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补贴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7 04:50:28
农业补贴论文范文第1篇
农业的弱质性指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发展，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和其他产业特别是与工业相比具有比较利益逐渐降低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农业生产面临双重风险
农业生产既是一个自然再生产过程，也是一个经济再生产过程，因而面临着双重风险的压力。一方面，农业生产可能会遭遇洪涝、干旱、沙尘暴、病虫害和瘟疫等灾害，生产形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好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自然特点还直接导致了市场风险的产生。因为农业生产周期长，季节性强，农产品公共调整滞后于市场需求变化，而这种滞后反应带来的市场风险往往只能由生产者自己承担，这无疑会给农业生产带来沉重的打击。因此，农业需要政府的支持与保护。
1.2农业部门比较利益低，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处于不利地位
农业部门的比较效益低下，不仅使农业部门缺乏对逐利资本的吸引力，而且难以阻止农业内部各种要素资源向非农产业流动，致使农业缺乏竞争力，最终导致农业的萎缩。图1就说明了在市场和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社会资源配置不利于农业发展的情况。
如图1所示，AB曲线代表生产可能性边界，社会的全部资源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进行分配，OA代表全部经济资源配置在农业部门时所能提供的农产品，OB代表全部经济资源配置在非农业部门所能提供的非农产品。OB>OA，表明非农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大于农产品。假如初始资源配置在E1，这时农产品供给量为Oa2，非农产品供给量为Ob2。若增加农产品供给量，将经济资源配置点移至E2，这时农产品供给量为Oa1，增量为a1a2；非农产品的供给量为Ob1，减量为b1b2，b1b2>a1a2，表明经济资源从非农业部门配置到农业部门，转移成本比较高。相反，如果将初始资源配置点从E2移至E1，即经济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成本比较低。这就说明了市场价格机制条件下人们不愿意将经济资源主动投向农业的原因。因此，农业是一个需要政策性补贴的产业部门。
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都需要得到政府扶持。对我国而言，农业弱质性表现得更为复杂，如自然资源条件较差，生产者素质较低，经济形态多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农户经营，农业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很不完善，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差。因此，在我国农业更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
2农业的多功能性理论为农业补贴提供了依据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增长，农业被认为是一种多功能性的产业，突破了传统认识的局限，给予了农业新的地位和作用。农业的多功能性是指农业除了具有商品生产功能外，还有土地占有、环境、粮食安全以及文化等功能。具体表现如下：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农业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的根和源头；从政治角度来看，农业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也是农民发展的依托；从环境生态的角度来说，农业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为环境生态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农业的多功能性决定了任何国家都要重视构筑农业产业体系间各个环节的互动，而非传统的单一的农产品商品生产功能。此外，长期以来，人类自身生活与生产等活动消耗环境质量的生态需求，都是免费获得满足的。随着资源的“硬约束”，人类不仅要遵循其固有的自然生态规律，还要或多或少地投入人类劳动，改善农业生态条件。农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基本上不能通过市场竞争在物质上和价值上得到补偿。因此，国家和社会必须给农业必要的保护与支持，以增强农业生态再生产的自生能力和自净能力。
3公共财政理论为农业补贴提供了理论依据
市场在具有外部性的产品供给调节上存在失灵，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同时农业产业本身的弱质性和基础地位，也决定其需要政府的服务。从经济学角度看，完善的基础设施是私人有效投入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先行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农民的技术培训和农业科研创新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正外部性），但这些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和免费搭车行为。因此，要求这种农业正外部性“内化”，其主要手段是通过政府的干预，即要求政府一方面通过政策手段从社会上其他人所得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行为者的损失，将农业社会效益和农业经济效益的差额返给农业；另一方面充当制度供给者、环境营造者和主要投资者的角色。
4利益集团理论为农业补贴提供了理论依据
奥尔森（Olson）在《集体行为的逻辑》中指出，人口规模小的利益集团相对于规模大的集团，其成员与集体行为有较深的利害关系，而且监督成本也比较低，比较容易克服“免费搭车”问题，从而具有较高的组织水平和较大的政治能量。可见，一个利益集团政治能量大小，不仅取决于它的规模大小，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的组织水平的高低及克服集体行为中“免费搭车”现象的程度。
具体到补贴政策的选择，我们假定分为2个利益团体，一个是作为农业生产者的农民，另一个是非农产业的生产者及农产品消费者。那么，究竟是选择对农民有利还是选择对消费者有利的补贴方式，将取决于这2个集团的力量对比。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多数人从事农业，分布在广泛的农村，大多数农业人口受教育少，对于一些隐蔽的不利影响毫不知情；即使他们确能知道这些，也会因组织抵制集团行动的代价过于高昂而难以实现。而大都市的人口虽然不多，但是比较集中，他们的收入很低，恩格尔系数偏高，高昂的食品价格势必直接危及政府的城市安定。人数虽少但组织得很好的实业界，因为担心生产费用上升会导致工人工资的提高，也会强烈反对食品价格的上涨。他们纷纷游说政府，使国家的补贴政策向城市消费者倾斜，这样中国就出现了农产品“剪刀差”。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均收入增加，恩格尔系数下降，城市居民对食品价格的敏感度降低；而且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环境保护和绿色农业的兴趣日渐增加。与此同时，农业人口在减少，农村教育水平在提高，农村地区的通讯、交通运输设施得到改善。农村居民对收入和生活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较所处的地位，变得越来越敏感；同时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的成本也相对降低。在这种条件下，当农业的比较利益下降，农民的收入状况继续恶化时，他们就会采取政治行动以建立城乡平等关系，这样国家的补贴重心转移到了对生产者的补贴上来。为了提高补贴的效率，补贴方式由价格补贴等间接补贴向对农民直接补贴转移。
论文关键词农业补贴弱质产业公共财政利益集团
论文摘要从农业自身产业特点、农业的多功能性理论、公共财政理论、利益集团理论等方面多视角地分析了农业补贴的理论依据，以期为农业补贴政策的发展提供参考。
5参考文献
[1]梁东黎，刘东.微观经济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丹尼斯R.阿普尔亚德.国际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3]刘东.微观经济学新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农业补贴论文范文第2篇
不同的农业法中农业补贴政策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因此每一部新农业法的出台都意味着美国的农业补贴在作相应的调整。专家认为，总体看来美国农业补贴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33~1995年，可以称为价格补贴政策阶段。农业补贴政策以限制农产品播种面积、政府建立农产品储备调节市场供求关系、扩大农产品出口为主要特征，农业补贴直接与市场价格相挂钩；
第二个阶段是1996~2001年，可以称为收入补贴政策阶段。补贴与当年市场价格脱钩，直接计入农民收入；
第三阶段是2002年以后，可以称为收入价格补贴政策阶段。既保留了收入补贴，又保留和创造了一些价格补贴手段。
一.1933~1995年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类型
(一)直接补贴
1.灾害补贴。灾害补贴，是联邦政府向遭受干旱、洪水、冰雹或龙卷风等自然灾害的农场主提供财政援助，即对农业灾害给予直接的补贴和成本补贴。
2.目标价格与价格差额补贴。目标价格，是美国政府实施农产品价格干预时采取的一种支持性价格，它的高低由生产成本和生产者利润来决定。它与市场平均价格之差乘以销售量的积，即是差额补贴。差额补贴主要提供给与政府签订休耕计划和销售合同的农场主，在合同面积之内生产的农产品可以获得价格支持。享受差额补贴的农产品，主要是占收获面积绝大部分的小麦、玉米、花生、棉花及乳制品等基本商品。这是政府对生产者实行的目标价格保护，当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或规定价格)时，生产者可以得到差价补贴。
3.休耕补贴。休耕补贴是美国农业限产计划的重要内容。限产计划始于1933年(包括播种面积配额和销售限额)。根据1956年农业法制订的土地银行计划，确立了耕地面积储备和土壤保护储备。前者是允许主要农产品的生产者短期停耕土地的计划；后者是农场把一部分土地长期退出耕种，用于植树和保护土地的目的，而每年都可以获得补贴。实施土地银行计划初期，尚未达到削减农产品产量、稳定农产品价格的目的。1960年又转向一种新的自愿生产控制计划，在1961年的紧急饲料谷物计划中，明确规定农场主应停耕至少20%的耕地，且必须将这些耕地用于土壤保护目的的情况下，农场主才可获得停耕土地正常产量50%的现金或实物补偿。以后陆续通过的一些农业法对休耕计划作了一些修订，但基本目的都是一个，就是把耕地面积减少的额度和结构，同某种或某几种重要农产品的期末库存与消费量之比的高低联系起来，以达到即控制农产品供应，又保护农产品价格的目的。
尹凤梅：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演变趋势分析4.储藏补贴。美国农业的问题在于农产品过剩。为了减少收获季节农产品的上市量，美国政府建立了农产品储备计划。其基本内容之一，就是由政府向农场主支付一定的储存费，使农场主暂时把农产品储存起来，等待有利的销售价格。凡参加自我储藏项目的生产者，可以得到长期贷款，同时可以就其储存的产品得到一定比率的补贴。
5.土地转产的实物补贴，这是对参加土地转产项目的农场发放的实物补贴。
6.奶制品转产补贴，1984~1985年美国政府对于放弃出售牛奶的生产者给予补贴。补贴按生产者往年出售牛奶数量的5%~10%发放，每50公斤补贴10美元。
(二)投入品补贴
1.农场储藏设施补贴。对于农场储藏设施建设，政府给予低息贷款作为支持，利率与商品信贷银行贷款利率相同。这种补贴主要给予作物生产者。
2.农场贷款补贴。农场主家庭管理机构提供生产者低息贷款，包括农场经营、防灾和救灾、处理经济危机、保持所有权、放牧、土地改良、水资源保护和灌溉设施建设所需贷款。
3.作物保险补贴。为了减轻因自然灾害给农业造成的损失，美国联邦自己对农业或农牧场主提供作物保险。1938年，美国国会授权拨款1亿美元，建立了联邦作物保险公司，为农场主提供全风险作物保险。联邦作物保险公司对由于气候和无法避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提供保险，农场主支付保险费。目前，美国的作物保险补贴分为三类：一是全风险保险补贴，对遭受各种自然灾害影响而减产的作物提供政策性保险。二是“区域—单产”保险补贴，即向单位面积产量接近的地区提供作物保险，保险费和赔偿费都按统一的标准支付。三是“气候—作物”保险补贴，这是一种对具有某些特殊气候因素地区提供的保险补贴。从1980年起，政府对这部分保险费给予补贴，补贴额占保险费的40%~60%。
4.燃料税补贴。1983年前，政府对农业生产者在所有非高速公路上消耗的柴油和汽油免收联邦税；1983年后，政策有所改动，农业用油完全免税，其它用油则部分免税。
5.紧急饲料补贴。在由于自然灾害引起牲畜饲料损失的情况下，一定比例的外购饲料的费用可由商品信贷银行支付，最高可达50%。
6.放牧费补贴。林业管理机构和土地管理局对西部16个州在公共草场上放牧收取的放牧费低于一般市场价，这一补贴主要用于牛肉生产。
(三)市场价格支持
1.不归还贷款收益。当商品信贷公司(CCC)提供的无追索权贷款到期后，生产者可选择不归还贷款和利息，而以抵押作物偿还。若贷款的本息高于当时作物的市场价值时，这相当于政府以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收购农产品。
2.液体牛奶补贴。美国许多地区对牛奶实行价格支持，例如最低价格政策、多余牛奶收购政策等。这些政策导致液体牛奶价格居高不下，牛奶价格甚至高于加工后的奶制品。
3.牛肉收购补贴。由于某种原因，政府在一些年份指定商业信贷银行以一定的价格办理收购牛肉事项，这时的收购价有利于生产者。
(四)营销环节支持
1.运输补贴。联邦政府对于内陆水路和铁路的运行、维修和运输系统的建设给予资金支持。
2.检查补贴。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均需接受检查，检查费用包括联邦粮食检查机构、食品安全机构、包装管理机构的开支。政府对这类机构的开支给予政策支持。
(五)长期性补贴
1.农业科研推广补贴。美国注重构建实现农业现代化所必需的、完整的农业科研、教育与推广体系。联邦政府拨款成为农业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美国用于农业科研的公共拨款占农业GDP的百分比，从1960年代的1.6%上升到1980代前期的2.4%。同时，政府对农业科技推广也予以资助。1977年联邦预算中，与州合作的农业推广经费为2.4亿美元。
2.农业资源保护和保护性利用的补贴。1934年的干旱和1935年春季席卷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尘暴”，促使美国开始注意土壤破坏的灾难性后果，并采取相应措施和支付财政补贴予以保护。美国从1930年代的土壤资源保护、1970年代初开始的治理水资源污染，逐步发展为综合保护农业资源。包括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土壤有机物和耕地的生产能力，积蓄、合理利用天然降水和天然湖泊，保护森林等等。
3.研究支持、咨询支持、病虫控制支持、营销支持。这部分经费用于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具体运用在农产品营销服务、农业研究及推广服务、经济研究、国家农业统计上作、动植物卫生检查等项目。
(六)促销补贴
1.农产品出口补贴。为了降低农产品出口价格，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实施农产品出口补贴。其中，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出口时都有政府的补贴。1985年“粮食保障法”规定，补贴10亿美元用于增加美国谷物的出口，夺回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此外，美国还扶持建立不同产品的行业团体、协会，开发世界市场。1953年，联邦政府成立了农产品外销局，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发市场。为实现这一目标，农产品外销局极富创造性地与有关行业团体、协会合作，并给予财政援助，以充分调动其销售农产品的积极性。到1980年，与农产品外销局合作的各类团体、协会已达50个以上。
2.食品补贴。为扩大国内需求并实现社会公平，美国尝试过许多针对“目标人口”的营养补贴计划，如食品券计划、妇女、婴儿和儿童的特别补充食品计划，学校的早餐和午餐计划，直接食品分配计划等。1988年，这些计划花费了212亿美元。因为低收入家庭粮食需求的弹性较大，所有这些计划都有助于提高对粮食的需求。
(七)其它支持
1.税收补贴。联邦所得税法规定对一些收入实行减税和免税政策。在计算PSE时，这部分补贴按各种农产品的产值分配。
2.州立项目支持。州政府对农业科研、推广、信息、营销和检查等服务给予经费支持。
就具体农业补贴政策而言，无追索权贷款政策、液体牛奶补贴、目标价格与价格差额补贴、作物保险补贴比较典型。二.1996~2001年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内容
WTO农业协定生效后，美国对其农业补贴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主要体现在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的《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与修改法》(以下简称《1996年农业法》)中，主要调整如下：
(一)取消目标价格和价格差额补贴，实行多种收入支持措施
美国《1996年农业法》规定，从1996年起取消长期实行的农产品目标价格和价格差额补贴，2002年后将停止向农场主提供农产品价格和收入支持方面的补贴，使美国农业“完全过渡到市场经济”。政府将引导农场主参加期货交易和农业合作组织，并推行作物收入保险计划，通过社会环节来化解和分担农民的市场风险，以保证农民收入稳定。
(二)设立过渡性的弹性生产合同补贴，以直接固定收入支持替代国内价格支持
为了弥补“农产品口标价格和价格差额补贴”取消后对农民收入造成的损失，作为过渡，在1996~2002年间设立“弹性生产合同补贴”。只要农场主自愿执行政府制定的环境资源保护计划和沼泽地保护条款等法规，并一次性签订7年“弹性生产合同”，即可得到补贴，其补贴额按平均补贴基准和农民种植合同面积计算。此外，美国已经将补偿性支付与谷物种植者脱钩，进而使“黄箱”价格支持转变为“绿箱”对农民直接固定支付。
(三)土地休耕保护计划
土地休耕保护计划最早是根据1985年的“食品安全法案”提出的，当时的目标是休耕4500万英亩耕地。“联邦农业发展与改革法”延长了这项计划，计划到2002年，休耕保护土地3640万英亩。按照这项计划，农民可以自愿提出申请，与政府签订长期合同，将那些易发生水土流失或者具有其他生态敏感性的耕地转为草地或者林地，时间为10~15年。该计划对每个农民的补贴数额在50~50000美元之间，平均全国为5000美元。这项政策的目的是减少水土流失、增加鱼类和动物的栖息地，改善水体质量，保护十壤，改善农村景观等。进入计划的土地一是要体耕，退出粮食种植，二是要采取植被绿化措施，包括种植多年生的草类、豆科草类、灌木或林木。
(四)取消对农场主储备的补贴
美国以前的政策形成了存粮于民的体系，但国家财政补贴负担很大，于是，《1996年农业法》仅保留用于国际人道主义食品援助的400万吨粮食储备，而取消了对农场主储备的补贴。
(五)导入市场丧失补助政策
1998年美国农业收入，受国际市场谷物价格持续下落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比美国农业史上农业收入最高的一年1996年减少了21%。美国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于1998年10月实施市场丧失补助政策。1999年市场丧失补助支出28.57亿美元；2000年农业支持计划中用于市场丧失补助的支出为55.4亿美元，约为1999年的2倍。
(六)解除大部分农作物的种植限制
农场主若不参与政府的农业计划，他一直拥有完全的种植自由。但对参加政府计划的农场主而言，其种植自由曾受到种种限制。实施1996年农业法之后，只要耕地不被非农业占用，农场主有权在其所有的耕地面积上种植除水果蔬菜以外的任何农产品，却不影响其获得收入补贴的权利。农场主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状况自己决定种植什么和种植多少，但市场风险完全自己承担。
(七)终止农产品供给管理
艾德温·扬(E.Young)认为，美国1996年农业法案的主要调整之一是取消小麦、稻米、饲料粮与棉花种植休耕计划，从而结束了长期实行的农产品供给管理政策。
(八)修正无追索权贷款率的确定方法
《1996年农业法》保留了基本的无追索权贷款，但要求农场主必须保证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作为从政府那里取得贷款的抵押。对小麦，饲料粮、棉花、大米、油料等各种农产品的贷款率作了具体修改，确定了最低保护价的上限，此标准低于1990年农业法案的水平，政府的用意是不承担大量库存。
三.2002年以后的美国农业补贴政策
(一)2002年美国农业法规定的主要农业补贴政策
美国2002年5月出台的农业法名称为《2002年农业保障和农村投资法》(以下简称《2002年农业法》)，实施期为2002~2007年的6年，有10个部分组成。其中规定的主要农业补贴政策大多集中于“商品补贴”、“资源保育补贴”和“农产品贸易补贴”条款之中，其中“商品补贴”条款中，主要通过“贷款差额补贴”、“固定收入补贴”和“反周期补贴”等措施，对种植小麦、饲料谷物、棉花、大米、油籽的农民构建“三级收入安全网”，提供巨额收入补贴。对乳制品、食糖、花生生产者继续提供价格，贷款补贴和进口保护。
1.商品补贴。商品补贴也叫农业补贴，是美国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农业补贴。依据《2002年农业法》，今后10年的年均补贴将主要通过直接补贴、销售贷款差额补贴、反周期波动补贴3种形式进行。
(1)直接补贴。直接补贴是一种与农产品生产、价格不挂钩的固定补贴。农民可以自愿参加，政府以农民预先确定的作物面积和产量为基础对具体商品提供一个固定的补贴。《2002年农业法》将大豆、花生和其他油籽纳入了补贴范围，扩大了对农民收入的支持范围。同时，还将羊毛、水果、蔬菜等纳入补贴范围，这是前所未有的，极大地扩大了补贴的范围。
(2)销售贷款差额补贴。销售贷款差额补贴是政府保证农民顺利出售农产品的最低保护价，即政府预定一个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并以此价格贷款给农民。农民收获后如能在市场卖到这个价格，政府就不给予补贴。如农民卖的价格低于预定价格，二者之差就是政府给予农民的补贴。《2002年农业法》将花生、羊毛、蜂蜜、杂豆等品种纳入了销售贷款差额补贴范围。
(3)反周期波动补贴。反周期波动补贴是《2002年农业法》新设计的一种补贴制度，即农民在收获后的10月份可得到上限为35%的计划支付，待翌年2月份可再得35%的支付，到12个月的市场运销结束后结账。当农产品的实际有效价格低于政府确定的目标价格时，政府向农民提供反周期补贴。该补贴与市场价格成反向运动。当农产品价格下跌时补贴增加，反之则减少。反周期波动补贴保证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也意味着政府为农民分担了生产风险，刺激农产品出口。《2002年农业法》将大豆、其他小品种油籽、花生纳入了反周期波动补贴的范围。
2.资源保育补贴。根据《2002年农业法》，美国计划在2002~2007年再投资220亿美元用于农业资源保育计划项目，主要包括土地休耕计划、农田水土保持、湿地保护、草地保育、农田与牧场环境激励项目等。此外，美国联邦政府还提供自然灾害救济补贴，用于自然灾害发生后的非保护农作物灾害援助计划、农作物灾害支付计划、紧急饲料计划、青饲料援助计划、牲畜赔偿计划及树木援助计划；提供用于生产结构调整的投资补贴，以优惠利息给农民提供短期或长期贷款，给各州拨款，帮助偿还贷款有困难的农民。
3.农产品贸易补贴。根据《2002年农业法》，美国计划在2002~2007年，投资8.75亿美元用于提高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市场机会和拓宽国际市场；每年投资4.78亿美元用于援助那些因国外有关农产品实施出口补贴而受到损失的美国出口商；每年对新增生物技术项目投资6的万美元，用于商签双边动植物和转基因议定书及快速对付非关税措施对出口造成的影响。此外，美国农业部还将向美国出口商免费提供国际农产品综合信息服务。
除直接的出口补贴外，美国还实施了规避出口补贴的间接出口补贴，即出口信贷。美国每年提供的额度约为30亿美元。依据《2002年农业法》，美国在2002~2007年将继续提供出口信贷，以促进加工品和高价值的农产品出口，同时还将还款期由180天延长为360天。
由此可以看出2002年美国农业法规定的主要农业补贴政策呈现出大幅度提高农业补贴水平、调整补贴方式、扩大补贴范围、补贴分配相对集中等特点。
(二)美国《2003年农业援助法案》规定的农业补贴政策
2003年2月20日，美国总统签署了《2003年农业援助法案》，向遭受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及其他紧急情况损失的生产者提供补贴，包括作物灾害计划、牲畜补偿计划和牲畜援助计划三种农业补贴政策。该法案再次扩大了农产品补贴范围，及时修补了《2002年农业法》执行中的一些漏洞，进一步提高了美国农产品的竞争力。2002年因气候反常等原因导致美国受补贴农产品减产，价格上扬，使许多农产品的贷款差价补贴和反周期补贴悬空，资金节余，而遭受产量损失的生产者却不能尽享高价的收益，于是美国通过该法案把节余的资金用于救灾补贴，以保证美国农民能最大限度的得到农业补贴。这样会使美国农民形成“农业收入稳定”的预期，从而调动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农业补贴论文范文第3篇
对种粮农民实行补贴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惠民工程，是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效措施。自__年起，国家实行粮食补贴政策，紧接着国家全面取消了延续2000多年的农业税，改变了过去国家对农民 “取”多 “予”少或只“取”不“予”的分配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了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和农村和谐。最初，对种粮农民实行补贴只有粮食直补资金，其来源于粮食风险基金，通过改革把原来补在流通环节的钱拿出来直接补到农民手里，变暗补为明补。__年，随着煤电和农资价格上涨，农民的种粮成本随之增加，中央又开始实施农资综合补贴，以缓解农民种粮成本的上升压力。十年多来，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标准由最初的20元/亩、30元/亩，增加到如今的20元/亩、103.4元/亩。2015年农资综合补贴按原标准的80%执行，每亩82.8元。2015年兴化市粮食直补面积和农资综合补贴面积分别为112万亩和125万亩，补贴总额达到2244万元和10369万元。此外，国家还实施良种补贴政策，水稻、棉花每亩15元，小麦、油菜、玉米每亩10元，2015年度全市补贴资金规模达到3103万元。现行涉农直补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归结起来为“四多四难”。
（一）补贴项目种类多，工作效能提升难。现阶段已实施的种粮补贴种类主要有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分水稻、小麦、棉花、玉米、油菜），而且补贴标准不同。面对这么多的补贴项目，很多农户根本弄不懂补的是什么钱，更搞不清哪一项补多少钱，其政策效能当然难以发挥。种粮补贴发放工作政策要求很高，程序严格，面积核实是其核心环节，但工作量很大，不便操作。一是从政策目标层面讲，由于每种补贴的政策目标不一样，计算补贴所依据（面积）的确认要求不尽相同，导致计算补贴面积在数量上的不一致，但从直观上讲，都是种粮补贴，致使农民不能理解。二是从部门职责分工层面讲，我省实际操作时，面积核实交由不同部门负责，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由农工办负责，良种补贴由农业部门负责，重复核实面积，而且数据信息质量并不能保证。三是从基层操作层面讲，大量补贴信息采集工作都需要由村会计来做，但由于村会计的业务水平一般较低，许多会计不会电脑，农户面积变动表格上报需要录入打印，一年至少有3次发放过程，只要发放一项补贴，填报、审核、公示、上报等流程就要走一遍，大量重复繁琐的工作，对基层村来说确实负担太重。
（二）面积核实矛盾多，实施环节操作难。导致种植面积与补贴面积差异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一是种粮补贴政策因素。我省的种粮补贴面积是以农业税计税面积和粮食实际种植面积相结合确定。由于粮食的实际种植面积难以有效准确核实等原因，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以2001年税改确定的计税面积为依据，只进行了适度微调。实际种植面积与原来的计税面积本来就有很大的差距。二是土地承包制度因素。当初实行联产承包时，农业生产力水平还很落后，耕地存在着较大的级差，当时土地还要承担税费和乡村提留统筹等经济负担，为了体现级差田块的经济负担公平，农民发明了以耕地级差等次优劣打折确定承包面积的办法，乡村按打折后的耕地承包面积分担税费等经济负担。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耕地负担取消后，打折扣除面积不享受补贴成了新的经济不公。三是镇村基层操作因素。多年来，由于经济建设等多种原因，实际种植面积与计税面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粮食直补资金发放政策仍然要求以计税面积为依据。减少的面积还在享受粮食补贴，新增的面积却得不到补贴。据了解，少数地方干部出于地方利益保护，许多高效设施农业面积、养殖用地面积、工业用地面积、建设用地面积并没有从国家种粮补贴面积中核减。上述三个因素导致种植面积和应补贴面积成为扯不清的“两张皮”，造成了农民的误解，增加了基层干部的工作难度，成为诱发农村社会矛盾的一个新的热点问题。以兴化市中堡镇为例，粮食补贴面积占全部种植面积的87.95%，粮食补贴面积为3.65万多亩，而实际耕地种植面积为4.15万多亩，面积相差0.5万多亩。此外，补贴发放时间提前因素。国家要求在每年3月份之前就要将补贴资金及时发放到种粮农民手中，这个时间农民到底要种植什么，章程还未最后拿定。对于种植面积村干部只能是凭经验“统计加估计”了，与实际种植面积有偏差在所难免。
（三）目标措施错位多，补贴对象厘清难。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不相匹配，导致补贴对象是谁难定的困惑。其一，现行国家种粮补贴政策的目的是：鼓励农民种植粮食，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复种指数，增加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享受补贴的对象理所当然是种粮农民。目前，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现象非常普遍，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农户之间的私下行为，情况极为复杂，变化也相当频繁，要想核准难度极大。把种粮补贴直接发放给种粮农户缺乏可操作性。一味强调把补贴发给种粮农民，必然陷入“应享受对象”困局而难以落实，影响农村稳定。从便于实际操作，种粮补贴政策明确要求：种粮补贴是以土地承包者为发放对象，或者按土地流转双方的流转协议处理。尽管把种粮补贴发放给土地承包权人，与出台政策的初衷不相吻合，但是绝大多数农民对此还是认可的，有利于农村稳定。这种结果对照政策目标有偏差，有违政策初衷。其二，在少数人地矛盾突出
的村，为了照顾大部分农民的情绪，没有按照村民实际种粮的亩数发放补贴资金，而是按人口平均摊派发放国家粮食补贴资金，不种粮同样得到粮食补贴。（四）权利义务失衡多，禁止抵扣收缴难。种粮补贴是国家直接给种粮农民的经济补贴，而规费是依照相关政策规定向农户收取的费用，这两者的对象都是农民。一方面国家种粮补贴要求直接给农民，绝不允许代扣任何规费，另一方面省规定收缴的农业水费，村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还有像里下河这样的水网地区洪涝频繁，由于镇村财力匮乏，镇政府为了组织抗洪排涝，向农民统一收取防汛排涝费用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之举。对于村干部来说，一个是给，一个是取，都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对于种粮农民来说，补贴和上缴为同一主体，一边是权利人，一边是义务人。收缴无法从直补资金中直接抵扣，给与取必须做二次工作，且取的难度很大，特别是“刁难户”只要权利不尽义务，引起其他干部跟风，基层干部工作难做，苦水多多。因此，有的村在落实种粮补贴时，采取“变通”的办法收取上缴，如通过扣取欠缴农户一定面积落实到其他好收取的农户名下，从中代扣代收上交款，但实际上也是一种违规行为。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改革农业补贴制度的部署和要求，财政部、农业部已将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并将在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农业补贴政策。本人联系农业补贴政策实践情况，认为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应当做到“五个要”，即 “政策目标简明，补贴项目简并，乡村工作减负，基层矛盾减少，配套措施要到位”，才能取得较好的实施效果。
（一）政策目标要简明。笔者认为，“政策目标简明”就是合理调整种粮补贴政策目标，今后农业补贴政策应当以农产品有效供给能力保护和建设为目标，无需以具体农业产品种植品种和农民生产收益为补贴对象。中央新的补贴政策已把“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以解决农业补贴政策目标与措施错位的问题。补贴受益人为确保耕地用于主要农作物种植的农村土地承包权人。
（二）补贴项目要简并。现行的粮食补贴种类多，与耕地面积相关的补贴项目包括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水稻良种补贴、秸秆还田补贴等，种类多，发放补贴的时间不一，要求不同，可发放的对象基本相同，不仅农民难于理解，而且补贴基础信息采集核实重复操作，工作量大，发放成本高。为此，中央在调整补贴政策目标的基础上，整合了补贴种类，简化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将80%的农资综合补贴存量资金，加上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象为所有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享受补贴的农民要做到耕地不撂荒，地力不降低。补贴资金要与耕地面积或播种面积挂钩，并严格掌握补贴政策界限。对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林地、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及长年抛荒地、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等不再给予补贴。中央决定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调整部分存量资金和新增补贴资金向各类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财政部和农业部两部明确要求：各地要从中央财政提前下达的农资综合补贴中调整20%的资金，加上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资金和农业“三项补贴”增量资金，统筹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对象为主要粮食作物的适度规模生产经营者，重点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
（三）乡村工作要减负。一是建立以实际种植面积为依据的补贴机制。地力保护补贴面积以实际种植面积为准，彻底消除补贴面积上的“两张皮”，以县为单位统一制定补贴面积核实办法，明确核实面积的主体及责任，将核实面积和发放资金的责任分离。实行面积一次性核实统计、补贴一次性计算、资金一次性打卡，可大大减轻基层干部的工作量，也便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检查和监督。二是建立以农村土地承包确权面积为补贴依据的信息采集机制。__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国家将对农村土地承包权进行发证。2015年11月中央印发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出：“明确和提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法律效力，扩大整省推进试点范围，总体上要确地到户”。笔者以为，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结果建立农村土地承包信息网络系统，今后农业补贴数据，包括耕地地力保护和扶持农业规模经营的补贴依据，可从此系统中提取，再扣除渔业、林果业、养殖业及抛荒地等面积，最终确定农业补贴面积。今后补贴面积的增减依据主要是凭国土部门的批准和农经部门的验收文件等。三是建立补贴面积动态管理机制。在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完成以前，要准确核实农作物种植实际面积，实际补贴面积不再受税改面积的限制，无论是税改内面积还是税改以外面积，只要符合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栽培要求的耕地都要计入补助面积，杜绝一切形式的“两张皮”。既要做加法，又要做减法。加法，即把新增平整造地种粮面积、退林还耕面积、退牧还耕面积和退鱼还耕面积计入补贴范围，给予地力保护补贴。减法，即扣减农民建房占用、工业园区征用、国家重点工程征用和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占用等已经不再种植粮食的耕地，再核减渔业、林果业、养殖业用地以及抛荒地面积，这些不再给予地力保护补贴。
（四）矛盾诱因要减少。一是补贴对象调整带来的诱因减少。由于新的补贴政策不对特定粮食品种进行补贴，享受补贴的面积不受夏秋两季农作物栽培周期影响，只以有没有种植农作物为补贴标准，补贴信息的稳定性较强，真实性便于核查，人为操作因素减少，自然减少矛盾滋生。二是补贴项目合并带来的诱因减少。补贴项目合并后，参与涉农补贴项目的部门就会减少，减少了多部门间的工作及补贴信息的扯皮，矛盾自然会减少。三是机制制约带来矛盾诱因减少。今后如果实现农业补贴面积从农村土地承包信息管理系统中提取相关数据，再实现涉农补贴系统与农村承包土地管理系统数据自动比对，强化信息技术手段对补贴数据真实性的审核，则可确保补贴数据的真实可靠，大大压缩基层在补贴面积上人为操作的空间，从而减少矛盾滋生。
农业补贴论文范文第4篇
农业在我国的地位决定了财政农业补贴的必要性。民以食为天，农业是生存之本是，发展之根，是人类发展的基础。一方面，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农业是起物质生产和一切非物质生产部门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生产生产生产资料的重要市场。另一方面，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前提和基础是农业，工农业生产的巨大差距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为城市扩张提供了土地和丰富的劳动力，因此农业资源师城市化发展的基础。
二、农业补贴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发达国家成熟完善的农业补贴体系相比，我国的农业补贴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农业补贴总体水平较低
从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和农业发展的战略性出发，农业补贴势在必行。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弱质性要求我国农业要有竞争力要依附于我国的财政实力。尽管我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在近几年对农业不断地增加，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三农”补贴数量的不断增加，但是年度间分配不平均并且出现地区分配不均的现象，一些地方的不重视导致财政补贴的不足，约束着农业的发展。
2.农业补贴的结构不合理
我国实行的农业补贴政策，制度设计缺乏系统性，因而结构失衡问题突出。首先，经常性补贴远远少于临时性补贴。经常是为了应对农产品短缺而临时进行的农业补贴。长期性和稳定性都不高。另一方面，补贴的重点不明确，对于农产品方面的补贴，主要集中于粮棉等方面，虽然已经开始有选择的补贴，但是还是不能够稳定和普及。再是，对于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也较为缺乏。出现分配不均的现象。最后，农民培训等相关技术类项目的缺乏问题较为突出，农业技术推广力度不大，进展迟缓，对于市场营销服务的补贴性支持未明确。
3.农业补贴的管理体制不健全
农业补贴的实质是工业反哺与农业，城市支持农业发展。因此，农业补贴的根本受益者应该是农民，利益流向农民。但是在世纪农业补贴的操纵中，由于政府管理体制的不完善，有漏洞，补贴方式的不规范，导致农民的获利少，主要原因是补贴措施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难以提新效果。目前，我国农业补贴主要分管于不同的部门，责任不明确，导致交叉管理，职能重叠，机构设置分散，部门利益严重，业务分割，各个部门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从而降低了农业补贴的效率。
4.农业补贴的金融法支持与保险水平较低
农业补贴的资金来源比较单一，主要依靠政府资金和吸收存款。面临着“一农难支三农”的尴尬局面。不能够有效的利用金融和税收等手段。农业补贴金融体系还不健全，能力弱，农村资金缺乏，农民借贷风气盛行，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补贴专注于农业的内部补贴，而忽视了农业生产环境的外部补贴。对于农民能力的培养和风险补贴较少。基础设施和粮食安全储备体系不完善。农业人员的培训以及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力度低。因此，我国目前的农业保险补贴难以祈祷补偿农业风险，稳定农民收入的作用。
三、农业补贴相关问题的解决措施
1.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合理配置资金
政府应该加大农业补贴的总量投入，逐年增加投资额度，加大农业的一般服务力度，优化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力度.要着力提高农民收入，通过粮食直补的方式增加农民的直接收入，增强其学习的积极性。把农业补贴从流通环节转移到生产环节中去。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2.优化农民补贴节后，有效的发挥农民的补贴作用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着重发展重工业，农业，轻工业较次发展。农业发展结构不合理，导致我国长期以来请示农业的补贴，农业补贴安排不合理。因此，根据这种状况，要着力改变现状。一是建立经常性的补贴体系，以经常性的补贴体系为主，给市场主体稳定的预期。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二是强化重点，主要是农业补贴对象重点，对农业生产中的冗杂人员进行裁减，减少开支，增加对其他农业项目服务的补贴力度。这样既能够提高效率，也能够提高效益。
3.完善农业补贴资金的管理体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建立完善的农业管理体制，要做到高效统一，职能明确，权力义务合理，合理统筹安排各种农业补贴项目。加强对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在明确补贴目标的前提下，给农业生产提供相应的补偿。通过法律建立一个完善的农业补贴体系，加强相关的组织建设，使之成为政府与农民沟通的媒介。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政策，帮助农业补贴的实行。
四、结语
我国农业发展关系着工业，轻工业的发展。是立国之本。要增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关注农业补贴相关政策，完善体制机制和农业保险的发展，提高农业自身的增长能力。
农业补贴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业补贴；利益；利益机制；利益集团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关系到人民的温饱、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乃至国家的独立安全的根基产业。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长、资金周转慢、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小，经受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二重影响，其生产效果和经济效益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和难预测性。农业的这些自身特点，决定了农业在现实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其发展必须依赖于外力的扶持和保护。
在新农村建设中，对于农业的支持与保护是题中之义，而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扶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其目的是保证本国粮食安全、维护农产品价格稳定和保障农民收益。农业补贴是新农村建设中对于农业进行支持和保护的最直接的手段，因为从本质上说，农业补贴是利益的一种让渡和转化，其补贴的内容、形式和目的无不体现出明显的利益属性。本文试图从利益机制的视角对我国农业补贴制度进行分析，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农业补贴改革的思路与建议。
一、制度属性——农业补贴的利益本质
利益是人们为满足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对一定对象的客观需求。[1]从哲学上讲，利益是利益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肯定，它反映客体所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把人与社会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而“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2]从政治学上看，利益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一定社会内容和特殊性的需要。从本质上来讲，利益是社会主体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转化形式，它表现了社会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3]庞德在论述法的作用和任务时将其界定为“它是人类个别的或在集团社会中谋求得到满足的一种欲望或要求。”[4]克格尔则认为，利益不仅是“欲望念头”，而是并且主要是隐藏在法律规范背后的、部分并行、部分对立的、相互增强或抑制的抽象的社会力量，即创制法律的矢量（VektorenderRechtsbildung）。[5]
利益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人劳动的最根本的动因就是获取利益。在整个历史的发展中，人们争取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追求利益是人活动的根本目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利益。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生产的利益实现具有两个层面：一方面，农业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根基产业，其负有保障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使命；另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其生产活动的最根本动因和目的就是获取经济利益。农民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个体，同样也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而农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农业的弱质性，自然风险和市场竞争双重制约使得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低下，难以实现其生产主体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了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冲突和矛盾，而农业补贴作为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的一项政策工具和法律制度，说到底都是对这种利益矛盾和冲突进行协调的产物，其内在地体现着各主体之间一定的利益关系，体现着利益的属性。此外，农业补贴的内容、形式和最终目的也都体现出明显的利益属性。从补贴的内容上看，农业补贴主要包括“黄箱”补贴和“绿箱”补贴，“黄箱”补贴主要有国家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品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固定直接补贴、休耕补贴和反周期补贴等。这些补贴无疑以经济利益为内容，直接体现着国家、农民以及其他市场主体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绿箱”补贴主要包括一般农业服务，如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粮食援助补贴；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收入保险计划；自然灾害救济补贴；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农业资源储备补贴；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农业环境保护补贴和地区援助补贴等。[6]这些补贴主要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性物质产业——农业进行扶持，保证国家、农民长远利益的实现，它们体现的是新农村建设各参与主体之间一种长期的利益关系。从补贴的形式上看，农业补贴分为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直接补贴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如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等）对农民进行的直接经济补贴。间接补贴主要是通过在流通领域中对农产品以及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支持，以“隐蔽”的方式对农民进行的一种资金补贴。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都使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主体——农民事实上获得了利益，实现了农民的增收。从补贴的目的上看，任何国家的农业补贴都是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保护农业生产者的利益，维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保证本国粮食的安全，保障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从而最终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由此可见，农业补贴作为一项支持保护农业的法律制度，其制度的本质特征、补贴的内容、形式和目的均体现出明显的利益属性，这就为我们从利益机制的角度分析农业补贴制度提供了条件和依据。
二、制度反思——我国农业补贴利益机制的运行现状
利益是相对于一定的利益主体而言的，利益机制是对利益带有原动性的有机系统。没有好的利益机制，利益是无法真正实现和保护的。[7]新农村建设是对现有利益以及未来增量利益的格局重构，在建设过程中，农业补贴将利益主体、利益客体和利益中介（人的活动）等三部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的利益机制，成为影响新农村建设中利益分配的的关键性因素。因此，从利益机制的角度对我国农业补贴制度进行透视，剖析其存在的问题，是一条科学的思路。笔者认为，影响农业补贴的利益机制主要有：利益的产生机制、利益的分配机制、利益的代表机制和利益的保障机制。
（一）利益产生机制
利益的产生问题是利益机制的核心问题。农业补贴中的利益产生机制是指利用相关制度依法促使可持续农业利益补贴的产生，源源不断地为扶持农业生产和实现农民的增收提供增量利益补贴。简而言之就是主要指农业补贴的来源和生成问题。而农业补贴是一种典型的准公共产品，自身效益低社会效益高。对于这样的准公共产品，国家应该成为主要的供给主体。因而，农业补贴的产生问题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政策价值取向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和企业也可以并且应该成为农业补贴的主体，如扶贫慈善机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它们对农业补贴的产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现行的农业补贴制度缺乏引导社会团体、组织和企业等参与农业补贴的机制，补贴几乎由国家财政一力承担，资金来源单一，而且补贴的力度明显不足。总的来看，我国对农业的补贴支出总量较低，绝大多数年份农业支出并未超过财政支出增长比例，财政的实际补贴比率只在2%—3%，递增速度缓慢。具体来看，据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的数据统计，我国对属于“绿箱”政策补贴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很低，属于“黄箱”政策补贴范围的农业补贴支出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23%[8]，离WTO要求中国的8.5%国内支持微量允许标准仍有一定的差距。而美国在2002年《农场安全和农村投资法案》中，计划在2002年至2011年这10年间向农业提供1900亿美元的巨额补贴，欧盟和日本也都通过国内立法对农业实施高额补贴。相比之下，我国在农业补贴政策上的态度仍有待转变，财政支持的力度亟需进一步的加大，应积极采取措施拓宽补贴资金的来源渠道，充分利用“黄箱”补贴的空间，用好“绿箱”政策，以保证农业补贴源源不断地快速产生。
（二）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分配机制是与利益产生机制密切联系的。农业补贴利益分配机制的中心是依法合理地对补贴的利益在农民与农民之间、农业组织与农业组织之间以及农民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有限的农业补贴在各主体之间分配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着补贴的实际效果及其作用的发挥。从农业补贴的目的性价值看来，补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保障粮食安全和维护社会的稳定。从这个目的出发，补贴的利益应该多用在直接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上。而我国目前农业补贴的结构不科学，导致了补贴利益分配不合理。分析整个农业补贴额的构成，可以看到，我国大量财政补贴用于弥合购销差价、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以及贴息贷款等流通领域方面，对于农民的脱钩直接补贴、农业教育、农业技术推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补贴很少，而这些方面却正是改造传统农业，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关键所在。发达国家长期实践也表明，流通领域支持措施（如价格支持等）的补贴效率一直较低，在保障农民收入方面，国家拿出了很多钱，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真正能够流到农民手中，大部分都在中间环节被其它市场主体所侵蚀。据经合组织测算，发达国家的价格政策的补贴效率仅仅为25％，即国家补贴1元钱，农民得到的只有0.25元。[9]但这并不意味着流通领域的补贴措施不重要，国家对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支持等措施对农业的稳定发展仍然是必需的，但投入的比例可以适当减少。补贴利益的分配应向直接补贴措施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适度倾斜，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恰当的地方，以提高补贴的效率。
（三）利益代表机制
在利益关系日益明显化的当代社会，重大利益关系已经构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与此同时，也构成了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危机的基础。原有的利益关系均衡被打破，利益群体的形态由隐变显，利益冲突由暗变明，利益差距和矛盾更加明朗，利益群体的利益观逐渐变强，利益冲突亦日益突出。[10]在处理和协调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时，有制度保障的利益代表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建立并完善农民在农业补贴中的利益代表机制，就是要通过制度安排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建立能代表农民利益，反映农民意愿的合作组织或利益集团。在西方，利益集团又称利益团体、压力团体、院外活动集团等。JefferyBerry认为，利益集团是由抱有某些共同目标并且努力去影响公共政策的个人组成的团体。[11]DavidTruman也指出，利益集团是一种在其成员所持的共同态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上其他集团提出某种要求的集团，如果它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其要求，它就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利益集团。[12]当今社会，利益集团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利益博弈和政策博弈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农业补贴的过程中，农民的权益之所以在某些方面得不到保护，农民利益之所以存在丧失和被侵蚀的现象，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农民利益代表主体缺失。没有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农业利益集团，单个分散的农民在其他市场主体面前无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利益冲突中往往陷于不利的境地。一些国有粮食部门、企业与广大分散的小农户在争取财政补贴的博弈中处于上风的原因，就是这些部门、企业相对于广大分散的小农户而言，是一个组织性较强、利益比较一致的集团。相反，农民则是一个人数众多、组织性弱、利益不太一致、比较松散的群体，缺乏自己的利益集团来改变对己不利的补贴政策，在政策博弈上处于劣势的地位。此外，利益代表主体的缺失还影响着农业补贴的成本和效率。中国农民人口众多，利益代表主体的缺失使国家与农民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中介桥梁，信息传导不充分，许多针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其运行成本都比较高昂，从而降低了补贴资金的运行效率。可见，通过立法赋予农业行业组织、农民合作组织等农民利益代表主体（利益集团）一定的法律地位，充分发挥它们在农业补贴中的积极作用，对补贴过程中农民权益的维护和补贴效率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利益保障机制
法是调整利益关系的，法更是保障和实现利益的重要手段。法以规范的形式将各利益主体的各种社会利益联系起来，通过调整人们的权利与义务而实现对利益的规制，从而保护各利益主体自身合法利益的实现，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利益保障机制。[13]农业补贴中利益保障机制的中心是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农民利益的实现，主要包括保障农民的利益不受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威胁和其他市场主体的侵害。当前我国对农业补贴的立法相对滞后，目前为止尚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农业补贴法》，对补贴过程中农民合法利益的界定比较模糊，以至于当农民的某些利益受到其他市场主体的侵害时往往得不到法律很好的保障。当务之急应加快对农业补贴的专门立法，完善好各项配套法律制度，以保障补贴过程中的农民权益不受侵犯。对于防范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农业保险是一项很好的制度安排。农业保险是现代农业的三大支柱之一。农业作为一个弱质性、低效益、高风险的产业，尤其在加入WTO以后以及我国农业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条件下，农业生产面临着更多的自然和非自然性的风险，农民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农业保险在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效规避农业风险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4]农业保险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自身效益低、社会效益高，因此需要国家的财政予以支持。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是国家对农业保险扶持的制度载体，是农业补贴的重要内容，对保障农业的安全生产和农民的利益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而在我国当前的农业补贴制度中，农业保险的补贴制度仍然缺失，从而使农业保险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农业的风险无法得到有效的规避。为此，尽快建立起农业保险的补贴制度，促进我国农业保险的快速健康发展，是我国农业补贴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三、制度重构——我国农业补贴的改革进路为了适应国际社会的新环境，提高本国农业生产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农民的收入，现阶段，我国应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契机，探索适应新时代的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现行农业补贴制度，充分发挥其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保护农民权益的功能。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重构。
（一）利益拓源：加大补贴力度，拓宽资源渠道
我国的农业补贴对于扶持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相对于弱势的农业产业来说仍远远不足，因此需要国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农业补贴资金的绝对量，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这里要克服“少数人补贴多数人”的错误观点。持该观点的人认为，我国城市化率较低，城市人口少于农村人口，由少数城市人来补贴多数农村人十分吃力，因此，财政转移的力度要严格限制在一定的比例范围内，以保证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的权益。然而，一个国家能否对农业实现补贴以及补贴的力度大小，主要取决于非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国民财富贡献和财政收入贡献能力是否明显超过了农业，需要补贴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或土地等生产资料有多少，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城乡人口比例来衡量。目前我国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发展极不平衡，农业的发展明显滞后，非农部门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赶超农业。据有关调查显示，近年来我国农业占GDP份额已下降到15%以下，税收几百亿元，不足财政收入的10%。[15]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发展裂痕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农业的发展需要国家大力扶持，而不是限制财政补贴的力度。此外，针对我国农业补贴资金来源单一的状况，目前应采取措施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可以通过立法逐渐引导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和企业等参与到农业补贴的中来，给予它们相关政策上的优惠，充分发挥它们在补贴中的积极作用。还可以将财政补贴和银行信贷支持结合起来，积极发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为广大农户提供信贷支持。
（二）结构调整：改进补贴方式，提高补贴效率
我国目前针对农业的补贴多在流通领域进行，有限的资金没有得到高效的配置，补贴利益往往被中间环节的其他市场主体所侵蚀，补贴效率低下。必须要对补贴方式进行改进，变“暗补”为“明补”。应将流通领域的部分补贴转移到直接生产领域，或直接补贴农产品保护价及与之相关联的仓储建设、保管费用等，将以“暗补”为主的补贴方式逐渐转化为以“明补”为主的补贴格局，让农业生产者直接受益获利，使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更直接更具体，更能发挥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政策功效，提高补贴的政策效率。此外，要明确农业补贴不应是一种“应急措施”，对农业的支持和投入作远景规划是确保农业生产稳定、持续发展的前提，财政对农业补贴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有效的促进农业发展和保障农民收益。应在明确农业补贴的目标的基础上调整农业补贴的结构，增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具体说来应该按照WTO规则，减少或逐步取消“黄色补贴”，选择以“绿色补贴”为主的补贴措施。应重视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补贴，加强以水利建设，农村道路建设等为核心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重视农业科技补贴，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加强对农民的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工作。通过科技活动，提高我国农产品科技含量，推动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强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实力。另外，在补贴资金有限的条件下，还可以缩小补贴的范围，减少中间环节，有侧重点地对农业进行补贴和扶持，集中发挥财政补贴的政策效益。
（三）组织促生：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创建利益代表机制
在我国，农民人口多而分散，组织化程度低，缺乏共同利益的驱动，以至农民利益常常存在丧失和被侵蚀的现象。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创建农民的利益代表主体，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保护农民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在农业补贴过程中创建农民的利益代表主体，搭建农民与国家之间的中间桥梁，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谈判地位，改变广大农民在利益博弈和政策博弈中的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交流，降低补贴制度运行的成本，提高补贴的效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民行业组织在农业补贴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的成功实践表明，农业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农民利益代表主体的参与。我国目前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利益代表主体，一些政策制定着对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尚存顾虑，认为9亿多农民一旦形成利益集团是件可怕的事情，将会对国家的稳定构成威胁。其实，这是不相信农民的表现，这种观点片面地夸大了农民组织化的制度风险而忽视了它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该对农民组织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以发掘和认识其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作用和优点。在农业补贴中，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法律上保证农业行业组织开展活动，在立法上赋予了农业行业组织一定的法律地位，明确了行业组织的性质、业务范围，给予农业行业组织必要的经营、民事主体资格，并应在补贴制度中将行业组织作为农业补贴的受益主体，充分发挥其在农业补贴中的积极作用。
（四）风险防范：完善保险补贴，强化利益保障
农业保险作为绿色补贴允许行使的承载措施，已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非价格农业保护政策工具之一。将农业补贴的部分资金用于农业保险补贴，从长远目标和可持续的发展眼光看，更加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权益的保障。因此，构建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是当前我国农业补贴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我们认为，农业保险补贴制度的架构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建立中央和省两级财政补贴体系。在中央单独设立一个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管理机构，主管农业保险的补贴工作及其与之相关的工作。对于由地方政府自己建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中央和省两级共同提供经营管理费和保险费补贴；（2）区域性补贴和差别性补贴齐头并进。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应采取不同的补贴策略，主要是针对区域选择有梯度的保险保障水平；（3）直补农民与补贴企业双向投入。在农业保险的补贴中，可以直接向农民提供补贴保费，对企业的补贴主要体现在管理补贴，对管理保险业务的支出费用予以补贴。[16]（4）鼓励地方或农户成立互助保险合作组织，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通过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等优惠办法，扶持其发展。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是农业补贴过程中规避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保障农民利益的重要手段，对完善补贴的利益保障机制起到巨大的作用。此外，在补贴中为了防范农民的权益受到其他市场主体的侵害，可以通过加强对农业补贴立法，制定一部专门的《农业补贴法》，进一步明确补贴过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对侵害行为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为农民的利益提供法律的保障。
结语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在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利用好农业补贴制度所蕴含的利益机制，在最大的限度内对我国的农业进行支持与保护，进而实现农民增收，在利益分配层面达到最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相信在良性的利益机制作用下，农业补贴制度会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制度作用。
Theresearchofagriculturalsubsidysysteminnewruralconstruction
——Onthebasisofinterestsmechanism
Abstract:Agricultureisafoundationofthenationaleconomy.Itisveryimportanttobuilduptheagriculturalsubsidypolicyprogressivelyinourcountry,keeptherationallevelofthepriceofagriculturalproductsandsetuptheagriculturalprotectionsystemprogressively.Theweakqualityofagriculturehasdeterminedtheimportanceandnecessityoftheagriculturalsubsidy.Theessenceoftheagriculturesubsidyisthesubsidiesofinterests,itscontent,formandpurposetoreplenishembodyobviousinterestsattributeinvariably.Wecananalyzethesystemofagriculturalsubsidyofourcountryfromthevisualangleoftheinterests,andconstructthebenigninterestsmechanism.
Keywords:Agriculturalsubsidy;Interests;Interestsmechanism;Interest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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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补贴论文范文第6篇
第一部分何为农业补贴
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也就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资源转移到农业领域，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在入世后能够对农业的补贴是指针对于国内农业生产及农产品的综合支持。
在WTO农业多边协议框架下，农业补贴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广义补贴，即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其中较大部分如对科技、水利、环保等方面投资，由于不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一般被称为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绿箱”政策措施主要包括：（1）一般农业服务，如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2）粮食安全储备补贴；（3）粮食援助补贴；（4）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5）收入保险计划；（6）自然灾害救济补贴；（7）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8）农业资源储备补贴；（9）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10）农业环境保护补贴；（11）地区援助补贴。
另一种是狭义补贴，如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补贴，这类补贴又称为保护性补贴，通常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造成直接明显的扭曲性影响，一般被称为“黄箱政策”。主要指的是那些容易引起农产品贸易扭曲的政策措施，包括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品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休耕补贴等，一般称“黄箱政策”。属于“黄箱政策”范围的农业支持与补贴，叫“黄箱政策”补贴。WTO《农业协定》的“黄箱政策”中规定给予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为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所采取的下述支持和补贴措施可免予削减承诺，简称“发展箱”。主要包括：（1）农业投资补贴；（2）对低收入或资源贫乏地区生产者提供的农业投入品补贴；（3）为鼓励生产者不生产违禁麻醉作物而提供的支持。一般称此为“发展箱”政策措施。
第二部分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情况与分析
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水平显然不高，财政实际补贴的比率大约是2%―3%，总量补贴根本达不到8.5%。之所以在入关时关于农业谈判中仍然坚持争取较高补贴率，是因为这个补贴会自动成为每一种农产品进行“黄箱补贴”的上限，这样对于我国很多大宗品种的出口影响甚大。所以，这个补贴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一些大宗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虽然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水平较低，但按照《农业协定》也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一是符合所谓的绿箱政策的，如我国1996-1998年平均支出为1514.2亿元人民币（182亿美元）。主要对农业提供了“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人民币（95亿美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46.4亿美元），占25%；以及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我国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二是符合所谓的黄箱政策的。我国在1996-1998年期间实施的“黄箱政策”主要有两种，1、对粮食、棉花的政府定价收购及保护价收购。98年后政府逐渐缩小了粮食收购补贴范围，如一些地区的小麦和玉米已经退出保护价范围。2、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如八十年代对农膜的补贴。三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箱政策，如国家对农田灌溉设施的投资补贴等。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财政对农业补贴的特点表现在：（1）补贴范围的普遍性。财政对农业生产流通领域补贴，几乎涉及到农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全过程。补贴面较广，补贴很分散，补贴的作用难以集中发挥，补贴的效果较差。（2）以价格补贴为主，贴息贷款为辅。大多数补贴用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这些补贴占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比重较大。1991年至1996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用于粮棉油在流通环节的补贴达1866亿元，占整个财政补贴总额的50％，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补贴，农民从中间接获得补贴利益。（3）补贴方式的隐蔽性。长期以来，财政对农业补贴方式多采劝暗补”的方式，即财政补贴资金不直接以财政拨入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流通渠道间接地给予补贴。这种方式体现在农业生产中，带有一种补质。但这种“补助”并不为大多数生产者所知晓，对生产的直接刺激力度不大，且容易流失。
第三部分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成本及主要构成
分析我国农业生产成本，不妨先分析一下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成本主要构成，因为河南、河北、山东是我国的产粮大省，我们以这些省的农业生产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东北地区因为土地面积较大，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分析不适合东北地区）当前在河南省，农业生产的成本主要有以下几部分组成（山东、河北类似），一是土地使用税和各种提留与统筹；（可以简单表示为A两费一税，平均每人每年八十元；B提留和统筹平均每人每年四十多元，总的费用大约平均每亩为三十元，注：各地区情况略有不同）；二是土地耕作费用，平均15元/亩/次；三是种子费；四是化肥和农药费用，平均大约八十元/亩；五是收割或脱粒费用15元/亩；六是运输费和人工费。那么我们可以简单计算这些河南、山东、河北等省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生产成本。
以此计算这些地区小麦的生产成本为：15元/亩/次（耕作费）+10公斤*1.6元/公斤/亩+23元/50公斤碳铵/亩、18元/50公斤磷肥/亩和40元/50公斤钾肥或农药+15元/亩收割脱粒费用+50个人工+每年每亩的两费一税和统筹提留费用30元/亩。按照河南、河北、山东的平均经济水平我们初步估计每个人工价值为5元。则可以看出现阶段小麦的生产成本大约每亩总计为157元+250元=407元/亩（因为人工费用国家没有统一标准，成本计算不一定准确，仅有参考意义）以河南省各主要粮食产地当前的实际生产情况来看(其它几省情况类似)，平均每亩的产量为400公斤，而且还需要没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样可以粗略计算一下上述几省的小麦生产成本大约每吨1017.5元，即123美元/吨。
对比于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印度中等小麦为85美元/吨（FOB美湾），美国软红冬2号114元/吨（FOB美湾），硬红冬2号126元/吨（FOB美湾），法国小麦106美元/吨（FOB里昂）可以看出，我国的粮食主产区的小麦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同样可以计算上述这些地区其它作物的生产成本，如玉米的生产成本是825元/吨，大豆的生产成本是1480元/吨，也没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但是，河南、山东等地的花生和芝麻在国际上有相当的竞争力。因为不是主要作物，这里不做重点讨论。）
第四部分我国进行农业补贴的必要性
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还不发达，与发达国家相比，农业生产各个方面的差距都相当大。比如说我国玉米的出口，需要提供40%的出口补贴，才能达到国际市场价格。可以说，入世后我国受到冲击最大的首先是农业。如何在入世后保护农业生产，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是稳定我国粮食生产，保护广大农民利益的重要保证，也是党和国家努力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这一切都要求对农业采取补贴和保护措施，以稳定农业生产，逐渐提高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对国内农业保护的手段之一，从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这是有效地保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第五部分对我国农业补贴的建议政策措施
入世后，对农业的一切政策都要以《农业协定》中规定的农业补贴不超过8.5%为限度。那么，在农业协定的允许的条件下，从哪方面进行补贴最为有效果呢？
从我国过去的做法看，最主要的补贴进行价格支持，采用保护价格收购措施，相当于对流通环节进行了补贴。但是，价格支持是需要削减的黄箱政策，而且根据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效果并不好。同时按照WTO《农业协定》要求，政府提供的价格支持应针对农产品生产者，而不应该是流通部门。因此，尽管今后价格支持在总量上有一定调控空间，但在支持结构及补贴目标上则需作较大的改革。应通过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目标、支持重点，深化农产品流通体系改革，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把支持与补贴的重点转向农业生产者。
关于对农业的补贴具体的措施，我非常同意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课题组的建议，重点在以下几方面：1．尽早改变和改革低效率的价格支持政策，将节省出来的宝贵财政资源，转为直接补贴等其他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措施，把“黄箱支持“转为“绿箱”政策范畴的支出。
2．在考虑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时，按以下先后步骤进行：（1）取消现行的农业三税，即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中央政府按核定的基期数额对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对发达地区可以不进行这种转移支付）。（2）取消教育费附加和“五统筹”范围的收费，对地方政府因此而减少的收入，由中央政府按有关指数重新核定之后向地方政府转移支付。（3）取消村提留，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按村庄数量和人口多少核定固定补贴额，列入财政预算支出。(4)以上三项，国家每拿出一元钱，农民就实实在在地少缴一元钱，就相当于增收一元钱。换言之，国家用于以上项目的支出，都相当于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如果在此基础上，国家还有补贴财力的话，可以参照美国的脱钩补贴的方式，对农民进行补贴，计算补贴的基础可以采用税费改革中采用的土地面积和常年产量之积。
农业补贴论文范文第7篇
1.基本状况。中国农业保险体系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由一些私营公司自发形成。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曾先后在1950年、1953年和1982年出现过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但是发展较为缓慢。2003年，国务院启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并于2004年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全面调整。2007年，中央财政将农业保险补贴列入预算，推动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了大发展。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已经覆盖全国各地，参保农户达到1.83亿户次，保费收入达到240.1亿元，业务规模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2.体制特点。从立法内容和相关实践来看，我国农业保险有以下三个特点：①特定立法予以规范，在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中规定，国家支持为农业服务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由法律和行政法规另行规定。此后，《保险法》经历了两次修订调整，但是都没有对该条规定做过变动，为农业保险的单独立法提供了基础。2012年，国务院颁布了《农业保险条例》，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首个立法文本的诞生。《农业保险条例》融合了商业性农业保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于一体，做了统一的规范，并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同时，《农业保险条例》对农业保险的概念进行了拓展，将农房、农机具、渔船等财产保险和农民意外伤害等人身保险都包括在内，使我国农业保险内容更加丰富和多样化。因此，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涉及了商业性农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和涉农保险，在单独立法的同时，又为各种门类和性质的保险事务做出了精确的规定。②确立了公私合营模式，我国农业保险坚持“政府引导、财政支持、企业运作、部门参与、农业系统延伸”的总体思路。政府统一制定农业保险的具体运行规则，并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具体的业务开展和承保理赔等服务操作，由各商业保险公司负责推进。这种模式类似于国外公私合营的经营模式，确立了我国农业保险未来的发展方向。
截至2012年底，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和人保财险公司成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承包公司，并开办了包括玉米、小麦、大豆、花生、马铃薯、农业设施、果园等涉及各类农产品和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农业险种。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险种设置、保费补贴标准等方面，相继做出了规定，成为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的业务指南。因此，我国农业保险公私合营模式是从法律规制体系到具体实践操作的完全体现。③注重地区发展的差别，考虑到我国各地农业生产的模式、类型和发展水平差别较大，中央在具体险种规定、保险补贴水平、承包公司选定等方面，给了地方政府相当大的自力，使其能够根据本地的实际，制定出符合当地发展水平的农业保险政策，以确保农业保险既能够有效保护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又使当地农业生产者更能接受农业保险的价格政策。比如，山东省根据本地情况，着力推出了以小麦、玉米、苹果、蜜桃等特色农作物为主要内容的农业保险承包体系，有效促进了当地特色农业的发展步伐，实现了保险县数翻番、承保面积翻番和财政补贴翻番的目标。四川省将提高森林保险保障水平和赔付标准作为重点，不断提高公益林和商品林的保费补贴标准，还取消了森林保险的起赔点。同时，还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放开了肥猪保险工作，取消肥猪30%的承保规模控制政策，打造出了适合四川省农业发展模式的保险体系。
二、我国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
1.财政补贴的必要性。与一般的金融保险业不同，大多数国家的农业保险都必须建立在政府财政资金补贴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①理论层面的必要性。从政府干预理论的角度看，农业保险固然是保险业的一种业态，应当由市场进行自主调节，但是在市场调节过程中，往往会在一些特殊产品的调节中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而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就存在容易失灵的特点。因此，对其既不能完全放任于市场，也不能直接由政府进行统一配置。政府通过公共财政予以一定的适量补贴，才可以用政府的力量合理干预市场的自发行为，从而为农业保险这种准公共物品实现最高效的资源配置。从信息对称理论角度看，保险公司对农户日常生产作业不熟悉，在信息资源上居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各国农业保险在开展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农户因为掌握信息优势而做出违背道德的行为，加大了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因此，政府财政予以补贴，减少这种风险的影响，才能确保农业保险事业能够顺利开展。从福利经济学理论角度看，农业保险制度为农民这一低收入群体提供了维持生产和生活稳定的保障，是国家为农民提供的一种福利。为了保证这种福利可以正常运行，国家必须用财政补贴的方式确保这项制度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②实践层面的必要性。对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统计调查，全球有104个国家和地区，对农业保险予以财政补贴。在现实中，农业保险面临风险高、损失大、农民收入相对较低等问题，导致保费成为难以平衡的难题。保费设置太高，则农民难以承担；设置太低，则保险公司面临亏损。因此，通过政府财政补贴的杠杆，平衡农民与保险公司双方的利益关系，才能确保农业保险的正式开展。因此，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对农业保险实行财政补贴扶持是十分有必要的。
2.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现状。2007年，我国在重新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时候，便从中央财政列支了21.5亿元的预算，为6个试点省区提供保费补贴。2008年，财政部又颁发了《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和《中央财政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两个文件，使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显得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同时，补贴品种和补贴省区也随着农业保险事业的深入推进而不断拓展，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事业向社会的全面推进。2007年，中央财政试点农业保险补贴的时候，补贴对象和范围仅包括玉米、水稻、大豆、棉花和小麦共5种农作物和能繁母猪，保险内容较为单一。2008年，随着试点区域的扩大，农业保险的补贴品种也有所增加，将花生、油菜等油料作物和奶牛都纳入到补贴范围之中。到了2010年，农业保险补贴全面扩大，涵盖了种植业、养殖业和林业等主要产品，甚至对部分西部地区特有的青稞、牦牛、藏系羊等予以保险补贴。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农业保险补贴额度逐年提升，并于2010年突破了百亿元的大关。另外，地方各级政府在中央的号召下，也逐步提高了配套补贴比例，部分地方在一些险种上的补贴比例高达80%，有力推动了农业保险制度在地方层面的推广。
3.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模式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有3个层面：①思想认识不到位。一直以来，涉及到财政补贴支出的，都会被视为政府达成宏观调控目的的手段之一。政府通常都会有意识地扶持某种门类或者某种规模程度的农业，并放任不符合调控方向的农业生产自生自灭。在此种背景下，政府部门会容易以提高农业保险门槛为手段，将一部分不符合调控要求的农户排除在外，结果造成了农业保险的不平等性，甚至激发了社会矛盾。②地域平衡性较差。目前，保费标准和财政补贴比例由省级政府确定，并下发各市、县级政府执行。但是由于省域之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较大，省级统一制定的财政补贴标准难以适合下辖各地区的情况，而只能采取相对保守的政策。导致的结果是相对富裕地区的财政补贴压力微小，但是赔偿额过低，农业保险失去其意义；而相对贫穷地区却难以支撑庞大的财政补贴，破坏了财政收支平衡。③补贴目标偏狭。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仅仅是针对农户一方，目的仅在于减轻农户缴纳保费的负担。但是实际上，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业务不甚热心，是农业保险开展所遇到的一大问题之一。而单方面的财政补贴，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并没有改善作用，导致此类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
三、优化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对策
针对上述三个问题，对应分析出以下三点相应的对策和举措。
1.转变政府思想观念。加强宣传教育，转变政府部门的思想观念，树立起对农业保险事业的正确认识，是做好农业保险各项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农业保险作为一种普惠性的保障措施，应当提供给全体农户。政府官员应当将农业保险视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一部分，对各类大、中、小农户进行财政补贴，而不是进行区别对待。同时，政府可以通过采取以乡镇为单位，进行统筹计算，将辖区内的大小农户都纳入保险范围之内，从而扩大农业保险对全体农户的覆盖面。另外，对小型农户的财政补贴，额度也并不大，对财政收支的压力几乎没有影响，给政府层面实际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可操作性。
2.放宽地方定价权限。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政策制定模式，将农业保险的参保范围、赔偿上限、保险费率、财政补贴比例等事项的决定权适当下放到各市、县政府，由各市、县政府根据自身的发展实际，进行灵活统筹安排。适当允许各市、县政府调整保险费率，提高保费水平，并安排相应的财政补贴投入和比例，以鼓励各地按照实际情况来推行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同时，还应切实改变传统的政府部门为主、保险企业和农户为辅的定价机制，实行多元化的价格确定和调整方法，使农业保险价格更加贴近市场实际的需求，形成更加灵活的财政补贴机制，推动农业保险事业的不断发展。
3.拓宽财政补贴范围。政府财政补助资金应当进一步拓展范围，除了平衡农户的保费支出外，还应当适当支持保险公司的赢利。在对农户投保保费进行补贴的同时，应当根据不同的险种和规模，对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所产生的经营管理费用和风险费用进行一定的补贴，减少保险公司的展业成本，降低农业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业务所面临的风险。同时，也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或税收返还等政策，鼓励农业保险公司继续开展和拓展农业保险业务，解决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业务热情不足的问题，从而鼓励各大农业保险机构继续开展并拓展农业保险业务。
农业补贴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美国；农业补贴政策；演变趋势
Abstract：DozensofagriculturalsubsidylawshavebeenissuedintheUnitedStatessincethefirstsystematicagriculturallawwasimplementedin1933.Alotoflong-termsubsidiesforagricultureareconductedandthesubsidysystemwithcharacteristicsisformed.
Keywords：theUnitedStates；agriculturalsubsidypolicy；changingtrends
二十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对农产品市场基本采取自由放任不干预的政策，但通过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自3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正式通过农业补贴政策，直接干预农产品市场。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大多是通过法律形式规定的。1933年大危机期间，为拯救农业，美国出台了第一部系统的农业法。此后，随着农业发展要求、市场行情、甚至政治因素的变动，美国又对农业法进行了多次修订。可以说，美国政府的农业补贴政策是在不断调整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自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农业调整法》以后，经过70多年的调整和充实，发展成了一个相当完整而又复杂的政策体系。
不同的农业法中农业补贴政策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因此每一部新农业法的出台都意味着美国的农业补贴在作相应的调整。专家认为，总体看来美国农业补贴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33~1995年，可以称为价格补贴政策阶段。农业补贴政策以限制农产品播种面积、政府建立农产品储备调节市场供求关系、扩大农产品出口为主要特征，农业补贴直接与市场价格相挂钩；
第二个阶段是1996~2001年，可以称为收入补贴政策阶段。补贴与当年市场价格脱钩，直接计入农民收入；
第三阶段是2002年以后，可以称为收入价格补贴政策阶段。既保留了收入补贴，又保留和创造了一些价格补贴手段。
一.1933~1995年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类型
(一)直接补贴
1.灾害补贴。灾害补贴，是联邦政府向遭受干旱、洪水、冰雹或龙卷风等自然灾害的农场主提供财政援助，即对农业灾害给予直接的补贴和成本补贴。
2.目标价格与价格差额补贴。目标价格，是美国政府实施农产品价格干预时采取的一种支持性价格，它的高低由生产成本和生产者利润来决定。它与市场平均价格之差乘以销售量的积，即是差额补贴。差额补贴主要提供给与政府签订休耕计划和销售合同的农场主，在合同面积之内生产的农产品可以获得价格支持。享受差额补贴的农产品，主要是占收获面积绝大部分的小麦、玉米、花生、棉花及乳制品等基本商品。这是政府对生产者实行的目标价格保护，当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或规定价格)时，生产者可以得到差价补贴。
3.休耕补贴。休耕补贴是美国农业限产计划的重要内容。限产计划始于1933年(包括播种面积配额和销售限额)。根据1956年农业法制订的土地银行计划，确立了耕地面积储备和土壤保护储备。前者是允许主要农产品的生产者短期停耕土地的计划；后者是农场把一部分土地长期退出耕种，用于植树和保护土地的目的，而每年都可以获得补贴。实施土地银行计划初期，尚未达到削减农产品产量、稳定农产品价格的目的。1960年又转向一种新的自愿生产控制计划，在1961年的紧急饲料谷物计划中，明确规定农场主应停耕至少20%的耕地，且必须将这些耕地用于土壤保护目的的情况下，农场主才可获得停耕土地正常产量50%的现金或实物补偿。以后陆续通过的一些农业法对休耕计划作了一些修订，但基本目的都是一个，就是把耕地面积减少的额度和结构，同某种或某几种重要农产品的期末库存与消费量之比的高低联系起来，以达到即控制农产品供应，又保护农产品价格的目的。
尹凤梅：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演变趋势分析4.储藏补贴。美国农业的问题在于农产品过剩。为了减少收获季节农产品的上市量，美国政府建立了农产品储备计划。其基本内容之一，就是由政府向农场主支付一定的储存费，使农场主暂时把农产品储存起来，等待有利的销售价格。凡参加自我储藏项目的生产者，可以得到长期贷款，同时可以就其储存的产品得到一定比率的补贴。
5.土地转产的实物补贴，这是对参加土地转产项目的农场发放的实物补贴。
6.奶制品转产补贴，1984~1985年美国政府对于放弃出售牛奶的生产者给予补贴。补贴按生产者往年出售牛奶数量的5%~10%发放，每50公斤补贴10美元。
(二)投入品补贴
1.农场储藏设施补贴。对于农场储藏设施建设，政府给予低息贷款作为支持，利率与商品信贷银行贷款利率相同。这种补贴主要给予作物生产者。
2.农场贷款补贴。农场主家庭管理机构提供生产者低息贷款，包括农场经营、防灾和救灾、处理经济危机、保持所有权、放牧、土地改良、水资源保护和灌溉设施建设所需贷款。
3.作物保险补贴。为了减轻因自然灾害给农业造成的损失，美国联邦自己对农业或农牧场主提供作物保险。1938年，美国国会授权拨款1亿美元，建立了联邦作物保险公司，为农场主提供全风险作物保险。联邦作物保险公司对由于气候和无法避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提供保险，农场主支付保险费。目前，美国的作物保险补贴分为三类：一是全风险保险补贴，对遭受各种自然灾害影响而减产的作物提供政策性保险。二是“区域—单产”保险补贴，即向单位面积产量接近的地区提供作物保险，保险费和赔偿费都按统一的标准支付。三是“气候—作物”保险补贴，这是一种对具有某些特殊气候因素地区提供的保险补贴。从1980年起，政府对这部分保险费给予补贴，补贴额占保险费的40%~60%。
4.燃料税补贴。1983年前，政府对农业生产者在所有非高速公路上消耗的柴油和汽油免收联邦税；1983年后，政策有所改动，农业用油完全免税，其它用油则部分免税。
5.紧急饲料补贴。在由于自然灾害引起牲畜饲料损失的情况下，一定比例的外购饲料的费用可由商品信贷银行支付，最高可达50%。
6.放牧费补贴。林业管理机构和土地管理局对西部16个州在公共草场上放牧收取的放牧费低于一般市场价，这一补贴主要用于牛肉生产。
(三)市场价格支持
1.不归还贷款收益。当商品信贷公司(CCC)提供的无追索权贷款到期后，生产者可选择不归还贷款和利息，而以抵押作物偿还。若贷款的本息高于当时作物的市场价值时，这相当于政府以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收购农产品。
2.液体牛奶补贴。美国许多地区对牛奶实行价格支持，例如最低价格政策、多余牛奶收购政策等。这些政策导致液体牛奶价格居高不下，牛奶价格甚至高于加工后的奶制品。
3.牛肉收购补贴。由于某种原因，政府在一些年份指定商业信贷银行以一定的价格办理收购牛肉事项，这时的收购价有利于生产者。
(四)营销环节支持
1.运输补贴。联邦政府对于内陆水路和铁路的运行、维修和运输系统的建设给予资金支持。
2.检查补贴。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均需接受检查，检查费用包括联邦粮食检查机构、食品安全机构、包装管理机构的开支。政府对这类机构的开支给予政策支持。
(五)长期性补贴
1.农业科研推广补贴。美国注重构建实现农业现代化所必需的、完整的农业科研、教育与推广体系。联邦政府拨款成为农业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美国用于农业科研的公共拨款占农业GDP的百分比，从1960年代的1.6%上升到1980代前期的2.4%。同时，政府对农业科技推广也予以资助。1977年联邦预算中，与州合作的农业推广经费为2.4亿美元。
2.农业资源保护和保护性利用的补贴。1934年的干旱和1935年春季席卷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尘暴”，促使美国开始注意土壤破坏的灾难性后果，并采取相应措施和支付财政补贴予以保护。美国从1930年代的土壤资源保护、1970年代初开始的治理水资源污染，逐步发展为综合保护农业资源。包括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土壤有机物和耕地的生产能力，积蓄、合理利用天然降水和天然湖泊，保护森林等等。
3.研究支持、咨询支持、病虫控制支持、营销支持。这部分经费用于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具体运用在农产品营销服务、农业研究及推广服务、经济研究、国家农业统计上作、动植物卫生检查等项目。
(六)促销补贴
1.农产品出口补贴。为了降低农产品出口价格，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实施农产品出口补贴。其中，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出口时都有政府的补贴。1985年“粮食保障法”规定，补贴10亿美元用于增加美国谷物的出口，夺回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此外，美国还扶持建立不同产品的行业团体、协会，开发世界市场。1953年，联邦政府成立了农产品外销局，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发市场。为实现这一目标，农产品外销局极富创造性地与有关行业团体、协会合作，并给予财政援助，以充分调动其销售农产品的积极性。到1980年，与农产品外销局合作的各类团体、协会已达50个以上。
2.食品补贴。为扩大国内需求并实现社会公平，美国尝试过许多针对“目标人口”的营养补贴计划，如食品券计划、妇女、婴儿和儿童的特别补充食品计划，学校的早餐和午餐计划，直接食品分配计划等。1988年，这些计划花费了212亿美元。因为低收入家庭粮食需求的弹性较大，所有这些计划都有助于提高对粮食的需求。
(七)其它支持
1.税收补贴。联邦所得税法规定对一些收入实行减税和免税政策。在计算PSE时，这部分补贴按各种农产品的产值分配。
2.州立项目支持。州政府对农业科研、推广、信息、营销和检查等服务给予经费支持。
就具体农业补贴政策而言，无追索权贷款政策、液体牛奶补贴、目标价格与价格差额补贴、作物保险补贴比较典型。
二.1996~2001年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内容
WTO农业协定生效后，美国对其农业补贴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主要体现在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的《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与修改法》(以下简称《1996年农业法》)中，主要调整如下：
(一)取消目标价格和价格差额补贴，实行多种收入支持措施
美国《1996年农业法》规定，从1996年起取消长期实行的农产品目标价格和价格差额补贴，2002年后将停止向农场主提供农产品价格和收入支持方面的补贴，使美国农业“完全过渡到市场经济”。政府将引导农场主参加期货交易和农业合作组织，并推行作物收入保险计划，通过社会环节来化解和分担农民的市场风险，以保证农民收入稳定。
(二)设立过渡性的弹性生产合同补贴，以直接固定收入支持替代国内价格支持
为了弥补“农产品口标价格和价格差额补贴”取消后对农民收入造成的损失，作为过渡，在1996~2002年间设立“弹性生产合同补贴”。只要农场主自愿执行政府制定的环境资源保护计划和沼泽地保护条款等法规，并一次性签订7年“弹性生产合同”，即可得到补贴，其补贴额按平均补贴基准和农民种植合同面积计算。此外，美国已经将补偿性支付与谷物种植者脱钩，进而使“黄箱”价格支持转变为“绿箱”对农民直接固定支付。
(三)土地休耕保护计划
土地休耕保护计划最早是根据1985年的“食品安全法案”提出的，当时的目标是休耕4500万英亩耕地。“联邦农业发展与改革法”延长了这项计划，计划到2002年，休耕保护土地3640万英亩。按照这项计划，农民可以自愿提出申请，与政府签订长期合同，将那些易发生水土流失或者具有其他生态敏感性的耕地转为草地或者林地，时间为10~15年。该计划对每个农民的补贴数额在50~50000美元之间，平均全国为5000美元。这项政策的目的是减少水土流失、增加鱼类和动物的栖息地，改善水体质量，保护十壤，改善农村景观等。进入计划的土地一是要体耕，退出粮食种植，二是要采取植被绿化措施，包括种植多年生的草类、豆科草类、灌木或林木。
(四)取消对农场主储备的补贴
美国以前的政策形成了存粮于民的体系，但国家财政补贴负担很大，于是，《1996年农业法》仅保留用于国际人道主义食品援助的400万吨粮食储备，而取消了对农场主储备的补贴。
(五)导入市场丧失补助政策
1998年美国农业收入，受国际市场谷物价格持续下落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比美国农业史上农业收入最高的一年1996年减少了21%。美国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于1998年10月实施市场丧失补助政策。1999年市场丧失补助支出28.57亿美元；2000年农业支持计划中用于市场丧失补助的支出为55.4亿美元，约为1999年的2倍。
(六)解除大部分农作物的种植限制
农场主若不参与政府的农业计划，他一直拥有完全的种植自由。但对参加政府计划的农场主而言，其种植自由曾受到种种限制。实施1996年农业法之后，只要耕地不被非农业占用，农场主有权在其所有的耕地面积上种植除水果蔬菜以外的任何农产品，却不影响其获得收入补贴的权利。农场主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状况自己决定种植什么和种植多少，但市场风险完全自己承担。
(七)终止农产品供给管理
艾德温·扬(E.Young)认为，美国1996年农业法案的主要调整之一是取消小麦、稻米、饲料粮与棉花种植休耕计划，从而结束了长期实行的农产品供给管理政策。
(八)修正无追索权贷款率的确定方法
《1996年农业法》保留了基本的无追索权贷款，但要求农场主必须保证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作为从政府那里取得贷款的抵押。对小麦，饲料粮、棉花、大米、油料等各种农产品的贷款率作了具体修改，确定了最低保护价的上限，此标准低于1990年农业法案的水平，政府的用意是不承担大量库存。
三.2002年以后的美国农业补贴政策
(一)2002年美国农业法规定的主要农业补贴政策
美国2002年5月出台的农业法名称为《2002年农业保障和农村投资法》(以下简称《2002年农业法》)，实施期为2002~2007年的6年，有10个部分组成。其中规定的主要农业补贴政策大多集中于“商品补贴”、“资源保育补贴”和“农产品贸易补贴”条款之中，其中“商品补贴”条款中，主要通过“贷款差额补贴”、“固定收入补贴”和“反周期补贴”等措施，对种植小麦、饲料谷物、棉花、大米、油籽的农民构建“三级收入安全网”，提供巨额收入补贴。对乳制品、食糖、花生生产者继续提供价格，贷款补贴和进口保护。
1.商品补贴。商品补贴也叫农业补贴，是美国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农业补贴。依据《2002年农业法》，今后10年的年均补贴将主要通过直接补贴、销售贷款差额补贴、反周期波动补贴3种形式进行。
(1)直接补贴。直接补贴是一种与农产品生产、价格不挂钩的固定补贴。农民可以自愿参加，政府以农民预先确定的作物面积和产量为基础对具体商品提供一个固定的补贴。《2002年农业法》将大豆、花生和其他油籽纳入了补贴范围，扩大了对农民收入的支持范围。同时，还将羊毛、水果、蔬菜等纳入补贴范围，这是前所未有的，极大地扩大了补贴的范围。
(2)销售贷款差额补贴。销售贷款差额补贴是政府保证农民顺利出售农产品的最低保护价，即政府预定一个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并以此价格贷款给农民。农民收获后如能在市场卖到这个价格，政府就不给予补贴。如农民卖的价格低于预定价格，二者之差就是政府给予农民的补贴。《2002年农业法》将花生、羊毛、蜂蜜、杂豆等品种纳入了销售贷款差额补贴范围。
(3)反周期波动补贴。反周期波动补贴是《2002年农业法》新设计的一种补贴制度，即农民在收获后的10月份可得到上限为35%的计划支付，待翌年2月份可再得35%的支付，到12个月的市场运销结束后结账。当农产品的实际有效价格低于政府确定的目标价格时，政府向农民提供反周期补贴。该补贴与市场价格成反向运动。当农产品价格下跌时补贴增加，反之则减少。反周期波动补贴保证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也意味着政府为农民分担了生产风险，刺激农产品出口。《2002年农业法》将大豆、其他小品种油籽、花生纳入了反周期波动补贴的范围。
2.资源保育补贴。根据《2002年农业法》，美国计划在2002~2007年再投资220亿美元用于农业资源保育计划项目，主要包括土地休耕计划、农田水土保持、湿地保护、草地保育、农田与牧场环境激励项目等。此外，美国联邦政府还提供自然灾害救济补贴，用于自然灾害发生后的非保护农作物灾害援助计划、农作物灾害支付计划、紧急饲料计划、青饲料援助计划、牲畜赔偿计划及树木援助计划；提供用于生产结构调整的投资补贴，以优惠利息给农民提供短期或长期贷款，给各州拨款，帮助偿还贷款有困难的农民。
3.农产品贸易补贴。根据《2002年农业法》，美国计划在2002~2007年，投资8.75亿美元用于提高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市场机会和拓宽国际市场；每年投资4.78亿美元用于援助那些因国外有关农产品实施出口补贴而受到损失的美国出口商；每年对新增生物技术项目投资6的万美元，用于商签双边动植物和转基因议定书及快速对付非关税措施对出口造成的影响。此外，美国农业部还将向美国出口商免费提供国际农产品综合信息服务。
除直接的出口补贴外，美国还实施了规避出口补贴的间接出口补贴，即出口信贷。美国每年提供的额度约为30亿美元。依据《2002年农业法》，美国在2002~2007年将继续提供出口信贷，以促进加工品和高价值的农产品出口，同时还将还款期由180天延长为360天。
由此可以看出2002年美国农业法规定的主要农业补贴政策呈现出大幅度提高农业补贴水平、调整补贴方式、扩大补贴范围、补贴分配相对集中等特点。
(二)美国《2003年农业援助法案》规定的农业补贴政策
2003年2月20日，美国总统签署了《2003年农业援助法案》，向遭受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及其他紧急情况损失的生产者提供补贴，包括作物灾害计划、牲畜补偿计划和牲畜援助计划三种农业补贴政策。该法案再次扩大了农产品补贴范围，及时修补了《2002年农业法》执行中的一些漏洞，进一步提高了美国农产品的竞争力。2002年因气候反常等原因导致美国受补贴农产品减产，价格上扬，使许多农产品的贷款差价补贴和反周期补贴悬空，资金节余，而遭受产量损失的生产者却不能尽享高价的收益，于是美国通过该法案把节余的资金用于救灾补贴，以保证美国农民能最大限度的得到农业补贴。这样会使美国农民形成“农业收入稳定”的预期，从而调动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近年来为了做到与WTO规则相一致，美国农业补贴政策更是朝着WTO规则所规定的方向调整，从总体趋势来看，其调整呈现出了主张取消一切生产补贴和出口补贴，补贴方式逐渐由价格支持向收入支持转移，逐步削减农业流通补贴额度，把流通领域和中间环节的补贴改为农民的直接补贴，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综合开发的支持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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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补贴论文范文第9篇
主题词：农业补贴；生存权；发展权；互补性权利义务；“白箱”
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发展之基。中国是农业大国，由于我国农业长期处于弱质产业地位，导致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农业振兴基础不稳和农村发展后劲不足等“三农”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在不断国际化、开放性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加入WTO，使得中国的农业成为开放式的产业，使得中国农业发展也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以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为中心，建立起农业补贴与生存权和发展权平等之间的内在联系；依据中国实际发展现状，试图重构中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最终实现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平等。
一、农业补贴法律制度的源起与发展
农业补贴法律制度正式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美国。美国自然资源丰富，发展农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自19世纪末美国农业基本实现商业化以后，美国就是一个农产品周期性过剩的国家。因此，在30年代初，罗斯福政府实施“新政”，制定以支持农民收入为目标的《农业调整法》，从农业资金、粮食储备和农产品市场销售三个方面入手，实行支持与保护本国农业的农业补贴法律制度。[①]
农业补贴法律制度虽然源起于美国，但对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却是始于1962年欧共同体“共同农业政策”（CAP，CommonAgriculturePolicy）。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首先取得进展的是建立工业品关税同盟，而农业一体化是欧共体成员方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产品供应、稳定农产品价格、实行农业结构调整和推进经济一体化的需要。法国、荷兰和意大利是农业一体化的积极鼓动者和支持者。在60年代初，这三个国家的谷物、畜产品和蔬菜及水果生产出现大量过剩，但没有销售市场，在世界市场上经不起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农产品的竞争。因此法国在荷兰的支持下要求彻底实施农业一体化，这样，欧共体六国于1962年1月14日通过了一个“建立农产品统一市场折衷协议”，即欧共体最初的共同农业政策。日本在战后50年间迅速工业化，但始终采取以国家财政扶持本国农业发展的政策。1969年日本粮食（大米）开始剩余后，继续采取对大米实行高价格补贴的政策。即使政府感受到开放国内粮食市场、国内粮价与国际市场严重脱节及财政负担日渐沉重等压力，作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仍采取用国家财政支持乡村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和维护农业资源环境的农业保护政策。与此同时，自20世纪上半世纪，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农业都普遍实行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政策，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开始在很多国家得以建立和发展。只不过由于各国经济实力和经济产业特点的差异，各国对农业实现保护的力度和方式都不尽相同。
从中国农业补贴的发展轨迹来看，自20世纪50年代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出现之后，中国的农业补贴经历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段时期中国补贴制度基本是由于体制问题而形成。因为国家既是企业所有者，又是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提供补贴事实上是国家自己补贴自己；第二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入世，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承认并不断扩大市场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补贴成为国家增强产业竞争力、吸引外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因而这段时期中国的补贴政策由受体制因素影响逐渐转移到受战略性贸易理论影响；第三阶段是入世后至今，在这一阶段中国补贴政策虽仍受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影响和启示，但开始受到世贸组织规则的约束，必须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前提下实施。
进入21世纪以来，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得到更多的关注：2001年11月多哈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多哈宣言》，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知识产权等8个议题被确定为“多哈”回合的谈判领域。2004年8月1日达成的农业谈判模式框架，是WTO新一轮谈判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主要涉及国内支持、出口补贴、市场准入等3项基本内容。2005年12月18日，达成的香港《部长宣言》取得了较大成果：发达成员和部分发展中成员同意2008年前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关税和免配额市场准入；发达国家2006年取消棉花出口补贴，2013年前取消所有出口补贴。2006年6月22日，WTO公布了多哈回合谈判中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的协议草案，但协议草案历经6月、7月两次部长级会议谈判破裂，2006年7月24日，WTO总干事拉米决定中止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
二、我国农业补贴面临的国际环境
随着国际经济进入贸易摩擦高发阶段，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越来越复杂，技术性贸易壁垒、反倾销特殊保障条款等已经成为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壁垒，“知识产权壁垒”、“舆论壁垒”等新型贸易壁垒也呈上升之势；而发达国家对农业的高补贴、高保护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农业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并不宽松。
（一）国际农业贸易环境的复杂性
在WTO启动了继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即多哈发展议程后，又经历了坎昆会议等阶段。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和国家间利益的分歧，国际农业环境仍然相当复杂，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从关税壁垒问题体现的国际农业环境复杂性来看，乌拉圭回合谈判使农产品出口的传统壁垒——关税壁垒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但一些国家农产品的关税仍然较高，发达国家关税升级现象也成为中国在农业补贴面临国际贸易环境时值得关注的重点问题。发达国家对农产品加工产品设置较高的关税保护，使其国内生产成本高于国际成本时仍能继续维持生产，人为地增加了发达国家国内加工品的附加值。发达国家的关税升级，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会增加农产品加工品的出口难度，而且还有可能影响高附加值农产品加工品出口的垂直多样化。因此，目前的国际农业环境现状存在着复杂性，对农业提供巨额补贴仍然是目前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美国、欧盟等将过去属于“黄箱”政策的补贴措施转化为“绿箱”支持措施，由此会继续刺激农产品生产，增加出口。乌拉圭回合谈判实际上给发达国家预留了巨大的农业补贴空间，对国际农产品贸易仍然会产生较大的扭曲作用。
从日本、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针对农产品实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看，主要体现在严格的检验、检疫、认证、标准手段和措施上，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1）食品安全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法规。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完整的保障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这些法律既规范着国内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同时也将不符合标准的国外农产品挡在了国门之外。（2）质量标准食品标签和包装要求。（3）环境保护和动物福利要求。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规，对进口农产品形成了通常所说的“绿色壁垒”。绿色壁垒主要包括国际和区域性的环保公约、国别环保法规和标准、检验和检疫要求和标签要求、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标志等自愿性措施、生产和加工方法及环境成本内在化要求等。（4）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安全问题。最典型的就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这一直是国际争论的焦点。
从反倾销、“特保条款”和新型贸易壁垒方面体现的国际农业贸易环境复杂性来看，中国自1996年以来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据统计从1979年中国出口的糖在欧盟被反倾销调查起，截止到2003年，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近500余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中国出口贸易额超过150多亿美元。不仅如此，中国农产品出口也面临过“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简称“特保条款”）的不利影响。“特保条款”有可能成为今后10年内中国具有竞争力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壁垒之一。
因此，中国农业在目前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只有不断颁布新的技术法规，扩大管制范围；对农产品增加检测项目，提高标准水平；实行严格的食品标签制度；实行更加严格、复杂的合格评定程序和质量认证制度；实行“绿色包装”制度；对出口企业采取注册备案制度及其他登记管理制度等，才能更好的积极应对国际农业环境的复杂性特点。
（二）国际农业补贴形式的多样性
各个国家农业补贴方式多样，各国的农业补贴政策手段在具体操作上的不同，也就形成不同方式的政策工具。各国往往需在可以达到相同农业政策目标的各种方式的政策工具中，选用那些在既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成本最小的方式，所以具有多样性的特征。
第一，补贴方式的多样性。发展中国家农业补贴的基本特点是，综合补贴率低，补贴政策目标冲突、手段复杂；政府向农业索取的剩余，超过用投入品等给与农民的补贴，农业产出和经济增长受到压抑；大量的投资品补贴促进了增产，但也带来财政压力、分配不公、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严重后果。近年来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农业补贴的绿色化，并逐步取消产生农业负补贴的政策措施。而当前，中国农业补贴水平仍然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补贴政策，客观上偏重于增加国内农产品自给而忽视农民增收和资源有效利用。各国特别是各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本国农业都实行了高水平的农业保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业补贴法律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国际农产品贸易。
第二，补贴因素的多样性。发达国家对农业进行保护，实行农业补贴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坚强后盾。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部分发达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基本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生产，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逐渐下降，农业就业人口也逐渐减少。而像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农业生产力较落后、经济效益低下，农业就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半数以上，如果对所有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者实施农业补贴，国家将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何况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不高，经济实力较弱。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农业实行补贴政策，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利益的推动。
第三，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国外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存在特殊性不但有经济方面的深刻原因，还有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原因。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缓慢，广大农民利益集团严重缺失，农民在国家政治社会中并没有什么话语权，因而国家的农业经济政策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利益，农业补贴政策迟迟得不到国家政府的重视。由于文化的差异性，给各个国家带来的对农业问题的关注以及完善相应的农业补贴政策制度也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为此，应积极加强国际合作，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通过借鉴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有效的农业管理制度，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为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第四，法制存在的多样性。在欧美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和实现政策目标的措施都是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而不是政府政令。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相关法规对补贴政策目标、预算安排、政府执行机构的职责范围甚至是政策的实施期限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且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对这些法规进行适时修改和完善，保证了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稳定性、公开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目前中国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基本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中都没有对农业补贴做出详细规定，而往往是以政策和计划的形式来实施农业补贴政策，使得农业补贴措施的实施力度、补贴资金的使用、补贴责任主体的明确等各方面存在漏洞，农业补贴措施的实施效率大打折扣。
三、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理论逻辑
通过对农业补贴的历史及国际环境的考察可知，由于农业的特殊性，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予以高度重视。中国农业补贴的立法，忽视了农业的重要基础性地位、多功能性和弱质性，忽视了对农民利益、农民平等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障，导致了农业补贴立法在先天上的不合理性。中国农业必须积极应对国际农业环境，将国内支持政策和边境保护手段相结合，有效抵御国外农产品的冲击，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农业补贴立法中要以平等生存权和发展权为中心，以保护农民利益视为农业补贴的核心理念。
（一）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历史发展
生存权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思想萌芽早在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②]生存权首次明确列入法律规范，受到宪法明文保障的是德国的《魏玛宪法》（1919年）。近年来，生存权这一概念尤其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频繁使用，用来表示国家和民族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在经济上先进、政治上民主和文化上多元的西方国家和民族）一道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权利。1991年，我国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其中就认为“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而且，至今仍然是一个首要问题”。[③]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民于国际上争取和维护人权的斗争中，这一权利受到特殊重视，被视为他们需要努力争取实现的首要人权。塞内加尔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员凯巴•姆巴耶于1970年正式提出，发展权是一项人权，因为人类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存。[④]发展中国家很快就将发展权的权利主体演绎为集体（国家），认为发展权是民族自决权的延伸，是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的国际环境下谋求生存与发展，自主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向的权利。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社会越来越理性地从人类发展与实现人权这两者的结合上来认识发展权。基于发展权利宣言之“发展是一个全面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发展过程，其目的是要实现全人类与所有个人的福祉”，发展权被诠释为（选择）发展方式的权利或（参与）发展进程的权利、人权途径的发展。
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基本的人权。这一立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赞同。现阶段中国人民生存权的充分实现，不仅在于温饱问题的解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在于对公民生存权的社会保障。目前，中国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实现国家发展权的具体体现。随着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人民将会充分享有与我国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并且还要实现更高层次和更广泛的人权，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进程。
（二）农业补贴中不同主体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差异性需要
农业补贴参与者主要有农户、加工企业、中介组织、营销企业、科技机构和政府。各参与者扮演着不同角色，产生不同的效应并创造着各自的利益。正确认识各不同角色在农业补贴中的定位和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差异性需要，才能发挥其自身优势功能，创造最大效益。
1．农民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在现时的中国，农民的生存权具有两大特点：生存权的弱者身份性与生存权的脆弱性。显然，农民作为人而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为保障人之生存而需要享有的权利。对农民生存权的保障需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使农民能够“像人那样生存”；只有实现了农民的生存权，并且是像人一样的生存，才谈得上“人格和尊严”这一许多人权学说或宣言所追求的目标。农业补贴的基本理念就是通过国家（政府）的积极作为，凸显对农民群体的倾斜性保护，以保证其有尊严的、体面的人类基本生活，进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同时，“人的尊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人要使自己及其家庭获得作为人应有的生活水平的能力。只有借助发展，人的食物权、衣着权、庇护权、医疗权、就业权和教育权才能得到充分实现。”[⑤]人是发展进程的主体，发展政策应尽量使每个人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而非造就一批“边缘人”和“牺牲品”。具体到农民发展权中，就是农民的生活状况不至于恶化；农民作为社会中的平等人格不至于被贬低和否定；农民作为追求自由的私人性和参与公民政治生活的公共性不至于被束缚和扼杀。在现时社会，农民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化程度，增强在实践活动中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能力才能适应日益发展着的社会对人的整体素质和能力的越来越高的客观要求。[⑥]
．政府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国家的典型代表机构是政府，政府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集中表现为政府主义或国家主义把生存权与发展权解释成一种集体的权利，这种集体的权利不属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属于国家和政府并最终归结为统治者的权利。集体权利的主体是民族和国家。集体权利是个人权利得以充分实现的先决条件和必要保障。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国家，无法自主决定其国家事务和自由谋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那么这个国家人民的个人权利也就得不到保证。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国际人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集体人权的新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实践证明，西方人权观把个人权利同集体权利绝对对立起来，既不符合现实状况，也不利于发挥国家在维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⑦]
政府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与政府对个人生存权与发展权的赋予在本质上和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并不是仅仅让个人获得对抗国家的权利。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性质，并不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为了与国家和政府过不去，是为了在民众与政府之间挑起冲突，引起骚乱。正相反，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并不必然以对抗国家为前提，不仅仅要求国家合作，而同时也要求积极配合国家或政府。在个人与国家完全对立的地方，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不可能得到尊重和实现的。因此，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目的不是为了对抗国家，而是赋予了国家更积极的道德使命，使得国家的目的、职能和手段更为合理、正当。
3．农业企业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企业生存权、发展权是企业根本利益。作为农业补贴制度主体之一的农业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即是市场经济中独立的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企业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动力，也是其生存与发展的目的。经济利益是其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实质和核心。作为“经济人”，企业立足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表明其直接动机并不在于关心和促进农民或其他利益主体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公司带农户，重要的是要靠利益纽带去带动，没有利益，就无法促成两者通过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机制形成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上的“产业链”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而相反，正因为因为利益的存在，既保护了农民利益又维护了企业利益，双方互惠互利、同舟共济，共同实现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4．农村社区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在农业补贴制度中，供农民参与分配的利益会逐渐增多，在以农民为中心的主体发展权和以土地为主的客体发展权要求下，通过个人和政府的双重选择进行利益重构，从发展权利的原点出发，以农村社区生存权与发展权为时空载体，在动态发展中寻求农民权益保护。农村社区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主要是以农村社区生存的形式保障农民的生存权益的集体实现，以农村社区发展的形式促进农民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集体实现。农村社区生存权与发展权属于集体人权，但它又区别于一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主客体时空载体融合而成，其表面上是社区所享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权利，实质上是社区成员所享有的现实生存、发展权利，是个体生存权、发展权在主客体融合的时空载体下实现的一种集体形式。
农村社区生存权、发展权的满足主要从两个层面得以实现，其一是外部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即通过法律实现社区所享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权利。其二是内部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即通过内部民主治理形式，按照民有、民享、民管原则，实现社区成员的生存、发展权利。农村社区生存权、发展权的满足有一个自身固有的过程。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农民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在满足基本生存权利后，在此基础上，应让农民真正平等地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并平等的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保障农民权益应从传统单纯的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权向实现农民发展权转变，以促进农民的全面自由充分发展来促进农民基本权益的实现。
（三）农业补贴制度与实现不同主体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关系
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因此，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和核心。“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⑧]享有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这样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
不可否认，中国几十年农村一系列制度变革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就主观感受而言，农民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从自身利益出发，总会倾向于关心自身利益的增加，一旦发现不平等、不合理就会产生消极情绪。无论物质生活水平被提得多高，也无法替代他们对社会平等的需要。马克思曾指出：“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他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⑨]而从客观现实来看，当前中国社会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确存在大量起点不平等、过程不平等、结果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参与不平等、发展不平等的现象。因此，当前在社会经济结构深刻变迁、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大量的矛盾开始涌现、中国的发展面临关键的临界点的情况下，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从制度着手，“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⑩]
而农业补贴制度正是迎合了这种特定历史的需要。农业补贴制度与实现不同主体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存在着密切的互动性。首先，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实现有赖于农业补贴制度的完善和实施。农业补贴作为向内倾斜[11]农村公共财政，在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维护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农业补贴来改善农业、农村发展资源瓶颈，农业的稳步发展也就为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创造了现实基础，最终推动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故此，农业补贴的制度化是保障和完善农民生存与发展权益的最佳途径之一。其次，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实现是巩固和强化农业补贴制度的坚强后盾。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是一项综合人权，它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的发展，还包括了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全面进程，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实现提高了中国民主、法治化的水平，发挥了人民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从而为农业补贴制度的安排和设置提供了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基础。
（四）我国农业补贴制度中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理念
在农业补贴立法中要以平等生存权和发展权为中心，以保护农民利益视为农业补贴的核心理念。首先，公平权是宪法确定的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具有重要的法价值。农民权益的平等权保护在宪法层面上包括法律适用的平等权和法律制定的平等权。然而，中国却长期优先发展工业，对农业实行负保护，使投资过度向工业倾斜，对农业的投资严重不足，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不健全，导致农业基础地位更加脆弱；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不合理的负担、农村储蓄资金的巨额净流出；教育体制上的城市偏好及近乎失控的教育高收费、乱收费；财税体制上的索大于予，尤其是在乡镇财税体制上的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以及国家产业发展导向与财政资金投资上的非农偏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歧视农业和农民权益的表现。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农民收入较低、农业投入较弱，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和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中国农民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他们的平等权在无形中被剥夺掉了。其次，法律适用上的平等权外，还必须在立法源头上保证其平等权，即法律制定的平等权。法律适用的平等权虽然重要，但是，这种平等是一种形式的平等，已经不完全适合现代平等权的宪法意义。因为，保护农业和农民权益所依据的法律未必公平。在这种情况下，执法和司法越“公平”，对农民就越不公平。在立法中对农业这一弱质产业、对农民这一弱势群体要予以平等对待，禁止立法歧视。罗尔斯也认为，正义的根本问题是社会制度即规则的公平性。因此，“当立法者被禁止在其立法中进行不合理的分类时，这就在平等的阶梯上前进了一大步。”[12]可以说，现在中国农业发展和农民权益保护的结果不公平，其根源在于起点不公平中的规则不公平。所以，治标更要治本，治本就是要废除这些歧视农业和农民的政策，反映在立法理念上，就是农业补贴科学立法应当摈除中国原有的以城乡二元结构为起点的立法理念，充分认识农业的弱质性，重视农业的基础性战略地位和多功能性。
目前，中国正在步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阶段，国家保护、支持农业发展，维护广大农民权益也是这一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在农业补贴方面也正在研究制定《农业补贴条例》。在这次《农业补贴条例》制定过程中，应在立法理念上，将农民利益视为农业补贴的核心理念，以平等生存权和发展权为中心，充分重视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平等，通过农业补贴对农业和农民进行一定的特别保护，通过合理的优惠待遇，直接实现农业发展和农民权益保障的结果公平。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出现损害农民权益的制度设计，才能使农业补贴法律制度从立法源头上符合法律正义，有着坚实的社会土壤而被广大公众信仰和推崇。
在农业补贴立法中，要把可持续性公平作为农业补贴的制度性理念，保障农业补贴利益的实现。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每一个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社会的公平，在于给每个人以所应得，保障其基本权利得以实现，这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即法律制度的目的性理念。农业补贴制度所要实现的可持续性公平，即实现农业与其他产业一样的公平发展权，而且必须是一种持续性的公平；实现农民与其他阶层一样的平等生存权与发展权，保障农民利益的有效实现，最终使农民、农业、农村获得公平的生存、发展机会，得到利益的正当合理分配。可持续性公平包括权利可持续性公平、机会可持续性公平和分配的可持续性公平。权利可持续性公平指通过农业补贴制度建设，将农民获得补贴的权力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其享有平等的、持续性补贴权利，而不是被剥夺某种公平的自由。机会可持续性公平，指通过进行合理的农业补贴制度设计，提供创造机会平等的条件，来保障农民获得平等、持续性的补贴的机会，实际上也是使农业获得与其他产业一样的平等发展，即一种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实现。分配持续性公平，实际也被视为结果公平，也是人们评判社会公平程度的最直接的和主要的依据。“应该平等考虑每个人的利益。从道德观点看，每个人的生命都同等重要，因此应该平等考虑每个人的利益。”[13]在这里指农业补贴制度的建设，应充分地将社会的存量、增量利益进行合理的分配，在农业为国家经济建设提高了重要基础保障的同时，也应给予其正当的利益分配，而且这种分配必须是一种持续性的公平分配，这样才能保障整个社会持续性地前进和进步。
（五）从差异性权利义务、互补性权利义务到互补性制度规则
差异性权利义务与“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本质上是一致的。农业补贴制度中的“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属于一个新颖和重要的法律原则。它所蕴涵的权利义务差异性体现在以下方面：就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来说，非农业相关主体目前属于“义务优先”。非农业相关主体应当“率先”承担义务并且在承担方面作出符合自身能力实际的义务，这与非农业相关主体的经济先发、财务实力、技术能力、人力资源优势以及其历史和现实情况等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而就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富裕来说，农业相关主体（主要指农民）目前属于“权利优先”。具体表现在，那些欠发达、需要国家支持和发展的农业及其相关产业享有享受国家农业补贴的权利而暂时不需要支付对应的代价或不履行相当的义务。这意味着允许农业相关主体在特定的时期内依然可以享受合理的补贴权利，即农业发展至少在一定时间里需要有一个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的适度发展空间，农业相关主体不应承诺和承担与其经济先发、财务实力、技术能力、人力资源优势不相适应的义务。
差异性权利义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针对不同对象和在特定时期内“实质公平”先于“形式公平”的思想。从公司的角度，农业相关主体暂时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看起来是“权义结构”的权利、义务的分配与组合上的不对等，看起来对非农业相关主体造成了“不平等”，但从历史的角度，国家长期实行的工农业剪刀差，农业支持工业发展导致大量农业利益向城市流动的事实，以及农业相关主体最终亦需要履行其义务说明了，不可能存在绝对的权利和绝对的义务，权利和义务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所以，无论是非农业相关主体在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方面现实性的“义务优先”或是农业相关主体在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富裕方面暂时性的“权利优先”，最终必须回归于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上来。
因此，体现此一主体的权利与彼一主体的义务和此一主体的义务与彼一主体的权利的平衡关系的互补性权利义务理应上升为互补性制度规则。在现时的中国，农民作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弱势群体处于一种结构性的社会歧视之中，一般不具备自我改变的能力和自我发展的潜力，必须诉诸外在的权威对其进行特别的权利保护。边沁认为，公权力机关的职责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他确信，如果组成社会的个人是幸福和美满的，那么整个国家就是幸福和昌盛的。[14]现有农民权利需要更多的关怀和对待，现有农民生存权、发展权应当抛弃只是在形式上强调主体之间的公平与自治，而不问其实质上公平与否的传统。笔者认为要实现农民与其他个人、群体同等地参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并享有发展成果的权益和维护这些权益，必须有一种新的互补性权利义务配置制度规则，即应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倾斜性的权利配置制度规则。
在权利配置过程中，能否贯彻“向弱者倾斜”的原则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权保护体系合理度的重要指标。所谓倾斜性的权利配置是指通过公权力介入弱者与相对强者所形成的私权关系，实行政策性倾斜，从单纯的向弱、贫、无权者与强、富、有权者提供平等的政策设计、安排到有意识地向弱、贫、无权者提供更多的政策、制度设计、安排，以期平衡两者的力量对比，实现两者实质上的平等。对社会弱势群体权利进行特别保护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是以“不平等”求正义。日本学者桥本公亘认为，法的平等，所以非为绝对的平等之意，而为相对的平等之意者，系由于现实生活中之具体的人类，具有事实上之差异，如忽视此种差异，而实现数学的平等，宁为不平等之强制。[15]
[①]张领先等：《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研究综述》，载《商业研究》2005年第20期。
[②]徐显明：《生存权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③]佟唯真编：《白皮书总览》，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④][南斯拉夫]米兰·布拉伊奇著：《国际发展法原则》，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64页。
[⑤]李林著：《当代人权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
[⑥]李长健等：《从利益到权利：农业补贴制度的法理分析与发展研究》，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⑦]人权不仅包括公民、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不仅包括个人人权，还包括集体人权[EB/OL]，/ziliao/2003-01/20/content_698247.htm，访问日期：2008-1-26．
[⑧][美]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⑨][德]马克思著：《雇佣劳动与资本》，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⑩][美]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11]农村公共财政的体系分为向外倾斜、自我平衡和向内倾斜三种。1978年以后我国在经济持续增长和市场化进程中不断加深的条件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一直显著向外倾斜，政府从农村集中各种收入远远高于政府对农村的支出。农村公共财政向外倾斜是造成“三农”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向内倾斜的农村公共财政是其制度环境的必然要求，只有适应这一特征进行制度创新，才能促使农村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和谐发展。
[12][美]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13][加拿大]金里卡著：《当代政治哲学（上）》，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3页。
[14][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15]林纪东著：《比较宪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83页。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法学博士。
[16][日]大须贺明著：《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3页。
[17]政策层面积极作为化解全球化冲击[EB/OL]，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61211/08561091193．shtml．2008-02-24．
[18]称为“白箱”是为了与其他三箱匹配，不仅是为了保持表述上的一致性，而且是体现该类补贴制度的透明性与对实质公平的追求。
农业补贴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文献研究进展
本文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截止到2010-07-21）中的“经济与管理科学”子库,通过对题名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检索方法,对检索到的文献,从发表年代、发表期刊、主要内容、单位及作者、文献被引用率等不同角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从而勾勒出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的基本状况。
一、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的年份分布
统计发现，2002年以前我国没有题名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论文。2002-2003年我国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论文有3篇。这段时期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贫乏的现象与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状况是相一致的。我国农业保险在1982年恢复以后，基本在商业保险框架内试验，国内并没有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因此当时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非常少。
2004-2009年中央连续6年的一号文件中都关注“三农问题”，重点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多种农业保险经营模式。这个时期国内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工作进一步展开，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研究论文的数量也在稳步增长。
2007年，我国中央财政首次设立农业保险专项款10亿元，开始在吉林、内蒙古、江苏等6个省份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工作；2008年，又增加了10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在全国的开展，我国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迅速发展，2007年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论文数量比2006年增长了80.77%，2008和2009年发表相关论文分别为75篇和102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经历了3个阶段，即（2002-2003年）起步阶段、（2004-2006年）缓慢发展阶段、（2007年至今）快速发展阶段。
二、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
在题名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经济论文中，发表在期刊中的论文有303篇，2篇以上的有30种期刊，共发表文献134篇，占期刊发文总数的44.22%;其中属于2008年中文核心期刊有15种。在发表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的主要期刊中，数目在5篇以上的期刊共有9种（见表1），其中有5种是国家学会、科研、行业主管单位主办的全国性刊物，有4种由相关省级学会主办的刊物。
三、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的内容分布
在检索的文献中，引用次数在1次以上的论文有140篇，占论文总数的41.67%。从论文研究内容上对这140篇经济论文进行分类，研究内容涉及到九个方面（见表2），体现的研究特点为：
（一）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基础问题的研究已趋于成熟
通过分析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论文的研究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就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
首先，学者们对我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指出了我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性。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是吴扬（2003）《从“负保护”到积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运作——当前中国农业保护政策的必然选择》，指出中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欠缺风险保障制度，与国外相比我国并没有对农业保险提供支持政策，政府的支持是农业保险得以发展的重要保证。
其次，学者们对我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此类论文数量占统计论文的12.89%，论文总数的第3位。其中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是庹国柱、朱俊生（2004）发表的《建立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问题探讨》，论文对我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再次，学者们还对我国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体系、发展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此类论文占统计论文数量的第2位，共35篇，占统计论文总量的25%。其中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是曾忠东(2004)发表的《关于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探讨》，通过分析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历史，指出我国应尽早建立与市场机制、资本市场有效结合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并进一步分析了制度的设计，探讨了完善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配套措施。
（二）基于地方农业保险实践经验的研究论文较为丰富
由于我国地区差异大，全国各省发展政策农业保险存在差异，都在探索适合当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道路。在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论文中，按照内容分类统计，以研究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论文数量最多，共有41篇，占统计论文总量的29.29%。引用次数最高的是顾海英、张跃华（2005）发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作——以上海农业保险为例》，通过对上海实施农业保险的历史经验进行调研，分析了上海农业保险运作成功的几个关键做法和模式。
（三）我国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领域非常全面
通过分类，引用次数在1次以上的相关经济论文按内容可以分为9个方面，见表2。邢鹂（2004）的《中国种植业生产风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围绕中国种植业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生产风险的评估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政府财政支出和农民收入可能产生的影响，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对全国及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粮食产品、主要经济作物产品的生产风险和社会损失率进行了研究，厘定了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的保险费率，模拟了不同政府补贴率和保障水平对政府财政支出和农户收入的影响。林人慧（2006）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中政府主导地位探析》，分析了政府在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导作用，指出我国应实施政府主导的商业化运作模式；王敏俊（2009）的《影响小规模农户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613户小规模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对浙江613户小农户的调研，对影响小农户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表2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论文的内容分布
四、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主要产出单位
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论文的产出单位主要有30个（在2篇以上），共发表相关论文121篇，占总数的36.01%。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高校，共93篇，占主要产出单位发文总量的76.86%。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农业类院校数量最多，占高校总数的41.94%。科研单位发表文章13篇，占主要产出单位发文总量的10.74%，这些科研单位以农业部、财政部、农科院下属科研机构为主。相关部委6篇，占主要产出单位发文总量的4.96%。地方部门9篇，占主要产出单位的7.44%。
在前10位的产出单位见表3，共数量67篇。在前3位的产出单位分别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5篇；南京农业大学，8篇；中国农业大学，7篇。在排名前10位的产出单位，有4所农业类院校，由此可见，高校特别是农业类院校是我国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力军。
五、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的基础文献
一个作者的研究论文或专著被引用次数成为评价其学术地位、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依据。美国著名情报学家尤金·加菲尔德对杰出科学家进行客观评价的观点，作者的被引用频次与其学术成就成正比。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的文献，被引用频次在10次以上(含10次)以上的论文共16篇，占该类论文总数的11.43%；5-9次共有29篇，占20.71%；1-4次共有95篇，占67.86%。引用频次在15次以上的文章，共13篇，这些文献是构成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础文献。这些论文中引用频次最高的是邢鹂（2004）发表的《中国种植业生产风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引用频次在42次；其次是顾海英、张跃华（2005）发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作——以上海农业保险为例》，引用频次在35次；再次是吴扬（2003）发表的《从“负保护”到积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运作——当前中国农业保护政策的必然选择》，引用次数为29次。这13篇文章，文献来自核心期刊（2008）有9篇，占69.23%，可以看出，核心期刊中论文的质量和引用率要高于其他期刊。
六、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数量及论文长度与引用率的关系
（一）作者数量与引用次数
研究表明，多位作者提高了论文在同行中被认知的可能性，故合作可获得较多引用次数。通过统计，引用次数在1次以上、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共137篇。其中1位作者的论文占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论文（137篇）的57%，所占百分比最高，其平均引用次数为3.79次；2位作者的论文数量占31%，其平均引用次数为6.38次；3位作者的论文数量为12篇，其平均引用次数为5.58；4位作者的论文仅有2篇。从统计结果显示1-2位作者的论文数量最多，占总论文数量的88%。但是从平均引用频次来看，2位作者的平均引用频次最高,其次是3位作者。
（二）论文长度与引用次数
研究结果显示，论文长度与引用率之间存在着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随着论文长度的增长，年均被引用次数增多。通过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研究论文的分析发现，论文以3页最多，占论文总数的26%；其次是2页的论文，占23%；4页的次之，占19%。如图2所示，论文长度为8页的论文平均引用次数最高，其次是论文长度为6页的论文，可以看出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论文中，论文页数与平均引用次数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七、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