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财产性收入范文

农民财产性收入范文第1篇

一、条件不足：农民财产性收入

(一)农民传统观念

社会主义同样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计划经济下的传统观念还依然影响着多数农民，认为社会主义就不应存在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东西，不应该提倡它、而是要杜绝剔除：另一方面，大多农民在长期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的一些思想约束和思维惯性，诸如害怕担风险，更多愿意采取存款形式、生活上靠政府，生产上靠天，缺乏创新意识和接受新知识及新事物的迫切性和主动性。

(二)农村金融市场滞后

“财产或资产，并不是物，也不是财富，只有这些物及财富能够通过市场方式产生未来收入流时。这些物或财富才能够成为财产。”这种转化机制就是市场体系。与城市相比较，在农村地区没有更好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在农村更多是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两大体系，没有股票等资本市场，为此农民难以获取股票等收入。

(三)农地产权虚置

依靠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是通过土地征用和土地承包经营流转获得收入。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是最大的财产。由于我国农地产权主体虚置，农民只享有土地经营权而未所有权，因此，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就难以拥有话语权，也难以使土地使用权作为权益性资产介入再生产投资。例如失地农民，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过程中，由于农地产权虚置，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结果使大多数农民土地被政府和不法商人低价侵占。造成火地农民未能合理得到土地财产补偿。

二、弥补条件：建设服务型政府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内涵，“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结构，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一种机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现如今，为更好解决以上影响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就迫切需要在理财教育投资、完善乡镇金融市场、制定公共规则等方面为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一)加强理财投资教育

拥有财富未能获得财产性收入，条件是还需具备一定理财的理论水平。之所以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比农民高，理由是城市居民理财水平要比农民高。理财知识是一种具有很强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因此，这需要政府在理财教育方面花大力气多投资，通过各种报刊、课堂等宣传方式加强对农民投资理财教育，以便逐步解放农民思想，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引发农民投资消费，引导农民从单纯存款转向多项投资。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农民能通过证券、储蓄、股票等多渠道获得利息、股息、分红等收入。

(二)发展乡镇金融市场

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增加有促进作用，我国金融部门具有公共部门性质，因为它们的行为大部分是属于政府行为，所以应该将它们作为政府部门来看待。要提高农民参与金融投资的积极性，关键是要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在这里也就要充分发挥乡镇政府在发展和完善乡镇金融市场中的职责，一方面加强向低收入群众供给金融服务，推行惠及穷人的金融发展之路、开放和搞活农村金融市场。改善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当地实际情况，以农民需求为准则发展和完善各类金融市场，Greenwood和BoyanJovanovieh分析认为，享受金融服务需要一定的成本，不同收入阶层因收入的不同享受到不同的金融服务。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近距离接触资本市场、期货市场等金融部门，使农民在参与融资活动中获取财产性收入。

(三)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农民财产性收入范文第2篇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其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工作目标，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提高农村人口的家庭财产性收入无疑是实现这一任务的重点。*8年一号文件《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提出：“进一步明确农民家庭财产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民对集体财产性的收益权，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针对当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的重要举措和创新性的发展思路，对于促进农民增收，推进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所谓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居民以资金储蓄、借贷入股以及财产营运、租赁中所获得的利息、股息、红利、租金等收入。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作为最重要的财产，不仅是“养家糊口”的生产要素，也是提供社会保障的重要载体。因此，明确农民财产的法律地位首要的是明确农民土地的法律地位；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创造条件让农民从土地的保值增值中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从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看，无论从总量还是比重，财产性收入还远未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0-*6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呈逐年上升的趋势，*6年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比*0年增长了90%，说明农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潜力巨大。但从绝对额看，*6年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仅为100.50元，占总收入的比重为2%。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就是说，农村居民的收入还主要来源耕作和打工收入，财产性收入还远未发挥主要收入来源的作用。

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和最主要的财产，由于产权主体不清晰，产权内容不明确，导致土地市场化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相比土地增值总额，农民得到微不足道的收入和补偿。有资料显示，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权益的分配中，地方政府大约得60%-70%，村集体组织的25%-80%，失地农民只得到5%-10%，甚至更少。中改院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现状与问题入户调查也证实，农民从土地用途改变的涨价中获益甚微：被征地的农户中，近70%的农民每亩领到1-2万元补偿款，27.4%的农民领到的土地征用补偿款不足1万元，实际领到补偿款超过2万元的农民仅占2.9%，这样的补偿费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不合理的土地增值收入分配结构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特殊贫困阶层不断扩大，加剧了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

“三农”问题始终是困扰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现实需求出发，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土地制度，保护农民土地财产的权益，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提供最基础的制度保障，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

1、赋予农民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产权是保护土地财产和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基础条件。在工业化、城镇化新阶段，土地增值的幅度非常大，但并未为农民带来多少收益。中改院*7中国改革调查问卷报告显示，72.39%的专家认为，使农民拥有物权性质、可转让的土地使用权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条件之一。

(1)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并赋予产权主体相应的权能。据调查，中国农民的土地所有权，91%是归村民小组所有，但这一级组织却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致使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这是征地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流失的根本原因。为此，要明确界定国家作为土地终极所有者的权能，各级政府要尊重农民土地产权主体的地位，把主要精力放在土地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上，主要扮演服务者、监管者和仲裁者的角色；规范集体(乡、镇、村或村小组)享有对农村部分土地的所有权，使其主要扮演农民土地权益维护者的角色；明确农民土地产权的范围、国家公共利益的边界，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让农户享有农村土地使用权、继承权、收益权、流转权，使农民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农民外出就业举家搬迁的情况下，允许其所拥有的土地、住宅使用权流转和变现。

(2)把“永佃制”作为农地物权化改革的方向。从我国的现实看，目前农地私有产权的重新界定和实施监督成本都很高，因此，从一个渐进式改革的角度考虑，目前农村土地可以试点推行“国家终极所有，农民永久使用”的永佃产权制度。永佃制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用益物权，指利用他人所有的土地物权来耕作或牧畜。结合中国实际，永佃制由“三级所有”的各级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户拥有土地使用的永佃权。两者都属于物权性质，实行物权化保护，政府和集体不得干预永佃权利的行使。永佃制表面上看，是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而实际上暗含着两权在某种程度上的统一。这种制度不仅有利于明晰和稳定农地产权，防止土地征用中的利益侵害，也有利于减少改革成本，实现现有制度的平稳过渡。

(3)尽快研究出台土地物权法配套法规。土地是最重要的不动产，但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尚无不动产登记法。永佃权人对农地享有的完整权利，必定要通过土地登记程序确权核地后，再得到国家法律的充分保护。当前，国土资源部门应该适应《物权法》颁布实施的新形势，加快推进《不动产登记法》立法研究工作，为国家出台《不动产登记法》做好前期准备。同时，各地方也可结合本地区土地登记的实际，加快制定本地区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办法，为国家立法积累经验。

2、建立农村土地信贷覆盖网络是农民获得土地财产性收入的配套条件。土地是我国农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如何把农耕经济运行的根本，有效的引入现代经济运行之中，是农村改革新阶段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客观需要。建议尽快建立起以货币为基准、信贷为基础的土地信贷覆盖网络，在给广大农民带来可见利益预期的同时，将广大农村土地纳入国家财政计量系统，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信用价值，为土地征用的监管提供现代性质的货币支持。农民真正拥有完整的土地产权(抵押、借贷、流转、交易、租赁等)后，将目前分散的、闲置的、转租代耕的农地转变为由金融资本介入的、可集中购置的良性资产。农民进而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土地贷款，私人资本投资和法律建设也将得到更好的促进。而一旦土地实行与产权制度改革配套的货币化，将极大推动中国土地所有权的市场化改革，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无论是对新农村建设，还是让中国农民远离贫困，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需的。

3、大力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是获得土地财产性收入实现条件。从长期来看，我国要实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新突破，必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土地制度。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正是近年来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一个新事务。比较典型的模式有广东南海模式、苏州模式、辽中县模式、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模式等。尽管各地做法不尽相同，但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将集体土地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一起折股量化，明确每个社员的股份，经营收益按股分红；二是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组建新的股份合作公司，对入股土地实行统一规划、开发和经营；三是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价参股，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村民可以承包园区内的农业项目，又可以为公司打工，股民可以优先在园区就业。

农村土地制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产权分解为土地股权、经营权和使用权，让农民拥有股权，集体经济组织掌握土地经营权，土地租佃者享有土地使用权。土地量化为股权，均等分给农民，实现了所有权主体和经营权主体互相换位，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新的实现形式。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集约和规模经营，有利于维护农民合法的土地财产权益，有利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是新的历史时期农民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的实现条件。

4、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是获得土地财产性收入的保障条件。从理论上讲，征地过程实际上政府购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过程，他是一种交易行为，只有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形成的交易价格才是合理的，才能实现供求双方的交易剩余最大化。由于农民土地产权的不完整，实际上形成一种政府垄断土地市场的交易价格。农民在土地价格形成中并没有太强的发言权，只是垄断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制度缺陷客观上造成了农民土地财产并没有得到有效保护，也没有获得应当享有的土地增值收益。从实际操作来看，现行的产值倍数法以及正在推广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法，都是以政府为主导来确定补偿的具体标准，这些补偿标准往往是不合理的。例如，在补偿倍数的确定上，补偿安置费的最低产值倍数为10倍，最高为30倍，政府部门的自由裁量权竟有20倍之多，若每公顷产值为15000万元，则每公顷补偿标准最少为15万元，最高为45万元，每公顷补偿标准最多可以相差30万元。在这个范围内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有裁定补偿标准，造成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差距拉大。

要改变目前这种状况，首先，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这样可以形成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真实市场价格，赋予农民更多土地价格制定的发言权，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土地增值收入的分配。我们不必过分担心农民只顾短期利益而冒然出卖土地。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处于探索的现阶段，理性的农民会非常珍视自己土地财产的。其次，法律必须明确公益性用地的范围，采用列举法明示其具体内容，限制地方政府判断公益性用地的自由裁量权。再次，建立基于市场价格的征地补偿标准体系。市场机制是最公平的价格形成机制，只有依据公开市场价格确定的补偿标准才能得到各方的认同，避免无谓损失。

农民财产性收入范文第3篇

人们常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曾是中国农民追求的最高境界。土地与农民如此息息相关，谈到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土地是绕不开的话题。然而，长期以来，土地仅仅是作为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存在，却忽略了土地其实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和资源。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就包括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财产权、集体资产收益股权。如何将这些权利落到实处，切实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再次成为热点话题。事实上，在十七大报告中就曾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但现实是，在增加财产性收入上，无论城乡都呈现出增速慢、比重低的现状，尤其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仅占总收入的2%左右。

在这样的现状下，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被认为潜力巨大，值得期待，但同时也是困难重重、阻碍多多。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推进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尽管方向明确，但通过探索试点变成经验制度，还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而受现行法律法规的限定，农民的财产权利在放活上有着现实难以逾越的障碍。

去年9月，四川推开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改革试点，选择了15个县作为试点县，旨在探索建立以产权为纽带，以股份制改造为载体，以盘活资源为核心的农民财产性收入新机制，增加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林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和农村房屋使用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等方面的收入。成都凭借在统筹城乡改革试点中，农村各类权利确权颁证工作打下的坚实基础，占了4个试点名额。

试点刚刚推开不久，要谈成效还为时尚早。但各地所呈现出的审慎态度和不同的侧重点，让人对试点的成果充满期待。本期，我们实地采访了3个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上已探索了一些成功经验的试点县，其中，温江、崇州早已完成确权颁证工作，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上各有“招数”，隆昌县则代表了我省丘陵地区的县（市），正在完善基础工作，并凭借自身特色带动了农民土地、房屋的收益，从而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农民财产性收入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宅基地；财产；农民财产性收入

以往专家学者对于财产性收入的研究多是以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对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的研究少之又少。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尤其是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意识的不断改变，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源渠道非常广泛，比如：投资股票、证券、基金、理财，房屋出租等等。但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受到其知识水平，意识形态，社会经验，以及政策法规等的限制，导致其收入的渠道很窄，大致来源包括年牧业、农业、渔业等家庭收入或者是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出让特许权收入等财产收入。也正因如此，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就被人们忽视了。

近些年，随着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对农民的关注大幅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国家相继出台了利于农民发展的政策：2006 年1月1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正式通过废除农业税的提议；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同志在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1]。”可以说为了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国家做出了巨大努力，同时由于国家相关政策的改变，对于作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宅基地的研究更是值得人们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

笔者希望通过研究能够分析出影响农民宅基地财产性收入的障碍，并且找出对策，最终实现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目的。

1.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法律分析

1.1财产

《辞海》中关于“财产”的定义是这样的：金钱、财物及民事权利义务的总和。通常分为：①按所有权，分国家财产、集体财产、个人财产；②按是否具有实物形式，分有形财产（如金钱、财物）和无形财产（如著作权、发明权）；③按民事权利义务，分积极财产（如金钱、财物及各种权益）和消极财产（如债务）。现代经济认为财产（Property）是产权的客体，是与主体相分离或相对分离、能够被人们拥有、对人们有用的、稀缺的对象，是人们建立产权关系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自然村在都能称之为财产。只有满足这三类财产中的任何一种才能被称之为财产，才能被人们有拥有、控制和利用[2]。

1.2宅基地

宅基地首次出现是在1972年通过并实施的《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其后再《土地大辞典》中对宅基地做了一定的解释，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保障农户的基本生活需要，拨给农户建造房屋使用的土地。包括住房基地、仓库、庭院、厕所、畜圈、沼气池、柴草垛等。”虽然很多专家学者先后对于宅基地的相关政策进行过研究啊，同时对于宅基地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不管对于宅基地的理解如何的不同，宅基地的属性是没有发生过的变化，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给人们创造出更多可以利用的东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1.3农民财产性收入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的定义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手册》中对于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是这样规定的：“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对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做了如下的解释：“农户财产性收入是指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宅基地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占有权和使用权并用于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土地。”我们从这三个定义中就能够看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的来源不如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源广泛。

1.4土地经营权与土地使用权

土地经营权多是指为了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农民通过承包或者租赁等途径获得土地的长期应用权利。土地使用权就是指农民在一定的时间内对于土地的使用，生产、利用等具有自主选择权，即农民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任意支配土地。土地使用全更多的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对于现有的土地资源进行划分和确定，其调整依据是行政法的有关规定。而土地的经营权多是以民事合同为依据，来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因此，土地的经营权和土地的使用权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使用权是经营权的前提，经营权是使用权的延伸。

2.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2.1宅基地流转的目的和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一些地区甚至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因此导致的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城乡差距日益明显，“三农”问题不断凸显[3]。因此，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的总体收入及生活水平成为了国家和专家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农民宅基地流转的产生有效的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也正是农民宅基地流转产生的根本目的和重要意义所在[4]。

2.2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现状

一直以来，国家对于宅基地的流转是限制的，但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又有着迫切的需求，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同样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持支持的态度。因此，这些年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规，来促进和保障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如《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是宅基地流转合法化。2008年国土资源部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进一步在国家的层面上认可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合法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可以说是更加明确的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合法性。

2.3农村宅基地流转形式

（1）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是指依法具有宅基地处分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其他合法第三人将宅基地的使用权抵押给为其提供所需贷款的金融机构。目前，在我国能够提供农村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当宅基地的使用权实现抵押，保险公司可以自主或交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现行法律处置抵押人的抵押物，但是由于现行的土地政策，农民对于宅基地的需求不是很大，因此，保险公司很难对抵押物进行处理[5]。实际上，长此以往，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就很难做到公平抵价。同时，还会造成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困难的现象产生。

（2）宅基地使用权“地票”交易模式。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模式我们称之为“地票”交易模式。这种流转模式是比较先进的流转模式[6]。它能够满足农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对利益的要求。即通过这样的形式，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地票”的提供者能够很容易的通过提供自有产物来满足发展所需。地方政府给地票交易提供了一个安全有保障的平台，是交易能够顺利进行，且可以通过此形式融入大力资金，提供土地，实现发展城市的目的。中央政府则发挥着监督整个地票交易的过程，为确保其公平，国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促进其顺利进行，同时也能为中央政府正确认识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提供依据[7]。

3.农村宅基地财产性收入的障碍

3.1土地产权主体虚置，农民土地权利缺乏法律保障

我国现行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要求承包人不得随意采取转包、抵押、出租、入股、互换等形式调整土地，因此，现行的土地政策对于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限制的。而土地使用权流转作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收到限制，将影响农民的收入水平的提高。缺乏法律保障，土地权的主体形同虚设，不能够对土地进行自主的规划和使用。虽然，后来对国务院对此项规定进行了补充说明，即允许承包人将承包合同转让或转包给第三者，但是前提是必须经原始发包人同意。这一补充说明实际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3.2土地制度不完善

现有土地制度规定严禁土地所有权买卖和出租以及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的，这就是说对于第三者来说土地所有权是不能衡量其价值的。也就是说农民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是单纯的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没有土地的处置权。国家才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最终拥有者，享有土地的处置权。国家可以按需征地，依需划地，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基本没有自。农民的意志没有得到体现，土地的价值更是没有得到凸显。

3.3地域分布

不同地区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同样存在这很大的差距。有调查显示，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排名前几位的地区分别是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等，后几位的地区分别是河南、甘肃、广西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源较广，数额较多。经济欠的发达地区，农民的收入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变[8]。因为，当地的经济形势不会带动农民的收入或者是激活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新形势。

3.4传统思想束缚

在我国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比较低，因此观念比较之后，易受传统思想束缚，很难认识到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问题，及其缺少投资理念，正因如此，极大的限制了农民通过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增加收入这一有效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办法的实施。受传统农业生产思想和比较滞后资产管理理念的制约，农民对于土地的使用比较单一，除了进行自主经营基本无他法。投资理念的滞后，严重束缚了农民对土地利用模式，极大的降低了农村宅基地的流动性，进而制约了农村土地资产化的实现。

4.增加宅基地财产性收入对策

4.1明确农村土地所有产权，落实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

明确界定国家作为土地终极所有者的权能，各级政府要尊重农民土地产权主体的地位，不能让农民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形同虚设的土地所有权拥有者。各级政府应主要扮演服务者、监管者的角色，为农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提供平台。只有，明确农民土地产权的范围、国家公共利益的边界，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让农户享有农村土地使用权、继承权、收益权、流转权，才能够使农民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独立的行使流转权，才能够实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终极目标。

4.2鼓励农村土地流转，探索多途径的土地流转形式

我国是农业大国，我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土地一直是我国农民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对于农民来说宅基地的利用情况并不理想，这就造成了农民并不能够做到真正的依靠土地提高生活水平，土地自身也没有体现出其自身的价值。因此，要想使农民的土地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为农民创造出更大的效益，必须鼓励农村土地流转，并且探索出多途径的土地流转形式，才能够解决目前土地闲置，利用率不高，收益较低等众多问题[9]。

农民财产性收入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财产性收入是公民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通过思考提出财产性收入的意义,同时通过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特点的思考,认为我国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偏低,区域之间差距大,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偏少,以此提出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多种方法。

1 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现实意义

一般来讲,居民收入来源可分为工资性收入(比如工资),经营性收入(比如商业买卖行为收入)、转移性收入(比如养老金)和财产性收入。通常,工资性收入可以维持日常生计,转移性收入可以降低未来养老风险,经营性收入可以较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准,而财产性收入则是不断开发个人财富的源泉。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在《物权法》通过的同时,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第一次将收入和财产联系起来。历来,我国政策提法均是针对提高我国居民动态财产——年收入,而忽略了居民的静态财产。但是,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的绝大部分是居民的静态财产。提高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提高居民的财产,这是比提高收入水平更高的目标。因为,只有收入的节余,才可能形成财产,从而形成财产性收入。

(2)为进一步完善和改革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打下基础。过去,我国一直将劳动视为创造社会财富的唯一方式,从而忽视甚至打击了资金、技术、管理等非劳动因素对社会财富的影响,财产性收入和“不劳而获”和“剥削”划上了等号,这显然是不科学的极端的做法。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表明居民家庭通过已经拥有的财产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劳动就可以获得收入。比如存款利息、房屋租金、股票和基金投资收益和房产收入等。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还体现了平等保护物权、鼓励多种要素参与分配,从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2 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特点

(1)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绝对数过于低下,这显示提高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任务艰巨而复杂。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最大的一年2006年也只有100.5元,这距离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差距很大。

(2)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绝对数虽低,可是增长稳定,增幅有波动。从表中可以看出,从1997年到2006年,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从1997年的23.61元增长到2006年的100.5元,十年间增加了76.89元,增长了3.26倍。但是中间增长幅度出现波动,增长幅度较小的年份是1999年和2001年,分别增长了1.18元和1.95元。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是2003年,增长了15.07元。

(3)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例较小,但是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当年纯收入的比重较小。都在3%以下,比重最大的一年2006年也只有2.8%.可以看出,财产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当中并不占有主要的地位。可是这并不表明,财产性收入不重要,相反,根据国际经验,财产性收入一般占居民当年纯收入当中的30%左右。在美国,国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是40%,有90%以上的美国人拥有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而在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在2%左右,有约1.3亿户、只占全国总人口10%的中国人拥有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可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将持续保持不断增加的趋势。

(4)增长速度大于纯收入增长速度。从表中可以看出,1997至2006年间,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大于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2006年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率为12.05%,而纯收入增长率只有10.2%。这反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的增长的贡献变大,说明农民财产性收入正在成为提高我国农民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来源。

3 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和策略

(1)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财产收入。目前,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纯收入的占比极其低下,同时也意味着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增加财产性收入,首先要有财产。只有加快经济发展,老百姓才可能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才可能把更多的收入转化成财富,才可能增加财产性收入。

(2)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农民的合法财产。虽然近年来,我国在基础性的立法取得较大的进步。如2004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将宪法十三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宪法修正案。2007年10月,《物权法》正式施行。但是,《物权法》的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新宪法条案也存在瑕疵,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很可能因为“恶法”而被剥夺。但是,随着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有关财产权的法律应尽快完善。

(3)增强农民的投资理念。不可否认,总体而言,农民文化素质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通过投资来获得财产性收入。因此,为了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急需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增强农民的投资和理财理念,加大理财的教育力度,采取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形式对各种投资致富的典型事迹进行宣传,使农民对现资理财有信心,从而对风险和收益有更深刻的认识。

(4)增加农民基于土地的财产性收入,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和产权制度。按照现有的制度,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仅有不完整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而土地占有权和处分权都归属集体所有。目前,非均衡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进入了不可持续的地步。农村大面积的抛荒耕地就是其明显的表现。不完善的土地制度还导致了政府的制度性寻租行为。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可谓势在必行,鼓励农民通过土地投资入股或者通过土地换取城市居民的身份。

(5)增加农民基于房屋的财产性收入,培育和规范农村房产租赁和买卖市场。住房是最主要的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但由于宅基地所有权虚置、有关法律存在空白、基层政府法制观念淡薄等问题的存在,使农民房屋产权虚化,城镇居民不能到农村地区买卖房屋,导致房产租赁和买卖市场的落后,农民的闲置住房不能为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因此,为增加农民来自房屋的财产性收入,应该坚决贯彻落实《物权法》,以及出台一系列保护农民房屋产权的法律法规,建立房屋租赁市场的指导制度,加快房屋租赁市场的市场化,允许房屋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租赁、抵押,为房屋所有者提供多种渠道的财产性收入。

(6)增加农民基于资金的财产性收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建立健全的农村投资体系。我国的农村金融业已初步形成以农村信用社为基础、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农村金融体系。但是,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对农业经济的支持明显不足,资本市场落后及投资体系不发达,交易手段落后,现代化的有价证券交易系统还不能延伸到农村乡镇。农民基于资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银行存款的利息,而银行存款的利息几乎是各种投资手段收益率最低的一种。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就是意味着要拓宽农村的投资渠道,为农民的财产进入资本市场以及其衍生市场创造条件,积极开发出适合农民的金融产品,如降低股票的每笔最小成交数,降低基金的每笔开户数,政府通过多种优惠条件鼓励证券公司将营业部开到农村乡镇,开展农村的保险市场,黄金市场以及收藏品市场的推广以及适合农民的国债品种。

4 结语

增加农民收入一直是党和政府非常关注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极易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因为富人的财产多,所以导致其财产性收入也相应非常高,而穷人的财产少,则其财产性收入少。目前,我国基于财产的基尼系数远远大于收入的基尼系数。让更多的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可以降低社会的贫富差距,增加中等收入人群的数量,缩小财产性收入的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还可以降低基尼系数,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静萍,曹洪滔.论创造条件让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J].北方经济,2008,(4).

[2]?杨文静.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借鉴[J].农场经济管理, 2006,(1).

[3]?骆祚炎.农村居民家庭财产及其财富效应的实证检验[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6).

农民财产性收入范文第6篇

关键词：山东省 三权分置 土地财产性收入 困境

一、三权分置下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构成要素

基于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认识，研究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收路径还需要明晰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构成要素。在三权分置下，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构成要素主要源于土地产权的不同让渡条件。本文采用计量方法，对土地所有权收入和土地使用权收入进行分解。

农民土地所有权的让渡主要体现在村集体让渡土地所有权，使其由集体所有变更为国家所有，依据各地方法律法规补偿征地费用。假设土地补偿费用总额为C1，集体赔偿金额为G1，集体村民人数为N，则农民人均获得的土地所有权转让收入I1=（C1-G1）/N。

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占有权让渡主要有三种：置换、转移和占有，分别假O三种权能均可正常让渡并取得合理收入，记为I21、I22、I23，则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I2=I21+I22+I23。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占有权置换是指在土地征收或流转过程中对宅基地或农用地的置换。对宅基地和农用地置换的补偿（）属于区位价补偿，即对原有宅基地和农地的区位条件进行分析与置换后的比较，根据不同的区位条件确定不同的补偿价格。则土地使用权的占有权置换收入I21可由表1表示。

我国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占有权转移是土地使用权财产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占有权转移表示宅基地或者农用地的使用权可以转移给他人手中，即实现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同时保留承包权为农户外出务工人员提供了失业退路和土地保障。将社会保障考虑在内，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占有权转移收入可以继续分为宅基地和农用地使用权转移收入（）两部分，沿用土地使用权的占有权置换剩余法计算，由表2所示。

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占有权占有收入主要是指农民未将土地置换或者转移，继续在土地上耕作获得的出租、入股、抵押流转和国家补助等收入，出租、入股和抵押流转同样适用于宅基地的分析，但国家补助一般只有农用地才可获得。鉴于入股、抵押流转因形式和对象收入计算方法不一，山东省对农用地耕作补助也因各地区的政策有所差异，因此不再单独计算。

二、三权分置下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现实阻碍

基于上述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组成部分的解构，结合当前三权分置的现实政策依据，将重点探讨三权分置下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流转和收益权以及土地征用制度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带来的影响。

当前，农村集体所有主要分为村农民集体、乡镇农民集体、村民小组三种形式。集体所有的组织形式使得土地所有权多数情况下掌握在村集体组织手中，使个别干部不考虑农民的切身利益，在于资本的谈判中偏袒资本一方，损害了农民土地所有权权益。在农村土地从事业化生产时，其收益较低；当农民流转承包经营权时，由于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不明确性，不能保证土地所有权转让收入的合理分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根据上述I1=（C1-G1）/N，G1即集体留存的比重往往较大，使农民收入分配总额减少，体现了集体所有权占据主导地位；第二，不能保证所有农民的平均分配，即N无法包含所有的土地所有者。

三权分置规定了农户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承包土地的权利，拥有使用、流转、抵押、退出承包地的权能。但是当前土地承包权的流转不是完全自由的，受到承包期剩余期限的限制，即超出承包年限的土地无法通过置换转移获得财产性收益。根据上述分析，土地使用权的占有权转移补偿遵循一方面，一次性的补偿往往使农民丧失了长期享有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权利；另一方面，宅基地转移收入（C3）和农用地转移收入（）往往因集体占比较高使其基数较小，农民分享到土地流转带来的收益较少。此外，在征地补偿方面，我国现实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国家拥有集中分配土地的权利，集体不能购买国有土地，国家却可以强制征收集体土地，这就造成了国家和集体的权利不平衡，农民拥有的土地财产收入权利被忽视，从而导致了当前山东省城乡财产性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在地产价格不断攀升的沿海城市，其房产拥有者财产性收入不断提高；而农民残缺的“弱产权”、较少的征地补偿进一步加大财产性收入分配不均的现实。

三、结论与展望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巨大挑战，山东省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有增无减，而农民增收的途径主要来源于土地的财产性收入，在三权分置的背景下，如何发挥农村土地的最大效用，实现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关键在于农村土地产权的安排与保障。未来伴随我国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三权分置将会带来巨大的制度红利，逐渐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金双华.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及其税收负担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13（11）：22-32.

农民财产性收入范文第7篇

【关键词】河南农民；财产性收入；城乡差别

所谓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等）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比重的提升，对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避免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和积聚，拉动中长期消费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河南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比重远远低于全国3%的平均水平，不利于农村消费的扩张和市场效率的提高。因此，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河南省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分析

1.总量逐年增长，比重长期低位

2005―2009年，河南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逐年上升，从35.85元增加到56元，增长了56.2%。随着河南省经济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部分工厂逐渐向农村地区迁移，村办企业和养殖及劳务输入不断增加，使河南省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逐年增加，从2005年的853.98元增加到2009年的1622元。但是，在河南省农村居民的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是最少的。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长期徘徊在1%，比重远远低于全国3%的平均水平。河南省农民2005―2009年的财产性收入状况如表1所示。

2.河南省农民财产性收入与邻近省份比较

与河南省邻近中部省相比，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是很明显的。如表2所示，2009年，河南省农民财产性收入比江苏少270元，比山东少140元，比江西少24元，比湖南少25元，比湖北多6元，占纯收入的比重比江苏、山东、江西、湖南分别低2.9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0.4个百分点、0.5个百分点，比湖北高0.2个百分点。从这些数据分析中看出，河南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如此之大，高达5倍左右。

3.河南省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城市居民的比较

表3显示了2005年―2009年河南省城镇和农村居民各自的财产性收入。从数值上来看，河南省农村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额远远低于城镇居民。自2005年至今，城镇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一直都是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的3倍左右。居民财产性收入最低的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35.85元，而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96元；居民财产性收入最高的2009年，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56元，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则达到165元。

二、制约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

随着农村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河南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潜力日益显现，对农民增收的贡献逐步提高。但是，现阶段河南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总体水平较低，进一步提高财产性收入面临诸多阻滞因素，需要及时加以化解。

1.农村土地产权权能残缺，土地资产价值无法充分发挥

在现行农地制度下，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残缺的，同时由于产权主体不明晰而长期虚置，农民在征地价格形成中缺少话语权，无法合理分享土地所产生的级差地租或超额利润，导致农民利益大量流失。由于农民家庭承包地、宅基地的使用权不能抵押，宅基地不能流转，无法作为资产进入市场，农地在各村以及城乡之间严重割裂，导致土地的保障功能难以向资本功能转换，资产价值无法有效发挥。此外，由于缺乏完善的宅基地退出机制，部分人在城乡双重占有土地资源，使不少宅基地处于空置状态，造成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

2.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金融产品创新进展缓慢

对广大农村居民而言，金融财产性收入还很少，重要原因在于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和盈利的考虑，业务重点逐渐向大中城市转移，导致县域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快速萎缩，农村金融日益陷入边缘化状态。此外，许多证券公司的营业网点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只有极少数经济发达的县级市设有证券营业部，理财产品主要针对城市居民，农民缺乏合适的金融工具将未来收入票据化、证券化，农村投资信息体系也很不发达，农民难以获取股票、基金、外汇市场等的即时信息，使农民不得不选择储蓄这一传统的理财产品，或将余钱用于民间借贷。

3.农民金融理财知识不足，科学理财意识较为薄弱

受传统观念、理财知识、收入水平等因素综合影响，河南省多数农村居民的理财意识较为淡薄，科学理财能力不足。因此，在有一定的结余收入后，农民往往选择储蓄、购买国债等方式理财，或大量用于建房、和民间借贷。    

4.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预防性储蓄挤占其他投资

长期以来，在城市偏向政策指引下，河南省大部分经济社会资源优先向城市配置，农村各种资源要素长期净流出，农村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落后于城镇居民。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教育、医疗、建房等费用的不断攀升，农村居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大大增加。同时，面临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以及市场波动等风险，农村居民收入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面临收支不确定性以及金融市场不完善带来的流动性约束的情况下，农民只能通过预防性储蓄和手持现金来规避风险，以提高自我保障的安全感，导致金融资产过度集中在储蓄形式上。

三、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

1.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

按照产权清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建立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农村土地制度，使广大农民享受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探索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新形式，在条件具备的地方，通过租地和入股等方式，让农民长期从租金和分红中得到收益。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用地管理，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用地节余指标有偿置换试点。探索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在市域范围内将新型农村社区节余的集体建设用地转移到重点镇和产业集聚区，用作经营性项目建设，使农民参与分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2.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农民拥有较多的财产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条件。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充分发挥重点镇和产业集聚区创业平台作用，实施全民创业带动就业工程，加大小额担保贷款等创业资金扶持力度，大力开展创业服务，引导农民自主创业。

3.着力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增加农民投资性收益

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条件，培育以信用和价值规律为杠杆的多元化农村金融体系，为农民提供便利的融资和投资渠道，增加农民利息、股息和红利等财产性收入。引导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农村开展适合农民投资的股票、债券、基金、黄金、国债等理财产品，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探索建立金融理财中心，方便农民购买理财产品。

4.积极加强农民投资理财教育，引导农民科学理财

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多种载体，向农民宣传金融理财知识，从理念、产品、服务等多方面启发农民理财意识。积极举办农民理财讲座和培训班，理财培训可以优先在村干部、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骨干和其他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农民群体中开展，充分发挥他们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5.发展农村教育和社会保障事业,为农民财富积累提供基础保障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和社会保障事业，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使农民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参与资本市场，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加大对农村教育支持力度，建立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持续稳定增长机制，着力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农村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逐步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体系，逐步提高农民养老保险水平。

参考文献：

[1]王歧红.新时期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11).

[2]周波.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调节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10).

[3]金丽馥,冉双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探究[J].经济纵横,2010.

[4]郑晓丽.欠发达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状况与策略分析――以浙江丽水市为例[J].改革与战略,2010(2).

农民财产性收入范文第8篇

Abstract: From the status quo of hunan’s farmer property income, we analyze the main reasons to restrict the increase of property incomes , such as the lack of chowmatistic knowledge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 barrier of circulation of land and buliding , and the lag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development, and put forward the concrete solutions.

关键词：湖南 农民 财产性收入

Key words: hunan farmer property income

作者简介：冯志艳(1978―)，女(汉族)，内蒙古赤峰市人，湖南城市学院， 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

农民财产性收入是指农民家庭将所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和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通过出租、分红和金融资产增值等方式所取得的收入，一般包括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收入、红利收入、租金收入、利息收入、股息收入以及特许权转让收入等。

一、 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

（一）人均财产性收入绝对数额低、在纯收入中的比例小

从表1可以看出，湖南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除2007年外，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态势，但是绝对数额仍较低，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最大的一年2009年也只有81.19元。同时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当年纯收入的比重较小，都在2%以下，比重最大的一年2009年也只有1.65%，而根据国际经验，财产性收入一般占居民当年纯收入的30%左右，可见，财产性收入在湖南农民纯收入中并不占有主要的地位。

（二）财产性收入对纯收入的贡献率低

根据表1可见，随着湖南经济的发展，湖南农民的纯收入在逐年提高，然而农民财产性收入对纯收入的贡献率却偏低，都在7%以下，最大的一年2009年也只有6.1%。要提高农民收入，就要大幅度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因为工资与经营性收入受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供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般不会快速、大幅度提高，而财产性收入比例的提高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的作用将更加明显。

（三）与其他地区相比财产性收入有差距

根据表2可见，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发达地区如北京相比差距较大，因此提高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任重道远。

二、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低的原因

（一）农民自身投资理财意识淡薄、知识缺乏

首先，湖南农民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知识水平有限，从价值观上，很多农民停留在按劳分配的框架之内，而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财产性收入归入非劳动收入的范畴，没有足够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将其等同于“不劳而获”或“剥削”[1]。其次，由于农民掌握的知识有限，不具备基本的电脑操作知识，不会使用现代化的电脑设备，同时缺乏必要的经济学知识以及理财知识，不具备对股票、债券等收益率高但风险较大的投资项目进行分析决策的能力，只能选择银行存款一种方式。

（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以城市居民为中心，农村居民始终处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养老的保障，再加上子女上学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农村居民。面对这样的状况，农村居民即使有一定数额的多余款项，也不愿意进行各种投资理财活动，而是把有限的资金存入银行，从而限制了农民的投资选择。

（三）土地流转制度障碍

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在获取财产性收入方面唯一具有的优势，就是土地使用权。但是，我国农村现行的土地流转制度却成了妨碍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因素。这是因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只拥有土地经营权，集体所有的土地只有经过国家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才能出让、转让。可见，从法律制度上，农民个体不完全拥有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导致土地在流转的过程中，农民在转让经营权时，要受到集体所有权的制约，这种制约往往限制了农民通过转让经营权来获取财产性收入，从而降低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四）房屋流转制度障碍

首先农村住房处置由于受现行法律、政策的限制存在很大难度。根据《土地法》规定：“农民宅地基所有权属于集体，非农民个人所有”。《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地基， 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地基的不予批准。”这一法律规定导致农民即使迁移至城镇定居，农村的房屋要么不能出售只能闲置，要么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售。

其次，农村住房出租很不规范，经常会出现一些承租纠纷等现象。如出租房屋没有办理工商执照，房主直接与承租者私下订立口头协议而不签订书面合同，导致日后出租过程中双方各种纠纷的发生[2]。

（五）农村金融市场不够发达

1、农村金融建设滞后

一是，湖南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电话、电脑、网络等通讯设备还没有普及，农民缺乏了解与经营投资理产品的媒介。二是农村的金融机构过少，目前，在湖南农村，存款机构相对发达，主要有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但其它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在农村几乎很少，特别是县级以下地区基本上就没有。这就导致农民没有较好的投资途径，农村居民都选择把有限的钱放入银行，因而导致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几乎只有银行储蓄一种方式。

2、金融机构产品创新不足

从目前农村金融产品体系来看，农村金融产品与农民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金融产品单一，目前农村的金融机构主要为农民提供存贷款服务，其他的理财产品很少甚至没有，投资渠道窄。二是理财产品没有针对性，缺乏适合农民收入情况、知识情况、风险承担情况的产品。

三、提高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

（一）对农民进行培训教育

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就要增强农民投资理财的理念。可以采取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形式如广播、电视讲座、开辟报纸专栏、开办业余性质的投资理财学校等，向农民宣传投资致富典型事迹，增强农民投资理财观念。 同时还要提供投资理财相关知识的培训，如电脑使用、风险分析、理财产品分析、投资技术操作等等。在培训方式上，可以由政府出资培训，也可以鼓励各种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或存贷款机构，在对农民进行宣传的同时进行培训。

（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应逐步建立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彻底改变农民以自我保障为主的局面，增强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农民敢于对风险较大、收益率更高的投资项目进行投资，以便获得尽可能多的财产性收入。

（三）加快农村土地流转进程

首先，应从法律上理顺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关系，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避免土地经营权在有偿转让中受到土地所有权的制约。其次，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本化，所谓土地承包权资本化，指的是农村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使用的土地如何在流动和交易中被货币化，并以资本形态进入再生产过程，其收益形式不再单纯表现为租金，更多表现为红利[2]。如允许农民土地承包权投资入股，获得红利收入。再次完善农民土地的征用补偿机制，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让农民从土地的出让、转让中得到财产性收入。最后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应当允许农民承包地使用权进行抵押，以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四）完善农村住房制度

对农户而言，住房是最主要的有形非生产性资产。湖南农村地区由于大量人员外出务工，产生大量的空闲住房，但是由于农民住房一般无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很难转让和出租，造成大量空房闲置。因此应尽快修改、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使农村集体土地上所建私宅能够合法、有序地买卖。同时加强对农村租房市场的管理，应当允许农民长期出租宅基地使用权[3]。

对于农村住房制度的改革，可以借鉴苏州和广州的做法，苏州农民进城，农民私宅即使没有房产证也可转让、出售。根据苏州市农民宅基地转让相关条例，各乡镇成立了农民住宅置换中心，解决了农民住宅因缺少土地证、房产证而不能交易的困难。 2004年初，广州市首次向农民自有土地上建的自有房屋颁发国有房产证，农民自有房屋办理国有房产证后，可以向银行抵押贷款、进入市场交易[4]。

（五）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1、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

由于金融机构承担着各种金融活动，因此要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就要大力发展农村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建设农村证券市场：一是证券公司在农村设立分支机构，并派遣工作人员。政府可以考虑提供一些优惠政策，使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的证券公司愿意进入农村，为农民进行证券投资提供条件和渠道。二是充分发挥目前存款机构的中介作用。通过存款机构农民投资理财，这样既可以方便农民，存款机构也可以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2、创新农村金融产品

除现有的股票、投资基金、国债等投资理财产品外，金融机构还应根据农民自身的特点开发一些起点低、便于操作、风险小的专门针对农村居民的投资理财产品。让更多农民通过储蓄、证券、股票、基金、保险等获得股息、利息、分红，使广大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多元化。

参考文献：

[1] 张乃文．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及原因探析[J]．农业经济，2010（4）．

[2]赵华伟．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与解决途径[J]．改革与战略，2010，26（9）．

[3]肖红华，刘吉良．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9 （2）．

农民财产性收入范文第9篇

关键词：农民；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对策

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多寡以及占总收入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在“十三五”规划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际遇下，大力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对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个目标意义重大。虽然2015年江苏省国民生产总值（GDP）总量全国排名第二，但由于江苏省内部发展不协调，苏北地区较为落后，因此，江苏省若想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社会，解决苏北问题是关键。而解决苏北问题的核心在于解决“三农”问题。因此，要想方设法增加苏北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其总收入。

一、苏北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

（一）概况

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依靠拥有的动产和不动产所取得的收入。对于农民来说，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渠道比较少，大体也就是银行利息、土地征用或流转补偿费等这几项。包括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盐城在内的苏北地区，经济相对苏南地区比较落后，农民收入来源渠道少，还有一部分农民依旧“靠天吃饭”，因此财产性收入状况不容乐观。直到2010年，苏北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才突破100元。在农民收入四个构成部分中，农民财产性收入不仅占比小，绝对值也很小。从2008到2013年中，苏北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最多的2013年，也就仅仅为214元，其占比也仅为1.82%。

（二）苏北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对其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苏北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对其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苏北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年增加值都很小，在30元上下浮动。其中，在2011年，其增加值同比2010年还减少12.6元。从其贡献率来看，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升影响也很低，在贡献率最高的2009年，也才仅为3.85%。

（三）苏北与苏南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之比较

苏南经济发达，农民财产存量大，土地流转活跃，流转费用高，土地入股分红多，集体经济实力强大，因此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渠道多；苏北经济落后，农民财产存量小，土地流转少，集体经济不活跃，分红少，直接影响了农民财产性收入。从2008年至2013年，两者的绝对值之差从390.5元增加到了807元，有逐渐加大的趋势。短时间内，两地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绝对差距还有扩大的可能。

二、制约苏北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一）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虚置，土地征用制度和补偿分配机制不完善

首先，土地产权主体虚置。虽然法律规定了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但由于集体经济组织这个概念比较宽泛，结果造成了土地产权主体虚置。

其次，土地征用制度不完善。由于对“公共利益”法律界定不清晰，许多地方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追求城镇规模扩张，大肆征地建设开发园区、工I园区等，将这些本不属于“公共利益”的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冠上“公共利益”的名号，致使农民的土地被以较低的价格征用，导致农民经济损失严重。

再次，土地征用补偿分配机制不合理。由于征地的补偿标准仍非常低，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并没有为被征地农民所享用到。国家规定补偿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价格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30倍，而政府从农民手里征用到土地后拍卖给开发商一般可以得到很高的收益。

（二）苏北地区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金融体系不完善

第一，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少，适合农民的理财产品更少。第二，贷款门槛高，有效需求被抑制。很多在农村的金融机构主要业务是为了吸纳存款，信贷业务开展不足。同时，金融机构为了避免信贷风险，往往针对农村的贷款条件比较苛刻。第三，民间借贷严重，缺乏监管。民间借贷现象在苏北农村非常严重。由于没有相应的监管部门监管，也缺乏相应的合同、手续，很多农民为了高利率而将大量资金或毕生积蓄投入到这些不正规的地下金融市场，经常会出现血本无归和吸纳资金的人“跑路”现象，给农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三）苏北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由于起步晚、基础差等原因，苏北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比较低。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代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部分解决广大农民的医疗、养老问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忧虑。但由于农村社会整体保障水平低、保障面窄，社会救助不及时，农民的社保需求还没有很好的得到满足。因此，农民还是要首先解决好生存、疾病、子女教育等问题，由于农村社保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面对未来不可预期的风险和可预期的花费，农民一般还是要把钱存在银行里，以备不时之需。

（四）农民自身因素

长期以来，由于苏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低、农村教育比较落后，因此农民思想观念也比较保守，小农心态严重，市场经济意识淡薄。一部分农民对按生产要素分配认识不够，只认可按劳分配，“干多少，赚多少”，将按生产要素进行的分配看作一种不劳而获的行为，和投机、剥削无异，对之嗤之以鼻。农民还大都缺乏金融相关知识，不懂投资理财，对获得财产性收入认识不充分。此外，还有很多农民在有了余钱之后，就将余钱用于盖新房子，盖好后也没人居住，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金的浪费。

三、增加苏北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

（一）加快土地确权工作，改革征地制度和土地增值分配制度

第一，加快开展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的确权发证工作，激发农村发展活力。首先，明晰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其次，建立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代表农民行使集体土地权利，进行规范化经营。第二，改革征地制度。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杜绝以公益性用地为名，强行征用农民土地。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加大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租赁、转让、入股等相关试点工作。第三，改革土地增值分配制度，建立一种新的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分配模式。在征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要保护好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增值收益。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分配比例，预留实体物业给农民，允许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租赁、出让、入股事先预留的集体建设用地搞工业、商业、房地产开发等模式来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过程中的收益。

（二）完善苏北地区农村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

第一，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发展适合农民的理财产品。要加快农村金融机构布局，实现金融机构全覆盖。鼓励保险、证券公司在农村地区设立办事点。要针对农民资金额度小、风险承受力不强等特点，不断创新、开发适合农民的金融理财产品，帮助农民增加资金财产性收入。第二，适当降低农业经营主体信贷门槛。要推广产业链金融模式，鼓励金融机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降低贷款门槛，创新涉农贷款抵质押方式，建立完善政府支持的“三农”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第三，规范民间信贷。规范化管理民间信贷，防止扰乱市场秩序的高利贷、非法融资等地下金融损害农民利益。

（三）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农民对未来的忧虑

要不断健全农村社会保障。首先，要提高农村养老保险金给付水平；其次，要提升新农合的报销比例，增加门诊慢性病报销，减轻农民因疾病返贫现象；再次，要加大社会救助力度，针对农民突发重大疾病、事故、自然灾害等进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防止农民突然陷入困顿而对生活绝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政府要确保农村社保基金的投入和安全，防止农民社保基金被挪用、截留等情况的发生。

（四）加强农村教育和农民培，提升农民各方面素质

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完善、监督农村地区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力争在农村地区早日实现包括高中、职业学校、技校等在内的义务教育。加大对农民的经济、金融相关知识的教育，培养其现代化的投资、理财信念，提升其对金融产品的认识和对资本市场的分析判断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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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元明，刘远.农村财产制度改革与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构建[J].江海学刊，2011（06）.

[3]农业部经管司，经管总站研究课题组.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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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太淼.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土地制度创新[M].郑州大学出版社，2016.

[6]任维哲，王鑫.多渠道增加陕西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4（11）.

农民财产性收入范文第10篇

一、明晰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增加农民的共有资产收益。农村集体资产是指集体所有的资源性资产和各种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资产。如何使集体资产成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渠道？从已有的实践看：一是查实集体资产家底，丰富集体资产形式。把更多的具有市场价值的资源要素纳入集体资产范畴，为农民拥有更多的资产形态奠定基础。二是全力推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制度改革。以村为单位组建股份合作社，实现村级集体资产股份化，量化集体资产产权，明晰农民股份，“做实”农村集体产权主体。三是完善规范村股份合作社的运作机制。健全“三会”运作机制，真正使村民有股有权、增财有道。正确处理村行政与合作社的关系，实行“村资分离”，规范和控制村行政费用开支，确保股民分红比例不少于当年的30%，并逐年有所提高。四是坚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把“蛋糕”做大。集体经济实力强的村、集体资源丰富的村、城郊村要优先作出示范；在各类开发区、工业集中区、集中居住区、配套服务区的建设中，给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留出空间；推行“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股份化”，让农民享受到这方面的成果。

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增加农民的财源母体收益。目前由于更多地强调农地的资源属性，而对资产属性和产权主体不清晰，产权内容不明确，致使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难以确保和增加。因此，须明确界定国家、集体、农民在土地产权上的地位和作用。要以土地产权清晰为着眼点，妥善解决国家和集体所有的权利主体虚置问题，建立起规范的土地制度，让土地财产性收益切实回归农民。一是通过自愿流转土地或入股，让农民拥有一份可预期的财产性收入。二是取消土地“双轨制”，实行同地同价同收益。党的十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其目的就是让农民成为土地流转过程的真正参与者，成为土地价值升值的直接受益者。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今天，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不能再让镇村集体和财政大量占用农村的土地征用费。三是在符合国家土地用途管制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要把更多的非农建设用地留给农民集体开发，让农民直接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

三、推进城乡房地产市场一体化，增加农民的房屋主产收益。现阶段，我国城市居民无论是房改房还是购买开发商的商品房，土地虽为国家所有，但房屋所有人拥有一定年限的使用权，可以上市转让。而农民在宅基地上建房，土地为集体所有，房屋所有人对宅基地拥有的使用权至今没有明确期限，也不能随意转让，农民无法拥有、也无法盘活住房资产。既然现在农村建设用地可以不经过先征收为国有土地的环节而可以直接上市，农民的宅基地属建设用地性质，那么对每户农民仅有的一处有限额的住宅用地，完全可以采取补办出让手续和补缴少量的土地出让金，来解决用地权属问题，让农民住房拥有物权得以真正实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配套改革农房流转制度和创新住房财产实现形式。一是允许自由处置。有些在外打工创业多年、愿意举家搬迁的农民，应该允许他们放弃宅基地，异地安居置业，并且按市场化原则，给予一次性货币补偿。二是变革农房拆迁补偿办法。须通过修订农房拆迁补偿政策，依法征收农民的房屋，按照与城镇同房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户合理补偿。三是开放城乡住房流通交易。允许农民将富余的住房卖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四是鼓励农民将多余的住房出租以获得租金收益，发展“房东经济”。五是允许继承、抵押、保全等，从而全方位地保障和增加农民的住房财产权利和收益。

四、鼓励农户兴办实业，增加农民的财产增值收益。过去虽然不少农民手中有一些积蓄，家中拥有一定量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但如何盘活，让这些资产流动起来、实现增值却很不够。其实，在这方面是有许多文章可做的，如：投资兴办二三产业；利用现有或置办的农机具、车辆、工程等设备搞营运或租赁；投资入股各类专业合作社，分取红利；开发休闲农业和农家乐特色旅游，等等，这对建立农民财产性增收长效机制意义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