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宿分析论文范文

民宿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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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墟里二号花园。

山脚下或溪水边，择一处院子，修几栋老宅。作为一种旧乡愁与新乡土相结合的产物，民宿被称为有温度的住宿、有灵魂的生活。自2012年起的四年间，以浙江省德清县的莫干山为代表，国内民宿迎来了井喷式增长态势。从表面看来，民宿为游客出行提供了一种高品质、多元化的住宿选择，并且以极强的盈利能力吸引着社会各界资本力量的参与。然而，有研究机构深入分析发现，当下我国民宿产业呈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极化：一方面，以莫干山为代表的少部分早期民宿发展区，依托成熟的区域市场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活力，全年无淡季，定价堪比星级酒店;另一方面，70%的新晋民宿经营者，却面临着定位失准、客源不稳的发展困境，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之下举步艰难。 墟里二号阳光房。

大背景下，或是情怀，或是利益，民宿经济的起势已经不可逆。而当事物发展走向高潮，门槛降低、经营不善、同质化等问题陆续出现，这场“狂欢”如何演绎得更加理性与持久，也成为了风口背后的新焦点。一边是不断抬高的体验预期，一边是投资过热下的经营困局，如火如荼的民宿经济未来何去何从，在风口浪尖的民宿主们如何化解情怀与资本纠缠的困境？在各路群雄的追逐下，什么样的乡村民宿可以在这个时代里脱颖而出？本期沙龙，我们通过民宿热潮中的个别成功案例，来探讨一下如何才能打造出“网红”和“爆款”。

小熊・说

小熊 墟里乡舍创始人

墟里的选址依托大景区，但是又远离最热闹的区域。我希望客人不是来观光的，而是想安静的和家人朋友待几天，是一个完全放空的状态。但是如果客人想去周边景点，又不是那么难以抵达，因此就会在选址上做一个折中。 墟里二号客房。

做民宿需要对生活有独特的理解，对审美和品味有独到的把握，而不是动不动就投多少钱。但从纯粹的投资回报率的角度来讲，其实民宿未必是最好的选择，总归还得有点除此以外的东西在支撑着你，这点很重要。

设想的目标客户和实际过来的客人是存在出入的，为了减少这种出入，我们要把墟里的定位和特质清晰地传递给客人，让客人清楚地了解。那些不能接受周边没有娱乐设施，光盘山路就有40分钟车程，或者接受不了乡野小动物打扰的客人，就不会再过来了。这样也能筛选掉一些不是目标客户的人群。 墟里一号露台餐桌。

案例一

/永嘉墟里乡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2015年5月1日，历时半年筹备的墟里一号开始对外试运营，只有三个房间的独栋模式称得上同类民宿中的最小体量。时隔一年，墟里二号继续沿袭独栋模式对外开放，仍是一栋三个房间。从最小体量的单店到最小规模的连锁，在创始人小熊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探索和尝试的过程。如今一号80%的入住率，二号几近全满的预定量。在宣传推广方面，墟里没有花一分钱。尽管小熊一直把幸运归功于“赶上了好时代”，但其深知，将匠心精神做到极致，专注于开发出好产品，其他的事自然水到渠成。没有OTA，没有合作推广，来的客人都是通过现实和网络的口口相传，朋友带着朋友，还有不少客人直接把墟里作为目的地，休年假时远道而来。 酒店在老房子的设计中植入露台、自然采光、自然通风等。

刘杰・说

刘杰 西坡山乡度假酒店运营总经理

我们西坡有一个团队是负责前期开发，从项目选址开始，到后面跟政府谈判，土地政策的调整，以及项目的总规划，总设计，工程质量的把控，软装的调整到最后移交到管理公司这边都有整个团队在负责。这个团队坚持两个理念，一个是建筑材料的本地化，也就是尽可能去使用当地的建筑材料，比如说本地的石材、木头、玻璃钢材等等。第二个是二手料和废旧料的回收再利用，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减少对环境的承载压力。 稻田体验。

牧场体验。

寻访莫干古道。

林间慢宴。

我个人觉得一个优秀的民宿具备三个点：舒适和扎实的硬件，这个是第一点，是前期开发团队来保障的。第二是亲切自在的服务。第三点丰富多彩的在地化体验，做到差异化才是未来民宿这个行业竞争白热化的出路。

案例二

/西坡山乡度假酒店/

行业标杆

现在的西坡据说已经火到了极致，如果去莫干山度假，想住进西坡，需要提前2个月才能预定到房间。成为行业标杆的西坡没有所谓标新立异的出众，优点却十分明显。严格说来，西坡的设计不算出众，但是却做得很用心。再好的设计落到实处都是需要住的舒适，所以西坡对每一个物件的摆放都极为讲究，每个窗户所望出去的景色都有所考量。做到舒适其实并不容易，所以西坡每一幢别墅改造完成至少需要三个月的调整时间。这期间他们会不断地征询来自不同人群的体验意见，直至每个细节都达到要求才会正式对外开放。西坡并非不可复制，它的设计、服务、餐饮等元素都可以模仿，但不可思议的是，当这些元素整合在一起就是西坡独有的模样。 西坡独立的庭院设计，让宾客可以不受打扰地享受山居生活。

案例三

/永隐居乡里・云上石屋/

乡村院落度假爆款

2016年4月10日，经过3个月的筹备，隐居乡里平台的又一个乡村院落度假项目“云上石屋”正式开放预订。云上石屋依山势隐于翠谷，错落布局与自然环境相得益彰，是十幢外形以山石彻墙、页岩做瓦的太行山居式民宿，设计师努力把乡土气息和艺术情调，传统风格同现代家居融汇贯通。云上石屋已逐渐成为京郊著名的精品民宿之一，一次性可容纳39人入住。对于隐居乡里，在选择村落的标准上，隐蔽、无商业化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交通是否便利，周边景点的完善，是否是空心村也是评判的重要标准。选择半空心的村庄，一方面能利用本地人进行服务，另外一方面也是让客户的乡村体验更加真实。 云上石屋共有十个小院，分别以苹果、石榴、海棠、山桃、山楂、山杏、李子、樱桃、山梨、柿子命名，既体现乡村风情，又彰显山果众多的特色。

陈长春・说

陈长春 隐居乡里平台创始人，乡村旅游策划师，远方网创始人

我们所追求的民宿的理念，给城市人提供的价值在哪里？如果找到了这个点，也许我们的服务并不需要那么繁琐，我们的设计压力并没有那么大，只是提供一个能住、能吃的环境就可以了。

在农村挑选农宅，改造升级，通过类似滴滴这样的管理，推荐给消费者，让农民做主人，而不是我们。在发展民宿的时候，不应该把农民孤立，让他们做一个旁观者。如果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一群旁观者，这对商业来说是巨大的风险，我们建立起一套模式，让农民参与进来，让他们成为业者和管家，让他们分掉利润的60%以上。 云上石屋共有十个小院，分别以苹果、石榴、海棠、山桃、山楂、山杏、李子、樱桃、山梨、柿子命名，既体现乡村风情，又彰显山果众多的特色。

观 点

/杭州山舍主人/崔超

消费能力、消费意识和3小时可达的交通距离，决定了市场的成熟度，而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同样影响着人们的判断。选址应规避成规模的民宿片区，或与之拉开一定的距离。

/在双桥民居主人/ Ada

一是要在乡村，要有人气，二是要满足度假的需求，且定位和定价要能满足长三角一带的消费需求和能力。选址的地点也要有一定的可扩张性，未来可以在周边续租，以便守住民宿的阵地。

/北京原乡里・水泉031主人/ 曹一勇

投身民宿事业，第一源于情怀;第二，始于公心，也就是说民宿是门生意，但不要把它仅当成生意;第三，兴于产业，真正做得好的民宿，除了住宿之外的收入，如果能占到产业链收入的一半以上，那么这个是真正成功的民宿;最后，归于情怀。如果这四点走全了，它基本上是一个闭环。从运营角度来讲，第一，场景的营造是跟设计有关的;第二是社群运营;第三是产业导入;第四是精准服务。

/松阳茑舍联合创始人/杨慧娟

在做民宿的时候，我更在意怎么让它能够流动起来，让真正想要体验当地松阳生活的人闻风而来。我们做了一个有趣的尝试，在最大的套房院子里设置了一个室外浴缸，还做了一个室外淋浴区。很多人冲着这个浴缸来到茑舍，这也成了我们传播中的一个特色。 墟里一号客厅。墟里是半自助式的民宿，开放式的厨房设计和餐厅和餐厅客厅的公共空间连为一体。

/千里走单骑酒店及度假村创始人/李一兵

杨丽萍艺术酒店创造了中国的民宿行业的几个奇迹，它单间房一年的销售突破200个，单间房的利润突破120万。艺术酒店不仅是艺术家的酒店，而且更注重艺术的美学，以及最大化的本土风格在地服务。 墟里一号卧室，在荒废的土地上重塑回归本真的故里;墟里二号早餐。

/那宅酒店创始/郑磊

民宿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与姚合诗歌的宏观把握和整体研究认识相比，姚合的金州（今陕西安康市）之行及其金州诗仅仅是这些硕博论文中一个次要的部分和佐证。周菲菲的论文提及姚合金州的创作：“《武功县中作》三十首、《闲居遣怀十首》、《题金州西园》九首、《杏溪》十首等组诗，均是思想情感的真实流露，这些诗歌摆脱了应答酬唱类作品的做作与矫饰。”①胥文慧的论文提及的金州诗仅仅是作为论点的例证，如：

其一：马戴与姚合交往长久，马戴曾多次参与姚合家的聚会：《集宿姚侍御宅怀永乐宰殷侍御》、《雒中寒夜姚侍御宅怀贾岛》、《集宿姚殿中宅期僧无可不至》，姚合有诗《喜马戴冬夜见过期无可上人不至》，可见二人以诗相会关系融洽。马戴在姚合后期不同官职上分别有诗相赠：《山中寄姚合员外》、《酬刑部姚郎中》、《寄金州姚使君员外》，姚合亦有《送马戴下第客游》、《寄马戴》等。

其二：从姚合诗《送喻凫校书归毗陵》中句“吾亦家吴者，无因到弊庐”看，他应与喻凫是同乡，二人感情也很好，“见君何所似，如热得清凉”（《喜喻凫至》）。而喻凫在送贾岛往金州访姚合诗中也说道：“潇湘终共去，巫峡羡先寻。几夕江楼月，玄晖伴静吟。”（《送贾岛往金州谒姚员外》）其中不仅将姚合比作谢眺，而且还用“巫峡”事表达了自己对于姚合的思念，足可见二人关系极好。②

两文并没有对姚合金州之行及其金州诗对金州的意义作深入的探析和论证，实为遗憾。

姚合金州之行的文化意义

在姚合研究中，关于姚合仕履与姚合具体是什么时间来金州，大陆依旧争论不休。这大致可以从2009年胥文慧的硕士论文中看出端倪，一致的意见是基本赞同姚合的仕履行踪：“武功主簿、万年尉、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户部员外郎、金州刺史、刑户二部郎中、杭州刺史、谏议大夫、陕虢观察史、给事中、秘书监等。”③但对他具体任职时间争论不休。倒是台湾李建昆的论文对姚合仕履言之凿凿：“文宗大和六年(832年)秋，由户部员外郎授金州刺史。赴任前曾造访无可，无可有诗酬之。姚合赴任时，方干赋诗送行，马戴、项斯亦有诗寄赠。姚合则有诗留别。金州即今陕西安康，地通湖湘、巴峡，颇多山水形胜。所以姚合饮酒赋诗，甚为惬意。其《金州书事寄山中旧交》最能表达此时生活与心境……文宗大和八年(834年)二月，雍陶登第还成都省亲，贾岛、姚合都有诗送行。由此可以看出，姚合在金州刺史任内，诗友往来，十分频繁。”④综合双方意见可知，姚合在文宗大和六年（832年）秋天授金州刺史，至大和八年（834年）年离任，任期两年多。

短短的两年多任期，对金州来说，简直是一次文化盛宴。

其一，这是唐代诗人首次刻意关注金州山水的开始。在唐代，虽经过两百多年稳定的发展，金州相对于富庶繁华的京城来说依旧封闭落后，此前对金州山水人文景观做过诗意描写的为数不多，可见的有孟浩然的《登安阳城楼》以及张籍、白居易等送行诗中略微提及。真正在金州生活并对金州山水美景、风土人物系统做诗意描写的，自然非姚合莫属。

其二，是姚合金州之行影响巨大，他的金州之行，引起了当时文化人士的普遍关注和响应。很多诗人因为姚合的金州之行，开始关注金州。其中有诗人作诗送别，甚至有诗人专程来金州拜访他。

写诗送行的有：

项斯《赠金州姚合使君》：“为郎名更重，领郡是蹉跎。官壁题诗尽，衙庭看鹤多。城池连草堑，篱落带椒坡。未觉旗幡贵，闲行触处过。”⑤

方干《送姚合员外赴金州》：“受诏从华省，开旗发帝州。野烟新驿曙，残照古山秋。树势连巴没，江声入楚流。唯应化行后，吟句上闲楼。”⑥

来金州专程拜访他的诗人有：

无可专程游方到金州，驻锡金州草堂寺。与姚合陪伴游玩金州南园、杏溪、莲花池等名胜，互相酬唱应答，十分融洽。例如《金州冬月陪太守游池》（一作《林下对雪送僧归草堂寺》）：“残腊雪纷纷，林间起送君。苦吟行迥野，投迹向寒云。绝顶晴多去，幽泉冻不闻。唯应草堂寺，高枕脱人群。”⑦

贾岛专程来金州拜访姚合，诗人喻凫写诗送别《送贾岛往金州谒姚员外》：“山光与水色，独往此中深。溪沥椒花气，岩盘漆叶阴。潇湘终共去，巫峡羡先寻。几夕江楼月，玄晖伴静吟。”⑧

方干专程除了送行，还专程来金州，写下了《路入金州江中作》：“棹寻椒岸萦回去，数里时逢一两家。知是从来贡金处，江边牧竖亦披沙。”诗中有安康沿江曲折萦回的景色，尤为突出的是，记录了江边淘沙采金的盛况，甚至那些在江边的放牛小孩，都在淘沙呢。

其他同时代的诗人也对姚合金州之行表示了特别的关注，时常写信寄诗问候，如马戴《寄金州姚使君员外》，⑨其诗对金州山水充满了诗意的赞美和讴歌。

从中可见姚合金州之行在当时诗人群体中的影响和震动，自然引起了诗人们对金州的特别关注，他们诗意的发现和诗意的唱和，无疑对金州山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撩开了金州山水动人的面目。

姚合的金州诗

姚合的金州诗主要指他在金州当刺史时写的诗歌。那么他在金州作诗有多少首，有没有他在武功时那么多呢，现在以刘衍的《姚合诗集校考》为底本，做一系统的分析辩证。

其一，诗歌里带有明显“金州”字样的诗，总共十首，其中有《金州书事寄山中旧交》一首，《金州西园九首》，计十首。

其二，诗歌里没有“金州”字样，但从其写景的具体地可以考证出的诗歌，有十二首。这主要是系列诗《杏溪十首》、《游杏溪兰若》。据安康出土墓，杏溪⑩为唐时金州一游览景区，同时无可上人也有诗《过杏溪寺寄姚员外》可证此地在金州，此地，是当时民众每逢佳节暇日，多来此地游览玩耍。《殷尧藩侍御游山南》，山南在唐时主要指现在安康一带。

其三，根据他与无可、贾岛等人在金州唱和应答确定。《郡中书事寄无可上人》、《咏南池嘉莲》、《郡中对雪》、《郡中西园》、《送郑尚书赴兴元》、《送澄江上人赴兴元郑尚书招》、《喜贾岛至》、《喜马戴冬夜见过期无可上人不至二首》、《喜贾岛雨中访宿》，计十首。其依据可参见李建昆的论证：“文宗大和七年(833年)，无可在金州陪刺史姚合游南池，两人皆有诗作。其后无可离金州，复有留别姚合诗。贾岛也曾于六月往金州见姚合，喻凫赋诗送行。”

其四，部分认可，但尚存疑需要考证的诗有：《闲居遣怀十首》、《寄张溪》、《寄贾岛》、《寄户县尉李廓少府》、《别友人山居》、《乞新茶》、《杨柳枝词五首》等二十余首。认可主要依据从诗歌所涉及的人物、景物、物产等判断，理由不足之处在于暂时缺少文字旁证作依托。如《乞新茶》绝不可能写在武功，因为那里不出产茶叶，也就不会特别重视茶叶的“新旧”，而在茶叶产地，如金州、杭州则饮茶之风浓郁，特别重视新茶。故而《乞新茶》只可能写于这些地方。杨克、李厚之、张会鉴等编撰的《安康历代诗词点校》，已将此诗收录，可做一部分旁证，部分肯定此诗写于金州。

这些诗总共有五十多首，尚不包括一些统计不了的。相对于姚合所有的诗歌总数，约占其中的十分之一。从时间比重上看，这段时间是姚合创作的又一个高产期。可见姚合金州之行，对其诗歌创作起着很重要的激励作用。

姚合金州诗的文化意义

其一，首次向外界介绍了金州的政情、民风与地理区位优势。他的《金州书事寄山中旧交》满怀欣喜地向京城朋友推介金州。诗由衷地赞叹：安康是好郡，其理由是百姓淳朴，不狡诈，对于姚合的行政简朴，“政拙”极为满意，颇觉心公，一方面官员行政不骚扰惊动百姓，于民休息；一方面是百姓体察政府官员惠政，恪守法纪，两相和悦，实为好郡。再就是安康此地市场繁荣，可以随时买酒畅饮；物产不同京城长安，“溉稻长洲白，烧林远岫红”；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可以“井邑神州接，帆樯海路通”。由此可见好郡安康确实不同凡响，改变了人们称安康为四塞之地的错误论说，从全新的角度引导人们认识安康：民风淳朴、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等。

其二，首次对金州山水名胜进行诗意描写，对山水意蕴做审美发现，这是对金州山水形胜的审美体悟和文化提升，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金州西园九首》主要题咏金州西园的九处景点，每首诗都点出此景点不为常人所能感受到的美感特征，或者说出为常人无法表达出的审美韵味。如《江榭》点写江榭如同一双明眸一样，能给山水起到点睛作用，否则此处江水就是“无榭无双眸”。这就是与常人感受不同的美感经验了，也许只有诗人的灵心方有如此体贴恰当的点评。《药堂》则用绘画之笔，化虚为实，以近衬远，将在药堂所见的远水远山风景描绘出来，“四壁画远水，堂前耸秋山”，传神地描绘了药堂显敞静美的开阔视野。《石庭》诗首句“布石满山庭，磷磷洁还清”直揭主旨，运用古文义法，扣住石庭不同别处的特征――“洁”、“清”，恰和诗人自己高洁清正的精神气格。金州山水中的这些普通景物，经诗人诗笔描绘之后，无不成为金州山水文化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成为金州山水文化的宝贵财富积累。

其三，诗中与民和谐相处、风雅悠游的为官之道，为后世各代来金州执政的官吏做了表率，成为历代官吏勤政廉洁、风雅吟咏的效仿楷模，也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遗产。《咏南池嘉莲》写道：“芙蓉池里叶田田，一本双花出碧泉。浓淡共妍香各散，东西分艳蒂相连。自知政术无他异，纵是祯祥亦偶然。四野人闻皆尽喜，争来入郭看嘉莲。”写姚合在郡任职期间，荷池长出了并蒂莲。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有的祥瑞。姚合却不居功，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偶然的现象罢了。因此敞开让百姓观看，与民分享。在《乞新茶》、《乞酒》等诗中，同样用平和亲切的笔墨，记录诗人与民亲近、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和蔼可亲的地方父母官的形象。这种风气同样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综上所述，姚合金州之行及其金州诗，对安康的文化影响极为深远，意义重大。其风雅逸韵，泽溉后世。唐代之后，宋、元、明、清历代来金州做官的知府、知州，多数人勤政廉洁，或兴修水利，或兴办学校，或引种高产作物，都为此地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为政之余，多数人都有诗歌流传。清代安康知县陈仅，满怀深情地追念姚合的功绩。他在《追和唐姚合金州西园九首诗韵》序言中写道：“兴安（今安康）隶汉西城，其地荒僻草昧，代鲜闻人。至唐为金州治，城郭廨舍，亦失其因革。自元和间，姚合为刺史，始有题咏，于是周朴、方干之徒游屐相继，人文肇启。当在此时，有功于斯土不浅，而金州之人不知报本追始，如潮、柳、苏、杭之祀韩、柳、韦、白，为可惜也。余令安康者九年，于兹长夏积雨，官牍萧闲，因取《武功集》中《西园九题》诗，依韵和之，以写归思，兼志向往。”从中可见前人对姚合金州之行文化价值的认识与判断。

注释：

①周菲菲：《姚合诗歌论稿》，2006年，学位论文，吉林大学，第30~31页。

②③胥文慧：《姚合诗歌研究》，2009年，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第35~38页。

④李建昆：《论姚合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兴大中文学报》，2005（6）。

⑤⑥⑦⑧⑨《全唐诗》第554卷，第649卷，第813卷，第543卷，第556卷。

⑩李厚之、张会鉴：《安康道教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文中引用在安康出土的地铭文：“宜于金州西城县永宁乡第十二都杏溪村安厝宅兆。”可见至迟，在宋代，安康城西有杏溪一地名存在。

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页。

杨克、李厚之、张会鉴：《安康历代诗词点校》，安康文化丛书编委会，1998年版。

陈仅，字采臣，一字馀山，又作渔珊。浙江鄞县人。嘉庆十八年（1813年）举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紫阳县知县。历任安康十余年，民以有功于邑，为建生祠。咸丰二年（1852年）郡遭大水，立城隍（没有水的护城濠）不去，城没于水，陈仅被洪峰带卷漂至黄洋河，将亡遇救，得免于难。郡人额手称庆，咸谓天佑良牧。咸丰四年升宁陕同知。未赴，致仕归里，杜门著书。著有《继雅堂诗集》三十二卷。

陈仅：《继雅堂诗集・卷六》道光丁未刻本，清华大学藏书。

（作者为安康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

民宿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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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左：浙江开化县委书记鲍秀英在开化长虹乡台回山调研。

右：开化县被确定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域。

2015年6月，经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门确定，北京、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湖北、湖南、云南、青海等9省市试点国家公园体制。浙江省发改委消息，浙江省的试点区域确定为衢州市开化县。

开化县位于浙江省西部边境浙皖赣三省七县交界处，是浙江省母亲河钱塘江的源头。素有“中国的亚马逊雨林”之称的开化县拥有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和古田山部级自然保护区，县域版图的85%为山地，森林覆盖率达80.54%。

近年来，随着开化县提出打造国家公园的战略，乡村旅游呈爆发式增长，村民们不曾想到，一个个偏远宁静的小村庄，竟在两年时间里变得异常热闹。

在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中分享生态红利

作为钱塘江的源头，开化县属于重点生态功能区，许多地方是限制开发的，这就意味着，开化要走好生态平衡路面临着重重难题。

开化县委书记鲍秀英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天天有蓝天白云，但如果群众没有创收，让他们喝西北风么？所以我们是在这么一个夹缝里去走我们的发展之路的。”

鲍秀英回忆，刚刚提出打造开化国家公园时，许多人认为这是炒作概念。“但是两年来，我认为心中最有一杆秤的是老百姓，老百姓切实体会到他们得到了实惠，得到了生态红利，群众的观念开始转变了，现在全民支持生态发展。这就说明，政府不是在作秀，而是在引导制度的创新，在不断探索生态兴县的创新方式，为此我们提出了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具体思路”。

2013年10月开始，开化县全面启动以“五水共治”为重点的“共建生态家园”行动，开始了经济发展绿色转型之路。

鲍秀英向记者介绍了开化在生态保护上取得的成就，从去年年底到今年6月份之前，所有公布的开化出境水指标，是其他地方的水质不可比拟的。此外，开化的PM2.5浓度在浙江省69个县市以上城市中最低。而优美的生态环境也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鲍秀英向记者介绍，开化以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大县，打造国家公园战略推出之后，还是这一批开化人，还是这一片山水，但带来的却是不同的经济效益。

从2013年到2014年，来开化旅游的人次增长幅度超过30%，去年达到了588万人次，按人均最低消费100多元来算，生态带来的经济红利规模可观。

农民得到了实惠，所以他们认识到打造国家公园的战略是对的。“现在生意越来越好了，有好长时间都没有休息了，客人没停，都有点累了。”开化县齐溪镇龙门村农家乐经营者汪爱女告诉记者，在2012年之前，他们家人均收入只有4100元，自从2013年7月，龙门村开始谋划乡村旅游、发展民宿经济后，她和丈夫两人经营农家乐使得全家年人均收入达到了3万元。

据统计，龙门村现有19家农家乐民宿，2014年共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超往年20多倍。村民们看见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意识到其前提是龙门村优美的生态环境，这也成为了他们保护好当地生态环境的动力。龙门村确保全水域水质达到Ⅰ、Ⅱ类标准，全地域实现垃圾不落地。在保持山村原始风貌基础上，对全村房屋进行外立面改造，大大改善了村庄面貌。

而位于开化县钱塘江源头的马金溪，2014年全年出境水中水质Ⅰ、Ⅱ类天数比例达到了99.2%。借着马金溪的好水，开化县已逐渐形成了一道靠水吃水的黄金水岸线――沿岸的13个村庄建起了亲水公园。音坑乡下淤村的水上乐园、葵花园、河滩边树林烧烤园等也风生水起，近年人气水涨船高，不到2000米的河滩，去年收了20多万元租金，今年更是竞价到了30多万元。

在钱塘江源头第一村里秧田村，由于当地人保护得当，钱塘江源头的水一直保持国家Ⅰ类水质标准，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钱塘江源头成为石斑鱼、清水鱼以及青蛳等这些对水质要求极高的物种最佳的栖息地。当地村民尝到了生态旅游的甜头，对于河水的保护意识慢慢增强。村民张卫中所经营的农家乐每年能挣40万元左右，在村里算中上水平。每年七八月份是钱江源的旅游旺季，旺季时，他的农家乐每天要接待100多位游客，家里的房间也会住满客人。

借力国家试点，把开化打造成“生态公园”

开化县委宣传部部长李华蓉介绍，开化县目前正是以建设国家公园为载体，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思路，国家公园的建设就更加要求开化县符合主体功能区的体制。

2014年4月14日，国家发改委、环保部联合发文公布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名单，开化县被列入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浙江省共6县入选，衢州市不再考核开化县的工业经济和GDP指标，实行以生态为先、民生为重的单列考核。

从创新这个角度来说，开化县探索的是将全县建成宜居、宜养的国家公园。根据开化县发改局制定的《开化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 开化县30%的区域作为生态保护区，59%的区域是生态农林区，还有近10%是产城聚集区，产业和城市集聚在一起，也就是用了不到10%的县域土地去发展开化的经济，将开化县三分之二的人口集聚在这10%的范围内。

“现在看来，每个人都说这个事情做对了。”鲍秀英描绘，在开化的总体构想里，国家公园旨在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把开化打造成一个大景区、大公园，要把“在城市里建公园”变成“在公园里建城乡”。这个大公园的概念，不是要开山造林建景观，也不是片面地将生态资源包装成旅游资源，而是要强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让开化整个县域成为一座大生态公园。

民宿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羽032-1《驿程记》；张议潭；大中五年；入奏；归义军

中图分类号：G256.1；K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6-0124-06

Abstract： This paper affirms the view that Dunhuang manuscript Yu.032-1 collected in Japan is a travel journal written by Zhang Yitan during his tributary journey to the capital of Chang’an in 851 CE and presents several new supporting proofs. Based mainly on this manuscript for primary source material， the paper discusses several controversial topics regarding tributary activity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tributary corps were granted an imperial audience in November 851 CE（October in the lunar calendar）， while the Gui-yi-jun regime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ts authority in December of the same year（November in the lunar calendar）. The author further objects to the recent view that the officer Wang Jingyi participated in the tributary corps.

Keywords： travel journal（Yu.032-1）； Zhang Yitan； 851 CE； tributary； Gui-yi-jun

2009年出版的《敦煌秘笈》影片册第1册第229页收有1件《驿程记》，编号为羽032-1，其内容与笔者近年着力进行的归义军入奏活动研究有关，故今略陈管见，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教正。

一 羽032-1《驿程记》校录

本件文书首尾均残，今存10行。高田时雄《李盛铎旧藏〈驿程记〉初探》[1]、陈国灿《读〈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社会文书札记》[2]或按日期分段，或按原卷行款作过录文。今为行文方便，试据彩色图版、依原卷行款予以重录、校注。

〔前缺〕

1. 〔十六日，发〕{1}至谷南口宿。十七日，

2. 〔十八日，发〕{2}至西受降城宿。十九日，西城歇。

3. 廿日，发至四曲堡下宿。廿一日，发至吴怀堡宿。廿三日，发

4. 至天德军城南馆宿。廿四日，天德打球设沙州专使。至九

5. 月三日，发〔自〕{3}天德，发至麦泊食宿。四日，发至曲{4}河宿。五日，发

6. 至中受降城宿。六日，发至神山关宿。七日，云迦关宿。八日，歇。

7. 九日，发至长平驿宿。十日，发至宁人驿宿。十一日，发〔至〕{5}子

8. 河A宿。十二日，发至振武宿。十三日，发〔至〕长庆驿宿。

9. 十四日，发至静边军宿。十五日，纥药驿宿。十六日，平番驿

10. 宿。十七日，天宁驿宿。十八日，雁门关北口驿宿。十九日

〔后缺〕

二 已刊相关研究回顾

本件文书的史料价值很高，故有较多著述曾涉及或讨论之，其中与归义军入奏活动有关的论著主要有：

高田时雄《李盛铎旧藏〈驿程记〉初探》首先探讨了五台山巡礼与敦煌问题，再从历史地理研究角度，就文书中出现的部分地名钩稽史书中的有关记述，认为这件文书的写作上限应为大和四年（830），“沙州专使”当为入朝途中的归义军使团，但未确言系哪一批使者。李军《晚唐五代归义军与凉州节度关系考论》认为“杏雨书屋藏羽32号《驿程记》应是某位前往五台山巡礼者的路程记录”、“文书作者在天德军见到沙州专使”，并主张至天德军后沙州专使所走的是经“灵州进而入京的路线”，又称“《驿程记》中所谓的‘沙州专使’应即是张议潭，而文书当做于大中五年之际”[3]。陈国灿《读〈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社会文书札记》指出“本《驿程记》是沙州使团去往京城长安的沿途行程记录”，认为文书中的沙州使团应于当年十月到达长安，“应该就是张义潭的使团”。陈涛《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本〈驿程记〉地名及年代考》[4]主要就文书中出现的部分地名进行了钩稽考述。《驿程记》残文中保留有地名或馆驿名21个，该文揭示了其中的11个。至于文书具体年代，同样认为“敦煌本《驿程记》中所言‘八月廿四日’‘沙州专使’极有可能就是指大中五年八月沙州使团到达天德军一事”。陈涛《唐大中年间沙州遣使中原路线新说――以敦煌本〈驿程记〉为中心》，据本件文书论述大中二年沙州遣使中原的具体路线，认为“即是沙州―瓜州―回鹘牙（衙）帐― 鹈泉―西受降城―天德军（城）―中受降城―振武军―雁门关―太原府―长安。而且，大中五年的几次遣使，所走路线与大中二年一致”[5]。

三 《驿程记》与大中五年张议潭使团

关系之讨论

1. 对已刊论著中有争h问题的探讨

从上面对各篇论文主要观点的介绍可知，关于《驿程记》到底是什么人的行程记录，目前尚存不同意见：李军明确提出“是某位前往五台山巡礼者的路程记录”，陈国灿先生则认为“是沙州使团去往京城长安的沿途行程记录”。

由于《驿程记》残文中并未保留与“五台山”、“佛教”、“巡礼”等有关的字词，不知李军此说何据、是否与上举高田先生文对五台山巡礼路线的研究有关。其时，吐蕃尚婢婢与论恐热集团内战正酣，唐军也正积极收复陷蕃失地，战火遍及北部，尤其是西北大部分地区，道路交通严重受阻――张议潮起事后所派赴京报信的高进达等武职军将前行之难即足以说明当时奔赴中原之艰险。佛教巡礼者此时成行的可能性恐怕不是很大。况且，若文书作者与沙州使者的关系是“在天德军见到沙州专使”，其后沙州专使将走的又是经“灵州进而入京的路线”，与文书作者所记后面的行程不同，那么，文书作者与沙州使团既然并非同伴，他为什么还要从八月廿四日起在天德军城停留十来天，至九月三日才再上路呢？天德军以打马球方式招待的是沙州专使，与他并无关系。因而，笔者更倾向于陈国灿先生的观点，认为文书作者就是沙州使者，他记录的正是使团所走的路线。

2. 对已刊论著中一致结论的补充论证

上举李军、陈国灿、陈涛请先生论文均主张《驿程记》中的“沙州专使”当指张议潭使团。对于这一结论，笔者亦认为相当可信，只是觉得各文仅推理了文书所记者可能是张议潭使团，似乎还有必要论证为什么不可能是大中二年（848）起事至咸通二年（861）收复凉州之间的其他使团。故今拟再从论据方面做一些补充。

根据传世史书和今已查知的敦煌文书中的记载，在凉州路打通之前的十余年间，沙州到京人员主要有：

其一，大中五年二月到朝的高进达使团。唐宣宗大中二年，张议潮率众吐蕃在瓜沙地区的统治之后，曾积极遣使赴中原入奏。由于当时河陇等地的大部分地区还受控于吐蕃，以高进达为首的十来个使者历经千辛万苦，直到大中五年二月才在天德军的帮助下到达唐廷，朝廷随即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6][7]。据P.2748v《天德军奏状》残片和传世史书的相关记载，高进达等人赴京时也途经天德军城，很可能也走过《驿程记》所记路线。但是，这队使者的行进时间与《驿程记》所记却不相合。《驿程记》载九月十八日使者们已至雁门关北口驿。该关在代州雁门县境内，“南去代州三十里”[8]，代州“西南至长安一千六百里”[9]；而唐代“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10]，则《驿程记》中的使者二十多天后即十月就当到京。据《资治通鉴》卷249“五年，二月，壬戌，天德军奏沙州刺史张义潮{1}、安景F及部落使阎英达等差使上表，请以沙州降”[11]，可知唐廷最初接获沙州归唐消息是在二月十九日，也就是说高进达等人到京时间是在二月，故不可能是《驿程记》中的主人公。

其二，大中五年五月有已经到朝的悟真使团。唐廷接获天德军奏报数月之后，由敦煌名僧悟真率领的、可能主要是由僧人组成的另一个沙州使团到朝，并受到了宣宗的召见和敕封，随后悟真等人巡礼长安佛寺，与高僧朝官交友唱和，为后续专门来请节的更高规格的使团进行宗教外交、文化铺垫[7]13-26[12]。据《洪辩碑》[13]及P.3720《悟真文书集》所收第1件《告身》和《黄牒》等，唐廷对悟真之师洪辩及悟真本人的封赐是在大中五年五月廿一日，这必然是悟真到朝之后，那么，至晚于五月到京的悟真也不可能是《驿程记》中的使者。

其三，本文重点讨论的是张议潭使团。悟真到京后数月，由张议潮之兄张议潭率领的极其郑重其事的沙州请节使团到朝，上举各文已从时间方面论证了《驿程记》中的沙州专使为张议潭等人的可能性，在此笔者拟从另外的角度再略做补充。《驿程记》第4行记“天德打球设沙州专使”，谓天德军以打马球的方式款待沙州使者，这确实与张议潭的情况非常吻合：《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S.6161+S.3329+S.11564+

S.6973+P.2762，以下简称《张淮深碑》）在赞颂张议潭入京后的功劳时特别提到他“每参凤驾，接对龙舆，球乐御场，马上奏策”，说明他颇擅长打马球。另外，仔细比对前三个使团正使的身份地位与所率使团规格，恐怕也只有张议潭使团可能受到天德军这样的特殊接待。

其四，赴京为质的张议潭一行。关于此行的具体时间，目前尚无资料可据以考定，仅可大致推算。法藏敦煌文书P.2913v《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南阳张府君墓志铭》记张淮深“大中七载便任敦煌太守”，接替的是其父张议潭的职位。换言之，张议潭离任和入京也应在大中七年前后。当时凉州尚未收复，又因与天德军已经多有联系，张议潭此次再走回鹘路远绕漠北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据上文已经提及的《张淮深碑》记述，张议潭的夫人巨鹿郡君索氏与其夫乃“连镳归觐”，可知张议潭入质时是携带着家眷的，那么《驿程记》的行程安排和“沙州专使”的称谓恐怕都不太适宜于此时张议潭一行的具体情况了。

以上是就可查知的敦煌地方政权遣使赴京情况进行的分析，至于或许曾经成行，但今已无迹可寻的赴京之行自然无从论说了。至于虽有记述，但可明确考证为不可信资料的，恐怕也无法考虑。后者如《张淮深碑》所言张议潮继掌控瓜沙二州后又“图谋得势，转益雄豪，次屠张掖、酒泉，攻城野战，不逾星岁，克获两州。再奏天阶，依前封赐，加授左仆射。官高二品，日下传芳，史策收功，名编上将”，谓张议潮在收复了甘、肃二州之后再次遣使报捷。据碑文“不逾星岁”，甘、肃二州的收复当在大中三年或稍后，那时张议潮确实可能有遣使的打算甚至行动，但是，据P.2748v《天德军奏状》残片和传世史书的相关记载，直至大中五年二月，唐廷获知的仍只是收复瓜沙的消息{1}，是知甘、肃收复后即便派出过使者，也未能走到天德军驻地是显而易见的。再联想到《张淮深碑》谓大中二年张议潮即为节度使与兵部尚书等当地人的自诩之说，碑文中有关大中三年遣使成功的说法恐怕也不足据。

综上所述，从正反两个方面考虑，《驿程记》所记最有可能的就是大中五年到朝的张议潭使团的行程。

四 据《驿程记》对大中五年张议潭

入奏活动的探讨

经多方努力，大中五年到朝的张议潭使团最终促成了唐廷正式设立归义军，并任命张议潮为首任节度使，敦煌也由此进入了长达近两百年的归义军时期。毫无疑问，张议潭奉命实施的这次入奏活动对敦煌地区史及晚唐五代史均影响深远。但是，由于传世史籍和敦煌文书中的相关记录错杂纷乱，学界关于此次入奏的异见歧解也相当多。这不只妨碍了对此一历史事件的正确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搅扰了敦煌地区史及晚唐中央与地方关系史等相关的研究。以下试据《驿程记》探讨其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1. 张议潭使团到朝的具体时间

张议潭使团到朝于大中五年一事并无争议，但关于具体月份，史籍中却有多种记载，诸史籍之后世整理者也有不同见解。

其一，七月说。《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陇右道沙州条记：“大中五年七月，刺史张义潮遣兄义潭，将天宝陇西道图经、户籍来献，举州归顺。”[14]《册府元龟》卷20《帝王部・功业二》亦记：“〔大中〕五年七月，土（吐）蕃沙州刺史张义潮遣兄义潭以瓜沙伊萧（肃）等十一州户口来献。”[15]

其二，八月说。《旧唐书》卷18下《宣帝纪》谓大中五年“八月……沙州刺史张义潮遣兄义泽{2}以瓜、沙、伊、肃等十一州户口来献”[16]。《唐会要》卷78“诸使中”归义军节度条亦记：“归义军节度，大中五年八月，沙州刺史张义潮以瓜、沙、伊、肃等十一州户口来献。”[14]1695

其三，十月说。《资治通鉴》卷249将张议潮率众归唐事系于唐宣宗大中五年十月之后，其注文称：“《考异》曰：《唐年补录》、《旧纪》，义潮降在五年八月。《献祖纪年录》及《新纪》在十月。按《实录》：‘五年，二月，壬戌，天德军奏沙州刺史张义潮、安景F及部落使阎英达等差使上表，请以沙州降。十月，义潮遣兄义泽以本道瓜、沙、伊、肃等十一州地图户籍来献……’《新纪》：‘五年，十月，沙州人张义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归于有司。’……参考诸书，盖二月义潮使者始以得沙州来告，除防御使，十月又遣义潭以十一州图籍来上，除节度使也。”[11]8049可见注释者将张议潭到朝时间最终推断为十月。

由于史籍记述的差异，研究者的结论也不尽相同。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之第1章《归义军大事纪年及相关问题》于大中五年辛未（851）条下谓：“七月，张议潮又遣兄议潭奉瓜、沙、伊、西、肃、甘、兰、鄯、河、岷、廓十一州图籍入献唐朝。”[17]即主张为七月。但同书第3章《归义军的创立与发展》则改持八月的观点：“五年八月，张议潮遣其兄议潭奉沙、瓜、甘、肃、伊、西、鄯、河、兰、岷、廓十一州天宝旧图进献唐朝，表示归附。”[17]149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认为“以张议潭（即义泽）为首的敦煌使团抵京时间实为七月”[18]。

上述情况表明，若想使对大中五年张议潭使团到朝具体时间的推断具有说服力，显然需要寻找新的史料，而《驿程记》正可为解析相关问题提供依据。前面的论证表明，依《驿程记》，九月十八日该使团方抵达代州境内的雁门关，那么，到朝的具体月份恐怕只能是十月。关于史书为什么又记为八月，推想或许是源于张议潭一行到达天德军城的时间是八月，从当初沙州归唐消息由天德军奏报来看，天德军乃是起事后的张议潮与唐廷建立联系的最早和最重要的纽带，故将张议潭等人到达天德军的时间混同于到朝时间虽不准确，却也容易理解。至于七月之说，也许与史臣推想的张议潭一行离开沙州的时间有关。

2. 唐廷正式设立归义军的时间

张议潭使团到朝月份的确定，也为唐廷正式设立归义军时间的考察提供了坐标。由此可知，以前少数学者主张归义军设立于八月的说法是难以置信的{1}，十一月设军命使的记载才真正详尽准确和最可凭信。关于此点，史书中的多处记载恰可相互印证，如：《旧唐书》谓大中五年十一月“沙州置归义军，以张义潮为节度使”[16]629-630；《唐会要》卷71曰“至十一月，除义潮检校吏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充归义节度、河沙甘肃伊西等十一州管内观察使”[14]1502；《资治通鉴》记“十一月，置归义军于沙州，以义潮为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其注文引《实录》云“十一月，建沙州为归义军，以张义潮为节度使，河、沙等十一州观察、营田、处置等使”[11]8049，等等。至于个别史籍所记的十二月{2}则当为误书。

3. 对使团成员的考辨

晚唐杜牧（803―853）曾撰《沙州专使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授官制》[19][20]、《敦煌郡僧正慧苑除临坛大德制》[19]305-306，[20]3444。前者有言：“敕。沙州专使衙前左厢都知押衙吴安正等……尔等咸能竭尽肝胆，奉事长帅，将其诚命，经历艰危。言念忠劳，岂吝爵位，官我武卫，仍峻阶级，以慰皇华，用震殊俗”，后者谓：“敕。敦煌管内释门都监察僧政兼州学博士僧慧苑……可充京城临坛大德”。据《樊川文集序》“上五年冬，仲舅自吴兴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诰”、“明年冬，迁中书舍人，始少得恙，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19]等语，知杜牧是于大中五年（851）冬天自湖州刺史迁为考功郎中、知制诰，至第二年冬天即已生病焚稿，不久病逝[21]。这些制文只能是拟写于大中五年十月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那么，吴安正、慧苑等就应是随张议潭前来入奏的使者。其中慧苑在敦煌文书中留有作品{3}，今日尚可据以考知他的某些情况，知其名有时又可写为“惠苑”，曾为鄯州龙支县圣明福德寺僧人，大s于吐蕃统治后期流居敦煌，约卒于咸通、乾符年间。关于大中五年到朝的张议潭使团的成员，除正使张议潭外，今日可考出名字者有吴安正和慧苑两人。

近年有学者又提出了王景翼一说。法藏敦煌文书P.3750系一件书状的残片，其中第8―9行提到“昨七月十九日，进奏押衙王敬翼到”。对于此句及相关史事的解读，目前学界尚存争议。荣新江、余欣将P.3750拟名为《肃州守官与沙州某官书》，认为“书中王敬翼，应即王景翼……王景翼当即本月随张议潭入京之扈从。因此本件年代可确定为大中五年七月十九日至廿八日之间”，主张王敬（景）翼也是大中五年到朝的张议潭使团的成员[22]。杨秀清则将该件文书拟名为《残书信》，并认为：“王景翼进奏般次的时间当在其担任右厢押衙之前，甚至是张议潮入朝之前的一次出使”[23]，并不赞同P.3750中的王敬（景）翼是大中五年到朝的张议潭使团的成员，认为他的到朝要晚得多。

笔者认为，荣、余两位先生的观点似可以重新考量。首先，从文书表述方式看，P.3750书状除第8―9行提到“进奏押衙王敬翼”外，第12行又云“今王敬翼般次”，很明确地将该使团称为“王敬翼般次”。按照敦煌文书行文惯例，王敬翼就很可能是此次入奏使团的正使。其次，从行程来看，羽032-1《驿程记》明确记录使者们八月十八日已至西受降城，因知他们走的乃是绕道漠北迂远艰险的回鹘路，这是当时凉州未复河西路阻情况下不得已的做法。我们今日虽无法确知他们到底用了多长时间绕行，但参照高进达等人耗时长达两年多，张议潭一行应也需数月。而据P.3750书状文意，王敬翼七月十九日所到之地乃是肃州，即便他们立即向中原进发，一个月之内也不太可能到达西受降城。因而，恐怕不能就简单地认为王敬翼是张议潭使团成员。所以，笔者基本赞同杨秀清的观点，但对于其推理论证过程则另有想法。P.3750书状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还有待深入、全面地探讨。

以上笔者主要根据杏雨书屋藏羽032-1《驿程记》探讨了大中五年张议潭入奏活动的几个问题，试图说明《驿程记》史料价值之高。这件文书使我们对该次入奏情况的认知更加准确，对其影响与作用的理解也更加深入。不过，关于这次最终促成归义军正式设立的入奏，需要进一步辨析的问题还有不少。比如，张议潭此行所献地图的地域范围与唐廷令张议潮观察区域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日后凉州问题的影响等，即是值得予以特别关注的课题。只是相关考索需主要借助《驿程记》以外的文书与传世史籍，非本文所能完成，故拟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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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王维宿郑州情感因素

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他乡绝俦侣，孤客亲僮仆。

宛洛望不见，秋霖晦平陆。田父草际归，村童雨中牧。

主人东皋上，时稼绕茅屋。虫思机杼鸣，雀喧禾黍熟。

明当渡京水，昨夜犹金谷。此去欲何言，穷边徇微禄。

――王维《宿郑州》

王维，字摩诘，是盛唐时期颇负盛名的诗人。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王维出身于一个仕宦家庭，高祖、曾祖、父亲都曾做过司马。他于开元九年春进士及第，释谒为太乐丞。

鲁迅曾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确凿。要不然，很容易进乎说梦的。”[1]对这首诗的分析，也可借鉴鲁迅的观点，即以也以唐代的社会背景、王维的生平思想为基础进行考察。

唐代科举考试不像宋以后采取试卷糊名的办法，不光卷子要做好，还要事先为自己制造声誉。于是，长年累月的过州历府，结交天下豪俊，谒请达官贵人，宿老名流的吹嘘，更成为必不可少的过门。[2]王维青年时期就曾“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舞步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带之如师友。”[3]维二十岁时，在宁王府中应宁王之命作《息夫人》一诗。可见，青年王维与当时贵族交游甚深，为自己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也为入世做了很好的准备。王维在开元九年春进士及第，释谒为太乐丞。是年秋因为“为伶人舞黄狮子”之事，被贬官为济州司仓参军，做了一个为九正品下管仓库的小官。这对于刚刚踏上仕途的王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济州这样一个偏远之地当一名司仓参军，诗人不免感到有志难骋。但王维并没有因为这一事件对官场绝望。正如，王维在开元十五年，即离司仓军任，在淇上做官时创作的《偶然做六首》中的这几句“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自己几次想隐居，但由于家贫，素无储蓄，有弟妹需要照顾，不得不留下来继续任“薄禄”之官。[4]从开元九年被贬济州，到开元十五年在淇上做官，再到开元二十二年，王维旋隐于嵩山时仍献诗张九龄求汲引，从这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王维并没有决心归隐，虽然做官有为了缓解家中经济的窘况，但总的来说王维还是积极入世的，重返长安也一直是他奋斗的目标。

有了以上这些背景作铺垫，便很容易得出创作此诗时作者心中所包含的情感。首先应是遭贬后心中有失落。除此之外，还有对重返官场的渴望，和不得不委身于现实的无奈。以这三种情感基调为切入点，再来评析这首诗才可以尽可能的还原历史的真实。

作为一首纪行诗，“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简要说明了作者的行程。洛阳曾为东周都城，此处的周人即代洛阳人，郑人则指代郑州。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郑州在唐代管县七：管城、荥阳、原武、阳武、新郑、中牟。[5]而我们今天所说的郑州是在1983年实行带县体制后，包括巩县、密县、新郑、中牟五县在内的行政区域。另外，再参看王维的《早入荥阳界》一诗便可粗知王维赴济州的行程，洛阳、荥阳、京水。诗中“朝”、“暮”这些时间性词语，并非完全实指。从洛阳东至郑州二百八十里[6]，古代通常是一驿三十里，日行三驿，也就是说一天也不过走九十里路。这样说来，从洛阳到郑州顺利的话也得三日了。所以这里的“朝”、“暮”更多的是被赋予了文学色彩。

“他乡绝俦侣，孤客亲童仆。”作者遭贬后的悲哀，以及旅途中的孤独都充斥其间。尤其是“绝”字的运用。从字面意思来看，无非是要表达没有之意。但如果用同为否定意义的“无”字来替换，诗句所要传递的情感意义就完全不同了。“无”不觉会让读者们想起，填写表格时在某一栏中很随意的写上的“无”字，冰冷而且生硬。而“绝”在诗句中表达的是附着了浓烈情感色彩的隐喻意义，“绝”字一出便把客观现实和主观情感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当年的王维难道真的是没有遇到同行之人？这样理解恐怕有些牵强，“孤客”之“孤”，多半是自己内心孤独而非现实中真的无人陪伴。“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7]当一个人找不到与自己内心相契合之人（事），即使身居闹市也会有“热闹的是他们，我什么也没有”[8]的独立世外之感。王维当时体味到的“他乡无俦侣”多半是如此。

此二句的另一妙处在于将“他乡”与“孤客”的并置所形成对等关系的隐喻。这样诗句的焦点更为集中，不需要任何提示，却便产生了更强烈的情感效果。王维所要抒发的孤独之感也在不知不觉中越升了一个层次。再加以“绝”的主观情感烘托，作者当时心理便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再现。

“宛洛望不见，秋霖晦平陆。”此处的宛洛就是是洛阳。王维离开长安，一路向东行进，回首眺望洛阳，早已消失在茫茫秋雨之中。那长安离自己更是何等的遥远！那个原本有自己一席之地的官场，离自己更是遥远。诗人触景生情，借“秋霖”这个意向准确的传达出了自己真实的感受。

“田父草际归，村童雨中牧。主人东皋上，时稼绕茅屋。虫思机杼鸣，雀喧禾黍熟。”这几句，具有强烈的画面感。诗句中动态词语“归”、“牧”、“绕”、“鸣”、“喧”和白描手法的运用，不仅把当时目之所见具体、细致的记录下来，也增强了诗作本身的可感性。但这些悠闲的自然之景的背后，是王维那颗悠闲的心吗？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一方面，有强烈功名之心王维并不愿在济州这个偏僻之地为官，他渴望重回长安；另一方面，面对着家中拮据的经济状况，他又不得不到穷边循微禄。现实中物质生活的困苦和他精神上的追求是相背离的。眼前的这些宁静之景也许正是他“可望而不可及”的生活状态。这些景色在宁静之余更反衬了王维心中难以调和的矛盾。

这便是诗的魅力，仅仅数十字，却能让身居现代的我们体味到作者内心的感受，看到一个个朝代的盛衰兴亡。诗作本身是值得我们品味的，诗作背后所容纳的情感更是需要我们用心去解读的。

参考文献：

1．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2．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3．刘 等：《旧唐书・王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一百九十卷下

4．陈铁民：《王维新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页

5．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2页

6.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0页

7．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民宿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和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掀起的西域探险热潮。先后有俄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探险队考察过克孜尔石窟。就考察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以德国学者的工作最为突出，成果最多。

50年代，中国对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龟兹佛教艺术的研究开始起步。一批初步的研究成果开始显露。70年代末，中国综合研究龟兹石窟的局面形成，涌现出一批龟兹佛教文化的研究人员。80、90年代龟兹石窟研究出现高潮，特别是新疆成立了龟兹石窟保护研究机构，研究的队伍不断发展，出现了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总观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克孜尔石窟这份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的考察与研究及取得的成就和教训，为世界近现代文化史研究写下了重要的一章。笔者不敏，试图对一个世纪以来克孜尔石窟的考察与研究的历程作简要的回顾。

一、国外的考察与研究

最早到达克孜尔石窟的是俄国人。在克孜尔后山区的第213窟西壁上有几行用铅笔题写的俄文，时间是1879年1月15日。在谷西区的第38窟东甬道西侧壁上也有俄文铅笔题记，时间是1893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则俄文题记中的人名相同，仔细辨认后发现字体也出于一人之手。这个名为缪恩汉克的俄国人曾两次到达克孜尔石窟，但却没有留下有关探险考察甚至游记之类的文字材料，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20世纪初以来，先后又有几批俄国人到过克孜尔石窟。1906~1907年别列佐夫斯基（M.M.Berezovsky）率领考察队到库车地区，考察了库木吐拉和克孜尔等石窟，揭取了克孜尔第198窟旁侧条形窟内的壁画，并收集了一些梵文写本。1909~1910年，奥登堡(S.F.Oldenburg)率领的俄国第一次中亚考察队赴新疆考察，曾调查过克孜尔石窟等遗址，此次考察收获很大，但详情披露的不多。在今爱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的2210件中国文物中，库车出土的壁画和雕塑品约有100件。[1]

1903年4月15日至23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一次考察队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在克孜尔石窟活动，他们调查了各区域的洞窟，拍摄了一部分壁画和洞窟外景，记录了近100个洞窟，记录内容繁简不一，有洞窟性质、形状、壁画内容、保存状况和当时农民使用洞窟的情形。他们在洞窟中清理出不少木简和文书残纸。渡边哲信试图揭取壁画，但未能成功，只割走了少量小块壁画，其中有第224窟东甬道西壁八王分舍利图中的独楼那像和第198窟内的说法图。日本人首开了在克孜尔石窟割取壁画的恶劣先例。1909年3月18日至20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二次考察队的野村荣三郎到克孜尔石窟，发掘了13个洞窟，一无所获，匆匆离去。1912年5~6月，日本大谷光瑞第三次考察队的吉川小一郎曾在克孜尔停留数日，挖掘了部分洞窟，没有得到出土文物，便采集了若干壁画。期间还拍摄、临摹了部分壁画。大谷考察队自新疆带回日本的文物，1910年曾由专家从中选出精品，于1915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谱》，其中有出自克孜尔的壁画6幅，佛典写本6件。大谷藏品在保存的初期就已开始流散。日本国内的大谷采集品主要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和龙谷大学，还有一部分在私人手中。其中流散至韩国汉城的大谷藏品收藏在中央博物馆，藏品中就有出自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和塑像。流散在中国的大谷采集品收藏在旅顺博物馆。大谷考察队的队员都没有受过专门的考古训练，工作比较粗疏，对发掘品未作编号，致使后来在整理探险收获时发生混乱，所以他们的发掘都没有正式的考古报告。因此，队员的工作日记便成了了解他们调查发掘和文物出土状况的文字材料。这些日记直到1937年才发表在《新西域记》两卷本中，书中有克孜尔壁画和外景照片、洞窟形制和壁画示意图。日本有较多的学者研究新疆石窟和佛教文化史。他们不但研究其国内的新疆出土品，而且还非常注重欧洲国家的研究成果。在年代和分期方面，日本学者比较推崇德国瓦尔德施密特（E.Waldschmidt）的观点，并以他的分期推断日本所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年代。20世纪上半叶，日本研究新疆石窟和佛教传播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羽溪了谛和羽田亨两人。羽溪了谛关于新疆佛教史的代表著作是《西域之佛教》。他认为，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约在公元纪年之初。克孜尔出土佛典有龟兹语写本和梵语写本，大都属于小乘说一切有部，这和文献记载以及克孜尔石窟壁画题材是一致的。羽田亨在其所著《西域文化史》一书中认为，龟兹石窟的洞窟建筑和壁画所主要是受犍陀罗的外来影响。[2]

近十几年来，日本对中亚石窟及新疆石窟给予较多注意并取得一些成果，主要有名古屋大学的宫治昭教授和中川原育子博士。宫治昭先生的研究论文有：《论克孜尔石窟——石窟构造、壁画样式、图象构成之间的关系》、《克孜尔石窟涅??图像的构成》等。中川原育子对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供养人以及76窟的研究发表有专题论文。在日本出版的《丝绸之路》1997年第3期《????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2_1.shtml>美术の?徊イ缺淙荨飞嫌泄?握押椭写ㄔ??拥裙赜诳俗味??叻鸫?难芯柯畚摹

1906年，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率领的考察队在库车停留了几个月，考察了克孜尔和库木吐拉石窟，重点发掘了库木吐拉石窟南面的都勒都尔阿护尔遗趾。伯希和收集品中的文献材料大部分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美术品则入藏巴黎卢浮宫，后归集美博物馆。二战后，由韩百诗(L.Hambis)组织一批学者从事伯希和在新疆与敦煌所获文物的系统分类整理工作，编有《伯希和考察队考古资料丛刊》，共16卷，这项工作现在还未结束。在已出版的第一卷《吐木休克》和第八卷《库车地区诸遗趾·龟兹语铭文》中有出自克孜尔的壁画、塑像和龟兹文题记。伯希和在库车地区发现的梵文和龟兹文写本，早年由菲诺（Louis Finot）和列维(Sylvain Levi)整理研究。80年代以来，这些龟兹文写本由皮诺（Georges Pinault）负责重新整理。近年来，他发表了一系列法藏龟兹文佛典和世俗文书的论文。此外，他还转写和翻译了伯希和在都勒都尔阿护尔发现的全部木简文书和考察队在库车地区石窟中所拍摄的龟兹文题记，著有《龟兹语铭文》。皮诺特教授于90年代几次考察克孜尔石窟，参观了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收藏的龟兹文文书，并对部分壁画中的龟兹文题记作了释读。 [3]

1914年5月28日，英人斯坦因（A.Stein）对克孜尔石窟作了为期一天的考察。

20世纪初，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曾派遣“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先后四次在新疆地区进行调查。后两次考察队分别于1906年和1913年在克孜尔石窟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工作。1906年2月26日，德国第三次考察队到达克孜尔石窟。这次考察队由四人组成，队长是格伦威德尔（Albert Grunwedel），队员有勒库克（Albert von Le Coq）、巴图斯（TheodorBartus）和波尔特（H.Pohrt）。格伦威德尔对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和布局、纹饰图案等都作了较详细的记录。勒库克和巴图斯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古本、木板画、塑像、壁画残块等文物。波尔特拍摄了洞窟外景、洞窟形制和壁画的照片。有关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形制、题材内容及位置分布的记录，主要是在这次考察期间完成的。考察队还给洞窟编号并命名。另外，虽然在格伦威德尔的强烈反对下，考察队还是割取了一部分壁画，连同其它文物一起运往柏林。这次考察的收获，除获取壁画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古写。第四次考察队由勒库克率领，队员有巴图斯。他们于1913年7月到达克孜尔石窟，肆无忌惮地割取壁画，数量远远超过了前次。

考察队前后两次在克孜尔石窟究竟割取了多少壁画，在割挖、包装和运输时又损坏了多少？在已发表的材料中看不到准确的数字。运回柏林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到20年代末已大部分已修复。1933年，德国公布馆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数量是252块，328.07平米，出自37个洞窟。考察队从新疆所获的古写本和古印本，据早年统计，编号有3万多个。其中出自克孜尔石窟的没有确切的数目，估计应占其中的大宗，尤其年代早的写本大都出自克孜尔石窟。从克孜尔石窟掠走的塑像大多是残破的，仅发表了一部分，估计现存的塑像可能超过100件。其他出土品有幡画、木板画、木雕像和饰品等。其中以木质品数量居多，大约有200件。[4]

考察队运到德国的新疆文物总称为新疆藏品，由柏林民俗博物馆印度部保管。20年代中期，博物馆为出版壁画图录，曾将少量壁画与塑像进行义卖，以募资金。第二次大战期间，柏林遭到盟军的轰炸，在匡尼类特街民俗博物馆保存的的壁画损失最多，约占40%。被毁的都是展出的精品，其中有不少是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原藏在民俗博物馆的大量文物和文献，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曾分藏在各地，二战后分别归东西德国所有。现在，除了一部分仍在原东德科学院所在地以外，其它文献全部归入德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而藏在各处的文物则归印度艺术博物馆（前身即柏林民俗博物馆）收藏。现任馆长Marianne Yaldiz教授所著Archaologie und KunstgeschichteChinesisch-Zentralasiens(《新疆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手册》)一书，即以馆藏品为主要依据编撰而成。

德国学者对克孜尔石窟以至整个新疆石窟的研究，集中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个时期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4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研究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编写考察报告，二是就少数写本进行专题研究。1907年勒库克回国后，当年就将他在新疆考察经过写了报告，题为《中国突厥故地考察纪行》。1912年，出版了由格伦威德尔编写的第三次考察队的报告：《中国突厥故地的古代佛寺》。这本书将各地石窟作了较详细的描述，克孜尔石窟在书中占有较大比重。另外，还出版有一批有关考察经过和收获的著作。第二阶段，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壁画的出版与研究的展开是主要工作。1920年，格伦威德尔编著的《龟兹》一书出版，书中收有克孜尔七个洞窟的壁画，并探讨了主要洞窟的建造年代和壁画内容。1922-—1933年，陆续出版了由勒库克和瓦尔德施密特合编的《中亚与新疆古代晚期的佛教文物》七卷本大型论文图集。除第二卷外，其它各卷都是有关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图版与研究文章。勒库克在《新疆艺术与文化史图说》一书中用大量的图片资料来论述克孜尔的壁画和塑像受到中亚的强烈影响。瓦尔德施密特发表了《犍陀罗、库车、吐鲁番》，作者认为新疆佛教石窟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两期，前期是以库车为中心的龟兹时期，后者是在中原影响下以吐鲁番为中心的回鹘时期。在这个阶段，有关龟兹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字的研究著作也比较多。[5]

综上所述，就克孜尔石窟本身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格伦威德尔、勒库克和瓦尔德施密特三人， 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A、年代与分期。格伦威德尔将新疆石窟壁画分为五种画风，认为五种画风前后年代相连接，在地域上西早东晚。克孜尔石窟壁画归入第一、二种画风。格氏认为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年代早至4世纪中叶，晚至七、八世纪。勒库克基本同意格氏的年代划分，但他认为在第一期之前还有一批受希腊影响很强烈的洞窟，而且克孜尔石窟的废弃应在8世纪中期。瓦尔德施密特认为克孜尔壁画受到了犍陀罗雕塑艺术的影响，应该称为印度伊朗画风，并分为两期。第一期的年代在500年前后，第二期的年代在600年前后，最晚的洞窟在650年以后。瓦氏关于克孜尔石窟年代分期的观点后来成了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正统观点，并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上三人都局限于以壁画风格为主判定石窟的年代，而忽略了龟兹佛教历史背景、壁画题材等其他方面的因素，因此是不够全面的。尤其是瓦尔德施密特，他未曾到过新疆，只是根据馆藏新疆壁画、文书题记字体和他人的考察记录而进行研究的。B、洞窟形制。格伦威德尔从洞窟平面形状和附属设施方面探求洞窟的功能。他根据用途不同将克孜尔的洞窟分为四种类型，即塔柱窟、方形窟、禅窟和用于储藏物品、收藏经书、调色作画等等的一些形制特殊的洞窟。并且提到了洞窟的组合关系，但并未进一步说明。由于他忽略了剖面，有些洞窟的细部、洞窟位置示意图的方向被搞错了，对洞窟的打破关系未予注意。勒库克将新疆各地洞窟按平面形状分为四类，即纵长方条形窟、方形穹窿顶窟、塔柱窟和横长方形窟。他的分类法把性质和用途相同的洞窟划分在不同的类别中，而在同类的洞窟中又将性质和用途不同的洞窟归在一起了，这种分法比较混乱。德国人关于克孜尔石窟形制分类最大的失误是，忽视了克孜尔石窟洞窟形制中最重要的一类——大像窟。C、壁画题材。德国人在诸多著作中刊布了大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与塑像资料，其中包括照片、摹本和线描图。格伦威德尔、勒库克和瓦尔德施密特三人都曾对壁画作过仔细的考证和研究。他们认为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反映的是唯礼释迦并注重禅修的小乘佛教思想，晚期壁画中出现了贤劫千佛，这与大乘佛教的影响有关。瓦尔德施密特还集中研究克孜尔石窟本生故事画，他根据佛籍与壁画对照识别的本生故事达69种之多，占克孜尔本生故事画的大部分。[6]德国人对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出现的大量菱格因缘、说法图和佛传三方面题材壁画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他们考证的佛教史传画中，有一部分内容也是不准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关克孜尔石窟的研究有以下四个方面内容：第一，写本的整理和出版。在已出版的八套写本中与克孜尔石窟有直接关系的梵文写本约有五套。还出版了许多有关写本的专题研究著作。写本的研究与解读使我们对龟兹的社会、历史、佛教、人种、语言和文字有了更多的了解。第二，古代语言文字研究。出版了不同语种的语法、词典、文字形态等著作和研究书目。第三，石窟艺术研究。主要有原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赫·海尔特（Herbert Hartel）的几种有关克孜尔壁画与印度、犍陀罗艺术关系的著作。第四，综合研究。这个时期，不仅有德国学者，而且欧洲其他国家学者也跻身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及出土写本来研究龟兹社会、历史、宗教和艺术等。[7]对德国考察队从新疆拿走的一批木雕像等木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查雅·巴塔恰雅（ChhayaBhattachaya）博士曾编著有Studies in the wooden objects of the Berlin Central Asian Art Collection (《柏林所藏中亚艺术品中的木质文物研究》，1975年柏林出版)一书专门论述。

目前，德国在克孜尔石窟艺术研究领域中较著名的学者要数Marianne Yaldiz教授。近几年来，她发表了若干有关克孜尔石窟艺术的论著和论文。1998年，Marianne Yaldiz教授考察克孜尔。当她看到斑斑斧痕、满目疮痍的克孜尔石窟时，对当年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割取壁画的恶劣行径表示歉意，并将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整理的《德国馆藏395块克孜尔石窟壁画目录索引》（以下简称《索引》）和272张壁画黑白照片提供给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索引》是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不但使我们了解了当年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揭取壁画的一些情况，而且对于研究流失德国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以及从整体上研究克孜尔石窟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1999年，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将馆藏的部分新疆石窟壁画作了碳14测定，仅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取得数据28个。以Marianne Yaldiz教授为代表的德国学者对西方传统的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年代的分期意见已经提出了挑战。

西方探险队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伴随着掠夺与破坏，造成了大量文物的肢解和流失。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的考古方法，对石窟的拍照和临摹，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和图片，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外学者研究克孜尔石窟的主要依据。

二、国内的考察与研究

我国学者对龟兹石窟的考察，可上溯至清代。19世纪初，地理学家徐松在新疆滞留期间，曾考察过克孜尔和库木吐拉石窟，在他所著的《西域水道记》中记载有这两个石窟的情况。清人的记载多为游记性质的文字，还不属于科学性的考察，但是他们已经注意到石窟遗迹的存在了。20世纪上半叶，新疆石窟也屡见于国人游记或考察报告，其中较为重要的是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和画家韩乐然先生的科学调查工作。

参加中国和瑞典联合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工作的黄文弼先生，1928~1929年在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调查期间，曾在克孜尔石窟工作了16天，对140多个洞窟进行了编号，绘制了洞窟分布和平面示意图。在清理部分洞窟时，发现了多种文字的文书写本和钱币等遗物，其中的汉文纪年文书，对克孜尔石窟的变迁情况提供了可供断代的参考资料。此外，他还收集了一些剥落的壁画残块并将壁面上刻划图象进行拓片。[8]黄先生在后来发表的《由考古上所见到的新疆在文化上之地位》和《新疆考古之发现与古代西域文化之关系》[9]两篇文章中初步探讨了龟兹石窟佛教艺术的有关问题。可以说，黄文弼先生是我国系统地考察与研究龟兹石窟的先驱者。

我国朝鲜族画家韩乐然先生于1946年和1947年两次到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他对洞窟进行了编号、记录、拍照和临摹。工作之余，韩先生也进行了克孜尔石窟分期的探讨。他根据画面的色调、构图、画风以及绘于中心柱窟主室券顶中脊的天相图的变化将壁画分为上、中、下三期，时代界定在公元前至5世纪之间。[10]韩氏侧重于有壁画的洞窟，编号为76个，并将编号刻在洞窟壁面上，现在还可看到大部分。关于到克孜尔考察的起因和经过，他曾写了一段铭文，刻在第10窟主室北壁上。遗憾的是，先生在考察完毕返回内地途中，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所有资料也都毁于一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得到政府的重视。最初克孜尔石窟由拜城县人民政府下辖的克孜尔乡政府管理。1953年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文物管理所成立，隶属于拜城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保护和管理。

同年，西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派出以武伯纶和常书鸿为首的新疆文物调查组，对新疆文物进行调查，同时对石窟进行了重点考察。现行克孜尔石窟的洞窟编号就是该调查组编定的。工作结束后，武伯纶先生撰写了《新疆天山南路的文物调查》，[11]对龟兹石窟的地理位置、石窟数量、窟中残存壁画及题记等作了粗略的说明。常书鸿先生根据当时的调查资料撰写了《新疆石窟艺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该书介绍了克孜尔石窟的分期、洞窟形制和壁画内容。1979年常先生又一次来克孜尔考察并核实资料。常先生从壁画风格和技法上将克孜尔石窟分为三个时期：首创期（魏、西晋时期）；演变期（南北朝至盛唐）和发展期（8~11世纪末）。

1955年，王子云先生发表了《新疆拜城赫色尔石窟》[12]一文，作者从美学角度分析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艺术特色，论证了它与希腊、波斯和印度文化的关系以及本身特有的民族色彩，这是建国后我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专论克孜尔石窟艺术的文章。

1961年，克孜尔石窟被列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与敦煌文物研究所联合组织的新疆石窟调查组。调查组在克孜尔石窟做了较详细的文字记录，绘制洞窟平面图，拍摄壁画。在随后发表的《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和《新疆最大的石窟寺遗址——拜城克孜尔石窟》[13]等文章中， 将克孜尔70多个保存较好的洞窟分为四个时期：东汉后期；西晋时期；南北朝至隋代；唐宋时期。阎先生的分期在内涵上比德国人的分期有较大的扩充。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对克孜尔石窟进行分期，这一分法到现在还为一些学者所认同。

70年代末，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为培养考古和美术史研究生，先后多次组织学生到新疆调查石窟，分别作了洞窟测绘、文字记录和壁画临摹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考察是1979年秋季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实习组到克孜尔石窟进行的考察。考察队由宿白教授领导，成员有历史系的研究生晁华山、马世长和许宛音以及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生丁明夷四人。实习组在克孜尔进行了二个半月的考察，对克孜尔可以登临的全部洞窟进行反复调查和记录，对洞窟壁画作了专题资料的收集工作。同时，与克孜尔文物管理所合作，对1~6窟、14~16窟、18~23窟进行了全面的测绘和文字记录，为编写这几组洞窟的考古报告，作了资料准备工作。他们还在部分洞窟采集了碳14年代测定的标本。此后，北京大学还多次派人赴克孜尔石窟核对和补充材料。

80年代初，中国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中国石窟大型系列研究图录。《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卷，日文版已由日本平凡社出版发行，中文版也由中国文物出版社陆续出齐。宿白教授等人对于克孜尔石窟的部分研究成果，分别刊于三卷中。宿白教授的《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从洞窟的形制、洞窟的组合与打破关系、洞窟的改建、壁画重绘、壁画内容及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排比，并参照碳14测定年代的数据对克孜尔石窟的部分洞窟作了阶段划分。宿白教授将克孜尔洞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公元4世纪；第二阶段是4世纪末~6世纪；第三阶段是6~7世纪及其以后。8世纪初、中期克孜尔石窟已有部分洞窟荒废。宿白教授还指出，在第一阶段之前还有一个初级阶段。宿白先生首次将考古学方法运用于佛教石窟的年代学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与仅从绘画艺术风格上论定年代的方法完全不同。他结合历史文献和佛教传播史来论述克孜尔石窟年代分期，这是前所未有的。另外，被分期的洞窟中包括了若干无壁画的洞窟，这也是中外各种分期研究所未涉及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宿先生探索了克孜尔大像窟的地位和历史作用。他认为：“克孜尔大像窟给予葱岭以西和新疆以东的影响，当比其他类型的石窟形制和壁画的影响更为重要。”[14]宿白先生的这种综合分期法在克孜尔石窟年代分期研究上是一大贡献。

关于克孜尔石窟的衰落，宿白先生认为是伴随大乘佛教的盛行而逐渐出现的；吴焯先生在《克孜尔石窟刻划图画的内容、作者和时代》[15]一文中认为，克孜尔石窟的衰落与7世纪末叶吐蕃攻占安西的军事活动紧密相关。在后来发表的文章《克孜尔石窟兴废与渭干河谷道交通》[16]中，他还转向从地理因素探索克孜尔石窟形成与衰落的原因，但仍然坚持战争的原因是主要的、决定性的；晁华山先生也强调克孜尔石窟的荒废与战乱有关。[17]

马世长先生在《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主室券顶和后室壁画》一文中，发表了已识别的近60幅本生故事和40多幅因缘故事。马世长和丁明夷先生撰写的《克孜尔石窟的佛传壁画》，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佛传题材归纳为62种画面，并将每一题材与有关佛经作了对照。上述文章对克孜尔石窟壁画内容题材作了系统的整理。许宛音先生汇编的《龟兹关系资料》和《龟兹王朝世系表》，为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历史背景提供了详实而方便的工具资料。晁华山先生撰写的《二十世纪初德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及尔后的研究》一文详细介绍了本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在克孜尔石窟的考察经过，并对德国人从20世纪初至80年代有关克孜尔石窟的研究情况作了评述。《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卷本，由于反映了中国近年来对克孜尔石窟所作考古工作的新成果，于1986年荣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99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编撰的《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一）》出版，这是北京大学考古实习组的又一重大成果，为继续编撰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北京大学实习组成员的其他一些研究成果还体现在《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6·新疆壁画》画册中。晁华山先生后来发表的《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分类与石窟寺院的组成》[18]一文从洞窟的主尊塑像、建筑形制和壁画题材三方面分析了洞窟的功能和用途，将洞窟分为四类。文中对克孜尔石窟洞窟组合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克孜尔七组五佛堂寺院的组合体制，考察了五佛堂寺院的组建时间和发展演变。晁华山先生不仅对流失德国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等文物作过深入调查，而且对流失日本的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新疆文物也有专门研究，《清末民初日本考察克孜尔石窟及新疆文物在日本的流失》[19]一文给我们研究流失日本的新疆文物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线索。克孜尔第110窟主室侧壁绘制佛传故事壁画57幅，是克孜尔石窟现存佛传故事壁画最多的一个洞窟。丁明夷先生撰写的《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的研究——五-八世纪龟兹佛教、佛教艺术初探》[20]一文全面系统第论述了以克孜尔石窟为主的龟兹石窟佛教艺术。《克孜尔第一一0窟的佛传壁画——克孜尔千佛洞壁画札记之一》[21]详细地考证了此窟主室侧壁保存较清晰的33幅佛传故事壁画。在《克孜尔175、178窟题材考释》[22]一文中结合有关佛经对克孜尔175和178两窟的题材内容作了深入剖析。

除了北京大学考古实习组在克孜尔石窟所作的大规模调查与研究外，还有一批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北京大学考古系李崇峰博士的《中印支提窟比较研究》一文探索了具有龟兹地域特色的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中心柱窟的形制与印度支提窟的源渊关系。他认为：“克孜尔中心柱窟在洞窟形制、题材内容、人物造型及绘画技法等方面与印度支提窟及其它早期印度雕刻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受其影响颇大，是不容质疑的”[23]对克孜尔石窟部分中心柱窟主室正壁的绘塑题材内容的考释有两种观点：姚士宏先生在《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主室正壁塑绘题材》[24]一文中考释为“帝释窟说法”；而霍旭初先生则认为该题材是“梵天劝请”。霍先生在《龟兹乾达婆故事壁画研究》一文中结合龟兹所宗的佛教思想和龟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审美观念等考证出：“龟兹地区的乾达婆故事，主要有两则，一则是佛成道后梵天劝请时般遮（即五髻乾达婆）鼓琴颂佛，一则是佛涅??前度善爱乾达婆王。梵天劝请般遮鼓琴在中心柱窟里均绘在主室正龛的两侧，在方形窟里均绘在正壁上，都是最重要的部位。中心柱窟主龛内多为佛塑像，少数是佛绘像。佛塑像全部不存。根据此题材，主龛象征佛坐的石室。龛外两侧绘相关人物，一边绘般遮，另一边绘帝释天及其部众眷属。有的窟还出现了梵天，其地位要高于帝释天和般遮。”[25]在多次考察克孜尔石窟之后，李崇峰先生对此有争议的绘塑题材也进行了研究，在作者的《克孜尔中心柱窟主室正壁画塑题材及有关问题》一文中论证了该题材反映的是“帝释窟说法”，而且题材所据原典，应是小乘教派信奉的《长阿含经》。至于主室正壁“帝释窟说法”所表现的菱形山峦的源起，也是若干年来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李先生认为：“应该是当地画工和雕塑匠人在吸收印度艺匠对这一题材传统的菱形、四边形或三角形山峦刻画的基础上，采纳印度本土人们当时对毗陀山的惯常记述塑绘而成的。也就是说，克孜尔帝释窟及所在的菱形山峦，是印度摩揭陀奄婆罗村北毗陀山因陀娑罗窟的真实再现。”[26]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金维诺先生撰写的《龟兹艺术的风格与成就》[27]一文，从美术史的角度论证了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的龟兹艺术风格的特点及其成就。金先生认为克孜尔石窟中体现大乘思想的大像窟的时代应是在鸠摩罗什在龟兹广弘大乘的时期。李铁先生发表了《克孜尔六十九窟的壁画与时代》[28]一文。吴焯先生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画法综考——兼谈西域文化的性质》和《克孜尔石窟壁画问题初探》[29]等文章把壁画从宗教内容引向艺术领域，并和东西方艺术的发展联系贯通起来。吴焯的《关于克孜尔118窟“娱乐太子图”》[30]、许宛音先生的《克孜尔新1窟试论》[31]、王伯敏先生的《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山水》[32]、秦志新的《也谈克孜尔一一八窟壁画内容》[33]等文章都从各个方面研究探讨了克孜尔石窟艺术。

对新疆壁画的艺术特色进行深入研究的谭树桐先生，在70~80年代先后七次考察龟兹石窟，1987年11月在赴克孜尔石窟的途中不幸因车祸而殉职。谭先生主编了我国最早的龟兹石窟的画册——《新疆の壁画》（日本美乃美出版社）。他撰写的有关克孜尔石窟的研究文章有《丹青班驳 尚存金壁——龟兹石窟壁画欣赏》和《装饰性与生动性——克孜尔壁画散记之二》[34]等，谭树桐先生是从艺术风格方面对克孜尔石窟艺术进行全面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敦煌研究院的许多专家和学者也很关注克孜尔石窟。著名的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和樊锦诗院长于70~90年代曾先后考察过克孜尔石窟，他们对克孜尔石窟的保护和研究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修复专家参与了克孜尔石窟一些洞窟的修复。1997年10月，文物修复专家李云鹤等修复了克孜尔第69窟后室一躯泥塑佛涅??像，这是克孜尔石窟现存的唯一的一躯涅??塑像，这对于克孜尔石窟乃至整个龟兹地区的塑像艺术风格的研究以及与印度、犍陀罗佛教雕塑的对比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敦煌研究院的美术专家曾参加过克孜尔石窟壁画的临摹工作。有关克孜尔石窟壁画对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的影响的论著很多。但多数都是从整体和宏观上论述，从具体作品上进行对比、分析的论著较少。而敦煌研究院的李其琼、施萍亭先生的《奇思驰骋为“皈依”——敦煌、新疆所见〈须摩提女因缘〉故事画介绍》[35]和谢生保先生的《克孜尔石窟故事画对莫高窟故事画的影响》[36]等文章就是从具体壁画题材和内容入手论述了克孜尔石窟壁画对莫高窟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敦煌研究员技术保护所的专家们对克孜尔石窟壁画颜料进行了科学分析，在苏伯民、李最雄和马赞峰撰写的《克孜尔石窟壁画颜料分析》[37]一文反映了他们的科研成果。

新疆学者从70年代起就开始对克孜尔石窟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原克孜尔千佛洞文物管理所所长姚士宏先生是新疆较早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学者之一。70年代末，姚士宏先生参与了北京大学考古实习组的考察工作，以他多年的实地考察为基础，结合佛籍，对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若干题材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与研究。张荫才先生和姚士宏先生合作编撰的《克孜尔石窟佛本生故事壁画》（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书将66个佛本生故事画与佛经相对照，并译为现代汉语。姚士宏先生先后撰写了《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主室正壁塑绘题材》、《克孜尔的佛传四相图》、《克孜尔阿?世王题材壁画》、《克孜尔佛本生故事题材种类》、《克孜尔第175窟生死轮图》、《略述克孜尔戒律故事画》等系列文章，上述文章汇集在姚士宏先生的论文集《克孜尔石窟探秘》（新疆美术射影出版社，1996年）。

80年代以来，新疆学者对克孜尔石窟的调查与研究有所深入，从石窟考古和佛教艺术扩展到艺术史的多领域研究。李遇春先生的《试论敦煌石窟艺术和新疆石窟艺术的历史关系》，[38]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述了龟兹石窟与敦煌艺术的交流。霍旭初先生在研究音乐史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龟兹石窟乐舞形象。先后发表有：《克孜尔38窟的天宫伎乐图》、《龟兹石窟壁画中的西亚乐器》、《试论克孜尔石窟伎乐壁画》、《克孜尔石窟鼗鼓图像考》、《龟兹与敦煌壁画伎乐之比较》、《龟兹飞天艺术》、《龟兹乐舞艺术探幽》、《龟兹筚篥的流传及其艺术特色》、《龟兹舍利盒乐舞图》、《龟兹乐与道教》、《丝路音乐与佛教文化》等多篇文章，对以克孜尔为代表的龟兹壁画中伎乐的性质、特点、及其所反映的历史和宗教问题作了全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汇集在霍旭初先生的学术论集《龟兹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贾应逸先生的《克孜尔17窟壁画的艺术特色》[39]一文从艺术的角度对克孜尔第17窟进行了翔实的论证。近30年来坚持在洞窟进行临摹的袁廷鹤先生，以他深刻的亲身体验，撰写了《龟兹风壁画初探》和《龟兹风壁画的形成与发展》[40]等文。他将龟兹壁画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形成期，即在本民族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印度、犍陀罗艺术成分而形成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壁画风格——龟兹风；6——8世纪是龟兹风的繁盛期；8世纪以后是衰落期，后来回鹘人吸收龟兹和汉风壁画的有益成分，创造了具有回鹘民族特色的壁画。韩翔和朱英荣先生合著的《龟兹石窟》（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是一本比较全面研究龟兹石窟的专著，该书重点探讨了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石窟形成的历史条件、分期、壁画内容、所反映的宗教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等问题。

1986年，我国开始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该巨型画册中又分有《中国壁画全集》，新疆石窟壁画共占6卷（后改为《中国新疆壁画全集》），其中克孜尔石窟3卷。编辑组一改过去出画册都按洞窟序号编排的方法，而采用了按年代顺序编排。编辑组用较长时间全面考察了各石窟，在前人分期研究的基础上，从龟兹佛教的历史背景、壁画题材内容、绘画风格、洞窟形制并参照碳14测定数据，对龟兹石窟的分期和时代提出了初步意见。分期意见发表在霍旭初、王建林先生撰写的《丹青班驳 千秋壮观——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及分期概述》[41]中，他们将克孜尔石窟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创期（公元3末~4世纪中）、发展期（4世纪中~5世纪末）、繁盛期（6世纪~7世纪）和衰落期（8世纪~9世纪中）。另外，霍旭初先生的《克孜尔石窟前期壁画艺术》、袁廷鹤先生的《龟兹风壁画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贾应逸先生的《霞光夕照余辉浓》[42]三篇论文分别就克孜尔石窟各个时期的内容变化、艺术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论述。1996年，《中国新疆壁画全集》荣获中央“五个一工程奖”。

在编辑《中国新疆壁画全集》的同时，新疆壁画编辑组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对龟兹石窟中60余个洞窟作了植物采样，进行碳14测定。取得了一批测定数据，其中克孜尔石窟的数据达40余个。除这一批数据外，在80年代北京大学考古系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已经对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作过一批碳14测定。日本名古屋大学也对克孜尔石窟取过少量的植物标本进行了碳14测定。近来，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从馆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提取标本进行碳14测定，取得一批数据。据统计，目前中外取得的克孜尔石窟碳14测定数据已近100个。如此大规模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一处石窟进行测定，在国内外是不多见的。虽然碳14测定数据的年代误差和上下年代幅度较大，不能取得准确的年代，但碳14测定数据的参考和辅助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碳14测定是当前考古学年代划分的一个重要的科学手段，它是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碳14 测定的应用，是文物考古事业进步的表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利用高科技手段解决石窟年代问题，是大有前途的。

为配合克孜尔石窟谷西区维修工程，1989年和1990年两次对谷西区窟前进行清理发掘，共清理出洞窟33个。清理发掘报告分别为《1989年克孜尔千佛洞窟前清理简报》[43]和《1990年克孜尔石窟窟前清理报告》。[44]

近十几年来，对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出现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趋势。陈世良先生的《龟兹佛寺之研究》[45]提出并论证了克孜尔石窟寺即为雀梨大寺这一比较新颖的观点。贾应逸先生撰写的《克孜尔与莫高窟涅??经变比较研究》、[46]霍旭初先生的《克孜尔〈优陀羡王缘〉壁画与敦煌〈欢喜国王缘〉变文》、[47]《鸠摩罗什大乘思想的发展及其对龟兹石窟的影响》、[48]等文章从佛学角度深入对克孜尔石窟进行研究，使新疆地区的研究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另外，冯斐先生的《龟兹佛窟人体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年）对克孜尔石窟壁画人体艺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989年第6期《新疆艺术》上发表了苏北海先生的《龟兹石窟壁画艺术溯源》，作者为探索古代艺术源于西域，认为龟兹画师在“龟兹石窟壁画中创造了独具一式的人体艺术，用各种巧妙的方法描绘了自古相传的男女生殖崇拜。”苏先生这一论说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姚士宏先生的《龟兹石窟壁画上果真绘有生殖崇拜吗》[49]和霍旭初先生的《对〈龟兹石窟壁画艺术溯源〉的一点质疑》[50]两篇文章对苏北海先生的论说提出了质疑和辩误。199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苏北海先生著的《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一书。该书中有关龟兹壁画生殖崇拜的观点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比《龟兹石窟壁画艺术溯源》一文所用材料还有所增加，并在几个重要问题上作了改动和弥补，文中所附的三幅线描图依然是前文中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但是问题和矛盾更多。霍旭初先生根据对龟兹壁画题材内容的反复考证，查阅大量佛经和流失国外的资料，并依据佛教义理及佛教艺术内涵、外延的界定以及学术研究的基本准则等，在《龟兹壁画缘何生殖崇拜》中以苏先生著作中的有关章节为主，结合《龟兹石窟壁画艺术溯源》的原有论说进行了讨论。霍先生说：“龟兹佛教艺术是完全依附于佛教历史文化的特殊环境、观念和目的，除此之外对佛教艺术的任何其它解释都是违背佛教精神的”[51]

1993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了朱英荣先生的专著《龟兹石窟研究》，该书收集了朱先生若干年来有关克孜尔石窟研究的几篇论文，其中《密教与克孜尔千佛洞密教画》一文提出克孜尔石窟存有密教壁画。但是，在霍旭初先生的《对龟兹流行密教几个论说的辨析》中对这种观点所举壁画例证进行分析后得出：“从克孜尔石窟壁画里考定的几个所谓的密教壁画，都不可信。”[52]

龟兹石窟壁画的菱形格构图是龟兹佛教艺术模式里最有特色的一个部分，是美术界探索的热门课题。关于龟兹菱格画艺术形式的来源，说法不一，迄无定论。黄文弼先生认为，龟兹石窟壁画中的菱格画起源于编织菱形方格纹和纺织品上的纹样；[53]袁廷鹤先生则持源于龟兹民间和原始陶器纹饰说；[54]谭树桐先生认为，汉代博山炉盖的叠山景象曾给龟兹菱格画以启示和影响。[55]史晓明先生和张爱红女士在多年临摹龟兹石窟壁画的基础上，对克孜尔石窟菱格画的研究形成了初步见解，他们在《克孜尔石窟菱格画形式探源》和《克孜尔菱格画及其形式》[56]两篇文章中讨论了形成龟兹菱格画的根本原因和菱格画的主要模式，在后文中指出：“佛教造像的依据源于佛教经典无庸置疑。龟兹菱格画的背景及其菱格形式是依照佛教宇宙观中世界的形状而创造的一种新颖的艺术形式·····我们推论：龟兹菱格画所依据的佛经，至少是公元三世纪或之前流行于龟兹的佛教经典，在时间上也应与龟兹石窟开凿的年代相当，确切的典籍可能属于小乘经典阿含部中关于介绍世界之形状的有关经书。”[57]徐永明先生对克孜尔石窟菱形图案研究的结论是：“以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常见的几种菱形装饰结构，与战国时期以至汗代的丝绸织品工艺图案中的菱形图案结构作一比较，更加能够说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菱形格装饰艺术，是源自内地的丝绸图案。”[58]王征先生也就此问题作过《龟兹石窟菱格画形式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一文，他认为：“龟兹石窟中最具有代表的菱格形式，来源于中原的菱格形式，它表明中原文化艺术在石窟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59]吕明明女士在临摹克孜尔第77窟甬道券顶的菱格山水壁画过程中，通过对克孜尔石窟对面的雀尔达格山的观察并与菱格形式的变化相比较后发现：“菱格画源于层峦叠嶂的自然山脉。”[60]

关于克孜尔壁画中圆形图案的研究，目前只有 名先生作了初步探索，见《浅论克孜尔早期壁画中的圆形》。[61]

1985年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成立，标志着龟兹石窟的保护和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克孜尔石窟为中心的龟兹石窟研究在考古、美术、文化、技术保护、文物保管等专业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先后编辑出版了《龟兹石窟》、《龟兹佛教文化论集》、《龟兹艺术研究》、《龟兹石窟研究》、《龟兹壁画丛书》（一、二册）、《回鹘之佛教》、《王玄策事迹勾沉》等专著。研究所参与编辑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等大型画册。并与阿克苏地区史志编纂委员会联合编辑了《克孜尔石窟志》，这是当时比较全面的一部关于克孜尔石窟的志书。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中青年研究人员正在迅速地成长起来，在短短几年内先后发表了《克孜尔118窟壁画内容辨析》[62]、《从第43窟看克孜尔石窟的衰落年代》、[63]《试论克孜尔石窟图案的本地特色》、[64]《〈贤愚经〉与克孜尔石窟本缘故事壁画》、[65]《克孜尔石窟降伏六师外道壁画考析》、[66]《浅析克孜尔石窟病害及保护》、[67]《龟兹壁画中的服饰》、[68]《克孜尔石窟“须摩提女请佛缘”壁画考略》、[69]《试论克孜尔石窟发现的骰子》、[70]《克孜尔224号窟涅??图中突厥风俗索引》、[71]《传入龟兹的佛教流派及其在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反映出的特点》、[72]《净域里的世间风貌——龟兹壁画供养人初识》、[73]《克孜尔石窟后山区220~229窟勘察报告》[74]等数十篇学术论文。2000年出版的《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是对克孜尔石窟全面考察的第一手资料的总汇，为研究克孜尔石窟提供了详实的基础资料。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美术工作人员常年坚持在洞窟临摹壁画，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临摹壁画约300平米，这项艰巨的任务是克孜尔石窟研究的基础性的工作，对克孜尔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研究所的美术师在临摹的同时也将研究贯穿于其中，张爱红女士还将自己多年临摹壁画的体会总结出来并撰写文章《浅谈龟兹壁画的临摹》。[75]

为了推动西域文化、龟兹文化、龟兹石窟艺术研究的发展，让世界了解和研究龟兹石窟和开展龟兹石窟研究的国际合作，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与有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在克孜尔石窟举办了几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1994年召开了“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纪念鸠摩罗什诞辰1650年国际学术讨论会”；[76]1997年召开了“唐代西域文明——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讨论会（佛教美术考察会）”；1998年召开了“唐代西域文明——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些活动对进一步提高克孜尔石窟的知名度与深入开展国际合作研究都大有裨益。

1995年，在克孜尔石窟举办了为期二个半月的第二届全国石窟考古培训班，由北京大学的宿白教授、马世长教授、李崇峰博士、中国文物研究所黄克忠高级工程师以及龟兹石窟研究所所长陈世良研究员任教，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部分业务人员参加了专门的石窟考古培训，提高了业务素质，为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培养了人才。

三、今后亟待开展研究的几个问题

回顾百年来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与研究，经过国内外几代学者的努力，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在全国甚至在国际上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并日益产生影响。然而，对克孜尔石窟所具有的深邃文化内涵来说，这些成绩仅仅是研究的初级阶段，大量的研究课题有待开拓，不少的研究成果需要深化。就目前而言，比较突出且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一是克孜尔石窟的分期断代问题。这是克孜尔石窟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前人在克孜尔石窟的年代分期问题上有突破性的贡献，但是真正解决克孜尔石窟的年代问题仍是个非常艰难的事业。以往中外学者大部分都是针对有壁画的洞窟进行年代研究，实际上，有壁画的洞窟，不到克孜尔石窟洞窟总数的30%。而大量的僧房窟和其它一些无壁画洞窟的年代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总之，解决克孜尔石窟的年代问题任重而道远。需要中外学者共同协作，把它当作一项工程，利用多学科手段进行综合研究，攻克此项难关。

二是克孜尔石窟洞窟内龟兹文和其他古文字题记以及出自洞窟中的一批龟兹文木简的释读问题。克孜尔石窟有壁画洞窟的榜题栏内以及僧房窟壁面上保存有许多珍贵的龟兹文和其他古文字题记，出自洞窟的龟兹文木简也多达几十个。毫无疑问，这些题记和木简的内容蕴涵着颇有价值的历史信息。经过时光和人为的损害，有些题记已不甚清晰了，需要尽快的抢救，同时需要开展解读工作。1993年，德国吐火罗语专家施米特（Klaus.T.Schmidt）先生考察克孜尔石窟时，解读了一部分木简。1995年5月，法国学者皮诺先生考察克孜尔石窟时，释读了一部分洞窟中的龟兹文题记，尤其是对第69窟壁画中的一则龟兹文供养人题记的释读，使第69窟有了断代的可靠依据，同时也使与69 窟文化特征相同的洞窟有了一个断代的坐标。1998年，参加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施米特先生又释读了克孜尔110窟佛传壁画榜题栏内的部分龟兹文题记。

这些古文字的解读，不但有利于克孜尔部分洞窟的断代分期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龟兹佛教和当地的历史、民族、语言和文字等多方面的情况。解读克孜尔石窟的龟兹文和其他古文字，将把克孜尔石窟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工作同样是一项多学科，需要中外有关学者长期合作开展的工程。

三是对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研究。20世纪初，欧洲和亚洲的一些考察队到克孜尔进行考察，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从这里劫掠过壁画、塑像以及其它一些文物，其中的大宗藏在德国，还有一部分散见于新德里、东京、汉城、圣彼得堡、伦敦、牛津、巴黎、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和旧金山等地。我们根据Marianne Yaldiz教授给我们提供的《索引》和部分当年德国考察队拍摄的壁画照片，通过实地核对和测量后发现，实际剥取的壁画面积与德国公布的数字出入很大，并且有一部分壁画的出处混乱，有漏记和错记洞窟的现象。近年来，通过我们反复实地考察与逐个核对，搞清了一批壁画所属洞窟和部位，纠正了多年来的错误。但是，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深入进行，有的必须搞清楚。例如二战期间究竟炸毁了多少壁画，现存的还有多少，除了可以展出的壁画外，还有多少壁画和文物尚处在库存之中。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和收藏有克孜尔石窟壁画等文物的各国共同努力，合作研究才能解决。

克孜尔石窟在中国，但它是属于全世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希望在新的世纪，通过国际间的合作将克孜尔石窟的研究推向更高的阶段，让这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为世界的发展与进步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1]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

[2]晁华山：《清末民初日本考察克孜尔石窟及新疆文物在日本的流散》，载《新疆文物》1992年4期。

[3]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52页。

[4]晁华山：《二十世纪初德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及尔后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99页。

[5]晁华山：《二十世纪初德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及尔后的研究》，载《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

[6]晁华山：《二十世纪初德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及尔后的研究》，载《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

[7]晁华山：《二十世纪初德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及尔后的研究》，载《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01页。

[8]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文物出版社，1990年。

[9]前文见《禹贡半月刊》1935年4卷6期；后文见《蒙藏旬刊》120期，1936年。

[10]韩乐然：《新疆文化宝库之新发现——古高昌龟兹艺术探古记（上）》，载《缅怀韩乐然》，民族出版社，1998年。

[11]《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10期。

[12]《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2期。

[13]前文见《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后文见《现代佛学》1961年。

[14]宿白：《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载《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2 页。

[15]《文物》1986年第10期。

[16]载《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

[17]晁华山：《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分类与石窟寺院的组成》，载《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又载《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

[18]《纪念北京大学成立四十周年论文集》，1991年，北京大学。

[19]《新疆文物》，1992年4期。

[20] 1981年提交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位论文。

[21]载《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

[22]载《向达先生纪念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23]《佛学研究》1997年，第26页。

[24]《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

[25]《龟兹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2~63页。

[26]《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21页。

[27]《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

[28]《新疆艺术》1982年第3期。

[29]前文见《文物》1984年12月刊；后文见《中亚学刊》第一辑，1983年。

[30]《新疆艺术》1985年第1期。

[31]《文物》1984年4月刊。

[32]《丝绸之路造型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33]《新疆艺术》1985年第4期。

[34]前文见《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后文见《美术史论》1986年。

[35]《敦煌学季刊》第一集，1983年。

[36]《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

[37]《敦煌研究》2000年第1期。

[38]《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39]《新疆艺术》1983年第5期。

[40]前文见《丝绸之路造型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后文见《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新疆壁画全集（2）克孜尔石窟（二）》，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天津美术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

[41]《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新疆壁画全集（1）克孜尔石窟（一）》，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天津美术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

[42]《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新疆壁画全集（1）克孜尔石窟（三）》，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天津美术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

[43]《新疆文物》，1991年3期。

[44]《新疆文物》，1992年3期。

[45]《新疆文物》，1989年2期。

[46]《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

[47]《艺术学》第15期，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96年。

[48]《敦煌研究》1997年3期。

[49]《新疆艺术》1990年4期。

[50]《新疆艺术》1990年4期。

[51]《龟兹壁画缘何生殖崇拜》，载《佛学研究》1998年，第430页。

[52]《中国佛学》第三卷一期，2000年（台湾）。

[53]《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54]《丝绸之路造型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55]谭树桐：《龟兹菱格画和汉博山炉》，载《谭树桐美术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

[56]前文见《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后文见《新疆文物》1991年第3期。

[57]《新疆文物》1991年3期，第68页。

[58]徐永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菱形格源流初探》，载《新疆文物》1987年3期，第83页。

[59]王征：《龟兹石窟菱格画形式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载《新疆文物》，1997年2期，第52页。

[60]吕明明：《克孜尔石窟的菱格山水画》，载《新疆艺术》2001年1期，第36页。

[61]《新疆艺术》1995年第2期。

[62]刘松柏：《克孜尔118窟壁画内容辨析》，载《新疆艺术》1984年第5期。

[63]史晓明、张爱红：《从第43窟看克孜尔石窟衰落的年代》，载《西域研究》1993年2 期。

[64]史晓明、张爱红：《试论克孜尔石窟图案的本地特色》，载《新疆文物》1993年1期。

[65]赵莉：《〈贤愚经〉与克孜尔石窟本缘故事壁画》，载《西域研究 》1993年2期。

[66]赵莉：《克孜尔石窟降伏六师外道壁画考析》，载《敦煌研究》1995年1期。

[67]陈庆明：《浅析克孜尔石窟病害及保护》，载《新疆文物》，1996年1期。

[68]吴涛、群：《龟兹壁画中的服饰》，载《新疆文物》，1996年1期。

[69]赵莉：《克孜尔石窟“须摩提女请佛缘”壁画考略》，载《新疆文物》1997年2期。

[70]彭杰：《试论克孜尔石窟发现的骰子》，载《新疆文物》，1997年2期。

[71]彭杰：《克孜尔224号窟涅盘图中突厥风俗索引》，载《新疆文物》，1997年4期。

[72]吐尔逊古力·阿布扎里：《传入龟兹的佛教流派及其在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反映出的特点》，载《新疆文物》，1997年2期。

[73]徐辉：《净域里的世间风貌——龟兹壁画供养人初识》，载《新疆艺术》1997年2期。

[74]《新疆文物》1997年3期。

[75]《新疆文物》1997年2期。

民宿分析论文范文第7篇

关于竹简《文子》、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关系问题，无论是《文子》研究，还是《淮南子》研究，都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目前学术界的观点而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接受竹简本子与今本《文子》应当区别对待，今本《文子》大量抄袭了淮南子的观点；但仍有学者坚持认为是《淮南子》抄袭了《文子》而今本《文子》大体可信；还有的学者认为《文子》和《淮南子》相互抄袭；另有学者认为《文子》和《淮南子》没有谁抄袭谁的问题，而是它们有共同的来源。可以说，《文子》和《淮南子》可能的关系无非也就是这几种，各种观点的提出和相互驳难将会使讨论更加深入。本文将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较集中地讨论今本《文子》如何抄袭《淮南子》的问题，以就教于大方。

一、四个最基本的事实

其一、今本《文子》与《淮南子》重合太多，而竹简《文子》和《淮南子》呼应太少。如果有一段话简单地在这本书里有，在那本书里也有，当然谈不上谁抄谁的问题，但是《淮南子》和《文子》中的内容在相重合的同时，形式上又发生了变化，这就为我们分析二者的关系提供了线索。最主要的是这种重合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

丁原植先生统计今本《文子》约有39，228字，（！）笔者用电脑统计，为39，231字 ，（指未加句读的白文）相差无几，其中30，800多字见于《淮南子》或和《淮南子》基本对应，最后两篇主要内容完全见于《淮南子》。（陈丽桂先生认为《上仁》一篇也全部见于《淮南子》，这样除去最后三篇，《文子》正好为九篇。（2）实际上《上仁》一篇有1，100多字不见于《淮南子》，占《上仁》一篇的三分之一。）从字数上来讲，今本《文子》近四万字，其中近80%左右和《淮南子》中有关内容完全重合，也就是说今本《文子》中只有不到八千多字的内容不见于《淮南子》。如果没有竹简《文》的出土，我们还可以说，《文子》一书“为《淮南子》吸取殆尽，”但是竹简《文子》中现存的内容绝大多数和《淮南子》没有对应关系。《淮南子》虽亦杂采诸书，但“首尾条贯、自成机杼”，且取他书者基本保留原貌，而在今本《文子》中却大都变成了“老子曰”的内容，尤其是不同身份的对话者被悉数抹去姓名。竹简《文子》目前的释文和《淮南子》明确对应者很少，而且个别相对应的材料是否就是竹简《文子》中的内容还不确定。（详后）

其二、今本《文子》和竹简《文子》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异大于同，而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却是同大于异。更为主要的是，《淮南子》一书，立论宏伟，视野广阔，近于《庄子》；典故丰富，广征博引，近于《吕览》；文辞华丽，讲究声韵，近于汉赋，囊括众家而自成一体，文风统一。相比之下，竹简《文子》文风朴素，言简意赅。

其三、竹简《文子》下葬于西汉末年。这个时间一方面晚于《淮南子》的问世；另一方面，刘向歆见父子领校秘书的时间和八角廊四十号汉墓的下葬时代都是在西汉未年，相差最多不过30年。汉成帝河平之年（前26年）刘向受命领校秘书，至绥和二年（前7年），刘歆继续父业。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可知九篇本的《文子》存在于西汉晚期。八角廊40号汉墓正好属于这一时代，发掘者推断墓主是中山怀王或孝王，但倾向于前者，中山怀王卒于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比刘向校书早21年，孝王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则接近刘歆领校秘书之年。“无论如何，刘向歆父子所见《文子》应该和竹简本一致，至少也是相似的。”（3）当然不能排除刘向歆父子整理不同的《文子》传本，在结构和篇名上作一些编辑的可能。但是，如果当时的《文子》就和《淮南子》有如此大量内容重合，刘氏父子和班固不会熟视无睹的。而对于《文子》一书纯粹性的质疑是从唐柳宗元开始的。

其四、竹简《文子》有上下经之分，而《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九篇，魏晋以来的著录则有十篇、十一篇、十二篇数种。今本《文子》多为十二篇（《四库全书》两淮盐政采进本也分为上下卷）。孙星衍认为“班固”《艺文志》称九篇者。疑古以《上仁》、《上义》、《上礼》三篇为一篇，以配《下德》耳。孙星衍的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他的判断也令人费解。如果，《上仁》、《仁义》、《上礼》三篇为一篇，那么《文子》一书是十篇而不是九篇。这里的“上”都是“尚”的意义，不知和“下德”如何“配”法。

以这些基本的事实为前提，我们不难推论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李厚诚先生最近撰文说“张丰乾君此前曾有一文论《文子》与《淮南子》关系，认今本《文子》为伪”，他还批评了“张君认今本《文子》为伪的主要理由”，（4）实际上，笔者从来没有论定今本《文子》是伪书，而是一直强调，竹简《文子》的出土证明今本确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二者从形式到内容相去甚远，不可相提并论。对比两者的同异，就不难发现今本必晚出于竹简本。今本的出现不会早于东汉前期，《淮南子》不可能抄袭今本《文子》，它和竹简《文子》也没有多少直接联系，是后人大量抄袭《淮南子》以补充今本《文子》，以至于《文子》其书面貌大变。换言之，我认为，今本《文子》不全真，也不全伪，而是如柳宗元所言，是“驳书”，竹简《文子》的出土确证了这一点。下面更进一步地证明这一点，同时回答学术界的一些猜测。

二、今本《文子》比竹简本更早吗——关于竹简《文子》的“避讳”

今本《文子》晚于竹简本，不光是“理当如此”，而是有确凿的根据，容易形成共识。但赵建伟先生最近提出今本《文子》的主体部分要早于竹简《文子》，为竹简《文子》所本。他的主要根据是竹简第0806号：“也，大而不衰者，所以长守，这两句简文与今本《文子·道德》“盈而不亏，所以长守富也”，相对应，“很明显，简文为了避汉惠帝刘盈的讳而把盈改成了大，今本则保存了古本的原貌。”（5）

这里首要的问题是“大而不衰者，所以长守”和今本“盈而不亏，所以长守富也，”是否对应的问题，“不衰”和“不亏”显然不是对应的。竹简0864号为：“高而不危者，所以长守民”，今本则为“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守民”与“守贵”也不是对应的。实际上竹简本与今本在这个问题上差异是比较大的，简本：

0908 也，见小故能成其大功，守静

0806 也，大而不衰者，所以长守

0864 高而不危，高而不危者，所以长守民

2327 有天下，贵为天子，富贵不离其身

今本：

处大，满而不溢；居高，贵而无骄。处大不溢，盈而不亏；居上不骄，高而不危。盈而不亏，所以长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富贵不离其身，禄及子孙，古之王道具于此矣。

今本所讨论的问题可分解如下：

处大，满而不溢，处大不溢，盈而不亏，盈而不亏，所以长守富；

居高，贵而无骄，居上不骄，高而不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 。

富贵不离其身，禄及子孙，古之王道具于此矣。

和简本一样，今本也是讨论了“大”的问题，简本中的“大而不衰”是和上文的“见小故能成其大功”相呼应的。今本中也提到了“大”， 但是不是讲“大而不衰”，而是说“处大不溢”。

《孝经·诸侯章》有相近的言论：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盖诸侯之孝也。

《孝经》的这段话非常著名，在《吕氏春秋·察微》中就被引用。这段话的脉络也可分解如下：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

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

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盖诸侯之孝也。

对比一下，不难发现，今本《文子》是综合了《孝经》和竹简《文子》中的思想，“处大不溢”一词，“处大”来自竹简《文子》，而“不溢”来自《孝经》。今本《文子》和竹简《文子》都讨论大和高的问题，大者谓功大，高者谓位高，而《孝经》中讨论的却是“在上”和“节度”的问题。同时，今本《文子》的落脚点又在守“富贵”之上，和《孝经》一致而和竹简《文子》关注“守民”不同。从今本《文子》和竹简《文子》的同中之异恰好可以看出今本《文子》是如何改窜竹简本的。所以，“大而不衰”和“盈而不亏”不是对应的，竹简《文子》因为避讳而把“盈”，改成了“大”也就无从谈起了。

实际上，盈而不亏一词，常和“盛而不衰”一词联用，《淮南子·泰族训》：“夫物未常有张而不驰，成而不毁者也，惟圣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亏。”显然，“大而不衰”和“盛而不衰”是同义词，和“盈而不亏”相对为文，而不是相互替换的关系。“大”和“盈”在 文意上也相去甚远。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竹简《文子》因为避汉惠帝刘盈之讳而把“大”改成“盈”是不可能的，以此为依据认为今本早于竹简本更是靠不住的。

至于江宁先生所言，今本《文子》中有些是后人无法“窜入”，不能伪造的。他的主要例证是《文子·自然》：“圣人兼而用之，故人无弃人，物无弃材”，是引用今本《老子127章的》“弃材”在传世本《老子》中无一例外地作“弃物”，而在帛书早、乙本都作“弃财（材），由此可以证明今本《文子》的早出、而《淮南子·道应训》也有引27章这一句，“由此看来，《文子》本是有独立来源的，并非全抄《淮南子》。”（6）

今本《文子》没有全抄《淮南子》是完全正确的，但它抄了《淮南子》的地方却是不可置疑的。江先生所举《文子·自然》中的那段话实际上是和《淮南子·主本训》中的一节相对应的，在这一节中，《淮南子·主术训》说“无弃材”，今本《文子》也说“无弃材”，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而江先生所提到的今本《文子》中的“非君子之宝”影响了《老子》的传本也是需要讨论的，因为帛书《老子》已经有了“非君子之器”一词，而帛书本虽下葬于汉初但它的抄写时间以及撰作时间则是比较早的，这是用不着强调的。

三、《淮南子》是《文子》的义疏并篡改了《文子》吗——关于《淮南子》的“避讳”问题及其它

王利器先生认为今本《文子·上义篇》“今志人之所短，忘之所长。《淮南子·氾论训》作“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此则以淮南厉王名长，故讳长为修也。此尤为《淮南子》窜改《文子》之的证。”（7）但对照一下今本《文子·上义篇》与《淮南子·氾论训》相对应的文字，却发现王先生的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 “长”（zhang）在《淮南子》中反复出现，“长”（chang）也不鲜见，如《时则训》：“日长至，阴阳争”，《谬称训》：“言小人不在其位，不可长也”，《道应训》引《老子》之言“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也。”

第二、《氾论训》这段话主要是讨论不能对人求全责备，要从大处着眼，主题是“责人以人力”和“自修以道德”，此处“修”乃“修养”之“修”，和“长”风马牛不相及，所以说，“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是不可能找到贤人的。今本《文子·上义篇》前文把“修道德”改为“修道”，后文见一短字而把“修”改为“长”，窜改之迹无可辨驳。

王利器先生所言《淮南子》，“窜改《文子》之文以为楚语。”实际上却是今本《文子》据高诱或许慎之注改动了《淮南子》，因为如果是《淮南子》改了《文子》，那么改为应该是全面的，而今本《文子》改动《淮南子》则主要以许慎、或高诱之注为依据，事实正是今本《文子》对《淮南子》“楚语”的改动都没有超出许慎或高诱之注。《淮南·主术训》：故善建者不拔“高诱注“言建形也”，今本《文子·上仁》第7章，“故善建者不披，言建之无形边。”正如曾达辉等先生所言这不仅是抄袭之铁证，也说明抄袭行为生在高诱以后。

《淮南子》多用典故人名，而今本《文子》则据字形及段落大意改之，并且把《淮南子》对文献的误解一并抄入。说明造作者水平不高。

今本《本子·上德》“虽未能见”之语，在《淮南子·缪称训》中为“离朱弗能见也。”“离朱”是人名，古之明目者，《庄子·骈拇》中曾提到此人，《孟子·离娄上》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可以规 ，不成方圆。”汉赵歧注：“离娄者，古之明目者，盖以为黄帝之时人也，黄帝亡其玄珠，使离朱索之，离朱即离娄也，能视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

今本《文子》不解“离（離）朱”为谁，而根据字形改为“虽（雖）未” 进一步暴露了抄袭的痕迹。

《淮南子·缪称训》中有“文王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一语，是指“文王”而言，并进一步解释说文王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而是担心随着日月的推移会发生祸患。《说苑·政理》中记载太公与文王的对话，文王称赞太公说得在理，太公则进一步指出：“宿善如不祥”，

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对曰：“宿善不祥。是日也，发其仓府，以赈鳏、寡、孤、独。”

“宿”即留，存而不发之意，如《孟子·万章》：“仁人之于悌也，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管子·轻重》：“怀宿怨而不战”。太公的意思是知道是正确的道理，即把它留存起来（不去执行），就如同是不吉利的东西。这个道理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文王当天就开仓放粮，救济弱势群体。《墨子·公孟》中记载公孟子懂得了服饰和行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认为墨子讲得对，随即就要脱掉他初见黑子时所穿戴的行头，因为他也听说过“宿善如不祥”的说法。可见，“宿善如不祥”，是接着“善”而言的，强调不能把“善”留存起来，积压下来，而是要立即付诸行动。所以向宗鲁认为《淮南子》和《文子》中“宿不善”一语中“不”是衍文是完全正确的。向宗鲁，《说苑校证》，第150页。但向氏等人所言《说苑》中“对曰”也是衍文却是错误的。“宿善不祥”和“上溢而下漏”都是太公对文王之语。

《淮南子·缪称训》引用这个典故时保留了“文王”，最后落脚点是“故曰：周邦虽国，其命维新。”而这个重要的结论在今本《文子·上德》中却没有出现，今本文子把文王“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当作了“老子曰”的内容，而且也不见“文王”的字样，与之相关的上下文又都能在《淮南子·缪称训》找到，文句的顺序都保持一致，只能说是今本《文子》断章取义地抄袭了《淮南子》，这也证明《淮南子》不可能是《文子》之“义疏”。《缪称训》在这里说到的“宿不善如不祥”应该是“宿善如不祥。”《论语·季氏》载孔子之言：“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这里“善”与“不善”相对为文，《淮南子·缪称训》大概受了影响，亦或是后人在传抄时受了《论语》的影响，添加了一个“不”字，使文意南辕北辙，并且把太公对文王之语说成是文王之事。今本《文子》照旧抄录，同样衍出一个“不” 字，“抄袭”二字并非诬妄。

《淮南子·氾沦训》中的“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于刑戮之患者，由欲无厌，不循度量之故也”，在今本《文子》中改成了“今之为大患者，由无常厌度量生也。”显然是今本《文子》概括了《淮南子》的话，而不可能是《淮南子》解释《文子》的话，今本《文子》“由无常厌度量生也”也是匪夷所思，而在《淮南子》却是明白晓畅。

又比如，《下德》接着所提到的“不苟得， 不让祸”在《氾沦训》中是“不苟得，不让福”，所谓的“不让福”就是下文所提到的“其有不弃”，今本《文子》改“福”为“祸”违背了上下文的语境，弄巧成拙。而紧接着的一章中引用《老子》“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也和下文大讲如何“得人心”，“用人力”而成为强者相矛盾，《淮南子》中并没有引用《老子》的这句话，今本《文子》的蛇足之笔更使其难以逃脱抄袭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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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原植：《〈淮南子〉与〈文子〉考辨·说明》，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

（2）陈丽桂：试就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不重袭内容推测古本《文子》的几个思想论题 ，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

（3）李学勤：《试论八角廊简》，《文物》1996年第1期。

（4）李厚诚：《文子问题后案》，简帛研究网8月。

（5）赵建伟：《六论》 ，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

（6）江宁：《再论文子》，简帛研究网·网上首发8月。

民宿分析论文范文第8篇

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

一段时间以来，“中学生有三怕，奥数、英文、周树人”成了校园流行语。实际情况是，有些同学有这“三怕”（或其中“一怕”“二怕”），有些同学不但不怕反倒喜欢。

你对上述“怕”或“不怕”（含喜欢）有何体验或思考？请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1）写记叙文或议论文。（2）不得透露个人相关信息。（3）不得抄袭，不得套作。（4）不少于700字。

这是一道具有时评特色的文题，要求考生在材料给定的范围内“就事论事”，命题意图主要在于引导考生善于发现并深入思考学习和生活中的点滴问题。笔者认为，从设计意图和测试效果来看，一道好的高考作文题起码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合理的“开阖度”，二是有较高的区分度，三是有较强的导向性。2013年江西卷的设题基本上满足了这些条件——

一、有合理的“开阖度”

这里所说的“开阖度”，主要指写作“开放性”与“限制性”的有机结合，这是衡量一道作文题目设计是否成功的重要依据。开放性主要是解决考生可以“写什么”和可以“怎么写”的问题，限制性则刚好相反，要求考生不能“写什么”和不能“怎么写”。一道好的作文题，应该在开放性和限制性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或者说，要让两者之间形成合理的“交集”——其“交集”即为考生“做道场”（写作）的“螺蛳壳”（空间）。2013年江西作文题在这方面可谓是成功的，首先体现在该题多方面和多角度的开放性上——

从写作内容上看，可写“怕”，也可写“不怕”（含“喜欢”，后同——笔者注）；可写“三怕”或其中的“一怕”“二怕”，也可写“三不怕”或其中的“一不怕”“二不怕”；可写“体验”，也可写“思考”，还可两者结合起来写。从写作体裁来看，可写记叙文，也可写议论文。

若把上述写作条件进行“排列组合”，可选择的写作内容和写作方式可谓是难以胜数的，这无疑给考生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和施展的空间。

当然，该题目的限制性也不小，而且就“依附”在开放性的写作要求上：

从立意上来说，可以自由选择，但只能限于“三怕”或“三不怕”，而且不能抛开材料“空谈”；从内容上来说，可选择写奥数、写英文、写周树人（及其作品），但不能任意扩大概念的外延，如不能把“奥数”等同于“数学”、把“周树人”放大到“语文”；从文体上来说，虽然有选择，但并非“文体不限”，只能是二选其一——要么写像模像样的记叙文，要么写中规中矩的论说文。

换言之，考生构思必须围绕“奥数、英文、周树人”这三个关键词；行文必须紧扣“怕”或“不怕”这两个题眼；记叙文要具体地叙述和描写“怕”或“不怕”“奥数（或其中的两者或三者）”的体验过程，议论文则必须揭示“怕”或“不怕”的逻辑关系或由此生发的意义。

综上所述，在有效平衡写作过程中“开放性”与“限制性”关系的基础上，2013年江西作文题为考生个性体验的描述与理性思考的表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有较高的区分度

与评估性考试不同，高考作文以选拔性为主，其目的并非要“考倒”学生，而是要让所有考生的写作水平能够得到正常发挥。因此，其在考试的信度、效度和区分度方面则有较高的要求。尤其是区分度，这是衡量试题科学性的重要指标，也是高考作文选拔能否正常显示的重要依据。笔者发现，2013年江西卷作文题在这方面尤为成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使优秀者脱颖而出。从笔者所评试卷和所了解的情况来看，一些以形象思维见长的考生大多通过具体可感的事例来感染人，一些以逻辑思维见长的考生则大多通过缜密的思维或新颖的见解来说服人。尤其是那些逻辑思维和写作能力强的考生，一般都作难度较大的选择——或揭示“怕”奥数（英文、周树人）背后的原因；或由“怕”的现象生发联想，质疑当今教育制度所带来的问题；有些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以此来展示自己的思维和表达水平，获得高分。

二是让取巧者“原形毕露”。一直以来，高考作文套押、宿构之作屡禁不止，一些考生为备“不时之需”，备考时背诵大量名人事例甚至整篇文章，考场上一旦发现这些“内存”跟高考文题能沾上边，便毫不犹豫地“套”上去。2013年也不例外，不少空话、套话、甚至抄袭2007年江西高考作文“语文，我心中的一泓清泉”范文的文章不时冲击着阅卷老师的视觉神经。而2013年江西作文题似乎就是专为此类作文“打造”的“照妖镜”，任何套押、宿构之作在它面前几乎都难以“遁形”——这无疑给了那些热衷套押、宿构的考生当头一棒。

当然，对于众多其他考生而言，题目也适于让他们作难度适中或较小的选择，之后统计的数据和分析也表明，2013年的江西作文题真正做到了让不同层次的考生各显其能——可谓是“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江西高考语文命题人于稳语）。

总而言之，合理的区分度就是，让那些平时语文整体素养非常好的考生能够获得高分，让多数考生能够正常发挥，使那些平时学习投机取巧的学生在分数上付出惨重代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3年江西作文题是值得肯定的。

三、有较强的导向性

高考作文套押、宿构之作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固然很多，但跟我们的教学是绝对分不开的。一些教师平时只热衷于给学生传授文章写作的“万能公式”以及套押、宿构的“方术”。例如写议论文，只是要求学生按照一种套路：开头提出观点；主体部分作三段安排，每段各一个分论点，每个分论点列举或古今或中外的名人事例论证；结尾归纳点题。本来，作为议论文三段式，这种模式未尝不可，但致命的是教师只让学生注重文章“形”的架构，而无心或无意引导学生对事物“质”的思考，学生得此“秘传”，写出的文章只会是连篇的空话、套话、假话或事例的堆砌，根本没有自己的主张，更没有自己的思想——只会写如此只具“外壳”，没有“灵魂”的文章，是当今学生议论文写作中的“流行病”！

为扭转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多年来，江西高考命题专家采取的有力措施是，通过精心命题及制定“配套措施”（如合理的评分细则），来对其“回归语文能力本位，回归教材，导向读书，丰富人文积淀”的命题理念加以落实。2013年的作文命题和阅卷要求在这方面的体现也是一以贯之的，且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材料选择来看，“三怕”或“三不怕”的“校园流行语”贴近当今高中生的思想与生活实际，容易引起考生共鸣，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淡化考生对高考作文的神秘感与恐惧心理，这无疑有利于他们在考场上正常展示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发挥自己的写作水平。

从立意的导向来看，题目要求考生或谈切身体验，或“就事论事”，即紧扣“事例”谈“事理”（而非空谈事理），这给了那些具备一定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考生一展才能的机会，更是有利于引导学生平时要多关注生活，思考生活，感悟生活——这正是当今语文教学最为欠缺的内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测试效果来看，那些有积累（喜欢阅读，有丰富的知识积淀）、会思考（有质疑精神，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善表述（基础扎实，有较强的表达能力）的考生大都能获得应有的高分，而套押、宿构之作则几乎无处“藏身”，只能得到应有的“差评”。

因此可以说，在人们对高考作文命题期望值愈来愈高，而争议甚至非议则愈来愈多的背景下，江西卷的这种命题思路，对解决长期存在的写作“低效、无效乃至反效教学”（孙绍振语）的老大难问题无疑开出了一剂良药，因为在这样的命题面前，那些投机取巧的招数极易败露。而作为教学者，是否也该好好反思：自己有必要费尽心思去传授那些无用而有害的东西吗？

引导学生多读书广积累、善观察勤思考，提醒我们的教师重视科学有效的写作教学和训练，扎实推进学生由阅读到写作能力的迁移、从语文知识到写作能力的转化，这是江西卷的作文命题思路及具体行动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优秀作文赏析】

别让奥数压垮孩子

江西考生

有一位教育家说过，数学是思维的体操，奥数却是思维的杂技。当下，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进奥数班，希望能够锻炼孩子的思维能力，殊不知，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接受这样一种“杂技”训练。如果硬是赶鸭子上架，万一从高空中跌落而受到伤害的，肯定是这些无奈而又可怜的孩子。

教育，应该循序渐进。早在古代，人们便懂得做事应遵循客观规律的道理。古人的话还犹言在耳，《揠苗助长》的故事更是一个很好的警示——因为想要快速让庄稼生长，农夫就人为地去拔高禾苗，最终的结果就是庄稼全部死亡，颗粒无收。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孩子还没具备学习奥数的思维能力，便强迫他们去接受其能力范围之外的奥数教育，就很有可能会让孩子对整个数学乃至所有学科失去兴趣，甚至产生抗拒心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怕”。

庄稼是农夫的希望，孩子是父母的希望，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迫切愿望就“强行”加快孩子的生长脚步，否则，这和扼杀孩子有什么区别？

教育，应该因材施教。孔子作为一名伟大的教育家，极力主张因材施教，他根据弟子的不同品性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启示，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兴趣也不一定相同，作为家长，应该根据他们不同的特点让他们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千万不能因为看到奥数比赛上中国参赛选手的优异表现，就“一窝蜂”地强迫自家孩子去学奥数。作为家长是否应该好好想一想，盲目地把孩子送进奥数班的行为是不是理性的行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寻找自己位置的过程——让孩子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才是家长对孩子最大的帮助，最真实的爱。

我们的孩子可以是舞蹈家，为我们献上一支充满热情与活力的巴西桑巴；我们的孩子可以是钢琴家，为我们弹奏一曲优美动听的《欢乐颂》；我们的孩子可以是美术家，为我们描绘出他们天真灿烂的笑脸——只要他们能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一路顺利前行，我们就应该替他们感到欣慰。

别让奥数压垮孩子。强求孩子学奥数，不仅不能成为推动他们发展的动力，甚至可能成为其人生道路上的绊脚石。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

【点评】作为老师，是否曾为自己的学生在奥数竞赛中的“没出息”而“怒其不争”？作为家长，是否曾为自己的孩子在奥数学习上的“不长进”而“哀己不幸”？是也罢，非也罢，看了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作为教育者的我们，是否也应该好好接受一次特殊的“教育”？是否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循序渐进”的教育？是不是“因材施教”的教育？

思维严密，说理充分，比喻贴切，阅卷者面对如此佳作，不给高分，定然有愧！

我爱周树人

江西考生

中学生有“三怕”，其中一“怕”，便是周树人。然而对于鲁迅先生，我却是喜欢的，先生身上有一种莫名的魅力吸引着我，令我敬佩不已！

先生为人，我十分敬佩！

初识先生，还是在初中课本中描写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里，先生家庭富有，而后家道衰落，正如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言：“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早年的他留学于日本仙台，他学习医术，渴望用医术来救治像他父亲那样的病人，然而在仙台的经历也改变了先生，先生如是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后，先生弃医从文，在文章中找寻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先生三易其志，深明大义，身躯微弱，却以天下为己任，如此大智大勇之人，我十分敬佩，正如所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先生行文，我十分敬佩！

常常想起民国，自由之风多出猛狷之士，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有风趣幽默、造诣深厚的钱钟书；而鲁迅先生作为前辈，亦开一代文章之风。

犹记得孔乙己，身世不幸，自己却又“不争”；犹记得祥林嫂，身世凄惨，世人却毫无同情；犹记得阿Q，常遭恶打却精神胜利——这些鲜活的人物像是那么真实地存在过，观先生之作品，小说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是那么发人深省。先生对国人性格弱点的剖析，着实深刻，着实令人难以忘却。先生的杂文亦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他的文章似利剑，似匕首，直插敌人心脏——反动派甚至被他描述成“叭儿落水狗”，语言干脆利落而又常令人忍俊不禁。

先生的一生几乎都是以一位医生的身份出现的，中国病人，先生的望闻问切，他在纸上书写着密密麻麻的小楷，他要为中华开良方，而先生，的确做到了！

上个世纪的一天，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国来吊唁先生的人不计其数，“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先生身上盖的大幅白绸上，写着“民族魂”三个醒目的黑色大字。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为人，深明大义；先生行文，果敢大胆。如此中华之侠士周树人，怎能让人不爱？

【点评】阅完此文，笔者敢言：作者是鲁迅的真“粉丝”！以下为证——其一，引用鲁迅作品词句，信手拈来；剖析鲁迅作品人物，准确到位。其二，无论是的评论，还是鲁迅对反动派的嘲讽，抑或去世后身上所盖白绸及上面的三个黑色大字，作者无不“如数家珍”。其三，就连鲁迅的语言风格，作者也深得个中“韵味”，你看，“然而对于鲁迅先生，我却是喜欢的”“着实深刻，着实令人难以忘却”，不就是活脱脱的周氏文风？其四，也是最重要的，是作者对鲁迅品性的把握：“先生的一生几乎都是以一位医生的身份出现的，……他要为中华开良方，而先生，的确做到了！”真可谓入木三分！

作者对鲁迅的爱，是真的爱！作者的文章，是真的好文章！

在“怕”的背后

江西考生

“奥数、英文、周树人”，不少中学生谈之色变。

我们因为奥数高深难寻的解题方法而畏惧，因为英文和母语体系的截然不同而害怕，因为周树人作品晦涩难懂的文字而恐惧——之所以产生这样一些心理，有我们自身的原因，然而，学校和当今教育体制也应担负起一定的责任。

“怕”的背后，有你我的懒惰。

学习，往往是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但如今的中学生早已被家庭、社会“圈养”成一个个“只知享乐、而不思考”的“沙发人”，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极端娱乐化的节目不断销蚀着我们的好奇心和上进心——想想古时“闻鸡起舞”的士人，“凿壁偷光”的读书人，他们抛却惰性，勇于向书本中艰深难懂的知识发起挑战，终将难以降伏的知识收入并消化于囊中。“奥数、英文、周树人”确有其难以接受之处，但如果我们有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世上还有什么事干不成？

“怕”的背后，有老师的失责。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韩愈一语点破老师的作用。著名英语教育专家俞敏洪在开创“新东方”时，便坚持“新东方式教授方式”，并规定，所有新进教师必须经过培训才能上岗，这是因为俞敏洪知道，只有正确的教学之道，才能让学生真正爱上英语，并学好英语。与此不同的是，现如今一些老师只知道照本宣科，不注重教学方法，不懂得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长此以往，学生在寻求知识的道路上迷失方向，进而对学习失去兴趣，而对难度较大的“奥数、英文、周树人”产生心理恐惧更是理所当然了。

“怕”的背后，有教育体制的缺陷。

在德国，青少年不仅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更需要将文化知识不断运用到生产实际中，也正因为此，他们的青少年乐于接受知识，也乐于应用知识。相反，在我们国家，教育体制制造出来的只是一部部眼睛仅停留在书本上的“扫描仪”，而非真正四肢健全、有想法、会思考的人类。因为学习方式的过度单一化，以及应试教育体制引导的目标绝对化，消磨了我们探索知识和世界的兴趣，甚至让我们对当今的学习产生厌倦、恐惧的情绪。

其实，“奥数、英文、周树人”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我们自身的懒惰、教师的失责和教育体制引导的不当！

【点评】面对一些学生患上的“奥数、英文、周树人”恐惧症，作者通过一番“望闻问切”，查找出了致病的原因：“学生的懒惰，老师的失责，教育体制的缺陷。”然后对症下药，开出药方。

民宿分析论文范文第9篇

新材料作文最根本的特征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最大限度防止套作和宿构，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因为新材料作文只提供给考生一则或若干则图文材料，考生在确定自己所要写作的文章的立意（议论文为中心论点，记叙文为中心思想）之前，先要对材料进行深度解读、思考和探究，才能提炼出符合材料主旨和考生实际情况的立意，然后才能据此构思和行文。这样就有效避免了以往命题作文或话题作文难以避免的主题先行和套作宿构的缺点。又因为新材料作文往往在一个主题之下有若干个立意的方向或角度，这些方向或角度并非处于同一层次，其境界一般有高低优劣之分，这就有利于考生展示自己的个性才情，以拉开区分度。总之，新材料作文，材料面前人人平等，是目前最好的作文命题方式。

但在实际教学和阅卷过程中，我们发现新材料作文的写作存在诸多误区。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撇开材料，另起炉灶。即考生对命题者所提供的材料完全熟视无睹，文章的立意与材料没有丝毫关系；二是没有从材料的整体出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仅从材料的某个局部或某个细节入手提炼观点进行写作；三是将材料作为扩写或改写的对象，对之进行天马行空似的联想或想像，将之演绎成一篇记叙类文章；四是对寓意型的材料，不懂由此及彼、由物及人的类比，就事论事或就物论物；五是引用材料时不是围绕文章观点作有针对性的引述，而是全部照抄，哪怕材料再长。在这五种误区中，前四种属于偏离题意，后果不堪设想，高考时一般在最后一个等级打分，可谓万劫不复了。第五种误区如果材料不长问题还不大，如果材料太长，像2013年高考全国新课标Ⅱ卷的作文题光材料就多达252字，如果再加上对材料的分析并提出观点，估计需要300多字，已占整篇文章的三分之一多，这无疑是太冗长了，即便后文再精彩，也已不可能获得较高的分数。

陷入这些误区的根本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是学生对新材料作文的特点和写作规范不甚了了，于是出现了写作时的随意性，而这完全可以通过平时的有效训练来规避。那么应该怎样规避呢？

首先，要准确认识材料的作用。新材料作文所给的材料（包括材料之后的具体“要求”）是考生审题立意的唯一对象，是考生作文立意的唯一依据，也就是说，考生所写的考场作文的中心论点或中心思想只能来源于此，绝不能抛开材料自行另外立意，否则就是偏离题意。当然，新材料作文一般有若干个立意的切入点，考生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比如，2013年福建省高考作文题选用的材料是顾城的一首短诗：“我仰望着夜空，感到一阵惊恐：如果地球失去引力，我就会变成流星，无依无附在天宇飘行。哦，不能！为了拒绝这种‘自由’，我愿变成一段树根，深深地扎进地层。”考生只允许对这则材料进行深度解读，引用、分析并提炼出适合自己写作的立意进行写作。一般认为，其立意的角度为“脚踏实地”“自由与约束”和“扎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等。但如果考生不顾材料，硬是要写“信仰”“放弃”和“选择”之类，那就是典型的另起炉灶偏离题意了。或许有的考生选择的文体是记叙类的，或者写的是议论文，但却没有在开头部分引用材料，这同样要求文章的立意要从这个材料中引申出来。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材料作文是可以写记叙类文体的，但这种记叙文并不是将文题所给的材料进行改写或扩写，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这违背了新材料作文的本质属性。如果写的是记叙文，其最根本的要求便是这篇文章的主旨要与文题所给的材料主旨或角度吻合。当然，有时是暗合，如果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点题；有时是明合，如果这篇有直接点题。

其次，要严格贯彻审题原则。新材料作文最重要的审题原则是整体性原则，即从整体上把握材料的主旨意向。文题所提供的材料一般有现象陈述（包括图表）和名言警句两类，且前者居多。而前者又可分生活故事和寓意故事两种。但不管是哪种类型，都要求着眼全局，从整体上理解材料的内容，或抓住主要对象，或锁定关键句，或把握情感倾向，然后将深入分析得到的信息进行全面整合和提炼，找出最佳的审题及立意指向，最终确定文章的主旨。而绝不能仅从材料的片言只语出发，以偏概全，轻率地确定文章的立意。比如，2010年福建省高考作文题选用的材料是“《格林童话》的成书与出版过程”。这道作文题所给的材料虽不十分隐晦，但材料主旨的指向性却也不十分明确，没有弄清命题者的意图容易断章取义，可能导致偏题离题。文题材料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格林兄弟想寻找民间故事与人类发展历史之间的关系，虽付出极大的努力，但还是无果而终；二是朋友偶然发现后将这些故事结集出版，不曾想到“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竟然大获成功。显然，这前后两部分内容前因后果，关系密切。因此，如果考生没有很好地把握二者的联系，只看到格林兄弟的努力和最后的成功，或者格林兄弟险些失败，就可能得出“是金子总会发光”“成功贵在坚持”或“永不言弃”等错误的结论，最后通篇都写成坚持的重要性或如何坚持之类。而这显然是偏离题意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论断本身完全正确，但材料中的“笔记本”如果没有被朋友发现，就很可能没有后来的《格林童话》。至于“永不言弃”“坚持”之类，无非是假设格林兄弟一直研究下去一定会取得成果，这显然是不成立的。没有格林兄弟的朋友慧眼识珠，转换思维，这些民间故事便不会自己变成《格林童话》。

再次，要认真写好开头部分。新材料作文规范而保险的开头部分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即引述材料（注意：是针对性的引述或转述，不是照抄）、分析材料和提出论点。这种作文题型审题立意的关键是尽可能使观点吻合或贴近材料主旨，以保证文章切合题意。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最有效的做法便是在文章的中心论点与材料之间建立起某种推理关系，一般为不完全归纳推理或类比推理，在表达上要有分析或阐释的过程，这意味着这个立意或观点是从材料中推导而出而不是凭空而来的。所以新材料作文的开头部分一般包含引述材料、分析材料和提出观点这三个内容。当然，具体写作时也有一些变通的写法，不一定都按照这种刻板的顺序。比如，可以先提出观点再引述材料，将材料作为论据使用。但不管怎么变，有一点一般是不能变的，即文章的中心论点要与材料之间建立起某种逻辑推理关系。例如，2011年福建省高考作文题选用的材料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一句话：“我的工作让我常晒太阳，呼吸新鲜的空气，这使我有个好身体。我梦见我种的水稻长得像高梁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我的朋友，就坐在稻穗下乘凉。”当年有一篇题为《乐业与成功》的优秀作文的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

俗话说：“干一行，爱一行。”乐观的人总能找到生活中的美好，工作再苦再累，只要自己享受工作中的欢乐，一切便微不足道了。乐业，是事业成功的法宝。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热爱自己的工作，是名副其实的乐业的典范。试想，满肚子墨水的人有几个愿意到田间地头，日晒风吹，守着几株水稻呢？但袁隆平不这么想。杂交水稻的培育虽然辛苦，却可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带来福音。袁隆平在辛苦中感受到的是美好的一面，辛苦便成了美梦，伴随他实现追求的目标。

只有热爱自己的工作才能有所作为，没有什么人可以一边怨天尤人一边造就辉煌的。

上面的语段包括规范的新材料作文（此指议论文）开头部分必备的三个方面：引述材料、分析材料和提出论点。只不过它是先提出论点“乐业，是事业成功的法宝”，再针对性地引述材料并分析材料，这样材料便有了论据的性质，因而行文活泼，较少应试作文的习气。其中第三段系开头部分与主体部分的过渡，接下来应该就是对观点的具体论证了。

当然，以上所言，乃是指顺着材料主旨立意（顺向立意）的情况，如果不是顺向立意，而是逆向立意，则又另当别论。不过，经过巧妙合理的分析，从而推导出所要写作的文章观点，这是所有现象陈述类材料作文审题立意的基本要求。那么是不是所有此类作文都要具备引述材料、分析材料和提出观点这三个步骤呢？我们认为，如果写的是议论文，一般情况下这三者都要具备。尤其是引述材料和提出观点这两个步骤，因为这样做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有效避免偏离题意，二是可以有效防止阅卷误判，三是可以充实文章内容。

民宿分析论文范文第10篇

__镇中心小学创建于民国初期，当时校址为黄洲馆，1982年迁址到__集镇上街，随着__电站上马，库区蓄水后又迁址到王家庄。学校占地面积2100平方米，学校建筑面积1280平方米，活动场地约为820平方米。服务对象是__村、挡山村、洞沟村、__集镇居民及单位职工子女，覆盖总人口数3000人。现有教学班9个（含学前班），在校学生328人。辖区内适龄儿童198人，已入学198人，入学率100，辍学率为0，残疾儿童少年8人，已入学6人，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75。教师中本科学历1人，大专学历9人，中师学历9人，合格率100；教师中具有中级职称9人，具有初级职称9人，校长岗位培训合格率100。学校有教学楼教师宿办搂以及其它生活用房，其中：教学楼850平方米，宿办楼300平方米，其它生活用房130平方米，现设有：微机室、会议室、图书室、少先队部。目前由于移民搬迁，校舍场地还满足不了教育教学的需要。

近年来，__镇中心小学以__电站建设为契机，在新课程改革和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的大力实施下，克服移民搬迁等重重困难，大力改善办学条件，认真贯彻各级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巩固“两基”成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整体素质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整体素质是办人民满意学校的重要保证。

1、建立健全教师政治学习计划和制度。坚持集体学习和自学相结合。我校每周星期日下午六点至八点为集体政治学习时间，组织教师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结合“党的先进性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开展各种教育活动。通过学习，增强了教师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教师人人写有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大大提升了教师的整体思想素质。

2、对全体教师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在广大教师中树立了爱岗敬业，团结协作，开拓进取的良好氛围。增强教师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禁止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定期召开家长会和常做家访工作，每位教师严以律己，德高为范，建立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营造出良好教书育人环境。

3、坚持德才兼备，以德育为主的用人体制和评价导向。把工作能力强、踏实认真、群众公证、关心学校，积极为学校发展而努力工作的教师，选拔到中心小学任教充实学校的重要班级。20__年秋季，我校在政府和教育办的大力协助下，将__镇上片村小五六年级的学生集中起来，实行寄宿教学，并从村小选拔了4名年轻骨干教师担任毕业班教学工作，连续几年来，教学质量稳步上升，促进了团结协作、敬业奉献的骨干教师队伍的形成。

二、加强学校常规管理，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1、为了保障适龄儿童在学校能生动活泼、健康的学习和成长，我校十分重视学校的安全管理工作，一是层层签定了安全责任书；二是利用校会、班会、警示牌宣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三是提高学生自我防范保护意识，要珍惜生命。学校经常对学生进行安全防护知识专题教育和行为规范养成教育，请民警和交警和来我校作法制教育、交通安全方面的专题讲座，请防保站的医生进行传染病防治讲座并进行各种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还配合各部门加强师生饮食、环境卫生的监督整治工作。几年来，由于__电站和石紫三级公路的繁忙建设，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备有切实可行的安全管理预案，建立了夜间及节假日巡逻、门卫、宿舍安全管理制度，学校还配合政府做好湖区船舶、农用车辆的安全排查工作，争取做到无安全隐患死角。

2、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教学质量是教师、学校的生命线。“质量立校、管理兴校、科研强校”是我们的办学思想和原则，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制定了《__镇中心小学教学质量管理的暂行规定》、《学校工作检查评估量化条例》、《教师教学常规检查评估条例》，并将这些条例规定印发到每所学校和每个教师手中，做到有章可循，有罚可依，奖惩分明，逐步做到量化管理、科学管理。文教办和

中心小学依据《教育教学常规检查评估的两个条例》每学期期中考试后，牵头组织人力对镇内各校进行检查评估，对教师的备课、讲课、作业批改、单元测试、期中考试、试卷分析等进行全面检查、分析。每检查完一所学校，都要进行座谈，对检查较好的学校、教师给予表扬；对检查较差的学校或教师进行解剖分析，限期进行改正。检查后我们逐步要进行认真分析与总结，把检查结果在全镇进行通报。通过推行制度强化管理来激励加强教师的教学工作作风。4、我校领导班子团结，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克服移民搬迁等众多困难，通过全体教师奋力拼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受到上级的表彰和奖励。近年来，被安康地区文教局授予“文明学校”，被石泉县委、县政府授予“文明单位”；20__年和20__年连续两年被县教体局授予全县二类学校教学质量“二等奖”。20__年被县教体局授予全县二类学校教学质量“一等奖”。为__人民赢得了荣誉，得到县委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肯定和奖励，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和赞扬，真正在实现办人民群众满意的学校。

三、加强素质教育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1、学校着力营造良好的校园育人环境和校园文化，努力做到教书育人，环境育人，服务育人。我校虽受__电站移民搬迁的影响，在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因地制宜，根据具体情况和时节对校园进行绿化、美化、净化，环境整洁，力所能及的在教学区、生活区、活动区设有大幅固定标语、名人画像，教室里有条幅、墙报、评比台、学习园地等，校园里呈现出一片浓厚文化氛围。

2、加强未成年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建立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德育工作网络，成立家长委员会，定期召开家长会和不定期的进行家访，争取家长和社会给予学校工作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并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文章版权归文秘站网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校利用各项工作及学科教学、少先队活动、班会等开展讲诚信、讲传统、讲守则、讲行为规范有机渗透德育，重视对学生的校风班纪和日常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并通过劳动、读书活动对学生进行德育实践和心理健康教育。我校积极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红色之旅》等读书征文活动，受到上级表彰和奖励。

3、“注重全面发展，培养个性特长，激发求知兴趣，全面提高素质”是我们的办学目标；“崇德、乐学、启智、创新”是我们的校训。我校结合实际建立了学生学习、纪律、卫生、礼仪、宿舍管理制度，制定了量化检查考勤薄，每天由值周老师检查登记量化评比，在我校基本形成“爱岗敬业、求实创新、奋发向上”的校风，“团结、勤奋、好学”的学风。

4、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素质，学校注重加强课外活动和兴趣小组的开展。学校利用有限的场地和器材定期召开小型运动会和艺术展演活动，上好音乐美术课，并坚持开展两课两操活动。在去年五月全县举行的中小学田径运动会上，我校短跑、长跑、团体接力赛均获得三等奖。今年全县艺术节上，我校组织参与的歌伴舞《一元钱》获二等奖，现代舞《动感早晨》获三等奖，还荣获集体组织奖。学校还注重图书借阅，充分利用远程资源，开阔学生的视野，让学生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真正提高了同学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

四、重视课改教研工作，加强教师培训学习

我校非常重视基础教育课改实验及校本教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制定了课改实验方案和校本教研工作计划。各个教研组充分里利用国家发放的远教设备经常组织教师开展观看光碟，学校在每学期里都要组织课改年级进行课堂观摩教学、听课、评课等活动，通过相互听课评课，提高了教师驾御新课程课堂教学的能力。学校还组织全体教师积极进行赛教活动，评选镇内优秀“教学能手”，并推荐教师全县参加中小学“教学能手”赛教活动。为了让校本教研落到实处，学校还鼓励教师进行新课程研究，要求教师坚持写好教学反思、教研论文及总结材料，学校还专门制定了“论文奖励条例，在奖励条例中规定：获得部级、省级、市级、县级公开发表的论文，学校分别奖励80元、60元、40元、20元。几年来，我校年轻教师撰写的教研论文有数十篇曾获省市县的奖励。

学校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花血本重视教师外出培训学习。几年来先后组织全体教师到后柳小学、城一小、安康等学校进行观摩听课学习。去年10月，选派教师许兵到西安进行了为期12天的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技术培训学习，选送教师王莉到城一小进行了2天的英特尔未来教育培训学习，今年3月还派教师张吉荣到市上参加远程教育技术学习。暑假派教师涂明艳到安康参加新教材培训学习，9月30日还组织全体教师到后柳小学观摩学习。通过培训学习，逐步树立以人为本的新理念，更新教学观念和手段，在教学过程中师生是平等、朋友、和谐的关系，对学生的管理、评价方式有所转变。外出培训或进修学习的教师都写有笔记或心得，回校后积极进行校本培训。

五、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全部入学

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全部入学，是我们每位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做好此项工作，学校在每学期开学之前就组织全体教师对辖区内的适龄儿童走村串户进行全面核实摸底调查，登记造册，摸清学生家庭详细情况，把国家“两免一补”和政府计划生育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确保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同时学校还坚持依法施教，保证入学率100，积极配合政府落实有关“严禁使用童工”的文件，对镇内辖区的厂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