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科院感个人工作计划范文

内科院感个人工作计划范文第1篇

一、全面推进留学人员归国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作出了争取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新中国经济发展、国防建设，特别是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人力支撑。

1、建立机构，推进争取工作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大的行政组织系统，是推进各项工作持久有序开展的重要组织保证。争取留学人员归国工作也是如此。为保证争取、安置工作全面落实，建国后，首先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一系列相关组织。在中央层面，1949年12月，在政务院总理的领导下，成立了处理留学生回国工作的专门机构――政务院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一办理留学生及学者回国事宜。1956年，为进一步推动争取留学人员归国工作，中央专门成立了争取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并在工作组下，成立由内务部、高教部、公安部共同组成的联合小组，负责开展留学生家属工作。

根据政务院指示，1950年6月和1956年3月，上海先后成立了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人事局，上海市文委会、教育局等部门组成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上海分会，和由市民政局、高教局、教育局、公安局组成的争取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工作联合小组，作为上海市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的专门机构。前者主要根据建国初期留学生工作的具体情况，负责调查尚在国外的留学生情况，动员他们早日回国，开展对留学生回国前后的宣传及教育工作，留学生回国后的招待工作，协同北京政务院文教会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解决回国留学生的工作等；后者主要根据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势，负责开展对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的登记工作，动员留学生家属开展对留学生的争取工作。

扎实有力的组织工作，不但使争取留学人员归国工作迅速展开，而且依靠各级组织强有力的调查、登记、动员、宣传工作，迅速形成了海外学子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回归潮”。到1956年10月，约有225名海外留学人员分别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瑞士等资本主义国家回到上海工作。③到1957年7月，又增加到301人。④

2、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动员工作

组织是基础，宣传是号角。围绕争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中心，根据留学人群的不同特点，开展形式多样、内外联动的宣传动员，追求最大的宣传效应。主要方法：一是抓住舆论导向，实现媒体内外联动。通过国内媒体，宣传归国留学人员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归国留学人员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贡献；通过对外发行英文杂志，如《中国建设》《北京周报》《人民中国》以及海外媒体，如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和美国的华侨报纸，邀请已归国留学人员投稿，以其亲历亲闻，报道国内各方面的建设成就；通过创办不定期内部刊物“简讯”，报道海外留学生的情况，介绍归国留学人员工作、生活、思想情况。二是抓住留学人员过境、观光活动，形成以留学人员为主体的宣传团队。通过做好留学生过境、特别是回国观光的接待工作，以他们参观、访问、交谈、座谈会等活动的亲历亲闻，以及沿途所得的影像资料，把祖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情况带到海外，扩大社会主义中国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三是抓住归国留学人员及其家属，搭建联系留学人员的桥梁。通过归国留学人员及其家属与海外留学群体通信活动，建立经常性的沟通机制，消除留学人员的思想顾虑；通过有重点地开展留学人员家属在港澳地区与留学人员会晤工作，拓展新的工作平台。四是抓住重要国际活动和国外使领馆的载体，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各条线出访代表团与留学人员的接触和交流，增强宣传工作的有效性；通过国外使领馆，与留学人员建立联系，宣传国内政策与建设情况。五是抓住宣传品的载体，进行政策交底。通过向海外留学人员寄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等报告，把党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传达到广大留学人员中间。

3、加强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引导工作

重视政治理论教育，从思想上凸现组织关怀，把牢归国留学人员的政治方向，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开展归国留学人员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当时归国留学人员的政治思想状况是：一方面，他们长期接受西方教育，在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政治思想上，不可避免地留有西方宣传教育的烙印。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新中国，了解十分间接，思想上存在隔阂，并不同程度地存有思想顾虑，有的固守只问学术、不闻政治的宗旨，有的甚至存在这样那样的政治偏见；另一方面，留学人员在国外长期遭受种族歧视，精神压抑，对祖国有较强的认同感。

为此，上海市委、市人委始终高度重视归国留学人员的思想引导工作，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对归国留学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做到集中与分散并举。集中，就是通过组织各个层面座谈会和报告会，对归国留学人员集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通过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和艰巨性的教育，提高广大归国留学人员的政治觉悟，使其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工作，与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努力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分散，就是加强基层的经常性教育。各有关单位，特别是归国留学人员比较集中的部门，如中科院上海办事处（1958年11月改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在院党委的领导下，1954年后专门建立了高级研究人员，包括归国留学人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小组，每周一次进行集中的政治理论学习。通过坚持不懈的政治理论学习，广大归国留学人员的政治觉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提高。

同时，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与归国留学人员交朋友活动。在归国留学人员比较集中的中科院上海办事处，党委领导人不仅与归国专家住在一起，而且经常通过下棋、聊天等形式，在与归国专家交朋友的过程中，启发他们的思想与觉悟，并在各类政治运动中尽可能保护归国留学人员。以“反右”运动为例，在这样一场严重扩大化的政治运动中，中科院上海办事处没有一位归国专家被打为。

坚持不懈的思想建设，使大部分归国留学人员不同程度地实现了思想转变，并大大增强了对党的归属感，部分归国留学人员最终实现了思想上的飞跃――向党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据不完全统计，到1957年7月，先后有15位归国留学人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⑤

4、营造归国人才工作的良好环境

科学使用人才，是人才建设的重要环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海外留学人员，在考虑回国问题上，最关心的是回国后是否学非所用，是否继续从事专业研究，以及在国内开展研究工作的条件。党和国家充分认识到归国留学人员安排使用的重要性，从建国初，就根据绝大多数归国留学人员的意愿，实行了一套个人自主择业与组织分配相结合的双向就业政策。对回国前或回国后自己落实单位的归国人员，基本尊重其意愿；对需要组织安排的，主要根据归国留学人员的专长和各部门的需要，由中科院以及教育人事部门进行安排，并取得个人认可。因此，从总体上说，在归国留学人员的使用问题上，特别是学理工科的归国留学人员，基本上做到了学用一致，并尽可能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工作条件。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对高层次归国留学人员的使用工作，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确保做到专业对口，发挥特长，并在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千方百计地拨出专项资金，包括外汇，购买各类科研设备、图书资料，为其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

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是当时吸纳归国留学人员比较集中的部门，同时也是归国留学人员中高级专家最集中的部门。其所属的各研究所，聚集着相当一批具有化工、物理、金属、化学、硅酸盐化学、有机合成、生物、药物等相应学习、研究背景的归国专家和归国留学人员。这些归国专家和归国留学人员在各研究所，基本都从事着与所学学科相关或延伸、细分学科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或参与相关学科重大项目的攻关、突破性研究。

同时，对科研设备、图书资料、业务助手，中科院各研究所对各位归国专家也都进行了政策性倾斜。对担任室一级职务的专家，一般都配备专门的实验室，并根据专家要求配备设备，包括进口设备。图书资料，特别是追踪学科最新研究信息的进口图书资料，一般均由专家确定，由各院所负责落实。以1956年为例，中科院上海办事处图书馆全年的图书经费达30万元。上半年向资本主义国家定购图书2528种，期刊391种，外文报纸62种。⑥各院所对归国专家基本上都配备了业务助手，中科院各研究所建国后录用的第一批研究生，基本上都分配给了这些专家，并为其配备了包括研究人员、技术员、操作工在内的工作梯队，以确保各项科研工作的开展。

5、提供切实有效的后勤保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归国留学人员，相当一部分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慕尼黑大学、多伦多大学等著名学府，很多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国外有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薪金收入为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月薪均在600-700美元以上，少数年薪高达3至5万美元，部分人还有车有房。坚持生活保障，是让归国留学人员留得下、留得住的重要因素。为此，党和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政策性安排：在工资定级问题上，基本原则是比同等资历、学历的国内科研人员高定；在住房分配上，对从资本主义国家归国的高级专家，当时一般都配备成套独用公寓房。如生理化学研究所的归国专家曹天钦、邹承鲁、王德宝、张友端都先后入住位于建国西路中科院上海分院的成套独用公寓房；在安置问题上，考虑到留学人员归国、安家都要开支一系列费用，以户为单位发给安家补助费；在生活福利上，三年困难时期，为确保归国专家副食品供应，市委和中科院上海分院对其实行特供政策。归国专家周仁、冯德培、赵承瑕、张香桐、黄鸣龙、朱冼、罗宗洛等均被列为一类特供对象，每人每月供应猪肉4斤，鸡蛋3斤，鸡（或鸭）1只，白糖1斤，及高级香烟若干，⑦其标准基本同等于国家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第二类的照顾标准。⑧

二、归国留学人员对发展上海科技事业的贡献

切实有效的争取工作，人尽其才的使用工作，深入细致的关心工作，使上海五六十年代争取留学人员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取得很大成效。归国留学人员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以扎实的学科功底，较强的科研能力，一定的实践经验，一方面致力于上海科研体系的建立，科研人才的建设，基础研究的推进；另一方面，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结合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自力更生，积极承担起组织推动重大科研项目和国防尖端科研项目的攻关重任，对上海实施两赶超战略，建成先进的科学技术基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聚焦学科建设，构建各院所研究主体框架

建国初，上海科研力量十分有限，作为科技力量最集中的科学院系统，包括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勤杂人员在内，总计只有221人，各类学科研究人员少，高级研究人员更是凤毛麟角，基础研究力量薄弱，学科建设发展迟缓。归国留学人员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所属各研究所后，很快成为研究工作的主要骨干，被聘为各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或兼任研究所的领导职务。以1956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建国后自欧美国家归国留学人员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高级研究人员（指具备副研究员以上职称者）中所占的比例都在30%以上。其中比例最高的是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其10名高级研究人员中，归国留学人员共有5位，占50%。截止到1961年底，建国后从欧美国家归国留学人员中，分布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系统的共有19名研究员、12位副研究员和4位助理研究员或工程师，其中17人还兼任了研究所的副所长、科室正副主任等领导职务。

根据国家、上海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需要，归国留学人员积极参与各研究所发展方向、专业设置的规划工作，参与科研领导工作，并通过提出学科发展方向，增设新学科，担任新学科研究负责人，延揽人才，积极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有力推动了各研究所相关学科建设工作。如建国初的生物化学研究所科研力量薄弱，高级研究人员很少。留英博士、副所长王应睐根据研究所的发展方向，先后将留英博士曹天钦、邹承鲁、张友端，留美博士王德宝、钮经义，以及留学比利时的周光宇等争取回国。之后，这批留学归国人员作为生化所的研究骨干，承担起相应学科的开拓工作。曹天钦研究员负责研究蛋白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白手起家建立了蛋白质研究组；王德宝研究员负责研究核酸，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核酸研究室；邹承鲁研究员负责研究酶，周光宇负责研究核酸，张友端负责研究放射，从而在生化所搭建起现代生物化学研究的生长点框架，为研究工作奠定了学科和人才基础。

2、推动队伍建设，夯实各院所科研主体力量

归国留学人员在大力推动学科建设的同时，针对各科研院所研究力量薄弱的情况，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以培养研究生队伍为抓手，积极推动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在他们的带动下，一批批中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并陆续成长为各研究院所的科研骨干、重要领域中独挡一面的学术带头人，为科研院所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支撑。

留美博士、冶金所副所长吴自良不但亲自为研究生讲授专业基础课程，聘请其他科研院所或高校的专家学者前来授课，而且以自己的研究感悟，在课题进行过程中，特别注重培养研究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在他的带领下，冶金所形成了一批金属物理专家。吴自良的学生邹世昌，不但在60年代成为研制甲种分离膜的骨干，而且70年代以后又在激光等领域取得多项发明，先后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科技进步奖12项；留英博士曹天钦在人才培养上则善于因材施教，启发诱导，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曹天钦的研究生李载平，是国内最早开展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研究的科学家之一，由他主持研制的乙肝疫苗，通过临床验证，取得了试生产文号并获得美国专利，1995年当选为工程院院士。

3、围绕“两弹一星”，推动国防尖端科技发展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上海的一批归国留学人员积极参与到“两弹一星”工程中。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于1999年9月表彰的23位曾对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中，来自上海的两位科技专家王希季和吴自良均为五六十年代从欧美回国的留学生。留美博士王希季作为我国早期从事火箭技术研究的组织者之一，是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及其后的气象火箭、生物火箭和高空试验火箭的技术负责人，曾主持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方案研制和核试验取样系列火箭的研制。吴自良在60年代领导并完成了用于铀同位素分离用的“甲种分离膜”研制任务，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除美、苏、英、法之外第五个能独立自主制造扩散法分离膜的国家，保证了1964年10月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同时，一批归国留学人员结合国防建设的需要，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国防尖端技术的研究。如在有机化学领域，留美博士黄维垣原先从事甾体化学的研究，但为了服从“两弹一星”的需要，转向有机氟材料的研制，与同是留美博士的蒋锡夔等共同研制了氟塑料、氟橡胶和含氟油脂等一系列氟材料，满足国家研制“两弹一星”和其他国防任务的需要。

4、加强基础研究，取得一批重要科研成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归国留学人员进入中科院系统后，全面加强了各院所的基础理论研究，并在生物、医药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以“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为代表的一批重要科研成果。

在生物研究领域，1965年9月17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共同合作，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具有高度生物活性的结晶蛋白质――牛胰岛素。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研制过程中，归国留学人员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王应睐成功组织了这项研究工作，邹承鲁、曹天钦、张友端、钮经义等一批留学回国人员则成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主体力量，钮经义负责有机合成，邹承鲁负责天然胰岛素的拆合，曹天钦负责肽库，最终成功合成了蛋白质的B链。留美博士王德宝在1954年底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从事核酸化学的科研工作，是我国生产核苷酸类助鲜剂的创始人，帮助上海天厨味精厂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核苷酸生产车间，并领导了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研究工作，使我国在人工合成生物大分子研究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医药研制领域，针对建国初期我国还不能生产抗生素，但一些国家又限制对我国的出口的情况，1953年5月，由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药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所、医学科学院等共同成立了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有重点、有步骤地解决抗生素研究和生产中的各项问题。留德博士汪猷、留美博士殷宏章、留美博士沈善炯都参与了抗生素研究工作，其中汪猷所在链霉素化学组，率先用离子交换树脂代替活性炭分离纯化链霉素，解决了当时生产工艺中的关键问题，推动了我国抗生素药物的发展。有机化学家黄鸣龙指导研究人员以薯芋皂素为原料，创出七步反应生产可的松的方法并实现了产业化，填补了我国甾体激素药物的空白，领导合成了我国首创的口服避孕药――甲地孕酮。

5、服务重点建设，为钢铁基地提供技术支撑

为了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东北、中南、西北和西南地区有计划、有组织地建设了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如上世纪50年代的鞍钢、武钢、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上世纪60年代的大庆油田、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等等。这些重点项目的建成对于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这些重点项目的建设过程中，上海的一批归国留学人员积极发挥技术专长，解决了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问题，确保这些项目的顺利建成。比如，在包头钢铁厂的建设过程中，由于包头铁矿石含氟量高而对各类耐火材料产生严重的侵蚀破坏作用，给高炉炼铁带来严重困难。为此，周仁和留美博士邹元合作对包头汗氟稀土铁矿高炉冶炼中氟的行为和冶炼过程进行研究，解决了含氟铁矿的高炉冶炼问题。留美博士严东生针对包头铁矿含氟量高而产生的铁矿石冶炼中的若干复杂问题，开展了氟化物对各类耐火材料的侵蚀机理、动力学过程和矿物学变化等几方面的研究，从而解决了包钢高炉的选材问题，使包钢得以全面开发。

三、以史为鉴，谋划人才强市战略新前景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针对当时新中国各类人才普遍缺乏，难以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建设需要的情况，我国在培养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同时，大力吸引了一批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工作的留学人员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些归国留学人员不但为上海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的一些骨干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学科领军人物。

目前，在科学技术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背景下，大力吸引归国留学人才，对全面提升上海的创新能力，密切上海与海内外的各项交流合作，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以发展战略聚焦人才，立足吸引高层次海外留学人才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根据国家战略和自身优势，确立了建设先进的工业基地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基地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向高精尖方向发展目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上海得以集中全市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为归国留学人员从事科研工作提供保障，使科学研究能更好地解决上海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的关键性问题。

当前上海的吸引留学人才工作也必须要结合上海的发展战略，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吸引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一方面，要围绕“十一五”期间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发展导向，利用举办2010年世博会这一契机，以金融、物流为重点，集聚一批掌握金融、会展、法律等相关专业知识、熟悉国际市场运作规则的海外留学人才；同时，围绕上海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制造和装备制造业等支柱产业，有重点地吸引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的高层次管理人员或技术人才。另一方面，要以如何增强城市创新能力为目标，围绕健康、生态、高端制造、数字技术等四大战略重点，紧盯生命科学、材料与工程、物理与信息、航空航天、通信等领域，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地吸引一批专家学者，力争使上海在重点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二）以灵活机制吸引人才，多渠道多形式招纳海外留学人才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受到中国与大多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吸引留学归国人员只能采用回国定居这一方式。但在当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和便捷的形势下，上海应在继续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定居和应聘工作的同时，积极鼓励他们以柔性流动的方式为上海的发展服务。就是要打破国籍、户籍、身份、人事关系等的制约，按照“智力流动、来去自由”的原则，以引进留学人员的知识、资金和创新成果为核心，鼓励海外留学人才为上海的发展服务。

同时，上海还应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留学人员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方式吸引人才。对于一般的海外留学人员，可由市人事局以定期召开海外招聘会、设立海外人才联络处等方式进行吸纳。但对于一些担任高级管理职务或在著名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担任高级技术职务的高层次海外留学人才，可由市人事局委托从事中介服务的相关机构或企业进行招纳。对于一些在国际学术界享有一定声望或对某一领域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可以相关的高校、科研院所为主开展吸引工作。

（三）以事业发展留住人才，搭建归国留学人员发挥才能的舞台

首先，要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多领域地参与上海的发展，使之具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沪工作的归国留学人员主要集中在科研和教育领域。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归国留学人员的择业取向，应鼓励他们进入各类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或利用自己的专长创办高科技企业或咨询服务类机构，以多种形式为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其次，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科学研究规律，建立科学的留学归国人员评价体系。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归国的部分留学人员来看，他们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归国到60年代真正出成果，都经历了一个不断成长、提高的过程。因此，对于从事科研工作的留学归国人员，必须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归国留学人才评价体系，延长评价周期，使留学归国人员能在较为宽松的工作环境中开展科学研究，发挥自身才能。

再次，做好对留学归国人员的管理协调和后勤保障工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曾选派了一批具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党员专门担任行政职务，为留学归国人员从事协调和后勤保障工作，使留学归国人员能专心从事科研工作。但近年来，一些留学归国人员不但承担了重要的科研攻关任务，有的还走上行政岗位，难以专心从事科研工作。因此，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可选择一批熟悉相关领域业务知识的党员担任行政职务，为留学归国人员做好协调和后勤服务工作，使留学归国人员能集中精力做好科研工作，发挥自己的特长。

（四）以完备服务凝聚人才，完善对归国留学人员的保障体系

在政策保障上，对于从事基础研究和重大项目研究的归国留学人员要从政策上加大扶持力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础研究和重大项目研究虽然意义重大，但由于其投入大、见效慢、风险大，难以获得完备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对此类科研项目的支持。对于一些自主创业的留学归国人员，也应进一步搭建信息平台，推动留学归国人员将自身掌握的先进技术和优秀科技成果及时进行产业化，实现产学研的紧密结合。

在生活待遇上，要完善服务，解决留学归国人员的后顾之忧。目前，部分在沪归国留学人员在生活方面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影响了他们回国服务的热情，对此，上海可在现有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从子女教育、户籍、住房、家属安置等方面入手，妥善解决好归国留学人员面临的生活问题。

（五）以先进典型引领人才，密切党与归国留学人员的联系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将与归国留学人员交朋友作为做好归国留学人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些党员干部平时与留学归国人员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及时了解留学归国人员在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需求并帮助解决。在党的引导下，在留学归国人员中也涌现出了一批愿意跟党走、在学术上能站在科研前沿、并在留学人员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代表人士。目前在沪归国留学人员已有7万余人，他们整体素质较高、思想比较活跃，但一些党组织和他们说不上话，感情上存在隔阂，难以真正接近这些归国留学人员。因此，党应积极发扬已有的好经验，通过理论辅导、形势报告、政策分析、座谈交流和国情考察等多种形式，加深他们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国情、社情的了解，增强党对归国留学人员凝聚力，使广大归国留学人员与我们党同心同德，真心实意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

同时，要组织有关部门在归国留学人员中培养一批既热爱中国共产党又具有较高的科研能力、在留学生中具有广泛影响的代表人士，由他们引领广大归国留学人员，增强归国留学人员对党的认同、对政府的信任、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归国留学人员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如何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吸引留学人员归国、发挥归国留学人员的作用，是当前人才建设工作的重要环节。我们应以历史经验为借鉴，同时结合当今归国留学人员群体的新特点，不断开拓创新，为归国留学人员创造一个人尽其才的整体环境，使归国留学人员成为上海未来发展的智力支撑。

注释：

①《中共上海市科技系统党史大事记》（内部版）第1页。

②宋健《百年接力留》，《科技文萃》2004年第8期。

③《关于进一步做好争取留学生回国的工作计划（初稿）》（1956年10月25日）。

④⑤《关于解放后资本主义国家归国留学生情况综合材料》（1957年7月25日）。

⑥《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检查报告》（1956年12月11日）。

⑦《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委员会上报刘述周并报市委关于对高级知识分子副食品供应的工作情况》（1960年5月21日）。

⑧第二类照顾对象为：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高法副院长、高俭的副检察长等。《中央关于转发齐燕铭同志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的报告的指示》（1960年7月3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