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5 08:40:49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总体来看，在我国西部农业生态环境修复中，目前的这种统一监督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监督管理相结合的环境管理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对于保障西部生态环境，促进西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曾经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国西部农业生态环境修复行政管理机制也存在如下问题:

(一)环保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和权力配置方面的问题

首先，环保行政部门存在重叠、交叉设置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机构改革不彻底而遗留的负面效应。由于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是从各部门分工管理逐步变为统一监督管理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的，而在这种改革过程中一般只注意对新机构的授权，而没有顾及或没来得及对原有机构及其相关职能的撤销或合并，于是就发生了某些管理机构相重叠的现象。另外，在权力配置方面出现了权限设置混乱的现象。我国目前环境立法中关于部门之间职责范围的规定是很不清晰的，尤其是关于部门之间如何开展协作的规定更是语焉不详，使得行政自由裁量空间过大。而行政主体出于本部门利益的不正当考虑，对于法律规定不是很明确的地方，不同部门对有利可图的事务竞相主张管辖权，而对于不利的事物则主张没有管辖权，当缺乏上级权威部门进行协调的时候，执法部门之间往往出现相互扯皮、互相推诿的现象，严重影响法律的执行。［2］

(二)环保执法员数量不足、素质不高

我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在进行环保执法时肯定需要大量的环保执法人员，然而在我国西部某些省份的环保执法人员是严重缺少的。根据调查研究，四川省环境监察总队有30多个人，而实际却需要120到150人，缺口很大，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四川省竟然还有16个县仍没有环保局。在我国西部不仅面临着执法人员的严重不够，而且环保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也是不容乐观的。例如，据调查了解到，在陕西省环保局法规处的5个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个是法律专业毕业的或者是曾经进修学习过法律知识。［3］

(三)环保部门在财政上对政府的严重依赖

根据我国现有的财政体制，我国基层环保部门的工资和福利都是由各地政府提供的，总体看来，基层环保部门的经费长期以来一直呈现出一种较为紧张的状态。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一批批高污染企业纷纷被默许诞生，因为这些企业一般都是本地的纳税大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保护，虽然这些污染企业是环保执法部门的执法对象，但是因为基层环保部门在财政上严重依赖当地政府，其自身地位不独立，所以环保部门在执法时也不得不看本地政府的脸色行事了。由于政府依赖企业，环保部门依赖政府，所以试想一下，在西部经济整体水平发展不足的情况下，要以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对自身投入的经费为代价，要求环保部门去严格执法消除一切污染现象，着实是有些难度。

(四)环保行政管理机构职权运行方面的问题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是一种横向的各部门并立的所谓“统一管理与分部门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但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环保行政管理体制没有实现统一监督管理的局面，分部门管理职权重叠交叉，管理部门错位等多种弊端而严重影响环境法律的有效实施的情况，但另一方面，我国又缺乏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即没有设置对这些部门冲突与矛盾进行有效协调的权威性部门或机构。虽然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协调的经验，但是却也不够成熟更没有得到推广。［4］

(五)政府政绩评价体系不合理

目前我国西部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并不富裕，很多地方政府还在苦苦为走出“吃饭财政”、“工资财政”而努力奋斗。在这种大的环境与背景之下，GDP的增长遂成为了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依据。在面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时，如果严格贯彻执行环保计划的各项指标，必然会关停大量企业，这显然会影响到GDP的增长。理性的人会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官员也当然不会例外。地方官员一般在地方任职也就是几年，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尽一切可能推进GDP的增长在短期内效果显著，而环保计划的实施见效时间较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且又在短时间内难以形成经济效益。所以，地方官员使尽浑身解数发展GDP成为了必然，环保计划的诸多指标未能如期完成也成为了意料之中的事情。

二、完善我国西部农业生态环境修复行政管理机制的建议解决上文指出的我国西部农业生态环境修复行政管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科学设置环保行政管理机构，合理划分行政机构管理权限

由于我国目前的环境管理体制是从各部门分工管理逐步变为统一监督管理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在这种转化过程中由于不合理的因素导致了环保行政部门的重叠、交叉设置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设置环保行政管理机构时，能够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与布局，在设立新机构时能及时对原机构撤销或者合并。另外，由于我国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环保任务严重而环保执法人员却严重不足，在这种背景下，可以考虑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力量，加强村委会与居委会的建设，壮大我国西部地区环保执法力量。“九龙”治水最后却也没有把水的问题解决就是对行政管理机构之间职责不清、权限不明后果的生动体现，所以对环保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能要进行科学的分工，并清晰其权限范围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在具体做法上，我们可以根据部门的性质来进行抉择，因为不同性质的部门主要只能从事与其性质相适应的工作。另外也要讲究效率以及考虑到公平、公正的原则。

(二)加强西部环保执法的队伍建设，保障环保事业的执法力量

一项事业能够合理有序的推进，不仅需要良好的制度，因为这是基础，也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去践行，因为这是关键。我国的环保事业也不例外，在进行我国西部农业生态环境修复这项伟大的事业当中，西部环保行政管理机构的广大执法人员数量是否充足、素质的高低就是这项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之处。所以，首先应该增加环保行政人员编制，扩充环保执法队伍，严格把关环保行政人员的产生方式，例如，在每年的环保公务员招考时，可以提高考生的报考条件，对报考人员的学历和专业进行限制，这样在一定层面上就可以保证被录取人员的综合能力与素质。不仅如此，还需要依法加强对环境行政执法人员的环境科学基础教育、环境法律法规教育，现代管理科学和计算机技术教育等岗位业务培训，以提高环境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

(三)建立独立的财政体制，提高环保部门的权威性

在每年的政府报告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我国环境保护部门得到的经费基本上是最少的，这个问题几乎每个省市都存在。所以目前我国环保财政不独立，每年环境保护的经费短缺的问题就成为了制约我国政府环境保护职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改革现行的体制，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地方政府从目前的“准企业”状态还原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政府和福利政府，我们应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管理体制，把目前“分灶吃饭”、“自主创收”的财政体制，转变成“先集中、后返还”、“收支两条线”的体制。在环保这一块，可以在提高财政预算的同时，能够增加各种费用的返还比例，比如说，对于排污费的比例可以从20%增到30%。

(四)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保障行政管理机构职权的顺利运行

西部农业生态环境修复是一项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系统工程，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是保障行政管理机构职权的顺利运行、确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以及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所以应该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跨部门、高规格的环境管理协调机构，这样对环境保护事务的有效开展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对部门之间出现的冲突与矛盾也可以妥善的进行协调与解决。另外，各级政府部门应当实行农业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目标责任制，定期检查，并接受社会监督;各级环保部门建立与环境保护监督相配套的管理机制;建立综合决策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综合决策能力，以减少开发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5］

(五)对西部地方官员采取合理的激励措施

改变现有的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地方行政长官片面追求GDP增长，不注重环境指标的现象，把环境质量的恶化问题与官员的“帽子”和“权力”挂起钩来。随着形势的发展，环保在政绩考核体系所占权重应进一步提高，全面引入绿色GDP评价体系，建立环保的政绩考核机制。另外，在将环境保护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标准时，可以借鉴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中实行的一票否决制，在我国环保工作中也建立一票否决制度。就是说各级政府对本地区环境质量负责，把污染物总量控制、环境质量改善等主要环保指标纳入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健全“环保一票否决”制度，引导地方各级政府把环境保护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及时研究解决本地区环境保护重大问题。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在农业科研院所中，院级、所级和其他部门一般都设有行政管理机构，负责院所日常事务及统筹联结工作，其岗位具有特殊性、利益性、多元性，势必要求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从为人诚信、为事谨慎、为作于勤等方面来不断提升自我管理素养。

1.诚信是为人之本

行政管理工作错综复杂，难免出现纰漏和错误。这就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承担责任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是建立在相互诚信的基础上。同事之间形成良好的信任关系，创造一个诚实守信的办公环境，能在错误面前敢于承担，诚实面对，相互扶助，是提升自我管理能力的最佳途径。那些谎言、逃避、推卸责任等有悖于诚信为本原则的行为，只会导致更严重的不良后果。

2.谨慎是不变的法则

行政管理岗位事无巨细，小到会议安排、文件、打印复印、材料递送，大到拟定各类方案供领导决策等，都是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的范畴。这就要求行政管理人员要慎言慎行，应对每件任务都应以谨慎立足，每项工作都应付以十分的专注，遇到难题则主动寻找解决方案，以谨慎细致的态度努力将业务做到极致。

3.业精于勤是途径

农业科研院所的行政管理工作有单调乏味、操作琐碎、重复性高、程序性强等特点，并且有项目参与难、成果产出少、评价制度不完善、付出得不到相应回报等问题，是典型的服务奉献职业。随着农业科研院所的不断发展，对行政管理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行政管理岗位的工作性质和特点容易发生职业倦怠现象。如何跟上发展的需求，克服“职业倦怠”，所谓“业精于勤”就是态度决定一切。一个好的态度是做好事情的第一步，是前提。“认真可以把事情做对，用心才能把事情做好”讲的也是态度。行政管理人员应端正工作态度，接受和发现“职业倦怠”早期信号，适当调整工作方式方法，学会自我欣赏、自我完善和提升自我，充分发挥自我潜能与创造力。

二、提升自我学习能力是方法

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中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个合格的行政管理人员只有内外兼修，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才能胜任工作的需求。内，即本，也就是说我们所应该拥有的最基本的、内在的东西；外，即表，也就是说一些通过行动来表现的东西。

1.注重内心的修炼

行政管理人员在我院所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日常工作是为领导、为科研人员提供优质服务，地位特殊、角色复杂，要求与所在机构荣辱苦乐融为一体。良好的心态管理有利于个体树立信心，勇敢地面对现实，帮助个体整理出清晰的思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职业道德观，不追逐于眼前的利益，不纠结于一时的得失，赋予本体更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和一击即中的魄力。而良好的情绪管理有利于群体的协作，办公室是日常行政工作运转的枢纽，其服务、协调、管理工作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不仅要为领导和科研人员服务，还要与其它职能部门、各研究室进行协调沟通，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中，学会换位思考、与人为善、学习他人和自我学习，担任好协调沟通的角色，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推进院所的和谐发展。换位思考是珍贵品质。行政管理岗位作为一个服务岗位，要学会识别他人的情绪，利用多元化的思维和特殊的观察角度去全面地判断某人某事，充分利用新出现的元素，更新、完善对某人某事的看法，不要让“自我增强特性”束缚了意识，容易使产生片面、极端的不良影响。换位思考在行政管理工作中是非常宝贵的品质，这才能自觉地站在领导的立场去思考和处理问题，与领导意见保持一致，辅助领导决策的，侧重服务管理；才能真正了解科研人员的内心需求，为科研人员提供耐心、细致的解答与帮助，做到出色管理、贴心服务。与人为善，处事泰然，善待得失，时常保持心存感激以及豁达包容的心态。松下幸之助说：“以温柔、宽厚之心待人，让彼此都能开朗愉快地生活，或许才是最重要的事。”在工作中做到尊重对方、秉公办事、谦虚谨慎、以诚待人，以待人丰、自奉薄、责己厚、责人薄来给自己提出高要求，持续“修炼”，提高自我，努力营造和睦、互助的办公环境。学习他人和自我学习。向他人学习是自我提升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向他人学习获取新的信息，尤其是接纳和欣赏差异性，积极向与自己看法不同的人学习，开阔自己的视野；通过了解新的思考逻辑，掌握更多的规则；通过借鉴新的观念，形成新的习惯。此外，自我学习也是一门学问，把自己的经历当作最主要的学习途径或方式，在这个过程中要经常进行自省与反思。自省是提升自我的核心方法，古人有“吾日三省吾身”的说法，通过自省，我们得以发现自己内心世界深处隐藏的成见、假设、逻辑、规则，使这些图像浮现出来，藉此可以对其有效性加以检视。同时，要善于总结和反思，在行动中反思，并从中发现问题。

2.注重知识的学习与提升

注重专业知识的提升，广博的知识储备和良好的业务水平是做好行政管理工作的基础。在这个知识膨胀的时代，作为农业科研院所行政管理人员要树立终身学习观念，不断加强自身修养。不注重知识的补充和扩展，势必被社会淘汰。顺应时展的需求，对本专业相关的前沿知识的学习更新，是提升自己，应对错综复杂的工作，做好领导得力助手的法宝。一要深入学习了解国家农业政策导向和最新农业发展方向及研究动态，为科研人员提供更便捷贴心的服务；二是提高业务能力。许多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本身专业可能与之毫不相关，所以必须努力学习业务知识，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同时要善于与同行交流与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在实践中逐渐积累宝贵的工作经验，不断完善自己。注重专业外知识的学习，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这些综合素质体现在交际能力、创新能力、运用知识能力等各个方面，这些能力的提高使自己有信心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另外，还要求拓展其他各种技能，学习广博的知识，比如，摄影及照片处理技术、电子信息化技术、外语能力、心理学、礼仪学等，针对工作特点重点学习，满足工作发展的需要，为领导和科研人员提供优质服务。

3.注重职业规划的方向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职业道德观，处理好奉献与索取的关系，正确地认识自我，坚持目标，坚守信念。不要追逐于眼前的利益，不要纠结于一时的得失，保持良好的生活工作作风，重视内外兼修，为自己制定一个长期和一个短期的工作计划，本着大方向不改变、适时微调的原则，始终坚持理想信念，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三、总结

行政管理人员作为农业科研院所的管理群体，肩负着服务、协调、管理的重任，对农业科研院所的长期稳定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行政管理人员要学会自己认知、自我管理，并通过提升自我的有效途径来实现自我完善，提升自我价值感，全身心地投入到本职工作，热情工作，快乐工作，当好领导的参谋，协调好各种关系，提供优质的服务，以适应新形势下农业科研院所发展的需求。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2.取消乡级财政机构设置，只在可以完全不依赖农业生产税收的镇(如果其税收能够基本自理)，设立独立的财政机构。政府要从政策法规上明确与农村社区的经济利益关系。其原则是，基本上不介入、不干预、不打乱农村社区边界内的利益格局，充分尊重农民的社区经济文化和意识。与此相关的是，随着乡级政府工作量的大幅度下降和职能的重新定位，机构和定编人员必须大幅裁减。

3.新的农产品“税市”制度，把税基从农民转向了消费者，这就需要尽快设计一套完整的不同档次农产品消费的累进税征缴制度。把目前农产品在各个环节上的征收税种，比如营业税、流转税、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等等，重新进行设计。以粮食为例，意向性的参考意见是，在批发和零售环节要低税；在中低挡次的餐饮业、饭店业、饲料业和食品业，可按高中低分三档；对星级以上的高档餐饮业、宾馆饭店业、食品加工与销售业，可参照星级分为5个档次高额累进征税。初步测算，按目前的粮价水平，在消费者完全可承受的范围内，仅粮食一项就可在流通、加工和消费环节拿到300亿元以上的税收。对农产品的出口，应充分利用WTO允许我国可动用的农业支持总量，向外向型农业倾斜，实行全额退税措施。

4.建立农产品的贸易与消费税收的转移支付制度。由于市场流通和行政区划之间是不一致的，因此“税市”制度所得不一定就会全额回到农产品的产区。尽管产区的农民因免税负是受益的，地方政府在经济总量的扩张和消费中增加税收，但这仍然需要中央政府建立税收转移支付的可行办法。建议是否可以考虑：对国家定点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对高档的餐饮业、宾馆饭店业，由国税部门单独列收或划出一定比例，列为农产品流通和消费税，这部分税收中央财政规定全额转移，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支付。对烟酒行业的税收应当划出一定的比例纳入中央转移支付的范围。转移支付的办法：东部地区由省级财政自定方案解决；中西部地区省会大城市、地级市城区、县级市镇区，均不纳入中央转移支付的范围；中央转移支付的对象，只针对中西部地区的县级财政。但如何平衡各县的财政，由省市两级政府协调。

5.中西部地区的普教经费，民兵训练国防教育经费，应当列入财政转移支付的范围。这样，村一级的公益、村务经费来源就大大宽松了。一般来说，村一级内部的经常费用开支不宜列入税收开支，特别是工资性的开支就更不宜列入。因为这不利于行使村民自治的权利，不符合中国农村社区文化和农民对社区经济利益边界认同的基本国情，而且容易引发各种对村民的侵权行为。同时这一收一发在财务和利益关系的平衡上恰恰是给政府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工作量。也就是说，税费必须要分开而不是合一，分开的实质是对利益边界的明晰划分，“井水不犯河水”。凡是政府委托给村委会办的公务，一般应一事一办，由政府支付劳务费用。

6.村级费用问题。行政村中的公益金、公积金、五保户补助及村务费用，在转移支付以后，已经留让出较大的收支空间。如何解决村务的费用问题，则应由村民委员会自行讨论研究解决，政府可以提出参考性的建议。只要村务确实是由村民代表大会大家共同议定的，政府就不必再去定什么条条框框。村党支部和乡镇党委、政府应紧紧抓住、抓好村民自治这件事，从具体的村务退出，监督村委会的选举程序，在政治上保证村民自治的合法权益。

7.建议中央全面清理各项对地方的财政支出，包括中央支农的各项投资，重新界定各级财政的支出原则和审批权限。据统计，自1997年以来，国家财政每年用于支农的资金都超过1000亿元，但科目十分庞杂，审批程序也很复杂。地方政府把在北京跑项目看成了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从理论意义上说，层次跨度越多，项目分类越杂越细，信息越难以对称，资金的使用效率越差。以中央财政为例，对地方的支出应当集中在几个大的科目上，如普教费用，跨省域的大型基础设施，带有政治意义上的专项投资，甚至公务员工薪等，但对地方发展上的各类具体项目投入，比如农业综合开发的专项资金，地方性经济发展项目的立项、投入，原则上中央财政不宜介入。中央财政的收支原则应是“拿大头补大头”，这样可以使信息识别的成本降低，准确度高，其他各级财政可以此类推。这样一个原则的，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设定，可以使税费改革的可操作性更强。

8.在农业生产环节的税费全部减免以后，应当取消粮食的保护价政策。就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对粮食供求波动的调控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的休耕和高价补贴政策不宜采用，原因是面对小农经营操作成本太高，不好界定。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是，建立起国家对牧区休牧期的调控制度。当粮食过剩时，可延长休牧期，加大农区牧草的播面，向牧区提供商品草，商品粮。反之，则适度缩短休牧期，扩大粮田播面。国家的补贴在这一过程当中进行调控。这一办法的好处，在于综合调控农业、牧业、生态，政策性补贴转化成生态投资，两者互调，便于操作，一举多得。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崔晓黎（完）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政府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7　欧阳坚

政府架构与运行机制研究：经验与启示/10　张成福　李丹婷　李昊城

城市政府业务重组的原理与方法/19　李卫东　徐晓林

加强政府机关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的对策建议/23　宏江

论行政公文规范化管理的发展历程及现实选择/25　于健慧　刘梅

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迈向“省直管县行政改革” 安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调查与思考/28　石亚军　施正文

试析行政法领域的思想解放及其走向/34　余红

论侵权责任法规定行政侵权责任的必要性/37　白丽云　谭恩惠

我国经济执法的重心应当上移/40　韩志红　陈爽

网络诱致突发事件：概念、特征和处置/45　刘杰　梁荣　张砥

论政府冲突管理能力的强化/50　褚松燕

与领导干部应对能力建设论析/54　肖文涛　林辉

行政公平的基本含义和内在意蕴/59　周庆国

试论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逻辑进路/63　张增田　苏星星

我国公务员培训模式选择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67　马秀玲

公共部门的宽带薪酬：比较与前瞻/71　吴木銮

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激励制度与科学发展/77　王有强　卢大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取向研究/82　王枝茂

长株潭试验区管理机构设置研究/85　湖南省公共管理研究基地

政府决策视阈下的高校服务保障探究/89　彭怀祖

高校加强行政管理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思考/92　沈召前

美国联邦政府公务员绩效管理的原点谈美国联邦政府公务员的绩效计划/96　胡晓东

浅谈国际行政科学领域的学术论文规范以《国际行政科学评论》为例/100　王满船

职、责、质、值/102　夏书章

“马上就办”二十周年感言/103　毛伟

行政听证的政治逻辑架构基于商谈理论的视角/105　岳成浩　薛冰

政府预算的科学性与软约束基于中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实证分析/110　刘叔申

从任务型自治到民主合作型治理基于上海市社区调研的分析/116　陈朋

信息管理体制与地方政府创新以山西地税“两个操作示范”改革为例/121　王巧玲

张文寿同志逝世/128

“基层行政管理创新暨桃源模式解析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115

“公共管理与地方政府创新研讨会”获奖论文评选结果揭晓/44

中央国家机关大力开展“强素质、做表率”读书活动强化学习型党组织建设/102

和谐社会中的社会性别平等 “第三届社会性别与公共管理论坛”综述/124　梁洨洁　张再生

《中国地方政府规模与结构评价蓝皮书2008》评析/126　马敬仁

世博主题/106 夏书章

科技人才创新行为评价体系设计研究/107 张相林

公益性科研院所科研人员激励因素的实证研究/112 宋歆炜

转型期我国政府低效率现象的组织内部原因――基于公务员组织认同影响作用角度的调查分析/116 王彦斌

转型社会“制度性风险”治理的理论演进及其路径选择/120 张玉

山东省城乡结合部社区建设调查/124 张俊侯小伏龚宗俊张舒平

・关于批准接纳姜爱林等18名同志为个人会员的通知/71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召开专业分会工作座谈会/106

・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发文要求加强行政管理研究/127

・简政强镇事权改革暨经济发达镇行政体制改革论坛在广州召开/61

・对行政生活哲学意蕴的探幽――评《行政哲学研究》/128 宋汝冰朱逢春

・2010年5月31日至6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昆明市考察。这是6月1日，在昆明西山区白鱼居委会禄海新村田间考察小水利设施和春耕生产情况。新华社供稿

这是6月1日，在昆明西山区白鱼居委会禄海新村田间考察小水利设施和春耕生产情况。

重视人才发展既要宏观更要具体本刊编辑部

创刊25周年纪念专栏

知行并进再铸辉煌――纪念《中国行政管理》创刊25周年/7 王澜明

书贺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创刊二十五周年/8 夏书章

我的行政学情结/9 应松年

发挥优势再创佳绩/10 王安

热点聚焦

网络参与与政府治理创新之思考/11 顾丽梅

基于惩治腐败有效性模型的网络监督研究/15 杜治洲

网络监督的理性分析/18 王蓓蓓

网络参与对公共政策公信力提升的影响分析/21 漆国生王琳

探索与争鸣

建立良性医患关系尚需体制突破――基于“徐宝宝事件”的个案研究/24 童文莹

公共决策监控机制：特点、问题与对策/29 周业柱

行政与法制

试论行政处罚实施权运行模式的确定/32 喻喧

“钓鱼式”行政执法成因及防范对策探析――以上海市 “钓鱼式”行政执法案件为例/35 缪国书张洛丹

行政哲学

幸福尊严的公共服务视角解读/38 张瑾

政府执行力提升的路径选择/42 于秀琴李军蔺雪春

公共管理

机构：原理、绩效与未来/46 谭康林

中国公共行政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发展之关系――从行政效能、行政方法与技术视角所作的一项分析/52 施雪华黄建洪

“双向互动”视角下的公共服务方式创新――中国经验的总结/57 薛立强杨书文

应急管理

突发事件应急社会动员机制研究/62 郝晓宁薄涛

论社会力量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及其完善――以2009年部分城市应对暴雪灾害为例/67 王光星许尧刘亚丽

的特点及处置原则/70 王东

公共经济

水资源管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以农业用水管理为例/72 刘红梅王克强郑策

新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问题与对策/77 王保国宋湛

人力资源

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80 郭庆松

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性研究：以上海市信息产业为例/84 高子平

电子政务

政府流程再造：研究趋势与前沿问题/88 叶勇

我国行政信息管理理论研究现状与前景/92 谭芝灵郭敏

地方政府

地方善治及其分权化改革的制度设计模式/95 张毅郑俊田

志愿失灵及其校正中的政府责任/99 孙婷

他山之石

国外政府跨部门合作机制的探索与研究/102 孙迎春为实施“十二五”规划作充分准备　本刊编辑部

构建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体系：理论逻辑和实践指向/7　孙宇

基于项目成熟度评估的电子政务决策模型/11　张宇航　刘伊生

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与网民行为：一个实证研究/16　曾润喜　徐晓林

在新的发展进程中续写华章/21　余兴安

行政管理工作者的精神家园/22　何颖

乘风破浪扬帆济海/23　刘建平

民族地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定位与调适/24　李俊清

我国制度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审视/29　倪宇洁

行政成本定义重构：基于本基金分流理论的视角/34　高文亮　乔万敏

以政策支持推进转企事业单位改革研究/37　贾凌民　曹胜

农业灾害管理中的政府责任及其战略安排/41　曹海林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中的政府作用研究/45　邓泽宏　何应龙

政策执行理论视域下的执行性腐败及其治理/49　刘兆鑫

我国公共教育政策执行：影响因素、问题和路径选择/53　李孔珍

政府应对分类处置流程研究/58　王辉　杨林秀

城市商业安全的构造与运行机制分析/63　佘廉　李涛

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与解决之道/69　汪泰雨

转型期规制官员俘获问题及其防治策略/72　蒋硕亮

区域公共管理视域下的整体性治理：跨界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77　高建华

我国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及改进路径/82　陈曦

构建海峡都市圈的战略思考/86　陈俊星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两种表现及民间组织应对的研究/90　严新明　童星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府支持体系研究/94　田松青

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经验和教训/98　张汝立　陈书洁

美国州际区域应急管理协作：经验及其借鉴/103　吕志奎　朱正威

说中山装/110　夏书章

从管理哲学看我国管理学的反思与接轨/111　刘芳　吴欢伟

政府绩效评价周期及其实证检验/117　郑方辉　覃事灿

从农村标准化学校建设看政府公共服务供给/121　葛红林

谋求公共行政发展的新动力――国际行政科学学会第28届年会情况简述/123麻宝斌　高小平　沈荣华

后危机时代的政府角色――来自“第五届中美公共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观点/125陈振明　陈志青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贺《中国行政管理》创刊25周年/21

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成立/81

贵阳市城市水务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110

山西将在今年十一月底前全省督察煤矿关闭整顿情况/124

《党政领导人才素质标准与开发战略》出版/33

努力形成对政府工作有较高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本刊编辑部

深化认识突出重点　进一步加强中央国家机关政务公开工作/7　马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研讨会

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第20届年会专版

践行宗旨务实重行扎实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10　吴玉珩

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调研思考/13　石亚军

“4S”：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政府职能系统定位的新发展/15　李琪

关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研究的几点认识/17　王浦劬

科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理论与实践创新——研讨会暨第20届年会综述/20　郭锐

以立法推进监管体制改革/23　陈伟

论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动因、结构与准则/26　李俊斌

政府绩效管理地方立法探析——兼评《哈尔滨市政府绩效管理条例》立法特色/29　单国俊

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正向激励的路径依赖/32　徐刚

三城市政府绩效评估指标权重差异比较/37　王鲁捷　陆伟丽

“行政区经济”概念再探讨/42　刘小康

政策工具创新：从强制到许可——以当代中国城市户口迁移制为例/48　王清　王磊

浅论中国政府管理业务流程再造/52　何翔舟

公共服务中的公众参与能力探析/56　漆国生

社会保障与政府责任——以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为例/59　金海和　李利

我国城市水务业PPP模式中的政府规制研究/63　周阳

构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后评价机制研究/67　任旭　刘延平

公开选拔干部制度的制度变迁与发展趋势/70　梁丽芝　韦朝毅

关于教育权利冲突的制度伦理思考/75　董新良　安彩红

应急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及政策激励分析/80　唐林霞　邹积亮

国外公共部门应急管理培训体系的初步比较/84　周玲　彭宗超　薛文军

我国县级政府行政监督体系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89　尤光付

地方环境监管困境解释——政治激励与财政约束假说/93　张凌云　齐晔

灾害救助中的NGO参与及其管理——以汶川地震和台湾9·21大地震为例/98　林闽钢　战建华

非营利组织：政府应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困境的路径选择/104　邹治　陈万明

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的政治性逃税及其治理模式/108　郭剑鸣

国情教育/112　夏书章

服务型政府与政府机构改革：一个公共物品的集体供给理论/113　朱旭峰

公共领域合作的初始条件和发展变量——一个定性研究/118　谢新水

如何在“新农保”政策实施中保障农村妇女权益——基于四川省的调查研究/124　谭琳

切实加强农业社团建设与作用发挥/126　梁田庚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10年重点课题及招标课题/41

·《2009公共管理国际会议论文集》获ISI Proceedings检索/55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现行市场监管机制存在着规则滞后、权力分散、抗干扰能力弱、执法保障不足等缺陷,应强化市场监管理论建设,设立统一、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和以专业化为方向的市场监管机制。

总理多次明确指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四项基本职能,充分说明市场监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极端重要性。市场监管机制是保障市场监管目标实现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是否制约科学、合理、完善,事关政府监管职能作用能否有效发挥。这就要探讨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我国现行市场监管机制的主要缺陷

弄清我国现行市场监管机制的主要缺陷,是提出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的依据,也是提高针对性、减少盲目性、增强科学性,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的重要方法。我国现阶段市场监管机制存在的主要缺陷,·归结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监管理论缺失。市场监管理论是研究市场监管内容、对象、特点、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市场监管机制建设和实践的依据。但就现阶段我国市场监管的理论现状而言,专门研究机构和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市场监管理论形成独立学科体系的瓶颈,市场监管理论明显地表现为市场经济理论和法学理论的重叠和相加,缺乏针对市场监管领域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市场监管缺乏基本理论支撑,是市场监管机制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根源。

(二)监管规则滞后。从本质上讲,法律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确认。监管规则滞后,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迫切需要的法律法规迟迟不能出台,致使政府无法实施监管活动。如我国至今尚未制定《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还没有一部完备的法律规范:二是一些法律法规规定不符合市场竞争要求,赋予政府管理部门政策制定者、企业所有者、行业监管者多重身份,客观上难以保证这些行业的充分竞争。如烟草、盐业、供电、信息产业等部门均属此类。三是法律法规确认市场监管机构承担的职责与其赋予的权力不相适应,致使监管职能难以到位。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部门,法律未授权其对涉嫌违法主体的人身、财产、场所等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的权力,致使难以及时搜集当事人的违法证据,查明违法事实,放纵了违法行为的发生。

(三)监管权力分散。我国工商、质监、卫生、农业、林业、经贸、公安等几乎所有政府涉及经济管理的部门都有市场监管的职能。这种体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职能的交叉性,即对同一市场行为设定不同的部门进行监督管理,人为地造成工作中有利就争、有弊就推、互相扯皮的现象:二是职权的层级性,即对同一违法行为根据其社会危害程度设定相关部门不同的执法权力。如生产不合格种子违法行为轻微的,农业部门可以吊销其《生产经营许可证》;违法行为严重的,要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才能吊销其《营业执照》;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这种权力的设定不仅难以支持相关部门和人员的成就感,抑制了监管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而且由于各部门的专业属性和关注点不一致,工作中往往认识各异,难以协调,很难形成合力,实现预期的监管目标。

(四)抗干预能力弱。尽管党中央、国务院对工商、质监、药监等部门实行了省以下垂直管理,但由于法律法规赋予这些部门的权力不足以保证其依法独立履行职责,市场监管活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这种职能上的依附性,决定了市场监管活动的开展必然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因此,对明显损害市场经济秩序但涉及地方经济利益的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往往只能屈从于地方党委政府的意愿,很难进行有效的抵制。

(五)执法保障不足。市场监管活动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社会活动,具有监管内容的专业性、监管方式的对抗性和经费支出的不可预见性等特点。但就目前而言,一些市场监管部门尚未建立起相关业务的技术监测体系,其商品监管职责的履行完全依赖当事人的举报和执

法人员的经验、知识进行判断,执法办案经费未纳入财政预算,经费缺乏稳定的财政机制予以保障;监管活动中手无寸铁的执法人员常常遭违法分子的围攻、谩骂、侮辱和殴打。市场监管活动缺乏有效的技术保障、经费保障和执法人员的安全保障,极大地制约了市场监管职能作用的发挥。

我国现行市场监管制的缺陷,使监管成本高、效益低,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全面系统地进行改革,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市场监管机制。

二、以建立统一、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为核心,全面加强市场监管机制建

设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因素,但就目前而言,以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为核心,全面加强市场监管机制建设更带有全局性、针对性和现实性。

首先,市场监管机构是市场监管机制运行的主体,市场监管机构的设置、享有的职权及其运行的条件、程序、方式等是市场监管规则的内容。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体制问题。抓住了市场监管机构这一问题,就是抓住了市场监管机制的牛鼻子,因而具有全局性;其次,建立统一、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从根本上否定了现行部门林立、政出多门、权力分散、各行其是、软弱无力的市场监管机制,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第三,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适应了当前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需要。《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监管已由过去的事前监管为主转变为事中监督和事后追究责任的行为。这一监管方式的改革,意味着今后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领域更加广阔,任务更加繁重,难度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市场监管部门缺乏必要的权威性,其职权得不到社会各有关方面的尊重和支持,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无疑将是无能和低效的,因而,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具有现实性。那么,如何以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为核心,全面加强市场监管机制建设呢?

(一)强化市场监管理论建设,充分发挥理论的实践先导作用。理论是实践的主导,以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为核心,全面加强市场监管机制建设,离不开对市场监管的内容、方式、特点、规律及其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离不开对现存市场监管体制的重新调整和架构,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其结果必然是盲目和危险的。因此,必须站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全局和长远的高度,加强市场监管理论建设。一是要对现有综合大学的学科体系进行合理调整,增设市场监管专业,开设市场监管的相关课程,形成以院校为载体、以专家学者为支撑的理论研究和人才教育培训基地:二是要充分发挥现有院校、学会、科研机构和市场监管队伍中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大兴学习和研究之风,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大胆借鉴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监管理论成果,强化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监管理论建设,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提供坚实的理论保障。

(二)加强法制建设,科学设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监管机制的制度框架。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从根本上说,就是对现存制度的改革、完善和创新,必然涉及到现行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的废止,修改和新法律新法规的制订,因此必须加强法制建设。首先要按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对法律法规中不合时宜的、明显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保护行业特权利益的规定予以废止,废除政府主管部门利用监管者身份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特权。其次,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市场监管的规律、特点和要求,用立法的形式,赋予市场监管部门在履行市场监管职能时对市场违法的人、财、物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的权力,为市场监管机构履行市场监管职责提供制度保障。第三,要改变现行市场监管法律法规授权交叉、分层级执法的现状,从根本上消除多头执法的制度基础。为建立与发展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机制扫清制度上的障碍,提供法律保障。

(三)深化体制改革,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一是要以创新为动力,大胆摒弃传统的市场监管理念和方法,要针对现行体制存在的弊端,创新市场监管的理念、体制和方法:二是要以机构改革为先导,按照精简、统一和效能的原则,将职能相同或近似的部门进行整合重组,实现机构,职责和人员的优化和市场监管权力的相对集中统一:三是要以建立相关的技术体系为依托,增强市场监管机构工作的科技信息含量,提高市场监管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四是要以权力的合理配置为重点,切实改变市场监管机构有责无权、权责失衡的现状,赋予市场监管机构及时有效地通过市场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查处的权力。建立一个职责相对统一、技术体系完善、权力配置到位的类似于经济警察的市场监管机构,统一行使市场违法犯罪的行政处罚和刑事侦查权。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文章来源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农村乡(镇)村管理体制进行了大的调整。由过去的”政社合一”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高度集中的垂直管理体制改变为“政社分设”的乡、村、组的相对独立和集中的管理体制。改变了过去政企不分的状况.自治权力在基层政权体系中的比重日益增加,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也得到了加强。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农村经济一体化要求日益突出。但目前我国实行的条块分割、相互封闭的乡(镇)村管理体制,客观上制约了农村大市场的统一管理和规划,人国地阻碍了区域之间、乡镇之间、村与村之间的横向联系和紧密协作,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协调、健康、迅速发展。因此,探讨我国目前乡(镇)村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和完善乡(镇)村管理体制,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乡镇体制改革乡镇自治基层政府建设村民自治

一、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

1.乡镇一级“条条”与“块块”互相分割,政府利益与部门利益的冲突日益加剧。条块分割的乡镇管理体制与乡镇政府行政效率的要求不相适应。乡镇政府.作为国家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承担着管理本地区、经济、文化和各项事务等繁重任务。繁重的任务客观上要求行政的高效率运转。但由于现行条块分割的乡镇管理体制。乡镇政权的职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行政管理很难实现高效运作。

2.乡镇一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解体后。乡村两级组织仍然承担着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公共服务职能。如兴办农村、修建乡村公路、优待军烈属、供养五保老人、兴办农林水基础设施等等。此外,还有落实生育国策、征收农业税费和“三提五统”。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治安、调节民事纠纷、组织防洪救灾、实施移风易俗、举办民间文化娱乐活动等项工作。乡镇一级“小政府”与“大服务”“强政府”与“弱财政”长期并存的格局。造成乡镇主要领导想方设法增加乡镇财政收入,必然成为乡镇政府的第一要务。

3.乡镇一级“党政企不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利益摩擦愈演愈烈。主要是党、政、企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有些地方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依然存在.少数地方乡政府还没有完全起到一级政权的作用。总的来看.乡镇作为国家政权结构中最低的一级政权组织.仍未摆脱体制的影响,实际是党政混合运作的一体性机构.具体表现在上下组织之间习惯于采取行政措施处理关系.习惯于直接指挥和控制,不善于运用各种杠杆和利益导向实行间接、弹性控制,而且“村民自治也始终处于行政和财政双重压力下的‘紧约束’运行状态。”这是我国新时期的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社会秩序混乱、党群干群关系日趋紧张的政治根源所在。

4.乡镇行政机构缺少监督系统。行政监督是权力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减少政府行政失误,确保政府管理畅达,高效运行的必要环节。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我国农村乡镇政权建设中,却缺少有效的行政监督系统。一是国家行政监督体系延伸到乡镇出现了“断层”。中央、省、地(市)、县都设有政府的监察机关,负责对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到乡镇基层政府,却没有设置监察机构。二是缺乏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机制。乡镇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指令和任务。但贯彻执行的情况如何。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是主人,干部是公仆,公仆必须接受主人的监督。但由于耳前乡镇管理体制中缺乏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使主人对公仆的监督难以落到实处。

二、如何建构21世纪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

1.应当充分认识乡镇基层政府在国家行政体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在中国乡镇既是国家最基层的政治权力中心,又是满足农民各种需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和社区服务中心。当前我国乡镇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把它所拥有的行政权力规范到合理的空间,逐步形成一种“国家、社会、农民”三者良性互动、密切合作的关系。而其核心是解决过去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所形成的“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互相渗透。“条条”与“块块”互相分割,“事权”与“财权”互相脱节等等一系列遗留问题。无论怎么改革,“乡镇”作为一种地方基层行政建制.应当保持其行政地域的完整性,人口规模的适度性。管理层级的有序性,职能定位的性,机构设置的合理性,人员编制的法律约束性,政权名称的固定性和运行程序的规范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之逐渐成为直接面向9亿农民的法制型、公共服务型政府。

2.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多年来,我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乡镇政府体制改革遇到的最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理党政关系。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不断巩固和完善党在农村的组织体系,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不能轻易改变的。乡镇党委是农村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是作好农村各项工作的“前沿指挥部”,与乡镇其他各种组织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同时,实行村民自治,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也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充分发挥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改善乡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重塑乡镇一级的”政府形象“,使之逐渐形成一种整合的、协调互动的社会政治力量,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

3.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精干高效的乡镇基层政府。我国下一步的乡镇政府改革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制度和现代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及运行机制。同时,要按照在合理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职能的塾础上.整合现有的乡镇事业站所,强化公益性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功能.其经费主要由县级财政保障:逐步增强经营性事业单位的自我发展能力。使其走向市场化经营的轨道总之.我国建构21世纪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新体制,光靠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是不够的,还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突破:光是乡镇一级改而竖立其上的政府机构不改革.也难有实质性的进展.还需要启动市、县政府体制改革。如果仅仅寄希望于”撤并乡镇、精简机构、裁减人员”这样的低层次改革,那么很可能陷入“循环改革的陷阱”。

4.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有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乡、镇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和村民自治权.这两种权利构成了现阶段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格局。虽然两种权力的运作法律作了清楚、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二者又经常发生矛盾。大多数乡、镇人民政府仍把村民委员会当作自己直接的下属行政组织,以各种方式影响和控制村民委员会的活动,沿用传统的领导方法进行指挥管理.或继续控制村民委员会的人事权:或对属于村民委员会自治范围内的生产、经营等村务活动横加干涉,随意发号施令,从而压缩村民自治的空问,使村民自治在一定程度上名存实亡。为此,村民自治的成长必须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放权.而政府是否放权又取决于整个国家治理体制和政策选择。村民委员会与乡、镇人民政府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交换关系,双方在交换过程中的地位是应该平等的,村民委员会需要乡、镇人民政府的资源,乡、镇人民政府也需要村民委员会所提供的服务。因此,用法律来约束乡、镇人民政府的行为、减弱其对村民自治的束缚是极其重要的。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当前，中国公共管理本土化研究方面出现了三种倾向，即“启蒙发端型”、“概念界定型”和“实证先行型”。其中，启蒙发端型侧重于公共管理研究什么和不研究什么、狭义概念和广义概念的范围。概念界定型侧重于公共管理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内涵、外延和基本特征的分析，基本价值的考证和目标的确定。实证先行型并不主张在基本概念上争论，认为这是一种无味的学术游戏，强调侧重点应该突出公共管理案例的实证分析，譬如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市场化等方面的问题，最终提出可供公共管理主体参考的方案。三种研究并没有核心层面的冲突，但由此展开的学术争论日益彰显，焦点集中在公共管理概念的界定与实证研究孰轻孰重，哪个先行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对普遍意义上的公共管理论理解不透彻、对公共管理解决公共问题的程度如何以及对中国公共管理事实认识不清是主要原因。

一、有限性与普遍意义上的公共管理理论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然而，近20年来，这一发展变化过程在学术界引起的关注热潮近乎是一场不同母语之间的学术名词争论，东西方学者就其定义所包含的问题进行着各不相同的辩论，所牵扯到的词语包括了“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NP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企业型政府”等等[1]。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认识上的偏误所导致的。

首先，公共管理理论是有限的理论，不可能解决公共行政学未解决的问题。公共管理概念的提出是公共行政学(PublicAdministration)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它证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是一个范围狭窄的领域，是认识的初级阶段，但同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研究范畴。欧文·E·休斯(OwenE.Hughes)认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基于两种理论，即官僚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两分法；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管理[2]。这些理论都不能穷尽和包容公共领域的所有事物，所以公共管理理论必然有一定的理论空隙，进而导致理论在解决公共问题时留有一定的缺陷。

其次，公共管理理论是依靠一定社会基础支持的理论。公共管理理念的形成不是学者们闭门造车的结果，它首先源自于公共行政思想的发展、传统的行政与政治二分法思想以及行政效率第一思想的形成。这些思想的形成不能脱离工业革命、城市人口锐增、官僚机器膨胀、经济财政压力等背景。20世纪60年代新公共行政理念的诞生离不开民权运动以及通过行政改革以使公共行政更为合法化的追求，但所谓的“公共性”并没有在实质上突显出来。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则是为了解决政府危机、道德危机、贫困饥饿、工业污染、预算赤字、军备竞赛、失业等一系列普遍问题而提出来的。当时，整个社会日渐明晰了政府的功能和地位，社会各个阶层对政府抱有一种新的期望，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内核在建立“企业型政府”的口号声中得以完善。到了90年代，人们更是以“治理”为手段、“善治”为结果的理念重塑政府，相信政府只有依靠制度创新才能增强公共管理的有效性，也普遍认同了私有化的积极作用。

可见，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是20世纪西方社会进步的结果。初期的发展以外部环境推动为背景，后期发展则表现为双重背景的支持：一是理论自身成熟与自我发育的需要以及学者们的推动，二是民主政治的成熟、经济秩序的整合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文化更新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完善。两者共同促使公共管理理论不断发展，并在公共领域显示出指导效应。

第三，公共管理理论是与技术化水平高度发展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世界的理论。1988年9月举行的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强调，“不愿意涉及技术及进步，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种错误而不是改善公共服务的一种工具。”[3]事实上，公共管理理论发展与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关系密不可分。科学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各国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国家的政府决策，并纷纷在经济领域进行以技术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一些学者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上半叶还被视为经济增长外生变量的科学技术逐步演变成为内生变量，科学技术知识本身也成了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中一个可交易的重要生产因素。为了在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国政府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支出。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世界上任何科学技术知识的进步都是各国政府或者民间有意识地进行研究开发投资活动的结果[4]。在高技术的支持下，整个公共领域的实践也发生了变革，并不断涌现出新鲜的案例为日益鲜活的公共管理理论提供佐证。公共管理理论也随着科技的传播和全球化趋势，逐渐从技术发达国家向技术落后国家延伸，从民主国家向集权国家延伸，从经验管理为主的国家向政府管理日趋科学化的国家延伸。它的普遍性原则和各国的公共管理实践相结合，构成改变各国政府面貌的最有价值的理论。

最后，公共管理理论以解决政府问题为出发点，逐步向解决社会问题方向靠拢，最终力图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核心理论。可以认为，公共管理理论的初衷是改变政府的面貌、重新对政府的功能进行定位，并不涉及社会问题的解决。如今，公共管理理论仍立足于以政府为主体的管理问题。与传统行政学侧重于政府的内部管理、内在机制的建立不同，公共管理侧重政府管理的外部关系的处理，涉及政府并非唯一主体的公共领域。因此，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只能解决部分社会问题，它需要与相关管理科学密切配合和协作。当公共管理理论最终走向成熟的时候，它将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核心理论。

二、本土化研究的基本逻辑

本土化研究以什么为逻辑起点？在实践中，它表现为政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政府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理论层面上，它表现为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例如，如何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方面有新的变化；如何有效地全面发挥市场的功能，依靠市场机制规范公共行为、合理配置公共行政资源等等都需要必要的理论支持。由此，本土化研究才能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1.理论平台：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借鉴、吸收、学习与创新的道路，其理论平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理论构建的基础，即以政治学理论、组织学理论、经济学理论与数学理论为主体的学科基础不容忽视。其二，理论的渊源，即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借鉴，对中国古代公共管理经验的学习，对现代工商管理理论合理成分的吸收，其中，把握西方成果发展脉络是前提，总结古代管理经验和现代公共管理经验是任务。

2.研究重点：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成熟的标志是首先能够解决中国公共领域的问题，即解决政府管理中的内部问题以及与政府自身相关的外部问题。在这样的目标下，中国公共管理必须从实证分析入手，并以此为重心展开理论研究，其中包括案例库的建立与经典案例的分析，建立理论模型与数据模型。而对于基本概念的争鸣、争议则可以暂且搁置下来，待掌握充分的案例并对每一案例有清醒的认识、对其实质有真正的把握之后，问题的解决答案就会显现出来。

这里，一些学者会产生疑问，理论上的分歧未搞清楚，实证研究如何进行呢？其实仔细分析就会明白，导致争论的重要原因正是对案例分析不足造成的。鸡与蛋，孰先孰后呢？

3.学术视角：用多维视野研究公共管理理论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但事实上在理论发展的初期很难照顾周全。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应该从公共生态视角切入进行研究，原因在于：其一，公共生态视角符合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的观点是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平衡的观点。其二，公共管理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内部关系中的若干要素搭配不合理破坏了公共领域内部必要的生态平衡。这是目前中国公共管理资源浪费的首要原因。同时，外部关系处理不好，严重地影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生态视角下，公共管理内部关系的建立与平衡、要素之间的互动性、基本利益分享、制度与规则的建立、公共权力的分享、效益的最大化等方面都可能进行深刻的研究。而外部关系中，政府的定位与重新认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协调、公益物品提供的方式、政府与公民等诸多关系存在的依据、发展变化的动力等都有探讨的价值。

4.理论特色：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是落后的，实践经验不足与公共管理理论能够解决的问题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有效的实证研究与有限的理论选择相统一，将是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必经之路。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学者必须清楚地看到，借鉴工商管理理论和“企业型”政府范式的选择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决定了这一点[5]。本土化思维下的中国公共管理重要的是进行理论创新，包括研究性质、研究领域、理论模型、理论批评等方面的创新。

5.研究意义：随着公共管理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深入，中国公共管理的价值不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以此为契机，中国行政体制的有关问题将会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拓展，并在真正意义上推动政府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渐进性、平衡发展、稳步推进”等特点应得到很好的体现。

三、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关系

中国公共管理理论面临的是一个关系众多的复杂管理体系，其中既有内部关系的纠缠，又有外部关系的掣肘。从目前看，主要表现为：

第一，特殊政治中的“统治”(government)与“治理”(governance)的关系

学者们普遍认为：“统治”与“治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威的主体、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向度都有所不同，并且，治理也不是万能的[6]。笔者认为，统治与治理代表了两种权力倾向。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投射出来的行为既是专断的、单向的，也是平等的、双向的。统治是工具性的，而治理是方法。一般意义上，统治与治理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相背离，实践层面的强势统治与理论层面的治理呼声不相兼容。

对于政府主体而言，统治与治理是发展的两个阶段。在“统治”的理念下，重在研究公共行政的问题，研究政府的内部矛盾、权力的集中、不可替代性与统治的效果。在“治理”理念下，重在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强调多中心与权力的泛化。究竟以“统治”为主还是以“治理”为主？是以“治理”为目标还是以“善治”为目标？这在目前的政治背景下难以确定。

第二，模糊意义下的成本与效益关系

公共管理成本与效益是两个模糊的概念，并不能完全依靠经济管理与工商管理中的“成本——效益”核算模式来计量，也不是数学方法可以统计出来的。一些学者虽然也以“政府成本”为题立论，但涉及到的只是政府成本存在的基础、产生与膨胀的原因、政府成本控制的假设[7]，而没有给出“成本——效益”的计量方法。这是由于没有澄清政府成本的实质。通常。整个公共管理过程表现出的是部分“成本—收益”可计量与多数“成本——收益”的不可计量的统一，是部分公共组织的“成本——收益”可计量与大多数公共组织的“成本——收益”不可计量的统一。这便是公共管理成本的模糊性。特别是，政府成本之外的社会成本更加模糊。社会总动员所需要的成本、公民和商业企业自发产生积极行为的成本都是难以计量的。在收益或者绩效方面，收益的不确定性、社会效益的扩散性再加上公共管理绩效测评手段的不完善性，都使得我们难以精确地测量绩效。在时间上，公共管理的部分效益特别是社会效益也是潜在的，它们往往需要很长时期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公共管理的成本和效益都只能用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等模糊的语言来加以描述。

第三，公共管理目标、过程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由对“成本——收益”的分析可以看出，追求公共管理过程的科学化比追求结果更为重要。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有层次和阶段性的，每一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过程之间都有“过程——目标”的对应关系，在所构成的无数“过程——目标”链中，公共利益处于最末端，成为公共管理追求的最高目标。

特别需要指出，笔者并不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它只是公共管理的最终目标。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体现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即对公平、公正、回应性、民主与效率等问题的正确解答。并且，公共利益并不是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团体利益（包括集团私利），只有公共利益才是最高利益。因而，解决公共利益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无论如何，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都是一致的。

第四，松散状态下的公民与政府关系

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最大主体，公民是公共管理的最大客体。政府对公民负责和公民信任政府是公共管理职能得以发挥的关键。对于特定的政治体制而言，政府只能有一个，而公民团体则是分层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实质是政府与不同层级的公民团体的关系。在中国，工人和农民是最大的团体，工人和农民背后是工业和农业两个最大的行业。维护工业发展的经济实体是企业，它是一类组织，有一定的结构形态。因此，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将使政府获得企业的信赖，也由此在政府与工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间接关系。而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却不是一类组织，它没有结构和形态，而且非常松散。在政府与这类实体的关系上，政府没有信赖的基础，也由此使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非常直接。可以认为，中国公共管理的最大障碍在于政府与农民之间能否建立起良好的信赖关系，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问题，将是中国公共管理最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参考文献】

[1]（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2.

[2]（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6.

[3]（美）康特妮等.新公共行政：寻求社会公平与民主价值[J].中国行政管理，2001(2):43-46.

[4]王春法等.科技全球化及中国的对策[J].中国科技论坛，2001(3).

[5]任晓林.中国公共行政的范式选择[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1(1).

[6]俞可平.治理与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01(9).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全球化，公共行政，国家

导言

新千年到来之机，一种新文明正展露曙光。有关这种文明特性的变化已经成为诸多研究的主题，例如，亨廷顿谈到了“文明的冲突”，福山预言了“历史与人的终结”，科尔宾则宣称要“回归中世纪”。文明的这一变化的标记是全球化的进程，这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一体化和各种引人瞩目的成就，并激发了至少两种不同的思想回应。

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跨国公司的成长尤其是它“与国家无关”（state-indifferent）的性质，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已经使国家变得无足轻重、甚至多余；有些人甚至认为工作和公共行政已经终结。另一些人则相信，全球资本主义导致了超国家管理机构的出现，它们即便没有取代疆域性的民族国家，也成为民族国家的重要补充。还有一些人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也侵蚀了共同体意识和城市权力结构，造成了城市职业的丧失。他们警告说，超国家管理机构加深了欠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加重了它们的财政危机，在这些国家引发了严重的统治困难。

另一方面，一些公共行政管理者和公共政策分析家则预言，全球性公司将创造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秩序，即一个“地球村”、一个实行“全球性管理”的“世界政府”。部分理论家甚至试图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全球性质的公共行政理论。其他人则竭力反驳国家终结的观点，为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应的公共行政辩护。赫斯特和汤普森（HirstandThompson）、佐兹曼（Zysman）、波易尔和多齐（BoyerandDrache）1996年的论著指出，全球化被夸大了，政府在一些关键性的管理功能上依旧举足轻重。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者也指出，“实际上，（国家）的不是被削弱，而是被强化了”。同样，在八十年代“把国家带回”到学科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米歇尔·曼恩（MichaelMamn）和塞得·斯考波尔（ThedaSkcopol）等，也始终怀疑国家从历史中消失的说法。

但是，后一类学者也认识到，全球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政府管理的性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及相关的许多超结构变革，如跨国界的权力结构，对公共行政产生了深远影响。几位社会科学家描述了国家权力和权威在质量与数量方面的“退却性转移”，他们分析了“从福利国家转变到竞争国家”、“空心国家”（thehollowstate）或者“法人国家”(thecorporatestate)的过渡性特征，这种转变是国家为了“适应、塑造和控制不断增长的国际政治、经济渗透”而作出的努力。

本文把全球主义和全球化视为一种在连续性的宽泛框架内的历史变迁所产生的现象，这些现象是晚近资本主义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产物，也是全球层次财富快速积累动态特征的产物。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最新的动态特征是从早期的偏重生产资本转向了偏重金融资本、从国内资本主义转向了全球资本主义。变革与连续性是社会经济制度辩证发展的特征。始于“二战”结束、在70年代加速的几十年的质变与量变，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以及相应的治理与行政结构、组织的性质。

我认为，全球化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其中包括剩余资本积累、国家、国内束缚、信息技术、国际组织和意识形态。反过来，全球化又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公共行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当国家与行政核心部分保持广义的连续性的同时，随全球化而来的那些重大变革发生了，它们改变了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性质，即从传统的福利型行政国家变成了法人型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需要国家，国家也不会独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这两方面的精英在全球化进程中协同作战，因为全球化也同时造福资本主义和国家。

下面的探讨在四个部分中展开：第一部分展示有关全球化和新世界秩序概念的各种看法，第二部分考察全球化的成因，第三部分讨论全球资本主义对国家和公共行政的影响，重点是在总体上探讨国家性质和角色变化并专门探讨一下行政性国家。在第四部分，陈述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各种意义，给各国公共行政管理者提出建议。

关于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的各种看法

世界秩序并非一个新概念，但它的流行却是在“二战”以后。随着苏联改革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崛起——他呼吁重构世界、公开性、全球新思维、全面和平、超级大国的合作以及结束冷战，世界新秩序的概念又重新出现。1990年苏美两国首脑赫尔辛基会晤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今天，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化的概念成为许多严肃的研究的主题。但它们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世界新秩序表示的是一种“集体的世界安全体系，各国家和民族捐弃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和平共处”[1]，“恪守各自的边界、维持集体的安全利益”[2]。海湾战争对世界新秩序的作用有据可查，布什宣称发动这场战争是“维护正义，惩罚错误”[3]。但是，苏联后，世界新秩序的概念包含了不同的含义，变得含糊不清了。

对不同的人群而言，全球化有不同的含意。经济学家把全球化看作是迈向完全一体化的世界市场的一步归档：公共管理论文推荐度：收藏本文日期：2006-2-246:48:00全球化与公共行政字体大小:小大全球化与公共行政

。部分政治学者把它视为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性国家的过程、世界秩序中非政府力量上升的过程。商学院的学者和咨询顾问们在“没有国界的世界”的意义上使用全球化概念，还有一些人把全球化当作一种仅仅由私有企业而非政府推动的现象。所有这些看法都涉及到国界问题——“国家管辖权的领土划分及相关的治理、经济、一致性和共同体等问题”[4]。与公共行政有关的全球化含义有五六种，这里作简要的评论和估价。

作为国际化的全球化。这是对全球化狭义的理解，它把全球化当作身份和共同体扩展到国家权限之外的组织间不断加强的交互关系。这种理解并不新鲜，国际贸易、经济与政治等方面国家间的联系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加强了，国际关系领域不过更加突出而已。公共行政的国际化亦不新鲜，尽管它在“二战”后获得了新动力，其时美国和苏联都国际化了它们的卫星国及其相应的公共行政思想和实践。联合国和它的会员机构的兴起也促进了国际化。“比较行政团体”（ComparativeAdministrationGroup，CAG）的诞生和成长就是这种发展的产物。

作为国界开放的全球化。这意味着通过取消国家管制屏障和保护主义措施，实现大规模的国界开放，为快速的金融交易、通讯、贸易和文化联系提供便利。这样一个无国界的世界，特征就是统一的全球性经济、全球性政府、一致的全球性文化以及属于题中之义的公共行政。因特网和其他信息技术对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也起了作用。公共行政全球化的意思就是“全球性的观念和地域性的行为”；“新世界”、“地球村”、“全球性管理”等概念似乎突出了这类全球化的特征以及它对公共行政的意义。

但是，把这类全球化等同于自由化则是有局限性的和不完善的。反官房学派*的学者（anticameralist）使用自由化这个词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辩护，19世纪的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使用这个词来反对中央集权的统制经济。在20世纪早期，具有自由倾向的国际主义者使用这个词来对抗均势原则，而超国家主义者则用这个词来反对国际关系中民族主义和国家方面的“现实主义者”的论调，那些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主义者的使命和社会主义者们的要求就不必再说了。

这类全球化概念也是多余的，因为针对新世界的国界自由化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特别是在那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卫星国家中，例如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三世界，管制、劳工和行政政策总是向操纵商业利润的跨国公司提供让步。“比较行政团体”和其他国际公共行政咨询组织在欠发达国家也一直相当活跃，比较与发展行政学方面的出版物提供了证明这种现象的大量文献。

作为一个过程的全球化。用政治经济的眼光看，这种理解不是把全球化当作一种现象，而是当作一个过程，一个持续了数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不间断的过程。但直到最近，它才因现代技术的有效性而强化起来，所以，这种理解也不新鲜。这种全球化的历史可以回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其标志是从早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晚期（垄断的）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推动，并带来了冷战白热化期间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1950—1970年）。这类看法认为，资本主义“就其最内在的本质而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一种扩张性制度，它一旦生根，就会在内外两个方面成长、扩张。”[5]从1974—1975年经济衰退开始的三股潮流促进了全球层面上的资本积累，即：增长率下降、“垄断（或寡头垄断）跨国公司世界性的扩散”以及“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6]。这种观点没有告诉我们国家和公共行政角色的变化，特别是在世界新秩序下的变化。

作为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基础在美国和西欧的自由民主全球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的信息（包括宣传）借助媒体、报纸、电脑和卫星通讯系统传遍世界，它们给其他国家提供了可仿效的理想的政治制度。自由、个人主义、自由企业和多元民主等关键词语是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典型代表。但是，这一全球化的规范性力量也许很重要、也很有效，却没有揭示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政治经济情况。

作为一种现象的全球化。这种观点把全球化看作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因果现象，认为全球化是70年代滞胀时期、世界资本主义为加速资本积累而不断开拓国际市场的结果。全球化对国家和其他组织造成了重大影响，即它们的疆界“不是被跨越或打开的，而是被超越的。这里，‘全球性’现象就是广泛的跨越并同时消解了地区性。地域距离和地域边界在这样的环境下意义不再重要，地球成了唯一的真正的‘地方’。”[7]这种全球化观点对于了解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的全球性变化是有用的，它还将世界视为一个地球村，并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这类观点对导致全球化的现代国家和公共行政的作用却重视不够，也没有指出在全球性的“地方”中，国家、制度内精英和公共行政的未来角色，更没有揭示出由下面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既作为超越现象又作为过程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观点认可并建立在前述几种观点之上，它把全球化看作全球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这是一个为了扩大资本积累而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新疆域、获得新机会的连续过程；同时它又把全球化看作一种由全球资本积累而引起的现象，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显露了它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其影响甚至被西方和日本等强国所感受到，在这些地方，即便不是所有、但也是大多数超级资本积累组织都拥有自己的基地，并得到它们所操纵的国家的支持。和那些几十年来深受多国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灾难性后果的第三世界不同，北半球的发达工业国的人民、组织和团体直到最近几年才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

正是由全新的全球化过程所引起的性质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种变化还给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民族国家带来了“新的后果”。因此，这种全球化观点有新意，是对上述各种观点很好的补充，给全球化概念增加了新成分。这一观点把国家视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积极的制度性角色，能主动应付全球化带来各种影响，而其他因素例如信息技术也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在新的全球共同体中，行政性国家和公共行动中的角色，既被认为是原因，也被看作是结果。

全球化的成因

为了避免简单化，全球化的过程和现象在这里不仅仅是从发达资本主义意义上来理解，尽管这是一个主要的作用因素。事实上，有多种因素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其中包括公司剩余资本积累、主导性国家及其所属的官僚机构的作用、国内危机、人们不断高涨的期望值、国际组织和技术创新。

导致资本主义全球化最重要的因素是剩余资本的驱动力，几十年来，它跨越了区域、超越了国界；它在“二战”后加速、在70年代后达到新高、并在90年代到达了顶峰。剩余（或利润）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命脉，需要不惜任何代价持续扩张，因此是资本主义取之不尽的动力。全球化已经成为跨国公司（也称多国公司）的核心特征，几十年来这些公司占领了全球市场、

享受了欠发达国家廉价的劳动力。“新颖”之处仅在于资本积累的高速度和高比率，它们的实现得益于诸多机制，以及国家帮助下的公司在没有时空限制的全球范围内的灵活性。借用斯考尔特（Scholte）列举的原因，下面简要对这些因素加以解释。

全球市场。为寻求新市场、廉价劳动力和没有限制的生产地点，许多多国或跨国公司决定“走向全球”。从美国冰雪地带到反工会组织的南方阳光地带的移动仍在进行之中，它推动了资本的积累。但更多的美国公司发现全球化是更快速、更有利可图的战略选择。全球消费主义开始兴盛，那些遍布全球、握有大把钞票的消费者有能力“在同一时间购买相同的产品”；协调一致的公司联合研究与开发活动带来了个人公司所难以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为那些跨国公司以及支持它们的母国政府带来了很高的利润率和引人瞩目的转机。截止1989年，这些公司的广告费用已经达到2400亿美元，另有380亿美元花在了包装、设计和营销上。[8]1992年，英国和美国40家最大的广告公司几乎都设立了专门处理全球商务的部门[9]。《华尔街评论》写道，到了90年代，所有的法人公司均深信全球化“不再是一件奢侈品，而是一件必需品。”

全球生产。由于能够降低成本，它取代了国内生产；而金融全球化使之变得容易，并为它提供了“全球性资源”，生产企业能够以此从世界各地获得生产要素和原材料。由于金融全球化，“公司落脚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地方的资源、在任何地方生产、销售到任何地方”成为可能。结果是出现了一个“全球性工厂”，不同的国家承担不同的生产活动，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消化与生产全球化相关的所有社会成本和外部成本。

全球商品化。各种新事物的商品化改变了全世界的社会与经济生活。传统的有形贸易和工业已经向崭新的、唯一的、截然不同的“无形”东西转变，它们适合全球消费者的胃口，比如乡村歌曲、文化和民族风情。

公司结构的重组。世界性公司的崛起与扩张引起了纵向和横向组织的重构，引起了全球层次上公司权力的集中和全球性统治阶级的出现。世界性公司的数量从1960年的3500家增长到1995年的40,000家，它们的销售额占全球商业总额的40%。[10]从纵向角度看，跨国企业间的战略联合数量已经上升，连续不断的世界性的企业并购浪潮形成了全方位的“融合”，1995年并购达6000起、价值2294亿美元。[11]实际上“兼并热”和“巨额兼并”潮流造就了全球性的核心组织和集权型的权力结构，最大的300家跨国公司控制着全世界70%的国外直接投资和全世界近三分之一的公司资产。[12]

这种全球集权型的公司结构又造就了全球性的“管理精英”和能在世界各地实实在在影响公共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组织精英”，他们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组织文化”：他们挑拨政府与政府对抗，策动或来平息那些对他们没有同情心的人发动的反政府暴乱。

全球货币与金融化。全球性货币不会效忠或依附于任何空间、任何民族或区域的人民。以前货币及发行主要是区域性的，是促进国内的就业、机会、商业活动和共同体的价值，与此不同，在银行电脑数码空间的作用下，全球货币和区域性金融的联系已经松弛了。1995年，“全世界9万多亿美元的银行资产属于非本国储户，且该国帐目处在外国发行的货币的掌握或控制中。”[13]在“数码政治”的帮助下，全球金融化步伐加快，改变了“信息时代权力的性质”。[14]

全球政府与行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和一个稳定的环境，它需要秩序和社会控制。那些处于全球性支配地位的政府特别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本世纪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在军事和安全系统方面耗费巨资，以保护和促进公司在欠发达国家和本国市场中的资本积累。他们在许多国家实行军事干涉，更替合法政府，建立或支持一些最具压迫性和最腐败的政权，如70年代的智利、50年代的伊朗和6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尤其是“二战”以来，西方政府运用出神入化的通讯体系输出它们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以及自诩为理想模式的治理和行政制度。通过对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发动直接的和授权的干预战争和入侵活动，美国公司找到了自己利益所在，并将它说成是保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

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依靠强大的政府。资本主义的繁荣需要一个强壮的国家和行政体制，而有权势的工商业精英们却支配着政策过程、影响着政策的结果。为了避免资本主义遭受周期性的衰退，给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网络，市场的失败呼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所以，现代国家通过公共开支，在加速资本主义发展和形成全球化的新世界秩序方面扮演了一个中枢式角色。可是，在公平问题上，现代国家尽管也花费了相当部分的预算来为福利国家提供经费，以维持社会和经济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却并不为公司精英所接受。

国内经济衰退。整个70年代资本主义受困于国内经济滑坡，典型标志是滞胀、能源危机、预算赤字、政治与总统危机、对企业和政府精英业绩的信任危机，以及普遍的组织松弛和管理水平下降。与这些问题相伴的还有公民抗税运动和公私部门里工会不断提高的工资要求。凡此种种国内难题又和伊朗、尼加拉瓜的革命对美国和欧洲施加的国际挑战混合在一起。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是，国家面临着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它难以对加速进行的资本积累有所作为，也难以改革已经引起“财政危机”、代价越来越高的社会福利体制[15]。这些事件反过来驱使更多的公司走向全球化。

民众预期的增长。大众特别是那些工会成员的预期已经提高，工会要求工作“产权”、要求更多地参与企业管理以及劳动者队伍中妇女作用的上升等等成为明显的事实。公司权力机构认为公私领域雇员的这些要求与赢利目标不一致。此外，由“平等就业机会法”引申出来的法律案件也刺激更多的公司去国外的全球性工厂去生产，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很少甚至没有法律约束。这些都促进了全球化。

技术创新。信息技术、通讯技术和交通领域的发明以及因特网的出现，对全球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预言的那样，未来数码空间中的“购物天堂”，看起来能够提供一个地方，在那里“世界上一切商品都能通过因特网在家中购买”。[16]

联合国机构。联合国本身是全球化中的一个主要因素。70年代以来，它的一些关键性的会员组织如主要由“三边委员会”*支配和操纵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重要的国际援助，一直是全球化过程中有力的工具。在最近20年中，这些跨国组织在全球化中相当活跃，其手段是向那些竭力寻求国际援助的贫穷、落后的国家提出“结构调整”的要求。而结构调整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把政府管制、金融体制和行政组织等重大变革强加给这些国家。这些改革包括大规模的私有化和促进私有部门发展、消除贸易壁垒、对企业经营提供税收激励、实行有利于自由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劳动法规、强调出口导向型生产及与经济发展相对的经济增长、缩小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等。

全球化的后果

全球化方便了民众、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和协调，全球性的联系是人类进步史上迈出的积极的一大步。但是，全球化所营造的新型文明的基础却充满了诸多矛盾。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受到全球化相同的影响或产生相同的回应。在北美、东亚、西欧和澳大利亚，这一进程要比亚洲和欧洲其他部分、非洲、拉美发展得迅猛。不过，资本、政治、行政和文化的全球化确实对全部国家都产生了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于外。对我们来说，下面的讨论仅聚焦于全球化对政府和公共行政产生的影响，它对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及其公共行政产生的影响我们都将讨论。

国家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全球化不仅没有终结国家及其行政组织，将来也不会引起国家的弱化。作为社会政治身份的地域国家会象过去几千年一样继续存在。市场与政治、资本主义与国家、私人部门的管理与公共部门的管理之间仍然会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将继续存在，因为公共行政凭借着同样历经了几千年政治经济变革的官僚机构，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文明紧密相伴、彼此促进。但是，全球化也导致现代国家的特征发生了重要变化，至少可以分辨出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区域性治理组织加强，它们的决定和行为规范与民族国家捆绑在一起、影响了后者的行政体制。

二是为了处理区域性和跨区域性事务，及在诸如全球环境预警、保持生态可持续发展等共同利益方面谋求合作，现代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大。在这里，地球村、全球环境和世界公民等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给所有的政府及其公共行政实践形成了压力。

三是所有政府都在处理国内、国际有关治理与行政管理的各种信息中，享受到了信息时代的好处，尽管欠发达国家还要落后一段时间。更值得一提的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增长，它们从地球直到外层空间都主宰着世界，结果出现的就是全球霸权。

四是政府作为私人部门合作伙伴和促进者的作用日益增长，但通常以牺牲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为代价。在全球化的压力之下，“政府的角色日益演变成给私人（公司）企业提供适合的、法律许可的环境”。

第五，对公共行政管理者来说，也许最重要的变化是行政性国家(administrativestate)从福利国家转变成了“法人国家”,或者“影子国家”(shallowstate)、“无关紧要的国家”(indifferentstate)、“契约国家”(contractingstate)、“企业家国家”(entrepreneurialstate)。与此相应，公共行政与管理的变化可以用这样一些概念来概括，如“管理主义”、“政治管理”、“新公共管理”和“空心国家”、“法人行政国家”。

同样，公共行政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事业和专业性的领域，也将继续保持下去。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但这一探索领域的连续性不会改变。全球化中的资本主义需要国家，而国家都具有既不可能、也将不会被废弃的公共行政职能。不过，近年来关于国家角色的争论及深入到哲学、制度、组织和实践层次的研究显然说明，在研究领域，公共行政性质已发生了变化。与此相应，公共行政学的两个孪生领域——比较公共行政学和发展公共行政学——充满了有关国家性质、规模和公共行政在拓展知识和建构理论原则方面的各种狡黠的争论，在国家与公共行政的实践方面可以观察到相似的变化。

作为全球化中的法人资本主义的结果，全球化中的国家的方向和角色发生了变化。与几十年冷战期间倾向于维持法人/市场利益与社会、政治利益平衡的福利型行政国家不同，新的法人行政福利国家的作用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中包括我们提到的平衡性的福利国家的萎缩，安全与军事或战争国家的膨胀，警察、监狱、法院及其辅助功能如社会工作、心理网络、咨询等国家强制机构的膨胀。因此，国家和官僚机构的的确确还生气勃勃。然而，平等和公平却成了贪得无厌的法人和资本全球化的牺牲品。

全球化的消极后果。全球化的消极后果很多，它们包括国家的销蚀或丧失，对民主的限制，共同体的消失，全球权力结构的集中，法人和政府组织精英的不断聚集，欠发达国家对全球化权力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对国家的威胁。国家所依靠的是疆域、固定的居住区、对领土、领空和领海的绝对权威。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国家的核心作用是“置于绝境”，从而对国家的身份构成了威胁。挑战意味着民族国家丧失了单独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为了迎合全球化，许多国家把本国政策制定权拱手让给了地区性或国际性组织；为了取得地区合作之利，一些政府甚至修改了自己的宪法（如欧共体的意大利、波兰、西班牙，拉美国家为建立泛美共同体也在考虑采取同样的措施）。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对欠发达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采

归档：公共管理论文推荐度：收藏本文日期：2006-2-246:48:00全球化与公共行政字体大小:小大全球化与公共行政

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前文提到的结构调整计划迫使这些国家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使它们更加依赖跨国公司及其支配的政府。

1994年，世界银行打算“在未来十年里向第三世界提供2000亿元美元以改善它们的私人部门”[17]，这样的国际贷款既带有“一揽子”条件又带有交叉条件，这些条件加深了第三世界在金融、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对西方列强和全球权力精英的依赖，使后者能够轻而易举地对贫穷、落后国家的政策选择发号施令；这些金钱通常给支助国权力精英们带来滚滚财源，牺牲的却是千百万计的民众。大多数国外援助和国际贷款反倒有利于捐赠国也是事实。如科尔顿所说，“银行任用的顾问常常改写一国的贸易政策、财政政策、公共服务条款、劳工法规、医疗保健计划、环境章程、能源政策、定居条件、占有规则和预算政策。”[18]汉库克（Hancock）把银行领导们称作“贫困之主”，他们通过那些“组织精英”来指引全球政策的走向，而后者却执行的是有利于“内部小集团”和全球性法人精英的政策。

对民主和共同体的威胁。全球性资本的崛起与扩张，对全世界的民主理念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事实就是如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组织以及一批跨国精英为贫穷和欠发达国家设计并推行财政、货币及其他结构调整政策，恰恰是对当地民主的某种忽视。这些国家的人民没有也不能运用他们自己的人权和政治权利来决定自己政策的偏好，他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外部统治权力而被牺牲。全球化导致了更深重的贫困、社会分裂和环境破坏。因为偏向出口导向、初级农作物与全球利益，这些国家中的公司全球化破坏了本国的经济生产。许多国家的人民一直在同压迫他们的政权和政治-行政精英进行斗争，那些精英得到了跨国公司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

反过来看，跨国公司未同当地社会磋商而一夜之间关闭工厂、迁往海外，或者外国投资未经当地社会同意而进入当地企业时，也对那里的民主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当地的人民失去了对他们共同体的控制。共同体解体是更痛苦的掠夺，众多落后国家上百万的农民已为此忍受了几十年。为自己的共同体和国民经济作出了贡献、自给自足的农民，被那些得到仆从式政府和行政精英们全力相助的跨国商业化农业和工业化农业逐往他乡，或变得一无所有。他们迁往城市寻找不体面的低收入工作，这又加重了原已经存在的城市问题。然而，这类解体问题却只有现代化理论研究过（如亨廷顿）。对全球化类似的谴责集中在“全球性掠夺”、以及“品牌之下血汗工厂”中的“现代奴隶制”，它们造成了一个“底层种族，最不利的工资和社会条件落到了最绝望的阶层身上。”

全球管理精英正在从事殖民主义的决策，这些决策将影响全世界的政府、共同体和民族，人类被贬低为全球市场的消费者。与一些理性选择理论相反，市场和民主并非同义词，它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输出民主”是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化背景下可人的口号。但历史记录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大国曾经支持过“地球上最专制、最具剥削性的独裁体制”，迫使欠发达国家无数人民发动了流血革命。

把民主和市场等同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也是危险的。它之所以使人误入歧途，因为它们的价值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正如赫尔布鲁纳(Heilbroner)指出的那样，“说资本主义是民主的必要条件，或宣称民主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平等在很多方面与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平等并不矛盾，当然是愚蠢的。”[19]市场天生偏爱有钱人，他们无需在意健全社会的需求。随着经济、政治权力集中到少数全球性公司和政府精英手里，政策选择受到了“破坏”，自由选择、享受受保护的个人权利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全球公司很难（即便不是全无可能）保持责任心。如科尔顿所说，“当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到少数巨型公司手里的时候，想要拥有一个健全、平等、民主的社会是不可能的。”[20]

把民主与市场等同之所以危险，理由有二：（一）这种等同在世界范围内是自相矛盾的，友好的独裁者因支持全球化的法人公司而被大加赞赏，被视为民主，而对跨国公司不那么友好的合法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政府被视为不民主。（二）它使那些生活在由西方民主国家支持的专制体制下的欠发达国家的人民，对民利产生了错误的预期。

腐败与精英掌权。全球化把私有化作为结构调整计划的一部分而加以推广，使那些日益增多的、身为跨国公司人的附属精英们（仆从式的买办资产阶级）掌握了大权，并加剧了欠发达和较发达国家的腐败。这些最高层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民族危机的顶点。例如，当三分之一的智利人生活在痛苦之中，而一小撮军事—官僚—工商精英享受着世界级的生活方式的时候，这个国家却被吹捧为私有经济的典范。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其他的研究也提到，全球化和私有化会诱发全球高层精英中的腐败行为。

精英掌权导致出了一种具有“法人帝国”特征的、新的全球组织结构，它在世界权力结构的巨大转型中具有灵活性。正如殖民主义一样，它需要的是中心化而不是集权化。这种中心化有四个要素：（1）缩小组织核心层的权限，（2）电脑化与自动化，（3）并购与战略联合，（4）总部的团队合作与核心人员中的士气。这一转型在精英与非精英之间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后者被看作是可以牺牲掉的商品。全球化强化了世界新秩序下的精英统治，而在这一秩序中，霸权理论随着资本全球化而流传开来。那么，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对公共行政意味着什么呢？

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意义

以下各段集中分析公共行政面临的挑战，并对世界各国的公共行政管理者提出建议。

1．公私领域内出现变化有利于全球公司部门。政府与公共部门在资源配置、财富公平分配、稳定经济、保持经济增长方面的领导作用受到了全球公司精英的否定。由于苏联解体、全球化和国家财政危机，传统的行政国家遭到各方面、特别是那些不再需要福利国家的公司精英的攻击。因此，行政利国家的解体对公共行政和公民产生了消极影响，公共领域和公民活动空间因全球化和政府重构而缩小。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通过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及在全球性法人精英控制之外的社会资源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来抵制公共服务领域的缩减。这一行动是他们未来的合法性基础。

2．国家的性质、活动的改变以及公共行政从“公民行政转向非公民行政”是更大的挑战。几十年来，传统的行政国家致力于平衡法人精英利益和广大公众利益，因而为资本积累和制度合法性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在维系制度和巩固政权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现在，平衡利国家已经被法人-高压国家所取代，其特征是迅速上升的强制性官僚机构把成百上千万被认为对社会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的公民投入监狱之中。这些威胁是由于市场混乱所造成，而后者又是全球化和市场化导致的经济、社会压力的产物。许多最受尊重、勤奋工作却难以忍受社会、经济景况的公民成了犯罪化社会的牺牲品。结果，公共行政为了社会控制和便利资本积累就从传统的公民行政转向了非公民行政——这种行政不关公众的事。这是国家性质主要的一个变化，所有具有社会良知的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抵制这一变化。

3．全球化国家迫使公共行政用更少的成本去做更多的事情。事实上，公共行政管理者是在严重的恐惧心理和裁员条件下承担不可能完成的高产出任务，这种做法导致的失败只能证明法人公司所宣称的政府无效率观点。公共行政管理者能够也应该拿出证明高效行政业绩及法人市场失败的证据。

4．广义地说，公共行政的职业化是对全球化挑战的一个回应。职业化给全世界的公共服务机构提供了组织、道德和伦理标准，并在借鉴全球跨国精英的组织技巧的同时，揭露他们的荒谬。过度全球化和市场失灵将引入更多的政府干预。出色的职业化公共行政应该为未来的行动做好准备。

5．全球化要求更多的私有化，而私有化扩大了腐败的机会。腐败把社会资源转化成了非法的、不道德的、没有生产意义的行为，它所冲击的正是健全社会的基础，破坏了公民对领导与制度合法性的信任。私有化建立在以市场为基础、自利的个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之上，个人为了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几乎可以不惜牺牲共同体和社会的一切。这种行为和规范的哲学将个体利益置于共同体和社会利益之上，这也正是全球化的跨国公司所竭力提倡的，他们要建立一种消费主义的、把各国文化融为一体的全球性文化。这种法人的全球性文化，部分是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来营造的，它同各种民族的和共同体的文化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抵制这种把公民看作消费者、把他们降格为商品的市场化观念。

6．全球化倾向于促进精英主义，并造福于商业、政治、军事和管理领域的精英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作为跨国公司的人和“附属物”而存在的。这些“全球战士”的个人和职业利益往往凌驾于民族和共同体利益之上，他们的的确确成了“公司的雇佣兵”，推进着“文化帝国主义”。欠发达国家的人们对这些以千百万人为代价、似乎一夜之间获得权力和财富的仆从式精英并不陌生。由于全球化政府通过与全球化企业执行公私伙伴关系计划而主动卷入了法人全球化，所以，公共行政管理者和行政顾问们在这一方面受到了全球化的挑战。欠发达国家许多精英控制着侵犯他们本国人民人权的。美国的谋士与顾问则经常帮助这些军职和文职官僚精英加强对社会的统治。矛盾的是，全球化导致了法人权力及组织机构的大规模集中，同时却又鼓励全世界的政府进行分权。

7．全球化削弱了地方控制与公民的参与作用，并使地方的公共行政管理者无法决定那些影响人民生活的政策，从而对共同体和“公共活力”（借用弗雷德里克逊1997年提出的词语）形成了挑战。当跨国公司为寻找更有利可图的地点而突然关闭企业时，地方政府对税基的预见能力将受到侵害。公共行政管理者对付跨国公司时应该保持长远眼光，以尽量使这种不确定降低到最低点。他们也应当建设共同体意识，鼓励公民参与行政管理，培育公民价值观和共同体/公共利益以抵抗粗劣的自我利益。同时，他们还应用尊重和效率来对待公民。

8．公共行政学及相关的比较行政学和国际行政学等分支学科，出现了知识爆炸。我同意法拉尔·海迪（FerrelHeady）的说法，这两个分支领域在过去几十年相互分离和脱节的情况下有所发展。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全球化的新分支，有必要对比较行政学、国际行政学及全球化行政学的研究进行整合。美国公共行政学会的成员必须采取这一行动，以为形成世界通行的行政学原则提供材料。进行这些必要的研究将使实际工作者获得启发，使他们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地球村里更好的行政管理者。

9．从比较的角度学习更多的公共行政学知识能够拓展我们的视野。欣赏欠发达国家行政文化的文化、制度和宗教基础，美国的专家学者们可以拓宽他们个人和职业方面的全球视野，因为一些欠发达国家拥有丰富的文化与治理遗产。全球化对美国公共行政学狭隘的、种族中心论传统构成了挑战，打破了政治—行政的二分法，同时，也为欠发达国家有关公司的公共管理实践和咨询提供了大量的机遇。向其他民族、文化和公共行政学习将带来进一步的“知识爆炸”。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美国人尚不知晓的行政管理传统。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和苏联的公共行政体制，以及能够培育行政民主的协作型制度。同样，美国人及其他的全球公民也能从建立在别国的本土制度上的公共行政学中学到东西。对治理和公共行政的比较研究并不件新鲜事，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其研究重点——对行政的全球性研究——将在21世纪被提上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国际与比较行政分会研究的议程。

10．全球化对公共行政共同体的人类意识构成了挑战。全球共同体的专业人员有机会、也有责任了解并审视全球共同体每个角落的变化。许多问题对人类共同体意识形成了挑战，包括贫困状态及对穷人的剥夺、全球性工厂里的工资奴隶制与血汗车间、环境破坏、地球变暖、不平等与不公正；增强全球性问题的意识——无论是积极的问题还是消极的问题——既重要也必要，因为公共行政管理者会在事关本国公民的政策方面作出不同的决定。他们可以质疑精英分子的忠诚、反对剥削，抵制整个世界不民主、不公正、不平等的目标。在80年代，全世界公共行政管理者在开展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中就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唤起这种全球意识，能够抗拒全球化及各个层次全球精英的破坏性力量。因特网和其他通讯系统能够帮助公共行政管理者和遥远地区的同仁进行沟通。

11．作为“全球共同体利益”的守护人，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公共行政管理者有一种全球性责任，即采取协调一致的伦理、道德行动。他们必须揭露并与任何时候任何层次的腐败展开斗争。政治任命者和政客是临时官僚，他们中的大部分和全球的公司法人精英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私人联系，他们容易被腐蚀、容易滥用权力，他们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是狭隘的，仅在意那些有权有势的选举人。

12．全球化不会终结国家与公共行政。存在一种能够拓展公共行政研究、实践与教学范围的全球新机遇。公共行政刚刚跨入人类文明新时期，全球化和霸权主义世界秩序使得其未来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我们期望的结果是全面的繁荣。

注释:

[1]法拉兹曼得《世界新秩序与全球公共行政：一份批判性文献》，载Jean-ClaudeGarcia-Zamor和RenuKhator主编的《地球村里的公共行政》，第65页，Westport,CT:Praeger,1994.

[2]汉米得·塞迪格（HamidehSedghi）《海湾战争：世界新秩序还是无序？》，载《新政治学》1992年第21/22期，第62页。

[3]艾里克·涂尔德（EricTrudeau）《世界秩序的监护者》，《纽约时报》1992年2月19日。

[4]J.A.斯科尔特（J.A.Scholte）《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0页。

sp;*官房学（cameralia）是十七、十八世纪流行于德国的一种经济思潮，主张国家干预、限制货币输出。——译注。

[5]保罗·斯威齐（PaulSweezy）《更多（或更少）的全球化》，《每月评论》1997年第4期，第1页。

[6]同上，第1~2页。

[7]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1页。

[8]安纳·邓宁（AlanDuring）《多少才够：消费社会与世界未来》，第171~172页，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92年。

[9]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3页。

[10]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跨国公司与世界发展》，第4页，伦敦汤普逊国际商业出版社，1996年。

[11]《金融时报》1999年1月20日。

[12]R·哈维(R.Harvey)《大企业的回归：全球无序的到来》，第189页，伦敦麦克米兰，1995年。

[13]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9—440页。

[14]戴维·罗斯考夫特(DavidRothkopf)《数码政治：信息时代权力性质的变革》，载《国际事务》1998年第2期，第325页。

[15]海登海默（A.J.Heidenheimer）等编辑《比较公共政策：欧洲与美国社会选择的政治学》，第330页，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3年。

[16]比尔·盖茨(BillGates)《未来之路》，第158页，伦敦伟金（Viking）出版社，1995年。

*“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s)由美国、部分西欧国家和日本于1973年建立。——译注。

[17]米尔曼（C.Milman）和兰得斯滕(S.Lundstedt)《拉丁美洲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载《国际公共行政》1994年第9期，第1667页。

[18]戴维·科尔顿（DavidKorten）《当公司统治世界的时候》，第165页，西哈特福得：库马瑞恩出版社，1995年。

[19]罗伯特·赫尔布鲁纳（RobertHeilbroner）《人类繁荣研究》，第105页，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91年。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良好，但不容忽视严峻的一面，做好经济工作要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

的关系，同时要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

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形势，提出了奋斗目标，部署了2000年经济工

作的主要任务，需要我们认真把握，狠抓落实，继续奋发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为新世纪的经济腾飞创造良好的开端。

一、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一）当前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

1999年以来，在中央采取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国民经济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的态势，头9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1～10月，工业增加值增长9.1%，增

长速度比较平稳；农业收成稳定，粮食总产量大体接近上年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平缓，全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7%，其

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6.6%，更新改造投资增长下降0.9%，房地产投资增长17.4%；随着

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领域的扩大，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2%，增幅比上月提

高1.6个百分点；外贸出口出现回升态势，9月份出口增长20.2%，10月份出口增长23.8%.

财政收入增长较快，1～10月比去年同期增长19.4%，增收1300多亿元，财政收入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金融形势比较平稳，到10月末，M1、M2分别增长15.1%、

14.5%，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国家外汇储备已超过1500亿美元。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

加，生活水平继续提高，10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9270亿元，同比增长13.4%.

从前三个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可望达

到7%甚至略高一些。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相当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好转迹象：（1）工业经济效益水平提高。

1～9月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比去年同期提高7个百分点，其中成本费用利润率

提高1个百分点，总资产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提高0.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下降1.7个百分点。1～9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

120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48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倍。（2）外贸出口进一步回升。随着亚洲周边国家

的经济复苏、需求增加，我国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增长加快

；同时国家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从7月份开始，出口增长

开始回升。7月、8月、9月、10月出口增长分别为7.5%、17.8%、20.2%、23.8%.预

计全年出口增长可达5%左右。（3）物价下降出现减缓的迹象。8月份，受季节性因素

和肉禽价格进一步回升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比去年同月下

降1.7%；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

区调整学杂费、房租、水电费价格以及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

上月上涨2%，比去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7%，比去年同月

下降2.8%.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均

比上月缩小0.2个百分点。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品市场回暖，工业品价

格降势也在趋缓。7月、8月、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2.5%、2.3%、2.1%，工

业品原材料购进价格分别下降3.4%、3.3%、1.8%.

（二）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一面不容忽视

以上三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但还没有形成好转的趋势，目

前还不能作出经济增长出现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断。对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是逐步好转还是比较严峻？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长，但由于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对欧元、日元出现一定的贬值趋势，不排除出现股市动荡、外资抽逃、

消费萎缩、使经济增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日本内需市

场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经济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欧盟经济正在稳

步增长，但由于欧元的实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好转，对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也

将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综合以上一些情况，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即使经济增长快于1999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对我国

经济形成竞争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从总体上看，2000年我国外需压力还是很大，外贸顺

差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利用外资也有可能会下降，外贸外资的减少，需要通过进一步扩

大内需来弥补。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场需求依然疲

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不

振，银行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资金供应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

大，等等。当前经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发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为止，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4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

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2个月负增长。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

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负增长，就可视为通货紧缩。我国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一标准。

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中长期因素看，多年来的重

报告总结工作计划

工作总结个人总结述职报告实习报告

实践报告工作汇报辞职报告调研报告党政报告

演讲致辞公众演讲竞聘演讲

就职演说安全生产爱国演讲英语演讲开幕闭幕庆典致辞

贺电慰问领导讲话

党政相关入党申请入团申请

转正申请思想汇报党性分析事迹材料申报材料行风建设

公文范例

主持词

求职应聘个人简历英语简历自我鉴定自我介绍

自荐信求职信会议发言婚丧嫁娶祝福祝贺广播稿

心得体会经验交流公务员法政治学习读后感

学习心得创业计划

征文范文应用文论文格式英语作文

综合范文合同范本文秘工作办公表格计划方案社交礼仪

节日相关规章制度毕业设计法律文书时政专栏

论文中心

经济论文

教学论文

法律论文

商务论文

行政论文

医学论文

艺术论文

理工论文

文史论文

免费教案

站内范文搜索

您现在的位置：范文先生网>>商务管理>>信息管理论文>>正文

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宏观视角

会计论文：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宏…

ERP项目在同力公司的实施调查

图书馆实施业务外包的意义和策略

加快实施知识管理，促进传统企业…

对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管理者收购（…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政策取向

加快实施知识管理，促进传统企业…

对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管理者收购（…

论国有资本宏观财务目标的分割

为什么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实施人力资源会计的可行性分…

试论会计委派制实施的可行性

有限度的会计委派制及其实施环境

政府宏观管理与行业自律相结合—…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民族地区的行政管理历来是中国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皇权统治下独具特色的中国民族地区多元行政管理制度。这一制度不仅形成了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制度文化的基本内核，而且也成为新型行政管理制度转换的起点。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制度文化与民族地区行政管理的相互联系与有机结合，不仅有助于继承发展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助于民族地区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民主法制的建设。

一、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的多元特征

截至新中国成立，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是一幅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立体画卷。人类由低向高纵向演进的社会历史发展形态，被中国少数民族在同一时空中以横向展开，使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等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形态同时并存。这种历史景观构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多元模式。发展不平衡条件下中国少数民族行政制度的多元特征，是少数民族内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差异性在行政制度上的同一时空中的横向展现，其基本内涵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在皇权统治条件下，统治阶级以基本组织形式和管理手段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即在我国以郡县制框架来实现对少数民族的直接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与此同时，皇权统治又受到时空地域的制约，对于尚不能直接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以一种渐进过渡的方式来实行制度认同和社会整合，即以我国诸朝实行的羁縻制度来实现对少数民族间接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这样就构成了郡县制与羁縻制并存的少数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二元结构；二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一方面，封建中央王朝或通过郡县制或通过羁縻制将封建行政管理要素注入少数民族地区；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传统行政管理制度，尤其是民族基层传统行政管理制度。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分别处于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等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形态，这样就又构成了封建王朝皇权统治下少数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多元模式。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之而呈现的多元统治制度特征也是多方面的：

1、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多元特征的地理环境因素

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不仅会产生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也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方式和行政管理方式。生活在山林中的少数民族，由于山高林密、水激堑深，交通十分不便，地理环境十分封闭。这不仅造成了山地民族游猎游耕、刀耕火种的经济生产方式和原始共产主义的交换分配方式，而且使其家庭社会组织、行政管理等具有独特的山林特点。一方面这些民族社会组织还保留着浓厚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形式；另一方面，以地缘为纽带的村社组织兴起并有逐步取代前者的趋势。而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局部自然地理环境又有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周边经济、政治、民族等经济社会环境的差异，使各山地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行政管理模式又出现了多样化的格局。如云南山地民族中，傈僳族社会实行的是称为“坑”的父系大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行政管理模式，怒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包括氏族、胞族、家族及村社等形式并形成不同的管理方式。而佤族则是家庭、家族、村寨和部落不同等级社会结构并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王子行政管理模式。双系并存的拉祜族社会组织形式，采用的是一种“卡些卡列”行政管理模式。景颇族社会中存在的“贡晶贡萨”与“贡龙贡查”两种性质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阿昌族的三级行政，瑶族的“瑶目”制度等都反映了这些民族行政制度的多样性。

居住于广阔草原的民族，不仅创造了游牧生产方式，而且创始了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管理模式。蒙古人的万户、千户、百户制度，满蒙民族的八旗和八旗制度等，都突出表现了这一点。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政教合一的政治经济和行政管理模式。大、小凉山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彝族社会一直保留着奴隶制“家支制度”。傣族的领主制，哈尼、彝、白、纳西等民族的土司制，西北诸族政教合一的传统管理模式等，都可以从自然地理环境方面找到它们存在的客观依据。

2、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多元特征的经济因素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产生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是由于基于不同的生产力基础，并由此发挥着不同的经济功能、服务于不同的经济目的。处于原始状态下的中国诸少数民族，由于个体尚未获得独立于自然界的能力，只能使个人的一切行为与群体紧密地联系一起。这种群体联系便在民族、部落（如许多少数民族中的大家庭制度、家族公社制度）等形式下，把社会政治、行政管理、生产、生活以及军事等各种内容集中于同一组织内。在私有制条件下，当个人劳动力的生产能够超出他维持生命的费用而有显著剩余时，群体组织之间以掠夺来增加自身生产能力的情况也就随之发生，各自都通过对其他群体生产力的掠夺与否来获得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样，社会成员间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行政关系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如佤族的王子行政、景颇族的山官制度、藏族的政教合一制度、彝族的奴隶制度、傣族的领主制以及盛行于诸多少数民族中的土司制度的不体现了这一点。而当民族社会发展到国家组织形式，其经济生产变成有组织的阶级剥削活动，而作为国家权力之一的行政管理机构便成为实现这一活动目的的重要工具。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结构的多层次，导致了其传统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多样性。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经济多种形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总背景中并存；采集、渔猎、畜牧，以及包含着刀耕火种、锄耕、犁耕等内容的农业、手工业和部分民族地区少量的近代机器工业等多种生产技术手段并存；简单价值形态下的偶然的互惠互易，一般价值形态下的扩大了的物物交换，一般货币交换以及在资本主导下的经济结构，导致了多民族的行政管理模式的并存。

3、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多元特征的文化因素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行政管理制度不仅有着在此基干之上的经济要素的烙印，而且也有着相应的思想文化烙印。在一些民族中，存在着一种“重自由、轻迁徙”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与剥削制度下建立起来的行政关系产生巨大的矛盾，当这些民族遭受各种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军事掠夺时，他们往往会采取两种方式来打破这种秩序，包括行政秩序。一是不断地进行反抗，迫使统治阶级取消或放松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二是当力量悬殊，反抗失败时，他们又会采取退避迁徙来保障其“自由”。在宗教观念浓厚的民族中，宗教不仅是他们民族的一种精神支柱，而且也会将宗教变为他们的一种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宗教组织、宗教管理、宗教活动与行政行为融为一体。在等级观念浓厚的奴隶制、领主制民族社会中，等级压迫、等级管理、等级剥削被认为天经地义，从而为等级的行政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

文化要素对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影响，还在于基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制度认同。一种行政管理制度的产生，是基于民族共同体社会成员心理认同后的选择。正是这种心理认同的选择，使这种制度一旦确立下来，就会得到公众的承认与拥护，从而会自觉地接受制度的约束，尤其对于原始共产主义状态下的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更是如此。同时，正是基于这种公众的制度认同基础，使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制度能够千百年沿袭下来。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它的形式和内容会发生变异，但是植根其中的深层次的文化特点却会持久保留着。某些内容会演变为一种民俗，成为民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我们对少数民族社会进行调查时，往往会发现，虽然新的行政管理制度已建立了相当长的时期，然而在民族社会中，传统的民族行政管理的某些内容与形式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如在一些少数民族村寨，当地社会发生某些问题时，人们虽然也找当地政府去解决，但更多的会沿用传统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原有的村社头人或长老仍能发挥相当的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特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才确定了对民族上层的统一战线，当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后，任用一些民族上层人物充当各级行政领导，这不仅是因为民族上层的个人影响所致，而且更由于民族公众制度认同的文化要素所致，因为传统文化造就的传统行政管理制度，既包括人们对其组织形式的认同，也包括对其领导人物的认同。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制度的多元模式，是其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造成这一结果有经济的、自然地理环境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诸要素。随着民族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新社会的要素不断注入少数民族社会肌体，以及民族区域自治行政管理制度的实施，少数民族传统多元结构的行政管理模式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多元行政管理制度模式已为民族区域自治行政管理制度所代替。

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与传统管理模式的有机结合及其走向预测

1、体制转换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与现行行政管理模式的有机结合

中国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是在各少数民族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跨越的现实基础上开始建立的。当新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确立时，传统的行政管理制度必然只能成为过去，而不允许再有将来。一方面，新的生产关系，不会再允许旧的行政管理制度存在，来成为自己发展的桎梏；另一方面，新的国家政权，规定了各族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行政机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一切行政官员和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因而，各族人民也不会允许千百年来压在他们头上的传统行政机构继续压迫和奴役他们。然而，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也不同，因而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既有共性但又不是整齐划一的。由于中国少数民族所处的历史起点较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许多因素还浓厚地存在于其生产生活方式之中，作为新制度的一些外在形式，在许多民族看来似乎与他们的传统体制、观念、道德有所相似，可引起他们心灵上的共振和认同感，从而使新旧两种制度的交替显得较为平衡与和谐，较易被少数民族所接受。然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原始共产主义毕竟有着本质的差别。少数民族对社会主义新制度的认同与理解不能长期停留在这样一种朴素的层次上。当少数民族地区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后，通过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使特定阶段生产力的具体要求得到充分满足以后，新的社会制度和行政制度应该发挥其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以体现其本质的内在优越性。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仅仅是其传统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变的开始，虽然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包括新的行政制度在内的上层建筑已经建立，但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并不可能自然而然地随之完成，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更不可能一夜之间在这些民族内部扎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民族社会和民族心理的影响也还将长期存在，传统制度模式给少数民族造成的心理积淀还比较扎实。例如，历史上由于对封建统治的惧怕与仇恨，对封建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府贪赃枉法的反感，少数民族往往不愿与官府打交道，而更乐于接受民族习惯法的约束和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治理方式。“苗人争讼不入官府，即入亦不以律例科之，推其属之公正善言语者，号曰行头，以讲曲直”。（《行边纪闻》）如广西河池地区的瑶、壮族，“有争，以高年为寨老，判断不能平者，始告诸官”。（《庆远府志》）由于这些原因，使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官有条、民有约”

，或“官有律条、民有众约”的观念，“坏事不进官衙”的习惯，而民族地方社会的传统习惯法和行政管理体制也得以长期延续下来，成为中央行政管理体制和国家法律法规的重要补充。因此，在新的行政管理制度已建立了相当长的时期以后，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制度的某些内容和形式仍然会在民族社会中发挥作用，具体表现在当少数民族村寨社会发生某些问题时，人们当然也找当地政府和组织去解决，但更多的会沿用相应的传统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当地政府和组织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时，也非常重视村社长老的意见和建议，原有的村社长老或头人仍能发挥相当的作用。所以，对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我们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方面，应教育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自觉抛弃传统制度文化中愚昧、迷信的落后成分，另一方面，对其优秀、合理的成分应该支持并鼓励其发展，使之升华为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内容。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制度的优越性，使广大少数民族通过亲身的感受，以达到对新制度的认同和理解。

当前，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在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的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传统行政制度与现行行政管理模式的结合主要是要处理好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关系。毫无疑问，民族自治地方必须坚定不移地向现代化目标前进，没有现代化，民族自治地方各族人民就不可能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实现共同繁荣，就不可能有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人民的未来。但是，强调现代化，决不意味着否定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化，相反，发展现代化更需要发扬光大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更需要丰富完善民族个性特点。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将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民族地方的自治机关组织、支持有关单位和部门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民族历史文化书籍，保护民族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进一步强调了在现代化过程中要注意保护、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因为脱离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自身特点的现代化不是真正的现代化，它既不会为民族自治地方各族群众所承认，更不会为他们所接受。

此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民族地区交通、通讯条件的逐步改善，少数民族对外界的了解日益增多，偏僻、闭塞的少数民族社会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传统社会组织的约束力正在程度不等地失去效力。市场机制的引进和对外开放的实施，使少数民族社会在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负面影响，因经济利益发生的纠纷日益增多，打架、斗殴、偷盗、吸毒、贩毒等影响社会治安的现象也逐渐增多。而由于传统制度模式给少数民族造成的文化心理积淀的影响，在法律上表现为民族的族体意识常常盖过公民意识，在处理上述社会问题时，往往从潜意识出发，依靠本民族的习惯法或族体内长老和首领的意见来解决民事纠纷，常常发生僭越现行行政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程序自理社会事务的行为。因此，现行行政管理制度与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结合，要从民族特点出发，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作用，对其族体具有较强约束作用的习惯法或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可以作为现行行政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有益补充，发挥其防微杜渐、严惩为戒、孤立悖逆的作用。同时辅之以现行行政管理制度和法律常识的宣传与教育，加强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使民族自治地方的管理向着法制化的方向迈进。

2、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走向预测

确定以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建立少数民族的行政管理制度是历史发展正确而必然的选择，同时，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文化的优秀内含并使之与现行行政管理模式有机结合，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发展的基本特点。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这一特点出发，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行政管理制度走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是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少数民族新旧行政制度的转变是建立在其社会的旧质向新质的历史性飞跃的基础上的。离开了这一前提，新的行政制度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发展。而这一切变化与发展都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少数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只是第一步，只有真正使生产力获得发展进步，新的行政管理体制才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而目前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不完善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生产力滞后于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的反差，不仅是民族自治地区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的原因，也反映了低下的生产力所构建的经济基础难以支撑包括行政管理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因此，少数民族要真正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完成生产关系变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后，还要实现第二次飞跃，即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必需的物质基础。这次飞跃，其深度、广度都超过第一次。

二是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延续近半个世纪的民族自治地方行政体制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地位。然而，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这种体制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越来越暴露出其内在的弊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这种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已不适应民族自治地方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和迅速由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需要。如果不尽快进行包括行政体制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如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不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改革难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建立。”而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启动的共同要求。如果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协调达到动态平衡，那么就可以形成不同类别体制改革之间的相互支撑力，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的整体改革。此外，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本身也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这就要求其在改革时必须着眼于全局和整体，追求整体效果和综合效益，因此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坚持综合改革的原则，即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学文化体制、教育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各方面的配套改革，而当前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深化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上。历史经验证明，机构设置和政府职能状况对于提高民族自治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推动民族自治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作用。通过行政改革，应当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各个层次、各个部门形成相互协调、配合默契、运转高效、符合需要的统一整体。同时，要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朝着实现科学化、法制化和现代化的目标进行，克服行政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随意性和长官意志。在观念上，民族自治地方各级行政管理人员要解放思想，树立超前意识，发扬跨越精神，努力在管理思想、管理设备、管理手段、管理人员等方面都实现现代化，创造出更高更好的行政效能。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热门文章更多>

热门推荐更多>

精品范文更多>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农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热门文章 更多>

热门推荐 更多>

精品范文更多>

热门文章更多>

热门推荐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