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政策范文

时间:2023-03-12 07:37:39

农业政策

农业政策范文第1篇

一、农业政策调整的基本背景

2004年农业形势好是相对前几年粮食减产和农民增收缓慢来讲的;2004年农业政策针对性强是针对前几年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来讲的。对2004年的农业政策调整要有深入的理解,必须先对我国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所处的宏观环境有所了解。

(一)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扩大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这几年,虽然农产品供给充裕,但农民增收非常困难。由于农产品供大于求、农产品价格连年下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1997—2003年的7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年增长速度为4%,只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的一半左右。虽然国家“九五”和“十五”规划目标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均为5%,但这7年中没有1年达到规划目标。从收入增长的绝对数来看,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622元,比1996年的1926元增加了696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4838元增加到8472元,增加了3634元。城乡居民收入比值1996年为2.51:1,2003年扩大为3.23:1。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扩大是农业政策调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二)粮食产量下降,供求关系趋紧200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4.9亿亩,是历史上最少的年份;总产量4307亿公斤,减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人均粮食产量334.4公斤,降到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1996—1999年,我国粮食连续4年丰收,从2000—2003年,粮食连续4年减产,后4年平均产量与前4年相比,粮食产量下降500亿公斤以上。同时,粮食消费量逐年增加,粮食产需平衡的年度缺口逐年扩大。弥补粮食产需缺口主要靠挖库存。在粮食总量关系趋紧的同时,品种结构矛盾逐步暴露,特别是大米短缺的问题较为严重。粮食供求关系由供大于求向供求趋紧转变,主要标志是2003年10月份和2004年3月份粮食价格出现两次较大幅度上涨。2003年10月中旬后,国际市场大豆价格上涨引发国内粮食价格上升,主要是大豆、小麦及面粉价格明显上涨,涨幅达20%左右。2004年2月下旬到3月份,南方部分地区大米价格大幅上涨引发全国大米价格上升,带动粮食价格上涨。2004年3月中旬,与上年同期相比,3种主要粮食品种平均价格上涨50%左右,其中大米价格上涨60%~70%,小麦上涨40%以上,玉米上涨21%以上。粮食价格由长期持续低迷到连续出现上涨是粮食供求关系出现新变化的重要信号。

(三)生产要素流失,资源约束增强近几年我国农业和农村生产要素大量流失,给农业发展带来严重的“硬伤”。生产要素流失突出表现在耕地和资金两个方面。从1996—2003年,由于退耕还林、农业结构调整和非农建设占用等多种原因,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亿亩,平均每年减少1400多万亩。耕地减少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造成实质性的、不可逆的损害,使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矛盾更加突出。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偏离“三农”的倾向十分严重,农村资金大量通过金融机构流入城市。农村资金短缺、农民贷款难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四)农民权益受损,社会矛盾突出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导致农民利益大量流失,而且征地补偿款拖欠严重。以土地换取发展资金,随意以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招商引资,严重侵害农民利益,引发诸多经济和社会矛盾。拖欠农民工工资极为普遍,仅建筑领域2003年底以前的拖欠工资就高达几百亿元。农民工的要求并不高,回家过年能够足额领到微薄的工资就心满意足。农民因征地问题的上访增多,农民工以极端方式讨要工资的事例增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五)投资规模膨胀,通胀压力较大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6.7%,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7.2%,为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汽车、纺织投资增长过快,投资规模过大,导致运力紧张,能源和部分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2003年国内生产资料市场销售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升8.1%,其中钢材价格上涨21.1%。在整个经济已经绷得很紧的情况下,农业特别是粮食供给和价格又发生大的问题,与煤电油运紧张、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交织在一起,出现“两碰头”,加剧了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矛盾,甚至影响稳定的大局。出于对这种局面的担心,政府加大了对农业政策的调整力度。

二、农业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推进,对我国工业化发展已进入中期阶段认识的统一,政府已经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对农业政策逐步进行了调整。2004年中央发出1号文件和其他多个文件,农业政策调整的步伐明显加快,集中出台了一批新的带方向性的政策措施。

(一)“多予”政策(1)增加粮食生产投入。全国共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16亿元对部分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在前两年对部分地区的大豆和小麦实行良种补贴的基础上,把良种补贴试点范围扩大到部分地区的水稻和玉米,中央财政安排粮食主产区的良种补贴资金28亿元。对部分地区农民购置大型农机具给予适当补贴,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共安排这方面的专项补贴资金4.7亿元。(2)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投入。中央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到550亿元,农村“六小工程”的投入超过280亿元,农村扶贫开发投入达到122亿元,农业综合开发投入达到89亿元。正式启动国家优质粮食产业工程,选择一部分有基础、有潜力的粮食大县和国有农场,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国家优质专用粮食基地。第一次明确了将土地出让金的部分纯收益用于农业土地开发,规定市、县将不低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15%用于农业土地开发。(3)增加农村社会事业投入。坚持新增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启动西部地区农村教育“两基”攻坚计划,重点支持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继续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和远程教育示范工程,对农村部分家庭困难的学生免费发放教科书。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支持部分地区乡镇卫生院建设,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建设。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的支持。

(二)“少取”政策(1)少收农民的税。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农业税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5年内在全国取消农业税。后来鉴于粮食生产形势的严峻,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国家决定加大减免农业税力度。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全部免征农业税试点,在河北等11个粮食主产省(区)降低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其他地区降低1个百分点。一些沿海省份及其他地区有条件的县也自费进行了免征农业税的改革试点。全国减征免征农业税233亿元,取消农业特产税68亿元,农民由此减轻负担共计301亿元。中央财政新增转移支付216.6亿元,加上以前基数,用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资金达到520多亿元。(2)少征农民的地。严格保护耕地,全面清理整顿开发区,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案件,暂停半年审批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在全国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大检查。对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补偿安置情况进行清理检查,特别是突破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使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依照现行法律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不足以支付因征地而导致无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省级政府应当批准增加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达到法定上限,尚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当地人民政府可以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予以补贴。

(三)“放活”政策(1)放活粮食流通。在前几年放开主销区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了主产区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实行购销市场化和经营主体多元化。粮食期货市场进一步发育,玉米和黄大豆2号期货品种正式上市。(2)放活农村金融。扩大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范围,减轻历史包袱,完善产权结构,健全内控机制,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着力增强农村信用社活力。鼓励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鼓励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3)放活农民就业。消除不利于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障碍,继续清理针对进城务工农民的歧视性政策和各项乱收费。重点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活动。研究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上学问题,一些城市已出台了具体的办法。为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开展对外出务工农民技能培训的“阳光工程”。

从2004年的实践来看,我国农业政策调整表现出3个基本特点:(1)对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坚定。面对2003年10月和2004年3月两轮粮价上涨,人们担心粮食流通市场化的进程会中断。但政府毅然出台酝酿已久的市场取向的新一轮粮食改革政策,在粮食流通市场化道路上迈出了最后一步。(2)对市场经济的驾驭能力明显提高。理性对待粮食回升,既没有过早平抑、扭曲市场信号,也没有向管制体制复归。这与1993年第四季度国内粮食市场出现波动以后当时政府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形成明显反差。(3)对经济手段的运用更加娴熟。利用市场粮价的回升刺激农民增加生产投入。充分运用补贴等经济手段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特别是对水稻加大良种补贴力度。对重点粮食品种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政府先后公布了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和粳稻的最低收购价格,提前发出价格信号,引导农民发展水稻生产。

三、农业政策调整的走向

2004年虽然在农业政策调整上迈出了一大步,并且实际效果很好,但这并不表明农业政策调整已经完全到位。下一步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总的走向是稳定、完善、强化。下一步农业政策调整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政府要与市场合理分工,市场解决起来更有效率的就由市场去解决,政府解决起来更有效率的就应当由政府来解决。比如2004年对化肥价格的管制效率就很差,是典型的政府越位。由于化肥的上游产品煤、电、油、运、气价格全面上涨,以及国际市场化肥价格上涨,控制国内化肥价格造成企业开工不足、化肥出口增加和进口减少,结果加剧了国内化肥供求失衡的矛盾。(2)既不能只讲成本,又不能不讲成本。任何政策工具都是有成本的,对政策工具的选择必须进行成本效率分析,并且要完善政策成本的分担机制。有人认为2004年出台的补贴政策成本太高。实际上,据对一些县的典型调查,粮食直补的行政成本约为补贴总额的5%~10%。与国外农业补贴项目相比,我国的粮食直补项目是非常有效率的。问题在于,粮食直补项目中没有列支行政成本,而是完全由地方政府自行承担,这样地方政府就会感到成本很高。(3)既不能照搬国外做法,又不能不理睬WT0规则。政策要符合我国国情,要与国际惯例接轨。2004年出台的政策中,既有与粮食生产挂钩、直接影响粮食生产和贸易的干预政策,又有不与即期生产挂钩、对生产和贸易没有直接影响的补贴政策,还有旨在促进结构调整的支持政策。对这些政策要进行准确定性,要注意8.5%的黄箱支持上限。(4)既不能不保持连续性,又不能过分路径依赖。农业政策一经采行,无疑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但也要注意克服路径依赖,跳出现有思路,出台新的政策措施。目前各方面对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呼声很高。我国农业政策正处于十字路口,是步日本、韩国之后尘走向高补贴、高保护的不归之路,还是选择比较优势战略、建立高效率的农业产业体系,亟待作出理智抉择。版权所有

农业政策范文第2篇

一、美国政府农业扶持政策发展状况分析

美国农业政策由来已久,早在南北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就制定了一系列农业发展政策,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外需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到了20世纪20~30年代,由于国内外市场收缩和严重的生产过剩,美国农业经历了空前严酷的危机。为了避免农业部门的全面崩溃,从1933年罗斯福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农业政策,支持农产品价格和农业收入,到这些政策和技术进步使生产发展大大超过需求增长时,政府转而制定扩大内外需求的政策。所有这些政策的汇集,成为战后历届政府推行的联邦农业政策体系。该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发展农业生产、降低生产成本的政策。

1.发展农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联邦政府向农业地区提供或资助发展交通运输、供电和通讯事业。20世纪30~60年代,政府累计农业投资88亿美元,使680万农户受益。

2.推动农业科研和技术普及。联邦政府通过各地建立起来的农业院校、农业试验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三级机构推动农业生产水平和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此外,农户还可以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获得有关市场、管理、气象、病虫害和技术方面的信息和指导。

3.提供农业信贷和农产品保险。农业信贷系统可以从政府获得低息贷款转而提供给农户。农产品信贷公司则为参加价格支持计划的农场主提供短期优惠贷款。农户信贷管理局的贷款则带有很大的补质,它向受灾地区提供利率很低的紧急贷款。1981年《农业法》把这种紧急贷款作为援助遭受自然灾害农户的主要方法,取代了70年代的直接补助。政府还为保险费用提供多至30%的补贴。

4.税收优惠。农户可以在收益多的年份提前支付开支,收益少的年份提前出售农产品,以少缴所得税。此外,农户还享有资产的“加速折旧”优惠。

5.补贴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政府资助水利设施的兴建和维修,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用水。为保护土地,政府还出资修造递田,按等高线平整土地,施用石灰,等等。政府补贴的结果使农户在不增加农业生产要素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多的收成。

(二)价格和收入支持政策。

1.价格支持。为防止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政府成立了农产品信贷公司,着手实施农业价格支持计划。支持计划主要包括“直接收购”和“无追索权贷款”两项。“直接收购”是指农产品信贷公司为了支持某些农产品价格,随时准备以最低保证价格(即支持价格)从市场上收购任何数量的剩余农产品。“无追索权贷款”是指农户以农产品为担保从农产品信贷公司获得贷款。在贷款期限内(多为一年之内),如果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高于贷款,农户可以还本付息,重新得到他的农产品以投放市场;反之,在贷款到期时,则可以用担保的农产品来抵偿,而不必归还本息。政府通过价格支持政策,总可以让农户获得高于市场的售清价格(即长期均衡价格),获取利益。

2.限制生产。价格支持政策只是使剩余的农产品转入政府仓库,并不能根本解决生产过剩问题。为此,政府又出台了限制生产的三项政策:限耕、限售和休耕。限耕主要是限制农户生产某些农产品的最大面积。限售即“配额销售制”,每个农户的销售配额按历史销售情况决定,从而使有关产品的生产结构固定化,政府亦可以防止农户之间的恶性竞争。所有限耕和限售的规定农户都必须严格执行,否则要受到政府严厉处罚。休耕则是把限制生产与水土保持相结合,保持生态环境。

3.保证供应。为了满足20世纪70年代出口增长的需要,联邦政府担心“贷款率”(即支持价格)会限制美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于1973年制定了《农业和消费者保护法》,以便使价格支持和收入支持这两重目标分离开来。70年代中期,由于市场价格持续偏高,政府担心库存不足而引起价格剧烈波动,又于1977年出台了《食品和农业法》,建立起新的农产品信贷计划——“农场主储备”,以刺激农产品生产。

(三)扩大需求的政策。

1.扩大内需。由于“农场主储备”政策效应,农产品生产过剩,产品销售成为农户面临的首要任务。政府为保护农户利益,推出最庞大计划——“食品券计划”,即向低收入者发放只能购买食品的“食品券”、“学校免费午餐”等政策,以扩大农产品的国内需求。

2.扩大出口,限制进口。根据1954年的《480号公法》实行的“食品用于和平”计划,美国政府把减少农产品信贷公司的库存同开拓国外市场和推行对外政策结合在一起。向第三世界国家赠送剩余农产品,或者向那里低价销售,换取当地货币转作援助资金或美国驻那里的官方机构的开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粮食出口几乎有40%是通过《480号公法》进行的。为了维护国内农业集团利益,《480号公法》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和经济产生了不良影响。从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政府一直通过出口补贴来减少库存农产品,但由于受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限制,该政策不可能大规模进行。80年代以来,为了迫使其他出口国(尤其是欧共体)减少出口补贴,美国政府开始采用“混合贷款”和特殊补贴的办法来扩大出口。所谓“混合贷款”就是把无息政府贷款同有政府担保(或无担保)的商业贷款“混合”提供给买主。仅在1981~1983年三年间该项贷款金额就由15亿美元增加到48.7亿美元。另外。农产品“目标价格”也起到出口补贴作用。通过“目标价格”压低市场价格,以刺激农产品出口,农户因价格下降所受的损失则可以从“差额支付”中得到补偿。据联合国统计数据,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小麦的出口补贴率为5.4%,水稻为30%,烟草为23%。在进口方面,为了保护国内生产者,政府对某些农产品实行严格的进口配额限制,例如,规定每年进口的乳制品不得超过国内市场的2%。其他实行进口配额的农产品还有食糖、棉花和花生等。在牛肉贸易方面,美国政府要求主要对美出口国实行“自愿限制”,否则美国也将实施进口配额。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农产品市场形势变化和欧美农业摩擦的双重影响下,美国政府更加注重制定和实施生态农业、科学技术、信贷支持、信息管理与服务等方面的农业支持政策。

首先,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政府早已意识到生态环境对农业发展的巨大作用,利用各种媒体向农户讲述改进土地使用方法,聘请水土保护工作人员为农民讲解新技术。此外政府还提供免费技术服务及改进土壤、改善环境的资金。例如,目前美国农业中广泛使用的农业生物技术,具有降低自然灾害发生率的功效,美国目前还具有耐除草剂、抗虫剂、杀虫剂等基因改性农作物。它们已占到全部农作物的67%。这些作物的开发极大地降低和取代了除草剂、抗虫剂、杀虫剂等化学品的使用,直接改善了生态环境。

其次,在科技信息支持方面,政府允许农户使用GPS,即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辅助生产。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是通过地面接收装置,接收卫星信号,来确定地面方位的设备。这项技术是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打击伊拉克时才运用于军事上的一项新技术,而目前在美国已有15%以上的农户将其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农户可以依据定位系统测得的有关土壤的技术数据对耕地“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施肥、浇水,大大提高了整片土地的生产率。目前以基因工程为核心和以全球定位系统为代表的高科技设备正在推动美国农业的高速发展。

再次,在信贷支持方面,美国政府对农业投入更加巨大。由于农业生产向现代化发展,农户已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的资本来发展生产,加之农业生产风险大、利润低,私人金融机构一般不愿向农户提供贷款,因此,政府承担起农业信贷支持这一重任。目前美国农业资本投入中约有40%依靠信贷来解决,70%以上的农场每年需要借款来维持与扩大生产。政府成立了规模庞大的农业信贷体系,它包括12家联邦土地银行及地方联邦土地银行会(向农场提供不动产抵押贷款)、12家联邦中间信贷银行(向农场提供中、短期贷款)、12家生产信贷公司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地方生产协会(向农场提供生产贷款)以及13家合作社银行(向合作社提供贷款)。此外,政府还推出出口信贷担保,即由“农产品信贷公司”负责实施各类出口信贷担保项目,使美国农业出口商和银行避免出口销售货款未能按期支付的风险。出口信贷担保,即在进口商未能付款的情况下,按美国出口货值的一定比例予以担保;设施和设备担保,即向进口商提供为销售农产品而设立的仓储、分拨、加工设施和设备等项目的信贷担保。

最后,在农业信息管理与服务方面,政府更是大力协助。农业部下设“经济研究所”、“农业合作局”、“食品安全和技术服务局”、“食品和农产品出口检验局”、“农产品贸易和销售信息中心”等部门,为农户提供有关市场信息、农产品政策、出口对象国贸易政策、环境、运输、检疫、卫生标准等多方面的信息,以帮助扩大生产与出口。此外,农业部下属的“美国促进出口办公室”还负责向出口的农户提供关于农产品出口促进计划安排、国外农产品市场的信息和资料,进行出口咨询和世界各国市场准入状况的分析,同时负责为农户出口牵线搭桥,使之与国外买主直接建立联系。

美国作为最大的农业现代化国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力发展农业高新技术,高度重视农业信息管理与服务,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高科技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有利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美国农业正在发生一次新的革命性变化。我国与美国虽然国情不同,但美国农业扶持政策仍有许多我国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内容。

二、目前我国农业与发达国家存在的主要差距

随着我国入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业将融入国际市场激烈竞争中。这种竞争虽然表现在农产品价格上,但其核心却是农业生产条件和综合生产能力的竞争。改革开放使我国农业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无论在生产能力还是在发展水平上与欧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薄弱。

我国目前人均耕地面积仅1.2亩,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且耕地总体质量不高,一二类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1%,79%的耕地属于中低产地。不仅如此,耕地面积还因自然环境变化及人为因素正在逐年减少。每年因灾害废弃的土地在600万亩以上,每年干旱、半干旱地区沙化面积拓展达2460平方公里,相当于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水资源严重缺乏,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水平的l/4,是全球13个缺水国家之一。我国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极强,农民到现在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状况。

(二)我国农产品结构单一,品质低。

我国农作物种植结构不合理,品种单一,品质不高,且更新换代周期较长。低质产品充斥市场,而优质产品供给不足。小麦以生产面筋含量不到30%的软麦为主,面筋度超过35%的硬质小麦仅占国内产量的20%左右。专用小麦品种较少,能与美国、加拿大硬质小麦相比的品种仅十余个,产量不足总产的8%,且价格高于国际市场30%。我国现有的二百多条专用小麦加工生产线所用小麦几乎全部依靠进口。玉米蛋白质含量、含油量、赖氨酸含量均低于美国,含水量高于美国2~3个百分点。油料的芥酸、硫代物含量均高于国际卫生组织的标准,很难走向国际市场。农产品的综合优质率仅占1596左右,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一些粮食品种质量过于低劣,不仅在国际上没有市场,在国内也找不到市场。

(三)农业生产方式落后。

美国等发达国家20世纪初就开始积极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并实现了机械力对人力和畜力的替代,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全面机械化,进入90年代后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广泛应用于农生产中,农业工人的装备水平已经接近或超过产业工人。而我国仍实行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农业机械虽有一定程度的推广和应用,但人力、畜力以及传统的耕作习惯和耕作方式仍占主导地位。据《国际统计年鉴1998》统计,我国平均每个经济活动人口占有耕地面积0.2公顷,仅占亚洲平均水平的31.5%,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4.1%,占美国平均水平的0.7%;每千人拥有收割机1.4台,占亚洲平均水平的31.5%,占世界平均水平的8.8%,占美国平均水平的10.1%;每千人化肥施用量64.6吨,略高于亚洲平均水平,但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67.5%,占美国平均水平的1.2%。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虽逐年增加,但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份额只占27%一35%,较美国等发达国家低四十多个百分点。

(四)农业生产力水平落后,劳动生产效率低。

由于我国尚未普及机械化耕作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农业生产效率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据世界粮农组织统计,按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的实物计算,1994年我国为1194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71%,日本的33%,意大利的10%,美国的1.25%。可见,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与发达国家存在极大差距。

(五)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发生频繁。

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每年我国受灾害面积都在8亿亩左右(占全部农作物种植面积的1/3以上),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都在400亿公斤以上,经济损失每年都在600亿元以上。近两年灾害不断加重。1999年,中国气候继1998年度之后再度异常,沙尘暴发生频繁,且范围广;降水北少南多,大部分地区冬春连旱,夏季南涝北旱,秋季旱涝并存。北方地区降水出现了建国以来的最小值,江淮、黄淮、华北等地大部分地区夏旱严重。2000年旱情持续加重,全国大部分地区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加上调整种植结构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因素,全国粮食减产450多亿公斤,减幅达10%以上。如受灾较重的河北省春季受旱面积560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85.9%;秋季粮食成灾1740万亩,占播种面积的76%;绝收553万亩,占播种面积的24.1%。由于干旱少雨,河流和地下水得不到及时补给,全省372座水库干涸(占全省水库总数的1/3),48412眼机井出水不足,765万人(占全省总人数的12%)和70万头大牲畜发生饮水困难。

以我国目前农业发展现状,很难应对人世冲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长远看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我国如不能在人世之前,及时有效制定农业发展扶持政策,必然会使我国农业发展承受更大压力,面临严峻挑战。分析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尽快制定“十五”期间符合我国农业发展的政策是当务之急。

三、“十五”期间加快我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一)政府应加大农业发展的资金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为改善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每年都出资兴建维护大型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休耕、限耕等措施改善土地品质。要实现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政府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土壤条件,改良农作物品种。针对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水资源严重匮乏的现状,政府应出巨资兴建和维护水利设施,在干旱时期通过蓄水工程或人工降雨等方式为农户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用水,解决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缺水困难。政府还应定期拨款改良土质。虽然我国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农户拥有几十年的经营权。但对于土质的改良等生产要素的资金投入,政府仍然有责任负担部分投资费用,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准确、快速的信息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时,不仅要注重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要加强农业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各级政府可以有线电视网络为基础,尽快建立上下畅通、灵敏快捷的信息网络体系。同时,全面开发利用国内外信息资源。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加入因特网,加快以因特网为代表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于农业的步伐,让农民通过因特网充分利用社会信息资源,解决自己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推动农业发展。

(二)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与保险机制。

从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通过实行农业保险制度,规避农业风险非常必要。农业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减少农民突遇自然灾害的损失。这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农业支持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政府应首先制定灾害救济制度。

对于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自然灾害,政府应给予农民往年平均收成一定比例(如60%)的补贴,以便维持农民的正常生活及来年对生产的再投入。其次,政府可以推行多种灾害保险制度。每年由农户自愿申请参加多种灾害保险,农户缴纳一定费用给政府作为保费,如果本年度农业生产状况良好,政府不退费;如果本年度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天灾人祸,则政府承担保险责任,偿还农户全部损失。此外,政府还可以对农业保险实行多种形式的补贴,使农业保险成为有别于一般商业保险的政策性保险。

(三)发展农业教育与科技进步。

农业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业政策;国外;粮食安全;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12 文献标识码:A

城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城镇化应该着眼以下3个问题,即发展重点为中小城市;将新生代农民工等已经在城市就业的农民视为主体;解决就业、社保、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的农民工的主要关注的关键问题。城镇化的推进不能以损害农业这一国民根基为前提,而应该以发展好农业为前提。因此,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特别是农业政策上应该重点考虑到城镇化与农业如何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提升农业从业者的收入,如何保障农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确保我国粮食供给安全问题等等。国家在制定农业政策的时候,从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着眼,应该将重点放在价格政策、补贴政策和金融保险政策上。如果从改革的方面来讲,应该从以下方面着眼,即深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新经营主体的培育以及解决农业从业者日趋减少的问题。在欧美和韩国等国家,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其农业政策法规或许对我国的农业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启示,本文将对其进行概述。

1 韩国农业政策法规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不但依靠工业的腾飞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实现了农业的较快发展。早在1950年,韩国就开始制定计划推动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并加快了将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的速度。韩国农业现在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之列,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生产水平都可以同欧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较。

韩国国土面积小,且农业人口大规模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农业现代化成为一个需急切解决的问题。韩国农业之所以能够快速实现现代化,主要是5方面的合力造成的,即流通体系、农业科技、新村运动、农业政策和土地制度。

在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为了避免耕地分散带来的弊端,在尊重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促使土地联合使用。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了法律来保护农地的流转,从而为土地规模化经营奠定了基础。韩国农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保护本国农业,从环境政策、价格政策和生产政策入手,综合运用补贴等手段,确立了稻米作为生产政策的最核心部分;新村运动通过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进一步激发其建设农村的积极性;在农业科技方面,60%以上的农业科技人员属于国家政府人员,从而保证了科技队伍的稳定性;通过建立完善的流通体系,将销售同生产充分结合起来,保证了生产和流通效率。

应该为农业发展提供科学性的宏观管理;完善市场经济,保证农村经济的活力;确保农业科技队伍的稳定性,为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推动力。

2 美国农业政策法规分析

作为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农业政策是紧跟市场的。农场主会根据相应的市场价格变化情况,以利润最大化为指导原则,这是其农业发展的主基调。美国政府会根据其中存在的不足,出台相应政策来弥补市场的不足,主要是宏观方面的政策调整。美国政府对于农业的调控从原先的流通领域拓展到了生产领域,这是基于美国农业巨大的生产力导致粮食生产过剩的情况。罗斯福新政开始后,美国政府开始实施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与农产品生产缩减政策。随后开始了缩减生产金融政策,进而设立了土地银行,为休耕土地提供补助金。这些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止农产品过剩可能导致的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从现在的效果来看,达成了宏观调控的目的。

从1985年~1995年这段时间,美国的农业政策开始调整向农业生产的市场化。这是因为欧洲农业快速发展导致全球农产品市场的变动,而且美元开始大幅度升值,引发了其农产品竞争力下降的状况。随后,美国政府不断地削减其预算支出,降低受补贴面积,让农场主根据自身状况与市场状况自主调整种植面积与种植品种,从而增强农产品竞争力。不但如此,美国还积极开展农业方面的关税与贸易谈判,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随后的《1990年食品、农业、资源保护和贸易法》更是继续放松对生产的管控,推进了农业的市场化。从1996年以后,政府干预农业生产进一步减少。但是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安全,开始重视农场安全,建立了一系列措施,如反周期支付与农作物平均收入选择计划等,并为农业灾害提供救援等等,构建起来一个完善的农场安全网络。

对于农业支持的手段应该更加多元化;集中财力重点补助粮食生产;农业支持政策应该网络化和体系化,避免盲目出台政策;对于农业的支持不应该只停留在行政层次,更应该法律化,进而实现项目化。

3 欧盟农业政策法规分析

在欧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共同农业政策是很重要的一环,虽然备受争议,但是欧盟农业的发展成果却是有目共睹的,其在奶制品、禽肉和糖的出口量上已经超过了美国,摆脱了主要农产品处于净进口的不利状态。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正在转化重点方向,走农业与农村并重的道路,将关注焦点投向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上。《建立农产品统一市场折中协议》着眼于提升农业效率并达成农业市场稳定的目的,提升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在1992年共同农业政策变动中,开始强调对农业结构的调整。在《走向2020共同农业政策―应对未来粮食、自然资源和区域挑战》中,提出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对自然资源进行最优化管理,进而维持农村发展的平衡。欧盟开始利用多种措施对农业支持,如价格支持、农业发展支持以及收入补贴等,并进一步提升其农产品市场的自由度。值得注意的是,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放弃了原来的封闭状态,进入到开放状态。

必须以粮食自给为核心制定农业政策;立足于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发展多功能农业;基于多边贸易协议框架,加大对国内粮食产业的支持力度;可以适当放弃一些低效且处于垄断状态的农业生产领域,来获得农业谈判的主动权;学习欧盟的双边合作策略。

4 总结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政策对于农业发展的走向至关重要。虽然我国农业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仍然有很多不足。应借鉴世界农业先进国家的经验,汲取精华,根据我国农业发展现状,制定最合理的农业政策。

参考文献

[1] 白文周,吴义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及实现途径[J].经济问题探索,2008,5: 52-55.

[2] 蔡海龙.美国农业政策支持水平变化特点分析[J].浙江农业学报,2013,

农业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欧盟 共同农业政策

迄今为止,共同农业政策是欧盟一体化程度最高、最为重要的政策领域之一,农业受共同体干预的程度最高,耗费的精力与财力最大,通常被视为欧盟经济一体化的一大支柱。本文重点通过对主要欧盟国家农业的不同发展水平的比较来看待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并考察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共同农业政策的重大变动。

一、欧盟成员国农业的结构性差异

农业向来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产业部门,在欧洲共同体向欧盟的进化过程中,缺少农业重组的联合也必然是不稳定和难以持久的联合。在欧共体成立之初,共同农业政策一般被视为法国主张的受保护的农业共同市场与德国力主的工业品共同市场相交换的产物,但在共同农业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调和妥协的却不仅仅只有法德两国。从国家间层面看,当时六国在原则上对建立农产品的共同市场这一目标并无异议,对一般原则的认同使各国形成了共识,即农业需要特殊的鼓励、扶持和保护待遇。从国家内部层面来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六个成员国家的农民阶层数量巨大,大多数国家还有众多的农业集团,比如法国的“全国农业生产者中心”,德国的“农场主联合会” ,农民阶层的需求和利益强烈要求在个成员国国内部得到体现和满足。但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在当时却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其一,从土地要素看,土地使用分散,小农经济占优势地位,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共同体成立前后,欧洲六国大约三分之二的农场平均规模在1~10公顷 ,这种分散的农业结构显然与战后农业技术革命带动下的农业规模经营不相适应。其二,从农业人口在劳动力的比重和农业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这两项是衡量现代农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尺)来看,六国农业人口多,但农业收入偏低,并普遍低于其他产业部门的收入。其三,从农产品德成本和供给方面看,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高,农场品价格普遍高于世界市场价格,以1958年普通小麦的价格为例,六国中最低的法国国内价格比世界市场价格高10%左右 。同时,农产品的自给程度也较低,仍有部分农产品需要进口。同时成员国家之间的农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这也就决定了各国的农业政策和农业阶层在其国内的地位和影响各不相同。从欧盟委员会1989年“欧盟基本农业说明” 和“欧盟成员国的农业效率比较表” 中可以看出:欧盟成员国中希腊的农业人口占国内有效劳动力的26.3%,是欧盟成员国内农业人口比重最大的国家,其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高达16.4%,,农业家庭收入却只占AWU 的4.6;英国的农业人口比重最小,仅有2.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农业家庭收入在AWU中则达到了14.7。从以上数据的比较中可见一斑:欧盟内就农业发展水平而言,大致分为两类国家,一类是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小农业国家,以分散的小农经济居多,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包括希腊、波多黎各等;另一类是北温带的大农业国家,以现代化和大规模经营为其重要特征,生产率高,法国、丹麦为代表。后者往往在欧盟内部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享有较大发言权,获益也最多。

二、共同农业政策

1958年7月,共同体的六国农业部长齐聚意大利的斯特雷扎,开始协商制定共同农业政策。由于各国农业的发展状况及在各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很不相同,六国的共同农业政策的要求也不一致。法国是共同体内最大的农业国,主要农产品自给自足,拓展农产品外销市场是其利益所在,因而法国力主建立农产品自由流通的农业共同市场,而德国是六国中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依据共同体优先原则,需要从共同体内部市场进口农业产品,对此德国不仅将大量增加农业开支,还会提高工业品的成本,严重影响其市场竞争力,因而德国对共同农业政策持消极态度,只是鉴于要建立对其工业有利的关税同盟,才不得已在农业问题上向法国等农业发达国家做出让步。经过马拉松式的会谈和艰难的讨价还价,六国终于在1961年底达成妥协,就共同农业政策的基本问题制定了总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建立统一的市场区域,农产品的自由流通,统一的农产品对外关税,内部市场主要农产品的共同价格,农产品贸易上的共同体内优惠,各成员国分担有关的财政费用。

1960年欧共体部长理事会确定了实施共同农业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即单一市场和共同价格原则,共同体优惠原则,共同财政原则。根据罗马条约和上述原则,共同体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共同农业政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施行统一的价格支持和干预制度。这是共同农业政策运行机制的核心。通常在农产品市场中的共同价格并非实际市场价格,而是干预价格,市场价格在共同价格限定的范围内可以自由波动,但是一旦越出此范围,共同体就要进行干预使之回归。共同农业政策的价格机制有三部分组成:目标价格、干预价格和门槛价格。目标价格是价格机制的核心,是农民有望在公开市场上得到的价格,一旦共用体内的市场价格降到目标价格以下某一点时,公用体就同干预价格收购农产品,以维持市场价格的稳定。因此干预价格就是低于目标价格的共同体农产品的最低保证价格。而门槛价格则是为进口农产品制定的最低价格。门槛价格的目的在于为了保证欧共体进口农产品的价格能与欧共体的目标价格一致。门槛价格与进口农产品的原有价格之差作为关税收入,是欧共体的自有财源。由于当时欧共体没有统一的货币,当各国货币汇率出现频繁波动时,会对共同价格体系的稳定造成很大威胁,为了维持农产品的共同价格,1969年,欧共体又创立了货币补偿金制度,对货币升值国的出口和进口农产品分别按其货币升值幅度提供补贴或征税,对货币贬值国则按价值幅度对其出口进行征税,进口给予补贴。(2)根据不同的农产品,采用不同的调节方式,例如干预、保护、价格补贴等。(3)建立欧洲农业指导与保证基金。这种基金是共同体成员国集体干预农业的强大财政保证,并使共同农业政策的长远政策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欧洲农业指导与保证基金是欧共体最大的开支项目。其中保证基金主要用于为支持农产品出口而发放的出口补贴,干预农产品市场的费用和货币汇率引起的货币补偿金;而指导基金则主要用于共同体农业结构改革所需。保证基金长期以来都是欧洲农业指导和保证基金的绝大部分开支。

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大大促进欧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欧盟农业的发展,其成就是主要方面。然而,共同农业政策也引发了一系列的负面问题。首先是生产超过了消费所需,80年代初期,欧共体大部分主要农产品都出现生产过剩,欧共体主要针对这些过剩产品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到80年代中期过剩的局面并没有得到缓解,相反却日益加剧。共同体生产的谷物站消费量的比率从1973年至1974年的91%增长到1983年至1984年的116%,1958年欧共体六个成员国大约生产了其所需食品的85%,但在1998年,欧盟的15个成员国却生产了其所需产品的120% 。这种超越自身需求、产品严重过剩使得欧盟在处理过剩农产品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共同农业政策支出占到欧盟财政预算的绝大部分,这使得其他农业政策的发展更加困难,也妨碍了共同体其他方面的发展。其次,虽然共同农业政策下的农业收入增长与其他部门的收入增长大体保持相当水平,但整体的平均却掩盖了大农场主与小农场主之间,以及北温带农产品生产者(主要是生产乳制品、谷类和牛肉,是价格支持体系的主要受惠者)和其他地区(主要是地中海地区)农产品生产者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再次,对欧盟外部廉价农产品的排斥,意味着使消费者得到“合理价格”这一共同农业政策的目标很难得到优先考虑。同时,共同农业政策对欧盟农业市场的保护,歪曲了劳动力的国家差异和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是引发欧盟内部、欧盟与非欧盟国家之间众多争端的根源。因而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也势必行。

三、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

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主要面临两方面的改革压力:其一,来自于欧盟内部,如上所述,共同农业政策的负面效应造成了农产品的大量过剩和欧盟的巨额财政负担,各个成员国从共同农业政策中获利不均等问题也使得各国在共同农业政策方面的矛盾趋于激化,随着新成员国的加入,共同农业政策面临的改革压力也越来越大;其二,来自于欧盟外部,在全球化背景下,欧盟作为世界第一大农业贸易集团,由于实施对农业的保护性关税和对内部农产品的价格支持,备受美国和加拿大等农业贸易大国压力,共同农业政策已经成为欧盟在GITT谈判中的瓶颈。

在70年代早期,共同农业政策启动了第一轮改革,其标志性内容为Mansholt Plan (以下简称为M计划)。1972年,M计划提出了3条改革的指导方针,即农业现代化,提前退休(以55岁为退休年龄)和向农民提供培训。1975年,为推进改革又增加了一条方针,即向在山地和难以耕种地区的农民提供更大扶持。通过对欧共体的农业市场机制和农业结构进行两方面的调整,M计划试图取代关税保护和价格支持政策,并由农业指导和保证基金提供资金,鼓励通过合并建立大规模的现代农场,以提高共同体六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然而M计划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大规模的农场的建立和高素质农业从业人员的培养,农产品过剩的问题并未有效解决,直接导致EARRF(欧洲农业指导和保证基金)的指导基金为支付过剩产品吸收了共同农业政策资金的95%,而用于农业结构调整的保证基金则少之又少。根据1984年至1986年对农民因本国内及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得到的各种农业补贴的比例的统计来看 ,美国为28.2%,加拿大为39.2,新西兰为22.8%,而欧盟是40%。由此一来,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自然就成了1986年GATT乌拉圭回合中各农业生产大国的众矢之地。

1985年,以欧共体委员会主席J.Delors命名的”Delors package”为标志,欧共体就共同农业政策开始了第二轮改革。然而在80年代中期,欧洲的整体经济形势无法与60年代的“黄金时期”相比,失业率高居不下,同时由于环境保护的呼声日高,退耕还林和限制化肥使用也是Delors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农产品市场方面,Delors改革的核心是“限制和稳定机制”,即一方面限制农产品产量,防止过剩;另一方面保证农民特别是低生产效率国家和小规模农场的农民收入保持稳定。改革主要表现欧共体以立法和财政支持的形式鼓励农民对农场进行现代化的更新和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对退耕还林地区的农民进行资金扶持,并向因改革而收入减少的农民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1992年欧共体又进行了第三次改革,把过去通过保证价格进行的资金补偿变为给为直接支付给农业生产者,具体内容如下:(1)通过有效控制生产,促进农业市场的平衡。通过降低价格逐步减少产量。(2)通过增加休闲耕地,降低产量。并对农业生产者给予补贴。(3)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投入。(4)保持农民的人数并保持农业稳定。这次改革较前两次改革更系统也更有利,从而对农业生产过剩和农业预算的国度膨胀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共同农业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再历经数次改革,体现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经济的复兴、繁荣与曲折发展。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高度一体化的政策运行机制,使共同农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更为突出地表现了欧盟整体利益与成员国家利益对立统一的动态发展过程,以及国家让渡过程中的矛盾斗争与协调合作。随着欧共体的不断扩大,新加入的东欧国家,既为欧盟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农业生产潜力,也为共同农业政策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与挑战。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集团化的双车道上,欧盟作为规模最大,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集团,共同农业政策仍在发挥着自身的特殊作用。

参考文献:

[1]《欧洲联盟政策及联盟过程研究》p347 刘秀文 埃米尔科什纳 法律出版社

[2]《欧洲共同体的农业政策以及改革》1986 p34表格资料

[3]《欧洲共同体的农业政策以及改革》1986 p35表格资料

[4]Basic Indicator of Agricultural in the European Union (1989) 来自于:EUROSTAT, The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in the Community (Brussels,1990)

[5]Efficiency of Farm Holdings in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1989) 来自于Commission of the E.C. The Situa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Community (Brussels, 1987-1991)

[6]AWU=Annual Work Unit=275 daily wages per year.

[7]《欧洲联盟政策及联盟过程研究》p377 刘秀文 埃米尔科什纳 法律出版社

[8]The Impac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olitical, sociological and economical changes> George A.Kourvetaris and Andreas Moschonas 1996pp114 荷兰籍的欧共体农业委员Sicco Mansholt

农业政策范文第5篇

农业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食物和工业原料,它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农业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影响,投资期限长,盈利能力相对较低,因而一些农业生产经营项目难以得到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各国政府为了弥补金融市场的不足,普遍设立了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我国于1994年设立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简称农发行),专门从事农业政策性金融活动,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农发行的业务范围较窄,经营亏损严重,因此很有必要通过中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比较分析,借鉴国外发展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经验,促进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完善和发展。

一、中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比较

国外农业政策性金融各具特色,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美国、日本、法国、泰国和印度等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现就这些国家及我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进行比较分析。

1、组织结构比较

各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组织结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类为单一结构,即只有一个金融机构,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分支机构。这种结构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组织形式简单、灵活,但因为没有延伸到广大城乡地区的众多分支机构,难以从事农业政策性金融的零售业务,因而往往只从事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批发业务。这类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般自己筹集资金,然后委托在广大农村地区设有分支机构的其它金融机构发放农业政策性贷款等业务。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属于此种类型。第二类为复合结构,即该类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有许多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可以直接从事一部分或全部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贷款等零售业务。由于农业政策性金融贷款对象为国内的广大农业企业、农产品经营单位或普通农户,而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在全国各地遍设分支机构成本太高,所以大部分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除直接贷款外,还把一部分业务委托其他金融机构办理。美国的农业信贷体系、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国的农业信贷银行、泰国的农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和我国的农发行都属于复合结构类型。

2、制度和政策比较

从中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实践活动来看,各国一般都有其相应的法规、制度来规范本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活动,如美国的《农业信贷法》、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和中国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章程》等。美国、日本、泰国等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法规、制度和政策一般比较灵活,能够随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如美国的农民家计局成立之初是为了应付农业危机,帮助新创业的农民以及低收入农民家庭建立农场维持家计等融通资金。随着美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家计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该局业务重点逐步转到支持农业生产,促进农村开发,配合政府农业政策的贯彻实施。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信贷资金的投向根据农产品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以前支持粮食生产,到60-70年代支持粮食、果树、蔬菜和畜产等多种生产经营建设的需要,发展到80年代以后,支持农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1994年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创立了“强化农业经营基础资金”,用于支持核心农户的发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也有一定的灵活性,能根据20世纪90年代后期粮食生产过剩的实际情况,从2000年开始退出部分品种粮食的保护价收购,减轻了财政负担,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调整。

3、资金来源比较

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主要有借入政府资金、发行金融债券、借入其他金融机构资金、吸收存款和国外借款等。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有所差异。美国农业信贷系统资金主要来源于发行金融债券,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资金主要来源于邮政储蓄和邮政简易保险,金融改革后拟发行金融债券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法国农业信贷银行资金来源于吸收存款和借入金融市场资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银行的再贷款。

4、资金运用比较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类似美国的商品信贷公司,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政策和金融支持措施,但美国的保护价政策是和限耕政策配套实施的。当前,美、日、法、泰、印等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主要支持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而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还主要是支持粮、棉、油等农产品的收购和配合执行粮食的保护价政策,在农业生产和服务领域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比例还相当有限。

5、功能比较

农业政策性金融具有融资功能、弥补功能、扶持功能、倡导功能和服务功能这5项功能。从中外农业政策性金融活动的比较来看,美国、日本和泰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功能比较完善,不仅具有融资、弥补、扶持和倡导功能,而且具有服务功能,即除了提供贷款外,还提供一些技术和信息服务,以确保所发放贷款的使用效益和效率。而我国的农业发展银行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扶持功能和弥补功能上,融资、倡导和服务功能尚未能较好发挥。6、市场环境比较

美国、法国、日本都是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发达,资金比较充裕,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拆借资金相对容易,比较容易筹集低成本资金从事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而泰国、印度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国内自有资金比较短缺,金融市场相对落后,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不容易筹集低成本资金从事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而且,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财政实力较弱,农业人口较多,不可能象美国、日本那样投入巨额财政资金扶持农业,因而客观上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必须切实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在实现农业扶持目标的同时实现保本微利的目标,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7、外部关系比较

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外部关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政府的关系。美国、法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政府的关系较为松散,自主性较强;而日本、泰国、印度和中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般都或多或少受到财政的扶持,农业政策性金融活动中贴息贷款的贴息一般来源于财政。第二、与中央银行的关系。有些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受中央银行的领导或监管,如印度的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附属于印度储备银行(中央银行);有些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与中央银行发生借贷关系,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第三、与其它金融机构的关系。一些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还向其它金融机构借入资金或者委托它们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第四、与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关系。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除了与农业生产经营者发生借贷关系外,还向他们提供一些技术、信息服务等。

二、中外农业政策性金融比较对我国的启示

1、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体制

美国、日本、泰国等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体制比较灵活,能根据农业生产和供求情况及时调整金融服务的范围和领域,很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集中体现在政策性太强以至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在经营管理上缺乏应有的灵活性,难以发挥农发行作为金融机构的功能,因而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体制必须加以完善。具体措施如下:第一、要明确农发行的企业法人地位(企业管理经济的效率优于行政、事业单位)。农发行所有权属于国家,但法人财产权授权企业法人代表(总行行长)经营管理,总行行长然后再逐级授权给各分支行行长以适当的经营管理权限,政府财政部门对所委托的财政金融有一定的监督权限,但不得随意干预。第二、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由农发行统一管理比较合适。农业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的职能定位和经营目标都不同,如果由同一个金融机构(如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容易产生不协调问题。1998年5月,国务院为了更好地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把农业开发和扶贫等贷款划给中国农业银行管理。这应该是权宜之计。一方面,中国农业银行作为一家商业银行,追求的目标是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要求尽可能地提高资金的盈利能力。而农业开发贷款、扶贫贷款的目标是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最大化,贷款人一般要求能得到低息贷款的支持,这与中国农业银行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是相违背的。另一方面,把政策性业务划给中国农业银行经营,将引起其总资产盈利水平的降低,不利于其商业化经营和应付金融市场的竞争。因此,在粮食经营体制改革取得一定进展、农发行的经营管理水平有一定的提高,并能腾出部分人、财、物、力从事其它农业政策性金融活动时,还是应该把农业开发和扶贫贷款等政策性金融业务划归农发行统一管理,在农发行保本微利的经营目标下,将更有利于保证其对农业的扶持。但是,农发行的分支机构只设至县一级,农业政策性金融由其统一管理后,对一部分离农发行机构较远的乡、镇、村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可以由商业性或合作性金融机构,有利于提高信贷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而对于农发行机构所在的周边地区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由农发行机构自行办理。第三、农发行作为金融企业,应该归中国人民银行管理更有效率,更有利于中央银行的监管,更有利于督促农发行按保本微利的原则进行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而国务院作为政府行政部门,并不适宜直接管理金融企业;财政部门作为财政金融(如贴息)的委托方,有监督权但也不适宜直接管理金融企业。

2、拓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来源

从国际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主要来源于金融市场上发行的债券,而我国农发行从1994年成立以来,资金80%以上都来源于向中央银行借款,到1999年底,长期债券余额只占总资产的5.98%。一方面资金期限短、成本高,另一方面给中央银行货币发行增加压力,因此很有必要拓宽筹资渠道,减少对中央银行再贷款的依赖,促进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发挥。在筹资上,首先应该主要靠发行金融债券来筹集所需资金,其次应该多筹集一些成本较低的财政存款等。此外,政府应该不断充实农发行的资本金,降低其资金成本,扩大政策性金融的服务范围,提高其金融服务的能力。

3、随市场变化灵活调整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金运用

农业政策范文第6篇

摘要:农业政策性保险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之一。作为全国惟一种植业保险的试点地区,江苏省淮安市按照“政策性保险、商业化运作”模式,创新思路,积极探索,成功开办低保额、低保障初始成本保险,在解决农民灾后恢复生产所需资金,防止农民因灾致贫、返贫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农业政策性保险;淮安模式;农村金融改革;财政补贴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06-0059-03中图分类号:F840.6 文献标识码:A

农业政策性保险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之一。作为全国惟一种植业保险的试点地区,江苏省淮安市按照“政策性保险、商业化运作”模式,本着“丰年积累、平年结余、大灾调剂、稳步发展”的原则,创新思路,积极探索,成功开办低保额、低保障初始成本保险,在解决农民灾后恢复生产所需资金,防止农民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淮安模式”值得研究与借鉴。

一、试点缘起

淮安是一代伟人的故乡。淮安市地处江苏省北部中心地域,淮河下游,是农业灾害多发地区。据气象资料,2003年6月23日至7月22日淮安市连续累计700毫米的历史罕见降水,使得全市2.67万公顷水稻绝收,农业生产损失惨重,仅市财政就拨付3200万元救灾款。饱受灾害之苦的淮安农民,强烈渴求保险为农业生产提供保障。人保财险淮安支公司对3个县3个村84家农户所作的一项调研表明,79.8%的农户对保险有比较强烈的需求,其中大部分农户能够承担每年20元至40元的保费;接受调查的乡镇干部中大部分对农业保险持有积极的态度,并愿意协助保险公司做好宣传工作。在此背景下,2004年11月,淮安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开展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采取“政策性保险,商业化运作”模式,积极引导农民参与保险。全新的机制保证了农业保险的顺利推开,得到农民的欢迎,广大农户也从中受益匪浅。试点当年,淮安市10个试点乡镇承保三麦20.7万亩,承保面达83%,收取保费117.8万元,兑付三麦赔偿金18.12万元,受益农户898户;承保水稻面积19.7万亩,投保率为79%,收取保费118万元,支付水稻赔偿金134万元,受益农户6000多户;淡水养鱼投保面积975亩,收取保费3.9万元,支付赔偿金3.5万元。

二、淮安模式

2005年8月份,淮安市出台了《淮安市政府关于加强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农业政策性保险开始在淮安“试水”。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淮安模式”,也叫“联办共保”模式,或者称之为“政策性保险,商业化运作”模式。其核心内容包括:

(一)试点思路。通过政府搭建平台,采取政策性保险,商业化运作模式,积极引导农民与保险,探索农业保险保障的新途径,为面上推广积累经验。

(二)试点范围。全市选择10个乡镇开展试点工作,即:金湖县的塔集镇,洪泽县的岔河镇,盱眙县的黄花塘镇、淮河镇,涟水县的大东镇、东胡集镇,楚州区的溪河镇、南闸镇,淮阴区的老张集乡、赵集镇。

(三)试点险种。试点阶段,开办关系农民生产生活的水稻、三麦、养鱼初始成本保险和农民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开办其他种养业险种。农民对试点险种,可自愿选择一项或多项进行承保,不得强制参保。

(四)保理标准。根据低保额、低保障、低收费的原则,每亩水稻、三麦的参保保费分5元和10元两档,因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造成绝收或改种的,参保农民可以得到每亩100元和200元的保险赔偿;每亩鱼塘的投保费用为40元,因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造成的损失,最高可获得每亩400元的保险赔偿。

(五)政府补贴。试点阶段,各级财政通过保费补贴的办法,积极引导农民参加农业保险,减轻农民的保费负担。市、县(区)财政对农民投保的水稻、三麦、养鱼等保险项目,给予保费补贴,市级财政补贴30%,县(区)级财政补贴20%。

(六)基金管理。建立市、县(区)两级农业保险基金,当年实收的农业保险保费及利息、历年经营的结余资金纳入基金专户存储,其中70%留县(区)级,30%由市级统筹。中华保险淮安中心支公司在市商业银行设立农业保险基金专户,实行封闭管理,单独立账,独立核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不得使用农业保险基金参与股票买卖、期货交易和各种借贷、担保活动。市促进农业保险发展委员会加强对保险基金使用情况的监管,财政、审计、保险监管部门进行监督。

(七)灾损理赔。建立科学的核损、核赔制度,实施阳光操作。农业保险理赔工作由中华保险淮安中心支公司牵头,组织农业技术人员组成理赔定损小组,对受灾情况进行查勘定损,统一标准,公开程序,张榜公布,力求准确。因灾理赔所需资金,从市、县(区)农业保险基金中按3∶7比例列支,由中华保险公司直接兑付给参保农户。因遭遇大灾,当年农业保险收不抵支,且历年积累农业保险基金不足以支付赔款时,不足部分由中华保险公司与市政府按3∶7比例承担。

(八)规范管理。农业保险试点的业务、理赔、财务和基金管理工作,全权委托中华保险淮安中心支公司办理。淮安市促进农业保险发展委员会专门研究制订了《淮安市农业保险财务管理办法(试行)》、《淮安市农业保险财务管理办法(试行)》和《淮安市农民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实务管理办法(试行)》。

三、淮安经验

(一)政府组织推动是开展农业政策性保险的前提条件。农业是高风险的产业,自然灾害往往给农业、农村、农民造成巨大损失,而个体农民自身抗灾能力极其有限,对于农民的损失以往主要靠政府财政补贴和社会救济这两种办法来解决。然而,政府资金有限,社会救济渠道不确定,二者总是“救急救不了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农业保险则是化解农业风险的一个重要途径。但由于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高成本、高价格、低收益的特点,一般商业性保险公司都不愿意经营农业保险;农民由于收入低,大多数人缺乏为其农产品投保的支付能力,要让他们自愿购买农业保险难度很大。因此,淮安市农业政策性保险从制度设计到方案实施都是在政府组织下开展的,宣传发动、保费收取、损失界定、理赔兑付都离不开乡镇政府,农业保险主要工作都是由乡镇农经部门协助办理的。

(二)财政给予补贴是开展农业政策性保险的重要保障。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成本、高价格、低收益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其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单一依靠市场机制的配置会造成市场的失灵。我国农业保险20多年的实践证明,纯商业化经营的路是走不通的,这就客观要求政府履行其宏观调控和公共管理的职责,对农业保险这个准公共性产品给予财政补贴。除对农户的保费补贴外,还要对农业保险机构的经营费用给予补贴,另外在税收、贷款利率、再保险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淮安市在试办农业政策性保险过程中,对小麦、水稻、养鱼保险费用,市、县财政给予50%的补贴,发生大灾后,历年积累的保险基金不足以支付赔款时,市财政在保费补贴的基础上再给予超赔补贴,负责兜底,承担农业政策性保险的主要风险。同时建立农业风险专项基金,专门用于农业防灾理赔。

(三)实行“三低”是开展农业政策性保险的基本原则。“三低”即低保险、低保费、低保障。由于种植业因灾受损经常发生,有时损失还较为严重,如果将各种自然灾害损失都纳入保险范围全部给予补偿,收取保费高,农民不愿意也无能力接受,因此淮安市试行的种植业保险是有限责任。在确定投保金额时,淮安市农业保险吸取了专业保险公司保产量损失按比例赔付的失败教训,开办的险种以保障农民灾后恢复生产为出发点,实行低保额的初始成本保险,这样既帮助农民抵御农业风险,防止农民因灾致贫,因灾返贫,又解决了农民和地方财政经济承受能力问题,将政府灾后补助资金前移为灾前保险费补贴。

(四)管理模式创新是开展农业政策性保险的不竭动力。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主要有以下模式:一是政策性公司经营模式,即地方出资设立的专业农业保险公司。二是商业性保险公司代办模式,通过保险公司、农业金融机构或两者相结合开展农业保险的代办业务。三是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分析上述几种模式,有的要新成立专门的机构,经营成本较高;有的属代办性质,容易忽视维护国家和被保险人的利益;有的是纯商业化经营,农业政策性保险难以推开。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及市情,淮安市采取“政策性保险、商业化运作”的模式,由地方政府与中华保险公司联办共保,地方政府负责组织和推动农业保险工作,采取多种措施,包括财政补贴、以险养险等政策,鼓励、扶持中华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

四、试点困局

在总结和借鉴淮安经验的同时,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中的问题也应引起重视,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一)扩容“困局”。一是农业保险由试点走向推广之困。虽然2006年淮安农业保险试点范围从2005年的10个试点乡(镇)扩大到16个,但这也仅仅占到全市乡镇的12.5%,仍有87.5%的乡镇农民不能享受农业保险带来的好处。二是农业保险由低档走向升档之困。淮安市在试点过程中,将原来保险档由5元、10元两档扩大增加了15元/档,但一些农民希望进一步增加保险档次的愿望还是难以实现。三是保险责任由单一走向扩大之困。农业保险在淮安10个乡镇铺开后,投保农民受灾后拿到补偿,尝到甜头,纷纷要求增加保险品种。目前三麦险种增加了暴雨、洪涝、冻害、火灾、纹枯病、白粉病;水稻保险责任增加了火灾。但养蚕险、鱼蟹险等一些新的险种仍有比较大的需求,怎么扩大这些险种是一个问题。

(二)资金“困局”。淮安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扩容“困局”表面在于推广上,“根子”却在“资金”来源上。首先,保险基金配套难。保险种类增加后,农民的保险资金增加,扩大了保险基金规模。但是,按照政府补贴有关规定,市、县(区)财政的保费补贴也要相应增加,财政补贴资金压力相对较大,难以到位。淮安市小麦、稻谷播种面积一般在300万亩左右,按照平均每亩10元保费计算,可归积保费3000万元,市县(区)两级财政按照30%和20%补贴,应分别补贴900万元和600万元,这对于以农业为主的市县两级财政来说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其次,保险过程费用难。由于农民居住分散,勘查、收保费、理赔等工作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基层乡镇财政和村级集体经济十分困难,农业保险工作的办公经费无法解决,经办人员报酬没有着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保险的全面推开。再次,风险兜底把握难。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风险是巨大的,单靠保险来兜底风险,风险同样巨大。

(三)理赔“困局”。首先是理赔政策标准不够合理。调查发现,有关农业保险理赔政策标准制定的不够合理,使得保理工作开展难度较大。如在三麦冻害理赔过程中,依据淮安市农业保险办法有关规定,三麦冻害损失程度达90%以上才可以得到赔偿。问题是90%的标准如何确定?显然,受灾程度几乎达到“绝收”程度才给予赔偿,其规定不符合农村实情。其次是理赔程序繁琐。在农业保险试点实践中,农民群众反映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投保容易,赔偿困难”。由于程序和环节较多,农民受损后不能及时得到赔偿。

五、对策建议

(一)积极推进,不断扩容。从目前来看,“淮安模式”是成功的,应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容”。一是适当扩大试点范围,加快推广进程;二是不断增加保险种类,可以结合当地实际,将养蚕、鱼蟹、家禽、家畜列为保险种类;三是扩大保险在责任范围,针对淮安暴雨、洪涝、干旱、寒潮、霜冻、连阴雨、冰雹、龙卷风等灾害特点,设置保险在责任。

(二)立足实际,改变险种。首先,将农业成本保险改为农业产值保险。例如三麦每亩产量700市斤,每市斤价格0.7元,每亩产值490元(产量和价格可按三年平均数计算,也可估价测算),每亩保险金额400元,保费按5%计算,每亩20元,每亩绝对免赔额为20%或100元。如果农户不足额投保,按照损失程度减去绝对免赔额,然后按比例赔付,这样农户容易接受,也便于操作。其次,将养殖成本保险改为养殖产值保险。调查显示,精养鱼的鱼种加饲料,按养鱼品种不同,养鱼成本在1000-3000元之间。如某个品种的精养鱼塘产值3000元,按10%计算保费300元,如果出险可按实际损失程度,按投保比例赔付。

(三)政策支持,深化改革。第一,深化改革,财政补贴。可以借鉴法国经验,国家每年做一次保险预算,总额不少于保费的20%,不超过保费的50%,从而有力地保障农业保险机构业务的开展。第二,国家应给予开办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的资本、存款、收入和财产免征一切赋税政策支持。第三,对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政策支持。第四,国家立法保护农业保险。国家尽快制定出台《农业保险法》。农业保险的项目由国家法律规定,保险责任、再保险、保险费率、理赔计算及许多做法也用法律或法规确定。对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宗产品实行强制性保险。

农业政策范文第7篇

关键词:农业政策;“一号文件”;三农

中图分类号:F3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4-0098-02

一、农业政策的历史演进

(一)改革开放前

1958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农村建立问题的决议》,然而,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制,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农民彻底失去了对土地的自主经营权,甚至失去了起码的人身自由,从而瓦解了农民拥护集体化的人心基础。随心所欲地无偿调用社员和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土地和财产,取消自留地,按劳分配原则遭到破坏,平均主义“大锅饭”泛滥,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陷入困境之中。在这一历史时期,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较低,为了大力发展工业,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农业政策向农业领域索取,以保证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剪刀差”经济。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发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农村土地承包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此拉开了序幕。1982年的“一号文件”,党中央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确立了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前提,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此后的四年,中央又连续出台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部署,这就是著名的“五个一号文件”。上述农业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为我国农民脱贫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让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所有制结构及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市场机制调节的范围和配置资源的作用越来越大。十三大,中央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这个目标到了十四大,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于是,作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又一个基石“计划经济”被突破、被创新。在十五大,以邓小平理论的确立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理论的飞跃,走出了一条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导的农业政策,在激励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出现了过度分散经营的新问题。国外的先进经验告诉我们,农业要大规模发展必须走产业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大农业道路。此时的中国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农民收入远远少于城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峻了。这不仅危害到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更加危害到社会的公平与稳定。农业政策的改革势在必行。

二、新形势下的农业发展路径

中国是农业大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根据二元结构理论和国外发展经验表明,中国要想继续取得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必须消除二元结构。而在社会资源相对不足,物质基础还不够坚实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中国政府要面对的历史性课题。

从2004年开始,中央再次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这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当代农业发展进入全新的历史时期与全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物质条件讲,新世纪的中国已经完成了“温饱”和“小康”两步发展战略目标。国家和政府有条件、有能力拿出更多的财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发展、农村基本建设、农民生活改善方面。

根据西奥多・舒尔茨的农业经济理论,我国已经发展到现代农业的中级阶段(见表1)。“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2004-2005年惠农政策集中出台,2004年一号文件,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题,2005年一号文件,以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为主题。十六届五中全会后,2006年和2007年又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2008年一号文件将工作重点转向农业基础建设与促进农民增收问题。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强农惠农政策。2010年一号文件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这是在2008年提出的“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的进一步延伸。调整后的概念是基于城乡产业、功能定位的科学表达,既要统筹发展又避免了简单雷同。2011年的一号文件,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新政策。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科技,提出持续加大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改善农业科技创新条件,着力抓好农业科技创新,加快农业机械化。2013年中央更加重视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尤其是生产关系的改革。在坚持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等生产经营形式。过去一直提“支农”,后来提“支农惠农”,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科学地表述为“强农惠农”,现在又提升到“强农惠农富农”。这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方针的细化实化,是强化农业基础、惠及农村发展、富裕农民生活的精炼表述和精辟概括。

三、未来发展思路及政策建议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仍将处于转型期,继续向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迈进。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影响下,国际经济形势持续低迷,中国经济的传统“三驾马车”中的出口正在萎缩,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也受到诟病,我们不得不更加注重内需,尤其是广大农村的内需。

(一)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力度

政府作为公共部门,在制定经济决策时,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稳定的原则。在调整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格局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尤其是在教育、卫生、科技、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逐步建立和完善城乡、区域间均等化的财政管理体制。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建立政府间合理的分担机制,使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完善现行税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税制结构。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开拓农村市场

中国幅员辽阔,内部各个地区差异很大,既有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又有中等发达地区,在中西部还有广大尚有待于开发的贫困地区,国内贸易的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我们应该充分挖掘农村等落后地区的巨大需求潜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比如: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解放农民落后的消费观念,倡导合理健康的消费理念;逐步健全农村市场,完善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加强农村金融支持力度,开拓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等。

(三)缓解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脚步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成为关乎国民经济宏观全局和现代化进程的重大战略问题。近年来,农民工在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已经得到一些政策支持,但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政府应当采用城乡兼顾、适度控制的方式,引导农民有序的流动。并且,进一步加大户籍改革力度,完善劳动力市场管理,以保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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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吕炜.完善体制阶段的和谐社会建设与公共财政安排[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农业政策范文第8篇

一、农业政策调整的基本背景

2004年农业形势好是相对前几年粮食减产和农民增收缓慢来讲的;2004年农业政策针对性强是针对前几年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来讲的。对2004年的农业政策调整要有深入的理解,必须先对我国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所处的宏观环境有所了解。

(一)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扩大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这几年,虽然农产品供给充裕,但农民增收非常困难。由于农产品供大于求、农产品价格连年下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1997—2003年的7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年增长速度为4%,只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的一半左右。虽然国家“九五”和“十五”规划目标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均为5%,但这7年中没有1年达到规划目标。从收入增长的绝对数来看,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622元,比1996年的1926元增加了696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4838元增加到8472元,增加了3634元。城乡居民收入比值1996年为2.51:1,2003年扩大为3.23:1。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扩大是农业政策调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二)粮食产量下降,供求关系趋紧200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4.9亿亩,是历史上最少的年份;总产量4307亿公斤,减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人均粮食产量334.4公斤,降到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1996—1999年,我国粮食连续4年丰收,从2000—2003年,粮食连续4年减产,后4年平均产量与前4年相比,粮食产量下降500亿公斤以上。同时,粮食消费量逐年增加,粮食产需平衡的年度缺口逐年扩大。弥补粮食产需缺口主要靠挖库存。在粮食总量关系趋紧的同时,品种结构矛盾逐步暴露,特别是大米短缺的问题较为严重。粮食供求关系由供大于求向供求趋紧转变,主要标志是2003年10月份和2004年3月份粮食价格出现两次较大幅度上涨。2003年10月中旬后,国际市场大豆价格上涨引发国内粮食价格上升,主要是大豆、小麦及面粉价格明显上涨,涨幅达20%左右。2004年2月下旬到3月份,南方部分地区大米价格大幅上涨引发全国大米价格上升,带动粮食价格上涨。2004年3月中旬,与上年同期相比,3种主要粮食品种平均价格上涨50%左右,其中大米价格上涨60%~70%,小麦上涨40%以上,玉米上涨21%以上。粮食价格由长期持续低迷到连续出现上涨是粮食供求关系出现新变化的重要信号。

(三)生产要素流失,资源约束增强近几年我国农业和农村生产要素大量流失,给农业发展带来严重的“硬伤”。生产要素流失突出表现在耕地和资金两个方面。从1996—2003年,由于退耕还林、农业结构调整和非农建设占用等多种原因,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亿亩,平均每年减少1400多万亩。耕地减少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造成实质性的、不可逆的损害,使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矛盾更加突出。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偏离“三农”的倾向十分严重,农村资金大量通过金融机构流入城市。农村资金短缺、农民贷款难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四)农民权益受损,社会矛盾突出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导致农民利益大量流失,而且征地补偿款拖欠严重。以土地换取发展资金,随意以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招商引资,严重侵害农民利益,引发诸多经济和社会矛盾。拖欠农民工工资极为普遍,仅建筑领域2003年底以前的拖欠工资就高达几百亿元。农民工的要求并不高,回家过年能够足额领到微薄的工资就心满意足。农民因征地问题的上访增多,农民工以极端方式讨要工资的事例增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五)投资规模膨胀,通胀压力较大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6.7%,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7.2%,为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汽车、纺织投资增长过快,投资规模过大,导致运力紧张,能源和部分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2003年国内生产资料市场销售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升8.1%,其中钢材价格上涨21.1%。在整个经济已经绷得很紧的情况下,农业特别是粮食供给和价格又发生大的问题,与煤电油运紧张、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交织在一起,出现“两碰头”,加剧了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矛盾,甚至影响稳定的大局。出于对这种局面的担心,政府加大了对农业政策的调整力度。

二、农业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推进,对我国工业化发展已进入中期阶段认识的统一,政府已经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对农业政策逐步进行了调整。2004年中央发出1号文件和其他多个文件,农业政策调整的步伐明显加快,集中出台了一批新的带方向性的政策措施。

(一)“多予”政策(1)增加粮食生产投入。全国共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16亿元对部分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在前两年对部分地区的大豆和小麦实行良种补贴的基础上,把良种补贴试点范围扩大到部分地区的水稻和玉米,中央财政安排粮食主产区的良种补贴资金28亿元。对部分地区农民购置大型农机具给予适当补贴,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共安排这方面的专项补贴资金4.7亿元。(2)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投入。中央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到550亿元,农村“六小工程”的投入超过280亿元,农村扶贫开发投入达到122亿元,农业综合开发投入达到89亿元。正式启动国家优质粮食产业工程,选择一部分有基础、有潜力的粮食大县和国有农场,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国家优质专用粮食基地。第一次明确了将土地出让金的部分纯收益用于农业土地开发,规定市、县将不低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15%用于农业土地开发。(3)增加农村社会事业投入。坚持新增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启动西部地区农村教育“两基”攻坚计划,重点支持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继续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和远程教育示范工程,对农村部分家庭困难的学生免费发放教科书。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支持部分地区乡镇卫生院建设,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建设。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的支持。

(二)“少取”政策(1)少收农民的税。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农业税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5年内在全国取消农业税。后来鉴于粮食生产形势的严峻,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国家决定加大减免农业税力度。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全部免征农业税试点,在河北等11个粮食主产省(区)降低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其他地区降低1个百分点。一些沿海省份及其他地区有条件的县也自费进行了免征农业税的改革试点。全国减征免征农业税233亿元,取消农业特产税68亿元,农民由此减轻负担共计301亿元。中央财政新增转移支付216.6亿元,加上以前基数,用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资金达到520多亿元。(2)少征农民的地。严格保护耕地,全面清理整顿开发区,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案件,暂停半年审批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在全国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大检查。对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补偿安置情况进行清理检查,特别是突破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使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依照现行法律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不足以支付因征地而导致无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省级政府应当批准增加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达到法定上限,尚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当地人民政府可以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予以补贴。

(三)“放活”政策(1)放活粮食流通。在前几年放开主销区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了主产区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实行购销市场化和经营主体多元化。粮食期货市场进一步发育,玉米和黄大豆2号期货品种正式上市。(2)放活农村金融。扩大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范围,减轻历史包袱,完善产权结构,健全内控机制,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着力增强农村信用社活力。鼓励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鼓励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3)放活农民就业。消除不利于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障碍,继续清理针对进城务工农民的歧视性政策和各项乱收费。重点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活动。研究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上学问题,一些城市已出台了具体的办法。为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开展对外出务工农民技能培训的“阳光工程”。

从2004年的实践来看,我国农业政策调整表现出3个基本特点:(1)对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坚定。面对2003年10月和2004年3月两轮粮价上涨,人们担心粮食流通市场化的进程会中断。但政府毅然出台酝酿已久的市场取向的新一轮粮食改革政策,在粮食流通市场化道路上迈出了最后一步。(2)对市场经济的驾驭能力明显提高。理性对待粮食回升,既没有过早平抑、扭曲市场信号,也没有向管制体制复归。这与1993年第四季度国内粮食市场出现波动以后当时政府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形成明显反差。(3)对经济手段的运用更加娴熟。利用市场粮价的回升刺激农民增加生产投入。充分运用补贴等经济手段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特别是对水稻加大良种补贴力度。对重点粮食品种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政府先后公布了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和粳稻的最低收购价格,提前发出价格信号,引导农民发展水稻生产。

三、农业政策调整的走向

2004年虽然在农业政策调整上迈出了一大步,并且实际效果很好,但这并不表明农业政策调整已经完全到位。下一步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总的走向是稳定、完善、强化。下一步农业政策调整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政府要与市场合理分工,市场解决起来更有效率的就由市场去解决,政府解决起来更有效率的就应当由政府来解决。比如2004年对化肥价格的管制效率就很差,是典型的政府越位。由于化肥的上游产品煤、电、油、运、气价格全面上涨,以及国际市场化肥价格上涨,控制国内化肥价格造成企业开工不足、化肥出口增加和进口减少,结果加剧了国内化肥供求失衡的矛盾。(2)既不能只讲成本,又不能不讲成本。任何政策工具都是有成本的,对政策工具的选择必须进行成本效率分析,并且要完善政策成本的分担机制。有人认为2004年出台的补贴政策成本太高。实际上,据对一些县的典型调查,粮食直补的行政成本约为补贴总额的5%~10%。与国外农业补贴项目相比,我国的粮食直补项目是非常有效率的。问题在于,粮食直补项目中没有列支行政成本,而是完全由地方政府自行承担,这样地方政府就会感到成本很高。(3)既不能照搬国外做法,又不能不理睬WT0规则。政策要符合我国国情,要与国际惯例接轨。2004年出台的政策中,既有与粮食生产挂钩、直接影响粮食生产和贸易的干预政策,又有不与即期生产挂钩、对生产和贸易没有直接影响的补贴政策,还有旨在促进结构调整的支持政策。对这些政策要进行准确定性,要注意8.5%的黄箱支持上限。(4)既不能不保持连续性,又不能过分路径依赖。农业政策一经采行,无疑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但也要注意克服路径依赖,跳出现有思路,出台新的政策措施。目前各方面对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呼声很高。我国农业政策正处于十字路口,是步日本、韩国之后尘走向高补贴、高保护的不归之路,还是选择比较优势战略、建立高效率的农业产业体系,亟待作出理智抉择。

农业政策范文第9篇

一、审慎扩展油料信贷业务,探索建立风险控制机制

为了及时防范和化解油料购销中的信贷风险,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分行提出把握“三个关键”的贷款管理办法。把握“三个关键”即:首先,严格把握风险准备金比例。其次,严格把握市场价格。第三,严格把握库存监管环节。通过支持粮食企业扩大油料购销活动,收到了四个效果:一是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二是解决了农民的卖难问题,提高了农民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和生活消费水平。三是促进了农工商联合,粮食企业扩大了经营量,增加了效益。四是扩大了收贷收息来源。

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将集中到运用国有大型粮食储备方面。各个地方大批的中小国有粮食企业必然走向股份制和民营化,粮食市场的放开还会使更多的企业和民间资本从事粮食收购,农业发展银行的信贷支持重点也应该随之调整,决不能以所有制来确定支持重点,要以资金的效益性、流动性、安全性和市场规律选择支持对象,将从事粮食收购、调销和储备的各类企业都列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在政策上对所有粮食企业做到一视同仁,对民营资本给予国民待遇,只要能够符合信贷规定、接受信贷监管,农业发展银行就应该给予信贷支持。

二、以支持粮食产业化经营为突破口,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服务空间

一是积极支持原粮、油料的粗加工。选择辐射能力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具有一定规模的粮油加工龙头企业作为直接支持对象,从横向上延伸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资金的服务领域。通过支持龙头企业,改变目前企业数量多、产品质量差、档次低的局面,起到支持一个企业带动一方经济、富裕一方农民的作用。二是集中资金支持一批具有品牌效应的粮油深加工企业。将一些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市场占有率高的名牌粮油品种、饲料加工和粮食转化的新兴产业作为扶持对象,使农村涌现出一批档次高、影响大、带动力强的品牌企业,也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择优支持经济作物的收购和加工。随着经济作物在农产品中比重的增加,农业发展银行要适应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在收购资金使用范围上逐步拓展。四是探索支持农产品基地建设的新路子。对于那些畅销、高效、潜力大的农产品如优质小麦、油料、高油大豆、荞麦等,应积极探索通过信贷扶持开展集约化经营建设现代农业园区,使其成为加工业可靠的原料基地。五是对转化粮食、市场前景看好的大型养殖企业、畜牧加工企业给于必要的支持,特别是在内蒙古这样一个农牧经济类型地区,支持农业和牧业产业化,加大对弱质产业的扶持力度,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战略调整更有深远意义。版权所有

三、以构建现代银行为手段,增强农业发展银行可持续发展能力

农业政策范文第10篇

日前,“2016(第四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在北京举办,欧洲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发展总司司长泽西・普莱瓦(Jerzy Plewa)出席了此次峰会。普莱瓦负责欧盟农业发展政策相关的工作,《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围绕欧盟的农业发展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借鉴价值对他进行了专访。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看中国食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份额?

泽西・普莱瓦:欧洲市场上有很多中国食品,如茶叶、食品和蔬菜等,中国的食品质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为欧洲市场的消费者更青睐高品质且多样化的食品,因此中国可以针对需求提供食品。我们也会促进双方食品贸易发展。

中国经济报告:欧盟的农业政策对中国农产品生产有哪些启示?

泽西・普莱瓦:中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与中国的交流也很频繁,与中国政府和农业领域科学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欧盟,我们有好的土地、农民和农场主,农业发展潜力大。但我们不只关注产量,更关注质量。我们必须遵守欧盟设立的产品质量政策。

欧盟有地理标志保护制度,保护特定地域的传统产品。所以我们也在和中国协商关于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协议,包括红酒、肉类和奶酪等产品。在欧洲,我们已经建立了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双方共同约定项目,涵盖更多产品。在双方市场上出售的这类产品都注有特殊标志,这样可以促进双方的农业及贸易发展。在高品质食品地理标志制度方面,我们有很多合作伙伴,比如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签订了包含地理标志保护和产品质量条款的产品保护协议。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也可以借鉴这些合作模式。

中国经济报告:基于欧盟经验,你认为中国应如何解决食品和粮食安全问题?

泽西・普莱瓦:这些问题本身很难解决,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更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2016年中国成功举办了G20农业部长会议。因此我们采纳了中国的倡议,举办关于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峰会,与农业大国共同探讨焦点问题和行动计划。这样可以加强各方合作,推动国际化目标和标准的设立。欧盟在这方面积攒了丰富的经验并且乐意与其他国家分享。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农业发展目前面临诸多结构性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泽西・普莱瓦:欧盟多年前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些年来,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经过不断改进,已经取得一些成就,有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可供中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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