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范文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范文第1篇

1.农村公共产品概述

农村公共产品一般是指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能满足不同农村居民消费或享用的农村社区集体共享的产品，与其他公共产品一样，农村公共产品也具有非排他和非竞争的特征。农村公共产品的范围广泛，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大江大河治理及环境保护等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农村市场也在进一步的完善过程中，农村经济的发展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不断增强。由于农村的环境开发程度较低，农村对公共产品的依赖程度要高于城市。能否及时、合理地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及供给效率，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2.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近几年来，从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都表明“三农”问题已越来越受到关注。我国政府在对农村资金的投入不断加大，1998年~2003年中央直接用于“三农”的支出累计达9350多亿元，2004年、2005年、2006年，中央财政各项支农资金分别为2626亿元、2975亿元、3397亿元，增长速度迅速。同时，中央给予农村的资金支持的方式也灵活多样，如，财政拨款、金融信贷、国家固定建设投资、国债资金等，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支持。

然而，在如此大的资金投入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无法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2.1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

一方面，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大型农用固定资产缺失，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农村道路交通、邮电通讯不便；广播电视使用程度低等。据统计，目前全国13%的村未通公路，交通条件极差；53%以上的村未通电话；农村用电压不稳定，电价平均为城镇电费的2倍以上；广播电视信号微弱，接收效果很差。

另一方面，关系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例如，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突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几乎为空白，农民无法享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医疗卫生缺失，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只享受到全国20%的医疗资源。

2.2农民享受公共产品付出的代价极不合理

农民与城市居民同样承担着税法规定的应纳税款，理应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免费”的公共产品。然而，在城市提供公共产品，如修建道路、桥梁、公园、绿化时，居民不必缴纳任何费用，而在农村，农民却承担着义务教育、民兵训练、计划生育及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这些本应由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消失了其“公共”的色彩，需由农民出钱兴办，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对农民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2.3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低下

我国目前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被总结为“自上而下的制度下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即公共产品的供给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上级的偏好，由上级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品种和数量。这就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脱离了地方的实际需要，缺乏科学的决策机制。同时，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财政支农体系，涉及部门众多，支农资金在不同部门间支配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常常发生相互制约的现象，使得有限的资金在配置、管理过程中效率低下，公共产品的供给福利水平降低。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依据及体制创新

3.1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基础

农村公共产品同一般公共产品一样，具有非竞争和非排他的特点。非竞争性是指一部分人对某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一些人从这一产品中受益不会影响其他人从这一产品中受益，受益对象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非排他性是指是指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人或某些人所专有，要将一些人排斥在消费过程之外，不让他们享受这一产品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基于这两个特征，公共产品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有效提供的。根据委托理论，全体人民是委托者，政府官员是全体人民的者，全体人民行使各项权力。也就是说，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是通过“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委托关系表达出来的，政府作为处理公共事物的机构，理应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

3.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创新

农村公共产品按其特点可分为农村纯公共产品和农村准公共产品。根据财政学原理，纯公共产品需由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可以由政府财政和市场共同提供，以达到更高的效率。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国家财政每年投入农村的资金不断增多，但由于农村地域广阔、农民人口众多，仅靠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能完全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这也为市场参与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了可能性。所以，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中，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创新供给方式，更多地利用民间资本为公共产品的提供筹集资金。财政积极发挥好资金投入的杠杆和导向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逐步建立政府资金和民间资金相结合的多元投入机制。

3.2.1降低民间资金的准入门槛，为市场投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创造条件。地方财政困难的政府应通过取消行业限制、简化审批手续等方法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同时，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制定具有保护作用的办法、程序、规章等，为民间投资创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

3.2.2优先鼓励民间资本投向那些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农村公共产品，既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资金不足的问题，又为民间资金提供了投资渠道，减少了资金闲置造成的浪费。

3.2.3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功能，鼓励民间投资。一方面，采取适当的优惠政策，如通过税收优惠、补贴、贴息无息贷款等方式，吸引民间资金的投入；另一方面，改革财政投入的方式，减少政府直接办项目，加大对民间办项目的补助。

3.2.4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将现有的公共产品按照一定的程序、计划合理地出售或出租，收回资金投入新的公共产品的供给。

4.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政策建议

4.1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将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相配比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

农村公共产品通常是指在农村地域内，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的、效用具有不可分割性、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受益上具有非排他性的各类物质或服务产品，涉及农村的公共设施、公共事业、社会福利等各个领域。由于我国在建国之初就实行重点发展城市的政策，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层次低、模式单一的现状。在农村税费改革及取消农业税后，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未能及时跟进，更加重了我国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单一、供给滞后和供给模式陈旧等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在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欠账过多的背景下，国家更应细致规划与农村，农民、农业息息相关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找出公共产品供给的瓶颈，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获得最大的收益。

一、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容

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通常是由当地农村社区居民共同享有的“社会或集体产品”，其中，农村纯公共产品包括：基层政权提供的行政服务和社会秩序、农村发展规划和政策、涉农信息、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环境保护和治理、农业科学研究和推广、大型骨干水利电力工程、气象服务、大范围水土保持工程、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农村准公共产品包括：农民社会保障、农村水利设施、公共卫生服务、电视广播电信等信息系统、农村电力和自来水供应、农村道路建设、农业科技教育和职业培训、农技推广等。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很多，但是地方财政却很难满足相应需求，随着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步伐的加快以及农业税取消、非税收入的规范，县乡财政收不抵支的矛盾更加明显，支持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缺口逐渐扩大，出现了所谓的“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减轻――基层政府收入减少――公共产品供给更加短缺”的怪圈。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亟待解决

农村公共产品性质特殊，既有“农业”的烙印，也有着深刻的“农民”、“农村”的印记，农村公共产品大都为基本设施建设，集中体现了对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的政策安排。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很大程度体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众多学者也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理论、现状、模式比较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我国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已经极大地制约了农民生活、农村社区和农业的发展，是造成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的重要根源”。

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投入，农田水利建设、退耕还林、气象服务等生产性公共产品建设取得明显效果，与此同时，许多地区农田水利工程老化失修，农业设施设备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服务设施、手段的落后和技术水平的低下，严重制约了农业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从消费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来看，全国仍有四亿农村人口喝不上自来水，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亟待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目标还未能实现：许多偏远地区缺乏必要的医疗卫生设施和服务，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等等问题。同时，农村公共产品不仅供给总量短缺、总体质量不高，而且供求结构不合理，层次和现代化水平低，总体功能、效率低，供求矛盾突出。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是政策和历史积累的结果，巨大的缺口更加迫切需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要增加农村公共品的长效供给，前提是解决资金来源渠道问题及相应的筹资机制问题。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短缺三原因

我国农村社区不但需要大量的纯公共产品提供，也需要大量的准公共产品提供。二者有赖于政府财力增长的同时，通过转移支付、创新手段来增加供给。当前突出的问题是，现有财政收入有限，历史欠账太多，如何拓展投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来源，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最大瓶颈。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切实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引导要素资源合理配置，推动国民收入分配切实向“三农”倾斜，大幅度增加对农业与农村投入，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不足的原因中，投入不足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具体表现在：

1.国家财政用于农村公共产品的支出长期偏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有着巨大的资金需求，然而受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影响，国家对农村的投入明显低于对城市的投入。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偏向城市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造成各级财政用于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数量较少。

2.政策惯性作用，农村筹资能力欠缺。由于“以农促工”政策的历史影响，一些政府筹资主体至今在观念上不能与时俱进，潜意识里认为农村落后于城市是“合理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农村区域间不平衡、农村落后于城市的格局并没有彻底改变。城乡之间的显著差距不仅表现在道路、公共基础设施上，更突出地反映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和疾病预防及控制体系的建设等方面。由于农村自身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村集体经济欠发达，筹资渠道单一，农村自身的筹资能力欠缺，这方面尤以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明显。

3.投融资模式单一。农村公共产品方面的城乡差距集中表现为城市有较多的投融资模式，农村没有。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朝着市场化和多样化方向发展。以城市公路建设为例，投融资主要由中央、财政、地方、银行、外资、民资等几个方面构成。目前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主要来自集体积累，农民出工出力，投融资模式单一。

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多元化或解决供给短缺问题

为了解决供给资金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在目前财力紧张局面情况下，可利用准公共产品特性，适当引入民间资本和私营主体，利用市场机制，扩大供应总量；以公共财政为主，其他资金来源为公共财政分担的思路，帮助公共产品实现资金来源多角度化的格局，即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增加公共产品(包括准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化。同时给予政策支持，重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财政资金的政策倾斜。坚持公共产品由政府作为出资主体的政策不能动摇，由于地方政府的财力有限且分配不均匀，中央财政应倾斜更多资金投入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来。这些年，中央财政不断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入，包括文化公共服务，扶贫资金投入、农村危房改造等，通过转移支付、创新手段来增加供给。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主体，对于全国范围性的公共产品，如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等，应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来负责提供：地方政府主要负责提供本地区的公共产品，如区域性的道路交通、农田水利建设等。

2.对准公共产品逐步形成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主要是通过集体意志的体现，或者通过某

种其他力量的参与达到一种群体目的性的准公共产品的优先发展的选择。应扩大农民公共产品消费品种，让农民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新的市场主体的进入，将会打破政府在农村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垄断地位，一定程度上消除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中的盲目性，可以极大地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多元化的供给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

(1)政府是农村准公共产品供给的主力军和引导者。由于准公共产品的某些“公共品特性”，容易造成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或使用过度的问题，因此，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应作为农村准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来源。

(2)私人成为农村准公共产品的供给者。由于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很容易出现搭便车和供给不足问题，准公共产品由于继承了纯公共产品的一些特性，也容易产生搭便车的情况，从而造成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维护力度不足或过度使用的问题。因此，财政应该在引导准公共产品的供给的同时，鼓励私人投资公共产品。在技术水平和收入水平等约束条件满足时，部分排他成本不高的准公共产品完全可能转化为私人产品，从而实现准公共产品供给多源化，具体方法可采用：一是民办公助、政策支持等方法，通过政府补贴、税费优惠等方式鼓励各类资本参与此类准公共产品的提供，如农村职业培训和农业技术推广。二是鼓励村镇有组织的通过协商、群众大会等形式，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选择对其具有明显利益的准公共产品，共同出资出劳，共同管理。三是对于已形成资产或具有资产特性的准公共产品，应通过明晰产权的方式，使其社会效益得到最大化发挥。四是对于部分带有私人产品性质的准公共产品，可通过特许经营、收费等方式来弥补其成本。

(3)非营利组织成为农村公共产品的新生力量。非营利组织(NGO)是公民自愿组成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志愿团体、社会组织或民间协会等。非营利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其活动领域一般为体现集体利益的活动、慈善捐助和环保公益活动，这些基本上都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非营利组织积极参加包括杜区建设、地方自治、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在内的公共管理过程，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在拓展农村经济、传播农业知识、支援贫困乡村的扶贫、支教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发展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多元化的筹资渠道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元化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的筹资渠道有：(1)财政资金。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固定的财政收入中支农资金以及转移支付是农村公共产品以及准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资金来源。(2)民间资金渠道。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的资金是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补充供给的重要组织形式，我国慈善、公益组织的资金使用主要是投向了农村公共服务上。(3)个人筹资渠道。有些农村准公共产品可能会给某个人带来较大的收益，即使自己全部提供，也能够弥补他的支出，即使别人不提供支持的情况下，个人也可能独自供给，或者是某些排他且排他成本不高的准公共品，个人可能会愿意出资进行提供，从而实现了准公共产品向私人产品的转化。(4)金融渠道。2006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县域内各金融机构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将一定比例的新增存款投放当地：国家开发银行要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资源开发”。发挥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作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加快银行等金融机构支农金融产品的改革步伐，明确银行支持农业的市场定位。今后，金融渠道将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资金来源。

随着国力的增强，我国的财政投入正逐渐向“三农’，方面倾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需要将更多的公共财政投入到农村的公共产品中去，为农村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突破公共产品资金来源匮乏，历史欠账太多的发展瓶颈，将为农村公共品投入寻求更多的供给来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无比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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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鲲，肖干，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创新研究，探索，2010(2)。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范文第3篇

关键词:税费改革县乡财政公共产品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从开始在安徽省试点算起，己历时3年，试点范围已从局部向全国铺开。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缓和农村矛盾、稳定农村、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从安徽的试点看，农村税费改革的总体思路是：第一，通过取消三提五统、各种杂费，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义务工，提高税率，建立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为主体的农村税制。第二，农村税费改革造成的县乡财政资金不足，通过中央和省级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填补地方财政缺口。第三，村内兴办各种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要的资金，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由村民大会讨论决定。很明显，农村税费改革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调整税率，取消村提留、乡统筹来规范政府行为，理顺农村公益事业的决策机制，堵住基层政府向农民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的“口子”。

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制度总体上的合理性、务实性、易懂性以及操作上的简便性，已达到了减轻农民负担，实现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目标。大部份试点地区农民负担的绝对额较改革前下降了30%～50%，有的地方高达60%.但是，由于与农村税费改革相联系的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如基层政府的职能定位、基层政府机构改革、地方政府与省级以上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划分等政策改革与调整未能及时跟进，国家通过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难以弥补县乡财政因农村税费改革后出现的财政资金缺口，造成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的进一步运转困难。一般地说，在没有更多的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基层政府要么少提供公共产品，要么将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转嫁给农民承担。结果是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堵住了基层政府向农民增加负担的渠道，但地方政府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也只有暂时牺牲农民的利益，即减少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一、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财政相对困难，加之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明显制约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是在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框架内进行的。其深层次目标是希望通过控制资金来源，推动基层政府改革，达到精简机构、减少财政供养人员、规范政府行为的目的。由此可见，农村税费改革内含着双重目标，既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又要改革基层政府机构，而这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目前，我国财政划分模式向上级政府集中的制度逻辑的现实反映是各省财政向中央集中，各地财政向省政府集中，而事权划分脱离于财权划分，基层政府承担了与其财力极不相称的事权，财权划分模式与事权划分模式的不对称成为基层政府财政困难的体制性诱因。农村税费改革后，地方政府通过提高农业税的税率而增加的财政收入难以弥补改革前制度外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且资金缺口较大，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农村地方政府而言，其基本职能是提供更多、更好的地方公共产品，包括维持农村社会治安，制定城镇发展规划，进行农村基本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农民和乡镇企业的生产提供咨询、培训等服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层政府的职能定位要求农村地方政府转变职能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然而，乡镇行政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滞后于省级以上政府机构改革，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行政职能转变缓慢，经济管理色彩依旧较浓，习惯于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农村地方政府组织结构依旧维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政府”模式，除党、政、人大和政协四套班子外，还有“七所八站”和一些常设的办公机构行使经济管理职能，且干部人事制度不规范，各部门片面地强调上下对口，盲目增加机构与人员，乡镇机构膨胀，“吃饭财政”挤占了大量的公共经济资源。因此，如果县乡行政体制不改，机构、人员不精简，希望通过控制资金来源，推动基层政府改革，达到减少财政供养人员的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层次目标就难以实现。同时，农村税费改革的这一深层次目标的实现涉及到个人利益的调整，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在一定的财政收入规模约束条件下，“吃饭财政”现状不解决，势必导致县乡政府“越位”现象难以得到有效的抑制，而财政“缺位”现象也会更加严重，其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应有的财政支出规模也必然让位于吃饭财政，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匮乏状况很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二、农业税制本身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巨大需求

建国后，我国农业税一直采取轻税政策，农业税的征税对象是农业收入，但计税依据是常年产量，这使农业税收入与农业收入增长严重脱节，无法同步增长。农村税费改革在取消各种收费的同时，提高了农业税率，却忽视了农民负担累退性，一方面，造成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农民家庭的负担加重，而这一部分农民往往又是农村的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能力较弱，而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高收入群体虽然具有较强的税收承受能力，但新税制对其影响却很小；另一方面，新的农业税率忽视了根据纳税能力征税的原则，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的经济基础，特别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经济的地区的税收将会大幅度地降低，使财政缺口加大。新税制实施的结果是县乡财政特别是广大的西部地区县乡财政的进一步困难，而这些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量又是最大的，供给任务相当繁重。至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城乡差距过大、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因素，这一制约因素的消除涉及到缩小差距和加快发展两个方面。缩小差距要求国家提供均等化的公共产品，而加快发展要求国家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上述目标的实现必然是以一定的资金投入为前提条件的，是以稳定增长的财政收入为基础保证的。农村税费改革所形成的新的税制直接影响到县乡财政收入。在没有富裕财政收入的条件下，加大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是不现实的，缺乏经济基础支撑。虽然农村税费改革后，国家相应地增加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但将几百亿的转移支付分摊到广大的农村地区是难以缓解基层政府财政拮据的局面，难以改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

三、“一事一议”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存在着不够合理和操作上的困难

从公共分配理论看，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只要向政府缴纳税收后，政府就有义务向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而无需再缴费。只有在政府为某些特殊群体提供特定服务时，才能额外收费。税费改革前，乡统筹和村提留是农民向政府缴纳农业税后，再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的费用，理应得到特殊的额外服务，然而客观事实是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与土地相对应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绝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存在了，村民委员会名义上为自治组织，实际上也成了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乡统筹与村提留本是属于政府的社会公共费用，应由国家财政支出负担。税费改革后，乡统筹与村提留改为农业税附加，这本身就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同时，农村公共产品采取“一事一议”的制度设计也是值得商议的。乡村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农村电网改造、有线电视网络等属于地方性公共产品范畴，其受益主体是区域内农民，按公平原则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应由受益主体承担。从理论上讲，在农民向国家上缴了农业税和农业附加税后，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应由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加以解决，而不能再向农民伸手，供给量的多少是由地方的财政收入决定的。“一事一议”制度的本质维持了历史形成的城市与农村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即农村公共产品仍然由农民自己承担。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被家庭经济组织所替代。这一变化意味着同一公共产品对同一地域的农民家庭单位却因不同的土地承包数量、人口等因素而具有不同的收益，这决定了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过程中，公众意愿整合的难度和复杂性。农民家庭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如何表达，谁来整合不同家庭的意愿都是“一事一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如果由农民自己决策显然是不现实的。在现行行政体制下，如果继续由基层政府替农民决策，那么“一事一议”将有可能演变成基层政府向农民集资摊派的政策依据，在基层政府财政越位的内在冲动没有彻底得到有效抑制的情况下，将会助长各级政府设立新的各种政绩工程，从而重新加重农民负担，出现事与愿违的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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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军，何寒熙。中国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改革后的变迁[J].改革，1996，（05）。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政府角色；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中图分类号：F30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5－0057－04

建国后，我国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城乡之间建立了“二元”的社会经济体制，公共产品提供模式也实行了“双轨制”，城市公共产品由政府财政负责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则实行了“制度外”供给的模式，以社区提供为主，主要由农民自筹资金解决，政府仅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城乡之间公共产品的不同供给模式，导致公共财政在农村的覆盖率一直较低，农村人口占50%，而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仅占财政支出的10%左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滞后。进入新世纪后，为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党中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战略，明确了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宏伟目标，并成为“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在新形势下，加大农村公共产品的建设力度，已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战略举措。

一、农村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演变历程

自古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都处于“农民自我供给”为主的状态，即自己提供自己所需要的公共产品，直到2005年，农业税在全国取消，农村公共财政体制逐步建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开始纳入“公共财政”的支出范围之内。根据制度变迁、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可以划分为封建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等三个阶段。

1. 封建时期：“无机构、无资金”

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农村的社会治理一直奉行“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模式，农村社区主要有地主和乡绅等乡村精英治理，乡村地区既没有明确合法的治理结构，也缺乏提供服务所需的固定税收来源和财政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处于“无机构、无资金”的状态。在血缘、地缘和封建礼法的作用下，农村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集中在发展农业生产和维护生存保障，侧重供给农田水利设施、病虫害防治和社会治安维护等（见下图1）。

2. 民国时期：“有机构、无资金”

从组织机构角度，民国时期，乡镇成为一级正式合法的政权单位，终结了封建时期“皇权不下县”的传统治理模式，乡村开始实行村级自治制度，但乡镇一级仍然缺乏一套完善的财政制度。这一阶段，政府开始向农村地区提供公共产品，但财

政投资的效率较低，总体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进入“有机构、无资金”的阶段，农民依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资金承担者。在公共产品供给类型方面，这一阶段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继续重视传统生产性公共产品的同时，开始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1928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各地方救济院规则》，1943年9月颁布《社会救济法》。

3. 新中国时期：“有机构、有资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进入了“有机构、有资金”的阶段，但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处在政府财政预算收支系统之外，农民依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资金承担者。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和政府治理方式发生了两次大规模调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总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1949-1978年，建国后至改革开放之前，其中1949-1958年，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主要实行的是“农民自我供给”模式。1958年，在的推动下，我国农村实行制度，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采取了“劳动替代资本”的模式，在“统收统支”的制度保障下，体制具有较强的资金和劳动力动用能力。这一阶段，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主要是、生产大队、生产队，资金来源既有财政渠道也有非财政渠道，其中财政渠道主要是农业税，非财政渠道主要是公积金和公益金。在解放劳动力和节约资本投入的原则下，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呈现两个特点：一个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主要是幼儿园、福利院、卫生院等，目的是解放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妇女，以更好地投入农业生产；另一个特点是利用农闲时间，动用农村劳动力建设完善农村各项基础设施，主要是水利设施和交通道路建设。总体上，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现了“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原则。

（2）1979-2005年，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至农业税取消，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总体沿袭了时期的供给方式，供给决策“自上而下”、供给主体集中在乡村两级，资金来源依然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两个渠道，以预算外为主，属于“制度外供给”，主要由农民自己承担。税费改革前，向农民直接征收的“三提五统”占乡镇可支配财政收入的60-80%②。这一阶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来源主要是“三提五统”，但乡镇政府通过“三提五统”所统筹的资金也不在乡镇政府预算收支系统之内，因此，容易导致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现象，增加农民负担。但是，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民公共产品开支的各项负担“显性化”，导致干群矛盾不断恶化，这是开展税费改革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3）2006年至今，税费改革尤其是农业税取消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进入了新的阶段。传统“三提五统”及农业税政策取消后，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保障基层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开始纳入“制度内”或“预算内”供给的渠道，供给主体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承担且以农民为主向政府为主或政府单一供给的方式转变，政府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加大。“十一五”（2006-2010年）期间，中央财政“三农”累积投入近3万亿元，年均增幅超过23%，解决2.15亿农民的饮水安全问题，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覆盖24%的县，改造和新建2.3万所乡镇卫生院。2012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预计将达到12287亿元。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下，政府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长期以来农民“出资、出劳”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局面基本结束，公共财政的阳光开始向农村渗透，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如上图1所示）。

二、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模式

从涉及主体角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包括三个主体，即出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农村公共产品的具体供给过程中，出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三者合一，也可以两者合一，还可以三者完全分离③。鉴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与农村居住、生产较分散的特性，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出资者或埋单者，要刺激部分企业或者是个人在农村提供公共产品，与城市相比，政府必须提供更多恰当、适度的优惠政策。根据出资者和生产者的具体合作方式，可以将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模式分为四种。

1.“政府出资、政府生产”模式

对于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程度较强，收费难度较大的纯公共产品，由于私人进入的成本太高或代价太大，在政府出资的情况下，无法通过私人企业生产。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具体供给中，该模式具体包括三种方式④：一种是政府间协议，最典型的方式是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一种是政府出资，政府下属单位负责生产，比如农业科技研发推广；一种是政府出资，国有企业负责提供，比如农村电力供应。

2.“政府出资、社会生产”模式

对于生产进入门槛较低、供给内容能明确界定、存在一定竞争者和供给效果相对较易衡量的农村公共产品，在政府出资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让社会生产。比如，农村职业教育、农村公共卫生防疫等，都可以在政府出资的情况下，分别交由地方培训机构和社区医院、乡村医生等负责，政府根据培训人数或防疫人数，下拨给生产企业一定的财政拨款。

3.“政府社会合作投资”模式

在农村公共产品的合作投资方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投资的方式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政府与企业合作投资。与城市相比，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的收费难度更大、农民的支付能力也较低，大多数企业都没有投资农村公共产品的积极性，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农业龙头企业，出于获取稳定、优质、安全原料的考虑，会在农村建立一定的生产基地，而农产品龙头企业为了保障原材料保质保量的生产出来，并且运输到加工车间，必须投资完善相应的农村公共产品，从生产环节，龙头企业必须提供农田改造、水利设施改造、农业技术推广、农民培训等公共产品；从流通环节，龙头企业要将农产品从田间地头运到加工车间，必须完善质量检验检疫、修建农村道路等公共产品。由于地方政府与龙头企业目标追求有一定差别，在双方的博弈下，在相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具体分工各有差异，但总体上采取了“政府企业合作投资”的模式。“政府社会合作投资”的另一种模式是“政府村民合作投资”模式。从我国宪法角度看，村委会应属于群众自治组织，这样，政府出资补贴，村委会出劳动力、出土地、出部分资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应该属于“政府村民合作投资”模式。这种供给模式，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以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安庄镇北柳水库的加固为例，该水库的除险加固具体投资来源为：山东省财政拨付135万元，日照市财政拨付90万元，县政府配套启动资金10多万元，乡镇负责道路修整、青苗赔偿，村提供少部分资金⑤。由于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农民的支付能力也不同，在“政府村民合作投资”模式中，农民的具体分担比例因项目、区域也有较大的差异，但总体上农民出资比例一般不高。

4.“政府出制度、社会投资”模式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正式制度主要是政府制定出台的各种法律法规，非正式制度则包括传统习俗、、社会规范等。制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农村纯度较低的公共产品，在恰当的制度设计下，社会资本有出资生产的积极性。研究表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导致了公共产品提供的市场缺陷，但通过制度的合理设计，有促进公共产品个人合作成功提供的可能⑥。另一个是制度设计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的纯度。制度既可以让准公共产品上升为纯公共产品，从而将社会投资转变为政府投资；也可以让纯公共产品下降为准公共产品，由政府投资转变为社会投资。对于农村公共产品，政府在出台正式制度，鼓励社会投资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引导农村非正式制度，提高社会资金投资农村公共产品的积极性。在我国农村，受历史上封建奴化思想的影响，在“生存第一”的法则影响下，农民具有很强的等级差序观念，血缘、地缘思想浓厚，注重人情伦理及形式面子，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很高的集体行动成本、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农村协会、团体等各种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社会资金投入的积极性不高。为此，政府必须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各种协会、合作社、民间团体的发展，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教育，提高村民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和组织化程度，降低社会资本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

三、完善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对策

由于我国总体还处在发展市场经济、转变政府职能的转轨阶段，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并存等多种原因，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将农村公共产品供应纳入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内，提高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效率。

1. 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建立“自下而上”的供给决策机制

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涉及主体中，农民既是消费者，也可以是出资者和生产者，由于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具有主导地位，建立“自下而上”的供给决策机制，使政府了解农户需求偏好便成为关键。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筹资采取“一事一议”制度，规定每人每年出资不得超过15元，而对于目前的“一事一议”制度，至少要在三个方面加以完善：一是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必要分区域划定农民出资上限，只要农民自愿，供给上限可以不做硬性规定或适当放宽；二是加大宣传贯彻和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切实保障农民的民益，鼓励农民表达自己真实的需求偏好，防止被部分人操纵；三是切实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在消费者选择理论和民主投票决定的情况下，中间投票人的需求偏好便成为社会的主流偏好，而公共产品一旦供给，涉及的却是所有人的利益。比如筹资标准问题，必须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利益，防止筹资影响低收入群体的正常生产生活。

2. 科学界定政府事权，实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

中央政府承担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按照受益范围，各级地方政府相应承担各自的地方性公共产品，跨地区的公共产品由上一级政府负责协调和参与。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大、财政支撑能力不均衡，各区域农村需求偏好也相差较大，各级政府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具体承担哪些公共产品需要因地制宜确定，对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应充分调动私人和民间组织的积极性，侧重发展农村医疗、教育、文化设施等各项社会事业；对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应侧重发展农村公共道路、农田水利设施等影响经济发展与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同时，中央根据各区域、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和事权划分，采取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策略，实现财权与事权的基本对等。

3. 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主要是政府，其次是私人，包括企业，最后是民间组织，三类供给主体在提供不同纯度的农村公共产品方面具有不同的优势，对于教育、医疗等“软公共物品”，在政府供给的同时，应该调动社会资本的积极性，鼓励私人供给，营造多元化的供给体系，增加农民的可选择性，利用不同供给主体之间的竞争，解决或缓解“软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供给服务的价格，提高供给服务的质量。同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可以满足不同农村居民的需求偏好，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总福利。政府与私人同时供给农村公共产品，通过“梯布效应”和“基准效应”，优于政府单独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⑦。目前应在政府财政投入力量有限、无法完全满足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情况下，完善相关制度，调动私人、企业和民间组织的投资积极性，建立一个优势互补、有效整合、资源高效配置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注释：

① 李燕凌：《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历史考察》，《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8期。

② 李琴、熊启泉、孙良媛：《利益主体博弈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4期。

③④ 贾康、孙洁：《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机制的研究》，《管理世界》2006年第12期。

⑤ 李攻：《让水流进田间地头》，《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2月22日。

⑥ 刘小兵：《个人合作提供公共品的实验研究》，《管理世界》2004年第2期。

⑦ 王永钦、许海波：《社会异质性、公私互动与公共品提供的最优所有权安排》，《世界经济》2010年第4期。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范文第5篇

关键词：供需失衡　税收改革　农民负担　创新制度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73(2010)012－144-01

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农村的繁荣、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离不开公共产品的供给。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当前，我国城乡差距突出地表现为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差距。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主要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难以满足农民的生产、生活以及农村发展的实际需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严重脱节，极大地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制约农业、农村发展及农民负担减轻的“瓶颈”。在农民与乡村组织的长期交易过程中，不管农民在改革前后有没有意识到负担的存在及其严重程度，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机制还是无情地让弱势农民承担了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

农村税费政策与农业税取消的政策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然而与此同时，一贯依赖于农民负担的农村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的处境也将更加尴尬，只有选择好与农村发展要求相适应公共产品的生产路径，才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一个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上下都做了不少努力，但至今成效甚微，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努力，还未涉及到本质性的问题，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与重建。笔者之一所处的地区是甘肃省陇南农村地区，我们以此为优势就此现状对西和县一个乡镇24.个行政村的相关资料和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80％的农民就化肥涨价和农业成本增加，种粮的代价远远大于收粮的效益。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让农民不能满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需求，导致了一系列农业问题，致使一些党的强农惠农政策落不到实处。

综合分析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现状和原因，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关键在于创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农业及农村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需求，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和障碍，因此，研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创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对改善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妥善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农村小康社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综上，我们认为要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当前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此项工作。农村公共产品在消费上具有的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点，导致市场失灵，外部性的存在，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政府应该在矫正市场失灵方面发挥作用，提供公共产品。但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分析，政府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公共产品。建议各级政府应把特色产业和高科技经济农业，科技示范园和特色产品营销，特别是市场出路做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以根本上解决公共产品收益与成本不一致的问题。

(2)加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力度。从投资总量、投资渠道、资金管理、投资决策和投资结构五个方面全面加强管理，加大力度，从根本上解决由于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不足资金缺乏引起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的现状。

(3)各级政府要把促农民增收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结合起来，创新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创新运行机制。着眼于中国国情，着眼于当地资源优势和地域优势，真正发展好特色产业，从根本上解决公共产品市场营销问题，从特色产品上做文章，运用品牌创效益，利用合作社方式最大效益地保护农村公共产品的效益。

由以上事实，我们认为，解决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的问题对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所以我们建议各级政府一定要把此项工作列入当前农村工作的重点。为了深化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应该深刻理解农村公共产品的有关内涵，从理论上加深认识和理解，并正视我国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提出改革思路，构建新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从而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切实推进农村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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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彦，秦传熙，曹莹，完善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思考[J]，技术与市场，2008,(11)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范文第6篇

1.农村公共产品的内涵

农村公共产品系指农村发展所需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与服务。其性质不同可以分为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大类；根据其消费受益范围可以分为全国性的、地区性的与社区性的。大致包括：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救济、社会保障、社会治安，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供水、供电、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环境综合整治，防灾减灾、气象、公共科技资源与服务；病虫害防治，行政、法律服务等。

2.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必然性

（1）农村经济发展要求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执行的是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方针政策，导致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需要增加更多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才能保证和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2）城乡统筹发展必然要求更多的农村公共产品。我国长期实行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的倾斜政策，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城乡、工农差别对待的体制。有利于城市和工业发展的诸如土地、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相应制度和政策的倾斜，阻碍城乡协调发展。（3）农民生活质量的相对提高必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增加。只有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才能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才能为发展生产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进而为农民的增收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

1.农村公共产品总体投入不足

据统计，目前全国有超过一半的行政村还没有通自来水，全国农业主灌区骨干建筑物的完好率不足40%，工程配套率不足70%。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凸显落后，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仍未完全实现，交通网、能源网、信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滞后。我国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水平仅为3%左右，远不及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约为10%)。可见，我国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投入过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财政体制造成农村公共产品局部供给不均衡

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中央、省、县、乡镇承担的比重分别为2%、11%、9%和78%。这些事权，大都刚性强，所需支出基数大、增长快。这种事权与财权的严重不对称，使得凭借本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无力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因而造成县乡两级所承担部分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效率

基层政府在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是起支配作用的变量，基层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时不是根据农村的需求而是自上而下地考核政绩，公共产品供给缺乏科学的决策机制。中央财政的支出项目和数量，往往不能照顾到地方的各种实际需求，这使得有限的资金在运用中配置效率低下，公共产品的效用得不到最大化。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

1.自上而下的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没有改变

承担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大部分成本的农民很少有机会直接表达自己的需求。农村税费改革后，虽然按照规定农民可以对一些村级公共品实行“一事一议”，但这只是针对一些临时的或受益面较小的公共品适用，在大量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如义务教育、卫生防疫、道路修建、行政管理等)农民很难有机会直接表达自己的需求，自上而下的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并没有改变。这种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程序极易导致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脱离农民的实际需要，必然造成农民不太需要的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膨胀，而农民急需的生产性和涉及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却严重短缺2.农村部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上划分不尽合理，乡镇政府的事权大于财权，承担着许多应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支出。比如农村义务教育，在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的今天，主要由乡镇财政供给的农村义务教育的效益越来越多地外溢到其他地市、省份，却未得到相应的横向或纵向转移支付予以补偿，从而造成越是经济欠发达财力匮乏的乡镇，承担教育成本的压力越大，教育效益外溢越大，从而难以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

3.供给渠道单一

现行体制下，私人投资由于受政府政策和产权界定的影响，难以大规模进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政府仍是供给的重要主体。调查中发现，在调查的湖北、陕西、黑龙江等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供给几乎都在80%左右，而其他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投总共不到20%。政府机构的“经济人”特性决定了由其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并不总是最有效率的。

四、合理满足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对策

1.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首先，必须明确以城乡两种供给制度并轨为目标，对城乡公共品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统筹供给，在此基础上公共财政政策进一步向农村和农业倾斜，确保财政支农资金增长速度不低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从事业单位中退出的资金用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其次，对于农村部分准公共品可以采用公退民进、民办公助的方式，在明确产权的前提下，积极引进民间资金和外资，按照“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来供给农村公共产品。这样既可以大大缓解农村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再次，为了缓解农业税免征对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以满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需要，必须重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2.构建开放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公共产品的供应呈现出分层次的特点，受益范围遍及全国的公共产品(如农村基础教育)由中央提供，而受益范围主要是地方的公共产品由相应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具有明显外溢性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则应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或各个受益的地方政府共同提供；而一些准公共产品则还可以由私人和第三部门组织来提供。在明确划分农村公共产品的层次和性质基础上，积极构建开放式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这个体系中的供给主体包括政府、农村社区、农村私人以及非盈利的民间组织。为了保证这些供给主体各司其职，有必要建立相关的法规制度来进行规范和制约。

3.构建由内部需求决定供给的机制

改革农村准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程序，实现自下而上的农村准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建立由内部需求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农村准公共产品大都是同农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这类公共产品由于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受益人数有限且边界相对清晰，外溢效果小，农民通常不会隐瞒对该类公共物品的偏好，市场机制完全可以发挥作用并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因此，对于此类公共品最有效率的供给决策机制方式应该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

4.全面推行“一事一议”制度

对村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修建村级道路与桥梁、村集体植树造林等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资金或劳务，遵循量力而行、群众受益、民主决策、上限控制、定向使用、财务公开的原则，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讨论决定，属于本村村民集体所有，由村民委员会负责管理使用的农村公共产品分配方式，真正做到“一事一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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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鸿渊．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J]．求实，2004,2:67-68.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范文第7篇

1．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为农民发展农村经济、增加收入奠定物质基础。由于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所以农村公共产品是农业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如发达的水利设施可以提高农业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农村信息化建设提供的信息化产品和服务使农民学到知识技能，掌握技术信息，降低农产品的市场风险，从而提高自身在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能力，减轻受纯粹市场力量而引起的波动性，增强自身获得收入的能力。

2．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公共产品作为一种中间投入品，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可以减少生产成本(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销售成本、风险成本和决策成本在内的农村私人活动的总成本)，提高农村私人生产活动的效率，从而提高收入水平。

3．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农民增收的能力。农村公共产品包括多项内容，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农村教育。根据教育投资理论，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的关系是正向相关关系，即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越高。据美国经济学家的分析，中国农民在校学习时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增长3．6％-5．5％，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达到城市人口受教育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缩小15个百分点～2叶、百分点，农民的收入就会大幅度提高。

4．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农业产业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农业产业化经营又必须以现代科技为基础，要坚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发展农业，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从而提高生产者的收入水平。

二、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1．农民需要的公共产品供给数量严重不足。(1)生产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农村发展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如大型水利浇灌设施、大型农用固定资产、良种的培育、市场供求信息、道路、电信电网等等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缺乏，大大限制了现代农业的发展。(2)农村教育供给不足。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农村的义务教育应该是政府所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但由于政府行为的缺位，这些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而且质量低下行为。这就造成农民总体文化水平较低。据调查，在中国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比例占80％以上。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并非全部不足，对农民生产生活没有帮助的，农民不需要的公共产品却被大量地生产出来。地方政府在增加政府社会福利的一些公共产品供给上表现出一种较高的供给热情，特别是对于一些能为政府增加福利的准公共产品，即便是在农民没有需求，或是这些公共产品超出了农民实际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当地政府也在积极供给。这样不仅形成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对过剩或暂时过剩，也增加了农民负担。另外，为了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强制性供给，必然需要相应的公共组织机构的供给，从而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员繁多，人浮于事，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去维系机构的运转。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的形成机理

造成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数量和结构双失衡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统一。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政府开始下放事权。但是，在实践中，中央政府把有些事权下放得过低，如基础教育、计划生育，这些都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交由乡镇政府承担和负责。而地方政府在现行分税制下掌握的财权却十分有限，不拥有与履行义务相对称的财权。事权过于下放到地方，而无相应的财权作支撑，加上转移支付制度的滞后，使乡镇财政在提供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时捉襟见肘，造成地方巨额财政负债。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自上而下”性。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增加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农民的利益，便利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但是，当前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方式推动的。由于组织化程度过低，农民缺乏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难以参与国家公共决策，无法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致使被排除在公共项目决策、运作和监督之外，而负责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基层政府与部门又不可能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状况，并且基层政府的目标主要是追求公共机构(或部门)、领导者的效用最大化，甚至还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政绩”的倾向，对于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工程却缺乏实施的力度。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结构失衡。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首先，在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下，农民由于被排斥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管理体制之外，无法形成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监督和管理。其次，无论是国家的预算内支农资金，还是地方政府制度内公共支出资金，由于没有较好地实行专门统一的管理，挪用现象时常发生，造成公共资源的管理混乱。第三，预算外资金由于未从根本上解决政事分开，不同利益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范围，财政分散且自收自支自管，给审计和监督工作带来困难。监督不足的结果是公共资源使用效率的低下。

4．城乡割离、城市偏好的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建国以来，中国坚持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以农补工，政府用非经济手段提取农业剩余来发展工业和城市经济建设，这种非均衡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安排，必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后，国家对此虽然有所调整，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国家财政的支农支出来看，虽然绝对数字连年增加，但从相对量来看，比重却一直在下降。与此同时，国家还在一直实行对农村带有歧视性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城市所需的公共产品由政府包揽供给，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预算安排，有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实施；而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较少，不足部分要由农村基层和农民来分摊，所需资金主要通过筹措方式来解决。

四、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1．切实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调整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将农村公共事业建设列入公共财政范围，提高财政支农比例，将农村公共性基础建设纳入国家财政预算，逐步建立起支持“三农”发展的长效机制：首先，要加大对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逐步将以改善农民基本生产条件和生活质量为重点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其次，保障农村基础教育，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改变目前政府教育投入的结构，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人比例，尤其是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真正把九年制义务教育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应统筹兼顾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使农民不会因贫困而在后续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2．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责任。要实现公共产品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应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分工，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和范围。责任的划分应以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为标准：受益范围遍及全国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受益范围主要是地方的公共产品，由相应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跨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可由地方政府承担为主，中央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并做好地区间的协调工作；要通过法律的手段，制定政府间关系法，把各级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上应负的责任用法律的手段固定下来。

3．构建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表露机制。为了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防止无效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和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要建立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使多数农民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为此，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要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益事业建设进行投票表决，使农民的意见得到充分反映，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的“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移。其次，应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培育农民的现代公民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引导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决策活动和对公共事务的监督管理活动，不断提高农村公共分配和集体经济组织收支的公开性和透明性。第三，扶持农民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让农民有能力和有渠道表达自身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并且使政府能收到完整和真实的信息。

4．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随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村的公共产品的供给紧紧依靠单一的政府供给是远远不够的。在目前基层政府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要积极探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创新。首先，对于全国性公共产品，国家应本着公平的原则，按贫困程度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对农村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央政府应无偿足额提供。其次，对于部分准公共产品，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按照“谁引进、谁收费”，“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积极引进民间资金和外资。凡是一切能够切实有助于农村公共产品增加的组织和个人，只要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都应该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来。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又可以充分发挥其他供给主体的灵活性和积极性，有效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5．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加快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要实现发展观和政绩观的根本转变。首先，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加快实现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换，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增强责任意识。其次，进行干部评议制度的改革。考核干部应通过居民对其政绩的认可程度来决定干部的升迁，这样才能彻底避免领导干部侵害居民利益的寻租行为和腐败堕落。第三，要改革社区领导人的产生办法。村级、乡级领导人应真正由本社区居民民主选举产生，通过选举约束，使他们真正对本地选民负责，把自己的政绩做给本地选民看，把增进本地选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论文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农民收入创新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范文第8篇

在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水平比较差，还有许多居民没有获得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缺乏必要的医疗卫生设施和服务；交通网、能源网、信息网等基础设施滞后。目前，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不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主要有以下几点：

1、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生产分散化，需要良好的水利设施和农用固定资产等公共产品，而这些公共产品却供给不足。由于缺少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难以解决农民生产经营的后顾之忧，农民急需的科技服务、农机服务、销售服务等非常缺乏。

2、涉及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农业基本建设、农村的教育、环境保护、农业发展的综合规划等公共产品见效慢、期限长，但对提高农民素质和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基层政府决策者对能够给他们自身带来较大利益的准公共产品，即使农民没有需求，当地政府也会积极供给。由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造成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民总体文化水平较低，农村生态环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3、部分公共产品的提供损害了农民利益。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并不一定会使全部农民受益。当政府的决策出现偏差，引导甚至强制农民转换产品品种，给农民带来严重的后果。

4、农村公共产品缺乏其他有效的供给渠道。目前，作为独立生产经营者的农民，必须进行生产性投资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这使刚刚解决温饱还远没达到富裕水平的农民实在无力抽出过多的资金提供公共产品。在当下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呈现多样性，从而使交易的成本增加。加上农民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权利，就使得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加困难。

二、改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措施

我们认为，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构建新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以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1、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均衡的公共产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农村公共产品数量短缺、质量不好等问题经常出现。而城市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这使得城市公共产品优于农村公共产品。随着市场机制的确立，应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在公共产品的供应上应坚持城乡平等的公平性原则，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大致均衡的公共产品，以加快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减轻农民负担。

2、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农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规模较大，仅仅依靠现有的财力，可能会力不从心。对于部分准公共产品，可以采取政府支付与市场混合方式来提供。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积极引进各类资本，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兴办农村公益事业，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来减轻基层财政的负担，为市场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创造良好的环境。

3、调整公共财政支农结构，为农村提供合适的公共产品。一方面，要支持农田水利、交通、通讯、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支持科教兴农，为增加农民收入提供科技保证。大力加强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农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扶持农业科研单位开展农业科技基础研究，加强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引进推广工作。加入WTO后，要参照发达国家的作法，适当减少种粮面积，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鼓励农民生产优质、畅销的农产品。

4、精简乡镇政府规模，调整乡镇区规划。农业税的取消将减少其财政收入，而机构臃肿等问题将显得越来越突出。在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中，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适度规划规模；对乡镇政府机构进行精简，实行政企分开，将社会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把事业单位与政府职能部门区别开来并实行人员分流，这样才能切实降低农村基层政府的运作成本，减轻基层财政的支出压力。

三、结束语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根据中国国情和顺应时代潮流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要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就必须大力推进农村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参考文献：

[1]]苏晓艳，范兆斌．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管理现代化，2004，4

[2]陶学荣，史玲．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财贸研究，2005，3

[3]胡宝珠，杜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及对策．云南社会科学，2004，4

【论文关键词】公共产品农村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范文第9篇

内容摘要：农村公共产品可分为不流动的和可流动的公共产品两大类，分别研究它们的供给机制：不流动的农村公共产品只能通过文化与制度的构建促使集体行动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流动的农村公共产品可以通过公共资源随同居民一起流动或通过效率原则配置公共资源。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 集体行动 供给机制

基于集体行动理论分析不流动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一）文化对农村集体行动的影响

文化的内涵包括社会资本、文化认同度、产权界限、从众规模等，不同的文化内涵形成了不同的集体行动方式，它们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资本指成员之间的信任度，社会资本越大表明成员的信任度越高，集体行动越容易。二是文化认同度有两种，较高的集体主义的认同度使集体行动以政府供给方式为主；个人主义很强的差异化认同度使集体行动变得困难，一般由民间组织供给公共产品。文化认同度越低，差异性越强，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异质性越强，集体行动的可能越小。三是文化中的产权界限分明，政府寻租难有空间，则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降低；否则，模糊不清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为个人最大化的攫取集体利益提供了机会。公共产品供给目标往往承载着个人私利目标，以导致寻租行为，加大集体行动的成本。四是从众规模的大小决定了公共产品供给行动推进的难易程度，经验研究表明，采取集体行动的规模通常很小。如“采取行动”的小集团的平均成员数是6.5个，而不采取行动的小集团是14个（曼瑟尔•奥尔森，1995）。

经过漫长的发展，我国农民形成了鲜明的文化特点：一是农村社会资本薄弱，学者曹锦清说“中国村落的农民，历来善分不善合”。二是农民居中分散，文化认同度低。我国农民往往以“己”为中心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人们坚守始于家而终于家的生存信念（金耀基，1993）。农村中宗族文化、乡庙文化、村风村俗的差异，加深了集体行动的困局。三是文化中的利益界定很模糊，村民往往公私不分，对公共产品缺乏产权保护意识。道路、桥梁、水渠、水库年久失修，树林、鱼塘等被滥伐滥用。四是农民居住相对分散，但行政村中人口数量较大，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非常高。但是，在农村人们非常讲究面子，往往认同权威，讲究等级差序，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文化差异，加强村民之间的凝聚力，有利于集体行动的推动。

在文化特征的影响下，农村集体行动的推动者往往是乡镇政府或村里的权威；集体行动属于短视、局部、生存性的取向，主要由初始的宗亲，或比邻为纽带，或村中能人推动；农民在面子偏好制约下隐藏真实偏好；集体行动中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情况时常发生，小农特色制约了民主机制作用。

（二）不流动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分析

农村不流动的公共产品有农田水利设施、农村道路桥梁、农产品市场行情等，农民常有搭便车的念头，造成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追其原因：一是搭便车行为。农民对公共产品没有共济意识，存在侥幸心理和靠天吃饭的倾向。搭便车行为一旦出现，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没有任何制度安排对其进行约束，它将成为一种“正激励”，全面地破坏农村集体行动。另外，农民面对集体行动往往一盘散沙、议而不决、缺乏团队合作精神。二是公共资金瓶颈。农村税费改革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国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恢复了农村不流动公共产品作为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其次取消“两工”制度，不再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提供这类公共产品，以往供给提供模式丧失了部分政策支持，不流动公共产品建设所需资金和劳力纳入“一事一议”范围统一安排，面对艰难的筹资机制，资金短缺成为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障碍。三是技术上很难排他性与靠天吃饭的依赖性的博弈。大部分公共资源型的准公共产品很难采取排他技术，主要是因为公共资源型产品高昂的排他性成本，另外，常见替代品的可获得性也阻止了不流动公共产品的供给。四是制度缺失。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0）认为农村基础设施缺乏可持续性是因为没有任何的制度安排约束搭便车行为，制度提供了一种不良的激励，导致公共产品供给缺失、使用过度、无人维护。

（三）不流动的农村公共产品集体行动的措施

不流动的农村公共产品运作问题归因于集体行动的困境，而集体行动困境难以克服多阶次的“搭便车”问题。其最终的解决路径是依赖制度与文化的构建与培养。首先解决搭便车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制度供给、信任、承诺、相互监督问题。制度供给的难题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搭便车问题，实际上是纯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中央政府承担完全责任；对于利益涉及居中的公共产品供给困境问题，实际上是准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承担相应责任；对于利益积聚、边界清楚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这就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受益的个人分别承担相应责任。

克服搭便车问题大致有两种解决路径：一是依靠外在强制；二是依靠内在强制。外在强制要求在集体之外有一个零执行成本的外在权威，而内在强制则认为强制的权威是内生的，合法内在的强制需要集体成员的认同，这依赖于集体的强大社会资本。内在强制要求每个成员遵守承诺，自愿地支付集体行动的个人成本、承担推动集体行动中个人应尽义务。 在我国农村实施公共产品集体内在供给模式，目前尚缺乏社会资本的支持。若集体中的成员多次违反承诺，且其他成员效仿学习，整个集体中内在强制将陷入岌岌可危的边缘，整体“承诺连续失败”将层出不穷，公共产品的供给将面临极大缺失的局面。长期来看，培养公共产品的内在强制性，就是要积累强劲的社会资本，培育农民的合作与团队精神。目前“公司加农户”的农产品提供模式，让农民深感合作模式带来的利益，农村正在推行的村民自治的政治实践，对内在强制力的培养起重要作用。

社会资本的深入积累有三个条件：一是建立集体成员共同遵守规则制度；二是规则制度切实可行，集体成员能尽可能低成本地履行遵守规则的承诺；三是监督机制的存在，能有效制止搭便车行为及其示范效应，保证遵守规则的监督制度。一种高效而低成本的相互监督制度，首先，建立奖罚鲜明的激励机制，这既能增加对克尽职守者的激励，又能将者置于风险中；其次，监督属于内部权威的强制监督，自觉履行承诺，避免了资源过多地消耗；第三，监督给实施者影响尽可能中性或正向，既给监督者产生一定私利，使监督的履行带有利益诱导，但又不能太多，以免实施者扭曲或过度监督，使成员的遵守行为难以完成。另外，监督成本应尽可能最低。

流动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按照蒂布特模型中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型，假定可通过人的流动选择需要的公共产品，或公共产品的流动选择需要的人，该模型对现实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许多农民进城工作，享受到了城市丰富的公共产品。当然模型中人的自由流动有一定局限性，一是居民的流动不仅受户口限制，且许多地区还设置其他进入门槛。二是居民的完全信息性是不现实的，获取信息要支付成本。三是就业机会有限性，因为大多数人都靠就业来维持生活。

当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依然突出，农民流动似乎相对自由，能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双向流动。但若假定：一是只要孩子的上学问题能解决，户口不再是限制流动的主要制度壁垒；二是人的流动是不可逆的，人们喜欢流入经济发达、公共产品丰富的地区；三是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剩余，只有转移到城市才能找到工作。那么可流动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就应是物随人走。

（一）公共产品随人流动的供给机制

一个理性人在考虑迁移时，工作可能是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因为工作不仅可以提供迁移预期收益，也要支付迁移成本。居民面临一个最低水平的迁移门槛B，这里B=B1+B2，其中B1为实际迁移成本，B2为预期迁移成本。实际中，B1表现为搬迁费、户口费等实际成本，B2更倾向于心理上的预期成本，如B2受预期能找到工作的概率影响，也受对迁移到陌生环境带来的不适等因素影响，对城镇居民来说B2相对较大，但对于农村人口大量剩余，农民进城找工作这一事实，农民顺势流入城市工作，因此 B代表的迁移成本相对很低。

农民进城应享用的公共产品依然流入农村，只能造成无端的浪费，且要付出较高的成本C0，因为农村公共产品的规模优势很难发挥，其总利润为0-C0=-C0，因为C0很大，资源浪费与损失很大。

为解决公共资源的闲置浪费，设计出流动性公共产品跟流动性的人口一起迁移，且他们是由差的地域向好的地域迁移，属于顺势而行。公共资源能随着相应的人一起流动，做到对号入座，它的迁移成本为C1，外加农村居民面临一个最低水平的迁移门槛B，则总成本为C1+B。流动公共产品如教育资源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可表现为人力资本提高，农民精神愉悦，劳动技能提高等，用R表示，人力资本性的收益应该很大。经推算，最后纯利润为R-（C1+B），因为R比（C1+B）要大的多，纯利润为远大于零的正值。总之，让流动公共产品与人口一起流动合乎效率，也符合实际需求，更富有人性，能一定程度上满足流动人口在城市对教育等公共产品的需求。

（二）公共产品优化配置机制

对于在农村留守的农民，可流动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和优化配置问题如何解决？本文举例说明：假设有甲、乙两地，某种可流动公共产品的数量分别为P1和P2，质量分别为Q1和Q2，其中Q2>Q1，表示乙地公共产品的质量高于甲地。可流动性的好处指通过P1和P2的流动，将使二者的质量分别达到Q1`和Q2`。这时，Q1`>Q1；

Q2`≥Q2，这符合帕累托改进原则，即在不使一方变坏的情况下，另一方处境变好。在流动过程中，短期内乙地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可能要减少，但从长期来说，甲、乙两地的居民都将从流动中获益。

例如，在我国教师资源的配置很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城乡教师资源的配置不均衡。城市教师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存在优势，如果经过城乡教育资源的流动配置，城市教师到农村支教，即使短期内使城市教学质量小幅下降，但若从稍长时间来看，则有利于城市教学质量的提高。因为教师在农村的体验可能会激发其回到城市后的工作动力，或增加其对农村的了解，这些将给学生带来新感受或新知识，能弥补短期内造成的小损失。通常，流动性公共资源若从差的地区流入到条件好的地区，它的流动成本很小，但如果强制要求流动公共资源从条件好的城市进入农村是逆方向的行为，必然要付出较高的成本C0 ，虽然流动成本很高，但这些公共资源流进农村，给农村留守群体带来巨大收益，克服流动成本C0的资源消耗也是值得的。鼓励优质的财政资源流动，使城市中富裕的公共资源流入到最需要的农村，提高了使用效率，也是一种较好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结论

总之，本文探讨了农村公共产品实现的路径，对不能流动的公共产品通过建立民主制度，以市场的竞争选择，来体现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将地方公共产品的决策尽可能地下放到基层单位，发挥地方供给的积极性，更多、更方便地了解消费者偏好，提高公共产品的提供效率。培养农民的产权文化意识，尽可能清晰界定公共资源，建立社会资本，实施监督机制促进集体行动的实施。对可流动的农村公共产品按农民的流动性需求，通过产品追随人的流动实现供给，或按资源配置的效率自由转移公共资源，提高其使用效率，实现帕累托改进。

参考文献：

1.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1995

2.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3.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拉里•施罗德，苏珊•温.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0

4.叶文辉.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研究.四川大学，2003

5.熊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与模式选择.中国农村经济，2002（7）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范文第10篇

一、推行“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我国传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这种机制主要根源于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以及现实生活中基层领导错误的政绩观影响,“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产品决策机制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比较紧缺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必须建立科学的农村公共产品投资决策机制,在制度上保证依据农民、农村的内部需求来决定公共产品投资范围及方向。与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相结合,政府可以建立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使一个村或一个乡范围内多数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得以表达。对于本辖区内的公共产品供给,可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进行投票表决,使农民的意见得以直接充分反映。

政府还可以建立一种能够准确反映农村居民需求的提案制度。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公共产品及服务供给现状千差万别,采取同一力度或同一标准提供的公共产品,必然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二、明确各级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和范围,完善财政管理体制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中出现相关政府缺位的现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在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的划分上还存在很大的漏洞,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缺位以及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严重影响到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与效率,结合当前存在的问题可以重点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要明确各层级政府而不是农村社区的村民自治组织充当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主体。各层级政府不能推卸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因为供给主体的错位将带来很多问题,如对乡镇企业汲取过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而且增加农民负担,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其次,根据农村公共产品构成上的层次性,合理划分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的界限,并由相应层级的政府予以提供。受益范围遍及全国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提供,而受益范围主要是地方的公共产品则由相应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具有外溢性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或各个受益的地方政府共同提供。

三、建立多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融资体制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来源问题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点和难点。能否向农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满足农民的需求,其核心问题还是资金问题。政府虽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一个重要主体,但是在国家财力尚不十分雄厚的前提下,单方面地依靠政府的力量显然存在着困难。为此,我们必须创新公共产品的融资模式,采用多种手段,通过多种渠道去筹资。

首先,继续发挥政府的财政支持作用。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来源中,政府的财政投入仍是最重要的一种。另一方面,上级财政要加大对农村基层的转移支付力度,尽量保证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尽可能多地落实到乡镇。同时,要改变财力过多集中于县级以上政府的现状:使乡镇财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级财政,从而为乡镇政府向农村供给公共产品提供资金保障。

其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多元化筹资功能,通过市场来筹资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有偿性或可收费性。正是这种有偿性激励了个人、企业、金融机构等组织去投资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比如中央政府可以发行国债或专项国家基本建设债券等,将社会上闲散的资金筹集起来,投入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政府也可以通过税收减免、信贷优惠、贴息补助等形式,调动个人、企业等对公共产品投入的积极性;政府还可以通过贷款、参股等方式来筹集资金。

四、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机制

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还应当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没有适当的监督机制来处理冲突和监督公共产品生产领域的运作,就会为实施最粗俗形式的政治腐败提供机会。

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机制可以重点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加强对农村公共财政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对农村公共财政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关键是要建立绩效考核制度和政府问责制,对财政资金的使用进行切实的绩效考核,对于达不到绩效考核标准,或者出现工作差错、工作失职者,应通过政府问责制,追究责任,给予应有的处罚;二是完善农民对地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约束和监督机制,提高农民的参政和监督意识,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强化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从而改变他们在与政府博弈过程中的弱势地位,有效遏制政府行为的随意性,确保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合理使用。

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己经不适应新形势下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和障碍。因此,研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增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顺利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

【论文关键词】公共产品决策机制融资体制监督

【论文摘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存状况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受种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试图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融资体制、监督机制以及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提出一定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陈飞宇.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J].消费导刊,2009(1)

[2]陈新轩.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责任探究[J].乡镇经济,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