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旅游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3 04:09:35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民俗旅游文化的含义，也是如同文化一般，具有多样性。民俗文化的本真性是相对性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真实性和还原性，注重于文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保持文化的传统性和连贯性以及自身的传承性。民俗旅游文化本真性主要是对某一地区的文化结合自身的旅游特色来宣传与弘扬和保持本地区文化自身的特性而言的。
二、民俗旅游文化的本真性体现
民俗旅游文化的本真性主要体现在不同人群对民俗文化的评判依据上。第一，当地的居民是依据自身的生活习性和生活地区的经济、文化以及思想的变动来体会到民俗文化的本真性；第二，专家是从一个区域民俗文化的保存自身的“本真性”来考察的，主要关注一个地区的民俗文化变化的动态过程，依据文本和史料以及对实地的考察来评判；第三，就是旅游者们，主要从自己的习性来对旅游地区地民俗文化来进行感受，注重自我本身的感受。
三、民俗旅游文化的本真性的多维度思考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现在人们更加关注的是生活的质量，由于快节奏的生活模式使得工作者的压力巨大，这也就需要换个环境来舒缓心情，此时外出旅游，尤其是对民俗风景文化的出游是很好的选择。对民俗旅游文化的本真性的多维度思考，我个人认为应该集中在以下叫几个方面：
（一）民俗文化当中的旅游契机——从旅游当地的角度思考
旅游的风景必须和风俗文化相结合才会显得有人文的底蕴。把民俗文化与旅游进行有机的结合，这样一来既弘扬了文化业又促进了当地的旅游业的发展。第一，首先需要对当地的民俗文化进行深度的挖掘和编纂，把民俗文化归结成为一系列的旅游特色产物，形成具有特色的民俗文化旅游产业，把自然风光与民俗文化相连，把自然景色与人文知识有机的结合，例如把当地的节日和风俗人情与旅游的时节相连，做好宣传工作；第二，对有形的和无形的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比如皮影戏、捏泥人、剪纸等等手工艺文化，还有昆曲、河北梆子、京剧等等这些无形的口传艺术形式以及其他的形式的民间艺术，形成艺术展示区，可以定期组织会展或者交流大会，来发扬民俗文化旅游当中的本真性。
（二）民俗文化旅游的广阔性---从民俗文化的多元性来考虑
文化是无界限的，同样的民俗文化也没有严格的空间限制，文化之博大精深的，需要我们积极宣传民俗旅游文化的多样性和的多元性。民俗旅游文化的本真性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就是当地的民俗文化具有自身的特色，需要我们发扬民俗文化的自身优势结合旅游来发展，比如说各个少数民族自己的节日，维吾尔人的开斋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傣族的泼水节以及彝族的火把节等等，要把这些独居特色的民俗文化节日形成规模与市场来发展旅游，积极在开展旅游的同时弘扬和传播各种不同的优秀的民俗文化，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实地的旅游当中了解民俗文化的本真性以及加强不同优秀文化的传承。
（三）民俗文化旅游本真的思考角度多样性---从当地居民和专家以及旅游者的角度思考
我们之所以评定民俗文化是具有生命的活力的艺术，就基于民俗文化具有传承性和继承性以及创新适应时代的变迁能力。文化是人为创造出来的，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区的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也就注定了民俗文化的本真性评判的多样性。从当地居民来说，民俗文化就是自身文化的特性，明显区别与其他地区的风俗习惯；从专家的角度出发，就是一个地区带有区域色彩的文化，例如具有特色的服饰、节日、文字、各地的传说等等。带有明显的民俗特色的文化；对于旅游者来说，就是不同于自己日常所接触的风土人情，这三个角度虽说区别不是太明显，但是专家是专业的，带有学术研究的特性；当地居民是最有发言权的民俗文化的传承者和继承人，他们主要把民俗文化与时代相融合；而旅游者主要把民俗文化的本真性进行弘扬和传播。
四、结语
旅游是人们来放松自己的方式之一，在外出散心的同时也了解到了世界的山川河流，民俗文化。只有当旅游结合了文化的土壤，才可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特色，吸引更多的游客来了解不同风俗的文化和传播各地的风俗文化，也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文化的传承性和保持文化的连贯性和继承性。通过此篇论文的研究，可以从多角度和多思维来认识民俗文化的特性，也希望本篇论文可以很好的帮助到大家对民俗旅游文化更深入的衡量和研究以及发扬。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民俗文化旅游的概念
目前，民俗文化旅游还没有固定的概念，对它的研究，旅游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陆景川认为，民俗旅游的对象是人文景观，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性旅游，地区的民间节日、婚俗、民间歌舞等都是民俗旅游的研究和欣赏对象[1]。温锦英认为民俗旅游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俗活动为旅游资源，借助民俗来展开的旅游项目，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在形式上体现独特性，给人一种亲切的新鲜感，它的魅力就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2]。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文明进步的象征，是建立在民族文化特色基础上进行的旅游活动。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定义：民俗旅游属高档次的文化旅游范畴，是指旅游者为异域或异族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所吸引，以一定旅游设施为条件，离开自己的居所，前往旅游地，进行民俗文化消费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3]。
（二）庆阳民俗文化旅游资源
旅游业是文化经济，它的发展必须以旅游资源为支撑。自然资源是上天赐予人类的，而人文资源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照相机”，记录着每个细节。庆有及其丰富的民俗旅游资源，在民间文化发展的史册中，由于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影响，使民俗文化资源以丰富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并保持了原始的古朴性浓郁、乡土气息强烈并受外来文化渗透较少的个性鲜明等特征。庆阳民俗主要有香包刺绣、皮影、剪纸、陇东道情“四绝”以及农耕文化和佛教文化。它的原始性、特色化、深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庆阳特色民俗文化包括农耕文化、佛教文化、居住民俗（庆阳窑洞）、民间工艺（剪纸、雕塑、香包）、人生礼仪（诞生、婚嫁、庆寿）、民间杂耍（皮影）、口碑民俗（民歌、陇东道情）等传统民俗，以不同的形式渗透在庆阳人民的生活中，充实了当地人的文化生活方式。庆阳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经济形势融合多方文化，不断地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体现庆阳地区的民俗文化。庆阳民俗工艺巧夺天工，以香包和剪纸最为深厚，名闻国内外。二零零二年庆阳被命名为“中国香包刺绣之乡”、“窑洞民居之乡”等多项文化遗产。
二、庆阳民俗文化旅游的现状分析
庆阳不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还孕育了强烈的人文气息。庆阳地区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和资源优势，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即保存完好的原生态文化又不失现代化特色。庆阳民俗文化旅游以其资源为基础、技术为载体、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支撑，把握旅游者的文化消费需求，掌握市场走向，使庆阳民俗文化旅游获取了很大的成就，现从市场、优势、劣势方面进行分析。
（一）市场分析
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对庆阳地区社会经济的进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从民俗文化旅游的消费需求来分析，客源市场状态还不太理想。近年来，庆阳民俗文化旅游的接待人数总量，旅游收入持续增加，据统计如下[4]：2010年春节黄金周放假，庆阳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相当可观均排为省内第一，庆阳拥有广阔的旅游市场和发展前景。然而由于庆阳多年来没有对客源市场进行开拓，是市场结构比较狭窄。庆阳旅游景区的旅游者主要来自于甘肃省及周边邻省，东部省份的旅游者相对较少。没有充分把民俗文化与旅游产业紧密联系起来，进行旅游市场细分，从省内扩展到省外，从国内扩展到国外的旅游发展策略。
（二）优势分析
1.庆有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地域优势与资源优势，庆阳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庆阳地处陕甘宁交界处自然景观独特，蕴含着丰富的旅游资源。
2.文化优势，庆阳民俗文化就是庆阳发展旅游业的内在优势，庆阳是一个有着两年多年历史的西部文化古城，积淀庆阳特有的文化底蕴，具有文化优势。
3.旅游商品优势，庆阳民间工艺丰富多彩，游客在购买旅游商品时对性质相同且有不同特色的商品进行比较选购物美价廉、称心如意的商品。一方面，提升游客的购买欲望；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游客的消费成本，拉动内需，促进旅游地经济的发展。庆阳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怎样利用这些优势，将其转化为经济优势，是庆阳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中的一大环节。
（三）劣势分析
首先，已开发的民俗文化处于无组织、无创新的表层阶段，没有深层次开发，缺乏文化的特色性。许多民俗只呈现它起初开发的旅游圈，无法吸引回头客。其次，游客只是低级消费群体，在旅游时只是针对性地对它拍几张照片，无法体会该民俗的内涵。再次，许多旅游点在宣传过程只是简单地介绍该景点，没有深层次针对某一旅游景点进行系统的阐述，缺乏吸引力。旅游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庆阳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庆阳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政策的落实不到位和领导人的能力等因素，没有给旅游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空间，许多规划方案都无法支持，与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旅游存在很大的差距。为缩小这些差距，我们必须不断去克服所有的不利因素，虽然未来前进的步伐很艰辛，但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努力，用心地做好每个细节和过程，我们一定会改变劣势因素的。
三、民俗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庆阳，虽然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使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相对缓慢，并且存在以下问题。
（一）民俗文化的流失
中国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都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很多当地文化受到强势的侵蚀，各方面文化的相互融合，使本地文化的特色逐渐流失了。一方面，地区开发商与经营商受利益的驱使与自身道德水平的限制，产生了许多低俗文化和低俗活动，使民俗文化失去了其原真性。另一方面，民间老艺人的离世使很多不为人知的民俗文化面临消亡。
（二）旅游产品单一，缺乏创新
旅游产品是旅游地的窗口，直接地反映着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庆阳旅游资源仍未完全转化为旅游产品优势，旅游项目又相对偏少，并且针对参与性、体验性的产品开发较少，没有对游客形成持久的吸引力。纪念品的制作缺乏创新，形状、颜色单调，做工粗糙，许多产品并不能体现该纪念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及经济价值。创新是灵魂，旅游产品的创新是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必然结果。就以庆阳香包为例，香包的形状单调、颜色忽暗忽亮、做工也不精细、无法展现庆阳香包的历史，旅游者买个香包只认为它是个香包，感觉好看，但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香包代表庆阳的发展历史。每个香包制作出来都具有代表意义，而不只是旅游产品。
（三）旅游的宣传力度不够
庆阳处在发展阶段，许多民俗文化都不为人知，仅靠单纯的自然旅游无法吸引更多的旅游者，致使庆阳民俗文化旅游发展较为缓慢。其最大的原因在于，庆阳市政府没有做好宣传工作，没有打开庆阳的大门。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仅通过报纸、电视传播文化和发传单促销旅游路线，无法获得更大的宣传效果。庆阳市政府的宣传力度没有与当代经济需求相适应，致使许多具有民族性、特色性的民俗文化没有得到更好的利用，旅游业就不能创造更好的品牌效益。
（四）旅游专业人员匮乏
旅游业属于新型服务业，对人的素质与专业要求很高。许多人对旅游业还没有清楚的认识，旅游专业高校毕业生怕苦怕累，都不会选择从事旅游行业。使庆阳的专业人力资源较少，旅游服务人员、旅游管理人员、旅游资源规划人员都未经过专业的培训，只根据自己的潜意识从事工作，这难免会出现混乱、考虑不周到等问题，不会给旅游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无法满足旅游者对异地文化的追求，也对民俗文化的传播产生很大的影响，不利于庆阳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五）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
基础设施是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硬件保障，庆阳小西峰崆峒山是佛教，道教合一的文化圣地，其北台无量大殿和南台观音楼等庙宇，因年久没有得到修葺和整理，旅游者的安全就无法保障。旅游景区的相关配套设施还不完善，庆阳市政府也没有开发符合新时代的旅游设施，无法满足新青年对潮流的追求。
四、庆阳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
（一）民俗文化旅游品牌模式
旅游品牌模式就是要提高庆阳知名度，将庆阳民俗文化以旅游的形式走出市场，要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的理念，打造庆阳民俗文化旅游品牌模式。以庆阳为中心，北石窟寺—华池双塔寺—西峰小崆峒山体验佛教文化精髓的旅游线路；夏家沟森林公园—潜夫山森林公园—周祖陵森林公园享受陇上优美的自然风景旅游线路；南佐遗址—公刘殿—南梁革命纪念馆深刻感受庆阳前进的历史步伐与陇上风情为一体的旅游线路。庆阳地区的季节性非常突出。对淡旺季进行分析，设计不同旅游品牌活动。庆阳夏天比较凉爽，可以设计夏季避暑旅游路线，平静烦躁的心情；冬季可以进行体验西北黄土高原风情。把庆阳民俗文化旅游进行多层次、综合性的开发，将民间工艺、民间旅游活动、人文历史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窑洞冬暖夏凉，夏天可以将洞内进行简单的装修，建造庆阳窑洞小别墅，尽量保持原始风格。在洞外开辟一小块地，让游客回归自然，亲自尝试种植绿色蔬菜。冬天，用暖色调把洞内稍微封闭，留有通风口，放置火炉，砌成土炕，供应煤炭和木柴，游客可以感受北方的农村土炕生活。这可以针对向往自然纯朴的农村生活的游客设计，打造体验庆阳窑洞生活的新型旅游品牌线路。
（二）民俗文化商品模式
旅游商品的特点，在于它的民俗性、纪念性、工艺性的有机结合[5]。民俗旅游商品是建立在传统手工制作基础上，以创新为主流，以地方民族特色为灵魂，开发可以促进旅游进行消费的购物市场。旅游商品的更新换代很快，严重地冲击着消费者市场，因此旅游商品的创新是毋庸置疑的。旅游商品必须以民俗文化为题材进行创作。民俗文化商品的开发是为了给游客一份满满的纪念。旅游者的心理需求是商品开发的重点，充分满足游客的潜在的心理需求，使旅游商品成为旅游者美好记忆的实物见证。由于游客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购物需求不同，单一的旅游商品是不够的，必须开发多层次的、多体验的旅游商品。旅游者将旅游商品赠送给亲戚朋友，这也是一种间接地使庆阳民俗文化商品走出去的特殊方式。旅游商品的设计，不仅要给旅游者视觉上的吸引力，还应该满足旅游者触觉的感染力，激发游客内心的购买欲望，这才是旅游商品的经济价值。旅游开发商设计、生产最具代表、最能体现庆阳文化的旅游产品，以不同的“形”、“神”、“韵”展现给旅游者一副美丽的画面、一汪宁静的清泉、一本承载历史的书卷，让游客爱不释手。以剪纸为例，黄土风情为题材，把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劳作记录下来，用剪纸把它形象地表现出来，也可以把庆阳历史名人设计为剪纸产品，制作成儿童画册，既可以宣传旅游产品，也起到教育和娱乐的作用。庆阳刺绣设计巧妙，色彩绚丽，可以制作成被子、枕头、袜垫等日常生活用品。以红色为主，专门为青年结婚群体设计，开辟新市场，把传统的婚嫁习俗重现给这白色婚纱的年代。
（三）举办节庆活动模式
节庆是为了庆祝生产、祭祀等一系列具有纪念意义的活动。开发节庆的目的是为旅游活动增添愉悦性。首先，节庆活动必须以传统节日为基础，以现代化生活为内容，增加新思想、新活动。节庆气氛的设计至关重要，它可以提高旅游者的参与度和兴奋度，可以使游客更贴切地感受异域人民的热情，节庆开发的核心在于它的参与体验性。其次，节庆要重视与其他旅游景观、旅游线路的组合，通过旅游地点的搭配、旅游时间的协调，使游客多方面心理需求得到满足。节庆借助艺术形式传播庆阳民俗文化，弘扬庆阳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民族精神，使庆阳“走出去”，走出甘肃，走出中国。在庆阳环县道情皮影节前期，组织庆阳地区懂皮影的人在一起将皮影的制作过程记录下来收集起来。在节庆期间，政府和群众应积极配合参与，旅游开发商用幻灯片将历史遗留的经典皮影放映出来，也可以请民间艺人进行演示皮影戏，如何做好皮影纸、如何演好皮影戏，每个细节都是需要技巧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旅游者可以自己制作皮影到演皮影戏的整个过程，用摄像机录下来，让游客感受到民间工艺的来之不易和所体现的文化精髓，触发游客保护民俗文化的意识。庆阳香包艺术节可以以端午节为载体，充分利用端午的戴彩绳、挂香包的习俗而展开节庆活动。将香包的形状设计成十二生肖的模样以及各种吉祥物，祈求平安。揣摩儿童的心理需求，把香包的形状设计成各种动画片里的人或动物，在香包的中草药中加入少量的艾草，清香的气味和可爱的图案，既可以满足孩子的天真秉性，又可以防止蚊虫叮咬。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安排不同的专柜，设置咨询台，对香包的作用可以进行专门介绍。设置制作台，游客可以购买自己喜爱的颜色、布料和香料，专业人员帮助指导，现场制作香包，以满足游客的好奇心。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模式
博物馆是对文物进行收藏、展览、研究的科学研究机构[6]。而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以民俗文化的方式艺术性地展现出来。从内容上可以把民俗博物馆分为综合性民俗博物馆和专题性民俗博物馆两种。庆阳在2001年创办的陇东民俗博物馆，有庆阳香包、剪纸、皮影、泥塑、农耕器具等多种历史文物，展现文化的缘由、发展和流变，是对整个庆阳民俗文化的概括，也是对综合民俗博物馆的整体呈现。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形态都会留给旅游者丰富的想象空间。民俗博物馆的建立要充分考虑旅游者的需求，馆址的设计要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馆内设有展厅和库房，展厅提供游客适当的休息空间。藏品的陈列，需以实物为主，配以文字、照片、模型、录像和幻灯片，充分体现文化的真实性、生动性和趣味性。尽情地吸引游客，让游客获得空间美的感受，提高游客对文化的兴趣。博物馆管理人员可以定期举办不同的民俗旅游活动，邀请民间艺人现场表演民间工艺，游客可以亲自参与，激发游客对文化的热情。庆阳政府针对不同的民俗建立专题性民俗博物馆，具有专门针对性的展览，聘用专业讲解员，使游客对该民俗有深刻的认识。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延边州；朝鲜族；旅游文化；保护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我国惟一的朝鲜族自治州，也是我国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区，在全国220多万朝鲜族人口中，延边占l/3以上。延边朝鲜族的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既保留了朝鲜咸镜北道的风俗习惯，又融入了很多中国汉族的文化特征，其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最具潜力的人文旅游资源，具有突出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但由于旅游的发展加速了朝鲜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对朝鲜族地区的文化带来了各种影响。怎样处理好朝鲜族地区旅游开展中民族文化继承与现代文明变革两者的关系至关重要。本文通过阐述延边州地区发展旅游过程中朝鲜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产生的消极影响，从延边州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保护延边州朝鲜族地区旅游文化的措施，为更好地挖掘延边州朝鲜族地区的文化，加强对延边朝鲜族族地区文化的开发与保护提出对策。
一.延边州朝鲜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延边州地处吉林省东部长白山区，中、俄、朝三国交界面临日本海，东与俄罗斯滨海区接壤，拥有中朝边境线522.5公里，中俄边境线232.7公里和8个口岸、l4个对外贸易窗口，自然环境和区位条件良好。延边州现有朝鲜族81.6万人，占全国朝鲜族人数的43%，占延边总人数的37.53%。延边州的朝鲜族是明末起初逐渐由朝鲜半岛移居到我国东北地区发展形成的，1946年正式成为我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从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也成为朝鲜民俗旅游资源的集中分布地。朝鲜民俗风情是延边朝鲜自治州最突出的旅游文化资源。朝鲜民俗风情文化特征明显，在礼仪礼节、婚丧嫁娶、节庆娱乐、语言文字等方面始终保持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其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和歌舞文化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另外，延边州和韩国因都讲朝鲜语，在旅游上也带来了很多便利。语言上的优势使得边境旅游也成为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延边州朝鲜族旅游资源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区位条件较好；二是民俗资源丰富集中、文化底蕴深厚；三是民俗资源地域分布广泛，开发模式趋同。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与外界交流的增加，朝鲜族传统文化特征渐渐消失。解放以后，延边州诸多朝鲜族迅速摆脱了其原始生活状态，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逐渐改变导致其民族传统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另外，各民族之间的通婚、受汉语教育等原因，部分朝鲜族青少年不能通晓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民族语言的弱化造成其民族文化约束力的降低，一些经过长时期积淀形成的独特习俗逐渐消失，致使朝鲜族文化旅游资源的质量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随着延边州省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带动朝鲜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开发和挖掘朝鲜族文化旅游资源特色，并加强保护，对延边州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旅游资源的开发对朝鲜民族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一）朝鲜民族传统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淡化和改变。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从而新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及外界的信息也被带到了旅游地。2009年延边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50亿元，在全省九市州中，延边州GDP总量排第6位。在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延边州GDP总量列第5位。从以上主要经济指标对比看，延边州经济在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基本处于领先位置，在少数民族地区中的相对优势。较好的经济条件为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总体上讲，延边州机场、铁路、公路等相应的旅游配套设施完善，旅游发展较迅速。2009年，全州接待国内外游客60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6.6亿元，同比增长31.6%，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全州GDP的14.8%。最新数据盟示，2010年1～9月，全州接待国内外游客597万人次，同比增长22%；实现旅游总收入69.1亿元，同比增长23%。旅游人次和旅游总收入在全省位列第三，入境旅游和边境旅游在全省位居榜首，入境旅游占据吉林省半壁江山，边境旅游人数占全省的90%以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还对当地传统的民俗文化被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当地的朝鲜族与外来人员的交流密切，使当地的居民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并仿效游客的穿衣戴帽及言行举止方面，特别是当地的年青人，更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些居民对外来文化有认识之后，很多会放弃本民族传统的文化，从衣、食、行及思想观念上发生变化，这样就必定会让人感觉到目的地失去了其原始的、古朴的民族风格和氛围，和客源地文化相差不大，而达不到预期的旅游目的，并使其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特殊魅力逐渐消失。
（二）民俗旅游项目开发商业化严重
1.商家为了刺激旅游消费，将朝鲜族传统民俗变成形式化的表演，使朝鲜族原有的饮食文化、歌舞文化、语言文化机械地传达给游客。表演者为了盈利而形式化地表演，改变了优秀朝鲜族民俗。民族旅游的文化生产受到市场销售和竞争等的强烈影响，商家想通过民族旅游资源地渗透到文化生产过程中。在旅游市场上，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传统民族文化，将其舞台艺术化、程序化，成了目前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它在一定时期内刺激了旅游消费，但价值规律的盲目性和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旅游文化商品生产的过程，造成了传统文化产品的失真和退化。2.朝鲜族传统文化失去了民俗的本色和乡土气息。在民俗旅游开发中，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为了满足一部分游客的需求，有些开发商在开发民族文化时，把一些项目庸俗化，改变了民族文化的真实面貌，个别旅游项目与个别地区以低格调的民俗包装进行过多的文化场景模仿，人为地再造民俗节目，民俗旅游被机械地舞台化、民俗旅游项目过于艺术化、民俗文化被随意地庸俗化，以至失去了民俗的本色与乡土气息。原有民俗的内涵和存在价值改变了或消失了，失去了真实的存在环境和意义。
（三）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延边朝鲜族地区的文化生态最明显的特征是朝鲜民族特色风情和各民族文化交融造就的一方天地的文化品格，历史的延续性和连贯性，又延伸着本区域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现代旅游的发展有改善环境的一面，也有污染、破坏环境的一面，其文化生态受到一定的影响。旅游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带来可观收入的同时，造成当地物价升高，居民心态失衡，文化价值观改变。
三.延边州朝鲜族地区旅游文化保护措施
从延边州旅游事业未来发展方向看，朝鲜族文化旅游资源将是延边州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和地区名片。因此，加强朝鲜族文化的保护，对延边州旅游事业的未来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在开发和保护延边州朝鲜族地区旅游文化时，首先应提高朝鲜族地区居民的文化自觉意识，使得朝鲜族民众能够将民族文化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中，主动深入去了解自己的文化，是民族文化保护的根本。当地政府必须重视当地民族教育，加强民族历史、文化的学习，为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提高提供条件，传承和弘扬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其次应运用法制建设理念来加强民族文化的保护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我国关于民族文化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对民族文化资源中只有民族语言文字、部分民族文物等少部分民族文化资源有相应的保护法规，大部分还没有相应的保护法规，如古老的生产工具、手工制作品、民族器乐、独具特色的民族建筑、民族文化节日等，因此建立健全民族文化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迫在眉睫。
（一）建立朝鲜民族文化保护机构和制度。一是加强朝鲜族旅游文化保护意识的宣传工作，使民族地区旅游文化的开发和保护能成为朝鲜民族地区全员参与的活动。二是鼓励支持民族文化保护的民间组织，政府给予适当的政策和资金扶持，提高群众自发保护民族文化的热情。三是通过民族文化博物馆，系统地收集图片及各种民族历史遗存物、生产生活用品、朝鲜民族工艺品、族服饰等，展示朝鲜民族历史文化。这样不仅提高了保护了民族文化的意识，同时又能让游客系统客观地了解朝鲜民族文化，还能增强当地朝鲜族民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民族荣耀感。
（二）以朝鲜族舞蹈、节庆为主的朝鲜族娱乐、民俗风情活动为民俗旅游的重要内容。
以朝鲜族服饰、民间工艺品、朝鲜族饮食为主的传统饮食生产、加工、参观、展示、销售、购物为一体的民族旅游商品。应尽快对朝鲜族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习俗、节庆日、艺术、等采取现代技术手段予以尽量系统、完整的记录和保留。在记录时特别要重视对老年人的采访，以便于后人能了解而不至于消失，也能将民族的特色更好更完整地展现给游客。因此，这些记录将是未来若干年后不可多得的文化“遗存”，是未来朝鲜族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的文化依据。
（三）重点挖掘具有延边州地方特色的朝鲜族文化旅游资源，将它们加以整理设计形成延边州朝鲜族文化为特色的朝鲜族文化旅游产品。通过朝鲜族地区民俗风情的展示和表演以及节庆活动的大力宣传，使传统文化能得以传承和弘扬。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生产和生活等民族文化的内容渗透到旅游工艺纪念品的制作过程中，并大力宣传。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媒体等各种形式宣传朝鲜族独具特色的服饰、泡菜及手工艺品，在全社会营造关于民俗文化传承的良好文化氛围。
（四）培养和引进专业的旅游人才。朝鲜族旅游文化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旅游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至关重要。朝鲜族旅游文化的开发和保护，是文化性强、涉及面广、专业性强的重要学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可以依托延边大学等高校，开设朝鲜族旅游文化开发和保护管理专业，系统的培养民俗开发保护专业性人才。同时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来吸引人才，保证本地区民俗旅游文化人才资源的稳定。这样既能培养出更多的民俗旅游文化人才，又可以更好的传承和保护好朝鲜族旅游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武魏巍.民族旅游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的研究[C]硕士学位论文，2004.
[2]蔡静.贵州省三峡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研究[D]北京工商大学，2006.
[3]刘纬华.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旅游学刊，2001（1）47.
[4]杨彬.我国民俗旅游开发模式探索[J]今日财富，2008（11）.
[5]王敏用.文化自觉理论研究民族旅游中的文化变迁及文化保护[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23（3）.
[6]葛莉珍.陕北民俗旅游资源开发方略浅谈[J]商业研究，2009，（7）.
[7]张杰，周吉娜.黑龙江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文化保护对策研究[J]商业经济，2010，（5）.
[8]曲秀梅·王述君，延边州朝鲜族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的研究[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1（1）.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三)余论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旅游展演艺术；研究现状；艺术人类学
【作 者】魏美仙，云南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昆明，650101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92-005
Research on 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Wei Meixian
Abstract：Born in the tourism industry，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is the token of cultural transition in every type of local cultural tourism. Now academe mainly explains it with the view of the Tourism Anthropology and Ethnic Culture. Whether 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is viewed a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radition of the invention，or is expressed in ideology and local self-identity，authenticity and mutual negotiation couldn’t show the difference from other cultural phenomena and the specific association with the local cultural life. It’s no doubt that the mental method of Behavior Study and double unscrambling of Art or Culture on Back to Life of Art Anthropology has provided study view with great explanation for 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Key words：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Actuality of study；Art Anthropology
在各种地方性旅游中，旅游展演艺术被作为旅游地文化展演的主要类别而呈现，主要行使“文化”展示而不是“艺术”表演的功能，因此，很多研究常常不分彼此地统称为文化展演。旅游文化展演是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一种新生的文化现象，学界对其关注主要在两个视阈中――以民族文化为焦点的文化变迁视野和立足于两种文化关系的旅游人类学视野，前者以文化传统和创新关系为主要论题，后者在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关系视角中展开研究，论题和取向多样化。
在民族文化变迁视野中，在切入角度、关注点、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呈现中学者对文化展演进行了或集中或分散、或明确或暗含的讨论，主要呈现为两种类型。
一是文化作为实体的传统文化取向。此类研究以全球背景下传统文化变迁为语境，集中关注展演文化的传统性。对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开发”、“利用”、“发展”等问题进行不同向度的探讨，以“传统”作为基本支点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或“原汁原味”地保留“传统”，或对展演中文化成为“伪文化”、“伪民俗”的警惕与批判，或“合理”开发利用，或“创造性”地发展等等，都是以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作为现代文化的代表，以旅游冲击下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审视中心的解读方式，是对“传统”“能否变化”以及“怎样变化”这个焦点的不同折射。研究或认为展演中的文化与传统文化相差甚远，不再是“传统”，或认为展演中的文化就是“开发利用”中新价值的创造，文化展演活动就是文化传承保护的有利手段等。此类研究大多是全球化冲击下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民族文化的实际生存境遇激发起的感性认识和理解，大多是对民族平等团结、文化多样、民族发展等现实需要的回应，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相似的现实生存状况进行重复性描述，理论阐释的深度还有待于开掘。其中无论对个案描述还是理论阐释，大多并未把艺术展演作为专门的考察对象，只是在研究视角和阐述的脉络中隐约包含着对民族文化成为一种表演性存在的关注。
另一种是文化建构取向。此类研究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矛盾中对民族文化展演在二者互动中的建构进行阐释，超越了第一种对文化事象静态罗列的表述方式，从文化主体的角度出发理解文化展演对地方人群的意义，对文化展演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以文化事象为主的传统、保护、传承等话题，而转向民族文化传统“复兴”、“重构”，在传统复兴与重构现象中，文化艺术展演的生成性成为主要关注点，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延伸性探讨，对传统“复兴”与特定时期族群身份认同、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再生产等一系列文化发展中不同侧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关注市场、政治权力、民间文化等多种力量的互动，使“开发”与“产业化”成为民族文化发展中最具吸引力的话语。
旅游展演生存于旅游场域，旅游人类学在其对旅游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探讨中对文化商品化、文化商品的真实性、文化商品的族群认同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格雷本使用“第四世界”的概念描述传统地方性社会，讨论了旅游影响下民族地区艺术品的变化，文化的经济化以及当地艺术传统的复兴问题。①国内研究集中于国外理论的引介和运用相关理论对国内旅游文化表演进行个案研究。旅游人类学对文化艺术展演的研究，主要在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文化展演的“真实性”问题。对旅游地文化艺术展演的真实性探讨从客源地大众与旅游地人群的关系视角出发，关涉到本地文化在展演中的真实再现和游客他者的感受两方面，内含了文化展演与地方“传统”的关系，集中体现在“舞台真实”概念的提出。②对旅游展演“真实性”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学者在游客与旅游地关系互动中对“真实”的不同层面进行了区分，指出“真实”的感受不仅与旅游地文化的再现和游客的建构有关，而且游客也非同质化的，不同的个体对旅游展演“真实”的感受和理解有差异。对此问题探讨的成果主要以论文形式表述，同时，在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刘晖的《旅游民族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和张晓萍主编的《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三本著作中相对集中地对文化展演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讨论。
二是文化展演中的地方性认同。学者大多认为旅游中的文化展演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经济目的而被作为地方性文化的表述方式，交织着地方人群的文化认同。“东道主通过文化表演的形式，表达了其对于民族国家的观念以及地方关于自我认同的理解。”“当个人去思考表演中暗含着的、为国家所强调的文化多样性的时候，就会体现出对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多种建构。”③弗里德曼在谈到日本阿依努人的文化运动时，认为认同策略不是简单的文化差异呈现而是全球位置的问题，旅游业的生产和展示已经变成了阿依努人认同的有意识重构中的核心过程，其整个旅游节目是文化认同的更大构成过程借助商品形式的一种展示。④玛格丽特・萨克西安围绕着马来西亚旅游业的发展，对由国家主办的旅游文化表演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研究。⑤本迪克丝的《旅游和文化表演――发明传统为了谁?》以瑞士旅游胜地的个案为例说明传统发明与展演为当地人身份认同提供了手段。苏珊・露丝也以菲律宾个案为例说明村寨旅游展演对强化民族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⑥相对来说，国内对旅游展演中文化认同的研究无论是个案还是理论阐释都显得较为薄弱。
三是文化展演的意识形态性。旅游文化展演是不同文化相遇时的文化呈现，其中充满了不同文化权力关系的互动，与文化认同密切相连的是其意识形态性。霍尔等西方研究者认为，在西方都市博物馆和展览会上的土著文化展示中，展示的分类就是一种文化殖民的体现，⑦民族志博物馆的功效之一就是将“高级”艺术形式和“低级”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异永久化。⑧金光亿认为，不同形式的生产和消费的民族艺术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艺术特征也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反映。⑨学者通过个案研究呈现了后殖民国家的旅游展演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组织者参与其中是对国家多元文化的工作，旅游景点超越了地方空间而成为国家的战场，意义被争论，认同被协商。⑩在国内，文化展演的意识形态性得到了学者不同程度的关注。他们认为，少数民族旅游文化展演某种意义上是主流文化霸权的一种体现。史丹利、萧竞聪在《再现中国文化――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述评》中认为深圳民俗文化村的旅游表现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11]刘晓春认为少数民族的展演是一种权力关系不平等中的被动被看，具有内部殖民色彩，民俗旅游服务于民族――国家现代化诉求，是现代性话语对民间、边缘文化的政治暴力的一种表述。[12]在“被看”的命运中，强势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适合主流世界的修改，从而使本地原有文化遭到破坏和异化。
四是文化展演的互动协商性。以文化建构论为出发点，很多学者把旅游场域各种关系互动作为旅游展演生成和存在的关系网络，关注其互动协商中的建构。旅游文化表演作为一种交流行为，参与其中的游客和本地人之间进行着积极的互动协商，在协商中本地人的自我、认同、身份等得以建构。[13]其中有政府力量、民间组织团体、学者、旅游机构、当地人等各种主体力量的参与互动。社会学家科恩对东南亚各国发展“民族旅游”的两难和此过程中少数族群、旅游机构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协商互动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探索，[14]周星通过对贵州黔东南的民族风情村寨旅游个案研究对旅游中民族文化展示作为文化再生产、文化商品化、民族认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关注了建构中主客双方的互动。[15]马炜从多种文化互动视角阐述村寨文化展演的建构，揭示文化展演生成和地方文化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16]
对旅游展演在文化互动中建构进行阐述时，学者关注到了产业化和文化再生产，如对旅游产品和商品的开发模式、措施手段等问题的研究。李蕾蕾等人以个案为基础考察了文化表演的产业化运作模式；[17]宗晓莲对旅游中文化变迁作为再生产的研究；[18]方李莉以个案资料分析了西部民族文化当代构成与生产状况，指出西部民族艺术通过“文化”“重构文化”的再生产图景，其中具体阐述了以地方性文化为再生产的原料，以国家、市场、学界、民间的各种“力”为动力的生产过程，并分析了各种“力”作用的具体方式。[19]以此为基点，学者对旅游展演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描述。格雷本对艺术品涵化的研究涉及到了旅游展演中艺术品的发展变迁即艺术品涵化的生产过程与传统生产不同，他指出，加拿大的印第安人，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肯尼亚的康巴人，都在旅游市场中进行着不同于传统的工艺品生产。同时，他还对艺术品生产的特点、功能、前景等进行了论述。[20]戴琦就旅游对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艺术和工艺品的影响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旅游不仅未对旅游地艺术和工艺品制造产生破坏，反而促进了古老的传统得以复兴。[21]李蕾蕾等人在对旅游表演的生产机制进行个案考察的基础上，指出旅游演艺是商业和艺术的混合，对艺术性表演与旅游演艺作了十九项差异划分，其中旅游艺术展演体现了几个明显的特征：表演内容的“混杂的文化主题、将文化碎片拼贴”，演员的“不强调核心演员，关注集体表演的场面效果”，“室外半室外场地”，道具的“人工制作与自然实物”，观众座位的开放、不设座位并多与景区融合，观众参与体验多以视觉和感官的身体体验为主而不是精神和意识体验。[22]徐赣丽以个案考察了旅游歌舞表演的建构手法和原则，认为表演歌舞不属于一种文化复制，而是主要按市场规则和商业化原则进行的文化再生产，其中很多传统文化要素发生了功能性转变，[23]同时她对表演的内涵、形式特征、影响等作了初步论述。[24]
以上立足于研究主旨与取向从问题探寻的不同视角和维度对旅游文化展演研究现状进行简略梳理，从中可以发现，对旅游展演的研究不论是民族文化还是旅游人类学视野都是聚焦于当代全球文化背景下地方性文化的变迁及其中各种复杂互动关系的分析，国外已进行了个案考察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形成了对旅游展演文化的不同理论关注点。国内旅游业发展较晚，旅游文化展演存现时间较短，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作为民族文化变迁的描述和对国外相关理论的介绍并初步运用于解释国内旅游文化展演实践。在目前研究基础上，对旅游文化展演的研究还有待于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拓展。
首先是个案研究中人类学整体观的落实。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奠基于文化整体观的基础上，艺术是一种文化，其实践、功能、结构、意义都与其所处的文化密不可分，应该作为文化的整合部分被研究。旅游文化展演的生成和存在与地方性文化密切相联，只有践行人类学研究的文化整体观，回到地方性文化生活中才能理解它。当代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及其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开放度，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旅游文化展演连接着大众消费和地方性文化，是两种文化边界中的关系性生成和存在，在此背景下，文化研究的整体观不仅是地方性文化生活的整体，而且是包含了卷入其中的当代各种权力关系的整体。人类学的个案研究是文化书写的基础，在旅游文化展演研究中，虽然有学者对广西南宁民歌节的研究这样突出的个案研究成果，在旅游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及其运用于个案研究方面学者已做了大量工作，但目前对旅游展演的研究大多仍停留在个案的浅层描述上，很多研究虽然关注个案，或称为个案研究，但仍限于对地方特色“材料”的运用以表述自己的主题，在理论和田野之间进行着一种倒转性研究，即个案不是研究的基础和事实，而成为论述或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未把展演放在地方具体人群生活中，只是把它分割为研究所需的文化事象，从而影响了对各种地方性文化展演差异的整体性把握及其不同运作逻辑的揭示。因此，对旅游文化展演的研究需要整体观中的个案研究，在扎实的个案支撑中构建相应的理论阐释，整体观的贯通与落实成为实实在在地面向现实生活、回到具体人群鲜活生活流的研究。
其次要明确具体研究对象。在当代民族文化研究中，明确地以旅游地文化艺术展演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多，大多被包含在林林总总、大而化之的“民族文化”研究中，成为其中的一个层面或要素，而在对旅游文化展演的专门研究中，不论是集中论述还是略有涉及，又大多集中在共同的文化展演上，很少对其中的展演主体部分――艺术展演――单独进行考察，展演艺术总是被作为文化展演的局部进行研究。部分展演研究对艺术展演的关注已成呼之欲出之势，但总是被放置于笼而统之的文化展演中，而对问题探讨的实际向度又内在地以艺术为对象和参照，艺术展演成为文化展演研究中一根始终不断的暗藏主线，却总是掩盖在“文化”中。在人类学语境中，不论是文化还是艺术展演都包含了两个层面内容并呈现两种生存形态――文本以及文本展演，必须对文本符号与其实践方式即作为“文本”的艺术与作为行为“过程”的艺术双重解读，方能揭示展演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意义。
艺术展演作为明确研究对象的缺乏或含糊源自对艺术本体自身与一般文化符号不同特性的忽略，这种忽略又决定于研究者理论视野的局限，没有把研究对象作为“艺术”来对待，艺术生存的两个层面上的统一性完整性被人为地割离开来，对作为“文化”实践过程的展演艺术的关注遮蔽了对作为“文本”的艺术的关注，如对工艺品的研究没有充分注意到其自身所具有的符号特性。而很多对旅游开发中民族艺术的研究又专注于艺术本体，完全忽略了它是一种文化实践。单纯作为艺术的文本式的研究和作为文化的行为过程的研究都在艺术本体和文化解读之间顾此失彼。解决上述问题除了研究者应该具备相应的理论知识储备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在于理论视野的转换，注重对艺术展演的“文化”功能及其“艺术”特性的完整性阐述，如此，倡导“回到生活”和“行为研究”以及“艺术”“文化”双重解读的艺术人类学无疑为旅游展演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学科视野。[25]
最后还要关注展演艺术的建构生成性。在地方性旅游文化中催生的展演艺术，是在旅游场域中建构生成的，其中充满了各种力量的复杂互动，正是这种互动性决定了其建构过程的地方性运作，也生成了展演艺术自身的特性。做为一种特殊场域生成的文化，对艺术展演的相关特性的把握不在于其已然存在的结果中，对其探寻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其生成过程，这样才能对其建构与发展变迁作出符合事实和逻辑的阐述，学界目前对旅游展演进行的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化、保护传承、文化互动生产、文化产业等诸多问题的探讨都必须放在该文化自身生成的文化和实践逻辑中。目前研究中的“过程、再生产、建构、表演理论、当代构成、阐释、变迁”等关键词的提出表明学者已注意到了旅游展演艺术作为一个文化过程的动态研究，但总体上仍以展演艺术作为既定的文化事实存在为研究起点展开对其特点、功能、意义等探究，研究者往往从客位观点出发对已然呈现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所作的描述大都建立在对对象静止考察的基础上，只把它看成固定的文本，忽略了展演艺术是一个行为实践过程，所作阐述与旅游艺术展演自身生存实际有着相当的疏离，从而导致理论判断的片面或是武断。
在艺术人类学视野中，对展演艺术生成逻辑的考察就是把其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从具体层面看，展演一方面指“艺术的行为(Artistic action)”一方面指艺术的情景(Artistic situation)。[26]在此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就是展演艺术的主体，它关联着艺术行为和艺术情景。旅游展演与地方人群生活密切相关，是地方社区“现实的”、“活”的文化，对艺术展演主体及其生活的关注成为解读的一个重要视角，事实上，旅游人类学关注游客对文化展演的感受和理解，在文化变迁中对当地人与表演的关系进行研究，都涉及到了“过程”研究。但总体上学者对展演生成过程关注不多，更多的研究是把文化展演当成静态的客体性存在，而不是作为文化主体的文化实践活动过程，因此，它与地方人群的关系也未得到充分阐述，使展演对具体人群的有关价值、意义、感受等全都消失了，只停留在见物不见人的描述上。有学者认为，乡民艺术在当代逐渐从民族国家意识导引下的抽象化、符号化、工具化的政治价值开掘中走向乡民生活语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彰显被遮蔽的乡民自身主体意识。[27]主体意识是理解文化艺术实践活动的关键，对艺术展演与地方性文化生活的关系思考无疑成为人类学回到“主位”视角的一种最有效的途径。对展演艺术生存的生活语境的关注就是以地方人群及其生活作为理解的基础，把展演艺术当作生活过程放入地方人群生活流中去描述，在与地方文化互动生成的关系阐述中揭示当下地方性文化运作逻辑，得出趋近对象的解释。
有学者认为，现代旅游中越来越多地包含着对“艺术品”的审美需求，甚至“艺术之旅”已成为现代旅游中的一种类型。[28]民族旅游中对异文化的向往“实质上是立足于旅游者对自身的文化背景对‘异文化’的审美意象。”[29]而审美意象最典型而集中地体现在艺术产品中，很多旅游地的文化展演主要以艺术展演为中心，“在许多少数民族社区中，人们用具象化的形式，着意恢复和重新创造富有特点的民族文化，阐释文化遗产，并进而以此作为谋求更重要社会地位的象征性手段，艺术正在作为表达政治意愿、展现族群性的手段，被越来越多的族群更娴熟地加以运用。”[30]因此，在民族文化学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对旅游展演艺术的研究转换到艺术人类学的视野，把它当作一个实践过程，关注它在地方文化中的运作逻辑，既是人类学研究整体观的践行，也能兼顾到它不同于一般文化的“艺术”特性，从而做出切合其生存实际的解释。
注释：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民俗旅游；产品创新；顾客价值需求；湘西自治州[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12-0064-07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3？12？007
1 问题的提出及相关理论基础
早在1984年，沃德（Wood）在对东南亚国家进行实证研究时，指出地域民俗文化在其旅游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1]。之后，洛德利格（Rodrigo）研究了巴西村镇波尔图（Porto）和塞古罗（Seguro）民俗风情游的案例，当地居民力图通过销售旅游纪念品和传统手工艺品的“文化复兴”工程，将传统文化以商业化的形式加以展示[2]。其中，奥克斯（Oakes）以中国作为研究样本，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西南地区民族旅游的发展模式，指出中国民族旅游发展应淡化政治目的，更多考虑社会因素的作用[3]；杨（Yang）于2008～2011年期间发表了一组研究论文，从政府、项目开发商、员工和游客视角，实证研究了西双版纳地区民俗旅游，通过再现我国云南省民俗旅游村多民族文化旅游现象，指出民俗旅游项目开发进程中，民族元素运用和民俗风情展现的形态类别，并深入探讨了少数民族民俗旅游产品的开发与景区实际规划及相关管理问题之间的差距[4-6]。根据伍德拉夫（Woodruff）、塞丝（Sheth）等人的观点，只有面向顾客价值的产品开发，才是产品竞争优势的来源[7-8]。启德（Chadee）与马特森（Mattsson）从顾客层面来探讨民俗旅游产品的开发，提出需对游客背景及其旅游经历的质量进行衡量，指出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不同的质量指标与顾客感受之间存在差异[9]；皮尔斯（Pearce）基于马斯洛（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提出了“旅游历程阶梯”，指出游客的需要由低到高遵循着放松、刺激、关系、自尊与发展以及实现等5个层次逐步攀升[10]；吴（Wu）继而研究了顾客交流、游客同质性与游客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提出“协议和交际事件”等游客相互感知六因素[11]；帕特里克（Petrick）、威廉姆斯（Williams）等则进一步将顾客价值概念转化为多维构造，其中，帕特里克结合感知价值量表[12]和PERVAL量表[13]构建了SERV？PERVAL量表，对休闲和旅游服务的顾客价值进行了精细的划分[14]；威廉姆斯则通过一系列对游客满意度有着强烈的、积极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提出了质量价格关系、情感价值与独特的价值观3个基于顾客面向的产品开发价值维度[15]等。
近年，我国学者保继刚、张捷、陈海波等从顾客价值层面，对丽江古城、九寨沟、凤凰古城等民族地区民俗旅游产品开发进行了研究梳理和经验总结[16-18]。另外，不少学者在对民族地区民俗旅游产品开发的研究中进一步指出，相对于某一旅游企业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感知，最值得重视的是“旅游者对旅游产品价值的感知”[19-21]。民俗旅游者有两大追求：一是寻找传说中的世外桃源，寻找现代都市已经或正在丧失的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希望通过旅游释放自己平日的疲惫和压力；二是希求满足文化预期[22]。而对于顾客价值构成维度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本研究的主要任务。笔者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选取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整理（表1）。
但是，民俗旅游产品创新开发与顾客价值如何进行有效对接尚属新鲜课题，且尚未出现丰裕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对此问题进行探讨。2 研究方法与样本本文通过探析顾客价值需求和民俗旅游资源的特质，研究在我国民俗旅游产品的创新开发中，应着重考虑民俗旅游者的价值需求。本文采用顾客价值曲线评价法的思路，即通过评价一个公司相对于该行业顾客感知服务质量关键性要素的业绩表现，来评价顾客总体感知服务质量的方法，该方法不仅要求顾客作出评价，还要求内部员工和管理人员作出评价，最终目标是发现使顾客感知服务质量产生质的飞跃的关键要素[29]。首先，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定性分析，确定民俗旅游资源的特质；同时，结合对湘西自治州旅游市场的进一步观察和对游客的访问，获得湘西州大众旅游市场游客价值感知的关键要素；然后，依据“资源特质”和“需求要素”设计问卷，进行调查；再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统计，获得游客对“资源特征”的重要性排序并绘出湘西州顾客价值需求曲线，筛选后得到民俗旅游顾客价值因子矩阵的两大维度；最后，将民俗旅游顾客的主要价值需求点与民俗旅游资源特质进行对接，获得民俗旅游产品创新中的顾客价值需求因子，构建出民俗旅游产品创新开发的顾客价值矩阵。
3 民俗旅游资源特质分析及重要性排序
民俗旅游资源是一种独特的人文资源，体现着某一特定地域人们所普遍认可的传统、信仰、喜好和禁忌，具有文化性、地域性等特点。本文结合湘西自治州特有的民俗旅游资源以及理论界有代表性的观点，将民俗旅游资源特质进行归纳（表2）。
明晰民俗旅游资源特质之后，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要求游客对每个民俗旅游资源特质的重要性程度予以评判，得到最受游客关注的资源特质依次是文化性、民族性、生活化、原生态、神秘性、参与性、地域性和历史性。
4 湘西州大众旅游市场顾客价值曲线分析
在前期文献综述基础上，以游客的功能性价值（质量和感知利失）、社交性价值、情感性价值、认知性价值指导，笔者通过进一步市场观察和访谈，归纳提炼湘西州大众旅游市场的游客价值需求面向，得到实惠、健康、安全、舒适、便捷、现代、美景、购物、美食、生态、放松、新鲜、刺激、高品位、活力、娱乐、学习、浪漫和交际19个影响游客感知的价值要素（表3）。
根据顾客价值需求评价法的基本思路，以这19个价值需求点为基础展开问卷调查，让每位调研样本选出10个其认为最重要的价值点，然后统计整理出主要的顾客价值点。本研究组在湘西州5个主要景区（凤凰古城、猛洞河、坐龙峡、德夯苗寨、乾州古城）投放了380份问卷，回收问卷354份，回收率93？2%。剔除无效问卷10份，问卷有效率90？5%，达到问卷调查的要求。通过对问卷结果的统计分析，作出顾客价值曲线图（图1）。
5 民俗旅游顾客价值因子矩阵模型构建
5？1 民俗旅游产品创新的顾客价值因子矩阵模型
本研究以湘西大众旅游市场为样本，在图1中进一步截取了市场需求强度最大的12个价值需求点，然后与民俗旅游资源特质进行对接分析，构建出民俗旅游产品创新的顾客价值因子矩阵（图2）。
5？2 结论与建议：民俗旅游产品创新中的顾客价值因子矩阵分析
民俗旅游中，游客的价值需求层次丰富并存在着梯度性的强度差异，民俗旅游产品的创新开发，应面向不同的顾客价值需求，才能适应并满足市场的需要。
研究所得出的因子矩阵，依据横纵坐标的强度差异，分为Ⅰ、Ⅱ、Ⅲ、Ⅳ4个象限，分别代表顾客价值因子的4个等级。由于游客需求和对资源特质的看重程度不同，这4个等级的重要性也存在差异：Ⅰ象限中的因子为一级因子，包括感民俗趣味、随性生活、猎奇、观民族风情，这些因子代表游客最突出、最普遍的价值需求，是民俗旅游产品创新中应首要考虑的因素；Ⅱ象限中的因子为二级因子，包括互动体验、城市疏离感、原始本真、赏原生美景、品地方美食，这些因子由较强顾客需求与重要性相对较弱的资源特质对接而成，是民俗旅游产品创新中容易被忽视却拥有巨大市场前景的顾客价值点；Ⅲ象限中的因子为三级因子，包括冒险、浪漫艳遇和艺术创作，这些因子在特定游客群体中表现突出，是景区面向特定人群构建差异化特色的突破领域，其配套的民俗旅游产品创新可有针对性的开发与设计；Ⅳ象限中的因子为四级因子，包括探古寻根、购买特色商品和民族特产，这些因子是游客完成一次完整旅游的补充性需求，在部分差异化小众游客中表现突出，亦不可忽视。
民俗旅游产品创新，应首先关注第Ⅰ象限，不仅其资源价值的重要程度高，而且顾客的价值需求强度大。如：以“随性生活”价值因子为例，当前团体旅游“上车睡觉，下车逛庙，中间停车拍个照，回家啥也不知道”的匆忙旅游模式，已经严重与该价值因子相背离，未来民俗旅游产品、旅游模式及旅游流程的创新，则可围绕该价值因子，进行重大的改革和创新。其次，对于第Ⅱ和第Ⅲ象限，则可各有侧重地进行创新开发，如：对于顾客价值需求高、而对资源本身要求不高的第Ⅱ象限，可别出心裁的贴合顾客的价值需求进行产品设计。譬如以“互动体验”为例，顾客只要求能够参与互动体验，并不苛求民俗资源本身是什么内容，可以在各种民俗资源的开发中，有意识地注入游客参与环节等；而对于第Ⅲ象限，即顾客认为其资源重要性程度高的价值要素，则可多围绕资源本身进行创新开发，如建设艺术创作基地、开发实景山水演艺项目、开辟浪漫的旅游线路等。最后，对于第Ⅳ象限，作为游客完成一次完整旅游的补充性需求，在产品创新开发中，也应给与充分的考虑与重视，并不断进行创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研究在矩阵构建中由于选用资源特质作为纵坐标，与游客需求中便捷、实惠对接不明显，故最后的因子表述中游客的功能性价值体现较少。矩阵中横纵坐标共可形成96个对接点，对于矩阵中其余的对接点，不同学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本文最后得出的14个价值因子是本研究所得出的对接性相对较强的点，仅代表本研究的成果和观点，并不代表其已囊括所有民族地区的所有民俗旅游者的价值需求。本研究成果的外部效度和适用范围，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WoodRE.Ethnictourism，thestate，andculturalchangein SoutheastAsia[J].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84，11（3）：353-373.
[2] GrünewaldRA.Tourismandculturalrevival[J].Annalsof TourismResearch，2002，29（4）：1004-1021.
[3] OakesTS.Culturalgeographyandchineseethnictourism[J]. JournalofCulturalGeography，1992，12（2）：3-16.
[4] YangL，WallG，SmithSL.Ethnictourismdevelopment：Chinese governmentperspectives[J].AnnalsofTourismResearch，2008，35（3）：751-771.
[5] YangL.WallG.Ethnictourism：Aframeworkandanapplication[J].TourismManagement，2009，30（4）：559-570.
[6] YangL.Ethnictourismandculturalrepresentation[J].Annalsof TourismResearch，2011，38（2）：561-585.
[7] WoodruffRB.Customervalue：Thenextsourceforcompetitive advantage[J].JournaloftheAcademyofMarketingScience，1997，25（2）：139-153.
[8] ShethJN，NewmanBI，GrossBL.Whywebuywhatwebuy：A theoryofconsumptionvalues[J].JournalofBusinessResearch，1991，22（2）：159-170.
[9] ChadeeDD，MattssonJ.Anempiricalassessmentofcustomer satisfactionintourism[J].TheServiceIndustriesJournal，1996，16（3）：305-319.
[10] PercePL.TheSocialPsychologyofTouristBehavior[M].New York：Pergamon，1982？67-72.
[11] WuHJC.Theimpactofcustomer？to？customerinteractionand customerhomogeneityoncustomersatisfactionintourismservice：Theserviceencounterprospective[J].TourismManagement，2007，28（6）：1518-1528.
[12] GrewalD，MonroeK，parisonadvertisingonbuyers’perceptionsofacquisition value，transactionvalue，andbehavioralintentions[J].Journalof Marketing，1998，62（2）：46-59.
[13] SweeneyJ，SoutarG.ConsumerPerceivedValue：The Developmentofamultipleitemscale[J].JournalofRetailing，2001，77（2）：203-220.
[14] PetrickFJ.Developmentofamulti？dimensionalscalefor measuringtheperceivedvalueofaservice[J].JournalofLeisure Research，2002，34（2）：119-134.
[15] WilliamsP，SoutarNG.Value，satisfactionandbehavioral intentionsinanadventuretourismcontext[J].Annalsof TourismResearch，2009，36（3）：413-438.
[16] BaoJigang，SuXiaobo.Studiesontourismcommercializationin historictowns[J].ActaGeographicaSinica，2004，59（3）：427-436.[保继刚，苏晓波.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研究[J].地理学报，2004，59（3）：427-436.]
[17] ZhangJie.Ageographicalapproachtoadescriptiveevaluationof touristvaluesandresourcesofregionalfolklore：Acasestudywith comparisionoffolkloresofTibetannationalityinJiuzhaigou district&WucultureinJiangsuprovince（partⅠ）[J].Human Geography，1997，12（3）：20-24.[张捷.区域民俗文化的旅游资源的类型及旅游业价值研究———九寨沟藏族民俗文化与江苏吴文化民俗旅游资源比较研究之一[J].人文地理，1997，12（3）：20-24.]
[18] ChenHaibo.StudyonTourists’IntensiontoRevisitSomewherein thePerspectiveofCustomerPerceivedValue：TakethePhoenix TownasanExample[D].Changsha：HunanNormalUniversity，2010？54-56.[陈海波.顾客感知价值视角的旅游者重游意愿研究———以凤凰古城为例[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0？54-56.]
[19] YuQing，WuBihu.Eco？museum：Amodelforsustainabletourism developmentofethnicalculture[J].HumanGeography，2001，16（6）：40-43.[余青，吴必虎.生态博物馆：一种民族文化持续旅游发展模式[J].人文地理，2001，16（6）：40-43.]
[20] ChenXiaochun.TheExperienceMarketingEmpiricalResearchof TravelAgency’sProductsBasedonCustomerPerceivedValue[D].Changsha：HunanUniversity，2009？7.[陈小春.基于顾客感知价值的旅行社产品体验营销实证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9？7.]
[21] WangDegang，ShiYun.Inheritanceandvariation：Theresponse oftraditionalculturetotourismdevelopment[J].Tourism Science，2006，20（4）：1-6.[王德刚，史云.传承与变异———传统文化对旅游开发的应答[J]旅游科学，2006，20（4）：1-6.]
[22] XuGanli.Lifeandstage：Observationofperformancelikesinging anddancinginfolkloretourism[J].FolkloreStudies，2004，（4）：134-148.[徐赣丽.生活与舞台———关于民俗旅游歌舞表演的考察和思考[J].民俗研究，2004，（4）：134-148.]
[23] WoodallT.Conceptualising“valueforthecustomer”：An attributional，structuralanddispositionalanalysis[J].Academyof MarketingScienceReview，2003，（12）：1-42.
[24] LexhagenM.Theimportanceofvalue？addedservicestosupport thecustomersearchandpurchaseprocessontravelwebsites[J]. InformationTechnologyandTourism，2005，7（2）：119-135.
[25] PechlanerH.Enhancingtourismdestinationsthroughpromoting thevarietyanduniquenessofattractionsofferedbyminority populations：Anexploratorystudytowardsanewresearchfield[J].TourismReview，2011，66（4）：54-64.
[26] HuangYinghua，HuangFucai.Touristsperceivedvaluemodeland itsmeasurement：Anempiricalstudy[J].TourismTribune，2007，22（8）：42-47.[黄颖华，黄福才.旅游者感知价值模型、测度与实证研究[J].旅游学刊，2007，22（8）：42-47.]
[27] LiuQian.Astudyonrelationshipbetweenconsumptionvalueand customers’senseofbelonging：Taketourismservice？type businessesasanexample[J].JournalofJinan（philosophyand socialscienceedition），2008，（5）：65-71.[刘倩.消费价值与顾客归属感关系研究———以旅游服务性企业为例[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65-71.]
[28] ZhangXueting.Researchontheconstructionoftouristexperience qualitysystemaboutfolkloretourismproductinethnicminority areas：AcaseofFengHuang[J].TourismForum，2009，2（4）：497-503.[张雪婷.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旅游产品游客体验质量要素体系构建研究———以凤凰为例[J].旅游论坛，2009，2（4）：497-503.]
[29] CuiLixin.Valuecurve：Theassessmentmethodforconsumer perceptionsofservicequality[J].NankaiBusinessReview，2001，（6）：21-25.[崔立新.顾客感知服务质量的价值曲线评价方法[J].南开管理评论，2001，（6）：21-25.]
[30] MagnoniA，CableM.Whosecultureisitanyway？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onidentityandrepresentationinthecontextofethnic andheritagetourism[J].JournalofHeritageTourism，2008，3（4）：227-230.
[31] TaoSiyan.Onthefolklorecustomstourism[J]TourismTribune，
1997，（2）：37-39.[陶思炎.略论民俗旅游[J].旅游学刊，1997，（2）：37-39.]
[32] HuangLiang.LuLin.Analysisonthefunctionoffolkcustom
tourism[J].YunnanGeographicEnvironmentResearch，2007，19（1）：127-130.[黄亮，陆林，丁雨莲.民俗旅游的文化功能分析[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7，19（1）：127-130.]
[33] DengFeng，ZengTianxiong.Fuzzycomprehensiveevaluation：Ethnictourismdevelopmentbasedonthetouristsatisfactionofin westernHunanAutonomousPrefecture[J].JournalofCentral SouthUniversityofForestry&Technology（SocialSciences Edition），2011，5（4）：92-95.[邓峰，曾天雄.以游客满意度为基础的民俗旅游产品开发———模糊综合评价法———以湘西自治州为例[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4）：92-95.]
[34] XuGanli.Acasestudyonquasi？folkloreizationandculture authenticitywithfolkloretourismofLongjiareainGuilin，Guangxi[J].TourismForum，2009，2（6）：932-935.[徐赣丽.民俗旅游开发中的类民俗化与文化真实性———以广西桂林龙脊景区为例[J].旅游论坛，2009，2（6）：932-935.]
[35] WangZewei.TheStudyontheExploitationofFolkloreCustom TourisminFujianProvince[D].Fuzhou：FujianNormal University，2007？13-14.[王泽巍.福建省民俗旅游开发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7？13-14.]
[36] MengZhigang.TheStudyontheExploitationoftheMiao NationalityFolkloreCustominLeishanCountyofGuizhou Province[D].Guiyang：GuizhouNormalUniversity，2009？11-12.[孟志刚.贵州省雷山县苗族民俗旅游的开发研究[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09？11-12.]
[37] YangLihui.Context，process，performersandthefolklorewhichis towardthepresent：Contemporarytransformationofperformance theoryandChinesefolklore[J].FolkloreStudies，2011，（1）：7-32.[杨利慧.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J].民俗研究，2011，（1）：7-32.]
[38] ZhangJun.Ontheauthenticityoftourismfolkloreandthereality offolkloretour[J].TourismTribune，2005，20（5）：38-42.·96[张军.对民俗旅游文化本真性的多维度思考[J].旅游学刊，2005，20（5）：38-42.]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文化旅游；旅游文化；概念辨析；发展趋势
[作者简介]吴光玲，中共宁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副教授，福建福安355000
[中图分类号]F59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11―0161―03
时至今日，在许多关于旅游的学术论著或普及性文章当中，常常把“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互相取代。有些论文标题为论述“文化旅游”，文章内出现的词语却是“旅游文化”，而许多在标题上冠以论述“旅游文化”的文章，主体内容却是论述“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问题。因此，厘清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明确其研究的重点及发展趋势，不但在理论上有必要，而且对于指导旅游实践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概念的不同界定
(一)文化旅游的概念界定
目前，学术界和实业界对“文化旅游”的研究与认识大都集中在对某地或某类文化资源的开发经营思路上，而从整体上对“文化旅游”进行系统研究的较少。关于“文化旅游”的内涵与外延的争议不少。有人认为，“文化旅游”不是一种具体的旅游产品，而是一种设计产品的思路，是一种突出吸引物文化气息的创意，消费者消费这种带有文化色彩的旅游产品的过程即是文化旅游。这种观点同时也被认为是泛化了的“文化旅游”概念，把文化旅游作为六种旅游形式之一，即指参观那些“如诗如画”的或具有地方色彩的目的地，参观那些即将消失的“古老”的东西，如古建筑、手工纺织品、牛车、马车、从事农耕活动的工具，到乡村小饭店吃饭，观看民俗表演等。从旅游者角度来说，旅游活动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活动，从旅游业经营者来说，旅游业则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其强调旅游业的文化特点，正是为了使以经济目标为主的综合性目标得以更顺利地实现。总体来看，国内外目前对于“文化旅游”的概念有以下几种认识：(1)文化旅游是一种旅游类型。具体表现形式可分为遗迹遗址旅游、建筑设施旅游、人文风俗节庆旅游和特色商品旅游等四大类型。(2)消费者消费带有文化色彩的旅游产品的过程即是文化旅游。(3)文化旅游相当于民俗旅游。(4)文化旅游是指旅游产品的提供者为旅游产品的消费者提供的以学习、研究考察所游览国(地区)文化的一方面或诸方面为主要目的旅游产品。如历史文化旅游、文学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5)人们对异地异质文化的求知和憧憬所引发的，离开自己的生活环境，观察、感受、体验异地或异质文化，满足文化介入或参与需求冲动的过程。(6)广义的文化旅游是指在寻求和参与全新或更深文化体验基础上的一种特别兴趣旅游，与一般的旅游活动区别甚微，因为旅游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任何一次旅游经历，都是一次对新文化的体验。
世界旅游组织在1985年给出了“文化旅游”的狭义定义：“人们出于文化动机而进行的移动，诸如研究性旅行、表演艺术、文化旅行、参观历史遗迹、研究自然、民俗和艺术、宗教朝圣的旅行、节日和其他文化事件的旅行。”由此可以看出，把文化旅游当成一种设计产品的思路的观点，是一种广义的强调旅游产品文化性的思路，而主张类似于“民俗旅游”的观点，显然又把“文化旅游”的范围狭隘化了，而且缺乏概念的理论性定义。
(二)旅游文化的概念界定
国内对“旅游文化”的研究相比“文化旅游”显得较为厚实。长期以来“旅游文化”就是一个被广泛关注与深入探讨的课题。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于“旅游文化”概念的界定有这样几种观点：(1)旅游文化是人类过去和现在所创造的与旅游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2)旅游文化是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成果。(3)旅游文化是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因素为依据，以旅游诸要素为依托，作用于旅游生活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4)旅游文化是通过旅游这一特殊的生活方式，满足旅游者求新、求知、求乐、求美的欲望而形成的综合性现代文化现象。(5)从广义上说，旅游文化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旅游活动发展规律的学问；狭义地说，它是一门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环境下如何合理开发利用过去时代所创造的旅游文化遗产，如何立足本国本地创造有时代精神和地域特色的旅游文化的学问。(6)旅游文化是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在旅游消费或旅游经营服务过程中所反映、创造出来的观念形态及其外在表现的总和，是旅游客源地社会文化和旅游接待地社会文化通过旅游者这个特殊媒介相互碰撞作用的过程和结果。(7)旅游文化是以旅游活动为核心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关系的总和。(8)旅游文化是以旅游行为为核心、旅游产品为依托、旅游环境为背景的系统性的场景文化。旅游消费与旅游服务行为文化、旅游资源文化和旅游产品文化、旅游环境文化共同组成了这一场景文化体系。
分析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如下特征：一是前几个观点对于旅游文化的认识偏于强调旅游文化的外在物化表现，定义上比较笼统，后几个观点逐渐强调旅游活动和旅游者是旅游文化的核心；二是许多人偏好使用“总和”的概念来界定这一新概念；三是普遍没有借鉴国外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缺乏横向对比与国际衔接。前几个观点导致出现一个普遍现象，即国内旅游界往往把旅游对象物的文化内涵完全等同于“旅游文化”，许多名为“中国旅游文化”的书籍，完全就是对建筑、园林、宗教、民俗、饮食等人文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的介绍与阐述。这种误解，或许与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与大国的因素有关，因为文化旅游资源毕竟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资源，因而容易导致人们认为旅游文化就是旅游资源(产品)文化。
二、“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一)两者的区别
首先是侧重点不同。“旅游文化”是以“旅游”为限定词，“文化”为核心词，侧重点在“文化”，是文化范畴的一部分。广义的旅游文化包括了文化在旅游中各方面各层次的体现，也指旅游与文化的所有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广谱的概念，类似于“旅游与文化的关系”。我国目前对于旅游文化的理解和西方对旅游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属于此类。狭义的旅游文化是指由旅游者活动而引起的文化现象；而“文化旅游”是以“文化”为限定词，“旅游”为核心词，侧重点在“旅游”上，是旅游活动和旅游产品中的一个重要类别，是广谱旅游文化概念系统中的一部分。如“湄洲中华妈祖文化旅游节”、“闽东太姥山母亲文化旅游节”、“畲族三月三节”、“屏南鸳鸯溪爱情文化之旅”以及各种形式
的宗教朝圣旅游等就是具体的文化旅游活动。
其次是研究重点不同。“旅游文化”的研究，在广义层面上关注的重心是旅游活动的基础理论，诸如旅游活动的属性、特征、影响等问题，狭义层面上关注旅游业和旅游活动中的文化；而“文化旅游”研究的重心，则是旅游活动的对象物――旅游产品的开发和经营管理问题，以及文化旅游活动的特点、管理体制、文化旅游市场的需求特征问题等。
最后是学科归属不同。按照我国目前的学科划分体系，“旅游文化”主体属于旅游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的研究范畴，部分属于管理学范畴；而“文化旅游”主体属于旅游管理学和旅游开发规划学共同的研究范畴，从西方学术界对于学科的划分体系看，“旅游文化”主要属于基础学科，而“文化旅游”属于应用学科。
(二)两者的关联
首先，从概念范畴上，“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都是对旅游和文化的结合点的研究，二者的交集，一是文化旅游资源，二是趋向于文化景观的旅游活动。
其次，“旅游文化”研究包括旅游社会学研究、旅游心理学研究、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许多理论和结论，对“文化旅游”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能起指导和借鉴作用；而“文化旅游”的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也可以极大地丰富“旅游文化”的内涵。
最后，从学科角度来看，旅游文化学是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旅游的知识系统，是把旅游作为文化的对象和内容加以研究。旅游文化学是商业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是旅游学和文化学的结合，也是旅游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作为一个旅游者，仅仅知道旅游，只是一个看客；不仅知道旅游，而且知道文化，才是一个真正的旅游者，才称得上一个旅行家。同样，仅仅研究旅游，可以成为一个旅游业的指导者或一个有知识的商人；只有不仅研究旅游，而且研究旅游文化，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旅游专家。
三、当代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研究的重点及发展趋势
(一)关于文化旅游
近年来文化旅游概念的研究在文献中偶有出现，但尚处于讨论阶段，没有形成统一观点。目前国内外文化旅游研究的重点问题，各有侧重。国外文化旅游的研究重点主要是遗产地旅游。随着旅游业的空间增长，人们对世界遗产地的环境和文化完整性的关注日渐增加。国外对遗产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的影响、遗产旅游的开发和遗产旅游的价值等方面。
国内文化旅游的研究重点主要是文化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大部分文化旅游资源属不可再生资源，由于旅游业的发展，近年来，国内部分地区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风情开始出现同化现象，使得这些文化旅游资源的原有吸引力减弱甚至消失，对当地旅游业发展影响极大，也将影响到下一代人能否继续拥有这些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文化旅游资源发展的必然选择。
随着文化旅游的不断发展，今后一段时期国内外文化旅游的研究趋势可能在文化旅游地保护与开发、居民参与和政府定位等方面形成热点。
保护和开发是文化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保护，如果不加保护地开发，势必造成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开发也将难以为继。但这对矛盾并非是不可协调的，对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矛盾问题的研究已有学者提出两大思路，期望从根本上解决保护与利用的矛盾。一是从规划和管理技术层面，利用先进技术方法来解决，如LAC理论、VERP理论和ROS技术等；二是进行功能分区，根据文化旅游地每一区域的重要度和敏感度确定其功能。
社区参与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社区参与是文化旅游资源完整性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要实现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四大功能，就必须考虑到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而利益的获得更体现在参与的过程中。
政府定位问题主要体现管理权和经营权的关系问题。文化旅游资源的特殊性、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使得文化旅游景区的管理和经营至关重要。政府部门由于受财政和行政等条件的限制，不能独立完成资源保护和管理的任务，经营权出让也存在经营者非理性开发和掠夺性经营破坏景区资源的风险。管理权与经营权是否应该分离，政府在文化旅游景区管理和经营中应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是当前也是今后文化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关于旅游文化
当代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冲击，旅游文化呈现出冲突与整合相交织的发展趋势。这种旅游文化的冲突与整合，势必对旅游文化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我国旅游文化学应当顺应这一趋势，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作出积极的回应。当代旅游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应用化趋势。旅游文化学从形式上看是一门理论色彩很浓的基础学科。从其研究目的、特点和作用上看，它又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极强的专业学科。旅游文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而且这一特点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其次扩大化趋势。一方面，将迅速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把触角伸向旅游活动中的广大领域，形成自己的分支，如旅游消费文化学、旅游审美文化学、旅游企业文化学等，另一方面旅游文化学将不断汲取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理论系统，然后再用自己的理论方法重新认识旅游经济、旅游心理、旅游管理活动中的现象和行为，发掘出其中深层的东西，促使其向纵深方向发展。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SWOT分析 民俗文化 旅游产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游在休闲方式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已成为我国旅游业的新增长点，而民俗文化旅游由于其与生俱来的雅俗共赏的特点，业已成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结合的新模式。由于民俗文化资源的地域性等特征，原生民俗文化旅游已经不能满足各地区游客越来越多样化的旅游需求。自上世界末深圳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等大获成功，掀起一阵人造文化景观游热潮以来，各地区纷纷效仿，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建造民俗村、主题公园等，以求克服本土旅游资源的不足，促进产业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作为一种在实践上新兴发展、在理论上尚不成熟的产业，其发展状况与影响因素是近年来理论界研究的新领域。本文从管理学的视角，基于SWOT分析模型，从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优势、劣势、面临机遇与挑战等角度较为全面地分析其发展状况。
一、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优势（strengths）
一是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的新奇性。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它是一种全新的旅游方式，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创造活动成果，相对于原生民俗文化旅游，更能激发游客的猎奇心理。游客不会知道开发者在其主题园里移植了什么，整合了什么，又创造了什么，景区内的一切对游客而言都是未知而充满新奇感的。此外，该类旅游的创造性也更为中青年一代接受，是一种时尚的体现，对追求个性时尚的现代人来说，有着较强的吸引力。二是移植整合的优势。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最大特点在于其对原生民俗的加工整合，这不仅保持了民俗文化的大众性、亲和性，也使游客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空间范围内享受最大的民俗文化盛宴。这种“集约化”的开发，同样节约了旅游成本，并且能满足游客多种需求，包括不同角度的审美需求、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以及不同感受的娱乐需求等。以深圳的中国民俗文化村为例，景区以1∶1的比例将22个民族的25个村寨呈现在世界各地游客面前，并通过民族风情表演、民间手工艺展示、定期举办大型民间节庆活动等多种方式，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出我国各民族原汁原味、丰富多彩的民风民情和民俗文化，使游客有身临其境之感，在最短的时间内收获了最大的民俗文化旅游体验。三是经济、社会效益。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重大优势之一在于其对于社会的重大意义以及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首先，带动经济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具有其他旅游业的一般特性。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景区的开发直接提供了诸多就业机会，是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其次，提升了旅游景区所在地的知名度。成功发展的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景区无疑将成为所在地的名片，有利于提升当地知名度，提高当地居民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最后，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也是对民俗文化的弘扬。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归根到底是借助文化的魅力来发展旅游业。在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景区，对民俗文化进行了移植、整合、创造并进行集中展示，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对民俗文化加以细细品味，甚至亲身体验民俗活动，学习民俗文化知识，感受民俗文化熏陶。旅游的过程，即是领略民俗文化魅力的过程，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也是对民俗文化很好的弘扬。
二、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劣势（weaknesses）
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开发，顾名思义，是民俗文化的人为再现，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复制品”。在其开发过程中，许多开发者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复制、移植与创造、创新的关系，多为对原生民俗的单纯复制，既失去了原生民俗的本真性，又不能引起游客的文化共鸣。
就其属性而言，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短促。关于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问题探讨，山东师范大学邵玲在其硕士论文《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研究》中借鉴了加拿大旅游学家R.W.Butler的理论，形成了特色的分析图（图1）。
如图1所示，许多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园年游客人数在开业头几年达到某一峰值后就很难再次超越，并逐渐走上下坡路。我国有相当数量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其园区内参与性娱乐项目少，游客看过一次后大多不愿重复游览，因此重游率较低，景区的旺盛期较短。所以延长生命周期是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必须要逾越的难关。
三、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行机遇（opportunities）
一是经济的发展繁荣。无论何种旅游产品都并非生活必需品，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世界旅游组织研究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大众型观光旅游需求就将急剧膨胀；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休闲旅游将获得快速发展；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旅游需求出现爆发性需求，旅游形态出现以度假游为主时期；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步入成熟的度假旅游经济，休闲需求和消费能力日益增强并出现多元化趋势。二是人们观念的转变，对文化旅游的追求。随着现代人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升，节假日互相吃请的风气已经转变，更多的人愿意出外旅游。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除对自然风景区的持续关注外，人文历史景区、民俗风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青睐。三是国家政策方针等的支持。这首先体现在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强调要“推动旅游业特色化发展和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全面推动生态旅游，深度开发文化旅游，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深度开发文化旅游，其重点无疑是以优秀的民族文化为核心。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是对优秀民族文化的挖掘与弘扬，是国家政策支持的方向。其次在具体的政策法规中国家也对文化旅游产业给予了支持。以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为例提出推动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丰富旅游文化内涵。推动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具体方面有：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开展各具特色的农业观光和体验性旅游活动；依托部级文化、自然遗产地，打造有代表性的精品景区；积极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引导城市周边休闲度假带建设，有序推进国家旅游度假区发展；规范发展高尔夫球场、大型主题公园等；继续发展红色旅游。丰富旅游文化内涵强调：把提升文化内涵贯穿到吃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和旅游业发展全过程；旅游开发建设要加强自然文化遗产保护，深挖文化内涵，普及科学知识；旅游商品要提高文化创意水平，旅游餐饮要突出文化特色，旅游经营服务要体现人文特质；要发挥文化资源优势，推出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演艺、节庆等文化旅游产品；充分利用博物馆、纪念馆、体育场馆等设施，开展多种形式的文体旅游活动。由此，必须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
四、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面临挑战（threats）
一方面，全国各地盲目开发、规划不合理，导致许多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质量不高。有很大一部分呈现移植性民俗文化的主题园，只是把表现民俗文化的某些有特色的东西东挪西搬，再简单地排列拼凑，无所谓创造，也毫无文化魅力。这种缺乏文化内涵积淀的充分挖掘，必定流于表面和肤浅，呈现给游客的不过是一些毫无内涵意义的文化符号。加之在20世纪90年代全国范围的以移植文化为特色的人造景观开发热潮下，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无锡、苏州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以京津以及大连、烟台、济南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三大区域的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布局集中、重复建设、杂乱无章现象，削弱了彼此的景区独特吸引力，景观的客源市场随之缩小，退化为地区级或是更低级景观，对于旅游资源的整体性开发和旅游市场的经营管理，都极为有害。
另一方面，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作为旅游产业中的一个分支，必然受到其他类型旅游方式的冲击与挑战，例如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在现代都市人眼中有着独特的吸引力，游客愿意寻求返璞归真之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得到身心的彻底放松。在财力、物力、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不同的旅游方式之间必然地存在竞争，其他旅游方式就成为乐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替代品。因此，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也应该将本地区所有类型的旅游资源纳入整个系统加以考虑。
五、总结建议
首先，把握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特质。作为一种新型旅游方式，其在旅游大行业的发展必须有其区别于其他的、能够激发旅游需求、产生旅游效益的特质。该产业的相关实践人员及研究人员都应明确把握这一点。由于景观的模拟性、可复制性，使得开发者能够将不同的旅游资源整合，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呈现给游客最大的旅游享受，可以在科学的市场调研后，开发更为游客喜闻乐见的旅游内容。同时要注意克服其产品周期的短暂性。其次，进行科学合理的整体规划、选址和定位。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特质对旅游景点的宏观规划等也提出了相应要求。此类景区的选址，在城市印象上尽量避免刻板固定印象深厚的地区，最佳的选址既要有便捷的交通、多级规模较大的客源市场，又要有较为便宜的土地资源可供开发。移植性民俗文化内涵广泛，景区的特色定位应综合考虑各种客观条件，走出别具一格的发展道路。最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作为一项产业，高质量的经营管理是其发展繁荣的必备条件之一。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要求保证景区良好运营，从各个层面满足游客需求，做到从人员层面及物质层面的全面提高。一方面是对人的管理。产业从业人员必须加强自身队伍管理，不仅注意专业知识和素养的提高，同时关注服务意识和态度的提高。作为产业运营的公司，可以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在绩效考核中参考顾客满意度因素，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另一方面，提高对景点的管理水平。充分挖掘移植性民俗文化景区的景点文化内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完善景区内旅游路线图、增加景区休息场所、加快安全设施建设；延长产业链，加快饮食、住宿、购物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形成以民俗文化为核心的复合式开发管理。
（注：本文属于安徽师范大学2011年创新性实验计划（编号cxsy11021）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吴必虎：中国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研究综述[J].民族研究，2004（8）.
[2] 张玉文：基于SWOT分析的客家民俗文化旅游开发[D].江西师范大学，2006（6）.
[3] 田里：论民俗旅游资源及其开发[Z].中日民俗文化研讨会交流论文，1997.
[4] 张丽：人造景观地区旅游产品的选择与切换[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3（5）.
[5] 叶涛：关于民俗旅游的思考[J].东岳论丛，2003（5）.
[6] 李东风：论民间文化资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J].经济师，2009（3）.
[7] 邵玲：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6.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影响研究；社区；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045-04
一、国外旅游人类学发展历程回顾
1899年，意大利政府统计局的博迪奥《外国人在意大利的移动及其花费的金钱》，这是目前广泛认可的最早见之于记载的国外旅游研究文献[1]。人类学参与旅游现象的研究较为晚近，狭义的旅游人类学即指严肃的、专门从事人类学的旅游研究直到20世纪中叶才出现。纳什认为严肃的旅游人类学研究起始于努涅斯1963年发表的关于周末在墨西哥村庄旅游的一篇文章。格拉本则从学科性质的角度将人类学介入旅游的研究时间定位于20世纪70年代[2]。
1973年人类学家加法尔・加法里创办了《旅游研究纪事》，该刊现在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旅游学术期刊；1977年瓦伦・史密斯编著了旅游人类学著作《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被旅游学界的《旅游研究年刊》称为旅游人类学的里程碑[21]；之后，纳什在《现代人类学》上发表了《旅游：人类学的一个课题》[3]。20世纪80年代以后，旅游人类学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都已形成一定规模，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帮助解决旅游发展中所产生的许多社会伦理、经济文化冲突和生态环境危机等重大问题的应用[4]。
（一）旅游影响研究
早期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主要思考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利或是弊[5]。早期的人类学家大多对旅游业为目的地社会带来的影响持否定态度。如纳什的著名论断：旅游的本质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游客是某些强权势利的不明智代表[15]。格林伍德在《文化能用金钱来衡量吗？――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旅游文化商品化问题》中提出这样的观点：旅游业进一步导致贫富不均，似乎加剧了社区内裂痕的出现[23]。厄尔巴诺维兹在《汤加旅游业再审视：持续的麻烦时期？》中，对旅游业为汤加本地经济和文化所带来的潜在破坏力表示担忧[23]。克里斯特尔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托六甲的旅游业》中对旅游业给托六甲地区所带来的变迁感到叹息，这种变迁导致珍贵的传家宝或文化制品消失的速度加快[23]。
也有一些早期研究者对发展旅游持肯定态度。如戴琦在《旅游业对美国西南印第安人艺术和工艺品的影响研究》一文中指出：旅游促进了当地艺术品的生产并使古老的传统得以复兴，增强了印第安民族的自我认同感和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自豪感，同时，他们不必再到外地去寻找工作或免受失业之苦[23]。麦狄娜考察了伯里兹城附近的玛雅村庄San Jose Succotz，发现游客对玛雅文化的好奇促使当地村民复苏和保留了一些玛雅文化精髓[6]。麦基恩对巴厘岛、科恩对泰国、波斯维恩对马耳他和曼斯浦格对布拉瓦海岸的研究，均认为旅游是良性或有益的发展途径[5]。
20世纪70年代末，以较客观的态度思考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例如，佩克和莱皮在《北卡罗来纳州三个沿海城镇的旅游业与发展》一文中指出：旅游业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循环趋势的涵化过程，在涵化各群体力量大体均衡的情况下，社区混乱和分裂会降到最低程度[23]。韩国人类学者蒙80年代末调查了一个日本山村，认为外来力量控制下的开发对当地生活的影响是“害”与“益”同时存在。1989年史密斯主编的《东道主与游客》再版，在1977年的第一版中，学者们大多只把旅游当作引发当地社会变迁的因素，十多年后的跟踪调查使许多学者把旅游之外的一些因素也囊括到了引发变迁的可能性因素行列[5]。
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受到的影响，8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关注旅游对西方发达国家产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噪音、交通拥挤以及犯罪率上升等负面问题上，并提出相应对策。90年代后，学者们又将目光转移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5]。
总体来看，20世纪的旅游影响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变迁”问题。学者们提出了“涵化”的概念，涵化是指异质的文化接触引起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学者们认为涵化是导致文化变迁的最主要原因[22]。特别是外来游客的涌入，通过“涵化”过程，对当地人的生活、文化价值观等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进而影响东道地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17]。
（二）游客研究
旅游者往往被看作是广义的游客，他们的行为特征、分类、行为的影响、旅感受等往往会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对象[6]。史密斯把旅游者分为5类：民族旅游者、文化旅游者、历史旅游者、生态文化旅游者、娱乐型旅游者。科恩也把游客分为5类：现实性游客、实践性游客、经验性游客、娱乐性游客、转移性游客[8]。麦克米尔和凯特在研究伯里兹城的Ambergris Caye岛的旅游影响时，把游客分为投资型游客、国外退休移居游客、巡游型游客三种，不同类型的游客对当地旅游的影响也不同。一些学者认为游客的分类问题较为复杂，一般认为与工作取向相悖。如格雷本、乌瑞都提出了旅游并非工作，游客不是工作者的观点。科恩认为有些群体，如商业旅行者、旅游雇员、与会代表、出访官员等也是一种游客。乌瑞里和里齐尔把这些游客称为“工作型游客”，并指出工作只是他们继续旅游的方式，与东道主的接触仅局限于经济交换范围内[6]。
有学者把旅游与人生经历仪式相比，认为旅游也是一种通过仪式，是游客从一种经验状态转向另一种经验状态的过程。范・杰尼普（1908）是把人生通过仪式进行扩展研究的第一人。利奇（1961）把人生通过仪式引入人类学研究领域。特纳（1969，1974）把人生通过仪式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并与旅游行为相类比，深化了杰尼普等人的观点[5]。格雷本将旅游称作是“神圣的旅程”。他认为旅游是一种世俗化的仪式，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以前由宗教仪式完成的功能。并认为人们之所以旅行是出于消遣、玩乐的需要，他还进一步提出人们有一种倒换原有的生活经验的需要[5][16]。
一些学者还提出，游客的旅游经历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如文化冲击造成的心理障碍以及旅游时与当地人接触造成的不良印象等。学者们还注意到影响游客行为体验的因素，如旅游的类型、游客集团的状况、目的地社会的特点等[5]。
（三）旅游真实性研究
真实性问题最早被引入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丹尼尔・布尔斯丁首先揭示了旅游业中的“虚假事件”。他指出旅游吸引物都是人工产品，游客被“虚假事件”取悦和欺骗[9]。麦肯内尔详细地论述了“舞台真实”，他认为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看到的往往是东道主刻意营造出来的“前台真实”（即舞台真实），“前台真实”因有别于“后台”而被研究者们认为不真实[10][18][24]。科恩将“真实性”看作是构建起来的概念，不同的人对真实性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此外，科恩还将时间因素引入到对“真实性”的分析中，认为真实性是逐渐形成的。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旅游活动可能随着时间发展而被当作是当地“真实的风俗”，那些起初为了出售给游客而制作的手工艺品也可能最终会演变为一个民族或地区的“真实产品”[9]。
关于“舞台真实”会不会破坏文化的真实性，人类学家持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舞台真实”是对传统文化真实性的“亵渎”。如格林伍德在《文化能用金钱能衡量吗？》一文中认为文化商品化会导致文化内涵的丧失[23]。持另一种态度的学者则认为，“舞台真实”不仅保留了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形式，使得当地文化得以保持下去，同时又起到了吸引游客的作用[11]。
（四）社区参与研究
近年来，社区参与逐渐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关于旅游开发对社区的影响，国内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这三方面[12]。马西森和沃尔指出旅游社区的影响源自游客、东道主社区、目的地环境之间相互交换的复杂过程[6]。
厄尔巴诺维兹一直十分关注汤加的旅游业发展，他指出日益增长的游客人数会使汤加这个小岛面临严峻而深刻的问题，同时，旅游业对当地经济和文化也存在着潜在的破坏力[22]。克里斯特尔评估了旅游业对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托六甲社会的影响，他指出新生的旅游业的短期影响应该视为是积极的，然而其长期影响表明托六甲的未来并不乐观，尤其是随着旅游业而来的商品化为当地文化带来的破坏更是令人担忧[32]。此外，森耶的《变化中的旅游和游客观念：以加泰罗尼亚的一个疗养小镇为例》，佩克与莱皮的《北卡罗来纳州三个沿海城镇的旅游业发展》都是在讨论旅游业与社区发展的关系问题[23]。
旅游业对农村社区的影响更为显著，史密斯和克兰尼齐考察了美国落洛矶山西部四个农村社区，检验了农村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消极影响的感知。科恩研究了墨西哥州印第安萨巴特克人的踏板纺织业，并讨论了纺织业和旅游业对当地社区发展的作用。约瑟夫和卡弗里研究了一个宗教旅游社区的旅游影响问题等[6]。
二、国内旅游人类学发展历程回顾
中国的旅游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也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的人类学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旅游研究。
很多早期研究大多集中在“旅游文化”和“少数民族旅游”这两个话题上。1986年，《旅游学刊》创刊，该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录了许多关于旅游研究的论文。1996年，南开大学旅游系创始人申葆嘉在《旅游学刊》上连载了著名的“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系列文章，首次在国内使用了“旅游人类学”概念[13]。1997年，潘盛之出版了《旅游民族学》一书，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旅游与民族”的关系。1998年，王筑生出版了《人类学与西南民族》一书，其中收录的彭文斌的论文《中国民俗旅游的发展及中国学术界的参与趋势――兼论西方人类学界对民俗旅游发展“后效应”的思考》，从人类学的立场分析了中国民俗旅游的发展趋势，并对西方人类学界研究民俗旅游发展的“后效应”问题进行探讨[13]。1999年，香港学者张展鸿发表《从人类学角度透视旅游业――以香港为例》一文，首次用人类学方法与原理剖析了香港旅游业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14]。1999年9月29日―1999年10月1日，以“旅游、人类学和中国社会”主题的旅游人类学大会在昆明举行，来自中国、日本、美国、法国、芬兰、澳大利亚等国的50多名人类学者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促进了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发展，有学者将其视为中国旅游人类学的起源和开端[13][20]。
（一）对国外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译介和引进
最早的译著当属章建刚翻译的拉里・沙内的一篇质疑旅游真实性的文章，于1995年发表在《世界哲学》杂志上。1999年昆明会议召开之后，国内学者开启了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成果进行翻译、介绍和引进的历程。如在《人类学：旅游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收录了由杨慧、王庆玲、李全敏、刘永青、张文力等人翻译的埃里克・科恩、爱德华・布鲁纳、纳尔逊・格雷本、希特・A・比特思等西方著名旅游人类学家的论文[14]。
从2000年开始，国内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翻译、介绍与引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成果多，涉及内容也广，如介绍西方旅游人类学产生的背景、代表人物、研究成果、研究流派、方法与理论等[19]。云南大学的张晓萍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宗晓莲是最早将旅游人类学引入中国的学者，张晓萍在2000―2005年间，分别发表了《纳尔逊格雷本的“旅游人类学”》、《旅游人类学在美国》、《从旅游人类学的视角透视云南旅游工艺品的开发》、《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中西旅游人类学研究论丛》、《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西方旅游人类学中的“舞台真实”理论》等论文；2007年翻译迪恩・麦肯内尔的《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宗晓莲于2001年发表了两篇论文：《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西方旅游人类学两大研究流派浅析》；2004年翻译纳什・戴尼森的《旅游人类学》。覃德清、戚剑玲2001年发表了《西方旅游人类学与中国旅游文化研究》。光映炯2002年发表了《旅游人类学再认识》。彭兆荣、赵红梅2009年翻译纳尔逊・格雷本的《人类学与旅游时代》。杨慧2008年翻译约翰・尤瑞的《游客凝视》。
（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努力
2004年，高路加的《中国旅游人类学纲要》和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同时出版，这是中国学者所著的最早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专著。大体上来看，国内学者所做的本土化努力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主题：
1.旅游影响研究
1996年，戴凡、保继刚在合著的论文《旅游社会影响研究――以大理古城居民学英语态度为例》中通过调查大理古城居民对学英语的态度和掌握英语的程度来研究旅游开发对当地社会带来的影响[25]。
宗晓莲的博士学位论文《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以云南省丽江纳西族文化为例》详尽地分析了旅游开发对当地民族文化变迁产生的影响[26]。此外，她还《旅游地空间商品化的形式与影响研究――以云南省丽江古城为例》，仍然是以丽江为例做的影响研究[27]。她的另外一篇论文《试论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也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14]。宗晓莲与戴光全合著的论文《节事旅游活动中的文化表达及其旅游影响――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的旅游人类学解读》分析了以旅游、经济功能为指向的民族节事活动必然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生影响[28]。
彭兆荣于20世纪80年代末留学法国，2003年到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系学习，师从著名的格雷本教授[29][30]。他在论文《“东道主”与“游客”：一种现代性悖论的危险――旅游人类学的一种诠释》中警示：切不可以牺牲地方性文化资源为代价，削弱旅游的可持续发展[31]。杨慧在论文《旅游发展与丽江古城命运的思考》中指出古城的文化底蕴逐渐遭到商业化侵蚀的现实，同时还提出了如何保护古城文化的建议[32]。她在另外一篇论文《民族旅游与族群认同、传统文化复兴及重建――云南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中则认为民族旅游的开发推动了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33]。光映炯在论文《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民间艺术变异研究――以丽江大研镇纳西族东巴艺术为例》中，剖析了旅游所带来的影响：东巴艺术逐渐由“民间艺术”转为“旅游艺术”，其功能也由祭神和民族内的自娱转变为追逐时尚和经济利益[34]。张晓萍与刘德鹏合著的论文《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对目的地负面影响研究述评》中梳理了目前国内学者对旅游业所做的负面影响研究。论文还着重探讨了云南旅游开发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7]。
此类研究主题的论文还有郭颖的《试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以泸沽湖地区为例》，刘晖的《“摩梭人文化保护区”的质疑――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马晓京的《民族旅游文化商品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张瑾的《民族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妇女影响的人类学探讨――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郑晶的《文化的变异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影响》等。
2.旅游真实性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旅游“真实性”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是阐述、分析和总结真实性理论，这类文章有：吴忠才的《旅游活动中文化的真实性与表演性研究》，彭兆荣的《民族志视野中的“真实性”的多种样态》，张晓萍的《西方旅游人类学中的“舞台真实”理论》，李旭东、张金玲的《西方旅游研究中的“真实性”理论》，胡志毅、曹华盛的《西方旅游真实性研究综述》，周亚庆、吴茂英、周永广、竺燕红的《旅游研究中的“真实性”理论及其比较》等。
还有一种是将真实性理论应用于国内的旅游现象并进行研究。这类文章有：赵红梅的《旅游业的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廖杨的《旅游工业品开发与民族文化商品化》，田美蓉的《游客对旅游歌舞产品真实性评判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歌舞为例》，李应军的《民俗旅游开发中的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问题探讨》，宋秋的《旅游真实性问题之实证研究》等。
3.社区参与研究
以孙九霞、保继刚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学者，围绕着社区参与的内容、方式以及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展开了实证研究。
孙九霞、保继刚在《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中提供了景区社区一体化的社区参与的典型个案[35]。他们在另外一篇论文《旅游发展与傣族园社区的乡村都市化》中则对以旅游发展为动力的傣族园社区进行了乡村都市化的关联性分析[36]。他们所发表的有关社区参与研究主题的论文还有：《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阳朔遇龙河案例》、《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阳朔世外桃源案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从缺失到凸显：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脉络》等。
其他学者所进行的社区参与研究有：刘纬华的《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胡志毅、张兆干的《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程占红、张金屯的《芦芽山旅游开发对社区的影响》，陈飙、钟洁、杨桂华的《云南香格里拉藏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过程的限制性因素研究》、于萍的《社区参与古镇旅游发展研究》、左冰的《西双版纳傣族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行动逻辑――兼论中国农村社区参与状况》、颜庭干、雷天来的《村落旅游社区参与的实证研究――以江西婺源县长溪村为例》等。
三、结论
旅游人类学在西方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无论是在理论建树还是在成果产出上都初具规模。相比之下，国内的旅游人类学由于起步较晚，还存在着研究队伍尚未形成规模、科研成果不多等问题。尤其是从学术的角度看，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无法与西方相比[20]。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国内的旅游人类学也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借鉴西方的理论成果和经验为己所用，对于这一新学科的发展还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黄福东.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现实的有关理论浅述[J].广西民族研究，2005（1）.
[2]彭兆荣.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文化”[J].旅游学刊，2004，19（6）.
[3]Trevor Sofield，徐红罡.旅游与人类学：研究与实践[J].思想战线，2008（4）.
[4]覃德清，戚建玲.西方旅游人类学与中国旅游文化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1（3）.
[5]宗晓莲.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J].民族研究.2001（3）.
[6]路幸福，陆林.国外旅游人类学研究回顾与展望[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5（1）.
[7]张晓萍，刘德鹏.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对目的地负面影响研究述评[J].青海民族研究，2010，21（1）.
[8]张晓萍.旅游人类学在美国[J].思想战线，2001，27（2）.
[9]宋秋.旅游真实性问题之实证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2（3）.
[10]赵梅.旅游人类学理论概谈[J].广西民族研究，2008（1）.
[11]张晓萍.西方旅游人类学中的“舞台真实”理论[J].思想战线，2003，29（4）.
[12]费婷婷，杨剑.旅游开发与社区发展关系的研究[J].山西建筑，2008，34（3）.
[13]Nelson H.Graburn，金露.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兴起[J].青海民族研究，2011，22（2）.
[14]彭顺生.中国旅游人类学发展述评[J].思想战线，2005，31（1）.
[15]宗晓莲.西方旅游人类学两大研究流派浅析[J].思想战线，2001，27（6）.
[16]张晓萍，黄纪元.纳尔逊・格雷本的“旅游人类学”[J].思想战线，2000，26（2）.
[17]张晓萍，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人类学透视[J].思想战线，2002，28（1）.
[18]光映炯，张晓萍.基于旅游人类学视角的民族节日传承与发展―以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0（1）.
[19]李伟.旅游人类学的建构与本土化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0，（4）.
[20]孙九霞.旅游人类学在中国[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29，（6）.
[21]夏赞才，旅游人类学近1/4世纪研究的新成果―《主客关系新探：21世纪旅游问题》述评[J].旅游学刊，2005，20，（3）.
[22]彭兆荣.旅游人类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23]Valene L.Smith主编.张晓萍，何昌邑等译.东道主与游客[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24]Dean Mac Cannell.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M].张晓萍，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5]戴凡，保继刚.旅游社会影响研究――以大理古城居民学英语态度为例[J].人文地理，1996（2）.
[26]宗晓莲.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以云南省丽江县纳西族文化为例[D].广州：中山大学，2002.
[27]宗晓莲.旅游地空间商品化的形式与影响研究――以云南省丽江古城为例[J].旅游学刊，2005（4）.
[28]宗晓莲，戴光全.节事旅游活动中的文化表达及其旅游影响――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的旅游人类学解读[J].思想战线，2005，31（2）.
[29]肖坤冰/问，彭兆荣/答.多维视野中的人类学西南研究――著名人类学者彭兆荣教授专访[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29（4）.
[30]徐杰舜/问，彭兆荣/答.从“学术浪子”到学术带头人――访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J].青海民族研究.2011，22（2）.
[31]彭兆荣.“东道主”与“游客”：一种现代性悖论的危险――旅游人类学的一种诠释[J].思想战线.2002，28（6）.
[32]杨慧.旅游发展与丽江古城命运的思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9（1）.
[33]杨慧.民族旅游与族群认同、传统文化复兴及重建――云南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J].思想战线，2003（1）.
[34]光映炯.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民间艺术变异研究――以丽江大研镇纳西族东巴艺术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08（3）.
[35]孙九霞，保继刚.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古村落民俗旅游日渐走热，为人们青睐。本文以苏州吴中区古村落为例，分析其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价值，针对当前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从文化生态视角出发，思考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文化的生态特性。在文化生态理论内涵的理解下，探讨古村落民俗旅游开发的策略性建议，提出健全民俗文化资源观、明确古村民俗文化生态保护内涵、优化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等几点启示。
【关键词】民俗；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吴中区古村落
在旅游成为人们休闲度假流行选择的主体态势下，古村落因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遗产、优美的乡村生态环境，已然在旅游市场中赢得了众多游客的眼球。同时，伴有乡愁回忆的民俗文化旅游，更具有亲民性和体验性，古村民俗旅游日益为人们所青睐和重视。然而随着古村落旅游开发的推进和不断走热，其对文化环境的影响愈加明显，文化生态失衡问题日益突出。
苏州吴中区古村落，位于苏州西南角，嵌于太湖之中，11个古村落像颗颗珍珠散落在太湖中的东山岛和西山岛。苏州市级认定的古村落共17个，吴中区独占六成11个，其中部级历史文化名村8个，其分别为陆巷、明月湾、三山岛、东村、杨湾、植里、f里和东蔡。吴中区太湖古村落[1]，作为太湖古村落集群面积最大、最完整且高品位的区域，集中反映了太湖之畔吴地特色乡土民俗风情，充分显示出当地民俗文化的传承性与独特性。
然而当前吴中区古村落旅游开发，以古村观光、农家休闲为主，内容单一而非物质文化利用不到位；有形物质遗产备受青睐，深挖经济价值，而忽略其独特的民俗文化内涵，尤其是融于古村生活常态的文化生态环境。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考察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文化旅游，对其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古村落旅游开发的民俗文化视角
古村落旅游以其历史性的旅游空间和传统的社会人文气息，博得诸多游客青睐。古村民俗文化囊括了古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凝聚世代传承的智慧，是古村延续并保持活力的灵魂和魅力所在。一定程度而言，古村落旅游的尽数内容，从古建民居、古街商贸到特色餐饮都属于民俗文化范畴。民俗文化作为古村落的文化瑰宝，是古村旅游的重要内容和发展动力。
吴中区古村落群体性保护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其特色地域文化、民居风貌、建造技艺、民俗风情历代传承，从物质到精神层面都传达着太湖吴地乡土文化，极具保护与旅游开发价值。
（一）耕读传家
吴中古村自古人才辈出，乡举里选之风极盛，有“进士之乡，教授摇篮”之美誉，勤敏为贵，代有其人。太湖第一古村陆巷，南宋文学家叶梦得、明代王鏊连中三元，两朝宰相、两大书香世家为故里传延下淳厚的诗书习教之风，至今儒风习习。“积金积玉不如积书教子，宽田宽地莫若宽厚待人” [2]思想广为村民流传，成为古村人之家风家教。同时坚持“蓄千金而樵汲树艺未尝废”，即使是家有千金财富、位有宰相之高，也不忘上山砍柴修剪果木，或育苗栽种，或下地劳动。至今可见耄耋老人坚持日耕、富贾官员从事耕作，并非完全为了生计，而为承袭一种勤勉的生活习惯。
（二）商帮文化
洞庭商帮作为历史上十大商帮之一，说的即是如今吴中区古村落之所在。因地狭民稠、不堪重赋，借其物产丰富、水路之便，而行贾四方，厚积资产，亦有“钻天洞庭” 赞叹其精明能干，无物不营，糜远不到，无业不精。清末民初由洞庭商人投资开办的上海钱庄就有65家，在上海钱庄业占相当比重，实力雄厚。涌现出席、叶、翁、王、沈、周、吴等一大批富商望族，他们审时度势、和气诚信、乐善好施、重文化教养，使洞庭商人在长江八九百年的经商活动中，经久不衰。
洞庭商人尤珍视乡帮情谊，互帮互助，情重桑梓，敦亲睦族，义举乡里。修桥铺路、兴学施药、办善堂、置义渡，恩报故里。告老有还乡筑宅的传统，可见虽吴中偏隅乡村，巨宅连片颇有衣冠礼乐、博采人文的大邑规范，这都与洞庭商帮文化密不可分。
（三）游艺民俗
吴中古村落游艺民俗异彩纷呈，不亚于苏城之热闹精彩，而为外人所注目与向往。正月猛将活动作为古村春节期间的全民盛会，从初一出巡“贺年”，初五“路头会”接财神，初六“逛会”，初八“出灯”，初九至十二“漫山转”到十三猛将诞辰，各种猛将活动热闹持续。旗伞蔽日，锣鼓震天，威仪甚盛，一村一猛将，一村一节目，人声鼎沸，蔚为壮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山台阁为民间演艺，以高空杂技表演剧艺为主，两孩童被抬至高空，手持道具，一脚悬空，衣裙飘拂，飘然而又惊险，令人惊叹叫绝，为东山一绝。原汁原味、精彩绝伦的游艺民俗文化，独树一帜，为吴中古村落一道靓丽的风采。
（四）本真生活
吴中古村落大多背山而拥太湖，依地势而建，讲究天人合一风水观，古街古巷空间宜人，住宅、祠堂、庙宇、池塘井然有序，封闭式宅院园林化、盆景意趣盎然。大量留存的古民居多由明清时期和民国留存至今，民居风格上延续苏州特有的粉墙黛瓦，在型制上更显内敛与简约，营造法式以“人”为中心，建筑营造技艺精细考究，雕刻冼练彩绘秀美，集“太湖文化”之大成。古村物产丰富，常年花果不断、湖鲜肥美，饮食讲究时令，村民天明即起、午来吃茶，生活自然生态又讲究细致，透露出浓郁的太湖流域的吴地乡土气息。如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碧螺春茶叶炒制技艺、台阁、婚俗及以太湖水产农产为原料的船餐、开捕节等，都具有很高的旅游开发价值。
二、古村落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古村落旅游虽如火如荼，然而其民俗文化利用与开发却并不如人意。吴中区古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多年，古迹探幽、观光游览、农家乐休闲、特色采摘初具品牌。而民俗文化旅游近年兴起，以庙会活动、民居体验、时令性登山活动等暂时性群体活动为主、以热闹吸引眼球为主，民俗文化尚未得到全面深入的开发和利用，存在着民俗旅游开发的共通性问题。
（一）民俗文化资源，因“看不见”而被忽视
目前，相关部门对古村落的保护尚集中停留于物质层面，如沿古街立面的整治、古建筑的评定和修缮及村落卫生环境的改善等。即使是开发较早的陆巷和明月湾，对民俗文化的生存空间也关注较少，尚未做出全面而系统的调查与开发。
民俗文化概念有待深化，对其理解不应只包括物质部分，非物质部分更是其生命和灵气所在。区别于传统手工艺、特色服饰、地方特产、大型民俗节庆活动等“看得见”的有型遗产，古村落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的特有历史传说、饮食、乡里民风等无形资产更没有纳入到保护与开发的视野。“看不见”资源――民俗文化的开发脱节致使古村落徒有其形，失散其神，古风古韵打折。
（二）民俗文化环境，变迁与冲击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现代生活方式对古村带来的影响，民俗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变迁，受到冲击。以口传身授方式传承的各种技艺、民间习俗等不断消失，文化内涵被弱化，以农耕渔猎为基础的民俗文化氛围逐渐被淡化。以乡里社会交往为目的的各类活动，如庙会、台阁等活动的市场渐渐萎缩，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电视的普及。大量古建民居因缺乏严格的保护，年久失修而失去了旅游开发价值，部分民俗文化景观也因低水平的修补或改造，造成隐性破坏和不可逆转的文化环境破坏和退化。
（三）民俗文化产品单一而合力不足
古村落现有民俗旅游景点的开发，多局限于原有物质载体范围，如陆巷古村落遗风的参观游览及杨湾杨梅节，由于产品单一，旅游空间容量小，旅游活动少，游客停留时间短暂，吸引力低，资源的整体开发层次低。
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文化受同一文化氛围影响，主体民俗文化趋同。同时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分割和影响，它们的零星分布使得彼此之间相对比较孤立，其可观性、可娱性和可参与性等条件并不是很充分，难以开发成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高品位旅游线路产品，从而导致开发利用上难以协调、不成系统，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整合提升力度不够强。
三、古村落民俗文化生态认识
（一）民俗文化生态理论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将生态学研究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关注人类文化与其周围环境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为因果、不可分离的关系。参照自然环境生态，借用“生态”来表示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环境、秩序、状态等[5]。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各类民俗文化事象糅合了创造者和传播者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理解。民俗文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集体性文化，表现为富有情趣的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的一种程式化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惯例[6]，具有明显的环境适应性和历史延续性，蕴含了其文化生态特性的内在的规律与秩序。因此，全面审视民俗文化，认识、掌握其文化生态性，并尊重民俗文化生态，对多样民俗文化形式的保护，民俗文化内涵的传承，民俗文化活力与旅游发展的可持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古村落民俗文化生态特性
以吴中区古村落为例，南渡中原文化、原始太湖文明与吴文化根基碰撞交融，并在其特有环境感应下融合形成具有自身特质而经典的文化生态特性。
1.独特的太湖地域文化。吴中区古村落群像颗颗珍珠散落在太湖之畔，是太湖文化的典型代表。自北宋以后，中原士族的迁入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吴地文化的碰撞，形成了吴文化的一个亚圈层。既有吴文化的地域背景，又与宋室南渡历史渊源极深，同时又深受太湖特有文脉的影响，在饮食起居、工艺审美、节庆礼仪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特点，可以看成是典型意义上的太湖孕育下的独特地域文化。并表现出可贵的原真性和原始性，是具有保护价值的典型代表。
2.多样民俗群落式富集。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文化资源丰富，保存完整。现存民俗资源中，包括传统节日民俗、游艺民俗、自然崇拜和婚庆民俗、工艺民俗和饮食民俗、乡里民俗和农耕渔猎民俗等，其中被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碧螺春茶叶炒制技艺、东山台阁、婚俗。形成质朴而独特的吴地太湖民俗资源集中分布区，如表1所示。
3.天人合一的本真内涵。民俗是民族的古老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库，代表着民族的智慧。吴中区丰富的民俗资源中，无论是传统手工技艺、营造法式，还是自然崇拜、乡里民俗或传统节庆，无不暗含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本原哲学观，折射出太湖人家独有的儒雅气质和文化精髓。
4.安居乐俗的原生态传承。调研发现，与其他地区古村落民俗资源过度开发、商业化和舞台化不同，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文化由于开发较晚，受商业化影响较小，较好地保有其特色和自发性，在当地呈现为原生自然式安居乐俗的和谐状态。如西山村民修复天后宫，杨湾人集资重建刘宫祠、重塑刘猛将，自主开展庙会等民俗活动的自发行为成为吴中区古村落民俗保护和传承的主要形式。
四、古村落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生态启示
（一）树立文化生态保护意识，健全民俗文化资源观
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冲击、旅游景区化的侵蚀，古村落遭受内外夹击。看得见的是古村环境污染、古建坍塌消失、传统工艺不再，看不见的是古村文化意蕴的淡化、陨灭，人心不古。历史街区拆旧建新，而忽视文化生态环境、割裂文脉式地开展旅游开发，必将陷入生搬硬套的死胡同和古村发展危机，失去了纯朴乡情传统民俗的乡土村落就像失去了灵气的展品，留下的只是一个物质的空壳而已。
古村落民俗，是自古延续的活着的文化，其旅游开发是以保护为基础，合理利用以彰显其地域文化魅力为目标。在民俗旅游开发中，应树立文化生态保护意识，厘清古村落民俗文化生态保护的4大层面：民俗文化景观及空间的保护、传统人文风貌及自然环境的保护、民俗文化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保护、民俗传承人与传播者的保护。突破“看得见”才为资源的误区，将自然环境基础、人文环境底蕴纳入保护范围，健全民俗文化资源观，重新审视和更新民俗文化资源库。
（二）尊重古村落民俗文化生态，挖掘民俗文化内涵
吴中区古村落旅游开发作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已取得的发展成果有目共睹，其民俗文化资源正为人瞩目，据了解多个古村均已有民俗旅游开发计划，正处于起步阶段。民俗文化旅游主题作为地区旅游形象的关键词，具有重要影响力。民俗文化旅游应赋予什么主题内涵、展示什么，值得努力探讨研究。如西双版纳以经典的泼水节民俗活动突显傣族水文化，并融入民族服饰、舞蹈等民俗内容，从而树立起西双版纳傣族水文化的旅游形象。因此只有尊重古村落的民俗文化生态，分析其民俗文化资源，依据历史文脉挖掘民俗文化内涵，方能把握民俗文化旅游主题。
苏州吴中区古村落以太湖文化、吴文化为本质特征，其经典内涵是吴文化。在民俗旅游开发中应围绕“太湖吴地人家”这一主题内涵，挖掘太湖文化、吴地风情的特质要素，融入风水文化、饮食文化、节庆文化、信仰文化以及孝道文化、廉政文化等，开发恰当的旅游产品，真实反映太湖吴地人家的生活风貌，构建太湖古村落吴地乡土文化圈，保证其地域性和真实性，诠释其民俗文化的本原内涵。
（三）优化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突显文化旅游效益
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方式历来备受研究，主要可总结为博物馆型、民俗村（寨）型和异地模拟型三种，也有针对“孤岛式”弊端提出生态博物馆概念。文化生态学理论，从文化生态视角对不同文化景观的开发模式作出了分类研究及建议，见表格2，以最大保持原真性、减小破坏性。
吴中区古村落呈群落式分布于太湖之畔，大小11个古村民俗各有特色和亮点，其民俗文化生态也各有差别，原生―次生―再生民俗文化生态类型俱存，因此，按照民俗文化生态要求，需要考量其不同生态类型，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开发模式，深入结合每个村落的个性特征，形成一村一品的民俗旅游特色。
此外，吴中区古村落的民俗旅游开发，还应把握集群化战略和协调原则。一是将古村落群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统一的保护开发体系中；通过资源共享与重组，提升太湖各个古村落民俗文化旅游的整体竞争力；通过旅游品牌与项目的整体开发和创新，提升整体旅游形象，打响“太湖古村落民俗文化传承示范区”、“太湖吴地人家”品牌。二是系统协调保护、传承与利用三者关系，以多元价值利用为手段，既注重对古村落民俗文化的活态传承，又防止过度的开发利用，破环民俗文化生态平衡，使古村民俗文化资源利用与保护互生共进，相得益彰，实现古村落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契合。
五、结语
古村落凝结了灿烂的物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历史记忆的活态体现，而民俗文化正是其灵魂所在，对古村落民俗旅游的研究也将随着民俗开发热潮不断深入扩大。本文立足于文化生态理论，结合深入详实的实证调研，尝试探讨文化生态性对旅游开发的要求，对苏州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旅游开发是一次有意义的思考与探究。
参考文献：
[1]沈庆年.古村遗韵――苏州市控制保护古村落寻踪[M].上海：文汇出版社，2012：208-235.
[2]薛利华.东山人文[M].中国文联q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
[3]潘鲁生.关注旅游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资产开发[J].山东社会科学，2000（5）：108-109.
[4]孙兆刚.文化生态系统演化及其启示[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 35（5）：69-72.
[5]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22（5）：1-7.
[6]巴兆翔.中国民俗旅游[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7]王乃举，黄翔.基于文化生态理论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A].中国市场营销创新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2009：167-174.
[8]郑玉玉.旅游与文化生态保护研究进展[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2， 24（1）：105-108.
[9]俞万源，李海山，刘远清.名城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生态思考化――以梅州市为例[J].热带地理，2006， 26（1）：66-69.
[10]林美珍，吴建华.文化生态：民俗风情旅游的开发[J].福建地理，2004， 19（2）：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