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诉诉讼法范文
时间：2023-08-10 11:01:32
民诉诉讼法范文第1篇
以下,笔者将从几个方面浅议民事诉诉法修改对民行检察工作的影响:
一、再审检察建议工作
再审检察建议是针对符合抗诉条件的申诉案件,为减少诉讼环节、减少当事人的讼累,而建议人民法院按照再审程序自行纠正的一种方式。一般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过程中,针对发现的包括法院在内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管理、执法等过程中存在的漏洞或者违法情形,提出建议予以纠正的一种监督方式。违法行为调查则是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的一种前期调查,构成犯罪的移送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处理。建议更换承办人是对审判中案件,如果发现有需要回避而没有回避情形的处理方式。
再审检察建议入法,必将导致相当一部分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通过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式表现,这无疑是减少当事人诉讼累赘的有效手段。修改的民诉法规定的查阅法院卷宗、调查核实等手段,将为检察机关审查案件事实、做出判断提供更为扎实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更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二、执行监督工作
新修改的民诉法扩大了监督范围,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法律监督范围。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对民事执行活动能否实行检察监督。针对执行活动中一些当事人恶意串通,通过调解协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新修改的民诉法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法律监督。但要注意的是,对民事执行权进行法律监督,涉及诉讼基本制度和权力配置问题,应谨慎对待。一要妥善处理加强执行检察监督与解决执行难的关系;二要正确处理检察监督和执行的距离,正确处理检法关系;三要分析研究对执行领域的职务犯罪和对执行本身检察监督的关系;四要厘清监督的重点,民事检察监督应重点对危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监督等。
三、调解监督工作
在人民法院系统提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办案方针的大背景下,大量民事案件适用了调解结案。仅2011年,全国法院一审民商事案件调解撤诉率高达65.29%。利用调解进行虚假诉讼骗取法院调解书等情况已屡见不鲜,备受社会诟病。但是,检察机关对调解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却于法无据。
调解活动被纳入检察机关监督范围,是清除法律监督盲点的重要一步。增加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调解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提出抗诉,此举给予了检察机关明确的法律支持,无疑有利于纠正错案、维护司法公正。
四、审判违法监督工作
在民事诉讼法的制度和程序中具体落实检察监督的范围和方式,大幅度拓展检察监督的范围和方式,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进行全面监督的权力,包括提起、参与民事诉讼的权力,以及监督民事执行的权力,以使检察监督对民事审判执行的监督权实至名归。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可以加大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加大对审判权、执行权的制约,防止审判权、执行权的不当行使。同时,也可以排除外在的干预审判独立的诸多的因素,有助于保障法院独立审判。
五、息诉工作
加强和完善民事检察监督是这次民诉法修改的一项重要内容,修改后民诉法在强化法律监督方面作了许多重要规定,赋予检察机关对执行活动、调解书和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等进行监督的职责,拓展了民事检察监督范围,增加了监督方式,强化了监督手段,优化了监督结构,对进一步规范民事检察工作、提高执法能力、强化自身监督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时检察机关围绕上述“扩权”开展息诉工作时面临更多的挑战,需要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制定更详细的实施细则来应对。
民诉诉讼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实体说；诉讼法说；新实体说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1-040-01
一、案例之提出
甲将名画一幅借给乙观赏，岂料乙以市价二百万元将之转卖于丙并即交付之，丙善意因而得该名画之所有权，甲无奈只得向乙请求侵权之损害赔偿和不当得利。此时甲得同时主张两个独立请求权抑或基于两个请求权基础而主张一个请求权？
二、诉讼标的理论之发展简史
诉讼标的概念最早源自民法上之请求权，民法上之请求权即为诉讼标的。1856年德国法学家Windscheid第一次将请求权作为实体法概念适用。1887年德国民诉法系以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概念为出发点，德国民诉法并未使用诉讼标的这个概念，而是使用“诉讼请求”。直至Hellwig时，民诉诉讼标的概念正式确立，其认为诉讼标的为原告表明之具体权利主张。从诉讼标的理论发展沿革史观之，诉讼标的理论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实体法说或旧诉讼标的理论
按照Hellwig的观点，一个法律构成要件产生一个（实体）请求权，而有多少个（实体）请求权就有多少个诉讼标的。旧诉讼标的理论虽然在概念方面已经认清应与实体法上权利有所区别，但在识别诉讼标的的方法上仍然以实体法的规定为标准。但却有如下缺陷：
1.旧诉讼标的理论因无法合理解释和处理请求权竞合问题而受到批评。即将一次纷争分割为数个诉讼标的，使原告得提起数次诉讼，纷争解决一次性要求不能满足。于前例案例中，甲对乙仅能请求二百万之一次给付，亦即其经济上之目的仅有一个，然其在实体法上之请求权有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二者相竞合，此时得构成二诉讼标的，甲得根据任何一个请求权，亦得以诉之客观合并之方法主张二请求权。
2.无法解决之后发展出来的确认无效之诉，形成之诉无实体法上请求权之问题。消极确认之诉，并未主张任何民法上的请求权；在形成之诉中，主张的仅是形成权而非请求权。
（二）诉讼法说
诉讼法说不以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来建构诉讼标的，而是完全从诉讼法立法去建构诉讼标的理论，即利用原告在诉状中提出的诉之声明和事实理由来阐述诉讼标的。该说又可区别为：一分支说和二分支说。
一分支说认为，诉讼标的仅指诉讼声明。但是此说不能合理识别种类之债，因为同一当事人为多次种类物之给付，若不结合事实理由，无法识别具体的诉讼标的。主张该说如Schwab，其认为诉讼标的之重要在于诉之声明以及原告所追求之目的。
二分支说认为，诉讼标的由诉之声明和诉之理由构成。识别诉讼标的之标准须综合两者，两诉的诉讼标的是否相同，应视两诉的诉之声明和诉之理由是否全部同一。主张此说者如罗森贝尔提出不以实体请求权作为识别诉讼标的的根据，而以诉的声明和案件事实作为根据。按照罗森贝尔提供识别方法和标准，在实体请求权发生竞合时，如果诉的事实理由和诉的声明只要一个，则不管在实体上存在多少个请求权，其诉讼标的只有一个。
（三）新实体法说
Niksch认为一个具体生活事实符合债务不履行及侵权行为二个要件，并非产生两个独立之请求权，实仅产生一个请求权，但有个法律法律基础，一为契约关系，一为侵权关系，即请求权基础竞合或请求权规范竞合。就前例案例中，实体法上只有一个请求权，只不过该请求在实体法上受到多个规范支持，即存在两个请求权基础。甲所请求给付者既是二百万之一次给付，故诉讼标的只有一个。
三、我国法上的诉讼标的理论
从立法观之，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第53、55、56、243条等）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出现诉讼标的的地方有十余处，但体现的含义并不完全一致：其一，诉讼标的是指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其二，诉讼标的就是指诉讼请求。但对诉讼标的识别标准、具体应用时的条件等问题却没有解释和规定。在我国学术界，对诉讼标的的解释因受诉讼标的理论学术流派的影响而各有不同，但学说和实务中主流观点借鉴了台湾旧实体法学者的观点，认为诉讼标的就是“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并要求人民法院裁判的民事法律关系。”
四、总结
民诉诉讼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反诉；反诉的价值；现状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113-02
一、我国反诉制度的历史演进
一般而言，反诉是指在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程序中，本诉的被告以原告为被告，向受诉法院提出的与本诉有牵连的独立的反请求。反诉制度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有着古老的历史，为世界大多数现代法治国家所采用，在国外已相当发达。
反诉制度在我国发端于清末沈家本主持的修律运动，1910年的《民事诉讼律草案》首次规定了反诉，虽然该草案由于辛亥革命爆发未能审议实施，但为以后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政府时期的民事诉讼制度中都包含有反诉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反诉制度虽然在我国立法中得以体现，但与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我国的反诉立法仍然比较薄弱，有关反诉的内容多散见于规范性文件和司法解释中，简单而分散、缺乏系统性。
目前学界关于反诉概念的界定仍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关于反诉的价值，基本上有比较一致的意见，即普遍认为反诉制度对于实现诉权平等、科学裁判、诉讼经济等有重要的价值。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关于反诉的研究和实践起步都比较晚，存在诸多的缺陷和不完善之处也就在所难免。
二、我国反诉制度的立法现状
我国关于反诉制度的立法最明显特点就是简单而分散。例如《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了被告有权提起反诉；第126条规定反诉可以与本诉合并审理；第59条规定反诉须有诉讼人的特别授权委托；第129条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意见》）进一步作了补充规定，第136条规定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终结前被告提出反诉的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第184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1条规定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第34条规定提起反诉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
不难看出，《民事诉讼法》和《民诉意见》、《证据规定》仅仅对反诉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这些规定过于简单而抽象，使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缺乏可操作性而导致执行的标准不统一，造成了程序法适用上的不稳定性，甚至公民对司法公正的合理怀疑。
其一，关于反诉与本诉的牵连性。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反诉是否必须与本诉存在牵连关系, 以及若具有牵连关系其密切程度应达到的标准并未明示,而是采取宽松的态度, 即只要本诉被告在本诉过程中对原告提出诉讼即可构成反诉。然而对此司法实务需要统一的判断标准, 这样宽泛而原则的规定导致实践操作混乱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二，关于提起反诉的时间条件。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提出反诉的起止时间均未作出限定。从理论上讲反诉发生在本诉中, 而判断本诉是否开始和终结的标志分别是法院受理和终审裁判生效，故在本诉受理后、终审裁判生效前任何时间提都符合现行立法规定。因为合并审理意味着已经进行的本诉诉讼程序部分归于消灭,从反诉的价值上讲，如果反诉因与本诉关系密切不适宜分开审理，而提出反诉过分迟延, 就会既浪费诉讼资源又削弱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的整体效果, 这种两难立法显然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
其三，关于反诉案件的管辖。立法上亦没有明确地加以规定，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制度,反诉并非一定是本诉的管辖法院或受理法院,这二者发生矛盾时如何解决，立法本应给予明确的指引。
其四，关于反诉案件审判程序适用。当根据本诉、反诉各自的性质应适用不同审判程序时,是纯粹以本诉所适用的程序为依据还是综合其它因素考虑,立法都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
三、我国反诉制度的司法现状
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和简单，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从而对反诉适用标准不一，处理任意化，极大地限制和削减了反诉功能的发挥，损害了反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考察我国反诉制度的司法现状，我们发现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1.反诉的适用范围狭窄。我国对反诉的适用范围的规定非常严格的，被告只有基于相对于本诉而言的同一法律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才能提起反诉，而基于其他事由主张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的请求一般得不到实现，因此被告不得不另行，这增加了被告的诉讼成本，亦有违诉讼经济的原则。
2.忽视对当事人在上诉审程序中反诉权益的保护。最高法院《民诉意见》规定,“当事人在第二审程序中提出反诉的,人民法院只能以调解的方式结案,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而对当事人提起的诉讼，审判机关只可能有两种处理方式――立案审理或不予受理――没有受理的情况下自然不应予以调解, 而在受理又调解不成的情况下不做出裁判而告知的行为并非法院的诉讼行为,这显然与法院不得拒绝作出裁判的规则相违背。
3.缩减当事人提起反诉的期限。按照《证据规定》，“被告应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前提起反诉”,在此期限之外行使反诉权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民事诉讼法对被告行使反诉权的时间并未加以限制，该条司法解释缩短了被告提出反诉的时间,二者冲突导致司法实践中标准的不一。
4.法官个人利益的衡量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如上所述，立法对反诉的类型、提起的条件、救济措施等均未作出具体规定，在当前法院系统普遍以结案率作为衡量法官工作业绩标准之一的情况下，法官在处理反诉案件时难免带有主观色彩，对因受理反诉可能使案件更加复杂，影响结案时间的一般不予受理。另外，我国法院系统为属地管辖,当某一诉讼的结果可能威胁地方利益时,法院就不得不充当起地方保护神的角色,当原、被告的住所属于不同行政区域而本诉又由于种种原因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时,被告提出反诉就可能遭遇“闭门羹”。
四、完善我国反诉制度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对我国反诉制度加以完善。
1.明确反诉与本诉的牵连性及其范围。有学者认为，反诉与本诉的牵连性主要反映为反诉与本诉的诉讼标的或者诉讼理由应当产生于同一法律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也有学者认为，反诉与本诉的联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反诉与本诉产生于同一法律关系或同一事实；另一种是反诉的诉讼请求能抵消、吞并本诉的诉讼请求，或者使本诉的诉讼请求失去作用。而实践中，审判人员认定反诉是否成立的依据往往是其自由裁量权，如果被告以主张抵消权而提出反诉时，法院常常以被告所提出的反诉与本诉并非出自同一法律关系或同一法律事实为由，拒绝作为反诉处理，被告只能另行，而抵消权则无从实现。笔者认为应对反诉与本诉关联性的范围加以适当扩张，除与本诉基于同一实体法律关系或同一案件事实外，还应把与本诉不是出于同一事实或者同一法律关系，但可能抵消或吞并本诉诉讼请求的纳入反诉的范围，这不仅是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也是追求立法公平的体现。
2.我国反诉提起时间的规定。应从反诉这一制度的特性和立法意图来考察反诉提起的时间。反诉的立法意图是出于实现诉讼经济和防止矛盾裁判的考虑，在不违背平等原则的前提下用同一程序解决多个诉讼请求。而本诉是以本诉的提起为标志的，本诉提起后它就是客观存在的――不管法院是否受理――法院不予受理或者撤销本诉只是一种司法裁判的结果，本诉原告仍可通过申诉、申请复议等方式寻求救济，并不影响本诉原被告的存在和原告对被告提出诉讼请求这一事实。只要本诉未消灭，原被告就依然存在，反诉制度的立法意图就仍然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反诉提起的最后期限应在本诉消灭之前。利用本诉程序的机会在法院宣判以后完全丧失，此时被告提起反诉已无意义，与反诉的立法意图相违背，应当不予允许。所以，笔者认为反诉提起的时间应明确为本诉提起之后，法庭判决之前的任一时间。
3.有关反诉管辖权的问题。基于反诉和本诉具有牵连性的特点及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的要求，理论界一般认为反诉须向受理本诉的人民法院提起，但按照级别管辖或者专属管辖属于其他法院管辖的，则本诉受理法院不得受理反诉。笔者认为，为了使反诉的管辖权统一明确，应作出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反诉当事人原则上只能向本诉提起的法院提起反诉，本诉提起法院对反诉进行审查后，认为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受理；如果审查后认为属其他法院专属管辖则不能受理，应当告知其到专属法院单独提讼；另外本诉程序己经进行而按照级别管辖的规定属于上级法院管辖的，则告之其向上级法院提讼；对于本诉程序还未进行而按照级别管辖规定属上级法院管辖的，则应将本、反诉一同移交上级法院。
4.反诉的审理程序应做具体统一的规定。根据反诉的独立性特征，它不因本诉的撤诉而停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根据处分原则，应当允许反诉撤诉，不必经原告同意。对二审程序中提起的反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诉意见》第184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此司法解释虽是从贯彻两审终审制及维护当事人利益和角度来考虑的，却有其矛盾及不合理之处。笔者认为，对二审中的反诉问题可以借鉴它国的合理做法，依据公平、公正和方便、实效的原则，允许被告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在二审中提出反诉，本诉被告二审中提出反诉意味着其放弃一审的审级利益；而原告同意本诉，被告在上诉程序中提出反诉，则意味着其放弃了反诉一审的审级利益。
参考文献：
[1]张晋藩.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M].成都:巴蜀书社,1999.
[2]宗玲,关林.我国反诉制度的弊端和完善[J].当代法学,2003,(6).
[3]李祖军.民事诉讼法学论点要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民诉诉讼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事诉讼；审级制度；两审终审；小额裁判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160-01
一、我国审级制度的现状分析
中国目前现行的民事审级制度为两审终审制。法学理论界与法律实务界对此原因基本已经达成一致的观点。我国幅员广阔，很多地方尤其是偏远的地方，受到经济及交通等因素的制约。如果执行三审终审制规则，则很可能造成当事人和证人的长途往返，会造成其诉讼成本的大量增加，同时也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案件的处理审级越多，会使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下，从而不利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以及社会的稳定。可见，我国选用两级的审判终审的制度，主要是为了缩小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和方便民众。
二、我国两审终审存在的缺陷
（一）我国的现行民事诉讼法典对当事人提起上诉的条件规定比较宽泛，从而导致了宝贵的诉讼资源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
在《民事诉讼法中》中有如下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由此可以得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当事人不论案件的数额大小，案件的复杂程度如何，也不论当事人上诉的主观目的是什么，都可以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从而引发二审程序的开始。长此以往下去，一方面会使当事人不积极履行义务，盲目或别有用心地引发二审程序；另一方面，也使得一些案件事实简单，法律关系明确的案件不能得到及时的结案。从而造成了案件进程的停滞和司法诉讼资源的严重浪费。
（二）两审终审的审判制度未能发挥我国四级法院的组织体系优势
我国具有科学的四级法院的审判组织构架，但现行的两级终审制度却未能将其优势全部发挥出来。我国的绝大部分案件基本都是由基层法院受理一审，中级法院进行二审。这就造成我的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很难接触到相关案件，一审和二审案件量小。在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中云集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法官和法学实践专家，但却不能有效地参与到诉讼案件的具体审理之中，不但造成了司法体系内部的人力资源上浪费，还使得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中优良的司法资源和审判条件不能合理运用。这不论是对保障当事人诉讼利益，还是对中、高级审判人员加强业务素质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三）大量案件集中在基层法院一审，上诉后由中级法院二审
由于基层和中级法院本身审判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办案能力有限的客观情况，造成大量的案件审判质量不高，最终导致了审判监督程序的频繁启动，从而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诉讼资源。
（四）由于审判监督程序相关法律规范缺失，造成被频繁启动，从而影响正常的审级制度的稳定性
之所以我国确立审判监督程序，是为了解决在两审终审的情况下，由于审级较少而出现的个别案件司法不公正等情形。但现在审判监督程序被频繁启动，一方面造成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当事人的诉讼利益难以得到保证；另一方面，也使得审判监督程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诉讼程序，从而影响了两审终审裁判的最终确定力。
三、我国两审终审制度的完善
根据以上的四方面分析，我认为，我国民诉审级制度应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善：
（一）对诉讼标的较小的案件采取一审终审制度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未对小额诉讼案件的审级制度做出规定。诉讼标的较小的案件当事人，在不服一审判决的情况下，可以无条件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申请，启动二审程序。在此种情况，不但造成了我国本已紧张的司法资源浪费，更加剧了法院及法官的工作量。同时也使其他大额案件不能得到及时的处理，影响了其他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因此，我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典中急需明确小额案件的相关法律规定，使之更加细化与明晰。当事人在一审判决的情况，不可轻易提起上诉或抗诉。诚然，所谓的“标的较小案件”如何确定，还有有待最高法院的司法界来规定。
（二）加入三审终审制度
如果可以对诉讼案件进行有效的分类，根据不同的案件标的和法律权利义务关系，将一部分案件规定为三审终审制。从而不仅能有效地保障相关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执行效率。更可以节约大量的司法资源，使审判监督程序回归其本身的立法目的之中，用常规化的诉讼程序来解决现实中的司法案件。将两审终审制度与三审终审制度相结合，并与审判监督程序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既能保障普通民诉诉讼案件在两级审判程序下有效的进行，又能是复杂的案件得到法院充分的审理。最终即保障了不同当事人的不同诉讼需求，又从根本上维护的司法的公正与权威，实现了司法效率与司法公证的统一。
参考文献：
[1]范愉.小额诉讼程序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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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伟.民事诉讼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陈桂明.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
民诉诉讼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监督范围；监督措施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的极大地提高。同时需要化解的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在人们法制意识不断提高的今天，民事诉讼成为了化解社会矛盾、解决民间纠纷、护卫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方式。民事诉讼的合法、公正在社会生活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与挑战。新民诉法第14条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扩宽了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监督范围，加大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力度。对民事诉讼活动的公正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并为民事诉讼活动合法性提供了进一步的保障。
一、新民诉法带来的改变
（一）扩宽了监督范围
新民诉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该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范围不再只是以前的民事审判活动监督，还包括民事执行监督、期限监督以及审判人员在民事活动中的执法行为的监督等。
（二）增加了监督方式
新民诉讼法第208条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该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不再只有抗诉一种监督方式，还可以通过提出检察建议来实现监督。
（三）完善了监督手段
新民诉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该条规定完善了检察监督手段，有利于人民检察院进一步调查核实案件事实和证据，保障实现高质量的监督效果。
二、民事诉讼活动检察监督的必要性
（一）民事诉讼活动现状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社会矛盾的激增。民事诉讼在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对民事诉诉讼活动合法性、公正性要求越来越高。现目前我国民事诉讼在合法、公正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如民事执行中的渎职违法、民事调解中的违背当事人意愿等等违法行为。
（二）法院内部监督不力
现目前，人民法院主要有两种内部监督方式，一种是法院内设部门、领导的自我监督。同一法院，不同部门间的监督，由于相互制约性不大，且存在同单位相互宽容的因素，很难起到有效监督。第二种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这种监督方式虽然具有一定的制约性，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上下级监督方式由于信息沟通的不力和监督的偶然性，很难及时发现问题，达到时时、事事都有效监督。
（三）实现权力救济、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民事诉讼中往往存在着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难免出现违法或者违规现象。完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为受侵害的当事人提供救济途径，不仅有利于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可以对民事诉讼活动的开展起到预防警示作用，为其他救济制度的落实提供保障。检查监督是实现权力救济、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三、民事诉讼活动检察监督范围
（一）程序合法性
要保障民事诉讼活动程序合法，主要要注意以下几个程序问题：一是合议庭的组成。根据民诉法第39、4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第二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人数必须是单数。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检察院应当监督该组成合议庭的是否依法组成合议庭，合议庭是否按要求人数组成，组成人员是否是陪审员或审判员，合议庭成员是否有中途退场 ，走过场现象，预防合议庭变为"一言堂"；二是审判期限。根据民诉法第149条之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审结。注意监督，案件审理是否超过法定期限，办理延期的，是否履行相关手续，是否具备法定延期理由；此外，对于民事活动进程中，文书是否按时依法送达，相关人员是否依法回避等。
（二）当事人合法权利保障
根据民诉法规定，当事人有申请回避、延期举证等权利。监督当事人的诉求是否得到相应的回复，当事人的各种诉讼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是否有损害当事人权益的行为。
（三）民事调解合法性
根据民诉法第93条之规定，民事调解必须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在民事调解中，主要注意双方是否在自愿平等的原则下进行协商的，双方调解内容是否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调解是否有双方认可和签字。
（四）民事执行合法性
根据民诉法第224、226、228条规定，执行应当由法定执行人员以法定文书为依据，按照法定程序在法定期限内执行。应当注意执行是否由执行人员实施。执行人员执行时是否按照规定出示证件，履行手续。所依据的文书是否为生效的判决或裁定。执行是否拖延，是否超过法定期限。是否通知应当到场的人员到场等。
四、检察监督建议
（一）建立监督反馈机制，健全监督制度
对于民事诉讼中的违法行为，应当在及时发出检察建议等文书的同时，注意核实相关人员对于文书的整改或处理情况。可以根据不同的违法行为建立相应的反馈机制。比如对于超期限审理、执行等问题。如果违法人员所在单位给予的是通过写检查来反思，这份检查在递交本单位后，应及时交检察机关备案。
（二）构建两院信息共享平台，防范于未然
针对民事诉讼中常出现的问题建立专门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信息共享平台，并派专门的民事诉讼监督员对该信息平台进行管理。人民法院将案件的相关信息输入信息平台，人民检察院通过阅读信息及时了解案件进度，监督民事诉讼活动。在发现问题时及时通知，履行监督提醒职责，防范于未然，从而保障民事诉讼依法顺利进行。
（三）加大宣传教育，鼓励举报，完善监督
无论对于什么行为，单一主体监督的方式都存在片面性，不能很好地观察到行为的方方面面，实现全面监督效果。因此，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活动检察监督过程中，要充分重视"第三方"的力量。要注意团结人民群众、社会团体的力量。经常组织宣传教育，先让检察监督的观念深入人心，使他们认识到什么是检察监督、检察监督的意义、实现监督的方式。鼓励社会大众，树立人人监督、监督光荣的理念。从而将思想外化于行为，扩宽监督信息来源，实现全民参与。
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扩宽了检察监督范围，完善了检察监督方式，加强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促进民事诉讼活动更加公平、公正、透明、及时，还有利于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责的完善和健全。
民诉诉讼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执行异议之诉；规则；律师实务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3 ― 0064 ― 02
引言
2007年修正后民事诉讼法和相应司法解释设计了执行异议可诉讼制度，2012年新修正的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民事诉讼法）和2015年配套司法解释则比较完备的建立了执行异议之诉制度。本文侧重从律师实务操作角度对执行异议之诉进行探索和分析，以期有所借鉴。
一、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和律师实务操作。
（一）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分析
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305条和第306条分别规定了案外人和执行申请人对执行异议提出诉讼的条件。第307条和第308条规定了案外人和执行当事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诉讼地位，第309条规定了申请执行人对中止执行裁定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被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人民法院告知其另行。
可见，执行异议之诉的启动主体（原告）是案外人和执行申请人，被执行人只是执行异议之诉的当事人（被告或第三人），不能作为启动执行异议之诉的原告。
按照现行民诉法的规定，执行异议之诉是对执行标的物是否继续执行的实体审查和程序救济，其诉讼请求必须与原裁判无关。该诉讼程序不审查原判决、裁定或调解书，但是可以附带审理执行标的物的确权诉讼。案外人认为原生效裁判文书有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并根据案件情况确定是否可以作为再审程序当事人。虽然其本质不是执行异议之诉，但是该再审程序是案外人因执行异议而提起再审的特殊再审程序救济。
笔者认为，执行异议之诉特指案外人和执行申请人对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异议裁定不服，对是否继续执行标的物的执行行为提出诉讼实体审查的程序救济制度。
（二）律师实务操作探索
作为律师要准确运用执行异议之诉的规则和制度，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及时提出相应程序主张。律师所代表的是案外人或执行申请人时，如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应当自接到执行异议裁定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所代表的是被执行人时，如不服执行异议裁定的，依法应就执行标的物提出一般确权之诉，请求法院确定该标的物属于被执行人的可被执行财产。所代表的案外人认为原裁判文书存在错误的，应当自收到执行异议裁定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再审申请，要求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对原审裁判文书进行重审审查。
1）执行异议之诉诉状书写提示。
笔者认为正确诉状书写要必备三要素：正确列明诉讼主体；正确书写诉讼请求并选择合适的诉讼策略；实体权利的有理据论述。
正确列明诉讼主体。按照现行民诉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案外人作为执行异议之诉原告的，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不反对的，列为第三人。申请执行人作为原告的，案外人为被告，被执行人按上述原则列为被告或第三人。
正确书写诉讼请求并选择合适的诉讼策略。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305条和306条规定了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和申请执行人的条件，二者最关键的条件是“有明确的排除或继续对执行标的物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
此规定是律师书写诉状的指南针，律师必须结合证据严格按照此规定书写诉讼请求，并且必须杜绝诉讼请求中涉及对原判决裁定存在错误要求重审的画蛇添足之笔。准确的诉讼请求才能有效的实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
笔者建议的诉讼请求用语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停止或排除对某某执行标的物的执行（适用于案外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继续对某某执行标的物的执行（适用于申请执行人）”。切记不得使用“撤销原判决裁定、停止执行原判决裁定”等用语。
按照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12条第2款的规定，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
此规定是赋予案外人在执行异议之诉过程中直接要求确认对标的物的实体权利。但从案外人角度出发，当事人在此程序中提出确权之诉显然不是最好的诉讼策略。理由有二，第一是不利于当事人集中精力围绕足以排除执行标的物的诉讼请求进行举证和应诉，如果提出确权之诉，案外人既要承担排除标的物执行的举证责任，更要承担享有标的物实体权利的举证责任，二者虽有重合，但证明标准不同。甚至出现互设障碍的问题。第二是选择确认之诉另行诉讼还可以为案外人提供最后的诉讼保障，假设执行异议之诉败诉后还有另案诉讼救济程序。
当然，诉讼策略的最终决策者是案外人本人，律师应当提出诉讼策略参考和建议，之后由当事人作出对己有利的最终决定。
实体权利的有理据论述。正确确定诉讼请求之后，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的重心内容，是对足以排除或继续执行标的物诉讼请求的有理据详细说明。案外人作为原告时，要说明案外人在执行标的物上享有的权利，有关证据和依据，有必要说明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物不能执行的理由和依据；申请执行人作为原告时，要说明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不享有权利或权利不足以排除标的物的继续执行的理由和依据。
2）律师实务中存在一个制度操作盲点。这个情况是执行异议之诉原告（一般是案外人）认为原审裁判存在错误，同时对执行标的物行为具有排除权需要执行异议之诉进行审查。是否可以同时选择执行异议之诉和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救济，现行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对此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作为律师有必要对此问题进一步探索和分析。
新民诉法司法解释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和案外人申请再审分别规定在“执行异议之诉”和“审判监督程序”二个章节中。司法解释第15章第304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当事人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由执行法院管辖。第18章第423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对驳回其执行异议的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按照现行民诉法的规定，作为案外人如果认为原裁判或调解存在错误且损害其民事权益的，是不允许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一并提出的。但是对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之后，没有禁止案外人就损害其民事权益的裁判或调解文书申请再审的规定。
执行异议之诉和案外人再审程序不仅是规定在不同章节，更重要的是二个诉讼程序审查的诉讼标的也是不同的。正如案外人的确权之诉，当事人对同一标的物提出停止执行之诉即为执行异议之诉，提出确认权利则为确认之诉。同一标的物但非属同一诉讼标的。同理，案外人再审诉讼程序虽然可能也涉及对执行异议之诉标的物的考察，但真正的诉讼标的是审查原审裁判或调解是否合法并损害案外人的民事权益，其审查内容并不是应否执行标的物。
所以，执行异议之诉中包含和衍生出三个互不排斥的程序。一是执行异议之诉本身；二是确认之诉，该程序既可以与执行异议之诉一并主张，也可另行诉讼；三是案外人再审诉讼，该程序与执行异议之诉禁止合并提出，但是案外人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另行提出。
当律师代表案外人一方时，应当熟练掌握上述三个程序救济权利和规则，提出最佳的诉讼策略建议，最大限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实务操作中的“小问题”：1、执行异议裁定人民法院未告知或未完整告知当事人诉权。当事人如出现超过期限的情况，律师应当建议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裁定未告知诉权程序违法，要求撤销重审后重新作出，再一次争取程序救济。2、无论是执行异议裁定“中止执行”还是执行异议之诉判决“停止执行”，执行标的物并不是当然回归到可自由处分状态。必须在法定期限届满法律文书生效后，由原负责执行的执行部门作出解除查封或相应执行措施之后，该标的物才能进行法律处分。实务中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时另案提出了确认或给付之诉，律师应当谨记，如果标的物处于查封状态，即便是已经做出停止执行的裁判，另案的确认或给付之诉也不能进行判决，否则就有可能涉嫌程序违法。
二、执行异议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的联系
案外人执行异议是案外人对于人民法院的执行标的物行为提出排除强制执行的申请，人民法院执行部门据此进行审查的程序。案外人或申请执行人对此程序作出的执行裁定在十五日内有权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可见，案外人执行异议是执行异议之诉的法定必经前置程序，没有执行异议就没有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不得直接提出执行异议之诉。
执行异议审查程序中审查的异议申请的判断标准，也是执行异议之诉程序审查的判断标准。核心标准是案外人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但是执行异议之诉既是对执行标的物行为的审查，还可附带对标的物确认权利，是对执行当事人民事权利诉讼审查的最大化。
三、执行异议之诉与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同的规则路径。
案外人经过执行异议程序后可以对原审判决、裁定提出特殊的再审程序，也就是执行异议之诉衍生的特殊再审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是第三人（实际就是案外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申请撤销，是独特的诉讼程序，而不是再审程序。
根据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303条规定，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后，未中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执行的，执行法院对第三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的执行异议，应予审查。第三人不服驳回执行异议裁定，申请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案外人对人民法院驳回其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申请再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民诉诉讼法范文第7篇
一、构建诉讼第三人制度的两个先决问题
诉讼第三人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十分简洁，也正因为此，在理论界有关争议较多，实践操作也不一致。当我们努力在此基础上设计一套更为完善的体系时，应该注意选择改革的切入点，即从哪些方面入手进行修改和调整，所选择的切入点必须具有基础性价值，对它的正确定位将是分析其他问题的前提条件。其次一个有机的整体要有贯穿始终的核心价值，这样才能使各部分得以统一、整合，民事诉讼制度也是如此。
（一）切入点-诉讼标的理论
诉讼标的是构成一个特定的诉的本质构成要素，它是当事人诉争和法院裁判的对象，是诉讼程序进行和既判力产生的基础；诉讼标的还是认定第三人是否适格的标准，因为第三人参诉的根据就是与本诉诉讼标的有某种关系；另外诉讼标的是分析诉的合并的标准，这对确定第三人的诉讼地位有重要意义，故而，将诉讼标的做为诉讼第三人改革的切入点是合理的，也符合诉讼法理论的逻辑关系。
关于诉讼标的概念，存在众多的学说，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个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是权利主张说，认为诉讼标的是原告在诉讼上所主张的法律关系或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一是审判要求说，认为诉讼标的是原告向法院提出的审判要求，是其表示希望的法律地位或法律效果，并不是实体法上的权利。（1）这两种理论的根本分歧点在于，基于同一事实，就同一目的发生几个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或形成权时，依据权利主张说当事人有多个请求权可供主张，这就存在一个案件有多个诉讼标的并立的问题。审判要求说正是针对前者的这个缺陷，将诉讼标的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严格区别，从纯粹诉讼法的观点来把握和理解。
权利主张说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的通说，笔者也赞同此说，据此，诉讼标的被定义为：“原告为确定其民事实体权利请求，或者对某种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或者是否有效，而希望法院加以裁判的具体内容。”（2）针对在请求权竞合情况下遇到的尴尬，我认为这是民事实体法的任务，即应设立必要的请求权竞合制度，规定在此情况下当事人的权利。《合同法》已在这方面走出可喜的一步，其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解决了最为常见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与违约责任请求权的竞合问题。民事诉讼的目的就是保护实体权利，法官也是依据实体法进行裁判，所以说诉讼标的与实体法没有关系的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3）
标的物与诉讼标的在概念形成上相似，但涵义完全不同。标的物属于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范畴，但行为、财产权利、人身利益，甚至是法律关系本身都可以做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4）因此标的物是对具有物理属性、财产属性的物质实体和自然力的抽象。诉讼标的是构成特定之诉所必不可少的，标的物则不然。我们不能用对标的物的权利主张来代替诉讼标的的概念。
（二）核心价值-三方诉讼结构的平衡
一般的诉讼结构是法院、原告和被告组成的“三角形”。虽然由于第三人的参诉使其具有特殊性，改革也必须考虑到这种特殊性，但确保该一般诉讼结构正常、合理运行的基本规则仍然是我们求得程序公正所必须遵循的。
1、诉权与审判权的平衡。诉权就是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保护民事权利或法律关系的权利。纠纷产生后，当事人就有权要求人民法院裁判，所以说诉权是纯粹程序意义上的，笔者不同意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的二元诉权论，因为这样会迫使审判权在当事人行使诉权时进行实体审查，一方面这种审查事实上不可能，另一方面也会为审判权不当干预诉权提供“完美”的借口。诉权与审判权相互作用构成诉讼程序的运行。在我国，审判权主导诉讼的观念深厚，与之相适应的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诉讼模式是对诉权和审判权关系的抽象，反映了诉讼程序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现在学者们普遍认为，诉讼当事人不应是审理活动的客体，他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而选择诉讼机制解决纠纷的，因此裁判应该在当事人充分诉说和辩论的基础上形成。诉讼程序不是毫无意义的形式，相反是当事人充分利用诉讼资源、诉讼手段将裁判引向自己所期望的结果的过程，诉权必须有制约审判权的一面，否则是不合理的。不应该出现审判权凌驾于诉权之上，如果那样我们追求诉讼正义和程序公正的努力将会付诸东流。
2、当事人诉权的对等。在诉讼中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由于胜诉的动机，当事人均努力的提出有利的事实和抗辩对方不利于己的主张。诉讼，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一个攻防过程的规范化方式。如果将诉讼模式看成审判权是绝对中立的裁判者的话，那么胜与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攻防力度，因此公正的程序必须能够保障这个过程在平等规则下进行。一方面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享有可以用来“肆意”攻击对方的优势诉权（在诉讼中表现为诉讼权利），另一方面法律必须赋予当事人以足够的诉讼手段以防止其败诉。不然诉讼结果不会使当事人信服，程序权威性也荡然无存，这就是当事人诉权对等的意义。所以说这个“对等”不是形式上的平等，而是实质的对等，是程序保障的关键。（5）
二、中国诉讼第三人制度构想
目前对诉讼第三人的批评主要有参诉依据不明导致有的法院滥用诉讼第三人制度；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诉讼权利保护不充分、参诉方式不当、承担责任的依据；既判力的范围等。相比较而言，有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争议较多，因为它不像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两个完整的诉的合并。
（一）诉讼第三人的参诉依据
1、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诉依据。“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是指第三人排除本诉的诉讼标的的权利之存在或实现，而主张自己的权利。（6）首先这里的排除包括全部排除 和部分排除，德国和日本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的全部或一部，为自己有所请求是提起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诉讼的必要条件。其次第三人与本诉当事人同时主张对同一客体相互冲突的权利。可以是基于同一事实、同一给付目的的债权；对同一标的物的相互排斥的物权；对同一智力创作成果或商业标识的效力重叠的知识产权。人身权则一般与案外第三人无涉。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必要共同诉讼人常会混淆，但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既可以在本诉中做为第三人，也可以做为原告另行，均无实质意义上的不同，两者也并不必须合并审理，也就是说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行使诉权比必要共同诉讼人更加自由。实践中，凡有共同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即在与另一方当事人的实体法律关系中处在同一侧的，必须以必要共同诉讼人出现，（7）如财产共同所有权人，共同侵权人等。即使他们之间对内部法律关系的主张不一致也不能做为第三人参诉。这并不会损害当事人的权益，因为法院对外部法律关系的裁判的效力并不及于内部法律关系。而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不与任何一方当事人有这种相对于另一方的内部法律关系。
2、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参诉依据。“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参加诉讼。”具体什么是“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理论界争议颇大，笔者的认识是：本诉诉讼标的处于何种权利义务状态将对第三人与本诉一方当事人的实体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具体来说，首先第三人与本诉诉讼标的有直接的牵连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规定：“受诉人民法院对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无直接牵连和不负有返还或赔偿等义务的人，……均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8）例如，甲诉乙有债权债务关系，乙与丙有抚养关系，甲诉乙履行金钱债务如果得以执行将严重影响乙的经济实力以致于不能继续给付丙的抚养费，但丙不得做为甲乙之诉的第三人存在。其次，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本诉一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有发生纠纷的可能。如果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已经明确且无争议之可能，则该第三人与本诉争议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就无从谈起。再次法院对本诉的诉讼标的的裁判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本诉当事人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确定具有先决性意义。第三人参加诉讼是为了保护自己独立的民事权益，他与本诉当事人之间存在发生民事纠纷的可能性，本诉的处理结果是认定第三人与本诉当事人之间权利的取得与行使和义务的承担与履行是否恰当的先决条件，对本诉的处理就等于间接裁判了第三人与本诉当事人之间的可能性纠纷。最后，第三人可能因本诉的判决承担义务、享有权利或既承担义务又享有权利，有学者认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只可能因当事人败诉而承担义务，这种解释过于狭隘，例如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履行完毕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这时原告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此案中原告胜诉将导致第三人因被告不能履行房屋租赁合同而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二）诉讼第三人的程序主体地位
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以本诉原告和被告为被告提起一个独立的诉，享有原告的诉讼地位，此诉不因本诉的中止、终结、裁判等而受影响，是典型的诉的合并。相反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诉讼地位在理论界并无通说。
1、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享有当事人地位。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诉讼权利，裁判结果对其有拘束力，可以看出他具有诉讼当事人的本质特点。虽然他总是辅助本诉一方当事人进行举证和辩论，但该当事人并不能代表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独立的利益主张，而且他们之间存在民事权益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排斥在当事人范畴之外的观点是不合适的，可以说忽视了其程序主体地位。许多学者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定位为广义当事人，（9）笔者认为不妥，因为在广义当事人与狭义当事人内涵相同的情况下区分其外延不合理。当事人行使诉权是诉讼的基础，第三人参加诉讼之所以成立，也是因 为第三人诉权的存在，将其排斥在狭义当事人之外只会导致其诉权的减损。而且在立法上也不适宜出现“广义当事人”一章。再说除我国外只有日本学者也使用广义当事人概念，但含义是指原告、被告、法定人、诉讼人和诉讼参加人。（10）主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享有当事人地位并不否认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诉讼地位从属性的一面。对其诉讼权利进行限制是必要的，因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必竟不是本诉诉讼标的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不能完全赋予其主导诉讼程序的地位，否则会出现“喧宾夺主”的现象。
2、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参诉方式。现行立法确立了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诉的两种方式，一是申请参诉，二是法院通知参诉。第一种方式本身并无不妥，但由于民诉法随后规定被判决承担民事义务的人才享有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这就有问题了，从解决纠纷的诉讼机制角度来说，当事人为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而选择诉讼，基于诉讼程序本身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使得当事人可以对自己的诉讼行为的后果做出合理的预期，进而充分准备举证和抗辩，并有将程序引向有利判决的信心，这一点是程序正义的应有之义。但是如果当事人连自己在程序中的地位都无法确定的话，该程序对于他来说将成为一个不可知的暗箱，当然更不会申请加入这个程序。通知参诉方式更是对第三人诉权的践踏，“不管第三人最后是否承担判决要求的义务，仅就其受判决拘束这一点来说，很显然，将没有行使诉权的人扯进诉讼程序不能不说忽视了他们的诉权。”（11）基于上述考虑，可以保留申请参诉方式，但同时明确赋予第三人以当事人地位，而不以判决其承担民事实体义务为条件；将法院通知参诉改革为本诉当事人（包括原被告）申请追加第三人方式。由法院审查上述申请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规定申请人对裁定不服可以上诉。因为只有民事主体才是其最佳利益的裁判者。
（三）判决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效力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了关于本诉诉讼标的的争辩，有在诉讼中行使权利进行干预判决的机会，因此他也应该承担这一程序的后果，即要受到本诉裁判一定的拘束力，德国、日本、台湾的民事诉讼法均规定本诉的裁判对诉讼第三人有效。同时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因为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才参加诉讼，那么判决对他的效力会因他辅助的一方当事人胜诉和败诉而不同。（12）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诉的直接目的是希望他所辅助的一方当事人胜诉，间接目的则是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影响。败诉会使他的权利义务发生变更或承受不利后果，这时判决在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他所辅助的一方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后者可以援引本诉判决所认定的争议事实要求前者承担一定的义务，第三人不得对所援引的争议事实再次进行争辩或主张认定不当。但是本诉判决所确认的权利和法律关系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不产生效力，因为它是对本诉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进行裁判，其客观范围应与诉讼标的一致，主观范围只能包括本诉当事人，（13）认为其效力可扩张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不合理的。反过来说，如果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所辅助的当事人胜诉，那么该第三人的权利义务状态得以维持，本诉判决对其不产生实质效力。
直接判令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承担责任已经超出了本诉判决对其效力的范畴，因为该判决同时也对无作立请求权第三人与受辅助方的争议进行了裁决。现行立法规定只有在一审判决判定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承担实体义务时该第三人才享有上诉权。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在可以判定第三人直接承担实体义务时，法院有“判”与“不判”的自由，它完全可以等到一审 判决生效后由败诉方向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请求承担实体义务，这样可避免一审判决被上级法院审查，而且有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存在，则第二个案件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败诉已成定局。但是若规定只要受辅助一方当事人败诉，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即享有上诉权也不合理，因为败诉的结果不必然导致该第三人实体权益的减损，有可能只会使其实体权利义务受到影响，例如承担义务的同时获得对受辅助方当事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综合上述原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上诉权的享有应以他因本诉判决而承担实体义务为条件，而不论判决书是否真的认定了这个实体义务，如此才能充分保护其权益。
注释：
（1）参见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5页。
（2）参见李龙：《诉讼标的识别的根据》，载《诉讼法讼丛》第三卷，陈光中、江伟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李龙：《论我国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的基本框架》，载《法学》1999年第7期。
（4）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0-51页。
（5）参见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
（6）参见王锡山：《民事诉讼法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第189页。
（7）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页。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法发[1994]29号）。
（9）参见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修订版，第107页；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9页。
（10）参见王锡山：《民事诉讼法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第106页。
（11）参见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
（12）参见王锡山：《民事诉讼法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第193页。
民诉诉讼法范文第8篇
关键词：调解；民事制度；完善
民事调解制度在我国的司法审判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抗日战争时期的马锡五模式到现在的人民调解制度，对完善我国的司法审判活动、补充审判不足、化解大量民间纠纷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调解制度也需要适应变化。
一、调解原则的完善
目前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过程中一定要查清事实、认清是非。要实现这一原则就要求法院对案件事实问题进行严格的调查，从而使审判人员作为调解人做出尽可能正确的主观判断。而调解作为解决当事人纠纷，本着自愿协商的原则，应当允许在某些具体案件可能没有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但双方当事人也依法达成调解协议，就不应受此原则的约束，法院应当对这种双方合意的权利处分行为进行认可。
二、建立调审分离的诉讼模式
根据我国的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法院的民事案子一般都是分配轮换制，经常从立案到案件结束都是同一法官在主管。所以这就导致调解和审判都是同一个法官的情况出现。如果当事人没有达成调解协议或者不服调解的。开庭审判和主持调解的是同一法官。法官会带有调解时的主观评价，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采取“调审分离”就会大不相同。所谓“调审分离”制度即将调解程序从审判程序中独立出来，由不同的法宫来进行操作，两种程序之间互不影响，具有独立性。这种调解模式可以把调解权与审判权分离开来，互相独立，使得当事人的意愿避免受到审判权的干涉，实现合意自由，保证调解过程和结果的公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外，根据我国国情，将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分而设立，并将调解前置于审判，可让有限的具有调解经验的法官专门从事调解工作，将其从日益增多的诉讼中脱离，有利于调解工作更加专业化、专家化。结合实际，审调分离还可以有效地保证法官的廉洁性，使得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能够充分法院调解的作用。
三、建立当事人主义为主的调解模式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中关于调解的规定，法院调解模式是由法院居中进行调解，并对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进行确认。造成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对法院的作用依赖和期待过高，最终却是忽视了自身权利和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因此，应当在调解过程中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主处分权，在坚持合法性原则下，按照当事人的要求和意愿进行调解，从而使得调解协议充分的反映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四、规定调解的期限，限制无限期调解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对法院民事调解期限没有明确规定，会导致当事人在实际调解过程中会利用缺乏期限规定的空子不断拖延时间以满足自己的利益。同时部分审判人员也会滥用调解或者拖延诉讼。对于调解期限的开始时间如何确定，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递交调解申请书，开始的时间就是双方当事人向法院递交书面调解申请的时间，从这个时间开始确定调解期限。调解由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调解的书面申请，如此采用这种方法就可以确保当事人在自愿的条件上请求适用调解方式，并接受调解结果。
结语
调解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历经近70年的民事审判实践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认为在新时期新环境下，要不断结合时刻发生的现实国情，充分认识法院调解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针对目前法院调解制度中所面临的问题，要通过不管深化改革和严格管理解决问题，尤其是强化法院调解具体执行工作。要将法院调解制度充分贯彻到整个民诉诉讼过程中去，从而有效的化解社会矛盾，坚持自愿合法原则，使法院调解制度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和价值。同时，也应加强《调解法》的起草与出台，对法院调解中各项程序性规定加以明确的法律化，如调解书的效力，调解内容的保密性、当事人双方诉讼权利能力的衡平、调解主体的确定以及法官在调解过程中的行为规范等，从而更好在实践中发挥出法院调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现行民事调解制度刍议[权威资料] - 豆丁网》 - 互联网数据
[2]《论现代民事纠纷调解机制的重构》范光萍 -《法律？民事诉讼法》- 2007
[3]《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改革初探》贺春辉 - 《云南法学》-2000
[4]《现行民事调解制度刍议 - 道客巴巴》 - 互联网数据 -2014.10.22
[5]《完善我国法院调解的几点建议》李岩峰 - 《党政干部学刊》- 2011
民诉诉讼法范文第9篇
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适格原告；诉讼权利限制；公共利益
公益诉讼是任何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授权，就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讼，由法院依法处理违法行为的司法活动。①依据传统诉讼理论，诉讼必须由与诉讼标的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提起，提讼者须以具备原告资格为前提。近年来，接连发生重大环境污染及食品安全事故，如松花江水污染事件②、三鹿奶粉事件③，对个人私益及社会公益造成重大损害，或因缺乏适格原告、或因受害人怠于行使权利、或因受害人数量众多致使违背诉讼经济原则而难以通过正当司法途径解决。公益诉讼制度通过构建非利害关系人为维护公共利益提讼的方式，打破原来因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或直接利害关系人怠于行使诉权而导致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却无法获得司法救济的困境，同时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一、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之突破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让长期存在于理论研究领域的公益诉讼制度率先在民事领域打破坚冰走向实践。此次修正中，新增一条作为第五十五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该条文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启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平息了公益诉讼理论上的一些争议，主要表现在：
（一）明确民事公益诉讼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之范围
维护公共利益是公益诉讼的根本特征。但何为公共利益则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公共利益应与个人利益相对应，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广义的公共利益包含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国家利益是国家应承担的天然义务，国家利益之救济不存在救济主体缺位的问题。集体利益本质上是社会局部利益，危害集体利益的行为不具有危害社会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紧迫性和广泛性，无须通过立法方式对非利害关系人课以维护特定集体利益的法定义务。社会公共利益是真正具有普遍性与整体性的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相关的利益，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往往只与直接受害人存在诉讼法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对其他利益亦受间接侵害的社会成员或社会组织提起民事诉讼形成诉讼障碍。因而，《民事诉讼法》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民事公益诉讼所保护的范围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
（二）明确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适格主体
民事公益诉讼必须由适格当事人提起。第一类，原告本身与诉讼标的有直接利害关系，其私利益与公共利益具有一致性，典型情况为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的直接受害人。第二类，原告本身与诉讼标的无直接利害关系，纯粹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讼，典型代表为五十五条中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非直接利害关系人能够成为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理论根据在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紧密的相互依存性。美国思想家潘恩认为“正如社会是每个个人的总和一样，公共利益也是这些个人利益的总和”；④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边沁认为“共同体是个虚构体，由那些被认可为可以说构成其成员的个人组成。那么，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呢？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⑤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公共利益的损害存在着对个人利益构成减损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危害可能性发生时，适格主体就应当采取措施对抗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基于此，特定法律授权机关及组织即使处于非利害关系人地位仍可通过民事诉讼方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从而使个体利益免受不法侵害。
二、民事公益诉讼之适格原告
从诉讼法的角度，根据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与诉讼标的之间的关系，可以将民事公益诉讼分为两大类：一是，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即原告是众多受害者之一，维护私益与实现公共利益具有一致性；二是，非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即原告提讼完全出于维护公共利益，无关私益目的。也有学者称之为自益形式的公益诉讼和他益形式的公益诉讼。⑥两类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及诉讼行使方式差异很大，现分别述之。
（一）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
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诉讼提起者是天然的适格原告，另需具备诉讼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满足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⑦即可提起公益诉讼。凡因民诉法第五十五条所规定的环境污染行为、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而受侵害的个人、法人、其他组织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不存在主体上的障碍。
在《民事诉诉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环境污染及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中，理论上每位适格原告都可独立成讼；但基于诉讼效率和诉讼经济原则；因而，不妨采用代表人诉讼制度⑧来解决这一难题。
根据代表人诉讼制度理论，实践中当因环境污染受有损害者或者消费者权益受侵害者人数众多且确定时，自然可以从受害人之中推选诉讼代表人参加普通民事诉讼，其诉讼行为法律后果归于全体被代表者，使得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当因环境污染受有损害者或者消费者权益受侵害者人数众多但不确定时，则可以适用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规则：由人民法院公告通知权利人于一定期间内登记，从该登记人中推选出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法院判决对已登记权利人产生拘束力；而未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期间内以同一事由向人民法院时，直接适用法院对前登记权利人已生效的裁定或判决，大大节约诉讼成本，亦保证了判决的一致性。
（二）非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
非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首要挑战是解决适格原告问题。《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笼统 “法律授权的机关和组织”，将无利害关系的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情形⑨排除在外，但仍然没有解决究竟哪些机关和组织具备原告资格的问题。鉴于民诉法规定了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结合国外有关立法例及国内国家机关及社会组织发育情况，笔者认为适合担任适格原告的机关及组织应当是防治环境污染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国家机关、环境保护和消消费者权益保护社会组织、以及公益法律服务机构。
1.国家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
国家向来被视为公民利益的当然维护者和实现者，当公民利益受到侵害时其自然负有回复该损害至侵害之前状态的义务；而社会公共利益为大多数公民利益之集合体，国家就负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义务。因而，国家机关代表、国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具备法理依据。如俄罗斯的联邦生态和自然资源部、美国的环境保护局、英国公共卫生监察委员会及加拿大的环境部长，均有权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⑩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通过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亦确认海洋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作为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具体到我国，针对环境污染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由国家环境保护行政机关提讼；针对侵犯众多消费者权益的案件，应当由国家产品质量监督管理行政机关提讼。该类行政机关不仅具备专业知识，而且拥有对侵害公共利益之行为的行政管理权和行政执法权，在调查取证时处于优势地位，能够有效解决民事诉讼中单个主体举证困难的问题。
2.社会组织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
社会组织以原告身份提起公益诉讼能够有效打破行政机关怠于行使其民事公益诉讼职能时所产生的救济缺位困境，实现对社会公共利益更加全面有效的保护。国外社会组织进行公益诉讼的制度相当完备：如德国的“团体诉讼制度”B11，即将具有共同利益的众多法律主体提讼的权利“信托”给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团体，由该社会团体提起符合其章程、设立目的的诉讼；法国经政府“认许”的环保团体可提起公益诉讼；美国依据《反欺骗政府法》、《谢尔曼法》赋予团体在国有资产保全、反垄断及不正当竞争领域内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B12在我国，以保护环境和维护消费者权益为设立目的的社会组织及团体，符合法律规定的社团成立条件，应当具备担任环境污染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可能性，如我国相关环保团体、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等。
公益法律服务机构在民诉法修正案出台之前，主要是提供无偿的法律咨询或诉讼服务，以诉讼人的身份参与到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保护等案件中，维护特定个体或群体的利益。公益法律服务机构作为原告参加民事公益诉讼有其天然的优势，该类机构往往由大型律师事务所或高等院校法学研究机构创办，主要由职业律师、法学学者等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具备良好的素养及较强社会责任感。当然，公益法律服务机构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行政机关或社会组织的诉讼人的身份参与到公益诉讼中来，也可以实现同种目的，但这种被动性参与仍是一种次优选择。
三、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之限制
民事公益诉讼中，诉讼标的所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两大特点，B13不像私益诉讼中利益关系那样简单直接；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不一定与诉讼标的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诉讼行为及判决结果将对大量直接利害关系人利益产生影响，因而，需要对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及诉讼权利进行必要限制。
（一）直接利害关系人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之限制
在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中，对原告主体资格无须特别限制，只要是符合民诉法规定的“个人、法人及其他组织”即可。对原告诉讼权利的限制适用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相关规则：即在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中，诉讼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进行和解，若当事人人数确定时须经全体当事人同意，若当事人不确定时须经法院公告后登记在案的全体权利人同意。
（二）非直接利害关系人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之限制
非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中，其只是诉讼程序上的当事人而非实体权利的当事人，不受判决之约束；民事公益诉讼之原告的主体资格及诉讼权利应当受到严格限制，避免原告不具备与进行诉讼相符合的能力或者擅自处分诉讼权利而导致的诉讼风险，损害大量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诉讼利益。
1.原告主体资格条件的限制
民事公益诉讼中适格的原告是法律授权的机关及组织。法律授权的机关主要是以环境保护为主要职能的行政机关和以产品质量监督、消费者权益保护为主要职能的行政机关；该类行政机关以其组织法中规定的行政职能范围为限，其他行政机关不具备该类特定职能不宜成为适格原告。法律授权的组织除满足法定成立条件之外，其公益诉讼内容应当受到该组织设立目的的限制；即以环境保护和维护消费者权益为宗旨的组织和以公益诉讼为目的而设立的公益法律服务机构才可以成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对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限制，为相关机关和组织进行民事公益诉讼设置严格准入门槛，实现源头控制，防止公益滥诉，实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慎重保护。
2.原告诉讼权利的限制
他益型公益诉讼的原告与诉讼标的无直接利害关系，诉讼后果不由原告承担，诉讼权利行使应当受到三方主体的制约。首先，法律授权组织进行民事公益诉讼应该受到行政机关限制。前，非行政机关的原告应将消费者公益诉讼或者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由提前通知具备相应职能的行政机关，主动接受行政机关对诉讼行为的监督；如美国环境法就有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之前六十天通知国家环保署之规定。B14其次，法律授权组织及机关诉讼权利行使应受到利害关系人的限制。民事公益诉讼过程中，原告应当在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承认对方当事人诉讼请求及进行和解等涉及实体权利的重大事项之前合理期间之内将其诉讼意图以一定方式进行公示，广泛征集包括利害关系人在内的公众意见，以此作为诉讼行为的依据。如美国反托拉斯诉讼程序规定，“原被告和解协议须经法院批准，在法院批准之前三十天必须公开，以征求各方面评论；协议判决和书面评论以及政府对此任何反应必须在地区法院备案；备案资料应在受案地区发行报纸上公布。”B15最后，法律授权组织及机关的诉讼行为应当受到检察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应当体现出对该类案件的特别关注，及时提出检察建议或行使抗诉权纠正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当裁判。对原告诉讼权利的多重限制实行过程控制，保证民事诉讼确能实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
四、结语
民事公益诉讼通过民事诉讼法修改得以法律化，赋予非直接利害关系人的特定机关及组织以公益诉讼主体资格，针对环境污染和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提讼，从制度上解决了民事诉讼中社会公共利益救济之时主体缺位的问题。然而，自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生效以来，尚未有民事公益诉讼相关的有效实践，关于主体资格及诉讼权利限制具体规则仍需要结合理论研究及司法案例深入探索。（作者单位：武汉海事法院）
参考文献
[1]《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任蕴力
[2]《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焦娇
[3]《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胡巧姝
[4]《比较法视野下的民事公益诉讼》潘申明
[5]《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研究》关丽
[6]《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研究》牟玉虎
[7]《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多元化》孙超
注解：
①韩志红：《公益诉讼制度：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新途径》，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12期。
②2005年11月发生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是建国以来最大一起环境污染事故。北京大学贺卫方等三位教授及三位研究生以自己及三种自然物（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的名义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污染者赔偿100亿损失并恢复松花江流域生态环境。但黑龙江省高院拒绝了此案的受理。
③2008年，中国乳业巨头三鹿集团因生产、销售劣质奶粉至全国各地，至当年11月就有29.4万名食用该品牌奶粉的婴幼儿产生异常反应，最终通过政府强势介入，在各方斡旋调解之后由中国奶协建立医疗赔偿基金，才得以维护消费者利益。
④[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⑤[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8页。
⑥林莉红：《法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公益诉讼》，载《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1期。
⑦《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条件为：“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⑧叶新火：《从代表人诉讼制度之适用分析简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8期。
⑨很多学者关于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中，均将公益诉讼的提起者分为国家机关、组织及公民；域外也有国家赋予个人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如美国“私人检察官制度”。虽然《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未对公民公益诉讼予以规定，但仍然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可参见梁玉超《民事公益诉讼模式的选择》，载《法学》2007年第6期。
⑩刘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模式的选择》，载《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
B11团体诉讼制度性质上属于诉讼信托，法律授权的组织代权利受侵害的当事人，组成该公益团体成员的诉权被强制让与该团体。
B12颜运秋著：《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2-47页。
B13孙笑侠著：《法的现象与观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B14范小华、李刚：《突破传统诉讼理论，打开公益救济之门》，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民诉诉讼法范文第10篇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国以后，中国大陆民诉法学界对如此重大的问题采取的却是沉默态度。直到1957年，才有人在要学习“老大哥”后大胆提出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概念。[1]尽管照现在的观点看来，该概念的论述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毕竟开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研究的先河。照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研究该有个较长足的进展，然而，随着“反右”运动的铺开，学术研究不得不让位于政治斗争。研究中断了，停滞了，一停便是二十余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学界开始复苏。但细心的人们仍会发现，民事诉讼法律关系问题的研究仍然无人涉足。理论文章往往采取迂回战术，课堂讲授常常又顾左右而言它，究其原因，因为存在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如何看待人民法院？有人嘀咕，人民法院是民事诉讼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她的任务是行使国家审判权，是执法，倘引进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岂不是将法院与当事人平起来坐？如是，岂不有损国家审判机关的威严？
随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春风吹拂，逐渐打开，障碍开始逾越。1981年5月，吉林大学石宝山等人出了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教程》，该教程虽属内部印刷，但在内容体系上首次堂而皇之地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安排为一章。从此，论及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文章、著述逐渐增多。应当承认，我国诉讼法学界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由回避到正视，由不谈论到初步研究，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也应该承认，正是由于起步较晚，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极其有限，加之相互切磋力度甚微，基本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论其道。故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表述可以说是千姿百态，五花八门。
笔者以为，考察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必须穷根溯源，历史地展开，系统地考证，多方切磋。非如此不足以使研究深化。当然，这是项沉重的任务，囿于资料匮乏，水平受限，区区一文是难以达此恢宏目标的，拙文权且作为一块引玉之砖吧。
（一）
1868年前，无所谓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当时，诉讼法学界认为诉讼只是各种诉讼行为的总和，只是各个诉讼阶段的相加，只是指进行中的案件审理工作。可见，当时的学者研究问题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他们不是从法律上，不是从权利、义务更不是从权利义务的发生上研究民事诉讼，而仅仅是停留在表面即从诉讼手续和诉讼程序上讨论民事诉讼。
1868年后，德国法学家比洛夫(Biilowoskar.1837─1907)率先提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概念。[2]他认为，法院与当事人的行为，各个诉讼阶段和民事审理工作本身只是诉讼的外在方面，而诉讼是一个产生着、发展着和消灭着的整体，要透过现象审视民事诉讼的本质。他说：“诉讼是有阶段地进行，并一步步地发展的法律关系。”[3]他认为，当事人和法院在诉讼法律关系之中应该是平等的地位。诉讼权利属于当事人，诉讼责任属于法庭。比洛夫的见解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即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对此，后人曾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他的理论“同以前的诉讼法学决裂，在近代诉讼法学中享有相当重要的位置。”[4]
自比洛夫首创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后，首先在德国然后波及法国、日本及其他地区，掀起了一个研究、争鸣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热潮，并相继形成几种学派：
1.一面关系说
该派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科累尔。[5]他们认为，民事诉讼存在法律关系是无可争议的。但它只是当事人双方间的一种关系即原告与被告的关系。理由是：民事诉讼是当事人之间为权利归属而展开的斗争，法院只是处于第三者的地位，法院并未加入当事人之间的斗争，它的作用是对原、被告实行监视并指导其斗争，最后就双方争斗结果作出判决。故它无所谓权利义务。
（附图{图}）
2.两面关系说
该学派代表人物是普兰克。[6]该派认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法院与原告、法院与被告两个方面的关系。理由是：原被告都离不开法院。原告请求法院提供司法保护，故原告与法院发生法律关系。原告为自己利益所为种种诉讼行为是其权利，法院运用国家权力保护原告是其义务，此其一。其二，法院接受原告后，须将诉状送达被告，被告应诉，故被告与法院发生法律关系。他们说，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说是原、被告间的一面关系是不对的，因为诉讼中，原被告间不会发生权利义务关系。虽然原、被告双方都有陈述、辩论的权利，但这不是在原被告双方间发生的，而是对于法院所为的。（见图2）两面关系说在世界各国有较大影响，赞成者颇多，日本法学家松冈义正曾兴奋地说：“此说在法理上最为适当”。[7]
（附图{图}）
3.三面关系说
该派学说代表人物为瓦赫。[8]三面关系说认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不仅是法院与原告、法院与被告的关系，还应当包括原、被告之间的关系。理由是：法院受理原告后，有保护私权调查私权存否的义务，原被告有服从裁判的义务，有不滥用诉讼制度的义务，与此同时，原被告之间也有权利义务发生，例如原告陈述时，被告不得阻止，反之，被告陈述时，原告也不得搀越，此谓之曰彼此忍耐之义务；而且，判决下达后，胜诉者可以收回诉讼费用，败诉者有赔偿诉讼费用的义务，义务的反面即为权利。三面关系系说在我国台湾地区颇有市场，著名学者李学灯就写道：“诉讼程序一经开始之后，法院与两造当事人，及两造当事人之间，即生诉讼法之法律关系。”[9]（见图3）
（附图{图}）
4.法律状态说
此说的首创者是德国法学家高尔德斯密德(Goldschmidt)，一译格努托修米托。他在《作为法律状态的诉讼》一书里充分发挥了他的观点。此说认为，上述一面、二面、三面关系说均是将私法上的法律关系置于诉讼领域的简单类推，是用处不大的机械操作。诉讼的目的是要确立法院的判决，是依据既判力把权力确定作为目的的程序，这种目的使当事人形成一种状态，即当事人对判决进行预测的状态。例如有的当事人可能出现对胜诉的“希望”，有的则可能出现对败诉的“恐惧”，这种“希望”与“恐惧”的利益状态从诉讼开始便在当事人间展开、发展和变化。法律状态说从出现至今，虽未占上风但也未偃旗息鼓，在当今日本，争论尚在进行，所不同者，将“恐惧”译为“负担”而已。
5.多面系列关系说
此说最早见于原苏联法学家克列曼的著述。克氏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作为社会主义审判机关的法院与当事人、第三人、检察长间的关系”。[10]但他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特征、主体、客体等没有详尽的描绘。到七、八十年代，苏联法学界对此又有较深入的研究，法学博士、教授A·A·多勃洛沃里斯基等人著的《苏维埃民事诉讼》写道：“法院同诉讼参加人之间发生的关系，既然都是由民事诉讼法的规范来调整的，所以，它们也就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11]他们分析道，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具有四个特点：第一，法院是每个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当然主体；第二，法院的利益同其他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利益是不矛盾的；第三，诉讼中的社会关系只能作为法律关系而存在，不能作为事实上的关系而存在；第四，所有诉讼参加人都是同法院之间的诉讼关系，是一系列关系。
（二）
毋庸置疑，历史上关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诸种学派之争，有益于民事诉讼法学的进步，推动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研究的深化。需要指出的是，相当长时期以来，资产阶级法学家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张，存在两大弊端，一是有意无意地回避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实质是社会关系；二是不提一定法律对一定社会关系的调整。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关系并不是资产阶级学者曾经宣扬的那样是什么“日常生活关系”，[12]法律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基于不依人们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那些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物，是人们为维持本身生存而活动的形式”。[13]
法律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必须以现行法律存在为前提。没有法律规范，仅管是社会关系，仅管受制于物质关系，它仍不能成为法律关系，如同学关系、朋友关系。当然，法律本身并不产生法律关系，只有当人们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活动时才构成特定的法律关系。如夫妻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首先，要有婚姻法规定，其次，要有男女双方到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的行为。否则，难以形成夫妻关系。
法律关系是一种带强制性的社会关系。法律关系一经成立即受国家保护，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违反或破坏，否则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例如合同关系是法律关系，合同关系一经确定，双方当事人均须遵守，违约者要承担法律责任。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不同意把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简单地定为一面关系、二面关系或三面关系。首先，它们没有从本质上突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没有强调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一种诉讼权利义务关系；其次，他们只涉及法院、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关系，忽略了其他诉讼参与人（尽管各国法律对诉讼参与人界定不一）在诉讼中也会与法院结成受民诉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事实；再次，原、被告之间不可能在诉讼中单独产生权利义务关系。原告、被告卷入诉讼，从主观动因分析都是企图依赖国家权力化解双方争执，失去法院，原被告不能“自力救济”，既如此，在诉讼中，原、被告都必须也应当服从法院的指挥。如果说原（被）告陈述时，被（原）告有不得阻止、忍耐之义务的话，那末，这种不得“阻止”和“忍耐”也只能是听从法院指挥的外在表现，原、被告不可能直接产生关系。是的，原、被告间存在事实上的民事法律关系（如租赁、合同、损害赔偿关系等），但实体法律关系不能等同于诉讼法律关系。
在我国大陆，不存在“一面关系说”的支持者，但确实有“二面关系”、“三面关系”学说的响应者。有人在书中写道，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就“是受民事诉讼法律规范所调整的法院同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14]这种两面说的观点是不值一驳的，理由前已述及。还有人说，法律不是规定原被告可以诉讼中形成和解吗？那意思是说，既然双方可以和解，足见双方会产生诉讼法律关系。其实这是误解。众所周知，和解有二种，一为诉讼外的和解，一为诉讼内的和解，于前者谈不上诉讼法律关系，于后者，法律规定必须在人民法院主持之下进行（详见新民事诉讼法第八章），换言之，离开人民法院，当事人不可能和解。
笔者也不赞同“法律状态说”。因为法律状态说把诉讼权利说成“希望”把诉讼义务说成“恐惧”或“负担”是不合符实际的。首先，权利只能是现实的，它根本不等同于“希望”，义务也是实际的，它与“恐惧”无缘；其次，民事诉讼的“核心”并不是“当事人之间在诉讼法上的期待权（希望）和负担的交错”，而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共同追求的“案件客观真实”。最后，“动态”“静态”研究一说值得研究。“法律状态说”的拥护者认为，考察民事法律关系时应用静态方法，考察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时宜用动态方法。其实民事法律关系无所谓“静态”，因为它也会变化乃至消灭；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无所谓“动态”，因为它实质上是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笔者和我国诉讼法学界的多数学者一样，赞同“多面系列关系说”。但同时认为在具体表述中存有诸多值得推敲之处。例如，有人主张，所谓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由民事诉讼法所调整的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们依法进行一定活动以解决一定法律事实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是民事诉讼法律规范用于解决民事诉讼法律事实的具体过程的产物。”[1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强调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强调了这种社会关系要接受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调整，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微嫌不足的是它没有揭示是谁与谁之间产生的关系，而笼统地表述为“是人们依法进行一定活动以解决一定法律事实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令人不得要领。也有人这样表述：“在民事诉讼法调整下所形成的人民法院和所有诉讼参与人之间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关系，则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16]这种表述有二点不妥：其一，所谓“所有诉讼参与人”概念不甚明确，法律中没有“所有诉讼参与人”一词；再者，作为诉讼的重要参加者──当事人，在定义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其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内容即为民事诉讼权利和民事诉讼义务，因此，说“民事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关系”就等于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该定义犯了同义反复之大忌；笔者认为，取众家之长，可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作如下界定，即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与当事人、诉讼人以及除他们之外的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发生的由民事诉讼法律加以调整的社会关系。
我们主张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具有下列特征：第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发生在民事诉讼领域内的社会关系；第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一种多面关系。它既不是原告与被告的一面关系，也不是法院与原告、法院与被告的两面关系，更不是法院与原告、法院与被告以及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三面关系，而是包罗法院与原告、法院与被告、法院与第三人、法院与共同诉讼人、法院与诉讼代表人、法院与诉讼人、法院与证人、法院与鉴定人、法院与翻译人员、法院与勘验人员之间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关系；第三，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既是独立的又是统一的，说它是独立的，言其各个“面”的相对独立性，例如原告状为人民法院受理后双方即形成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以此类推。但若干相对独立的“面”又不是杂乱无章的，恰恰相反，它们呈有序性，这种“有序性”正是民事诉讼程序制约的结果。例如，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先发生原告与人民法院的关系，后才能出现法院与被告的关系；在法庭辩论中，只有先呈现法院与当事人的关系，后才发生法院与证人的关系，如此等等，法律规定的“有序性”使若干“面”的诉讼法律关系形成一个统一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束”。
（三）
与其他法律关系一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也有其构成要素即主体、内容和客体。
1.关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有：人民法院、当事人、（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诉讼代表人）、诉讼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和翻译人员。有人主张还有支持人，[17]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道理很简单，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试行）或是新民事诉讼法，对支持人的界定都是相同的，即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支持的方式是道义、经济、舆论或其他方面的支援，作为支持单位并不直接涉足诉讼，故不能认为支持人亦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有人认为人民检察机关也属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18]笔者认为似可成立，但须注释。据现行法律规定人民检察机关只是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机关，他们既不直接参加诉讼也不间接参与诉讼，故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不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只有在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时，它才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即使如此，对检察机关在抗诉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尚须再探求。
还有人认为，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内，有的只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有的既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又是诉讼主体。他们说，诉讼主体和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不是一回事，据称诉讼主体在民事诉讼中除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外，还必须有权进行使诉讼程序发生、变化或消灭的行为，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与诉讼主体所进行的诉讼行为，按其法律性质和后果来说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两种主体不是一回事。[19]坦率地说，笔者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
首先，查《辞海》得知，主体一词有三种含义：一为事物的主要成份；二为哲学名词；三为法学用语。显然，人们在研究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时涉及的主体或诉讼主体，是取意后者。既然是法学用语，当然离不开权利和义务。何谓主体？主体就是法律关系的实际参加者。所谓诉讼主体即诉讼法律关系的实际参加者，显而易见，诉讼主体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实际上是一回事。
其次，在民事诉讼法学中，有一串名称如当事人、第三人、共同诉讼人，证人、鉴定人、诉讼人等，还有他们的概括语：诉讼参加人、诉讼参与人；当事人在不同诉讼阶段还有不同的称谓：人、应诉人、胜诉人、败诉人，上诉人、被上诉人，再审原告、被告、申请执行人和被申请执行人；在论及法律关系时又有法律关系主体概念，在上述同一事物多种称呼的情况下，不宜也无须再创造一种多余而无用的术语。有人说，将法院、当事人称为诉讼主体是因为他们在诉讼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如是，则证人、鉴定人等在诉讼中也有特殊作用，是否也要另外杜撰一个称呼加在他们头上呢？
再次，既称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又称诉讼主体是二元论的产物。我们承认，在国外尤其是在旧中国乃至今日之台湾的民诉著述中，经常使用诉讼主体一词。松冈义正说“民事诉讼者就其实质言乃国家与当事者间所成立之权利义务关系（诉讼关系）”，“故国家及当事者实为民事诉讼之主体”。[20]郑竞毅解释诉讼主体是“谓在诉讼行为中得为诉讼行为之主要人物也。诉讼行为既为三面关系故诉讼主体亦有：(1)法院(2)原告(3)被告”。[21]台湾学者李学灯写道：“诉讼程序一经开始后，法院与两造当事人及两造当事人之间，即生诉讼法之法律关系，而自始至终为进行程序之主体，因此，所谓诉讼主体，即指法院与两造当事人而言”。[22]为什么他们只说诉讼主体而不涉及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呢？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在他们看来，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要么是“两面关系”要么是“三面关系”，诉讼主体就是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奇怪的是，国内主张诉讼主体的人们却是异口同声地否定“两面”和“三面关系说”，主张多面系列关系说的。于是，矛盾出现了，一方面他们赞成多面系列关系说，认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有多个，另一方面他们又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纳了“二面”或“三面关系”说，并机械地搬进了“诉讼主体”概念，二元的立论导致了矛盾的结果！
最后，说只有诉讼主体才有权进行使诉讼程序发生、变化或消灭的行为是片面的。根据法理，任何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都会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化，在诉讼中，除了法院、当事人的行为外，证人、鉴定人等主体的行为也会使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实际参加者就是其主体或称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不能设想，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有法律关系主体还有什么诉讼主体。
2.关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内容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内容系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负有的诉讼义务。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律关系主体享有较为广泛的诉讼权利，如当事人的权、上诉权、辩论权、处分权、申请回避权、证人的陈述权、追偿报酬权、法院的询问权、裁判权等等，虽然每个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多寡有别，但基本符合办案现实的需要；值得说明的是，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在民事审判中她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力，就此意义讲她行使的是职权，但她确确实实是卷入到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并作为主体在活动，因此，行使职权与行使诉讼权利往往呈复合状。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负有的义务与其权利相对应，它不同于道德义务和宗教义务之处的是前者具有强制性而后者无。法律关系主体不履行或不及时履行一定的诉讼义务，就会招致一定的法律后果。
3.关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
我国民诉法学者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表述是基本一致的，即主体的诉讼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但再具体深究一下，所指“对象”到底为何物却各执一词。石宝山同志认为是“实体法律关系”，[23]柴发邦教授认为是“案件事实和实体权利请求”，[24]江伟和常怡教授则主张是“案件事实和实体法律关系”，[25]还有人认为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各种诉讼行为”。
笔者认为，根据法理，法律关系的客体一般是指“物”、“行为”和“精神财富”。但这种表述不能机械地套用到诉讼领域。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有其复杂性。当事人向法院是请求保护自己的合法民事权益，法院在整个诉讼进程中追求的也是矛盾的解决和纠纷的平息，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围绕的中心也是案件的处理，尽管他们在诉讼中的着眼点微有不同，但基本的方向是一致的，他们诉讼权利义务指向的目标都是处于争执中的民事案件，案件一经法院判处，当事人利益便得到满足（有时要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才能最后满足），法院的职责完结，各诉讼参与人的任务完成，于是诉讼结束。因此应当认为，“民事案件”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至于有的案件是确认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有的是变更民事实体法律关系，还有的是要求给付一定的财物，则是案件内容的差别。我们很难苟同在一个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有二个客体，而且据说还互相交叉，有其“特殊性”。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客体应当是统一的、一元的而不可能是分散的和多元的，审判实践已经证明并正在继续证明，无论是司法机关或是当事人，无论是证人或者是其他诉讼参与人，他们的任务只有一条就是排难解纷，为此，法律明令他们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注释：
[1]见《教学简报》1957年第26期邹世的文章《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探讨》。
[2]比洛夫先后在梅德尔堡、吉森、士宾根以及菜比锡各大学担任民事诉讼法教授，是德国法学界一个学派的首领。该学派反对早期的历史法学派把德国民事诉讼看作公法的一个独立支系。比洛夫写有许多著作，如《关于诉讼程序的答辩和假定的系统（1868年）、《法律和法官》（1885年）《诉讼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1900年）。
[3]见日本《民事法学词典》第1229页。
[4]日·斋膝秀夫：《民事诉讼法概论》第89页，1982年版。
[5]科累尔(Kohler，1849─1919)，又译柯勒.1878年任符茨堡大学法学教授。1888年受聘于柏林大学。著述甚丰，几乎涉猎所有法律部门，尤其着重研究法律史和法律哲学，是有关无形权利法律──专利、版权和商标法的先驱。
[6]普兰克(Plank,johannjuliusWilhelm,1817─1900)，德国法学家。曾就读于格廷根和耶拿大学。在耶拿，他的舅父程序法学专家马丁(ChristophMartin)对他选择程序法作为主攻方向有很大影响。普兰克1839年任格廷根大学讲师，授民、刑诉讼法、民法和罗马法。后任巴塞尔、基尔、慕尼黑、格赖夫斯瓦尔德等大学教授。1895年退休。他以历史方法对国内民、刑程序法进行比较研究，可谓国内比较程序法大师。
[7]见《民事诉讼法》，安徽法学社印行，第14页。
[8]瓦赫(WachAdolf1843─1926)，有人译为瓦希.德国法学家，民事诉讼和刑法教授。曾在哥尼斯堡，罗斯托克，土宾根和波恩等大学执教。1876年来到莱比锡直至逝世。是莱比锡大学法律的名教授。他的《论帝国民事诉讼法》（波恩1879年版）和《德国民事诉讼手册》被公认为是进一步处理一切新诉讼程序的基础。
[9]（台）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六册《法律学》第317─318页，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10]克列曼：《苏维埃民事诉讼》第20页，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
[11]阿·阿·多勃罗沃里斯基等著《苏维埃民事诉讼》第42页，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
[12]见（俄）舍尔舍涅维奇《法的一般理论》第568页，莫斯科1912年版。
[13]《列宁文选》第一卷。
[14]刘家兴《民事诉讼教程》，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15](26)陶秉权《试论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载《政法论坛》1986年第5期。
[16]柴发邦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第63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7]见石宝山《民事诉讼法》第76页。
[18](25)江伟、常怡《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载《法学杂志》1984年第1期。
[19]见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第42页，法律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
[20]松冈义正《民事诉讼法》第10─30页。
[21]《法律大辞书》下册第1526─1527页。
[22]《法律学》第317─318页，台·商务印书馆出版。
[23]石宝山《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载《法学季刊》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