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范文

农业合作社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农业合作社；三农问题；合作化；林毅夫；退出-呼吁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2－0020－07

〔作者简介〕朱富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博士，广东广州 510275。

一、当前农村发展为什么要走合作化道路

提高农村的“造血”能力一般有两种思维：一是提高农户的个人生产力，主要是向农户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增强他们的种植知识，拓宽种植范围并提高其生产力，增加有效产出；二是提高农村的集体生产力，主要是强化农户之间的协作并成立合作性质的经济组织，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全要素生产力。

两种方式哪一种更为根本呢？这需要对农村生产力低下的原因进行剖析。事实上，农村生产力之所以低就在于农业技术进步往往慢于工业技术或其他产业，以及农村的资本有机构成明显低于工业，仍然有大量农户采用几十年前那种简单耕作方式和耕作农具。为什么农业的技术进步如此之慢？同时，为何不能将工业技术推广到农业中呢？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技术的应用需要一定的规模，而我国传统的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不具有这样的规模基础。又如何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呢？这也有两种基本思路：一是私有化，通过私人生产之间的竞争并以相互兼并的方式最终形成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二是合作化，通过小农生产者之间的自愿联合以合作组织的方式形成大规模的农业生产。

进一步，哪种路径形成的规模生产更为可取？基于市场有效信念，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极力主张土地私有化，但是，私有化的发展路径必将导致大量农民失地，使得他们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事实上，除非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转入工业，土地私有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兼并浪潮必然会使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甚至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农民抗争运动乃至新的农民起义；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和工业的前提是农民本身因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形成有效社会分工，不至于不断制造过剩的低档工业品。显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当今之计，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路径在于合作化。事实上，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些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产生了极小块的土地个人占有，由于土地太小以致不能有效地利用现代技术，因此，目前世界各国开始了新的改革实践，包括实行合作制、公社制以及国营农场等。

农业合作经济一般有如下的优点：节省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营；促进农业技术革新；促进农业分工深化；拓展农业产业链；提高农户的谈判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

基于农业的特点以及当前农业面临的形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06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支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然而，国内大多数人却往往谈合作社而色变，因为20世纪中期的合作社发展留给人们太多惨痛的记忆。林毅夫曾在理论上证明了强制性合作社失败的必然性。那么，为什么当年的合作组织如此效率低下以致最后解体，这是必然的“公地悲剧”现象，还是另有其特定的原因？

二、早期农业合作社的失败：林毅夫的退出分析

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2年开始的，它在最初几年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52-1958年，农业产出连年增长。因此，合作化一度被认为是一种能促进农业与工业同时发展的战略，这一发展战略的要点是：（1)动员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到一些劳动密集型投资项目去劳动；（2)通过传统生产方式和投入，增加单位产量。那时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的合作化运动避免了苏联1929年的集体化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为那些欠发达的人口密集性经济提供了一个农业发展的模式。但是，1959年后，我国的农业生产突然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大幅度滑坡，为什么一度被视为引导经济成功的合作化运动又导致了深重的灾难呢？一般接受的传统解释是：（1）连续三年的坏天气；（2）政策失误加上合作社的管理不良；（3）由于合作社规模不当所引起的激励问题。对以上三个理由，林毅夫运用量化的数字逐一进行了批驳。

在对合作化运动与农业发展回顾的基础之上，林毅夫发现，合作化的初期是谨慎和渐进的，农民被鼓励和被积极地诱导加入各种以自愿为基础的合作社，与此同时，经济取得了巨大增长，但在1958年以后变成了强制性的运动，也就导致了随后的经济灾难。为此，林毅夫用博弈论解释这一变化，他认为，合作化运动的初期成功突然滑坡主要缘于1958年秋的强制集体，这使得博弈的性质从重复博弈变成了一次性博弈。确实，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退社自由权利的剥夺对合作社的激励结构具有显著的影响。当一个合作社是以自愿原则为基础组织的时候，在每个生产周期结束时，一个合作社的成员可以决定他们在下一个周期是否参加合作社。事实上，合作社能使单个农户从规模经济中获益，但同时，为使合作社成为一个有效的制度又要求进行监督，因为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很可能被监督的困难所抵消。在自愿组织的合作社中，当一个成员靠机会主义从违约中获取更大利益时，其他成员就会考虑是留在合作社并允许这一成员继续违约还是从合作社退出？如果他们发现由这一成员的违约导致的损失大于从规模经济中获取的收益时，合作社就会解体，这样，违约人将丧失从第二轮规模经济中获取的收益。因此，从长远考虑，他将遵守协议，从而形成了合作均衡。

为此，林毅夫强调，一个合作社解体的威胁大大降低了偷懒的发生，这一潜在的威胁也能保证，一个自愿为基础的合作社的产量至少同农户个别生产的总和一样大；即便是最坏的境况，合作社解体了，农户的生产也同样保持合作社建立之前的水平。然而，当一个合作社是强制时，从退出的可能性看，合作社的性质就变成了一次性博弈，此时，人们无法用退出保护自己或以此防止其他成员可能的偷懒动机，这样一来合作社的内在监督机制便是无效的。也即，在林毅夫看来，“退出权”被剥夺是合作化后期逐渐走上崩溃的根本原因，其理论基础是：“退出权”被剥夺之后，合作社团队生产活动就从重复博弈转变为单次博弈，团队里形成的一种隐性契约也就不再是“可自我执行的协议”。〔1〕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一自由退出的思维，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特别注重退出自由问题，其第二条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定义是：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从事同类或者相关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依据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按照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互经济组织。

林毅夫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自由市场能够促进人们更好地进行合作。确实，现实生活中就存在大量这样的退出机制，如开放式基金便是如此；股票市场更是一个很好的退出场所，当人们对公司的业绩预期不佳时，就选择在股市上用脚投票。同时，自由退出本质上也是一个外部选择问题：有一个外生标准对合作协调收益的底线进行限制，它允许一个对局人选择一个肯定的结果，而且，这个确定的外部选择项足够高以至于超过了协调博弈中一个策略的收益，那么对局人就不会选择劣于外部选择的策略。显然，外部选择的存在赋予了博弈双方对行为互动的最低收益预期，从而对博弈各方的行为都构成制约，信息经济学将这称为个人理性约束或参与约束。林毅夫认为，中国1950年代后期农业合作社之所以失败就在于缺少这样的一个退出场所，从而对合作社的效率下降没有一个必要的限制，人们缺乏其他选择。那么，林毅夫的分析真正触及到合作社失败的根源了吗？或者说，具有自由退出机制的合作组织就一定有效吗？而缺乏退出机制的合作组织就一定无效吗？

三、退出-呼吁机制比较以及农业合作化治理

其实，基于自由退出惩罚背信者仅仅是一种消极方式，积极方式是采取直接的制裁，而要使制裁有效，必须保证背信者无法自由退出。基于这一思维，麦克洛伊德提出了他的团队合作理论：一个合约均衡的维持需要对合作参与方的退社行为施加约束，因此，生产关系的无限重复使得社员运用报复性策略惩罚机会主义者变得可信和可行。事实上，根据麦克洛伊德的分析，在团队产生中，如果工人在发觉有人偷懒以后威胁将在以后时期以偷懒报复和惩罚偷懒者，那么，团队生产中的偷懒问题可能被制止；如果这些威胁是可信的，则可以构成一个子博弈完美均衡。发出这种可信威胁策略的充分条件是：（1）不断地监督生产队的总产出水平；（2）工人退出生产队的可能性不大，即设置一个较高的退出成本。为此，麦克洛伊德发展了一个简单的团队合作模型，并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1）在一个合理的假设下，一个生产队内部的平等分配原则是可以与效率保持一致性的；（2）生产队保持效率的先决条件是引进一些并不为市场经济所采用的制度约束。〔2〕本质上，限制退出也促成了另一种重复博弈，这种重复博弈不是发生在是否加入合作社这一阶段的个体与合作社之间，而是出现在合作组织内部成员之间。

显然,林毅夫对合作社的分析以及相应的媒体与麦克洛伊德的限制退出以促进合作的理论是相悖的，从而引起了许多争论。为此，美国的《比较经济学》杂志于1992－1993年开辟专题组织了一场讨论，一些麦克洛伊德的支持者对林毅夫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例如，董和道在《自由退出能减少生产队中的偷懒吗？》一文中所构造的博弈模型就指出，报复性策略这种所谓的“相互监督”只有在退出受到限制的条件下才有效，如果给予退社权，那么个别社员就可能在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后逃之夭夭，这样反而会导致合作博弈的崩溃和瓦解。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点呢？其实，无论是自由退出还是限制退出，只是对应着两种惩罚机制：前者是基于外部选择的消极惩罚，后者是基于以牙还牙的积极惩罚；且这两种惩罚机制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但与文化传统、制度、技术条件以及特定的环境有关，例如，Putterman和Skillman所构造的一般模型就将这两种理论统一起来，认为林毅夫的假说与董和道的理论都只是一般模型的两个特例而已，而退出与报复在特定的条件下都能起到威慑的作用。

同时，无论是自由退出还是限制退出，要维持有效的合作均衡，关键是要生成一种重复博弈，要对背信者实施有效的惩罚。为此，A•赫希曼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更为全面的退出-呼吁机制。退出机制的有效条件一般认为是，能够利用这种选择的人是流动的：买者和卖者的完全流动性是市场有效性的基本假设，例如，在纯粹私人产品市场，显然用脚投票是一个比较高效的机制，因为使用呼吁影响厂商的成本太高了。然而，就组织而言，往往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影响自由退出的效率。蒂布特（Tiebout）等人就列举了一些条件以保证排他性的公共品供给在自由退出机制下的全局最优：（1）所有市民具有完全流动性；（2）所有组织具有完整信息；（3）组织可能选择的范围涵盖了市民希望的公共物品可能性的所有范围；（4）没有生产公共品方面的规模经济和/或没有相对于人口规模的最小生产的最优规模；（5）组织之间没有溢出效应；（6）人们没有关于收益的区位约束。一般地，组织规模越大，距离它的成本越高，流动性越小。因而从小俱乐部退出比从大俱乐部退出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组织规模越小，从任何特殊公共品供给中获得的利益都可能溢出到其他俱乐部，并在俱乐部之间导致外部性和非帕累托配置。正是基于呼吁和退出机制对应的不同具体环境，赫希曼提出了一个与退出-呼吁机制相适应的组织框架图：〔3〕

那么，农业合作社究竟应该采纳怎样的合作机制呢？这就需要对农业合作社的特点作一番分析。首先，从合作的要素看，主要是土地，而土地是固定的且难以退出，因而土地的流转度远低于其他资本；其次，从合作的人员看，主要是村民，而村民由于受户籍等身份限制难以流动；其三，从成员之间的地位看，由于入股的土地基本上是等额的，因而成员之间处于平等地位，相应地，基于贡献的分配原则也带有一定的平等性；其四，从成员之间的关系看，村民之间都比较熟悉，甚至属于同一家族，因而在平等分配原则基础上可以渗入一定的按需分配原则，可以对相对弱势者进行照顾；其五，从治理机制看，由于管理人员往往从社员中民主产生，而且存在深厚的社会资本，因而有利于实行社会共同治理；其六，从生产劳动的性质看，由于农业劳动相对同质，产品也是同质的，从而比较便于生产劳动监督；其七，从机会主义行为发现看，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一般社员，由于平时都生活（居住）在一起，因而每一个人的行为也比较容易受到其他人的监督。

其实，林毅夫之所以强调自由退出的重要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将农业生产上的监督视为极端困难。正因为对农业生产劳动的监督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的成功就只能依靠社员之间达成的一个可自我执行的默契来保障；这个默契就是，参与合作社的社员至少要付出与他单干时同样的努力，并获得不低于单干时的收益。当合作社的生产率水平低于单个家庭所达到的生产率水平而社员又无法退出时，合作社就会被“囚犯困境”所困扰。显然这里农业生产以及农业合作社的一些特点被忽视：一者，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比工业生产中的劳动更具同质性，生产的物品也更好衡量，其劳动的努力程度更容易判断，因而对农业生产劳动的监督往往比对工业生产劳动的监督更为容易；二者，与工业公司、合伙企业等组织形式不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组织结构比较简单，其经营主要是为成员提供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服务，因而也更容易受到监督。

同时，林毅夫之所以强调自由退出的重要性，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所进行比较的对象中加入了团队和个人单干。但显然这是在错误的年代对错误的对象进行比较，究其原因在于，前现代农业社会的确存在着单干的可能性，但在分工已经如此深化的现代生产中，任何单干的收益都远低于团队生产。实际上，工业生产中已经排除了单干的可能性：一个人只有选择不同公司的自由，而没有进不进公司的自由；而且，由于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群体性和专用性，人们甚至在选择不同公司方面的自由也受到越来越强的限制，例如，在工商业方面，早期西方社会注重的进出入自由，报酬是基于即期贡献原则，这产生了很多机会主义行为。后来逐渐兴起了期权激励机制，这实际上也就是增加了经理人员中途退出考虑的一种机制，从而使得管理者更好地为企业的长远利益着想。同样，在农业中单干也越来越不可能，究其原因在于，“单干”意味着势单力薄的农民要自己从事采购、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工作，要承担市场风险，并忍受中间商的盘剥；同时，由于农产品的高附加值主要来自于销售和加工环节，没有足够资金从事销售和加工的单个农户只能获得低微的劳动报酬。更不要说，单干不能实现规模经济，无法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当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问题正是小规模经营的问题。

总结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具有这样两大特点：一是流动性低。个人所有的土地不能移动，户籍的移动也存在限制，其他的诸如社会关系等都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也即，个人难以从一个合作组织转到另一个合作组织，从而对自由退出构成了限制。事实上，在台湾地区，尽管农民都有参加农会的选择自由，但所加入的农会实际上存在地域限制，基本上是以乡为单位的。二是社会资本高。社员之间交往频繁、彼此熟悉，相互信任，结成了稳固的社会网络。显然，合作社嵌入这个社会网络中，各种非正式的日常互动本身就是呼吁机制的一种形式。事实上，正是由于农业合作社之间的行为体现为一种人情式的或互动式的交易行为，从而为共同规则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有助于缓解搭便车行为。正因如此，对农业合作组织的运行和维持而言，呼吁机制显得更为重要，也更容易建设。

流行于日本的“关联投资”越来越得到重视，而其主张与麦克洛伊德的理论具有更大的相似性。“关联投资”方案的倡导者认为，只有当投资机构不得不固守他们所投资的公司时，长期利益才会产生。这要么是投资机构在该公司的份额决定了它们必须固守公司而不能轻易撤股，要么是交易规则限制了它们转让股份。“关联投资”主张者实际上认为，企业内的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合作要比退出的制约更有效，正如Porter所说，“机构投资者在没有放弃目前它们在交易中所拥有的部分灵活性之前，不应该谋求获得对公司经营管理的更大影响”。〔4〕

四、早期农业合作社失败的根源：呼吁机制的缺失

林毅夫认为，只有社员具有自由出入合作社的权利时，以单干收益作为外部选择项这个默契才会促成一个无限重复博弈；相反，当社员被剥夺了退社权，也就是说没有外部选择机会，生产过程就成了一次性博弈，从而使自我执行的默契难以维持。问题是，林毅夫仅仅将是否加入这个决策视为博弈过程，而将加入合作社后的互动行为排除在博弈之外，这是明显的缺陷。基于这一思维，我们需要进一步拷问：20世纪50年代合作社的解体究竟是因为自由退出权利的丧失而导致退出机制失灵的结果呢？还是社员基本权利的丧失以及合作社内部呼吁机制的缺位导致的结果？事实上，前面已经指出，即使自由退出的权利存在有效的呼吁机制，照样可以促成重复博弈，从而实现合作组织的有效运行。为了认清这一问题，需要对早期农业合作社的呼吁机制作一番分析。

农业互助组织在革命战争时期已经开始出现，而在建国后的1949－1978年，合作经济模式主要经历了四种形态：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从1950年代合作社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1952年前我国的合作化运动以互助组为主，1952－1955年重心转移到初级社，1956和1957两年重在兴办高级社，1958年后则普遍转化为的形态，直到1962年对进行调整。同时，由下表可以看到，我国农业产出的增长率在初级社时期逐年上升，在高级社时期显现衰落的趋势，直到时期出现三年负增长，并导致1959－1961年的；而当1962年进行调整后，农业产出再次开始增长。

合作组织初级社高级社（调整后）

年份1952195319541955195619571958195919601961196219631964

农业产出（1952=100）100103110661147120512481278110496494199911151267

增长率/310%339%760%506%357%240%-1362%-1268%-239%616%1161%1363%

根据林毅夫的看法，互助组和初级社都主张自愿联合，其成员可以自由退出，且退出成本较低，而高级社和则剥夺了组织成员的退出权。确实，高级社和基本上采取完全的按劳分配，即工分制，以户为单位进行分配；同时，工分制将每个劳动力分等，每等定出一个标准分，譬如说一等劳力10分，二等8分，三等6分，四等4分等等。按照这种体制，无论这一天干多少活，只能得到与你同级别劳动力一样的工分；或者说，即便站在地里没干活，但只要确认你出了工，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工分。正因为在高级社中，不仅劳动力的分等抹平了同等级劳动力之间的一些差异，而且强制的合作又妨碍了基于退出的惩罚，从而导致合作社效率的不断下降。问题是，农民“退出权”的丧失是否如林毅夫所讲的发生在经济严重衰退的1958年呢？有学者指出，农民并非是林毅夫所说的1958年才开始丧失“退出权”，在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就存在大量的强制入社现象。〔5〕

与其将合作化后期的失败归咎于退出权的丧失，很大程度上还不如归咎于呼吁机制的日益缺失，或者说至少呼吁机制的日益缺失和退出权的丧失是同时进行的。事实上，在合作化早期基本上是采取合作民主制的组织原则，而在合作化后期却日益采取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明显的历史事实是，在时期，国家权力无处不在，公社发挥着地方政府的职能，包括政策、公平、福利、家庭计划生育管理、学校和医院管理；同时，农户一旦加入，劳动报酬率、会被分配什么样的工作、甚至每天应该干的工作都由公社决定，此时，农户不仅退无可退，而且还处于被管理的地位，从而不能对公社的管理者形成制约和监督。事实上，此时的公社是“政社合一”组织，管理者的任命和罢免都由政府“由上至下”进行安排。在公社里，纵向上，公社主任有权命令生产大队长，生产大队长有权支配生产队长，生产队长有权指挥生产组长；横向上，公社书记领导公社主任，大队支书支配大队长，乡村事务无论大小都取决于党委、党支部和党小组。

正是由于合作社内部呼吁机制的缺失，社员不能对管理者和其他社员的背信行为进行监督和处罚，农民一旦加入合作社以后就受到一系列规章的限制而导致内部博弈实质上终止，这也意味着，合作社的运行过程中不再存在重复博弈关系。因此，本来在合作社的形成和运行两个阶段都存在的重复博弈关系现在只存在于前一个阶段，而当退出权也受到彻底的限制后，就连第一个阶段的重复博弈关系也不存在，最终出现了导致合作组织崩溃的非合作均衡。基于这一思维，林毅夫用一次性博弈和重复性博弈对1958年前后合作社有效性的分析也具有一定意义，因为当时的重复博弈主要就体现在这一阶段。但是，我们不能将合作社的崩溃完全归咎于退出权的丧失，而是要考虑呼吁机制的缺失；同时，我们也不能将自由退出权视为合作社有效的根本机制，而是要看到呼吁机制作为合作组织尤其是作为农业合作组织的根本性地位。

其实，如果说退出权在早期简单生产的农业合作社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话，它在日益机械化的现代农业合作社中所扮演的角色则日益式微了。究其原因，在20世纪中叶，生产技术水平较低以及农业分工层次还非常低下，这使得合作社的生产效率并不比农民单干高很多，如果合作社内部再出现各种机会主义，合作社的生产效率反而会比农民单干低。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在单干和加入合作社之间进行选择是可行的。但是，随着农业生产力和工业生产力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以及大规模的农业合作生产逐渐应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农业中的单干就跟工业中一样成为不可能的现象，因而退出成为维持合作组织的一个次要的或者根本没有实际作用的机制。

也不是说，农业合作组织中无法建立以退出为主的治理机制，这依赖于社会环境，尤其是农业资产的证券化程度。事实上，如果农民加入合作社凭借的不是土地和人力等实物方式，而是所有权证或股票；那么，农民在不同合作社之间进行选择也是可行的，因为此时所有权证或股票可以流通（但不能变现赎回）。而且，这种自由选择权甚至比工业组织中还更优，其理由有二：（1）农业合作社的收益由于生产过程的简单性以及其他一些信息的可观察性而可以较好地被预测，这样，如果合作社也发行股票的话，它的真实价值就容易被识别，合作社股票也容易转让；相反，在工业生产中，生产效益却难以被观察和预期，存在大量误导的信息。（2）合作社产量具有很强的可识别性，以致其股份持有者难以通过欺诈等手段抬高股票价格以谋利；相反，工业公司中往往通过错误信息等误导他人，或损害公司的长远利益仅为短期利益服务。尽管农业资产的证券化以及相应的合作组织机制很值得深入探究，但就当前的情形而言，这还不是农业合作组织建设中关注的主要课题。

五、再造农业合作社的关键

为了解决当前我国农业面临的困境，农业发展应该走合作化的道路。当然，农业合作组织在利用内部契约替代外部契约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同时，往往必然付出组织成本，这主要源于合作生产中的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要缓解和克服这种行为，关键是要促成重复博弈的社会结构。在合作组织的形成和运行过程中存在两类重复博弈情形：一是在合作社的形成过程中，成员基于自愿入社原则而通过用脚投票应对合作社的衰退，这在个体与合作社之间形成了重复博弈关系；二是在合作社的运行过程中，退出受限使得成员可以直接惩罚那些机会主义者并通过用手投票应对合作社的衰退，这在合作社的成员之间形成了重复博弈关系。很大程度上，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农业合作社之所以以失败告终，根本上不是合作社本身存在方向问题，而在于治理机制不健全，从而无法在重复博弈的基础上形成合作均衡；进一步地，传统合作社失败的根本不在于社员退出权利的被剥夺，而在于呼吁机制的缺失，社员不能有效地将自己的不满或建议传达给管理者，更不能更换管理者。而且，基于农业生产的特点，农业合作组织的维持根本上依赖于健全的呼吁机制。

当前重造农业合作组织，关键就在于呼吁机制的建设。1.管理者的选聘上，如何建立健全民主选举制度以选择合适的管理者；2.管理者的监督上，如何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以保证管理者不滥用权力；3.成员的素质上，如何通过提高成员的素质以更好地促进相互之间的长期合作；4.信息机制的完善上，如何通过如网站等设施的建设以保障合作组织的发展状况为更多的成员所认知；5.公共选择机制的建设上，如何保证社员的要求能够形成压力集团并推动制度的完善；6.成员偏好的传达上，如何建立管理者与成员之间的信息沟通以确保管理者能够获知成员的偏好信息并对之作出反应；7.企业文化的建设上，如何营造管理者与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以提高合作组织的凝聚力。

事实上，目前，我国已经有了约10万多户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山东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我们相信，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合作社内部呼吁机制的逐渐完善，农业合作组织将蓬勃兴起，并迅速壮大。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Macleod, M.,Equity, Efficiency, and Incentives in Cooperative Teams, Advances in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Participatory and Labour Managed Firms,1988,vol.3:5-23.

〔3〕A•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M〕.卢昌崇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29.

〔4〕Porter, M.,Capital Choice: Changing the Way America Invests in Industry, Research report presented by the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 and cosponsored b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ashington.1992.

农业合作社范文第2篇

关键词：劳动；资本；“公司+农户”；农业合作社

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来，农村的各项事业在曲折中发展，而近年来，城乡差距日益拉大，“三农”问题日益严峻。解决“三农”问题的关注点集中于如何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在此过程中不乏多种模式的尝试，但各种尝试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则在于在模式中作为劳动者的农户能否掌握主动权，也就是劳动能否雇佣资本。经济学中将所有权分为三个方面，即投票权（控制决策权）、对利润的索取权（剩余权益）以及对企业资产净值的权利，而劳动与资本谁雇佣谁的标准是看前两种权益掌握在谁手上。

一、作为劳动一方的农户的自身特点

随着我国改革的一步步深化，市场化程度逐渐加快，作为劳动一方的农户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弱势与缺陷，使其在资本的强大压力下稍不留神就会被其压制。我国加入WTO以后，严峻的外部市场形势使农民组织化更加迫在眉睫。

第一，分散的农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先天缺陷。一方面是农产品销售上的缺陷，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和农村经济向着商品化转化，在此基础上分散的小农户的销售能力极为有限，由于农产品在需求上具有刚性，所以农产品销售市场实则为买方垄断。另一方面，在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方面，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市场上小农户在具有标准化生产的企业面前又显得弱小无力，购买生产资料市场实则为卖方垄断市场。

第二，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第一时间获得信息并迅速反应改变决策成为竞争的关键。但分散的小农户往往缺乏获得信息的渠道以及专业的知识对信息进行分析，导致农民在价格上下波动的轨迹中选择往往具有盲目性和滞后性，大量辛苦生产出的农产品卖不出去只能烂在地里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

第三，农产品供给从短缺到过剩，农产品出现卖难现象。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国先后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农产品卖难现象，这说明转向家庭经营以后的分散的小农户，无组织的盲目跟风生产和销售渠道不畅问题相当严重，随着价格放开和机械化的普及，我国农产品已从短缺转向平衡，许多农产品出现过剩，农民的增收问题进一步严峻。

二、“公司+农户”模式批判

在“公司+农户”模式中，公司与农户通过签订长期合约结成了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农户则希望产品卖个好价钱，而这一矛盾又是建立在双方不平等的关系上，这注定了双方交易不平等的现实。

劳动一方的弱势。作为劳动的一方，分散的农户承担这三种风险，即生产风险、价格风险与销售风险。生产风险源于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受到自然力等不可控因素影响的风险，以及农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风险，而这些非人为因素在条约中却多有标准；价格风险源于农产品的生长周期长，前期投入大，无法对市场价格变化作出迅速调整；而销售风险源于从产品销售渠道的不确定性，要降低这种风险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所以在交易过程中，代表劳动的农户的具有规模较小、居住分散、资金技术力量薄弱、市场意识差、生产产品不适宜贮藏运输、选择余地小等特点，收到来自资本的雇佣剥削。

资本一方的强势。代表资本一方的公司掌握着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和信息获取优势，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第一，合同中虽规定公司对农户进行统一服务，但统一提供的生产资料价格和回收农产品价格均由公司确定，农户只是这一价格的接受者。第二，公司一般预先收取一定的生产服务成本，聚集流动资金，同时以保证交易的持续性。总而言之，作为资本一方的公司具有市场意识强、决策能力强、实力雄厚、组织结构严密、营销体系完善、通晓政策法规等特点。

三、向劳动雇佣资本过渡

马克思认为合作运动的最大功绩在于“它用事实证明了那种专制的、产生赤贫现象的、供劳动附属于资本的现代制度将被共和的、带来繁荣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制度所代替的可能性”。近年来，农民合作社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蓬勃发展，其作为劳动雇佣资本的民主企业的一种形式，在保障农民利益等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

1.合作社是由成员拥有与控制的企业。合作社的成员即惠顾者，在合作社中所有者与惠顾者是同一的，当然他们都是劳动者。具体来说，农业合作社实际上是农民所有的公司。合作社首先遵循的重要原则是民主控制原则，即社员掌握控制决策权，其次是剩余主要按交易额返还原则。所以在合作社中，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即是主人又是使用者，他们通过参与生产经营过程，使劳动者获得收入。

2.合作社运营的关键是可持续性。合作社产生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弱者自发结成的组织，一些学者认为，“资本”是股份制度的核心，而“交易额”是合作制度的核心。合作社能否存续的关键的是其成员是否使用它，也就是交易额的多少，而其扩大再生产能力完全取决于社员的再投资意向。在经济发达国家的合作社中，合作社在收益分配上遵循企业保本和社员回报最大化原则，通常在扣除经营成本后将盈利层层返还给社员。

3.合作社一般聚集了一批具有牺牲精神的企业家和高技术人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社作为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必然也会遵循市场竞争法则，即利用差异化产品和优良的经营策略取得胜利。而合作社中的企业家一般具有一定的牺牲精神，不以谋取个人利益为目的，能更好的体恤劳动者的需求。同时合作社作为农民结成的集体能更好的接触到高技术人才，成为农民利用新技术新产品的桥梁。

参考文献：

[1]张晓山，苑鹏.合作经济理论与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实践[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

[2]杜吟棠.“公司+农户”模式初探――兼论其合理性与局限性[J].中国农村观察，2002（1）

[3]孟菲.“公司+农户”发展模式的变迁与政策建议[J].企业经济，2007（7）

农业合作社范文第3篇

关键词:政府;合作原则;发展;启示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

提到西班牙的合作社,就不可不提被众多学者誉为“世界当代合作社成功典范”的蒙德拉贡合作社。那么,这个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成功典范,是在怎样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西班牙的农业合作社总体现状是什么样的,我国的农业合作组织与它有着怎样的区别和差距,西班牙农业合作社成功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哪些启示呢,本文将沿着这一思路进行探寻。

一、西班牙农业合作社概况

(一)基本情况。西班牙的第一个合作社是在19世纪末期产生的,经过长达100多年的不断完善,已经实现了合作社的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目前,西班牙有着数以千计的农业合作社,并且涉及各种类型。按照其发展层次,又分为一级农业合作社、二级农业合作社。一级农业合作社成员都是农业生产者,二级农业合作社主要成员是一级农业合作社或外来原料供应者和服务者。

(二)主要特点。西班牙合作社是农民自愿联合,相互协助的经济组织,所有的成员都本着自愿开放、平等、相互合作、进退自由的原则。在办社的时候,社员采取共同出资、共担债务、共享成果的方法。社内实行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社员民主管理制度,且合作社的分配采取公平原则。

(三)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合作组织发展。西班牙十分重视农业,采取很多强有力措施推动农业发展。针对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西班牙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1、政府为促进合作社更有竞争力,出资引导合作社的合并;2、政府通过立法加强对合作社的负责人和社员进行培训;3、政府实行了对合作社接近一半的税收优惠政策,农业税制还享受其他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对农业所得税18%～48%的优惠税率。针对农民的素质特点,采取简便易行的征管办法和措施;4、政府依靠高科技,实现合作社的现代化、机械化,并加强管制与服务。

二、我国农业合作社概况

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五十年代的农业合作社运动,农业合作社是生产过程的合作化,但采取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搞合作化,严重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由盛到衰。我国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了农业生产过程的自身特点,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大量生产力。但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面对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双层经营体制的、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独立地进入竞争日益激烈的大市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无序、混乱的状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在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架一座桥梁,使二者有效在对接起来。现实的实践表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现实的、有效的、必然的选择。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根据农业和农民的不同需要,产生了专业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社区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制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三种类型的合作社。

与西班牙农业合作社相比,可以发现我国的合作社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首先是合作社的特点。纵观西班牙的合作社,可以发现其特点十分鲜明,社内各成员既严格遵守着合作社的原则,又不循规蹈矩,在既定的原则中寻求突破与完善。与西班牙相比,我国的合作社制度和原则就显得幼稚,始终没有找到非常适合的制度安排,从而造成了内部制度混乱、结构不清、无序的问题;其次是西班牙政府对合作社高度重视,但这种重视又不是强制性或者垄断性的制约。西班牙农业合作社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能正确处理和农业合作社的关系,不以命令的形式来制约合作社的发展,而是通过经济和法律的手段规范和促进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然而在我国,这方面就稍显逊色。从建立之初,我国的农业合作社、就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兴起的,是政党和国家直接干预的产物。我们可以从这些差距中看到西班牙成功的核心,从而用以借鉴并完善我国的合作社。

三、对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启示

(一)学习西班牙合作社办社原则和模式

1、合作。所谓合作社就是农民合作的组织,体现着高度的合作性。我国农户以家庭责任制为主,一家一户的模式居多,缺乏相互间的合作。所以,应该大力推进农民之间的合作,真正做到让农民自愿地联合起来。

2、合作原则。合作原则是最能体现合作经济实质、并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合作社原则。入社自愿、民主管理两项原则是合作经济最本质的体现。如果具备了这两项原则,也就具备了合作经济的本质特征。合作社的附属原则,是指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得以修正、调整和补充的,能够体现合作经济不同时期特殊需要的合作社原则。限制股金分红、盈余分配、合作社教育、合作社之间的合作等项原都属此类。

3、产业化模式。目前,西班牙全国基本上建立了完整的“农民(农场主)+合作社+公司”产业化经营体系,这一体系的源头是农民(农场主),他们组成了合作社,合作社再出资组建合作公司,这是西班牙成为欧洲农业强国的体制基础。同时,我国的农村合作社,也面临着产业化的趋势,虽然我国的产业化模式初见成效,但与加拿大的合作社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形势下,就需要我国的农村合作社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完善。一方面是加大“农民+合作社+公司”这一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发展力度,扩大其范围,从而改变农民在产业链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现状,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是鼓励农民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因为“中国农民之所以穷,原因之一就是农民没能获得生产以外环节的利润,而生产环节又是利润最薄的环节。所以,实施产业化和农业一体化是提高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二)政府加大对合作社的扶持力度,放松对合作社的过度管制。政府应放松对合作社的行政干预和过度管制,西班牙的合作社是建立在农民自觉自愿基础上的自治经济组织,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受政府的行政干预,一切遵循自愿原则,农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这是其多年来农业合作社发展的最基本经验。虽然有时政府的农业政策也通过农民合作社来推行,使其成为贯彻农业政策的助手,但不改变农民合作社的自愿性原则,这正是西班牙农业合作社经久不衰,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与西班牙农业合作社的比较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两国政府在合作社的发展进程中,实施的不同措施;看到了我国政府在合作社问题上采取了过多的行政干预和过度管制,虽然这也是对合作社扶持的一种形式,但其实质是干预,束缚了农业合作社的自然发展。所以,我国应该重视这一问题,给合作社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更多地采用引导的方式。通过诸如鼓励和引导农民积极参加合作组织、加强对合作社负责人和社员进行培训、改善农村合作社的福利待遇制度以及立法等相关措施来扶持和监督合作社的发展。重点发展个别成绩突出的合作社,使“某些合作社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其他合作社的发展。

西班牙在政府的带动和支持下,涌现出了一些合作社巨头。被国际众多学者誉为“世界当代合作社成功典范”的西班牙蒙德拉贡联合公司(即MCC)就是一个典型。MCC已发展成为集工业、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商业、金融、教育和培训、科研和信息、服务等120个合作社为一体的跨行业合作制联合体。目前,我国也同样存在着一些发展领先、成绩斐然的合作社,政府应该重视对这些合作社的扶持和鼓励,加强激励制度和经济支持,促进这些合作社更快更好地发展,充分发挥龙头作用,从而加速我国合作社发展的整体趋势。

西班牙农业合作社100多年来蓬勃发展的成功经验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在对比中,看到了我国合作社发展的成绩,也看到了它仍然存在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建立的不断完善,生产力的长足发展,我国的合作社一定能在这股浪潮中不断探索和提高,合作社的明天也会更加的灿烂。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赵杰,王慧平.西班牙农业合作社考察情况及启示.财政研究,2007.7.

[2]莫荣旭.埃及和西班牙农业发展的特点及启示.广西农学报,2007.3.

[3]孙太清.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9(下).

[4]郑远红,王越子.中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类型及其发展趋势.农村合作经济,2004.2.

[5]赵经平.国外合作经验的启迪――访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冯开文.农民日报,2006.5.5.

农业合作社范文第4篇

作为传统农业大省，湖北省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起步较早，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由湖北省农业厅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湖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达27715家，排名已进入全国前10。较2011年底增加8104家，增幅29%。

尽管发展速度迅猛，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单个合作社面临缺资金、缺人才、缺管理、缺市场、抗风险能力弱等。

早在2012年，武汉就有一个由百家优质农民专业合作社组成的联合社，他们的社员总数达10000多人，辐射近10万农户。

“打个比方，农民如果是摆地摊的，那么专业合作社就是开小商店的，我们成立的联合社就是超市，统一管理。实现规模化、集约化、信息化的现代化经营。”天惠联合社的主要发起人唐宏泉告诉《新楚商》记者。

自建“绿色通道”

唐宏泉的另一个身份是武汉天惠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天惠生物）董事长。这是一家以科研生产、销售推广为主导的生物农药企业。尽管在业内口碑不错，但产品使用推广却一直是天惠的“瓶颈”。

“生物农药在资源环保、食品安全等方面都有着很强的保障作用，但近些年来推广一直非常难，要么是农民用完后卖不上价，要么是市民对于宣称的农药低残留根本不信任。”唐宏泉说。

在当下中国，市场对使用了生物农药的农产品没有辨别能力，从而使得使用了生物农药的高品质农产品在市场上几乎没办法流通。品质高意味着成本也高，但是消费者无法鉴别，执法机构也没办法创造一个有机农产品的绿色通道，也就导致了这些高品质的农产品的价值无法在市场得到体现，最终阻碍了生物农药的销售渠道。

经过调研，唐宏泉发现，生物农药的应用和推广遇阻不仅是消费者和厂商之间的对接关系错位造成的，与农业产业的整体发展现状和从业人员素质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生产阶段（种植、养殖）不懂得专业化应用技术；在销售上，缺少专业的策划人才实现农产品品牌化；更谈不上实现规模化、集约化、信息化的现代化经营；对国家农业产业化的政策、法规不了解、无法用。”唐宏泉说。

通过总结当前农业发展的弊端，农民耕作遇到的各种现实难题，唐宏泉把目光关注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上来。2012年1月，由华中农业大学、天惠生物集团、百家合作社联合了湖北天惠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称天惠联合社），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湖北最大的综合性农民联合社。

对与合作社的“联姻”，中国农药发展与应用协会主任花荣军表示，天惠生物在产业链延伸上为行业中的其他农药企业做出了尝试和树立了典范，同时让农药企业的自身发展又迎来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一方面，将增加生物农药更多、更广的推广应用；另一方面，通过联合社产出的各种农产品切实保障了食品安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又快又好发展。

探寻三赢模式

“天惠联合社按照自愿原则，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本社员和主要服务对象，通过入股形成利益共同体，对外参与竞争、对内做好服务，为实现共同的意愿而组建的大型综合性合作经济联合组织。”唐宏泉介绍说。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专业合作社都有机会加入到联合社来，有基本条件，养殖面积不低于500亩，种植面积不能低于5000亩。

联合社依托强大的企业支撑，依托80多名国内一流的知名专家顾问，着力构建强大的服务体系：提供种植养殖服务中心、绿色生产资料采供服务中心、绿色农产品安全监测和品牌营销服务中心等众多服务。

在唐宏泉看来，联合社的功能，首先是技术服务的提供者。“我们有华中农业大学的技术背景，如何科学的使用绿色生产资料，如何科学的管理，这些都是我们的强项。对于合作社的成员而言，技术服务环节是免费的。”

在商言商，联合社在农资统一采购上以武汉天惠为核心，以武汉天惠、北京燕化永乐、广西田园、江西正邦等8家国内农药制剂企业组建的“C8”农资采购集团为依托，与拥有实力雄厚的全国农资产品联合建立采购平台和实体。

所谓绿色生产资料包括生物农药、生物肥料、生物饲料，众所周知，这些导致残留最主要的源头，使用绿色生产资料，能够从源头解决残留问题。

“我们提供去掉流通环节没有附加成本――从工厂到农场的绿色生产资料，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合作社拿到去掉中间环节的农产品。”唐宏泉介绍，待专业合作社生产的优质农产品成熟，通过检测合格后，联合社再统一进行收购、包装升级、销售。

这样就解决了联合社的盈利问题。唐宏泉举例，“最近有客户委托联合社采购20万斤胖头鱼，联合社对采购商和专业合作社分别收取5%的管理费。此外，农资供应拿掉的中间商的利润，有机农产品升级的利润，都是给专业合作社和联合社来分享。”

值得一提的是，联合社的成立给天惠生物找到了一条绿色通道。“我们今年的销售任务通过合作社增加1000万销售额。”唐宏泉坦言，在联合社成立前，天惠生物销售额在5000万左右，而且销售人员都很累，利润很低，管理半径也很大。

“现在合作社对生物农药的接受度很高，因为合作社的产品必须要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测，我们才会收购，只有符合标准，才能对产品进行转型升级。对合作社而言，可以不用担心销售，还可以卖一个好价钱。”唐宏泉说。

据介绍，目前天惠联社拥有50余个有机、绿色认证标志产品，其成员合作社产品涵盖了大米、蔬菜、食用菌、水果、蜂蜜、水产、各种畜禽产品等居民基础消费类农产品，这些产品通过联社的生产线进行分拣初加工，进入专业渠道在终端市场形成品牌。

除了传统销售渠道外，天惠联社打造的电子商务平台天合网已运行上线。“未来合作社种植出来的农产品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及农产品电子商务等现代交易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大力发展订单式产品，推进与机关、学校、企业食堂、餐饮饭店的产销对接。”唐宏泉说。

农业合作社范文第5篇

农业合作社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经营的优良载体，对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农业合作社作为世界农业合作社发展中的三种典型模式，既呈现出迥然相异的形态，又展现了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共同特征与内在逻辑。国外农业合作化发展模式对京郊农地股份合作制发展的启示意义在于：优化外部发展环境，完善内部治理机制，适时将其引向股份制发展方向。

关键词：国外农业合作社；农地股份合作制；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7）01-0081-06

农业合作社是中国实现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因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改革已成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的主旋律之一。在各地种种创新举措中，土地股份合作社备受关注，并上升为国家推广的有效模式。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发展股份合作，引导农户自愿以土地经营权等入股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采取“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方式，让农户分享加工销售环节收益，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

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加速发展背景下，特别是土地确权工作在各地全面开展后，促进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规范化发展有助于引导农村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是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

1844年，世界公认的第一个消费合作社――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成立，由此开创了合作社发展的新时代。

此后，农业合作社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农业领域的重要组织形式。美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农业合作社起步和发展相对较早，其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经历了不断成熟和完善的过程，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与上述国家相比，京郊农地股份合作社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在合作社的发展环境、治理机制、长效发展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制约和影响了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有针对性地对发达国家的农业合作社进行研究，分析它们在面对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改变中如何调整自身的内部治理和运营机制，可以为京郊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成长和发展带来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外农业合作社的典型模式

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不同，国外农业合作社形成了不同的类型。根据其显著特征，大致有三种典型模式。

（一）美国的农业合作社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具备最为发达的现代化农业。合作经济在美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在合作经济体系中农业合作社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美国农业合作社兴起于19世纪初，繁荣于19世纪后期，成熟于“二战”以后。农业合作社联合大量的美国农民，形成一种有效竞争力量，推动了美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传统农业合作社越来越不适应美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要求。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普遍出现了“新一代合作社”，这是对传统合作社的一种创新和完善[1]。“新一代合作社”具有一些新的特征。第一，以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实现农产品增值为经营战略。第二，高额的前期投资。由于实行增值战略需要对生产和销售进行大量投资，因而当生产者选择加入合作社时，须按章程规定承购大量股金，支付额在5000美元到15000美元之间。这使社员关心合作社并保障了成立所需的初始资金。第三，成员股份与农产品投售额绑定。社员依其投资的多少取得相应的交货权，这个交易权实际是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合约，即社员必须向合作社交付规定数量和质量的农产品，而合作社必须接受社员按合约规定交售的特定数量和质量的农产品。第四，封闭社员制。由于合作社成立时社员投资较大、承担的风险很高，为保障社员利益，合作社设立后不允许任何人加入，这就很好地克服了成员的搭便车行为。社员股份（交货权）经董事会同意后可以转让和买卖，其他人可以通过交货权的买卖和转让而成为社员，这样在封闭性的同时保证了一定的灵活性。封闭社员制保证了合作社组织资本和经营能力的稳定性，合作社的股份也因而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使其能较易获得银行的优惠贷款及较低的融资成本。第五，融资渠道多样。合作社发起资本中的约40%～50%通过成员筹集，其余部分由合作社向农场主合作金融机构贷款或者通过发行优先股方式筹集[2]（pp.199200）。

（二）法国的农业合作社

法国是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其农业以中小农场和家庭为主要经营单位。法国农业合作社历史悠久、组织完善，在法国农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法国农业合作社以专业性合作社为主，主要分为农业信用合作社、农业保险合作社和农产品生产、服务、购销合作社三种类型，具有鲜明特征。第一，独特的运行原则。一是自由加入。加入者必须承认合作社的章程，维护共同利益，交纳一定股金。二是非资本获利。社员不是按股金数量获利，而是按交易额多少分红。三是民主管理。实行一人一票，力求民主平等。四是具有排他性。合作社只和社员进行交易，每个社员只与合作社交易。如果合作社经营困难或确有必要的话，可以与非社员进行交易，但不能超过合作社经营额的20%，否则就会被吊销合作社执照，享受不到政府的政策优惠。第二，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法国农业合作社服务内容涵盖农用物资采购、农产品销售、农业技术推广与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及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贸易、金融、保险、法律咨询、政府游说等领域，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比较完善。第三，体现一定的公益性。法国农业合作社进行清算时，经由合作社全体大会决定，其剩余财产必须交给其他合作社或者农业学校、农业社团等能体现公共利益的组织[3]。

（三）日本的农协

日本农协全称为“农业协同组合”。就其类型而言，日本农协有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之分。综合农协在农村经济活动中居主导地位，日本农协往往就指综合农协。日本农协的前身为1900年建立的“同业组合”，重建于1947年。日本农协经历了战后的初步确立、完善，经济高速增长期及经济稳固发展期的巩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期等几个时期的发展，现在已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合作社。第一，具有地域性和普遍参与。美国和法国农业合作社的成员根据其需要可以同时加入几个合作社，日本农协的组织成员原则上是当地的农民。从加入农户数看，可谓农户全动员，即加入农协的农户约占100%。农民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是日本农协发展的土壤和基础。第二，服务内容广泛。日本农协作为综合农协，服务范围比较广泛，融农民生产、日常生活于一体，既包括农业的生产、供应、销售、信贷、技术指导，也包括农民的保险、医疗、旅游、婚葬礼仪、超市等服务项目。日本农协通过这些经济活动掌握农业经营状况、农户的资产状况、家庭情况，对作为农协收益源泉的信用和共济事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为农协的政治活动及行政支援活动提供了便利。第三，组织体系严密。日本农协组织相当成熟，早期实行从基层到全国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市町村―都道府县―全国），1997年以后都道府县阶段的农协逐渐与全国

性农协合并，农协由原来的三级组织结构转变为二级组织结构（市町村―全国）[4]（pp.138141）。第四，政府辅助机构性质。日本农协作为社会组织，一方面代表着农民、农村的直接利益，另一方面也是政府政策的有力执行机构和准公共机构，成为“日本政府落实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政策的抓手”[5]。日本政府通过农协既保持了农村的长期稳定，又成功实现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渗透和动员。

二、国外农业合作社的共同特征

（一）主要功能相似

农业合作社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集体行动和规模效应，为农民谋取较高增值水平和合理价格的福利[6]（p.97）。具体而言，海外农业合作社的主要功能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稳定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价格。农业合作社成立的初衷就是农户为规避农产品市场价格大幅波动风险，现代农业的发展和产业链条的延伸，使得农业合作社稳定农产品价格的作用愈发凸显。美国、法国、日本的农业合作社都利用自身强大的议价能力，影响农产品市场价格，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二是为农户提供市场信息、质量检测和技术推广等服务。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农业科技应用水平和市场信息传递效率成为影响一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各国农业合作社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为农民提供综合配套服务。美国农业合作社为农民提供信息、咨询等方面的服务。法国农业合作社引导农民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生产经营决策，

增强农业抵抗风险能力，避免农产品生产过剩或者短缺，促进农产品稳定供给。日本农协负责为农户办理国家对农业发放的补助金和长期低息贷款业务，实现国家通过金融来推动农业发展的政策意图[7]。三是搭建农民和政府之间对话的桥梁，为农民争取各类支持和相关优惠政策。法国农业合作社或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和欧盟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和交涉，或参与法国政府以及欧盟关于农业的决策和立法、维护法国农民的权益，为法国农民和农业生产争取补贴等提供财政支持。日本农协则利用其特殊的压力团体职能，把农民有关农业保护策略方面的要求向政府部门反映。

（二）发展趋势基本相同

第一，农业合作社并购重组持续活跃。并购重组是国外农业合作社所面临的环境变化与竞争加剧的结果，其出发点在于使农业合作社获得更高的效率水平，目的是减少管理成本，扩大企业经I的规模和范围，获得市场进入机会和更多的附加值，减少资金限制。从美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情况看，2012年全美总计有2238家农业合作社，相比2003年减少了八百多家。2013年，日本共有综合农协703家，相比1998年减少了1130家。与此同时，农业合作化的集团化发展趋势非常明显。2012年美国营业额大于5亿美元的农业合作社在数量上只占不到5%，但其营业额占据全国总数的约2/3。目前法国农业合作社2/3营业额是由10%的合作社创造的。第二，农业合作社纵向一体化经营。随着传统农业向契约农业的转变，各国农业合作社的业务范围从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拓展到了农产品加工、新产品开发等领域。通过产业链延伸，促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经营，使农业生产者分享到了合作社产品的增值收益[8]。美国新一代合作社的首要贡献就是帮助农业生产者更好地融入一体化的食品产业链。第三，农业合作社运作企业化。随着农业合作社规模的扩大，以社员缴纳股金为主的传统融资方式已不能满足合作社对资金的需求，国外农业合作社更加重视拓展融资领域，向股份化方向发展。美国农业合作社为了生存和发展，逐渐引入股份制，形成股份合作社。法国1972年合作社法律规定，合作社可以将一部分业务分割出来，交给附属机构进行商业化运作。日本农协也在不违背合作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引入企业化经营机制，如实行常务理事会负责制，聘任社会上的企业家担任常务理事，具体负责农协的日常业务经营[9]（pp.2535）。

（三）外部环境发展规范

效率是任何经济组织都需要关注的永恒命题。诺斯的论断说明了外部环境对农业合作社效率的重要影响：“环境因素既决定着组织形式的选择，又影响着组织效率的发挥。”[10]（p.429）随着农业合作社对产业发展影响的不断深入，各国政府更加重视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外部环境建设。一方面，重视完善农业合作社相关法律制度。在各国农业合作社规范运作、高效运营的背后，都有着较为完善的法律保障。为支持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美国国会于1922年通过了《卡珀一沃尔斯泰德法》，使农业合作社在反垄断法中得到豁免，为美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法国政府在1947年颁布的《合作社总章程》和1960年出台的《农业指导法》，为法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遵循，使合作社权益保障更有效。日本在1947年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并在20世纪60年代重新修订，这是日本农协稳定发展的前提和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各国政府不断颁布优惠政策，给予农业合作社多种支持。美国政府给予农业合作社的支持囊括财政、税收、农业信贷政策、农业保险辅助、农业科教体系等多个方面。法国政府在各种农业合作社初创时，给予投资津贴、低息贷款，免征工商、营业、地产等税种，扶持其健康发展。日本政府为了支持农协的信用事业，先后出台了存款保险制度、农业灾害补偿制度、相互援助制度等信用保险制度，并通过农业投资、利息补贴、低息贷款发放等金融支持政策，助推农协信用事业发展。

（四）内部治理机制完善

长期以来，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的办社原则一度被海外各国合作社奉为圭臬。但从国外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看，合作社的原则并非一成不变。无论是美国、法国还是日本的农业合作社，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坚持传统合作社原则的同时不断地拓宽制度边界，并通过经营、决策、监督、分配等机制实施有效的治理，增强了农业合作社的生命力。一是高效的经营机制。美国、法国、日本的农业合作社都越来越突出经济利益导向，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股份制企业的现代管理制度，权责明确，政企分开。二是相对公平的决策机制。美国农业合作社在采用“一人一票”的民主决策机制的基础上，把表决权与投资额结合起来，对持股比例较高的社员设置额外票，但对社员的最低与最高持股额有限制，避免少数人控股。法国农业合作社在基本的“一人一票”制基础上，对那些在合作社经营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社员，经全体大会一致通过设置附加表决权，但法律对同一股东在社员大会中的表决权比例有一定限制，以防止“一人一票”的总原则走样。日本农协的全体正式社员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投票决定农协各种事务。三是有效的监督机制。美国农业合作社中，社员大会、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形成了委托―关系，由于社员数量有限，且股份可以在社员之间转让，从而使合作社与社员之间建立了紧密型利益联结关系，增强了社员监督管理者的积极性，有效解决了合作社运行中的控制难问题[11]。法国农业合作社规定可以不设监事会，每个社员都有监督的权利。日本农协设置监事会，对农协理事的业务执行情况等进行专项监督、检查，以保证农协业务的正常运营和农协组织的健康发展。四是限制资本报酬的分配机制。美国农业合作社实行按惠顾额返还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利益分配机制，但对按股分红有所限制。日本农协在分配上兼顾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既注重交货量的贡献，又注重投资额的贡献，但作为一种特殊法人，农协也将按股分红严格限制在一定比例范围内[12]。

三、国外农业合作社的主要启示

诚然，股份合作社在国外农业中很普遍，土地股份合作社却是中国农民的创造，也是世界合作社制度结合中国实际的新发展。相对国外成熟的农业合作模式而言，我国土地股份合作社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正处于建设和发展并重的关键时期。通过总结国外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和机制变革，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对我国农地股份合作社富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的启示。

（一）优化农地股份合作社外部发展环境

海外国家为扶持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适时颁布有关法律和出台相应的支持措施，为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反观中国，目前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外部发展环境并不宽松。第一，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仍不明确。由于国家层面缺乏法律规范，全国很多地方成立的农地股份合作社尚未“正名”，从而导致农地股份合作社出现登记管理不统一、投资主体地位不明确、税收优惠不能落实等实际问题，一定程度上也给农地股份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带来困难。据统计，2012年北京市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仅有179个，占当年完成改制村的4.7%[13]（p.183）。可见，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滞后于实践，制约了农地股份合作社健康发展。北京应在引导农地股份合作社向法制化发展方面加快探索，为其他省份开展试点工作积累经验。一方面，积极申报承担国家试点改革任务，开展赋予农民对集体股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试点，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农地股份合作经济运营机制；另一方面，针对京郊农地股份合作改革现状，率先出台地方性法规，重点解决农地股份合作社法人地位等实际问题。第二，政府扶持政策力度不够。京郊农地股份合作经过十多年的探索、试验，至今仍存在“基础设施差，缺少资金，贷款比较困难，优惠政策少”、“经营收入增长点不多，发展后劲不足，社员增收的难度比较大”[14]（p.187）等困难。因此，应有的放矢，对农地股份合作施以政策和资金扶持。一是根据各地的财力水平，制定差别有序的制度，加大税收优惠、财政扶持等扶持政策力度，减轻农地股份合作社负担。比如，农地股份合作社仍属于合作经济范畴，应当享受类似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者以先征收后返还的方式予以支持。二是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投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剥离农地股份合作社的社会性负担，让其轻装上阵，作为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三是探索以农地股份合作社为平台，促进农地抵押与农业保险发展。

（二）完善农地股份合作社治理机制

国外农业合作社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除法律的保障和政府的扶持外，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农业合作社建立了一套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中国农地股份合作社虽然在形式上普遍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设立了“三会”组织架构，但从实际运作看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仍显薄弱”[13]（p.183）；村干部交叉任职，“目前，北京市村党支部书记兼任董事长的占93.8%”[15]（p.234）；在工作制度方面，有些农地股份合作社仅仅满足了照搬政府颁布的示范章程，做出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和实施细则，导致具体工作随意性较大；在收益分配上，集体股份占比较高。因此，完善农地股份合作社治理机制，可谓迫在眉睫。应在整合农地股份合作社管理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建立包含股东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三会”治理结构，按照农地股份合作社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决策。应通过完善民主选举股东代表，股东代表根据股东的意志进行民主决策，董事会、监事会对股东代表大会负责的新型治理架构，确保股东一人一票民主决策权的有效实现。同时，逐步降低村干部交叉任职的比例和范围，理顺村支两委与农地股份合作社之间的关系，使农地股份合作社成员真正成为合作社的投资主体、决策主体和受益主体。现阶段集体股的设置，归根结底要尊重农民股东的选择，由农地股份合作社通过公开程序设定。只有不断完善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治理机制，提高其运营规范性，才能取得更多效益并实现持续发展。

（三）引导农地股份合作社的股份制发展

通过对国外农业合作社发展趋势的分析不难发现，农业合作社的股份制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中国农地股份合作发展过程中，各地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难。农地股份合作的核心要素是土地，而土地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投资回报周期相对较长，再加上基于中国人地矛盾突出、近年来着重强调保护农地的社会背景，在经营中容易产生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村社集体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的激烈矛盾，必然会加剧农地股份合作社成功经营的难度。因此，应积极引导农地股份合作社向股份制方向发展。首先，以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为契机，在土地确权的基础上促进农地流转，为农地入市提供前提条件。其次，加大对农地股份合作社管理人员的培训指导力度，为农地股份公司选择并储备合适的人才。再次，规范对外投资行为，帮助农地股份合作社制定科学、合理、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产业发展计划，推动农业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农民获得持续稳定的收益，为农地股份公司提供资金保障。最后，教育培养农民的合作意识，支持农地股份合作社和农民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重塑合作社与农民的关系，为农地股份公司建立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做深层次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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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陈水乡，邢贵平.京郊新型集体经济的崛起与发展[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农业合作社范文第6篇

2015年宁夏高校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在COSO框架下宁夏有机枸杞企业的财务风险控制研究，项目编号：NGY2015177；2015年区级物流管理重点专业群建设子项目

摘要：

随着中阿合作的进一步推进，给宁夏的企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在这个充满挑战和竞争的时代，风险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农业合作社作为市场经济的新兴元素，其风险也越来越大，尤其是财务风险。因此，本文在阐述财务风险涵义的基础上，结合宁夏的实际情况，浅析宁夏农业合作社的财务风险治理存在哪些问题，又是如何规避和控制的，以期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推动财务风险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农业合作社；财务风险；控制

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农业合作社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这样的变化下，对农业合作社财务管理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因此，通过本文的研究，对促进农业合作社财务管理的合理化与科学化起到现实的意义，从而使宁夏农业合作社的管理水平与经济效益更上一层楼。

一、财务风险的涵义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财务风险的关注日益加大，将其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方向之一。在理论界，很多学者对财务风险从不同的角度给了解释，有的从运营的角度、有的是从环境的角度等给财务风险下了定义。但是，从更广泛和全面的角度，我认为财务风险是指在企业生产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财务活动，由于受内外部环境及各种难以预计的因素影响，企业一定时期内财务活动未来实际结果偏离预期结果的程度。在生产运营过程中，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就会根据历史信息，进行财务预算管理，最后制定出财务决策。在这个从预算管理到财务决策的过程中，由于信息的不完全获得，必然使得企业的各项财务活动具有不确定性，最终使得企业的财务管理具有一定的风险。因此，企业的财务风险是必然客观存在的，这就迫使我们每个人要认真、客观的认识风险和对待风险，仔细寻找原因，提出合理的治理措施。

二、宁夏农业合作社财务风险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1.宁夏农业合作社内部财务风险治理制度不健全

宁夏的农业合作社同其他农业企业相比，经济实力相对弱小和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没有建立比较完善的财务制度和财务风险治理制度，因而造成企业财务风险的产生。目前，宁夏的农业合作社在财务风险治理制度上存在着诸多问题，尚未形成成熟有效的管理系统。如筹资管理制度、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投资核算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存货盘库管理制度和材料验收入库管理制度等都比较缺失。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使宁夏的农业合作社的财务管理不能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关政策来操作，内部管理混乱，监督不力，造成资产的浪费。

2.宁夏农业合作社财务活动的控制缺乏规范性

从筹资活动看，由于宁夏农业合作社规模小、利用社会闲散资金的能力弱、银行对其扶植较少，因此，宁夏农业合作社便设法挂靠“集体”，然后以集体财产做担保向银行、信用社贷款。在挂靠及贷款的过程中往往靠金钱铺路，钻政策、法规管理的空子，以打开借款大门，带有很大的腐蚀性。从投资活动看，宁夏农业合作社的投资主要指新建项目和固定资产两方面的投资，具体的常见的问题有：一是投资决策通常由一二个家族高层领导负责，完全不存在有章可循的程序。即“领导拍板”决定是否投资，投资什么项目，这样一来，缺乏可行性分析的决策自然缺乏科学性。二是投资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目光短浅，只考虑眼前利益，很少做长期的发展规划，必然导致很难承受住市场风险，市场的波动直接影响企业现金流量，使企业易发生财务危机。三是企业的财务策略处于高风险状态。宁夏农业合作社的资金大多为债务资金，而且多为一年内的短期借款，然而这些资金大多使用在固定资产的投资上，这就使得筹投资结构处于高风险的状态，很可能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从营运活动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现金管理和使用较为混乱。有些农业合作社的资金使用缺少计划安排，过量购置不动产，无法应付经营急需的资金，陷入财务困境。二是应收账款周转速度较低，造成资金回收困难。主要是赊销政策没有建立，赊销管理混乱，缺乏有力的催收措施，应收账款不能按时兑现或形成呆账。三是存货控制制度缺失，存货管理随意性大，造成资金呆滞。有的农业合作社月末存货占用资金往往超过其营业额的2倍以上，造成严重的资金呆滞，使得流动资金周转失灵。从分配活动看，主要表现在收益分配政策缺乏制度化，随意性较大。如果农业合作社不进行合理、科学的收益分配，必将引起财务结构的失衡，最后间接的引发财务风险，给农业合作社带来危机。

3.宁夏农业合作社的战略规划不到位

宁夏农业合作社在做规划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短期经营和短期利润，从来不考虑企业长期的价值最大化。以这样的财务管理目标进行长期的经营决策，必然导致农业合作社经济活动的短期性，只看重眼前的利益，不考虑农业合作社的长期发展和市场的认可。最终导致农业合作社的寿命普遍较短，规模始终原地踏步。

4.宁夏农业合作社财务风险治理意识欠缺

宁夏的农业合作社主要是家族经营和集体经营，不管是哪一种经营，经营者的文化水平和管理能力都不是很高，大多数是高中文化程度，缺乏必要的管理知识和经验，因此，对财务风险的重要性认识也不够，不能做很好有效的预测，忽视对资金的控制和资产的管理，不能对企业的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进行客观的分析，不能对改善经营管理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容易在经营过程中出现资金危机，阻碍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5.宁夏农业合作社员工的总体素质偏低

农业合作社由于历史和地域的限制，基本都产生在农村或者郊区，普遍存在风险管理机构设置不当、人员配置不合理、整体素质偏低等问题。一是地缘和亲缘严重影响人员的安排。在人员准入中，考虑地缘和亲缘多一些，员工的学历、教育背景、专业培训考虑的少一些。二是员工的学历层次普遍偏低，本科生的比例达不到10%，基本上都是以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为主。这样的知识层次，很难尽快接受新知识，做到原有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三是年龄结构不合理。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财务人员，都基本年龄偏大。年龄偏大的管理人员缺乏系统的、最新的财务风险管理知识，对全新的现代财务管理的总体认识不够，互联网的作用发挥不足，很难实现农业合作社的财务风险管理电子化、技术化。四是农业合作社中的财务管理人员唯管理者是从，真正的职业责任难以付诸实践。财务风险管理人员素质低，导致农业合作社财务风险管理水平落后。五是农业合作社的财务管理人员甚至没有执业资格。未通过执业教育和培训的人员，做农业合作社的财务管理者。那么在会计实务中，就会造成严重的会计管理问题，注重资本运作和会计结构，分析轻视会计数据处理和经济活动，削弱了财务管理在农业企业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和参谋决策作用。由于缺乏财务管理知识，很难确定农业合作社生产的盈亏平衡点，在相对成本控制的经验和措施缺乏，没有建设性的建议。

三、宁夏农业合作社财务风险控制对策

1.完善宁夏农业合作社的财务风险管理制度

宁夏的农业合作社总体来讲规模比较小，一般是根据当地的特殊资源所成立的小型营利组织。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些必须的制度还是必须要有的。一是制定风险管理制度。设置专人负责风险管理，在合作社内独立运作，制定财务风险防范与管理办法，实施风险防范与监督管理；主要强调农业合作社管理层要将监督的权利适当授权，主要授权的对象是相关的审计部门，同时，做好审计规划和审计制度，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进行财务审查。通过审查，及时发现各个环节有可能存在的纰漏和隐患，从而对相关的制度和管理办法进行及时的修改和更正。二是完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理清财务关系，分清监管职责，实施分级负责制，完善审计监督制度，强化制度约束力，完善财务风险预警及监控机制，进行全面预算管理，最大限度的减少人为原因产生的财务风险；宁夏农业合作社财务控制体系总体划分为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事前控制，在整个农业合作社财务管理过程当中加入了彼此牵制、但又彼此联系的管理制度，主要是想建立以防为主的科学管理防线；第二层是事中控制，对于农业合作社运营过程中的各项事宜，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和审核。第三层是事后监督，主要是针对各个部门和岗位，对所做的工作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和复核，这是控制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必须要“堵”住。三是将会计核算管理制度化。编制会计报表，完善核算制度、财务收支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制度、经费报销审批制度、往来管理制度等，加强对农业合作社收入、支出、现金、往来和存货的管理。建立健全财务风险管理制度，以管理和控制成本、质量、投资和财务等为核心，全面降低农业合作社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四是完善运营管理制度。有的农业合作社虽然已经制定了筹资管理制度投资核算管理制度、存货盘库管理制度和材料验收入库管理制度等一系列运营管理制度，但是都不够完善和细致。因此，要通过专业的机构和人员重新修订这些制度，使制度真正能为农业合作社的顺利发展服务。

2.规范宁夏农业合作社的财务活动

财务活动是农业合作社财务风险治理的主要内容，每一项活动都必须治理好，否则都会造成严重的财务风险。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拓宽筹资渠道。资金的来源除了信贷资金之外，尽量加入投入资金和风投资金，这样不仅可以减少风险，还可以给农业合作社带来更多的信息，减少更多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损失。二是投资决策科学化和程序化。运用预算管理的方法，多面经营，分散投资风险，做出科学的投资决策，做好财务风险的预警防范。总之，投资决策不是一个人的一时意气，一定是经过科学的分析和讨论以后，农业合作社论证以后共同的决定。三是提高营运效率。（1）运用专业的资金管理知识，灵活营运现金，充分发挥现金的作用。（2）建立合理的收账政策，既不能影响销售，也不能出现坏账。对于农业合作社而言，由于资金量较小，不太适合消极的收账政策，因此，积极的收账政策既能快速的回笼资金，又不会对销售产生太大的影响。（3）建立存货管理制度。应用有效的存货管理技术（最佳进货批量模型、ABC成本法等），使农业合作社的存货达到最佳持有量。如果存货持有量过大，就会占有农业合作社的大量流动资金，影响资金的流通。四是收益分配的科学化和组织化。根据农业合作社的需要，合理确定投资者和农业合作社之间收益的分配比例，尽量达到农业合作社的资本结构最佳，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3.建立宁夏农业合作社的战略规划的科学性

宁夏农业合作社的战略规划不能仅凭一两个人的主观认识来制定，要符合规模扩大化、权利分散化、知识专业化的要求。所以，要遵循科学的决策过程和稳健的战略安排，才能真正实现战略规划的科学化。一般可以用到的方法有CSF（关键成功因素法）、SST（战略集合转化法）、BSP（企业系统计划法）、CSB（前面三种方法的综合）。

4.提高宁夏农业合作社财务风险治理意识

提高宁夏农业合作社财务风险治理意识，一是增强财务风险防范意识，建立完善的财务风险控制机制，实现科学管理，对关键环节进行有效控制，如营运资金、资金筹措、资产损失、债务清偿和存货资金等，做到及时分析和准确评价，有效地控制财务风险；二是增强风险意识，企业通过对财务风险的管理制度的建立，将风险控制提前预防，及时发现财务风险的苗头，及时采取合适的处理措施。三是建立财务风险管理的文化机制。让企业员工都有财务风险的意识，时刻注意财务风险的防范，强化财务风险控制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全局性。尽量避免财务风险带来的损失，保证宁夏农业合作社的财务目标的顺利实现。

5.提高宁夏农业合作社员工的整体素质

农业合作社要发展的更快更好，不是不仅仅是解决管理者和财务人员的教育培训，还要做好农业合作社全体员工的教育培训。一是要保证管理者懂得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具备领导才能。二是要保证财务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与时俱进的工作方式，非常熟悉现代化的办公技术，比如各种系统软件，从而有效提高其工作效率。三是要注重培训员工的道德素质，员工的职业道德直接决定着个人的发展和企业目标的实现，现在社会的诱惑和压力很大，财务管理者面临的诱惑和压力将更大，所以必须树立坚定职业道德信念，坚守自己的职业情操，不因一时之利造成一生之悔。因此，必须加强财务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操守的考核，定期举行职业道德教育的讲座等。四是改变用人观念，完善用人机制。进行薪酬体系的改革，增加收入的灵活性，以能力确定待遇，通过高收入吸引高水平人才到财务管理岗位，大胆的创新管理，达到更好的控制财务风险的目的。五是强调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实现个人的成长和企业发展相统一。积极引导员工，尤其是财务管理人员积极参与企业的财务风险管理，只要全员参与财务风险管理，企业的风险一定能控制的更好。

四、结论

农业合作社的财务风险治理近几年来成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希望通过本文可以使农业合作社的管理者对财务风险治理有更深的认识和理解，尤其是对农业合作社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上提供一定的帮助。

作者：白宁 单位：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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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范文第7篇

学界和政府部门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最广的含义理解,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了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及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二是从广义上理解,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三是狭义理解,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各种类型的专业农业合作社,并把专业农业合作社界定为“同类产品的生产经营者自愿联合起来,维护和发展成员利益、自主经营、自我服务、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组织”。我国农业合作社的立法不可能把全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都纳入其中。现实中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它们的绝大部分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的改造尚待时日。虽然政府有良好的愿望,但改造的结果很难预料。

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虽然也有许多地方称之为合作社,但实际上并不是按照合作社原则组织起来,也不是按照合作社运行机制进行运作的。因此,农业合作社立法不调整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当然,对那些在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基础上按合作社原则组建的集农产品销售合作、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合作、共同利用农业设施和机械合作、农业服务合作的“合作社”另当别论。有一种观点认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合作经济的主要组织形式,在法律上肯定股份合作经济的性质和地位,并加以规范,是合作经济立法中的一项重头工作。提到股份合作经济组织,许多人认为它兼有股份制和合作制的特征。其实,就目前现状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大多是乡镇集体企业改制而成的所谓“股份合作企业”,各地已经存在的“股份合作企业”并不是一种属于同一组织形式的企业,如果从其产权结构、企业组织制度和内部分配关系等方面看,它包含有多种不同类型的企业,但每一种类型又都不规范。这些企业未来发展趋势是逐步走向规范,或者规范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规范为股份有限公司,有的实质上应规范为合伙企业。

如果把那些单纯从事生产性经营和服务性经营(有的从事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工商企业,只是因为有农民投资(只不过有的企业引入了职工股形式而已),就将其纳入合作社的范畴,那么,“合作社”将不成为其真正的合作社。近年来,我国农村出现了大量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学术界把这一类组织称为“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这一类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这一制度形式不是政府强加给农民的(政府只是起推动作用),因此,有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但另一方面,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不规范的。这些所谓“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合作社的条件,“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股份合作组织”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关系如何,在理论上还没有解决。如果说在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初期,“不规范”其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创造,但如果长此以往,长期不加以规范,势必会影响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农业合作社立法,先要对农业合作社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我国台湾地区的合作社法把合作社定义为,“依平等原则,在互助组织的基础上,以共同经营方法谋求社员经济利益和生活改善,而其社员人数及股金总额均可变动的团体。合作社为法人。”荷兰的农业合作社定义为:“长期从事经营活动的农民组织,共同核算,共同承担风险,同时保持农业活动的独立性以及使有关的经济活动尽可能多地获得利润。”在瑞典,合作社就是农民拥有和农民控制的公司。

纵观各国或者地区的合作社立法,第一,合作社是法人组织,是经济实体;第二,合作社应当使社员尽可能多地获利;第三,合作社有可供支配的财产;第四,合作社有不同于企业的内在规定性(这个问题留在后面讨论)。作为农业合作社,还需要另加一条,农业合作社的主体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民。按照这些要求,分析我国“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不难发现,许多组织并不符合合作社的条件。我国的农民专业协会形式多样,为农民提供的服务各不相同,其经济的联结纽带也多种多样,因此,农民专业协会不能笼统地称为合作社。有的专业协会,既没有固定资产,也不从事直接经营,只是向会员发一些信息资料,根本不是一个经济实体,也就不是一个合作社组织。在我国还大量存在官办的专业协会,大多只是提供信息服务,还有的提供技术服务和供应农业生产资料,只在价格上予会员以一定的优惠,这一些专业协会都不能算是合作社组织。前面已有论述,实践中的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绝大多数是不规范的公司,但是也有少数符合农业合作社的内在规定性。那么,那些符合农业合作社内在规定性的股份合作经济组织是与农业合作社并列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还是农业合作社的一个“亚种”呢?我们认为,农业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不是与合作社并列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而是农业合作社的一种具体形式。这一合作社形式,类似于美国北达科他州的所谓“新一代合作社(NewGenerationFarmerCooperatives)”,这种合作社的特征显示,它与普通股份制企业更为接近,但存在三个重要差别:第一,它不仅仅是投资者所有的企业,而且同时是企业客户即农业产品生产者所有的企业,投资者与客户的身份同一。第二,合作社成员的持股额,与农产品的交售数量相互挂钩。第三,普通股份制企业中往往有一个或几个股东处于控股地位,而新一代合作社不允许少数人控股局面的形成。根据以上分析,目前我国实践中的农业合作社主要有两大类型。

1.会员制农业合作社:会员制合作社,是指通过农户入会,交纳会费,共享信息,协调行为,共同利用设施,以实行对会员共同利益的保护的合作经济组织。主要特征是:协会会员应入股,协会以入股金购买加工设备或者兴建仓库,并且提供良种,提供技术服务。例如,江苏省句容县“春城”葡萄合作社,入社的农户由合作社统一供苗,统一施肥,统一防病,统一品牌包装,兴建统一的交易市场和冷库,会员共同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和政府扶持所带来的利益。这一类合作社的主要功能是承担一家一户做不了的事。

2.农业股份合作社:这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的制度特征是,在分配上实行按交易额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对外来资本(股金之外投入的额外资本)和社会资本(非社员的资本)实行按股分红,合作社内部则实行按交易额返还,或者两者结合。例如,山东莱阳的宏达合作社,其盈余分配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是股金分红,其二是利润返还。但该社的股金分红率受到限制;利润返还额根据各个社员与合作社的惠顾量计算,其中主要包括从合作社购买生产资料和向合作社出售农副产品两项。

二、农业合作社的质的规定性

农业合作社的质的规定性,是农业合作社区别于其他组织的基本特征,农业合作社的质的规定性是由农业合作社基本原则体现出来的。所以,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农业合作社基本原则问题。

(一)如何认识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合作社基本原则国际合作社基本原则是在罗虚代尔原则的基础上经国际合作社联盟代表大会多次修订而确定的。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第31次代表大会,将合作社原则修订为7项,即:自愿和开放的社员原则;社员民主管理原则;社员经济参与原则;自主和自立原则;教育培训和信息原则;合作社间的合作原则和关心社区原则。其中,社员民主管理原则、社员经济参与原则两项是根本性的。国际合作社联盟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合作社联盟关于合作社定义、价值和原则的详细说明》对它们的涵义作了如下解释:所谓社员民主管理原则是指社员管理合作社的民主形式,在基层合作社实行社员一人一票的投票权;其他层次的合作社组织也要实行民主管理,投票权由其章程规定。关于社员经济参与原则则是指社员要公平地入股,并民主管理合作社的资本;但是,入股只是作为社员身份的一个条件,分红要受到限制。就是说,社员必须向他们的合作社投资,但合作社的宗旨是为社员服务,合作社的资本从属于这个宗旨,入股只是取得社员资格、获得合作社的服务和享受社员优惠的条件,不是以获取股金分红为目的,因此,入股要采取公平的方式,如果实行股金分红,对分红额也要有所限制。综合这两条,国际合作社联盟在内部制度上强调社员对合作社的民主控制,最普遍的是在基层合作社一级坚持平等的投票,一人一票;在合作社盈余的分配上,按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额比例返还利润仍是合作制的核心,认为社员为合作社未来提供的额外(除缴纳股金外)资本,可以获得相当于银行利率的利息,但不得分红。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国际合作社基本原则呢?是严格按照国际合作社基本原则规范中国农业合作社,还是采取灵活的态度呢?我们的观点是:要根据我国的国情来理解和运用国际合作社基本原则。

1•合作社理论和实践是发展变化的,合作社原则也是不断发展的。国际合作运动100多年来的发展历史表明,合作社的基本原则是处在不断地发展、修订与完善之中的。即使是已确认的原则,各国的合作运动也有不同的实践。而且,国际合作运动的基本原则对于各国仅是参考性的,并无刚性约束作用;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目的来理解和运用,在合作社立法中大多加上自己的“创造”和变通。

2•各国实践表明“一人一票”不是合作民主的惟一模式。一般认为,“一人一票制”是合作社区分于股份制企业的特征之一。这就是说,合作社对重大问题的表决,不管你持有股金多少,也不管你是普通社员还是董事,一律实行一人一票制。但应当看到,中国农村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资金仍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以城市导向的金融体系,导致农业合作社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农产品的深加工需要资金,合作社要扩大规模、进一步发展需要资金。合作社对资金的需求会导致合作社社员所缴纳股金上的差异,客观上要求突破“一人一票”的框框,如果实行绝对的“一人一票制”可能会影响到股金的吸纳,即使加入合作社后,“大户”会选择“以脚投票”,即离开合作社。事实上,即使在罗虚代尔原则发源地的欧洲,表决权的一人多票已十分普遍,非盈利和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则由强调发展和承认差别的原则所取代,具体表现为承认个人能力差别,并由此决定其在组织中的地位。笔者认为,合作社作为一种“弱者”的联合必须实行民主管理,这里所谓的民主管理当然是指“合作民主”,而非“股份民主”。合作民主在具体的操作上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原则上实行一人一票制,如果按持股多寡表决,则应把股金分配的红利限制在不超过银行同期利率若干个百分点(如两个百分点)。例如,美国法律明确提出,合作社实行民主管理,或者采用一人一票制,或者按股金分配的红利不得超过8%。

(二)如何确立中国农业合作社的基本原则我国在20世纪90年展起来的所谓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如果用国际合作运动的基本原则来衡量,那么不论是山东的“莱阳模式”,还是河北的“邯郸模式”,或者是广东的“横岗模式”,都很难找到一个符合国际合作运动基本原则的合作社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坚持套用传统合作社模式来规范这些组织,其结果将会是违背广大农民的意愿,扼杀中国农民的创造力。所以,我国农业合作社立法应当对农业合作社原则采取更为灵活的态度。但无论如何,合作社不同于股份制企业,它是小农户联合起来走向市场的组织形式,是弱者群体的合作,因此必须确立合作社特有的基本原则,以此区分股份制企业与合作社组织。

1•自愿互利的原则。组成、参加合作经济组织完全自愿这一点,无论对法人或自然人都适用,不准采取行政手段强制撮合。农民有选择合作的自由,也有不选择合作的自由。合作的程度及合作的规模完全由参加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民自己决定。

2•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农业合作社是经济组织而非行政或政治组织,是排斥按行政乃至政治的机制运行的。农业合作社可以撤消,也可破产。

3•民主平等的原则。民主管理,平等身分,一般应当实行“一人一票”制,如果不实行一人一票制,则股金分红应受到限制。这也是合作社与股份制的重要区别。

4•“资本报酬有限”原则。利益分配上坚持按交易额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按股金分配的红利不得超过法定比例。这一特点使合作社不同于股份制企业。

三、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

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把合作社的发展纳入到国家发展的体系之中,政府对合作社给予支持的同时也干预合作社的经济活动。政府不是鼓励和支持农民自己来组建合作社,而是由政府职员发起合作社,号召农民参加,合作社在经济上几乎完全依赖于政府或其他组织的援助,社员的自我参与程度很低,最终导致合作运动的失败。我国在吸取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教训之后,当前在发展农业合作社时,要十分注意处理好政府与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国家制定有关合作社的政策与法律,不应把调整合作社的内部经济关系作为重点。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合作社立法在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上,主要解决国家如何指导和扶持合作社发展的问题,合作社的内部活动、合作社与社员的关系等问题,可以由合作社的章程去解决。政府不能不受限制地把行政干预扩张到合作社内部事务,以至于分不清它是政府行为还是合作社行为。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对合作社不能干预。合作社立法,可以有相关条款规定政府干预的目的、范围,但要有明确的界限。在界限之外,合作社按自己的章程来活动,这样才能在法律上确立合作社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地位。

(一)提供制度政府提供的制度,可以制定合作社示范章程予以引导。合作社示范章程主要是对合作社的法律地位、经营范围、管理原则、组织机构、分配标准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如法国政府部门于1980年颁布了包括农产品收购和销售、农业共同经营、分区农业合作社、谷物农业合作社、农业供应合作社、农业服务合作社等六类农业合作社的示范章程。我国山东莱阳市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制定合作社示范章程的方法引导农民开办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政府通过制定合作社示范章程的形式为合作社提供的制度,其经济学意义在于降低了组建合作社的交易费用。

(二)政策上的优惠由于农业合作社是一种互质,不以营利为目的,因而许多国家往往采用减税、低税或免税的政策或补贴的政策来支持农业合作社的发展:(1)低税或免税政策。如在美国,农业合作组织平均只有工商企业纳税的1/3左右;台湾的合作社法第七条规定“合作社得免征所得税及营业税”。(2)低息贷款和无偿补贴。在德国对合作社的管理费用第一年补贴费用总额的60%,第二年为40%,第三年为20%。日本农协进行的获得政府同意的农产品加工项目的厂房、设备所需投资,50%由政府提供。(3)通过补贴以低价供应生产资料。如意大利,国有能源部门向合作社提供的农业用油价格比城市低50%,农业用电价格比非农业用电低1/3。

(三)在其他方面帮助合作社发展政府在农业合作社发展中,除法律上提供保护、政策上予以优惠以外,还在许多方面发挥作用。1990年2月在悉尼召开的“90年代合作社与政府共同发展合作社的战略”亚太会议,所通过的大会决议,为支持农业合作社提供了广泛的参照。该决议倡导的政策共有17项。如:支持建立一个自立的、强大的合作社工作部门,作为同政府对话的渠道;在合作社与政府之间经常进行对话;根据合作社原则,制定和执行进步的合作社法,并采取步骤,防止合作社官方化;帮助合作社发展和建立各项互助合作基金,培养专业化管理人才;宣传合作社价值和精神,鼓励在合作社内部培养有奉献精神的合作社领导人物,对于为合作社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授予适当的民族荣誉和必要的奖励;支持合作社的教育与培训;结束退职官员占据应选举产生的合作社职位现象;在学校、学院和大学等的一般教育课中,应加入合作社的内容等等。

四、农业合作社的财产

合作社财产一般有社员出资入股、合作社经营中的积累、国家支援资金三个来源。一般来说,入股的现金,其所有权转归合作社所有,以实物出资的,其所有权是否转移可由章程规定。国家支援的资金,是无偿拨付给合作社的,它是合作社财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著名的合作学者戴维•埃勒曼(DavidP.Ei-ierman)曾指出,企业所有权包括三个方面:投票权(即决策权),剩余索取权,及企业资产净值的权利。现对后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关于剩余索取权剩余索取权是指企业税后部分利润的分配权。合作社要奉行“资本报酬有限”的原则,利益分配上坚持按交易额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但按股金分配的红利不得超过法定比例。具体说,可以有以下分配方式:(1)按股分红与利润返还相结合。(2)“个人内部资本帐户”形式。有的合作社的分配方法不是按股分红而是按劳动惠顾比例分配,形成个人内部资本帐户的增殖,不得以现金方式提走;职工的个人内部资本帐户只享受股息,利率可高于银行存款的2%—3%,不再分红。(3)“一社两制”形式。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如果合作社坚持资本报酬有限,就很难将资本吸引过来。一些农村合作社在这方面也正在进行探索,提出“一社两制”,对外来资本和社会资本实行按股分红,合作社内部则实行按交易额返还。总之,在“资本报酬有限”的原则前提下,具体的分配方式应当由合作社章程加以规定。

(二)合作社资产净值权合作社资产净值是合作社的资产减去合作社的负债之差,主要由合作社的公共积累构成。我国有的行政规章规定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不可分割。我们以为,对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不能笼统地规定不可分割,这样做的结果是产生两个财产主体,一小部分是社员名义下的财产,还有部分财产属于合作社,但实际上没有人能真正行使所有权。有的合作学者提出,最好是合作社的剩余为零。他的意思是先按社员各自的惠顾额返还,记在社员个人名下,再提取积累,这样形成的积累就完全可以分割了。合作社财产问题,一方面,在归属上具有确定性和独立性,它排除了内部部分成员对其占有,也排除了其他经济组织对其占有;另一方面,社员应该是合作社的所有者,合作社的财产按比例属于各个成员所有,社员所有权的总和应是合作社财产的总和。当然,合作社社员对合作社的财产的权利是不完全的产权,可以继承,但不能出售或转让,当成员退休或离职时,合作社将在一定期限内偿还,这时才体现了完整的产权。

五、农业合作社的民事责任

所谓农业合作社的民事责任,并不单指合作社本身对外的民事责任问题,主要是指合作社的社员对合作社经营过程中对外所欠债务的民事责任问题。我们知道,经济组织的民事责任问题主要涉及三种关系:一是经济组织自身对债权人承担的民事责任;二是投资者对自己所投资的经济组织对外所欠债务承担的民事责任;三是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对他们共同投资的经济组织对外所欠债务是否承担的连带责任问题。对任何一种经济组织,总是以自身的全部财产对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投资者对所投资的经济组织对外所欠债务的民事责任却存在三种不同形式,在现代企业制度里,根据企业组织形式的不同具体表现为无限责任、有限责任和无限连带责任。具体地说,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者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公司制企业的投资者(股东)对企业债务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投资者(合伙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即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不以出资额为限,且任一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全部债务负有清偿责任。合作社作为一种特殊经济组织,它有与其他经济组织共性的一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农业合作社范文第8篇

合作社实际上是某种成员制企业，具体而言，是人们联合起来为形成共同拥有、民主管理的企业而建立的一种协会，利润并非其全部目的。合作社关心的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利润，同时帮助成员实现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共同愿望。

农业合作社是一种社会企业，可以是注册合作社，也可采取其他名称和形式，例如生产者组织、自助团体、生产者联合会及联盟、农会等。农业合作社旨在协调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满足成员的需求，二是追求利润和可持续性。具体而言，合作社是人们联合起来为形成共同拥有、民主管理的企业而建立的一种协会，利润并非其全部目的。合作社关心的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利润，同时帮助成员实现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共同愿望。

目前，全世界近1/7的人口处于营养不足状态，不过世界仍然有办法消除饥饿，促进可持续发展。到2050年人口将超过90亿，人们广泛认同，在养活这些人口额外所需的粮食中，很大一部分将由小农提供。实现粮食安全的一个必要措施是支持和投资合作社、生产者组织及其他农村机构。世界各地大量成功案例表明，生产者组织和合作社等形式的农村机构，通过帮助小农、渔民、牲畜业者、林农及其他生产者获得所需信息、工具和服务，使他们能够增加粮食产量、销售产品、创造就业机会、改善生计，从而提高全球粮食安全。洪都拉斯、泰国和贝宁等国通过农业合作社“取得了抗击饥饿和贫困的胜利”，已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关注的范例。

农业合作社已帮助数百万小农脱贫致富，如果能够得到各国政府、民间团体和学术界的有力支持，农业合作社就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为消除贫困和饥饿作出贡献。在许多国家，大部分粮食作物由小农生产，但他们缺乏进入市场销售其产品的机会，缺乏议价能力，还缺乏金融服务。农业合作社可以帮助小农克服这些制约因素，在创造就业、减少贫困、改善粮食安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强大的合作社和其他生产者组织通过向其成员提供多项服务使其从中获益并能保障生计。这些服务包括提供自然资源、信息、通讯、投入与产出市场、技术及培训以及促进成员参与决策过程。通过团体购买和销售，农民获得了市场力量，并能以更优惠的价格购买农业投入物及其他必需品。诸如调解委员会等一些体制安排通过保障土地权利，改善了小农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和管理。其他安排如投入物商店（供集体购买投入物）和仓单系统（供集体获得信贷）都提高了生产者进入市场和获得生产性资产的机会，同时降低了高昂的交易成本。合作社和生产者组织在培养小生产者技能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为他们提供合适的信息和知识，并帮助他们创新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有些合作社和生产者组织能提高农民对生产系统的分析能力，查明问题，测试可能的解决方案，并最终采取最适合其农作系统的做法和技术。

合作社和生产者组织还能够帮助小生产者表达他们的关切和兴趣，最终提高他们的谈判能力，并影响政策制定进程。“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和磋商论坛就是其中两例，供小生产者讨论公共政策的设计和实施。

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是审查有关世界粮食安全政策并采取后续行动的重要政府间机构。该机构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的主持下，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如国家政府、区域和国际生产者组织及其他关键利益相关者汇聚到一起。粮安委的一项重要成就是，起草并通过了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自愿准则，生产者组织和合作社参与了这些准则的谈判。这些新的自愿准则将使各国政府就土地、渔业和森林资源的获取和所有权通过法律和制定政策。小生产者在从这些服务中获益的同时，还能保障生计，并在满足地方、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他们能为减轻贫困、实现粮食安全和消除饥饿作出贡献。

农业合作社是农业组织化的核心模式，国际上把农业合作社划分为五种基本类型，即生产型、流通型、科技服务型、互助保险与信贷型、生活服务型。当前， 根据建立和运行的发起主体来划分，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分为专业户、龙头企业、农业技术服务部门主导的形式。

在粮食危机警报频发的今天，联合国把农业合作社看作消除贫困和保障粮食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2012国际合作社年旨在颂扬这一“具有社会道德的商业模式”在现代社会发挥的独特作用。据估计，当今世界饥饿人口数量达9.25亿，其中70%生活在农村地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农业和粮食合作社已成为抗击贫困和饥饿的主要手段，但它们还可以发挥更多作用。因此，联合国粮农组织希望通过把农业合作社作为世界粮食日的主题，促进各国对农业合作社的重视，希望各成员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制定有利的政策、法律框架、经济激励机制等方式，推动它们发展，帮助农业合作社和生产者组织日益发展壮大，也希望农业合作社不仅能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还能促进农村的社会进步，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实现合作社的蓬勃发展。

农业合作社（Agricutural Cooperative），由农民和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人员为满足自己生产和生活需要，根据一定原则组织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主要有两大类：生产型合作社和服务型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以生产合作为主，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多为服务合作，生产合作很少。社会主义国家在商品经济不很发达的条件下，为实现劳动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而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有的国家土地是国有的）和共同生产劳动为特征，强调集中领导和管理，实行“按劳分配”。这种合作社的好处是可以迅速地把小规模经营的土地集中起来从事大规模生产。其缺点是生产规模的扩大往往脱离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重生产合作而忽视流通领域合作从而造成流通渠道不畅，在分配上往往又不能把经济利益与劳动好坏紧密结合起来，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目前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对农业合作社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其基本方向是改进经营管理，在发展生产合作的同时加强流通领域的合作，使之逐步成为产供销一体化的农业综合企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合作社则是劳动农民和中小企业主共同反对大资本剥削的经济与社会组织。它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民主管理和公平分配。农业合作社多是服务型的。它既包括农用物资供应，农产品加工和销售合作社在内的流通领域合作社，也包括为生产者提供多种生产的合作社，如牲畜和作物种子改良合作社，病虫害防治和防疫合作社、灌溉合作社、共同使用农业机械合作社以及各种科技服务合作社等。此外，还包括诸如信贷合作社、住房合作社、保险合作社、卫生保健以及教育方面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既可以保持家庭经营、发挥农民个人生产积极性，又解决个别家庭经营难以解决的多种难题。这种合作社已成为各国农业综合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经济学大辞典》）

各行各业的合作社为全世界提供了1亿多个就业机会，比跨国企业高出20%。其中包括合作社成员以及向合作社提供物资和服务的企业员工。据估计，全世界的合作社成员数量已达10亿人。2008年，排名前300位的合作社的营业总额为1.1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加拿大的规模，接近西班牙的经济规模。

在肯尼亚，合作社在各领域的市场份额为咖啡70%、乳品76%、除虫菊90%以及棉花95%。

在美国，乳品合作社控制了80%的乳品生产，而在加利福尼亚州，大部分特产作物生产者的活动都由合作社组织。

在哥伦比亚，全国咖啡种植者联合会负责为50万咖啡种植者提供生产和销售服务。该联合会向国家咖啡基金提供捐款，以资助咖啡种植社区的研究和推广工作。

在巴西，合作社创造了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产品占涉农企业出口产品总量的6%。在许多国家，合作社主要分布于农业部门。

在越南所有活跃的合作社中，有44%来自农业部门。

在印度的所有合作社中，50%以上为初级农业信用合作社，或为其生产者成员提供销售、储存和其他服务。2005年，拥有1230万成员的印度奶制品合作社的奶产量占印度总产量的22%。其中60%的成员无地可耕或拥有的土地面积极小。妇女占成员总数的25%。

农业合作社范文第9篇

关键词：农业合作社；政府；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2-0077-02

1　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1　合作社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

由于农业合作社的产权不清晰，利益分配制度不健全，在合作经济组织盈余返还上，容易产生矛盾，引发不稳定因素。这几年也出现了个别农业合作社因利益分配问题产生了纠纷，导致难以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很值得我们去总结、去思考。在财务管理上，农业合作社没有专门的财务制度和规范，只能参照有关企业财务制糜运行，加上有关人员缺乏系统的财务知识，财务管理和风险防范问题迫在眉睫。农业合作社大都过多地强调对社员的收益分配，而未留足公积金、公益金及风险基金，影响了合作社的长远发展。在分配方式上，一些合作社过多地强调按股分红，而不是以利润返还为主，甚至一些地方的合作社根本无利润返还这一环节，使得合作社“按交易额进行盈余返还”的基本原则未得到很好地贯彻，而难以体现出合作社的“交易的联合”的本质特征。

1.2　政府有关部门对农业合作社支持不力

由于理论宣传不够，目前的合作社，协会型的多，经济合作型的少。随着农民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紧密合作认识的提高，要求演进为合作社的迫切性已经很强，而政府相关部门却缺乏好的引导。甚至有些地方政府部门认为合作社是农民个人的事，政府不应该管，所以就采取“无为”的态度。因此，新一代农业合作社虽已产生多年，却一直没有大的发展和创新。农业合作社规模普遍偏小，发展也很不平衡。政府对合作社扶持漏洞很多。因为政府资金有限，只能集中扶持几个点，因此，有的农户办合作社只是为了套取政府部门的补贴，这既使合作社发展不平衡，又容易引发腐败。这就严重影响了合作社的广泛发展和功能的发挥。

1.3　资金短缺

合作社和其他盈利性企业一样，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增加对自有资金的需求。合作社筹集资金往往受到自身的限制，这是因为：

(1)股金集资受到限制。合作组织是个体劳动的联合组织，实行资本报酬有限原则，社员的权利是与个人劳动相关而不是与资本相关，表决权和按交易量参与盈余分配的权利与股金额没有直接的关系。一个最低限度的股金已经确保了完全的社员权力，由此导致了一个趋势：尽可能少的资本投入。每个社员把他的那份股金看作是为了获得服务而进行的一种集资，而不是看作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

(2)依靠社员投资的制约，合作组织还鼓励其成员投入资本股金，合作组织对这种股金支付红利。在合作组织发展初期，其成员投资完全能满足经营需要，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合作组织仪仅依靠社员提供的资金从事生产经营很难把合作组织办好，更难以同以他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竞争。因此，局限于向本社社员范围集资，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3)社员退社的影响。合作组织实行加入自愿，退出自由，而当社员退社时，可以要求合作组织退回其股金。合作组织的股金与波动的社员人数相结合使合作社的股金成为处于变动之中。

(4)发展模式的限制。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本土化的过程巾，很多省市地区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相当一部分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都是由龙头企业牵头组织起来的，对龙头企业有很强的依附关系，甚至出现“两个牌子、一套班子”的情况。这样就容易造成中央政府对合作组织的税收、财政专项资金等优惠政策被企业截留，而无法落实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上来。

2　发展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对策

2.1　完善内部运行机制

农业合作社要引入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机制，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科学合理的内部责任制度并严格执行，以实现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1)强化农业合作社的民主管理。(2)改进“一人一票”的决策方式。在完善“一人一票”民主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可适当增加“一股一票”的管理方式，这既可以提高社员多人股的积极性，又可以给能人以发挥经营管理才能的机会。民主管理和能人管理相结合，不但能充分调动社员的自我管理、为合作社发展献计献策的积极性，而且又能有效避免社员“用脚投票”的倾向。为防止个人持大股而操纵合作社，“一股一票”也应有所限制，其所占比例不得高于“一人一票”。(3)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约束和规范合作社的行为。为此，要完善合作社章程，制定切实可行的财务管理、劳动、人事、营销等各项制度并严格执行。

2.2　加强政策扶持力度

要落实各级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扶持政策。新型农业合作社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关键环节，要在产业化经营中突出出来。对合作社兴办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要优先纳人重点龙头企业进行扶持，每年从各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中切块安排部分资金，主要用于合作社企业的贷款贴息。国家应从支持农业、扶持农民出发，制定农业合作社减免税办法。对合作社的农副产品，有关部门要优先制定质量标准，对合作社的专项贷款，金融部门优先安排。同时各级特别是县级要组建由计划、财政、技术监督、工商、税务、金融及农口各部门参加的发展指导机构，协调各方政策，努力为合作社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3　要加强业务指导

要积极扶持合作社联合组织的建立和业务开展，近期重点是县域合作联的组建和业务开展。这一层次合作联是直接为农业合作社服务的，为推动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合作联要认真贯彻合作社的价值和办社原则，尤其是自愿自助自立的原则，着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强化宣传，推动发展。由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合作化运动的影响，人们对合作制心存疑虑或者不甚了解，那些所谓合作社容易导致“归大堆”，“合作制的非营利原则违背市场规律”等思想，严重制约着人们对合作经济的积极追求。

第一，要通过宣传合作制的办社原则、基本制度、运作方式和利益机制，要让农民了解合作制的内容和参加组建合作社的诸多益处，改变对合作社不正确的看法。

第二，组织培训，促进发展。近几年，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涌现了一批自发组建的不够规范但已具有合作社某些特征的经济联合体，也还有一些农民想组建合作社，但不知如何组建，县级政府是联系农村的桥梁，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县财政要增加对合作联培训经费预算，通过培训引导，促进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第三，搞好示范，引导发展。县合作联要加强对现有成员社的业务指导，不断完善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机制，使之成为引导合作社发展的样板。第四，加强扶持，推动发展。要通过制定“三位一体”协调发展导向政策，完善合作社组织内部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和用好合作社发展基金等措施，推动合作社的快步发展。

2.4　股份合作社是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主要方向

农业合作社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欧盟 农业合作社 市场 启示

【中图分类号】F321.42 【文献标识码】A

农业合作社起源于欧洲，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欧盟农业合作社不断调整和创新，在市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的农业合作社发展历史短，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面对经济全球化、国际化，农业产业化、一体化，市场需求多样化等形势的考验，在市场中的作用有待提高。考察欧盟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及特点会对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有所启示。

欧盟农业合作社的特点

欧盟农业合作社有广泛的分布和历史。所有欧盟成员国的农业合作社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罗奇代尔和赖夫艾森合作社的创新，合作社在欧盟分布广泛，农业合作经济渗透到各成员国农村经济的各个领域，但各成员国之间的农业合作社的历史和起源有很大不同。

从历史上看，一些国家（如丹麦和荷兰）的合作社直接于19世纪末的社会大过渡，或独立运动（如芬兰）；在一些国家，工人合作运动在合作社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另一些则是天主教会；而欧盟新成员国在合作社不再基于自组织原则，这些不同的进化路径表明“合作”在不同地区内涵不同。合作企业在欧洲西北部被定型为成功的国际型企业，在地中海的会员国是传统的和面向社会的，并挣扎于内部治理，等等。虽然这些典型不置可否，决策者面临的现实却更为复杂。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盟农业合作社发生了质的飞跃，所涉及的领域不局限于农业生产，而且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供应和农产品的销售、加工、流通等服务，同时，组织农民加入农产品的市场竞争，提供农产品营销技术和流通信息，从而使农民更好地在市场中发展。

欧盟农业合作社的市场份额随行业和国别的不同而有差异。欧盟各成员国的合作社不断发展，其产品在不同国家占据了不同程度的市场份额，一些行业较其他行业也有更多合作和更大市场份额。其中，乳业、果蔬部门的合作社市场份额较高，2010年欧盟成员国农业合作社在乳业的市场份额达到57%，果蔬和葡萄酒的市场份额分别为42%，猪肉和糖业的市场份额分别达到27%，羊肉的市场份额只有4%。行业间市场份额的不同主要是由于农产品及其生产过程中的特性所致，由于农产品中的果蔬和乳制品易腐性强，交易成本高，一旦产品收获，必须尽快进行处理和销售，使农民对买方的依赖性强。因此，农业合作社可以降低伴随这种依赖而产生的风险。对于猪肉、羊肉等的产品买卖更多是通过合同，交易商或IOF屠宰场，合作社所占市场份额相对较低，如图1所示。

欧盟中不同国家农业合作社在同行业的市场份额也有所差别。例如，北欧国家（瑞典、芬兰和丹麦）、奥地利、爱尔兰等国家乳业合作社的市场份额在本国占90%以上，而在西班牙、匈牙利乳业合作社的市场份额在本国不到50%，低于欧盟的平均市场份额57%。在果蔬行业中也有8个国家合作社的市场份额在本国占50%以上，其中，荷兰高达95%，而爱莎尼亚的果蔬市场份额只有4%。谷物行业中奥地利的合作社市场份额为70%，而英国只有2%。

欧盟农业合作社有明确的功能。第一，欧盟农业合作社具有一定的价格控制和生产调整能力。在欧盟成员国中农业合作社有明确功能，农民自身或代表其利益的组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并调整农业生产，增强了农民的市场地位，大大提高了农业合作社的农产品市场占有率，使农民获得更多福利。

第二，建立市场或使市场的输出更加高效。从历史上看，欧盟农业合作社不但没有代替市场，而且有助于建立市场或使市场的输出更加高效。农业合作社的产生是欧洲农产品市场化的产物。初级和联合合作社使小批量的农民摆脱受效率的约束，从规模经济和面对谈判中获益。农业合作社帮助农民进入市场和获得更好的谈判地位，使农产品更好地进入市场。这些功能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偏远地区特别重要，欧洲羊业合作社就是这样一个例证。重要的养羊合作社成立在偏僻的专业化生产区，像苏格兰和西班牙的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民所面临的市场清淡，往往依赖于少数（大）贸易商或加工企业。相对这些偏远的养羊专业区，大多数其他养羊地区贸易频繁，一方面买家积极主动；另一方面，专业化程度低的农民卖给当地的屠夫或者非正规经济组织。

第三，有效解决市场失灵现象。过去数十年多数大型欧盟农业合作社已经解决一个或更多市场失灵现象。欧盟乳业合作社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使产、加、销各个环节高度协调，乳业合作社的产品占据市场的主要份额，提供成员和非成员较高的生产者价格。在农产品市场中具有不对称的市场力量，根据竞争力的标尺理论，乳业合作社在市场整体中的强大合作领域提高了乳制品在国内的价格，同时这不一定是由个别合作社支付的价格。相反，一个强大的合作部门使所有乳制品的价格更高，而IOFS付出比合作社更高的价格（IOFS通常是有能力支付更高的价格，因为他们侧重于专业化）。这意味着非乳业合作社的成员也可以间接地从合作社受益。因此，农业合作社的竞争标尺产生了一个有效率的市场。

欧盟农业合作社重视专业化发展。欧盟所有农业部门农业合作社的增长战略是依靠高度的自主增长，主要是通过增加营业额提升产品质量，吸引新成员，支持成员增加生产等。兼并很少被认为是重要的发展战略，但并不是许多领域的现实表征。通过合作社进行品牌推广活动因农产品部门不同而不同，这在谷物、糖、羊肉、猪肉行业很少见，在乳制品和葡萄酒行业较为常见，在橄榄油和果蔬行业非常多样。

德国农业合作社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呈现出规模化组织、专业化经营、企业化运作的趋势①。合作社通过联合与合并，进行规模化整合，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市场竞争力。对地中海国家合作社策略和结构的分析表明，合作社的规模并不是合作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而是良好的管理。引入专业管理是强化市场导向和合作社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前提。垂直整合是更好地发挥合作社协作性能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自然资源、地理、内部治理、依赖的路径、转向附加值产品、合作领导等。为了从垂直整合中受益，控制供应是必要的，同时引进新的所有权结构以及获取资本和管理方法也势在必行。要在食物链中占据比较强势的合作竞争地位，合作社与IOFS（投资者所有企业）合作可能会产生更好的合作社协作性能。否则，可能导致IOFS的机会主义行为。与通常的纵向一体化不同，合作社及其社员的纵向一体化是部分的、不完全的一体化，社员仍然是独立的生产者，他们和合作社之间关系介于纯市场关系和层级关系之间②。农民喜好在非正规经济交易中是农业合作社发展的限制。由于农业合作社是正式的组织，登记每个成员的销售情况，农民有时更愿意直接选择贸易商，尤其是在南欧和东欧。随着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超市也更愿意与正式组织进行交易，非正规经济交易自然就会消失，使农业合作社对农业更有吸引力，这也促使欧盟制定促进农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

在一些地区，农业合作社作用重大，因为它们减少了支付农民的不确定性。但在风险资本和其他形式的股权不可用地区，以及资本市场是低效的或不完整的地区，没有专门的银行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农业合作社金融遭遇瓶颈。然而，这并不是新出现的农业合作社的唯一约束，缺乏盈利的商业模式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我国农业合作社的表现

我国农业合作社是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经济组织形式，随着农业经济不断发展，农业合作社在市场中作用崭露头角，对农民增产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国农业合作社在市场中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激烈的市场竞争与营销方式的落后已成为当前农产品市场中的主要矛盾之一，我国农业合作社市场中的表现有待提高。

市场导向作用不强，销售环节薄弱。我国农业合作社是市场中连接农户和销售终端的枢纽，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解决了农户分散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深入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农产品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形成，我国农业合作社在产销两个环节中，“销”明显滞后于“产”的环节。同时，农业合作社的市场导向作用不强，在产品营销、品牌建设以及延伸产业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农业合作社虽然注册登记了品牌商标，但缺乏知名度和影响力，激烈的市场竞争与营销方式落后已成为当前农产品市场中的主要矛盾之一。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农产品供大于求，农民增产不增收，农产品成熟后无法及时销售以致亏损等现象。

缺乏专业经营和销售人才。我国农业合作社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产品销售面临各种风险和困难。国际上要应对大型农业跨国集团主宰世界农产品贸易和操纵世界农产品市场，国内要面对买方市场的新销售方式和销售需求。我国农业合作社传统上更关注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较少关注农产品的营销宣传和销售，这已不适应现在所处的市场环境，电子商务发展迅速，而农业合作社信息滞后或发展缓慢；部分农业合作社农产品的销售方式落后，如亲自到市场了解行情、原始方式的传递信息、引导新客户或者老客户直接到当地收购，这种落后的销售方式使农业合作社的产品易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相对被动，营销效率和产品价值有待提高。这主要是由于缺乏专业经营和销售人才及营销理念。

自身管理制度问题。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数量上增加很快，但规模小，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很多农业合作社是以生产大户或龙头企业等“带头人”成立，是典型的异质性成员间的合作，不同参与主体在资源禀赋、参与目的和主要角色方面差异显著③。许多合作社不能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益分配，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问题以及“隧道效应”等治理问题。组织管理、资金、技术等问题也制约合作社的发展，带动作用不明显。虽然出发点是通过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解决小生产大市场的矛盾，政府在政策上也向合作社倾斜，但成效不显著。

以成员利益为核心，建立增加共同利益的机制。欧盟农业合作社一直把追求和创造共同利益作为自身的发展动力，并认为只有为成员带来经济利益，才是农业合作社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这也是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必须遵循的一点，把农民福利放在第一位，在自愿入社的基础上，签订入社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成员利益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化经营为形式，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农业合作社的服务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增强我国农业合作社在市场中的作用。

延伸产业链，为成员增添新的价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激烈，欧盟农业合作社的业务范围不局限在农业生产领域，而扩展到新的经营领域，如生产资料的生产和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贮藏，甚至扩展到非农产业的市场竞争。农业合作社产业链的延伸不但使社员农民获得了增值利润，而且扩大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减少了市场竞争的风险。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中可重点发展农产品后期加工，延长产业链条，进行品牌建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系统发展现代农业，为社员农民提供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方面的教育、培训等，提高他们的科技水平和应对市场变化的知识储备及创新能力，接受日愈激烈的市场竞争的挑战。

重视合作社经营管理及人才引入。在市场竞争压力下，欧盟农业合作社发展呈现出规模化组织、专业化经营、企业化运作的趋势。很多欧盟国家聘任有专业知识和业务素质的人才进入理事会和管理层，尤其在西北欧（比利时、德国、荷兰、法国、爱尔兰、英国）大多数合作社采取职业经理人进行日常管理④。我国农业合作社面临的市场竞争剧烈，在农业合作社建立初期尤其依赖企业家人才。随着合作社业务纵深发展和规模扩大，我国农业合作社需要引入专业经营管理的人才，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因此，良好的经营管理对农业合作社提升市场竞争力尤为重要。

以市场为导向。随着农业一体化的发展，农产品需求多样化发展，农产品生产既需要纵向一体化，以协调产品的生产与加工环节，又需要以消费者市场为导向进行产品多元化生产。欧盟出现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营销流通型合作社⑤。这点值得我国农业合作社借鉴，把生产相同农产品的农户联合起来进行产品深加工，以节约市场交易成本，并实行差异化竞争，适应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以市场为导向的变化。现在农业产业组织和生产技术发生巨大变化，农业合作社只有顺应农业产业发展趋势，不断根据市场环境变化进行战略调整才能更好地适应市场，得以生存并发展壮大。

（作者单位：天津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本文系天津农学院科学研究发展基金计划“天津市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3S01）

【注释】

①徐旭初，贾广东，刘继红：“德国农业合作社发展及对我国的几点启示”，《农村经营管理》，2008年第5期，第38～42页。

②林坚，马彦丽：“农业合作社和投资者所有企业的边界―基于交易费用和组织成本角度的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6年第3期，第16～20页。

③黄胜忠：“农业合作社的环境适应分析”，《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第27～35页。

④⑤赵黎：“市场导向、跨国合作：欧洲农业合作社发展新动向”，《农村经济》，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