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法规范文

农业法规范文第1篇

[关键词]近代；清末；北洋政府；农业法规

一如中国近代农业科技的发生缘自西方，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农业立法也肇始于晚清政府对西方国家经济法规的借鉴。此后的北洋政府的农业立法更为具体、细致，但仍远没有达到比较系统和完备的程度。尽管如此，20世纪早期二十多年的农业法规建设，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及以后农业立法的系统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一、清末的农业法规

二十世纪初，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清政府推行"新政"，政治上预备立宪，经济上变法图强，实行振兴实业的政策。在推行实业政策的过程中，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制订相应法规的重要性。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上谕中已提及拟订经济法规的必要性，称"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并提出了拟订法规的初步办法："著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著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候简派，开馆编纂，请旨审定颁发。总期切实平允，中外通行，用示通变宜民之至意"[1][1]。

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先后颁发经济法规近60种，主要涉及工商、金融、矿业、铁路等方面，其中包括很少一部分农业法规，主要有《改良茶业章程》（1905年8月）、《农会简明章程》（1907年10月）、《推广农林简明章程》（1909年4月）和《奖励棉业章程》（1910年1月）。

为扩大茶叶出口，商部拟订《改良茶业章程》??行各地商会。该章程包括茶树、地土、勤力、肥料、防寒、采摘、焙制、洁净八个部分，包括茶树栽培管理、土壤培护耕作、肥料施用、茶叶采摘焙制等内容。尤其提到"外洋讲求卫生，最喜洁净"，为保证出口，在制茶过程中，厂房、人员和制茶器具都要"时时留意"，保持洁净，"以保华茶声名"[2][2]。

在《商会简明章程》颁布数年后，为"开通智识"、"改良种植"、"联合社会"，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农工商部奏筹办农会酌拟简明章程摺，获准施行。《农会简明章程》共23条，规定各省必须设立农务总会，于府厅州县酌设分会，其余乡镇村落市集次第酌设分所。总会设总理一人，协理一人，分会只设总理。总、协理以下设董事，总会董事20至50人，分会10至30人。凡一切蚕桑、纺织、森林、畜牧、渔业各项事宜，农会均可酌量地方情形，随时条陈农工商部次第兴办。章程规定，总会地方须设农业学堂和农事试验场，分会、分所地方应设农事半日学堂和农事演说场，以造就农业人才，推广农学知识。农会还有义务办理地方水利和垦殖，报告当地收成情况、粮食市价及灾情。有能"阐明农学、创制农具、改良农产、编译农书"之人，由农会向农工商部汇报，给予奖励[3][3]。

清末通关以后，纱布进口日益增多，成为"漏卮之第一大宗"。选择优良棉种、改善种植方法成为当务之急。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上谕农工商部"详细考查各国棉花种类、种植成法，分别采择，编集图说，并优定奖励种植章程，颁行各省，由该省督抚等督率，认真提倡，设法改良"[4][4]。宣统二年，农工商部奏定《奖励棉业章程》14条。章程规定奖励对象为：改良种法、收成丰足、棉质洁白坚韧、能纺细纱的公司或个人；开办棉业会或棉业研究所三年以上成绩昭著的；"能仿造轧花、弹棉、纺纱、织布各项手机，运用灵便不逊洋制者"；以及"实力劝导、成效卓著的地方官。奖励分五等，分别奖农工商部一至四等顾问官、农工商部一至五等议员、酌奖职衔顶戴、奖给匾额、奖给金牌、银牌执照。此外，能开垦官荒植棉者，可放宽升科年限，由地方官加以保护[5][5]。这一奖励章程重在鼓励选用优良品种，改良棉花品质，以替代进口洋纱。

此外，1906年颁布的《奖给商勋章程》对在农业上能推陈出新的人员也规定了奖励办法："能造新式便利农器或农家需用机器；及能辨别土性，用新法栽植各项谷种，获利富厚，著有成效者；独力种树五千株以上成材利用者；独力种葡萄、苹果等树，能造酒约估成本在一万元以上者；能出新法制新器，开垦水利，著有成效者，均拟奖给三等商勋并请赏加四品顶戴"[6][6]。

在清末诸项实业法规中，为数寥寥的几项农业法规显得微不足道，反映了危在旦夕的清王朝迫切振兴工商、发展经济而将工商实业置于农业之上，重商轻农的经济政策。即使这数项农业法规也多是在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的形势下，临时制订的措施。《改良茶业章程》就是在华茶出口受到印度茶叶的影响而大减的情况下制订的，因此特别注重茶叶品质。《奖励棉业章程》中也明确规定奖励对象为"确系改良种法……能纺细纱"以替代洋纱者。商部在奏酌拟奖给商勋摺中也说明其目的在于推陈出新，鼓励仿造西式工艺，以替代进口洋货，减少利源外溢。这些法规应一时之需而临时制订，因此并无系统可言，完全从属于工商法规，对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甚微。尽管如此，上述数项首次颁行的近代意义上的专项农业法规，对于此后的农业法制建设仍具有开创意义和奠基作用。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农业法规建设[7][7]

清末以来的实业救国热潮在民国初年得到延续和发展。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参政议政，使得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与需求，得以更充分地表达出来。这集中表现为一系列经济法规的出台和实施。而农业法规的建设在承前启后的这一阶段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北洋政府在10余年的时间里先后颁布近30项农业法规，内容涉及农事、畜牧、渔业、林业、垦殖、试验场、农民社团、农业调查等诸多方面。

农事方面，张謇任总长的农商部于1914年4月颁布《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7月颁布其施行细则。张謇在其《奖励植棉制糖牧羊提案》中强调："农产品为各种制造品之原料，不有以增殖之，则工商业之发展永无可望"。基于这种对工农关系的清醒认识，张謇十分注意对与工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农副业生产进行鼓励和保护。《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奖励扩充和改良农产、畜牧，规定凡扩充植棉者，每亩奖银2角，改良植棉者，每亩奖银3角；凡种植制糖原料者，蔗田每亩补助蔗苗银3角、肥料银6角，甜菜田每亩补助甜菜种银1角，肥料银3角；凡牧场改良羊种者，每百头奖银30元。上述植棉、种植制糖原料者，面积必须在20亩以上才能请奖。条例还严格限定奖励对象必须采用的优良品种：埃及或美洲棉种、德国甜菜种、爪哇甘蔗种和美利奴羊种。与清末相比，这些奖励对象趋向中小业者，奖励条件也不再可望不可及，奖励措施较之赏戴花翎、赐给匾额更为实际有效。《施行细则》则对植棉、植蔗和试种甜菜区域加以划定：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西、河南、陕西等省为植棉区域；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为植蔗区域；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西为甜菜试种区域。选择自然条件适宜的地区作为试种推广区域，可减少盲目种植造成的损失，并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民国时期对病虫害的研究工作一直比较重视。1914年3月农商部曾《征集植物病害及害虫规则》，要求各地采集植物病害和害虫标本，按规则详细填表，注明病原为害情况和害虫习性，报送农商部。1923年5月12日，农商部公布《农作物病虫害防除规则》，规定各省农业机关必须对下列事项进行调查研究：1.农作物病虫害；2.防除病虫害易得之药剂；3.益虫、益鸟之繁殖及保护；4.病菌及害虫、益虫之标本制作。该规则特别强调地方官员必须亲自参与防除病虫害，公告防除方法，募集防治捐款，征集夫役等。防除病虫害著有成绩者，可颁给奖章或勋章。

民国早期的病虫害防治仍以传统防治为主。虽然中央农事试验场和一些省立农事试验场设有病虫害科，1922年江苏省还设立全国第一个昆虫局，但科学防治尚处在萌芽时期，尤其是化学防治方法基本没有得到应用，因此，该规则所涉及的主要防除方法仍以使用土产杀虫灭菌药物和生物防治为主。

出于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需要，清末以至民初政府一直提倡选用优良品种，在一些农业法规中屡有体现。直至1924年8月，农商部公布《农作物选种规则》，终于有了一个专门法规。该规则的宗旨是选用优良农作物之种苗以促进品种之改良。规则要求各省农业机关尤其要注意选用"各地方适用应有"和"将来经济上有利益"的品种，规定通过品种比较试验选育的优种应隔离栽植以保持品质纯正，隔离栽植所得的优种应续行独本选种法以固定其优良品质，优种选出后应公布、推广。该规则特别对商办种苗公司的种苗质量控制规定了严格措施：各省实业厅责令农事试验场检查种苗公司所售种苗是否纯良并试验其发芽力，检查其有无搀假搀杂现象，并按期编印种苗检查报告，公布各种苗公司种苗质量等。

为了扩大渔业产量，增加渔业收入，1914年4月公布施行《公海渔业奖励条例》。该条例奖励购置远洋渔船从事公海渔业捕捞或运输者。奖励分为渔业奖励金和渔员奖励金。渔业奖励金发放对象为每年从事公海渔业、总吨位50吨以上的汽船和30吨以上的帆船。渔员奖励金的发放对象为上述渔船上的渔员。这些受奖对象每年从事公海渔业必须超过渔期的四分之三。1917年11月农商部又公布《渔业技术传习所章程》，规定设置渔业技术传习所，直属于农商部，主要业务为实地传习渔业捕捞、渔具制作和水产品制造技术，巡回讲演，渔业调查，渔民设计、购入渔具等事项。1918年成立定海渔业技术传习所后，农商部颁布《定海渔业技术传习所传习规程》和《定海渔业技术传习所办事细则》，规定其以"传授渔业技术，改良渔具渔法"为宗旨。

由于各地滥伐树木，森林日减，"间接则土地之保安寡赖，水旱??臻，民困无告；直接则社会之需材孔亟，取给乏术。不独电杆路枕矿山支柱河海工程所需各材均由外输，即民间建筑，下及日常器用，多数亦属舶来之品。按之海关报告，岁溢利权，数累亿万"[8][8]。针对这种情况，《森林法》及其施行细则规定了国有森林的范围和权利。为保持水土，特别划定保安林的范围：1.关于预防水患者；2.关于涵养水源者；3.关于公众卫生者；4.关于航行目标者；5.关于利便渔业者；6.防蔽风砂者。同时规定承领官荒山地造林的，无偿给予，并免5年以上30年以内租税。《造林奖励条例》则明定造林确有成绩者，依其造林面积和成活年限分别奖给一至四等奖章，造林面积在3000亩以上，成活满5年以上的，可由农商部呈请大总统特别给奖。针对当时工程建筑等需要大量进口木材的情况，该条例规定凡经营特种林业，"于国际贸易重大关系或胜造船、筑路等各种大工程之用者"，农商部于必要时可按其面积、株数，核发奖金作为补助。

垦殖问题关系国安民利，在民初实业热潮中得到了充分重视。不仅有关垦殖的吁请和建议层出不穷，而且涌现出一批致力于垦殖的团体。为规范和鼓励垦荒，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和《边荒承垦条例》，规定国有荒地范围为"江海山林新涨及旧废无主未经开垦者"；边荒的范围为"直隶边墙外，奉天东北边界，吉林、黑龙江、川滇等边界，陕西、甘肃、山西、新疆、广东等省边墙外"，属此范围的草原地、树林地或沙积地。上述荒地除政府认为有特殊用途者外，均允许人民依法承垦，用于耕种、畜牧或植树。为鼓励垦荒，政府给予承垦者以较低的地价，如能提前竣垦，依其提前期限，得减地价5%至30%，承垦者缴纳地价后就可以获得所垦荒地的所有权。农商部还根据各地区差异较大的情况，明确规定边远省份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形自行编定承垦章程，报部核准后施行。根据这一规定，一些地方性垦殖法规如《黑龙江招垦规则》、《吉林全省放荒规则》、《黑龙江放荒规则》、《绥远清理地亩章程》、《奉天试办山荒章程》等得以陆续出台。

晚清以来，农业科研活动多由农事试验场进行。北洋政府时期，虽农业院校更多地承担起科研活动，但农业试验场所在农业科研、试验、推广中的作用依然得到相当重视。尤其是1917年1年内即先后成立农事试验场23处。是年8月，农商部集中制定或修订了一批专业试验场章程。属于修订的有《改订中央农事试验场章程》、《改订种畜试验场章程》、《改订棉业试验场章程》、《改订林业试验场章程》，又新订《糖业试验场章程》和《茶业试验场章程》。章程均规定了试验场所掌事务，特别要求各试验场均须招考学生，使实地学习，并须附设标本陈列室。棉业试验场、茶业试验场还必须每年征集新收获的产品，开棉业、茶业品评会。农商部还制定规则，对各直辖试验场进行随时考察，《农商部直辖各试验场查察规则》规定，应检查为各场职务之服务情形、业务之进行状况、试验方法及效果、物产数量及价格。

农业社团方面，北洋政府沿袭满清做法，仍设各级农会作为改良农事的团体。1912年9月农林部公布的《农会暂行规程》及其施行细则确立农会为法人团体，并对农会的主旨、会员资格、组织设立、会章、职员、经费、业务等作了规定。同时颁布《农会调查规则》，要求"省、府县、市乡等农会每年须就该区域内之一切农事确实调查，按照表达填明报告"。1923年5月19日，北洋政府农商部公布《修正农会规程》暨其施行细则，对原来的《农会暂行规程》稍作修订补充，内容大同小异。

综观北洋政府时期的农业法规，在继承清末法规的同时也有所突破创新，尤其是注意了对森林的营造和保护。但它们依然体现出浓厚的重工商、轻农业的特征。这些法规的制订缘于扩大出口、减少贸易逆差的需要，因此表现为事后制法的特点，远不如工商法规翔实完备。这种立法上对基础产业的偏废，是农业大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大缺陷。

主要参考文献：

[1][1] 朱寿明编：《光绪朝东华录》（五）总4833页，中华书局，1958年。

[2][2] 《东方杂志》第3年第8期，实业，光绪三十二年七月。

[3][3] 《东方杂志》第5年第5期，实业，光绪三十四年五月。

[4][4] 《光绪朝东华录》总5843页。

[5][5] 《清朝续文献通考》382卷，总11290-11291页。

[6][6] 《东方杂志》第3年第12期，实业，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

[7][7] 主要参考《法令大全》，农商，商务印书馆，1924年。

农业法规范文第2篇

虽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对有机农业的界定在措词上不尽相同①,但内涵大致相同,均认为有机农业是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惯行农业”(conventionalagriculture,又称化学农业)②相对应的一种农产品生产方式,是指在农产品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不使用任何农药、化肥和生长调节剂等外来化学物品,注重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一种农产品生产方式。有机农业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价值的双重性。由于有机农业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外来的化学物质,因而其产品很少含有农药、化肥等有害残留,对于消费者来说,有机农产品无疑是一种相当安全的产品,这也是世人推崇有机农业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有机农业还有人们容易忽略的另一价值,即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价值。有机农业的基本生产理念是循环利用农业生产过程中自身生成的物质进行再生产,减少甚至杜绝对外来化学物质的使用。这种生产方式能够提高土地肥力,对石油和水等自然资源的耗费也相对较少;此外,这种生产方式还具有环境亲和力,有利于实现地域环境内生物物种的多样化。可以这样说,在自然资源日趋匮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有机农业为整个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方向。第二,产品外观的不易辨识性。虽然受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有机农产品的价格相对较高,但就外观而言,其与一般农产品相比差别不大,很多情况下仅凭肉眼很难区分有机农产品和一般农产品。这一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有机农业推广的难度。有机农业的上述两个特点决定了该产业的发展状况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程度息息相关。首先,有机农业价值上的双重性决定了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对其进行扶持的必要性。

如前文所述,除产品更具安全性之外,有机农业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具有很大的价值,换言之,有机农业是一项公益性很强的产业。对于这种产业,国家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法律进行扶持,否则,如果仅仅凭借市场的力量进行推广,很难实现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道理很简单,为了实现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有机农业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这无疑将大大降低农产品的产量,同时增加该产业的风险,而这些成本最终都将转化到有机农产品的价格当中。在仅仅依靠市场力量进行推广的体制下,有机农产品的市场接受程度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对有机食品安全性的认知。不少消费者可能只认可有机食品因安全性提升而增加的成本,很难接受有机农业在保护资源环境方面支出的成本。根据我国台湾地区的一项调查,我国台湾地区80%的有机农产品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以健康为考量,而非以生态环境为考量[1]。在此情况下,国家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法律,主动承担有机农业因保护资源环境而增加的那一部分成本,以此促进有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有机农产品外观上的不易辨识性决定了国家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规范的必要性。如前所述,有机农产品虽然在价格上比一般农产品高出许多,但是在外观上往往与后者别无二致,消费者仅凭肉眼很难对两者作出正确区分。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购买有机农产品时依赖的主要是产品的有机标签。如果一国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对有机农业的验证和标签制度进行规范,导致大量不符合有机农业生产标准的产品被贴上有机标签充斥市场,将严重损害消费者对有机农业的信心,进而从根本上动摇有机农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事实上,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问题,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相应的法律制度对有机农业的验证和标签制度进行规范。如欧盟早在1991年就制定了规范有机农业的“2092/91号规则”———《有机农业和有机农产品与有机食品标志法案》(CouncilRegulation(EEC)No2092/91of24June1991onOrganicProduc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andIndicationsReferringTheretoonAgriculturalProductsandFoodstuffs),确立了适用于整个欧洲的有机农业标准。该规则共有16条,除规范有机农业的生产标准外,其主要内容即在于规范有机农业的标示原则、验证系统和标章使用①。2007年6月,欧盟又制定了新的有机农业规则:“834/2007号规则”,即《有机产品生产及标志管理法案》(CouncilRegulation(EC)No834/2007of28June2007onOrganicProductionandLabellingofOrganicProductsandRepealingRegulation(EEC)No2092/91),该规则对有机农业的验证和标签制度进行了进一步优化,生效日期为2009年1月1日②。

美国很早就进行了有机农业立法。早在1990年,美国国会就制定了《有机食品生产法》(Or-ganicFoodProductionAc,t缩写为OFPA),该法明确规定由美国农业部根据该法制定执行规则,建立起美国的有机农业计划(NationalOrganicProgram,缩写为NOP)。2000年,美国农业部正式公布了完整的有机农业计划,对有机农业的认证标准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2]13-14。我国台湾地区在有机农业立法方面起步较晚,但也于近年建立了自己的有机农业法律制度。2007年1月29日,我国台湾地区立法院颁布了《农产品生产及验证管理法》,该法共分6章28条,大部分条文都与农产品的验证和管理有关。考虑到有机农业的特殊性,2007年7月,台湾地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又专门颁布了《有机农产品及有机农产加工品验证管理办法》,对有机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验证和管理问题作出了专门规定。目前,我国已经存在一些有关有机农业的立法,但立法的位阶比较低,给我国有机农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障碍。譬如,2009年6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2003年1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虽然都有部分内容与有机农业有关,可以用来规范有机农业某些问题,但专门针对有机农业的立法则非常有限,并且位阶非常低。

1995年10月,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变更为国家环境保护部)有机食品发展中心颁布了《有机(天然)食品标志管理章程(试行)》(以下简称《章程》),第一次对有机食品标志的申请、审批和监督等问题作出了规定。2001年,国家环保总局废除该《章程》,颁布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有机食品认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又明令废止了该《办法》。2004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2005年变更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了《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认证管理办法》),到目前为止,这是专门针对有机农业的位阶最高的规范性文件。这种立法现状非常不利于有机农业的健康发展。首先,依靠《认证管理办法》规范有机农业不利于该产业的协调发展。有机农业是一项综合性非常强的产业,该产业的发展除与质量监督有着紧密联系之外,与国家的农业制度、资源环境和工商行政管理制度都密切相关,因而有机农业的健康发展需要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农业部、环境保护部和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多个部门的协调配合和通力合作。根据我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至少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①,而《认证管理办法》仅为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一个机构制定,并且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农业部、环境保护部和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因而其制定的《认证管理办法》对后面几个机构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在此情况下,当有机农业执法需要其他部门进行配合的时候,将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很容易导致部门之间的推诿和扯皮,不利于有机农业的协调发展。第二,仅仅依靠《认证管理办法》难以实现对有机农业的有效监管。

《认证管理办法》的效力位阶仅为部门规章,而根据《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部门规章只能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②,能够设置的处罚范围和力度非常有限。而制裁是法律制度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如果一项法律制度缺乏必要的制裁手段,将很难在执行过程中确立权威,很难确保行为主体严格遵守法律的要求,其实施效果必定大打折扣。《认证管理办法》能够设置的处罚措施过于有限,显然不利于对有机农业进行有效监管,也不利于有机农业的健康发展。第三,不利于我国有机农产品的出口。许多西方法治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有机农业立法,在他们看来,如果一国重视有机农业立法,意味着该国有机农业的运行将比较规范,其有机农产品的质量也会比较可靠,因而,在进口其有机农产品时可以采用比较宽松的标准。例如,根据欧盟《有机产品生产及标志管理法案》(即“834/2007号规则”,以下简称《欧盟规则》)第六章“与第三国贸易(tradewiththirdcountries)”的有关规定,如果一国的有机产品生产规范与《欧盟规则》具有同等效力,经欧盟执委会审查决议并认可其认证机关的认证能力后,该国将被列为第三国清单之中,经该国认证机关认证的有机产品可以直接进入欧盟市场销售。反之,如果一国有机产品生产规范的效力不及《欧盟规则》,则该国认证机关对有机产品的认证将无法得到欧盟的认可,其有机产品只有通过经欧盟认可的验证机构验证后才能进入欧盟销售①。又如,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如果美国农业部认定一国所采行的有机农业法规与美国的有机农业法规具有同等效力,则该国的有机农产品可以不经验证直接出口到美国。反之,如果一国的有机农业法规在效力位阶上低于美国的有机农业法规,则其有机农产品出口美国必须经过繁琐的验证程序[2]18。目前我国有关有机农业的立法仅为部门规章,立法位阶太低,无疑给我国有机农产品的出口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碍。

二、有机农业的法律规制

对有机农业进行法律规制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贴有有机标签的农产品均符合有机农业的生产标准,进而树立该产业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为有机农业生存和发展奠定基础。上述目的决定了对有机农业的法律规制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有机农业生产标准的确定、有机农产品认证机构的设置以及对有机农产品生产和流通过程的监管。本文仅就后两个问题,即认证机构的设置和对有机农业的监管模式问题进行探讨。

(一)有机产品认证机构的设置

认证机构的设置问题是有机农业法律规制的核心和重点。正如前文所述,贴有有机标签的产品是否符合有机产品的生产标准直接决定着有机农业的生存和发展。而一项产品是否符合有机产品的生产标准,能否被贴上有机标签进行销售则主要依靠认证机构评判。从世界各国的做法来看,认证机构可以由两种主体担任:一是公权性机构,即由政府有关部门担任认证机构。如在美国,除经政府认证过的民间认证机构可以对有机产品进行认证之外,州政府的相关部门也可以对有机产品进行认证[2]14。又如我国在1995年至2001年之间,根据《有机(天然)食品标志管理章程(试行)》第3条的规定,认证机构由国家环保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担任。二是非公权性机构,即由符合认证资质的公司、企业或组织担任认证机构。如在我国台湾地区,根据《有机农产品及有机农产加工品验证管理办法》第4条的规定,所谓验证机构是指“依本法规定认证并领有有机农产品验证机构认证文件之机构、学校、法人或团体”。又如,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4年颁布的《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第7条的规定,有机产品认证机构应当依法设立,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规定的基本条件和从事有机产品认证的技术能力,并取得国家认监委确定的认可机构的认可。应当说,公权性认证机构和非公权性认证机构各有其优缺点。公权性认证机构的优势在于:第一,认证相对规范,社会公信力较强。原因在于,公权性认证机构由政府相关部门担任,政府部门本身的公益属性决定了他们在对有机产品进行认证的时候不会考虑认证行为给本机构带来的经济利益,能够严格遵循认证标准,因而,其认证结果更容易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接受。第二,认证费用较低,能够降低有机农户的生产成本。为了体现对有机农业的支持,不少国家公权性认证机构的认证活动都遵循不营利原则。如我国1995年颁布实施的《有机(天然)食品标志管理章程(试行)》第27条明确规定,有机食品的认证收费遵循不营利原则。这对于有机农户,特别是刚刚处于起步阶段,经济实力不强的有机农户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扶持作用。然而,公权性认证机构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第一,认证效率相对较低,难以适应纷繁复杂的市场需要。公权性认证机构属于政府部门,难免带有一定的作风,工作效率相对低下。

他们通常不会考虑有机农户获取认证标签的急切需要,认证程序拖沓冗长。不仅如此,由于公权性认证机构的认证活动是否符合市场需要,是否受到消费者和有机农户的欢迎与其生存和发展并无直接联系,因而他们一般不会主动根据市场的需要开展和调整认证活动,这使得其认证活动往往具有一定的迟滞性和被动性。第二,资金和技术实力相对较弱。公权性认证机构与非公权性认证机构有所不同,由于其不通过认证活动牟利,因而在认证和检测设备的配置上较为消极被动,他们通常只会配备一些最基础、最常规的认证和检测设备,对于一些新兴领域的新型有机产品,在初期他们可能没有认证能力。不仅如此,由于缺乏丰厚的待遇作保障,公权性认证机构通常很难吸引专业技能较强的资深认证人员。这些特点决定了公权性认证机构更适应有机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有机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整个行业尚未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确立应有的公信力,因而有必要借助公权性认证机构的社会公信力巩固和推广市场。不仅如此,在有机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有机农户生产规模较小,经济实力比较弱,需要国家在认证费用等方面对其进行必要的扶持。非公权性认证机构的优点在于:第一,认证效率较高,市场反应灵活。非公权性认证机构的主要目的在于营利,其认证活动是否高效,能否满足有机农户对认证效率的需求直接决定着该机构的生存和发展,因而非公权性认证机构的认证活动通常比较高效。不仅如此,非公权性认证机构还会主动依据市场的需要积极调整自己的认证行为。如当市场开发出新的有机产品时,非公权性认证机构能够很快根据需要研发相应的认证方法,满足市场的需要。第二,非公权性认证机构资金和技术力量较强,认证服务也更加到位。非公权性认证机构的资金和技术实力直接决定着该机构的社会影响和竞争实力。因而,多数非公权性认证机构会投入大量资金购置认证和检测设备,从而适应不同种类的有机产品,特别是新型有机产品的认证需求。与此同时,由于非公权性认证机构能够给认证人员支付较高的报酬,因而能够吸引业务能力强的专业技术人员。不仅如此,由于非公权性认证机构的服务质量与其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因而多数非公权性认证机构会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更加到位的服务。

然而,非公权性认证机构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第一,由于非公权性认证机构具有逐利性,因而不排除有些认证机构和人员为了满足客户的无理需求进行违规认证,将一些不符合认证标准的产品认证为有机产品。第二,非公权性认证机构的认证费用通常较高,这会增加那些生产规模较小、盈利能力较低的有机农户的生产成本。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由非公权性机构担任认证主体将使国家对有机农业的监管活动具有一定的间接性,可能影响监管的质量和效果。在非公权性机构担任认证主体的情况下,对有机农业的监管活动由两个环节构成:首先,由相关的国家机关对非公权性认证机构进行监督和控制;其次,再由非公权性认证机构对有机农户的产品进行认证。这种监控体制使得国家对有机农业的监管活动呈现出一定的间接性,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满盘皆输的后果。特别是在有机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相关的监管法律制度尚不健全,同时,由于非公权性认证机构的生存能力相对较弱,更容易受到有机农户的牵制,因而发生违规认证的风险更大。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如前文所述,根据《有机农产品及有机农产加工品验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有机农产品的验证业务由民间机构办理。具体而言,相关团体或者法人向台湾地区“农委会”提出申请,通过“农委会”认证后即可成为有机农产品的验证机构,负责对有机农业的认证工作,而“农委会”则负责对这些民间的验证机构进行监督。当时,“农委会”的基本思路是,除了由“农委会”对认证机构进行监督之外,“更希望籍着各家验证标章(即标签———引者注)不同,利用品牌竞争、市场淘汰机制,对验证机构进行双重管控。”然而,2004年5月6日,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披露,在抽检的17件有机农产品样本中,有8件产品是由通过政府认证的验证机构核准的,贴有“有机农产品证明标章”,然而这8件产品中有3件检出农药残留,农药残留的比例为37?5%。多数人认为,这样的检验结果,对台湾地区有机农业验证制度健全与否提出了质疑[3]44-45。

非公权性认证机构的上述特点决定了这种认证机构主要适合于有机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在这一阶段,有机农业已经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确立起公信力,行业发展的重点已经从确立有机农产品的社会公信力转向推广和发展新型有机农产品。不仅如此,在有机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认证机构的生存能力大大提升,对有机农户的依赖大为降低,进行违规认证的风险也相对降低。此外,国家对有机农业的管控体系更加完备,因而即使对有机农业的监管活动由两个环节构成,也能够保证监管的效果和力度。最后,在有机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不少有机农户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认证费用在其生产成本中所占比例已经大幅度下降,不再迫切需要认证费用方面的扶持。目前我国有机农业尚处于起步阶段,该产业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尚未确立起应有的社会公信力。近年来,随着各种食品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有机食品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更是风雨飘摇。农业部曾经对国内部分大中城市知名超市的有机蔬菜进行抽查,样品中重金属和农药残留非常惊人[4]340。不仅如此,由于我国有机农业法律制度不健全,非公权性认证机构进行违规认证的现象比较普遍。目前,我国有资格的非公权性认证机构有20多家,其中不少认证机构为了争取客户,不惜牺牲认证质量。实践中,有些通过认证的有机食品质量不达标,根本不符合有机食品认证标准;还有些产品的原材料尚未达到有机要求,其加工产品却被认证为有机产品;至于一些认证机构不经转换期或者任意缩短转换期进行违规认证的现象更是屡屡发生[4]340。可以说,导致有机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是,有关部门无视我国有机农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事实,将认证有机食品的权力委诸非公权性认证机构绝对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此外,我国多数有机农业生产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在生产规模还是资金实力方面均非常薄弱。非公权性认证机构的高昂收费无疑增加了这些农户的生产成本。最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公权性认证机构———国家环保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OrganicFoodDevelopmentCenter,缩写为OFDC)早在2003年就获得了国际上最有影响的有机农业组织———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OrganicAgricultureMovements,缩写为IFOAM)的正式认可,并且与多数IFOAM的有机认证机构互认[5]。这意味着在我国,如果由该机构进行认证,有机产品出口国外将更加便利。我国有机农业的上述发展现状决定了目前我国宜采行由公权性认证机构认证为主、非公权性认证机构认证为辅的认证模式。具体而言,建议我国在未来立法时明确规定,在有机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应当由国家环境保护部内部设立的有机食品发展中心作为最主要的认证机构。对于目前已经存在的非公权性认证机构,则应当通过重新审核认证资格等方式加强监管,一旦发现有非公权性认证机构存在违规认证行为,应当酌情取消其认证资格。待将来我国有机农产品的社会公信力不断提高、有机农户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有机农业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再逐步实施非公权性认证机构认证为主、公权性认证机构认证作为补充的认证模式。

(二)有机产品生产和流通的监管模式

由合理的认证机构严格遵循认证标准对有机产品的生产者、加工者和销售者进行认证并颁发认证证书只是法律规制的第一步。在颁发认证证书之后,认证机构等相关组织还必须持续地对有机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环节以及终端产品进行不间断的监控和检测,以保证获得认证的有机产品品质的稳定性。只有建立了良好的监管体制,才能确保有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从主要国家和地区立法来看,对有机产品的监管大体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全程监管,另一种是结果监管。这两种监管模式各有利弊。全程监管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监管模式,这种监管模式是指认证机构等监管组织通过实地勘察、检查生产记录等方式对有机产品的生产、加工以及流通等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和管理,确保有机产品的每一个作业流程都符合相应的标准。许多发达国家都采行这种监管模式。这种监管模式的优势在于:第一,这种监管模式覆盖范围比较全面。全程监管力图确保有机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等各个环节的有机属性。从理论上说,只要这些环节本身的有机属性能够得到保障,所有通过这些环节生产的产品的有机属性也就能够得到相应的保障。第二,这种监管模式对特殊情况的处理更加科学和客观。由于全程监管的方式主要是实地勘测、检查生产记录等,能够较为真实全面地获得相应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对检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会作出更为科学和客观的解释,处理结果也必然更加客观和人性化。比如,在全程监管过程中,认证机构发现有机产品生产基地合理范围之外存在非有机农户,并且从客观环境来看,即使有机农户合理采取有效措施仍不足以避免非有机成分通过花粉传授等方式入侵。在此情况下,为了保护有机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实现推广有机农业的价值目标,即使在终端产品中检出了微量非有机成分的残余,认证机构也可以结合实际情况作出更加人性化的处理。然而,全程监管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这种监管模式成本较高,可操作性较差。全程监管主要是通过对有机产品各个作业流程进行实地勘察等方式进行的,这必然意味着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投入。事实上,这种监管模式客观上只适用于规模较大的有机农业基地,对于规模较小的零散型农户基本无法适用。不仅如此,全程监管的可操作性相对较差。如前文所述,全程监管主要通过对有机产品每一个作业环节的监督和管控确保产品的有机属性。而客观上,监管机构是不可能对每一个具体的作业环节,如每次的施肥、除草、灭虫害等行为都进行监管的。实际上,其只能通过定期或者不定期抽查的方式进行管控,这意味着全程监管的效果和力度主要取决于监管者的责任心,如果监管者缺乏必要的责任心,甚至受到有机产品生产者的不正当影响,则监管的效果难以保证。

结果监管是指认证机构等监管机构通过对终端有机产品进行上市前的品质分析和鉴定来实现对有机产品的监督和管控。这种监管模式的优势在于:标准较为明确,可操作性较强。结果监管主要通过对终端产品进行抽样检查的方式进行,而抽检的流程以及结果通常有明确的标准可资遵循,较少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而且,由于进行结果监管时监管机构无需对有机产品的作业环节进行实地勘验,因而将节约大量监管成本。然而,结果监管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由于结果监管客观上只能以抽样检查的方式进行,因而能够覆盖的产品范围非常有限。事实上,结果监管只能通过一小部分产品的分析鉴定结果推测大批次有机产品的质量,这就必然存在一个概率的问题,抽检结果合格并不意味着批次内所有产品均符合有机产品的标准,反之亦然。不仅如此,结果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依赖于送检样品的合理性,如果送检样品的选择出现一定的问题,则结果监管的效果将难以保证。而且,与全程监管相比,结果监管对某些特殊情况的处理可能更加武断。例如,通过抽检查出某些产品含有一定的非有机成分,监管机构的处理结果通常是认定其为非有机产品进而进行一定的处罚。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产品的非有机成分是因为不能抗拒的因素被添加的,在此情况下,作出这种处理无疑将大大打击有机农户的生产积极性。由于上述两种监管模式各有利弊,因而适用对象和阶段应有所不同。全程监管主要适用于大型的有机农业基地,并且主要适用于监管体制相对成熟的有机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而结果监管不仅适用于大型有机农业基地,也适用于零散的小型有机农户;不仅适用于有机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而且特别适用于当今监管体制尚不成熟的有机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基于上述原因,监管模式的选择应当双管齐下,综合发挥这两种监管模式的优势:在当前有机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应当实行以结果监管为主、全程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为了促进大型有机农业基地的发展,应当逐步加强对其生产的全程监管。待有机农业发展到高级阶段,监管机制逐步健全、大量的有机农业基地已具规模之时,则可以改行以全程监管为主、结果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

三、对有机农业的政策扶持

(一)对有机农业进行政策扶持的必要性

如前文所述,有机农业的生产成本较高,而这些成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实现保护环境的公益目标支出的,因而国家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对该产业进行扶持。不仅如此,在我国当前农业发展状况下,对有机农业进行政策扶持还具有以下特殊价值:

第一,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和发展。首先,受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在我国中西部偏远山区等农业欠发达地区发展有机农业具有必要性。我国多数农业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很多地方延续着传统的耕作方式,农作物产量较低,农民收入微薄。由于有机农产品价格较高,有些产品的价格甚至是非有机农产品价格的好几倍,因而,如果在这些地区发展有机农业将有利于提升单位农产品的价值,确保在农作物产量相同的情况下实现农民增收。其次,在农业欠发达地区发展有机农业具有可行性。由于我国不少农业欠发达地区长期奉行传统的耕作方式,较少使用农药和化肥,因而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环境较少受到现代化学农业的污染,有些生产环境本身就处于有机状态,在这些地方发展有机农业可能只需要经过很短的转换期,甚至不需要经过转换期,这将大为降低发展有机农业的成本。可以这样说,在我国农业欠发达地区发展有机农业为提升这些地区农业的经济效益、实现农民增收提供了契机。然而,有机农业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引入科学的经营管理方式,需要支付认证费用,需要开拓消费市场,而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农业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薄弱,农民收入相对较低,要求当地农户承担这些前期投资是不现实的,这就要求国家必须加大对有机农业的扶持力度,在技术培训、减免认证费用以及宣传教育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扶持。

第二,有利于吸纳农业发达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解决农业增产不增收的问题。我国农业发达地区的生产活动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由于经济相对发达,因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健全;与此同时,土地相对集中,比较适合现代化的农业耕作方式。其次,人口较为稠密,可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口较为充裕。受这些特点的影响,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较高,化肥、农药等外来物资的使用频率也较高。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这些地区农业的较高产能,却造成了以下问题:首先,现代化的耕作方式削减了土壤肥力,不仅破坏了健康的农业生产环境,也降低了农产品的品质。相应地,由于产品品质没有提高,缺乏市场竞争力,因而农业生产很容易陷入增产不增收的恶性循环。其次,在高度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模式下,农业能够吸纳的农村劳动力较为有限,很容易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当今城市发展对农村劳动力有较大吸纳能力的情况下,这些剩余劳动力尚可以通过进城务工等方式实现转移。然而,一旦未来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趋于饱和,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将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上述问题的存在使有机农业成为农业发达地区走出瓶颈的一个重要选择。首先,发展有机农业不仅有利于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提升土地肥力,而且有利于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由于有机农产品的价格通常高于传统农作物,有的甚至是传统作物的数倍,因而在中东部地区发展有机农业有利于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农村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其次,相对于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化学农业,有机农业需要吸纳相对较多的劳动力,这无疑有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而在中东部地区推广有机农业同样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如加强广告宣传,提升有机农业的社会公信力,建立科学的有机农业管理系统,选育优质品种,科学防治病虫害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在有机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家有必要在这些方面进行扶持。

(二)对有机农业进行政策扶持的措施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对有机农业的扶持措施多种多样,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两类:

1.财政补贴

财政补贴是对有机农业进行扶持的一种重要方式。事实上,在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下,相对于化学农业,对有机农业进行财政补贴不仅更具必要性,而且也更具可行性。对农业的财政补贴一直是国际贸易中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如果对特定补贴对象的补贴数额超过一定的标准,很容易诱发进口国的反补贴调查以及关税壁垒。根据WTO《农业协定》的有关规定,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农产品补贴政策按其性质可以分为“黄箱”政策和“绿箱”政策,其中,“黄箱”政策被认为可能产生贸易扭曲,各国必须做削减和约束承诺。“绿箱”政策则被认为不会引起贸易扭曲,各国没有义务做出削减承诺[7]。而对有机农业的财政补贴一般被划归为“农业环境保护补贴”,属于“绿箱”政策的范畴,一般不会引起进口国的反补贴调查和关税壁垒。基于上述原因,不少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对有机农业的财政补贴。例如,欧盟早在1992年就提出了“一般农业政策”(Com-monAgriculturalPolicy,缩写为CAP)改革,将农业补贴的重点由一般农业转向有机农业,以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冲击,同时解决农业生产过剩问题。此外,欧盟在2000年社会政策议程中,根据其农村发展条例,允许从以下方面对有机农场进行补助:农业—环境计划、投资协助、行销协助、区域发展等[8]。又如在美国,如前文所述,2000年,美国农业部正式公布了完整的有机农业计划,该计划不仅涵盖了类似欧盟2092/91规则的有机标准认定问题,更涵盖了扶持有机农业的市场推广和业者补贴等内容[2]14。以美国2002年的农业预算案为例,联邦政府提供500万美元进行有机认证补贴,每个农场主可以获得高达75%的认证补助费[6]520。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有机农业正处于起步阶段,更需要来自政府的资金扶持。因此,我国应当建立相应的制度,将对有机农业的财政补贴作为一项长效机制确立下来。具体而言,相关政策制度的建构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首先,建立直接补贴机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对有机农业的直接补贴实际上是一种资本转移方式,即将纳税人的钱通过国家预算的方式补贴给有机农户,从而使有机农户受益。由于直接补贴分担了有机农户的一部分生产成本,因而不仅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有利于适当降低有机农产品的价格,避免因价格过高导致有机农产品难以拓展市场。不仅如此,为了体现国家支持有机农业发展的产业政策,还应当要求中央财政加大对积极发展有机农业的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其次,国家应当承担有机农产品的认证费用。如前所述,在有机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有机农户的生产规模较小,盈利能力较低,因而认证费用在其生产成本中占据很大比例,对一些小型农户来说,认证费用甚至可能构成其进入有机农业的行业门槛。在此情况下,由国家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认证费用,无疑有利于减少有机农户的生产成本,降低其进入有机农业的门槛。不仅如此,由国家承担认证费用,客观上有利于强化对认证机构认证行为的监督,防止认证机构为争抢客户和市场进行违规认证现象的发生。

2.市场推广

农业法规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业法规 案例 参与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7-0234-01

农业法规是调节农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活动的制度，其作为高校涉农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是本科生了解农学专业相关法律的唯一途径。其教学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在掌握农业法规的基础上，提高学生洞察、分析和解决农业生产和经营实际中的各类问题，为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课的理论和应用打下坚实的法律基础。案例分析教学是教师向学生提供一段背景资料，然后在问题中要求学生仔细分析，依据一定的理论知识，或做出决策、评价，或提出具体解决问题的方法等。参与式教学是将学生放在教育教学生活的主置，教师通过组织、设计“活动”等形式，全面调动学生积极兴、创造性学习与发展的教育理念和模式。[1]两种教学模式的结合，既可以创设情境，又能激发兴趣，可使枯燥无味的法学课生机盎然。

一、教学方式引入的必要性

作为一门农学涉法课程，《农业法规》是农业领域打击不法人员或事件的利器，是涉农人员维护自身利益的纲要性文件。该课程在讲授过程中存在其特殊性，具体表现为：1.古板性。因该学科隶属法学，纲领性的文字内容不容随意更改。因此在传统授课过程中教师很受约束，而学生因被动接受一程不变的教学内容，也很难深入理解其涵义；2.多变性。法律是约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性文件，其必然在不断修订基础上才能更加切合社会的发展需要；3.人为性。作为约束人类行为的准则，法律的主要作用对象就是人。作为对立双方，违背者和维权者通常各执一理，通过法律标尺的衡量进而对违法者进行经济乃至人身自由等的制裁。上述特性使得传统《农业法规》课堂教学内容难于理解，因此有必要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探索一条通俗易懂、学生积极参与且有互动行为的教学道路，使该课程摆脱以往单纯的法律条款和死记硬背的章节内容。

二、具体实施措施

（一）夯实教学基础

紧密围绕关键知识点搜集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村法规案例，并整理情景剧本。在收集案例时充分考量《农业法规》的教材内容，将当前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融入教学过程中，以最大程度提升学生的积极性，案例选择最好围绕同学们熟知且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的问题，这样在其头脑中就会形成一个初步概念。在整理情景剧本时，根据教学内容让学生提前预习、阅读材料并根据班级学生的情况进行分组，更有利于分工协作。

（二）结合情景剧本演绎并开展讨论

根据情景剧本，让学生自发积极地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分小组进行演绎，演绎完毕后，集中讨论。这样既可以检验学生前期查阅资料、归纳总结的教学效果，又可以借助课堂平台使学生充分张扬个性，展示学习成果，其他小组成员亦可提问或表达异议并展开辩论。而后，由教师对小组专题讨论的结果给予评价，对在讨论中易出现的错误观点予以纠正，并引用实践中的典型事例进行综合分析，进而引出相关知识点。[2]

（三）课后互动讨论

建立《农业法规》学生的qq交流群，并将课程要点内容适时更新，上传共享以便学生整理和完善学习笔记。

三、教学效果分析

（一）激发学习热情，增进教学效果

通过案例角色扮演，分组参与讨论，改变传统“教师授课、学生听讲”的被动教学模式，消除学生的厌学情绪，将“要我学”转换成“我要学”，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为课堂教学创建―个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

（二）增强协作，提升团队理念

在传统学习中，教师是主导，学生针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展开讨论。而在参与式教学中，学生分组讨论，参照人大代表提案的方式进行，每个同学均有各抒己见的平等机会。最后，经小组内部讨论归集整理出小组意见并加以表述。在讨论表述过程中，要求同学们思维敏捷、善于总结、语言得体、落落大方，这在培养学生自信心的基础上，又提升了学生的气场和内在气质。与此同时，学生在共同参与讨论的过程中也是合作与交往，使学生心胸开阔、豁达，可提高其综合素质和坚忍不拔的毅力。

（三）改变理解误区，增强学习兴趣

一直以来，学生对《农业法规》课程的认识仅停留在枯燥无味、刻板教条、死记硬背的层面上，存在严重的课程抵触情绪，对该课程学习的热情不高，普遍存在厌学的心理状态。而调整教学方式后的《农业法规》，其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尊重农村同学，给其搭建很好的展示平台，让城市及周边区域同学更好地认知农村现状及普及农业法规的重要作用。通过课堂案例情景的演绎、小组内部的充分讨论、小组间相关知识点的辩论以及教师阶段性指导，使同学摆脱枯燥死板的法律学习，增加对本课程的浓厚兴趣，为其在将来工作中树立良好的农业维权意识提供基础保障。

【参考文献】

[1]王永静.参与式教学在《农村社会学》课程中的实践及其效果[J].经济研究导刊，2011（14）：263-264.

农业法规范文第4篇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为扎实推进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今年上半年，省人大常委会采取统一部署、上下配合的方式，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的检查。现在，我代表执法检查组报告执法检查的情况：

一、执法检查的基本情况及主要特点

开展农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的检查，是今年省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工作。自2月10日常委会主任会议专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门研究后。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经过大量的调研和征求市人大的意见。向主任会议提交并通过了执法检查的实施意见。4月上中旬，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全省电视电话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又举办全省县以上执法检查千部法制培训班。在各地自查的基础上，常委会组织了7个检查小组，分别由一位副主任带队，于6月8日至12日分赴8个市，与当地人大常委会一起进行了检查。检查组共听取了8个市、16个县(市、区)人大、政府的汇报，实地查看了16个乡镇的农业投入、耕地保护、农业三大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部分低收入农户增收的情况；并通过座谈、走访等方式，征求了农业龙头企业、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的意见。与此同时。省人大常委会委托湖州、绍兴、舟山市人大常委会，按照省里的部署和要求，对本地区的农业法执法情况进行了检查。这次执法检查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领导重视，周密部署。本次执法检查，省人大常委会领导高度重视，从确定检点到制定实施方案。从大会动员部署到干部法律培训，从成立领导小组到组织检查小组，主任会议都专门讨论研究并做出安排；同时整个检查工作确定为四个阶段，宣传学习、自查自纠、实地检查、督促整改环环相扣，并做到有条不紊的进行。全省各级政府把这次执法检查作为推动“三农”工作的契机，就搞好自查自纠和接受人大检查做了大量工作；各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始终与省人大保持思想认识、工作部署和目的要求上的一致，重视做好各阶段工作。

(二)重点突出，切合实际。基于农业法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从我省实际出发，通过调研，确定这次执法检查以农业投入、耕地保护、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低收入农户增收等四个内容为重点。各地反映，这就抓住了农业的根本和要害，并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有的市还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将土地出让金用途、毁田制砖等情况列为检查的自选重点之一。有效地解决了一些个性问题。

(三)作风扎实，注重实效。这次检查按照统一部署、上下配合的要求，省人大实行先调查做到心中有数，再检查摸清真实问题，后反馈建议政府采取措施，体现了边查边改的精神。各级政府认真做好自查自纠工作，认真梳理情况，找准主要问题，深入剖析原因，研究解决办法。各级人大执法检查组作风深入，不仅认真听取政府汇报和农业相关部门介绍，而且跑乡镇、走田头、访农户，了解实情。比较注重效果。

这次执法检查总的来说。全省各级人大和政府思想是重视的，态度是积极的，工作是扎实的，保证了整个执法检查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通过严肃认真的自查和检查，收到比较好的效果；既发现了典型、总结了经验，又看到了存在问题和不足。提出了很好措施和建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二、贯彻实施农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主要成效

农业法是保障我国农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一部基本法。近几年来，全省各地认真贯彻实施农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按照依法护农、依法促农、依法兴农的理念和工作思路，大胆地推进农村和农业的各项改革，全省农林牧渔各业稳定增长，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加快，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特别在增加农业投入、保护耕地、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等方面成效更为显著。

(一)农业投入得到基本保障。从执法检查的情况看，近两年，全省各级政府按照农业法和中央关于财政支农支出必须“三个高于”的规定，各级政府对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逐年提高，围绕增加投入、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规范管理、提高绩效的要求，探索农业长效投入保障机制，努力做到“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并且加强对支农资金的监管，有效发挥了公共财政的职能作用。财政支农支出增幅普遍高于当年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2008年，省级财政对农业生产性投入、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和农村社会公共事业投入分别为31.17亿元、22.99亿元、70.4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77.5％、53.5％、11.3％；2009年相应的预算安排分别为32.28亿元、25.80亿元、81.45亿元，比2008年分别增长3.6％、12.2％、15.6％。

(二)耕地保护引起广泛重视。我省各地较好地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一是认真落实耕地保护的各项制度，特别是通过建立目标考核机制，省、市、县、乡分级按规划目标落实了耕地保护任务。二是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措施，积极推进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建设，并做到先补后占、占补平衡。2008年，全省建设占用耕地30.69万亩，补充耕地32.72万亩，已连续13年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三是耕地质量和培肥地力工作已引起重视，全省开展了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实施“沃土工程”，耕地质量和生产能力逐步提升。四是坚持严格执法，依法查处违法用地案件，有效保护了耕地。温州市开展查处毁田制砖专项行动，累计拆除砖瓦窑1216座。经过复垦还原耕地。台州市大力抓好土地节约利用工作，出台了13条集约用地政策，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至2008年底，全省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和标准农田面积分别为3125.22万亩、2717.36万亩、1513.71万亩(指国土部门上图入库数)，基本达到控制目标要求。

(三)农业社会化服务三大体系初步形成。全省各地认真贯彻中央和省政府的相关政策，积极推进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一是基本建立农技推广体系。参照省级设立农技推广中心和分中心的做法，各地农业、林业、水利、渔业等系统初步建立了以首席农技推广专家为龙头、农技指导员为骨干、责任农技员为基础、社会化农技推广员为补充的四级组织体系，开始发挥作用。二是初步建立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市县(市、区)两级均成立了重大农业动植物疫情防控指挥部或防控领导小组，并制定了疫情防控的应急预案；积极推进市、县、乡三级畜牧兽医监督管理机构改革，初步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防疫网络。三是起步构建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目前设区市本级基本上设立了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多数县(市、区)也设立了相应的检测机构，有的乡镇设立兼职监测员；注重源头监管，积极推行农产品标准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目前，已创建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42个，新增无公害农产品823个、绿色食品150

个，认定无公害农产品产地478个，累计“三品”基地面积达到910万亩。

(四)低收入农户状况有了改观。各地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在低收入农户公议公推、入户调查、逐级审定、建档立册的基础上，把低收入农户集中村作为开展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组织实施了低收入农户增收“行动”工程，并列入对各县(市、区)政府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制订了相关配套政策，广泛建立“一户一策一千部”帮扶机制和挂钩帮挟制度；通过技能培训、发展产业、外出打工、下山转移、来料加工、社会救助和兴办农家乐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加快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步伐。到2008年底，全省共有36万户、89万人低收入农户人均收入超过2500元，低收入户数比上年减少32.4％，脱贫人数达到32.8％。全省各地近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农户弱势群体的状况发生了明显改观。

三、贯彻实施农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通过这次检查，也发现各地在贯彻实施农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的—些问题，主要是：

——在农业投入方面。一是财政农业生产性投入不足。这几年，由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和农业生产性投入的界定不明确，从“三农”发展的需求来说投入总量偏少，特别是农业生产性投入更见不足，有的甚至不到全部“三农”投入的5％。同时，农业生产性实际投入的结构极不合理，不少地方因计算口径不统一，把城乡群众共享的防洪堤、海塘工程、水资源保障百亿工程、饮水工程等。都视为农业生产性投入。其实真正挟持农业生产的投入并不多。如多年来财政对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现有农田灌溉设施靠着老本过日子。二是农业社会化融资存在困难。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比较效益低、投入风险大，民间资本、信贷资金和工商资本不愿或很少投向农业，甚至连涉农金融机构对农业投入也不多。三是违反规定，该用资金没有到位。有的地方土地出让收益没有按规定用于农业特别是农业基础设施和农田地力质量建设，而是挪作它用；有的地方农业科技投入占当年科技经费比重低于省里规定的三分之一标准。四是支农资金投入分散。有的专项资金受体制约束和投资主体、资金来源渠道的限制，存在资金整合困难，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在统筹使用、管理等方面还有待于改进。

——在耕地保护方面。一是违法用地现象屡禁不止。近几年，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用地刚性需求强劲，而少数政府对土地管理重视不够，耕地保护措施不力，以致乱占滥用，未批先建、多征少建、以租、擅自扩大工业用地规模和投资容积率低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2008年，全省发现备类土地违法违规行为14802件，涉及面积64041亩，其中耕地33516亩，违法宗数占全国的14.8％。二是耕地占补平衡困难。由于可供开发的土地后备资源匮乏，土层、水利、交通等立地条件不够好，土地整理复垦难度大，相关基础设施不配套，因此，新造耕地数量、进度和资金难以满足需要，要做到占补平衡日益困难。坚守“三条红线”形势严峻。三是多数补充新造的耕地质量不够高。有的造地项目存在层层转包、盘剥，降低了农民造地的积极性；占补平衡事实上存在占优补劣的现象，因此，新增耕地只好“上山下海”。只求数量平衡，忽视耕地质量。四是现有标准农田质量普遍较低。据2008年全省已建成的标准农田及粮食生产能力调查显示，一等田占33.7％、二等田占60.4％、三等田占5.9％，即中低产田面积占66.3％。五是耕地数量有待进一步核实。某市前阶段对耕地情况进行了核查，国土部门统计耕地保有量为364.88万亩，统计部门耕地统计数为236.61万亩，农业部门统计农户土地承包权证面积总数为206.33万亩；对基本农田、标准农田的统计数字同样相差甚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在全省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全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三大体系构建任务虽已基本完成，但各地发展不够平衡。一是乡镇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状况不容乐观。有的机构不健全，混编混岗，缺人缺钱；有的队伍结构性问题突出，人员“青黄不接”，知识老化，专业不对口，缺乏生机和活力；有的在编不在岗、在岗不在位，主要精力不在从事农技推广工作；有的工作条件较差，装备落后，缺少试验场所，制约了服务水平的发挥；有的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险还没有解决，影响了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二是动植物疫病防控政策没有完全到位。各地在机构、人员和经费保障方面差异较大。有些欠发达地区畜牧兽医体制改革后，强制免疫财政保障资金落实困难；有的市县畜牧兽医队伍不稳定，农业重大病虫害和植物疫情日常检测专业力量薄弱。三是农产品质量监督机构尚待加强。全省农产品质量检测机构从数量到能力都严重不足，县级以下区域没有形成网络。并且机构和人员缺位，技术条件差，难以有效发挥监管作用。

——在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方面。一是扶贫增收任务依然艰巨。据调查，全省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2500元的农户有111万户、271万人，相对集中在5200个低收入农户集中村，并且绝大部分处在生存环境较差、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基础薄弱的边远地区。因此2012年要实现70％低收入农户家庭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除低保户、五保户外)目标，任务十分艰巨。二是增收难度加大。随着帮扶工作先易后难，面临的增收难度不断加大，同时，除因病致贫、因缺乏劳动力致贫等因素继续存在外，又因去年以来受市场风波和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冲击，增收的能力和条件更见不足。三是帮扶效果有待提高。有的地方和单位帮扶工作没有落实到位，帮挟承诺尚未兑现，不仅无实质性的支持，甚至连人都未去过。还有下山脱贫资金紧缺，加上安置用地制约，影响下山脱贫工作的进展。

四、深入贯彻农业法相关法律法规的意见和建议

今年初，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为我们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为此，结合这次执法检查的实际，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一)要深入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提高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农业是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个重要阵地；要发展现代农业，就必须有科学的规划、科学的指导和科技的支撑、科技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当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落实“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的要求来认识农业、对待农业、加强农业。首先。要从农业基础地位的认知出发，统筹好城乡发展。我省已进入人均gdp6000至10000美元发展阶段，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因此。全省各地尤其是发达地区应当充分认识农业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明确建设小康社会工作重点在农村、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难点在农民，认真贯彻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利用城市和工业的各种资源优势，统筹城乡发展。二是要从农业基础地位的认知出发，大力发展高效生态的现代农业。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各级政府要按照农业生态学和生态系统学的原理，把农、林、牧、渔、副(现代农产品加工销售)作为一个整体，创新农作制度，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转型升级；通过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多种形式的结合，对土地、物种、时空进行科学配置，构建优质高产、节本增效、安全生态的现代农业生产系统和产业化经营。三是要从农业基础地位的认知出发，切实加强法制建设。有了农业基础地位，才有农业法。通过这次农业法执法检查，目的就是要增强依法扶农、治农、强农的自觉性。为此，省人大常委会要通过分析，积极采纳各地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加强农业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制订工作，特别是当前急需的动物防疫、植物保护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等地方性法规，要加快立法进程，各级政府要依法行政，深入贯彻农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农业的基础地位。

(二)要加大农业投入尤其是生产性投入，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生产发展为基础；而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转型升级，要靠政策，也要靠投入。一要重视“三农”投入，特别是公共财政对农业生产性投入。对财政经常性收入、农业生产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等投入，要清晰界定、科学分类，明确口径和重点投向，特别是要重视提高直接用于农业生产性的投入比重。同时，农业生产性投入的增长，不能仅仅满足高于年初预算报告提出的财政收入增长比例。而应当高于当年实际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并且对农业生产性投入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要有硬性规定，以保证有足够的支农资金用于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生产、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规模经营；要重视种子种苗工程建设，发展效益农业和特色农业，增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二要加强农业财政投入的绩效监督。要着力解决涉农部门管理体制不顺、支农资金使用分散、效益不高的状况；要总结借鉴各地好的做法，如通过设立农业统筹委员会，理顺体制，整合财力，保证农业投入用于刀刃上。同时，要把农业资金的设立、申报、使用和绩效，纳入监督的范围，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切实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对此，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也要加强监督，推动绩效考评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三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拓宽融资渠道。要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改善投融资环境，制定优惠政策，放宽准入条件，形成多元化的农业投入和融资机制。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扩大覆盖面，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四要对欠发达地区项目配套资金适当扶持。中央扩大内需新增的农业投资项目，要求地方配套资金比例较高，衢州、丽水等欠发达地区反映配套困难，希望省财政能给予一定配套支持；同时，考虑我省欠发达地区实际，建议省财政加大对产业化项目的扶持力度，在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方面给予倾斜。

(三)要正确处理建设用地与保护耕地的关系，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土地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是农民的命根子。保护土地，就是保护农业，就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各级政府要坚持“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促保护”的方针，认真做到：一要真正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从全省来讲，就是要坚守耕地3084万亩、基本农田2711万亩、标准农田1500万亩“三条红线”。我省人多地少，是资源小省，土地供求矛盾历来比较突出。特别是当前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央和地方确定了一系列重大建设项目，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会大量增加，耕地保护的难度和压力会进—步加大。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好建设用地与保护耕地的关系，既要保发展，又要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绝不能以牺牲耕地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二是要对数量与质量实行双保证。保护耕地，仅有数量概念还不行，还必须保证土地的质量和利用率。尤其要提高标准农田的质量。要摸清家底，既要搞实基本农田和标准农田的面积，不足的要补足，又要不断提高土地质量和一类农田的比例，加大“沃土工程”投入力度，加快农田培肥进程。对以劣顶好补进来的基本农田，要通过改造，达到耕作标准，恢复配套设施，及时落实土地承包关系，防止闲置和抛荒。要严格造地项目管理，杜绝层层转包克扣费用，切实保障新造耕地的质量。对部分异地“代保”、“代建”的基本农田和标准农田，要进一步核实，做好落实工作，防止打折扣。同时，不断总结和推行农村宅基地、村庄整理与复垦工作，在集约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上下功夫。三是要科学把握土地规划、利用、保护三者关系。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编，把城乡建设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基本农田保护规划衔接好。各级人大要加强规划实施情况和耕地保护的执法监督，督促依法查处乱占滥用耕地的违法行为。要认真贯彻全国人大刚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维护农村和谐稳定；征用土地要依法合理补偿，既要保证建设需要。又不能损害农民的合法利益；要监督企业做到污染物达标排放，防止新的工业污染对农田的侵害；要千方百计促进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稳定发展，保障市场有效供给，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的好形势。

(四)要加快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确保三大体系有效运作。一是各级领导尤其市、县和基层领导应充分认识农业三大服务体系建设是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是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切实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积极推进这项改革。二是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要在面上进行部署、指导的同时，加强检查督促，推动各市县加快把相应的机构建立起来，特别是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市一级的农产品质量监管机构的组建，进一步完善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并且备类服务机构都应更新和改善设施装备。三是对三大体系队伍建设要有战略性思维，积极探索农技人员“有进有出”的机制，改变这支队伍“青黄不接”的状况；要注意把现有大学生“村官”培养成既懂农村管理又懂农业科技的复合型人才，为新型的农技队伍乃至乡镇干部队伍提供后备力量。四是要采取有效方法，切实解决乡镇农技人员“在编不在岗、在岗不在位”的问题，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服务于“三农”的一线工作。五是要重视解决农技人员的生活待遇和经费保障，督促各级政府加快推进保障经费全额列入财政预算的步伐。

(五)要大力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落实低收入农户帮扶工作。一要积极谋划促进农民增收的新思路，最大限度拓展农村内部增收空间。要通过组织、政策、产业三推动，把农民增收工作与基础设施改善、与生态环境保护、与集体经济壮大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改善低收入农户集中村的基本条件，进一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农民增收。二要采取综合措施，积极扩大农村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就业。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在帮扶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要积极支持农村发展二、三产业，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最大限度安置农民就业，努力增加农民的务工收入。三要转变帮扶方式，完善“一户一策一千部”的帮扶机制。要坚持开发式帮扶和救助式帮扶并重，坚持结对帮扶和农民自力更生双管齐下。要立足实际、因人制宜，分类帮扶、因户施策，分级负责、合力推进；凡是属于身体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的，主要靠政府的救济和社会救助，做好“输血”工作；属于缺乏生产技能和经营门路的，侧重培育“造血”功能。对家庭人均收入刚刚超过2500元的“夹心层”农户，要着重帮助稳固提高，防止返贫或被边缘化。四是要突出重点，促进低收入农户比较集中的区域整体脱贫致富。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创新资源整合机制、异地安置机制和农民融资机制，协调各级财政资金、各部门和社会各方力量，加强资源与产业、项目与资金的合作，帮助低收入农户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特别是政府在建设项目和财政扶持安排上要适度倾斜，提高下山脱贫农户补助标准；机关单位要带头负起扶贫挂钩对象的脱贫责任，努力兑现在资金、项目、物资等方面已经做出的承诺，取信于民，加快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的步伐。

农业法规范文第5篇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去年，省人大常委会对农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了审议，今年又进行跟踪检查和满意度测评，充分体现了省人大常委会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有力地促进各级政府加强“三农”工作，努力增加投入，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实现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下面，我代表省政府报告有关情况：

一、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抓好整改落实工作

收到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农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审议意见》后，吕祖善省长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落实，并专题听取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农业主导产业发展等工作汇报；在今年“两会”期间，专门和代表、委员讨论现代农业建设问题，强调要抓好现代农业园区、粮食生产功能区等重点工作；针对执法检查中反映的富春江库区农防工程建设及维护困难问题，吕祖善省长专程赴兰溪调研，决定将富春江库区农防工程建设资金省市承担比例4：6改为6：4，增加约1.7亿元资金，以加快该项目实施。分管副省长多次作出批示并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贯彻落实《审议意见》工作，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省委专题学习会、市县长培训班、春季农业生产等多次会议和场合强调要贯彻落实好《审议意见》。4月8日，省政府办公厅专门下发通知，再次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以跟踪检查为契机，进一步重视“三农”工作，抓紧落实各项整改措施。

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审议意见》要求积极进行整改，特别是今年以来，按照省人大常委会的要求，组织开展“回头看”，认真落实整改措施。同时，结合年度工作部署，突出抓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供给，积极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不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严格保护耕地，扎实推进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加大对低收入农户帮扶力度，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去年全省实现农林牧渔及服务业总产值1869，9亿元，比上年增2.2％；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历史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生的万元大关达10007元，考虑价格因素，比上年增9，5％；农产品市场供应充裕，价格稳定，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基础作用。

二、切实抓好农业生产。全力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

把粮食生产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

一是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负责制。去年，省政府与各市政府，各市与所属县(市、区)政府签订了《粮食安全责任书》，层层落实粮食生产、流通、市场供应和耕地保护等方面的责任，并对责任履行情况认真考核。从考核情况看，各地在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县市储备粮规模、粮食应急供应能力等方面，年度实绩数均达到省政府下达的考核目标要求，没有出现“一票否决”的情形。根据考核情况，签订了新一年的粮食安全责任书，加大了粮食生产、粮食生产能力方面的分值比重，促进粮食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二是切实抓好粮食、生猪等主要农产品生产。认真贯彻中央扶持粮食、生猪生产等有关政策，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和工作力度。去年全省各级财政投入粮食生产扶持资金8，9亿元，比上年增长40％以上。深入开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重点支持粮食规模经营、规模服务、机械化作业等环节，并实行了“订单”早稻奖励农户每斤0.2元等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去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1935万亩、总产量157.8亿斤，比上年增长1.5％、1.8％。全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与种粮农户、合作社签订粮食订单14.6亿斤，同比增长20％；订单履约率达90.2％，比往年明显提高。生猪等主要“菜篮子”产品产量稳步增长。去年全省猪肉产量128.2万吨，增长1％；家禽存栏12352万只，增长4.2％；水产品总量505万吨，与上年基本持平，市场供应均衡稳定。今年以来，省政府已召开三次会议部署春耕农业生产工作。在财政收支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省财政计划安排粮食生产扶持资金3.3亿元，比上年增13％。针对今年春季持续低温阴雨等不利天气，组织各级干部深入基层指导抓好春花作物田间管理、春耕春播等工作。预计今年全省春粮播种面积比上年增4.9％，早稻播种面积增1.4％。

三是扎实推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村环境保护。去年全省水利总投入达230亿元，加快实施强塘、万里清水河道等工程，其中投入灌区改造、喷微灌、农村水环境整治等农业水利项目资金这125亿元。修建竹林道4762公里，实现节本增效约1.18亿元。标准渔港建设进展顺利，全省已有25个渔港开工建设，其余规划的37个渔港今年将全部开工。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率先在全国制订了省级农村环境保护规划。继续实施农村环境“五整治一提高”工程，完善农村环境安全监测体系，继续组织开展全省“菜篮子”种植基地环境监测工作，及时掌握主要农产品产地环境状况。

三、积极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着力增强农业竞争力

坚持以高效生态农业为主攻方向，积极培育现代农业主体，不断创新农业经营机制，深入实施农产品品质提升工程，大力推进农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设施化，充分挖掘利用农业功能，努力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一是启动现代农业园区、粮食生产功能区“两区”建设。今年初，省政府决定以农业主导产业为重点，按照设施装备良好、技术模式先进、产品优质安全、经营机制创新、管理服务到位的要求，在全省创建一批现代农业园区，计划建设面积300万亩左右。同时，按照建设良田、应用良种、推广良法、配套良机、推行良制、长久保护、强化管理的要求，选择集中连片的标准农田，建设800万亩具有亩产吨粮生产能力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夯实粮食安全基础。要求各地以“两区”建设为抓手，加强规划保护，整合相关资源，强化农业基础和装备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创新经营管理机制，切实保护和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目前，各地建设积极性较高，其中，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任务已分解落实到县，现代农业园区规划编制工作已全面开展，不少县市已完成规划论证，制定了政策措施并启动实施。最近，省政府将明确第一批省级创建点。

二是积极培育发展现代农业主体。积极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扶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大学生在农业领域就业创业。到去年末，全省累计流转耕地633万亩、林地1094万亩，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2.1万个，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15965家，社员71.5万户，带动农户401万户，均比上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连续两年举办大学生农业创业就业专场招聘会，引导大学生投身现代农业建设。

三是组织实施农产品品质提升工程。省政府先后出台政策意见推进柑桔、油茶、蚕桑等产业的优化改造，农业、林业、渔业主管部门制订了各大产业的农产品品质提升方案。

去年全省优化改造果园62万亩、茶园11.5万亩、桑园5万亩，完成初制茶厂改造580家，开展水产养殖标准池塘改造20.12万亩，竹林、低产林改造提升95.6万亩；油茶、山核桃良种新造林5.9万亩，复合或生态经营示范基地3.5万亩，农业效益明显提高，农业主导产业平均亩产值超2000元。

四是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机械化、设施化。积极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创建优质农产品基地，开展“助世博保安全”专项活动，引导农民生产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森林食品和有机农产品，农产品质量水平明显提高。全省已建成无公害农产品产地2503个，认定无公害农产品2378个，去年全省农产品监督抽检平均合格率98.5％。大力实施农机化促进工程，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拓宽补贴范围，去年下拨省以上农机补贴3.37亿元，比上年增长176％；农机总动力达1904万千瓦，比上年增长2.4％。今年省政府继续增加资金重点推广水稻机插、烘干机械等。积极引导支持各地利用非耕地发展设施农业，目前设施农业面积已这159万亩，发展势头良好。

五是充分挖掘利用农业的生产、生态、生活等功能，积极推广新型农作制度和新型农业业态。大力推广粮经轮作、农牧结合等新型农作制度，科学布局种植业、养殖业、加工服务业，推进产业集成和生态循环发展，启动创建一批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县、示范区、示范项目，推动生态循环农业加快发展。因地制宜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森林生态休闲旅游业，全省累计建成休闲观光农业区点1678个，营业收入达80亿元；建成森林公园103个，省级林业观光园164家，森林旅游总收入142亿元。

四、努力增加财政投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入。不断强化农业基础

在财政支出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积极创新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确保农业投入按法定比例以上增长。

一是逐步建立规范的财政支农投入指标统计体系，促进财政决策科学化。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统一省、市、县财政经常性收入口径。鉴于现行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体系和统计指标中没有农业生产性等专项资金规范分类的情况，省财政厅积极将有关情况向财政部反映，并在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框架内，进一步完善农业投入的分类，编制、完善《浙江省农业农村发展重点领域重点项目扶持导向目录》。明确了省级财政农业生产性专项资金为：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扶持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粮农综合直补资金、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海洋经济和渔业新兴产业补助资金、远洋渔业及渔业转产转业资金、政策性农渔业保险资金、渔船节能资金、农产品加工和服务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专业合作社及专业协会补助资金、农田水利资金、千万亩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工程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农机化促进工程资金、农业信息化资金等。同时，积极指导和督促市县进一步明确财政支农投入的分类。

二是多渠道筹集资金，努力增加农业生产性投入。去年全省财政预算内农林水事务支出实际执行数236.73亿元，完成年度预算126.7％，比上年增长33.4％，其中省级预算内农林水事务支出实际执行数36.98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152.5％，比上年增长60.9％。去年省财政农业生产性投入33.37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1.8％，高于当年可比口径财政收入7.2％的增长幅度；今年省财政预算安排农业生产性专项资金38.02亿元，比上年增长8.32％。同时，积极争取中央新增投资，共争取中央四批扩大内需项目农口资金12.7亿元。引导工商企业等民间资本投资发展现代农业，形成政府引导、农民主体、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三是完善财政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按照突出重点、整合使用、注重绩效的思路，进一步整合支农资金，重点支持粮食生产功能区、现代农业园区、设施农业、先进适用技术推广、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等，集中力量办大事。把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支农资金整合和分配的重要依据。着手建立全省性的财政支农资金项目库系统，所有省级以上财政立项项目须在项目库中择优选择。规范项目申报与立项，继续执行项目标准文本管理制度、专家评审制度和公示公告制度，提高立项环节的公平性、公正性和透明度。加强财政资金的分配使用监督，建立健全财政支农管理责任追究机制，对有不良记录的市县在安排项目补助资金时予以调控。同时，采用预拨、提前布置、加快立项程序和结算等方式，加快支农资金拨付进度，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四是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在专项转移支付方面，按照财政分类分档补助的规定，给予欠发达地区一类最高或较高档次的补助。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欠发达地区给予重点倾斜，并尽可能降低地方财政配套比例。此外，今年省政府另增加1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

五是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创新，拓宽农业融资渠道。针对当前农业农村发展资金需要量较大的实际，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努力增加金融支农资金。推进金融支农主体多元化，全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业务规模稳步增长，农行、农发行、邮储银行服务“三农”力度进一步加大。选择一批规范化程度较高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试点，积极争取增加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试点。全省已开办村镇银行7家、小额贷款公司69家。省财政今年安排6500万元资金用于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安排2500万元资金用于农业贷款风险补偿。引导金融机构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加快建设农村信用体系，全面推广“丰收小额贷款卡”、“金穗惠农卡”等新型农村金融产品。积极推进林权抵押贷款，到今年一季度末，累计发放林权抵押贷款17.9亿元，其中今年一季度发放贷款是去年同期的三倍。截至去年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14125亿元，比年初增33％，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0.83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3050亿元，一半以上为农户贷款。深入实施“便农支付工程”，积极推进支付系统向农村所有银行机构营业网点延伸，优化农村金融服务。全面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逐步扩大保险品种，去年参保品种已达14个，参保农户22.9万户，累计为10.3万受灾农户赔款3.7亿元，大户受益面这80％，有力支持了农民群众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五、认真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各地认真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深入推进"365"节约集约用地行动计划，正确处理好建设用地与保护耕地的关系，通过调整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多渠道开垦土地、提高土地质量等途径，既守住了3084万亩耕地、271l万亩基本农田、1500万亩标准农田“三条红线”，又满足了重大项目建设用地需要。

一是严格落实政府耕地保护责任。根据耕地保护新形势、新要求，省政府修改完善了《2009年度浙江省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实施细则》，进一步建立健全省市县乡村耕地保

护目标管理责任制，切实加强对责任制履行情况的督查和考核，并严格落实奖惩措施。从今年开始，各级政府耕地保护目标管理责任书由以往的政府分管领导五年一签调整为主要领导一年一签。同时，积极探索建立政府为责任主体、部门联动监管、社会广泛参与的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

二是统筹抓好保护耕地和开垦耕地工作。全面展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我省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获国务院批准，市、县、乡级规划编制和报批工作正全面推进。开展标准农田入数据库、上电子图工作。加快实施“百万”造地保障工程，推进低丘缓坡滩涂造地、建设用地复垦和土地整理，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去年全省共新增耕地23.96万亩，连续14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大力推进耕地占补平衡监管工作，不断完善垦造耕地项目储备机制，做到了“先补后占、占补平衡”。

三是加强耕地质量管理建设。加强垦造地项目管理，严格抓好项目选址立项、规划设计、工程实施、竣工验收、资金审计五个环节。认真落实县、市、省三级验收制度，严格省委托补充耕地项目省级验收制度，跨市异地补充耕地项目、报国务院项目补充耕地省级宴地复核确认制度，保证补充耕地质量。建立垦造耕地项目耕种补偿制度，落实后期质量管护工作。组织实施千万亩标准农田质量提升试点工程，并纳入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去年全省确定了以平原为主的31个县、55万亩标准农田进行质量提升试点示范，已实施地力培育工作量108.45万亩次。全面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努力提高土壤肥力。

四是加强土地执法监督。建立健全省市县乡土地执法监督网络体系，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批后监管，建立健全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监管核查机制。积极推行建设用地“挂牌施工”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开通12336违法用地举报电话，认真组织开展2009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检查，严肃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省政府下发文件，要求各地认真贯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加强纠纷调解仲裁力量，优化土地流转管理服务，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行为，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六、稳步推进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强化为农服务

根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力争三年内在全国普遍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确定了基层农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三位一体”的建设思路，努力提高为农服务水平。

一是稳步推进“三位一体”的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在组织试点的基础上，省政府下发文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部署推动，要求落实农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的工作机构、人员和保障措施，强化科技支撑，建立健全责任和绩效评价制度。计划到今年底，在全省基本建成农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三位一体”的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体系。今年1月，省编委办专门下发通知进一步明确了乡镇农业公共服务机构的设置、职能确定和编制配备等方面的具体政策。目前这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二是进一步完善农技推广体系机制建设。研究制定了《浙江省责任农技制度建设规范及验收办法》，积极推进机构综合化、队伍专职化、责任区域化、任务定量化、考核绩效化、培训制度化的农技推广责任制度建设。目前，全省共聘任责任农技人员18262名，其中县农技推广首席专家948名、县农技指导员5139名，乡镇责任农技员12175名，较好地解决了农技人员“在编不在岗、在岗不在位”的问题。浙江林学院已经批准更名为浙江农林大学，下一步将调整专业设置，增设农学类专业。筹建了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继续实行农业类大中专学生免除学费等政策，积极为现代农业发展培养更多人才。

三是不断强化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继续深化畜牧兽医体制改革，全省11个市和绝大多数县建立了归口农业局管理的副局级畜牧兽医局(挂动物卫生监督所或动物防疫监督所牌子)，人员编制1891名，动物防疫机构队伍和人员力量明显增强。进一步加强水生动物疫病监控体系建设，启动建设39家水生动物疫病监控中心。加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认真开展野生动物疫病调查和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卫生检疫，阻断人畜共患病传播。按照建设“公共植保”要求，进一步规范植检森检机构建设，目前全省共有植物检疫机构89个，在岗专职检疫员398名、森林植物检疫员665名，基本满足植物疫病防控需要。

四是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强农产品种养环节质量安全监管的通知》，突出对农产品种养环节质量加强监管。省农业厅设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杭州、金华及杭州所辖县农业部门已专门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其他市、县则落实相应机构、专门人员负责。加强农产品监测体系建设，全省已建成各类农产品质检机构203个，省、市、县三级动物疫病监测实验室79个，初步形成了覆盖全省的农产品质检体系。

五是深入推进农业行政综合执法体系建设。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整治和执法年活动，继续抓好“绿剑”系列集中执法行动，深化小农资店整治，依法加大对违法生产、经营假劣农资和非法添加违禁药物等行为的打击力度，近年来没有发生较大规模的坑农害农事件。加强拖拉机道路安全管理，去年发生拖拉机道路交通事故同比下降15.5％，死亡人数下降9.0％。扎实开展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专项行动，全省未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未发现生猪感染甲型h1n1流感疫情。依法加强林地、林木、野生动植物及湿地资源管理和森林灾害防控，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抓好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开展绿盾护林检疫执法专项行动，发生面积、枯死松树实现了双下降(下降20％以上)，拔除了1个县级、2个乡级疫点。狠抓森林消防工作，取得了近十年来的最好成绩。认真贯彻实施海洋捕捞准入制度，严格实施禁渔期、禁渔区制度，依法严肃查处无证捕捞、使用非法渔具、违反禁渔规定等行为，保护渔业可持续发展。

七、以深入实施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为重点，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省政府专题召开会议、下发文件进行研究部署，要求各地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就业创业增收渠道，深入实施“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各地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立足农村实际，以推进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就业、加快下山搬迁为重点，创新帮扶方式，促进低收入群众增收。去年全省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2500元的低收入农户人口新增59.6万人，完成年度计划的108.4％。

一是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组织开展“助农增收送服务”活动，动员各地、备有关部门把支农惠农政策、农民增收经验、先进技术模式等送给农民，帮助农民拓宽增收发展思路。落实农民农业增收“十项惠农举措”，实施百乡千村兴林富民工程，促进农民在发展现代农业中增收。加强农民

培训转移就业，去年共培训农民108万人，培训后实现转移就业29万人。推进农村家庭工业小区和农民创业园区建设，积极发展来料加工业，促进农民就地就业，去年全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这5195元，比上年增长10％。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通过土地流转、房屋租赁、标准厂房建设、股份合作制改革等途径，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认真贯彻国务院部署，全面实施农村养老补贴制度。

二是切实抓好扶贫工作。以高山远山区域、重点水库库区、地质灾害危险区域为重点对象，以县城、中心镇为主要入迁地，有序推进下山搬迁脱贫。去年，省财政安排3.49亿元资金，将欠发达地区下山搬迁农户补助标准提高到人均5600元，29个县投入下山搬迁建设资金35.6亿元，完成下山搬迁7.91万人。整村下山搬迁宅基地复垦置换的土地指标和收益，优先用于下山脱贫小区建设和下山搬迁农户的经济补助。大力扶持特色产业，推广“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低收入农户”的产业化扶贫模式，29个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达7985家，社员41.3万人。实施“欠发达地区农民创业百村示范行动”，开展创业辅导活动70多场，29个县培训农村劳动力30.3万人次，转移10.9万人。着力推进金融扶贫，发放扶贫小额贷款3.8亿元，支持农户发展经济1.5万户。152个低收入农户集中村开展资金互助组织试点，累计向农户借款1.5万笔、7600多万元，入会农户年人均增收850元。全面推行“一户一策一干部”帮扶机制，增强帮扶的针对性。强化职能扶贫，省级35个职能部门基本完成了职能扶贫规划，编制了2009年向29个县倾斜的112个计划项目、778个子项目，大部分项目已到位实施。加大社会帮扶和区域协作力度，省级帮扶团组落实帮扶项目2200多个，到位帮扶资金1.28亿元，帮助引进项目资金1.92亿元。实施全国浙商帮扶低收入群众“152”增收计划，启动实施项目19个，到位资金2253万元，有力促进了低收入农户增收。

尽管我们对照《审议意见》进行了积极整改落实，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农业生产主体素质依然比较低下，农业生产方式依然比较粗放，还不适应现代农业要求；一些地方农业投入特别是生产性投入依然显得不足，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农田水利设施依然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在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时，对补充耕地质量把关不严，实施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工程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部分地区耕地还存在土壤污染问题；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特别是乡镇农产品质量监管、乡村动植物防疫队伍依然比较薄弱；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的任务依然比较艰巨等等。

下阶段，我们将认真贯彻中发[2010]1号文件和中央、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认真按照《审议意见》要求，深入抓好各项整改落实工作。

一是继续抓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完善和落实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负责制，认真落实扶持粮食生产等保障粮食安全的各项政策措施。加大农田水利建设力度，开展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全面启动新增5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工程，切实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足额落实新增10亿斤粮食储备任务，大力发展粮食现代流通业，多渠道增加粮源。抓好“菜篮子”工程，稳定生猪市场，着力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

二是加快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组织实施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要求各地在9月份前搞好规划，落实项目配套。加大现代农业主体扶持力度，着力规范提升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现代农业主体，引导大学生进入农业领域创业就业。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加强农业标准化、品牌化工作。探索建设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建农业科技创新团队，促进农科教结合，大力推广应用农业先进适用技术和新型种养模式，进—步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

三是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认真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优化农民创业就业服务，巩固原有增收渠道，积极挖掘农业及农村二三产业的增收潜力。深入推进扶贫开发，发展特色产业。从明年起。全省家庭人均收入低于2500元的低收入农户纳入“低保”范围。同时，组织开展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思路和对策课题研究，为制定“十二五”规划和下一轮扶贫政策提供依据。初步打算在今年增列10亿元专项资金基础上，明年再增加10亿元专项资金(即达到20亿元)，扶持欠发达地区增强“造血”功能和民生事业等。

四是努力增加农业投入。进一步增加财政农业生产性资金投入，继续推进支农资金整合，优化财政资金投向结构，强化财政资金使用监管和绩效评估，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同时，通过落实涉农贷款税收优惠、增量奖励等政策，加大对农业贷款、林权抵押贷款的贴息力度，开展“银行业支农深化年活动”，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投入。

五是严格保护耕地。加快推进七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和审批工作。制定出台《浙江省耕地质量管理办法》。加快实施“百万”造地保障工程、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建设工程、千万亩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工程和土地执法监管天网工程，坚守耕地红线。深入推进“365”节约集纠用地行动计划，全面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水平。

六是加快推进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计划在今年三季度，对各地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进行督促检查，确保年内基本完成县乡两级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农业法规范文第6篇

一、重视法制宣传 营造农业发展良好环境

农业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关键在于宣传。市农业局十分重视《农业法》的宣传工作，紧紧围绕中心抓宣传，认真贯彻落实《农业法》，使《农业法》的法律法规更好地服务“三农”。局长刘兴业、主管局长梁鹏涛同志就贯彻落实《农业法》工作曾多次召开会议，听取农业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情况。市农业局在《农业法》的宣传工作上，首先在内容上做到了由浅入深、由点到面；其次在宣传形式上由单一型到多样型，使农业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率达到较高水平。

二、采取多种形式 扩大普法覆盖面

近年来，双辽局利用印发宣传资料，张贴宣传标语，悬挂横幅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共印发宣传资料2万余份，标语100余条，横幅6条，并利用广播电视等媒体宣传，先后制作了专题知识讲座和识别假劣农资产品知识讲座10余期，并结合3.15打假维权活动，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活动，送科技知识，送法律知识，提高农民科学使用农资产品和辨假维权的能力。利用农村科普大集设立咨询台，现场解答群众咨询2.2万人次，受理投诉举报10人次，发放“致全市农民朋友一封信”1000余份。

今年春季，农业局结合实际，深入农户家中进行面对面宣传法律知识。在全市走访14个乡镇，30个村屯，720户，进行法律知识宣传。历时15天，行程5000多公里，并受理案件8起，查证核实4起，涉及种子品种8个，行政罚款3.2万元，有效的打击了不法商贩，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

三、宣传普法知识，提高农民防假意识

农业法规范文第7篇

一、农业保护法制化的对象与范围

综观当今世界各国农业保护的发展历程和成功范例，尽管各具特色，然而完备的法制却是共同的特点之一，尤其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保护法制化必须对其保护对象和范围加以科学、合理的界定。这主要包括：农业的地位、农民的权力、农民的利益和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保护。

1.农业地位的保护。农业地位的保护包括基础地位的保护和市场竞争地位的保护。所谓基础地位的保护，就是指维护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这是农业保护法律化的核心和关键。所谓对农业竞争地位的保护，是指政府通过农业保护的法制化建设，改变农业难以与其他产业开展公平竞争的状况，强化农业的竞争能力，使农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应有的竞争地位。

2.农民权力的保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在法律上应该拥有并能自主行使的权力，对于农业生产经营者应该享有的权力，政府必须在法律上予以保护。这些权力主要有生产经营决策权、生产资料的处置权、农产品的处置权、政治上的民、经济上的管理权和监督权。

3.农民利益的保护。农业发展的深厚动力蕴藏在亿万农民之中，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大限度释放农民的创造力，是至关重要的。而要使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首先就要保证农民的正当利益需求得到满足。因此，保护农民的利益，就是保证农民拥有的最基本的生产条件；改善农业的贸易条件，使农民通过市场交易至少能获得平均利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坚决制止侵占农民利益的行为。

4.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保护。农业保护是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流通等再生产环节进行农业资本运行条件的改造和农业生产经营者权益的维护，它包括对农业生产过程的保护、对农产品交换过程和分配过程的保护、对农产品消费过程的保护等，不同国家根据不同的国情，对农业保护的领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农业保护必须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来进行，进而实现均衡农产品供求、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由此可见，我国农业保护法制化的重点应放在生产环节和农产品交换环节，放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农业资源和农业生态环境以及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等方面。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保护法制化的基本功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保护法制化是应该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和功能的，主要包括强化、启动、弥补和调节功能。

一是强化功能。实施农业保护法制化的目的是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强化农业的内在功能和竞争能力，从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所以农业保护法制化应该对农业产生一种强化功能。这种强化具体表现为：强化农业意识、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强化农业的内在功能、自身素质和强化农业的竞争能力。

二是启动功能。所谓保护农业的启动功能是通过采取必要而合理的法制化保护措施，启动、推进、激励农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会遇到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困难，这就需要政府通过农业保护法制化措施，为农户生产经营、为农民顺利进入市场提供社会化服务。这种对农业的社会化服务，其目的和功能也就在于启动和推进农业的发展。

三是弥补功能。所谓农业保护法制化的弥补功能就是指对农业施以适度的保护措施，来弥补市场经济存在的某些不利于农业发展的功能缺陷，克服由市场功能带来的农业萎缩现象。主要包括弥补市场无法主动承担公共性、公益性社会职能；弥补在农业比较效益偏低的情况下，市场机制调节可能引起的农业资源利用不充分，弥补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滞后性。

四是调节功能。所谓农业保护法制化的调节功能就是指通过某些农业保护性措施，实现政府对市场农业的有效引导和调节，使农业的发展既符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国民经济的整体规划、总量要求，又与市场需求及其变化趋势相吻合，克服完全的市场调节可能引起的农产品供求总量失衡和供求结构的矛盾，促进农业的稳定、持续发展。

三、实现农业保护法制化的基本思路

从当前来看，要实现我国农业保护的法制化，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建立健全农业保护法律体系。

完善的法制，既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保护，也是调节市场经济运动的重要手段，农业法律体系是社会主义经济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加强农业立法，建立和完善农业法律体系，才能更好地适应我国农业保护法制化的要求。第一，农业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我国农业立法的指导思想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我国农村的实际出发，以《农业法》和《农业技术推广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容为依据，以制定与“农业两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为主线，以保护农业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宗旨，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尽快建立健全农业的法律法规体系。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在制定农业法律法规时，要注意遵循加强农业、保护农业的原则，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原则，巩固和发展农村改革成果的原则，反映中国国情、农情，同时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原则。第二，农业立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结合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具体实际，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农业立法的基本框架、主要应突出关于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立法、关于农业生产的立法、关于农产品流通的立法、关于农业投入的立法、关于农业科技与教育的立法和关于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的立法。此外，还应加强与农业法律相配套的行政和涉农部门的法律法规建设，以确保农业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第三，农业立法的主体和方法。在农业立法中，应坚持以国家立法为主，任何地方性的法律都不得与国家法律相抵触。但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各地既要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尊严，遵循国家法律法规的原则要求，又要善于从本地的实际出发，制定和颁布一批地方性、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地方法律法规。但是，任何一个部门在制定法律法规时，都必须自觉地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如果过分追求部门利益，就会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因此，对于一些重大的农业法律法规，应由人大和政府的法制机构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必须确定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涉农部门的职责、权限，以减少各部门间摩擦，保护立法项目的顺利完成。在立法时可以先粗后细，先易后难。随着实践的发展再逐步完善，总结提高。要坚持成熟一个制定一个，成熟一条制定一条，把那些经过实践检验成熟的农村基本政策、措施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和巩固，以增加其稳定性和可靠性。

2.保障农业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中国的农业，是一个比较效益低下的弱质产业，中央和地方对它的重视程度是很难取得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的执法难度比较大。因此，加强农业执法工作，是当前我国农业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一，要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执法的主体。农业行政管理机关是农业执法体系中的主体，许多农业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都要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承担。因此，建立一个高效、权威的农业行政管理机构，明确和规范农业执行的主体，是搞好农业执法的组织保证。第二，要进一步强化农业执法的力度。在农业执法过程中，既要明确农业法律法规的执法机关，又要切实赋予执法机关以必要的执法权力，使其拥有必要的权威。第三，要切实加强农业执法监督。通过监督，不仅要发现问题，而且要及时、严肃地解决问题。对违法或不正当的行政行为，要依法纠正和查处。对执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要及时协调解决。对涉及全局或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要积极开展执法检查，督促执法单位履行法定职责。还要研究和解决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提高农业行政执法水平。

3.切实加强对农业法制建设的领导。

农业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抓好农业立法工作，又要抓好农业执法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农业法制建设，是摆在我国各级政府和农业部门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各级政府必须切实抓好这项重要工作。第一，认真抓好农业普法工作，切实增强农业保护法制化意识。农业法律法规是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织成部分，是国家意志在农业领域的根本体现，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和执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则破坏了社会利益。因此，必须切实加强农业法制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农业执法工作水平。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农业法制工作队伍，是提高农业行政执法水平的组织保证。因此，加强农业法制队伍建设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努力提高农业执法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要加强农业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廉政建设，教育执法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模范遵守职业道德，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把反对腐败作为提高执法队伍思想政治素质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外，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为提高农业执法人员的业务创造良好的条件。广大农业执法人员要树立较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认真学习和掌握农业法律知识，不断增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保障农业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第三，建立健全农业法制建设领导体制，保障农业执法工作落到实处。农业法制建设是整个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组成部分，是把我国农业保护落到实处的根本保证。各级政府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建立健全农业法制建设的领导体制，把农业法制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农业的法制建设。

农业法规范文第8篇

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农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根据执法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布赫提出了进一步贯彻实施《农业法》的五点建议：一、牢固树立农业法制观念，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五、加快制定配套法律法规，保障《农业法》的贯彻实施”。①1998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加强农业立法和执法，支持和保护农业”和“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必须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总书记于1999年6月11日主持法制讲座并作《大力加强农村法制建设》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广大农村人口的积极参与，否则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得到全面落实”和“就继续推进农村的法制建设提了四点要求：第一，要进一步提高对农村法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第二，要进一步加强农业立法工作。……第三，要进一步在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第四，要进一步加大农村的执法力度。……。”可见，加强农业立法和执法，完善农村法制建设已提到农业发展与稳定的议事日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法制建设有了很大进展，已制定和颁布了10多部农业法律、40多部农业行政法规、340多部部门规章（农业部制定）、地方人大和政府还制定了一大批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初步形成了以农业法为核心的农业法律体系框架。农村的执法工作和执法机构、执法队伍建设，也得到明显加强。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农村法制建设尚不适应新时期形势发展的需要，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⑴在农业立法上看，存在农业立法滞后、薄弱、层次低威摄力差、质量不高，农业法律分布不均匀、带有浓厚的计划管理色彩、义务性规范多而权利性规范较少，农业法律法规的内容政策性强、原则性强、规范性差、可操作性差，许多重要农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农业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⑵在农业执法上看，存在农业行政执法机构不健全、性质不明确，农业执法主体混乱、甚至错位，农业执法人员少、且经费严重不足，农业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执法行为不规范，农业法律法规太原则、无法依法行政，农业行政执法缺乏监督机制；⑶在农村司法和农村法律服务方面来看，存在农村经济纠纷案件告状难、打官司难，农村基层司法机构不健全、专业人员极缺，农业仲裁机构不健全、不独立；⑷从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来看，法制宣传力度不大、且难度大、造成农业法律普及率低，普遍存在法制观念淡薄、有些农民不知法、不学法、不懂法、甚至不信法，有些农村干部不依法办事，甚至出现以权压法，以言代法，任意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⑸从农村法制研究方面来看，主要问题是：专门从事农村法制研究的机关寥寥无几，农村法制科研机构更是空白，全国还没有一本名为“农村法制”或“农业经济法”的正式出版期刊，从事农村法制建设的研究人员也极少，农村法制建设研究课题更少；⑹在对农村法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上来看，发展农业仍然只强调“一靠政策，二靠投资，三靠科技”，而不能摆正农村法制的位置，没有认识到“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重要性。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农村法制建设的进程，也影响了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不少发达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为了防止农业萎缩，缩小农业和其他产业之间、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收入的差距，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合理确立工农产品比价，提高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和加强对农业的有力保护，实现农业现代化等问题上，都有比较健全的农业立法和严格执法，使农业走上法治轨道，对其农业的迅速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因此，我国在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加强农村法制建设，以法律形式来规范、引导和保障农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尽早实现以法治农。以法治农在法律制度上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实现这场改革，尤为重要的首先是要更新农村法制建设观念。笔者认为：当前在农村法制建设上切需转变“十大”观念，以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农业发展中农村法制建设的要求，以便尽早实现以法治农之战略目标。1．从发展农业只靠政策转移到发展农业不仅靠政策、科技和投入，而且更重要的是靠法律的观念上来。农业政策一贯是党和国家指导和推动农业发展和改革的基本手段，实践已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和发展方向与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并已确立了“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政策”等九大基本政策。但农业政策本身存在不足，如农业政策除了具有原则性、系统性、实践性、阶段性等一般政策特点外，还具有自身内容上的纲领性、工作范围的广泛性、具体应用上的灵活性、政策效力上的有限性等特点；它与法律相比，缺乏国家意志的属性、明确的规范性、国家的强制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如在农村出现“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的非议和“政策不兑现，一年变三变”的责难时有所闻，怕政策“变”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深化农村改革的一大心理障碍。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也表明：农业发展速度出现起伏、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缺乏基本法律规范，其结论是政策代替不了法律，只靠政策来指导农业发展实属短期行为，其对策必须走以法治农之道路。实践中，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农村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单纯依靠政策往往难以协调、处理各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关系，必须依靠法律才能界定好和理顺错综复杂的农村经济活动和农业经济关系。实际上，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增加投入，而这“三靠”都有个立法问题，需要由法律来保障，“还是靠法制靠得住”，②一方面通过法律形式把政策具体化、条文化、定型化，“政策之所以要运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和表现出来，就是因为它可以具有法律的明确性、稳定性和强制性，便于适用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法律化了的政策的贯彻执行”；③另一方面科技兴农、农业投入，现在的随意性很大，更需要有明确的、完备的、可操作的法律规范。显然，发展农业不仅要靠政策、靠科技、靠投入，而且更重要的是靠法律，这一观念转变尤为重要。2．从管理农业只依靠行政手段转移到管理农业不仅依靠必要的行政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观念上来。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经济长期没有脱离产品经济的窠臼，农业始终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进行直接管理农业。在过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排斥法律的介入，由统一的行政意志来实现管理农业经济，在一定的时期、一定范围有其成功的一面，但计划经济基本上属于人治经济的范畴，因而它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⑴依靠领导者的权威和智慧，出现“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必须导致专断和滥用，必须导致腐败；⑵领导者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毕竟是有限的，领导者主观随意性在所难免，出现“张书记栽树，李书记砍树”或“张书记栽树，李书记种草”等现象；⑶在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领导者个人权威运用过程中的失误不易查觉，查觉后也不易校正；⑷追求行政目的而不讲经济效益，易犯瞎指挥的错误；⑸容易形成“人治”，出现“权大于法”现象。农村改革前农业发展中的反反复复、大起大落已充分暴露了这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农业的农业管理体制的局限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特点就是分工越来越细、协作更加密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环节之间需要协调发展，整个社会再生产需要在稳定的经济秩序的范围内进行，否则社会再生产就会出现障碍。现在广大农村的农民已经成为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要使所有的农民的行为遵循统一的规范，国家就需要进行各种干预和管理。国家干预和管理则必须采取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法律手段较之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具有更高层次性和更特殊、更能接受的优点，一方面，以法律手段实行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以及农业发展，可以减少政府行为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另一方面，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往往通过法律手段体现出来，如依法行政、各种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都应当法制化；再一方面，法律手段有利于保护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有效运用和坚强有力。3．从只注重单一领域的农业立法转移到树立以农业法为基本法的全面农业立法轨道的观念上来。目前在有限的农业法律中绝大部分是属于保护农业自然资源的，同样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也属这一性质，如《土地复垦规定》、《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水土保持法实施细则》、《森林法实施细则》、《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森林防火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等等。农业立法单一，覆盖面窄，与农村领域广泛、农业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对农村法制建设要求极不协调和适用，导致许多领域无法可依，给农业发展造成了制约。根据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法制经济之要求，必须确立农业法是基础法之地位，实际上《农业法》已具有农业基本法的性质，“《农业法》不仅是农业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律，而且也是制定各项农业经济具体法规的法律依据”。④从农业法为基础法的前提下，制定与《农业法》相配套的具有实质性事项规定和具体措施规定的各种农业法律法规，“建立和健全农业法律体系”⑤，使之农村各个领域真正实现有法可依，促进和保障农业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总书记于1999年6月11日主持法制讲座并作重要讲话《大力加强农村法制建设》中明确指出“农业立法工作的总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法律体系，加快制定和完善、规范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法律法规”。4．从农业立法和执法中只重狭益的部门利益转移到重全局的整体利益的观念上来。农业法律法规涉及面广和涉及部门多，在立法上部门之间互相扯皮、讨价还价，使有的法律迟迟难以出台；有的虽然出台了，但是它已成为各部门利益的调和产物，操作性和实践性大打折扣，没有达到预期制定时的立法目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更是部门之间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出现在法规草案中不适当地扩大本部门的权力与利益，同时尽量减少甚至取消本部门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造成地方性法规难以操作。在农业执法上有的更是重部门利益，对自己有力，就执行；对自己不利，就不执行；有的甚至把改革和立法对立起来、改革和依法办事对立起来，以改革之名“闯法律”，以地方政策来取代“法律之规定”，实质上是为了部门利益而置法律于不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统一性和秩序性，要求法制统一，树立全国一盘棋观念，克服把农业立法和执法作为固定和扩充本部门或本地方权力和利益的狭隘思想，从重全局的整体利益为之最高出发点，解决好中央和地方在立法和执法方面的权限，处理好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坚持法制统一。5．从农业立法和执法中的义务本位思想转移到市场经济权利本位思想的法律机制运行的观念上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绝大多数农产品的生产都是以具有强制性的指令性指标层层下达的，生产队无生产经营决策权、无生产计划安排权、无产品处理权、甚至无收益分配权，有的地方产生“一个县只有一个‘生产队长’（县委书记或县长）”的怪现象，有的地方大队可以用一级所有者和上级行政组织的名义，无偿调拨生产队的资金和劳动力，长期占用生产队的土地和无偿取得生产队的山林。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也以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为已任制定政策和颁布农业法律，如粮食合同定购政策，1984年全放开，后来中央又再三强调“粮食定购合同既是经济合同，又是国家任务”。农业法律法规也往往注重规定农业生产经营者应该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以及禁止做什么，违反规定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等义务性规范，严重挫伤了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正确树立权利与义务观念，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无义务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只能是特权，基于特权而设立义务不可能实现权利义务的一致性；‘无权利的义务’不是合理的义务，而是奴役，基于奴役而设定义务更与权利义务的一致性无缘”。⑥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允许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也不允许只尽义务而不享受权利，对此农业立法和执法更应确立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相制约的市场经济权利本位思想的法律运行机制。

6．从传统的闭封式农业立法思路转移到立足国情、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或地区农业法律、立法经验和立法技术的现代的开放式的农业立法思路的观念上来。我国现有的农业法律法规许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具有浓重的计划管理的色彩和痕迹，属于传统的封闭式的农业立法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必须改变这一封闭式的农业立法观念，而世界上的市场经济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各方面的发展经验，特别是目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几乎都有完善的农业立法，如美国以《农业调整法》为中心，辅之以80多个重要的农业法律；日本以《农业基本法》为农业“母法”，配之以200多个法律；韩国以《农业基本法》为“农业宪法”，制定和颁布100多个法律、法令；法国以《农业指导法》为基础，制定了有8编1336条的《农业法典》，上述当今世界上农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都已成功地建立和健全了农业法规体系，真正实现了以法治农。国外发达国家或地区农业法律、立法经验和立法技术，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其值得借鉴方面有：⑴重视以法律形式明确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⑵以农业基本法为龙头，注重配套法律建设；⑶注重立法层次性和实施细则制定；⑷立法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⑸农业法制的统一性和时代的适应性；⑹参照国际惯例，进行开放式农业立法，符合世界农业发展之潮流。总书记在《大力加强农村法制建设》中指出：“在农业立法过程中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某些有益的东西，但一定要结合我们的国情和农村的实际，不能照抄照搬”。因此，在借鉴国外农业立法经验同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农情，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农业立法，尽早“建立和健全农业法律体系”。⑦7．从产品经济的“先政策后法律”的农业立法模式转移到市场经济的“建设与立法同步”的农业立法模式的观念上来。在中国，立法滞后是过去产品经济长时期中一种常见的、普遍的现象，过份地强调“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片面强调法律是政策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先政策后法律”，这种保守的、落后的立法模式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有其适应性，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各种经济关系层出不穷，并日益错综复杂，如不事先进行法律界定和规范，就可能冲击和危害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从“先政策后法律”的观念中解放出来，确立以同步立法为主导，以超前立法为辅导的全新观念上来。所谓同步立法，是指与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同步而行的立法，即当一种需要以立法形式加以调整的社会关系出现时，关于这种社会关系的立法调整的创议相应产生；当这种社会关系最终形成后，对这种社会关系加以调整的法律、法规亦相应出台。事实上，当今世界的法治国家，主要的立法方式或立法形式，既不是超前立法，更不是滞后立法，而正是同步立法。我国农业立法，更应确立同步立法为原则，根据坚持从农业、农村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分类指导发展农业的原则为指导，进行同步立法，服务于农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以适应市场经济建设对农村法制之要求。8．从重农业立法转移到不仅重农业立法，而且也重农业司法、执法和守法的观念上来。目前，农村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极为严重，甚至出现执法的随意性，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执法犯法，徇私枉法，这与农村的执法司法方面存在脱节和缺陷切切相关，一方面现有的机构、人员、经费与农村的实际需要之间，缺口过大，管不过来，有的执法主体不明和责权利不明确而致；另一方面人员素质颇差，不仅工作效率低，而且往往产生一些明显的负效益，农民长时间积渐而形成的对法律的正确看法和信任感，往往会因一些事件的错误处理和徇私枉法情形，而随风飘云；再一方面农村司法薄弱，许多经济纠纷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甚至出现“告状无门”，踢皮球现象，法院有的也不愿受理争议标的金额低的农村经济纠纷案件，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屡遭侵害。在守法方面，由于传统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农民对法律一直知之甚少，法律知识缺乏，法律观念的意识尚未形成，法律观点更是空白，有的地方甚至不愿向农民宣传《农业法》和《农业技术推广法》，怕农民懂法以后，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培养和强化农村干部和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农村法制建设极为重要的环节。因此建议国家在第三轮普法活动中，应重点把法律交给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尽快形成一个全民知法、守法、用法的社会环境，它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因此，重农业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是农村法制建设新观念之内容。9．从重农业政策研究和宣传转移到不仅重农业政策研究和宣传，而且更应重农业法律研究和宣传的观念上来。实践已证明，政策代替不了法律，同样法律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政策。过去注重用政策来调整和指导农村经济发展，而法律在以往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甚弱，且农业政策研究部门林立，研究机构从中央一直到地方都很齐全，不仅有党委系统的政策研究室，而且也有政府部门的专门研究机构，网络健全，操作有序，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策研究更是深入人心，同时政策宣传更是锣鼓喧天，从中央到地方会议一个接一个，层层落实，报刊电台更是紧密配合，做到人人皆知，户户家晓，如中央发出的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个一号文件更是深入。而法律与政策相比黯然失色，从事法律研究，特别是从事农村法律研究的国家机关廖廖无几，科研机构更是空白，省级农业经济法研究会也只有几个，许多高等农业院校都还没有开设农业经济法或农村法制课，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职人员更少，农村法制建设研究深度更谈不上，再加上农村法制建设研究国家科研课题几乎空白，这与依法治农的要求极不相称。再加上农业法律宣传和贯彻实施走于形式，除《农业法》和《农业技术推广法》国家重视检查，宣传有一定范围外，仅有的几部农业法律一颁布就了之，使农村干部和农民有的根本不知道有某一方面的农业法律，更谈不上对法律内容的了解和把握了。因此，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一要求，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在各个层次都要掀起研究农业法律和农业法律建设以及宣传农业法律的热情和高潮，建立必要机构，配备人员和充实经费，推进依法治农进程。10．从单纯追求法律的理想化转向注重农业法律的现实性与可行性的观念上来。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社会需求的产物，“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⑧农业法律不能与客观现实脱节，更应注重法律的现实性与可行性。“在农业立法实践中，往往不能科学地将农业政策转化为法律规范，而经常出现‘政策搬家’，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被引入法律，就使法律规范缺乏严格的规定性和可操作性”。⑨农业法律与社会现实脱节较普遍，许多法律规范无法操作和兑现，势必导致法律成为纸上谈兵；同时有许多农业法律法规缺乏其生长和发展应有的环境和土壤，不符合我国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现有的法律意识和素质，造成“有法难依”。因此，农业立法更应注重法律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农村法制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以法治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认为当前农村法制建设应转变上述“十大”观念，它必将推进农村法制建设进程，创造一个农业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新环境，尽早实现我国的以法治农之理想目标，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

注：①“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农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载《浙江日报》1997年3月11日第2版。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③丁关良、林辉主编《农业法教程》，科学普及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页。④丁关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农业法规体系初探”，载《经济法制》1994年第6期。⑤⑦参见丁关良：“农业法律体系框架研究”，载《河北法学》1999年第5期。⑥郑成良：“权利本位论”（《中国法学》1991年第1期），转引陈桢“1995~1996年中国法理学界的理论是非”，载《法学》1997年第4期。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2页。⑨王存学等：“农业法律体系建设基本问题”，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

农业法规范文第9篇

一、多种形式开展法制培训

（一）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学法，职工普遍学法。采取党委中心组、中层干部会、全局职工大会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学法制度。我局编制了学法计划，结合工作需要或会议议题开展会前学法工作，迄今我局中心组已学法三次，召开全局职工大会集中学法两次。一是结合业务工作，学习《农业法》、《种子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药管理条例》、《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等农业法律法规；二是集中学习《公务员法》、《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公共法。

（二）农业行政执法人员强化学法。在全局职工普遍学法的基础上，对农业行政执法人员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一是介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日益严峻，分期分批组织农业执法人员赴达州培训学习；二是参加县法制办组织的“2016年农业法律法规知识培训”；三是参加市农业局组织的执法案卷评审，通过相互交流、讨论，总结不足，学习经验。通过执法人员的强化学法，提高了我局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素质和执法能力。

二、广泛开展农业法制宣传

农业法规范文第10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法制建设有了很大进展，已制定和颁布了10多部农业法律、40多部农业行政法规、340多部部门规章（农业部制定）、地方人大和政府还制定了一大批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初步形成了以农业法为核心的农业法律体系框架。农村的执法工作和执法机构、执法队伍建设，也得到明显加强。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农村法制建设尚不适应新时期形势发展的需要，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⑴在农业立法上看，存在农业立法滞后、薄弱、层次低威摄力差、质量不高，农业法律分布不均匀、带有浓厚的计划管理色彩、义务性规范多而权利性规范较少，农业法律法规的内容政策性强、原则性强、规范性差、可操作性差，许多重要农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农业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⑵在农业执法上看，存在农业行政执法机构不健全、性质不明确，农业执法主体混乱、甚至错位，农业执法人员少、且经费严重不足，农业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执法行为不规范，农业法律法规太原则、无法依法行政，农业行政执法缺乏监督机制；⑶在农村司法和农村法律服务方面来看，存在农村经济纠纷案件告状难、打官司难，农村基层司法机构不健全、专业人员极缺，农业仲裁机构不健全、不独立；⑷从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来看，法制宣传力度不大、且难度大、造成农业法律普及率低，普遍存在法制观念淡薄、有些农民不知法、不学法、不懂法、甚至不信法，有些农村干部不依法办事，甚至出现以权压法，以言代法，任意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⑸从农村法制研究方面来看，主要问题是：专门从事农村法制研究的机关寥寥无几，农村法制科研机构更是空白，全国还没有一本名为“农村法制”或“农业经济法”的正式出版期刊，从事农村法制建设的研究人员也极少，农村法制建设研究课题更少；⑹在对农村法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上来看，发展农业仍然只强调“一靠政策，二靠投资，三靠科技”，而不能摆正农村法制的位置，没有认识到“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重要性。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农村法制建设的进程，也影响了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不少发达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为了防止农业萎缩，缩小农业和其他产业之间、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收入的差距，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合理确立工农产品比价，提高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和加强对农业的有力保护，实现农业现代化等问题上，都有比较健全的农业立法和严格执法，使农业走上法治轨道，对其农业的迅速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因此，我国在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加强农村法制建设，以法律形式来规范、引导和保障农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尽早实现以法治农。以法治农在法律制度上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实现这场改革，尤为重要的首先是要更新农村法制建设观念。笔者认为：当前在农村法制建设上切需转变“十大”观念，以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农业发展中农村法制建设的要求，以便尽早实现以法治农之战略目标。

1．从发展农业只靠政策转移到发展农业不仅靠政策、科技和投入，而且更重要的是靠法律的观念上来。农业政策一贯是党和国家指导和推动农业发展和改革的基本手段，实践已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和发展方向与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并已确立了“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政策”等九大基本政策。但农业政策本身存在不足，如农业政策除了具有原则性、系统性、实践性、阶段性等一般政策特点外，还具有自身内容上的纲领性、工作范围的广泛性、具体应用上的灵活性、政策效力上的有限性等特点；它与法律相比，缺乏国家意志的属性、明确的规范性、国家的强制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如在农村出现“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的非议和“政策不兑现，一年变三变”的责难时有所闻，怕政策“变”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深化农村改革的一大心理障碍。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也表明：农业发展速度出现起伏、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缺乏基本法律规范，其结论是政策代替不了法律，只靠政策来指导农业发展实属短期行为，其对策必须走以法治农之道路。实践中，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农村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单纯依靠政策往往难以协调、处理各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关系，必须依靠法律才能界定好和理顺错综复杂的农村经济活动和农业经济关系。实际上，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增加投入，而这“三靠”都有个立法问题，需要由法律来保障，“还是靠法制靠得住”，②一方面通过法律形式把政策具体化、条文化、定型化，“政策之所以要运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和表现出来，就是因为它可以具有法律的明确性、稳定性和强制性，便于适用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法律化了的政策的贯彻执行”；③另一方面科技兴农、农业投入，现在的随意性很大，更需要有明确的、完备的、可操作的法律规范。显然，发展农业不仅要靠政策、靠科技、靠投入，而且更重要的是靠法律，这一观念转变尤为重要。

2．从管理农业只依靠行政手段转移到管理农业不仅依靠必要的行政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观念上来。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经济长期没有脱离产品经济的窠臼，农业始终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进行直接管理农业。在过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排斥法律的介入，由统一的行政意志来实现管理农业经济，在一定的时期、一定范围有其成功的一面，但计划经济基本上属于人治经济的范畴，因而它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⑴依靠领导者的权威和智慧，出现“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必须导致专断和滥用，必须导致腐败；⑵领导者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毕竟是有限的，领导者主观随意性在所难免，出现“张书记栽树，李书记砍树”或“张书记栽树，李书记种草”等现象；⑶在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领导者个人权威运用过程中的失误不易查觉，查觉后也不易校正；⑷追求行政目的而不讲经济效益，易犯瞎指挥的错误；⑸容易形成“人治”，出现“权大于法”现象。农村改革前农业发展中的反反复复、大起大落已充分暴露了这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农业的农业管理体制的局限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特点就是分工越来越细、协作更加密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环节之间需要协调发展，整个社会再生产需要在稳定的经济秩序的范围内进行，否则社会再生产就会出现障碍。现在广大农村的农民已经成为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要使所有的农民的行为遵循统一的规范，国家就需要进行各种干预和管理。国家干预和管理则必须采取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法律手段较之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具有更高层次性和更特殊、更能接受的优点，一方面，以法律手段实行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以及农业发展，可以减少政府行为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另一方面，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往往通过法律手段体现出来，如依法行政、各种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都应当法制化；再一方面，法律手段有利于保护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有效运用和坚强有力。

3．从只注重单一领域的农业立法转移到树立以农业法为基本法的全面农业立法轨道的观念上来。目前在有限的农业法律中绝大部分是属于保护农业自然资源的，同样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也属这一性质，如《土地复垦规定》、《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水土保持法实施细则》、《森林法实施细则》、《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森林防火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等等。农业立法单一，覆盖面窄，与农村领域广泛、农业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对农村法制建设要求极不协调和适用，导致许多领域无法可依，给农业发展造成了制约。根据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法制经济之要求，必须确立农业法是基础法之地位，实际上《农业法》已具有农业基本法的性质，“《农业法》不仅是农业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律，而且也是制定各项农业经济具体法规的法律依据”。④从农业法为基础法的前提下，制定与《农业法》相配套的具有实质性事项规定和具体措施规定的各种农业法律法规，“建立和健全农业法律体系”⑤，使之农村各个领域真正实现有法可依，促进和保障农业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总书记于1999年6月11日主持法制讲座并作重要讲话《大力加强农村法制建设》中明确指出“农业立法工作的总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法律体系，加快制定和完善、规范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法律法规”。

4．从农业立法和执法中只重狭益的部门利益转移到重全局的整体利益的观念上来。农业法律法规涉及面广和涉及部门多，在立法上部门之间互相扯皮、讨价还价，使有的法律迟迟难以出台；有的虽然出台了，但是它已成为各部门利益的调和产物，操作性和实践性大打折扣，没有达到预期制定时的立法目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更是部门之间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出现在法规草案中不适当地扩大本部门的权力与利益，同时尽量减少甚至取消本部门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造成地方性法规难以操作。在农业执法上有的更是重部门利益，对自己有力，就执行；对自己不利，就不执行；有的甚至把改革和立法对立起来、改革和依法办事对立起来，以改革之名“闯法律”，以地方政策来取代“法律之规定”，实质上是为了部门利益而置法律于不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统一性和秩序性，要求法制统一，树立全国一盘棋观念，克服把农业立法和执法作为固定和扩充本部门或本地方权力和利益的狭隘思想，从重全局的整体利益为之最高出发点，解决好中央和地方在立法和执法方面的权限，处理好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坚持法制统一。

5．从农业立法和执法中的义务本位思想转移到市场经济权利本位思想的法律机制运行的观念上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绝大多数农产品的生产都是以具有强制性的指令性指标层层下达的，生产队无生产经营决策权、无生产计划安排权、无产品处理权、甚至无收益分配权，有的地方产生“一个县只有一个‘生产队长’（县委书记或县长）”的怪现象，有的地方大队可以用一级所有者和上级行政组织的名义，无偿调拨生产队的资金和劳动力，长期占用生产队的土地和无偿取得生产队的山林。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也以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为已任制定政策和颁布农业法律，如粮食合同定购政策，1984年全放开，后来中央又再三强调“粮食定购合同既是经济合同，又是国家任务”。农业法律法规也往往注重规定农业生产经营者应该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以及禁止做什么，违反规定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等义务性规范，严重挫伤了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正确树立权利与义务观念，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无义务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只能是特权，基于特权而设立义务不可能实现权利义务的一致性；‘无权利的义务’不是合理的义务，而是奴役，基于奴役而设定义务更与权利义务的一致性无缘”。⑥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允许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也不允许只尽义务而不享受权利，对此农业立法和执法更应确立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相制约的市场经济权利本位思想的法律运行机制。

6．从传统的闭封式农业立法思路转移到立足国情、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或地区农业法律、立法经验和立法技术的现代的开放式的农业立法思路的观念上来。我国现有的农业法律法规许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具有浓重的计划管理的色彩和痕迹，属于传统的封闭式的农业立法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必须改变这一封闭式的农业立法观念，而世界上的市场经济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各方面的发展经验，特别是目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几乎都有完善的农业立法，如美国以《农业调整法》为中心，辅之以80多个重要的农业法律；日本以《农业基本法》为农业“母法”，配之以200多个法律；韩国以《农业基本法》为“农业宪法”，制定和颁布100多个法律、法令；法国以《农业指导法》为基础，制定了有8编1336条的《农业法典》，上述当今世界上农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都已成功地建立和健全了农业法规体系，真正实现了以法治农。国外发达国家或地区农业法律、立法经验和立法技术，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其值得借鉴方面有：⑴重视以法律形式明确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⑵以农业基本法为龙头，注重配套法律建设；⑶注重立法层次性和实施细则制定；⑷立法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⑸农业法制的统一性和时代的适应性；⑹参照国际惯例，进行开放式农业立法，符合世界农业发展之潮流。总书记在《大力加强农村法制建设》中指出：“在农业立法过程中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某些有益的东西，但一定要结合我们的国情和农村的实际，不能照抄照搬”。因此，在借鉴国外农业立法经验同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农情，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农业立法，尽早“建立和健全农业法律体系”。⑦

7．从产品经济的“先政策后法律”的农业立法模式转移到市场经济的“建设与立法同步”的农业立法模式的观念上来。在中国，立法滞后是过去产品经济长时期中一种常见的、普遍的现象，过份地强调“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片面强调法律是政策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先政策后法律”，这种保守的、落后的立法模式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有其适应性，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各种经济关系层出不穷，并日益错综复杂，如不事先进行法律界定和规范，就可能冲击和危害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从“先政策后法律”的观念中解放出来，确立以同步立法为主导，以超前立法为辅导的全新观念上来。所谓同步立法，是指与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同步而行的立法，即当一种需要以立法形式加以调整的社会关系出现时，关于这种社会关系的立法调整的创议相应产生；当这种社会关系最终形成后，对这种社会关系加以调整的法律、法规亦相应出台。事实上，当今世界的法治国家，主要的立法方式或立法形式，既不是超前立法，更不是滞后立法，而正是同步立法。我国农业立法，更应确立同步立法为原则，根据坚持从农业、农村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分类指导发展农业的原则为指导，进行同步立法，服务于农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以适应市场经济建设对农村法制之要求。

8．从重农业立法转移到不仅重农业立法，而且也重农业司法、执法和守法的观念上来。目前，农村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极为严重，甚至出现执法的随意性，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执法犯法，徇私枉法，这与农村的执法司法方面存在脱节和缺陷切切相关，一方面现有的机构、人员、经费与农村的实际需要之间，缺口过大，管不过来，有的执法主体不明和责权利不明确而致；另一方面人员素质颇差，不仅工作效率低，而且往往产生一些明显的负效益，农民长时间积渐而形成的对法律的正确看法和信任感，往往会因一些事件的错误处理和徇私枉法情形，而随风飘云；再一方面农村司法薄弱，许多经济纠纷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甚至出现“告状无门”，踢皮球现象，法院有的也不愿受理争议标的金额低的农村经济纠纷案件，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屡遭侵害。在守法方面，由于传统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农民对法律一直知之甚少，法律知识缺乏，法律观念的意识尚未形成，法律观点更是空白，有的地方甚至不愿向农民宣传《农业法》和《农业技术推广法》，怕农民懂法以后，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培养和强化农村干部和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农村法制建设极为重要的环节。因此建议国家在第三轮普法活动中，应重点把法律交给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尽快形成一个全民知法、守法、用法的社会环境，它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因此，重农业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是农村法制建设新观念之内容。

9．从重农业政策研究和宣传转移到不仅重农业政策研究和宣传，而且更应重农业法律研究和宣传的观念上来。实践已证明，政策代替不了法律，同样法律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政策。过去注重用政策来调整和指导农村经济发展，而法律在以往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甚弱，且农业政策研究部门林立，研究机构从中央一直到地方都很齐全，不仅有党委系统的政策研究室，而且也有政府部门的专门研究机构，网络健全，操作有序，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策研究更是深入人心，同时政策宣传更是锣鼓喧天，从中央到地方会议一个接一个，层层落实，报刊电台更是紧密配合，做到人人皆知，户户家晓，如中央发出的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个一号文件更是深入。而法律与政策相比黯然失色，从事法律研究，特别是从事农村法律研究的国家机关廖廖无几，科研机构更是空白，省级农业经济法研究会也只有几个，许多高等农业院校都还没有开设农业经济法或农村法制课，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职人员更少，农村法制建设研究深度更谈不上，再加上农村法制建设研究国家科研课题几乎空白，这与依法治农的要求极不相称。再加上农业法律宣传和贯彻实施走于形式，除《农业法》和《农业技术推广法》国家重视检查，宣传有一定范围外，仅有的几部农业法律一颁布就了之，使农村干部和农民有的根本不知道有某一方面的农业法律，更谈不上对法律内容的了解和把握了。因此，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一要求，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在各个层次都要掀起研究农业法律和农业法律建设以及宣传农业法律的热情和高潮，建立必要机构，配备人员和充实经费，推进依法治农进程。

10．从单纯追求法律的理想化转向注重农业法律的现实性与可行性的观念上来。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社会需求的产物，“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⑧农业法律不能与客观现实脱节，更应注重法律的现实性与可行性。“在农业立法实践中，往往不能科学地将农业政策转化为法律规范，而经常出现‘政策搬家’，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被引入法律，就使法律规范缺乏严格的规定性和可操作性”。⑨农业法律与社会现实脱节较普遍，许多法律规范无法操作和兑现，势必导致法律成为纸上谈兵；同时有许多农业法律法规缺乏其生长和发展应有的环境和土壤，不符合我国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现有的法律意识和素质，造成“有法难依”。因此，农业立法更应注重法律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农村法制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以法治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认为当前农村法制建设应转变上述“十大”观念，它必将推进农村法制建设进程，创造一个农业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新环境，尽早实现我国的以法治农之理想目标，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

注：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农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载《浙江日报》1997年3月11日第2版。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

③丁关良、林辉主编《农业法教程》，科学普及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页。

④丁关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农业法规体系初探”，载《经济法制》1994年第6期。

⑤⑦参见丁关良：“农业法律体系框架研究”，载《河北法学》1999年第5期。

⑥郑成良：“权利本位论”（《中国法学》1991年第1期），转引陈桢“1995~1996年中国法理学界的理论是非”，载《法学》1997年第4期。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