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权制度论文范文

农村产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我国的土地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前的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随着各个朝代的更替，呈现周期性变化。每个王朝新建之初，统治者一般都采取鼓励自耕农发展的政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被集中于大小封建地主的手中，此时社会矛盾会逐步激化，统治者就会进行一系列的土地制度调整。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整和有效的永佃制和押租制。

新中国建立后，进行了，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将所有征收和没收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一、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之后1952年的大规模的初级农业合作社运动在承认土地私有权的前提下，将使用权由个人使用变为集体共同使用。而到了1955年，开始推行的高级社和化运动，把农民土地私有、集体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改革为集体统一所有、统一经营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这种制度缺乏多样性和灵活性，无法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自1978年秋起，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历了农民自发到国家逐步承认的过程，最终在1984年基本完成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但在土地的使用权方面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农产通过承包方式获得了独立经营集体土地的权力，他们虽然没有土地所有权，但拥有土地产出的大部分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农户成为独立的和完整的经济核算单位，他们获得了对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迅速上升，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1997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比1978年增加14倍，数百万农产在80年代摆脱了贫困。

土地承包经营使农用土地实现了“两权分离”，土地的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可以分别归属于集体和农民两个不同的主体，使原来“一切土地权利归集体”的“单一产权”体制，转变为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二元产权”体制。这种体制使农民对土地有了的强烈归属感，激起了农民长久利用、集约利用土地的积极性。由于可以明确预知和享受自己承包土地上的劳动产品，农民付出的劳动就与劳动报酬直接对应起来，充分体现了“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使农民在土地上生产的热情空前提高。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什么时期，土地制度的调整都会对整个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影响，土地制度究竟是阻碍还是推动农业的发展，关键在于它是否适应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这一产业的特点。

二.当前土地制度面临的窘境

土地承包经营使农用土地制度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有效的改革和平稳的调整，土地制度是继承和发展性的。将承包经营权细化给农产，初步实现了土地权利、义务的统一，既维护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本框架，又使制度有了新的内容和发展。同时，采取承包的生产经营方式也和农民习惯的农耕劳作方式有效衔接，得到农民和社会各界拥护，新旧体制的转换平稳进行，制度改革所支付的社会成本很低，改革带来的效益非常显著，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然而，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土地承包经营引起的农用土地制度改革是在缺乏成熟理论准备与系统的政策设计的情况下进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着重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进行了调整，不可能深入地涉及农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问题，因此与城镇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相比，农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是不规范、不系统、不彻底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了出来，并严重影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结构的调整。具体表现在：近几年来，我国粮食总产值不断下降；农民收入自97年开始持续4年增幅下降；在我国土地资源极其紧张的状况下，农民弃耕、薄耕和抛荒现象严重；农民的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下降，强壮劳动力外出打工，只留下所谓的“三八六零”部队进行耕作，劳动效率低下。

这些问题的日益严重，标志着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产权形式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在其调动农产积极性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之后，它所蕴含的深层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了。

1.土地产权极为模糊、产权界定严重不清

我国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在《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农业法》等重要法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集体”的定义则极为含糊。《土地管理法》中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集体所有。”但究竟谁是集体的真正代表？有多种提法不说，概念也极不明确，造成对权利主体的认定带来很大困难。谁都有权利变成谁都无法有效行使权利，往往行政上的组织如村委会等运用其行政权力来干预和行使所有权。

2.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不稳定，大大挫伤了农民承包土地和进行投入的积极性

为了显示机会均等，遵循人地均分原则，每隔一段时间就对集体成员承包的土地作一次强制性的调整，从而使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无论是人员数量上还是构成上都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虽然中央说土地承包15年不变，更规定延包土地可30年不变，但在农村，普遍3—5年调整一次，甚全有的村年年有调整。据调查，从1978以来，农民承包的土地已经平均调整3.01次，至少有超过60％的村庄和农户经历过土地调整。如此频繁的变动使承包者的预期大大降低，并且即使允许转包土地，也受到“只允许农户将无力耕种的土地在经集体同意并不能擅自改变承包合同的前提下自找对象、协商承包”的限制：同时国家对种植面积、种植品种等都加以限制，给农产与集体之间的土地承包关系带来较强的干扰。这样的土地制度显然不能为农产提供长期而稳定的预期，势必导致农产土地利用行为上的短期化，特别是在土地改良的问题上，农户对土地投资缺乏激励，相反会选择过度利用土地导致土地肥力下降，因为这种掠夺式经营方式的成本由于时滞因素将由下一任承包者而不是自己承担。转3.现行土地制度的法律基础薄弱

前面已经提到过，现行法律中涉及土地制度的条款都相对笼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特别是当农户在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遇到侵权行为时，没有有效的法律武器，失去了法律保障，再加上农民往往较为分散且文化水平不高，使农户处于谈判上的弱势地位，无法依法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利。

4.土地流转制度存在缺陷

由于承包权作为农民的使用权是不完整的，农民没有被赋予转包、租赁、抵押、转让其他土地权利，使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中介和金融支持无法形成。尽管按农户均分的小块土地，适应了现有农村生产力的需要，但因土地在产权上是凝固的，难以满足适度规模经营中归并土地的要求，生产力无法重新配置，使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处于要么重新调整土地承包关系，要么放弃规模经营的尴尬局面，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三.理论探索：国有还是私有？一种新尝试

由于模糊的集体所有制带来的弊端，理论界早就开始探讨更为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国有还是私有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赞成土地国有化的主要理由有：实行农村土地国有化，有利于国土综合整治，有利于土地管理；障碍小，成本低；有城市土地国家所有、企业经营的成功经验等。

而赞成私有化的则认为：私有化的产权体系以及保护私有权益的法律体系有助于建立起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

我认为，土地私有并不是解决目前问题的良方。从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家农业私有产权改革的经验来看，私有化在改革初期造成很大的混乱。私有产权给予个人关于财产自由使用、让渡和获取收益的权利，无疑会给微观主体带来激励。但由于私有化后，完善的市场服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农民难以得到信贷和适合家庭农场耕种的机器，同时国家取消了对农业的多方面支持和补贴，致使投入品价格攀升、农业利润下降。在我国，私有化同样会带来这些问题。更何况我国还有自身的特殊情况：

首先，从历史上来看，我国从未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土地私有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土地都处于以封建君主和官僚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系的控制之下，即使是自耕农自由买卖土地也受到很多限制。因此农民并没有很强的土地私有的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土地经营自。

其次，在缺乏分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由于技术水平不高，交易效率低，个人激励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土地私有将最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而目前我国农业已基本脱离自然经济状态。

从我国的国情来看，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土地私有将会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冒较高的政治风险，进而不可避免地增加土地制度创新过程中的阻力，减少制度创新的绩效。

因此，私有化是不能适应我国农业土地现状的。但是，单纯的国有化将农民完全剥离土地，更会打击农民的积极性。那么，是否可以在我国尝试构建“三权分离式”的新型农用土地产权体系呢？

（一）国家土地所有权：国家土地所有权为农用土地产权体系中最高层次的产权形态。

（二）承包土地使用权：承包土地使用权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下的一个完整、独立的土地产权形态。

（三）土地耕作经营权：土地耕作经营权是在承包土地使用权上附设的一种他项权利。承包土地使用权人可将其土地耕作经营权单独以转包、分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经营，经营期可根据经营的需要由承包或租赁双方自行商定。

国家拥有农用土地的终极所有权，仿照城市土地所有权的模式，从宏观上起到调控和综合治理的作用。作为所有权者，国家收取合理的租金代替公粮以推动农业的市场化进程，以迎合WTO竞争环境的到来。

由于从物权的角度对承包土地使用权给予了准确界定，赋予农民的土地就可从土地产权的角度给予可靠保障，其权利义务一经政府土地部门登记，承包经济关系的各种调整就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农民与土地关系，今后就可以做到无论承包关系怎么变化，土地权利义务不变：不管生产任务怎么调整，农民都拥有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

在这种体系中明确区分了承包土地使用权和土地耕作经营权。农民可把承包土地使用权当作一种财产权留在手中，保障自己最基本的土地权益，同时可将土地耕作经营权按经营的需要转包、出租给其他的农业生产者，获取土地经营收益。承包土地使用权和土地耕作经营权分开，解决了既要把土地稳定在农户，又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难题，土地在耕作经营层次充分流转，可满足不同规模的集约化、产业化以及市场化的经营要求，由于土地耕作经营权可迅速向种田能手集中，增加农地经营的面积规模，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生产力更快的发展。

土地耕作经营权可自主流转，使农民有了更多的“离土”机会与择业自由，而承包土地使用权暂不允许转让，土地最终仍留在承包农民手里，流转的将只是短期的耕作经营权，防止了因土地长期转让而造成土地兼并，大量无地农民流入城市，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危险倾向。由于每个农民都能平等地享有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益，农户又有了一份可资经营的土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从事非农产业或向城市转移时，土地就能发挥可靠的社会保障作用。

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这三种权利都必须在法律中作出明确、清晰的规定，确保权利义务得以实现。

四.以农产家庭为基本对象是这一体系具体实施的基本要求

我国农村仍然保留着较为传统的风俗和文化心理，千百年来始终以家族血缘为纽带。在社会价值观念中，家庭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在家庭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家庭成员的有限性和收益的连带性，使家庭成员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能实施较为有效的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从而是使监督成本降到最低。这也正是家庭联产承包制能发挥如此巨大作用的关键所在。因此，农户家庭是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微观产权主体的最佳组织形式。

有人也许会考虑到家庭经营不利于农业的规模化，但是普罗斯特曼等人在1996提出117个国家的数据表明每公顷谷物产量最高的14个国家中有11个是小规模农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如世界银行对肯尼亚的研究表明，规模在0.5公顷以下的农场的单产是8公顷以上农场的19倍，在印度则是2公顷以下的土地收入高于10公顷以上一倍多，而这规模正是我国农户家庭短期内可以实现的。

农村产权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国家保护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形成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从而使得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对社会经济行为的影响和激励。我国农村改革也正是从产权制度的变革开始的，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行是一场深刻的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体制下集体经济的产权安排形式，对任何单个社员来说，都不拥有相对于其他成员的对生产资料排他性使用、转让、收益和处置权，产权的激励效应基本消失。对于这种产权安排，农民在生产劳动中采取“磨洋工”等办法进行消极抵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我国农村逐步推行的家庭承包经营制，改变了原有集体土地产权形式，变土地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为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创造了在土地集体所有前提下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成功经验，使农户拥有了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获得了经营自，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和农村经济的微观主体。家庭承包经营制体现了产权可分离性的特征，虽然它并未赋予农民完备的土地产权，但是它强化了农户对集体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为农村和农业的有效投入提供了有力的激励机制，带来了农业的高速增长，具有明显的经济绩效。据林毅夫等人的研究，这项改革使农业生产增长了46.89%。

实践证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关键问题在于农民集体所有权这个权利是虚置的，房屋所有权没有法律程序的确认，从而使农民对各种农村资产的权就被国家和村集体单位在行使他们的权利时侵蚀掉。所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着眼点就应该是把农民集体的这种虚置的所有权实在化，产权制度改革必然成为农村改革的主线，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产权制度变革的要求，当前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正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仍然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

近几年，为统筹推进“三化”联动，成都周边区县开始积极探索以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探索。通行的办法是，通过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明晰产权，经过清产核资，将集体资产和人口股量化到户到人，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集体所有，社员则以股东的身份享有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和按股分红的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这一产权安排具有明显的经济绩效。首先，社员享有了收益分配权，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集体经济与社员利益关系不紧密的问题，提高了农民对集体经济的关注程度和参与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其次，一人一票的决策权的配置，使得农民的民利得到了体现。第三，农村于部的权力受到了制度的约束和民意的监督，增强了工作的责任感和事业感，较好地克服了决策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抑制了铺张浪费，保障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第四，理顺了农民和集体的关系，减少了社区集体对农民的束缚，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

农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相对于原集体经济组织或经济合作社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受到了社区农民的普遍拥护。但是，在实践中，股份经济合作社在运行过程中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在一人一票的表决制度下，经营管理者的投资决策难度较大，容易错失发展良机；二是在人人有份的平均主义的股权设置条件下，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影响了经营者积极性的提高；三是股东较为关注分红，对年度分红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股份经济合作社分红的压力不断加大，尤其影响集体积累和长远发展；四是缺乏经营管理人才。股份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者多为农村两委干部，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缺乏。

实际上，上述问题的产生也是股份合作制的特征所决定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兼有股份制和合作制的特点，仍然延续了体制下产权安排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是合作制封闭性条件下社员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或资格所决定的。在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阶段，要保证初始产权安排的公平合理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必须顺应这些特征。但是，股份经济合作社最终只是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形式，在股份经济合作社组建完成以后，必须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逐步深化产权改革。只有深化产权改革，彻底改变村社产权安排形式，才能解决股份经济合作社所固有的问题，使其逐渐发育成为按公司法规范的股份制企业。

三、以明晰产权为基础推进农村股份合作制发展

保障农民的民利，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统领农村改革的基本原则。在明晰农村产权权属的甚大耻，实施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其最终的方向是将传统的集体经济发展成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公有制经济，建立起“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在推进改革的深化和发展中，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加强指导，引导好、保护好股东和经营者的积极性，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当前，深化股份经济合作社改革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赋予股东股份的实质性所有权。要进一步明确股东对所持股份的收益、转让、继承等权利和参与决策的权利，使之具有完备的股权性质。

二是积极培育规范股权流转机制。随着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发展，由于家庭的迁移、缺钱而急需变现财产、控股动机的产生等原因，股权的流转将会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出现。为了确保股权的规范、有序、顺畅流转，必须防止信息不对称而导致股东利益受损。股权转让有可能使经营管理者或部分股东利用自己的自然控制者的地位或自己的信息优势，以较低的价格获取他人的股权，并最终持大股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企业所有者。因此，在赋予股东可转让的股权的同时，应由具资质的评估机构对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资产进行全面评估，并及时公开有关信息。同时要依托股权交易市场，在区(市)县域范围内统一建设股权交易的市场，为股权的流转提供平台，并办理有关股权转让手续。

三是妥善处置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公积金、公益金。公积金、公益金的提取，在公益性社团法人和经营性企业法人中有着不同的用途。为了避免公益性资金的流失，在深化改革、赋予股东终极所有权的过程中，对历年积累的公积金和公益金的处置，应由股东代表大会重新以决议的形式加以明确。

四是积极推动股份经济合作社向现代企业转变。随着股权的流转、集中和股权结构的调整以及股权的重组、拍卖，股份经济合作社应适时引入公司制的内部治理结构，变一人一票的表决机制为一股一票的资本多数决的表决机制，完善董事会、监事会的组成结构，提高经营管理层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使股份经济合作社逐步蜕变为现代公司。

四、努力优化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农村产权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一、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现状

（一）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基本构成

一是我国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由劳动群众共同占有土地的一种共有制形式。二是我国实行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的用益物权除地役权外分三个部分：农用地；宅基地；集体企业建设用地以及农村集体公益事业用地。

（二）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现状

截至末，全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覆盖率66％，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发证覆盖率46％，宅基地登记发证覆盖率80％。

（三）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和流转中的收益分配现状

目前，我国集体土地的收益主要产生于征收和流转过程中。国家对农村土地进行征收后，政府通常得给予四种补偿费用，即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主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设定的收益分配和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再转移的收益分配。

1、农户的承包地被征用后，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这两项主要费用是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个人承包经营户在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却不能直接作为受偿主体，而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或基层农村的村民委员会那里受偿。

2、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的收益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政府-集体分享型、集体独享型、限制性集体独享型、政府-集体-农户分享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型。对于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再转移收益分配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增值收益由集体和土地使用者分享型；增值收益由土地权利人和政府共享型；土地权利人包括集体和集体建设用地原使用权人、再转移收益由原土地使用人和政府分享型。

（四）我国农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的现状

农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大体上可分为三种：以第一轮或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的承包地或划地人口为依据；以现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在册人口为依据；以第二轮土地承包日期起为时限的年龄段为依据，包括死亡人员、新生婴儿、迁出、迁入人口。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集体成员资格界定越来越困难，一是部分地方的户籍制度改革，使户籍的迁移变得相对容易和简单，使原来单纯以户籍作为判断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难以适用；二是身份变化所引起的农民集体成员资格取得和丧失界定难。

二、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主体的虚位

“农民集体”只具有抽象的意义，很难成为实践层面上的所有者主体。而事实上的“集体所有”则表现为无实际内容的集体“空壳”，集体所有使所有者处于“虚位”状态；同时，农民集体常随行政村组的存废、变更而存废、变更的状态，产权主体的地位极不确定。

（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权能残缺

国家只是在名义上和法律上承认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而事实上可以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征用集体土地。实践中，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本权能事实上由土地使用权所代替，“农民集体”只能是有限的土地所有权人，国家才是农村土地的终极所有者。因此，作为集体的农民和“农民集体”实质上都没有对土地的最终处置权。

（三）征地补偿标准低，使用和分配也不规范

一是征地补偿标准低，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所获收益比重过大。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无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三是征地补偿收益使用、分配不规范。四是集体土地流转中国家与集体、集体与农民利益分配关系不确定、不规范。

（四）产权的激励功能不明显

由于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没有长期化保证，土地承包期短，政府又可以对已经用承包制承包的土地随意调整、限制土地使用权的继承以及采取行政方式更改土地承包经营，使农民难以形成长期的生产积极性，限制了经营预期，结果对农民而言没有形成必要的土地投入激励机制，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及框架

改革和完善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应当从我国实际出发，根据我国农地资源及人地关系的特点，在保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寻求建立以新型的产权关系为特征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构建和明确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显化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权能，使农民拥有有效的土地产权。

（一）明确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

首先是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关系。农村集体应当是为一定物质、经济的利益而聚集形成的，集体的意志应当是其成员的共同的意愿指向，农民集体的成员应当能够享有所在集体的权益。其次是村民委员会与农村经济组织的关系。村民委员会具有管理组织的性质，具有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职能。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发展生产经营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户及其相关产业组织之间的自愿合作或者联合，不应成为带有行政化色彩的组织。最后是政府管理权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关系。国家土地管理机关应当侧重于土地资源的宏观调控和行政监管；而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的行使则应侧重于对本集体内部土地资产的具体管理和对农户行使土地使用权的监督。

（二）确保农村集体产权权能的实现

要充分实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必须要以法定的形式赋予农民集体真正的所有权和农民个人真正的使用权，要保证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以充分体现，要维护土地使用者的合法权益；要在服从国家或集体全局利益的前提下保持集体土地所有者对其所拥有的土地的处置权。

（三）逐步建立和规范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

首先要明确集体所有制中“集体”的内涵，创新保障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法律制度，建立新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其次要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解决和规范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问题，实现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同地、同权、同价，合理分配收益。

（四）拓展国家宏观调控权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除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及他项权利外，还包括规划权、管理权、发展权等。国家应强化对农村集体土地的管理权、规划权、发展权。一方面通过制定相关法律，不断规范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建设中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督和管理，使相关土地政策落到实处。

（五）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框架

根据改革的总体思路，结合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现状，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框架如图1所示。

四、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

（一）明确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

在法律上界定产权主

体，保障农村土地所有权人的主体地位，是农村土地所有权改革的关键。一是应对集体成员的资格予以确认。允许各地以户籍为基础、经由严格的村民自治程序自主决定，并承认所有成员有平等占有和使用集体土地的权利。二是明确界定土地所有权主体，并以土地所有权证书这一法律形式予以体现。三是明确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稳定农村土地关系。四是明确村民小组与村委会的关系，保障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二）集体成员享有平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

可以考虑把集体土地所有权细分为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以及农民个体成员权益，两者产生连带法律关系，成员人的权益依附于所有权，所有权由各成员人的权益组成。集体成员在征地补偿安置、集体资产处置等重大问题上都有相应的、平等的收益权、表决权等。对承包经营权的处置，由三分之二以上集体成员表决决定。

（三）赋予集体土地所有权完整的权能

一是承认农村土地所有者的排它占有权，以便有效抵制对土地的侵权行为。二是推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物权化。将农民的集体土地使用权法定化、固定化、可继承化和市场化。三是强化权利主体对集体土地的收益权能。国家只有因公共利益才能征用农村土地。四是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完整的处分权能。

（四）依法保障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

一是配套改革国家土地征用制度。严格控制政府征地行为，强化集体所有权主体地位。二是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制度。对集体土地参照国有土地使用制度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有期限、有限地流转的制度，并对其出让、出租、转让、抵押等加以明确规范。三是放开并规范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显化农民财产权价值。四是合理分配集体土地流转收益，保护国家、集体、农民共同利益。

（五）完善农村土地财产权利登记管理制度

农村产权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提出了新农村建设应注重制度建设、政策配套的观点，以及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改革土地产权制度、发展经济等具体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却陷人了长期的相对贫困，与城市的差距拉大。基于以上原因，党中央提出了进行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但由于我国农村基础条件薄弱以及配套政策不完善等原因，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时遇到了很多深层次困难，因此很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仅仅停留在建一些漂亮的新居、拓宽一下街道、沿街道盖一些漂亮的门面房层面上，而不是注重转变政府职能、搞好政策配套、提高服务质量。事实上，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长期处于落后和相对贫困的状态，有历史沿袭、现实人口压力过大等诸多原因。但是不完善的土地产权制度、不合理的城乡二元制造成的分配制度才是我国农村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加大投人、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发展经济才能解决根木问题。

目前农村许多问题都与社保制度不健全有关。比如人口出生率始终比城市高、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长期难以脱贫致富、脱贫又返贫等。这就是由于农村社保缺失造成的。出生率高是由于养儿防老的心理，虽然养儿未必能防老。难以脱贫、脱贫又返贫是由于高昂的医疗费所致，一家人勤恳劳作好不容易有点积蓄，正当扩大生产之时，一场大病使一切化作泡影，可谓“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保制度。

1、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在提供人人享有的基本医疗条件上，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既体现了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又是社会公平、公正的体现。虽然国务院为了让广大农民看得起病，看得好病，促进农村医疗工作的健康发展，于2002年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要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试点推行。但在实践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筹资水平低、保障能力不强。国家、省、市、县、个人虽然都出资，但总体保障费用不高，加起来人均全年只有几百元，有的地区还不到100元。相对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的筹资水平和保障能力明显不够。由于资金限制导致参保人员的报销起点高、比例底、封顶线底。直接影响农民的参合积极性。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国家、省、市、县加大投人。个人缴纳的10元应该免除，全部由政府补贴。加大投人降低报销起点、提高报销比例，逐步向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水平看齐。与此同时进行整个医疗体制改革，将药品价格降下来，使有限的医疗卫生费用得到有效利用。

2、建立基本养老制度

养老制度的不同体现着社会制度的先进与否、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对人权的重视程度。人们年轻时有奋斗的需要，同样老年有享受闲适生活的尊严和权力)现达的社会，老年人应该通过社会赡养。这是因为①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获得经济独立，不依附子女，自由的享受晚年之乐。②通过给子女减负，能给子女公平的机会，充分的发展空间。③这是社会的责任，因为人们年轻时在为自己家庭工作的同时也为全社会做了贡献。但是我们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福利制度不健全以及儒家思想传统的根深蒂固，在养老上仍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社会养老主要是五保户养老，比例较低。

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不能长期抱着这种模式，这与现代社会价值体系格格不如，长期下去必然会显露出它的落后性，羁绊生产力发展，进而影响整体国家经济实力。在养老问题上，国家不能推卸责任，应该建立农村基本养老制度，由社会供养老人。可喜的是今年我国将局部试行新农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虽然标准较低，但这是个好的开端。

3、建立部级统筹

目前农村实行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县乡统筹，到外就医报销手续复杂。农民在城市企业务工实行的市级统筹.换个城市同样带不走，且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不衔接。最终，打破城乡居民医疗保障体制的差异，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才是新农合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有了社会保障才能进行下面的尝试。

3.1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合理进行土地集中经营

土地产权制度是决定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之一，也是社会发展中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键因素，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与保证。尤其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更应该加强土地的科学管理、合理使用。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土地产权制度还不成熟，尤其是农村。我国农村现行土地所有制度是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制。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在改革初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生产力得到恢复，且至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城市化、现代化速度的加快，市场经济制度的采用，它遇到了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表现在，近期，改革初期高速发展的势头不再，农村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与城市比较相对收人越来越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政府有关农业政策指挥失灵，土地流转受到限制。

这是因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建立其上的土地承包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产生的。法理上，首先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国有权不清晰，既不是所有权也不是使用权。在此基础上集体与村民成员之间权利更是模糊。承包权的定义难以界定，造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模糊，主体虚位，土地产权缺乏稳定。

农村产权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上海市郊区 宅基地置换试点 宅基地产权制度

Abstract: Shanghai suburbs homestead replacement pilot appear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me common problems, such as replacement funds can't balance, left over the land according to the index can't expected, lead to pilot can't continue to promotion. The direct cause of these problems are due to administrative regions, land system and "two rules" policy of the factors such as restriction; Indirect cause is due to property rights system of house-site in the countryside, there are certain flaws, lead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pilot by certain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Keywords: Shanghai suburbs homestead replacement pilot homestead property right system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 引言

为了促进上海市的城乡统筹发展及“三个集中”发展战略的实施，上海市政府在2004年实施了郊区宅基地置换试点的政策意见，并初步确定了15个试点，后经过多次调整为14个试点（图1.1[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提供的郊区宅地基置换试点评估报告整理，2006.5]）。试点推行至今已经告一段落，试点的推行有效地促进了农民集中居住，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环境；增加了农村的耕地面积，促进了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三个集中”发展战略的实施。但是试点在推行后期也出现了一些共性问题：置换资金无法平衡、土地指标的取得和出让及农民的社会保障等，试点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继续推广。

二 上海市郊区宅基地置换试点出现的问题

1 资金平衡问题

上海市郊区宅基地置换试点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与政府的补贴及由镇政府成立的开发公司向银行的贷款或融资；试点的收益主要是通过对宅基地置换后的节余土地指标的出让所得的溢出价收入来平衡置换资金。

由于节余土地指标的出让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导致置换资金的平衡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节余土地指标异地开发的方式可能会导致两地区的地价相差很大，协调起来比较困难，上市比较困难；另一方面是宅基地置换地块与异地开发置换地块出让收益存在较长的时间差，又容易受到土地市场的影响，实际运作起来比较困难。如果置换后的土地没有达到预期的收益，或者土地价格一直处于比较低的状态，资金就有可能达不到平衡的状态，尤其是试点在2005年受到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并没有按预期将节余土地指标出让。

2 土地指标问题

土地指标的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新集聚点建设土地指标的取得，根据试点置换政策，新集聚点建设指标的取得不列入本地区建设用地指标的范围内，用地指标可以单列，但是有的试点占用了城镇建成区的建设用地指标；另一方面是节余土地指标的上市问题，我国二元化的土地制度致使节余土地指标在本质上仍属于集体建设用地，其上市必须要在同时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及当地的城乡规划的前提下，由国家征收为城市建设用地，才能进入城市土地市场进行开发和建设。

3 农民保障问题

根据试点是否已经纳入当地的城乡规划范围内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置换赔偿政策：位于城乡规划范围内的农民按照上海市的征地补偿标准进行补偿，户口、保障和就业是一体的；对于规划区以外的试点的赔偿政策随机性比较大。此外试点新集聚点建设基地范围内的农民和被置换农民享受的赔偿政策也是不相同的。新集聚点建设基地范围内的农民为动迁户，可以享受镇保政策；被置换农民的社会保障政策目前还不明显，只能在有条件的试点地区推行镇保，如金山区的试点中仅解决了农业园区和置换新区拆迁农民的镇保。

三 上海市郊区宅基地置换试点问题的直接成因分析

上海市郊区宅基地置换试点的节余土地指标属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其上市要受到一定的程序和条件的限制，不能及时上市出让并以溢出价来平衡置换资金。

1 行政地域的限制

试点的置换政策中建议以“节余土地指标异地开发”的方式来平衡置换资金，但是政策并没有明确界定“异地”开发的行政边界范围及节余土地指标开发的责任主体，致使政策走向不明晰。由于试点是在同一行政村域范围内实施的，如果节余土地指标位于试点推行责任主体的行政管辖范围内，比如区政府推行的试点，异地开发比较容易实现；否则就会由于不同地区的发展利益不同而难以协调。奉贤区的两个试点就将节余土地指标统一到区土地发展中心进行统筹使用来平衡置换资金。

2 土地制度的限制

我国实行的是二元化的土地制度，城乡土地产权分属于不同的主体。宅基地的所有者是“集体经济组织”，这是一个虚构的概念，集体经济组织仅拥有对于宅基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有限的转让前和收益权，并没有绝对的处置权。在国家对农村宅基地进行处置的过程中，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处于比较被动服从的地位，没有独立行使农村宅基地的权利，农村宅基地必须要经过国家的征收才能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它不能直接进入城市土地市场，不能自行流转，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节余土地指标的出让和上市。

3 “两规”的限制

“两规”是指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它们是城乡土地利用管理的主要依据，两者的作用对象都是土地，但实施目的有所不同。城乡规划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和空间布局；土地利用规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耕地。由此，根据我国对于建设用地指标的管理体制，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土地利用规划，将增量建设用地指标的控制量从中央层层分解到地方政府，并具体确定每块土地的用途。试点节余出来的土地必须要优先复垦为耕地，否则要符合城乡规划中确定的建设用地指标和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指标，并由国家征收为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四 上海市郊区宅基地置换试点问题的间接成因分析

上海市郊区宅基地置换试点的节余土地指标在产权主体方面仍然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的出让和上市必然要受到宅基地产权制度的制约。由于我国农村现行的宅基地产权制度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导致试点的推行受到产权制度的限制。

1 农村宅基地产权界定不清

农村宅基地产权界定不清包括两个方面：产权主体界定不清及产权权利边界界定不清。

产权主体的清晰界定是指主体是确定且唯一的。我国农村的宅基地产权包括所有权与使用权，所有权归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使用权归依法组织内部的农民所有。宅基地所有权是不清晰的，虽然法律规定所有权的主体是“农民集体”，但是并没有指出“农民集体”的具体落实层面，主体不确定；此外“农民集体”是由多个农民个体构成，主体非唯一。使用权的主体是组织内部的农民个体，他们拥有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主体是确定且唯一的，使用权是清晰。

宅基地产权的“权利束”内容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及处分权。我国的法律法规只对宅基地产权的主体进行了界定，并没有明确界定“权利束”的边界。上海市郊区宅基地置换试点的所有权属于同一行政村的集体经济组织；使用权属于组织内部的成员所有。宅基地所有权中比较清晰的是占有权、使用权和处分权；收益权比较模糊。使用权的权利边界只要是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使用都是比较清晰的。

2 农村宅基地产权缺陷

农村宅基地产权的残缺表现在限制性的转让权及收益权等方面。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所有权的受让主体必须是国家，所有权的转让只有国家征收一个出口；使用权的转让仅仅限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中，使用权的可转让性受到很大的限制。宅基地所有权的主体是由多个农民个体构成的“集体组织”，所有权的收益权不能明确的分配到组织内的各个成员，收益权受到一定的制约。

农村宅基地产权的缺陷一方面是由于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实现权利的费用过高；另一方面是受到国家或政府的管制。农村宅基地的集体产权进行分割的成本非常之大，带给农民个体的预期也不稳定；此外由于宅基地只有经过国家征收才能成为城市建设用地，这形成了国家或地方政府对于农村宅基地产权的管制和约束。

五 结论

上海市郊区宅基地置换试点的推行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政策的实施，而是要与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相结合，在不改善现行的产权制度的情况下对农村物质环境进行改善，必定会出现一定的制度瓶颈。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旭东.中国农村宅基地制度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2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修订版）.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3张雅娴.公共政策视角的郊区宅基地置换试点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同济大学，2008

4姚凯.“资源紧约束”条件下两规的有序衔接――基于上海“两规合一”工作的探索和实践.城市规划学刊

5苟滢华.上海市郊农民宅基地置换与城市化再推进：[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农村产权制度论文范文第6篇

从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看，水资源正日益影响全球的环境与发展，甚至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我国水资源形势不容乐观，水资源紧缺已经成为21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它国家，传统上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总是求助于工程和技术手段，而运用政策、制度和管理手段来解决水资源危机问题并未引起政策制定者和管理工作者的足够重视。但从实质上说，不论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还是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一般都有资金和技术两方面的问题。它们二者又同时受制于政策、制度和管理方面的约束。

我国的水利资金状况和水利技术条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特定水资源政策、制度安排和管理方式下的产物。因而可以说，我国的水资源政策、制度和管理实际上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并且日益成为影响水资源短缺状况的最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水权和水市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借助政策、制度和管理手段来合理开发、优化配置、高效利用水资源已成为水利工作的中心任务[1]。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产权制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总结，以期对当前我国的水权制度创新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产权和产权制度

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研究的关键概念是“产权”，制度规则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行为主体的权利规定。有效的产权制度是整个经济制度的核心。它一方面直接影响人们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为其它制度提供基础。由于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形成了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产权经济学。

产权制度理论是R.H.Coase于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的，而产权概念的正式提出首推R.H.Coase的《企业的性质》一书。此后，Alchian、H·Demsetz[2]、North[3]以及张五常、汪丁丁等人的研究又大大推进了产权领域的发展，可以说，它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一个严密的产权经济学分析框架作了铺垫。

什么叫产权？按照Alchian定义，“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6]”。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收益，如何受损，以及它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内化外部性，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4][5]。

面对由于使用稀缺资源而发生的利益冲突，西方产权经济理论主要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的界定和交易。R.H.Coase的主要观点是：（1）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是商品买卖，而是权力买卖，人们购买商品是要享有支配和享受它的权利；（2）资源配置的外部效应，是由于人们交往关系中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或权利无法严格界定而产生的，市场失效是由产权界定不明所导致的；（3）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组织、技术和效率；（4）严格界定或定义的私有产权并不排斥合作生产，反而有利于合作和组织；（5）在私有产权可自由交易的制度下，中央计划也是可行的。

目前，对产权概念的认识虽不完全一致，但较普遍的意见是，产权是指与所有权相联系的一组权利，也即指以财产所有权为核心的、存在于任何客体之中或之上的完全权利，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包括用尽权、消费权）和收益权（包括出借权、转让权）和其它与财产有关的权利等。产权不可能脱离所有权而独立存在，但也无法用所有权来加以概括。财产所有权是确定物的最终归属，表明主体对物的独占和垄断的权利，具有排他性、本源性和全面性。所有权的排他性表明物的所有权在法律上只能归属于一个主体。而产权（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等）可以归属于一个主体，也有可能按照一定的规则或合约，分属几个主体所行使。

在市场经济中，产权的性质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性

（一）产权主体具有经济实体性

作为经济实体，一般必须具有这样三个特征：其一，必须有一定的财产作为参与社会再生产的前提，这项财产在法定的最终归属上并不一定必须为该实体所有；其二，必须直接参加社会再生产活动；其三，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并且参与社会营利性经济活动中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二）产权运动具有独立性

产权一经确立，产权主体就可以在合法范围内自主地运用产权，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受同一财产上其他财产主体的随意干扰。产权体系具有可分性。在发达市场经济中，财产的价值形态运动与使用价值形态运动因信用制度等的发展而分离，不同的主体以财产不同形态的运动为控制对象，使得单一的财产所有权分离开来，并落在不同的产权主体手中。

科斯在研究产权交易的外部性时，全面分析了产权明晰化在市场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产权的主要经济功能在于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产权经济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对“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运行机制背后的制度前提----产权结构做出了富有特色的分析，而且其主要关注产权制度的创新和产权制度的效率比较问题，这些应该是我们研究水权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

二、产权制度创新

当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时候，个人开采自然资源的负的外部性就被忽视。因而建立产权、排除他人使用自然资源的激励机制就很弱[2][6]。这意味着存在自由使用的公共资源和管理松散的集体资源。

随着人口增长和商业化发育程度的提高，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既然自然资源的供给在短期内是有限的，每个集体成员的自然资源可使用量就会减少。为了使负的外部效应内在化，就可能导致更有效率的制度产生，这就是所谓的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的原始动力。

制度创新（变迁）一般有两种方式：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制性制度变迁。

林毅夫认为[7]，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诱制性制度变迁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创导、组织和实行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对于某一制度变迁是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学术界争论很多。苗壮[8]认为，在改革过程中存在两种制度主体—政府主体和非政府主体，改革就是这两种制度主体参加的社会博奕。

什么样的制度更有效率？产权制度的演变是否就是由效率较低的产权制度向效率较高的产权制度的演变？

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看它是否能为在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外部性较大的内在化的激励，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收益报酬结构[23]。

在比较分析各种产权制度的效率时，很多学者主要侧重于研究产权制度对资源管理的技术效率的影响，运用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建立企业的边界生产（成本）函数来进行定量化研究。

三、产权制度创新的诱导因素

在可能导致产权出现及演变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学家特别强调了由于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而发生的相对价格变化以及人口增长的作用[9]。

在欧洲中世纪的成熟时期（1000-1300年），“土地变得稀缺，土地的价值处于上升中”[10]，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变得普遍起来，它对限制共有财产使用的压力增加了。对土地使用的更为有效的控制是与更为集约的农业生产体制的采用相联系的，三田制开始替代传统的两年一制的轮作制[11]。也有学者认为[12]，人口对土地的持续压力是导致公地的废除和以使用奴力劳动为基础的耕作制转向由农民所有的所有者经营，或转向由资本主义经营所有的对工资劳动力的使用。

D·C·North和R·Thomas[3]以及Demsetz[2]在讨论加拿大东部的印第安猎人在18世纪初建立土地私人制的例子中，资源稀缺的出现和加剧以及相伴随的相对价格的提高，是产权演变的基本原因。他们认为，当植物和动物相对充裕时，对这些资源设置产权的成本超过了潜在的收益，于是资源被当作公共财产使用。当人口相对于稳定的资源数量增长时，人们之间的竞争趋于尖锐，公共财产导致了狩猎活动收益的减少。在某个边际上，固定的农业活动逐渐变得比狩猎活动更有吸引力，尽管农业在设立与实施产权上要付出成本。最早的固定农业共同体是以对土地的排他性公共产权为基础的。在共同体内部，至少禁忌和习俗部分地限制了对资源的滥用。

近代，环境从农业与工业生产中吸收了残余，这与对环境服务和舒适的需求产生了激烈冲突[13]，这一冲突导致了原来被视为免费品的公共资源，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些用于区分个人、企业和共同体产权的新制度[13]。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更为集约的农作物制度的使用导致水的经济价值的增加，这一增加的价值诱致了能更明确地定义灌溉的产权，以及在分配水时更多地使用市场机制[14]。

资源稀缺至少可以导致两个重要后果：对资源的滥用，使当前和长期的资源最优使用变得不可能；人们—个人或群体—之间在使用资源上的摩擦和对抗加剧，部分资源被用于暴力攻击或防止暴力攻击。这样的事实或许可以引伸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当资源稀缺一旦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程度，产权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尽管产权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很大不同。产权制度的进步意味着设置、维护产权成本的降低，或从事破坏产权活动成本的增加[17]。

除了相对于人口增长而导致的资源相对稀缺是引起产权制度变迁的原因之外，国家的政策、民主水平、农村金融、农业的商业化程度；家庭或社区的组织状况、知识水平、借贷能力、农场大小和规模程度等因素也是导致某种产权制度出现或演变的重要原因[21]。

另外，政府政策一直是影响产权演变最重要的因素之一。Kirk[15]在关于印度的布塔拿（Butana）的研究中认为：传统的以居住地为特征的集体所有制（或称社区所有制）在其衰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殖民政府和殖民后的国民政府通过对土地产权制度和相应的机构设置的法律法规施以的重大影响，其次，是来自于市场融合、相对于资源减少的人口剧增以及可耕地权利重要性的上升等的共同作用。C·Schulz在考察经济史时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经济价值的上升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16]。樊纲也认为，只有有关的经济主体具有了实际的变迁动机和能力后，一定的非均衡状态才具有不可持续性，也即才有变迁的可能性[24]。“在实际过程中，制度变迁可能是有关当事人日常所实施的创新努力的结果”[18]。而马恩[19]通过对延安的考察后也认为，“只有人力资本的改善才能引起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创新”。冯开文[20]通过分析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发现，农民经营能力和知识准备程度的大大提高以及对新出现的获利机会的追逐，是农村制度创新的最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权利主体的经济条件、组织状况和知识水平也是引起产权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社会环境也是造成产权制度演变的因素之一。社会的道德风尚、继承规则以及法规对产权的制约力度都会对产权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21]。

在综合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以后，Otsuka将影响土地产权的因素归结为五类，自然环境、人口压力、政策、商业化和社会环境等[22]。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CCAP）的乔方彬等人通过对云南林区的实证研究表明，林地产权演变是人口压力、商业化程度、市场的发达程度、社区组织能力和耕地的产权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地区的人口压力越大、非集体耕地所占的比例越大、商业化程度越高、市场越不发达、社区的组织能力越强，林地产权由集体产权制度向非集体产权制度演变的可能性就越大[25]。

四、水权制度创新

水权制度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资源、环境、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每一次变迁，都是向着新的、更加完善更加高效的水权制度迈进。

正如前面所述，制度创新（变迁）一般有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方式。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政府主要通过强制的方式直接地实施制度变迁，而在诱诱致性制度变迁中，政府主要通过说服和利导的方式间接地指导制度变迁。因为在变革初期，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支持、鼓励、许可或默认，任何自下而上自发性的变革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目前，我国正处在水权制度创新的初始阶段。由于我国现行的水权制度存在不少问题：诸如对水权、水权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不统一；对水资源所有权的理解不一致；没有建立水权流转制度；长期用计划手段配置水资源，以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源价格不合理、资源浪费严重等等，迫切需要水权制度创新。尤其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对水资源总量的需求更多，不仅要求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因此，水权制度创新，不仅是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客观需要，更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提高用水效率重大战略决策的要求。

水权制度肯定是一个崭新的制度，它与以往的制度有根本的区别。若无此区别，它不足以解决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向这一制度的过渡应是渐进的。这样做，既要挖掘和发现现有制度中可利用的资源，可以与新制度兼容，同时又要考虑现有制度下的利益格局，在基本不损害（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制度的变革。

参考文献

[1]汪恕诚，水权管理与节水社会[J]，中国水利，2001（4），网络版

[2]Demsetz，H.1969.InformationandEfficiency:AnotherViewpoint.JournalofLawandEconomics，12:1-22.

[3]North，DouglassC.andRobertThomas.1973.TheRiseandFalloftheManorialSystem:ASystem:AtheoreticalModel，JournalofEconomicHistory(December).

[4]张五常,经济组织和交易成本[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5]汪丁丁,从交易费用到博奕均衡[J],经济研究,1995[9]

[6]Alchian,A•A,anddemsetz,Harold,1973ThePropertyRightParadigm,JournalofEconomicHistory,16:16-27

[7]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8]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J]，经济研究，1992（10）

[9]王金霞，2000。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制度的创新、效率及政策[Z]，博士论文，中国农业科学院。

[10]Krueger，AnneO.1974.ThePoliticalEconomyoftheRent-SeekingSociety.AmericanEconomicReview，64:291-303.

[11]Randall，A.1981."PropertyEntitlementsandPricingPoliciesforaMaturingWaterEconomy."Australi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25:195-212.

[12]Lewis,WArthai,1955TheTheoryofEconemicGrowth,London,GeorgeAllen&Urwin

[13]Lin，JustinYifu.1988.RuralFactorMarketsinChinaaftertheHouseholdResponsibilityReform.Forthcomingin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

[14]Lodge，George.C.，andEzraF.Vogel，eds.1987.IdeologyandNationalCompetitiveness:AnAnalysisofNineCountries，Cambridge，Mass.:HarvardBusinessSchool.

[15]Kirk，Michel.1994.LandTenureChangeinLivestockProductionSystem:AnimalResearchandDevelopment.Vol.39，1994.

[16]Schultz，T.W.1968.InstitutionsandtheRisingEconomicValueofMan.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eEconomic，50.

[17]刘世锦，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方式及其中的公共选择问题[J]，经济研究，1993（10）。

[18]孔泾源，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过程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1992（2）。

[19]马恩，人力资本与制度创新：延安调查后的思考[J]，经济研究，1993（8）。

[20]冯开文，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J]，中国农村经济，1998（7）。

[21]White，Andy.1995.ConceptualFramework:PerformanceandEvolutionofPropertyRightsandCollectiveAction，(MP11).IFPRI:Washington.D.C..

[22]Otsuka，Keirijo.1995.LandTenureandForestResourceManagementinSumatraAnalysisIssuesandResearchPolicyforExtensiveSurvey.(MP11)IFPRI:WashingtonD.C.

[23]Fufuboth,EirikG,etal1972,PropertyRightsandEconomicTheory:ASurveyofRecentLiterature10:1137-1162

[24]樊钢，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J]，经济研究，1992（1）。

农村产权制度论文范文第7篇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1期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小鲁

中国走向现代化，肯定还要经历一个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城市化将在下面几个方面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1.通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常规条件下，今后10年可以对经济增长有1.4个百分点的贡献，而在加速增长的情况下为两个百分点。

2.通过市场规模优化推动经济增长。常规的城市化净规模收益对增长的贡献是0.5个百分点，在加速增长情况下可以有一个百分点。

3.通过投资需求的拉动推动经济增长。假定今后五年都存在需求拉动效应的话，城市建设加速对经济增长可以额外提供0.6个百分点的拉动。总体考虑，加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净贡献可以达到3.6个百分点，高出常规情况1.7个百分点。因此可能把实际经济增长率由6％以下提高到7％以上。

民间投资的机会

《管理世界》2002年第2期

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司司长 李启明

1996年以来的几年里，中国民间投资增速开始趋缓。除了宏观经济变化的影响，产业准入和资金配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导致民间投资增速趋缓的主要原因。资金配置现阶段的主要问题是大量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事实上，民间资本不仅可以在高新技术产业、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环境保护项目等方面大有作为，而且可以以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当然这需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对集体、个体和私营企业的金融服务，积极开拓资本市场和积极支持集体、私营企业利用外资。

制度

我国产权制度改革面临的十大问题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377期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迟福林

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但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

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最为重要的课题是：1.以产权的社会化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突破。2.以产权主体的泛化促进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3.以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推进基础设施领域的改革。4.以产权清晰为前提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5.以产权激励机制为基础加快实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质性突破。6.以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入股为重点，实现科技体制的创新。7.以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化为核心深化农村改革。8.以规范和保持产权主体为基本任务加快政府职能转换。9.建立多种形式的产权交易市场。10.与产权关系立法、人事制度改革、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结合起来加快产权制度改革。

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

《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

法律和信誉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个基本机制。事实上，与法律相比，信誉机制是一种成本更低的维持交易秩序的机制。在商业社会，企业是信誉的载体。中国企业不重视信誉的原因在于产权不明晰和政府对经济的任意干涉。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如果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信誉机制就建立不起来，不但加大了法律的负荷，提高了交易成本，而且法律本身也不可能得到有效执行。同时，政府政策的多变，使得人们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从本质上讲也是对产权的破坏。

法律制度的运行也离不开执法者的信誉。为了使执法者重视自己的信誉，有必要在司法系统引入竞争机制。没有了信誉基础，法律能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产业

农民和农业发展的相关利益仍需保护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术论文

武汉大学商学院教授 张秀生等

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并不一定导致农民收入和农业名义总产值的增长，而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调整则会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政策不当而导致的农业生产资源效率损失是很大的，更严重的是有可能丧失由于技术和制度变革可能带来的潜在利益，这些利益在一个适当的市场和农业政策体系下本应产生。

农村产权制度论文范文第8篇

一、建国以来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

纵观建国五十多年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大致经历了从、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农地流转的出现等几个阶段。

1、（1949－1952）。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我国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农民租种地主土地，“两权分离”。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劳动人民的土地所有制，农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产权。当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如土地的过于细碎使规模化生产和农业现代化难以进行，更主要的是这种土地制度不符合建国后宏观政治经济形势的要求。

2、体制（1953－1978）。完成后，我国农村历经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形式的合作化道路的探索，最终确立了制度，即将农民私有、集体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改革为集体统一所有、统一经营的土地制度。这种制度安排导致土地产权的模糊性――土地既是集体的，又是国家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以产权主体资格参与分配，农民的利益不可避免被侵占。同时，这种“一大二公”的单一产权制度必然导致劳动监督成本、组织成本过高和劳动激励过低的弊端。

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它是将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变革为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确立了多元产权格局，所有权和承包权分离。农民事实上成为生产经营权主体。在这种新的产权制度格局下，农民在分配中是作为拥有部分产权的一方权利主体而存在的，农户通过“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利益承诺，换取了土地的使用权和剩余索取权。但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也逐渐显露出来。由于它对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固有缺陷采取了回避态度，试图通过经营形式的改善来克服根源于所有制的产权缺陷，不仅没从根本上解决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持续增长的激励问题和对各经济主体的约束问题，还引发诸如集体所有权对经营权的侵蚀、农民土地承包权不稳定等新的矛盾。

4、土地流转的出现。1984年前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激励作用由潜能释放进入消散阶段，农地制度的又一次变革――土地流转应运而生。土地流转的实质是让农民不仅拥有土地使用权而且拥有在承包期内的转让权。2002年8月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对调整农地承包关系作出了进一步规范，但相关制度不完善和配套措施不健全。目前农地赋予农民以生存保障的福利机制，限制了土地流转；同时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契约规定的债权性质而不是法律赋予的物权，使农民集体和农户对农地实际上没有交易权、租让权、抵押权，导致一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严重“异化”，出现侵农害农事件。

二、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

鉴于上述，建国以来我国农地产权历经了“分―合―统分结合”的变迁，而每一次变迁都出现与生产力由适应到不适应现象。时至今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一矛盾更加突出，其根本原因是基于现行农地产权制度的固有缺陷――集体土地产权关系不清晰。主要表现在：

1、土地产权主体内涵不清。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另据《民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可知：我国现行集体所有制下的土地所有者主体存在三种形式：村农民集体所有、乡（镇）农民集体所有及村以下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所有者主体的代表机构是相应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这就使得土地所有权的归属还没有特别明确，土地产权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从本质上说，所有权主体不明确、产权主体多元化乃是一种产权主体缺位，它必然会引发各“所有者”竞相伸手要利，却不关心自己应尽的义务。

2、土地产权权能残缺。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必然导致所有权的虚置。国家只是在名义上和法律上承认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而事实上可以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征用集体土地。实践中，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本权能事实上由土地使用权所代替，“农民集体”只能是有限的土地所有权人，国家才是农村土地的终极所有者。因此，作为集体的农民和“农民集体”实质上都没有对土地的最终处置权。

3、土地产权稳定性差。按《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和集体通过签订承包合同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尽管规定30年不变，但土地承包合同的处置权实际上掌握在乡村干部手中，实践中土地承包调整频繁，其结果造成承包者的长期预期不足，不能形成有效的投入积累再投入的良性循环机制，使得许多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缺乏安全感，倾向于对农地采取短期行为的掠夺式经营。

三、农地产权问题的应对措施

综观上述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和现行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问题的根本在于集体土地产权关系不清晰。为此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原则，调整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重塑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地位，建立起有利于土地有效流转的体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规范农地流转市场和程序。

1、改造农村集体所有制。目前我国仍实行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而我国正在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城乡变迁，这必将成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掣肘，不利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此外，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法学上对产权的理解已不再是一种对“物”的权利，还包括对价值和使用价值以无形财产的形式大量介入财产权的范畴。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项财产权，也是农民的生产要素之一，从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角度，在不违悖现行法律的前提下，可赋予土地经营权更大的灵活性，如以卖变租、入股作企业投资或搞商业开发、按照城乡一体化管理进行产权登记、作为抵（质）押品转让，实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等等。可喜的是，上述一些形式已在不少地方进行试点，让农民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既保证了农业增产增收，又确保了农民成为土地流转收益的主要获得者。

2、完善农村社保制度和其他相关配套制度。基于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这一规定已完全滞后于农村土地市场的现实。应强化村社权利，将土地经营权流转资金用于建立农民的社保，通过依靠土地来维持生存和获得最低保障。还应积极进行农村养老保险的探索，并尽快建立适应我市农村的养老保险体系，使农民还能得到来自社会其他方面的更多保障，以解除农民流转出土地的后顾之忧。还应进一步完善其他相关配套制度，如进一步完善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尽量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让一些在城市有固定住所或有一定收入的农民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在民法中确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主体，明确界定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以使农村土地使用权固定化、长期化，等等。

3、规范农地产权流转市场。一是在乡镇政府内设立农村土地流转管理中心，为受、让双方提供服务和管理，主要协助双方参照《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所列条款签订流转合同，接受土地流出方的委托，托管、转包土地。同时还应规范农用地流转程序，事先向所在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征得同意并报乡镇土地管理部门审批后再进行流转交易，以规范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并对流转后的土地进行区域规划与监管。二是培育和发展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中介服务组织，建立相应的土地流转市场和信息、咨询、评估等服务系统，收集土地流转信息，引入土地价格的评估机制，拟定土地流转指导价格，协调土地资源的配置，协助办理土地流转手续，条件成熟的地方可组建土地信托服务中心或土地资产经营公司，对土地产权流转进行规范化公司运作。

注：本文系鄂教思政社科研究青年项目《当前我国土产产权制度研究》课题论文。

参考文献：

1、刘学侠，土地股份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J]，农业经济问题，2002（7）。

2、李延荣，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J]，法学研究，2007（5）。

3、连玉明主编，解放土地与新土地革命[C]，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4、张光宏著，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效率研究[M]，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5、周熔基，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研究[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2）。

农村产权制度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转型；新农村建设．

引言

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已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方位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并指出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面对新农村建设的复杂系统工程，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推进农村各项制度改革。

制度创新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经济制度创新和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回顾农村经济制度变迁路径，可以清楚地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农村的完成，建立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村经济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新制度的确立使农村生产者成为真正的生产主体和利益主体，潜伏在社会中的生产力被激发了出来，农民作为经济主体和利益主体在新的制度安排下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当新制度刚刚展现出其较好的制度效率时，新一轮的制度变迁因国家工业化目标的需要而随之发生，农村合作化、集体化生产的制度安排被确立，集体化制度安排在与其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在最初生产者同样以经济主体和利益主体所具有的积极性加入到团队生产中去，但是，由于集体化生产下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监督，更主要的是利益分配缺乏激励机制，导致了农村生产的低效率。与此同时，以二元户籍制度为中心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把农民限制在农村和土地上，更使得农村劳动力过密化使用，在土地产出受地力限制不可能无限提高的情况下，过密化劳动力的投入进一步降低了队生产效率，也降低了队生产成员的经济福利。

家庭联产责任制是对集体化制度安排的创新，它通过科学处理国家、集体和生产者的利益分配制度而确立了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又一次调动了农村经济主体生产的热情，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一制度创新是在国家计划体制没有根本改变下进行的，当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之前，农民在没有外在经济机会和比较利益选择的情况下，对土地的专注投入的确提高了生产力和土地产出，但这种产出的提高是相对于计划体制下的土地产出而言的。相对于计划体制长期的低效率和产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势一下子就显示出了。但是，在二元经济制度下，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难以有效释放出来，这种制度所包含的潜力在长期运行过程中逐渐释放完毕，使得当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农村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很难完全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中获得与城市经济主体大致平均的利益，城乡收入差距由此逐年拉开并呈扩大趋势。

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二元经济制度，使农民能以和其他的市场主体和经济主体相对等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然内在要求变革二元经济制度，实现制度创新。新农村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作为制度支撑和制度保障。为此，本文拟围绕农地制度改革、二元制度改革、非正式制度创新及生产方式创新等方面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新农村建设的利益保障制度

土地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但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产权界定模糊，一方面抑制了农民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难以有效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先就要构建有利于农村经济法制和保障难民土地权益的土地产权制度。

家庭承包制改革，在实践中形成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农民家庭承包使用的多重产权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多重存在形态，为各级政府通过集体组织侵犯农民土地权益设置了制度空间。在如何保护农民土地权益问题上，有些学者提出土地私有化模式或国有化模式，应当说，这两种模式都认识到了界定土地产权主体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这种制度变迁从目前来看并不具有可行性；有些学者主张通过完善集体土地承包制来界定集体组织和承包家庭之间的权利关系，虽然，表面上看来不无道理，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集体和农户之间的多重产权结构，从而也就达不到制度改革所预计的目标。从立法方面来看，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都从法律上对农民的权利作了规定，但是它并没有解决土地产权主体多元化和模糊化的既有产权主体结构。只要继续保留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构上多重主体构造，“农民长期而有效的土地使用权”的政策目标就很难实现。

为此，就构建一种土地产权制度，赋予农民家庭作为独立的土地产权主体地位，而国家(包括地方政府)和村委会在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上，则是作为管理者而不是产权主体行使职能，避免了国家和村委会既是管理者又是产权主体而发生角色错位。至于集体经济组织，由于法律界定的模糊性在现实中难以作为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而农民家庭作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和组织，成为农村土地产权主体则是顺理成章的制度安排。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多重产权主体并存而导致权利界定不清的局面。当我们明确地找到产权主体时，产权的界定自然也就明确了，产权排他性行使也就得以实现。为了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需要确立农民家庭土地产权制度。

首先，农民家庭土地产权制度是在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以农民家庭为单位构建的独立的人格化的产权主体，把承包土地的产权完整地赋予农民家庭，使农民家庭拥有包括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在内的完整的产权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其次，在农民家庭土地产权制度下，农民家庭是唯一合法的土地产权主体，国家和村民委员会则作为农村土地管理者发挥作用。农民按照利益最大化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有效地配置和利用，国家和村委员会作为管理者主要负责因公共利益、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建设需要而对农村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农民家庭作为独立的产权主体，有利于土地产权在彼此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交易和流转，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从目前来看，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非农就业的增加，农村土地开始出现转包、转租、代耕等各种自发的土地流转形式，但是，由于土地产权主体地位不明确，这种流转处于一种无序和得不到有效保护的状态。在农民家庭土地产权制度下，土地产权流转因为产权主体的明确化将会变得更加规范、稳定和有效。

二、二元制度转型：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前提

如果说，农村土地制度的构建是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和经济利益的制度保障的话，那么，改革二元制度则是为保障农民的经济权利提供制度前提。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等二元经济制度，已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制度。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实行一种严格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这种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人的身份被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从那时起，农村人口被严格限制自由迁徙，长期被束缚在农村及土地上，并且成了一种身份制度而沿袭至今。同时，农村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长期被限制在农村，不能自由流动，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有所松动，但是户籍制度仍然是制约人口自由迁徙的制度安排。

二元户籍制度不仅仅是人口管理制度，更主要的是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经济利益关系。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演变，二元户籍制度逐渐完备并形成一种制度惯性和利益关系而难以触动。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导致了一个国家内部，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公民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它们目前主要表现在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而形成的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社会保障制度。

二元户籍制度决定了农民的就业等经济活动是二元的。二元就业制度安排是伴随二元户籍制度而衍生的。它把城镇就业和农村就业从制度上进行分割，农村人口只能在农村安排就业，从事农业生产。由于现行的就业制度安排没有把农民就业纳入正式就业制度之内，不管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还是进城务工，都不是国家正式职工。因此，政府或国家不需对农民的非农就业承担和城市职工一样的各种义务(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二元就业制度设计的歧视性，使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处境极其艰难。而从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二元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共同作用的后果是把农业和工业化分开，把农村及农村人口和城市化进程分开，农民的身份被固化和职业化。

与二元户籍制度和二元就业制度一样，中国城乡社会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二元分割的。在国家所提供的正规社会保障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选择只能另寻出路。这替代性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就是以土地制度为核心、以农民家庭和村集体为基础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一般来说，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为了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依法建立的，由国家和社会向公民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或使其达到某种生活质量的制度，是为了保证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而制定的一种制度。社会保障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内容，其中社会保险f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个方面)是社会保障的核心。从国际通行做法来看，社会保障的对象包括全体国民。社会保障在制度设计上对一国内所有公民是平等的，其目的在于保证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但在二元户籍制度和二元就业制度决定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二元的。农村居民被排斥在国家正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这种二元保障体系的结构是：城镇居民享受着国家提供的相对较为完善、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农村的广大农民在这方面的情形恰好相反，主要依靠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

因此，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从根本上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制度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提。

首先，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目前，由于国家在农村的社会保障缺位，土地扮演着农村社会保障的功能，使土地资源难以资产化和有效利用。国家应当逐步增加公共财政在农村的投入，在农村逐步建立广覆盖的包括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失地农民生活保障制度等社会保障体系，缓解农民的后顾之忧。

其次，改革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给予农民以国民身份待遇。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从农村有效释放出来，导致农地关系矛盾尖锐化。因此，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使农村劳动力能够自由迁徙、就业，与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和机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三、生产方式转型：新农村建设的基础

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推进农村二元经济体制改革，是为农民经济权益和农村生产力的提供制度保证。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流行的观点，有效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亟须实现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型。生产方式的转型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过程。生产方式及其变革，是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力量。

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回归，它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性质和生产方式。虽然在改革初期，在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生产方式尚未形成时，通过对家庭个体的经济激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业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生产方式日益成熟，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步加强，分散生产的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缺陷和弊端也就逐渐的突显出来。(1)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降低。改革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解散，农田水利建设和维护也日趋荒废，而对于分散的单个农户来说，工程巨大的农田水利建设，对其既没有积极性，也无力进行。农业生产和农民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变得异常的脆弱。(2)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强，缺乏市场竞争力。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生产单位是分散的单个农户。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单个的农户已无法有效地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参与市场竞争。

因为，单个的农户资金有限，没有大规模生产实力，难以有效地开发或利用现代农业科技，难以有效地组织农产品的生产、仓储、运输和销售，从而难以有效地参与市场竞争，而只能局限于温饱状态下的小农经济。(3)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经济的自发发展必然导致农村的两极分化。由于农民家庭拥有的主客观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在自发的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贫富差距会拉大，在失去集体经济组织的统筹安排下，甚至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显丽易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转变分散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走向联合生产或合作生产道路。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指出，为了避免小农经济自发发展必然导致农村严重的两极分化，为了满足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原料、资金和市场的大规模需求，唯一途径，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指出：“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穷，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人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国家通过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广大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集体化道路。它体现了农业现代化、农村社会化与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般要求和内在关系，奠定了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理论基础，指明了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与方向。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农业现代化技术日益被推广和应用，分工与合作13益深化和密切，农户个体经营已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生产的要求。从农村改革实践来看，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方式解决温饱问题有余，但要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更高层次的要求，需要进一步转变农村分散生产的经营方式。、华西村发展的直接证明与小岗村发展现实的间接证明：农户个体经营可以解决农村居民的温饱需求，解决不了更高层面的富裕需求，因此，农民整体要增收走向产业联合是大势所趋。

四、非正式制度转型：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影响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因素中，除了产权制度、二元制度、生产方式等之外，还包括存在于农民之中的风俗习惯、文化价值、伦理规范、道德观念等。而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前者属于正式制度安排，后者属于非正式制度安排。在一定的条件下，非正式制度对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影响甚至是起关键的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但是，一定区域内的人们在长期演进中形成的独具体系的风俗习惯、文化价值、伦理规范、道德观念等思想意识，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决策和选择，从而影响着社会的进步。

从各个国家、地区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来看，新的正式制度的移植、模仿和学习比较容易，但是，要从根本改变深深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传统观念、风俗习惯，则并非易事。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转型过程中，采取同样正式制度的两个不同社会(或国家)，其经济绩效却完全不同。除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外，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一般而言，正式制度的引进、复制或移植是相对容易的，但是正式制度的实施则需要非正式制度的配合。非正式制度，是一个社会在其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自发形成的被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它一般包括风俗习惯、文化价值、伦理规范、道德观念等。通过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体系已深深地浸润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在其自身的实施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难以自纠的“路径依赖”。正是由于本土非正式制度的惰性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新借鉴引进的正式制度和原有的非正式制度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使得借鉴引进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也难以奏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现代化，首先要改变农民的传统观念、改变封闭小农社会下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范与习俗。只有当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传统价值观念体系朝着与正式制度转型一致的方向转变时，正式制度的引进、创新及其实施，才能有效地进行。

既然如此，如何才能有效实现在新农村建设中非正式制度的转型?

首先，实现农民身份转化，赋予农民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和主力军。推进新农村建设，要求逐步废除城乡分割的户籍身份制度，构建公民社会，赋予农民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平等权利。只有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上获得平等地位和待遇，农民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才能有实质性的转变。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那样:“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而且，赋予农民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和地位，同时也是新农村建设内在要求。

农村产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马克思；产权理论；当代价值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模式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极为重要而复杂的改革，或叫“第二次”，是改革开放的“深水区”，如何进行改革？是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作为指导，还是以科斯为代表的西方产权理论为指导？我国理论界尚未有统一意见，本文拟结合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实际，阐述马克思产权理论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的产权理论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分散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等著作中，博大而精深，本文对其理论观点作择要探讨。

（一）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科学内涵与实质

产权与广义的财产所有权同义，一般是指财产权利的法律表现，或者说，从法律上确定的经济主体对自身所拥有的财产的权利。它的含义是：一是原始产权，即资产的所有权，就是从法律上确认和保护经济利益主体对财产有明确的、排他性的、可以自由转让的产权归属关系，包括所有者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获取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二是法人产权，即法人财产权，是指经营管理者（企业法人等）根据财产所有者的授予和委托，依法对经营管理的财产占有、使用、获取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三是私人产权，或称“授予和委托产权”，即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将其财产的一部分从法律上授予和委托私人所有。被授予和委托者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

关于产权的含义，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资本论》等著作英文版中所讲的“property”或“ownership”两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财产本身、所有权；①二是指财产权利，即财产的占有、享用、处置、收益等权利，也叫产权。

在马克思看来，所有权（产权）不是独立的，它与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如生产关系、社会分工、所有制等等互相联系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土地所有权或地租》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在每个地方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那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②从这一理念出发，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所有权（产权）是广义的所有权（产权），其含义是包括排他性的可交易的财产所有权，以及一切派生权利。这里的所有权（产权）是一个融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以及管理权等于一体。马克思以土地作为考察对象，指出土地的所有权包括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权利。③

在马克思看来，产权关系最初是一种占有关系，是人对物的某种排他性的占有关系，这种占有关系确定物的归属主体。1843年夏，马克思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著作里所讲的财产虽然只限于土地，但他关于产权的基本观点已经很明确：财产关系决定法权关系，而不是法权关系决定财产关系，“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①马克思的论述表明，产权的法律形态是由它的经济形态所决定的，是由一定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一种法权。

生产关系决定产权关系，这是因为物质利益关系是法的关系的根源，“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②产权关系是对物的归属和占有关系，是一种对物的占有关系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法权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产权关系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形式。

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法权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马克思指出：“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③就是说财产关系是法律意义上的概念，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而生产关系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关系，是财产关系的经济内容。生产关系决定财产关系，所以，实质上是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形式。

产权并不是永恒的理念，它只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分解和分离的科学范畴。

（二）土地产权结构是多样性的

马克思把财产权看作是一组权利的结合体，而没有把它看作是单一的权利，他对产权权能结构的研究后认为，它包括单纯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索取权、继承权和收益权等一系列权利。如关于土地的所有权，马克思认为：“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作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④这里，马克思将土地所有权视为“垄断”，意为同一财产的所有权，不能同时归属于两个独立的主体，土地所有权是土地产权权能的核心，其它产权权能是附属的。所以说，土地产权是由终极所有权以及所有权衍生出来的上述权能组成的权利束。土地产权本身是综合性的，是可分的，衍生出来的各种权能又是密切联系的。土地产权权能问题，在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多精辟论述，本文不一一阐释。

（三）土地产权的形式既可以统一，又可以分离

财产的各种权利在某些情况下是统一的，都属于财产所有者。在某些场合，财产的各种权利可以相互分离，财产所有权不包括财产的全部权利。

马克思分别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所有权和支配权或使用权的分离、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及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等。

财产所有者和占有者在另一些情况下是分离的。“在财产仅仅作为公社财产而存在的地方， 单个成员本身只是一块特定土地的占有者，……这种单个的人只是占有者。只有公共财产， 只有私人占有”。⑤

地主制经济是典型的所有权和占有权相分离的经济。土地出租者是土地所有者， 拥有土地所有权，但在土地出租期内没有占有权；租地农民在租期内有占有权， 但没有所有权。土地出租者凭借土地所有权向取得租期内占有权的租地农民收取地租。“在劳动地租、产品地租、货币地租……这一切地租形式上， 支付地租的人都被假定是土地的实际耕作者和占有者， 他们的无酬剩余劳动直接落入土地所有者手里。”⑥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也是统一的，也可以是分离的。在土地所有者使用自有土地经营农场的情况下，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是相统一的，也是可相分离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土地使用者有资本，但不是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者有土地，但不是土地使用者。马克思把这种分离归结为“资本和土地的分离，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分离”。⑦

马克思关于土地产权的形式既可以统一，又可以分离的观点，是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生产的发展以及土地产权权能本身所具有的作用决定的。

二、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告诉人们，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一定要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才能成为生产力的发展形式。

马克思关于产权权能结构和产权具体形式的统一与分离的理论，为我国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中，推进产权主体的纵向多元化提供了基本思路。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中，产权作为由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等一系列权利构成，会随着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发生分离。马克思当时论述了三个典型的权利分离：劳动力所有权和支配权、使用权的分离；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种权利的分离，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加速发展的推进器。依据这样的理论，我国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中，应不断探寻权利分离从而实现产权主体纵向多元化的形式。

马克思关于公有产权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的理论，为我国产权制度改革中寻求公有产权的多种实现形式提供了明确指向。在土地公有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个人对土地进行占有的实现形式，而不改变公有制的性质。在总的公有制形式下，可以采取类似于集体所有制的“小的共同体”的形式，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寻求公有产权的多种实现形式富有深刻的启示。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对现行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现行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缺陷。

1.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模糊

财产所有权主体明确是进行市场交易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农村土地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我国《宪法》第十条中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是个模糊的概念，到底归谁所有仍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物权法》第六十条规定：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有三类：一是村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二是由两个以上农村经济组织的集体所有的，由村内该农村集体组织或村民小组经营、管理；三是已经属于乡（镇）农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但《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并没有确定农村集体土地应归以上三种农民经济组织的哪一类所有，也很难界定哪一类产权主体能实际拥有土地所有权，从而使农村集体土地出现多元化虚置产权，“集体所有”成为无实际内容的集体“空壳”，市场主体缺位。

2. 农民对土地没有产权

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却没有规定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但却缺乏明确的人格化代表，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每个农民平等拥有土地的权利，名义上归集体所有，而实际上人人都无份，从而严重背离了产权的排他性原则，即所有权缺位。

农民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农民对承包土地没有产权。

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期限无权自主确定。《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物权法》第126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0条明确“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为30—50年，林地的承包期为30—70年”。“农民集体”和农民个人作为农村土地的物权人，无权自主确定发包土地期限。

二是农民没有对外发包经营土地的自。《土地管理法》第15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三是农村土地不能作为财产进行交易、抵押、继承。《土地管理法》第63条、《物权法》第184条、《担保法》第37条等均有这方面的规定。没有充分市场交易的物权，就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物权，与国有土地比较，同地不同权，弱化了农民土地物权。

四是“农民集体”成员土地产权补偿机制不健全。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而“农民集体”成员是产权主体。但“农民集体”中个体成员的产权地位很脆弱。《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就是说，农民个人脱离“农民集体”必须无偿放弃原来的财产拥有权。

3. 国家实际掌控农村集体土地权能，产权公有化程度太高

一是农民集体和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经营和处置权力极其有限。国家名义上是承认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土地产权主体模糊导致产权的虚置。“集体所有”实际上是没有内容的集体空壳。在法律上又规定，国家因“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用集体土地。实践中，农村集体土地的基本权能事实上由土地使用权所代替，作为集体的农民和“农民集体”实质上都没有对土地的最终处置权。

二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最终持有者在国家。农村集体土地的支配权、处理权一直掌握在国家手中，也就是掌握在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基层政府手中。虽然《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土地的管理权限早就收到县级人民政府，但模糊的农村土地产权规定，使农村集体土地管理权实际上被乡（镇）政府以及村委会所掌控，而村民小组是一种松散的自治组织，这种组织以及该组织的村民根本无权管理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同时，由于政府信息不公开，村民小组和村民本应了解的政策、法规以及土地划分、规划等政府行为，但却难以掌握。这种制度最终沦为权利寻租和腐败的土壤，导致政府的官员腐败现象频繁发生。但村民小组和村民对此却无能为力。

四是村民小组领导成员以及其他任何组织、单位和个人无权干涉农民的土地权利，特别是国家权力部门不能随意干涉农民永久占有的土地。

五是村民小组、经济合作社和村民无权买卖分给村民实际永久占有的土地。

六是对农民土地的征用，必须经过村民小组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按法律程序办事。

七是政府给农民颁发土地使用权证和宅基地使用权证，确保农民所分土地和宅基地有法律保障。

就农民所分得土地和宅基地是否可作抵押的问题，虽然法律规定，宅基地不可以进行流转，根据《担保法》第三十七条第2项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而且一旦出租或出卖了自己的宅基地后，将无法再次申请获得宅基地使用权。但在实践中依然存在大量宅基地使用权私下流转的行为，而且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不再局限于本集体内部。

学术界对此有多种不同观点和主张，尤其是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可以抵押的问题。笔者认为，从法律上讲，宅基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只是时间问题，但现行国家法律不宜做统一规定，应按个案来处理，在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法律法规仍然不完善的情况下，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物应先行试点，待取得实效、成功后再推广。同时，国家要制定、完善相关的法律、政策和制度加以保证。如果不这样，农民的宅基地被银行拍卖掉了，那农民将失去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将酿成很大的社会问题。所以，《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应规定宅基地使用权有限制的流转，流转方式可以更广，包括宅基地、农村建设用地、林权、耕地承包经营权等等，都可以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农户部分宅基地和耕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留下部分宅基地和耕地等等。

根据笔者这几年的实地调研发现，村民小组所有的土地，将其分到农民实际占有，土地都不会被公权所干扰和占有，农民的利益就极少损失。这种模式是一种混合型的土地制度，既有包含集体的公有成分，也有私人实际占有的私有成分，两者兼容，农民长期实际占有土地，同时村民小组也按比例留有一定的储备田。这种模式下的土地管理范围小，便于管理，而农民实际占有土地后，由于与自己的利益直接有关，从而增强了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心。它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终极目标模式

实行“集体所有、农民永久占有”的基础上，适当时机进行农村土地所有化改革，实行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模式是：农民土地所有。在这种模式下，形成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土地农民所有制。本人认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

“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含义是：从法律上确认农民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产权）归农民所有，农民作为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拥有体现所有权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利，农民对自己拥有的土地可以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和买卖等。就是说，农民拥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对土地拥有终极所有权。

农民对自己拥有土地的处置权是个复杂问题，农民对自己拥有的耕地、宅基地，可以买卖，但不能自由放开买卖，必须有条件、有限制性的买卖，并以法律确定下来，农民对自己的土地拥有产权，是真正的主人，并不是完全不受国家法律和政策的约束。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是完全的农民土地私有制，对农民土地的权利，应通过立法实行一些限制性措施，才符合我国的国情。

为确保农民自己的土地和宅基地不受侵犯，县（市）政府必须给农民颁发土地所有权证书、宅基地所有权证书和房产所有权证书。

我国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解决农村土地产权不清的难题。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由于集体土地法律主体不存在，集体所有权只是虚置，农民没有拥有自己的土地产权，不可能自主地支配土地，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实际上会被地方政府、官员以及村、村小组干部支配。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产权清晰，农民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产权，才能自主地支配土地，更好地通过出租、转让、股份合作等流转，提高收入，也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权益没有受侵害。

二是有利于有效地保护耕地，保证粮食安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农民没有产权，导致土地荒芜、浪费与肆意侵占。农民土地所有制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农民会自觉保护耕地，开发利用荒地，增加耕地，有利于粮食安全。农民有了对其土地的所有权，一旦被侵权、掠夺，农民就会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保护了耕地。

三是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一旦对土地拥有了所有权，就会把土地视为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广泛地采纳先进农业科技，实现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力，享受土地带来的所有收益。

四是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农民可以实现土地抵押贷款等，提高农民投资能力、融资能力、经商能力、消费能力，解决农民创业和就业等问题，推动农村市场的发育，使商业资本流向农村，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最终消除城乡差别。

五是有利于遏制腐败。目前中国财富的71%仍然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民众手中只有29%，国家的财富过于集中在政府官员手中，在权力监督和法治失效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就会走向犯罪的道路。农村土地所有化将从制度上铲除地方政府官员权力寻租、专制腐败的温床，从源头上掐断地方政府官员利用土地权力腐败的机会，遏止政府官员的行为，有利于建立廉洁、公正的人民政府，有利于改善党和政府的形象。

六是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被地方政府、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干部非法侵占、征收、剥夺，数不胜数，农民为了生存被迫自愿组织奋起反抗、保卫土地，全国各地因土地纠纷出现了大量的剧烈矛盾、暴力事件，因征地引起的成千上万失地农民已经严重地危及社会的稳定。农村土地所有化后地方政府官员等非法侵占、征收、剥夺农民土地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从而确保社会的稳定。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步骤：

第一步，改革前提条件

就是确定农村土地产权主体，完成土地确权，即依法明确界定哪一级（乡镇、村、组）和哪些组织对哪些土地拥有所有权（产权），确认每块土地的具体主人，并颁发土地所有权证书，从而解决农村集体土地“人人有权，农民无权”的产权缺位问题，确保产权主体明确到位。这项工作从1995年开始，已开展了17年，预计2013年年底完成农村土地确权。但由于农村土地问题极为复杂，土地确权工作粗糙，违法确权现象极为严重，很多土地确权出现了错误，应在完成土地确权工作后，用3年左右时间进行复查，对确实搞错的应依法予以改正，防止农村社会矛盾激化。接下来是乡镇及事业单位的确权，需3～5年时间。

第二步，改革准备

这阶段的准备工作一般包括：一是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农村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方案制定等等。二是进行可行性方案论证。如邀请汇集理论界、学术界以及政府部门等各路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进行思想、理论以及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起草出多套土地所有制改革可行性研究方案，同时举行听证会，或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特别是农民群众的意见，不断修改完善方案，进行方案选优，选择最佳方案。三是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及实施细节，以及政策、制度的工作，等等，并逐步形成系统、配套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法律法规以及政策、制度，特别是对土地农民所有化可能造成激烈的土地兼并，农民变卖良田，成为城市流民；加剧土地被侵占，耕地减少；大量有钱人进入农村收购耕地、宅基地等待进行立法限制。四是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五是预先估计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突发矛盾，并做好应对准备。准备工作需5年左右时间。

第三步，改革试点

农村土地农民所有化改革应是渐进地、有条不紊地进行。但是选择什么时机、什么样的土地类型进行试点？试点时间3～5年。

一是选择试点的最佳时机。有专家认为，实行我国农村土地农民所有化的最佳时机应在城乡人口在7：3以上为最佳。笔者不赞成这个主张，根据我国的国情条件，要到城乡人口在7：3以上时间过长，笔者认为，实行我国农村土地农民所有化的最佳试点时机，应在全部完成土地确权工作以后就开始试点。

二是选择试点的土地类型。应选择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土地进行试点，因为这两种土地类型已是农民住居了多少代人，或实际占有了30年左右，所以不存在土地数量不够分的问题。

第四步，改革推广

各地的改革试点取得成功后，就可逐步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推广，在部分地区先实行农村土地农民所有化改革，并将范围扩大至农村建设用地、非公益性用地，而公益性用地则设为公用土地，并在此基础上修改《宪法》相关条款，制定《土地法》，形成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法律体系。

对于条件暂时不具备实施土地农民所有化改革的地区，决不能实施勉强，待条件成熟后再实施。如改革试点失败了，则取消在农村实行土地农民所有化改革，另寻求改革方案罢了。

当然，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不是孤立的，必须实行配套改革（笔者另有专论）。

参考文献：

[1]（美）R.科斯 、 A阿尔钦 、 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2]（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 、 西德尼·G·温特编：《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3]北京大学访问学者论文：《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法律制度研究──基于广东省的实践分析》，2009年6月。

[4]北京大学访问学者论文：《土地流转视角下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重构研究》，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