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房保险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5 13:55:06
农房保险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江西省；新农保；筹资机制；农村
一、江西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筹资机制现状
根据国发［2009］32号文件，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江西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实施办法》，办法规定：2009年在全省范围内的新建县、于都县、永丰县、万载县、乐安县、新余市渝水区、婺源县、修水县、鹰潭市月湖区、浮梁县、芦溪县等11个县（区）进行试点。
1．个人缴费。办法规定：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居民应当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等五个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根据江西农村居民平均生活水平，原则上按100元缴费起步。
2．集体补助。办法规定，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民主确定。鼓励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为参保人员缴费提供资助。从中可见，集体补助要根据村集体的经济状况来定，可补也可以不补。
3．政府补贴。对符合领取养老金条件的参保人员，中央财政负责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省财政对参保人员缴费每人每年补助24元，县（市、区）财政补助6元。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由省、县（市、区）政府为其代缴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100元。其中省财政负担80%，县（市、区）负担20%。
二、江西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筹措与瓶颈分析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江西省11个试点县16～59周岁参保人数达211.38万，参保率79.17% [1]。省财政在2010年已拨付5 161万元，补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其中3.3万农村重度残疾人由省财政代缴养老保险费。
1.财政对新农保的支付能力。根据规定，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60岁以上的参保农民按每人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据测算，2008年中央财政对中国农村人口基础养老金的补贴数为535亿元左右，2008年中央财政收入为32 680.56亿元，这样中央财政对全国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补贴数额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1.64% [2]。中国持续二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国家财政收入自2000年以来，都是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长，中央政府完全能能力承担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任。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6.8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收入为35 896亿元，同比增加3 216亿元，增长9.8%；地方本级收入32 581亿元，同比增加3 931亿元，增长13.7%。而在江西省，从2007—2009年连续三年gdp实现13%以上增长，2009年全省生产总值达7 589.2亿元，全年财政总收入达928.7亿元，比上年增长13.7%，财政收入较快增长为大力实施新农保等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支持。省级财政为农村参保人员每人每年补助24元，完全能够承受。县（市、区）财政对农村参保人员每人补助6元，也有支付能力。
2.村级集体的补助能力。由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废除农业税和规范农村行政收费之后，绝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对新农保实行补贴比较困难。加上，集体补助也不是硬性规定，有条件的村集体就补，没有条件的村集体可以不补。
3.农民个人缴费能力。2009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5 075元，比上年增长8.0%，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5.6%，比上年下降3.8个百分点。最低档次的个人缴费标准（100元/年）占2009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97%，这一比例也低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8%个人缴费比例，除农村特别困难家庭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外，大多数农民能够承担。最高档次的个人缴费标准（500元/年）占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9.85%，相对来说，这一比例偏高，参保农民投保这一档次的人数很少。
4.新农保资金的保值增值能力。新农保资金的保值增值困难，不仅仅是江西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按江西省的实施办法，新农保基金以县级为统筹单位，实行预决算制度。县级农保机构在指定 银行设立农保基金专户，专账专管，专账专用。对新农保基金的运营，江西严格执行“下管一级、存银行、买国债”的规定，基本保证了基金的安全
。但是基金的投资渠道太单一，主要是存入银行，如2007—2009年全省的基金额中超过85%存入银行，另外一小部分购买长期国债和一些大型企业的债券，导致新农保基金的收益低下，甚至出现负增长。在现实管理中，基金的运营安全与基金的保值增值似乎始终是一对矛盾，提高新农保基金的运营安全性，就要影响其保值增值。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去破解这一难题，在确保基金的安全下，尽可能地提高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
三、拓宽江西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的渠道分析
1.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缴费档次。根据江西省的实施办法，年满60岁的农民至少可以领取到55元的基础养老金。经济发展快的地区，农民收入水平高，可以选择较高档次的缴费标准，村级集体经济对农民的集体补助也能确保到位，因而个人账户便有更多的积累，参保农民60岁后，能够领取到的个人账户金加基础养老金总额也较高，从而保障能力也就较强。而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较低，只有选择最低档次的缴费标准，村财政也较薄弱，使得能够进入个人账户的金额就少，60岁后能够领到的钱便不多了，保障水平就较弱。
2.提升财政投入比例。国际经验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离不开公共财政的支持。目前，全世界有16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其中70个国家或地区包含全部农村人口。德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2/3源于参保农民的保险税和政府补贴，日本实行城乡一体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基础养老金按照责任共担原则，国家至少负担1/3，并列入政府财政预算[3]。波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由国家组建，国家财政出2/3，农民交纳的只占1/3。中央财政应当向中西部地区以及相对贫困地区倾斜，加大对这些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对参保农民的参保费直接给予适当的补助。省级财政在确保支农资金的前提下，新增财力要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倾斜，建立各级财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专项资金。2008年，江西省农村低保人数由100万增加到150万人，月人均财政补差标准50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为不低于月人均70元，而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55元，不及农村低保的月人均水平，很难谈得上保障生活。为此，一方面中央财政、省级财政要不断提高基础养老金的标准，切实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特别要对农村无子女户、独生子女户、双女户的参保费给予补助。
3.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突破以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为唯一投向的限制，在确保基金的安全运营下，探寻有效的投资渠道，让基金逐步进入金融市场，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料，允许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国家，其保险基金的投资比例一般为：公司股票60%，公司债券17%，政府债券6%，短期贷款3%，抵押贷款11%，房地产投资3% [4]。根据江西省的实际情况，建议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方向可适当调整：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的比例为60%左右，各类债券的比例10%左右，证券、股票投资20%左右，其他投资不超过10%。近年来，各地处于快速发展期，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明显加快，政府的城司在资金缺乏时，往往会以高于银行利率向外借款，因此可以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将其作为部分养老金的增值渠道。各地的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特别是地方政府大量建设城市经济适用房、安置房、廉租房等，将少量的新农保基金投入房地产建设，可以以较少的风险获得较高的收益。
4.以税收支持新农保基金的筹集。国外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税收。中国目前实行的新农保制度，突出了个人缴费和国家财政补贴，仅在全国10%的县（市、区）试点，要在2020年之前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还任重道远。国家应该开征有关的税收或完善有关的税收制度，以根本解决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缺乏的问题。一是开征社会保险税，实现收入法制化、规范化、公开化，提高征缴率，纳入预算管理；二是增设遗产税、赠予税等新税种，对非劳动所得收入进行调节，把这些收入的一部分作为财政用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三是对基金收益实行免税。对基金运营实行免税是国际惯例，中国对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免税还没有相关规定，需要尽早出台有关的政策；四是土地转让政策支持。土地资产逐步成为中国重要资金来源和融资手段。根据国土资源部的数据计算，1999年以来，中国土地出让总收入已达6.9万亿元人民币。地方财政可从土地转让所产生的税费，如土地转让费、土地补偿费、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返还一定的比例注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五是对村级集体经济补助新农保给予税前列支。
5.建立新农保捐赠基金和发行社会保障。鼓励国内外企业、单位、社会各界人士对欠发达地区农民捐赠现金或实物资产，形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特殊基金，以促进新农保制度的健康发展。
6.探索新农保与其他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办法
。要探索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形式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衔接，实现全国统一的新农保转移接续。做好新农保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衔接，充分调动农民工和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允许农民工建立双养老账户，同时参加城、乡社会养老保险，打通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与新农保相互转移的通道，建立城乡衔接、跟踪一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1]江西:3.3万农村重度残疾人养老保险由政府“埋单”[eb/ol]..
[2]薛惠元，张德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资机制探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0，(2).
[3]陈淑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财政支持研究[j].学术交流，2009，(7).
[4]姚林香.江西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农房保险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村保险 基层 服务体系
近年来，国家对于“三农”问题的重视度不断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断建立健全，其中的医保基本实现农村全覆盖，社会养老保险也逐渐普及，然而农业保险和其他商业保险业务却未得到相应的发展。事实上，仅依靠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全部需求。因而亟需发展多元化的保险业务，从而构建并完善农村保险基层服务体系。
同时，伴随着保险业竞争的日渐激烈，城市保险业务趋于饱和，很多公司开始探索市场“蓝海”，广大的农村地区则转变为保险业未来发展的主战场。因此，无论从目前发展需求抑或是未来发展趋势而言，对农村保险基层服务体系进行研究都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保险市场的良性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顺利推进。
一、河北崖村保险基层服务体系的现状
河北崖村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镇驻地东南。全村现有耕地1700亩，粮田500亩，果园1100亩，山岚2980亩。近年来，全村致力于生态文明村庄建设，对村庄进行深度整治，积极整合优秀的自然资源和人文传统，探索实践创建与保护并重的特色发展之路。并利用沁园春采摘节为民增收，大力发展电商带民致富。2014年，该村先后被评为省级宜居村庄、省级“乡村文明家园”示范村、山东省旅游特色村、山东省精品采摘园等。
自2004年来，中央政府连续在多年的“一号”文件中指出保险要服务“三农”，并将一系列补贴性政策在国内多个省区进行试点。这一政策环境也极大推进了政策性农村保险业务在河北崖村的发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类型的农村保险业务在河北崖村则发展缓慢。商业性农村保险在河北崖村中投保率极低，无论在寿险或财险的投保率，均不及烟台市内城区居民的三分之一。
二、河北崖村保险基层服务体系存在问题分析
（一）利益相关者的平衡机制缺失
现今的河北崖村保险主要采用“政府主导、公司经营、农户参与”的联合运作模式未能在政府、保险企业和农民利益间中形成平衡的机制。主要体现在各级地方财政对农村保险的投入比重大，尤其是政策性农房、农业、医疗及养老保险等领域，且对保险公司所发展的涉农保险业务鼓励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农民保险意识的缺失，从而对保险的主动参与度较低。
（二）农村保险运行机制不够完善
对于包含河北崖村在内的广大农村地区，风险因素均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其保险业务涉及面极广。一旦遭遇巨险，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在责任界定、损失鉴定、理赔时效等方面都可能出现分歧。这些分歧如处理不妥当，又极易造成复杂且尖锐的社会矛盾。
（三）多元特色化的农村保险产品供给缺失
在河北崖村的保险产品方面，对于农民需求和特征的把握不够准确，造成缺乏对多元特色化的农村保险服务的有效供给。例如目前河北崖村的主流的寿险产品，大多呈现缴费水平高、周期长、保障比例偏低的特征，难以适应农民的真实需求、调动广大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四）农村保险服务网点部署和建设滞后
目前保险公司在河北崖村网点的铺设和建设方面仍显滞后，与农民形成了一定的“空间距离”，而沟通的缺失又进一步拉开了保险企业与农民间的“社会距离”，造成相互间的不信任感。承保与理赔过程中极易产生信息的不对称，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几率大，违规行为时有发生。
三、农村保险基层服务体系优化的对策
针对上述对河北崖村保险基层服务体系构建的现状与问题的分析，进一步拓展延伸，针对我国农村保险基层服务体系的优化工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做好农村基层保险知识普及和宣传工作
要向广大农民普及保险知识，逐步增强他们的保险意识。具体而言，可先行组织农村基层干部带头学习保险知识，动员他们投保期限短、保费低的保险险种，并以自己亲身经历向其他农民进行保险宣传教育；与此同时，还可通过保险服务车、保险移动宣传画栏、农村保险知识宣讲团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走进乡镇和农村，深入开展农村保险知识普及和宣传工作。
（二）建立多层次的现代农村保险服务体系
在组织层面，要丰富农村保险组织形式，建立适应区域发展的、包含商业保险机构、农业保险公司、农村互助保险合作社等多层次的现代农村保险服务体系。可优先从农村互助合作保险着手，以其灵活性、互、透明化赢得广大农民的接受和认可，从而吸引更多农民投保，扩大农民保险覆盖面；而在产品层面，致力于提供适应农民实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三）改革和完善农村保险运行机制
一方面，对于现有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要积极完善共保制度，尝试组建专业性地方农险公司，丰富保险品种和服务项目供给，提高保险覆盖面，降低经营风险；另一方面，努力完善巨灾风险保障机制，制定巨灾风险理赔应急预案，明确各级对巨灾风险赔付的比例范围，最大限度整合理赔资源，提高大灾理赔能力。
（四）加大农村保险体系建设的帮扶力度
一方面，出台政策鼓励保险机构对农村地区人、财、物资源的投入和倾斜，例如可对保险机构在农村铺设服务网点进行相应的税收优惠，或对积极投保的农民进行一定比例的补贴；另一方面，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和管理优化，引导保险机构创新农村业务发展机制，在农村业务发展中坚持长期经营、差异化经营的原则，改造农村保险产品和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肖峰.湖北省农业保险供需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D].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硕士论文， 2013
[2]陈敏. 打造农村保险基层服务体系“常德模式”开创农村保险服务模式新纪元[J].中国保险， 2011（10）
[3]丁蕾.吉林省农村保险市场发展问题研究[D].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3
[4]樊乐.浅析我国农村保险的现状和对策[J].中国证券期货， 2012，07
[5]高柱，高岷. 推进宁波农村现代保险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J].宁波经济（三江论坛）， 2009（02）
[6]朱正.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体系建设的探索[J].中国金融， 2012（08）.
[7]宋安顺.中国农村保险市场差异化竞争研究[J].经济与管理， 2011（12）
农房保险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区域性；农业保险；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840.66文献标识码：A
1中国区域农业保险发展的必要性
1.1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分析
随着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投入程度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改善，国内农产品产量始终保持着世界前位。加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生态农业、外部能源的投入，将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生产相结合的热潮，也推动了国内特色生态农业系统的建立，各区域凭借各具特色的农业资源进行产业化生产，以此提高市场竞争力。
尽管如此，但在我国种植业仍旧是农业的主体，而种植业又最易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这便造成了国内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强依赖性。即便是将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完全取缔，也依旧难以打破“靠天吃饭”的束缚，再加上农业生产易受到动植物生长周期的制约以及农业生产对市场信号的反应滞后性。其竞争力明显偏弱于其它产业。而正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弱质性，也决定了对农业进行合理保护是各国发展农业生产的必然选择。
1.2区域农业保险发展的必要性
自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总产值持续增长，从1979年的1117.60亿元一直到如今的51497.37亿元，在35a中上涨了40多倍（如图1所示），对GDP的贡献率高达4.9%。因此，无论从其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力方面还是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来看，农业依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亦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更是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甚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尤其在如今国际分工越来越细的市场环境下，更加凸显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然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业问题也逐渐成为继就业压力、经济增长“三高一低”等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原因之一[1]。诸如产业化水平落后、市场竞争力较低、人均土地资源严重不足，以及农业生产的高不确定性等等，这些因素无疑都给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增添了阻力。再加上面对着来自自然环境、产品市场、生产技术等诸多风险因素的制约。因此，客观上亟需加强对其风险的管理是农业发展过程中最迫切的选择。
图11979～2013年中国农业总产值情况图
农业保险是市场经济国家对农业生产风险管理的通行做法，同时亦是我国现阶段扶持农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就目前我国国情而言，区域间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以及教育文化程度等差异的普遍存在，就使得我国在完善农业保险体系的同时，更需要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区域特性以及各地农业保险实行的基础情况都考虑进来，以区域性农业保险发展路径的差异化选择来解决我国区域间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平衡问题[2]。
2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2.1全国农业保险总体情况分析
在经历了20a的保险业停办的经验教训，国内保险业从1980年开始便进入了一个全面恢复和发展的时期，此时海外保险机构与保险业务也相继逐步开始拓展。随着1993年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加深，《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保险法的颁布实行，我国保险业整体再次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从保费收入增长速度、保险保障服务领域还是从分散社会风险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而其中农业保险业务的成长更是国内保险系统重建过程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2.1.1保费收入增长迅速
据统计从1985～2012年间，在这不到30a的时间里，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农业保险承保量基本上是呈每年递增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统计，自2007年以来，保费收入累计已超过600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速达到85%，而仅就2013年1a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就已达到306.7亿元，占这一年财产险保费收入6481.16亿元的4.73%。而相较于呈下降趋势的赔付率，足可以看出我国农业风险管理在分散风险方面起到一定的效果。
2.1.2农业保险服务领域不断增多
截止到目前，我国农业保险覆盖的险种已经比较广泛了，从最初了种养两业，再到现在的渔业保险、经济作物保险、农机具保险以及森林保险等等，农业保险服务的领域在不断的增加[3]。加之，农业保险对于稳定国内农业生产、维护城乡和谐等方面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深入发展农险保险、扩大农业险种的覆盖面和承保范围也是近期国内经济建设的主要趋势。同时，例如像继续推进牧区保险、设施农业保险、农房保险以及农村综合保险等涉农保险也将会成为提升国内农业保险服务能力的重要支撑[4]。
2.1.3有效分散农业风险
为了稳定我国农业生产的局面，国务院从1982年开始恢复了国内中断23a的农业保险业务，因此1982年既是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恢复的一年，也是对农业产业风险管理、分散转折的一年。在1982～1993年这10a里，国内农业保险开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保费收入骤增，在分散风险方面也卓有成效[5]。尤其从近几年国内东、中、西部地区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总额与农业保险承保品种的覆盖范围上来看尤为明显。例如像广东省、河南省保险公司在2012年，汇聚同质风险的数量、承保金额都有所上升，保险保费收入增长均在120%以上，而且承保覆盖区域也不断扩大，像山东省2012年农业保险开办地区也由初期的55个县（市）扩大到现在的100个县以上，充分发挥了对区域农业风险的集合分散功能。
2.2中国农业保险亟需直面的问题
虽然从2007年国内实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以来，中央财政已经累计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262.1亿元，而且在农业保险投入方面逐年递增，年均增长45.8%。同时，在其它农业基础设施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使得农业基础设施长期薄弱的局面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尽管如此，但我国农业依旧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纵观中国农业保险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赔付率过高、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各地区农业保险发展程度存在巨大差异性，是我国农险发展过程中仍亟需正视的三大基本问题。
2.2.1赔付率过高
由于农业生产高风险性的特点导致农业保险自身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尤其相对于第2、第3产业来说，农业生产周期较长，受自然制约较多，加之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灾害频发。1982～2004年，全国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累计共80.98亿元，而赔款支出共计70.65亿元，平均赔付率高达87.24%；再到2008～2012年，全国的农业保险费收入累计达到了600亿元，但与此相对应的高赔款支出仍居高不下，累计至2012年底共有400亿元。在保费收入增加的同时，也承受着过高的赔付率[6]。
2.2.2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上，农民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农险产品的数量。从这一点上来看，致使一国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的因素有很多，而就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程度来看，偏低的农民收入水平与农业保险的强外部性以及农业补贴政策的低效，无疑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最直接动因。
2.2.2.1就目前来看，国内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构成大致可以分为4个维度：依靠传统农业生产，（其中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家畜养殖收入），基本工资（即打工收入）、个体经营、其他收入（含政府补贴）。实际上，从上述其主要收入来源上来看，国内农民收入来源已经初步实现多元化，就以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指标来看，已达到1990年总收入11倍[7]。尽管如此，但由于在3次产业中，农业生产依旧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上农村资源的长期匮乏。因此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依然很低，截止到2012年，其平均每人纯收入仅7916元。这与过高的农业保险保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2.2.2.2就国内农业保险发展的情况上来看，1985～1994年是国内农险保费收入快速增长的10a，而在之后的1995～1999年保费收入增长速度开始放缓，甚至还出现了回落，直到2000年以后，国内农险的保费收入又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可见，总体来看，国内农业保险是经历了一段波动式的发展过程。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动因是由于其具有强外部性。农业保险的强外部性是源于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因此它便具有这种明显的利益外溢的特征。即经营农业保险的主体和农户投保的行为均可以使其他人和社会获得收益，而受益者却并非完全承担全部的花费或代价。也正是由于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长期无法对等，农险市场慢慢出现价格歪曲，农民投保的个人预期收益下降，导致其对农险的需求也随之减少，而此时如果农业保险生产经营者提供足量的保险，则保险企业必然要承担亏损，结果又将导致供给不足。
2.2.2.3国家为农险提供保险补贴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各国政府对本国农业保险普遍实行的扶持方式[8]。因此，从最初2004年的仅在试点地区实行，为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到2006年的，通过龙头企业资助农户积极参加农业保险；再到已经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列为财政预算科目，通过这10a农业保险补贴历程的回顾，可以看出我国已经逐渐将农业保险补贴作为扶持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9]。
但随着中央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范围、补贴品种的不断扩大，而相应取得的效果去依旧不佳。这要归因于，依靠加大财政补贴的方式是很难刺激农户的自愿参保行为，而且还会加强农业保险市场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结果造成，财政补贴实行初期，虽然可以在短期增加农户的参保率，扩大保费收入，但从长期上来看，却无法持续维持保费收入增长，反而会出现下滑的趋势。尽管近年来国家加紧对农业保险的政策补贴，从保费收入水平上看，亦是逐年增长，但按全国2.3亿农户计算，农户人均投保费仍不足150元。
2.2.3各区域农业保险发展差异性大
农业保险是一项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业务。因此各地各级政府对当地农业保险给予了大力扶持，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从近2a的保险市场的区域格局上来看，东部地区依旧是国内保险业发展的主力军，该地区实现的保费收入可以占到全国保费收入的58%作用，而中部地区的8个区域保险市场和西部地区的12个保险市场所实现的保险收入仅能占到全国份额的23%和19%。而且到了2012年，东部地区保费收入不断增长，共实现原保险费8955亿元，同比上升0.47%，在农业保险发展方面也不乏亮点，以广东省为例仅2012年1a农业保险保费增长了130.9%。而中、西部农业市场增速却放缓，在农业保险运行模式上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以湖北省为例，整体来看农业保险规模较小，险种也主要是集中在耕牛保险、养鱼保险、烟草种植、蔬菜种植等险种。保险责任主要是自然灾害和病虫害方面。虽然国家从2008年开始，正式启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引入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保险公司自办等相互配合的经营模式，但由于贯彻“微利”原则，依旧很难改变全省农业保险承保范围狭窄的问题。这同时也体现出了国内各区域农业保险发展程度的差异性[10]。
3区域性农业保险发展路径的依赖
就世界各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经验来看，各国均有适合自己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与各区域特色的发展模式，都各不相同。那么，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资源禀赋各异、各区域间生产力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的特殊性所致，因此，在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过程中，利用区域间农业生产的技术差异和资源特色来为不同区域的农业保险确定差异化发展路线是我国必然的选择。
3.1区域补贴标准的差异化决策
农业风险的多样性是我国实行区域农业保险的必要条件，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社会风险以及技术风险等，无论是哪种风险因素都存在为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带来损失的可能性。然而就目前我国农业补贴政策来看，国内农业补贴主要集中在一些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吉林、四川、江苏等重点的经济区域。虽然政府对农业保险补贴力度不断地加深，农业保险补贴覆盖面也不断的扩大，但依然没有走出补贴范围狭窄，补贴方式单一的局面。
同时，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种来自体制外、国内和国际的风险因素广泛聚类，再加上农业风险的强关联性，所以仅将单一、各类诸如旱灾、冰雹等险种纳入到保障体系中，在短期内是很难彻底改变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在生产、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所遇到的潜在风险。因此，根据目前农业保险补贴的范围过于狭窄的特点，应根据不同经济区域的自然禀赋的劣势、自然环境特征、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当地农民收入情况来决定补贴的范围和补贴的比例。
3.2区域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差异化设计
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区域化设计构想目的在于体现国内各区域农业保险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上。从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农业保险发展程度上来看，明显呈现出东部与东北地区相对发达，而中部与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现象。再加上各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人均收入水平都各不相同，因此，农业保险发展模式也必须存在差异性，需要根据东、中、西部地区农业保险不同的发展困境来选择其各自的发展重心与经营模式。
具体来说，由于中西部地区人均参保率比较低，所以其区域农业保险发展的重心应该放在扩大农民参保率和农险产品的保障范围上，同时通过“以险养险”的方式，扩大该区域农业保险在财产保险业务中的比例。在厘定保险费上，要充分考虑该区域消费层次与结构，根据可保风险的风险程度和损失率来设计本区域保险费率。而对于农业保险发展程度与经济水平较好的东部和东北部区域，由于人均投保率已较高，所以应将发展重心放在提高“偿付能力”上。因此，在经营的过程中，东部和东北部区域应该提高商业性的保险比例。同时在销售模式上，也应通过借助保险人与经纪公司等中介的力量，在传统销售的基础上，加大电话销售、网络销售等新型销售方式的比重，依靠不断深化农业保险市场的专业化分工来扩大和稳定农业保险在该区域的市场份额，为农户提供更多、更能满足该区域农民需求的风险管理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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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房保险论文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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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房保险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 宅基地使用权 抵押 抵押登记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2012年7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广东省建设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实验区总体方案》，该方案决定在广东省梅州市进行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实验。《方案》提出要培育完善的农村金融要素市场，推进农村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这是在农村进行金融改革的创新型试验，也是对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制度的一项建设性试点工作。本文就以宅基地使用权抵押问题为基点对农村金融改革创新提出一些适应性建议。
一、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基础理论
（一）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界定
我国《物权法》第152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因此，宅基地使用权是指农村居民及少数城镇居民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造住宅及附属设施的用益物权。
宅基地是宅基地使用权的物质载体，要深刻了解宅基地使用权的内涵就必须清楚宅基地的所承载的功能。从社会发展方面看，宅基地承载着社会发展和保障的功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宅基地具有居住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功能。因此，对纯农业经营的农民来说，对其土地权益的保护则能更大程度的提高土地的社会保障能力。当然，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不仅表现在实物保障，有时还表现为心理安慰保障。这种保障具有明显的社会福利性质。从经济发展方面看，宅基地具有财产和金融载体功能。农村的金融要素贫乏，土地作为农村具有金融要素功能的资源之一，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62条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6条的规定进一步表明，农村宅基地不能够单独流转，但是可以根据房地一体原则而随房流转。
可见，现行的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受限制的用益物权，基于其社会保障的考量，现行制度忽视了其财产金融功能，未将其作为纯粹的物权来安排。
（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理论基础
1.资源配置优化论
这是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经济学基础。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可转让性是产权的一种本质属性，它涉及所有权通过出售或捐赠等方式的变化。不可转让的产权本质上违背了资源最优配置的基本原则。从经济学来看，土地的利用应该要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土地的动态利用，事实上反映的就是要求土地产权要具有可转让性。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在坚持宅基地使用权归农户所有的前提下，进行抵押流转，使得农村的生产要素处于一个动态的利用状态。
2.权利配置正义论
这是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法学基础。利益的正当性评价结果在法律上表现为权利。对于权力配置正义论，罗尔斯提出了著名的正义两原则：第一，最大权利公平原则；第二，差异原则。笔者以为，权利配置正义的两个原则，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实权利配置中可能出现的两个环节：一是权利设定环节；二是权利限制环节。在权利设定环节，必须遵循最大化权利公平原则；而对权利进行限制时，则应当考虑到现实中的一些问题遵循差异原则。《担保法》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属于禁止抵押的用益物权。如果赋予宅基地完整的用益物权，那么其从法律上就符合流转的条件。
二、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立法现状及现实问题
（一）立法现状
从现有法律、政策的规定来看，法律严格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直接抵押。此外，我国法律虽未禁止农村房屋的转让，但农村住宅的流转却有严格限制。2007年《物权法》第153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问题引致到《土地管理法》以及国务院的若干规定。同时《物权法》184条对禁止抵押财产的范围做了同《担保法》第37条基本相同的规定，将宅基地使用权明确排除在抵押财产之外。2012年7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广东省建设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实验区总体方案》，提出发展以土地金融为核心的农村金融要素市场，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贷款作为改革创新重要突破口。
（二）现实问题
1.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无法可依，闲置严重
在国家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统筹城乡发展，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对于城乡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而目前我国法律关于宅基地制度设计，注重农民房屋的静态保有，禁止将农村宅基地及其房屋进行抵押，忽视了农村房屋应有的财产属性。这不仅大大减少了农民生产融资的渠道，也严重制约了金融机构在农村范围内业务的扩大和发展。而农村居民经常因为农房继承等事实行为而占有多处宅基地。法律禁止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宅基地及其房屋又没有相应的回收机制，这些多余的宅基地及其房屋也只能被迫闲置起来。
2.宅基地使用权隐形交易屡禁不止，风险大
在农村最重要、价值最高的财产莫过于房屋，在农民亟需资金的时候往往是将房屋进行抵押流转，而根据“地随房走”的理念，宅基地隐形抵押流转很普遍。但在这些隐形交易中，由于缺乏法律规范，无法可依，双方的利益都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因此产生很多法律纠纷。而农民知识能力专业水平低，农业保险业务尚未全面展开。一旦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或市场因素改变，就会直接影响土地流转或地上附着物的价值，这给农民及金融机构都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
三、完善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制度的若干法律建议
（一）明确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范围
通过修订地方法规尽快破除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法律障碍，将农民宅基地使用权益具体化、法制化，赋予农民更加充分、完整且有保障的宅基地使用权。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用作抵押，完善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制度，以登记的方式公示，把这项权利真正落实到农户、落实到地块，提高其公信力，以奠定农地金融制度创新及农地金融业务开展的产权基础。
（二）明确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期限及登记部门
1.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期限
因为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现行法律没有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期限，故应在立法层面上进一步探讨，建议立法规定实现抵押权时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占有和使用最长的期限。参照我国《物权法》第126条规定耕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这样抵押人不会永远失去宅基地。同时满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加宽了农民融资渠道。
2.设立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登记部门
根据农民的实物财产和收益权，建立适合农村土地的抵押登记管理办法。在福建温州试点工作中就规定将试点区的县农业局设立为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登记部门。鉴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管理由县农业局管理，那么可以借鉴福建温州等地的做法，将县农业局设立为抵押登记机关，既有利于宅基地管理，也有利于保障农户利益。
（三）创新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服务体系
农村金融创新改革的的步伐不会太快，而应在稳健的前提下进行，并完善相关服务体系。
1.健全评估专业机构
建立专业评估机制、设立专业评估机构，出台评估管理、技术规范等有关法律和业务准则，为金融机构开展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提供完善的评估服务。土地管理部门或农业行政管理部门也可组建独立的土地流转评估和登记中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培养专业资质评估人员，规范宅基地使用权价值的评估，出具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他项权利证书，为金融机构开展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创造有利条件。陕西杨凌、广东梅州、福建的试验区都将评估机构的报告作为确定抵押物价值的标准。
2.披露宅基地使用权抵押价值等信息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应当将宅基地使用权抵押价值信息公开。而农业信息是特殊的商品，相关信息应当加以披露并进行规制。为了改变并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可以在土地流评估机构中建立农村信息服务站，并专门建立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评估程序、评估价格披露公示栏及相关网站，及时更新，以实现宅基地使用权抵押信息在区域之间互通有无。
3.强化农业保险和风险防范机制
农房保险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民;融资行为;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10-0196-2
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体制,在近年来农村金融改革的背景下得到了逐步的完善。特别是对农村资金融资利率、融资管理的改革,极大地推动农村金融发展。但金融抑制的特征,在新农村建设中表现仍然较为突出。一方面,农村所需的资金却难以从正式金融部门得到;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资金富余,急需寻找出路。农区的经济增长,因为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用以发展生产,而被限制、阻碍。
1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重点融资领域
农村经济结构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打破了过去单一农业生活的融资需求格局,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同时,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养殖业、加工业、个体商业、服务业等用途多元化结构的逐步形成,农村生活应急、婚丧嫁娶、子女教育和建房等消费信贷需求也进一步扩大,这就带来农民融资需求用途的差异性。
1.1 从农民在消费领域的融资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户生活开支项目也相应增加,农村居民家庭生活必需品种类的不断增多。从农民的消费支出情况看,农村社区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社会。与城市相比,个体生存状态和生存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她)与其他个体的互动关系,加上在熟人社会中,个体行为容易受他人影响,消费示范效应很强。人们的互动频率以及由此引致的人情消费支出比重较大,居住在同一村落的农户,消费一般都具有显着的同一性。但是农户的自我积累很难满足其交易需求及抵御风险和自我保障的需要。再加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特别是老人和儿童的医疗支出等大宗开支项目,进一步强化了农村的消费支出刚性,农户更难依靠内源融资解决。
1.2 农民在生产领域的融资
从生产投入情况看,生产的规模状态对生产性资金需求强度有着决定性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在不增加耕地面积的情况下进行规模经营,可以让土地资源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聚集于种植大户手中。但是良好的市场机会,对于原本可耕地面积就少、人地矛盾突出的村落时无能为力的,很难进行规模化生产。对于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来讲,需要许多支持条件,农户必须在耕作之外还有其他更有吸引力和更为稳定的赚钱门路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但是,我们的现状是,几乎每家都有剩余劳动力、又普遍缺乏致富所需要的各种素质、技能、信息及社会关系。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由于农村劳动力供给高度同质,就只能无奈地满足于低水平维持的状态。于是,农户种植面积扩张无望、集约经营无力,又没有其他出路。当然,农户生产性融资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国家政策的利好促使,因而农户融资偏好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但总体来看,农户生活性融资偏好明显。
1.3 农民在住房领域的融资
在新农村建设中,建设新型农村住宅社区为解决农村危房改造开辟了新途径,加快了部分危房改造的步伐。同时,通过土地整理,缓解了土地对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制约,为农村人口拓宽了就业门路,也为贫困家庭人员就近就业提供了条件,有效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和农民生活质量,有效推动了农民转移和土地流转。但是,对于单个农户来讲,按照目前河南多个地区的修建标准,平均每户建房投资12-15万元,平均拉动装修、购买家具等消费支出4-5万元。建房支出是农民最主要的支出领域,也要求通过合适融资领域,一方面减轻农民在建房中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有效的推进新农村和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
2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融资中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国家虽然政策上非常重视对农业的投入,但并未建立针对农业、农村的现代市场经济投融资体制,形成了自90年代以来,针对“三农”的投融资主体缺失。投融资体制的缺位使“三农”失去了发展的支点和杠杆,成了阻碍“三农”发展的最大障碍,使农民融资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农业发展银行改革起步较晚,作用发挥不明显。随着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市场的逐步放开,传统政策性收购贷款的需求进一步减少,大量的政策性业务,如支持农业开发、农业产业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并没有完全开展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的增长。二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减少了对农村建设资金的供应。在管理体制上,上收贷款审批权;在业务发展上,重点开发城市优良客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公司客户,直接导致了对农业经济投入的逐步减少,同时,融资额度对个体农民来说相对过小,难以满足建房等大宗支出需求。三是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支持农村建设乏力,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发展所需金融服务。但由于农村信用社筹措资金难,技术力量薄弱,电子化程度低,结算手段落后,人员素质偏低,难以满足经济日益发展对金融服务方便快捷的需求,制约了农联社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力度。四是农民参保意识不强,农业保险发展相对缓慢。由于农业保险风险大,收益低,保险公司对开展此类业务的积极性不高,再加上农民对农业保险缺乏正确的认识,使得保险公司开办农村种植、养殖业等保险业务品种极少。同时农业政策性保险更是一片空白,导致农业防灾避险能力较弱,农业收益缺乏有力的保障,从而间接影响了信贷支持“三农”的积极性。五是农业贷款期限结构不合理。许多农民反映,农业贷款一般是3-6个月,而农作物的生长周期长短不一,林果业长达2-3年,鱼类养殖分为淡旺季,这样贷款期限的短期化就加重了农户还款难度。信用社今年虽然实施结息续借的办法来缓解农民的还款压力,但是它要求按季度结息,不能适应农民生产性融资的需求。
3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融资的支撑体系建设
当前的金融体制改革要注意合理引导、加强监督。针对发达地区应进一步规范商业性的信贷和非正式信贷服务,而对于落后地区要加大国家金融扶持的力度。关键在于全面分析区域差异对农户信贷的影响,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信贷政策。因此,应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是最佳选择。
3.1 构建符合农户融资特征的农村金融体系
分散农户自给半自给的简单再生产,自古就有规模小、周期长、风险大、商业化的正规金融难以进入的特点。当前的“农业”资金供给与“农户”需求目标不完全一致,国有商业银行难以与存在上述问题的传统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产相适应,并不受其是否进行市场化改造的影响,所以历史上小农经济才天然、长期地与民间借贷相结合。非正式金融产生于纯粹的市场需求并受需求驱动,非正式金融活动是经济主体对其经济环境的一种市场反映,因此非正式金融活动可以渗透整个金融体系。因此,与农户融资需求特点相适应的农村金融机构,更多地应该符合区域性、小型化、草根性、非正式性等特点。
但是发展中国家非正式金融大多仍然是非法的,存在和运作于正式金融的夹缝中。因为缺乏政府官方的认同,非正式金融部门和市场通常被先验地认为是低效率和不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因此人们不是研究非正式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更多地是考虑如何通过立法和其他手段减少和消除非正式金融。其存在和发展的状况的实践表明,非正式金融对于发展中国家并非无足轻重,认为低效率和不符合经济需要的国家需要重新考虑。
3.2 改善农村信用环境
在地域广大、地形复杂,农户居住分散、资金需求规模小、还款能力低的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式金融机构往往会选择撤出农村市场、不能撤出的通常也会收缩其农贷业务,以规避风险、保证贷款安全,从而导致农村金融剩余外流。因此,要增强金融机构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就要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必须有效克服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作为一级基层组织,村委会的权威地位、组织能力、导向作用,都使其在促进信息对称、优化信用环境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且村委会是具有本地信息的当地人,与农信社等不居住在村庄的外部放款人不同,可以近乎无成本地获得农户的各种信息。因此要想有效克服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必须发挥村委会在农村信用环境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配合金融机构的努力。同时,可以通过村委会来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增强农民合作能力,来解决农户依赖民间融资的现象,从而形成农户社会网络、增加农户社会资本。
创业融资活动中资金供需双方的交易困难有多种原因,其中创业计划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交易费用昂贵、信息不对称严重等表现较为突出。社会网络理论提供了互补的新的理论手段,解决了经济学者以契约设计为主线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创业融资现象的问题。通过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村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能够激发农民的公共精神与参与意识,提高村庄社会信任水平以及建立相互支持网络体系。制约各种社会网络发挥其作用的瓶颈是社会网络成员间的信任机制。因此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建立良好的信任和规范、在社会网络成员间扩大信任范围,对农民创业者至关重要。
3.3 提高农户自身积累能力
加大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建立和发展农村成人教育体系,引导农民就业、创业。提供高质量的就业中介服务,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并规范多种形式的劳动力就业中介,组织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和咨询、职业介绍和培训、跟踪服务在内的社会性就业服务体系。实施农村“家电下乡”补贴政策,减少农户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的生活性融资,把资金更多地投入到生产领域。大力推广耐用消费品下乡的财政补贴政策,使农户融资更多地投入到生产领域。加大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农业开发性投入,降低农户农业经营性融资投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增加财政支农。家庭负担对农户融资发生率正向影响很大,大力推动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公共事业发展。加大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公共财政投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3.4 建立农民融资联保机制
一是建立“公司+农户”的农户贷款抵押担保机制。农户利用土地、资金、养殖设施、生产设备和劳动力为龙头企业提供原料生产服务。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种苗、技术、信息、资金、收储、运输、销售等环节的系列化担保服务,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结合。二是建立小组联保贷款担保机制。组建贷款小组可以解决小额信贷机构与农户的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信用风险,通过农民自己相互选择,小组贷款中联保机制使得风险较低的借款者相互选择同种类型的伙伴,组建小组。在发生个人违约时,由小组成员共同承担责任,接受处罚。三是建立农户联保贷款抵押机制。农户联保贷款是指农民或社区居民依照《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联保贷款指引》(下称《联保指引》)组成联保小组,贷款人对联保小组成员发放的,并由联保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贷款。理论及实践都表明,来自同伴的压力可以提高还款意愿,尤其在农村地区普遍重视社会舆论的地方,这种社会压力效果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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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房保险论文范文第7篇
摘要：充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必经之路，而选择采取什么样的土地流转模式则关系到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低。因此，可以通过对重庆市在城乡统筹改革试验中所推行的三种土地流转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指出选择土地流转模式时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土地流转模式；比较研究；重庆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三农”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成为关系国家稳定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农村、农民、农业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又好又快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路径之一就是实行“城乡统筹改革”。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并进行了大胆而富有创新性的“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土地流转不但是“城乡统筹改革”中的重点，更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重庆市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西部直辖市，属于国家确定的“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所以对重庆市的土地流转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对“城乡统筹改革”的顺利实施，对“三农问题”的顺利解决具有重大意义。
一、有关对土地流转模式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在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很多新鲜事物。
例如，在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四川等地，生产要素流动十分活跃，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正悄然变革，杨学城、罗伊.普罗斯特曼和徐孝白归纳了诸如反租倒包、有偿转包或转让、土地投资入股、土地信托服务、土地互换等流转模式，并以此作为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基础。邓大才提出对不同地方应实行不同的土地流转模式，提倡在东部经济较为发达和城郊非农机会较多的地区使用股份合作经营模式、承包土地资本化模式、承包土地证券化模式；在经济条件不太好，农民非农就业机会不多的地区采用承包土地反租倒包模式、团体租赁经营模式、托管经营模式。
刘海云、李改英提出了可资借鉴的四种模式，即土地换保障型模式、土地入股型模式、留地和就业相结合模式和集中开发模式。
洪增林、薛惠锋则更加细化地提出集体土地流转的三种模式：国有化转制模式、保权让利模式、“一村两制”流转模式。秦秀昌阐明了农村土地的“两田制”流转模式和抵押流转模式。根据对土地使用权的利用情况,杨德才将现有的土地流转模式分为以下几种情况：股田制、股份合作制、出租、反租倒包、转包、转让、拍卖、互换、代耕。
以上诸多土地流转模式都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产生的，十六大、十七大的胜利召开，面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一些新的要求，尤其是城乡统筹这一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新要求，因此，如何根据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选择符合当代农村经济发展的土地流转模式显得尤为必要。
二、重庆市目前在进行城乡统筹改革中实行的几种土地流转模式的简要介绍及比较
（一）重庆市目前在进行城乡统筹改革中实行的几种土地流转模式的简要介绍
1.社会保障换承包地模式
社会保障换承包地方案是指用社会保障代替土地保障的方案。农民年老进入小城镇定居，拥有稳定的非农收入来源，又自愿出让其原先承包经营的土地和宅基地使用权，可以申报为城镇居民户口，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子女入学政策，并对其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给予适当补助，并纳入城市廉租房范围，实行就业扶持。该种模式的土地流转各区县政府要统一实施征地，统一各补偿政策，统一办理失地农民农转非和养老保险，并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实施不同的补贴和社保政策。
2.宅基地换住房模式（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模式）
宅基地换住房方案是指用集中兴建新型农村社区或城镇住房替换农村宅基地的方案。按照土地集中、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思路，农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入股、联营、出租或租赁、转包、转让等方式实现集中，农户获得租金、薪金、股金三重收入，同时，农户可以退出其宅基地使用权进入新型农村社区集中居住或进入城镇购买经济适用房或商品房，政府给予旧房拆迁补偿，并将增加的农村宅基地指标置换为城市建设用地，用土地出让金等收益对农民购房进行补贴。
3.集体经济发展型模式
集体经济发展型方案是指以股份合作制为特征的方案。将集体土地和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折价入股，组建股份经济合作组织或公司制企业，对集体资产进行经营，农民可以到合作组织或公司制企业投劳打工，获取租金、薪金、股金三重收入。
该模式可以把辖区农民的土地和集体建设用地集中起来，实行集中开发、连片种植，将农村划分为农业生产区、工业开发区和群众商住区，依此实施统一规划和经营。
（二）三种土地流转模式的比较
1.从预期收益的角度看
在社会保障换承包地模式下，农民所获得的预期收益的稳定性则取决于政府的执行力度和相关的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农民转为市民后在就业竞争中的竞争力强弱。这主要是因为农民退出承包地后，并且由农民转变为市民，其收入来源于政府的生活补贴和一些其他的政策优惠以及进入城市工作所得到的工资（这部分工资并不稳定，因为政府是不可能直接为这部分农民提供工作岗位）。另外这部分农民转变为市民后，其住房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尽管政府提供廉租房，但如果这部分新市民的收入来源极为有限，同样也会承受不起。而宅基地换住房模式与社会保障换承包地模式相比，解决了农民急切希望改善居住这一重要问题，其预期收益的大小与土地流转市场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而且宅基地换住房这种模式是建立在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大规模的流转的情况下才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而就当前我国土地制度来说，要实现这一条件则还需要进一步对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第三种土地流转模式——集体经济发展型模式，其获得的预期收益取决于三部分，即：租金、薪金、股金。这三部分收入中租金与宅基地换住房这种模式一样是建立在土地流转市场比较发达的条件下才能较大程度地实现；薪金取决于再次就业时所从事的工作与工作所在地的工资水平；股金则取决于土地进行折价入股后组建的股份经济合作组织或公司制企业的经营效益的好坏。
2.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
仅从所耗费的成本来说，集体经济发展型模式比较适合于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这主要是因为集体经济发展型模式政府所投入的成本相对于另外两模式来说要小得多，农民所承担的风险也比这两种模式要小得多。从重庆市目前对江北区、渝北区及九龙坡区所采用的三种模式的实践情况来看，采用经济发展型模式所花费的成本是社会保障换承包地模式的1/10，是宅基地换住房模式所耗成本的1/6。如果从所获得的预期收益大小来说，根据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系列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采用社会保障换承包地模式，每户农民可得到的预期收益（即与土地相关的利益加上变为市民的利益）为282017元；若采用集体经济发展型模式，每户农民可预期的收益（即与土地相关的利益加上保持农民身份的利益）为86094元。若采用宅基地换住房模式，按照农民宅基地置换城镇住宅的集体土地流转模式，则每户农民的宅基地置换收益约为73500元。由此可以得出，从所获得的预期收益大小看，社会保障换承包地模式>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宅基地换住房模式。
3.从城市化进程角度看
社会保障换承包地模式下，农民可得到城镇居民户口和相对较好社会保障政策照顾，比如农转非优惠政策、子女入学优惠政策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由此可知，此种模式能使农民在城市里安定生活，非常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而且城市化的稳定性较好，不易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在宅基地换住房模式下，不及社会保障换承包地模式发展速度，集体经济发展型模式是三种流转模式相对于另外两种模式来说其城市化速度更为缓慢，因为集体经济发展型模式主要是通过提高农民向城市的转移“能量”来促进城市化发展。一旦集体企业经营不善，城市化也就无法推进。总之在对城市化进程的积极作用方面，社会保障换承包地模式大于宅基地换住房模式，宅基地换住房模式又大于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4.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
如果政府财政支持不到位，则社会保障换承包地模式很容易给社会稳定性威胁，农民既没有能力购买住房，也没有政府提供保障性的收入。尤其是在医疗和养老保险金不能到位的情况下，将会造成社会动荡不安。而宅基地换住房模式，相对社会保障换承包地模式来说，情况要稍微好些，因为这种模式只是给原有农民进行耕种时可能带来不便，如果土地流转市场比较完善，那么这种模式对社会稳定将不会有多大影响。在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下，农民一方面可以获取租金、薪金、股金三重收入，另一方面，农民仍然对所承包的土地具有部分收益权和处分权。因此这种模式相对于政府还没有足够的财政实力时不失为一种可以考虑的模式。当然，众所周知，集体经济发展型模式同样也存在经营风险，股金和薪金都有可能化为泡影，因此，这种模式对社会稳定有一定的隐患。
（三）选择土地流转模式时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农房保险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三农；农业经济；农业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1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以农业社会保障问题，因而加强农业保险尤为重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此后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连续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嫩江县农业保险现状
嫩江县将发展现代大农业作为政府中心工作，将农业保险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农业保险覆盖面逐步扩大。2012年农业保险投保面积为155万亩，每亩保额为15元，农民只交纳3元，其余由国家和县财政补贴。开办的保险项目为小麦、大豆、玉米等种植品种，经由财政局、农业局、农经总站和保险公司三个工作组验收确认全县13个乡镇参保18323户，补贴总额1860万元，其中：国家补贴1511万元，县级补贴349万元，为农民增产增收“保驾护航”，为全国“大粮仓”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二、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购买力与购买愿望较低。嫩江县农户生产规模小、收入低、保费支付能力低，主要是从事小规模种植业的农户大多缺乏为其农牧业项目投保的支付能力，要让他们自愿购买农业保险这种特殊产品很难。当然收入低并不是农业保险参与率不高的唯一原因，即使在嫩江县部分相对比较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水平较高，但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农户也很少有投保的意愿。这是因为农业的预期收入相对于其从事乡镇企业或外出打工的收入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农民对农作物收成本身都没有兴趣，更不可能有投保农业保险的热情。
（二）政府补贴尚欠完善。从国际上看，凡是农业保险搞得较好的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都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如实行免税政策，对保费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政府出面制定和实施农业保险计划等。在嫩江县，经济欠发达，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政府补贴明显不足，这种补贴既包括硬补贴，也包括软补贴。目前嫩江县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的险种不足、覆盖面不广的问题尤为突出，而且补贴只考虑了种植业。事实上，目前养殖业已经成为较多乡村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保险应参与其中，政府补贴的欠缺成为制约嫩江县农业保险的根本因素。
（三）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落后。保险责任的确定与保险费率的厘定都比较困难。首先，农业保险的风险单位与保险单位不一致，而且风险单位往往很大。不同的风险单位一般也不重合，常常会有多种农业风险同时或相继发生。其次，定损理赔难度大。农业保险的标的都是有生命的动植物，标的价格在不断变化。再次，道德风险防范难。农业保险的保险利益是一件难以实现确定的预期利益，其标的大都是活的生物，它们的生长、饲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管理照料的精心与否。因此农业灾害损失中的道德风险因素难以分辨。
（四）投保人结构恶化。由于嫩江县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致使一部分土地成为风险发生的大概率地区，这部分土地的承包者或使用者往往对农业保险具有强烈的购买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保险的投保人群则以高风险农田所有者为主，这就导致了保险公司提高农民的保费支付以减少损失。如果所有农民都面对较高的价格，那么仅有自然灾害发生概率较大的农田的所有者愿意且能够购买保险，这就导致农业保险的投保人结构恶化，从而对农业保险行业的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三、稳定农业保险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鼓励农民积极投保农业保险。农业保险工作的顺利开展，仅仅依靠政府的支持是不行，还需要另一个农业保险主体的全面参与，即保险公司。在政府大力支持的前提下，保险公司要及时的根据市场的变化，来调整市场策略。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户参与到农业保险中来，保险人要做好产品市场的细分定位，以及农业保险产品和促销策略。
（二）完善并规范政府补贴制度。一是积极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品种和范围。补贴品种包括玉米、水稻、小麦、棉花等大宗农作物，大豆、花生、油菜等油料作物，增加农业保险试点品种，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使更多的农民能享受到农业保险的保障。二是鼓励各乡镇对特色农业、农房等保险进行保费补贴。三是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和建立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另外，近年来嫩江县农业气象灾害呈突发频发重发态势，造成的风险远大于普通保险行业，必须通过再保险将巨灾保险分散出去，确保农业保险系统运行安全。
（三）提升农业保险经营技术。在高等院校或科研单位设立农业保险专业，培养农业保险专门人才，并对学习农业保险专业的学生进行生活或学费补贴。同时，对现有从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人员开展专业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执业水平，增加从事政策性农业保险科研人员的学习、培训、研修及经验交流机会，定期举行农业保险研究商讨会，并及时将农业保险科研成果运用于农业保险实践中。设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所，调研各地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情况并对各地农业保险提供技术支持；负责各地农业保险市场的培育和开发；联合高校共同培养和培训政策性农业保险从业人才。
（四）优化投保人结构。对于投保人结构恶化这一现象，政府和保险公司应当有针对性地认真对待，以防止投保人结构恶化的进一步扩大。在得到政府进一步的扶持和补贴以及建立相应机构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应当针对土地发生灾害风险概率的不同，将农业保险投保人按实际情况进行风险分级，再根据不同风险级别规定不同的保费标准。这样，投保人结构恶化的可能性将极大地降低，使保险公司极大可能地减少了损失，间接地减轻了政府对农业保险扶持和补贴方面的压力，有助于政府在农业其他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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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房保险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提出了新农村建设应注重制度建设、政策配套的观点，以及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改革土地产权制度、发展经济等具体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却陷人了长期的相对贫困，与城市的差距拉大。基于以上原因，党中央提出了进行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但由于我国农村基础条件薄弱以及配套政策不完善等原因，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时遇到了很多深层次困难，因此很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仅仅停留在建一些漂亮的新居、拓宽一下街道、沿街道盖一些漂亮的门面房层面上，而不是注重转变政府职能、搞好政策配套、提高服务质量。事实上，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长期处于落后和相对贫困的状态，有历史沿袭、现实人口压力过大等诸多原因。但是不完善的土地产权制度、不合理的城乡二元制造成的分配制度才是我国农村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加大投人、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发展经济才能解决根木问题。
目前农村许多问题都与社保制度不健全有关。比如人口出生率始终比城市高、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长期难以脱贫致富、脱贫又返贫等。这就是由于农村社保缺失造成的。出生率高是由于养儿防老的心理，虽然养儿未必能防老。难以脱贫、脱贫又返贫是由于高昂的医疗费所致，一家人勤恳劳作好不容易有点积蓄，正当扩大生产之时，一场大病使一切化作泡影，可谓“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保制度。
1、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在提供人人享有的基本医疗条件上，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既体现了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又是社会公平、公正的体现。虽然国务院为了让广大农民看得起病，看得好病，促进农村医疗工作的健康发展，于2002年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要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试点推行。但在实践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筹资水平低、保障能力不强。国家、省、市、县、个人虽然都出资，但总体保障费用不高，加起来人均全年只有几百元，有的地区还不到100元。相对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的筹资水平和保障能力明显不够。由于资金限制导致参保人员的报销起点高、比例底、封顶线底。直接影响农民的参合积极性。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国家、省、市、县加大投人。个人缴纳的10元应该免除，全部由政府补贴。加大投人降低报销起点、提高报销比例，逐步向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水平看齐。与此同时进行整个医疗体制改革，将药品价格降下来，使有限的医疗卫生费用得到有效利用。
2、建立基本养老制度
养老制度的不同体现着社会制度的先进与否、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对人权的重视程度。人们年轻时有奋斗的需要，同样老年有享受闲适生活的尊严和权力)现达的社会，老年人应该通过社会赡养。这是因为①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获得经济独立，不依附子女，自由的享受晚年之乐。②通过给子女减负，能给子女公平的机会，充分的发展空间。③这是社会的责任，因为人们年轻时在为自己家庭工作的同时也为全社会做了贡献。但是我们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福利制度不健全以及儒家思想传统的根深蒂固，在养老上仍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社会养老主要是五保户养老，比例较低。
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不能长期抱着这种模式，这与现代社会价值体系格格不如，长期下去必然会显露出它的落后性，羁绊生产力发展，进而影响整体国家经济实力。在养老问题上，国家不能推卸责任，应该建立农村基本养老制度，由社会供养老人。可喜的是今年我国将局部试行新农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虽然标准较低，但这是个好的开端。
3、建立部级统筹
目前农村实行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县乡统筹，到外就医报销手续复杂。农民在城市企业务工实行的市级统筹.换个城市同样带不走，且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不衔接。最终，打破城乡居民医疗保障体制的差异，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才是新农合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有了社会保障才能进行下面的尝试。
3.1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合理进行土地集中经营
土地产权制度是决定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之一，也是社会发展中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键因素，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与保证。尤其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更应该加强土地的科学管理、合理使用。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土地产权制度还不成熟，尤其是农村。我国农村现行土地所有制度是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制。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在改革初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生产力得到恢复，且至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城市化、现代化速度的加快，市场经济制度的采用，它遇到了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表现在，近期，改革初期高速发展的势头不再，农村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与城市比较相对收人越来越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政府有关农业政策指挥失灵，土地流转受到限制。
这是因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建立其上的土地承包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产生的。法理上，首先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国有权不清晰，既不是所有权也不是使用权。在此基础上集体与村民成员之间权利更是模糊。承包权的定义难以界定，造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模糊，主体虚位，土地产权缺乏稳定。
农房保险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养老保障 土地流转 西部少数民族
一、简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土地制度及农民养老保障的发展历程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自建国以来一共经历过四次变迁，从均分地到合作社再到，发展至今到家庭经营，不仅是农民的经济行为随着土地制度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土地产权的界定也发生了变化。基于此，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制度呈现以下三个发展阶段：1949年至1952年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均分地；1953年至1977年土地归集体所有的从合作社到；1978年至今的家庭承包经营。
与土地变迁制度相适应，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养老保障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一是在均分地时期，农村养老基本靠传统的家庭供养方式，对于少数无依无靠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国家和集体提供了临时性的社会救济；二是在集体化时期，农村居民的养老基本采取集体供养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的方式。亦即在制度下，广大农村居民都是公社社员，他们将自己的生产资料交给集体，然后通过参加由生产队组织的集体生产，获得包括实物和货币的经济收入；而集体按人口平均分配口粮的原则使老年人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向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劳动机会，使他们从集体经济活动中分得一份劳动成果，以解决其养老生活问题。
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流转及农民养老保障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1、土地流转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生产水平、机械化程度都进一步提升，农民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土地经营方式，土地流转逐渐兴起。但土地流转的实施较为复杂，它涉及到政府、农民、中介等许多群体的利益问题，因此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对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土地流转更是处在一个低水平的状态，而且不同的地区土地流转情况也不相同。
课题组抽样调查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7个县中，发达区域（彭山、建水）、一般区域（黔西、江城、鲁甸）和欠发达区域（剑川、贡山）之间，在土地流转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见表1。
从表1数据可以看到，经济越发达的区域，户均土地越少。各个区域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水平都较高，并且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愿意流转出土地的农户越来越少，之所以土地转入水平也有所下降，主要是土地的供给不足，而不是农户不愿转入土地。一般情况下，经济发达的区域，对土地的依赖程度相对低一些，土地转入亩数所占比重低于一般区域和欠发达区域，土地转出亩数所占比重高于一般区域和欠发达区域。但在此次调研中，欠发达区域土地转出亩数所占比重最高，这是因为欠发达区域土地较多，一般流转出去时也是一大块地不分割的转出，因而土地转出亩数所占比重就高于其他区域。
2、农民养老保障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我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1.8亿人，占人口总数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2亿人，占人口总数的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有关学者预计：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将达到4亿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农村地区由于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导致农村老龄化高于城镇近1个百分点，这种倒置的状况要持续到2040年。
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在未开展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之前，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养老方式主要是土地保障和家庭养老，并辅之与特困救助、低保补助、临时性生活救助等相结合。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全面开展后，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将逐步向社会保障养老方式过渡。
课题组抽样调查7个村26户，其中65（含65岁）—80岁老人171人，占75.66%；80岁以上（含80岁）55人，占24.34%。55.76%的老人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94.25%的老人养老方式为家庭养老。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推广和宣传，加入“新农合”的老人明显增多，7村样本户的70.36%的老人加入了“新农合”，见表2。
此外，在实施新型农村养老保障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对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老人来说，土地是他们养老物资的重要来源，因此土地对他们而言具有养老保障功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在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愿意将手中的土地流转出去。对于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由于保障品价格较低，收入水平并未对农民的参保构成障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参保率较高。但是，医疗保险服务水平有待提高，疾病保障范围有待扩大。我国缺乏一种推动养老保障制度长期改革与发展的机制，即缺乏从一个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段来调整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及其关键参数的机制。因此怎样扩大“新农保”的覆盖范围，提高“新农保”的保障水平，落实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加强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运行的监督管理力度，确保这部分资金落到真正需要的人的手中，这些问题将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完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流转背景下农民养老保障的对策
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流转政策推行的背景下，农民养老保障也日渐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性。土地流转为农民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保障，对于怎样立足我国国情和西部地区发展的实际，周详系统地构建规范化的养老保障体系，消除西部地区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仍然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要加强土地流转背景下农民养老保障的创新机制改革，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具体建议如下。
1、建立新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土地流转改革的方向是确保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土地流转改革要有程序上的公正，要健全法规。在流转的交易环节上我们不能搞强制，一定要尊重农民自身的意愿，政府有义务给农民提供相关信息，让农民根据更充分的信息对自己的土地有一个确切的评价。首先，要建立土地管理服务中心，规范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引导农民在资源有偿的原则下使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健全乡村服务网络设施，强化价格评估、合同签订、政策咨询以及信息沟通等流转服务。其次，推进农民承包地在不改变承包用途和土地所有性质的前提下采取转包、转让、出租、互换、入股等多种形式的流转。此外可以放宽土地的用途范围，提高农户集约经营水平。甚至可以放宽宅基地流转、使用、继承上的限制，因抵押、出租、转让地上建筑物而导致村民住宅用地使用权转移的，住宅用地随之流转。
2、加强对农民养老保障的立法与监督
农民养老保障关系到老人的切实利益，对农民养老保障的立法规定为农民养老提供了保障。首先，立法要切合农民实际，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内容、性质、机构及法律责任等给予具体规定。对不同层级的政府应该分担的责任以及养老基金的筹集、运营、监管等都要落实到位。其次，把农民养老保障作为政府目标考核范围之一，按照党中央倡导的“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老龄工作方针，把解决西部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纳入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中，建立考核奖惩机制，从制度上确保奖惩机制落实到位。
3、健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环境也相当恶劣，自然灾害严重，一到旱季常常颗粒无收，农民抵抗风险的能力薄弱。鉴于此，为了保证社会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要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已经实施并卓有成效，因此要结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台《最低生活保障法》，按照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定型化、规范化、法制化的原则使低保制度能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政府在资金分配上，应该更多地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倾斜。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革机制创新，建立农村低保与其他社会救助、开发性扶贫等配套措施衔接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低保对象动态管理机制从而对农村低保资金进行管理和监督。
4、关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特殊群体养老保障问题
2013年国务院对外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在会上介绍了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和情况。我国将逐步试点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以房养老，即“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据孟晓苏透露，“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首先要面临的是无子女老人和失独老人。现在多了一个“以房养老”的思路，未来把它变成产品，可以使老人多一种养老途径。虽然之前的以房养老试点没有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对于农村的有住房，无配偶，无子女，没人照顾，年纪超过60周岁，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无疑是未来孤寡老人养老的一个方向，是一种可资借鉴的补充养老模式。
（注：本论文系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流转制度下的农民养老保障机制改革研究”（编号：11XRK002）。）
【参考文献】
[1] 刘佳、吴迪：中国西部地区土地流转的制度约束及管理模式创新研究——以甘肃、贵州两省为例[J].现代商业，2009（10）.
[2] 韩芳：农村土地养老保障功能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3] 刘振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创新研究[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1（2）.
[4] 耿永志：农村社会保障与农地制度的关系研究[D].河北农业大学，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