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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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论文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三农”问题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到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等目标的实现。当前“三农”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不够,特别是农村发展不够。而发展需要增加资金投入。从农村资金的供求情况看,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过程中资金供求缺口很大,矛盾十分突出,必须采取措施尽快加以解决。近年来,在金融领域一直强调要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也出台了一些信贷支农政策,信贷支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解决“三农”资金欠缺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和情况,国内理论界和银行部门对信贷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行了许多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对当前我国的信贷支农的困难和挑战并未出作全面、系统的分析与研究,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运用农村金融等理论,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采取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借鉴、汲取国内外农业和农村信贷体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信贷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持的实证研究,分析我国农业和农村的信贷供求、信贷风险、信贷市场的问题和成因,提出了构建完善的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体系的见解,并相应地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措施和政策建议。全文共分八个部分。

第一章,导论。包括提出问题、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论文的基本框架。

第二章,农村金融基础理论及其借鉴作用。主要是为研究我国信贷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找到理论上的依据。重点梳理了有关农村金融方面的理论的发展脉络,了解农村金融理论及其发展历程,对农村金融基础理论进行了比较。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一些可以运用到我国农村信贷发展和改革中的个人判断,如实行“金融约束”政策、供给主导模式和需求追随模式相结合、借鉴不完全竞争市场论的政策建议、政府适当介入等等,企望借鉴这些理论中的合理内核和适用部分,以起到指引我国农村信贷体系建设的作用。

第三章,国外农村信贷的经验与启示。对国外农业和农村信贷的实践活动进行了探讨和分析。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多数国家都相继形成各具特色、与本国实际相联系的农村金融体系。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都有较为完善的农村或农业信贷组织体系,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做法。对国外农业和农村金融机构运作的经验,我们不应该完全照搬,也不能全部否定。本章通过对国外农村信贷的比较,得到了要加强并完善农业和农村金融立法、农村金融改革不能单纯追求商业化、要加大对农业和农村金融的扶持力度、要合理引导农村民间借贷行为等经验与启示。

第四章,中国农村信贷的绩效与问题。回顾了我国农村信贷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支农绩效,分析了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我国从建国以来,农村信贷体系一直处于发展和改革中,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农村信贷体系在自身曲折发展过程中,促进和支持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和积极的作用。本章的实证分析表明,加快农村信贷体系改革,改善农村信贷机构发展状况,增加农业和农村信贷,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极为重要。本章分析认为我国农村信贷市场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供求缺口大,农村信贷存在垄断行为,资金外流严重,贷款风险大等等。导致农村信贷市场存在许多突出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农村信贷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缺乏贷款风险分散机制,缺乏风险转移机制等。因此,对农村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不能一味指责信贷机构本身,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对症下药。

第五章,中国农村信贷供求分析。重点考察不同需求主体的信贷需求,分析供求缺口,为构建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体系奠定基础。我国信贷需求的多样性与供给的单一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既有结构上的矛盾,也有数量上的缺口。本章着重分析需求主体各自的信贷需求,由于我国当前传统和现代生产方式同时存在,信贷需求的多样性显得尤为明显。在我国农村中,既有农户和中小型企业的信贷需求,又有大型龙头企业的信贷需求;既有商业性信贷需求,又有政策性信贷需求;既有生产性信贷需求,又有非生产性信贷需求;既有短期信贷需求,又有中长期信贷需求。但是,当前我国农村对信贷的需求有相当部分是无效的,这与农村信贷需求的特点密切相关。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信贷组织体系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以政策性信贷、商业信贷和合作信贷为主体的农村信贷服务体系。本章在对信贷需求和供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信贷供求的缺口,并指出农村信贷市场上存在“劣户驱逐良户”的现象,分析认为引入担保和引入利率补贴等措施可以减小或消除供求缺口。

第六章,中国农村信贷风险分析。本章将农村信贷风险分析的基础建立在深入分析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风险上,即建立在对农业和农村客户进行风险分析的基础上。不论是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还是农村信用社,他们都是企业,不是慈善机构,经营的是特殊商品——信贷资金,而贷款的本质是要求还本付息的,因此,信贷机构具有“嫌贫爱富”的特性,一般又是风险厌恶者。农村信贷机构的信贷供给对象主要是“三农”客户,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风险状况直接决定着农村信贷风险的大小。农业具有弱质性,农村企业发展起点低,竞争力弱,风险大,与农业密切相关,处于竞争的劣势。这就决定着农村信贷风险既有一般金融机构存在的风险,也有自己的特殊风险。农村信贷机构面临较高的系统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

第七章,构建完善的中国农村信贷体系。根据前六章的分析和结论,提出了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完善的农村信贷体系的构想,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和建议。提出了构建农村信贷体系的总体思路、目标、原则和框架,指出构建我国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信贷体系,要建立健全农村信贷法律法规体系。大力推行农村政策性信贷业务,鼓励发展农村商业信贷业务,规范合作信贷业务,建立风险分散和转移制度,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规范和完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对当前的农村信贷体系要进行大胆的改革,建立政策性信贷、商业信贷、合作信贷和正常民间借贷相结合的农村信贷体系。不断强化政策性信贷职能,鼓励商业信贷,规范合作信贷,引导农村民间借贷健康发展,使农村信贷机构的整体服务功能与“三农”的需求相适应。必须对政策性信贷、商业信贷、合作信贷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调整,大力发展农村政策性信贷业务,建立财政政策补偿信贷,信贷扶植农村经济的机制。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引导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从而,使农村信贷机构的整体服务功能得到强化,真正担当起为“三农”提供信贷支持的重任,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缓解“三农”贷款难的压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第八章,相关问题研究。构建一个完善的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信贷体系,需要解决一些相关的问题。首先,社会其他组织,特别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必须努力创造和改善信用社及其它涉农信贷组织的经营环境,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信贷组织提供更有利的发展空间。其次,要建立农村信贷风险转移机制,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业务,为信贷支持“三农”发展提供保障,减轻信贷机构的风险压力,培育好的经营环境,形成保险、信贷、农村经济的良性循环。第三,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特别是提高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水平,以增强农业和农村对抗风险和承受风险的能力,从而为信贷支农提供合适的、强壮的载体,增加农村信贷机构提供信贷支持的动力。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1.提出“两个循环”的见解。一是农业资金使用成本高,而农业的比较效益低,经营风险高,容易形成“高风险-高收益-高利率-高成本-高风险”的恶性循环。二是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形成良性循环:通过农业保险改善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地位,使农村信贷组织增加信贷投入,减小信贷供求缺口,促进农业生产扩大规模、提高集约化生产水平和降低农业资金融通成本,从而形成农业保险作保障、信贷支持作动力的格局,形成“保险转移风险-信贷加大投入-农业不断发展-风险承受能力增强-保险增加收入”的良性循环,不断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2.提出“劣户驱逐良户”的见解。农村信贷客户大多数分散、规模小,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农村信贷机构很难辨别“良户”和“劣户”,有可能出现“劣户”充斥农村信贷市场,“良户”因贷款利率高而不容易得到贷款的现象。

3.农村信贷资金数据统计更全面。在分析农村信贷资金时,将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有关农业和农村的一切贷款都统计在内,克服了以往只考察农业贷款或乡镇企业贷款数据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4.提出多样化需求需要多样化信贷服务的观点。我国经济发展不仅在时间上有差异性,在空间上也呈现较强的差异性,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十分明显。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西南北差异较大,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不同农户间差异很大,不同企业间差异很大,对信贷资金也表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不同需求,需要多样化的信贷服务。

5.提出构建我国农村信贷体系的目标和原则。构建目标是将我国农村信贷体系构建成功能完善、分工合理、竞争适度、发展持续、产权明晰和监管有效的农村信贷体系;构建我国农村信贷体系要坚持有效性、渐进性、多元化、政策扶持和进退有序五项原则。

6.提出农村信贷运作要遵循市场原则。不论政策性信贷,商业信贷,还是合作信贷,都要在经营上应坚持市场原则,使贷款收益能够覆盖风险和成本,其发展才能具有可持续性;对农村政策性信贷业务,提出了可以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承办政策性信贷业务的机构的设想。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是一种以正规性金融为主导、非正规性金融为补充的体系结构,正规与非正规金融互为补充,共同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服务。

(一)正规金融机构及其主要职责

1.中国农业银行:支持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既经营商业性业务,又经营政策性业务,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开始进行商业化改革。

2.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

3.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唯一一个与农业农户具有直接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向农村和农业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核心力量。

4.农村邮政储蓄:吸收储蓄,再把储蓄资金转存入中央银行,开展存贷业务。

(二)民间金融形式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指农村中非法定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农户之间或农户与农村企业主之间的直接融资。目前,我国的民间金融主要有三种形式:

1.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如企业相互融资、企业非法集资等);

2.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金融会,属于互助资金性质;

3.政府没有认可的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如私人钱庄、典当行、基金会等。

二、我国农村金融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虽然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已经达到温饱,正在向小康迈进,但GDP的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与大城镇的经济发展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农村金融体系未能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其自身发展还存在诸多缺陷和问题,造成了农村资金匮乏,使其不能充分发挥潜在优势。

(一)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单一,金融机构匮乏

目前,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已形成了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驾马车”共存的局面。但是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其业务经营范围十分单一,专门行使粮、棉、油收购贷款资金的封闭管理,业务空间日益狭小;本来“重农”的农业银行将竞争视角从农村转向城市,农村网点大量撤并,人员锐减,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上投入相对较少。因此支持“三农”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农村信用社身上,使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更为单一。

(二)农村信用社包袱沉重,力不从心

由于农村信用社多年积累的历史问题较多,又受到资金规模、硬件设施、业务品种、结算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普遍存在资产质量不高、经济效益欠佳和人员素质欠缺等问题,肩负的职责与自身的能力不相匹配,致使农村信用社在支持“三农”经济发展过程中力不从心。

(三)农村金融机构资金外流严重,金融机构撤离加剧

农村政府指导下的政策银行,众多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保险,邮政储蓄等等机构更多的成为名义上支持农村建设的机构,这些机构更多的将农村资金流向上级城市,正式的金融机构实质上并未履行农村金融资金供给的责任。除此之外,大量国有商业银行纷纷从农村金融体系中撤离,据不完全统计,国有商业银行撤并机构达到4万个。农村金融机构中有限资金的外流加之国有商业银行的纷纷撤离给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四)农村贷款利率偏高,利息负担较重

目前,农村金融贷款利率偏高,加重了农民的贷款利息负担。尽管中央规定了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的区间,但由于农村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在利益机制的驱使下,其贷款利率不但不可能下浮,而且也不愿意低浮,使农民贷款优而不惠。

(五)非正规性金融服务活跃但问题突出

与农村中正规性的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相比,农村中非正规性金融服务非常活跃,主要是民间的、地下的借贷需求增加,规模不断增大。这些金融服务虽然一定程度上起到优化资源配置、便利交易、补充农村正规金融服务的作用,但是,这些金融活动风险大、利率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影响了正常的金融只需,加剧了农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六)农业保险发展滞后

农业是高风险的产业,我国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当前我国农村保险业发展滞后,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对风险控制的需求。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特征,加上不可预测因素多,预期收益低,与保险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相左,各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农业领域,积极性低。

(七)农村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不足

当前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不足,大多数由政府全部或部分出资,而且在运营中多靠政府扶持。支农力度不够,在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经济活动等方面作用较少,对农户、个体工商户、涉农民营企业支持也有限。

(八)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发放难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小额农户贷款对于急需脱贫致富的农民群众无疑是雪中送炭,但农村金融机构却很难发放。主要原因,一是一些农民信用观念淡薄,逃废债务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二是小额农贷业务量超常,放贷成本高;三是清收手段脆弱,致使很难使用依法、强制扣款、变卖资产等手段清收贷款;四是农民风险防范能力弱,受社会、自然、市场条件的影响很大,小额农贷风险很大。

三、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策及建议

(一)发展多种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引导金融机构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尽可能地发展多层次的网点。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适当发展农村互金融组织和互担保组织,逐步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二)继续推动和不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强其合作金融功能

积极拓宽农村信用社信贷支农渠道,加大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涉农产业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大力开展和开发农村信用社的中间业务,提高盈利水平。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造。

(三)加速推进农业担保和保险业务,分散和降低农业风险

适当降低担保机构设立门槛,鼓励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开发农产品期货新品种,鼓励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进入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的信贷市场、保险市场、期货市场,建立功能完备、分工合作、竞争适度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四)建立农村利率定价机制,降低农民贷款成本

制定符合农村信贷资金供求特点的利率管理政策,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等支农贷款要实行优惠利率,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农民收益。建立科学、合理的贷款利率定价机制。增加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优惠贷款利率,以降低农村居民特别是偏远落后地区农村居民的融资成本。

(五)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

利用政策扶持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对农村金融组织要执行有差别的监管政策。通过财政补贴、担保或税收减免等措施促使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信贷投入,实行支持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税收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经营。

四、总结

农村金融作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尽管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不高,农村金融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和问题,但是,通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民自身各方面的调整,农村金融体系一定会逐步完善与健全,将会为我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张贞,肖庆业.农村金融服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老区建设,2008:19-20.

[2]申维娜,孟彦军.我国农村金融现状与改革思路浅析.当代经济,2009.2:86-87.

[3]李旭东.农村金融的现状以及原因探究.金融保险,2009.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金融从无到有,日趋完善与发展,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配套的农村金融体系。这一体系以正轨金融为主导、非正规金融为补充。但是由于现今城乡差距大、农民收入低等问题依然突出,使得我国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存在许多缺陷和固有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将推进农村金融发展提到了相当的高度,提出深化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必要前提,国家开始有步骤的逐步大力支持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本文从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和现状出发,分析了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诸多缺陷和问题,指出了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农产品价格自1997年以来出现连年下降,从而导致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也出现连续4年的持续下降。1997年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4.5%,1998年下降8%,根据当年农村住户调查的资料反映,1998年农民出售的15种主要农产品中有12个品种的价格下降,而肉类价格跌幅最大,达12.7%。1999年情况更加严峻,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12.2%,创改革以来最大跌幅。统计的11种主要农产品价格,除木材上升1.4%外,其余10类农产品价格均出现大幅度下降。从农产品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所反映的情况更加严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2002)。2000年和2001年农产品价格虽然略有好转但尚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价格下降的颓势。

中国农业发展中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总体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大宗农产品总体上缺乏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却是众多的农产品过剩和农产品价格的持续

表11994~2000年主要农产品价格指数(%)(上年=1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0年。

走低。中央政府自1998年以来连续几年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积极支持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农民种植适合市场需求的优质农产品,淘汰过剩的和低品质的、以满足温饱为主要生产目的的农产品生产。这些政策在一些地区和部分产品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针对9亿多农民为仅3亿多城镇人口生产农产品的基本局面,农产品的过剩将是难以扭转。这一轮农产品价格下跌,就是由于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与城市人口农产品消费增长缓慢的矛盾加剧所造成的,是因为农产品收入弹性过低的缘故。据专家测算,200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6年增加了1441.1元,但这4年中城镇居民人均用于食品的开支只增加了53.6元,食品的收入弹性系数不足0.04,意味着在此阶段,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用于食品的开支只增加不到4分钱,还包括在外用餐费用的增加(陈锡文,2002)。更值得关注的是,城镇居民1999年人均购买粮食比1996年下降近10公斤,鲜菜下降4公斤多,猪肉下降近2公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考虑到3亿多城镇人口中还有大约1亿多非农业人口是生活在县和县以下,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大中城市更低,因此鼓励农民进行优质农产品生产的政策所起作用的程度和范围也会是非常有限的。由于农产品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很低,当前农产品的过剩是商品农产品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的过剩,是大量人口滞留于农村所致。(二)众多乡村人口与农民收入

“九五”期间,我国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逐年递减: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为9.0%,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仅为2.1%。在“九五”后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3.4%,尚不及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7.2%的1/2。在目前的统计中,农民纯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报酬收入、家庭经营农业(农、林、牧、渔)收入、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和财产性收入四个部分。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701元,比上年增加71元,增长11.2%,是纯收入增量的165%,如果加上农户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338元,则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达1039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6%。工资和非农经营收入的增量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的208.3%。通过上述对农民收入特征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乡镇企业及农民外出打工等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主要支撑。尽管2001年农民收入增长有所回升,达到了4.2%的增长速度,但是收入的来源构成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同时与城市收入的增长速度相比仍然相差悬殊。

显然,众多的乡村人口是当前农民实现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障碍。从中长期看,继续依靠政府提高大宗农产品收购价格来增加农民农业经营的收入,已经难以适应目前的体制环境和市场环境。而大规模的商品农产品生产由于土地规模的限制,也不能对所有农民的收入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人多地少构成了农户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基本约束。在此约束之下,非农业人口或城镇居民及整个国民经济所能够承受的农产品价格水平与农民农业经营收入的增长将是一对很大的矛盾。依靠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攀升来提高农业经营者的收入,以使其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体已经不会成为常态(陈剑波,2001)。

此外,长期维持相当大比例的乡村人口对整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还更加复杂,比如农业生产规模与效率的问题、生态和环境破坏问题、农产品加工工业发展过慢的问题(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一直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极大重视,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与如此巨大的农业部门相比还很不相称。显然这与能够消费农产品制成品的市场规模(城市人口规模)密切相关)等等,显然解决中国乡村人口的非农化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县域中小工商业受到抑制,劳动力流动缺乏政策支持

县和县以下中小型工商业发展应该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它将为乡村人口的迁移做出重大的贡献。我们过去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的小城镇发展较为缓慢,除了各种体制的约束之外,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工业化和市场化严重不足。而没有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化的进程是难以顺利演进的。

近年来,作为县域内解决乡村人口非农就业主体的乡镇企业增长减缓,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受阻、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重要因素之一。2000年乡镇企业个数比上年减少50万家,增加值为27300亿元,比上年仅增长10%,几乎为有史以来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而整个“九五”期间乡镇企业13.6%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是历史上最低的水平。2000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为12700万人,与上年持平,基本中止了就业人数下滑的趋势。2000年乡镇企业增加值的增加额已经占GDP增加额的37%,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54.9%提高到2000年的63.6%。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中获得的工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95年的30%上升到2000年的34.5%。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居住着10亿多人口的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近年来乡镇企业增长幅度的下滑已经对县域经济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乡镇企业发展受阻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乡村人口迁移的进程。

经历了20年来的改革开放,多数的县域经济已经脱离了仅仅依靠农业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乡镇企业或微型、中小型工商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目前,县域内微型与中小型工商业的发展受到金融和税收体制两个方面的抑制。在当前的税收体制下,县乡政府极难从工商业发展中获得充足的税源,因此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资者都严重缺乏大力推动中小型工商业发展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也缺乏相应的扶持和支持政策,无法降低中小型工商业的私人投资的进入“门坎”。

当前乡镇企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融资问题无法解决,表现在:第一,缺乏股权融资渠道,内部融资比例高。乡镇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或通过集资进行大量的股权融资,但由于没有可交易的市场,企业职工手中持有的股权不具有流动性,这样一方面企业股权持有者承担着无限风险,另一方面也妨碍了企业以此方式进一步融资的能力,致使企业无法降低负债比率,改善资本结构。第二,债务融资渠道单一且存在很多问题。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长期以来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是债务融资,而债务融资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第三,中小企业债务融资信用普遍不足。第四,缺乏为中小企业投资决策和经营管理提供咨询和政府相应的服务机构,造成投资失败率过高。

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受到制约,也由于其就地转移劳动力的高昂成本,造成乡镇企业的发展减缓。其直接的后果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缓和城镇化步伐的减慢。“九五”前4年城镇化平均每年仅增加0.46%,比整个改革时期的平均0.6%还低。

在乡镇企业发展减缓,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受阻的情况下,农村展开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自发流动。开始了一个迂回曲折的城镇化的过程,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个进程中,如何进行战略的选择。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存在激烈的争论:其焦点问题是让流动的乡村人口是停留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是应该叫城市化还是城镇化。这一争论的核心,是让农民抛弃土地彻底断其后再到城市谋生,还是保持目前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土地制度——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季节性的流动。显然目前的农民季节性流动就业的模式将使乡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平滑,成本更低,也更有利于降低乡村居民城镇化的门坎。

事实上,尽管政策对于农民自己选择的流动就业模式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支持,尽管农民季节性流动还存在诸如户口、就业限制、福利保障、权益保障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农民的自发流动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转移不可阻挡的趋势,每年估计的流动数量大约在0.8~1亿人左右。同时,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所以还能够保持低速增长,与农民的大规模季节性流动就业密不可分。

三、金融抑制和萎缩使县域经济发展成为无源之水

(一)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储蓄信贷市场且贷款连年下降

改革20多年来,中国信贷机构的垄断地位基本没有动摇,始终维持一个70%左右的市场份额。这对于中央政府通过直接动员信贷资源支持城市和国有部门提供了极大便利。与国家银行在信贷市场的垄断地位相对照,贷款增长速度的下降令人吃惊。1997年国家银行的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了25.05%,但随后的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下降为15%和8%。

表2国有银行存贷款占全国的比致

注:国有银行包括:政策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4~2000年。

(二)金融资源大幅度向城市及国有企业集中

中国人民银行监测的5000户企业,虽然从1998年开始,大型企业的银行借款增幅下降,2000年起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分别下降8.2%和10.1%,但是实际的占有金融资源的比例仍然是非常高的。

表31999年国有企业占有资金情况

资料来源:马洪、王梦奎,2000。

表3的数据证明了国有部门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所具有的优先地位,金融资源向国有部门的倾斜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此外据抽样调查,2000年底全国省会(区府)和副省级城市的贷款余额占全国贷款余额近40%,是当年新增贷款的46%(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1/11/1)。这充分说明1994年以后信贷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

对于这样一种金融资源的配置格局,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资本市场作用的结果,是资本逐利本性所致。但问题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鉴于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中的绝对垄断地位,而国有独资的性质又使国有商业银行易于遭受行政干预,在这样情况下强烈的城市化的资金配置格局,很难说仅仅是由于市场竞争而导致的资金流动,也就是说不完全是竞争促使资本寻求更高收益而出现的配置格局。这一配置格局的出现是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阶段密切相关。在这一阶段,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市场主导了整个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比如,大量的金融资源配置到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说明目前的城市化倾向的资本配置格局,是与市场充分竞争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本性并不完全相干。

(三)县域内承受着严重的通货紧缩和信贷紧缩

对是否存在通货紧缩有许多争议(周骏等,2001;王宝清,2001)。目前的紧缩是一种结构性的紧缩,而非全面紧缩。城市部门,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并没有特别感受到这种紧缩,而县及县以下的经济主体才是这种紧缩的对象。这种紧缩的直接后果是县域内以解决就业为主的中小型工商业、乡镇企业出现衰退并由此带来县域经济的衰退、农民收入下降及县乡政府税源枯竭。根据有关学者从全国总体的情况测算,1994~1998年间仅财政系统的净流出平均每年大约在1000亿元左右,而金融系统中不仅存贷差日渐扩大,而且每年从金融系统中流出资金大约在500~600亿元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0)。从县域内部的情况看更加严重。一是县域内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基本没有放款权利,县域内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在1997年以后对县域内经济主体的贷款增加很少。二是尽管金融机构中农业与乡镇企业贷款与农业和农户的存款(不含乡镇企业)在金融机构的全部存贷款所占的比例几乎相同(农村存款在1996~2000年间基本保持在12~13%的水平,而贷款保持在11%的水平),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却可以看出全面统计所掩盖的一些问题。第一,在1996~2000年间信用社占据了整个农村信贷市场的65~70%的份额。第二,国有商业银行对农村的放款主要是集中在大型基础设施、国债配套资金和生态建设的贷款等大型项目,而对迫切需要提供金融服务的农业生产和中小型工商业活动却处于全面紧缩的状态。1999年全国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的贷款比1998年增加581亿元,占当年全部贷款增加额的8%(值得说明的是,乡镇企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GDP30%以上,吸收的就业是国有部门80%以上),同年信用社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增加额为386亿元,占全部乡镇企业贷款增加额的66.4%。2000年全部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的贷款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101亿元,而同年农村信用社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却增加了361亿元(《中国金融年鉴》,2000,2001)。

仅观察全面的统计数据,难以清楚地看到农村中所普遍存在的货币和信贷的严重双重紧缩的。从运行的情况

表4乡镇企业和农业贷款(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资讯行数据库();《中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情况统计》1998~2000。

看,县及县以下正在承受严重的通货和信贷紧缩,表现在:

1.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不贷款,造成每年上千亿元的资金直接上存中央银行。

2.农村合作基金会清理——农村短缺近3000亿资金,不仅影响了县域内中小型工商业的发展,兑付农民存款的责任直接由县乡两级政府负担,对本身已经债务缠身的县乡政府无疑是雪上加霜。

3.国有商业银行大量减少县及县以下基层机构,贷款审批权限上收。全国已经削减1万多个银行分理处和营业网点,裁员11万人(戴相龙,2001)。

4.农村信用社负担过重,难以全面支持农村发展。农村信用社以占全部金融机构12%左右的储蓄存款余额支撑着60~70%的农业贷款和70~75%的乡镇企业贷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2),但是鉴于当前农村信用社的产权问题、管理体制问题及沉重的历史包袱(累计亏损与不良资产),对于承担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已独木难支。

5.民间信贷活跃,但缺乏规范。由于正规金融难以满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民间借贷和高利贷十分活跃。据对15省24个县市41个村的调查,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温铁军,2001),温州民间高利贷的利息达到每月1~3%。由于民间信贷缺乏正式的法律地位,因此也缺乏管理和引导,难以真正在信贷市场上正常发挥作用。

四、消除贫困与西部大开发:经济发展的长期任务

(一)关于新的扶贫战略

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0年的3%(这是依据中国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标准的计算(以1985年购买力平价不变价格为0.66美元/天)。为比较国家间的贫困状况,世界银行提出了每天1美元(1985年购买力平价不变价格)的贫困线标准。世界银行在1998年的估计中认为当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如果依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应该为1.06亿,比官方当年4200万贫困人口的估计要高出1倍多(世界银行国别报告,2001)。无论估计的标准如何,中国仍然面临十分艰巨的消除贫困的任务)。

根据中国政府新世纪的扶贫战略,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一是尽快解决3000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二是帮助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巩固的贫困人口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稳定脱贫。与“八七”扶贫攻坚相比,这不但意味着对象更广了(约占农村总人口的10%),而且任务加重了,即包括解决温饱和实现稳定脱贫两大任务。扶贫的基本方针则不是简单地解决温饱,或者是生产足够的食物问题,而必须做到综合开发和坚持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到资源配置和开发与生态建设紧密结合。

实现新的扶贫目标并非仅仅是简单的资本投入问题。尽管在新的扶贫战略中政府在贫困目标的瞄准机制、扶贫内容等等进行了许多重大的调整,但是贫困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将越来越成为贫困工作中的重点内容。因为目前尚未脱贫的3000万贫困人口中,主要的制约是生态和自然条件,这些人口的脱贫仅依靠发展当地的农牧业生产不仅可能导致新的生态破坏,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移民和促进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应成为实现新的扶贫战略的重点内容。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的问题

2000年,国家安排在西部地区新开工10个重大项目,项目总投资1000多亿元。2001年,国家又在西部地区新开工了一批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2000多亿元。

近两年来,与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国有商业银行在西部开发的战略指导下,投入了大量的财政和信贷资金。但是这些投入效果如何还值得进一步探讨。目前通过国债资金大量投入到公路、铁路、机场、大中型水利设施项目、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的资本,对于西部地区的农村发展究竟产生的作用有多大?能否解决目前西部农村地区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

西部大开发战略既不能在短期内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引擎,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西部农村地区面临的一些最为紧迫的问题。显然,将此战略作为资金投入的战略重点,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和西部农村经济的发展是远水不解近渴。

五、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问题

中央政府近年来对农民负担问题一直十分重视,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减轻农民的负担。从实施的效果来看,这些措施对抑制农民负担恶性上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达到制止农民负担增加。据农业部统计,2000年全国农民直接负担的税费共1778.9亿元,平均每个农民负担199元。其中,各种税92元,“三提五统”66元,“两工”和以资代劳6元,集资等各种社会负担30多元,与1999年相比增长了3.3%。

中央2000年提出了税费改革方案并在安徽进行试点。从安徽省的情况看,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效果是明显的,人均负担下降了30%。税费改革虽然达到了使农民减负的目的,但同时使乡镇政府和村一级组织收入减少,使县、乡、村机构正常行政能力受到影响。

税费改革、农民减负与县乡财政状况紧密相连,没有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的改善,农民减负就难以完全实现,税费改革就缺乏推进的基础。我国户口在县和县以下的人口10亿多,其中农业人口9.2亿,在县城和建制镇的人口有1.7亿。我国现有2109个县级财政、4.6万多个乡镇财政,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1.34万亿元,其中中央占51%,省级10%,地市17%,县乡两级共计20%多。而全国财政负担的人员总量中,由县乡财政负担的比重约为70%左右。如果不能改变20%的财政收入负担70%人员费用的状况,不仅农民负担无法得以完全减轻,同时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直接面对农民、行政事务最为繁杂、作为政权基础的县乡两级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是最少的。农民负担的问题并非简单的基层政府收费多少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如何促进县域内的经济发展和整个基层财政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六、进入WTO之后的农业和农村

(一)农产品贸易问题

根据有关研究,中国的农产品中,粮食产品只有稻谷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而糖料、园艺、畜产品、烤烟等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程国强,2001),相应地,有关学者对加入WTO后,利用相关的模型对在贸易自由化情况下中国农产品贸易对各种农产品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黄季焜,2001)。这些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及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作用。从短期看,贸易对于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

1.贸易的冲击仅限于一定的区域和特定的品种

许多人对于国外农产品的进入十分担心,认为有可能带来数千万农民的失业。这种担心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依据。首先是粮食产品的商品率一般在30%左右。对于小规模农户的生产来说,特别是以生产粮食作物为主的农户而言,贸易本身不会对农民收入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贸易可能的影响只是针对商品率较高生产较为集中的个别品种(比如棉花、大豆、部分水果等)、个别地区(如黑龙江、吉林等大豆、玉米主产区)的农民收入影响较大。

就我国目前情况看,小麦生产的大省是河南,占到全国生产量的22.4%,山东排第二位,为18.67%,河北为12.12%,其余省份均没有超过全国产量的10%。稻谷产量占全国比例最高的是湖南省,为13.84%,河南为10.14%,其余省没有超过10%,大豆生产黑龙江一个省就占了全国产量的近30%,而新疆的棉花则超过了全国的1/3,广西的糖料占到全国的近40%(国家统计局,2001)。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计算,黑龙江等九个省农民销售大宗农产品的现金收入仍然是家庭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分别达到63.33%、54.48%、39.23%、33.27%。显然,如果不能很好地调整农业生产和经营战略,这些地区的农民将遭受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直接冲击。

2.主要农产品进口的配额数量并不大

根据相关研究,即使2002年粮食全部进口配额用完,进口玉米、小麦、大米的数量分别占2001/2000粮食市场年度总消费量的4.57%、7.34%、2.9%,而以2004年的配额量计算,进口粮食总量也仅占2001/2000年度中国粮食消费的6.02%。因此,从粮食安全角度来看,目前的配额并不会对中国的大宗农产品的生产带来重大威胁。

从积极的方面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会对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发育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加快完善全国的市场体系建设和分别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地区情况来确定农业发展的战略将是我们未来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补贴政策:补产业还是补人口

加入WTO之后,另外一个十分值得重视、也是在中国的学者中讨论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如何利用相关的扶持政策来扶持中国的农业发展问题。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一是要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眼光谋划新农保,提高对农村养老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这主要指各级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对农村养老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决不能将养老仍然看成是一家一户自己的事情。老龄化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家庭养老势单力薄,难以为继。据统计,目前我国老年人口达到1.4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200万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11%。可以想象,如果不从现在起给农民进行物质积累,再过二、三十年,农民的养老问题可能成为威胁农村社会安定的头号问题。“银潮”不仅仅会冲击城镇,更将猛烈地冲击社保基础相对薄弱的农村。如何防止农村老年人陷入贫困,“防洪”比贫困到来后的“抢险”更加重要。我们必须对此有应足够清醒的认识。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重大意义、存在问题、潜在危机,万万不可持无关紧要的态度,消除长久以来人们在思想认识层面上对农村养老问题的片面认识。

二是从农村人口的实际情况出发,改变传统养老观念,适应新条件下养老机制的转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养老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养老观念需要随之转变。其一,改变完全依靠后代养老的观念,树立多方式多渠道的养老观念,包括依靠社区、依靠个人、依靠土地等等,这样可以减轻家庭养老的压力;其二,改变只有儿子才能养老的观念,打破赡养责任中的性别划分,使女儿和儿子共同承担养老的责任;其三,改变合居才养老、分居则不管的观念。合居、分居只是各自方便的需要,并不改变责任义务关系。子女要一如既往地尊敬和赡养父母老人。此外,应进一步强化青少年一代的尊老爱老意识,努力维持家庭养老制度,为迎接老龄化的更大冲击创造雄厚的人力资源条件。

二、正确界定参保范围是建立新农保的基础

《指导意见》规定: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均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新农保。新农保强调以政策的优惠吸引农村适龄居民自愿参保,不搞强迫命令。农村居民如果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比如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原则上不参加新农保;农村居民已经参加新农保,又进城务工按规定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可以停止缴纳新农保保险费,新农保个人账户予以保留;农村居民因就业和居住等情况变化,在不同阶段参加了多种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将制定有关衔接政策,保障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权益。

对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参加新农保,应由本人自愿提出申请,并逐年确认缴费档次。目前,一部分农村居民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享受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农村五保供养、社会优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等待遇,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在不降低标准、不损害农村居民既得利益的原则下,妥善做好新农保与这些制度、政策的衔接工作,以确保新保的广覆盖。

三、合理筹集养老资金是建立新农保的关键

资金问题是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关键问题,资金缺乏也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的关键原因。《指导意见》规定: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应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三部分构成。

个人缴费是新农保资金筹措的重要来源

新农保是一项社会保险制度,不同于济贫扶困的社会救助制度,实行权利与义务相适应的原则,个人缴费是享受待遇的前提条件。除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经年满60周岁的农村老年居民外,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居民应当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指导意见》规定缴费标准目前设为一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个人缴费目前设100元至500元5个档次,地方政府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增设档次,由农民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缴费。100元大体相当于去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多一点,适合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500元大体相当于去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但在发达地区只相当于5%—6%,可供收入较高的农民选择。地方政府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既可以向低增设,也可以向高增设。农村居民自愿选择、自主缴费,原则上每年缴费一次,可以根据不同年份的收入情况选择不同的缴费档次。地方政府可以制定适当激励政策,引导有条件的中青年农民选择较高标准缴费、长期缴费,以提高自己将来的养老金水平。国家依据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等情况适时调整缴费档次。

政府补贴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筹措的可靠保证

新农保最大的特色,是政府对农村居民参保给予补贴。政府补贴分为两部分:一是政府对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贴,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补助一半;二是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以利于调动农民参保积极性、帮助困难群众参保,并增加个人账户积累。地方政府补贴标准每人每年不低于30元;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可给予适当鼓励;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地方政府应代其缴纳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

“中央和地方都将加大新农保的投入力度,既补‘入口’,又补‘出口’。”所谓“补入口”,就是在农民参保缴费环节给予财政补助;所谓“补出口”,就是在新农保养老金待遇支付环节给予财政补助。中央财政主要负责“补出口”,即对国务院统一确定的基础养老金部分,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补助基数每人每月55元,即每年660元。

地方财政补助政策分“补入口”和“补出口”两部分。“补入口”方面,具体有三项政策:一是对农村居民个人缴费每人每年至少补30元,都计入其个人账户,作为将来计发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数。二是地方财政按照“多缴多补”的原则,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给予适当鼓励。三是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地方财政代其缴纳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也计入个人账户。“这样规定,可以有效地解决试点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和政府财力水平差异较大的矛盾”。“补出口”也有三种情况:一是对国务院统一确定的基础养老金部分,东部地区需安排50%的补助资金。二是地方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三是对缴费超过一定年限的,地方政府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

集体补助是新农保资金筹措的必要补充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为其成员所共有,村集体有责任为本村农村居民养老保障提供经济支持。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民主确定。鼓励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和个人,特别是村集体经济改制后的经济组织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

四、保证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是建立新农保的终极目标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能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是目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否落到实处的关键。年满60周岁、未按月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村老年人,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未按月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缴费,可以直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所需费用全部由政府财政支付;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这是家庭养老传统和相关法律规定在新农保政策中的体现。子女参保缴费记入本人的个人账户,用于自己未来的养老金支付,而不是用于父母。

新农保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支付终身。

一是基础养老金。可按月支付,同一地区每位符合条件的农村老年人按同样标准领取。目前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对长期缴费的参保农村居民,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提高和加发部分的资金由地方政府支出。国家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基础养老金水平。

二是个人账户养老金。可按月支付,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139。这是根据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平均存活期计算出的经验系数。该算法也与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算法相同,这有利于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养老金权益转换衔接。例如:若个人缴费选择每年300元档次,地方政府每年补贴50元,缴费30年,平均年利率为3%,到60周岁时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为16651元,除以139,每月个人账户养老金120元。

符合条件的农村老年人领取养老金待遇,由本人提出或其直系亲属代为提出申请,每年对待遇领取条件和标准进行核定。行政村可以指定人员为村民代办参保或申领手续,但必须经当事人签章确认,且不得收取任何手续费。乡镇经办机构会同公安派出所审核参保、领取人的户籍、年龄、生存等情况,县级经办机构核定,并发给参保人参保缴费证明(证、卡)。

经办机构要认真记录农村居民参保缴费和领取待遇情况,建立参保档案,长期妥善保存。建立全国统一的新农保信息管理系统,并纳入社会保障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逐步实现省级、中央集中数据管理。在信息化管理初期,纸质档案、电子档案要同时建立。要大力推行社会保障卡,方便参保人持卡缴费、领取待遇和查询本人参保信息。

参保人死亡,无论是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还是尚未开始领取养老金,其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余额,包括个人缴费、集体补助等资金,可以依法继承;但政府补贴的资金是从公共财政支出的,而且是用于参保农民个人养老保障的补贴,因此这部分余额不能继承,继续用于其它长寿老年人的养老金支付,体现社会互济原则。

五、加强资金的管理与监督是建立新农保的可靠保障

新农保基金是农村居民的“养命钱”,要把确保基金安全放在第一位。由于新农保尚处于试点阶段,社会保障主要项目的法律、法规不健全,还没有一套规范的操作方法。为确保新农保基金安全和合理使用,无论是政府补贴、个人缴费还是集体补助和其他社会经济组织资助,全部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核算;新农保各项养老金待遇均从新农保基金中列支。新农保经办机构工作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和有关经费支出标准合理安排,纳入财政预算,不得从新农保基金中提取。全国统一的新农保基金财务会计制度,将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在此之前,试点县(市、区、旗)要按照国家现行社会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做好新农保基金的财务管理工作。

新农保基金按有关规定实现保值增值。如何管理和运作好筹集到的新农保资金,使其能够保值增值,是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管理的一大难题。如果将资金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不仅是资金的极大浪费,而且也难以保证资金的收支平衡。要做好资金的保值增值工作,通常的做法是将资金投入经营活动,用于各种形式的投资,如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家、地方政府部门发放的债券、投资国家重点工程、开办工厂、矿山等各种经济实体,委托投资公司进行投资,收取委托租金,等等。总之,在保证资金专款专用的前提下,在充分考虑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合法渠道进行周转实现其保值增值。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加强新农保基金的管理,制定完善新农保各项业务管理规章制度,规范业务程序,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基金稽核制度,对基金的筹集、上解、划拨、发放进行监控和定期检查,并定期披露新农保基金筹集和支付信息,做到公开透明,保证领取养老金人数的精确管理和动态管理,加强社会监督。财政、监察、审计部门按各自职责实施监督,严禁挤占挪用,确保基金安全。公安、计划生育等部门提供和核对农村居民户籍、年龄、家庭关系等相关数据信息。试点地区新农保经办机构和村民委员会每年在行政村范围内对参保人缴费和待遇领取资格进行公示,通过群众监督,纠正和防止伪造年龄、冒领待遇等行为。除此之外,还应设立社会监督机制及新闻媒体监督机制等。

摘要: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两千多年始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鳏寡孤独、老弱病残都不能免于劳作的中国农民来说,是特大喜事。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正确界定参保范围,合理筹集养老资金,保证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并加强资金的管理与监督,确保党的这一民生政策落到实处。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在交易视角下,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只有真正具备农村金融交易的条件,并且这些条件能确保农村金融交易达到一定的规模,市场自然会诱导出相应的农村金融机构。相反,如果忽视农村金融交易的条件,人为地向农村经济系统强行输入某种新的农村金融机构,不仅不会带来农村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反而可能使这种农村金融机构陷入运转困境。由此可见,农村金融组织规模是农村经济活动规模的函数,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农村金融交易的专业化供给主体,其本身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并不必然与农村金融发展相对应,也就是说,农村金融机构存在的价值在于其农村金融功能的发挥。因此,农村资金融通只是农村金融外在形式的概括,而非农村金融本质属性。农村金融不论其数量、规模、现代化程度以及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如何,其本质都是信用关系制度化的产物,是不同产权主体基于信息、信任、信誉和制度约束基础上的信用交易活动,它通过信用工具将分散资金集中有偿使用,以实现规模经济,并通过组织这些活动的制度安排构成经济系统及其运动形式。农村金融系统是由资金的流出和流入方,连接二者的农村金融中介机构和农村金融市场,以及对其进行管理的中央银行和其它农村金融监管机构及其运行制度和机制共同构成的。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实质是农村金融交易不足的问题,更进一步讲,是农村金融交易条件不足的问题。基于交易视角,农村金融形态的变迁应该内生于农村经济发展,只是其功能的实现形式。因此,农村金融的概念内涵在功能意义上表现为:

(一)农村金融是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功能的金融。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的金融,在功能范式的认知框架下,是指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相对应、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功能的金融,而不是被人为认定农村身份,或只为农业生产提供信贷服务的农业金融,或仅在农业和农村领域为自身需要而开展业务活动的地理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机构及其组织体系。只有那些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交易需求,在分工和交换体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组织体系才属于农村金融的范畴,即农村金融的交易功能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和组织体系的形态,而不是相反。农村金融的有效性不在于其机构的多少、规模的大小和现代化程度的高低,而在于其功能的发挥程度。

(二)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与整体金融的交叉系统。农村金融从属于农村经济系统,研究农村经济问题应包括农村金融,研究农村金融问题,要考虑农村经济的影响;同时,农村金融又属于金融范畴,是整体金融系统中的一个单元,研究金融问题不能回避农村金融。同样,研究农村金融问题,不能不考虑整体金融的影响,农村金融系统运动既是金融系统运动的一部分,又是农村经济系统的一部分;既具有金融的一般特征,又具有与农村经济需求相一致的独特形态,是宏观经济环境下农村经济与整体金融双重作用的结果。

(三)农村金融是内部功能和结构复杂多样的系统,农村金融的内涵既要从理论层面上根据整体金融状况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来理解,又要从现实层面上根据农村金融的现实状态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来理解。在理论上,农村金融应当包含一系列内涵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储蓄、信贷、结算、保险、投资、理财、信托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金融组织体系,或者说和整体金融应该是保持一致的组织体系。在现实上,农村金融则是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具有自身特点的不断演化的动态结构。

二、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分析

分析农村金融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由特殊主义信用向普遍主义信用的发展,实体经济中规模经济的存在和经济主体对规模收益的追求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前提;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任、由信任产生的信用、持续信用形成的信誉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根本;减少农村金融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农村金融交易风险和农村金融交易成本的制度,是农村金融发展的保证。农村金融发展归根到底是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

在把握农村金融发展制度属性的基础上,还必须结合农村金融的功能、特征和所处的外部环境,从功能范式意义上理解农村金融发展。

(一)农村金融发展的目标在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金融作为促进资本形成的重要方式,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农村金融发展就是要通过减少农业生产者的借贷成本,提供足够资金,改善其生产和生活条件;通过为其使用现代化技术提供资金支持,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通过为其分散存在于生产和经营等过程中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以增进其农村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二)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以政府行为的有效性为前提。农村金融需求往往因正规金融供给短缺和非正规金融成本过高而难以满足,农村金融交易的自我扩张动力不足,农村金融发展的市场机制失灵。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将处于低水平的均衡,进而进入相互抑制的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必须介入农村金融发展,使之超出金融交易的扩张的一般内涵。无疑,政府干预对早期的农村金融发展,尤其是重建并迅速发展农村金融组织十分有效。但金融展开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以及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看不见的脚,必然使政府对金融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出现对金融发展的过度干预,进而越来越阻碍着农村金融发展,使农村金融发展因缺少有效的市场制度而停滞。因此,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以政府行为的有效性为前提。

参考文献:

[1]冉光和.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曾康霖.金融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摘要:试图在分析当前农村金融理论和实践基础上,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从交易视角重构功能意义的“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概念内涵,深化对“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的认识,为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建立概念基础。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农村改革;农村发展;改革模式

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市场供应日益充足,物价相对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农村改革先走一步并获得成功有密切关系。农村发展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联系,中国究竟在农村改革方面做了什么,未来农村改革向何处去,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农村发展的几个“关键词”

(一)发展奇迹。

30年的改革开放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的确是一个奇迹。发展的奇迹也表现于农业,但如果细致分析,农业发展的奇迹实际上有前后两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其中有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甚至快于城市居民。但这个时期的土地投入、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是增长的,相应的,农业产出也在增长。产出增长比要素增长快,就是“奇迹”。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业领域资本投入在增长,但劳动投入和土地投入实际在下降。1996年之后,耕地出现净减少;2000年以后,农村劳动力也在稳定减少,减少的速率大约在1.6%左右,但这个时期的农业GDP却在稳定增长,1996年之后农业GDP平均增长约8%。这种变化也是一个奇迹,且比第一个奇迹更重要,因为这个奇迹是在两种要素投入减少的情况下发生的。

为什么会发生第二个奇迹?一可以归结为技术进步,二可以归结为分工水平的提高。而这两个因素可以进一步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的进步,因为农业技术服务的市场化提高了效率,促进了分工。

(二)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近年已经成为经济学家解释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关键词”。其实,这也是理解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关键词”。

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来自中国农村的巨大的人口存在。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曾经长期保持不变,只是近几年才开始上涨。这种情况导致了中国工商业资本能够以低成本扩张,并向世界大量输出廉价商品。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农民工的主体是男性青壮年劳动力,而留在农村的妇女和老人更可以不计“工资”从事农业生产,并通过精耕细作来部分替代农业资本投入,产生了廉价的农产品。农业的低投入、农产品的低价格压缩了农业的GDP,实际上低估了农业的增长。所以,总体上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伴随高通货膨胀,得益于农业生产的低成本。“人口红利”实际上是农民的“负收益”。

(三)土地红利。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似乎忘记了还有另一个“红利”,即“土地红利”。上世纪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土地基本上是无偿取得的。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开始对农民实行征地补偿,但补偿费用一直很少,到目前为止也不超过1万亿人民币,而取走农民土地的总价值远远大于这个数。我用国民收入分配的方法估算,取走农民的土地的总价值应该在20万亿之上。

“土地红利”同样是中国经济低成本扩张的重要因素。土地要素所有者本应得到的收入转化成了其他经济利益集团的收入或再投资资本,经济增长成本就大大降低了。

农民向中国经济贡献了“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为什么中国农业仍在发展,中国农民的收入仍在提高?其魔力在哪里?答案还是改革开放。农民被放活了,他贡献了劳动和土地,只要自己的收益比过去强,哪怕别人的收入增长更强,农民自己也会有所行动。中国农村的进步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成长,其奥秘正在这里。

二、中国农村改革模式的转变

从农村改革开始到2003年前后,农村改革以“减弱控制”为主要特征;2004年以后,农村改革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农村公共品供应为主要特征。党的十七大以后,农村改革进入统筹城乡发展、深化综合改革新阶段。

(一)1978—2003年:以“减少控制”为主的农村改革模式。

我们对农村改革经验的概括着重于国家、集团和农民之间利益关系调整的得失成败。第一,农村改革必须打破来自国家权力对农民的高度控制,让农民依据市场关系自由地安排生产。第二,在改革的关键步骤上,中央政府的决断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从改革目标的确立到最后实现,比之中央政府的率先行动,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探索、推动制度创新,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从推动农村发展的政府行为方面看,除几次农产品价格调整出自中央政府之外,一些重要的改革行动最初都来自地方政府的创新性行动。如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村民自治等。但必须承认,给予或承认地方政府在决策中某种自由,在改革时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农村发展的根本障碍,是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并大体延续至今的对农民实行的控制,农民应该享有的公正权利得不到保障和尊重。这一时期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农民权利变革。

1.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家庭联产承包制在1978年后迅速推广,当时的迅速变革固然与新制度符合农民利益有关,但从变革的可操作性上看,农民内部没有分化,利益要求比较一致,特别是精英分子的积极性很高,是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家庭联产承包制与集体经济制度相比所具有的制度优势是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1)从根本上说,家庭联产承包制适合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性质。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使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2)家庭联产承包制直接把家庭收入与家庭的生产投入结合在了一起,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集体共同生产条件下的农民的“搭便车”行为,产生了制度的激励功能。(3)家庭联产承包制大大降低甚至取消了某些农业集体生产的监督管理成本。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对农业劳动者劳动投入的质量、数量进行监控的成本极为高昂,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实际上基本取消了这种监控成本。(4)农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了生产自,为农业生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创造了重要条件。

2.农民平等的劳动就业权利。

尽管我国城乡分割体制尚未完全打破,但这个体制已经遭到很大冲击。在种种约束之下,中国农民勇敢地走向城市,率先向劳动市场的二元体制发起了冲击。

过去一个很长时期里,国家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对劳资关系的调节,常常是不着边际地空喊口号,而媒体对这个问题也多是给予道德批判,未能发掘其中更重要的意义。2003年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逐步转变。农民进城务工,对于提高中国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对农民进城务工的种种限制,又大大限制了资源效益的充分释放。

调查表明,在2004年之前差不多10年左右的时间里,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增加。劳动的廉价是因为农民工的劳动权利没有得到应有保护。此后,对农民平等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对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之间平等权利的保护,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2004年11月1日国务院第423号令颁布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把农民工的权利置于国家法律保护之下。中央高层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施政方针的确开阔了地方政府官员的视野,许多能够有效调节劳资关系的政策在不断出台。

3.民主选举权利。

在农民问题上,中国历来缺乏好的、有利于稳定的社会对话机制。村民自治选举制度的重要功能在于解决对话问题。1988年6月1日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始试行,1998年正式实施。全国大部分农村村委会进行了多次换届选举。中国政府的此项行动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也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但已有的实践证明,中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发展远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可以说中国乡村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非常重要,同时又非常困难。

总体上看,对于乡村民主自治,农民的态度远比地方政府认真。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修订草案)》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这部法律至今没有再行修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民十分看重村委会选举产生的程序性问题,并在实践中发展出了一些形式不同,但很能体现民主精神的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制度日益完善》,《2000年农村白皮书》)

(二)2003年后的改革: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主的综合改革模式。

1.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主的综合配套改革模式产生的背景。

一般来说,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渐进改革决不意味着仅仅用“增量调整”的办法进行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就不是“增量”改革,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也不会是“增量”改革。必要时,也应针对“存量”利益关系安排改革。

如果单单用“增量”改革的办法调整复杂的利益关系,可能使改革陷入僵局。我们的研究发现,农业波动与政策规定呈弱相关,而与政策的执行力度呈强相关。事实上,政策的书面内容是比较连续的(除过粮食流通政策),关键是执行方面发生问题。

以放权为核心的改革模式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权利放不下去的结果。这种改革的局限性导致1996年之后农村发展的逐渐停滞。

从1996年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民收入变化的状况看,形势的确不容乐观,迫切要求中央农村政策发生改变。一段时期,我们在农村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上出现过摇摆,对农民收入增长和农村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1997—2003年7年中,农民人均收入年增长为4%,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7%~8%的水平,致使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19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经过了5年粮食丰收的可喜局面,但1998年以后粮食产量持续减少,开始产生对粮食市场的压力。从各方面情况看,要满足国内粮食市场的基本平衡,国家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从城乡经济关系看,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仍然显示出“二元结构”矛盾在加深的严峻现实。

2.以国民收入分配调整为核心的综合改革模式。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200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反映出新一届领导集体坚持“以人为本”,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塑造社会公正的新的施政理念,其意义十分深远。它进一步明确了农业和农村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并为政府实现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强化对农业的财政和金融支持确立了基本政策框架。文件抓住了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并揭示了矛盾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全国农民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是困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难题。这个难题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反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各种深层次问题的集中反映。2004年农村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在深化农村改革中努力创新,富于进取精神。不少省市提前做了减免农业税的工作,为中央的政策目标早日实现创造了条件。

3.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行反哺农业的初步举措。

2004年以后,国家农业支出除过传统的支出项目之外,逐步增添了生产直接补贴、生活设施补贴、教育补贴、社会保障补贴和“新型合作医疗”补贴等几种新的全国性或地区性农民普遍受惠的补贴类别,同时各种新的“项目”支农工作仍在继续进行。2007年农村建设和支援农业的总支出达到4318亿元,比上年增加512亿元。2008年,按初步估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农村的投入总额将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

(三)两种改革模式的局限性及其外部制约。

两种改革模式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减少控制”的一系列政策是在粮食供应紧张的压力之下作出的选择。这种选择在党内高层有一定的共识作为基础。从总体上看,“减少控制”改革模式的主导者是中央政府,这个特点在改革的中后期越发明显。

“分配调整”改革模式则是中国经济的实力大大增强以后才出现的。在当时背景下,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逐步减少国家的补贴(特别是减少粮食风险基金)并不会对国家财政运行造成明显负担。

所以,从总体上看,两种改革模式在不同时期都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但是,也不能认为每一种改革模式的选择就一定能解决农村发展的基本问题。事实上,每一种改革模式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1.“减少控制”改革模式所受制约及其局限性。

“减少控制”改革模式的主要操作者是中央政府。当“减少控制”达到一定程度后,政策的进一步实施会遇到阻力,阻力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因素,分别是地方政府的消极态度、某些利益集团的反对和市场结构的缺陷。

在劳动力流动方面,随着制度的解体,农民进城务工成为不可阻挡之势。但真正要农民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定居下来,会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据了解,教育部门比公安部门更喜欢传统户籍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可以增加它们的收入(借读费等)。城市社会保障收支的赤字是阻碍农民在城市定居的另一因素。

以中央政府推动为主的“减少控制”改革模式在农村方面受到制约也很明显。首先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土地资源紧张地区的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提出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有抵触,以至这项政策在地方很难落实。其次是工业部门和建筑业部门不支持国家征地制度改革,而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之下往往站到了工业和建筑业利益集团一边,致使征地改革举步维艰,中央政府的政策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在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还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希望通过稳定承包权或将承包权的物权化来解决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现在看来困难很大。在改革开放前20年,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也乏善可陈。改革的深层制约仍然是市场结构的缺陷。农业的小规模经营难以产生有效的大规模的资金需求,致使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比较高。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未能在农村资本市场提供有效服务,在不同程度上退出了农村市场。曾经兴起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因为依赖农村“经管站”,缺乏有效的产权基础,产生了严重的腐败问题,不得不由中央政府出面叫停。

总结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减少控制”改革模式的局限性,我们发现,它未能自动产生市场主体间的公平关系,未能自动形成有效的产权基础,也未能产生足以降低交易成本的市场结构。“减少控制”意味着“放权”,但“放权”不等于“造权”。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是权利的再造,尽管这种再造需要“放权”的过程。“造权”的改革工作未能深入进行,是“减少控制”改革模式受到制约的根本性原因。西方国家的经验也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2.“分配调整”改革模式的制约与局限性。

2004年提出的深化农村改革的目标主要还在于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来支持农村的发展。但“分配调整”改革模式受到的制约也是明显的。

首先是国家财力的限制。减免农业税的资金来源一部分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收入,另一部分是中央政府的粮食风险基金。这些资金来源并不构成对农业支持的充分保障。

其次是农村社会对“分配调整”改革模式的承接系统还未能很好发育。2004年开始实行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以后,政策贯彻所遇到的困难是补贴资金发放的成本比较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资金发放成本大于资金数量本身的情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往往依赖农民的合作组织系统,这种系统可以大大降低政府支持农业的成本。显然,我们的这种系统还远没有形成。再者,当前实行的“分配调整”改革模式的重要方面应该是涉及进城务工农民的“劳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调整难以做到一蹴而就,甚至可以说这种调整还没有真正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最后,实施“分配调整”改革模式不能不涉及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但在目前条件下,还不能找到一条使得农村社会保障与城市社会保障相统一的办法,而统一问题不解决,“分配调整”改革模式就不能说获得了成功。这将是我们要长期面对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三、迎接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新阶段

(一)新时期农村改革的核心任务:用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引导城乡统筹发展。

我国政府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已经两年了。应该说这两年的成绩相当显著,特别是农民很欢迎国家的新的农村政策。但从我们的初步调查看,农村建设的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还相当突出,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在农村建设中困难还很多。我们认为,要合理利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国家资源,进一步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必须调整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思路,采取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为农村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1.多半人口居住在农村不容易建设新农村。

新农村建设成功的最终标志是两个,一是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要接近城市居民的水平,二是农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当的公共服务水平。有了第一条,政府规定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这样两个新农村建设目标就算有保障了;有了第二条,政府规定的“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生态良好”这些公共目标也就有了保障。但在我国多半人口居住在农村的情形下,这两个基本条件要实现是相当困难的。

(1)小规模农业经营不可能产生支撑新农村的新型农民。

我国耕地的保有量的目标是18亿亩,而我国农户总数约2亿4千多万户,平均每户耕作面积大约7亩地。在这些农户中,约20%的农户从事“设施农业”,生产畜产品、水果、蔬菜、花卉等农产品,他们因大体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可以获得较高的年工资收入和投资收益,其家庭总收入可以接近城市平均水平。其余80%的农户主要从事粮食生产,来自农业的收入平均每户大约在3—5千元。这些农民只能是穷人。由这样一些农户构成的居民点——村庄,只能是破败的村庄,而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

能不能在户均7亩地上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来增加农民收入?非常难。良种、灌溉、化肥、除草剂和小型农业机械等技术是规模中性技术,但这些技术的应用对农产品产量进一步增加作出贡献的潜力已经不大,其显著作用是节约农民的劳动时间。从我们的调查看,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劳动节约技术。如果农民不能利用节约出的劳动时间从事其他工作,这种技术进步就不能增加农民收入。

能不能在户均7亩地上通过改造农业组织结构来增加农民收入?也很难。农业生产的组织结构的进步在我国被冠以“农业产业化”这样一个说法,其实它是指建立在农业专业化基础上的农业经济的一体化。事实上,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后果仍然是让农民节约了总的生产时间,而不是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在农业高度产业化的条件下,服务农业的“龙头企业”从事更专业化的流通和技术服务工作,农民便在一定程度上退出了农产品流通领域和生产资料购买领域,甚至连地头上的工作时间也减少了。因为专业化的生产,某些短缺农产品常常会迅速增加供应,而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又很小,价格便可能下跌,如果农民的土地耕作面积不变化,农民的农业收入也会下降。

概括地说,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和组织结构的调整,其主要后果是节约了农民的劳动时间,而不是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我们想到的自然是农民的兼业,让农民从非农产业中增加收入。但现行的农民“兼业模式”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不利于统筹城乡发展。

(2)现行“兼业模式”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

尽管有官方的数据,也有一些研究机构的调查,但还是很难确切估计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据。按一个保守的判断,可假设有1亿农户的主要劳动力(包括配偶共1.4亿劳动力)在各类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同样按保守估计,这些外出务工人员带回农村的资金每年在8000亿元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全国农户平均每年新增约8平方米的钢筋混凝土住房面积,其造价大约0.32万元人民币。仅此一项,全国农户每年新造住房的投资约8000亿元人民币。这个情况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住房消费数据有矛盾,我们采信前一数据。这样说来,我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带回农村的资金刚好和农民的住房投资相一致。8000亿这个数字是巨大的,它远远超过了国家对农村的全部投入。

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的福利损失是巨大的。据甘肃农调队的调查,当地务工农民中,能够在城市租得起或买得起有卫生间和厨房的单元房的大约只有12%左右,按北京的一项资料估计,这个比例也在15%左右。这意味着绝大部分务工农民所获得的收入用于建造住房以后并没有给他们产生实际福利。

由此产生的资源浪费还可以算另一笔账。尽管农村长住农民人数以1.6%的速度在下降,但农村的户数却在以1%左右的速度在增长,新增加的分立农户除在一些发达地区不能获得宅基地外,其他地区仍然能获得宅基地。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非农业占地已经达到约18万平方公里,按城市的容积率标准,应该容纳18亿人口,但实际上只约7亿人口。按目前的趋势,农村地区的人口容积率还在下降,农村的土地资源浪费趋势难以扭转。

还有一笔各级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投资账要算。因为村庄规模在扩大,各地方政府要在基础设施上给予投入。全国县以下农村道路长度120万公里,村内道路约250万公里左右,每公里按5万元计,也近2000亿元。再加上其他基础设施的投入,如自来水、电力、污水排放、沼气池等,投资还会显著增加。而据我的初步观察,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越多,在一定时期里农民跑得越快。这部分投资的效益难以保障。

(3)分散的公共投入无以建设新农村。

中国农村大约有320万个自然村,60多万个行政村,常住人口大约是7亿4千万左右,占了中国总人口的58%,这是中国社会的大头。中国银监会官员披露的资料表明,到2020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至20万亿元人民币。而实际支农资金按照8%的增长率计算,只能提供10万亿左右。这些资金即使投下去,由此产生的固定资产的维护更新成本,国家和农民都支付不起。因为农村人口数量庞大,涉及许多政府管理部门,几乎每一个部门都认为自己有必要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投资者,大家都向国务院争要资金,造成资金使用的分散和低效率。按我初步了解,直接涉及农村投入的中央部一级工作部门有20多个,它们正在实施大约100多项新农村建设的“工程”或“计划”。整合资金投入渠道,减少浪费可能性,是当前搞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

2.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究竟有多大?

有一些学者怀疑我国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认为城市化的步伐应该慢一些。还有的学者认为城市化会导致城市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应该将农民束缚在农村土地上。我以为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

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弱,主要与我国的就业政策有关。我们估算,如果能严格执行“劳动法”,下决心解决劳动者加班报酬问题、城市居民兼业问题和童工问题,全国就业岗位有可能增加4000万左右。如果再能够加强居民收入调节和监管,适当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累进率,努力打破就业的部门垄断,就业岗位还可以增加。从宏观经济数据看,我国GDP连年高速增长,远远超过了就业增长的速度。这种差距不可能用技术进步因素来完全解释。基本情况是,一方面已就业的劳动者超时超负荷工作,另一方面却有大量农村隐蔽失业人口存在。我们不赞成用农民素质低来解释农民失业人口大量存在的原因。事实上,在一些城市现代经济部门,农民能够从事很多工作。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才是农民工就业难主要制约因素。此外,收入户籍政策、调节政策和地方管理体制也不利于城市化,这方面做好改革,城市化的速度还会增加。

我做过一个粗略估算,假设采取积极的城市化政策,我国种植业农户以每年6%的速度减少(目前的速度已经是1.6%左右)是完全可能的,其中大中城市贡献3%,其他小城市和新兴小城市(可以发展1万座小城市2—3万人)贡献3%。有了这样一个过程,在30年以后,我国可以剩下5000万农户,其中粮食种植3000万户,其他农户2000万户。这个目标实现以后,农村人口将显著减少,大批村庄将消失,城乡差别将基本不存在。那时,中国农村的基础将是富裕农民组成的小的居民点,不以农业为主的家庭将居住在小城市,而更多的农民将变成城市居民,城市化率可达到80%左右。

3.什么是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

实行积极的城市化政策重点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建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制度改革是要建立一种操作比较简单、不含有身份歧视、便于对人口进行规模控制的人口登记制度。新制度的核心应该是居住地人口登记制度,具体地说,只要一个人在一个城市享有住房(不论租住还是拥有产权),且这个住房的建设符合政府的规划,住房的结构和面积等质量元素符合政府的标准,那么这个人就应该被登记为这个城市的居民,并享有和其他居民一样的权利。

二是改革劳动管理体制,调节劳资关系,增加城市就业机会。政府部门要带头按劳动法的要求办。

三是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探索用“以土地换住房”和“以地租换保障”等多种途径解决农民进城的“门槛”问题。要取消区分“大产权”、“小产权”这样的奇怪的政策,以“放开产权、管住规划”为核心建立土地管理的政策体系。

(二)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发达国家农村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农村改革必须归结为权利关系的变革。过去我国农村的最大问题是不尊重农民的基本权利,用控制性政策,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20年前开始的改革,大体上是确立农民基本权利的过程;所有农村改革的成就,都可以归结为农民基本权利得以逐步确立所产生的积极成果。同样的道理,农村各种尚待解决的问题,也将寄希望于农民基本权利的进一步确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将为确立农民各项基本社会权利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持,有利于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民发展。

从长远看,今后农村改革的主攻方向还是加快市场化的步伐,为此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通过改革,使农民成为有活力的市场主体,创造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动力。首要任务使以更大的力度改革农村土地关系,确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农村目前实行的土地承包制对解放农村生产力曾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个制度难以避免乡村干部对土地过强的支配权,对理顺农村政治经济关系很不利。中央政府已经通过立法措施,来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物权化,但目前落实情况尚不尽如人意。除此之外,要大力发育农民新型经济组织,同时改造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农村现已存在的中介组织资源(如乡镇、村社区组织、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及乡镇的“七所八站”等组织形式)的网络体系、基础设施、专业技术人才和社会动员能力,整合农村已有的和正在发育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实现传统组织资源和新型组织资源的有效对接。还要进一步放活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建立多层次的资本流动市场。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7篇

农村的真正的问题——农村公共管理责任的缺失

一路上,无论是在湖南耒阳、广东河源,还是江苏丰县,给我最为深刻的感受就是农村公共管理事务的衰败。

在耒阳,五六十年代修建的水库,多因年久失修,不再可能起多大的作用。当地最大的黄土绅水库,也只储一点水,湖底竟然种上了庄稼。村民说,承包水库的人承包了水库以后,就养起了鱼,但因为担心水多不利于鱼的生长,所以放掉了多余的水。"一旦遇大旱,就麻烦了?quot;老乡说。沿途的高架引水渠,已经废弃,有的已经拦腰折断。我深感可惜,也深感担心。

耒阳的几个乡的主要作物还只是水稻,几乎没有其它作物的迹象,更不要谈产业结构的调整。虽然,农民明知道这种已经种了几千年的作物今天再种已经赔本,不能再种了,但却无力改变现实。农民不是不知道要换换样(调整结构),不是不知道一亩地一年只有300元的收入,还不及工钱(每天不到一元钱,谁不知道少)。但怎么调整,方向在哪,技术在哪,资金又在哪?却无人回答。

无论是耒阳还是丰县,无论是水稻、棉花、养鱼还是养长毛兔,农民们最缺的是技术、优良种子、真化肥农药,还有市场销路,但却没人能够回答他们。农技站的老爷们虽然也挨户收了科技咨询费,但却从不到地里来,顶多用药时用广播喇叭喊一声就算了。而从农技站买到的种子却经常是假货,坑了人不说,打官司也打不赢(农技站有政府背景)。而被垄断的化肥农药市场,更是假货占大半,农民已经习以为常了,通常处理方式就是,不好用就换一家吧。真不知政府垄断种子化肥农药市场的目的究竟为了什么,当初不是说为了避免假货害农么?

丰县和集乡的农技站推广的铁红辣椒,承诺亩产400斤干辣椒,几十户农民买了种子,结果全是假种子,但农民们却无法打官司。因为农民们从未打过官司,也不知道如何开始,也没有法律支持,更重要的是,要与乡政府支持的农技站打官司,赢的希望微乎其微。袁砦只有一个杜长金想打,他说,他只是想练练。其实,法院受理时已经有干部告诉他肯定打不赢。他是一个人与整个体制对抗。

因此,农村中诸如公共的利益(也可以叫集体的事,大家伙的事),如打官司、维护农民公众利益,根本无人关心,更不要说乡村中诸如公民教育、科技法律普及这些集体公共利益了。

如果将公共事务的范围看的更为宽泛一些,象村民自治、村主任选举这样的事情也同样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村民自治组织法》事实上是通过县乡政权来推行的,但是,我们所到之所却没有象想象那样已经实现了真正的村民自治,最多的仍然是原来的由乡里提供一个或几个候选人,然后由村民投票,与原来没有任何差别。其实,这与我们前一阶段所到的山西太行山的左权县交沟村、沂蒙的平邑县车厢峪、蒙阴县的张家楼是所看到的情况是一致的。在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看来,本应得到广泛推广的农村民主却远没有象想象的那样得到迅速推行。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农村乡镇政府根本无意承担农村公共政治的供给(创新与推广)工作,农村真正缺乏公共政治的推进和管理机构,象村民委员会这样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也就不可能真正的存在,形同虚设,多数村委会还是沦为县乡级基层政权的传声筒,不是真正对农民的公共需求负责。

78年农村改革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个体的积极性,激发其个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为特征。它曾经极大地发展了农村的生产力。但时至今日,在生产力获得解放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保证其个体活力的同时也能够保障集体公共事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农村,几乎一切问题都源于集体的、大家的事情没有人管,公共事务管理供给力量严重缺失。每家每户都有一台一样的农机具,只有那么几亩地(人工都够用),简直在浪费;一户只有那么一点点活,却要全家的劳动力全年守在田里;一方面是劳力严重过剩,另一方面确是有许多该干的的事情没人做,比如寻找技术、开辟市场、农业科技投入等。所以,不仅仅面临公共管理的不足,即使是公共政策供给也缺乏,今天的农村迫切需要对78年以后的经营方式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但我们实在看不到有谁在切实在为农民们改变着这一切。

这些事情该由谁来管?

乡镇村政府(我们暂且还可以把村委会村党支部作为乡镇的一级机构)目前无疑仍是最大的公共事务供给源(农民们认为,我们拿钱供养了他们,他们就应该担负起大家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到农村随便走走,你就会发现问题所在。村民会异口同声说,有(这些机构)还不如没有。事实上,农村的最大问题正是源于乡镇村政府,在多数地区(很可能除了东部发达地区和小部分中西部地区)他们不仅本身所起作用非常少,而且农民之所以负担较重,是因为要交费用的很多的劳动剩余去供养这些远远超过需要不劳而获的群体,他们其实已经成为多余的寄生群。所以农民才会怨声载道、民怨沸腾,大多数的农村其实直接针对的目标并不是党的政策,而是那些剥削了农民的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剩余,但却不仅不做事,相反却坑害农民、作威作福的人。

所以,从一般的农业设施、信息技术、农村福利,再到政策法律、公共事务管理,最后到农村发展方向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几乎所有的公共管理责任,都没有人负责,都已经破败毁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了。

但是,中国农村的问题是,不仅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供应不足,另一方面是农民本身的自觉意识又不够强,使之不能自觉地承担起管理自己事务的责任。多数人是站在别人的后边,准备搭别人的便车。更何况,多数情况是,许多事情并非直接影响到每个单个人利益,许多人还可以做旁观者。事实上,即使真的和每一个人的利益相关,也未必会有多少人站出来承担责任。

按照正常思路,农民们既然已经对基层政府完全失望,就应该自己站出来,来承担自我管理的职能,比如,出面选举自己的村委会,或组建自己的互助组,实行内部自治,或者抛开基层政府,与公司配合,实现"公司+农户"的模式。但这一切并没有象期待那样获得迅速推广。即使村民选举这样已经有法律保障,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事情,农民们也并没有真正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足够外部社会的先进文化的进入,情况也会有所不同,但问题是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对农村问题的有效关注,并没有多少人跑到农村去,尽心尽力为农民们做事情,甚至于社会对农民问题的关注还远远不如对环保问题关注得多。所以,农民受到本身农村外的影响实在还是太小了,还没有影响到促进农村改变的地步。

其实,如果能够形成农民互助组织,局面就会改观。但因为没人来推动它,目前连低级的互助组都很难形成。因为考虑到农民的合作意识问题,我曾给一位青年农民提供了一个可行的互助方案。我说你们家可以建立一个家庭互助组。他有兄弟四个,一个种田比较有经验,可以种四家的所有的地,保证四家的吃饭;另一个可以负责养殖,比如养长毛兔或山羊;老三比较精明,有经商经验,可以跑出去经商,为家里跑跑市场等;老四学习先进技术去,为家里、以至村里提供技术咨询。这样,四家一套农具,也有足够的地种,避免闲着打牌,四家不仅饿不死,又有可能富起来。同时,都是自家兄弟,合作起来又很容易,少猜疑。他也很赞同,但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真的行动起来,还和一千年前一样在生活着。所以,连传统的家族观念甚至都不能作为可靠的基础,还有什么能推动农村向更先进的生产经营管理方式推进呢?

这样,由于农村公共管理事务的缺位,最终形成了农村社会进步推动力不足,使农村的经济政治形势徘徊不前。

基层政权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农民又无法主动站出来,外部社会还没有有效的关注,让我们到哪里寻找农村进步的推动力呢?

希望还是有的,经过多次的农村考察,也是参照理论界的讨论,我们发现农村的实践已经提供了答案:这个希望就在于农民中产生的具有新思维的农民精英们,而且非常有可能是过去那些有影响力的"农民领袖"(其实只是农村公共事务的带头人),这些人才是农村的真正希望所在。

农村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个案——丰县李庆龙调查

丰县位于江苏省北部徐州市内,是汉刘邦的出生地,即为"丰生沛羊",丰县人也以此为骄傲,我们到的时候,正赶上丰县在为刘邦修建大型的纪念设施,包括刘邦的雕象和众多的楼阁,其实是想以此起点发展旅游业。

从丰县花三元钱坐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和集乡袁砦村。沿途的路比较好,两边所种的植物多是麦子、棉花、玉米,没有见到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产业结构改变不大。

袁砦是和集村的另一个自然村,属中原地带,没有山,都是平原。该村有村民400多人,农户一百多户,人均有地2亩,人均收入只有三四百元,是一个过去主要作物是玉米、小麦、棉花、蔬菜等,该地气候还好,但作物生长季节也要浇水才行。这几年引进了大量的旱稻,改变了不种稻子的历史。

李庆龙是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看起来也比较诚实厚道,还有几分帅气。94年高中毕业返回农村,开始务农。干几年农活,也出外打过工,感到长期下去没有出路,当时就有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创造财富的想法。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行动。

92、93年农民负担较重,减轻农民负担呼声高涨。95年乡里征收农户养猪、养羊税,李感到非常气愤,就主动研究了一些国家的政策法规,并依据中央政策,拒绝交纳猪头税。乡里收税,李就联络了几户农民,锁上了大门。乡里出动公安司法,撬开李家大门,抢走粮食家具、农用机械。于是,冲突由此产生。

李庆龙后来到丰县局上访,局让找财政局,财政局又让找税务局,税务局不加理睬,后又跑到徐州市政府、人大,虽然态度较好,但却不解决问题;后来又给中央纪委发电报,内容大致为乡政府非法收缴税费,并且镇压农户。没有回音,一怒之下,到县里乡政府,县政府认为计划生育、农民负担这两类案子太多,不能立案。李要求县法院下不立案裁定书;裁定书下达后,李就持裁定书到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给江苏省主管农业的于兴德市长去信。后来中纪委给江苏省委来函,要求对害农事件严肃处理,这样于兴德就让徐州市委纪委负责处理。经过九天调查,达成协议,但未按协议执行。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李协商后,下裁定认为心须立案处理,但仍未公开开庭。迫于影响,赔偿9000余元,保证不再出现此类情况,但未赔礼道歉。在此期间的96年12月份,县里要抓带头闹事的李庆龙,李就跑到了北京,找到《农民日报》社,又找到农业部,日报社的一位负责同志打电话给丰县县委书记,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那位书记当时否认曾经迫害李庆龙。回来后,再没事了。

李后来同新任县委书记谈到,农民负担重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例如:一农户收入800元,另一农户收入20000元,如负担增加50%,则低收入者肯定感到负担重,但收入20000元者则不认为收10000万元重。关键问题是农民收入太低。所以正确的出路是加大力气帮助农民想法增加收入。书记很赞同他的看法。就很支持他,让他为县里做点事,于是,从那时起,李就开始了为村民进行科技服务的工作,开始在县团委成立了科技推广协会,李专门负责种植业。

96年考虑怎样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想到了大专院校的科技优势,曾到南方院校,但南北方自然环境很不相同。后就联系到中国农大。到中国农科院、专利与科协。与乡里打的官司胜诉后,诉讼费9000元一部分给大家作为赔偿,剩余的作为发展基金。

96年12月又去北京引进农大的旱稻推广20多万亩。现在旱稻已经发展到了第三期。随后,又引进了玉米新品种"玉-22",棉花新品种,受到农民们的广泛好评。农民们也真心相信自己的带头人,说即使价格比其它地方贵一些,也会买李庆龙的,因为可靠。同时也对李庆龙在引进良种失败的事情给以理解,没有人要打他的官司。

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村户调研,农户对李庆龙的感激溢于言表,甚至包括那些过去曾经与他对立的人。而且,一个李庆龙所带来的好处不仅仅局限在袁砦,周围几乎全县的农户都在用他的种子,受到他的影响。所以,他的影响简直太大了。如今的李庆龙已经是徐州市十大杰出青年,科技带头人。

2001年元月市团委接受李的建议,将原来的科技协会分为种植业协会和养殖业协会,流通、加工部,市场预测等四部分,协会独立运作。李独立负责种植业协会,因为种植业协会自发的自发性,市团委不与干预。

就在2001年7月31日,李又成立了"丰县农业高科技推广中心",由县团委组织计划,为各高校与农户的联系起桥梁作用。由李庆龙、李国峰主持运作。

李庆龙很注意和外界的联系,经常跑到中国农大等单位去,也经常邀请外边过来,中国农大每年都有老师同学来,并建立了旱稻基地、科技基地。我就是在北京认识他的。

李也很注意进行科技宣传,经常到乡镇集市上举办科技大集,在集市上宣传科技知识。李也认为,以书本的形式进行科技传播收效不很明显,要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必须更加通俗易懂、易于接受,所以应该探求新途径。

李也正在考虑建立"农民法律援助中心",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但考虑到侵犯农民合法权益最多的是政府,而协会保护农民权益是否有跟政府作对的嫌疑。所以,他一直在犹豫这件事。

农村进步的原动力——农民精英的作用

那么究竟这种农民精英会在哪些方面起作用呢?

按照老的种植方式农村不仅仅破产,异常辛苦富裕无望,同时也使资源大量闲置浪费。这种生产方式是必须要改进的。农民们也知道这一点,但问题是因为农民先天的思维保守,信息闭塞,又极少有来自政府、外部社会的强力支持,所以,才一直没有多大变化。

本来,在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以及在中央政策的推动下,已经产生出许多好的农村工作的新思路。如"公司+农户"、建立农村自助合作社等。但问题是,所有这些想法目前都还停留在纸上,或顶多刚刚开始。其实本质原因是缺乏推动因素,是将农村自己当作植物生长一样让其慢慢地演变,加速的推动力很小,有些地方根本不存在,广大的中西部以及那些东部落后地区基本呈现这种状况。调查的时候,我们和农民提出几户组建经济合作社,一户集中种田、一户打工、一户负责技术市场、一户养殖,几户合作,大家得利,共同富裕,他们说好,这样大家都可以富起来,可以做。但我们走了,他们也就算了,一个好想法也完了,没人帮助他们去一步一步走下去。自己不行、政府不行、我们不行,靠谁呢?这样一项史无前例的公共事业如果没有一股强有力的推动的话,想完成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推动力问题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样,寻找推动力问题也就成为农村发展进步的社会实践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但象李庆龙这样的农民精英则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扮演着农村的拯救者的角色,他们比较倾向于对现实加以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是对农村内部的,如提出新的经营方式、技术改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对外的,如信息交流、引进技术、关注市场等等;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比如减负增收,同时也包含了农村政治上的诉求,比如,促进村务公开,推动村民自治等;甚至可以说如果引导的好,在目前农村形势很不稳定的条件下,他们是农村稳定的最可靠保障,比如,他们可以将一些群体盲目、冲动的行动合法化(上访、打官司、谈判协商)。

首先,从纯粹的经济运行的角度考虑,这样的带头人在内部将会努力引进先进技术、品种、帮助拓展市场、促进信息交流、有效地进行技术扶助,从而推动当地的农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我所到过的地区,如山西太行山左权地区、沂蒙山区、苏北地区、耒阳地区,在推动农业技术、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只有丰县袁砦做的最好,李庆龙不仅引进了新的作物品种旱稻,而且在改进原来的棉花、玉米、蔬菜品种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个高李庄则成为养长毛兔专业村,他是在袁庆森兄弟的带领下,经过近二十年才发展起来的,他是以经济为动力,逐渐传播兴起的。如今他们二人凭着自己的本事和"宁死不坑一个人"的脾气成为了当地的农民英雄。

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改进方面,基层政府本应起到主体作用,但其所做甚少,甚而起了反作用。镇乡村政府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让农民们闻而生畏,因为他们无论是为了政绩还是心存些须善良,都是以"逼民治富"为手段的,最后结果经常是让农民深受其害,而毫无办法。推广时信誓旦旦,不种也得种,否则拔你的秧苗;秋后一旦出现问题,合同无效,损失自负;打官司连案子都立不了,更别说胜了。所以农民们宁可相信外来公司(公司也经常使农民深受其害),也不与政府合作。

在除此之外,几乎找不到加速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

在政治方面,这些农民精英们也是最有可能承担起农村集体公共事务管理,推动农村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人。农村各项事业不兴,恐怕主要原因还是来源于农村各级基层政权的衰落,这样就使本来应该由它来承担的事务交给了民间,交给了农民自己。

其实,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从1988年起就开始了村民自治,期望能够先从村级开始解决这一问题,近几年又加大了这一工作的力度。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村委会选举已经如同雨后春笋,绿便全国。事实上,农村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情况很不一样,有的地方已经海选,成效显着;但更多的地方还是很有限的,有的地方还是延续过去的假选举,甚至还有很多地方根本不知选举为何物。从我们所到之处看,无论是太行山左权地区、还是沂蒙山区、还是丰县地区、河源地区、耒阳地区,都不很乐观。看来要本来就不愿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承担责任是很难的,更何况有可能危及自身利益。而农民似乎也并不十分在意这件事,可能是习惯了,或是麻木了。

但这其中却有几个特例值得我们探讨。一个是太行山区左权县上麻田村,本来1999年的选举也非常有可能象过去一样流于形式,但当年出现了一个因为受到旧村委会迫害的付海江,是他改变了选举的即定程序。他带领村民严格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组织选举,公开竞选,公开投票,最后选出了村民真正拥戴的村民委员会。另一个是丰县的袁砦村,也是因为出现了李庆龙这件事,才使选举变成了真正的选举。除了这几个特例,其它地区没有很大的起色。

影响农村的政治氛围,不仅仅局限于村委会选举。在农民自身的权利维护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以往农民受到各种侵害,往往忍气吞声,得过且过。但有了农民精英的地方就不同了。湖南耒阳地区有个普法英雄周宇飞,农民们每当利益受到侵害都找他,如今他已成为农民们的核心。象耒阳的上架和丰县袁砦,都是因为有了农民自己的带头人的存在,所以乡镇政府才答应不再找农民的麻烦,农民的利益得到了维护。

农村也经常会有一些发生,在事件中起到稳定作用,不使之成为骚乱的往往是这些农民精英的存在。而缺乏农民核心的地方则经常会演变为一场暴力冲突。这里比较明显的是湖南耒阳上架乡,96年就因为农民负担问题发生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涉及几个乡,若干个村的抗议运动。农民们组织了自己的抗议队伍,四处张贴反对负担的标语,散发印有党的政策的传单,并进行了游行。最后,农民们包围了乡政府,要求归还被抢去的粮食、家具、电视。由于当地上架中学老师曹博后来的参入,使本来带有暴力性质的运动变得比较温和,后来曹博又组织人与乡政府协商,自己又带人去长沙找省政府,所以就最终以平等对话的方式解决了这场冲突。后来乡政府也因此改变了工作态度,避免激起反抗。

这种情况不仅上架乡一个乡是这样,在湖南耒阳、郴州、涟源等许多地方都惊人的相似。但也有可能正是由于这些农民精英的存在才会有这样大的反抗活动,有些地方还演化成暴力冲突这里存在着一个引导转化的问题。但总的来说,他们的作用都是积极的。有农民精英领袖的地方农民的利益得到很好的维护,基层政府的工作也比较积极注意方式,农村进步也可能比较快。

从农村现实的角度考虑,农村稳定与否,与这些精英的存在有很大关系。过去地方政府一向将这些农民领袖视为制造麻烦的人,所以不仅用各种方法打击他们。事实上,这种思路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没有这些人,农村问题会更加恶化,不仅仅是基层政权会更加肆无忌惮,而且农民的反抗也会更加暴力、无组织和冲动,农村形势会日显危险。但如果现有的农民精英们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他们也将逐渐走向与当地政府的对立,最后自发形成农民自己的社会中心,农村政权也将进一步边缘化,失去政权基础,逐渐丧失存在的理由。

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农民精英是农村进步的原动力。

所以,政府应该象丰县那样,大度地承认这些农民精英,扶植这些农民精英,引导农民精英为乡村建设多做正面的建设性的工作。使之转化为农村发展的原动力,这才是目前农村最大的工作。

真正的英雄——何谓农民精英

在农村中成为农民精英的人一般具有如下特点:1、他本身必须热爱公益事业,能够对大家负责。这是农村公益事业最起码的要求,没有这一点,在农村现有体制法律制度都很不健全的今天,是不会取得好的结果的。现在的城市都无法实现法治,更何况农村?所以,今天的农村在更多的情况下还是要依靠人来推动法治,最后达到二着相得益彰,实现法治。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2、在农村中要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本身应该具有相当的优秀品格和威信;道德品质有问题的人在农村是绝不会成为核心的,这是由农村的特殊环境决定的;为什么有些科技户没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关键在于农村中对一个人的评价,不管谁,主要还是看其道德水准。如果是好人,他卖的东西才会得到承认;否则,东西再好,也没人买帐。

3、本人一般具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或具有某个专业方面的经验背景。这样才会使其成为带动农村实质性进步的中心人物。

4、他本人应该能够接受外界的新事物,并主动与外界和新事物保持联系。否则也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的需要。这是决定一个农村带头人能否成为一个进步的精英的很重要的一点。

这几点缺一不可,任何一点的缺乏都有可能使之成为农村的落后保守因素。

一个希望的结尾——原动力的普及

我一路上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所以,也就一路上同所见到的搞农村工作的人谈下去。得到了他们的广泛赞同。尤其是,我在耒阳的农村同老乡们谈到应该做农民精英的问题时,这些在过去为农民做过一些事情的关心农民的人,都一直表示李庆龙是个很好的榜样,适应形势,再一次肩负起领导农民开拓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的责任,促进农村的公益事业的发展做农民精英是个好的出路。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8篇

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含义是指在没有或剔除任何补贴的前提下,机构的经营收人能覆盖其成本,保证小额信贷机构各方面包括管理、技术和财务的独立生存和发展,以实现其持续有效为穷人服务的根本目标和宗旨。

我认为,小额信贷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必须在组织上具备可持续性。小额信贷从发展初期,就应该用长远的眼光来考虑,建立合法的专门经营小额信贷业务的机构。作为一项服务于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活动,需要一个具有独立性和长远目标的组织机构来运作,一个从一开始就没有独立性和长远打算的小额信贷机构是不可能发展出可持续的小额信贷的。同时,只有得到国家法律制度的许可,小额信贷机构才能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进而才能大规模地开展业务活动。

其次,必须在经营收入上具备可持续性。这点对小额信贷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小额信贷是作为一种提供给穷人的金融服务,但是它反映的是一种正常信贷关系。这决定了小额信贷机构不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扶贫机构,它的业务也应该是一种正常的金融业务。尽管小额信贷的发放不以盈利为目的,但也不应低于商业银行平均利率,才能弥补其各项成本,使机构正常经营下去。

再次,拥有一支素质较高的信贷队伍。小额信贷机构面对的是最基层的农村客户,工作压力大,任务重,薪水待遇也比较低,这就对工作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要业务熟练,更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反之,则会影响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小额信贷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1.金融机构准入的严格控制。众所周之,在我国只有经过中央银行批准的金融机构才能合法从事各种金融业务。现阶段在农村地区成立和注册新的小额信贷机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从基础上影响着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

2.资金来源上受到限制,过于狭窄。由于小额信贷机构没有取得合法的金融机构的地位,资金在来源上就受到严格的限制。我国目前的小额信贷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依靠央行的再贷款支持,二是政府扶贫资金,三是国外和国际组织的资助。央行的再贷款数量非常有限,很难满足小额信贷市场的需求;政府扶贫资金容易受到政府的左右,用途窄;靠国外的捐赠和贷款更是永远不可能发展出可持续性的小额信贷机构。

3.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的低利率政策。考虑到广大低收入农户的承受能力,我国政府大规摸推行小额信贷的目标定位于消除贫困。这样,具有“扶贫”性质的小额信贷利率在我国受到严格的限制。该利率往往低于正常商业贷款的市场利率,相反,小额信贷的管理成本和呆坏账处理成本是高于商业银行的,这就造成了低利率和高成本的矛盾缺口,而这个缺口只能由农村信用社承担。长期以来,小额信贷的运作成本难以得到补偿。

4.农村信用社自身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硬件来说,农村信用社处于最基层,设施环境条件差,缺乏良好的办公环境;从软件来说,员工的素质千差万别,任务重,信用社管理水平和防范金融风险、创新金融产品、满足金融需求的能力层次都比较低,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管理成本。

三、对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1.完善外部环境建设

小额信贷是一项新的金融服务,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来培育。在我国农村主要是由农村信用社来开展小额信贷业务。因此必须给予小额信贷机构以合法的金融机构地位,使其可以在吸收存款方面合法化。必须加快农信社产权制度改革,使其能够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成为产权明晰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控风险、自求发展的市场主体。在农村信用社内部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2.使小额信贷利率逐步市场化

我们知道,一个合理的贷款利率能够激励贷款人按时还款又能使信贷机构实现自负盈亏。小额信贷资金来源成本和贷后管理成本都普遍高于大型商业银行,而且小额信贷在农村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可以在充分考虑资金来源成本、贷款管理成本、农民承受能力和农村资金市场需求状况的基础上,对小额贷款利率逐步推进市场化改革。首先,在小额信贷推广初期,实行优惠利率政策,鼓励农民贷款,使广大农民充分认识到小额贷款的积极作用。在成熟之后,小额信贷利率可在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的基础之上向上浮动。在小额信贷形式被广大农民接受之后,可以根据农村市场资金需求状况,将小额信贷利率逐步由浮动过渡到市场化。

3.对小额信贷对象进行培训

这里的“培训”既指贷前培训,又指贷后培训。多国的实践证明,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是小额信贷成功的关键所在。农村的市场基础薄弱,农民也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他们会遇到很多问题。首先,在项目的选择上,无法对迅速变化的市场灵敏的做出应对,很可能选择了已经处于衰退阶段的落后技术;其次,对新技术了解渠道狭窄,操作困难。这就需要小额信贷机构对贷款户进行业务培训。首先应为农户提供有前途的项目和技术以供选择,在农户进行生产的过程中,要加以指导,教农户学会如何根据市场的需要来调整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当然,这不是单独由农村信用社的力量能够做到的,还需要各级政府和相关农业科技部门共同努力。通过这样的培训,大大提高贷款的成功率,减少小额信贷的风险,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摘要】农村小额信贷在国际上取得了比较成功的经验,开始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采取小额信贷这种直接的扶贫方式,对我国的扶贫计划和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农村小额信贷仍处于很不成熟的初级阶段。

【关键词】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杜晓山.小额信贷运作及原理[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9篇

农村文化管理体制没有理顺,部门分割严重,目前,乡、镇文化站人事、经费都属于乡、镇管理,而业务上受上级文化局指导,这种双重领导的体制,表面上看是多了一条通道,而实际工作上却多了一道门槛。上级文化局只从业务上下达了不少工作,而没有给钱;而文化员集中主要精力参与乡、镇中心工作,只忙碌于应付上级的检查。(四)农村文化事业队伍建设弱化,人才上匮乏。目前,乡、镇文化站的编制大都只有1―2人,最多的也就3―4人。像我一样的文化员,基本都兼任其他工作。另外人员年龄老化,学历不高。

二、对农村文化发展对策

(一)实加强组织领导,真正把文化工作纳入硬性考核

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充分认识到文化工作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积极作用,提高对乡村群众文化工作的重视,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文化工作必须与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落实、一起考核,要形成刚性的考核机制,比如有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的各类考核指标;对文化事业的发展,有明确的奖惩措施。依靠刚性的考核,切实解决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确保一方长治久安。

(二)政府真正采取措施,加大必要的财政投

入政府要保证对文化事业的经费投入,并根据经济发展的速度,逐步提高文化投入的比例。同时,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投入文化事业,出台优惠政策,吸纳文化产业投资,吸引社会各界捐资,形成有特色的文化产业融资体制。以现有的机构、场所、设备等为依托,充分利用文化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发展文化产业,实现以文养文,通过多元投入,为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经济支撑。

(三)充分理顺条块关系,乡、镇文化员受条块管理

由以乡镇管理为主,实行垂直管理,实现人财物的集中统一管理,这样有利于文化员独立开展工作,保证文化员的正常开展,促进农村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为确保队伍稳定,明确规定每个乡镇确保有专职文化干部从事文化工作。

(四)加强文化队伍建设,提升文化员的综合素质农村文化队伍是农村文化的主力军,必须切实加强农村文化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文化员的素质。一是要加强培训,稳定和提高现存队伍,定期选送文化员到相关院校进行培训,提升业务素质。二是要广泛吸纳人才,从艺术院校毕业生,从文艺骨干队伍中发现人才,充实到乡、镇文化队伍中,不断增添新鲜血液。三是要提高待遇,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文化员,激励文化员奉献文化事业,全身心推动农村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农村发展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制度背景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制度创新

“新农村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党的建设五个方面,“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是对新农村生动形象的描述,其重点工作是“发展生产”。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任务。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不断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实力和竞争力,才能为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和农民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农村经济组织制度建设与创新,作为农业微观载体,是建立农业和农村发展长效机制的基础条件,是农村经济建设,也是新农村建设中的“软件”。我们必须以创新的思维来对待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合作社制度的演变,不断创新合作社制度。

一、合作制是我国农村主流的经济组织制度

1、股份制与合作制是市场经济条件自运行的两个轮子

无论是股份制,还是合作制,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经济组织制度,股份制与合作制是市场经济条件自运行的两个轮子,股份制企业与合作制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两大主体,是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两大力量。

2、合作制与股份制有不同的适用范围、不同的行业特点

合作社的制度特点决定了合作社多集中于弱势集团,多集中于弱势产业。股份制成为规模大、资金雄厚、有机构成高的行业的组织形式。

3、合作制必然成为农村主流的经济组织制度

农业是典型的弱势产业,农民是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合作制必然成为农村主流的经济组织制度。

二、合作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发生合作社制度的变迁

1、任何一种组织制度,在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中,会吸纳和融合其他制度的优点,对自身不断完善。

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扩张是任何经济组织存在与发展的需要。

3、合作制、股份制相互融合、转化、吸纳的表现

西方的“职工持股计划”

“公司+合作社+农户”农业产业化模式

美国、加拿大的“新一代合作社”

“股份合作制”是股份制与合作制相互融合的一个特例

4、合作社组织的变异以及现代合作社质的规定性

三、股份合作制是合作制的新发展

1、从理论层面剖析,股份合作制有四方面的制度优势。化解了合作社“方”与“圆”的矛盾;实现了“资本”与“劳动”生产要素的融合;强化了“竞争”与“合作”两种力量;协调了“公平”与“效率”两个指标。2、从国际合作社联盟所确定的原则考察,股份合作制是合作社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符号国际合作社发展的主流趋势。

3、从中国农村新兴合作社组织发展的实证角度考察,股份合作制以成为我国沿海地区农民合作社的主流形式。

四、农村合作社制度发展与创新的条件

1、生产力发展对新型组织的客观要求

2、思维创新及舆论支持

3、政府的扶植及对合作社企业家的激励机制

4、良好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苗敬柱股份合作制:基层社改革发展的制度安排《合作制理论与基层供销社改革——第七次中国供销合作经济论坛论文选编》2004年11月

2、周连云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制与股份制两种经济组织制度的比较研究《合作制理论与基层供销社改革——第七次中国供销合作经济论坛论文选编》2004年11月

3、中国农村合作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二)——中国合作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国农村合作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选自《中国供销合作通讯》2005年5月总第301、302期

4、洪远朋股份合作制是合作经济的新发展《集体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2004年4月

5、赵阳林股份合作制是合作制和股份制的最优组合吗?《中国供销合作通讯》总306,307期

6、黄连贵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的新发展中国合作经济学会《调查与研究》2006,3

7、叶长青劳动、资本与国家贫富《商业时代》2006,7

8、刘惠苑鹏合作制与股份合作制——制度的分析与比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

9、付晨合作经济的传统与变迁《中国供销合作通讯》2003年9月总284期

10、冯开文合作社: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经济组织——从合作理论变迁角度所作的初步分析《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2000,1

11、王宏斌坚持思想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中国集体经济》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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