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范文

普惠金融范文第1篇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始用于联合国2005年宣传小额信贷年之时。是指能有效、全方位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高层一直重视包容性金融体系的健全。

2012年6月19日，原国家主席在墨西哥举办的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指出：“普惠金融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希望各国加强沟通和合作，提高各国消费者保护水平，共同建立一个惠及所有国家和民众的金融体系，确保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民众享有现代、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使用普惠金融概念。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第三部分第12条）。”

事实上，在普惠金融模式下实现商业可持续是世界性难题。我国不少金融机构在这一领域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遇到过机构网点覆盖率低、专业人手不足、作业成本高、信用信息采集难等问题，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有益的经验。突出表现在“三农”和中小微企业享受的金融服务覆盖面、渗透率和便利性都在不断提高。以邮储银行为例，作为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先行者，利用覆盖全国城乡的3.9万多个网点，6年来已累计发放小额贷款1300万笔、金额8000多亿元，服务客户800多万户，初步实现了大型零售商业银行在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和追求商业可持续之间的平衡。

就普惠金融发展而言，中国小额信贷之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认为其面临三大挑战：规模能做到多大？客户群体能拓展多深？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成本效益比如何，即是否可持续？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董事长李国华认为，尽管广泛的包容性是普惠金融本身的属性，但普惠金融并不等于“扶贫”。

他同样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那些无法实现商业可实现的普惠金融体系通常很难维持下去，最终必然会背离实现普惠金融的初衷。

邮蓄银行作为大型商业银行，之所以能实现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发展，颠覆业界和学界一直倡导大银行只适合做大业务，小银行更适合做小业务的传统论断，主要归因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结合自身特点的战略定位。发展普惠金融难在哪里？很重要一点就是客户分布广泛，地处偏远，很多银行使不上力，而这恰恰是邮政储蓄银行的优势，在邮政储蓄银行3.9万个网点当中，有70%以上的网点分布在县域和县以下地区，邮储银行员工队伍长期扎根社区、县城、乡镇，熟悉周边的客户群体，了解当地产业特色，这些潜在的普惠精英是邮储银行成立伊始就确定了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社区的战略定位。

二是宜小宜大，以大促小的金融策略。一方面坚持从小处入手，充分发挥扎根农村的独特优势，将小额贷款作为长期核心的战略业务，另一方面积极向大处挺进，通过资金集中统一运用，依托公司金融和金融市场业务，从财务支撑角度带动普惠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是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为有效解决普惠金融发展风险高、风险难以管理问题，邮储银行从建行时，就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注重国际经验借鉴，从文化建设、信贷技术、人员管理、合规建设、系统支撑以及社会金融生态建设等方面做好普惠金融，邮储银行不良贷款利率0.51%，低于银行业1%的平均水平。

四是开展大学生村官招聘。邮储银行从09年开始率先招聘转岗大学生村官进入邮储系统，并摸索出一套选、育、用、留大学生村官的人才培育新机制，既解决大学生村官再就业的难题，又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这些人熟悉农村情况，了解农民金融需求的优势，截至去年底，邮储银行以累计招聘转岗大学生村官3290人。

五是电子银行优先发展战略。互联网金融具有交易成本低，覆盖范围广，服务效率高等先天优势，与发展普惠金融高度切合，为此邮储银行近年来一直在加速推进电子银行应用，极力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努力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普及性和便捷性。目前邮储银行监理包括个人网银、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电视银行在内的电子金融服务网络，电子银行客户突破1亿户，位列银行业的第5位。

在7月26日召开的第五届中小额信贷创新论坛暨第三届全国金融办主任圆桌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金中夏表示，普惠金融体系应该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风险，同时通过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监管，鼓励创新，完善政策支持的措施，构建一个充分竞争，包容性强的普惠金融体系。

他给出了三个建议，分别是：一要引导大中型金融机构对三农和小微企业支持力度。二要发展微型经济，鼓励民间资本更多的进入。三要做好预报汇报，比如说建立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和存款保险制度，进一步的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等等。

金中夏认为，普惠金融是一个能够有效惠及社会各阶层的体系，它能够为传统和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微小企业，甚至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智能对经济发达的地区的阶层提供服务，就可能陷入落后地区长期落后发展的陷阱。

金中夏认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目标是为三农和小微企业服务的微型金融，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一是多层次竞争性的金融体系已经形成。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等新型微型金融机构发展速度比较快，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增长速度高于平均的增长速度。贷款所占的比重也不断的上升，近年来以小微贷款公司为例，截至到2013年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7839家，贷款余额8191亿元，全年新增贷款2268亿元。从2008年底的不到500家，到2013年底的7839家，只用了短短的五年时间。

二是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可复制，支持微型金融的产品和服务，涉农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

三是全国助农服务取款点已达70万个，覆盖空白的乡镇70%以上。

四是通过税收优惠减免监管费用和规定金融机构投放结构等等，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和小微企业支持的力度。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三农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仍是我国金融的薄弱环节，效率有待提高，风险需要得到有效控制。

此外，金中夏还指出，今后应该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风险，同时通过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监管，鼓励创新，完善政策支持的措施，构建一个充分竞争，包容性强的普惠金融体系。

一是要引导大中型金融机构对三农和小微企业支持力度。

二是要发展微型经济，鼓励民间资本更多地进入。

三是要做好预报汇报工作，比如建立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和存款保险制度，进一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等。

普惠金融范文第2篇

关键词：普惠金融；研究综述；评述

联合国与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概念，并界定普惠金融是一个为社会所有群体和阶层提供金融服务的体系，尤其覆盖到低收入和贫困人群。普惠金融的广泛包容性，在客观上决定了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风险性较大、付出成本较高、回报率较低的特点，如何实现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政府和商业银行只有深度参与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结合本国经济发展的实情，认清自己的优劣势，在确保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才能为普惠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有力的支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小额信贷、微型金融、普惠金融等理念应运而生。

一、国内研究动态

（一）关于小额信贷的研究

何广文（2002年）在小额信贷的发展前景方面认为，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在资金规模、信用评级等方面是具有比较优势的。杜晓（2004年）在中国小额信贷的类型和实践中的具体操作研究中指出，小额信贷是一种特殊的金融扶贫活动，是组织制度创新和金融创新的信贷活动与扶贫项目的有机结合。

吴国宝（2003年）指出，我国的正规金融机构具有比较优势的方面是小额信贷方面的规章制度和政策环境，因此小额信贷未来的发展，我国农村信用社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何广文（2006年）认为我国农村信用社开展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业务在信用筛选、信用评级、农户参与、客户群体培训、农户参与、监督等借鉴、和信用文化建设和运用是非常成功的，可以说是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在中国正规金融领域的一种创新。

（二）关于普惠金融的研究

在2006 年 3 月北京召开的亚洲小额信贷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焦谨璞认为普惠制金融可以以商业可持续性方式，为包括弱势经济群体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体系特别关注到目前尚不能被传统正规金融服务所覆盖到的低收入及贫困群体，这是小额信贷及微型金融的延伸和发展，也是一种金融公平的体现。

在中国金融论坛中杜晓山（2006年）指出，对农村建立金融体系，中央三个一号文件进行了非常清晰的描述，该体系应该要建立一个功能完备、分工合理、优势互补、产权清晰、竞争适度、管理科学、可持续发展和监管有效的普惠性金融体系，适应和满足农村多层次的金融需求。王睿（2008年）等认为普惠性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公平、高效、稳定以及与经济结构的相容性。

焦瑾璞（2010年）认为普惠金融体系从深度和广度上对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是对目前现有金融体系的不足所进行的改进，是同时依靠技术革新和政策支持来鼓励金融市场向经济落后的地区开放，并且提供价格合理和种类丰富的金融产品。

周小川（2013）将人为普惠金融是 “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以可负担的成本将金融服务扩展到社会低收入人群和欠发达地区，向他们提供方便快捷、价格合理的金融服务”。

在国内实践方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坚持服务中小企业、服务社区、服务“三农”的定位，充分利用覆盖城乡的网络优势，走出了一条商业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成为全国金融服务中网点规模最大、网点覆盖面最广、客户最多的机构，率先成为我国普惠金融的领头羊。截至2014年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拥有6.6万台ATM机，近4万个营业网点，提供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视银行、电话银行等电子服务渠道，服务遍及城乡的范围，资产总规模突破了6万亿元，位居全国银行业的第六位，资本回报率高，资产质量良好。

2015年3月31日，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旗舰企业宜信普惠率先在业内推出“普惠金融家”品牌，为行业从业者建立规范、专业的职业规划与发展路径，宜信CEO唐宁表示，所谓“普惠金融家”是对应“银行家”而言，“银行家”服务于银行客户，而“普惠金融家”则服务于小微企业客户。“普惠金融家”将通过大数据金融云、物联网和金融科技创新，为高成长性人群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普惠金融服务。

二、国外研究动态

（一）关于小额信贷的研究

Vogel（1995），Rhyne 和Christen 认为小额信贷的可持续性，是提供小额信贷服务的机构不需要国际机构、政府和慈善组织提供优惠的条件而独立存在和发展，他们认为服务更多的穷人与可持续性是小额信贷的最基本的两个原则。Timothy R. Lyman，Richard Rosenberg（2003年）对小额信贷的性质、作用和监管都作了详尽的描述，肯定了小额信贷在消除贫困方面的作用。

在实践方面，・尤努斯最早在1983年正式成立孟加拉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创立小额贷款。孟加拉乡村银行是当今世界运作最成功＼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小额贷款金融机构，该模式是一种利用社会压力和连带责任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形式，多数发展中国家模仿或借鉴这种模式。作为一种相对较为成熟的扶贫金融模式，主要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模式的关键是提供小额短期贷款，按周期还款，整贷零还；2.执行小组会议和中心会议制度，检查项目的落实和资金的使用情况，办理放、还、存款手续，同时交流致富信息，传播科学知识，提高贷款人的经营与发展能力。3.主要瞄准最贫困的农户，并以贫困家庭中的妇女作为主要的目标客户；4.按照一定比例的贷款额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5.以五人小组联保代替担保，相互监督，形成内部约束机制，无须抵押和担保人。

（二）关于普惠金融的研究

Nimal A. Fernando及Robin Young（2004年）指出非政府组织（NGO）改为正规金融机构后，一方面关注正规金融机构如何开展小额信贷业务及开展小额信贷业务应具备的条件；另一方面关注为了业务的扩展并获利从而保证机构的可持续性发展。

2006年联合国指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健全的政策、法律和监管框架下，都应该有一整套的金融机构体系，共同提供合适的金融服务和产品给所有层面的社会成员，这是普惠金融的目标。金融服务只有将贫困群体有机的融入到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金融体系，过去被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的弱势群体才能获益，这种普惠性的金融体系最终才能够为大部分人提供金融服务。

在实践方面，玻利维亚团结银行（BancoSOL）的贷款对象是中低收入阶层，贷款小组一般由3～7人组成，贷款发放时所有会员可同时得到贷款，贷款期限和还款方式也比较灵活， 1个月到1年不等。但每笔借款数额较大，平均大于1500美元，年均贷款利率为47.5%～50.5%，还需要支付2.5%的佣金，贷款利率相对较高，高利率贷款使得银行实现财务自立，不必依赖政府补贴就可以获得高收益。巴西的银行业务模式，是巴西各大城市的零售商店、销售点、邮局成为银行分支机构的补充，允许银行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多的形式提供金融服务。菲律宾Novaliches的发展组织模式是典型的的合作社模式的代表，是经菲律宾农业合作发展局批准成立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主要通过提供金融服务和吸纳存款等方式向成员发放贷款。一般都是在拥有一定的初始资本后，才申请向政府有关部门核准注册，招募成员是通过收取会费、吸纳存款等方式，产生贷款审核委员会等机构是通过选举，向成员提供资金信贷等系列服务。

在普惠金融的创新方面，M-Pesa在肯尼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其业务极大便利了肯尼亚普通居民的金融服务，其客户大多是“蓝海”市场的客户，极大地方便了肯尼亚大量没有享受到金融服务的人群能够享受类似银行业务。2013年，M-Pesa业务推出以来，客户数量达到1710万，占肯尼亚总人口的35%左右。收入及客户数量持续快速增长。

三、述评

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在小额信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普惠金融体系， 把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小额信贷纳入到正规的金融体系中，使被传统金融机构排斥在外的金融弱势群体纳入到金融服务的范围中来，本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也能使他们分享。

普惠金融是在经历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发展以及国际组织和各个国家对本国金融弱势群体的逐渐关注而形成的，不仅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更是带有人文关怀的金融创新，对促进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平衡发展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些年来，肯尼亚M-Pesa，印度EKO以及菲律宾G-Cash的成功实践，都给世界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满足本国金融弱势群体的需求提供了大量可以借鉴和参照的运行模式。当今，对于我国来说，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差距的拉大，对于普惠金融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对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将突显其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莉萍.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在中国的实践[J].财经科学，2007（04）.

[2]杜晓山.中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实践尝试[J].中国农村经济，2004（08）.

[3]郭磊等.国外农村金融组织支农的经验与借鉴[J].世界农业，2010（07）.

[4]杨金波等.浅析小额信贷业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对外经贸，2010（08）.

[5]向忠德.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 2012.

[6]王焕印.社会资本与农村信贷风险控制[D].西南财经大学，2009.

普惠金融范文第3篇

在9月25日上午举办的“女性经济学家谈金融创新”第一分论坛上，来自智库、高校、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十多位杰出女性代表围绕“普惠金融与创新”展开了深入讨论。通过研判当前的发展阶段、反思失败教训、总结成功经验，女经济学家们各抒己见、实事求是、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和金融改革思路。

普惠金融的提出具有时代必然性，有助于改善各类不均衡和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指出，截至2014年，全球有27亿、超过50%的成年人难以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20亿人没有银行账户。多位专家指出，金融界“二八定律”、“长尾理论”盛行，众多商业银行和大型金融机构如高盛、渣打等，只针对20%的高净值客户提供完备的金融服务，而80%的人群却被排除在外。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变迁加剧了金融市场的供需失衡。上海北外滩经济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朱磊指出，从需求端看，随着消费代替出口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融资主体由企业向个人转变；产业转移也促使资源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向内地转移。因此，中低收入群体、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理应成为融资需求的主力。同时，由于这类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对社会总效用贡献更大。但从供给端看，由于农民和其他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信息较难核实，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信贷档案严重缺失，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而传统金融行业基于商业化运作，为低净值客户和地区提供金融资源的动力不足。

同时，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突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欧阳敏指出，全世界的小微企业都存在贷款难的问题，这是市场基于风险控制的正常选择。我国小微企业的生存境况尤为严峻，平均寿命仅3.6年，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但小微企业尤其是创业型企业是创新的重要载体，也是创造新就业的重要源泉，更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何合理运用金融杠杆扶持小微企业，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的重要内容。普惠金融在此背景下提出，有助于重建社会公平、优化资源配置、创造新经济增长点。因此，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体制改革，突破传统金融行业的供给约束，构建普惠金融的内在驱动，具有时代必要性。

“普”和“惠”的本质是普及金融机会和降低融资成本，同时注重融资效率

众多与会嘉宾基于对小额贷款和次贷危机的反思，认为发展普惠金融应该保持清醒头脑，不应以牺牲金融效率为代价，而应坚持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原则。

一方面，“普”的本质是普及金融机会，而非普及银行贷款。多位嘉宾提及尤努斯教授创设格莱珉银行向穷人发放小额贷款的经典案例。然而，申万宏源证券宏观分析师吴金铎基于最新研究数据指出，获得尤努斯发放的普惠贷款的家庭各项经济指标均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善。欧阳敏以次贷危机为例，指出克林顿政府鼓励房利美和房地美两房贷款公司降低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贷款门槛，并降低对低息贷款的审核，最终导致“两房”，引发金融危机。因此，普惠金融并不意味着向贫困人口和小微企业降低放贷门槛，而是应该通过拓展金融广度和深度，普及金融机会，并同时采取审慎监管措施，建立合理的征信、监测与监管机制，保护消费者利益。

另一方面，“惠”的本质在于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供给质量。金融机构成本控制能力决定了普惠金融财务层面的可持续性。吴金铎指出，尤努斯教授在中国推行小额贷款，平均融资成本高达18%，相较于个位数的融资收益，商业价值过低，不具可复制性和可持续性。此外，企业家代表指出，中小微企业贷款表现不佳，也可能因为经济下行时期民营企业家们更趋保守，扩大投资、增加负债的意愿不强。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椿赜Γ融资结构单一、融资效率低下也是造成企业融资需求不足的主要瓶颈，金融创新不仅需要增加融资便利，还需要提升融资效率，并通过财富管理，或与企业战略发展相结合，促进金融杠杆更大效益。

同时，嘉宾们还指出普惠金融需要在供给层面实现服务的多样化和专业化。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郭晔指出，无论是大型跨国银行、中小区域银行、农村行用社，还是其他金融机构，都需要发挥各自优势，不应形成同质化恶性竞争，造成供给过剩。因此，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不仅需要降低融资成本，还需要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和金融系统的供给效率。

大数据和混业金融市场的发展为我国实现普惠金融弯道超车提供重要动力

（一）大数据优化普惠金融服务的供给和需求结构

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数量已超过7.1亿人，其中，移动网络用户数量超过美国人口，达到3.6亿人。刘英指出，我国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有扎实的硬件基础，完全可以实现弯道超车，实现包容、稳步增长。

一方面，金融供给端通过结合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大幅提高融资效率，拓展融资渠道，有效控制风险。郭晔指出，互联网为传统金融行业带来效率、思维和服务方式上的创新。通过传统金融线上化，银行处理各类传统业务的时间大幅缩短，如贷款的发放从半至一个月缩减至不到一分钟。苏州银行董事长王凤兰指出，地方银行通过将传统银行业务与互联网结合，打破金融服务的区域限制，譬如，通过与旅游网站同程网合作推出联名信用卡，突破跨省甚至跨境服务限制。通过对江苏贫困区县的淘宝电商提供“淘宝贷”等金融服务，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反哺地方经济，改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

另一方面，金融需求端通过与大数据结合，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小微企业、中低收入人群和内陆地区融资难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信贷档案和信息不对称。朱磊指出，通过在互联网金融框架下发展普惠金融，可增加风险等级识别的可能性，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同时，通过互联网提供金融产品，价格和特性更透明。郭晔认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与互联网公司等第三方合作，对消费者的最终端消费数据进行分析，可提供有针对性的消费金融产品，捕捉金融需求结构中的真空地带。

二是发展混业金融市场，深度拓展普惠金融的直融渠道。吴金铎提出证券和普惠金融可深度结合的观点，上海六家小贷公司近期以地方融资平台做征信，通过联合资产证券化获得融资，相较于银行贷款，融资成本大大降低。一些主体评级不达标的中小企业，若中间环节实现评级指标也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获得融资。因此，包括证券融资系统、股权融资系统和债券融资系统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可作为拓展普惠金融的重要考虑。华夏银行石家庄分行副行长赵巍指出，我国资本市场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近年来在直接融资领域有所探索。作为地区直融主要途径的区域性股权市场，目前，受人才、产品和监管约束的限制，未能发挥出积极作用。赵巍呼吁，应当通过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提高直融比例，降低融资成本，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普惠金融中，政府应厘清与市场的边界，精准施策

与会嘉宾还就政府如何参与普惠金融展开深入探讨。鉴于普惠金融兼有商业性和公益性的特征，嘉宾们认为，市场能够做的，政府应因势利导；市场做不了的，政府需要主动承担。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发挥市场能动性，加强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和联动。万粗赋觯在金融市场从抑制到放开的过程中，若完全依靠行政命令引导，势必引发金融体系的功能性失调。银监会为扶持小微企业，从增速、户数和申贷获得率三个维度考察小微企业的贷款增长情况。监管部门应当建立更全面合理的考核指标体系，赋予金融机构更大的自由度和积极性，通过引入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建立普惠金融的良性互动机制。同时，小额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的发展瓶颈显示，光靠增加贷款的可获得性不足以满足普惠金融的可持续目标。金融机会的普及深化一方面需要在微观层面把握个人和企业需求、创新供给思维、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需要与经济增长动能相结合，譬如将普惠金融与就业、双创、产业升级、供给侧改革等政策目标相结合，并通过加强金融培训和辅导，更好地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

普惠金融范文第4篇

王永安是浙江宁海县胡陈乡永和村村民，一年前，他嗅到了太阳花种植的商机，但中途遇到了建造基础设施的资金问题。在宁海农信联社的驻村金融指导员的帮助下，王永安得到了资金和技术支持，开始了太阳花种植，一年时间实现了毛利润27万元。现在太阳花销售形势喜人，王永安的客户范围从县里扩展到了周边城市，他还带动身边其他农户，成立了太阳花种植专业合作社，这成为宁海县胡陈乡的又一致富新产业。

“让每一位浙江人都享有基础金融服务的权利，让每一位浙江人都享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多年来，浙江农信坚持践行普惠金融的理念，用金融服务助推每位浙江人追梦、圆梦。

浙江农信也有梦想，就是要构建“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的服务体系，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普惠金融的阳光普照浙江大地，惠及5000多万城乡百姓，使浙江省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程度走在全国前列。7月3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浙江农信普惠金融工程”新闻会，此项工程的正式全面启动，意味着浙江农信把开展已久的普惠金融工作升华到系统性、持续性、民生性工程的高度。

普惠金融造福百姓

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和地方金融的重要力量，浙江农信已在之江大地上耕耘了60多年，一直践行着这种非常朴素的支农支小服务理念。“这个理念贴民情、顺民意、暖民心，其实质即是对普惠金融的探索。”浙江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姚世新说。

贴民情，让农信服务广覆盖

浙江农信4200余个网点，如繁星般闪耀在浙江版图上。

近年来，浙江农信在全省各地村级便民服务中心里基本设立了各种类型的金融服务点。浙江农信不断拓宽农村电子化服务渠道，布放ATM、POS机等各类电子机具10多万台，发行各类银行卡2600多万张；初步建成全省统一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服务体系，已在浙江农信和120万用户之间架起了服务快速通道；推出的“助农终端”项目覆盖了全省701个行政村。

目前，浙江农信贷款支持190多万家农户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覆盖面居全省银行业首位。

顺民意，让农信服务广受惠

浙江农信已连续5年开展“走千家、访万户、共成长”活动，累计走访农户和小微企业1000余万户。与省农办联合开展农村信用工程建设，评定信用户540万户、信用村（社区）1.56万个、信用乡（镇、街道）310个，并与省农业厅、省工商局联合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评定。

他们推出全国首创的电子银行技术与传统信贷相结合的丰收小额贷款卡和创业卡，为大批创业初期的农户和小微企业解决了资金难题，已发放丰收小额贷款卡150万张、创业卡2万张；创新推出林权抵押、海域使用权等数十种抵质押贷款产品，以及针对农村青年、妇女、大学生村官等群体的各类创业贷款，在更多老百姓走向创业致富新生活的路上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暖民心，让农信服务广相助

为了让弱势群体有发展机会，近年来浙江农信为全省5.6万贫困地区农户发放了18.92亿元扶贫小额贷款，用1.44亿元生源地助学贷款帮助解决贫困学子入学难题。近5年来，浙江省29个欠发达地区累计新增贷款524.45亿元。同时，浙江农信为全省1500万老百姓提供涉及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油菜补贴、库区移民补贴、种粮直补等45项政府惠农资金的收缴和发放。他们加大贷款利率优惠力度，仅2012年就减息让利16亿元；减免各类服务费用，仅2012年就免收费用5亿元。

浙江农信出资1亿元成立“浙江农信慈善基金”，2012年，全省农信系统对外捐赠达1.5亿元。浙江省联社先后获得了第七届“中华慈善奖”和中国银行业最佳公益慈善贡献奖。

呼唤普惠金融创新

为农而生，因农而兴。

目前，浙江农信已发展成为浙江省资金规模最大、网点人员最多、服务范围最广的金融机构。截至今年5月，存款余额1.14万亿元，贷款余额7792亿元，存贷规模居全省银行业第一。

浙江农信网点数占全省银行业的40%以上，5万员工和3万支农联络员长期扎根基层，积累了丰富的支农支小经验；在浙江广大乡镇及行政村，浙江农信无论是网点数还是金融业务量均占主要地位，特别是在一些非重点乡镇和边远山区、海岛，农信机构更是当地唯一的金融服务渠道；浙江农信省县两级、统分结合的体制架构，既能有效解决单个行社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又能充分发挥基层行社贴近农村、及时响应的灵活性；浙江农信绝大多数股东是农户和小微企业，与广大“三农”和小微企业客户具有天然的情感纽带。

这些先天比较优势，使浙江农信成为当前普惠金融服务的先行者和主要提供者，也为下阶段开展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按照浙江省委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部署，今年浙江省农信联社决心大力推进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全面实施“浙江农信普惠金融工程”，把探索已久的普惠金融工作升华到全局性、持续性、民生性工程的高度。

扎实推进行动计划

结合实际，浙江省农信联社制定了《“浙江农信普惠金融工程”三年（2013—2015）行动计划》，将分阶段、分目标，扎实有效地推进。浙江农信将围绕“创业普惠、便捷普惠、阳光普惠”三大目标，开展“网络覆盖、基础强化、扶贫帮困、感恩回馈和创新升级”五大行动，树立“怀惠民之心、承社会之责、解民众之需、达和谐之生”的金融理念，构建“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的服务体系。

实施创业普惠，让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实现致富梦想

浙江农信将持续开展大走访活动，发动万名农信干部员工将信贷资金、金融知识送到千家万户和田间地头。同时，创新三大服务新模式，推广自助循环贷款；为小微企业建立专门的服务机构，推广微贷技术；为产业经济提供“链条式”的服务。

未来三年，浙江农信将推广“一信两卡四权四品”，即发放小额信用贷款；推广丰收小额贷款卡和丰收创业卡；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房抵押贷款，推进林权抵押贷款；扩大理财、基金、黄金、保险类产品的覆盖面。他们将为有创业意愿的农村青年、妇女、党员、失地农民和大学毕业生等发放创业贷款；对低收入农户等弱势群体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对遇到资金困难的小微企业，不单方面收回贷款、不拖延发放贷款、不变相收取费用，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实施便捷普惠，让每一位老百姓都能享受“家门口”的服务

首先，物理网点村村通。实施“丰收村村通”，原则上在全省所有行政村设立金融便利店，做到“一村一点”。其次，支农队伍长驻村。聘请村“两委”人员或威望高、情况熟的村民担任支农联络员；发动万名农信客户经理作为驻村金融指导员。第三，电子银行进万家，大力发展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丰富应用功能。第四，“搭台”合作惠民生。主动加强与财政、社保等政府有关部门的合作，社保卡、农村养老保险、种粮直补等政府惠民资金发放；加强与水、电、燃气、广电等单位合作，群众只要拥有一张卡，就能方便地缴纳各种费用。

实施阳光普惠，让每一位守信者都能享受阳光下的服务

在浙江农信普惠金融工程中，浙江农信将加强普惠金融理念的宣传，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透明化和“诚信”价值化，让百姓肯守信、愿守信，形成和谐共赢的文化与机制。

普惠金融范文第5篇

普惠制金融研究现状

围绕普惠制金融，我国学术领域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多以金融供给中的金融排斥现象为主线，探索健全金融服务，主张完善现有制度，大力发展小额信贷等方式推进金融尤其农村金融的发展，实现金融的普惠性。主要表现在：1)普惠制金融的基本内涵界定及其分析金融排斥是当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1]9-15，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金融排斥现象[2][3]5-10[4]，普惠制金融是基于解决社会中由于多种原因难以进入主流金融体系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的那部分人的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的问题，它既是金融问题，又是社会问题，能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是金融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现象[7]14-15，对于打破金融排斥、推进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增加农户收入有重要作用[3]5-10，是弱势产业、弱势地区和金融弱势群体在金融发展中应享有的权利体现[6][7]14-15。普惠制金融与农村金融和小额贷款构成了捆绑性概念，涉及一切被金融市场挤出的融资需求，是一种介于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之间的合作金融形式，合作的边界决定了普惠制金融操作的社区性质，需要立足于金融增量改革[8]，以商业可持续的方式，为包括弱势经济群体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全功能的金融服务[9]。2)普惠制金融的结构特点分析普惠制金融体系的核心是不同区域、不同收入阶层的公民都有公平的享有金融服务的机会，特别是贫穷地区、具有强烈脱贫意愿的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都能得到有效满足，它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以价格相对合理的产品为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农户等低收入群体对象提供服务；第二，为客户提供存款、贷款、保险、汇款、养老金、理财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第三，强调放松金融管制，允许社会各种性质的资本在贫困地区设立为中低收入经济群体服务的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使普惠制金融体系包括从专门的小额信贷机构到银行金融机构等各类金融机构组成[9]，同时追求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7]14-15。3)普惠制金融的作用机理分析我国正规银行体系的操作逻辑造成了挤出效应，使相当一部分弱势主体通过金融体系向强势融资主体提供资金，而被挤出的弱势融资主体不仅仅存在于农村金融领域，大量中等收入以下的城市居民和小企业，事实上亦需要普惠制金融服务[8]。KelleeSTSai对中国和印度两国农村金融组织的研究表明，作为实现金融普惠性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存在的原因在于正规贷款的有限供给、国家执行贷款政策能力有限、地方政治经济分割趋势严重以及许多微观金融组织存在制度缺陷[10]。4)普惠制金融的作用价值分析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状况与其金融公平性程度紧密相关[11]18-23，普惠制金融建设滞后容易导致融资集中和系统性风险积聚，过多的金融资源集中于政府项目和投机领域；建设普惠制金融体系，有助于分散金融资源配置，换取更稳定的金融环境；金融业侧重中小经济主体融资，将提高整体盈利水平，盈利来源将从数量扩张转向风险溢价[12]；有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破解农村金融排斥，促进农村金融融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3]42-48[14]；支持贫困人口脱贫[15]21-26[16]。从全国层面看，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为正，组成农村普惠性金融的贷款使用效用维度和产品接触维度显著地促进了农村生产率增长；从区域层面看，中部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为正，西部地区不显著，东部地区不存在效率损失[17]。普惠制金融理念是对传统农村金融制度的一种融资矫正与补偿机制[18]，为广大群体的金融需求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规模；拓深更贫困和更偏远地区的客户群体（深度；降低客户群体和金融服务提供者双方的成本（成本效益比[7]14-15。5)普惠制金融问题的研究方法与研究逻辑的建构分析研究普惠制金融发展的必然性和建构普惠制金融路径的文献资料采取了多种分析方式，主要有：从二元性金融视角构建城乡金融排斥二元性指数，并在空间差异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时间序列模型，剖析城乡金融差异的波动态势和未来演变趋势[19]；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将金融资源归纳为空间差异、空间过程与空间的相互作用三个层次，认为金融资源空间分布呈现非均衡态势，是一个金融集聚与扩散的过程，是金融效率的空间调整和提高的过程，也是金融功能的空间深化和完善的过程[20]；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构建金融排斥指数测度模型9-15[1]；利用欧洲晴雨表数据对欧盟成员国的金融状况进行分析[11]8-23；测算金融扭曲度指标[21]。6)推进我国普惠制金融建立和发展的路径分析完善的普惠制金融体系框架应在坚持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大环境下，集法律体系、服务组织体系和政策扶持体系三位一体[15]21-26[22]，从需求引致、供给推动、金融生态入手，处理好金融公平与效率、金融机构盈利诉求与社会责任的关系，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加强政府规制，发展融合性的金融机构并践行社会责任[13]42-48[2]；加强风险管理，开展农村征信体系建设，转换经营机制，构建信贷管理及风险防范体制，加强风险保障机制建设，促进供需主体的互利共生及良好金融生态的形成，推动农村金融的加速度增长；重点干预“金融沙漠”问题[23]-[24]；激发弱势群体的金融有效需求和增加对弱势群体的金融供给[4]；构建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合理的农村业务分层，建立成本收益和比较优势相结合的竞争结构[21]19-25；降低门槛,增加贫困地区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数量；处理好金融监管与民间金融领域自发内部规则的关系,适度放松管制；处理好与政府在推动“普惠制金融体系”建设中的关系[25]-[26]。安明友建议以农民获得的财政补贴为担保建立农民基本信贷保障制度以促进普惠制金融体系的建设[27]；董龙训建议以低成本拉近金融服务与农民之间的距离，有效破解支付领域地理排斥；发挥服务点功能，破解金融服务营销排斥；依托服务点开展宣传，破解支付领域自我排斥[28]。

简要结论和总结

目前的研究成果基本以关注我国金融尤其农村金融领域的金融排斥现象为主，直接研究普惠制金融问题的文献相对不足，但从金融排斥的研究成果中不难感受到，学者们都寄希望通过一种机制推动我国金融的发展，实现金融领域尤其农村金融和针对低收入阶层服务的金融走向更公平、更合理，更具有普惠性，实现金融的共享。2借鉴孟加拉国的格莱眠银行(GB)发展模式，改变传统的金融发展定位和金融管理模式，发展符合我国农村地域特色的小额信贷等小额金融道路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希望通过对贫困人口提供小额金融服务,以及其他非金融社会服务如技术培训、教育、医疗等,达到实现经济增长和减贫目标，当然，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对这种普惠制金融的实现机制做出了实践，如：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bank),拉美的行动国际(ACCIONInternational)和印度的自我就业妇女协会(SE-WA)银行，值得我国在金融发展道路上借鉴，以推动我国实现普惠制金融的发展诉求。3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更多的关注普惠制金融问题，不仅要理清普惠制金融的思想底蕴，更要从我国的地域特色构建更科学的实现机制，将普惠性金融的内在功效价值转换成实际的操作价值，推动我国金融尤其面对中低收入阶层的金融设计，解决无抵押群体的金融需求问题。4构建普惠制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将金融的普惠性功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体化，为金融的普惠性发展建立社会发展的经济诉求。5普惠制金融与小额信贷的关系问题研究。不能将小额信贷等同于普惠制金融，在研究中要注意厘清二者的关系，但一般认可，小额信贷应该是普惠制金融的一种基本的实现机制。

本文作者：安明友工作单位：吉林财经大学吉林经济研究中心

普惠金融范文第6篇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国务院2014年初印发的《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开展金融服务“村村通”工程，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涉及了农村普惠金融相关问题，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强化农村普惠金融，为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农村普惠金融是指通过加强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提高农村金融网点覆盖率，改善农村金融服务质量， 将方便有效的金融服务引进农村地区，为农村地区贫困农户、企业等需要资金的群体提供可持续的、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以缓解农村金融困境，促进农村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框架同样认同的是将包括穷人在内的金融服务有机的融入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金融体系，使得过去被排斥于金融服务之外的客户群体从中受益，从而对过去难以达到的更贫困、更偏远地区的客户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一个完整高效、功能齐全的体系（见图1）。

客户层面

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客户层面主要是农村普惠金融的需求者及所需的各种金融服务。农村普惠金融的需求者一般是贫困和低收入群体，他们一般社会地位不高，受教育程度偏低，居住比较分散且居住地比较偏远交通不方便，因此容易产生排斥和自我排斥，不容易被正规金融机构所覆盖。他们的金融需求一般由支出状况决定，一般来说，他们的支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生活性支出。如购买食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等的支出，这些是维持正常生活的基本条件。（2）生产性支出。既贫困群体为了维持生活增加收入的支出，如购买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具的支出，小规模种养殖的支出、商业投资等，还包括对未来的投资，如包括参加培训、对子女的教育支出等。（3）其他支出。如为了应对突发事件而进行的支出，主要是出现受伤、被盗等出乎意料的事件所需要紧急支出或者大额支出。针对这些支出，他们一般对金融服务产生以下需求：（1）贷款需求。农村贫困群体发生突发事件导致资金紧缺、教育、建造住房、结婚等等都会产生相对比较大额的资金支出，由于自身资金的匮乏就会面临着贷款的需求，为了应对季节性的生产资料的购买也会产生对贷款的需求，所需的贷款产品以小额为主。（2）储蓄需求。由于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农村贫困群体也会产生对储蓄的需求，从而保证在将来需要时有资金应对。一般农村贫困群体的收入越高，对储蓄的需求越强烈。他们希望的储蓄产品应该是安全、保值且需要时就能够提取的。（3）转账及支付结算服务的需求。转账及支付结算服务也是农村贫困群体的基本的金融需求。如给在外地上学的孩子汇款，在外务工的人员把挣的工资汇到家里都需要银行的转账及支付结算服务。（4）保险需求。保险需求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意义重大，他可以使得由个人承担的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巨大支出众多人员分担，提高他们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降低突发事件引起家庭贫困的可能。保险需求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农业保险，应对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产生的自然风险及市场风险，另一类是养老、医疗对保险的需求。2014年末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522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1万人，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贫困群体对保险需求的增加。

可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者对农村普惠金融的需求种类逐渐多样化，为了得到更全面、更广泛的金融服务，金融需求者应该积极参加各种教育培训，不断提升自身各种能力，进而提高农村普惠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积极性。

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即零售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包括从民间借贷到商业银行以及位于两者之间的各种类型。农村普惠金融体系是包容性的金融体系，单独的金融服务供应商是做不到满足客户的各类金融需求的，因此，提供金融服务的供应商也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各有优点和不足，在充分发挥优势摒弃不足的基础上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既包括商业性银行、政策性银行、合作性金融机构等正规金融机构，也包括各种民间金融机构及组织在内的非正规金融体系，还包括非政府组织。目前，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提供者主要有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农村普惠金融供给主体不断多元化，普惠金融服务不断完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迅速。截至2014年底，全国已经组建村镇银行1233家，其中批准开业1152家。各项贷款余额4862亿元，比上年增长1234亿元。其中农户贷款达到2111亿元，小微企业贷款2405亿元，两项贷款占比达到92.9%。截至2014年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791家，贷款余额9420亿元，2014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228亿元。

作为广大农村贫困群体的主要金融服务提供者，农村普惠金融微观层面各主体在实现社会责任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农村贫困群体。

一是要不断优化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布局。稳定大中型商业银行在县域所设网点，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增加支持贫困群体的力度，增强网点服务贫困群体的能力。调整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的布局，分支机构的设立重点向中西部及经济落后地区倾斜，强化其政策性职能定位。充分发挥村镇银行的作用，在农业大县、小微企业集中的地区设立村镇银行，并且支持村镇银行在乡镇布设网点。

二是要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最终实现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尤其是偏远乡镇的全覆盖需要财政的支持，财政可以通过完善财政补贴政策补偿在推动存款、代缴等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工作时存在的成本风险。逐步开展金融服务“村村通”工程，通过建设乡村金融服务站、推广乡村助农取款点、布设ATM、POS、EPOS和其他金融自助服务终端等电子机具、推广手机支付、深化助农汇款和转账服务等多种形式，提供简易、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三是在提供便民金融服务的同时要坚持创新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提供者不能按照城市金融的发展思维，在产品设计、风险管理、服务提供方式等方面照搬城市金融的运行模式，要结合其自身的特点，在服务理念、产品和技术、营销渠道等方面实现创新发展，如把目前正在兴起的互联网金融与农村普惠金融结合，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四是要注意各类农村普惠金融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各类农村普惠金融机构都有自己的发展重点，有自己擅长的业务领域，同时也不同程度的有各自的发展短板，一家金融机构提供贫困群体所需的所有金融服务、满足其所有的金融需求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结合各自区域的经济金融发展特点及自身的优势，充分发挥各类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协同作用，加强他们之间的分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在为贫困群体服务的同时提高自己，不断创新。

五是加大金融知识的宣传力度。采取广播、设置宣讲点、发放宣传材料、设立咨询人员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送金融知识下乡”和教育宣传活动，向客户普及金融知识，加强他们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认识，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金融理念，提高金融安全意识和金融知识水平。

中观层面

中观层面包括了基础性的金融设施和一系列能满足金融服务提供者降低交易成本、扩大服务规模、促进透明要求的中介组织，从他们的功能上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金融基础设施。指农村普惠金融运行的硬件设施和软件安排，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可以有效降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提高农村普惠金融的运行效率，主要包括农村支付结算体系、农村信用体系和科技信息系统。二是中介组织。主要是信用评级组织、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等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中介服务、保障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健康发展的各类组织和机构。三是专业网络和行业协会。到目前，已经有大量的国际性、区域性的网络金融支持组织为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网络服务或者帮助他们获得网络服务。农村普惠金融内部的行业协会则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沟通交流、获得技术支持、协商业务合作的平台。总之，中观层面的各个组成部分为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从软硬件上提供了保障，为农村普惠金融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目前，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服务的发展取得了很大发展，但还是存在一些不足，如农村金融支付结算体系发展落后，结算网点少，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缓慢，农村金融信息建设需要加强，审计、信用评级等中介服务缺位，需求者信用意识淡薄等，需要加强中观层面的建设力度。

一是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要下沉，为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加快农村支付结算体系建设，放宽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加入人民银行支付结算体系的限制，支持其加入大、小额支付系统以及票影像交换系统，为其结算提供便利;继续推广银行卡、ATM、POS机具的应用，同时加强网上支付、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金融工具的推广和应用，提高农村普惠金融的可得性;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继续深入开展信用村、信用户活动，建设信用档案，对于为信用村、信用户开通绿色通道，优先给他们发放贷款，提高可用额度，简化贷款手续，给予利率优惠，适当延长还贷时间，使守信的农户和村子得到更多的实惠。同时，搭建信用信息管理平台，实现信息共享;面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和金融服务需求者开展金融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的个人素质和金融服务需求者的金融知识水平。

二是积极培育信用评级、土地评估、资产评估等中介组织，并鼓励其进行服务创新。对于欲新设立的中介组织，要严格审查其资质，进行全面的考察，防止不符合条件的中介组织进入市场;明确中介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减少政府对中介组织的行政干预，保持其经营的独立性;鼓励各中介组织针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特色的服务。

三是建立和完善支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行业协会，在为成员提供交流平台的同时，为其提供技术服务和培训指导。积极鼓励行业协会的建立和发展，在经费、政策上给予支持，规范行业协会的设立、退出等机制，推动行业协会建立规范的内部规章制度，实行自律管理。各行业协会要加强与政府和相关行业的沟通与协调，组织行业专家、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提供者、借款人、借款企业等进行不定期的交流，为会员单位搭建沟通的平台;要组建高素质的工作团队，对行业从业人员进行培训，为会员单位提供技术指导，解答他们的疑难问题。

宏观层面

为了农村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适当的立法和政策框架是必要的，中央银行，财政部和其他相关政府机构是主要参与者。政府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中最重要的作用应该是为其提供一个合适的发展环境，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合理的监管措施、适当的激励政策等等。目前，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相关政策逐步完善。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央财政逐步加大税收优惠和奖励政策支持力度，鼓励资金回流农村;在金融政策方面，对于农村信用社等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在贷款利率方面也实行比较灵活的政策，而对于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的监管也比较宽松;《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推进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的实施，对于完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改善农村金融环境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给农村普惠金融创造更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部门需要在立法、政策、监管等方面着手：

一是要明确农村普惠金融的定位。农村普惠金融不是简单的扶贫也不是简单的给贫困人口发放补助资金，而是作为整个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

二是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快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立法，确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适当放宽其准入政策，从法律上明确其责、权、利，从法律上保障其合法权益;对于民间金融等相关立法空白地带加快立法，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供健全的法律保障，使农村普惠金融健康发展。此外，借鉴美国《社区再投资法》的经验，从法律上规定农村普惠金融机构把贷款用于当地，尤其是贫困群体，解决农村金融排斥问题，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三是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如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减免税收、补贴、奖励等措施鼓励农村普惠金融机构把资金用于贫困群体，重点支持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开展农户小额贷款、银行卡助农取款、汇款等业务，提高农村普惠金融为贫困群体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规定农村普惠金融机构把资金用于贫困群体，从而确保贫困群体信贷资金的可得性，提高贫困群体的信贷满意度;探索建立农村信贷损失补偿基金，降低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

四是对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实行差别监管。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业务特色和风险特征也各不相同，因此对他们的监管也应该根据各自的特征实现差别化。如，对中小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在经营范围、资本充足率等方面的监管要区别于大银行，对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贷款给予更大的容忍度。在具体监管方式上，大银行的分支机构要实行审慎监管，由银监局负责其日常监管，而对于一些地方的中小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可以考虑由地方政府进行日常监管。同时，要完善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随时关注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风险，并及时控制、防范和化解风险。

（基金项目：河北省高等学校社科研究2015年度基金项目（SD15105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JY125）河北省人才工程培养经费资助科研项目（A201400264））

普惠金融范文第7篇

3月1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根据代表委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国务院对《政府工作报告》作出6处重要修改。其中，在“推动重要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一段，增加“发展普惠金融”，以使金融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普惠金融”或将成为下一步金融业改革的重要内容。

“普惠金融”概念是由联合国在2005年正式提出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把“普惠金融”写入党的决议。本次政府工作报告在修改中增加“发展普惠金融”，这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呼应，同时也是当今时代和现实形势的迫切需要。

两会期间，部分来自银监系统和农村金融条线的代表委员们表示，金融改革是一盘大棋，普惠金融是一路先手棋，只有下好先手棋，才能引导更多“金融活水”，浇灌更多实体经济的“沃土”。

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水平

就全国范围而言，当前农村金融服务的状况已经明显改善，但是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需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同时，边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地区、人口少而且居住分散乡镇的金融基础设施薄弱，网点布局较少。

两会委员和代表们认为：发展普惠金融，真正做到普之城乡、惠之于民，是解决上述矛盾的现实路径。

“普惠金融要解决的是最基础的金融服务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联社副主任张波说，“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衡，乡镇及以下金融机构覆盖率较低，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和偏远山区、海岛的基础金融服务还有待改善。”

“实施普惠金融，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全国人大代表、农行甘肃分行行长许锡龙提出，国家应加快出台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法规和政策，给经办银行适当的补贴和税收减免，给予普惠金融发展更多的宽容和鼓励。为引导银行业机构持续深入做好普惠金融这篇大文章，两会前夕的2月28日，银监会正式下发了《做好2014年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持续深入地推进支农服务“三大工程”，打造支农服务特色品牌，大力发展普惠金融。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银监局局长邓智毅介绍，目前，农村金融秩序中的最大威胁就是民间集资。目前，我国正常的农村金融服务还不够，对民间借贷阳光化应该支持，但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湖北省已率先作出一些尝试。湖北省提出，要打造一个“三覆盖一提高”的工程。所谓“三覆盖一提高”，就是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每个县要成立一家农村商业银行，在每个县要成立一家村镇银行，在所有的行政村布设一台电话银行；力争用3～5年的时间，每年县域存贷比提高2～3个百分点。

提高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发展质量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根固于农，业本于农，战略定位必须聚焦“三农”，经营特色必须坚持草根，发展方式必须秉承普惠。普惠金融是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未来的蓝海，却也可能是眼前的浅滩。摆脱一迈步就搁浅的考验，需要加快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打造适合普惠金融的经营管理方式。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指出，农村金融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结合农民、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特点，开发新的服务方式，设计新的服务产品。农信社可以加大创新贷款方式，结合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开发符合农村生产生活特点的金融产品，找到最好的项目和客户，真正推动普惠金融的落实。

在全国人大代表、安徽银监局局长陈琼看来，银监会2012年6月启动的“三大工程”和金寨县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均以推进农村普惠金融为根本目的。今年，安徽局将积极推广金寨县行政村金融服务室、助农取款点等经验，大力推动基础性金融服务向村一级延伸；全面推广服务标准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责任公开的“四公开”，提升金融服务的公开和公平性；加快微贷技术在农村地区的应用，推广产业链金融模式，做好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

加强农村金融改革的整体设计

普惠金融是指能有效、全方位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发展普惠金融，就是要让所有老百姓享受更多的金融服务，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但目前来看，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在组织创新、功能定位、扶持和监管政策等方面，存在着一些体制机制性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村金融改革的整体设计。

张波委员建议，建成普惠金融，解决金融服务均等化问题，需要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加以引导，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需要各金融机构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需要全社会共同为之努力。

陈琼代表认为，金融机构要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与政策配套的金融体制机制建设一定要跟上，只有在完善的信用体系基础上才能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地支持农业、服务农民。农民的信誉是最高的，如果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农村信用体系，他们就能及时从金融机构获得信用贷款以支持农业生产。

在当前形势下，农村金融机构也面临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压力，为了保障信贷资金安全，农村金融机构首先想到的有效途径是增加抵押担保，如推进农村产权抵押融资。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农商行董事长刘建忠介绍说，重庆农商行推进农村产权抵押融资中遇到了诸多障碍：相关法律法规滞后于中央政策和文件；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的价值评估、流转处置和风险补偿等机制在实际运行中还有一定困难；对农民基本权益的保障还缺乏完善的机制。因此，他建议，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健全配套机制，保障农民权益。

邓智毅代表也提出相似的建议，他表示应从上至下建立农村综合产权登记交易机构，设计、施行全国统一的农村产权登记制度。

农村信用社直接服务于“三农”，建议参照税法规定，企业从事农民项目所得可以免征税，全国人大代表、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滕秀兰表示，或适当地减征农村信用社企业所得税以及减免征收农村信用社自然人股东红利的所得税。

普惠金融范文第8篇

对于“普惠金融”概念，近年来大家越来越接受。显然，这一概念的内涵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金融不普惠的问题。那么，金融为什么不普惠？怎样才能提高金融的普惠性？这些是我们应该分析的问题。

为什么不普惠？中国改革开放多年来金融改革发展成就很大，但金融多样化程度仍明显不够。这种局限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形成对多样性特点十分明显的社会融资需求的有效供给，尤其是那些为数众多、风险承受力比较低的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比较普遍地存在，所以不普惠便成为大家的感受。但是，“不普惠”也与金融“嫌贫爱富”、“锦上添花”的商业性特点有关。中国现在如果按小微企业数量来说是5000万以上（最新统计中国市场主体已达6000万以上，其中至少90%以上是小微企业），他们面临金融不普惠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因此，需要在深化改革、科学发展、打造升级版过程中统一解决的现实问题。

怎样提高普惠性？有两大要点：

第一，必须实质性地推进金融多样化改革，消除中国金融领域竞争不充分形成的过度垄断因素。在大方向下，其实中国金融改革的要领已越来越清楚。在1到2年内要完成利率市场化，伴随这样的改革要求，也已经明确要发展一大批民营资本介入、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小银行与金融机构，还要推出使这些中小银行能够取得社会公信力的存款保险制，以及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所有这些事情中，互联网金融是又一个在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规范和发展”权衡关系问题，在很多创新事项上，首先要强调“发展中规范”，而不是上来先说“规范才能发展”，因为很多创新事件是需要在摸索、探讨中才知道应怎样去规范。首先必须在改革中给出创新发展的弹性空间，允许发展，也就是允许发展中出些毛病，允许在发展中消除毛病来提高它的成熟程度，这是一个实质性推动金融多样化改革中必须处理好、在现实中又有很多争议的问题。

第二，必须积极开拓和推进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和机制的创新。面向现代化战略目标，如何在长效机制概念下，形成对草根创业创新、小微企业、三农等必须得到支持的、社会客观需要的这些“弱势”市场主体的融资供给，必须加上政策金融体系构建因素，才能完成历史任务。这个事情里面，难度在于如果承认商业性金融旁边还有政策性金融，实际上就必须承认双轨制，而双轨制下必须考虑，怎样在中国现实社会情况下有效地防抑设租寻租，使双轨运行不被扭曲至不可持续？政策融资机制内怎样能够风险共担，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前提之下，给那些应该得到支持的对象以可持续的支持力量，而不是加入其他各种各样的拉关系、乌烟瘴气的不良因素？这与全面改革中的制度建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形成了带有“攻坚克难”意味的挑战。

普惠金融范文第9篇

适时，以“汇科技、慧金融、惠生活”为主题的2014中国国际金融展在北京展览馆盛大开幕。与往年相比，此次金融展最大的亮点在于，创新性地将惠民生活服务与惠企金融服务进行了同比重的规划展示。在同步进行的第十五届中国金融发展论坛中，来自金融管理部门的领导以及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和知名企业的高管，针对普惠金融、移动金融、互联网金融等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

惠及小微 惠及民生

“普惠金融也被称为包容性金融，其核心是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为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小微经济实体提供价格合理、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和产品。”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东荣在中国金融发展论坛上进行了演讲，从国家政策层面解读了发展普惠金融对推动我国金融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李东荣指出：“发展普惠金融的关键在于解决好金融服务覆盖弱势群体和边远地区带来的成本和效率问题，即可持续发展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金融服务对于企业和民生的重要性不容小觑。日前，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从十个方面发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贵的问题，包括广大小微企业盼望已久的清理整顿不合理金融服务收费、缩短企业融资链条、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等。

与国务院颁布的该指导意见遥相呼应的是，本次金融展体现了对小微企业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展区，各参展企业不仅将自己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产品“搬”进了展会，同时还有部分企业开展现场咨询、现场办理相关服务。民生银行的小微金融2.0版本、华夏银行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商战略、北京农商银行的凤凰福农信用卡以及银联商务的天天富产品、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等，一系列以“扶小帮微”为主的产品在本届金融服务展中吸引了不少小微企业代表前往展台了解服务内容、洽谈合作项目。

在论坛中，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小微金融研究院院长陈达伟从服务主体、服务模式、创新能力等方面探讨普惠金融的创新发展，他表达了对中国小微企业的深切关注。“我们普惠金融瞄准的主要方向第一个是草根用户。这些人没有机会进入大型理财机构做金融产品，所以我们要给他们提供普惠的金融产品。第二个是小微企业，我从上大学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小微集团的聚宝盆项目，一直在想办法让小微金融机构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大家共同做好金融服务产品，为金融市场中众多的小微企业服务。”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民生问题的焦点，惠及“三农”的科技产品在本届金融展中可见一斑。总部设于英国的光荣国际（Glory Global Solutions）带来了一款超极“迷你型”的钞机芯―MultiMech Secure，它带有两个安全钞箱的小型出钞模块，能够对全球范围内各币种的钞票进行精确地管理和出钞。由于其容量相对较小，可以满足农村地区对现金量需求的同时，降低农村地区不熟悉ATM设备的低成本需求。

据了解，该产品已经与国内部分地区的金融机构达成了合作意向，在不久的将来这款产品将出现在我国较偏远的农村地区。

互联互通 普惠金融

到银行办理业务需要排队取号，这已经在老百姓心目中达成了共识。如今，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的用户不仅可以使用手机进行排队取号，同时还可以利用手机银行的“摇一摇”功能就地查询最近的建设银行网点以及办理业务的排队情况，方便人们选择办事银行。这项功能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办事周期，提高了金融业务的办事效率。

类似这种具有浓厚“互联网”味道的金融服务产品，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如中国银行推出的金融级开放平台“中银易商”，先后推出的汽车产业链融资、网商贷款、网络通宝、航运在线通、报关及时通等一系列对公产品，以及在线金融超市、就医挂号、便民缴费等一系列对私产品，无不体现了互联网金融带给企业和民众的便利。

谈及在互联网时代，中国金融业如何实现创新转型时，IBM大中华区副总裁、行业及价值创新事业部总经理王天羲在中国金融发展论坛中分享了她对金融IT业的洞察能力。她指出，这几年信息技术的变化对金融界这个最传统、最重要、最稳定的行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传统银行进入互联网，我们可以简单地浓缩为三个字―迎、战、合。应对冲击，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传统金融业务能力，打造智慧金融。把传统的业务经过数字化打造，能够更快更广更深地提供给客户。积极拥抱互联网发展平台，发展新的金融业态，建设网络金融，这是很多金融行业客户谈论的焦点。无论是互联网、理财或是电商社区都在做不同的探讨，其本质就是希望能打造一个更深更广更快的平台。”

移动金融 大有可为

据资料统计，2013年全国移动支付交易金额高达9.6万亿元，比2012年增幅超过300%。截至2014年6月底，全国移动支付交易金额已经达到了8.8万亿元。未来，中国的移动金融将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大推动力。

李东荣指出，移动金融是对利用移动互联网开展资金融通活动的总称，包括基于移动互联网所形成的各种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等等，相对传统的物理网点服务和普通网上服务，移动金融在信息获取、传输、共享的效率和成本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成为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便捷金融服务工具需求的新的重要途径。

基于中国广阔的移动金融发展前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政企客户分公司副总经理魏冰在论坛中深入剖析了移动金融如何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她谈到，随时、随处、随身，是很多嘉宾在谈及移动金融时一再强调的三个词。我们在经历一个手机APP化的过程，从全球统计数据来看，APP的流量远远超过上网等其他的流量，这样的应用带给我们的体验不同。“中国移动作为最大的运营商，致力于去构建一个移动支付的整个生态圈。4G的到来会给我们整个移动支付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我们希望通过4G去开辟一个实时交易的新时代，如果端到端时延控制在30毫秒的话，实时交易和实时服务真的做到瞬间到达，才能叫做及时。”

普惠金融范文第10篇

数年前，有企业铁了心要做这种小微企业的信用生意，执意为没有受到传统金融体系重视的人群提供普惠金融服务。这在传统金融思维的认知里，是创办人“骑着大鹅撞门框”了。

然而就是这家企业，8年后能领先余额宝、财付通等，获评“互联网金融十大领军品牌”；就是这家企业，比2013年才前赴后继争赶“互联网金融潮”的阿里小贷、苏宁银行、腾讯支付、百度百发，早上路了8年；就是这家曾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如今业务已经覆盖全国120多个城乡地区、仅P2P小额信贷撮合额就已超百亿，累计服务超过100万个小微企业主、农户和学生，并且拥有自己研发的针对该人群的信贷技术和评分卡，这让监管层2013年以来考察这家互联网领军企业时常常颇感震撼。

这家企业叫宜信。

“草根”金融试水

现任宜信CEO的唐宁曾在北京大学学数学，后来赴美国学习经济学。2000年，唐宁从华尔街回国，是一个天使投资人。

2005年起，很多参加新东方、达内等知名培训机构培训的学生和学生的家长，都愿意跟唐宁接触和交流。实践证明，人缘好一点，被人促膝长谈的机会就多，多跟人促膝长谈，有时候还能谈出大事来。

2006年，当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常谈到希望跟这个“天使”借钱的时候，唐宁认为机会来了。唐宁决定把钱借给超百多名的大学生，后面的结果是每一个“穷学生”都如期还了款。见微知著。穷学生还贷没有问题，这让宜信的初创团队信心满满。

2006年，唐宁创立了宜信公司，专注于通过小额信用借款中介服务，帮助传统上没有被金融体系覆盖的小微企业主、经济上活跃的农户、兼职创业的城市白领和学生就业培训，提供平均额度4万～ 6万的信用借款。

小微信贷启程

众所周知，在欧美发达国家，其金融体系相对丰富和完整。大中型金融和草根金融、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共生共存，是一个有“大树”也有“小草”、有“大象”也有微型金融“小兔”的多元化金融生态系统，所以金融弱势群体相对容易获得特定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

中国经济此前波澜壮阔的发展，不能不说是受惠于中国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和中国金融体系的逐渐完善。然而，恰如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失衡也一直存在，突出体现在：为大型企业和政府平台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和业务能力过剩，而为小企业、微企业、个体、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不足。

“中国需要普惠金融，但单靠国有银行却不能实现。”国务院参事、经济学家汤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原因在于，首先收集信息成本过高，传统银行审批贷款一般只考虑征信系统中已有的那部分人，而真正需要小额贷款服务的人群，往往不在征信系统中，而银行又没有足够的人手去深入一线，主动搜集这些人的信息；对于银行来说，有的是大客户可以做，没必要顶着绩效考核的压力去做这部分小额贷款。”

的确，面向“小微”的“宜人宜己”的生意没那么容易做，这其实是一个门槛非常高的行业，需要有很强的风险管理能力。“基于风险定价的风险管理，确保公司在执行标准、管理架构和风险控制工具上高度统一，又能兼顾不同业务、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特点，融入相当的灵活性，以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是对要做百年企业的宜信的基本要求。”宜信首席品牌官吕海燕说。

金融服务活动中风险管理的控制一般是按照征信、评级、授信和催收的流程来操作的，在大数据的积累过程中，信用管理模型十分重要。这些模型可以最大程度帮助宜信预估成本、定价，并分散风险。

但是，征信记录的获取在中国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只有和银行有过往来，才会在央行的征信管理系统中留下信用记录。然而，“微个人”很多是没有这样的记录的，使得宜信的事业必须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

7年来，宜信的同事深入田间地头、集市工厂，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积累信用数据和完善信用评估技术。在实际操作中，一种是个人独立完成寻找客户、实地征信、风险评估、贷后管理全过程的“信贷员模式”；一种是以批量、流水线作业的方式，完成营销、审批、放款和催收流程的“信贷工场模式”。无论是信贷员模式还是信贷工场模式，都是一个凭数据决策的风险管理技术，包括现金流分析、风险定价模型、催收策略模型等。

“微企业”经常为了抓住稍纵即逝的商机而急需用款，不像中大型企业资金需求的确定性那么高。而且，大部分小微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缺乏话语权，往往被迫采取先生产后付款的方式，易造成大量的应收账款。而这部分账款往往容易被拖欠，造成资金链中断，形成突然的资金需求。因此，决策要快而准。如果金融业务是天平，一边是销售，一边是风险，支点就是信用管理。企业的信用管理能力决定了企业能走多远。

“普惠”未来更好

2013年11月17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称，“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这是“普惠金融”四个大字首次出现在政府重大纲领文件。

“普惠型金融是一个能有效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在中国建立普惠式金融服务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传统金融机构服务覆盖不到的小微企业、小农户和贫困地区的农民提供享受金融服务的机会。”汤敏说。

在中国，能够最广泛地开展各种金融业务的就是传统金融机构，所以他们也是中国普惠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参与者，这其中以银行最为典型。目前，全国性银行、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和一些外资银行都已涉足小额信贷领域。由于银行定位和核心优势的差异，银行对小微企业的定义有较大差异，提供的服务也各有特点。

即便如此，汤敏对记者说：“给小农户、小微企业发放小额贷款，对于大银行来说，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银行不赚钱，或者说是没有贷给龙头企业、农业大户、大中企业赚的钱多。在贷款规模有限、人手有限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商业利益、机构绩效考核的压力下，小额贷款被挤压是不可避免的事。”

记者注意到，近一年来互联网企业纷纷加入到小额贷款机构大军中来。去年12月，苏宁斥资3亿元发起设立重庆苏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腾讯、阿里、京东、百度最近也纷纷进军这一行业。

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长刘克崮日前在2013年TALK全球社会创新大会上表示，利率市场化加上中央号召，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更多的金融机构产生，那样小支渠就可以发展了，再倡导民营资本办小微金融机构往下走，毛细渠也建起来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微金融、微企业和微个人将可能实现双螺旋上升，无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传统或新兴金融服务行业，以丰富的产品和与众不同的服务满足客户的需求，与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成功地控制风险，为企业带来可持续收益，是任何金融服务持续成功的关键。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也好，实体网点也好，只不过是接触客户和服务客户的不同方式和工具而已，让每一个人都享有适合他们的金融服务的机会，才是国家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目的。

普惠金融在中国

2013年11月17日，“普惠金融”首次出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而此前，用得较多的一个词叫“包容性金融”。

此前，周小川9月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畅谈如何推进包容性金融在我国进一步发展。周小川认为，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金融业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当然，也要看到金融涉及社会公众服务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差距：农村金融基础弱、网点少、成本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存在；小型社区类金融机构发展亟待加快；部分交叉类金融产品等创新业务有待进一步规范，一些地方金融秩序及监管仍需加强等。

如何在金融工作中解决好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民生改善的作用，应该说是摆在中央银行和金融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周小川在其规划里谈到普惠金融工作的“两个应该”：应该适度放宽市场准入，支持小型金融机构发展；应该推进存款保险制度建设，为小金融机构创造与大型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的环境。包括“四个目标”：一是家庭和企业以合理的成本获取较广泛的金融服务，包括开户、存款、支付、信贷、保险等；二是金融机构稳健，要求内控严密、接受市场监督以及健全的审慎监管；三是金融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长期提供金融服务；四是增强金融服务的竞争性，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其中心思想是，以可负担的成本将金融服务扩展到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人群，向他们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周小川指出，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和金融系统将进一步研究如何借鉴国际经验，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坚持民生金融优先，鼓励金融创新，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而在此前，我国央行也积极参与了国际组织有关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各种活动，并于2011年9月加入金融包容联盟。目前，我国与俄罗斯、美国合作担任全球金融包容合作伙伴第四工作组的共同主席国，央行金融研究所还与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际金融公司（IFC）签署了合作协议，将在农村金融、微型金融和移动银行方面开展合作研究，促进金融普惠。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此前也表示，中国一直重视包容性金融体系建设，通过发展农村金融和微型金融使金融服务更多惠及低收入群体。据悉，2005年普惠金融概念被引进我国，央行推动在山西、陕西、内蒙古、四川和贵州5省份的5个县进行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目前我国仅小额信贷企业就已达7000家，贷款余额在7000亿左右。

普惠金融的国际实践

由于各国金融体系发展的程度有很大差别，因此不同国家推动普惠型金融发展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在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方面，巴西和墨西哥的做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央行实施两阶段的金融包容项目，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第一阶段是诊断与合作。巴西央行通过金融包容论坛等平台引导各方围绕微金融等展开讨论，金融包容报告。同时，巴西央行与巴西财政部、社会发展部等部门在包容性金融制度框架建设、发展微金融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第二阶段是推进合作。巴西积极参与全球金融包容专家组的讨论，在信息收集技术方面与金融包容联盟、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等国际组织积极展开合作。

巴西在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方面十分注重金融创新。一个典型例子是推广银行业务模式。在这种业务模式下，巴西允许银行在更大的范围，以更多的形式提供金融服务，巴西各大城市的零售商店、邮局、销售点成为银行分支机构的补充。

早在2005年，墨西哥政府就开始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为此，墨西哥政府制定了“2007—2012国家发展规划”，进一步推进银行业法律体系改革，为民众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2007年，墨西哥央行与证券业委员会将建立“健全的包容性银行体系”纳入职能范围，成立金融部专门负责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并实施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例如，通过电子支付渠道发放社会福利、开设存款账户和办理工资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等。

墨西哥在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方面的努力提升了其金融基础设施水平和金融服务便利程度。2000年到2011年，墨西哥的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增长了六成以上，POS机数量增长了4倍，ATM数量翻了一番，银行数量从2009年的9000多家上升到2011年的20000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