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宿考察报告范文
时间：2023-03-13 18:45:52
民宿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为贯彻“新政”，1903年3月，直督袁世凯派银元局总办周学熙东渡日本“考察工商币制”，往返历时两月余，所获颇丰。在他沿途写的《东游日记》的“跋”语中称：“日本维新最注意者，练兵、兴学、制造三事……其进步之速，为古今中外所罕见”。周氏返津后，即建议袁督设立直隶工艺总局（以下简称“总局”），以谋“振兴工艺”。袁采纳了周的建议，8月建局并委任其为总办（后为督办）。总局初设于城里东南角草厂庵，周学熙以总局为振兴全省实业之枢纽，发扬实干精神，迅速组织精干班子，任用中、日职员，筹划创业。用袁世凯的说法，总局之设“不过由官为之模范，任其提倡鼓舞之责，要在民间风气渐开，始可普兴大利”。就是说以官方示范兴办工艺，藉以动员民间资本，共同“振兴实业”，方可逐步改变直隶乃至中国贫穷落后面貌。
自总局创建，先以兴办工业学堂、考工厂（商品展览馆）、教育品陈列馆、实习工场四事。后又建种植园以及铁工厂、造纸厂等，并且带动天津创办民立工场11处，艺徒学堂3处，直隶境内各州、县亦创设工艺局、所六十余处。1907年，袁督向朝廷呈禀直隶《筹办工艺情形文》称：“直隶民智大开，上下一心，力求实业，已有基础。将来工场遍立，制造日精，自然户鲜游闲，民多乐利，不特隐患可消，且以立富强之根本矣”。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当直隶工艺总局成立五周年之际，为总结成就，编纂了《直隶工艺志初编》（以下简称《初编》），委周尔润主持，是年由北洋官报局印行出版。
精彩的《序》言
周学熙为《初编》撰写了一篇洋溢着爱国情怀，颇具文采的序言，不可不记。兹摘录如后。周氏首先谦称：“极目远东则直隶全省犹弹丸也；放舟辽海，波涛拍天，浩淼无极，西顾天津一郡则在若有若无之间也。于此而言工艺，于此而言立局，设堂若厂，以振兴工艺，更太仓一梯米耳，夫何足云编志”。继称“虽然全球之人物，其始皆一二种类之发生；五洲之列强，其始皆一二英雄之缔创；英、美、法、德之工艺，其始皆一二实业家之所虚想而实造。今乃如万马之腾骧，如万川之汇萃，以奔注于全世界，又岂初想之所及哉”。这是以朴素的辩证发展观回望世纪历史，以作为其后振兴直隶实业可期成功的铺垫。随后，又概述了直隶的历史背景，言“冀州居禹贡之首，元明以来，奠为都邑，巍然为行省，冠冕畿辅；五大河同汇于天津，合七十二沽以达于海。自咸丰十年定为通商埠，光绪庚子后，外人租地杂居，繁盛几与沪上埒（lie同等意）遁”。复又哀叹“（天津）调查出入货共值九千余万两，而输出货值仅达五分之一，且入口皆制成熟货，出口皆生货，能自制者惟草帽辫耳。工艺不兴，利源外溢，涓涓漏卮，曷（he何时意）有纪极”。其忧愤之情，溢于言表。在叙述了工艺总局五年来成就之后，又写下一节具有朴素唯物史观，提振民心的言论，称“夫古今之世界皆人民心血所结成也，家国之富强皆国民精神之代价也。昔德人以可怖之热心从事实业，若惟恐规模不远者，今岁月无几，而实业名誉殆驾英人而上之。直境幅员广漠，津郡滨海，土脉腴厚……苟能宏坚其志趣，合群策群力，求独立自营之术，吾知百川到海，或十年或十数年，最远则二三十年，终必有达此目的之一日”。如今“工业文明之曙光VV乎已渡黄海岸，注入东大陆而津郡及直境，适当其权舆”。最后呼吁“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其亦有瞻念时艰，奋袂竞起，投身于工业界者乎，予日望之矣”。当年周学熙43岁，署直隶按察使，仍兼工艺总局督办。是年“奉旨赏给三代正一品封典”，可谓正是春风得意之时。
作为封建时代出身于官宦之家的周学熙，能以近代文明的视角，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对比中外国家的差距，从社会发展规律和德国工业超越英国的事实，既看到中国的落后和受列强掠夺的苦难，又从中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光明前程与实现的途径，呼吁有识之士投身兴办实业，无异是一篇振奋人心的文章。虽然文中有认为“最远则二三十年”便可实现民富国强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但此《序》文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和整体价值。
《初编》的编纂
周学熙在《序》中写道：“今年（1907年）六月，扎委周令尔润总司编纂……编辑搜罗采撷，提要削繁，五阅月而书成，都二十万余言，名曰直隶工艺志初编。总目凡四，曰章牍、曰志表、曰报告、曰丛录，条分缕析，以类相从”。现简介如下：
章牍类。上下两卷，各收录二十一、二十七篇，俱精心选录，“审慎去留”。计分四个层次，“以章奏居其首，禀牍次之，札饬、示谕又次之，各府、县及绅董禀则附于后”，编辑有序，既符合“礼制”，又合于要次。兹举数例：
首篇即为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渐著成效分别胪陈折》，详陈工艺总局创建三年来“经营建立者四事”，即“以培养工业人才为宗旨”的工业学堂；“以启发工商智识为宗旨”的考工厂，“以浚发学识、教育实验为宗旨”的教育品陈列馆，“以传习手艺，提倡各项公司为宗旨”的实习工场，逐一陈述这些关系“民生”，属“国家根本大计”的事项，并奏称所需开办费、常年经费、预备扩充经费共323万两，皆由“铜元局余利项下筹拨”，“并未动支正款”。
再以“禀牍”之一《详报考工厂开办情形文并批》为例，周学熙禀称，其本人“督饬华洋员司夙夜兴办，幸渐就绪，已于八月初一开厂。半月以来观者甚众，购票入览者日千数百人、二千余人不等，购买货品亦时有之”。并已派“南段巡警拨派兵昼夜轮流守护”，“复拟定值宿条规，每晚轮派司事二人值宿”等等。又称“凡此布置既不敢稍涉铺张，亦不能苟简废事”，并将“各项条规章程”“缮呈”。直督袁世凯批示：“详折均悉，该局兴办考工厂布置甚善，仰仍督率员司，广搜商品，以为展览会之初阶，并候咨明商部查照。至折开值宿、看护两条规，似是日本人译汉之文，不甚明晰，已代为点窜抄送矣。并即知照”。对“译文”之类的细微末节亲自校正。
又如现河北区中山公园，系1905年总局总办周学熙呈禀建立，文称“津郡海滨巨埠，无一园林，本为缺点”，“拟择河北旷地仿辟公园，以为官神士庶游息讲贯之所”。即获袁督批准，并以日本日比谷公园“经营十六年始成”的经验，指示“公园地界自应逐渐开拓”云云。而关于确定公园“名目”的文件，原本因公园位于“大经路旁”，拟定名“大经公园”。袁世凯批示认为，“所建设皆有关学业、实业之事，与公园性质不同，应定名曰劝业会场，以副名实”。这类文件袁世凯皆有自己的见解和具体批示。
志表类。亦为上下两卷，均各收录二十七篇。先以“总志”“钩其元”，它突破传统行文方式，用“表格”形式的“要略表以汇其归，用人、筹款又要中之要”，故“另立员司、经费两表”，“购置陈列各品，亦择要附表后以略志成绩”。表格分陈属下各单位之名称、宗旨、地址、堂舍、学生、科目、员司姓名、经费、制品名目等等。
如“北京第一小学堂工场”（北京属直隶顺天府，次年又开办第二小学堂工场），其宗旨为“学堂以开民智，工场以兴民业”，“以教养兼资裕贫民生计为宗旨”。附设“半日学堂。即以学堂内学生，分早晚两班人工场习艺”。第一小学堂工场有讲堂、延接室、员司宿舍等用房55间，工场用罩棚、场棚50余间，库房等30余间。员司有总董、监理、监学各1名，教习5名，收支、杂务各1名，监工2名。经费中“开办费”由银元局（1905年）拨银12000两，转年再拨“补充经费”5675两。“常年经费”又分别拨学堂每月260两，转年又增59两；工场每月拨银165两，转年增至300两。学堂“教科”设读经、修身、历史、地理、笔算、珠算、格致、国文、习字、作文、图画、手工、唱歌、体操等14门课。工场之“工科”设织、染、木三科。以“织科”为例，又分打线络、打线穗、打线轴、轮线、掏综、入杼、上机、织布等“八班”。学生（工徒）分官费、自费两种，表内列有人数及上课、习7-31作量的要求。学堂置办书籍百余种；纺织用器具（织机、纺车等）各二百余件。制成品有花布、被面、褥单、毛巾等。
再如“实习工场”，它是工艺总局所创办事业中发展较快、规模较大的一个单位，其《试办章程》写道：工场“以提倡制造，培养民生，储各项公司工匠之才，成本局学堂学生之艺为宗旨”。与传统的师傅带徒弟、单纯学手艺的工厂、作坊不同，它专辟“讲堂”，“课以修身、汉文、历史、地理、算学、体操等浅近课程，俾得略具普通知识”。一次，总办周学熙视察时再次申明：工场系为“造就人才”，而非“平常木匠铺收徒”。至1907年，工场毕业工徒近七百名，授予文凭，“分投各属传习”，或留场效力，“技艺超格异常勤奋者，可渐升副匠目、正匠目，以致副工师、正工师”。可以说实习工场就是现代技工学校的早期雏形，是一所培养先进生产力的摇篮。
报告类。编纂者称，“欲振兴全省工艺，必先知其土，宜考其人工，乃有人手处。故先以土产、工产报告”。卷上即集中收录直隶十六州、府属下各县及张家口四厅之“土产”、“工产”报告，兼及评估结论。此类“报告”有如当今“经济普查”。它有一段文字说明：“自工艺总局创设考工厂，有考查全省工艺之责，通饬各属具报土产，分别农工，递年汇送一册，俾工业家资以参较”，复又派员考察，“取其确实，略其传闻”，编成表册，“按县分之次序，明出数之多寡，记销数之衰旺……以便设法改良”。“凡生息之类概归土产，制造之类概归工产”；并“节录数语，以括其要”。如以天津府静海县为例，“土产”有米、红白粱、春秋麦、黍、芝麻、棉花、各色蓝、苎麻、果类、蔬类。“工产”有草帽、蒲席、苇篓、蒲扇、蒲包、酒、酱、醋。对此，“报告”评价称：静海“境内滨海，地瘠民贫，土产、工产均属常有之物”。言简意赅，却是当年实际生产情况的反映。
卷下收录总局派赴省内府、县“劝导”报告两份，称“风气未开，人多守旧，欲鼓舞而作新之，非演说劝谕不为功，故次以劝工员之报告”。又由于“外洋文明虽输入内地，然非目所亲见，究如说食不饱，故次以出样游历之报告，指去辄来，走马观花，未窥真相。欲取师法，须累岁时，故次以驻洋查察之报告”，此类皆为赴日考察报告，共六件。“至于工场及考工所制各机件及工业售品所，各所其出，有广告者亦兼登一二”。如其中赴日考察报告之一，即筹建考工厂时，派“庋（gui置放收藏意）设司”司事、县丞陈秉鉴赴日本考察，归国后写有数千字的《报告》，细致到商品展室布置“一箱一架皆有锁”，“行人所经之路必铺洋毯”，“向阳各窗皆障以白布或白窗纱”……极为详尽。
丛录类。卷上为总局《办法》、《局规》、“条谕节抄”。文称“办法章程必先录，口舌而外，首重训辞，历年条谕不下数千万言，虽片纸单辞，皆精神所注，寄十百录一……”如收录的（（征访直隶土产公启》，纪录了直隶有“天时、地利、人和、通运”的优越条件，却因“实业未兴，货弃于地，百产凋耗”。在“中西贸易共溢出银一万万余两”中，天津口岸便“居其弱半”。故而总局“特撰公启，遍告通人……凡可以挽利权而维生计者，不吝金玉之音”，为振兴直隶实业建言献策。1906年考工厂举办工商劝业展览会，总办周学熙发表的演讲辞，也被收录。另《督办条谕节抄》则涉及周学熙对总局及属下各单位的零星指示，如对总局的一“条谕”称：“本局设立研究所，原为集思广益，乃近日以来群安缄默，实属自背宗旨，有名无实，岂不贻笑外人。兹与诸公约，自第四次问题开始，由提调按名列单，每人必须各抒己见……幸务再忽”，词句颇严。也有表彰、传达性的，如对考工厂，称“工商演说为开风气最要之举，日前既经创办，入座人数极盛。现面奉宫保（袁世凯）谕，嗣后每月应开演说工艺理法，如格致理化等学，可请总教习、艺长及别学堂教习之明理化者，均按期临场演说，以开工业家智慧”云云。
民宿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杨同杰。
从昆虫爱好者到生物学家
杨同杰原是山东省沂水县沂水镇成人教育学校的一名普通教师。12岁那年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虫子蚕食了庄稼，农民用农药杀虫，虫子死掉的同时庄稼也带上了农药，人吃了以后，又会怎么样呢？基于这一想法他开始经常观察身边的昆虫，并制作生物标本，注明衍变过程，每当一种昆虫随着环境的破坏而消失时，他就会记录下一些可供参阅的真实资料。
经过日积月累的观察和采集，他制作出了很多昆虫标本，并写了大量的观察日记和分析文章。当读了著名生物学家法布尔的文章后，杨同杰有了成为一名生物学家的梦想，他的追求有了更加高远的指向。1998年，他把自己在沂蒙山区采集到的一万多件昆虫标本和几十项研究课题，系统地整理出来，而后成立了家庭青少年科技馆，成为沂水县青少年生态科普宣传的基地。
从那时开始，两万多平方公里的沂蒙山区，成为杨同杰和妻子考察的主要目标地。他们拍摄了大量的珍贵图片，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以独特的视角语言叙述着他眼中的昆虫世界。在考察中他还采集到了孔雀蝶、大黑山蚁、地藏蜂等一些濒临灭绝的珍稀昆虫物种，其中一只长着三条细尾形似黄蜂的昆虫，经鉴定，迄今生物学史上都尚未命名。
杨同杰的事迹传到中科院，张广学院士提笔为他写道：沂蒙山区陆生昆虫区系的研究不但填补了国家空白，而且还有可能在动物地理学研究上有所创新，为沂蒙山区的生态保护、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资料和指导。中科院科技处还推荐了乔格侠研究员参与到杨同杰的研究课题中。
2000年3月，杨同杰自筹资金10多万元成立了山东省临沂市昆虫生态研究所。中科院将其列为科研合作单位，许多大中小学也把它作为一个生物生态研究的实践基地。
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
2000年4月，世界多样性生物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杨同杰萌发了自费去黄河流域考察的念头。考虑到沿途上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他和妻子给儿子偷偷留下遗书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黄河源头的征程。2000年7月至2002年8月，杨同杰夫妇三次去黄河流域考察，历时167天，行经8省区180多个县市。途中他们遭受了严峻的生死考验：高原反应、在去孟达天池路上严重缺水、露宿黄河河床险些被河水冲走、在太原不幸丢失现金和摄像机等等，可谓九死一生。但是他们靠着对科学的执著精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搜集整理的生物生态等方面的资料重达1000多公斤、记录日记60多万字、拍摄图片万余张、录像资料100多小时、采集到昆虫标本两万多件，比较全面地展示出整个黄河流域中自然环境、人们生活的现状、昆虫物种的生存繁衍等。
每到一地，他都要了解当地水土保持、林草植被、农林病虫害等问题，写成详细的生态环境考察报告及治理建议，无偿地送给当地有关部门。其中，他为甘肃临夏州东乡县撰写的《对星天牛危害白杨树防治》的报告，经过现场试验取得了极好的效果。2002年他以《暖冬危害天蚕蛾茧蛹》荣获了全球环保奖最高奖――“美国福特汽车环保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国环境总署秘书长石泽华为他颁了奖。
3年的黄河考察深深地触动了他，他又想要抓紧时间对长江进行考察，否则现有的生态环境一旦被破坏，资料将很难收集。2003年7月开始至2006年8月，从长江源头格拉丹东到上海崇明岛，他偕同妻子又一次奔波在长江科考的路上。通过四次长江考察，他们对长江流域生物物种的生存繁衍进行了详细地观察和分析，完成了长江流域面积72%的生态考察任务，考察面积达130万平方公里。在湖南省临湘市提交的关于五尖山竹蝗的危害和防治报告，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极大重视；在江苏省启东等市获得了“荣誉市民”的称号。其中在云南绥江发现并采集到枯叶蝶标本，对枯叶蝶这一稀有物种的生存领域有新的发现。
从生态考察到呼吁环保
“中国法布尔”、“黄河百科全书”等众多荣誉、奖励接踵而来。成功的喜悦却不能遮掩杨同杰内心的痛楚，考察之前他曾为神秘的黄河长江源头而魂牵梦绕；7年的实践考察，他却为自己所看到的现状而忧虑和心痛……
当他历尽生死磨难站在黄河源头时，看到的却是浩瀚的鄂陵湖上飘着被毒死的鱼和玉带鸥；内蒙古乌梁素海岸边农妇在出售煮熟的天鹅卵；绥江路上被尺蠖吞噬得光秃秃的水杉，这一切的一切却无人问津。非法采矿使青藏高原千疮百孔;煤矿石、煤渣、粉煤灰使石嘴山市变得灰头土脸、面目全非；滚滚的工业废水像毒蛇一样污染着大渡河的水质；金沙江两岸山体滑坡泥石流不断威胁着交通安全。人类疯狂地向大自然索取和掠夺，在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区开钻建井，捕捞采挖；从玛多县到入海的垦利县沿黄无以数计水电站都在截流黄河的水源；过度无节制的开采西部林海秦岭金矿，使之成为隧道一样的空山……
见证了炎黄子孙生存与繁衍的黄河长江已经身心俱衰，千疮百孔了。杨同杰忧虑黄河长江流域生态恶化的后果，思考着西部开发中的环保问题：国家的西部大开发必须建立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各省市应该有一套系统详细的规划，应该开发好、利用好、保护好我们西部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的生存空间，不只是国家的事情，也不是哪一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子孙后代的大问题，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协作。
民宿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缙北文物勘查团考古调查古建筑 文化遗产保护史
中图分类号：TU-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4-8537(2009)02-0162-07
引子
2009年，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
“六十载风雨砥砺，一甲子春华秋实”。中国社会的沧桑变革之间，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设一厅六局，其中文物局负责指导与管理全国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规模及力度都相对较小，且多集中于北京等大城市之中。即便如此，国家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给予政策上的积极关注与支持。
1949年12月24日，文化部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文物管理工作会议，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邀请郭若、向达，梁思成、尹达、范文澜，邓拓、胡绳、马衡等著名专家、学者，征求讨论《为禁运文物图书出口令》、《为保护全国各地公私有古迹文物图书令》、《保护有关革命历史文化建筑物暂行办法》及《古文化遗址及墓葬发掘暂行办法》等文物法令实施的意见与建议；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古生物保护的暂行办法，并同时颁布《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又如，同年7月6日，政务院又颁布《为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其中明确规定“凡全国各地具有历史价值及革命史实的文物建筑，如革命遗迹及古城廊、宫阙、关塞、保垒、陵墓、楼台、书院，庙宇、园林，废墟，住宅、碑、塔、雕塑、石刻等等，以及上述各建筑物内之原有附属物，均应加以保护，严禁毁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颁布的一批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性文件，对建国之初特别是在“”运动中保护古代建筑及其他重要文化遗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逐步改善，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体系得以逐步完善，与之相应的各级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随之快速成长与发展起来，较大规模的考古及古建筑调查与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扩展。以1950～1953年期间刊发在《文物参考资料》(创刊于1950年1月，至1959年1月改名《文物》至今)上的重要古建筑调查报告为例，计有：《东北古迹古物分布图》、《东北各省古迹名胜统计表》、《我局组织雁北文物勘查团调查山阴故驿古城遗址及京绥线古文物建筑》、《山西省各地文物古迹勘察报告》、《南京市及其附近的古迹调查报告》、《赴平原、河南、山东提选及考查文物工作报告》、《登封文物调查》、《重庆市一年来的文物调查》、《川北文物调查征集工作报告》、《川北乐山文物古迹调查保管工作报导》、《西北区古迹名胜及文物的调查》、《新疆伊犁区的文物调查》、《新疆考古报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文物古迹调查记》等，由此可以管窥建国之初全国范围之内进行文化遗产调查的概况。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背景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1950年7月2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及文物局负责组织成立的雁北文物勘查团，以其较大的规模与成果丰硕在当时颇为引人瞩目，成为建国之初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文化事件之一。
雁北文物勘查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组织的规模较大的关于历史文化遗产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团队，该团在调查结束之后发表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也是建国以来正式付梓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调查报告。
以雁北文物勘查团为契机 全国范围内的各类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陆续展开 其中包括 1950年9月，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东北考古发掘团，进一步发掘吉林西团山石棺墓；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发掘团前往河南辉县，进行琉璃阁、固围村等地点殷商、战国及汉代古墓的大规模发掘(考古发掘延续至1952年，1956年出版发表《辉县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曾昭主持发掘江宁牛首山附近的南唐二主陵墓(考古发掘延续至1951年，1957年出版发表《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之前身)李文信主持发掘辽宁义县清河门辽代中期萧氏家族墓，故宫博物院陈万里等进行河南临汝古代窑址考古调查等。上述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开展，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复兴与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人员组成及古建组考察内容
1950年初，当时的察哈尔省雁北专区山阴县古驿村之北，因水利基本建设开凿河渠时发现古城遗址，并采集有陶器及古钱币等文物。此事最初由察省文教厅报告中央文化部，因其所提交的报告不详，文化部故将其转回察省文教厅再为详细调查，察省文教厅遂派出专人前往山阴古驿，现场踏勘并撰写专门报告，上报中央文化部及文物局。经过论证，专家认为雁北山阴古城可能为汉初或战国遗址，有详加调查研究的必要。与此同时鉴于雁北专区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重要古代建筑遗构在刚刚经历的战争期间曾遭受炮火之灾，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如何，当时来自各方的传说不一，也有必要进行详细的调查，因此，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并邀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清华大学国文系及文物馆，清华大学营建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北京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商请各方派出专家与文物局合作开展雁北地区考古及重要古代建筑的调查工作。
1950年7月21日，“雁北文物勘查团”正式成立，分为考古、古建两组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先生任团长，清华大学营建系刘致平教授、清华大学国文系陈梦家教授为副团长。考古组组长由陈梦家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员阎文儒、北京历史博物馆傅振伦担任，组员为宿白(北
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王逊(清华大学文物馆)：古建组组长由刘致平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北京大学工学院赵正主教授与清华大学营建系莫宗江副教授担任，组员包括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等三人；另有北京大学工学院的李承祚(至云冈因病返京)，故宫博物院的张广泉(至应县因病返京)，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总务科的王守中、王树林等共计十六人。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当日，即行出发 于当晚抵达大同。次日，全团先至云冈共同调查云冈石窟保存现状后，考古组与古建筑组即分途各地进行调查与勘测工作。迨至同年8月31日，考古组自阳高县，古建组自太原，石家庄返京，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的调查工作时间共计四十天，先后调查大同云冈石窟、山阴故驿村古城、浑源李峪村出土战国铜器遗址，阳高古城堡，广武古墓群，雁北及五台，太原，正定等地重要古建筑遗构二十余处，皆加以细致的测绘，摄影，记录，考察期间还进行了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
以古建筑组为例，先后调查勘测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大同善化寺(山门、大雄宝殿，三圣殿，普贤阁)，大同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应县木塔、应县净土寺大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及观音殿、代县报恩寺大殿，五台佛光寺东大殿及文殊殿、太原晋祠(圣母殿，献殿及鱼沼飞梁)、正定隆兴寺(摩尼殿，转轮藏殿及慈氏阁)，正定开元寺钟楼等重要遗构二十余处，主要对其保存及残损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测绘与记录。古建筑组的刘致乎，莫宗江，赵正之等先生皆曾为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1949年之前大都曾对上述古建筑遗构进行过调查、测绘与研究，情况比较熟悉。检阅收录于《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先生撰写的《古建组勘察综述》及《大同及正定古代建筑勘察纪要》，莫宗江先生撰写的《应县，朔县及太原晋祠之古代建筑》，赵正之先生撰写的《五台山》等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在早年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测绘与研究成果的支持之下，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的考察目的及行程安排，重点放在对晋冀地区最重要古代建筑的保存状况及残损情形进行实地详勘，按照遗构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重要性及残损程度，及时拟定保护目标及技术措施，以利按照轻重缓急尽快实施修缮保护工程，例如，《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莫宗江、赵正之诸先生所撰调查报告，整篇尽量缩减了相关历史考证，形制特征、构造做法、附属文物等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内容，力求言简意咳，准确概括：与此同时，以上报告皆以大量的插图(多以中国营造学社发表的测绘图为底图标注，或以现场勾画的草图加以标注)、照片以及附表内容详细地描述，标注与统计所调查勘测古建筑的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并进行较为系统的残损程度分类及工程量统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针对实施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的考察目的及主要工作方针。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特殊历史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只能寻找重点中的重点量力而行。因而国家在确定重要古代建筑修缮保护工程之前，态度非常慎重，必须要进行反复的勘察与论证。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无疑可视为当时文化遗产保护论证决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并非仅以专家学者的纯粹学术研究为唯一目的。
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调查的多数重要古建遗构，以往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之前皆曾经详细测绘，通过此次调查中发现的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金天会十五年重修题记，并与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大木结构进行比较，较为准确地校正了中国营造学社调查时期对文殊殿始建年代的推论；而在佛光寺附近僧人墓塔调查及遗址的清理中出土的五尊唐代白石造像及彩塑残件，则被赵正之先生称为“意外的发现”，“不胜欣幸的收获”，这些白石造像经过与佛光寺东大殿内的唐代塑像以衣纹、铠甲、饰物等进行比较，确认为唐代作品。并推测与殿内旧存唐天宝十一年白石释迦坐像同属无垢净光塔，由此也确定旧传所谓的后汉皇帝刘知远陵墓实乃“大唐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十五日博陵郡邑县西子为国敬造台山佛光寺无垢净光塔”的遗址，佛光寺正殿内的供养白石释迦像最初的供养处也应为无垢净光塔，并非祖师塔。
根据《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反映的情况，晋冀地区古代建筑遗构的保存现状及其保护建议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并藉此选定山西、河北两省作为当时古建筑调查，修缮与保护的重点地区。为提高古建筑评估工作的效率，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指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订《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1952年，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结束考察并提交报告一年之后，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委派杜仙洲，罗哲文等为筹备雁北地区的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再次前往雁北，根据《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的具体评价标准撰写了《雁北古建筑的勘查》的考察报告，遂选定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和朔县崇福寺观音殿作为修缮保护的重点项目，修缮工程的设计文件批准后，迅即进行施工，对于其他适合，有能力进行重点修缮的古建筑遗构则提出建议和具体技术方法，并再次记录现状，提出短期修缮建议和长期修缮保护中需考虑的重要问题。
考古组调查内容
与古建筑组重点突出遗构残损现状的调查与勘测工作的现实性相比，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调查工作则更加注重区域性考古调查的系统性及考古类型分析，重点彰显雁北地区多种文化类型纵横交融的变迁历程。考古组报告分为《考古组旅行日志》、陈梦家：《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王逊《云冈一带勘察记》、裴文中：《大同云冈石佛窟对岸之史前遗址》、傅振伦：《山阴县城南古城勘察记》、阎文儒：《广武和古城堡的汉墓》、裴文中：《浑源县李峪村庙坡之彩陶文化遗址》，宿白：《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等八篇，虽为简要的考古调查记录，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开创性的重要发现及收获，始自史前时代，迄至汉魏，及至辽金，实为开创性的区域性考古调查。例如，实地调查云冈石窟，以及云冈附近高山镇的史前遗迹，开创建国以来云冈地区石窟寺及史前遗迹考古调查之先；关于山阴县故驿古城、山阴县广武及阳高古堡及古墓的考古调查，浑源李峪村史前陶片与石器的搜集等，陈梦家先生在《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一文中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上述报告运用关注文化构成的区域性与多种文化交融互动的学术视角，剖析雁北地区区域性文化遗产丰富多样性的源流及变迁的研究方法，不仅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开创性，时至今日，也依然具有显著的特色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分在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宿白先生，以《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为题，对浑源县永安、圆觉二寺的寺史、殿宇(永安寺传法正宗殿)及寺塔(圆觉寺释迦塔)，碑碣匾额(大永安禅师铭)、佛
像壁画等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研究，并对二寺的保护提出了简略的建议。季庚先生早年的这篇著作，广征博采，精于考据，与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同仁的研究理路相比，则充分体现出其文科专业背景及学术专长。在调查及报告撰写期间，宿白先生多与古建组赵正之、莫宗江二先生通力合作，使这篇调查报告在建筑历史考证、形制特征、雕饰题材，壁画佛像诸方面得以博众长，兼容并蓄。
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宝贵价值
诸如上述考古学与建筑历史研究之间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则是建国初期各学科通力合作、打破门户主见学术风气的写照。正如郑振铎先生在为《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作序所言：“(过去)有一部分所谓专家，学者们，往往是门户之见甚深的。谁掌握了‘材料’，谁就是‘权威’。彼此之间，互相嫉视，互相排斥，互相攘夺。彼此各有一个地盘，谁也不允许侵入。形成了各系各派，甚至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门阀’。他们看不见全面，只见到一点一线，不能通力合作，不能彼此打通研究的范围，永远想不到学术是公开的，这在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并且把持着材料’并不进行研究，更阻碍其他专家学者进行研究。专家们采取了深闭固拒的态度，连望一望他们的‘材料’都是办不到的。至于各个学术机关的合作，那几乎是不可能了，他们是那么壁垒森严的各自独立工作着。但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基本上已打垮了这种传统的不良的作风，干净地扫清了门户之见……一切研究的工作，都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一切研究的结果，都是为广大的人民享用的；一切采集研究的成绩，都是要迅速而公开地传布于广大人民之间的，专家学者们之间，开始怀着坦白而公开的心情，彼此相互合作着，互相帮助着；代替了嫉视的，是亲切的友爱与热情：代替了排斥的，是高度的通力合作的精神，代替攘夺的，是彼此协商，彼此扶持，彼此批评的进步的方式。而各个学术机关也是充分表现着合作互助的精神，充分的对于应该合力以成的工作，无不协力从事，不分彼此，毫无人我之见存在，雁北文物勘查团的组织工作，便是充分地表现着这新的方向与新的作风…这个表现，正象征着新中国专家学者们无限光明的将来。“2008年12月19日，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作为晚辈后学，当我们缅怀这位对于新旧文化皆有建树的文化大家、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时，西谛先生六十年前酣畅快意的文风与作风，中肯真诚的希冀与期望，犹言在耳，而我们做得怎样，又是怎样做的，述及于此，令人感喟!
结语
正如古代先贤所云：“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时至今日本文述及的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关注的研究对象，而当年的考古发掘记录、古建筑勘测数据以及历史照片等，其中蕴涵的重要学术价值，也已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六十岁一甲子”，新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历程 凝结着老一辈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励精图治，跋涉开拓的挚爱深情，和无私奉献，也浸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宝贵财富。
本文不揣简陋，通过梳理相关文献，钩沉历史，简要回顾了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历史概况，并对其成立背景，人员组成，考察内容，调查报告等方面进行概略的述评。或可藉此为契机，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以及当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也谨以此表达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开拓者，先驱者们的敬意。
附注：本文插图引自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1951年出版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图片翻拍及相关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皆承蒙《建筑创作》杂志社陈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理炎女士的大力协助，特此谨致谢忱。
注释：
本文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07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项目名称：辽代木构建筑大木结构研究。
1参见《文物参考资料1950创刊号～1953年第40号目录索引》，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藏。
2 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吉林西团山古墓发掘工作，参加人员除领队裴文中外，尚有历史博物馆佟柱臣，地质调查所贾兰坡及沈阳博物馆李文信，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 李洵及吉林省文教厅赵儒林 王亚洲等共二十余人。
3 新中国成立之初，察哈尔省辖张家口，大同、宣化三市及雁北―察南―察北三个专区，共三十二县，1952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原察哈尔省辖区并入河北，山西二省。1949年设雁北专区专著驻大同市。辖大同、阳高广灵、灵邱、浑源、应县、怀仁、山阴、朔县、平鲁、右玉、左云等十二县，1952年雁北专区划归山西省管辖。
4 赵正之：《五台山》、《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出版1951年2月版，第191～192页。
民宿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物流成本供应链竞争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逐渐加快,企业经营环境和运作模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80%以上的企业经营的产品需要在全国甚至世界市场上销售。在这种市场环境下,企业物流活动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相应的费用支出也不断增加。中国仓储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有45.3%的企业感到面临物流成本过高的压力。为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把物流成本作为企业管理活动的重要领域,重视对物流成本的控制和管理,并把目光从原来简单的成本消减转到综合物流成本的降低上,以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一市场变化使得从供应链的角度研究物流成本成为必要。
一、物流成本的内涵及特点
物流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与物流活动有关的各种费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涉及原材料供应、产品生产、市场开发、售后服务等一系列活动,包括了从需求预测、场地选择、采购、运输、仓储及库存管理、客户服务乃至逆向物流等供应链所有环节。
从物流成本的构成内容来看,企业物流成本具有以下特点:
1.物流成本的分散性。企业的物流总成本分布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物流活动之中。由于物流活动是一系列运输和仓储状态的转换过程,使得物流成本既分布在企业内部的不同职能部门,又分布在企业外部的不同合作伙伴之间,物流管理运作的这种跨边界性的特点进一步增加了物流成本测算的难度。
2.物流成本的隐含性。在传统上,物流成本在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中没有单独的项目,与物流活动有关的成本费用常常被分解到企业的产品成本(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期间费用(管理费用、营业费用、财务费用)等中,我们很难看到物流成本费用真实的全貌并对企业发生的各项物流成本做出明确、全面的计算与分析。
3.物流成本的效益背反。物流成本具有效益背反的特征,即改变系统中任何一个要素,会影响其他要素的改变。要使系统中任何一个要素增益,必将对系统中其他要素产生减损的作用。这种现象在物流各功能之间普遍存在,一种功能成本的削减会使另一种功能的成本增多。因此,在进行物流成本费用筹划时就必须考虑整体的最佳成本费用,试图降低物流活动中的某些特定成本对于整个系统而言并不是最优的,这可能会导致更高的总成本。
二、从供应链角度审视物流成本的必要性
上述分析可知,企业的物流成本具有隐含性和效益背反的性质。同时,企业的物流活动与包括原材料供应商、生产企业、产品分销商、服务商和客户等众多个经营主体有关,物流成本不仅发生在企业内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而且还发生在企业与各相关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界面上,因此,必须从各经营主体相互联系的角度来考察物流成本。而供应链管理的作用就在于通过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业务协调战略,整合供应采购、生产制造、分销配送和服务等作业环节,在实现对顾客需求即时响应的同时,实现最少的库存和最低的整体运作成本。
可以从以下方面认识供应链的角度考察物流成本的必要性:
1.全面准确把握企业的物流成本。目前,企业物流成本管理的主要对象是企业在采购、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和物品的实体与价值变化有关的费用,表现为企业会计核算资料中的一些与物流活动相关的费用记录。如果从供应链的角度来考察物流成本,则除了在本企业内发生的上述成本项目外,还要考虑包括原材料供应商、产品分销商、服务商和客户等众多个经营主体为了和本企业共同完成经营对象的实体与价值变化而发生的有关支出,包括时间、资源,以及与可持续经营相关的要素投入,例如,外部形象与信誉,与外部客户的良好关系等。这就使得企业的物流成本资料更准确,更全面,把握企业物流成本的全貌。
2.优化供应链伙伴的关系。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评价物流成本,不是仅仅以实际消耗情况作为评价的依据,而是在整个供应链范围内进行成本的测算、分析和控制。这样就可以将发生的成本费用追溯到产品、顾客或渠道,从而准确地反映各种产品、顾客或渠道对企业发展的贡献,从而优选产品、顾客或渠道,建立良好有效的供应链关系体系。
3.合理分摊费用和效益。分工协作的现代生产使得一些活动的实施成本和效益在供应链节点企业之间的配比是不均等的。比如产品的包装和条形码的制作的投资主要由供应链上游企业承担,这些企业虽然也能从中得到一定的收益,但这些收益与供应链下游企业的所提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下游企业却没有或很少进行这方面的投资。再比如,信息共享可以给整条供应链上所有企业带来效益,但由于信息主要来源于下游企业,下游企业就要耗费一定的人力、时间和资金,投入一定的硬件和软件设施来采集、传输和处理信息,而上游企业则不需要进行太多的相关投资就可以得到同样的收益。鉴于此,一些企业一般不愿意进行供应链活动的变革,这将会使整个供应链的竞争力受到损失。因此,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出发来评价物流成本,通过追溯成本的资源消耗和责任人,以及各参与方的收益,为成本和收益在渠道成员之间的合理分摊提供依据。
4.提高企业物流管理水平和供应链的竞争力。由于物流成本具有效益背反的性质,单个环节、单一企业物流成本的降低并不意味着供应链物流活动的高效率。企业要有效地缩短商品周转时间,仅仅本企业的物流效率化是不够的,它需要企业站在系统的角度,关注整个供应链的物流成本水平,通过协调与供应商、分销商、运输业者以及顾客等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对各相关企业物流作业链的无缝管理,提高整个供应链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冯耕中等:企业物流成本计算与评价[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2]宋华:物流成本与供应链绩效管理[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
[3]Martin Christopher,John Gattorna.Supply chain cost management and value-based pricing[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05
[4]宿晓:供应链成本优化模型的构建[J].财会月刊,2008
民宿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和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掀起的西域探险热潮。先后有俄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探险队考察过克孜尔石窟。就考察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以德国学者的工作最为突出，成果最多。
50年代，中国对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龟兹佛教艺术的研究开始起步。一批初步的研究成果开始显露。70年代末，中国综合研究龟兹石窟的局面形成，涌现出一批龟兹佛教文化的研究人员。80、90年代龟兹石窟研究出现高潮，特别是新疆成立了龟兹石窟保护研究机构，研究的队伍不断发展，出现了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总观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克孜尔石窟这份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的考察与研究及取得的成就和教训，为世界近现代文化史研究写下了重要的一章。笔者不敏，试图对一个世纪以来克孜尔石窟的考察与研究的历程作简要的回顾。
一、国外的考察与研究
最早到达克孜尔石窟的是俄国人。在克孜尔后山区的第213窟西壁上有几行用铅笔题写的俄文，时间是1879年1月15日。在谷西区的第38窟东甬道西侧壁上也有俄文铅笔题记，时间是1893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则俄文题记中的人名相同，仔细辨认后发现字体也出于一人之手。这个名为缪恩汉克的俄国人曾两次到达克孜尔石窟，但却没有留下有关探险考察甚至游记之类的文字材料，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20世纪初以来，先后又有几批俄国人到过克孜尔石窟。1906~1907年别列佐夫斯基（M.M.Berezovsky）率领考察队到库车地区，考察了库木吐拉和克孜尔等石窟，揭取了克孜尔第198窟旁侧条形窟内的壁画，并收集了一些梵文写本。1909~1910年，奥登堡(S.F.Oldenburg)率领的俄国第一次中亚考察队赴新疆考察，曾调查过克孜尔石窟等遗址，此次考察收获很大，但详情披露的不多。在今爱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的2210件中国文物中，库车出土的壁画和雕塑品约有100件。[1]
1903年4月15日至23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一次考察队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在克孜尔石窟活动，他们调查了各区域的洞窟，拍摄了一部分壁画和洞窟外景，记录了近100个洞窟，记录内容繁简不一，有洞窟性质、形状、壁画内容、保存状况和当时农民使用洞窟的情形。他们在洞窟中清理出不少木简和文书残纸。渡边哲信试图揭取壁画，但未能成功，只割走了少量小块壁画，其中有第224窟东甬道西壁八王分舍利图中的独楼那像和第198窟内的说法图。日本人首开了在克孜尔石窟割取壁画的恶劣先例。1909年3月18日至20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二次考察队的野村荣三郎到克孜尔石窟，发掘了13个洞窟，一无所获，匆匆离去。1912年5~6月，日本大谷光瑞第三次考察队的吉川小一郎曾在克孜尔停留数日，挖掘了部分洞窟，没有得到出土文物，便采集了若干壁画。期间还拍摄、临摹了部分壁画。大谷考察队自新疆带回日本的文物，1910年曾由专家从中选出精品，于1915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谱》，其中有出自克孜尔的壁画6幅，佛典写本6件。大谷藏品在保存的初期就已开始流散。日本国内的大谷采集品主要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和龙谷大学，还有一部分在私人手中。其中流散至韩国汉城的大谷藏品收藏在中央博物馆，藏品中就有出自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和塑像。流散在中国的大谷采集品收藏在旅顺博物馆。大谷考察队的队员都没有受过专门的考古训练，工作比较粗疏，对发掘品未作编号，致使后来在整理探险收获时发生混乱，所以他们的发掘都没有正式的考古报告。因此，队员的工作日记便成了了解他们调查发掘和文物出土状况的文字材料。这些日记直到1937年才发表在《新西域记》两卷本中，书中有克孜尔壁画和外景照片、洞窟形制和壁画示意图。日本有较多的学者研究新疆石窟和佛教文化史。他们不但研究其国内的新疆出土品，而且还非常注重欧洲国家的研究成果。在年代和分期方面，日本学者比较推崇德国瓦尔德施密特（E.Waldschmidt）的观点，并以他的分期推断日本所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年代。20世纪上半叶，日本研究新疆石窟和佛教传播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羽溪了谛和羽田亨两人。羽溪了谛关于新疆佛教史的代表著作是《西域之佛教》。他认为，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约在公元纪年之初。克孜尔出土佛典有龟兹语写本和梵语写本，大都属于小乘说一切有部，这和文献记载以及克孜尔石窟壁画题材是一致的。羽田亨在其所著《西域文化史》一书中认为，龟兹石窟的洞窟建筑和壁画所主要是受犍陀罗的外来影响。[2]
近十几年来，日本对中亚石窟及新疆石窟给予较多注意并取得一些成果，主要有名古屋大学的宫治昭教授和中川原育子博士。宫治昭先生的研究论文有：《论克孜尔石窟——石窟构造、壁画样式、图象构成之间的关系》、《克孜尔石窟涅??图像的构成》等。中川原育子对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供养人以及76窟的研究发表有专题论文。在日本出版的《丝绸之路》1997年第3期《????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2_1.shtml>美术の?徊イ缺淙荨飞嫌泄?握押椭写ㄔ??拥裙赜诳俗味??叻鸫?难芯柯畚摹
1906年，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率领的考察队在库车停留了几个月，考察了克孜尔和库木吐拉石窟，重点发掘了库木吐拉石窟南面的都勒都尔阿护尔遗趾。伯希和收集品中的文献材料大部分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美术品则入藏巴黎卢浮宫，后归集美博物馆。二战后，由韩百诗(L.Hambis)组织一批学者从事伯希和在新疆与敦煌所获文物的系统分类整理工作，编有《伯希和考察队考古资料丛刊》，共16卷，这项工作现在还未结束。在已出版的第一卷《吐木休克》和第八卷《库车地区诸遗趾·龟兹语铭文》中有出自克孜尔的壁画、塑像和龟兹文题记。伯希和在库车地区发现的梵文和龟兹文写本，早年由菲诺（Louis Finot）和列维(Sylvain Levi)整理研究。80年代以来，这些龟兹文写本由皮诺（Georges Pinault）负责重新整理。近年来，他发表了一系列法藏龟兹文佛典和世俗文书的论文。此外，他还转写和翻译了伯希和在都勒都尔阿护尔发现的全部木简文书和考察队在库车地区石窟中所拍摄的龟兹文题记，著有《龟兹语铭文》。皮诺特教授于90年代几次考察克孜尔石窟，参观了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收藏的龟兹文文书，并对部分壁画中的龟兹文题记作了释读。 [3]
1914年5月28日，英人斯坦因（A.Stein）对克孜尔石窟作了为期一天的考察。
20世纪初，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曾派遣“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先后四次在新疆地区进行调查。后两次考察队分别于1906年和1913年在克孜尔石窟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工作。1906年2月26日，德国第三次考察队到达克孜尔石窟。这次考察队由四人组成，队长是格伦威德尔（Albert Grunwedel），队员有勒库克（Albert von Le Coq）、巴图斯（TheodorBartus）和波尔特（H.Pohrt）。格伦威德尔对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和布局、纹饰图案等都作了较详细的记录。勒库克和巴图斯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古本、木板画、塑像、壁画残块等文物。波尔特拍摄了洞窟外景、洞窟形制和壁画的照片。有关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形制、题材内容及位置分布的记录，主要是在这次考察期间完成的。考察队还给洞窟编号并命名。另外，虽然在格伦威德尔的强烈反对下，考察队还是割取了一部分壁画，连同其它文物一起运往柏林。这次考察的收获，除获取壁画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古写。第四次考察队由勒库克率领，队员有巴图斯。他们于1913年7月到达克孜尔石窟，肆无忌惮地割取壁画，数量远远超过了前次。
考察队前后两次在克孜尔石窟究竟割取了多少壁画，在割挖、包装和运输时又损坏了多少？在已发表的材料中看不到准确的数字。运回柏林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到20年代末已大部分已修复。1933年，德国公布馆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数量是252块，328.07平米，出自37个洞窟。考察队从新疆所获的古写本和古印本，据早年统计，编号有3万多个。其中出自克孜尔石窟的没有确切的数目，估计应占其中的大宗，尤其年代早的写本大都出自克孜尔石窟。从克孜尔石窟掠走的塑像大多是残破的，仅发表了一部分，估计现存的塑像可能超过100件。其他出土品有幡画、木板画、木雕像和饰品等。其中以木质品数量居多，大约有200件。[4]
考察队运到德国的新疆文物总称为新疆藏品，由柏林民俗博物馆印度部保管。20年代中期，博物馆为出版壁画图录，曾将少量壁画与塑像进行义卖，以募资金。第二次大战期间，柏林遭到盟军的轰炸，在匡尼类特街民俗博物馆保存的的壁画损失最多，约占40%。被毁的都是展出的精品，其中有不少是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原藏在民俗博物馆的大量文物和文献，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曾分藏在各地，二战后分别归东西德国所有。现在，除了一部分仍在原东德科学院所在地以外，其它文献全部归入德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而藏在各处的文物则归印度艺术博物馆（前身即柏林民俗博物馆）收藏。现任馆长Marianne Yaldiz教授所著Archaologie und KunstgeschichteChinesisch-Zentralasiens(《新疆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手册》)一书，即以馆藏品为主要依据编撰而成。
德国学者对克孜尔石窟以至整个新疆石窟的研究，集中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个时期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4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研究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编写考察报告，二是就少数写本进行专题研究。1907年勒库克回国后，当年就将他在新疆考察经过写了报告，题为《中国突厥故地考察纪行》。1912年，出版了由格伦威德尔编写的第三次考察队的报告：《中国突厥故地的古代佛寺》。这本书将各地石窟作了较详细的描述，克孜尔石窟在书中占有较大比重。另外，还出版有一批有关考察经过和收获的著作。第二阶段，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壁画的出版与研究的展开是主要工作。1920年，格伦威德尔编著的《龟兹》一书出版，书中收有克孜尔七个洞窟的壁画，并探讨了主要洞窟的建造年代和壁画内容。1922-—1933年，陆续出版了由勒库克和瓦尔德施密特合编的《中亚与新疆古代晚期的佛教文物》七卷本大型论文图集。除第二卷外，其它各卷都是有关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图版与研究文章。勒库克在《新疆艺术与文化史图说》一书中用大量的图片资料来论述克孜尔的壁画和塑像受到中亚的强烈影响。瓦尔德施密特发表了《犍陀罗、库车、吐鲁番》，作者认为新疆佛教石窟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两期，前期是以库车为中心的龟兹时期，后者是在中原影响下以吐鲁番为中心的回鹘时期。在这个阶段，有关龟兹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字的研究著作也比较多。[5]
综上所述，就克孜尔石窟本身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格伦威德尔、勒库克和瓦尔德施密特三人， 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A、年代与分期。格伦威德尔将新疆石窟壁画分为五种画风，认为五种画风前后年代相连接，在地域上西早东晚。克孜尔石窟壁画归入第一、二种画风。格氏认为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年代早至4世纪中叶，晚至七、八世纪。勒库克基本同意格氏的年代划分，但他认为在第一期之前还有一批受希腊影响很强烈的洞窟，而且克孜尔石窟的废弃应在8世纪中期。瓦尔德施密特认为克孜尔壁画受到了犍陀罗雕塑艺术的影响，应该称为印度伊朗画风，并分为两期。第一期的年代在500年前后，第二期的年代在600年前后，最晚的洞窟在650年以后。瓦氏关于克孜尔石窟年代分期的观点后来成了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正统观点，并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上三人都局限于以壁画风格为主判定石窟的年代，而忽略了龟兹佛教历史背景、壁画题材等其他方面的因素，因此是不够全面的。尤其是瓦尔德施密特，他未曾到过新疆，只是根据馆藏新疆壁画、文书题记字体和他人的考察记录而进行研究的。B、洞窟形制。格伦威德尔从洞窟平面形状和附属设施方面探求洞窟的功能。他根据用途不同将克孜尔的洞窟分为四种类型，即塔柱窟、方形窟、禅窟和用于储藏物品、收藏经书、调色作画等等的一些形制特殊的洞窟。并且提到了洞窟的组合关系，但并未进一步说明。由于他忽略了剖面，有些洞窟的细部、洞窟位置示意图的方向被搞错了，对洞窟的打破关系未予注意。勒库克将新疆各地洞窟按平面形状分为四类，即纵长方条形窟、方形穹窿顶窟、塔柱窟和横长方形窟。他的分类法把性质和用途相同的洞窟划分在不同的类别中，而在同类的洞窟中又将性质和用途不同的洞窟归在一起了，这种分法比较混乱。德国人关于克孜尔石窟形制分类最大的失误是，忽视了克孜尔石窟洞窟形制中最重要的一类——大像窟。C、壁画题材。德国人在诸多著作中刊布了大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与塑像资料，其中包括照片、摹本和线描图。格伦威德尔、勒库克和瓦尔德施密特三人都曾对壁画作过仔细的考证和研究。他们认为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反映的是唯礼释迦并注重禅修的小乘佛教思想，晚期壁画中出现了贤劫千佛，这与大乘佛教的影响有关。瓦尔德施密特还集中研究克孜尔石窟本生故事画，他根据佛籍与壁画对照识别的本生故事达69种之多，占克孜尔本生故事画的大部分。[6]德国人对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出现的大量菱格因缘、说法图和佛传三方面题材壁画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他们考证的佛教史传画中，有一部分内容也是不准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关克孜尔石窟的研究有以下四个方面内容：第一，写本的整理和出版。在已出版的八套写本中与克孜尔石窟有直接关系的梵文写本约有五套。还出版了许多有关写本的专题研究著作。写本的研究与解读使我们对龟兹的社会、历史、佛教、人种、语言和文字有了更多的了解。第二，古代语言文字研究。出版了不同语种的语法、词典、文字形态等著作和研究书目。第三，石窟艺术研究。主要有原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赫·海尔特（Herbert Hartel）的几种有关克孜尔壁画与印度、犍陀罗艺术关系的著作。第四，综合研究。这个时期，不仅有德国学者，而且欧洲其他国家学者也跻身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及出土写本来研究龟兹社会、历史、宗教和艺术等。[7]对德国考察队从新疆拿走的一批木雕像等木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查雅·巴塔恰雅（ChhayaBhattachaya）博士曾编著有Studies in the wooden objects of the Berlin Central Asian Art Collection (《柏林所藏中亚艺术品中的木质文物研究》，1975年柏林出版)一书专门论述。
目前，德国在克孜尔石窟艺术研究领域中较著名的学者要数Marianne Yaldiz教授。近几年来，她发表了若干有关克孜尔石窟艺术的论著和论文。1998年，Marianne Yaldiz教授考察克孜尔。当她看到斑斑斧痕、满目疮痍的克孜尔石窟时，对当年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割取壁画的恶劣行径表示歉意，并将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整理的《德国馆藏395块克孜尔石窟壁画目录索引》（以下简称《索引》）和272张壁画黑白照片提供给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索引》是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不但使我们了解了当年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揭取壁画的一些情况，而且对于研究流失德国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以及从整体上研究克孜尔石窟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1999年，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将馆藏的部分新疆石窟壁画作了碳14测定，仅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取得数据28个。以Marianne Yaldiz教授为代表的德国学者对西方传统的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年代的分期意见已经提出了挑战。
西方探险队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伴随着掠夺与破坏，造成了大量文物的肢解和流失。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的考古方法，对石窟的拍照和临摹，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和图片，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外学者研究克孜尔石窟的主要依据。
二、国内的考察与研究
我国学者对龟兹石窟的考察，可上溯至清代。19世纪初，地理学家徐松在新疆滞留期间，曾考察过克孜尔和库木吐拉石窟，在他所著的《西域水道记》中记载有这两个石窟的情况。清人的记载多为游记性质的文字，还不属于科学性的考察，但是他们已经注意到石窟遗迹的存在了。20世纪上半叶，新疆石窟也屡见于国人游记或考察报告，其中较为重要的是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和画家韩乐然先生的科学调查工作。
参加中国和瑞典联合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工作的黄文弼先生，1928~1929年在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调查期间，曾在克孜尔石窟工作了16天，对140多个洞窟进行了编号，绘制了洞窟分布和平面示意图。在清理部分洞窟时，发现了多种文字的文书写本和钱币等遗物，其中的汉文纪年文书，对克孜尔石窟的变迁情况提供了可供断代的参考资料。此外，他还收集了一些剥落的壁画残块并将壁面上刻划图象进行拓片。[8]黄先生在后来发表的《由考古上所见到的新疆在文化上之地位》和《新疆考古之发现与古代西域文化之关系》[9]两篇文章中初步探讨了龟兹石窟佛教艺术的有关问题。可以说，黄文弼先生是我国系统地考察与研究龟兹石窟的先驱者。
我国朝鲜族画家韩乐然先生于1946年和1947年两次到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他对洞窟进行了编号、记录、拍照和临摹。工作之余，韩先生也进行了克孜尔石窟分期的探讨。他根据画面的色调、构图、画风以及绘于中心柱窟主室券顶中脊的天相图的变化将壁画分为上、中、下三期，时代界定在公元前至5世纪之间。[10]韩氏侧重于有壁画的洞窟，编号为76个，并将编号刻在洞窟壁面上，现在还可看到大部分。关于到克孜尔考察的起因和经过，他曾写了一段铭文，刻在第10窟主室北壁上。遗憾的是，先生在考察完毕返回内地途中，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所有资料也都毁于一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得到政府的重视。最初克孜尔石窟由拜城县人民政府下辖的克孜尔乡政府管理。1953年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文物管理所成立，隶属于拜城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保护和管理。
同年，西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派出以武伯纶和常书鸿为首的新疆文物调查组，对新疆文物进行调查，同时对石窟进行了重点考察。现行克孜尔石窟的洞窟编号就是该调查组编定的。工作结束后，武伯纶先生撰写了《新疆天山南路的文物调查》，[11]对龟兹石窟的地理位置、石窟数量、窟中残存壁画及题记等作了粗略的说明。常书鸿先生根据当时的调查资料撰写了《新疆石窟艺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该书介绍了克孜尔石窟的分期、洞窟形制和壁画内容。1979年常先生又一次来克孜尔考察并核实资料。常先生从壁画风格和技法上将克孜尔石窟分为三个时期：首创期（魏、西晋时期）；演变期（南北朝至盛唐）和发展期（8~11世纪末）。
1955年，王子云先生发表了《新疆拜城赫色尔石窟》[12]一文，作者从美学角度分析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艺术特色，论证了它与希腊、波斯和印度文化的关系以及本身特有的民族色彩，这是建国后我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专论克孜尔石窟艺术的文章。
1961年，克孜尔石窟被列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与敦煌文物研究所联合组织的新疆石窟调查组。调查组在克孜尔石窟做了较详细的文字记录，绘制洞窟平面图，拍摄壁画。在随后发表的《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和《新疆最大的石窟寺遗址——拜城克孜尔石窟》[13]等文章中， 将克孜尔70多个保存较好的洞窟分为四个时期：东汉后期；西晋时期；南北朝至隋代；唐宋时期。阎先生的分期在内涵上比德国人的分期有较大的扩充。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对克孜尔石窟进行分期，这一分法到现在还为一些学者所认同。
70年代末，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为培养考古和美术史研究生，先后多次组织学生到新疆调查石窟，分别作了洞窟测绘、文字记录和壁画临摹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考察是1979年秋季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实习组到克孜尔石窟进行的考察。考察队由宿白教授领导，成员有历史系的研究生晁华山、马世长和许宛音以及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生丁明夷四人。实习组在克孜尔进行了二个半月的考察，对克孜尔可以登临的全部洞窟进行反复调查和记录，对洞窟壁画作了专题资料的收集工作。同时，与克孜尔文物管理所合作，对1~6窟、14~16窟、18~23窟进行了全面的测绘和文字记录，为编写这几组洞窟的考古报告，作了资料准备工作。他们还在部分洞窟采集了碳14年代测定的标本。此后，北京大学还多次派人赴克孜尔石窟核对和补充材料。
80年代初，中国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中国石窟大型系列研究图录。《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卷，日文版已由日本平凡社出版发行，中文版也由中国文物出版社陆续出齐。宿白教授等人对于克孜尔石窟的部分研究成果，分别刊于三卷中。宿白教授的《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从洞窟的形制、洞窟的组合与打破关系、洞窟的改建、壁画重绘、壁画内容及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排比，并参照碳14测定年代的数据对克孜尔石窟的部分洞窟作了阶段划分。宿白教授将克孜尔洞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公元4世纪；第二阶段是4世纪末~6世纪；第三阶段是6~7世纪及其以后。8世纪初、中期克孜尔石窟已有部分洞窟荒废。宿白教授还指出，在第一阶段之前还有一个初级阶段。宿白先生首次将考古学方法运用于佛教石窟的年代学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与仅从绘画艺术风格上论定年代的方法完全不同。他结合历史文献和佛教传播史来论述克孜尔石窟年代分期，这是前所未有的。另外，被分期的洞窟中包括了若干无壁画的洞窟，这也是中外各种分期研究所未涉及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宿先生探索了克孜尔大像窟的地位和历史作用。他认为：“克孜尔大像窟给予葱岭以西和新疆以东的影响，当比其他类型的石窟形制和壁画的影响更为重要。”[14]宿白先生的这种综合分期法在克孜尔石窟年代分期研究上是一大贡献。
关于克孜尔石窟的衰落，宿白先生认为是伴随大乘佛教的盛行而逐渐出现的；吴焯先生在《克孜尔石窟刻划图画的内容、作者和时代》[15]一文中认为，克孜尔石窟的衰落与7世纪末叶吐蕃攻占安西的军事活动紧密相关。在后来发表的文章《克孜尔石窟兴废与渭干河谷道交通》[16]中，他还转向从地理因素探索克孜尔石窟形成与衰落的原因，但仍然坚持战争的原因是主要的、决定性的；晁华山先生也强调克孜尔石窟的荒废与战乱有关。[17]
马世长先生在《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主室券顶和后室壁画》一文中，发表了已识别的近60幅本生故事和40多幅因缘故事。马世长和丁明夷先生撰写的《克孜尔石窟的佛传壁画》，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佛传题材归纳为62种画面，并将每一题材与有关佛经作了对照。上述文章对克孜尔石窟壁画内容题材作了系统的整理。许宛音先生汇编的《龟兹关系资料》和《龟兹王朝世系表》，为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历史背景提供了详实而方便的工具资料。晁华山先生撰写的《二十世纪初德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及尔后的研究》一文详细介绍了本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在克孜尔石窟的考察经过，并对德国人从20世纪初至80年代有关克孜尔石窟的研究情况作了评述。《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卷本，由于反映了中国近年来对克孜尔石窟所作考古工作的新成果，于1986年荣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99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编撰的《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一）》出版，这是北京大学考古实习组的又一重大成果，为继续编撰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北京大学实习组成员的其他一些研究成果还体现在《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6·新疆壁画》画册中。晁华山先生后来发表的《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分类与石窟寺院的组成》[18]一文从洞窟的主尊塑像、建筑形制和壁画题材三方面分析了洞窟的功能和用途，将洞窟分为四类。文中对克孜尔石窟洞窟组合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克孜尔七组五佛堂寺院的组合体制，考察了五佛堂寺院的组建时间和发展演变。晁华山先生不仅对流失德国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等文物作过深入调查，而且对流失日本的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新疆文物也有专门研究，《清末民初日本考察克孜尔石窟及新疆文物在日本的流失》[19]一文给我们研究流失日本的新疆文物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线索。克孜尔第110窟主室侧壁绘制佛传故事壁画57幅，是克孜尔石窟现存佛传故事壁画最多的一个洞窟。丁明夷先生撰写的《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的研究——五-八世纪龟兹佛教、佛教艺术初探》[20]一文全面系统第论述了以克孜尔石窟为主的龟兹石窟佛教艺术。《克孜尔第一一0窟的佛传壁画——克孜尔千佛洞壁画札记之一》[21]详细地考证了此窟主室侧壁保存较清晰的33幅佛传故事壁画。在《克孜尔175、178窟题材考释》[22]一文中结合有关佛经对克孜尔175和178两窟的题材内容作了深入剖析。
除了北京大学考古实习组在克孜尔石窟所作的大规模调查与研究外，还有一批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北京大学考古系李崇峰博士的《中印支提窟比较研究》一文探索了具有龟兹地域特色的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中心柱窟的形制与印度支提窟的源渊关系。他认为：“克孜尔中心柱窟在洞窟形制、题材内容、人物造型及绘画技法等方面与印度支提窟及其它早期印度雕刻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受其影响颇大，是不容质疑的”[23]对克孜尔石窟部分中心柱窟主室正壁的绘塑题材内容的考释有两种观点：姚士宏先生在《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主室正壁塑绘题材》[24]一文中考释为“帝释窟说法”；而霍旭初先生则认为该题材是“梵天劝请”。霍先生在《龟兹乾达婆故事壁画研究》一文中结合龟兹所宗的佛教思想和龟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审美观念等考证出：“龟兹地区的乾达婆故事，主要有两则，一则是佛成道后梵天劝请时般遮（即五髻乾达婆）鼓琴颂佛，一则是佛涅??前度善爱乾达婆王。梵天劝请般遮鼓琴在中心柱窟里均绘在主室正龛的两侧，在方形窟里均绘在正壁上，都是最重要的部位。中心柱窟主龛内多为佛塑像，少数是佛绘像。佛塑像全部不存。根据此题材，主龛象征佛坐的石室。龛外两侧绘相关人物，一边绘般遮，另一边绘帝释天及其部众眷属。有的窟还出现了梵天，其地位要高于帝释天和般遮。”[25]在多次考察克孜尔石窟之后，李崇峰先生对此有争议的绘塑题材也进行了研究，在作者的《克孜尔中心柱窟主室正壁画塑题材及有关问题》一文中论证了该题材反映的是“帝释窟说法”，而且题材所据原典，应是小乘教派信奉的《长阿含经》。至于主室正壁“帝释窟说法”所表现的菱形山峦的源起，也是若干年来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李先生认为：“应该是当地画工和雕塑匠人在吸收印度艺匠对这一题材传统的菱形、四边形或三角形山峦刻画的基础上，采纳印度本土人们当时对毗陀山的惯常记述塑绘而成的。也就是说，克孜尔帝释窟及所在的菱形山峦，是印度摩揭陀奄婆罗村北毗陀山因陀娑罗窟的真实再现。”[26]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金维诺先生撰写的《龟兹艺术的风格与成就》[27]一文，从美术史的角度论证了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的龟兹艺术风格的特点及其成就。金先生认为克孜尔石窟中体现大乘思想的大像窟的时代应是在鸠摩罗什在龟兹广弘大乘的时期。李铁先生发表了《克孜尔六十九窟的壁画与时代》[28]一文。吴焯先生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画法综考——兼谈西域文化的性质》和《克孜尔石窟壁画问题初探》[29]等文章把壁画从宗教内容引向艺术领域，并和东西方艺术的发展联系贯通起来。吴焯的《关于克孜尔118窟“娱乐太子图”》[30]、许宛音先生的《克孜尔新1窟试论》[31]、王伯敏先生的《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山水》[32]、秦志新的《也谈克孜尔一一八窟壁画内容》[33]等文章都从各个方面研究探讨了克孜尔石窟艺术。
对新疆壁画的艺术特色进行深入研究的谭树桐先生，在70~80年代先后七次考察龟兹石窟，1987年11月在赴克孜尔石窟的途中不幸因车祸而殉职。谭先生主编了我国最早的龟兹石窟的画册——《新疆の壁画》（日本美乃美出版社）。他撰写的有关克孜尔石窟的研究文章有《丹青班驳 尚存金壁——龟兹石窟壁画欣赏》和《装饰性与生动性——克孜尔壁画散记之二》[34]等，谭树桐先生是从艺术风格方面对克孜尔石窟艺术进行全面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敦煌研究院的许多专家和学者也很关注克孜尔石窟。著名的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和樊锦诗院长于70~90年代曾先后考察过克孜尔石窟，他们对克孜尔石窟的保护和研究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修复专家参与了克孜尔石窟一些洞窟的修复。1997年10月，文物修复专家李云鹤等修复了克孜尔第69窟后室一躯泥塑佛涅??像，这是克孜尔石窟现存的唯一的一躯涅??塑像，这对于克孜尔石窟乃至整个龟兹地区的塑像艺术风格的研究以及与印度、犍陀罗佛教雕塑的对比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敦煌研究院的美术专家曾参加过克孜尔石窟壁画的临摹工作。有关克孜尔石窟壁画对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的影响的论著很多。但多数都是从整体和宏观上论述，从具体作品上进行对比、分析的论著较少。而敦煌研究院的李其琼、施萍亭先生的《奇思驰骋为“皈依”——敦煌、新疆所见〈须摩提女因缘〉故事画介绍》[35]和谢生保先生的《克孜尔石窟故事画对莫高窟故事画的影响》[36]等文章就是从具体壁画题材和内容入手论述了克孜尔石窟壁画对莫高窟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敦煌研究员技术保护所的专家们对克孜尔石窟壁画颜料进行了科学分析，在苏伯民、李最雄和马赞峰撰写的《克孜尔石窟壁画颜料分析》[37]一文反映了他们的科研成果。
新疆学者从70年代起就开始对克孜尔石窟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原克孜尔千佛洞文物管理所所长姚士宏先生是新疆较早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学者之一。70年代末，姚士宏先生参与了北京大学考古实习组的考察工作，以他多年的实地考察为基础，结合佛籍，对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若干题材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与研究。张荫才先生和姚士宏先生合作编撰的《克孜尔石窟佛本生故事壁画》（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书将66个佛本生故事画与佛经相对照，并译为现代汉语。姚士宏先生先后撰写了《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主室正壁塑绘题材》、《克孜尔的佛传四相图》、《克孜尔阿?世王题材壁画》、《克孜尔佛本生故事题材种类》、《克孜尔第175窟生死轮图》、《略述克孜尔戒律故事画》等系列文章，上述文章汇集在姚士宏先生的论文集《克孜尔石窟探秘》（新疆美术射影出版社，1996年）。
80年代以来，新疆学者对克孜尔石窟的调查与研究有所深入，从石窟考古和佛教艺术扩展到艺术史的多领域研究。李遇春先生的《试论敦煌石窟艺术和新疆石窟艺术的历史关系》，[38]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述了龟兹石窟与敦煌艺术的交流。霍旭初先生在研究音乐史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龟兹石窟乐舞形象。先后发表有：《克孜尔38窟的天宫伎乐图》、《龟兹石窟壁画中的西亚乐器》、《试论克孜尔石窟伎乐壁画》、《克孜尔石窟鼗鼓图像考》、《龟兹与敦煌壁画伎乐之比较》、《龟兹飞天艺术》、《龟兹乐舞艺术探幽》、《龟兹筚篥的流传及其艺术特色》、《龟兹舍利盒乐舞图》、《龟兹乐与道教》、《丝路音乐与佛教文化》等多篇文章，对以克孜尔为代表的龟兹壁画中伎乐的性质、特点、及其所反映的历史和宗教问题作了全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汇集在霍旭初先生的学术论集《龟兹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贾应逸先生的《克孜尔17窟壁画的艺术特色》[39]一文从艺术的角度对克孜尔第17窟进行了翔实的论证。近30年来坚持在洞窟进行临摹的袁廷鹤先生，以他深刻的亲身体验，撰写了《龟兹风壁画初探》和《龟兹风壁画的形成与发展》[40]等文。他将龟兹壁画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形成期，即在本民族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印度、犍陀罗艺术成分而形成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壁画风格——龟兹风；6——8世纪是龟兹风的繁盛期；8世纪以后是衰落期，后来回鹘人吸收龟兹和汉风壁画的有益成分，创造了具有回鹘民族特色的壁画。韩翔和朱英荣先生合著的《龟兹石窟》（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是一本比较全面研究龟兹石窟的专著，该书重点探讨了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石窟形成的历史条件、分期、壁画内容、所反映的宗教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等问题。
1986年，我国开始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该巨型画册中又分有《中国壁画全集》，新疆石窟壁画共占6卷（后改为《中国新疆壁画全集》），其中克孜尔石窟3卷。编辑组一改过去出画册都按洞窟序号编排的方法，而采用了按年代顺序编排。编辑组用较长时间全面考察了各石窟，在前人分期研究的基础上，从龟兹佛教的历史背景、壁画题材内容、绘画风格、洞窟形制并参照碳14测定数据，对龟兹石窟的分期和时代提出了初步意见。分期意见发表在霍旭初、王建林先生撰写的《丹青班驳 千秋壮观——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及分期概述》[41]中，他们将克孜尔石窟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创期（公元3末~4世纪中）、发展期（4世纪中~5世纪末）、繁盛期（6世纪~7世纪）和衰落期（8世纪~9世纪中）。另外，霍旭初先生的《克孜尔石窟前期壁画艺术》、袁廷鹤先生的《龟兹风壁画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贾应逸先生的《霞光夕照余辉浓》[42]三篇论文分别就克孜尔石窟各个时期的内容变化、艺术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论述。1996年，《中国新疆壁画全集》荣获中央“五个一工程奖”。
在编辑《中国新疆壁画全集》的同时，新疆壁画编辑组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对龟兹石窟中60余个洞窟作了植物采样，进行碳14测定。取得了一批测定数据，其中克孜尔石窟的数据达40余个。除这一批数据外，在80年代北京大学考古系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已经对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作过一批碳14测定。日本名古屋大学也对克孜尔石窟取过少量的植物标本进行了碳14测定。近来，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从馆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提取标本进行碳14测定，取得一批数据。据统计，目前中外取得的克孜尔石窟碳14测定数据已近100个。如此大规模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一处石窟进行测定，在国内外是不多见的。虽然碳14测定数据的年代误差和上下年代幅度较大，不能取得准确的年代，但碳14测定数据的参考和辅助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碳14测定是当前考古学年代划分的一个重要的科学手段，它是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碳14 测定的应用，是文物考古事业进步的表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利用高科技手段解决石窟年代问题，是大有前途的。
为配合克孜尔石窟谷西区维修工程，1989年和1990年两次对谷西区窟前进行清理发掘，共清理出洞窟33个。清理发掘报告分别为《1989年克孜尔千佛洞窟前清理简报》[43]和《1990年克孜尔石窟窟前清理报告》。[44]
近十几年来，对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出现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趋势。陈世良先生的《龟兹佛寺之研究》[45]提出并论证了克孜尔石窟寺即为雀梨大寺这一比较新颖的观点。贾应逸先生撰写的《克孜尔与莫高窟涅??经变比较研究》、[46]霍旭初先生的《克孜尔〈优陀羡王缘〉壁画与敦煌〈欢喜国王缘〉变文》、[47]《鸠摩罗什大乘思想的发展及其对龟兹石窟的影响》、[48]等文章从佛学角度深入对克孜尔石窟进行研究，使新疆地区的研究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另外，冯斐先生的《龟兹佛窟人体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年）对克孜尔石窟壁画人体艺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989年第6期《新疆艺术》上发表了苏北海先生的《龟兹石窟壁画艺术溯源》，作者为探索古代艺术源于西域，认为龟兹画师在“龟兹石窟壁画中创造了独具一式的人体艺术，用各种巧妙的方法描绘了自古相传的男女生殖崇拜。”苏先生这一论说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姚士宏先生的《龟兹石窟壁画上果真绘有生殖崇拜吗》[49]和霍旭初先生的《对〈龟兹石窟壁画艺术溯源〉的一点质疑》[50]两篇文章对苏北海先生的论说提出了质疑和辩误。199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苏北海先生著的《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一书。该书中有关龟兹壁画生殖崇拜的观点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比《龟兹石窟壁画艺术溯源》一文所用材料还有所增加，并在几个重要问题上作了改动和弥补，文中所附的三幅线描图依然是前文中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但是问题和矛盾更多。霍旭初先生根据对龟兹壁画题材内容的反复考证，查阅大量佛经和流失国外的资料，并依据佛教义理及佛教艺术内涵、外延的界定以及学术研究的基本准则等，在《龟兹壁画缘何生殖崇拜》中以苏先生著作中的有关章节为主，结合《龟兹石窟壁画艺术溯源》的原有论说进行了讨论。霍先生说：“龟兹佛教艺术是完全依附于佛教历史文化的特殊环境、观念和目的，除此之外对佛教艺术的任何其它解释都是违背佛教精神的”[51]
1993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了朱英荣先生的专著《龟兹石窟研究》，该书收集了朱先生若干年来有关克孜尔石窟研究的几篇论文，其中《密教与克孜尔千佛洞密教画》一文提出克孜尔石窟存有密教壁画。但是，在霍旭初先生的《对龟兹流行密教几个论说的辨析》中对这种观点所举壁画例证进行分析后得出：“从克孜尔石窟壁画里考定的几个所谓的密教壁画，都不可信。”[52]
龟兹石窟壁画的菱形格构图是龟兹佛教艺术模式里最有特色的一个部分，是美术界探索的热门课题。关于龟兹菱格画艺术形式的来源，说法不一，迄无定论。黄文弼先生认为，龟兹石窟壁画中的菱格画起源于编织菱形方格纹和纺织品上的纹样；[53]袁廷鹤先生则持源于龟兹民间和原始陶器纹饰说；[54]谭树桐先生认为，汉代博山炉盖的叠山景象曾给龟兹菱格画以启示和影响。[55]史晓明先生和张爱红女士在多年临摹龟兹石窟壁画的基础上，对克孜尔石窟菱格画的研究形成了初步见解，他们在《克孜尔石窟菱格画形式探源》和《克孜尔菱格画及其形式》[56]两篇文章中讨论了形成龟兹菱格画的根本原因和菱格画的主要模式，在后文中指出：“佛教造像的依据源于佛教经典无庸置疑。龟兹菱格画的背景及其菱格形式是依照佛教宇宙观中世界的形状而创造的一种新颖的艺术形式·····我们推论：龟兹菱格画所依据的佛经，至少是公元三世纪或之前流行于龟兹的佛教经典，在时间上也应与龟兹石窟开凿的年代相当，确切的典籍可能属于小乘经典阿含部中关于介绍世界之形状的有关经书。”[57]徐永明先生对克孜尔石窟菱形图案研究的结论是：“以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常见的几种菱形装饰结构，与战国时期以至汗代的丝绸织品工艺图案中的菱形图案结构作一比较，更加能够说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菱形格装饰艺术，是源自内地的丝绸图案。”[58]王征先生也就此问题作过《龟兹石窟菱格画形式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一文，他认为：“龟兹石窟中最具有代表的菱格形式，来源于中原的菱格形式，它表明中原文化艺术在石窟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59]吕明明女士在临摹克孜尔第77窟甬道券顶的菱格山水壁画过程中，通过对克孜尔石窟对面的雀尔达格山的观察并与菱格形式的变化相比较后发现：“菱格画源于层峦叠嶂的自然山脉。”[60]
关于克孜尔壁画中圆形图案的研究，目前只有 名先生作了初步探索，见《浅论克孜尔早期壁画中的圆形》。[61]
1985年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成立，标志着龟兹石窟的保护和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克孜尔石窟为中心的龟兹石窟研究在考古、美术、文化、技术保护、文物保管等专业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先后编辑出版了《龟兹石窟》、《龟兹佛教文化论集》、《龟兹艺术研究》、《龟兹石窟研究》、《龟兹壁画丛书》（一、二册）、《回鹘之佛教》、《王玄策事迹勾沉》等专著。研究所参与编辑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等大型画册。并与阿克苏地区史志编纂委员会联合编辑了《克孜尔石窟志》，这是当时比较全面的一部关于克孜尔石窟的志书。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中青年研究人员正在迅速地成长起来，在短短几年内先后发表了《克孜尔118窟壁画内容辨析》[62]、《从第43窟看克孜尔石窟的衰落年代》、[63]《试论克孜尔石窟图案的本地特色》、[64]《〈贤愚经〉与克孜尔石窟本缘故事壁画》、[65]《克孜尔石窟降伏六师外道壁画考析》、[66]《浅析克孜尔石窟病害及保护》、[67]《龟兹壁画中的服饰》、[68]《克孜尔石窟“须摩提女请佛缘”壁画考略》、[69]《试论克孜尔石窟发现的骰子》、[70]《克孜尔224号窟涅??图中突厥风俗索引》、[71]《传入龟兹的佛教流派及其在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反映出的特点》、[72]《净域里的世间风貌——龟兹壁画供养人初识》、[73]《克孜尔石窟后山区220~229窟勘察报告》[74]等数十篇学术论文。2000年出版的《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是对克孜尔石窟全面考察的第一手资料的总汇，为研究克孜尔石窟提供了详实的基础资料。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美术工作人员常年坚持在洞窟临摹壁画，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临摹壁画约300平米，这项艰巨的任务是克孜尔石窟研究的基础性的工作，对克孜尔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研究所的美术师在临摹的同时也将研究贯穿于其中，张爱红女士还将自己多年临摹壁画的体会总结出来并撰写文章《浅谈龟兹壁画的临摹》。[75]
为了推动西域文化、龟兹文化、龟兹石窟艺术研究的发展，让世界了解和研究龟兹石窟和开展龟兹石窟研究的国际合作，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与有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在克孜尔石窟举办了几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1994年召开了“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纪念鸠摩罗什诞辰1650年国际学术讨论会”；[76]1997年召开了“唐代西域文明——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讨论会（佛教美术考察会）”；1998年召开了“唐代西域文明——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些活动对进一步提高克孜尔石窟的知名度与深入开展国际合作研究都大有裨益。
1995年，在克孜尔石窟举办了为期二个半月的第二届全国石窟考古培训班，由北京大学的宿白教授、马世长教授、李崇峰博士、中国文物研究所黄克忠高级工程师以及龟兹石窟研究所所长陈世良研究员任教，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部分业务人员参加了专门的石窟考古培训，提高了业务素质，为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培养了人才。
三、今后亟待开展研究的几个问题
回顾百年来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与研究，经过国内外几代学者的努力，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在全国甚至在国际上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并日益产生影响。然而，对克孜尔石窟所具有的深邃文化内涵来说，这些成绩仅仅是研究的初级阶段，大量的研究课题有待开拓，不少的研究成果需要深化。就目前而言，比较突出且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一是克孜尔石窟的分期断代问题。这是克孜尔石窟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前人在克孜尔石窟的年代分期问题上有突破性的贡献，但是真正解决克孜尔石窟的年代问题仍是个非常艰难的事业。以往中外学者大部分都是针对有壁画的洞窟进行年代研究，实际上，有壁画的洞窟，不到克孜尔石窟洞窟总数的30%。而大量的僧房窟和其它一些无壁画洞窟的年代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总之，解决克孜尔石窟的年代问题任重而道远。需要中外学者共同协作，把它当作一项工程，利用多学科手段进行综合研究，攻克此项难关。
二是克孜尔石窟洞窟内龟兹文和其他古文字题记以及出自洞窟中的一批龟兹文木简的释读问题。克孜尔石窟有壁画洞窟的榜题栏内以及僧房窟壁面上保存有许多珍贵的龟兹文和其他古文字题记，出自洞窟的龟兹文木简也多达几十个。毫无疑问，这些题记和木简的内容蕴涵着颇有价值的历史信息。经过时光和人为的损害，有些题记已不甚清晰了，需要尽快的抢救，同时需要开展解读工作。1993年，德国吐火罗语专家施米特（Klaus.T.Schmidt）先生考察克孜尔石窟时，解读了一部分木简。1995年5月，法国学者皮诺先生考察克孜尔石窟时，释读了一部分洞窟中的龟兹文题记，尤其是对第69窟壁画中的一则龟兹文供养人题记的释读，使第69窟有了断代的可靠依据，同时也使与69 窟文化特征相同的洞窟有了一个断代的坐标。1998年，参加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施米特先生又释读了克孜尔110窟佛传壁画榜题栏内的部分龟兹文题记。
这些古文字的解读，不但有利于克孜尔部分洞窟的断代分期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龟兹佛教和当地的历史、民族、语言和文字等多方面的情况。解读克孜尔石窟的龟兹文和其他古文字，将把克孜尔石窟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工作同样是一项多学科，需要中外有关学者长期合作开展的工程。
三是对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研究。20世纪初，欧洲和亚洲的一些考察队到克孜尔进行考察，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从这里劫掠过壁画、塑像以及其它一些文物，其中的大宗藏在德国，还有一部分散见于新德里、东京、汉城、圣彼得堡、伦敦、牛津、巴黎、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和旧金山等地。我们根据Marianne Yaldiz教授给我们提供的《索引》和部分当年德国考察队拍摄的壁画照片，通过实地核对和测量后发现，实际剥取的壁画面积与德国公布的数字出入很大，并且有一部分壁画的出处混乱，有漏记和错记洞窟的现象。近年来，通过我们反复实地考察与逐个核对，搞清了一批壁画所属洞窟和部位，纠正了多年来的错误。但是，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深入进行，有的必须搞清楚。例如二战期间究竟炸毁了多少壁画，现存的还有多少，除了可以展出的壁画外，还有多少壁画和文物尚处在库存之中。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和收藏有克孜尔石窟壁画等文物的各国共同努力，合作研究才能解决。
克孜尔石窟在中国，但它是属于全世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希望在新的世纪，通过国际间的合作将克孜尔石窟的研究推向更高的阶段，让这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为世界的发展与进步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1]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
[2]晁华山：《清末民初日本考察克孜尔石窟及新疆文物在日本的流散》，载《新疆文物》1992年4期。
[3]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52页。
[4]晁华山：《二十世纪初德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及尔后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99页。
[5]晁华山：《二十世纪初德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及尔后的研究》，载《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
[6]晁华山：《二十世纪初德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及尔后的研究》，载《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
[7]晁华山：《二十世纪初德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及尔后的研究》，载《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01页。
[8]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文物出版社，1990年。
[9]前文见《禹贡半月刊》1935年4卷6期；后文见《蒙藏旬刊》120期，1936年。
[10]韩乐然：《新疆文化宝库之新发现——古高昌龟兹艺术探古记（上）》，载《缅怀韩乐然》，民族出版社，1998年。
[11]《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10期。
[12]《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2期。
[13]前文见《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后文见《现代佛学》1961年。
[14]宿白：《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载《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2 页。
[15]《文物》1986年第10期。
[16]载《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
[17]晁华山：《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分类与石窟寺院的组成》，载《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又载《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
[18]《纪念北京大学成立四十周年论文集》，1991年，北京大学。
[19]《新疆文物》，1992年4期。
[20] 1981年提交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位论文。
[21]载《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
[22]载《向达先生纪念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23]《佛学研究》1997年，第26页。
[24]《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
[25]《龟兹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2~63页。
[26]《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21页。
[27]《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
[28]《新疆艺术》1982年第3期。
[29]前文见《文物》1984年12月刊；后文见《中亚学刊》第一辑，1983年。
[30]《新疆艺术》1985年第1期。
[31]《文物》1984年4月刊。
[32]《丝绸之路造型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33]《新疆艺术》1985年第4期。
[34]前文见《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后文见《美术史论》1986年。
[35]《敦煌学季刊》第一集，1983年。
[36]《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
[37]《敦煌研究》2000年第1期。
[38]《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39]《新疆艺术》1983年第5期。
[40]前文见《丝绸之路造型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后文见《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新疆壁画全集（2）克孜尔石窟（二）》，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天津美术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
[41]《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新疆壁画全集（1）克孜尔石窟（一）》，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天津美术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
[42]《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新疆壁画全集（1）克孜尔石窟（三）》，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天津美术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
[43]《新疆文物》，1991年3期。
[44]《新疆文物》，1992年3期。
[45]《新疆文物》，1989年2期。
[46]《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
[47]《艺术学》第15期，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96年。
[48]《敦煌研究》1997年3期。
[49]《新疆艺术》1990年4期。
[50]《新疆艺术》1990年4期。
[51]《龟兹壁画缘何生殖崇拜》，载《佛学研究》1998年，第430页。
[52]《中国佛学》第三卷一期，2000年（台湾）。
[53]《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54]《丝绸之路造型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55]谭树桐：《龟兹菱格画和汉博山炉》，载《谭树桐美术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
[56]前文见《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后文见《新疆文物》1991年第3期。
[57]《新疆文物》1991年3期，第68页。
[58]徐永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菱形格源流初探》，载《新疆文物》1987年3期，第83页。
[59]王征：《龟兹石窟菱格画形式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载《新疆文物》，1997年2期，第52页。
[60]吕明明：《克孜尔石窟的菱格山水画》，载《新疆艺术》2001年1期，第36页。
[61]《新疆艺术》1995年第2期。
[62]刘松柏：《克孜尔118窟壁画内容辨析》，载《新疆艺术》1984年第5期。
[63]史晓明、张爱红：《从第43窟看克孜尔石窟衰落的年代》，载《西域研究》1993年2 期。
[64]史晓明、张爱红：《试论克孜尔石窟图案的本地特色》，载《新疆文物》1993年1期。
[65]赵莉：《〈贤愚经〉与克孜尔石窟本缘故事壁画》，载《西域研究 》1993年2期。
[66]赵莉：《克孜尔石窟降伏六师外道壁画考析》，载《敦煌研究》1995年1期。
[67]陈庆明：《浅析克孜尔石窟病害及保护》，载《新疆文物》，1996年1期。
[68]吴涛、群：《龟兹壁画中的服饰》，载《新疆文物》，1996年1期。
[69]赵莉：《克孜尔石窟“须摩提女请佛缘”壁画考略》，载《新疆文物》1997年2期。
[70]彭杰：《试论克孜尔石窟发现的骰子》，载《新疆文物》，1997年2期。
[71]彭杰：《克孜尔224号窟涅盘图中突厥风俗索引》，载《新疆文物》，1997年4期。
[72]吐尔逊古力·阿布扎里：《传入龟兹的佛教流派及其在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反映出的特点》，载《新疆文物》，1997年2期。
[73]徐辉：《净域里的世间风貌——龟兹壁画供养人初识》，载《新疆艺术》1997年2期。
[74]《新疆文物》1997年3期。
[75]《新疆文物》1997年2期。
民宿考察报告范文第6篇
一、考察学习的基本情况
考察团一行先后实地参观考察了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时尚民宿，余杭区鸬鸟镇“茅塘民宿小镇”，桐庐县“富春山健康小镇”和鸬鹚湾、石舍村慢生活体验区的民宿村社改造建设，丽水市莲都区“古堰画乡小镇”，文成县“森林氧吧小镇”以及西坑天鹅堡养生度假小镇和慢城玉壶生态侨乡小镇，宁海县深?镇森林温泉小镇，江苏省高邮市菱塘回族乡。同时，为增强考察学习借鉴的针对性和对比度，考察团在返陕结束全程考察工作前，还对我省极富本土特色的西咸沣东现代都市农业示范园和茯茶小镇进行了考察参观学习。
此次宁陕考察团在江浙选择考察的11个“特色小镇”，大都处在城乡结合部的交接地带，与我县的自然生态特征相似度较高，这些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建设的“特色小镇”，坚持产业、旅游、文化、社区紧密结合，实现了生产、生活、生态融合，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抓手。考察学习的基本情况是：
1.参观考察了杭州市的一区一县。“一区”是余杭区鸬鸟镇的山沟沟茅塘民俗小镇。鸬鸟镇是余杭唯一没有工业区块的乡镇。春夏秋冬皆是迷人美景，村村都是美丽乡村。考察团成员参观并听取了当地政府负责人对“茅塘民俗小镇”的概念性规划，观看了当地政府制作的专题片《遇见鸬鸟》，详细了解了小镇建设的基本情况、发展规划、功能定位等方面的内容，并实地察看了山沟沟景区和“茅塘民宿小镇”。茅塘为高山平台型休闲观光度假景区，景区主要以农居休闲为主，他们的宣传口号是“四川有个九寨沟，杭州有个山沟沟”。这里修竹森森，溪水绕谷，除秀美的自然风光外还有丰富的人文景观，有保存完好的新四军随军被服厂旧址、古私塾旧址及“打年糕、酿土酒、磨豆腐、编草鞋、织竹篮、爆米花”等农村生活演示组成的茅塘古村落和山村农家的生产生活场景。民宿可谓是鸬鸟镇旅游经济中的一张名片。依托山好、水好、空气好、旅游资源丰富、离主城区近等众多优势，鸬鸟镇近些年通过闲置民宅盘活、公司运作、村集体入股、农家乐就地转型等方式，着力打造民宿小镇。这里的建设开发给人的整体映象是，景区开发与民居民宿两不相侵、相得益彰。景区开发不搞盘地迁民、没有大拆大建。开发商收益靠门票、景区内的原居民办“民宿”，互为补充、各得其所，真正实现了融合发展。鸬鸟镇在旅游营销宣传方面的一些做法和尝试，值得借鉴。比如拍摄宣传片、办镇报，提供公共服务APP，推进数字化管理全覆盖等，拓宽了传播途径也提高了传播效率。进入该镇一扫二维码，包括停车、住宿、餐饮、人流、交通等各类旅游信息状态尽在一手掌握。“一县”是参观考察了桐庐县的富春山健康小镇、富春江慢生活体验区的芦茨、石舍村等。桐庐被誉为“中医药鼻祖圣地”，正是因为这样得天独厚的中医药文化基础，自2013年起，桐庐县政府就敏锐地抓住了健康服务业这一朝阳产业的发展机会，未雨绸缪地在大奇山国家森林公园旁建起了富春山健康城。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富春山健康城已经初具雏形。行走在桐庐，满眼是“一折青山一扇屏，一弯碧水一条琴”的诗情画意，处处是“潇洒桐庐”的自信满满。桐庐生态环境良好，文化底蕴深厚，具备建设特色小镇的天然优势，加上文化创意、电子商务、信息技术、健康服务、休闲时尚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以及智慧城市、美丽乡村的建设基础，培育建设特色小镇有基础、有潜力。近来年，该县大力推进全域旅游，一批特色小镇发展成为绿水青山的生态经济新的增长极，培育形成了“分水制笔小镇”、“江南镇乡村旅游小镇”、“富春江镇慢生活小镇”等特色小镇雏形。在桐庐，他们所信奉的“三个宁可”（具有桐庐特色的“三个宁可”发展理念掷地有声：桐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宁可速度慢一点，也要保护好山水；桐庐最重的任务是发展，宁可各线荣誉少一点，也要合力抓经济；桐庐最高的标准是惠民，宁可政府支出紧一点，也要挤钱惠民生）的发展理念；石舍村道旁两棵老树树洞里描画的“一猫两鸟”3D画作的细节展示所表达出来的“用心做景致”品格；以及他们在进行古村落改造时的修旧如旧、“外面五千年里面五星级”的思维认知；还有他们改造民宿时“政府必须勇于担当、懂得变通”、景区规划设计必须由旅游部门负责才可以避免破坏性“大拆”悲剧、在推进特色工作中“培养典型人才至关重要”（“干事的人，给他10元钱他能做出100元的事；误事的人，给他100元钱不定做出10元的事”）等切身体会和工作感悟等都给人极其深刻的启发。
2.参观考察了丽水市莲都区的古堰画乡小镇。位于丽水瓯江风情旅游度假区内的“莲都古堰画乡小镇”，没有高楼大厦，有的是自然风光和艺术氛围，大量画家和摄影爱好者来此写生、创作，随之而来的住宿和餐饮需求促使当地村民发展出高端民宿经济（“民宿”被视作最现实的富民措施）。这里的“古堰”指的是碧湖镇有千年历史的通济堰，而“画乡”则泛指以大港头镇为中心散落在瓯江两岸的村镇集群的文化定位（这里是中国的巴比松画派诞生地）。小镇核心规划面积为3.91平方公里，以乡愁艺术为主题，以文化体验、养生度假为主导，以旅游产业发展为方向，充分发挥古堰画乡优美的景观环境、瓯江水域良好的生态条件和田园乡村文化艺术资源的优势，大力挖掘水利文化、绘画艺术、民俗文化等本地特色资源。古朴的环境、画家的集聚、小镇的特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民宿、农家乐、特色小店等逐渐衍生，古街已形成了集油画、民俗民品于一体的多元文化旅游一条街，一些偏远山村也逐步发展成为极具民俗风情的“民宿村”，不出家门就能参与旅游产业创收的机遇给小镇的百姓也带来了诸多实惠。小镇先后成立了油画院，修建了美术馆、摄影馆、江滨画廊古街区、通济堰水利文化长廊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并推出了石头画、树洞画。每年这里还会举办知名画家写生行、大港头老街3D油画展等活动。古堰画乡特色小镇的精耕细作，不仅将“特色”刻进了游客心底，更让“财富”装进了农民腰包。从媒体信息获知，“莲都古堰画乡小镇”在6月7日浙江省政府刚刚进行的2015年“特色小镇”考核评比中获得优秀。
3.参观考察了温州市文成县“特色小镇”的一些开发项目。文成是浙江省温州市的一个比较年轻的县，于1946年从瑞安、青田、泰顺三县边区析置而成，以明朝开国元勋刘基(刘伯温)的谥号“文成”作县名。它的自然环境与宁陕极其相似。八山一水一分田，一样的典型山地地貌；财政自给能有有限，一样的主要靠转移支付；目前尚未通高速，一样的的交通制约比较突出。考察团先后赴天圣山（安福寺）、绿水尖滑雪滑草场、天鹅堡小镇室内滑雪场等地考察，并详细了解文成县森林氧吧小镇的整体发展规划。据了解，该县将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功能区划、旅游发展规划、西坑畲族镇城乡建设总体规划等规划充分衔接，经过多方论证在西坑畲族镇城乡结合部规划建设了“文成森林氧吧小镇”。目前小镇已完成概念性规划编制，小镇控制性详细规划正在编制中。根据规划，该小镇由天圣山养生区块和滑雪小镇区块2个版块组成，规划总面积5.2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面积1413亩，山林、耕地面积5627亩，水域面积760亩。“文成森林氧吧小镇”是浙江第二批“特色小镇”之一。同时，文成县玉壶镇还是“国际慢城”创建点，我县学习考察团本次也做了比较充分的考察学习和工作衔接交流，县“双创办”将提交专门的考察报告。文成旅游业发展起步也比较晚，2013年才着力打造，但其发展速度很快，借势“特色小镇”发展全域旅游，表现出了强劲的势头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文成县创建“特色小镇”坚持走以旅游产业为主导、多产联动的“一主多辅”发展道路，突出“健康养生”主题，积极引进各类实力雄厚的投资主体，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把“特色小镇”建设与5A景区创建相结合，真正实现了“全域是景区、处处有景点”的旅游全域化格局。同时，注重打造完善的社区功能，加快配套设施建设，下力抓好了“特色小镇”“客厅”建设（这也是浙江特色小镇建设的一个“特色”，就是在“特色小镇”设“客厅”，使其成为集接待、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游客服务中心）。此外，整个小镇的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其中石??林场区块更是高达96.5%，被称之为“森林氧吧”的确名副其实。仅仅5.2平方公里的小镇区域内，就拥有三个4A级景区、四个3A级景区。小镇在人才引进方面也是“蛮拼的”，如今，天圣山文化园、健康养生城等区域延揽国学大师、国家高级养生大师、电商创业人才，以及滑雪教练团队等多方面的人才150多名，其中不乏“国千”、“省千”人才。
在即将结束浙江之行时，考察团学习考察了宁波市宁海县深?镇宁海森林氧吧温泉度假村。这里给人最深刻的映象就是“细致入微”，无论是其景点景致的打造呈现，还是接待安排上的细节把握都是这样。宁海县深?镇的生态经济正结合“山乡的味道”，诉说着自己创业创新的“小镇故事”。这里自然生态极佳、文化底蕴厚重、古村落保存完整，夹岸青山、林荫遮天，山的伟岸，石的气势，水的灵韵，林的秀色，构成了山水洞天色彩斑斓的景致与诗画般的意境。车行于“森林温泉小镇”道路上，完全置身于绿影葱茏之中，着实有“在昼犹昏”的感觉，是一个真正可以“深呼吸”的地方。借重“特色小镇”建设的重大战略，宁海将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践经验“浓缩”进一座座“特色小镇”建设中。它的“森林温泉小镇”以温泉、森林、古村、运动休闲为特色，“小镇”业态布局十分丰富。眼下，大众温泉、裸心泉、文化艺术村、集散中心等六个大型旅游项目已开工建设，大庄温泉度假中心、凤山温泉疗养中心等招商项目进展顺利，今明两年计划投资41亿多元，围绕“泡汤度假化、登山旅游化、避暑生活化、人文休闲化”的发展方向，打造泡在温泉、玩在户外、洗肺在森林、民俗体验休闲在古宅的长三角森林温泉度假旅游目的地。小镇内环境空气达到国家I级标准，负氧离子含量是世界公认标准的121倍（景区负氧离子数据显示屏极其“招摇”地端立在入口醒目处，让人不相信都不行）。
另外，延伸考察学习的高邮市菱塘回族乡的有关特色和经验，江口镇政府将结合去年考察调研其他几个“回乡”的情况，对我县民族镇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判，有关研究成果将另文专题报告。
二、学习考察的主要收获
这次学习考察把聚焦点集中在“特色小镇”建设上，主要带着三个问题去寻求解答：一是“特色小镇”长什么样；二是“特色小镇”是怎么长成的；三是“特色小镇”里的浙江精神内核是什么。
（一）“特色小镇”的“长相”
“特色小镇”是机智的浙江人在其经济发展新阶段、块状经济进一步提升发展面临诸多困惑的情况下，主动适应与引领经济新常态而开启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从2015年起，浙江省全面启动建设了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兼具旅游与社区功能的特色小镇。这些“特色小镇”产业定位突出“特而强”、小镇功能力求“聚而合”、建设形态力求“精而美”、制度供给力求“活而新”。经过一年多的创新发展，一大批独具特色的小镇如同漫天繁星散落在江浙大地上，成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载体，展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名片，显示出盎然的发展生机和活力，也引发全国上下方方面面的关注和讨论，使得浙江人“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精神再次喷涌而出，其建设成就和创新经验“屏霸”央视，两度上《新闻联播》，多家一线平媒实地采访“特色小镇”、聚焦“特色小镇”建设的浙江实践。住建部和国家发改委亦深度调研和权威，积极推介其成就、推广其经验。一时间，全国各级各地的参观考察纷至沓来，人们期望从江浙大地不同类型“特色小镇”的发展轨迹上找到自己创新突破的新出路。那么，特色小镇到底长什么样？学习考察给了我们一些回答。
第一，“特色小镇”是要素聚集平台。特色小镇“非镇非区”，不是行政区划单元上的一个“镇”，3平方公里左右的规划空间也不同于产业园区、风景区的“区”，它是相对独立于市区，具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特质和一定社区功能的发展空间平台，是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结合自身特质，科学进行规划，挖掘产业特色、人文底蕴和生态禀赋，形成“产、城、人、文”四位一体有机结合的重要功能平台。它是“新经济”的发动机，是为了叫响名字、打出品牌、吸引高端要素聚集而无中生有的新载体。“特色小镇”，产业富有特色，文化独具韵味，生态充满魅力，好的创意、资金、人才在这里充分碰撞，传统特色在这里积淀、上色、放大，新的元素在这里孕育、孵化、生长。通过这次考察我们了解到，“特色小镇”按照特色元素，有的是拆解原来几个建制镇的一部分组建成为一个新的“特色小镇”。譬如“莲都古堰画乡小镇”，就是将原来的莲都区碧湖镇、大港头镇的一部分拆解出来划定而成一个新的“小镇”、“文成森林氧吧小镇”则是整合原来三个行政区划镇里面的、一静一动的“天圣山养生小镇”和“月老山滑雪小镇”两个区块九个项目而成。有的是划出建制镇域的一部分做出特色命名。一个行政区划意义上的镇，可以有多个“特色小镇”。譬如考察所到的鸬鸟“茅塘民宿小镇”和桐庐“富春山健康小镇”便是如此。有的是围绕新概念、新业态、时尚生活等巧立名目做特色文章。诸如机器人小镇、光伏小镇、智能装备小镇、美妆小镇、物联网小镇、信息港小镇、台商小镇、丝绸小镇、基金小镇等等。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特色小镇”，其目的就是极大地吸引同类业态高端要素的集聚，从而形成做大产业、做强块状经济的新优势，打出抱团发展、拼船成舰的组合拳。
第二，“特色小镇”都嵌入旅游功能。浙江的决策者和实践探索者认为，特色小镇的开发建设，旅游并不是核心目的，但拥有一定的旅游功能作支撑，小镇会更有生命力。他们把山水风光、地形地貌、风俗风味、古村古居、人文历史等都拿出来作旅游题材。每个特色小镇都利用自身的旅游资源，打造3A级景区，属于旅游特色的“小镇”，要求站位更高，需得打造5A景区。特色小镇除了传统的景区旅游外，还积极赋予休闲旅游、工业旅游、体验旅游、教学旅游、健康旅游等更加多元化的旅游功能。
第三，“特色小镇”坚持以“生态”为核。浙江建设特色小镇，聚焦七大产业和历史经典产业打造产业生态，瞄准建成3A级以上景区打造自然生态，通过“创建制”“期权激励制”以及“追惩制”打造政务生态，强化社区功能打造社会生态。我们考察团所到之处，随处可以见到的最醒目、最入眼的口号，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同当年东南沿海地区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宣传口号一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治国理政理念，在浙江这个“出生地”是真的生了根、结了果，成为了浙江创新发展的根本依据和生动实践。据称，桐庐健康小镇近年来拒绝了250多亿元有碍生态承载的项目；宁海深?森林温泉小镇把多家年销售过亿的化工企业整体搬迁，腾退出来的地块用于建设生态养老新项目，成为旅游新亮点；古堰画乡更是大手笔地整合转化具有传统优势的木制品行业，腾笼换鸟、置出有利于做大做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空间。坚持绿色发展，走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路子，成为“特色小镇”固有特色和核心价值取向。
第四，“特色小镇”坚持以文化为魂。文化是特色小镇的“灵魂”，特色小镇是文化传承的平台。只有外壳，而无鲜活文化内涵，小镇是难有生命力的，文化植入唤醒小镇活力。浙江在创建“特色小镇”时明确要求，每个特色小镇都要注意挖掘文化功能，把文化基因植入产业发展全过程，培育创新文化、农耕文化、山水文化、汇聚人文资源，形成“人无我有”的区域特色文化。省文化厅专门作出《关于加快推进特色小镇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支持重点”，整合汇聚全省文化资源，着力推动“文化+特色小镇”融合发展，强化“特色小镇”的文化功能、融入“特色小镇”的文化元素、提升“特色小镇”的文化品质，实现文化让“特色小镇”更加美好、“特色小镇”让文化更具魅力的双重目标。“特色小镇”在张扬特色文化、传承特色文化中，不断收获文化创意产业的成果。在古堰画乡，农民对文化的价值也都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好东西只有借助文化人的创意才能卖出好价钱。”这是他们在近年来古堰画乡文化创意特色产业发展中得到实惠的最切身的体会。
第五，特色小镇“五突出”做特色。特色小镇建设是项创新性、示范性强的战略工程，政府、企业、从业者均需把创新驱动放到更突出位置，保障小镇建设能与时俱进，有足够创新活力、成长动力、发展魅力，是建设“特色小镇”的初衷，因此浙江在推进建设中坚持做到“五突出”。即，突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载体特色，突出互联网思维与行动计划落实，突出牵头企业或商会协会主导地位，突出生态环境建设与宜居环境营造，突出社区自治与自我服务魅力。
（二）“特色小镇”的江浙作为
浙江“特色小镇”建设从概念提出到全面展开，只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便在中国大地上产生巨大的轰动影响，取得了令人咋舌的成就，关键在于他们摒弃行政化的思维定势、路径依赖和体制束缚，用改革与创新的精神推进规划、建设和运营，大胆探索，大胆试验，走出新路。“特色小镇”的浙江作为体现在“三新”上：
1.新在规划理念，实行“多规合一”。“特色小镇”建设始终能够做到“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强度投入、高效能管理和低密度布局”，得益于他们的规划不是单一的城镇规划或园区规划，而是各种元素高度关联的综合性规划，按照“规划为先、特色为本、文化为魂、产业为根、企业主体、引客为要、民生为重、生态为基、大气开放”的原则，多规融合，突出前瞻性和协调性，统筹考虑人口分布、生产力布局、国土空间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摒弃“贪大求洋”“大拆大建”的做法，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合理界定人口承载力、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与产业支撑力，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结合资源禀赋条件，联动编制产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三化驱动”，项目、资金、人才“三方落实”的建设规划。规划编制极其精细。不仅编制概念性规划，还编制控制性详规、核心区设计规划等，画出空间布局图、功能布局图、项目示意图，确保小镇规划可落地。
2.新在运营机制，实行“企业主体”。特色小镇的成败不在于政府是否给帽子、给政策，关键在于企业是否有动力，市场是否有热情。因此，特色小镇不是由政府大包大揽，而是坚持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政府真正做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主要是做好了编制规划、保护生态、优化服务的工作，不干预企业运营。在创建过程中，浙江摒弃了“先拿牌子、政府投资、招商引资”的传统做法，而是引入有实力的投资建设主体，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同时，给予小镇独立运作的空间，发挥当地居民、村(社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导各方社会力量参与小镇的规划建设，使市场主体和当地居民成为特色小镇开发建设的真正主体。特别重视创新融资方式，探索产业基金、股权众筹、PPP等融资路径，加大引入社会资本的力度，以市场化机制推动小镇建设。引入第三方机构，为入驻企业提供专业的融资、市场推广、技术孵化、供应链整合等服务，使特色小镇成为新型众创平台。
3.新在制度供给，实行“优胜劣汰”。特色小镇将采用“宽进严定”的创建方式，通过“自愿申报、分批审核、年度考核、验收命名”四个程序完成特色小镇创建。在建设过程中，坚持质量导向，把实绩作为唯一标准，重点考量城乡规划符合度、环境功能符合度、产业定位清晰度、文化功能挖掘度等内涵建设情况。实施“创建制”，重谋划、轻申报，重实效、轻牌子，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宽进严定、动态管理，不搞区域平衡、产业平衡，形成“落后者出、优胜者进”的竞争机制。实施“期权激励制”，转变政策扶持方式，从“事先给予”改为“事后结算”，对于验收合格的特色小镇给予财政返还奖励。实施“追惩制”，对未在规定时间内达到规划目标任务的，实行土地指标倒扣，防止盲目“戴帽子”，确保小镇建设质量。
同时，浙江“特色小镇”建设还体现了政府的主动作为，他们把更多的功夫下在选定“特色”、高位规划、项目引进、环境打造和围绕“抓点”做功，上下齐声“吆喝”等关联环节和问题上。
资料显示，浙江首批37个特色小镇2015年新开工建设项目431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480亿元，平均每个特色小镇12.97亿元，其中有27个小镇年投资额超过10亿元，有5个小镇超过了20亿元。企业、创客新入驻首批37个“特色小镇”的企业达3207家，其中21家为新引进的500强企业，新增就业人员4.6万人。仅仅一年，37个特色小镇就新增税收21.3亿元。特色小镇深刻改变着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推动新常态下的浙江发展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
（三）打造“特色小镇”折射出来的“江浙精神”
1、大气。这种大气，首先体现在规划设计上。我们在桐庐了解到，桐庐的整体规划设计是动用其中科院士的人脉关系，延请顶尖级的设计达人在做出概念性规划的基础上，先后由浙江省设计院和深圳设计院两方共同设计、高端研讨、充分论证、观念碰撞，最后成为既是高端大气、理念超前的发展规划，又是一个切合实际、连接地气的实施规划。据了解，在浙江，所有“特色小镇”的规划设计都是很有“来头”的，而且这种规划设计不是行政行为，而是由实力开发企业、商会协会或风司来做，从而保证“规划的聪明”、做到高端大气上档次，“执行的老实”、做到坚决严格不走形。同时，这种大气，还体现在景区景点建设上、体现在他们对特色小镇的宣传推介上、体现在他们对人才延揽的出手阔绰上、体现在再大的企业再大的资金他们都能吃得下消化的了。同时，浙江人“大气不掩细谨”、既有大手笔也修小边幅。在可能影响游客舒适度的细节问题上，他们从不“得过且过”，甚至常常表现为挑剔钻牛角的地步。
2、自信。自信是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底气。“特色小镇”的考察学习途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天下第一”的自诩，是“打造长三角洲之最”的豪情，是“建设中国乃至世界唯一”的展望。他们不怕“说大话”、就怕“话题”说不大。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自信。有了这种自信，就不用跟风追俗、时刻琢磨咋样去“贯彻”，而是“领袖风尚”、让别人追着我学样子；有了这种自信，不仅可以大胆地理直气壮地干、而且可以高调地大声呼喊吆喝，不必小脚女人，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有了这种自信，就时常觉得上级的部署“正中下怀”、而不是抓耳挠腮苦于咋样抓落实，激情干事创业就能蔚然成风，建立“容错机制”才有话语权。
3、觉悟。是一种主动求变的自觉和因时而动的醒悟。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从实际出发，培育并形成了一大批块状经济和区域特色产业。“集聚”和“特色”，成为浙江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浙江经济的重要“符号”。在传统块状经济和区域特色产业竞争力日趋下降，过多依赖低端产业难以为继的“新常态”下，浙江不失时机地开启了“特色小镇”建设，加快推进腾笼换鸟、实现凤凰涅??。我们认为，这种“觉悟”是一种不安于现状、不甘于平庸，是浙江人永不满足、奋发图强的精神内核，也成就了他们“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的精神风貌，使他们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发展主动的“能级跃迁”。“先知先觉”让人生更潇洒、工作更主动、转身更华丽。
4、变通。譬如，抓政治活动、抓“两学一做”在我们走过的区域似乎没有那么“声势浩大”“热火朝天”，但他们却“干在实处”，他们秉承“看欧美的、听中央的、干自己的”，所以就不会落后、不会跑偏、不会瞎折腾。每月初，鸬鸟镇的党员都会带领团员、妇女、村民代表开展志愿服务；组织老年党员参加“和谐邻里”“健康养生”突击队；组织中年党员参与“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美丽乡村”突击队。同时，通过党组织牵头，引导群众参与，制订包括“不向溪中倾倒垃圾，不然小鱼儿会哭泣”“不在山上使用明火，哪怕抽烟也不行”等内容的“美丽公约”，实现自然保护全员动员、深入人心。在茅塘民宿小镇，我们看到一个个花坛都标记了“某某党员管护示范点”。再譬如他们在土地供应政策上的“点状式开发”有效地突破了土地供应上的瓶颈制约降低了企业开发成本和投资强度、他们在应对农家宾馆消防手续难办问题上的改农家宾馆为“民宿”称谓等，无不展现出浙江人圆融变通的技巧与智慧。一样的事情，变一种说法，问题就得到了“圆满解决”，就能够接地气，就实现了曲高“和”不寡。
5、务实。一是思想超前，注重实事求是。考察所到的特色小镇，各市、县均充公考虑各镇的工作实际。无论是干部日常管理、规划的制定、资金的运用，还是项目建设的管理，对上级的有关规定，坚持做到“切一刀”，不搞“一刀切”，使特色小镇建设的各项工作，既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也为各级干部干事创业营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围，确保各项工作上下齐心，干一件成一件。二是敢于碰硬，全力营造好发展环境。在建设特色小镇中，敢于动用各种手段，严格执行各项政策，推动规划的落实。宁波市的深?镇建设特色小镇时，为了执行好规划，杜绝乱搭乱建现象，县上统一规定每月的9号、19号、29号为集中拆除违章建筑日。这一天城建、国土、公安、法院及所在镇村人员，组成工作组，由县级领导亲自带队，定期拆除违章建筑，起到了很好的“儆尤”效果。遇有干部职工的家属抵触公共基层设施建设的，县上责令干部职工回家做动员工作，直到做通、做好为止。杭州市的鸬鸟镇为了建设特色小镇，严格执行土地政策，县、镇、村各级齐心协力，该补偿的严格按标准补，不该补偿的坚决不予补偿，使土地征用、公益设施建设得到顺利开展。如：鸬鸟镇建设山沟沟景区占村民房前屋后的集体土地进行绿地建设，坚持不予补偿；修建长达12公里的自行车赛道，只用了5天时间，就全部办齐了用地流转手续。三是注重奖惩，健全保障机制。所有特色小镇建设所在的县级及以上政府，都制定了健全的保障机制。在项目、资金上进行捆绑，对特色小镇建设起到了基础保障；制定奖惩政策，理直气壮对单位及相关人员进行大幅度奖励，促使干部沉下身子、想方设法推动特色小镇建设；科学设置机构，把工作力量尽可能地强化到工作落实的“一线”，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体系，严格考核，注重考核结果的运用，调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等。
三、“攻玉”该在哪里刻磨下刀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取他山之石，全然在于“刻磨”好自己的璞玉。江浙之行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很有必要在抓好我县“特色小镇”建设上学习借鉴。但是，学习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走他人已经先走了一步的路子，要善于“裁弯取直”把路的等级提高一些，要“青胜于蓝”把色彩渲染的浓厚一些，要“追赶超越不落窠臼”把特色提升张扬的更淋漓尽致一些。
第一，要谋定而动。浙江的“特色小镇”是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文明”程度较高的产物，也是他们在近年来大力实施“八八战略”、“四换三名”举措，推进“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六边三化三美”治理等取得巨大成效的“系统升级”。宁陕是安康乃至陕西率先到外地考察学习特色小镇的县，很有必要积极谋划、因时而动，精选一两个示范点，启动特色小镇建设，做到先声夺人，以主动作为使工作有特色、出成果，达到事半功倍的实效。浙江特色小镇建设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走在前列，才能先行为师；只有汗珠子加金点子才能创造财富。有关部门和镇要认真总结、全面消化考察学习成果，努力做到取长补短、活学活用，借重特色小镇建设，使宁陕的“追赶超越”走的更好更快更坚实。
第二，要找准特色。找准特色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舍近求远、崇洋和生搬硬套，没有产业基础，硬招商引资；二是选择性“失明”，以为当地无特色可寻、可挖掘。“属于小镇自己的山水风光、风俗人情、土特产品、镇街小巷、独特经济、个性产业、人文历史皆可为特色”。从宁陕近年来的发展基础和实际出发，我县特色小镇建设对“高端要素”的集聚功能可能不会特别强大，但在推进“全域旅游”和“高端健康养老服务业”上是可以大有特色文章可做的。因此，在小镇建设的“特色”挖掘上，要重视抓住原有特色加以放大。建议，在城关镇镇域内，一要主打县城“慢城建设”、启动水体景观和自行车赛道建设；二要招商做好老城古村镇保护修复；三要围绕秦岭中央公园建设启动旬阳坝特色民居改造，形成高山“民宿”村寨小镇；上坝河要继续围绕文体与旅游融合做文章、出特色。筒车湾要联合梅子镇做好亲水文章，突出打造中国秦岭亲水艺术小镇。皇冠镇要结合县城副中心建设和中国旅协列入资本投入“标的”的时机，继续突出生态特征，打造生态健康养老小镇；广货街要突出“广货”特色，做强做大休闲度假和旅游商品供应特色；江口要大打民族牌，突出打造“回乡”民族风情小镇。概括起来就是“启动慢城、修复‘老城’、做强两大景区、打造四个‘特色小镇’”。建议将皇冠作为首批特色小镇试点。
第三，要更新理念。浙江在抓特色小镇建设上，一些独特鲜明的理念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一定要植入到我们的开发建设中来。首先是“保护为先”的理念。对一些不具备开发条件的，宁可延滞开发、不开发，也不乱开发、也要给未来发展预留空间。这一点很值得借鉴，应该从现在起，把宁陕的古树、老宅古居、奇石怪根、山水草木都要专门加以保护管理，有的甚至要建档立卡，决不允许私自拆解、毁坏、残损和外流；其次是特色小镇坚持“低密度”建设的理念。低密度构建城市建筑和景区建设的理念，是“留白”这一中国画传统技法的应用，这种“以无胜有，意到笔不到”的手法，显示中国传统艺术智慧，成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也是指导做好规划建设的一种高雅的艺术和美学追求。那种有多少空、“矗”多少建筑的做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不留空白、不留余地的开发建设，毫无“空灵”“俊秀”之感、也是无任何特色可言的。在“特色小镇”建设中必须始终如一地贯彻“低密度”建设理念；三是“重创意”的理念。金点子比金子还金贵。解放思想要从允许和鼓励奇思妙想、异想天开发轫。浙江“特色小镇”的许多创意都是由一些看似“幼稚”的想法酝酿成熟起来的。我们的特色小镇建设也要善于讲故事、造“文化”、编“艳遇”，抓好有针对性的产业配套发展。
第四，要科学规划。特色小镇建设从“起根发苗”就必须在规划引领之下进行。要按照省委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关精神做好规划。一是建议县发改局牵头，拟定我县“特色小镇”建设的五年发展规划，对全县特色小镇建设作出总体布局安排和推进指导意见，做到高位引领、理念超前。二是“规划”必须把融合发展作为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在规划区不应该搞“清盘亮底”的土著居民大迁移，也不允许搞“密不透风、见缝插针”的大拆大建。浙江“特色小镇”规划面积3平方公里、建设面积控制在1平方公里应该是很科学的。三是要下定决心，千方百计挤出资金全面搞好村镇规划，要在总体概念性规划基础上做出各层次、各类型、各节点的规划，做到总详规并举、多规划协调。
第五，要加强统筹。“统筹”的程度决定“特色小镇”的推进力度。浙江的特色小镇建设之所以能够强势推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统筹的能级很高，是省长李强一手强力助推的政府“天字号”工程，与以往地方自己“小打小闹”不同，多地特色小镇是全局性的大手笔。更高的统筹能级意味着在土地、资金、税收优惠、大项目引进等方面能得到更高层次的支持。我县在推进特色小镇建设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提高统筹能级和能力，做到“决策高位作出、合力上位形成、政策顶底贯通”。
第六，要创新机制。要厘清政府、企业、群众在“特色小镇”建设这个大舞台上各自的角色定位，使其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一要搭建工作班子。建议由发改局牵头，城建、文广旅游、农水林、国土等部门参与，拟定创建规划、充分论证选点、谋定政策环境，共同抓好启动工作。县委、县政府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特色小镇”建设动员会，下发实施方案，开启创建热潮。二要小版块推进。既要有决心，更要有耐心。在推进特色小镇建设中，要顾及基础、看现有优势，更要看企业主不主动、市场热不热列。目前，筒车湾旅游开发公司已经闻风而动、下出了先手棋，他们对接“特色小镇”建设，提出在筒车湾建设“中国秦岭国际艺术小镇”或“亲水艺术小镇”，并且该企业依据他们自身的发展基础和特色环境优势，独立自主地做出了相关的“概念设计方案”。建议县政府组织召开相关方面参加的研讨论证会，给定他们特色小镇示范试点的“名分”、敲定开发建设及功能区划定方案、制定相关专项政策、加强对企业投融资的协调争取等。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也有相应的发展基础，可以积极地加以培育、推进，也可以引入竞争、优胜劣汰，借鉴实行“宽进严定”机制。三要大胆创新。要在领军人才培养、引进、造就，鼓励党政干部领衔创办，建立容错机制等方面给予特色小镇建设释放“特色”政策，以“特色”政策保障特色发展。要发挥好企业的主体作用，把企业当主人，让企业更主动地去规划、去建设，并为企业和特色小镇创建工作专门机构建立更加独立自主的运行机制提供保障，使其放开手脚大胆创新创造。四要抓好项目。特色小镇建设强调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并不是撒手不管，它要求政府有更高的智慧和格局来琢磨发展。要无中生有、多管齐下、众人拾柴，尽快为“特色小镇”建设谋划申报项目。五要形成合力。在发展环境的整治上要真正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在“特色小镇”建设的机构设置和体制机制建立上要进一步变通、放活，在解决关键性问题上要能咬得紧牙关、动得了硬茬。
特此报告。
名词解释：
“八八战略”（浙江的“八八战略”是2003年7月，同志在浙江任职期间，在总结浙江经济多年来的发展经验基础上，在中共浙江省委举行的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浙江省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了面向未来发展的八项举措——“八八战略”。“八八战略”具体为：一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三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四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五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化浙江”。六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七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以“五大百亿”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八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
“四换三名”（“四换”，是推进腾笼换鸟，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产业；推进机器换人，实现减员增效；推进空间换地，实现节约集约土地；推进电商换市，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三名”，是着力培养知名企业、知名品牌、知名企业家，打造行业龙头）；
“五水共治”（2013年11月浙江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提出，要以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为突破口倒逼转型升级。后被归纳为“五水共治”）；
“三改一拆”浙江省政府决定，自2013年至2015年在全省深入开展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和拆除违法建筑（简称“三改一拆”）三年行动；
民宿考察报告范文第7篇
这次讨论会将在北京西郊新建成的科学会堂举行。为了做好这次讨论会的宣传报道工作，新华社组成了由十几位记者参加的报道组。因为这是在我负责的科学领域里首次举行的大型的国际盛会，因此，编辑部要我负责采写每天的大会综合新闻。除此之外，还要我访问几位中国当代著名的科学家，其中有著名建筑史学家梁思成。
接受采访任务之后，我一面紧张地做准备工作――查看有关资料，同时，采访科学家，请他们对这次讨论会发表谈话。
对梁思成教授的采访，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1964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我走进了清华园梁思成教授家的大门。进屋以后，我发现他大概是因为身体不适，正坐在床上等我呢。那天，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衫，面色苍白，瘦削，但却精神矍铄。当时正值盛夏，在他面前放着一台比手掌略大些的小电扇，电扇吹着微风。我心想，他大概是又怕热，又怕风，身体衰弱，因此，才用了这么小的电扇吧!
见我进来，他笑着让我坐。采访开始后，我发现梁思成教授虽然身体欠佳，但思维却很敏捷，而且非常健谈。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都一一作答。他谈了对中国建筑学的回顾与展望，以及他对中国建筑方面的研究工作，还谈了对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希望和祝愿。
采访中，梁思成兴致勃勃地谈到，这年3月他曾经重访了阔别30年的赵州桥。他说:“30年前，当我初次见到河北省赵县这座公元17世纪初建造的大石桥时，十分兴奋。我对造桥的隋代工匠李春非常钦佩。但测绘完毕临走的时候，我又很不放心，唯恐同这座已经度过了1300多个寒暑的古桥，一别即成永诀。”
梁思成说，30年后，他见到这座桥经历了风雨和战火后依然健在，并且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对象，重修工作已经开始，他觉得这座桥不仅可以延年益寿，也许还会再屹立1300年呢!
这次采访后，我意犹未尽，继续关注梁思成教授的生平和他的研究工作。
这期间，我阅读了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写的回忆和怀念他的文章，还访问了他的女儿梁再冰。
1901年4月，梁思成出生在日本。这是失败后，他的父亲梁启超在日本流亡的年月。
梁再冰说:“父亲是祖父的次子。父亲上小学时，祖父住在日本神户郊区的须磨，他在日本度过了童年，10岁时才同全家人一起回国。”
采访中，我关切地询问梁再冰:她的祖父梁启超是否也同时回到了中国?因为众所周知，梁启超是的主要参与者，清王朝在追捕他，我因此提出上述问题。
“是的。我的祖父1919年回国时，清王朝已经覆灭。”梁再冰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梁再冰说:“可能是由于父亲出生在国外，而当时中国又处于巨大忧患之中的缘故，在祖父的影响下，父亲自幼就有一种深刻的民族危机感。他对自己的祖国怀有一种海外赤子的爱国热忱，这种爱国心贯穿于他的一生。”
少年梁思成回国以后，随梁启超住在北京的北海一带。他对这里的“团城”，以及后来被拆除的“金鳌”､“玉虫东”两座牌楼，以及东面的景山等，都很熟悉。这也是北京最美的地方之一。梁思成对北京的感情可能是从这时开始的。后来，当他了解到北京是世界上仅存的完整古都时，这种感情就更深了。
采访之前，我听人们说，梁思成教授对中国的古建筑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解放后，北京的城墙和牌楼拆除时，他曾经心痛地哭起来，于是，便笑着问梁再冰:“听说梁思成教授对拆除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很不赞成，曾坐在地上大哭，有这事吗?”
梁再冰说:“他不仅反对拆牌楼，还反对拆城墙。”
从日本回国后，梁思成曾进入“清华学堂”，接受“中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教育，同时，继续接受梁启超的教育。大约17岁时，梁思成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林徽因。
采访中，梁再冰拿出许多照片给我看。她指着照片上一位面部轮廓秀美､双眸明亮､神采勃发的小姑娘对我说:“你看，这就是我的母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6岁的林徽因曾随父亲到英国读书一年。1924年至1928年，她和梁思成一起到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学习。梁思成进入该校建筑系，林徽因在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的课程。毕业后，梁思成曾到哈佛大学进修半年，主要是阅读西方人写的各种关于中国建筑和雕刻的书籍。当时，在这方面中国还完全是一片空白。
1928年3月，梁思成和林徽因结婚不久，便绕道欧洲回国。他们途经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时，实地观摩了一些欧洲的古典建筑。可以说，这是他们后来在国内共同考察､测绘中国古代建筑的一次“预演”，直到1955年林徽因去世。他们在中国建筑史和建筑艺术的研究方面是难得的知音，在生活上是患难与共的伴侣。
采访中，梁再冰回忆说，1928年夏天，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到北京，此时，梁启超的肾病已到晚期，在这之前，他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过一次手术，医生误将他的好肾摘除，而留下了有病灶的肾，1929年去世时，年仅57岁。
留学期间，梁思成看到古建筑在欧美各国受到重视和保护，而在当时的中国，却不重视祖先留下的､丰富的古代建筑遗产，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连珍贵的云冈和龙门石窟佛像､敦煌壁画都无人关心和研究，甚至被盗卖､抢劫，千年文物流落异邦。回国后，见到这些现象，他甚为痛心。于是，他愤然下定决心:中国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筑，中国人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
从1931年起，梁思成参加了当时在北平由朱启钤创办的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从这以后，他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从一开始，梁思成就坚持用近代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古代建筑。他在研究北京的故宫时，手执清廷公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对照实物，从整体到局部，从构造到装饰，逐项测量､记录，遇到疑难问题，便求教老工匠。他用这种书本对照实物的方法，逐渐弄清了清代建筑的结构与形制。1932年，他对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进行了实物测绘，访问了当地的老者，发表了第一篇调查报告。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对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成果。在这之后，他和营造学社的同事们一起，查史料､翻县志，深入到荒郊野外，对许多古建筑进行了实物考察测绘。先后写出了《蓟县独乐寺山门考》､《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赵县大石桥》等考察报告，还在考察的基础上就古建筑的维修提出了书面建议。就这样，把一座座从汉唐､宋辽到明清各代的建筑珍宝逐个介绍给了世人。
上世纪30年代，华北地区人民生活异常困苦，交通不便。梁思成为了找到有价值的古建筑实物，不仅考察名刹古寺，还时常到人迹罕至的荒野去寻找那些被遗忘､名不见经传的建筑遗迹。他和妻子林徽因及营造学社的同事们，在抗战前的6年中，跑遍了华北地区的几十个县和江浙的若干地区，他们风餐露宿地搜寻､考察､拍摄､测绘研究古代建筑，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为研究中国建筑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梁思成根据对中国建筑的结构和形制进行的科学分析，写出了专著《清式营造则例》(其中“绪论”一章为林徽因写)。这部专著第一次用近代建筑投影图详细绘制出清式建筑的构架､门窗､装饰和彩画，近几十年来，这本书一直是初学中国古建筑者的入门必读教材，是讲授中国古建筑必备的参考书籍，也是现在古建筑维修人员常用的工具书。
梁再冰回忆说:“1937年暑假，父母请姑姑带我到北戴河度夏，他们自己则到山西省五台山地区去寻找那曾在敦煌壁画上见到的佛光寺。7月上旬，我的父母和莫宗江先生在五台山地区的豆村，发现了佛光寺，并考证认为这是国内仅存的唐代木构建筑。当他们正为这个发现惊喜不已时，传来了卢沟桥的炮声。于是，他们骑骡子､爬山､坐货车､骑马走出了五台山，到达代县后，才听说‘七七事变’的消息，闻讯后，立即赶回了北平。”
后来，几经辗转，到达昆明，梁思成是北方来的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到达昆明的。当时，后方物价飞涨，营造学社的经费也大大减少了，他不仅难以开展古建筑的考察工作，就连工作人员的薪水也难以为继。抗战后期，梁思成甚至要靠变卖衣物维持家庭开支。当时，美国曾有四所大学及多个博物馆请他去讲学，同时，带着林徽因去治病，他都谢绝了，他说:“国难当头，决不离开国土。”
1941年至1946年，梁思成在四川的一个小镇――长江南岸的李庄镇，度过了他在抗战时期最艰苦的一段日子，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在林徽因､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完成了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建筑史》。
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邀请梁思成去讲学，他带着《中国建筑史》和《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及有关的图片，以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心情，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了国际学术界。这些研究成果受到国外同行的尊重和赞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在美国讲学期间，梁思成还代表中国参加了纽约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工作。
除研究中国古建筑外，梁思成还为两所大学创办了建筑系，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
新中国诞生以后，梁思成被委任为北京市都市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他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这一工作，兴致勃勃地为中南海设计宿舍楼，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等人一起，编写了北京城的规划方案;1951年，全国政协征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梁思成除担任设计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外，还积极组织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建筑师们参加设计。在这前后，他还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关于“国旗､国歌和国徽小组”的讨论，他们从几十种国旗设计方案中选中了“五星红旗”作为国旗，在讨论国歌时，他是积极主张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的专家之一。
1950年，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师生参加了国徽图案的设计。受过美术专业训练的林徽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设计的图案后来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1959年，梁思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之后，他在身体欠佳，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都较繁重的情况下，仍在第一线坚持教学工作。
1964年，我采访梁思成教授时，他已年过花甲，仍表示要为社会主义再干一二十年。不料，在中，他被迫中断了一切工作，遭受迫害，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直到1972年含冤去世。
梁思成去世以后，遵照他生前的嘱咐，他的家人将他收藏的有关建筑学的图书和资料，全部捐给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了纪念他对中国建筑科学所作的杰出贡献，由清华大学建筑系编辑的《梁思成文集》(四卷)陆续出版。2001年，为了纪念梁思成百岁诞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了《梁思成全集》九卷。
梁思成去世12年后，1984年，由费慰梅(费正清夫人，梁思成和林徽因生前好友)编辑的梁思成英文遗作《中国建筑史图册》在美国出版。
民宿考察报告范文第8篇
关键词：高昌；地面佛寺；类型；分期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2-0084-08
Abstract： The Buddhist temples in Khocho include three basic systems of construction， meditation-centered， chaitya-centered， and the pattern of meditation before a stupa. The structural forms， themes of mural paintings，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inscriptions in these types of temples can further b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cave temples in Qiuci， Karashahr， and the Hexi regions. The temple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were constructed over four periods of time， namely the early 5th century， the late 6th to the 8th century， from the late 9th to the middle of the 10th century， and from the Western Xia to the Yuan dynas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s， developments， and influences of the temples of different systems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words： Khocho； temple； classification； periodization
高昌地面佛寺遗址{1}主要分布于高昌故城、交河故城、胜金口和小阿萨遗址。据格伦威德尔所记，高昌故城原存佛教遗迹64处，胜金口原存地面佛寺9处。另据李肖调查，交河故城现存地面佛寺20处。贾应逸从形制布局的角度，将交河故城寺院遗址划分为具备组合关系的建筑群与单体佛堂两类，分别对“殿堂”和“主殿中的基座”以平面形制的不同进行类型划分，并推测了几处寺院遗址的大致年代[1]。李肖将交河故城地面佛寺分为五种类型，另对E5、E6、E7等寺院的营造年代进行讨论[2]。限于考古材料，学者仅对高昌少数地面佛寺进行了年代推定。高昌故城Z寺佛殿绘塑题材明确，佛殿、佛塔与青藏、敦煌地区同类佛塔形制相近，营建年代被确定为西夏至元代[3]。M寺因出土《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寺院年代为445年前后[4]。孟凡人通过对寺院出土遗物年代的判定，认为高昌故城中存在一批营建于唐西州至回鹘时期的地面佛寺[5]。森安孝夫δδ峤逃敕鸾趟重寺院的K寺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6]。
高昌故城现存地面佛寺遗址残毁严重，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零散{1}，多数寺院整体形制布局不清楚，但格伦威德尔[7，8]、勒柯克[9]、斯坦因[10]等人的考察报告中详备的寺院实测图、平面示意图、素描、照片和文字记录，为地面佛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交河故城现存地面佛寺数量较多，并进行过数次考古调查与发掘{2}，但除少数几座规模较大的寺院外，其余佛寺形制布局不甚明确。具备考古学类型划分与年代判定意义的塔庙，多数只残存塔基部分，塔柱原有形制无法确知，佛殿壁画与泥塑多已残毁，无法辨识其绘塑题材。探险家对于交河故城佛寺的记录又较简略。这些都造成对交河故城地面佛寺进行全面研究的困难。胜金口与小阿萨地面佛寺遗址皆存有较为较丰富的图像和文字资料，且保存状况较好，可以将笔者的调查资料与之前探险家的考察报告相互比对。
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1. 高昌形制布局明确、时代判定因素可靠的地面寺院{3}。格伦威德尔在绘制寺院平面示意图时，多只绘出塔庙或佛殿等地面寺院的中心性建筑，多数地面佛寺的整体布局并不完整。不过，塔庙或佛殿是寺院最为重要的中心建筑，是寺院类型与分期研究的关键。故本文所选研究对象为高昌故城中21处{4}、胜金口4处、小阿萨、交河故城10处地面佛寺遗址。
2. 交河故城存在大量单体佛堂，形制与寺院中的塔庙相近，两者存在密切的关联，但其塔柱多只残存塔基，无法深入研究，不在本文研究之列。
一 地面佛寺的类型划分
依据寺院中心建筑种类的不同，可将高昌地面佛寺分为三种类型：
A型：以佛殿为寺院中心建筑。根据佛殿平面形制的不同，可分为四种形式：
Ⅰ式：平面呈纵长方形，正壁前塑像台，其上塑坐像。包括高昌故城M寺（图1）。
Ⅱ式：平面呈横长方形。包括交河故城E-5-17号佛殿、E-12号寺院、E-25[1]{5}号寺院（图2）、E-3号寺院、E-11-74号佛殿。
Ⅲ式：佛殿以建筑组合形式出现，即中间为横长方形佛殿，前方两侧为对称分布的两座配殿，三殿平面呈“凹”字形。包括交河故城E-7号寺院（图3）。
Ⅳ式：方形佛殿外环绕回廊，平面呈“回”字形。包括高昌故城E寺、V寺、寺A号建筑，交河故城E-25[2]号寺院，胜金口1号寺院、5号寺院、7号寺院、9号寺院（图4）。
B型：以塔庙为寺院中心建筑。依据塔庙中心佛塔形制的不同，可分为四种形式：
Ⅰ式：塔庙中心为方形仿汉式木构楼阁佛塔，顶部有圆柱形覆钵。包括高昌故城寺（图5）。
Ⅱ式：塔庙中心为方柱形佛塔，下层四面各开一龛，其上分层开龛，顶部有圆柱形覆钵。包括高昌故城寺、W寺、寺、寺，交河故城E-27号寺院（图6）。
Ⅲ式：塔庙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半部为方形或长方形佛塔，后半部于佛塔背面或塔庙后壁塑涅像。佛塔正面或四面塑像。包括高昌故城H′寺、T寺、I′寺、Ц寺（图7）。
Ⅳ式：塔庙中心为方形塔柱，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包括高昌故城A寺、Q寺、T′[1]寺、Б[1]寺、寺与K寺之间的寺院，交河故城E13-1号塔庙、E-11-61号塔庙、E-16号寺院（图8）。
C型：寺院中心建筑为前殿后塔式布局。寺院由前、后两部分构成，前部为横长方形佛殿，后部为十字折角形佛塔。包括高昌故城Z寺、w寺、小阿萨佛寺遗址（图9）。
二 各类型单体地面佛寺的年代
（一）地面佛寺相对年代的排比
高昌各地面佛寺在空间分布上相互独立，尚未发现不同寺院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各寺院改变形制布局的重修、改建现象亦极少，能够确认的只有三处，即高昌故城寺东北角被改建为E寺，交河故城E-25[1]由横长方形佛殿改建为“回”字形佛殿。由此可知，塔柱四面分层开龛的塔庙早于“回”字形佛殿，横长方形佛殿早于“回”字形佛殿{1}。
寺院叠压、打破和重修、改建遗迹现象的缺乏为排比不同类型寺院的相对早晚关系造成了阻碍。因此，只能通过对各类型寺院中单体寺院年代的考订，得出各类型寺院营建的绝对年代，再结合前文寺院类型的研究结论，明确高昌地面佛寺的分期序列与发展演变状况。
（二）各类型单体佛寺的营造年代
1. A型寺院
作为A型Ⅰ式的M寺曾出土《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碑文记：“凉承平三年，岁次大梁，月吕无射，量工兴造。”故而寺院营建的年代为大凉承平三年，即445年前后。
北朝地面佛寺虽然十分突出佛塔的中心地位，但以佛殿为主体建筑的寺院亦为数不少。《洛阳伽蓝记》所记近50处佛寺中，只有15处佛寺建塔，其余皆以佛殿为寺院中心建筑[11]。南朝地面佛寺以佛殿为中心的形式则更为流行{2}。且中原内地和南方地区的佛殿多为横长方形，周绕僧坊、讲堂、回廊等建筑。这样的佛殿样式及寺院布局形式与A型Ⅱ式寺院相同。故推测此类型寺院的出现时间约为5―6世纪。
A型Ⅲ式横长方形佛殿及前方两侧构筑对称分布配殿的形制与敦煌莫高窟隋代第433窟窟顶经变、初唐第338窟北壁说法图、盛唐第217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盛唐第225窟南壁龛顶阿弥陀经变中的佛寺布局相近。敦煌壁画中以“凹”字形平面建筑群组作为中心建筑的佛寺在中唐以后则不多见[11]63-69。据此，可推定高昌A型Ⅲ式佛寺营建于隋至中唐的6世纪后期至9世纪后期。
A型Ⅳ式为平面呈“回”字形的佛殿，高昌故城E号建筑前壁残存儒童本生佛本行经变，左甬道内壁残存两幅佛本行经变底部，V寺右甬道底部残存佛本行经变，寺A号建筑甬道绘佛本行经变，胜金口1号寺院甬道壁面绘佛本行经变[7]89，42，61，131。此类佛殿的洞窟形制、壁画题材及分布位置皆与柏孜克里克第15窟、第20窟相同。柏孜克里克第15窟、第20窟属于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的回鹘早期[1]427-428，故A型Ⅳ式的兴建年代当为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
2. B型寺院
B型Ⅰ式寺塔庙中心为方形仿木构三层楼阁式佛塔，顶部有圆柱形覆钵，佛塔底层较高，两侧及后方原为环绕佛塔的甬道，佛塔中雍投ゲ阌Ω哂诘笔钡牡疃ァ4怂庙的形制布局、佛塔样式与吐峪沟沟东区塔庙窟K18相同，当营建于同一时期。K18形成于5世纪前期[12]，故寺的营造年代当为5世纪前期。
B型Ⅱ式塔庙中心为方柱形佛塔，下层四面各开一龛，其上分层开龛，顶部有圆柱形覆钵。此种佛塔样式在高昌地区似为颇流行，且多出现于规模较大的地面佛寺中。高昌故城寺，环绕中心塔庙左、右、后三面皆建形制相同的僧坊。僧坊原为上、下两层，下层僧坊每间平面呈纵长方形，前、后两进，前室前壁开门、窗，前、后室之间的隔墙上开方形明窗，其下为拱门，后室后壁开圆拱形龛[7]79-80。吐峪沟沟西区以第12窟（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号）塔庙窟为中心，两侧对称分布一排僧房窟，亦为上、下两层，下层僧房窟的形制与高昌故城寺相同，应是石窟寺对地面寺院僧坊的模仿。两者营建年代相近。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与两侧僧房窟为统一规划营造的洞窟组合，故第12窟与两侧僧房窟的营建基本同时。第12窟主室中心为四面开单层龛的方形塔柱。敦煌同类塔庙窟出现于545―574年[13]。同时，第12窟塔柱左面、背面圆拱龛两侧残存带泥塑忍冬纹的龛柱，与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正壁及左、右壁龛两侧龛柱上的忍冬纹样相同，年代较接近[14]，而莫高窟第285窟始建年代为西魏大统四年（538）或稍后[15]。另外，第12窟主室左壁下方残存一排联珠兽头纹，此类装饰纹样流行于6世纪末至8世纪初[16]。因此，第12窟的年代当为6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由此可知第12窟两侧僧房窟的营建年代，进而得知高昌故城寺僧坊的形成时代，最后得知寺中心塔庙也可能营建于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即6世纪后半叶至8世初。
在B型Ⅲ式高昌故城I′寺南壁出土的说法图等壁画[7]图版2中，听法菩萨与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主室说法图中胁侍菩萨的造型、宝冠、璎珞样式及披着方式，结跏趺坐佛相同。前文已知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的开凿年代，故B型Ⅲ式的形成年代可能为6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
B型Ⅳ寺与K寺之间的寺院出土两幅壁画，一幅为听法菩萨、弟子像，其菩萨造型、璎珞与宝冠的样式和吐峪沟沟东区K27相同，K27开凿于6世纪左右。弟子造型、僧衣样式与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吐峪沟沟东区第32窟禅观图像中的禅观僧的相同。另一幅为菩萨立像，左有墨书榜题：“行者系念思惟众叶间生……”[9]图版10，此题记内容与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号）前室右壁禅观图像中“行者观想树叶一一树叶……”墨书榜题内容相近。吐峪沟禅观壁画绘制年代为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17]，结合前文所引莫高窟塔庙窟塔柱四面开龛形制出现的时间，可知寺与K寺之间寺院的形成年代当为6世纪后期至7世纪中叶。
Б[1]寺塔柱应为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形制，塔庙侧壁于深红色背景上，用白色颜料绘制莲蕾、圆圈纹和四棱形宝珠[7]107。此种绘制技法与纹样题材在吐峪沟最早期的洞窟沟东区K18、沟西区NK2中即已出现[18]，直至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沟东区第32窟禅观图像中，仍是常见的装饰纹样。考虑到莫高塔庙窟中塔柱四面开单层龛的出现时间，笔者认为，将此寺的年代推定为6世纪后期至7世纪中叶较为合适。
高昌故城T′寺由东、西两部分构成，西部建筑出土了与柏孜克里克第14窟正壁左侧相同的阿弥陀净土变，又发现了身着蒙古衣冠的女供养人，属于回鹘臣服蒙古后的壁画。但据勒柯克所记，在此间建筑南墙的房柱上曾发现汉文题记，其中出现了武周新字，因而将此组建筑的年代确定为717年{1}。西侧建筑明显经过重修改建，寺院始建年代应早于回鹘壁画的年代。故而作为同一组建筑的东侧塔庙，其营建年代可能为武周新字流行的载初元年（689）至长安四年（704）。
综合以上各寺院年代的研究结论，可知B型Ⅳ式的形成年代当为6世纪后期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
3. C型寺院
高昌故城Z寺、w寺十字折角形佛塔与莫高窟第285窟元代灰身塔的形制相同，又与阿里托林寺迦莎殿、江孜白居寺吉祥多门塔、扎囊县桑耶寺绿塔[19]的平面相近。Z寺前部佛殿中的壁画题材已被考证为藏传佛教的五方佛[3]，年代为西夏至元代。
三 各类型地面佛寺的分期
由各类型单体寺院的营建年代结论，可知高昌地面寺院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5世纪前期的高昌郡时期，包括A型Ⅰ式、B型Ⅰ式寺院；第二期为6世纪后半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包括A型Ⅱ、Ⅲ式，B型Ⅱ、Ⅲ、Ⅳ式寺院；第三期为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的回鹘高昌时期，包括A型Ⅳ式寺院；第四期为西夏至元代，包括C型寺院。分期结果如附表。
通过对高昌地面寺院中心建筑的类型划分和年代研究，可以明确高昌寺院中心建筑存在三个基本的发展谱系：第一谱系以佛殿为寺院中心。佛殿最初为纵长方形，后演变为横长方形，再于横长方形佛殿前方两侧营造相互对称的配殿，最后于方形佛殿外环绕回廊，形成“回”字形佛殿；第二谱系以塔庙为寺院中心，佛塔是塔庙的中心，佛塔最初为方形仿木构楼阁样式，后演变为方柱状四面分层开龛式，之后塔庙整体空间被划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为方形或长方形佛塔，后部于佛塔背面或塔庙后壁塑涅像，最后于佛塔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第三谱系为形制特殊的前塔后殿式布局。
作为联系犍陀罗、中亚、塔里木盆地南北缘与河西地区的关键节点，高昌佛教与犍陀罗、龟兹、于阗、凉州、敦煌、青藏地区的佛教系统有着密切关联[20]。而高昌地面佛寺的发展谱系则能够体现不同地区对高昌佛教的影响。
4世纪后期至5世纪前期，在后凉、西凉、北凉治下的高昌郡与凉州地区存在密切关联，凉州佛教是此期高昌佛教的主流。营造佛殿是凉州佛寺中流行的做法。同时作为北凉王家石窟寺的天梯山第1窟、第4窟塔柱皆为仿木构楼阁的样式[21]。凉州地区在地面佛寺中营造佛殿、塔庙中塔柱规制为仿木构楼阁样式的寺院营造方式在高昌第一期地面佛寺中皆有体现。凉州的寺院营造模式当直接影响到高昌寺院的规制。
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高昌地面佛寺同时受到敦煌与龟兹、焉耆地区两大佛教系统的影响。
高昌A型Ⅱ式的寺院形制c中原内地及南方地区的以横长方形佛殿为中心、周绕僧坊、讲堂、回廊的寺院联系紧密。A型Ⅲ式主殿两侧设置配殿的做法颇见于敦煌隋至中唐时期壁画中的佛寺。B型Ⅱ式塔庙于方形塔柱上分层开龛的做法则与承继了北凉开窟传统的张掖马蹄寺第2窟，金塔寺东、西窟，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万佛洞，后山古佛洞等的塔柱样式相同[22]。高昌B型Ⅳ式地面寺院塔庙于塔柱四面开龛，而敦煌莫高第二期（525―545年）塔庙窟开始出现四面开单层龛的形式，第三期（545―574年）塔柱流行四面开单龛[13]226-228。上述几点足见河西对高昌地面寺院的影响。
B型Ⅲ式塔庙前塑大型坐像、后塑涅像的布局形式与龟兹大像窟、焉耆锡克沁第3、5、6、7、8、9（晁华山编号）等窟前塑大型立佛、后绘塑涅像的做法相近，应是对龟兹、焉耆等地石窟寺布局形式的模仿。
回鹘高昌时期，A型Ⅳ式平面呈“回”字形布局的佛殿是高昌地面佛寺和石窟寺中颇为流行的样式。此种形制的地面寺院在焉耆锡克沁佛寺遗址中也极为常见，如A2、B4、B8、C4、C56、F4、K10、（奥登堡编号）等建筑[23]。虽然两地此类寺院的影响关系还不甚明确，但此种寺院形制对于研究高昌、焉耆在此时段的关联至关重要。
回鹘高昌臣服蒙古后，受到藏传佛教的强劲影响。地面佛寺也开始摹写青藏地区佛寺的形制，出现了前殿后塔的寺院格局。
参考文献：
[1]贾应逸.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71.
[2]李肖.交河故城的形制布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40-139.
[3]陈爱峰，吾买尔・卡德尔.高昌故城东南佛寺与藏传佛教[J].中国藏学，2013（4）.
[4]荣新江.《且渠安周碑》与高昌大凉政权[C]//燕京学报：新5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5-92.
[5]孟凡人.新疆考古论集[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37-63.
[6]森安孝夫.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ヘ[M].东京：汲古书院，2011：545-550.
[7]格伦威德尔.高昌故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1902―1903年冬季）[M].管平，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8]格伦威德尔.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M].赵崇民，巫新华，译.贾应逸，审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13-624.
[9]勒柯克.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M].赵崇民，译.吉宝航，审校.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62.
[10]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3卷[M].巫新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附图XXIV.
[11]萧默.敦煌建筑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63.
[12]李裕群.吐鲁番吐峪沟石窟考古新发现――试论五世纪高昌佛教图像[G]//石守谦，颜娟英.艺术史中的汉晋与唐宋之变.台湾：石头出版社，2014：95-126.
[13]李崇峰.中印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27-228.
[14]敦煌研究院.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图114.
[15]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C]//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185.
[16]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66-67.
[17]宫治昭.吐峪沟石窟壁画与禅观[M].贺小萍，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06-119.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吐鲁番学研究院，龟兹研究院.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发掘简报[J].考古，2012（1）.
[19]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64，142，60.
[20]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M].北京：中华书局，1957：48-83.
[21]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天梯山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63，86.
[2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西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图52，图119.
民宿考察报告范文第9篇
1936年6月,有“红色牧师”之称的中共秘密工作者董健吾,受宋庆龄和中共组织的指派赴西安,通过张学良将军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下简称斯诺――笔者)和美国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以下简称海德姆――笔者)护送到了陕北苏区。
斯诺和海德姆都是中共中央和所邀请的国际友人。原来,1936年初夏,时驻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和决定邀请一位受过正规训练的西医,来帮助革命根据地建立医疗机构,另外邀请一位诚实公正的西方新闻记者到陕北苏区采访。物色新闻记者的任务,已由中共北平秘密组织负责人徐冰承担,而物色合适的西医人选,则拜托居住在上海的宋庆龄。宋庆龄考虑再三,推荐了海德姆。
海德姆于1910年9月26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城一个钢铁工人家庭,1931年他毕业于美国贝鲁特大学医科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33年11月,23岁的海德姆孑然一身从美国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上海。
在上海,海德姆先后在广慈医院和外滩的米斯德特医院挂牌行医。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批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还参加了外籍进步作家路易•艾黎等人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
在马克思主义读书会里,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知道海德姆很向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便跟宋庆龄说起这件事。宋庆龄也常常见到海德姆,两人交谈过几次。宋庆龄见海德姆有强烈的赴西北苏区的愿望,便决定介绍他去,并告诉他在到达西安后如何跟接他的人接头。于是,海德姆带着一架由宋庆龄送给他的照相机和几卷柯达胶卷,乔装成一家杂志的记者,从上海火车站登上开往西安的火车。经过十几天的艰苦跋涉,他终于在1936年7月中旬抵达了当时中共中央机关驻地保安县城。
这里的一切,显然是已做好了迎接他们的安排。面对一声声亲热的问候和一张张真诚友善的笑脸,海德姆感到像回到家一样的亲切和温暖。
很快亲自接见了他们。
“欢迎我们的贵客!”伸出一双大手,面带微笑,同海德姆和斯诺亲切握手。
“这就是悬赏25万大洋要他脑袋的吗?”海德姆脑海里首先蹦出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疑问。
站在久已仰慕的中国劳苦大众的领袖面前,海德姆竭力想从第一次会见中寻觅到他想知道的一切:高大的身材,肃穆而又略显瘦削的面容,高鼻梁和高颧骨衬托下的一双炯炯有神、仿佛能透视一切的眼睛,满头潇洒地梳向脑后的黑发。在海德姆看来,这是一个精明无比、潜藏着巨大力量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
对海德姆和斯诺这两位客人很客气,但并不十分拘于礼节。他招呼客人落座后,便坦诚地向海德姆提出一项委托:“请你――海德姆博士,特别到我们的每一个医院去看看,希望能对苏区医疗条件的改善、医生素质的提高等等方面提出具体意见。另外,我们计划创办一所医科大学,也请你结合考察,提出一个筹建方案。”
海德姆几乎没有想到,第一次会见,就对自己如此坦诚,如此信任。他愉快地接受了的委托。
二
在第一次接见以后,又主动与海德姆和斯诺进行了多次交谈,谈话一般从晚上9点开始,一直延续到深夜二、三点。
海德姆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妻子贺子珍用煮过的山杏当夜宵招待他们的情景。那比大拇指头大不了多少、只有薄薄一层肉、青绿带红的山杏,看起来着实可爱,但一碰牙齿,其浓烈的酸味真令海德姆、斯诺这两位外国人浑身打颤。
谈话时,有时坐着谈,有时站起来踱着步边走边谈,有时激昂地用手臂向外一挥,有时又微微低头沉思。谈到战友的牺牲,他的感情总显得十分激动。海德姆完全被的谈话吸引住了。他似乎一下懂得了许多,理解了许多。他想起了自己亲眼目睹反动派在上海龙华一带杀害年轻革命者的残酷而恐怖的情景,想起了黄埔江畔的那些露宿者和饿殍的凄惨景象,联想到自己进入苏区以来的所见所闻,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希望就在这些抱有坚定信念、不惜流血牺牲、“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就是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海德姆深深为等领导人的乐观精神所感动,便萌发了参加红军、投身中国革命的强烈愿望。
海德姆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请求,得到了的批准。很快,他穿上了红军军服,成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为了方便结识群众,他将自己的姓名乔治•海德姆改为马海德。这么一改,既保留了原美国的姓氏,又增加了陕甘宁边区回族同胞普遍是“马”姓的姓氏特征,意在跟中国广大人民融为一体。
从此,乔治•海德姆脱胎换骨,以马海德的大名而闻名于世。
在同交谈期间,马海德没有忘记自己的医生职责。他专门给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检查结果显示的身体非常健康。这使斯诺大为惊讶,因为斯诺不止一次的看到有人写文章说“是个痨病鬼”、“得了不治之症”等等。这件事也使斯诺和马海德进一步看清了反动宣传的卑鄙和。
马海德没有忘记的委托。他怀着一颗赤诚的心,考察了前线和后方大大小小的红军医院和门诊部。他试着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与那些为红军服务的医生、护士、司药、护理员以及伤病员交谈。他还通过同部队干部、战士交谈,同苏区老百姓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健康的状况,听取他们对医疗卫生工作的意见。
很快,马海德写出了《苏区医疗卫生工作考察报告》并呈送。看了报告后,非常赞赏,很快决定聘请马海德担任中央军委卫生部的顾问。马海德还受组织委托,兼任的保健医生。
马海德在担任保健医生的同时,还负责一位需要重点医疗保护的对象,那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王稼祥因在长期艰苦的环境中,积劳成疾,患有多种疾病,尤其是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成重伤,一直未愈。马海德对症下药,体贴入微,每当王稼祥有不舒服的感觉时,马海德就日夜守候在他的身边,直到他的病情明显好转后才离开。
时任中共中央机要科长兼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的邓颖超,因工作紧张而导致肺结核病复发。当时,陕北苏区根本没有治疗肺结核的药物,营养条件又差,使得邓颖超天天发烧、咳嗽。马海德主动为邓颖超仔细检查了病情,临时采取了一个土办法,让她每天在户外院子里支一张行军床,躺在上面接受两个小时的日光浴。邓颖超按照马海德的建议,每天躺在床上沐浴阳光,辅之药物治疗,几个月坚持下来,结果体温降了下来,病情得到初步控制。
1936年11月中旬,斯诺完成了他在陕甘宁苏区4个月的采访计划返回北平,马海德以苏区主人的姿态为斯诺送行。临分手时,两人恋恋不舍,斯诺把自己一件黄色鹿皮夹克留给马海德做纪念。马海德紧紧地握住斯诺的手,郑重地对斯诺说:“你回去写文章时,千万不要提到我的名字,因为上海有我的许多朋友,如果政府知道我投奔苏区,我的那些朋友就会受到牵连。美国还有我的一家人,我在苏区的事暴露了,他们的处境也会很危险。”斯诺非常理解地点点头。
斯诺回到北平后,用他那一篇篇优美的中国西北旅行的报道,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事业,斯诺的名字因此而蜚声海内外。然而,同斯诺一道进入西北苏区的美国医生海德姆的名字却在他的亲人和朋友面前神秘地消失了。
三
为了做好对的保健工作,马海德可没少动心思。
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养成了夜里办公、白天睡觉的习惯。有时,白天有会议或必须参加的一些活动,他就不得不减少睡眠。马海德唯恐睡眠不足引起神经过度疲劳而影响健康,就想尽各种办法调剂。有时候,他拉去打乒乓球;节假日,他动员去看文艺节目或跳舞;有时还陪打麻将,避免人们在休息时跟他谈工作。
经过几个月在延安工作和生活的锻炼,马海德确信自己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红军战士了,他多次在心里默默地说:这里有我的事业,这里就是我的战斗岗位。1937年2月,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被上级党委批准,预备期为一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马海德开始担任八路军总卫生部顾问,随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是年底,马海德从前线返回延安,开始负责筹建八路军军医院。
延安当时是中共红色首府,这里汇集了很多中共中央领导人,保证中央领导的身体健康是马海德在抗战时期的一大任务。从前线和各抗日根据地到延安汇报工作或开会的大部分领导人,以及在延安工作的中共五老――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都曾接受过马海德的检查或治疗。
马海德为人正直诚恳,医德高尚,工作负责,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并很快学会了当地方言,深受陕甘宁边区军民爱戴,被群众当成自己人看待,亲切地称他为“咱们的马大夫”。马海德也把自己看成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1940年3月,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批准,马海德与时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院插班学习的进步青年周苏菲结为伉俪。和当时也在延安的出席了他们的婚礼。
当时,人们都亲热地称周苏菲为“苏菲”,久而久之,竟舍去了其姓氏,而“约定俗成”――周苏菲也就成了苏菲了。
婚后,马海德将家安置在王家坪,离的住处很近。后来,马海德发现有轻微的风湿性关节炎,心里很是不安。他对苏菲说:“关节不太好,我们每天晚饭后一起陪他去散散步,让他活动活动关节好吧!”打那以后,每天吃过晚饭,只要没有风雨,只要没有重要活动缠身,马海德就会和苏菲带着儿子幼马一起,陪散步。他们从王家坪走到延河边,绕一圈再转回来。一路上,见景说景,见物说物。碰上熟人,总要主动打招呼。马海德绝不放过的一条原则,就是一定要避免有人跟谈工作,一旦有人提到工作,他就在一旁赶快大声地逗引小幼马出洋相,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引过去,然后便趁机陪走开。
很欣赏马海德对事业执著追求的精神和热情、真诚、幽默的天性,而且特别喜欢同他争论问题。这种天南海北、海阔天空的神聊和争论,常常使两人都获得意外收获。正因为这样,只要两人隔几天不见面,就会派人把马海德一家子请来聚餐。总是边吃边同马海德聊天,有时还故意给苏菲出几个使她不好回答的问题,逗得满堂大笑。因此精神得到放松,马海德和苏菲也从中得到了很多收益,马海德曾深情地对别人说:“我对他是身体保健,而他对我却是‘思想保健’,还是我太幸运了。”
四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马海德随同和中共中央进入古都北平,他已经模糊了自己的国别。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日子里,马海德也很自然地将自己看作是新中国的一份子,他正式提出加入中国国籍。
早在延安时,马海德就向提出了加入中国国籍的问题。很理解马海德的中国情结,亲切地对马海德说:“马海德同志,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投身革命,我们非常感谢和欢迎。你想加入中国国籍,更表达了你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不过,目前,国家政权还为所掌握,你想想,会接纳一个来中国参加共产党的外国人为它的国民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我们解放区只占中国的部分地区,还谈不上国籍的事。等到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时,我一定第一个批准你加入中国国籍!”听了的话,马海德眼睛里闪烁出希望的光芒。
1949年10月1日,马海德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盛典。在开国的礼炮声中,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让人正式通知马海德,他已被批准加入中国国籍了!
回到家里,他抱起妻子在地上旋转,高兴地说:“我是中国人了!”儿子幼马也大叫起来:“爸爸、爸爸,我也是中国人了,快抱我转转吧!”马海德抱起儿子转了一圈,说:“我们都和妈妈一样是中国人!”
知道马海德加入中国国籍后,有一天派人把马海德一家接到自己家里。见面后,非常高兴地说:“祝贺你呀!原来你算是我们中国人的女婿,现在你入籍了,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了,是完全的中国人了!”
这是进城后马海德第一次到家中做客,当时,已搬进中南海了。小幼马把脸贴在书房的沙发上一动不动,转过身来想要逗他玩玩,小家伙却把头埋进沙发里一动不动,怎么哄他也不起来。笑着说:“怎么,高鼻子也怕矮鼻子啊!要像你爸爸妈妈那样勇敢嘛!你爸爸马海德很勇敢,为真理冲出了国界;你妈妈苏菲也很勇敢,为爱情敢于冲破世俗观念。我很喜欢你们这一家子!”
马海德凭着自己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忠诚和献身精神,赢得了、、宋庆龄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信赖,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半个多世纪中,马海德在许多方面为中国人民做出了贡献。1983年,在庆祝马海德来华工作50周年之际,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地会见了他。在他78岁生日那天,卫生部授予他“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的荣誉称号,并号召卫生战线的全体工作人员学习马海德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
民宿考察报告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灌木柳;开发利用;战略措施
中图分类号:S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10-0006-2
0 前言
杨柳科(Salicaceae)是泛北极植物区系的典型科之一,具有广泛的、多种多样的用途,在人类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素为世界人民群众所喜爱和重视。柳属(Salix L.)是杨柳科最大的属,约550种,我国柳属植物255种,约占全世界总数的46%,是全世界柳属植物最多、最丰富的地区,在全国各省、区广泛分布,而柳属绝大部分为灌木柳,许多种类与人们生产生活戚戚相关,目前部分灌木柳种类已开始被人类开发利用。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灌木柳作用的逐步认识,特别是2008年多哈会议后,热爱自然、崇尚环保,倡导低碳经济已成为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对灌木柳的开发利用尤为迫切和重要。
1 我国灌木柳资源分布及利用现状
灌木柳具有喜光抗寒、耐水湿、根系发达、萌蘖力强、易繁殖、成活率高等特点,是理想的能源利用、工艺品编制的原料树种和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树种。我国灌木柳种类繁多,野生种类全国各地皆有分布。我国栽培利用灌木柳历史悠久,据资料,早在明嘉清年间,河北固安沿永定河、白沟河岸沙滩上即广种杞柳;山东微山湖杞柳有1400多年的栽培历史。目前我国人工栽培利用的灌木柳种类主要有杞柳(Salix integra Thunb)、乌柳(S. cheilophila)、簸箕柳(S. suchowensis)、三蕊柳(S. triandra)、细枝柳(S. gracilior)、沙柳(S.pammophila)等。全国灌木柳栽培集中在山东、江苏、河南、湖北、安徽、河北、内蒙古及东北三省沿河地区。山东省临沂市沂沭河两岸、济宁市的微山湖周围及东营市黄河三角洲,江苏省苏北地区,河南省、安徽省的淮河流域,湖北省的汉江流域是杞柳的主要栽培区,作为柳制工艺品的原料,部分县市柳编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有“柳编之乡”之美称。辽宁台安发展的主要是三蕊柳、细枝柳、簸箕柳及蒿柳。内蒙古、宁夏等沙地,山西、陕西省的黄土地栽植沙柳,主要是防风固沙,保持水土。
2 灌木柳资源的评价
2.1 生态效益明显,是优良的生态林建设树种
灌木柳具有种源丰富、造林技术简单、成活率高、成本低,防护效益好的特点。其根系发达,枝叶繁茂,在沟河两岸、沿江栽植能起到稳固江道、防洪排涝、固土护岸、防止水土流失等作用;在丘陵地区栽植对治理水土流失效果明显;在农田防护林中乔灌结合使防护林的生态效益更明显。
2.2 做为柳编工艺品的原材料,经济价值高,是编织业的优质原料,高附加值的经济林树种
杞柳枝条是编织柳工艺品的上等原料,作为国际公认的绿色包装物和装饰品,柳编工艺品已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为我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如临沂市作为山东省的主要杞柳产区及加工地,现栽培面积1.5万hm2,年产优质干条18万吨,柳制工艺品100多个系列1万多个花色品种,年出口创汇1亿多美元。
2.3 利用价值大,应用范围广泛
灌木柳除作为柳编工艺品的原料外,枝条产量高,韧性强,可以条代木或以条代竹,是制造人造板的好原料;也可以作为食用菌开发生产培养基原料;花为早期蜜源,叶和皮是喂羊、兔的好饲料,还可沤制绿肥。灌木柳生长快,可迅速解决农民烧柴问题,是优良的薪炭林树种。
2.4 是优良的生物质能源林树种
灌木柳种类多,分布广,天然杂交非常容易,其适应性强,繁殖简单,造林容易,易平茬更新,造林成本低廉;其光合效率高,生物质产量大。优良灌木柳品种的生物质产量可达30-45t/hm2,比南方著名速生桉树并不逊色,是很有发展前途的生物质能源林树种。在全球能源紧缺的今天,作为可再生的生物质能源,灌木柳无疑是个很好的选择。
3 灌木柳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3.1 栽培管理粗放
虽然灌木柳林在我国分布很广,但大部分栽培管理粗放。主要表现在不注重品种的选择,栽植地点多为沙化土或河滩地,立地条件差,很难做到适地适树;栽培技术措施研究少,凭经验,标准化、集约化管理水平低。
3.2 对我国灌木柳资源的开发利用渠道较窄
主要是用为柳制工艺品的原材料,对于灌木柳的其他作用,还很少开发。在作为柳制品的原材料方面,也仅应用其枝条,对其叶、皮等也被作为垃圾处理,严重影响了灌木柳开发的综合效益。
3.3 灌木柳栽培生产及加工标准化水平低,柳编企业缺乏品牌意识
大部分为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柳制品的品种花色及加工数量以外商订货单为主,主动研发的品种太少。以农户为单位的种植、加工形式存在着水平低,产品质量不整齐,标准化水平低,很难形成名牌产品;而大部分柳编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柳编制品靠贴牌出口,也严重影响了出口,制约了柳制品产业的发展。
4 开发利用灌木柳资源的战略性措施
4.1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
我国的灌木柳种质资源丰富,但绝大多数处于自生自灭状态,虽然灌木柳适应性强,但仍有许多树种、品种濒临灭绝;同时森林火灾、人为破坏及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也使许多宝贵的种质资源流失严重,因此,必须加强灌木柳种质资源的保护,坚持近期计划与长远发展相结合,现地保存与异地保存相结合,重点保存与一般保存相结,制定科学的保存和利用规划,实现灌木柳种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山东省郯城县林业局首先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2007年从全国灌木柳主要栽培区进行了种质资源收集,建成了具有200余个种质的异地保存库。
4.2 开展良种选择及培育
根据我国地域广、立地类型多、气候变化大和灌木柳种类多、杂交易、用途广的特点,采用杂交育种或选择育种,选定不同性状作为遗传改良的主要目的性状,选育出不同利用途径的优良品种或优良无性系。江苏省林科院在我国较为系统地开展了灌木柳育种研究,进行了编织柳的遗传改良和高生物量灌木柳的选育,选育出了适宜编制高档柳编工艺品的Jw9-6和Jw8-26 ,已推广到华北、黄淮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安守芹等通过对92个沙柳无性系的田间试验,筛选了10个高优质、高产量、高速生、高抗逆的优良无性系。
4.3 多元化种植,多形式开发
灌木柳喜湿耐涝,易繁殖,生长快,适应范围广,无论是农田还是渠旁都可栽植,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根据发展需要,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种植,实现规模化发展,形成规模效益;也可以充分利用沟边、渠堰、水旁、河滩及许多尚未得到有效利用的湿地,开展“四旁”栽植,同时也可以发展林-柳间作,提高灌木柳种植综合效益。灌木柳是多用途树种,柳编工艺品林、生物质能源林、饲料林、药用林多形式开发,全面发展。特别是要把发展灌木柳生物质能源林同发展柳编工艺品林同等重视,作为今后灌木柳发展主要发展方向。灌木柳作为营造生物能源林具有优越的条件,为灌木柳的开发利用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4.4 开展专项栽培技术研究及产品研发,实现标准化生产
针对不同立地条件、不同栽培目标开展专门的栽培管理技术研究,提出栽培管理规程。组织技术力量开展灌木柳产品研发,进一步重视对柳编工艺品的研发,研究新工艺,开发新品种,形成特色,形成品牌。同时对灌木柳在饲料、药材及人造板等方面应用开发研究,形成新产品,扩大灌木柳产品应用领域。
4.5 成立行业协会,组织行业论坛
积极引导成立灌木柳商会或柳编产业协会,做好企业的组织、协调、指导、培训和信息服务,充当行业自律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行使好沟通政府、企业和市场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实现灌木柳种植和加工企业尽快由部门管理向行业管理的转变。由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组织专家学者,定期举行行业发展论坛,让企业了解国内外最新技术和行业发展方向,探索较好的成长方式,推动企业发展和创新能力,保持灌木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赵士洞,中国柳属植物地理分布的研究[J].植物分类学报,25(2):114-124(1987).
[2] 王战,方振富.中国植物志[M],第20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84.
[3] 侯学敏,杞柳密植栽培管理技术[J].河北林业科技, 2002,1.
[4] 宿启盛,刘崇云.微山湖杞柳栽培技术[J].中国林副特产,1991,3.
[5] 陈鸿雕.台安县灌木柳的栽植和柳编生产的考察报告[J].辽宁林业科技,1990,3.
[6] 涂忠虞.柳树[M].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7] 潘明建.柳树的遗传改良及栽培技术[J].林业科技开发, 2004,18(3).
[8] 安守芹.沙柳优良无性系选择[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2001, 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