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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冠宇.美国次贷危机与现行国际国币体系变革研究.硕士毕业论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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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欧债危机;危机原因;启示
过去的2011年,是内忧外患多种因素繁杂交织的一年。 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信用危机恶化,欧美各国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全球经济再度衰退的忧虑充斥市场。整体来看,欧债危机是中国外部经济面临的一场重要危机,怎么应对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探究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之前,我们先简单谈一下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1、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高赤字
如果将债务杠杆比喻成潮水,那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政府联手利用公共财政的“再杠杆化”掩盖了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但是这种掩盖是暂时性的,自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最常想起的词语就是“高赤字”。
2、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欧元区经济政策结构不平衡
欧元区现阶段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然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常年的不对称性使得各项矛盾和问题得以积累。在08年全球次贷危机的冲击之下,矛盾开始暴露,直指债务危机。尽管货币一体化为欧元区成员国政府搭建了更大的融资平台和竞争优势,但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形成的不对称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优势。另一方面,欧元区签订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并没有完全遵循最优货币区的要求,各国的实体经济结构不尽相同,这样更容易遭遇“不对称冲击”的影响。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周期不同步,欧元的诞生也未能显着缩小这种差异。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无法也不可能满足成员国不同的货币政策偏好,从而增加了危机蔓延的可能性。
3、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历史原因:高福利政策
高福利意味着政府的高支出,必然伴随的则是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得欧洲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缺乏一种活力,并且在财政支出上远高于非高福利国家。不得不说,高福利是高赤字的一个重要源头。
二、欧债危机给中国的影响
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显现出来。欧美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由于中国的经济主要还是外向型经济,出口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出口的下降,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一)导致人民币“升值”
最近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随着美元走强,人民币也跟着升值。从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升值达到15.9%;同期人民币对英镑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人民币已经因欧洲债务危机而对主要非美货币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币“被升值”还将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调整。
(二)影响中国对欧洲国家出口
由于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出口企业如果用欧元和英镑收汇,则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此外,由于欧系货币贬值,欧盟对中国动出口将会增加,中国的贸易盈余还可能会继续下滑。
(三)外汇储备缩水
欧元和英镑贬值,将使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出现缩水。我国防范外汇资产的缩水问题,必须采取动态的资产管理模式,即不仅需要关注投资的收益,也要关注汇率变动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以保证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
(四)投机资本流入可能增加
现在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升值,欧元和英镑投机资本流入同样可以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因此防范走弱货币如欧元和英镑等资产的流入。
(五)欧债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对中国的外需影响较大
欧债危机已经影响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恢复步伐,同时还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欧洲国家经济恢复增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外需短期内继续承压。
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财政刺激计划要在可控的范围内,把握好财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是不能太乐观。因为首先,我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GDP考核观”,使得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发展,财政入不敷出;其次,当面临经济下行是,政府刺激计划会使财政负担加大,可能造成通胀的压力以及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所以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与债务负担,做好债务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
(二)注重转方式、调结构,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
希腊的局面警示我们不能过分地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出口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但是这种方式极易受到外部冲击。从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模式是不可维持的,中国应该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转到以内需为主,扩大内需是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环节,消费是拉动经济更好更长效的动力。此外,在出口战略上,将主要向欧美国家出口转向亚洲新兴国家、东盟、非洲国家的出口,出口产品也应全面转型升级。
(三)与国际接轨,增加中国财政的透明度
目前中国财政透明度整体较低,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国应与国际接轨,加强与国际机构的沟通、协调,缩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财政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的差距。
(四)正视地方债务风险,防范于未然
本轮金融危机加重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国家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对全国整体财政及债务状况作全面清查和评估,摸查地方债务的规模、来源和性质,做好各级债务的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进行债务规模限额管理和风险预警,切实从财政和金融两方面防范偿债违约风险。
关键词:欧债危机 政治经济学 研究综述
一、关于欧债危机的成因
(一)外部原因
从外部根源的经济因素来看,虽然考特赫里(Cottarelli)和谢克特(Schaechter)认为,欧洲国家债务水平总是在困难时期逐步上升,却没有在繁荣时期下降,因此债务危机是此前长期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所积累的结果,而不应该归咎于金融危机。但中国学者普遍将国际金融危机视为欧债危机的直接形成原因。宋国友认为,欧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延续。刘洪钟也指出,金融危机是欧债危机的触发器。两位学者将欧债危机放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将之看作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欧洲产生的一个重大影响。但是,并没有深入挖掘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之间的传导机制。对此,扈大威回答了这个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政府税收减少,资产泡沫破裂,迫使私人经济部门实行去杠杆化。在私人部门债务向公共部门转移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支出急剧增加,发达国家公共债务激增,债务危机成为金融危机的延伸表现形态。
从外部根源的政治因素来看,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无疑起了催化剂的作用。王晓丽认为,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由于其具有的广泛影响力,降级活动本身进一步造成了市场的恐慌,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余维彬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就认为,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有可能存在国家战略意图。但他并未就此继续探讨下去。黄河和吴兴唐分别在两篇文章中将这种国家战略意图的矛头指向美国。吴兴唐指出,欧债危机是美国推行经济和金融霸权的结果,目的是打压欧元,进一步巩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黄河将这种霸权行为具体化,美国评级公司利用其“特许经营权”攫取了全球金融资产定价权,使其可以轻易玩弄全球经济于股掌之间,通过这些大搞虚假评级的巨头不断扩张其经济帝国的霸权,三大评级机构也已成为美国经济霸权和金融战争的锐利武器。
(二)内部原因
欧债危机爆发后,学者们不禁发问:为何债务危机在被人们认为社会发展最好的欧洲爆发?同样面临全球金融危机威胁的其他国家为何没有爆发债务危机?这个问题将学者们对欧债危机成因的研究从体系层次引向单元层次。在单元层次上,学者们主要分两个层面进行研究:一个是欧盟层面,一个是欧元区各成员国层面。
就欧盟层面而言,主要有“治理结构缺陷说”、“财政纪律缺失说”、“法律条款缺陷说”和“一体化过快说”等等。“治理结构缺陷说”是中国绝大多数学者指出的问题,85%的文章都提到了这点,即欧元区在实行统一“货币”时,却实行分散的财政政策。这被多数学者认为是此次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保建云认为,由于欧元区货币政策归属于欧洲中央银行,但欧洲央行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更加注重大国,即法德等国家,而小国仅仅只有财政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何帆认为,存在“成本外溢”机制,其一成员财政扩张所引发的通胀成本将由经货联盟的其他成员来共同承担,这种成本分担方式使欧盟成员国具有强烈的预算赤字动机。但是,这种“赤字动机”是否必然导致小国就会大肆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了呢?欧盟在运行过程中,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并对此作了法律规定,根据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一国财政赤字若连续3年超过该国GDP的3%,该国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其GDP之0.5%的罚款。那么在实际操作中,这个规定是否能够制约各成员国呢?“财政纪律缺失说”和“法律条款缺陷说”对此提供了补充解释,刘兴华回顾了近二十年德国财政政策的历史后发现,2002年~2005年,德国均超过3%和60%标准,其不仅未受到惩罚,反而在2005年修改了《稳约》,给欧盟约束规则带了个坏头,也给其他国家违反规则找到规避的借口。周茂荣也认为,债务危机充分暴露了欧盟财政纪律执行不力,缺乏一套切实有效的监督和检查机制。刘洪钟认为,《稳约》中的“不救助”条款一直是欧洲政策的核心,这项条款主要为了威慑和遏制成员国激进扩张的财政政策行为,但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各国最终采取了救助行为,违反了条款,也使其失效。部分学者还对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行重新梳理,认为问题出在欧元区不满足最优货币区条件。由于成员国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相同,当年扩展过快过大。孙杰甚至认为,由于各国从货币一体化中获得的收益是不同的,因此差异甚至扩大了。对于当时为何扩展过快过大的问题,丁纯认为,欧洲一体化更多地是由政治和安全因素决定的。政治收益的考虑超过经济收益是欧洲加速推进一体化的重要原因。
从危机爆发的外因和欧盟层面的原因可以看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欧元区治理结构的缺陷双重作用下,欧元区部分国家试图采取大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缓解经济压力,并且,在表面上完美制度设计背后的监督松散性和法律条款的缺陷又使之成为可能,欧债危机在这种外部环境和制度缺陷中爆发了。但这其中,仍旧有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欧元区小国的政府税收为何得不到增加,政府支出又为何减不下来呢?学界对此继续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希冀于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把注意力进一步转向了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国内制度层面。
在对欧元区各成员国,特别是出现问题的南欧国家的研究过程中。“竞争力”是所有研究的核心。不管是从哪个方面切入寻找原因,落脚点都是回答“为何南欧国家竞争力下降的问题”。事实上,“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竞争力”也正是大多数学者认为解决欧债危机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学者们对欧债危机的国内根源研究比较丰富,有“经济结构失衡论”和“选票绑架论”以及从中引申出的“高福利论”。
“经济结构失衡论”是学者们认为的国内根源最重要的因素。比如,冯伸平认为,欧元区内部南欧国家和北欧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引发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南欧国家的经济结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对此,魏民指出,长期以来重消费、轻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西方发达国家经历“去工业化”之后,已基本步入后工业社会时代,此时,虚拟经济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难免对一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为何在南欧国家得以确立呢?学者们进一步作了探究。虽然以德国为首的国家采取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主导经济模式,但是,南欧国家则更多地受到来自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吴兴唐就指出,这次危机的深层原因是资本主义金融无限扩张的“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近20年来,美国竭力向欧洲推行美式“新自由主义”,改变欧洲原有的社会民主主义核心内容,欧盟国家的金融体系逐步而深度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虚拟资本体系。陈凤英指出,这种模式的核心内容是:经济金融化、金融证券化、金融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极致化。而这种“债务依赖型”经济发展方式的消极影响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泛滥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失控。所以,在南欧国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方面,学者们将其归结于英美经济模式扩张的结果。“选票绑架论”和“高福利论”从南欧国家民主制度中寻找原因,认为南欧国家的政治家处于选举需要,不负责任的赤字财政增发福利、取悦选民。这种福利的增长把目标指向法德等发达国家,但经济实力却基于极大的不平等性。曲星认为,西方国家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零和博弈损害了公共效率,民主政治异化成选举政治,导致工资和福利过快上涨,从而引发危机。张建国从社会角度出发认为,欧洲目前人口的老龄化严重,已深陷“高福利、低增长、高失业和高债务”的怪圈。来永红甚至称债务危机实质上是“民主危机”、“政治意志危机”。冯仲平将这种福利制度与经济竞争力下降联系起来,“维护高福利就意味着保持欧洲产品的高成本,其后果则是欧洲国际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因此,一方面,南欧国家的发展日渐脱离了实体经济,一方面,又要保持远高于自身经济实力的福利制度,南欧国家的竞争力自然就下降了。
从这次学界对欧债危机成因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特点:
第一,呈现逐渐全面和逐步深化的特点。对于任何问题的探讨,不可能是一两个学者就能够研究透彻的,欧债危机的成因也不例外。虽然近两年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完全遵循上文外部环境――欧盟层面――国家层面的逻辑,但是能够发现,学者们对问题的研究是越来越深入和越来越广泛的,每一位学者都试图回答既有文献提出的问题,或者既有文献忽视的方面,或者针对初步解释,通过研究提出更深层次的解释。这样,虽然,每一位学者做出的贡献有限,但是综合起来看,对于欧债危机成因的解释,目前已经能够呈现出较为完整和全面的图谱,为以后学者们更进一步的研究,无疑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第二,学者们之间的学术争鸣不断。以上对欧债危机成因的解释并没有包括所有学者的观点,不少学者在新的研究过程中对既有解释提出了质疑。比如,针对有学者提出,高福利经济制度是根本原因这一观点。戴炳然反问:为何社会开支最高的北欧国家受危机影响反而最小?对此,林德山、吴兴唐、王鹤等学者都对此作了回答,福利制度本身并不是危机的原因,危机爆发的根源是福利制度管理出现了问题,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福利制度不相匹配造成的。再者,针对绝大部分学者认同的“治理结构缺陷说”,孙杰和孙少岩的两篇论文也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孙杰认为,从表面上看,此次债务危机似乎印证了此前流行的有关欧元区制度安排中存在一个致命缺陷的观点,即欧元区统一了各国的货币政策,但是各国的财政政策依然各行其是、不受约束,最终酿成了希腊的债务危机。然而,在欧元区内各成员国经济事实上依然存在周期差异,货币政策又已经统一的情况下,强化对各成员国财政政策运用空间的约束,可能最终剥夺了各国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的可能性。单纯强调宏观经济指标的一体化往往会适得其反。也即是这一观点,将学者们的专注点从“欧元区治理结构”转向隐藏在其背后的欧元区制度的松散性。孙少岩则是通过与西非法郎区进行对比以及深入分析欧债危机与金融市场之间关系后发现,这并不能充分解释欧债危机的爆发。另外,刘程基于新三元冲突理论解释了其不赞成“过度消费论”的观点。这些学术争鸣使得学者们对欧债危机成因的解释不断地运用新视角和迸发出新观点,对于中国学术的成熟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理论工具运用丰富。学者们在本次对欧债危机成因的探讨过程中运用了多种理论工具进行分析,包括霸权稳定论、霸权依赖论、权力转移论、公共利益理论、马克思主义一体化理论、公共经济学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币缘政治理论和小国开放经济理论等。过去,对于问题研究,中国学者较少借用理论来做分析框架,更多地从现实和历史中寻找根源,使得研究缺乏理论支撑,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观点的说服力。而在本次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问题的研究能够从既有理论解释中寻找原因,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当发现既有理论存在缺陷或者无法解释某一方面的问题时,能够对理论进行修正,甚至提出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这是一大进步。这首先要归功于近年来中国学界引进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懈努力。其次说明,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性确实在逐步提高。
三、关于欧债危机的影响
欧债危机的影响可以分为当前影响和长远影响。学者们对当前影响的研究,包括经济方面:冲击了欧洲金融业、拖延经济复苏、股市和汇市过渡动荡、通货膨胀。政治方面:极右翼政党崛起、疑欧主义发展、政府间主义力量加强、民粹主义泛起等等。由于当前影响不具有持续性,不会对欧洲主流政治和经济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因此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笔者主要考察欧债危机对欧洲和全球产生的长远及重大的影响。
(一)对欧元区和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关于长远影响,首先必须回答两个事关欧洲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1)欧元区会不会?(2)欧洲一体化进程会不会倒退?自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在西方,“倒欧派”明显略占上风。“倒欧派”认为,欧元有最终崩溃的危险。他们甚至公开争论欧盟解体的可能性。美国《时代》周刊曾发表评论说,欧元区消亡的日子可能已经屈指可数。相反,中国大多数学者对欧元区和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保持乐观态度,几乎没有唱衰欧元区与欧盟的论调。学者们均认为,虽然,欧债危机对欧元区经济和欧洲一体化进程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欧元不会,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会倒退。何帆从制度成本的角度认为,一国退出欧元区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法律、技术方面的障碍,而这不是希腊等欧元区小国能够承受的。更多的学者从政治战略角度为这种观点提供依据。比如,宋新宇认为,欧洲货币一体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其背后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意义。赵柯认为,欧元的创建在本质上是一项政治工程,对国际政治影响力的追求不可能使欧元区走向解体。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欧元前景的悲观态度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来思考的,而中国学者更多的从政治角度来思考。货币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然后才是经济问题。正如德国总理莫克尔所强调的:“欧洲货币联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欧元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欧洲的失败。”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学者们多从历史角度来看当下的危机,认为,危机将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比如,赵怀普认为,欧洲一体化大势总体依然向好,欧债危机的压力正在转化为更深一体化的政治动力。这更深一体化应该就是一些学者认为的财政联盟道路。戴启秀认为,历史上的每一次危机都推动了欧盟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是不断克服危机、不断制度创新和建设的过程,这次也不例外。不少学者还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冯仲平认为,一体化难以共同推进,随着成员国的增多,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有一些国家先走一步,其他国家则等条件成熟后再跟上。他认为,“多速欧洲”是未来趋势。张健也持这样的观点,不过,他更精确地用“双速欧洲”指代欧元区和其他欧盟国家之间不同的发展速度。陈新、熊厚则从社会发展模式的角度认为,欧债危机无疑将促使南欧国家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靠拢。
(二)对国际货币竞争格局的影响
在探讨了欧元区发展前景之后,下一步便是重新评估欧元在危机后的国际地位问题。自从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保持本国货币稳定和提供世界货币流动性的相互冲突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欧元的创建被认为是对美元霸权最强有力的挑战,也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取代美元的国际货币。那么,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对欧元在国际货币竞争中的地位是否仍持这样的期盼呢?换句话说,欧元是否还有实力挑战美元?欧债危机的爆发是否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未来国际货币竞争格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里,可以依据欧元是否还能对美元形成挑战将学者们的观点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
乐观派以高倩倩、郑建军和宋国友等学者为代表,认为如果欧盟能够处理好此次债务问题,欧元仍然能够对美元形成挑战,多元货币格局将形成。高倩倩和郑建军认为,从短期来看,欧债危机以来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虽然受到一些冲击,但从中长期来看,这种冲击还是相当温和的。宋国友认为,在欧债危机期间,欧元相对于美元的地位并没有受到损害。当前欧元相对美元的地位不仅已经恢复到了债务危机之前的格局,还有所增强,欧元仍可对美元形成事实上的挑战。王东则从反面美元地位的下降角度,认为,由于同样遭受信用风险增大的影响,美元并不比欧元好到哪里去。魏敏同样认为,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实际是在为美元的最后挖掘坟墓。
悲观派以兰永海、贾林州、温铁军为代表,认为欧元区的问题在根本上是由于欧洲缺乏霸权国家所具有的独立的军事力量来维护其向财政金融信用体系赋权的政治力量,这大大限制了“法兰克福一布鲁塞尔共同体”拳脚施展,使欧元圈从地缘纵深到币缘纵深的生存发展空间这两方面都暴露在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垄断军事力量(地缘)和垄断币缘力量(“华尔街一华盛顿共同体”)面前。他们认为,欧元从属于美元的结构将使其无法取代美元。乐观派与悲观派虽然表面上持不同态度,但实质上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而已。一方认为很有可能,另一方认为难度较大。悲观派之所以更担忧欧元的国际地位,是其更关注货币的政治逻辑的结果。王湘穗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提出“币缘政治”概念后,货币的权力属性日渐为学者们所认同,并且“币缘政治论”在此次欧债危机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王湘穗指出,币缘政治着眼于国家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政治关系,体现着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金融化的过程。币缘政治的主要政治目标在于于己有利时维持国际金融秩序,于己不利时修改或改造金融秩序。币缘政治的核心在于由谁及如何控制币权。由此可见,货币背后的权力才是影响欧元国际地位的决定因素,而权力最主要由军事和经济实力构成。在这两个方面,美国仍然遥遥领先。这样看,兰永海等学者的担忧不无道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美国利用国际评级机构打压欧元也是此次欧债危机的重要外因。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学者们也比较谨慎。李晓、冯永琦认为,一方面,现阶段中国已成为现行“美元体制”的主要支撑者,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任何过激的“替代方案”都不符合中国的切身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人民币仍不具备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三个条件――稳定的币值、较低的交易费用和较高的透明度。张谊浩、裴平、方先明认为,中国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战略目标只能是增加对话权,而非反霸权,更不是争夺话语霸权。还有一些学者担忧,美国打压欧元后,下一步将针对人民币。兰永海提醒我们,近两年来的欧洲债务危机只是美国全球战略刚拉起的序幕。
(三)对国际权力分配和国际格局的影响
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新一轮关于国际权力分配和国际格局的讨论又再次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金融危机期间,学者们热烈探讨了美国是否走向衰弱。而此次欧债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开始探讨欧洲是否正在衰退。针对这一问题,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的政治经济困境并不意味着欧洲的衰退,也不意味着欧洲势力的降低,世界仍然将走向多极化。另一种观点认为,欧洲正在衰退,多极化将难以形成。对此,来永红认为,全球权力结构将形成分散化和碎片化的“零极时代”。而王义桅认为,世界将蜕变为两极化:美国代表发达国家,中国代表新兴国家。
综合学者们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国际权力分配方面,学者们均认为,(1)新兴经济体的地位相对上升。学者们为这一论断赋予了很多词汇,如“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国际贸易格局和国际投资格局已经并且继续发生重要变化”;“新兴大国的全球影响力趋于上升”;“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治理和改革议程上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不断增强”;“新兴经济体经济影响力不断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等等。但同时,学者们深刻认识到,(2)虽然发达经济体的地位相对衰弱,并且欧债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但是,发达经济体并未受到实质性的伤害。这一论断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论断是相同的。学者们在研究国际权力分配变化时,与2008年相同,较少有实证分析类的文章,学者们并没有系统地评估各国实力,绝大多数论文仍旧是策论类的,这导致此类论断缺乏科学性。在没有具体数据和缺乏实证研究的情况下,“欧债危机导致欧洲地位相对下降”的论断更多出于学者们的主观判断。同样的,我们知道,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也不同程度地遭受了影响,甚至某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隐性的债务问题。因此,新兴经济体的地位是否相对上升需要运用科学工具提供使人信服的数据和资料。否则,对于国际权力分配的研究将仍旧模糊不清、深度有限,对于进一步的国际格局的预测也就更难以进行下去了。
另外,学者们的推理逻辑也存在一些问题。仅从欧洲经济的衰弱就推导出欧洲正在衰弱,仅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经济体,或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超过发达经济体就推导出新兴经济体地位正在上升是欠妥的。一国的上升或衰弱是一种实力的综合体,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学者们从债务危机推导出经济衰退,进而推导出国家衰退的逻辑是不科学的。欧洲经济实力虽然较之前有所下降,但其仍旧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并且其科学技术、政治模式、国际影响力、软实力等其他方面仍然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
四、结语
欧债危机远未落幕,中国学界对欧债危机的探讨也仍在进行。从近三年学界对欧债危机的研究状况来看,应该说反应是及时的,议题是丰富的,成果是全面而深入的,学者之间的对话和交锋明显增多。但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较少透过本次危机反思既有的国际政治理论。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更多地是借用理论解释事件,对于事件解释后重新反思理论的逆向做法较少。学者们并未借此机会对国际政治理论进行重新解释、修正和充实。学者们也较少运用建构主义或非主流理论对欧债危机的成因进行解释。在问题类研究中,就事论事仍是主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还比较松散。第二,研究的科学性不足。上文已提到,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主观判断层面,而未立足于严谨的科学分析,特别是对于欧债危机这类更偏重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实证研究、定量研究和数理统计类的论文在国际政治期刊中并不多见。这说明,中国学界在研究的科学性方面仍需要下大功夫。第三,研究的逻辑性仍需提高。对于某一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呈因果关系,某一自变量是否是因变量的主因等问题,是需要通过大量事实来提供依据支撑的。而这又需要第二点所提到的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以及更多的客观研究。
德国联邦第18届议会选举结束后,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以41.5%的选票优势成为本届大选的最大赢家。社民党的支持率虽略有上升,获得了25.7%的选票,但与其预定的目标相差甚远。自民党仅获得4.8%的选票,没有达到进入议会5%的门槛,被踢出联邦议会。
上一个执政周期,默克尔政府使德国平均薪酬水平提高了3.6%。稳定的经济表现使德国国债收益率长期维持在低位区间,甚至一度为负值。80%的德国人认可她的执政政策和处理欧债危机的做法。
年轻时的默克尔或许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登上这个国家的权力顶峰,谁能想到德意志的女总理当初的博士论文竟然是关于碳氢化合物反应的速度常数计算?总之,她做的不是政府经济预算的论文。
但没关系,这不妨碍她管理那些会做经济预算的人。2005年,默克尔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四年后,成功连任。
而今,再次连任。
默克尔,为什么依然是她?
必然之中的偶然
“默克尔现象”背后揭示的是德国政治与经济的本质。
在关注德国问题的学者胡琨看来,德国的政治光谱从右向左为自民党(小政府小福利)、社民党(大政府高福利)、联盟党(在战后是坚定的社会市场经济拥趸)。从1949年到1969年,德国经济在联盟党的治理下得以腾飞。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百姓对社会公正的期许程度不断提高,希望国家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负起更多责任,所以就经济政策领域,德国出现了一个向右转的倾向,希望有更大的政府、更多的福利,而社民党的政治主张迎合了这种变化,导致1963年开始社民党不断进入内阁,直到1969年赢得大选。
此后,在选民意愿和社民党自身驱动下,德国市场经济开始向大政府高福利方向发展。
然而,货币政策摇摆不定,市场无法得到保障,加上石油危机的冲击,导致长期的滞涨,而此时,若削减福利,社会和选民会有波动,影响执政地位,但是一味讨好选民,就更没有办法改变糟糕的经济形势,所以1982年以科尔为首的联盟党人再次竞选上台,回归传统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之路,“降低国家支出,减少税收,放松管制,反对化和推进私有制,上世纪80年代德国经济在科尔的推动下发展得特别好,为两德当年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胡琨表示。
但两德统一之后,科尔下台了,缘于百姓厌倦了他,但是施罗德上台后,也开始对国家福利大规模削减。所以,胡琨觉得默克尔是延续了施罗德社民党政府的基本路线而已。为什么在各种危机的冲击下德国经济还能那么坚挺?“坚持回归市场经济模式是正确的。而且这种政治实践取得了成功,让德国的政治精英和老百姓也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可行性,所以经济政策回归传统的社会市场经济在德国是大势所趋。”从这一点来说,默克尔的政党只不过是顺应了社会与市场而已。
同济大学教授伍慧萍对此有独到见解。在解释默克尔的制胜法宝时,她认为更多应当以必然的论调来分析判断,对于默克尔这样一个极富理性的政治人物而言,她的成功在于审时度势,正确选择竞选策略。
经过了两届联邦总理任期的历练,默克尔表现出了出众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作风硬朗而又不失灵活性,稳健而全能。她在几乎所有议题上经验老到,凭借其理性、冷静、善于协调的执政风格和亲和力,在国内的威望和人气无可替代,获得德国人对其执政能力的普遍认同和好感;当然,这样的个人魅力再加上大环境助推,默克尔几乎没有不胜利的道理。伍慧萍称,默克尔的背后是整体走势良好的德国经济,而这将直接决定选民的意愿。“选民对于默克尔政府的工作成绩满意,过去四年中默克尔领导下的中右翼联合政府经济成就斐然,经济数据和就业市场兴旺,出口强劲,德国是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欧元区经济增长亦出现回升,欧债危机已渐渐淡出选民的视野。”
如果你是德国选民,你会放弃她么?
更何况默克尔深悟争取民心的重要性,她所带领的联盟党近年来提出了最低工资标准、母亲养老金、刹住房租高企趋势等主张,这一系列亲民姿态赢得大量选民,侵蚀了左翼的政治对手社民党的选民基础。同时在大选中,默克尔坚持不增税的承诺,赢得选民支持。而在欧债危机中坚守德国利益,坚决反对“欧元债券”,在危机背景下安定人心。
一句话,两个字——人心。
德国之于默克尔
默克尔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整体:她朴素低调,但却以铁腕著称;她手腕灵活,但却信念坚定。这与德国这个国家的特质以及德国人的民族性有着很大关系。
只是,这是否也意味着默克尔的这种政治现象只能在德国成为现实?
伍慧萍从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这种说法。
从国家层面来看,德国在西方国家中拥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政治文化,作为一个“迟到的民族”,德国很晚才建立了民主结构和步入现代,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包袱以及战后长期分裂的政治现实又促使这个国家不得不长期保持经济巨人和政治侏儒的形象,在外交和军事等领域保持克制文化和低调作风。而作为在两德统一后迅速成长起来的政治领导人,默克尔又承袭了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中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和反战、民事强权、多极格局、多边主义、建立国际法和规制、反对单独行动的思想。两德统一使得德国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德国从未如此富裕、安全、强大过,在获得完全国家和正常化之后日渐自信,开始日益坚守和贯彻德国自身的利益和理念。
“而从德国人的民族性来看,有着良好的教育传统和综合素质的德国人始终看重内心丰富的精神生活以及个人行为的理性与节制。”伍慧萍觉得这一点在默克尔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她代表着联邦德国最正统的价值观和行事作风,不张扬,自我克制,勤劳务实,热爱秩序,理性思辨,稳妥而成功,而且难能可贵地同时保持了强硬作风和亲和力。相比于那些创建了丰功伟业的神一般的政治家,她更擅长的是踏踏实实进行理性选择和理性思辨,本着热爱秩序的习惯,她总是能从一堆凌乱的线索中理出最重要的头绪,并尝试将自己的结论整理成某种模式或者理念,坚定地推广输出给其他人,从而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而与因政治现金丑闻晚节不保的“统一总理”科尔截然不同的是,默克尔因其清廉、率真和亲民的作风取得德国人的信任和好感。
这样就不难理解此次大选之后就有人指出,德国人选择默克尔,实际上就是选择了安全、稳妥、自制和秩序,“德国人在她的身上看到了那些让他们感到亲切熟悉和踏实的品格。这一切都决定了默克尔现象是根植于德国的政治与社会土壤之中。”
默克尔之于德国
作为一个善于学习的领导者,默克尔始终保持了务实的风格和灵活的手腕,执行了稳健的经济政策。但是,如果要谈论德国在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和在欧债危机中的出色表现,更多应当看到其他的长期性因素,而不仅仅是默克尔一两届政府的功劳。
伍慧萍建议人们将眼光向前回溯,德国经济在欧债危机中可以独善其身,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前任总理施罗德在十多年以前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养老体制的改革,使得德国在危机到来之前就进行了结构性改革,例如得以以各种灵活的就业方式应对后来的危机。
值得强调的是,德国经济领域的一系列特点促成了德国经济的成功: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保障了市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公平;大力发展机械、汽车、化工、电气等先进制造业,重视实业而非虚拟经济,这使得德国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受到的冲击相对有限;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确保了德国经济即便在内需疲软的情况下也能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动力,尽管这一点最近遭到了美国财政部的批评,但德国并没有打算放弃这种方式。
社会创新与进步的主体是企业,这一点在德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即便是在危急时刻,德国人依然能保持良好的素养通过企业正向推动社会前进,这其实也是默克尔能够成功的背景之一。在伍慧萍的观察中,在德国,国家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保持了合作主义的关系,这使得在经济危机期间雇主往往不解雇员工而将其转为短期合同工,而工会保持克制,放弃工资上涨的要求——这让德国某种程度上消弭了经济危机转变为社会危机的可能性。
另一个强大的背景则来自于大量存在的中小企业,中小型企业是德国经济的中流砥柱,对于高风险的市场融资依赖性小;德国双轨制的职业教育体系为德国经济培养了充足的资质过硬的专业技术工人;德国企业对于创新和科研的大量投入确保了德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在这种有序的社会经济秩序下,默克尔政府可谓如鱼得水。
而在欧债危机中,默克尔政府又成功地将财政自律作为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将其推广到其他欧洲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默克尔坚决拒绝在欧元区引入欧元债券,将债务一体化,由此充分维护了德国的利益。此外,默克尔政府力挺欧元的姿态也是对于德国经济作出的一大贡献。
当然,新政府还将面临重重考验,对于欧债危机的政策发展方向是很多人都关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能简单论之。用伍慧萍的话来说,默克尔政府欧洲政策的决策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政党的立场,国内对于欧洲一体化以及欧债危机的整体民意,经济走势,德国联邦的裁决,德国国会的决议,欧洲民意,欧洲精英的意见,等等。这些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使得默克尔在欧债危机刚开始时做出救助决定比较缓慢,而且在救助过程中坚持财政自律的原则,反对引入欧元债券,维护德国的利益。
但政治常常充满各种可能。伍慧萍认为,很有可能在第三任期内,“默克尔在欧洲政策上将会改变以前只是修修补补的做法,主动致力于拉动欧洲经济增长,减少欧盟层面的青年失业现象,解决欧元区的结构性问题缺陷,包括倒逼南欧国家加速改革经济体制,提高经济竞争力,推动逐步建立欧洲银行联盟和金融监管,建设财政联盟。”
这次一共有18位老师给我们授课,从会计准侧、国学、兵法、金融政策、宏观经济、国家安全、内控风险、交流沟通、论文写作 … … 课程设计不但全面而且科学,半个月收益颇多。
巴曙松教授的《全球经济二次探底趋势与中国的宏观金融政策》让我从更高的视角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1、美债评级下调为标志的债务危机:美债评级下调是风险性危机;美国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美国是否会陷入“失去的十年”?2、欧债危机在迅速恶化之中:希腊违约的冲击可能媲美雷曼事件,欧债风险向核心国扩散;债务危机可以“自我实现”,欧洲债务危机正向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危机传染;欧元区问题是“短板现象”;债务危机即将演变为银行危机,现在只是在等待触发事件;欧债危机的两种潜在走向;欧债风险传染加剧,欧债危机继续恶化会倒逼新的政策举措;3、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形态。4、中国的外部环境-今天已有不同:中国的政策应对-外部环境可能出现变化;中国的政策应对-欧洲动荡对中国的机会;中国的政策应对-政策应有侧重;适度降低增长目标;货币政策需要拓展新的空间;抑制热钱流入需要采取一揽子应对措施;现有金融机构缺陷与紧缩政策;新的金融环境为金融机构经营提出新挑战;经济增长、抑制通胀与结构调整;财政政策:
北京工商大学谢志华教授《企业管理中会计和财务工作的十个层次-兼论会计职业转型》从会计财务职能的演变,对会计从业人员影响及要求给我们上了一堂极具生动的理论课:1、会计核算;2、提供对外报告;3、提供对内报告;4、建立内部控制制度体系;5、构造基于机制的会计核算体系;6、基于商品经营活动的财务活动;7、基于独立的货币商品经营的财务活动;8、基于重组的资本经营活动;9、企业内部管理整合;10、基于价值链的战略制定。
中国传媒大学杨端教授《有效沟通与展示》告诉我们:三分之一的人失去工作,是因为不能胜任;三分之二的人失去工作,是因为不能与人成功相处。进一步从沟通过程与障碍:基本功训练(思维的训练、口语表达的训练、体态语的训练),以及从两个高手沟通与较量的展示:从一样入手,从自己开始、从赞美对方开始;进而总结成功的沟通:四个技巧:比喻换算重复交替;两个公式:眼前相关未来;过去现在未来;一个法则:三明治法则。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黄国成博士《资料收集与学术论文写作》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作为引言,分别从专业化文章的层次关系、专业论文的特点和类型以及学术论文的选题、结构、研究方法、如何读文章、如何写文章分层递进,娓娓道来,为我们如何写好专业论文进行了很好的分析和指导。
大成律师事务所于绪刚博士《公司法重商主义理念解读》令我们耳目一新,干巴的法律条文,在于博士徐徐讲述中令人沉醉,不愧为诸多法律法规的起草小组成员,原来法律也可以这么讲,令我打开眼界。
罗胜强博士《企业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解读》从实战角度给我们生动的解读了企业风险和内部控制理论,受益非浅,感慨颇多:多年的企业工作,风险与内控无处不在。就像约翰.瓦霍维奇所言:风险如同一幅色情画,它很难定义,但你一旦看见它就知道它是什么。
风险和内控的区别:(1)批准机关不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是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2008年5月22日制定制订,自2009年7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鼓励非上市的大中型企业执行。《关于印发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通知》是以财政部主导,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以及保监会于2010年4月15日以财会(2010)11号,包含应用指引18个、评价指引和审计指引。要求2011年1月1日在境内外同时上市公司施行,自2012年1月1日起在上交所、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施行;在此基础上,择机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施行。鼓励非上市大中型企业提前执行。《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以下简称中央企业)开展全面风险管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于2006年6月6日制定,即日起实施。(2)内涵外延不同,风险包含内控。二者结构相同,都是基于COSO(COSO是全国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下属的发起人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f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的英文缩写)理论所建立的管理工具。内控包含: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控五要素,风险包含:内部环境、目标设定、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八要素。(3)解决问题不同:风险:如何“做正确的事”;内控:如何“正确的做事”。大企业讲风险,小企业讲内控。(4)形成作业成果内容不同:执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大中型企业,应当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同时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上市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非上市大中型企业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也可以是不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
风险管理基本流程包括以下主要工作:(1)收集风险管理初始信息;(2)进行风险评估;(3)制定风险管理策略;(4)提出和实施风险管理解决方案;(5)风险管理的监督与改进。最终要形成风险报告,逐级上报汇总。
这次学习另一个特点:层次高,授课老师无论学识、在行业的影响度都是我以往研究生、博士等无法比拟的,有全国一流的知名教授贤达,有位居高位的部长,特别是财政部的王军部长、朱光耀部长,特别是王部长,两周之内,给我们授课2次,每次都近3个小时,部长渊博的学识、令人折服的个人魅力让我等河南人倍加自豪……
短短的16天学习转瞬即逝,和同学的相处叫人难舍难分,班中36人,来自学术界5人(财经政法大学3人、郑州航院2人,这是我们河南会计界培养会计人才的最好2所学府,他们的会计学院2位年轻的副院长青年才俊也和我同窗攻读)、行政事业界11人,企业界21人(90%为CPA,有6家上市公司的CFO)大都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高官,共同的学习共同的交流与碰撞不时迸溅的火花常常叫我们兴奋不已,我们思考我们苦读,我们深感知识的浩瀚与我们的渺小,就像我们班吴俊安同学所言:“为期半个来月的集中学习结束了,但我认为我们真正的学习才刚刚开始,就像昨晚国家会计学院秦院长讲的,把学到的东西变成实际工作中的工作业绩,才是学习的真正意义。因此,更新我们的学习观念,在飞速发展的日益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我们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少,需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而我而我们大多都人到中年,工作、家庭、人际关系等等又占据我们这么多时间,世界再大,也得有自己的一张书桌,静心、沉下心来,读书,用眼读好书;读书,用心读无字书。”
【关键词】欧债危机;财政改革草案;里斯本条约
欧洲债务和欧债引起的银行危机主导了欧盟近两年的发展,这些问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一、制度设计缺陷
在南欧国家陆续爆发债务危机以来,各方检讨声浪不断。多数学者将矛头指向欧元区组织的结构性缺陷:一是欧元诞生植基于“货币联盟”而无“财政联盟”。马约制订之四项“趋合标准”中,汇率、通货膨胀、与长期利率由欧洲央行统筹处理,政府预算赤字与负债则保留各会员国政府自行处理,因而欧元区迄今尚无政治力可约束会员国的财政与税收;二是欧元区总体经济的失衡。“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为所有会员国的经济体系已有相当整合,始可共同适用相同的利率与汇率。欧盟是采取one size fits all作法,以马约规定的四项趋合标准作为能否加入欧盟区的审核依据。因为欧盟会员国间的经济体系与之差距仍大,总体经济不平衡。1999年欧元成立后,欧元会员国经济就呈现双重分离的情况,例如德国和荷兰等为贸易顺差的国家,南欧国家却逐渐丧失其竞争力,需尽力削减成本,强化竞争。根据欧盟统计局资料,从2001至2010年间德国单位劳动成本仅增加18.6%,但法国却增加39.4%,包含荷兰、奥地利以及比利时等北方国家也增加36.4%,显示共同货币对欧元区会员国好坏不一。这种经济结构性问题因金融危机而引爆。欧洲央行(ECB)在执行货币政策时,无法兼顾到各会员国的状况与需要,如德国与法国等因欧元对美元贬值使得出口竞争力大增,带动欧元区的经济复苏,相对却无法舒缓南欧国家债务问题,而陷入两难地步。欧债危机反映出欧元区体制的深层问题、欧元区货币与财政各自为政的脱节、欧盟协商与决策机制的效率、欧洲高福利政策带来的弊端等。
二、财政改革草案
上述欧元区体制的结构问题需寻求政治途径解决。早在2011年12月09日欧盟冬季峰会中会员国就达成修改里斯本条约的初步共识。2012年1月30日欧盟国家元首再度聚会,在制订欧盟新财政协议(fiscal compact)获得初步共识。欧盟会员国(除英国与捷克之外)同意在里斯本条约架构下增加“经济暨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条约”(The Treaty on Stability,Coordination and Governance i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以及“建立欧洲稳定机制条约”(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这两项条约。草案将赋予欧盟对欧元区国家以及愿意加入条约的其他会员国更严格的财政纪律监管。该草案预计在3月正式签署后就可进入会员国批准程序。有关此次峰会达成决议如下:
1.财政监管
各国政府承诺平衡财政预算,规定各国结构性赤字不得超过GDP的0.5%,以及政府财政赤字超目标自动惩罚机制(Excessive Deficit Procedure)。若会员国财政赤字超过规定,该国必须向欧盟提交减赤和改革方案,并需经欧盟监督和财政纪律的执行情况,欧洲法院也拥有强制执法权,如有违背,该国将遭受相当于GDP0.1%的罚金给予“欧洲稳定机制”。此外,欧盟国家需将预算平衡和自动惩罚的机制纳入具有强制性与永久性的国内法或是宪法。
2.“欧洲稳定机制”
时间已从2013年7月提前到2012年7月运作,规定只要代表90%资本承诺会员国完成国内法律批准程序就开始生效。并于2012年3月前评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与ESM两者合并,规模将达5,000亿欧元。同时依照欧盟2011年12月峰会共识,在欧盟条约修改前欧盟向会员国提供机制性援助的法律限制,峰会通过以双边贷款形式,允许欧洲各国央行向IMF提供2,000亿欧元贷款以加强其援助资源。
3.施行新的金融交易税
此点尚须经由欧盟理事会一致同意,但会员国之间尚无共识。法国表示将率先征收金融交易税,计划在2012年8月起单方面课征0.1%的金融交易税,10月调高加值税1.6%。而德国、意大利都支持征收金融交易税,但反对由各国片面推行金融交易税措施。英国反对按照目前的方案课金融交易税,坚持应全球范围内统一征收。目前欧元区9国(法、德、奥、比、芬、西、希、葡、义)已联名致函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丹麦,要求欧盟加快对金融交易税提案的审议进程,争取在2012年上半年能提交欧洲议会审议。1月峰会重点在于长期性财政结构的改革、建立永久性救援机制、新权威机构介入处理等问题。专家学者仍认为难以处理各国间竞争力差距过大与经常帐失衡的结构性问题,且为满足严苛的财政纪律,恐会拉大欧债诸国与核心国家竞争力的差距。
但若长期观察欧盟近几次峰会结论,欧盟现今发展出一种多边救援机制,为解决欧债危机带来契机:
一是将欧元区国家分类。一是“偿债能力不足”国家,对无力偿债国家,则需通过债务重整机制(像希腊),德法连手推动让希腊债务重整的计划,内容包括让债券持有人金融机构“自愿”将债务折减50%以及更严厉的新预算措施。
二是针对“资金流动不足”国家,给予完全资金需求(像爱、葡)。而义、西两国仍有偿债能力,目前看起来仅是资金流动性不佳。
二是监管欧洲银行。因欧洲银行拥有高比例债务,尤其法、德两国,会影响银行业导致信贷紧缩,避免从欧债危机衍生为银行危机,影响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欧债后续发展
欧洲高峰会对于短期内如何化解希腊、意大利债务危机以及衍生成欧洲银行业危机并无解决方案,欧洲央行又受限于条约约束,拒绝直接介入,买入欧债国公债。根据以往的经验,无法指望一场欧盟峰会解决欧债面临的困境。就目前形势观察,欧债的后续发展,有两种可能或选择:two Europe走向one Europe,或two speed Europe变成two Europe。
一种是欧元区的经济统一。除货币自外,各国也一并交出财政自。意即从这次危机中,认知到无进一步财政整合难以解决欧债的警讯。会员国下定决心,从“一个共同市场”及”一个共同货币”走向建立”一个共同财政”,最终制订”一部宪法”,完成彻底的全面整合。欧盟执委会主席巴洛索认为欧盟的本质应该是其成员属于欧元区,或努力走向欧元区,而非走向一个分裂的欧盟。这是欧盟至今强烈主张,2011年12月召开的欧盟冬季高峰会与2012年1月底峰会的走向倾向如此。德法两国一再强调希腊应留在欧元区,本意也在此。欧盟试图通过财政协议,解决货币统一与财政分散之间的结构性缺陷,并在各国宪法框架中来规范。但欧元区的长期稳定与均衡,需要中央政府协调运作。目前欧盟所做的其实只是统一的财政纪律,根本没有涉及政治上的统一,也未涉及资金上的互通有无。另一种可能发展是有问题的国家退出欧元区。欧洲债务危机从希、葡、爱逐步蔓延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其他欧元区边缘国家,进而威胁到欧元区整体经济稳定,已让两大金主德国、法国无力负荷。德国总理梅克尔面临国内拒绝救援的强大反弹声浪下,已有德国民众高喊退出欧元区、或将实力不足的国家踢出欧元区。法国和德国讨论大幅翻修欧元区,包括把欧元区变小但内部整合更紧密等各方说法。同时有学者提出,若希腊、意大利等欧债国家,有秩序地逐步退出欧元区,通过自身货币贬值解决经济难题,或许对欧洲经济有帮助。种种迹象透露欧元区仍面临部分裂解的疑虑,其实希腊的经济规模并不大,2009年其GDP占欧元区全体GDP之2.5%,在16国中仅排行第八,而希腊政府债务余额3,530亿欧元(约4,762亿美元,是2001年阿根廷950亿美元违约金额的五倍),仅为欧元区全体政府债务余额的3.87%。所以无论就经济规模或政府债务余额而言,希腊的比重都很低,希腊问题却影响全欧洲并扩及于全球。究其原因,欧元区不只是希腊问题,希腊仅是冰山一角,现一一反映在南欧国家中。欧债五国中,葡萄牙、爱尔兰(各占欧元区全体GDP的1.8%)、与希腊(2.5%)经济体小。这些国家倒债不会成为欧元区的末日,应不至于动摇欧洲统合基础。如今西班牙(占欧元区GDP的12%)与意大利(17%)相继出现问题,已非德、法两国意愿的问题,而是两国能不能或是否有能力背负欧元体系沉重负担的问题。希腊现在面对进退维谷的困境,欧元区债权人已愈来愈不愿意在希腊不遵守承诺的状况下提供支持。换言之,希腊必须在删减更多开支以交换欧盟以及IMF纾困款与债务违约并退出欧元区之间做出抉择。希腊与欧元区财长会议在2012年2月历经马拉松式谈判后,希腊终于可获得1,300亿欧元纾困基金。此外,民间债权人同意将持有希腊公债的面额减计53.5%,共1,070亿欧元,这意味着希腊危机暂时得到舒缓。在希腊问题暂时获得舒缓之际,葡萄牙却又传出要求欧盟纾困。
上述两种选项中,财政统一是一个举步维艰的过程,高峰会又凸显出欧盟内部矛盾尚存,不仅特立独行的英国合作意愿有限,德法之间矛盾分歧,在发行欧洲公债与金融交易税立场不一。财政联盟的成立引起是否会分化欧元会员国与非会员国疑虑?政策是否会向欧元区的核心倾斜,从而影响到非欧元区的利益?第二选项让有问题国家单方面脱离欧元区。欧元区既没有整合到有一个权威性组织能介入、有效的采取脱困行动,又不是松散到能够承担解体的成本。然而,希腊失序倒债、退出欧元、换回使用本国货币,对欧洲乃至国际金融与经济动荡风险难以评估,也许这种恐惧本身就足以让欧元区各国想尽办法维持欧元区完整。尽管希腊国债一直有违约的疑虑,但在欧洲统合大前提下,却是欧盟会员国始终不愿面对的选项。由于这场危机已暴露出欧元区各国内部政治冲突和经济歧异,这恐怕才是欧盟最需要担忧的问题。然而危机就是转机,欧盟这种由外而内的压力,或可成为欧洲国家在国内进行必要改革的力量,由此化解国内反弹的力量,甚至进一步促成会员国之间的团结。
四、结论
若欧债风暴扩大,危及到欧元区的完整性,就会重创全球金融市场,甚至波及到亚洲区域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欧债危机影响层面就会由金融市场扩散至实体经济层面。第二层面影响是自由贸易(FTA)效应。
参考文献
[1]http:///19/114951.Retrieved on 1 February 2012.
[2]朱小明编译.2012首场欧盟峰会聚焦就业[N].联合晚报,2012-1-30.
[3]Valentina Pop,“Czechs abandon EU fiscal pact,for now.”In http:///19/115080.Retrieved on 31January 2012.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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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德国联邦议会大选,现任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得票率41.5%,比上次大选增加了7.7%,而在席次上,则得到311席,比上届多出了72席。自欧债危机以来,欧洲已垮了12个政府,只有德国的联邦政府不但未垮,反而更加成长,默克尔已成了新的欧洲奇迹。连带也惹出许多新论题,其中最值得作理论探讨的,乃是理工科治国好还是法政科治国好?
近代欧美国家由于职业的分工,从事政治活动的几乎全是法政方面的人士。世界上因而形成了一种见解,那就是“法政治国论”。但默克尔却和这种公认的趋势完全相左。她是量子化学博士,因为她是政治的门外汉,她的治国风格遂和政治界完全不同。
由于她是理工科学家,她具有科学家才有的天赋记忆力。她和一个人谈话2个小时,可以不必做任何笔记,可以专心地听,听后全都记得,而且很会抓重点,这种本领是法政人士常常缺乏的。
近代“作秀政治”当道,政客及国家领导人都忙着赶行程,搞作秀,讲漂亮的空话,对正经事则尽量少谈,以免得罪人。作秀而不做事已成了一种世界现象。默克尔恰好是一个不会作秀的人,她实话实说,不讨好人,不怕得罪人。这种不作秀的风格,反而成了最好的作秀。 插画/ 茶茶
近来“民调政治”当道,政治人物天天忙着看民意调查报告,民意喜欢的就做,民意不喜欢的就不做,政治因而媚俗化,真正应做但短期不讨好的事反而无人敢做。但默克尔不然,她决策慢,认为对的,决定了就贯彻到底。就以欧债问题为例,包括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都认为德国应发行大量的债券来救市,但默克尔坚持财政纪律和收紧支出的重要。她的主张在2011和2012年被美欧等国骂翻,《经济学人》甚至用封面故事对她大力抨击。但她未动摇。到了今天,已经证明她可能才是比较正确的一方。在欧债危机中,欧洲政府垮了12个,只有德国反而是政府更为稳固,这也证明了政府不媚俗的重要。
因此,德国默克尔的成功实在值得研究政治理论的人去思考。近代人文社会科学在知识理论上是相对主义当道,它对事物的真理性保持怀疑,因而求真求实的态度已很稀薄。这种相对主义使得法政人士和学者只注重机会式的价值,而不重视本质性的价值,因而政治不再关心人的普遍价值,它造成政治的平庸化、作秀化和民调化。但科学家不然,科学家仍然相信真理的存在,仍持有求真的态度。当科学家从政,自然会比较追求真实,也不会一味地从众。理工科从政和法政科从政当然极不相同。
古典的民主理论相信社会的复杂,但这种复杂可以在中道价值上被统一,而且国家也有很多筹码来平衡社会的矛盾。但到了现在,由于政治媚俗,政府长期浪费,国家的筹码已告丧失,于是社会的矛盾遂告扩大,并各走极端,政党及政治领导人也只好被形势拖着走。就以最近的美国政府关门为例,它的真正原因即是政治人物长期不敢面对政府赤字、债务以及税务问题所致。法政型的政治人物只要选票而不去解决问题,这乃是关键。
近年来,西方已出现一种“政治平庸化”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平庸过日子,不惹大麻烦,不去碰根本问题,把一切问题都推给过去和未来,得过且过,已成了当代的全球趋势。平庸的政客正在创造着平庸的时代。
〔关键词〕欧债危机;保险业;国家经济安全
中图分类号:F84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2002705
一、引言
当前我国保险市场形成了原保险、再保险、保险中介和保险资产管理协调发展的比较健全的现代保险市场体系。截至2010年末,全国共有保险集团公司8家,保险公司126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10家。其中:中资保险公司共有73家,外资保险公司共有53家;全国省级分公司1 294家,中支和中支以下营业性机构68 061家;从业人员达34685万人。从保险业务发展情况来看,2010年保险总资产达到490万亿元,全国共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14 52797亿元,同比增长1383%,发展势头强劲。从另一方面看,2009年保险深度世界平均为7%,我国为340%;保险密度世界平均为595美元,我国为121美元[1]。这说明,我国保险业有了长足发展,但保险业发展和国际保险水平相比仍任重道远。本次欧债危机对我国经济没有直接产生较大影响,但危机发生后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并对一国经济安全与发展提出挑战。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保险业,在处理危机方面应采取相应的经营政策调整,以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二、文献回顾
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以及保险业发展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做了大量理论研究。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本质和特征研究上,张志波和齐中英界定了国家安全的内涵,指出现阶段国家经济安全就是指通过消除经济风险、保持经济稳定以保障经济持续发展,实质是提高国际竞争力[2]。郭连成和李卿燕对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领域进行研究,认为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3]。顾海兵和沈继楼提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通过加强自身机制的建设,使经济具备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应实施“积极而稳健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4]。从经济全球化角度,俞益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5]。黄永红提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所在是要实现经济稳定发展与国力增强,包括经济预警机制的建设和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网络的构建,消除经济安全隐患,增强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6]。从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与保险相关影响角度,孟汉颖等分析了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养老保险产生的影响,就政府、企业及农民工自身三个层面提出了养老保险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7]。吴建广通过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国保险资金投资的影响,提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保险资金运用的战略选择,包括稳健投资策略以及投资不动产[8]。孙艳颖和涂吉华对我国失业保险应对经济危机的发展对策进行研究,提出缓解经济危机导致的失业保险支出大幅增加压力的建议[9]。冷煜从金融一体化监管趋势下的保险监管角度,提出我国保险监管组织架构的未来取向[10]。
目前,绝大多数文献研究的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宏观经济战略以及保险业应对金融危机的具体政策建议,忽略了保险业在作为国民经济稳定器保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以及与自身发展的有机结合。因而,有必要基于欧债危机防范经验对保险业经营理念变革做出调整以适应自身健康发展和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三、欧债危机对于我国保险业经营理念变革的影响
1单一发展模式与综合平衡发展模式
从欧债危机看,欧洲国家经济增长模式普遍存在缺陷,严重失衡。一般来说,债务问题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在欧洲内部传统的贸易分工格局中具有比较优势,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这种优势随着高福利制度的实施以及国家的工资水平持续上升而逐渐丧失。比如,欧债危机起始国家希腊产业资源配置就不合理,主要支柱产业为旅游业和航运业,属于典型依靠外需拉动产业,具有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特征。希腊政府为了大力发展支柱产业并拉动经济快速发展,对旅游业及其相关的房地产业加大投资力度,其投资规模超过了自身能力,导致负债提高。另一支柱产业航运业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进入发展周期低谷,它的衰退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形成了巨大负面冲击。这样,在欧债危机中希腊经济难以抵御危机的冲击。同样的例证可以看到在产业结构中主要以出口加工业和房地产业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意大利,依靠房地产和建筑业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西班牙和爱尔兰以及主要依靠服务业推动经济发展的葡萄牙基本上是单一型发展模式为主,经济基础比较脆弱,经济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本身存在致命缺陷。
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稳定器的保险业首先自身要保持健康发展态势。在我国保险业表面辉煌的发展背后,产业结构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业务比例失衡。表1为2010年全国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原保险费收入。
从表1可以看出,在我国保险业发展过程中尽管产业内各个险种发展都有了较为明显的增长,但是保险产业内部结构极不平衡,整个产业基本以单一发展模式进行运营。在财产保险业务中,机动车辆保险业务占到整个财产保险业务的70%以上,而与农业发展紧密相关的农业保险所占比例不到4%,信用保险占财产险业务的比例不到3%,对于经济危机中具有防范贸易损失扩大的出口信用保险占比更小。在人身保险业务中同样的情况仍然很明显,人寿保险业务甚至占到90%以上,健康险业务和意外伤害险业务占不到10%。这样财产保险中的主干机动车辆保险业务的暴露风险以及人身保险的核心人寿保险业务在所面临的长寿风险、利率风险全部加总在整个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业务上,由整个保险业承担。我国保险业产业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具有类似欧债危机发生的前提条件。同时,保险业地区发展严重失衡:2010年东部16省市原保险保费收入8 50755亿元,占全国原保险总保费的5856%;中部8省市原保险保费收入为3 37142亿元,占全国原保险总保费的2321%;西部12省市原保险保费收入为2 60620亿元,占全国原保险总保费的1794%[1]。为此,要转变保险经营理念,变单一发展为综合平衡发展,统筹规划,形成各个险种以及各个发展地区之间的相互支持和配合。
2单纯商业运营和参与社会管理及公共服务
由于历史传统,欧洲债务问题国家普遍实行较高福利的刚性社会保障制度,而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原因,其生产力发展长期落后于福利增长,造成福利政策与经济发展极不协调[11]。巨大的福利支出和政府养老服务支出造成财政支出负担沉重、入不敷出。财政收入减少和政府债务的不断上升给国家财政带来巨额赤字,形成恶性循环,是欧债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12]。同时,在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影响下,失业人口激增,这给本已经承担巨大压力的财政支持带来更大的缺口,加剧危机影响。
商业保险公司具有普通商业性公司的经营特性: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同时应该看到,保险产品同样具有“准公共物品”特性,即保险具有参与社会管理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功能。目前,我国人口即将进入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激增,而由国家财政支持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和力度都很有限,如何应对养老和失业问题,仅靠国家财政投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而商业性养老保险可以在这一方面提供有益的必要的补充,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发挥其社会管理的功能,丰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国家财政提供有力的支持,消除危机发生的根源。同时,保险业作为第三产业重要组成,具有吸收劳动力的作用,可以增加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失业压力。
3虚拟经济投资与实体经济投资
欧洲债务危机的快速蔓延,给全球资本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为避险需要,资金将会纷纷流回,大量资金从中国资本市场流出,必将导致我国股市较大程度波动,给所涉及的我国公司企业带来经营危机。此外,欧债危机导致欧元的贬值使得中国投资者的在欧资产大幅度缩水,资本回流停滞。从国内保险投资角度看,据统计至2010年末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490万亿元,资金运用余额为460万亿元。从配置结构上看,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8006%,权益类资产占比1680%,股权和债权投资余额占比499%[1]。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的渠道非常狭窄,银行存款和债券资金占比过大。这样,欧债危机对我国国内债市与股市产生巨幅波动,保险机构的股票和基金资产净值减损,债券收益率连续下跌,直接影响着保险资金占比80%以上的固定收益资产配置的投资收益。
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为解决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狭窄、保值增值难度大的问题,对保险资金的运用做出新的具体规定:将现行的“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拓宽为“买卖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并增加了“投资不动产”的内容,极大地拓宽了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并指明保险资金投资的具体方向。保险资金运用由原来的以虚拟经济为主要投资方向应该逐渐向以增加社会总福利的实体经济方向转移。加大实体经济的投资比重,投资以养老、医疗为主要经营业务的社区服务实体或者投资以建设保障房、廉租房为主的实体企业。这样一方面增加全社会总福利,同时保证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
4纯粹行业发展与国家经济安全
欧债国家在这次危机中金融机构体制机制不完善,抵御风险和保护金融安全能力不强。可以看到,欧盟国家普遍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不平衡,实体经济基础薄弱,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最为明显的例子是,葡萄牙服务行业持续增长,创造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绝大比重,而工业和农、林、牧、渔业创造增加值比重极小。近几年,葡萄牙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从传统的制造业向高新技术行业转型,政府通过大量贷款来扶持高科技企业,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导致融资成本剧增,从而使葡萄牙整个国民经济受到冲击,也给欧债危机埋下隐患。同时由于欧元区存在制度缺陷,使得维持低通胀和保持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和着力于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很难统一协调,加剧危机发生[13]。
应当看到,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也不近成熟,保险业发展滞后于实体经济,如间接融资比重较高、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够及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度较低等,这说明金融机构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深化,金融保险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能力还有待加强。作为国民经济稳定器的保险业在保证本行业健康发展的同时,具有夯实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使命。因此应建立与我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金融安全服务体系,发挥保险服务金融的重要作用,提高保险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在保持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同时,制定并实施保险业长期发展战略,为重点发展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提供急需资金,为高风险领域提供保险。这同时涉及到保险业发展模式的确定,是短期高额获利经营还是长期可持续发展。保险业是国民经济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保险不能完全脱离国民经济发展,形成完全的虚拟经济,应该与国民经济的第一第二以及第三产业的其他部分形成互相支持和发展的良性循环。国民经济安全和稳定发展是保险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
四、我国保险业经营政策调整
1积极进行保险产品结构调整
在稳步发展现有主干机动车辆保险和人寿保险产品基础上,大力发展有关国计民生的各个险种,以形成产业平衡发展。重点发展全面覆盖农、林、牧、副和渔业等方面的农业保险,这对于发展现代农业,改变我国“二元制”经济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扩大企业财产保险投保比例和经营规模,积极探索企业财产保险作为财产保险又一主要业务来源的发展模式;积极开展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和养老保险的专业化建设;大力支持保险公司开展与本地区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性特色保险,形成独特品牌;打破行业垄断,营造竞争有序的保险市场,并最终形成产业规模效应,彻底改变目前保险业中“一支独大”和保险产品“同质性严重”单一的运营格局,从根本上为保险业自身发展奠定良好的风险防范基础和不断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2积极发挥社会管理的职能
目前,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问题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应该汲取欧债危机教训,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大力发展商业性专业化养老保险,提高居民养老生活水平,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从资金利用成本方面减少类似欧债危机发生的可能。同时,作为第三产业重要组成的保险业具有吸收劳动力功能,可以解决由于人口转型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稳定社会发展基础。值得重视的是,2亿多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失业保险,而他们恰恰是失业风险较大的群体。另外,在目前业务开展基础上,应重点发展和完善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稳定和谐发展领域的保险制度,诸如医疗责任保险及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旅行社责任保险、校方责任保险及进城农民工医疗和养老保险等,营造安定团结的经济发展环境。
3调整保险资金的主要投资方向
从主要投资银行存款、股票和债券,逐渐转移到实体经济投资。欧债危机爆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债务问题国家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脆弱性,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结构难以满足保险资产与负债匹配的要求,尤其近两年我国资本市场巨幅波动,造成保险资金面临巨大风险,不利于保险资金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调整保险投资方向势在必行。加大保险资金以债权、股权等投资方式投资不动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参与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资金比例。一方面,可以在较长时期内保证保险资金有稳定的收益和风险最小化,另一方面,保险业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逐渐提高全社会居民生活服务水平,增加社会总福利。
4服务于国家经济安全
应制定保险业长期发展战略并全面稳步推进各项保险改革,不断开拓保险市场的广度与深度,丰富社会资金的投资渠道,继续推进保险机构治理机制完善和风险管理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保险业国际化进程。大力扶持具有稳定出口贸易功能的出口信用保险发展,服务于国家应对危机需要和国民经济安全;加速推进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完善存款保险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服务于国家金融安全;大力开展高新科技保险、核保险类保险产品设计,为涉及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和重点领域提供有力保险支持;积极探索水、森林、矿产、煤炭和稀有金属等环境资源保险;参与产业结构调整,鼓励低碳企业发展并提供低碳保险,促进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发展;以商业保险为牵头,加快政策性巨灾保险建设形成较完善的巨灾风险防范体系,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综上,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继续坚持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经济结构失衡是引发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对于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健康发展,在快速增长的背后经济结构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现代化农业发展规模小;工业结构中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过小,服务业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以粗放式、能源高消耗式增长为主,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等。因此为保障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继续坚持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针,使我国经济朝着结构更加协调和优化的方向发展。在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应当积极发挥保险业服务金融与经济的重要作用。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稳定器的保险业发展自身持续健康发展与发挥其对经济的积极作用两者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目前我们应该积极调整保险经营理念和采取相应对策,给经济发展提供必要支持和有力保障。总而言之,欧洲债务危机给我们所带来的教训和影响不能仅仅放眼于短期政策的微调,更要考虑到今后长远发展的影响。这次危机我们看到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完善安全保障机制,大力发展保险业,使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名副其实的稳定器。短期内的保险发展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问题,不能只一味地追求短时期的高业绩与高回报,而忽略对未来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影响。应从宏观的角度和长远的眼光,采取真正有效有实质性改变的保险体制改革发展措施,促使保险经营理念真正改变。保险的基本功能是分散风险,应转变经营理念、务实服务经济,保持保险业自身和国民经济协调一致发展,提高防御金融危机能力,保护国家经济安全,达到“双赢”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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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债危机;危机原因;影响;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23-0092-03
一、欧债危机发展过程及原因分析
(一)发展过程
何谓欧债危机?欧债危机即欧洲的债务危机。是指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希腊等欧盟国家所发生的债务危机。欧债危机始于希腊债务危机,2009年底希腊新政府首次披露了其高达3 00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分别为12.7%和113%,进入2010年后,希腊的财政状况继续恶化,它的财政债务占GDP比重为156%,到2012年光是公共债务就166%。根据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欧盟成员国财政赤字占当期GDP的比例不得超过3%,公共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不得超过60%,而希腊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却远远超出了这个比例。2010年4月17日标普将希腊的信用评级降低至垃圾级别,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欧洲债务危机。随后欧债危机呈现出多米诺骨牌效应,为帮助希腊走出危机,为阻止危机向全球金融危机演变,欧盟(EU)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先后紧急出台了1100亿欧元和7500亿欧元的救援措施,外部救援不仅使危机没有得到缓解,反而使危机波及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现在整个欧洲大陆仍笼罩在债务危机的阴霾之中。
(二) 原因分析
1.“凯恩斯综合征”的集中发作
“凯恩斯综合征”的症结是政府支出依赖征。凯恩斯宣称,要“拒绝萧条”努力保持一种永久性的“准繁荣状态”,把政府支出当作促进经济增长的助推剂,通过发新债还旧债,长期保持赤字财政,建立了现代化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缓解了社会矛盾,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与繁荣。这是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提出的一条应对之策。战后却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模式,无论经济状况好坏,都采用这种模式,西方国家经济普遍患上了“凯恩斯综合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赤字规模越来越大,负债水平越来越高,终于导致债务危机集中爆发。
2.经济结构长期发展失衡
欧洲一体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以法、德、荷兰等为核心,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等中南欧国家为的“圈层式”发展区域。“核心”国家具有较强的经济竞争力,拥有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柱性实体产业,而“”国家经济结构落后,传统工业萧条后,新兴产业几乎是一张白纸,缺乏能从根本上长期推动这些国家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如希腊和西班牙这两国属于欧元区中经济结构相对不合理的国家,他们的经济更多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和旅游业,而且这些国家又不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使得经济在危机冲击下显得异常脆弱。
3.刚性的社会福利制度带来的沉重负担
欧洲社会福利保障内容包括生育保险、教育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及养老保险等,是典型的“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了非常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在高福利的条件下,欧洲人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更会享受,更加“养尊处优”。经济发展的进取意识越来越淡漠,勤劳致富的动力丧失殆尽,政府花钱把人养懒惰了。而国家随着国民福利待遇日渐水涨船高,不得不依赖外债维持财政。由于这些国家的高福利模式大多是靠举债维持的,这使它们陷入了高福利陷阱,进退两难。为了维持高福利,政府难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经济增长上,从而使欧洲经济越来越失去活力。
4.独特的财政货币政策
欧债和美债不同,美债是一个国家,而欧债是一个联盟,它只是一个货币联盟,没有政治联盟。美债出现问题之后,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美联储,它可以通过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把风险转嫁出去,而欧债却没有这个功能,这就使其经济制度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欧元区国家不具备通过增发欧元对冲债务的条件。欧元区成立之初只是统一了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财政政策,财政大权依然被视为各国范围内的事情。这种经济二元结构一开始给债务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
5.欧盟救助机制的不完善
欧元区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在某些国家经济遇到困难时,欧洲央行却不许对单一国家实施救助,只能靠成员国自救,这就使得欧元区内的救助机制难以建立。而当危机出现时,各欧元区国家也不愿意为其他国家背负债务负担,因此各成员国在出台希腊救助机制过程中表现出种种分歧和矛盾,暴露出危机处理能力的不足。是否要对身陷危机的国家施以援手,主要取决于德国和法国的态度。法国坚决支持救援,德国在救援问题上左右摇摆;法国政治意愿有余而经济能力匮乏,德国则经济能力尚好但政治意愿淡薄,因此致使欧洲危机不断蔓延。
二、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自欧债危机发生以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萧条,许多西方国家都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与一些发达国家情况正好相反的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同时,国际收支双顺差和不断增加的巨额外汇储备也成为西方国家推动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出口商以“不公平的低价”抢夺世界市场,因此逼迫人民币升值,进而将这一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责难,向中国施压。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人民币升值面临的是投机压力。这个投机的压力一方面来自政治的,另一方面来自国际炒家。而政治压力完全是无中生有。如美国总是这样认为,对人民币低估是造成美国大量的贸易赤字,以及美国的经济萧条,大量失业的原因所在。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基本表现都不好,而中国仍在快速发展,不在自身查找原因,专门妒忌他国的发展,自然中国就最容易成为攻击对象。同时,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来自一些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国际炒家。这些国际热钱一直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1997年之前是流到东亚经济,可以炒亚洲汇率;而后亚洲泡沫破掉了,造成了金融危机,热钱就跑到美国,又把互联网泡沫炒高了;互联网泡沫破了,他们就需要找下一个出口,于是中国就成为国际炒家的目标,这也是因为美国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的结果。我们对外界的压力应该遵循温总理在两年前提出的“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原则,既要考虑外界的态度,又要考虑自身的能力,不能屈从外部的压力而升值人民币,应好好吸取“日元被逼升值”的历史教训。
2.影响中国对欧洲国家出口
由于欧盟是我国第一大出口市场,欧元区的动荡和经济放缓势必影响我国出口。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7月,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进出口总额约为480亿美元,同比下降8.9%,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293.7亿美元,下降16.6%;今年1至7月,我国对欧盟出口同比下降3.6%,这就意味着对欧盟出口增速比总体出口增速低11.4%,这一缺口就影响了1 300亿美元的出口额。在我国外贸出口的主要对象中,占据前三位的是欧盟、美国和日本,这三国就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60%。尤其是欧盟,已经成为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和第二大进口市场,目前占中国出口的20%左右。根据德意志银行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的研究,欧美经济增长每下跌1%,中国出口增长就要下跌6%。
3.导致外汇储备缩水
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外汇储备达3.24万亿美元,美元、欧元和日元是我国主要持有的外汇储备。而欧债危机的发生导致欧元贬值,使得我国持有的欧元资产大幅缩水,从2011年6月至10月人民币兑欧元的汇率情况看,最高点是2011年6月8日,当天1欧元兑9.5058元人民币,最低点是2011年10月10日,当天1欧元兑8.5345元人民币,4个多月欧元累计贬值10.22%。这将使得我国经济利益蒙受巨大损失,也给我国对欧洲增加投资增添了阻力。
4.受欧盟自贸区战略的影响
为应对债务危机挑战,欧盟各国开始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力图在未来5年内使本国与自贸伙伴的贸易额覆盖其50%的域外贸易额。为此,欧盟积极推进与我国周边经济体的自贸区建设,先后与印度、东盟、新加坡、日本等国进行自贸协定谈判。而欧盟与韩国的自贸协定,在2011年7月已经正式生效,这次协定很可能会成为欧盟与亚洲贸易关系中扭转乾坤的关键。我国在出口产品方面与上述经济体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如果处理不当或失去时机,很可能造成欧盟贸易转移,对我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面临金融和经济环境压力,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会有所抬头,这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1.抢抓机遇,推进人民币走向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尽管目前人民币境外的流通并不等于人民币已经国际化了,但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扩大最终必然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使其成为世界货币。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尤其依赖于资金财富。因此,一旦实现了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可以减少中国因使用外币引起的财富流失,而且将为中国利用资金开辟一条新的渠道。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后最直接、最大的收益就是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铸币税是指发行者凭借发行货币的特权所获得的纸币发行面额与纸币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在本国发行纸币,取之于本国用之于本国。而发行世界货币则相当于从别国征收铸币税,这种收益基本是无成本的,可为中国利用资金开辟一条新的渠道,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产生一定影响。另外,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还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可以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要想在全球金融资源的竞争与博弈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加入货币国际化的角逐中。但人民币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处理不好将会给国家经济发展和货币政策带来不利影响。人民币国际化使中国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国际金融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中国经济金融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货币国际化后如果本币的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出现偏离,或是即期汇率、利率与预期汇率、利率出现偏离,都将给国际投资者以套利的机会,刺激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流动,并可能出现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产生的“群羊效应”,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产生一定影响。此外,人民币国际化后,国际金融市场上将流通一定量的人民币,增加人民币的供应量,从而削弱货币政策的实施效应。
尽管一国货币国际化会给该国带来种种消极影响,但长远看,国际化带来的利益整体上远远大于成本。美元、欧元等货币的国际化现实说明,拥有了国际货币发行权,就意味着制定或修改国际事务处理规则方面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美元之所以能够长期发挥世界货币作用,其综合实力是最根本的。人民币要想挑战美元,尚需假以时日,必须以中国国力的稳定发展作为依托。但无论如何,人民币的跨境结算已为此吹响了前进的号角。中国近30年的发展速度非常快,经济实力逐步增强,人民币国际化已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也取得了一些突破,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根据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成功实施为人民币“亚洲化”甚至“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绝不可能风光无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国际化进程中,人民币必将遭遇其它货币的竞争与挑战,因为世界货币的角色谁都不会轻易让位。因此,我们也不要急功近利,可采取试点推广的方式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第一,实现大中华区的人民币化,即: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实现人民币化;第二,实现中国周边的人民币化,即:蒙古、俄罗斯、朝鲜、韩国、越南、老挝、缅甸、尼泊尔等国家实现双边贸易结算的人民币化;第三,实现人民币的亚洲化;第四,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2.重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加强风险控制
美国有次债,欧洲有欧债,中国有地债。虽然中国目前还没有债务危机之忧,但却需要有防范债务风险的远虑。目前,中国的国债余额总量约为10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重不足25%,远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安全标准。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却要严重得多,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10.7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加上国债余额,那么中国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就将翻一番,达到约50%,接近警戒线水平。目前中国政府不存在无力偿还的情况,但一旦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积聚过度,势必会对银行系统产生重大的冲击,因为这些资金的80%以上都来自于银行体系。到头来会威胁整个金融系统。因此,中国在控制债务规模的同时,现阶段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到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上。
3.保持经济的“生产性”,防止实体经济“空心化”
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在其名著《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中曾说过,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产性”,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实际上,这种“生产性”不仅是霸权国家盛衰的重要基础,也是一般国家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基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欧洲金融服务业快速发展,但制造业外迁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导致欧债危机。这向我国敲起了警钟,保持经济的“生产性”对我国经济安全非常重要。十报告明确指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只有按照这一指示去发展我们的经济,才能避免重蹈欧洲的覆辙。
4.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保持国民福利与经济同步发
欧债危机暴露出一些国家寅吃卯粮、无力负担高福利的弊端,但这不能否定福利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也决不能将提高国民福利、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欧洲之所以长期保持稳定和经济发展,就是受益于其福利制度。保持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是一个国家健康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欧债危机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要理性地、积极主动地推进体系建设,避免短期福利政绩病,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健康发展。目前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提前到来的老龄化浪潮,再加上各项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备,财政收入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快速增加,是必要的,对于加强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增加社会保障时,必须坚持量入为出的实事求是原则,不可贪图政绩而拔高社会福利标准。
5.做到未雨绸缪,谨防外汇储备大幅缩水
第一,适当减持美国国债。持有大量美国国债风险很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7月24日的最新报告,美国联邦公共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达99%,预计2012年将达到103%。中国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保持多年贸易顺差,以丰富而廉价的资源和商品换来了大量美元,再反身过去投资美国债券。美元在贬值,中国在美国的储备也在日益化水。如果再购买美国国债,中国将遭受更大的损失。所以,建议中国应减持美国国债,将外汇储备投资黄金或资源类产品,或多元化和分散化投资外汇储备,从而规避单一投资的风险。
第二,战略性使用外汇储备,寻找双赢机会。可将部分外汇储备加上配套人民币资金,设立专门的基金,加强与欧元区的国家、公司及个人合作。以资本投入、补贴等方式,购买欧洲的技术,引入欧洲的专业人才,提高对国内环保产业的支持力度,加大对空气及水等环境治理力度。将外汇储备投资到有利于子孙后代的碧水蓝天工程,既有利于缓解外汇储备的潜在风险,又可不扩大现有产能地刺激本国经济,给欧元区带来一定的外需,加强与欧洲在环保上的合作,提高未来谈判的筹码。
第三,建立新机制使储备转化为投资。首先,人民币汇率改革要重视“人民币与美元部分脱钩”,真正与一篮子货币挂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我们不再盯住单一的美元,而是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其次,“藏汇于国”与“藏汇于民”并举。现阶段,我国的外汇基本都集中在国家的手里,属于“藏汇于国”。要实现“藏汇于国”与“藏汇于民”的并举,就要进一步改革强制结售汇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外汇储备的风险能够被分散、被有效分担,所以可以考虑比例结售汇制度,国家持有外汇储备总量的50%或是60%,剩余部分分散到民间储备。当然,对于民间持有的外汇储备,要加强政策引导和金融监管,预防或减少因为民间储备的增加可能新增的风险。再次,可以鼓励民间资本到欧元区寻找机会,因为欧元区将政策重点从紧缩逐步转向增长,加上欧元区的实体经济仍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但考虑到我国企业对欧元区熟悉程度不高,可借助我国驻欧机构、我国、香港和欧盟商会各种力量,加大对欧元区法律、社会以及经济的研究和推介力度。
欧洲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犹如一艘出了严重故障的巨轮,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颠簸前行,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走出来,但是中国能够吸取的就是要学会从欧债危机中找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钥匙。我坚信,假以时日,我们这个受世界瞩目的东方大国一定能够真正崛起,成为世界的领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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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之吻
11月3日凌晨,“神舟八号”飞船和“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在茫茫太空紧紧“相拥”,这标志着继掌握天地往返、出舱活动技术后,中国突破了载人航天三大基础性技术的最后一项――空间交会对接。
据介绍,作为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的最终目标,将于2020年前后在轨组装的空间站预计60吨左右。空间站的建成有可能让非职业航天员加入飞行乘组,“太空游客”乘坐“神舟”访问中国空间站的日子将不再遥远。
【舆情词库】
中县干部
中县副科级以上干部1000余人。如果把产生五个以上副科级干部的家族称为“大家族”,五个以下、两个以上的为“小家族”,中县可以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这个数字揭示出家族政治在中县的影响。
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写出25万字的博士论文。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披露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力图还原该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冯军旗的博士论文题为《中县干部》,“中县”既指中部某县,也即“县里的中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解剖“中县”这只麻雀,对于制衡与监督基层县治,意义重大。
【怪味豆】
潘币
潘,是“单位潘石屹”的简称,房地产计价单位,一潘就是1000元/平方米,十潘就是10000元/平方米。
语出潘石屹拿乔布斯开的玩笑。乔布斯过世后,潘石屹微博发贴“对乔布斯最好的纪念就是苹果公司马上推出1000人民币以下的iphone手机给大家使用,让每个人都用上iphone,就是对乔布斯最好的纪念”。后面有网友转发评论“潘总哪天去世了,也请贵公司推出1000元/平米的房子吧,十几亿人民都会纪念您”。
热潮蔓延到现实世界,已有房地产商打出“全城热卖,8.8潘起!”10月26日,潘石屹在其微博上推出了“潘币”,展示了他自嘲的本领以及扭转公关失误的能力。潘石屹说:“对我的嘲弄无疑反映了人们对房价的不满。”
【寰球语文】
70亿地球
“这个孩子的生日,是个叫人高兴不起来的日子。”10月31日,随着婴儿的啼哭,全球人口总数首次突破70亿大关。面对越来越拥挤的地球,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焦虑反映了人类在“人炸”压力下的忧患意识。
从10亿增加到20亿,人类用了100年;从20亿到30亿,用了30年;而从60亿到70亿,只用了12年。70亿人的地球,不仅是一个日益拥挤的星球,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日前,联合国启动了“70亿行动”,呼吁世界各国在贫困和不平等、赋予妇女和女孩权利、生殖和健康权利、年轻人、人口老龄化、环境城市化等领域采取联合行动。
呼吁行动的各项,大概是70亿地球每天都要面临的挑战。
曼氏破产
因对欧元区债务大举押注导致巨额亏损,美国投资公司――全球曼氏金融10月31日正式提出破产保护申请。这是美国历史上第公司破产案,也是自雷曼兄弟2008年9月申请破产以来最大的证券公司破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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