说明秩序到底是如何自发形成的（在多篇文章中他都强调自发性）。本文不严格区分是自发的还是设计的，只是要说明不管属于哪种，都是行为者在权衡自身利益下竞争而形成的。

（二）诱致性与强制性

对于制度变迁的理由，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舒尔茨（1968）认为“……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显然，舒尔茨所讲的制度主要是人为设计的具体的制度并非与制度经济学家所持的观点完全一样。而戴维斯和诺斯把制度变迁的原因说得更简单“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能被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　（戴维斯、诺思，1979，P274）。任何制度的转变的动机都可以此作为理由进行解释。真实世界里有些制度是有效的变迁而有些却不是，还需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的改变。这是典型的诺斯的分析方法，在诺思那里，制度总是朝着能提高效率的方向变迁，即有名的效率假设。以此为核心理论，诺斯（1981）对跨度上万年的经济史作出了解释。

对于制度变迁的具体形式，经济学上有两种著名的分法，一种是以拉坦（1978）为代表的诱致性变迁，一种是以林毅夫（1989）的文章为代表。他把制度变迁明确的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拉坦（1978）的框架中包含制度的需求和供给。制度变迁也可由供求关系进行分析“制度变迁可能是由对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的，我们还假定，制度变迁可能是关于社会与经济行为、组织与变迁的知识供给进步的结果”（拉坦，1978，P333）。而林毅夫（1989）则首先给出了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定义，在他那里，“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林毅夫，1989，P384）。显然，诱致性变迁与戴维斯和诺斯（1979）解释制度变迁的理由一致，都是预期有更大的获利机会时，参与主体才主动去推进制度变迁。而强制性变迁好像是各行为主体被迫接受了新制度，而新制度是由政府的法令形式颁布的。中国的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改革正符合这一理论。但更进一步的思考，政府为什么要制定引起制度变迁的政策？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本身也要考虑利益，同其它的制度变迁的理由一样，只有政府在预期在新制度下的收益增加时才会推动制度的变迁。因为“政府也是十足的经济人或自身效用最大化者，其制度变迁行为的唯一解释就是追求政府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本质上与别的制度变迁主体一样，也是受制度变迁所能带来的收益所引诱”（黄少安，1997，P359）。事实上，政府并不是独立于制度参与者之外的，它也是制度中行为主体之一。因此，黄少安的如下观点是正确的“所谓的强制性变迁不过是政府作为一个变迁主体的诱致性变迁而已”（黄少安，1997，P359），因此，在作制度变迁的研究时，用不着特异的将其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只是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迁和它是如何变迁的，它们都是行为主体在权衡自己的利益时行动的结果。

（三）制度演进论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具有演进论的特点。因为社会上各个个人的知识是相当分散的，个人甚至一些特殊的研究机构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识而能设计出有效的制度来，只有各行为主体在行动中通过不断的试错过程逐渐形成一系列的游戏规则，在各要素遵循一定的规则行动时，秩序便形成了。在这些规则中，可以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内部规则是社会成员在博弈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而外部规则则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制度。内部规则是具有普遍实用性的，而外部规则的适用范围限于组织内部。制度变迁过程可以看着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不断调和的过程。作为外部规则的组织是要遵循内部规则的，但同时也会影响内部规则，甚至转变而成为内部规则。作为受到普遍认可的内部规则的改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外部规则的转变则较容易。周业安（2000）通过对一些案例的分析表明中国的整个制度变迁的背后，实质是内部规则的自发演化。但他如下的表达是不太准确的“……动态地看，中国的制度变迁实质上表现为外部规则的不断退出的过程……”（周业安，2000，　P10）显然，他在这里把外部规则主要看成政府的行为。政府的行为属于外部规则，但不是外部规则的全部，只能说外部规则的转变是较内部规则快。

李建德（2000）为制度演进理论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在他看来，最稀缺的要素决定一个时期社会最根本的制度（即他称的宪法制度）。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依次经历了氏族社会、纳贡社会、土地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最稀缺的要素分别是劳动、劳动的保护能力、土地和资本。随着人类利益极大化行动的转变，最稀缺的要素会发生变化，而社会制度也会随之而演进。用这一分析框架，李建德（2000）宣称，除了强大的解释力外，更可以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作出预测。即随着社会普遍的知识水平的提高，资本已经不是最稀缺的要素，取而代之的是知识，知识成了最稀缺的要素，因此，未来社会被他称为“知识主义社会”。这实是一种对制度演进的解释方法，但我们用它来解释具体的制度变迁时，找出那个最稀缺的要素实非易事。我们即使同意他“最稀缺要素决定根本制度”的提法，但在解释这个“最稀缺要素”时是有差异的。任何社会中要素都是非常非常多的，相对于社会运行来说，其中最有优势的那种要素决定根本制度，而不必追问到底哪种要素为最稀缺。这样来看，他的观点和我们是一致的。

二

案例描述：来自面包车拉客的游戏规则的转变

我所在的学校分南北校区（北区为新投入使用的），每天都有约40辆小面包车拉载学生往返于学校和集市之间。白天随时都有七八辆在校门口等客，为了载到更多的人，司机会使出多种多样的办法：将车停到最佳的位置、吆喝甚至下车拉客。有时还叫上自己家人坐在显眼位置上充当乘车人，然后大喊“车上有人了，来来，上车就走”，真正要乘车的人往往会坐上车里已有人的以便早出发，等到座位快坐满的时候，那个当“托儿”的人又下车再叫上一人。虽然用不同的方式来争取乘客，但却没有车主以降价的方式进行竞争，一元一人的价格好像从来没有降低过。至于乘客，除了有非常非常特殊的事，一般也没有为了让车先发而多出钱的。这种“混乱的”拉客状况一直没有改变。学生出校门乘车总是先看哪辆车上有人，然后才上车。而车主则是见人便招呼或上前拉。司机为了将车停到最方便上客的位置，展示着他们的驾驶技术可谓精彩。但有一段时间，面包车拉客的混乱状况得到了改变。司机很有序的把车排成“一”字停在校门口，最前头的车先开，有客来时，其他车主也不会上前招呼，而是一致的让乘客上最前面的车。第一辆装满人后开走，第二辆再开到先发车的位置，这样依次载客发车。而学生出门乘车再不会遇到拉车现象，一般都到最先开的车上，每人等待的时间也大大的缩短。车主也省了吆喝或抢客。这些无人管理的面包车能自发的形成良好的秩序，令人好奇。多位司机告诉了我他们一致同意这种游戏规则的简单的经过，“我们每天叫客也很累，有时坐车人少，两三个人也要跑一趟。有人提出来这种方法，排前的先开，大家都不抢客，装满就走。我们省得这么累。坐车的也不用等太久，对大家都好”。我问如果有人要拉人怎么办，司机说大家都是熟人，这样做不太好。“那如果坐车人多，开始我排在你后面，但你发车后不久我也发车了，而在路上我开得快，比你先返回，我应排在你的前面还是后面？”“你先到就排在前面”。这种良好的秩序维持了一段时间，后来北校区投入使用了，新增了不少主要跑北区的车。但一般司机是两校区都要去，跑北区的车会路过南区，他们未装满客时常会在南区停一会，叫上几个客人再走。停在南区的面包车司机慢慢开始不再遵守他们先前定下的有序发车的游戏规则了，拉客现象又回来了。

三　案例的理论分析

面包车拉客从无序到有序再到无序的状态，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在面包车司机的相互竞争以及司机与乘客间的竞争中，自发的形成了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竞争秩序。这种秩序的形成在于每位参与主体预计在新的规则下的获利高于旧规则下的获利水平，当有人提出改变旧规则时便立即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假设以πi代表参与主体即司机i每天的获利，Ri(n)代表每天拉n个客人的总收入，Ci则代表司机一天的成本，于是：

πi= Ri(n)- Ci

Ci大小取决于每天面包车往返于学校于集市间的次数，还包括司机为争取更多客人而做的一些如吆喝或拉客的成本。在无序的竞争情况下，司机经常在未载满乘客时发车。显然，每天来回的次数会增加，即Ci较大，假设每天的乘客数量是一定的，即Ri(n)是一个不变的量，故此时πi不会很大。在有序的竞争环境下，每位司机几乎都要当车装满乘客才发车，因此每天跑的次数会下降，以Ci´代表这种规则下司机的成本，即此时Ci´πi。故在新的规则下，每位司机预期的平均获利会上升，因此新规则得以实现。对于每位司机的平均获利会上升，同时，乘客的收益也会增加，这是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具体到每位司机的获利，很多人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期望获利与平均获利之间总有区别，期望获利高于平均获利的，他们没有遵守游戏规则的积极性。相反，期望收益低于平均获利水平的，他们乐于遵守新的游戏规则。如果司机采取拉客的战略，Ri(n)与他们拉客的付出成正比例，拉客积极性高的，Ri(n)越大。对一部分司机来说，拉客或让家人充当“托儿”的成本可忽略，他们没有积极性遵守新的游戏规则。显然，这种新的游戏规则本身就存在不稳定性。另外，随着外部的影响，可能会加速这种制度的改变。在本文的案例中，从北院出发的车经过南院时会顺便载走一部分乘客，这使得南院的司机要装满客人，必须等待更长的时间，这会促使他们重新回到那种无序竞争的状态。在新制度下，要使其正常的运行，主要靠的是参与者的自觉遵守。在制度的的建立过程中，参与主体会作出遵守这种规则的承诺，但这种自觉遵守的承诺却是不可信的，参与人的行动免不了进入博弈均衡。尽管参与者之间的博弈是重复博弈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是无限次重复博弈。明显的事实是参与人并没有做出满足无限次重复博弈会遵守承诺的行动来。仅仅靠参与人的信誉不足以认为他们的承诺是可信承诺，在利益趋势下，他们会很容易违反承诺破坏已有的制度。正如诺思和巴里·温加思特（2003）介绍“杰里米·布洛（Jeremy Bullow）和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认为，重复博弈本身不足以防止违约行为，还需要更复杂的制度安排。” （诺思、巴里·温加思特，2003）在本案例中，司机之间多为熟人，主要靠他们之间的信誉来维持有序的竞争状况。正如司机告诉我的，违反这一规则总是“不好意思”，要打破这规则需要冒“得罪熟人”的险。但在利益上权衡轻重后一些参与人（司机）愿意冒这个险。司机间的这些承诺可能延缓了对有序制度的破坏，但其却不能长期存续。这种靠制度参与者自我维持的制度其实多有这样的特点。如果有一个监督管理的部门来监督制度的运行，即对那些违反规则人给予惩罚，这时制度是否能长期存续下去呢？这要取决于监督和惩罚的力度。比如在中国很多城市，汽车一般不敢闯红灯，而行人过马路闯红灯的却处处都是，就是因为汽车闯红灯都能被抓（拍）到并会受到相应惩罚，而行人却很少被监督和处罚。在一些国家行人不闯红灯，是因为大环境完全不一样，在必须遵守交通规则的理念下，如果有人违规可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尽管可能不是罚款，却有如朋友对他的不再信任等风险）。本文的案例中，显然没有对司机违规时的明确的惩罚制度，反而对违规者来说还会增加他们的收益，他们的承诺当然不是可信承诺。破坏有序的制度至该制度的瓦解也是自然之事了。

秩序的形成的一个重要力量来源于竞争，在本案例中，除了一方参与人（司机）之间的竞争之外，还有乘客与司机的竞争。在乘客等车太久的情况下，有的会选择骑自行车或步行到途中乘路过的车，这会迫使司机们尽早发车。同时也促使司机内部达成共识即同意按顺序一辆一辆的发车而不过度的争夺乘客资源。这会增加所有面包车每天载客总量，同时减少运送次数而节约成本，乘客则减少等待时间，这种形成有序竞争状态的过程是一个对于总的两方参与人——司机和乘客的帕累托最优改进的过程。

四　理论的应用

诺思和温加斯特（2003）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案例来说明秩序源于竞争的结论。在他们的论文中较详细的描述了英国“光荣革命”后的制度变迁过程。虽然他们也阐述了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但他们更重要的侧重点在于证明制度是如何在经济和政治自由中起着必要作用的。用本文观点来解释英国当时的制度变迁过程则是我们所关注的。我们强调秩序源于竞争，英国的制度得以实现，是国王与议会之间竞争的结果。在斯图加特王朝时期，国王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首先，国王拥有的主要权力就是王室的特权，国王通过它必须公告或皇家法令。这意味着它可以颁布新法律，也就是说它拥有撇开议会的准立法权……，第二，同时具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皇室法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与特权有关的问题上，皇室法庭必须要做出最终解释，并且能够在特定背景下修改不利于国王的裁决。最后，由于国王亲自负责日常的政府工作，他给法官们发放工资，所以法官们当然乐于为他效劳。”（诺思、温加斯特，2000）显然，在这样牢牢控制执法、立法和司法权的国王，在当时便是无可约束了。在这种掌握不受制约的权利下，国王的一些公然违反法律的行为便会屡屡出现。在斯图亚特王朝掌权初期，公法的执行和公共开支无须经过公共预算程序。而议会的权利很小，在开支和投资决策过程中只可能起很小的作用。诺斯和温加斯特（2003）并没有搜集到斯图亚特王朝的开支的详细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支出水平非常大，从国王想方设法的增加收入可见一斑。为了增加收入，开辟新税源是其方法的一种；另外便是进行“强制借款”，还款经常是不能按照协议按时还清的；出售垄断权；出卖准男爵爵位头衔等都曾在斯图亚特王朝期间出现。并且在这些具体的操作中，国王往往是不遵守承诺的。在国王权利至上的时期，很多本应受到保护的权利往往遭到损害。因此，一个反对国王的联盟便形成了，他们的目的是保护个人自由、权利和财富。由于反对联盟的公开挑战，英国陷入了内战。战后，反对联盟夺取了政权。但与此，国王的权利并没有被完全废除。在英国国内便有了两股互相抗衡的力量进行竞争。反对联盟掌权后制定了一系列削弱国王权力和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而在光荣革命后，更是建立起了议会至上的政治制度 。议会拥有了绝对权力会不会像国王那样滥用权力呢？ 事实证明议会不会像国王那样滥用权力。在议会和国王的竞争中，双方达成了共识：即一方面减少和限制国王的权力；另一方面，议会同意提供充足的税收 。这种制度形成后的直接结果便是私有产权得到了保护。在我们的观点里，英国的的转变不是别的原因，正是国王与反对派之间的竞争形成的。

张维迎和栗树和（1998）的文章对本文的观点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但他们只侧重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制度转变。我们同意他们的基本观点，即地区间的竞争促进了民营化进程。经济学家多数应该相信民营企业是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的，仅张维迎就写了多篇论文进行论证（参见张维迎，1999）。他们在文章中表明，中国经济至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并非像其他经济学家同意那样是分权化导致的，而正是民营化带来的。中央政府在70年代后期实行分权政策后，地方政府有了更大的管理地方经济的权力。对国有企业实行何种政策来提高其效率，各地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尝试。地方政府的官员的政治业绩的衡量指标中，当地的经济的高低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考察项目。地方官员会制定有利于地方经济繁荣的经济政策来使自己的政绩加分，在不同的政策中，民营化才是关键。尽管在一段时期内，民营化是不被允许的，但各地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民营化改革。但张维迎和栗树和（1998）只阐述了导致民营化的原因和过程，至于各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他们的文章中没有涉及。在我看来，这些政策能否持续执行，取决于当地官员对自己在当地的执政时间的预期，如果预期执政时间不长了，则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因此，经常会出现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但总体来说，保护私有产权和信守承诺的制度仍然正在形成（现在已正式进入了宪法，当然，仍有不少侵犯私有产权的事情发生，但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少）。政府官员制定政策的过程是重复博弈的过程。一般来说，继任的官员会延续前任的一些有利的政策。显然，中国的经验支持张－栗的观点，也是本文的一个证据之一。某些制度的改变源于地方政府的竞争，也有一些制度的转变来自于国家间的竞争。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显然出于国家间的竞争。一个有趣的观点来自张五常（1996），他对腐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同时指出腐败会受到竞争的限制——地方的、全国的和国际间的竞争。各国之间要吸引资金，就必须降低资金在该国的使用成本，减少腐败显然是其中政策之一。各国制定对腐败的控制或反腐败的法律法规。有这方面的原因。通过国与国间的制度竞争，各国会争着制定更好的政策减少腐败，放松管制能达到直接效果。因此，适合经济只有运行的机制便在这良性循环中得以产生。

五　小结

本文对秩序如何自发的产生给予了说明，这是哈耶克没有明确阐述的。秩序的形成或者说制度的转变尽管有诺思的精彩结论，还有其他学者将制度改变分成不同的形成（强制性和诱致性），但严格来说，它们也没有本质的区分。我们不分制度变迁的形式，只是要阐明到底是什么导致制度的变迁或秩序的产生。它们源自于参与主体的竞争。中国的制度转变和创新中，主要是来自于政治家们和专家们的设计。这种设计必然陷入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论谬误。尽管有些设计的制度会引致中国走向正确的改革道路，但这些制度只是与自发的制度相符合时才出现的，而多数设计出来的制度往往在执行不久后就急需重新改变。一些经济学家的案例研究表明 有些市场上自发形成的制度会促使政策的转变，这些制度的效率往往高于设计的制度。而中国缺少的正是这类自发的制度（出现时也常常得不到认可）。要激励自发的制度的不断出现，所需的并非是要制定多少“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是要让社会拥有更充分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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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1996：“关于腐败的简单一般均衡理论”（中文）见《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0年

汽车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我完善为宗旨的经济改革目标的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但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哪里等等问题，经过几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的阐述，虽已愈来愈清晰，却并非已无疑问，有的甚至更为模糊，思想更为混乱。因此，当我们已比较全面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历史与现状及其经验教训之后，为了更好地吸取其有益成份，为我所用，就很有必要在此作一番讨论，以求正本清源，更好地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本文拟讨论如下三个问题：

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⑶对抹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各种观点辨析

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这里是打算从历史的角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说明计划与市场二者是相互对立或相互替代关系，还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指明，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必然要求。但如何实现这一按比例发展要求，即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则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学家对这不同方式方法的性质和作用，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生活在上升发展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先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即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阿尔弗里德·马歇尔进一步把市场机制吹嘘成像受地心引力的钟摆那样，是一部非常灵巧美妙的合理配置资源的万能自动器。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及其运动规律进行科学分析之后明确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后，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于是，人类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8页)

这样，在人类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就提出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同时也依此而展开了各种不同思路的争论。

十月革命后，当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社会主义的冲击和威胁的情况下，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发动了一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攻击。他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算》一文，公开指责社会主义计划不能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因为资源的合理配置需以经济计算为前提；经济计算要以价格机制为前提；各种物品的价格决定必须依存于市场，市场的存在必须以各种物品的所有人互通有无为前提。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所有这一切条件都不存在，因而就不可能合理配置资源。这样，他就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断言“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 (见《现代外国经济论文选》第9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页)

米塞斯的追随者，伦敦学派的自由主义者罗宾斯（lord robbins）、哈耶克（f·a·v·hayek）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将导致极权主义。在他们看来，一旦实行社会主义，中央计划部门必将凌驾于个别企业活动之上，于是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将不复存在，个人主动性、进取心无法发挥，结果是滋长，极权主义盛行。罗宾斯说，计划当局“将会试图象战争时期总参谋部指挥军队那样来管理整个生产……这种制度将要求把作为生产者的个人资金编入严密的组织”。 (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英文版，第154－155页。)哈耶克在1938年发表的《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中，更进一步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自由”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不可相容。他在1944年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竟然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希特勒的法西斯统制混为一谈，认为都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这些情况说明，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只是一般地提出和论证了市场机制的方法；十月革命以后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把计划经济视为与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的对立物而加以疯狂攻击了。

面对米塞斯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攻击，波兰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 给予坚决的反击。他在1936年－1937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名论文中指出，米塞斯实际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自然经济，应该看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不一定完全排除货币价格工具的存在。同时他还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决定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相继试验错误的方法来实现的，因而具有客观的性质。一旦中央计划当局把这种价格作为计算的工具，即可实行资源合理配置，达到经济的均衡状态。在他1965年去世后才发表的《计算机与市场》一文中又针对哈耶克、罗宾斯认为价格若由中央计划去计算需要解几百万个方程的观点时说：“如果我今天重写我的论文（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引者注），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锁的试验似乎过时了。”(转引自李可等著《20世纪初的西方经济学》第138页，复旦大学1990年出版。)兰格的这些观点虽然不尽科学，但他站在同情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坚决反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否定计划经济的态度却是很明确的。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的概念，即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为社会公有，基本决策和发展方向可由中央计划决定，但除此以外的经济活动则让市场力量发挥其作用。

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运用计划机制不失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有效方法。如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wilfredo pareto）早在1902－1903年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就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恰好和一种理想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力量所导致的完全一样的经济计划”。 (转引自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版，第403页。)另一个意大利数理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内（enrico barone）在1908年写的《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管理部》一文中也认为，根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中央计划当局也能通过解联立方程的途径推算出同竞争经济中固有的市场价格起相同职能的计划价格。(参见《当代东欧经济学流派》第70页，洪银兴、周晓寒等著中国经济出版社。)当米塞斯发动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攻击之后，除兰格之外，还有一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美国的弗雷德·曼维尔·泰勒（fred manville taylar）、英国的亨利·道格拉斯·迪金森（henry douglas dickinson）等都不同意米塞斯之流根本否定计划机制的观点。

60－70年代，前东欧各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各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实践进程中，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兰格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认为，兰格模式从总体上讲是二元运行机制，而且市场范围狭小，其中生产资料市场还是一种“模拟市场”，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试验法确定的市场价格易于失真和滞后，同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动力，以及企业能否对“模拟市场”发出的价格信号及时作出反应的问题，因而在应用上缺乏可操作性，实际也从未能付诸实践。在提出这种意见的经济学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⑴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霍尔瓦特。他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才有可能；市场定价体系有平衡供求、合理分配稀缺资源，使经济行为合理化和公平化以及选择最优物质结构等四大功能；废除市场必然导致（前）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因而是东欧经济学家中较多强调市场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⑵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brus）。他在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各种不同模式之后提出引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分权模式。他认为这是在理论上比较正确和理想的一种模式，优点在于使供给结构更有弹性地适应需求结构。这种适应在计划所规定的比例和条件的限度内，是在供货者和购买者之间直接挂钩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不必由中央一级直接地详细地加以决定，也不必在每一场合由中央一级批准。⑶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rnai）。他强调兰格没有考虑硬预算和买方市场等条件，因而其模式是立足于对计划者和企业行为的错误假设之上。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其著名的短缺理论实质也是倾向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并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⑷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认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自由的市场价格”。在他看来，市场功能不仅仅在于信息和管理，而且主要应归结为利益问题；企业应有一定的投资决策权，既要受益于正确的生产和投资决策的盈利，也要承担经营责任和投资风险。

总之，前东欧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修改和深化了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而付之于实践最典型的则是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深化了兰格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完全同于兰格模式，即它不像兰格模式那样重视计划的作用，而是强调企业和工人自治的作用。至于这个模式是否正确，只能由实践来回答。现历史已对这个模式作了不成功的结论。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不仅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频频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相当市场，英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英国早期市场社会主义起源于以韦伯夫妇为代表的费边社会主义（1884年成立费边社）。本世纪20－30年代托尼、德宾和盖茨克尔阐述了新费边社会主义即英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1945年工党上台之际，英国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合流，形成一种奇特的混合经济学，即英国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收入社会化，鼓吹“消灭贫困”、“合理分配收入”、建立“福利国家”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二，生产资料社会化。力图通过“国有化”政策把若干部门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所有，把单一私人经济变成公私部门混合生长的经济，并将其视为改变所有制，从而使生产者摆脱被束缚地位的重大措施；第三，中央计划当局运用市场最优配置原理来指导决策。要求有自由选择的劳动市场，并以市场定价和以消费者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进入8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又掀起了一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的热潮。英国市场社会主义者、伦敦经济学院的李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牛津大学米勒写的《市场、国家与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989）、南安普敦大学普兰特的《平等、市场和国家》（1987）等，在这场讨论中唱了主角。他们提出了要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联姻理论”和旨在启动市场取向改革的市场“主导机制”理论，企图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实施国有化政策和福利政策，就是在搞市场社会主义。但很明显，英国的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因为它们把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特别是工党政府身上，既不触动其政治结构，也不从根本上改变其私有制的经济基础。

以上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究竟如何配置资源，长时期来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着计划与市场两种方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依靠计划能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计划与市场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在以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能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实质究竟是什么等等。

从社会历史的实践来看，十月革命后，苏联、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计划配置资源，虽然带来不少弊病和消极作用，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有力地促进了生产高速发展，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现在，有的把过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说得一无是处，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往存在的一切历史曲折和失误的根源都在于实行了计划经济，甚至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国企困难和“括风”等等也归咎于实行了计划经济。因此，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谈谈过去计划经济的得失问题。

就前苏联来讲，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计划经济曾使一个落后的沙俄在半个世纪内成为与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重工业、国防力量和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若再考虑到苏联还顶住了法西斯疯狂侵略的历史功勋和遭受战争的巨大损失，而美国却成了战争的受益者等因素，更可显示出计划经济威力。在苏联，只是在战后，当经济已进一步大发展的情况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才愈益显示出其不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需要适当加以调整；而且这时苏联已经改变了斯大林时代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境况，本来可以对国民经济结构作适当调整，加快发展轻工业，更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快地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但这时，在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下，却固守原有的体制和经济结构不变，到了最后又根本否定计划体制，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彻底葬送了社会主义经济。

就中国来讲，在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使中国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转变成基本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科学技术体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53－1978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国民收入为6.0%，社会总产值为7.9%，工农业总产值为8.2%，.大大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来看，同期原煤从0.66亿吨增至6.18亿吨，发电量从73亿千瓦/小时增长至2,566亿千瓦小时，钢从135万吨增长至3,175万吨，成品钢材从106万吨增至2,208万吨，水泥从286万吨增至6,524万吨，分别增长8－34倍。从主要农产品产量来看同期粮食产量从1.6392亿吨增长到3.0477亿吨，棉花从130.4万吨，增至216.7万吨，分别增长86%和67%。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收入中农业的比重由57.73%下降到32.76%，工业（不包括建筑业和运输业）的比重从19.52%上升到49.40%；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重从56.9:27.8:15.3变为24.8:32.4:42.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国家普遍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却基本保持物价稳定，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50年代即使承受着恶性通货膨胀余波的冲击，也只2.3%，60年代为0.92%，70年代为0.56%。因此，除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外，人民生活稳定，全国居民消费指数，以1952年为100，1979年上升到188。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依靠计划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顺利地进行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由694个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组成的基本建设。而且这些项目的大多数是配置在我国工业交通一向不发达的经济落后的内地，缩小了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改变了旧中国畸形的产业结构布局；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新型工业部门，并建立起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和国家安全体系。

在8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体系虽然已被冲破，但经济计划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还起着相当作用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又有了进一步提高，1979－1990年我国gn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8.7%。国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8.4%。

可见那种完全否定过去计划经济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完全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必要性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至于有的人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国企困难、“刮风”等等消极现象也一股脑儿地归咎于计划经济就更没有道理了。我们不需多费笔墨，只要排列一下时间顺序就足可把这种“因果”关系论彻底。因为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开始之日起，就已在不断被改革、削弱之中，作为其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产品指令性计划指标，时至今日基本上已荡然无存。(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1978年纳入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有837种，达到历史的最高峰。1996年底，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属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5%，仍实行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食用植物油、生猪、食糖、棉花、紧压茶、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盐、成品油、卷烟、烟叶、中药材等14种。)然而我国目前十分引人注目的腐败、国企困难等等恰好是在近20年来计划经济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在此之前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却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而自豪地说，在那儿十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了世界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和培养出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廉洁奉公的干部；国企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所以，怎么能说计划经济带来了腐败和国企困难呢？在此，我们并非说计划经济在过去的实践中是完美无缺和不需要改革，这在后面将会论及。但若把当前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20年前的计划经济是无论如何难以令人信服的。至于说到“刮风”，这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与计划经济更无内在的必然联系。事实证明，过去有“浮夸风”“共产风”；现在也有迷信“一包就灵”、“一股就灵”，还有“下海风”、“出国风”、大吃大喝，奢侈浪费风，以及假冒伪劣,虚报浮夸凤,等等。所以把“刮风”现象也记在计划经济的账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当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同历史上任何新事物一样，不可能达到十全十美，也不可能不经过历史的曲折和考验。我国过去经济计划的主要缺陷：一是只片面强调计划的作用，而忽视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二是由于作为计划基础的经济统计工作薄弱，手段落后，统计数据不够准确，使得计划缺乏科学性、准确性；三是计划过死，集中过多，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四是在计划安排上，在正确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却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使消费品的生产相对不足等等，然而，这一切缺陷都是由于经验不足，在运用经济计划规律的实际操作中发生的问题，而不是计划要求本身有什么过错。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去的计划工作必须改革是毫无疑问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但改革是要改其缺陷，而不能全盘否定，正如倒污水不能把小孩一起倒掉一样。

其实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源配置手段，不论其社会形态如何，都必须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全面合理地配置资源，任何偏废都是不利于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的。因为市场调节是从微观经济利益出发的，即使在微观上是最优的，在宏观上却不一定最优；计划调节是从宏观出发的调节，因而对微观的利益则往往易于忽视，资源利用的潜力就难以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的一个统一整体，因此，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就自然需要相应地使宏观上的计划机制与微观上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才能使整个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合理地使用，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快速而健康地发展。往下我们将会看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不可移易的真理。

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片面强调市场机制调节，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由于市场调节本身所固有的盲目性、滞后性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便不可避免地使生产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之中，以至在本世纪30年代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以迷信市场机制万能为特征的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彻底破产。

面对30年代大危机和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破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凯恩斯理论是一个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体系却缺乏微观的理论基础。战后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又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与新古典的市场经济理论综合起来创立了一个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在强调国家干预的同时，又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在宏观调控方法上实行“相机抉择”、“松紧搭配”的“一揽子”计划。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或者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用作配置资源手段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区别于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认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经济运行，既要以市场经济调节为基础，又要重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所以，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乃是对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战后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可以说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下，都通行的是上述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现代市场经济。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之所以有相对稳定、较快发展的局面，而未出现30年代那种大危机，就与实行了这种新的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有关。可见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乃是完善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不可缺少的。

作为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无疑更有必要，也更有可能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因为公有制企业为宏观计划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和微观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而早有预见地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之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而且如前所述，在十月革命和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实践也取得了巨大成功。遗憾的是马克思的这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正确原理，在过去相当长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即在进行有计划地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以致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困难，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困难也愈益明显。正如陈云同志1979年3月在谈到“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时候说的：“在十月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作计划工作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 (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9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克服过去单纯依靠计划调节的片面性，而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取二者之所长，补二者之所短，而不是要用市场去取代计划从而根本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正如同志在党的14大报告中所说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又说：“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是说，同志在阐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一刻也没有忘记要强调运用计划手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当我们把计划和市场看为配置资源手段的时候，对计划和市场二者的关系，则只能理解为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不能视为后者对前者的替代或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正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使我国经济有了较为迅速、稳定的发展。

以上事实说明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最后都逐渐发展到使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阶段上，这乃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市场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的计划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二者殊途同归。这个事实再次说明计划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替代的关系。

必须指出，现在有一种倾向，企图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鼓吹市场经济万能，把市场机制吹嘘为人类最好的配置资源的手段，并认为，要实行市场经济，就要根本否定经济计划性，谁说要加强宏观调控，加强计划性，就要被扣上要走回头路，再搞计划经济那一套的大帽子。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近些年来的事实表明，每当国家放松了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出现不同程度混乱，每当加强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趋向于稳定。如1993年以来在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正确决策下，逐步取得“软着陆”的胜利和“高增长、低通涨”的大好局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也必须看到，在这大好局面下，迷信市场万能的倾向还远未清除。如有些地方、部门、企业抵制宏观计划调控，任由市场调节，以致出现大而全，小而全，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经济结构失调，企业开工不足，加重了工人失业下岗的问题，社会资源严重浪费，就是其明显的表现。据《人民日报》披露的材料，我国一些主要行业如机械、电子、轻工、纺织普遍是一般加工产品大量供过于求，生产能力利用率大多在70%以下；在50%、40%以下的为数也不少。(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重复建设主要在加工产业》。)若从全国600余种主要商品的供求情况来看，过供于求的商品在1997年上半年占5.3%，下半年猛增到31.8%，高出26.5个百分点(经济日报1998年2月25日，冯并、阎卡林《全面认识买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结构调整，一些工人被下岗分流，自然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但这是在改革中出现的大量资源浪费也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据估计，目前城镇下岗尚未就业的有约600万人，加上登记失业的570万人，失业率高达6.3%左右(见中国信息报1998年2月24日《城镇就业答问录》。)。不可理解的是，现有些人对于这种结构失调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不仅未从计划削弱方面去找原因，（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反而责怪是过去计划经济带来的结果。如前所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之日起就已处于不断削弱之中，时至今日，还纳入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等14种农副产品。现在生产过剩，结构失调的产品，恰恰不是计划分配的农副产品，而是市场调节的机械、电子等产品。比如1997年轿车全国生产能力可达110万辆，产量只47.9万多辆开工率不及45%(经济日报1998年3月12日《冷静看待汽车降价》。)。再如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605种商品的排队显示,供过于求的商品在1999年上半年占72%,下半年又进一步上升到约80%,其中供过于求的工业品占到91.14% 。其他在第三产业中，诸如高档商场，星级宾馆也大量重复建设，设备闲置，难道也是计划经济造成的么？

可见，我们如果不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使之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相互补充，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单纯片面地以市场调节去代替或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就没有不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和混乱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前面已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都需要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市场经济。但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区别，事实上二者是有原则性的本质区别的，有的企图否认二者有本质区别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词在国内外文献中通常有三种不同的涵义：一是指生产的产品是用作交换的商品，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以区别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二是指在社会经济中配置资源的手段，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市场机制，以区别于通过计划和国家干预来配置资源的方法，我们在上节里主要就是在这一含义上来论述市场经济的；三是指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英国经济学家戴维·w·波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出版）解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的决策是分散的决策，就是说，经济决策是由该经济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各自独立地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的经济”。不仅如此，过去联合国也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并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相区别的。例如，在剧变之前《联合国统计年鉴》和《联合国世界统计提要》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中央计划经济（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国家、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developing market economics）国家三种类型。其中第一种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三种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然是不科学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其中有一些合理因素，即承认市场经济中包含有作为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的制度（不是社会的基本制度）的内涵。我们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配置资源手段，它所以能调节和配置资源，仅仅因为它能调整参与市场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能对其产生强有力的激励、约束功能的结果。可见，市场经济既是一种配置生产资源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维护人们某种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即维护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各个行为主体按照他们所投入的资源、产品多少好坏来获取不同利益的经济制度。当然这种经济制度并不是独立地或孤立地存在的；相反，它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从属于或依附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一种派生的经济制度。

为什么市场经济只能是一种从属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派生的制度呢？这是由于一种社会形态最基本制度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内容的，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就是产品的不同所有者之间对产品进行的交换或产权交换，所以市场经济总是与一定社会的基本制度相联系，并作为其派生的一种经济制度而出现的。单纯的抽象的市场经济是从来没有的。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市场经济，最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难怪西方经济学家总是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经济，二者几乎可以划等号。后来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渐发现，市场经济还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起来，并从属于后者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正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一样。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以上说明，市场经济一词通常有着三种不同含义，实际上这三种涵义都是其客观存在的思想反映，而且是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市场经济的内涵。简言之，市场经济就是指在商品经济已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用以配置资源和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体系。

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两种不同性质社会的基本制度本来就有本质的区别。这两种社会的基本制度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利益，从而也就不能不影响到两种市场经济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利益，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以维护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为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以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这种本质区别在现实的操作运行上，主要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具体表现出来的。

1.两种市场经济各自与之相结合的社会基本制度不同。这里说的社会基本制度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必须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多种成分共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则根本不存在公有制的成份，而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这乃是两种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所在。这里有几个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需要给予说明：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有的认为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之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之点就在于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坚持公有制，就意味着从事社会化生产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成了企业的主人，能自觉地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生产力发展；放弃公有制就意味着劳动者或迟或早将要重新陷入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使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恩格斯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马恩选集第4卷，第303页）。这里说明公有制乃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基本特征。一切修正主义者最根本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放弃了对实现公有制这一根本任务的要求。伯恩斯坦说：“只要社会一充分行使它的监督经济关系的权利，那末经济企业向公共经营的实际转移就不象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了。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社会的斗争和社会革命》）。当然我国目前由于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适应不同生产力水平发展的要求又还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而只能实行坚持以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

第二，所谓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是什么？简单地说，它既是一个量的概念，也是一个质的概念，即在量上要求公有资产必须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据优势，当然，这个优势不应该只计算纯公有企业部分，同时也应把融入非公有企业中的公有资产部分一并计算在内。这是十五大所明确提出来了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同时在量上，既然是‘优势’，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就不能只占少数或50%以下，也不能只是简单多数或50%以上，而必须是60－70%以上或2/3以上。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否则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难以保证的。十五大报告中还指出这个公有资产的‘优势’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区别”。因此，有的村、乡甚至只有几万人的小区、小县，并不一定都要求公有资产占据优势，但也不能把这“有的地方”任意地无限扩大到一个地市甚至一个省，几个省的范围，因为这就无异于把“一国两制”的方针任意扩大到大陆境内。而且从发展的观点看，私有的范围如果在逐渐从一村、一乡、一区、一县一地扩大发展，就难保不会影响其他地区省市以至动摇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逐渐演变的现实。如，据统计资料表明，有的省份公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已降到50%以下(据《中国信息报》报导，广东早在1992年底非公有企业注册资金（2,646.8亿元）就已超过公有（国有、集体）企业注册资金的总和。国有、集体、非公有企业之比重，分别为30.2%、16.4%、52.4%见《中国信息报》1993年4月23日。)，这是不能不引起人们警惕的。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仅表现在量上，还应表现在质上。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十五大不仅重申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制经济占有量的优势，而且进一步明确必须把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控制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或导向作用也要纳入公有经济“主体”内涵之内，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份。可见，在十五大报告中，公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内涵，比人们过去所理解的更丰富，要求更高，而不是像目前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更低了，即认为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现似乎已不要求在量上占优势，因而它在社会总资产的比重大小已无足轻重，或者说已可继续下降，首先是国有经济可以继续下降，乃至下降到20%或者更少的程度。(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经济信息报》1995年9月7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本来质与量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质的提高只能建立在一定量的基础上，这是一个起码的哲学常识。十五大要求“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并不是要抛开量的要求而去追求所谓质的提高，事实上如果削弱了量的要求、质的提高也就犹如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大厦是没有根基的。设想如果国有资产只占社会总资产20%（即在量上，公有经济已不占优势），它又怎么能保证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而它又怎么能起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导向作用，充其量最多也只能像西方某些国家的国有经济所起的那种发展资本主义的导向作用而已。

看来，要想把我国国有经济起着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国有经济的导向作用，已不是我们妄加在那些论者们头上的主观推论，而是由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蓝图。比如有的强烈要求国有资产退出竞争性行业，积极主张“国有经济应主要集中于那些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掌握国家经济命脉、非国有企业办不了或办不好，因而只能由国家兴办的事业”。有的还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国有企业的范围，说什么“我们国家真正需要实行国有制的只有公益性产业，如城市交通等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甚至亏损的，或有关产业，如邮电、航空等”(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信息报》1995年9月7日。)据他们计算，这些国有企业资产在总资产中不足20%(同上。)原来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让只有微利或亏损的企业由国家经营，即由国家承担亏损，让其余80%的非国有企业，主要是让非公有经济的外国老闾和国内大款们去赚大钱，从而改变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使之成为替资本家服务的工具，即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之所以说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的、为私人资本服务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其根本的经济原因就在于它用国家财政收入来承担亏损，以便让私人资本企业去赚大钱。事实上，西方国家一般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才建立起国有企业的。而且它们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约占20%，有的甚至更多。如1968年西方各国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英国17%、西德227%、意大利28%、法国33%。(《世界经济统计简编》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42页。)可见，那种主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要把国有资产比重继续下降的观点，实际是企图按西方模式来把我们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改变为资本主义性质，混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观点。

在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质方面要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公有经济所体现的生产关系方面是更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体现的，不单是所有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或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是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后来，马克思给所有制下一般定义时进一步指出，所有制是人们“对生产条件的关系”。这里说的生产条件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因此，所有制的概念从表面上看只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而实质却是通过这个人与物的关系体现出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对劳动力占有支配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则是占有资本的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占有、支配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则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占有和运用的关系。恩格斯在说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时还特别指出“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3页。)其“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6页。)所以，对公有制主体的概念除了要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物关系，即公有资产所占总资产的比重外，还不能不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是否也占主体，即全社会参与生产的劳动者的主体部份是否已摆脱了雇佣劳动制度的束缚而成为在公有企业的主人。因此，在目前如果为了调整产业结构和解决国有企业的某些困难而使大批工人沦为非公有企业的雇佣工人，以致最后发展到雇佣工人成为全社会劳动者的主体，就很难说是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第三，非公有经济的性质问题。有的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就断言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称之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这又是一大误解。这里说的“基本制度”不过是我们前面一再指出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我国现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或所有制结构，乃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既有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有居于非主体地位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可见把非公有经济成份纳入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之中，绝不等于说非公有经济就已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了。所以十五大在提出了上述“基本制度”概念之后，紧接着又解释性的强调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却从没有说，也不可能说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如果把非公有经济也视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那么，我国目前就已经不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其实，客观的情况是很明显的：个体经济属于小生产经济，具有两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可以被引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或者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但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都是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因此，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或者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这里，之所以在“资本主义性质”之前还要附加“基本上”三个字的定语，是因为考虑到有些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主也参加少许生产劳动，因而还不是完全的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它们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2.两种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的是按资分配或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因而必然带来收入差距悬殊，两极分化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的制度，因而会兼顾公平与效率，防止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是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明确提出来了的。也是前述所有制结构所派生的一个结果。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消费品的分配自然要以按劳分配为主，它充分体现了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还存在非公有制经济的条件下，产品的分配自然还须相应地存在其他分配方式。所谓其他分配方式，包括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者的产品，全部归个体劳动者自己所有（除去交纳的税收）；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品除按劳动力价值支付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和奖金外，其余都按出资的多少，分配给投资者所有，或者说实行按资分配原则。由于企业资本的来源不同，有的是企业主自有资本，有的是借入资本，因此这按资分配的剩余价值部份，往往划分为利润、股息、利息等各种不同形式分给各个资本持有者。此外土地所有者也需分得一份地租。这样在非公有经济中的分配就有了作为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和作为剩余价值各种具体形式的利润、利息、股息、地租以及个体小生产者的劳动产品等各种形式，而这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以各自提供不同的生产条件或生产要素为依据的，因此，这“其他分配方式”又可较具体地表述为“按要素”分配。所以十五大报告在论述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时，在重申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之后，紧接着又具体指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很显然，这里说的二者的“结合”，不言而喻的也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按要素分配为补充的条件下的相互结合，而不是二者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情况下的结合。

目前对十五大表述的分配制度有三种误解是应该澄清的。

第一，有的认为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应占居主体地位。这种观点不仅与公有制占居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不相称，而且与十五大强调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规定是相矛盾的。

第二，有的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之中，从而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按要素分配为主体，甚至全部都是按要素分配。在他们看来，劳动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所以“按要素分配”中已包含了按劳分配的内容。我们认为，这是对十五大精神的一种曲解。如果“按劳分配”可融于“按要素分配”之中，那么再提“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起来”就完全是多余的，而只需提“按要素分配就够了”。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十五大讲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是分别指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种不同经济中的分配制度，二者既不能相互兼容，也不能相互替代。即使就劳动这个要素来讲，它在公有制下所得的收入是按劳分配的结果；私营、外资企业中得到收入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即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或价格；在个体小生产下是劳动者全部劳动的收入。后二者与“按劳分配”所得的收入都有原则的区别。实际上那种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的观点的要害也就在于企图抹杀这种不同所有制下按劳分配和按劳动要素分配的原则区别，进而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劳分配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要素分配相混淆，从而在分配制度上抹杀两种市场经济下的本质区别。

第三，是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相混淆。十五大提出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观点，有的就误以为十五大已承认了价值由生产要素创造这一观点，所以才需要按要素分配。其实价值的分配与价值的创造完全是两码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价值只能由劳动创造出来，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要素中，既有创造价值的劳动要素，也有不创造价值但却瓜分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等。论者笼统地说生产要素能够创造价值，或者说它们在价值的创造中作出了“贡献”，无非是为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有者无偿瓜分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辩护，掩盖其剥削的实质而已。这种观点的庸俗性质，马克思在对“三位一体”公式的评析中已作了充分揭露。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现在还需着重说明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习惯于把技术、信息、品牌和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也列入生产要素之中，在产品分配中它们自然也应得到一定相应的收入。但这些要素从分配中所得到的收入的性质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而不能笼统地说它们都是由于自己创造了价值的结果。现分别说明如下：

⑴就技术要素来讲，如果指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技术知识经验，实际是劳动者脑力和体力，主要是脑力劳动能力，因此，依以获得的收入可以归入按劳分配收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或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收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指的是一种技术成果，如技术设计图纸、专利、机器设备，则可以视为各种不同的积累劳动，它本身并不创造新价值，其依以获得的收入一部份是转移的价值，一部份，很可能更多的部份是因使用这种新技术而获得的超额利润。

⑵就信息要素来讲，由于信息的获得是要付出劳动和其他各种费用的，因此，可以说它是物化劳动的一种形式，尽管有的信息并无一定载体，所以依信息而获得的收入部份有类似于技术成果的收入：一部份属于转移的价值，另一部份属超额利润。

⑶就品牌来讲，实际是指企业产品的信誉。它本身并非劳动的凝结，因而并无价值可言。但由于它是以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优等的规模、诚实的宣传等因素为基础的。而这些因素又都是直接、间接劳动投入的结果，所以品牌本身虽然没有价值，但归根结蒂与劳动价值有关，即品牌之所以有价格，是由于企业凭着与劳动价值有关的产品的信誉，能扩大销路，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能给本企业带来超过同行业中一般企业的利润，这可称之为“行业超额利润”，以区别于个别企业因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名牌价格就是这个行业超额利润的资本化，正如没有价值的土地的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一样。

用公式来表示：

行业超额利润量

名牌价格（或名牌价值）= ————————

利息率

（rpm–arpm）(q)(spp)

= —————————————

i

式中rpm表示名牌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rate of possess market,缩写rpm），arpm表示同行业产品平均市场占有率（average rate of possess market,缩写arpm），q表示同行业产品销售总量（quantity,缩写q），spp表示名牌企业平均单个产品的利润额（single product profit,缩写spp），i表示利息率（interestrate,缩写为i）。这个用英文大写字母表示的分子式的含义是很明确的，分子为名牌企业所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分子为银行存款的一般利息率。公式表示，某个名牌的价值就是该名牌企业所能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资本化了的价格。其它企业愿以这个价格去购买这个名牌，就等于投下这个价格的资本以求获得行业超额利润，所以，这个价格也就成了品牌的价格或价值。

⑷就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来讲，如果属于生产企业的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决策和管理才能，就如同企业的普通劳动者的才能一样，属于劳动力的内容，因而它的使用能创造价值，所以，这部份收入是劳动收入，而且一般应比普通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收入，因为他比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要大，或者劳动的贡献要多。但目前我国有些企业，特别是私营、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收入往往比普通劳动者高出很多倍，比如高出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上百倍。则其中一部份乃是瓜分了工人剩余劳动而得来的，因此是不合理的。

总之，按要素分配的收入，并非都是要素创造的价值收入，因而从创造价值的角度来看，笼统地说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贡献的价值分配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是被马克思批判过的“三位一体”公式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3.两种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有重大差别。

在运行机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需要把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结合起来，但二者结合的程度和方式却有所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相应的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的作用就比较薄弱，即一般都限于间接的调控和参考性、意向性的计划。国家约束力比较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更有可能加强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由于宏观计划反映的是国家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市场机制的调节只是以个别企业眼前的、局部利益为依据的，因此，要使整个国民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在宏观计划的主导之下把宏观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从而使企业的眼前、局部的利益与国家长远、整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使前者眼前、局部的利益服从于后者长远、整体的利益。

现在有一种意见认为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配置资源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能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即使需要有计划也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让其发挥补充的作用。从而把市场凌驾于计划之上，根本否认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这样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相混淆，甚至使国家在运用计划调控的作用上比起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日本等都还不如。

4.两种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实行按要素分配，形成两极分化，需求不足；加之，在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配置资源方式下而形成无政府生产，必然造成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严重的失业。因此，失业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和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便能兼顾公平与效率，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因而不会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由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特别是要在宏观计划主导下把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便能最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避免无政府生产和结构失调，同时也就能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这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所在。

我们不否认，我国现实既有经济的盛衰起伏，又有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但这绝不是因为我们在实行市场经济中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结果，相反，恰恰说明我们还没有认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比如没有认真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就必然带来收入差距悬殊，两极分化，需求不足；放松或削弱了计划主导作用，片面的过多地让市场机制盲目调节生产、流通，造成某些重复建设和产品、产业结构失调，最终造成总量的和结构性的相对生产过剩，开工不足，人员下岗失业。换言之，从现实来看，我们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没有很好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开来，以致出现一些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必然出现的问题和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说明，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要把两种市场经济给以严格区别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