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贸易范文
时间：2023-06-07 17:30:29
民间贸易范文第1篇
＿＿＿＿＿＿＿＿＿＿（下称卖方）为一方，＿＿＿＿＿＿＿＿＿＿（下称买方）为另一方，于＿＿＿年＿＿月＿＿日签订本协议书。
经同意：卖方出售、买方购买＿＿＿＿＿＿＿＿＿＿（下称货物），其数量、规格、价格详见清单A.
兹同意如下：
1.本合同所列条款，包括了双方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取代在此以前双方所达成的一切协议。除双方授权主管人或代表同意书入本合同的条款外，其余一律无效。
2.买方须由卖方确认的银行，开出不可撤销的、无追索权的、保兑的、可转让的、可分割的、允许转船和分批装运、以卖方为受益人的见票即付信用证。信用证有效期为末批货物从装运港启运后45天。信用证保兑费用由买方支付。
3.卖方须向议付行提交下列单据：
（1）整套清洁海运提单一式两份；
（2）发票一式四份；
（3）由商品检验局出具的质量证书一式两份；
（4）由商品检验局出具的数量／重量检验报告一式两份。
4.允许的溢短装数量为相当于信用证总金额5％的货物数量。
5.交货：
（1）交货期为＿＿＿＿＿＿＿＿＿＿＿；
（2）装运港＿＿＿＿＿＿＿＿＿＿＿＿。
6.装运条件：
（1）应卖方之要求，买方于每批货物装运前20天，将船名、船籍、预计抵
达装运港日期和载重吨位等以书信告知卖方；
（2）买方可指定＿＿＿＿＿远洋运输公司作为其船运，并负责支付港口所有费用。买方应分别于船到达装运港前10天、5天、72小时、24小时，把船到达装运港的预计日期和时间，以及船到达装运港时，该船的吃水量以电报告知其；
（3）买方应在船达装运港前10天，将该船的详细情况，包括船名、船籍、预达日期、船长和船员之国籍，呼号、载重吨位、吃水、总长及按国际海运惯例所需的其他资料，以电报告知其；
（4）买方应将租船方出具的租船单一份尽快提交给卖方。
7.货物装船后，凡发生货物短缺、损坏、变质，其风险均由买方承担。货物之投保由买方自理。
8.买方应通过银行及时向卖方提供履约按金，金额为合同总值的3％，有效期为末批货物自装运港启运后30天。此按金作为买方部分违约但尚未涉及全部协议的违约罚金。买方不按第2条开出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时，卖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没收上述3％按金并写信给买方告之理由。
9.买方须按本合同第2条所规定的日期前开立本批交易信用证，否则，卖方有权不经通知取消本合同，或对由此而遭受的损失提出索赔。
10.适用规则和章程：
（1）装运条款：见清单B；
（2）外轮在＿＿＿＿＿港速遣费和滞期费收取规定，见清单C；
（3）滞期费率／速遣费率以及装卸结算法则刊行于＿＿＿＿＿，＿＿＿＿＿
应遵照＿＿＿＿＿颁布之规则予以办理。所有费用均由买方负担。
11.除保险公司和船方应承担的索赔外，凡涉及货物质量、数量和重量等争
执，双方应通过协商予以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则提交＿＿＿＿＿商检局或其下属单位进行裁决，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任何一方均无权上诉。
12.卖方因自然的原因而无法控制之因素，诸如不可抗力、、罢工、禁运、解雇等造成合同货物推迟交货或妨碍交货，卖方不承担责任。但卖方按买方之要求，应向买方挂号邮寄由＿＿＿＿＿出具的证书，如有可能，也可提交由＿＿＿＿＿主管当局出具的证书。
（某一）
13.凡涉及本合同或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一切争执，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可提交被告方国家根据该国仲裁规则和程序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仲裁费用除该仲裁机构另有判定外，则由败诉方负责。
清单A
1.物品名：＿＿＿＿＿＿＿＿＿＿＿＿＿＿＿＿＿＿＿＿＿＿＿＿＿＿＿
2.货物规格：＿＿＿＿＿＿＿＿＿＿＿＿＿＿＿＿＿＿＿＿＿＿＿＿＿＿＿
3.数量：（由卖方定，买方同意溢短装总额之5％）
4.单价：＿＿＿＿＿＿＿＿＿＿＿＿＿＿＿＿＿＿＿＿＿＿＿＿＿＿＿
5.总值：U.S.D.＿＿＿＿＿＿＿＿＿＿＿＿＿＿＿＿＿＿＿＿＿
（每公吨价为＿＿＿＿＿总值按实际交货数量而定）
6.包装：＿＿＿＿＿＿＿＿＿＿＿＿＿＿＿＿＿＿＿＿＿＿＿＿＿＿＿
清单B
装运条款
1.合同规定的每批交货日前20天，卖方应将合同号、数量、预定交货期写信告诉买方，以便买方租船订舱。
2.每批货物装运前15天，买方应将：船名、船籍、抵港日期、合同号、载重吨位等须经卖方认可的项目以信件告知卖方，以便卖方安排交货。
3.买方将委托装运港＿＿＿＿＿远洋运输公司作为其海运，买方承担一切费用，买方将通过＿＿＿＿＿获得该船进出装运港口的所有签证。
买方须于船抵装运港10天之前，将该船详情以信件告知卖方。（包括船名、船籍、、船员人数、船员国籍、呼号、载重、吃水和总长等）。
4.船达装运港，卖方不能及时装货，由此而引起的空舱费和滞期费，则由卖方承担。
若15天装运期满而船未达装运港，则自16天起的仓储费和滞期费由买方承担。
5.卖方保证1个工作日连续24小时每个舱口的装货率为＿＿＿＿＿公吨，滞留期／速遣期按附件C之规定计算，＿＿＿＿＿远洋运输公司按外轮停靠＿＿＿＿＿港的有关速遣费和滞期费计算暂行规定，与买方直接进行结算。
6.货装完毕，卖方将合同号、品名、数量、载运船名和启航日期以信件告知买方。
清单C
外轮停靠＿＿＿＿＿港装卸有关速遣费和滞期费计算规定（附件略）。
卖方代表：＿＿＿＿＿＿＿＿＿＿签字：＿＿＿＿＿＿＿＿＿＿＿
买方代表：＿＿＿＿＿＿＿＿＿＿签字：＿＿＿＿＿＿＿＿＿＿＿
注：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因种种原因尚不能直接往来，但只有通过双方都能接受民间贸易团体的或个人的名义进行贸易往来，称之为民间贸易，系非官方的贸易。
民间贸易范文第2篇
买方：_____________（____国法定地址、电话、传真、法人代表、职务）
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并达成如下贸易协议，共同遵守：
第一条本合同所列条款，包括了双方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取代在此以前双方所达成的一切协议。除双方授权主管人或代表同意书入本合同的条款外，其余一律无效。
第二条买方须由卖方承认的银行，开出不可撤消的、无追索权的、保兑的、可转让的、可分割的、允许转船和分批装运，以卖方为受益人的见票即付信用证。信用证有效期为末批货物从装运港启运后45天。信用证承兑费用由买方支付。
第三条卖方须向议付行提交下列单据：
1.整套清洁海运提单一式两份；
2.发票一式四份；
3.由商品检验局出具的质量证书一式两份；
4.由商品检验局出具的数量／重量检验报告一式两份。
第四条允许的溢短装数量为相当于信用证总金额5％的货物数量。
第五条交货：
1.交货期为____________________；
2.装运港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条装运条件：
1.应卖方之要求，买方于每批货物装运前20天，将船名、船籍、预计抵达装运港日期和载重吨位等以书信告知卖方；
2.买方可指定________远洋运输公司作为其船运，并负责支付港口所有费用。买方应分别于船到达装运港前10天、5天、72小时、24小时，把船到达装运港的预计日期和时间，以及船到达装运港时，该船的吃水量以电报告知其；
3.买方应在船达装运港前10天，将该船的详细情况，包括船名、船籍、预达日期、船长和船员之国籍、呼号、载重吨位、吃水、总长及按国际海运惯例所需的其他资料，以电报告知其；
4.买方应将租船方出具的租船单一份尽快提交给卖方。
第七条货物装船后，凡发生货物短缺、损坏、变质，其风险均由买方承担。货物之投保由买方自理。
第八条买方应通过银行及时向卖方提供履约定金，金额为合同总值的3％，有效期为末批货物自装运港启运后30天。此定金作为买方部分违约但尚未涉及全部协议的违约罚金。买方不按第2条开出不可撤消的信用证时，卖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没收上述3％定金并写信给买方告知理由。
第九条买方须按本合同第2条所规定的日期前开立本批交易信用证，否则，卖方有权不经通知取消本合同，并对由此而遭受的损失提出索赔。
第十条适用规则和章程：
1.装运条款：见清单B；
2.外轮在________港速遣费和滞期费收取规定，见清单C；
3.滞期费率／速遣费率以及装卸结算法则刊行于________，________应遵照________颁布之规则予以办理。所有费用均由买方承担。
第十一条除保险公司和船方应承担的索赔外，凡涉及货物质量、数量和重量等争执，双方应通过协商予以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则提交________商检局或其下属单位进行裁决，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任何一方均无权上诉。
第十二条卖方因无法控制之因素，诸如不可抗力、、罢工、禁运、解雇等造成合同货物推迟交货或妨碍交货，卖方不承担责任。但卖方按买方之要求，应向买方挂号邮寄由________出具的证书，如有可能，也可提交由________某一主管部门出具的证书。
第十三条凡涉及本合同或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一切争执，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可提交被告国家仲裁机构根据该国仲裁规则和程序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仲裁费用除该仲裁机构另有判定外，则由败诉方负责。
第十四条本合同一式两份，用____文签署，经买、卖双方代表签字后生效。
清单A：
1.物品名：____________
2.货物规格：________
3.数量：（由卖方定，买方同意溢短装总数之5％）
4.单价：____________
5.总值：U.S.D________________（每公吨价为________总值按实际交货数量而定）
6.包装：____________
清单B：装运条款
1.合同规定的每批交货日前20天，卖方应将合同号、数量、预定交货期写信告诉买方，以便买方租船订舱。
2.每批货物装运前15天，买方应将：船名、船籍、抵港日期、合同号、载重吨位等须经卖方认可的项目以信件告知卖方，以便买方安排交货。
3.买方将委托装运港________远洋运输公司作为其海运，买方承担一切费用，买方将通过________获得该船进出装运港口的所有签证。
买方须于船抵装运港10天之前，将该船详情以信件告知卖方（包括船名、船籍、船员人数、船员国籍、呼号、载重、吃水和总长等）。
4.船达装运港，卖方不能及时装货，由此而引起的空舱费和滞期费则由卖方承担。
若15天装运期满而船未达装运港，则自16天起的仓储费和滞期费由买方承担。
5.卖方保证一个工作日连续24小时每个舱口的装货率为________公吨，滞留期／速遣期按附件C之规定计算，________远洋运输公司按外轮停靠________港的有关速遣费和滞留费计算暂行规定，与买方直接进行结算。
6.货装完毕，卖方将合同号、品名、数量、载运船名和启航日期以信件告知买方。
清单C：
外轮停靠________港装卸有关速遣费和滞期费计算规定（附件略）
甲方代表：__________签字：____________年__月__日
民间贸易范文第3篇
关键词：海禁；南澳一号；民间海上贸易；中外交流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231-02
秦汉以来，广东沿岸在海上贸易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中国和东南亚、日本经济往来的重要港口和枢纽，《汉书・地理志》曾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1]徐闻即广东湛江徐闻县，这是我国史书关于远洋航线最早的记载，标志着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开端，同时也证明了广东沿岸地区在我国海上贸易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从朱元璋起便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以官方贸易为主的朝贡贸易与海禁政策相辅而行，与私人海上贸易相对立。虽然海禁政策严禁民间海上贸易，但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私人海上贸易却达到了新高度。最近随着在水下沉寂多年的“南澳一号”的出水，更是见证了广东在明末海禁政策下民间贸易的发展情况，为研究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外经济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南澳一号”的考古发现
2007年5月22日，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云澳镇渔民在“三点金”海域的乌屿和半潮礁之间的海底作业时，无意发现了一艘沉船。2007年6至7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水下考古工作队对该沉船进行调查和试掘，采集了近800件在沉船散落的器物。最初此沉船被命名为“南海二号”，为了方便考古研究，2009年9月25日国家文物局将“南海二号”更名为“南澳一号”。
2010年4至7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和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对“南澳一号”沉船进行了首次打捞，此次出水瓷器1万余件，铜钱共计15 000余枚，以及铜板、铁铳等重要文物，被评为“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1年4至11月，“南澳一号”进行第二次打捞工作，本次共出水文物9500余件，其中以福建漳州窑青花为大宗。2012年6至9月，“南澳一号”进行第三次打捞，共出水文物近3万件，文物基本清理完毕。发掘出的船载货物中，瓷器最多，其次是陶器、铁器、铜器、锡器等，还有不少于4门火铳和疑似炮弹的圆形凝结物。与此同时船的结构也基本确认，船长27米，宽7.8米。共有25个舱位，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明代沉船里舱位最多的，暂时原址保存。
二、民间走私商船对广东沿岸社会经济的影响
广东沿岸地区一直是传统的海上贸易的重要地区，海上贸易既是当地重要的财政收入是百姓不可或缺的经济收入来源，海禁政策下私人海上贸易的繁荣成为明代广东沿岸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历史上民间中外交流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见证，这种不合法的民间走私商船催生的海上贸易的繁盛，对广东沿岸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主要的表现如下。
（一）农业经济商业化倾向加强
明中后期民间走私商船促进了海上私市贸易发达，商业贸易的发展也带动了农贸市场的扩大，农产品的互市是农贸市场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潮州是广东沿岸地区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嘉靖中叶以后，潮州的农业经济出现了新变化：在人口增长的条件下，农业生产从粗放耕作变为精耕细作，双季稻种植面积又有所扩大，粮食平均亩产达到440斤，高出整个南方平均亩产水平10%以上[2]。这种精耕细作的种植方式也适合市场贸易的需要，农业经济商业化的倾向随着民间海上贸易的发展而获得了加强，除了水稻的种植，在广东沿岸地区也有专门经济作物的种植，如甘蔗、棉麻、水果等在当时也具有了一定规模。据《（嘉靖）潮州府志》载，当时潮州种植的水果有29类，其中柑有7种，桔有2种，①潮州柑已成为地方名产。海上贸易往来虽然能够获得巨额利润，但在传统男耕女织的中国社会，农业种植的经济形态在当时还是占据着主流，只是在沿海地区更带有商业特色。
（二）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
在“南澳一号”的出土文物中，可以发现有很多款式各异、极具价值，有盘、碗、罐、碟、瓶、盖盅等，不少是喇叭口的青花大碗，风格古朴，横跨宋、元、明三个年代，另外数量不菲的铜器、铁器、铜钱串，更有珍稀的锡壶、秤杆、核桃、围棋子、彩瓷、类似戒指等。从“南澳一号”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海上贸易货物主要是瓷器等手工作品。要满足如此到大的贸易数量，必然会催生出众多的手工业作坊及手工贸易市场。民间走私商船为手工业作坊提供了一个较大的外销窗口，而来自各国的订单，也要求手工业作坊生产出适合的产品，对手工业的高要求促进了手工作坊在技术和效率上取得进步，同时手工业繁荣也带动了当地商业活动的兴旺。
（三）白银内流与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明末的民间海外贸易中，白银是中外贸易主要的支付手段，在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中，外国对中国商品的渴望远远超过中国对外国物品的需求，这样贸易的外方只能用白银换取中国商品。隆庆以前，由于厉行海禁，明朝海外贸易以朝贡贸易为主。白银在朝贡贸易与赏赐中，无论出超或入超，数量都还不会太大。隆庆开放后，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这些流入中国的白银主要用来购买中国丝绸，而中国丝绸的海外市场以日本为首，其次是欧洲和美洲[3]。下面是明末马尼拉、菲律宾、葡萄牙、和日本四国通过民间海外贸易流入中国白银数量表[4]：
从此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海外贸易中，白银的输入数额是巨大的，据梁方仲先生估算，“由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得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5]。1元折银7钱2分，那么，在隆庆开放后的七八十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l亿两左右[5]，我国并不是一个产银国，白银的内流增加了我国的白银储量，梁方仲先生也曾指出：“中国向来是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自近代与欧洲各国通商以来，银的供给，大部分依赖外国的来源；本国产量，殊不重要。”[6]这对我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内商业资本开始活跃。拥有大量白银的商人，可以进行全国性的商业活动，使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因此，在广东沿岸繁荣的私人海外贸易下，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使当地商品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这是明末江南一带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三、明末海上贸易的生存危机及思考
15世纪后，西方新航路的开辟和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中国在世界上的贸易地位受到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冲击和威胁，在金钱的诱惑和扩大贸易市场的需求下，西方殖民者不断地涌入被视为富裕之国的东方，而伴随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亚洲市场和欧洲市场的隔离状态消失，海外贸易逐渐具有了全世界范围的意义，世界海上贸易不可阻挡地把隔断多个世纪的各国又重新联系到一起，所带来的后果也具有双重性。在明代海禁政策下，私人海外贸易受制于许多因素，由广东出发的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面临着政府政策的制约。在严行海禁时期，私人海外贸易是非法的，虽然到隆庆后这种海禁的局面被打破，但有限的松弛政策只是朝廷对当时繁荣的走私贸易的妥协，海禁政策依然是贯穿于明始终的一项重要的政策，为了打击私人海上贸易，明政府实行船引制和饷税制，政出多门，苛税繁杂，海商遭遇百般盘剥，民间海上贸易只能在艰难中前行。除此之外，虽然殖民者经营的亚洲内部贸易及跨洲贸易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也制约着私人海外贸的发展，不少西方殖民者控制着中国商船对外交流的重要航线，许多重要的贸易城市也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对过往商船收取高额的关税，广东沿岸商船的私人贸易受到致命的打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综上所述，“南澳一号”的考古发现反映了明末广东沿岸的民间贸易的繁荣，但是，广东沿岸繁荣兴旺的民间海外贸易活动却隐含严重的生存危机，来自政府政策的打击和西方殖民者对商路的垄断，对私人贸易活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广东沿岸，伴随海禁政策而兴起的民间海上贸易行为至清初时渐渐淡出在历史的舞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和反思。
在15世纪后的地理大发现，西方各国逐渐打破各自独立的状态，商业的发展推动了西方各国商船行驶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海上贸易成为至上尊荣的勇者行为，而同时期的明代统治者却厉行严格的海禁政策[7]（明末也只是有限的松弛），合法中外交流只是扬威耀武的朝贡贸易，适应时展的商贸往来却受到了苛税重负的打击而不得不以非法的角色扮演着中外经济交流的使者，民间海上贸易冒着沉船巨大损失完成着中西交流的使命，“南澳一号”就是这场悲歌壮举的见证者。是什么原因让我国错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遇，逐渐落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这也许是另一个更大的研究主题了。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卷28[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黄挺.潮汕地区元明清时期粮食产量探估[C]//潮学研究：第三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
[3]尹晓盛.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7.
[4]陈昆.宝钞崩坏、白银需求与海外白银流入：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考察[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1，（2）.
[5]梁方仲.明代的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G]//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梁方仲.明代银矿考[G]//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90.
民间贸易范文第4篇
__________（下称卖方）为一方，__________（下称买方）为另一方，于___年__月__日签订本协议书。
经同意：卖方出售、买方购买__________（下称货物），其数量、规格、价格详见清单a.
兹同意如下：
1.本合同所列条款，包括了双方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取代在此以前双方所达成的一切协议。除双方授权主管人或代表同意书入本合同的条款外，其余一律无效。
2.买方须由卖方确认的银行，开出不可撤销的、无追索权的、保兑的、可转让的、可分割的、允许转船和分批装运、以卖方为受益人的见票即付信用证。信用证有效期为末批货物从装运港启运后45天。信用证保兑费用由买方支付。
3.卖方须向议付行提交下列单据：
（1）整套清洁海运提单一式两份；
（2）发票一式四份；
（3）由商品检验局出具的质量证书一式两份；
（4）由商品检验局出具的数量/重量检验报告一式两份。
4.允许的溢短装数量为相当于信用证总金额5%的货物数量。
5.交货：
（1）交货期为___________；
（2）装运港____________.
6.装运条件：
（1）应卖方之要求，买方于每批货物装运前20天，将船名、船籍、预计抵达装运港日期和载重吨位等以书信告知卖方；
（2）买方可指定_____远洋运输公司作为其船运，并负责支付港口所有费用。买方应分别于船到达装运港前10天、5天、72小时、24小时，
把船到达装运港的预计日期和时间，以及船到达装运港时，该船的吃水量以电报告知其；
（3）买方应在船达装运港前10天，将该船的详细情况，包括船名、船籍、预达日期、船长和船员之国籍，呼号、载重吨位、吃水、总长及按国际海运惯例所需的其他资料，以电报告知其；
（4）买方应将租船方出具的租船单一份尽快提交给卖方。
7.货物装船后，凡发生货物短缺、损坏、变质，其风险均由买方承担。货物之投保由买方自理。
8.买方应通过银行及时向卖方提供履约按金，金额为合同总值的3%，有效期为末批货物自装运港启运后30天。此按金作为买方部分违约但尚未涉及全部协议的违约罚金。买方不按第2条开出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时，卖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没收上述3%按金并写信给买方告之理由。
9.买方须按本合同第2条所规定的日期前开立本批交易信用证，否则，卖方有权不经通知取消本合同，或对由此而遭受的损失提出索赔。
10.适用规则和章程：
（1）装运条款：见清单b；
（2）外轮在_____港速遣费和滞期费收取规定，见清单c；
（3）滞期费率/速遣费率以及装卸结算法则刊行于_____，_____应遵照_____颁布之规则予以办理。所有费用均由买方负担。
11.除保险公司和船方应承担的索赔外，凡涉及货物质量、数量和重量等争执，双方应通过协商予以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则提交_____商检局或其下属单位进行裁决，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任何一方均无权上诉。
12.卖方因自然的原因而无法控制之因素，诸如不可抗力、、罢工、禁运、解雇等造成合同货物推迟交货或妨碍交货，卖方不承担责任。但卖方按买方之要求，应向买方挂号邮寄由_____出具的证书，如有可能，也可提交由_____主管当局出具的证书。
（某一）
13.凡涉及本合同或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一切争执，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可提交被告方国家根据该国仲裁规则和程序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仲裁费用除该仲裁机构另有判定外，则由败诉方负责。
清单a
1.物 品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货物规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数 量：（由卖方定，买方同意溢短装总额之5%）
4.单 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总 值：u.s.d.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公吨价为_____总值按实际交货数量而定）
6.包 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清单b
装运条款
1.合同规定的每批交货日前20天，卖方应将合同号、数量、预定交货期写信告诉买方，以便买方租船订舱。
2.每批货物装运前15天，买方应将：船名、船籍、抵港日期、合同号、载重吨位等须经卖方认可的项目以信件告知卖方，以便卖方安排交货。
3.买方将委托装运港_____远洋运输公司作为其海运，买方承担一切费用，买方将通过_____获得该船进出装运港口的所有签证。
买方须于船抵装运港10天之前，将该船详情以信件告知卖方。（包括船名、船籍、、船员人数、船员国籍、呼号、载重、吃水和总长等）
4.船达装运港，卖方不能及时装货，由此而引起的空舱费和滞期费，则由卖方承担。
若15天装运期满而船未达装运港，则自16天起的仓储费和滞期费由买方承担。
5.卖方保证1个工作日连续24小时每个舱口的装货率为_____公吨，滞留期/速遣期按附件c之规定计算，_____远洋运输公司按外轮停靠_____港的有关速遣费和滞期费计算暂行规定，与买方直接进行结算。
6.货装完毕，卖方将合同号、品名、数量、载运船名和启航日期以信件告知买方。
清单c
外轮停靠_____港装卸有关速遣费和滞期费计算规定（附件略）
卖方代表：__________ 签字：___________
买方代表：__________ 签字：___________
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因种种原因尚不能直接往来，但只有通过双方都能接受民间贸易团体的或个人的名义进行贸易往来，称之为民间贸易，系非官方的贸易。
民间贸易是单进、单出亦称单边进口和单边出口，逐笔成交。民间贸易合同的条款中的权利和义务必须对等，即一方的权利是另一方的义务，反之，另一方的权利又是这一方的义务。卖方的义务是交付合同货物和移交单据，货物与单据必须相符；买方的义务是支付价款，验收货物。合同经签字生效。
民间贸易范文第5篇
买方：_____________（____ 国法定地址、电话、传真、法人代表、职务）
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并达成如下贸易协议，共同遵守：
第一条 本合同所列条款，包括了双方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取代在此以前双方所达成的一切协议。除双方授权主管人或代表同意书入本合同的条款外，其余一律无效。
第二条 买方须由卖方承认的银行，开出不可撤消的、无追索权的、保兑的、可转让的、可分割的、允许转船和分批装运，以卖方为受益人的见票即付信用证。信用证有效期为末批货物从装运港启运后45天。信用证承兑费用由买方支付。
第三条 卖方须向议付行提交下列单据：
1.整套清洁海运提单一式两份；
2.发票一式四份；
3.由商品检验局出具的质量证书一式两份；
4.由商品检验局出具的数量／重量检验报告一式两份。
第四条 允许的溢短装数量为相当于信用证总金额5％的货物数量。
第五条 交货：
1.交货期为____________________；
2.装运港____________________ .
第六条 装运条件：
1.应卖方之要求，买方于每批货物装运前20天，将船名、船籍、预计抵达装运港日期和载重吨位等以书信告知卖方；
2.买方可指定________ 远洋运输公司作为其船运，并负责支付港口所有费用。买方应分别于船到达装运港前10天、5天、72小时、24小时，把船到达装运港的预计日期和时间，以及船到达装运港时，该船的吃水量以电报告知其；
3.买方应在船达装运港前10天，将该船的详细情况，包括船名、船籍、预达日期、船长和船员之国籍、呼号、载重吨位、吃水、总长及按国际海运惯例所需的其他资料，以电报告知其；
4.买方应将租船方出具的租船单一份尽快提交给卖方。
第七条 货物装船后，凡发生货物短缺、损坏、变质，其风险均由买方承担。货物之投保由买方自理。
第八条 买方应通过银行及时向卖方提供履约定金，金额为合同总值的3％，有效期为末批货物自装运港启运后30天。此定金作为买方部分违约但尚未涉及全部协议的违约罚金。买方不按第2条开出不可撤消的信用证时，卖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没收上述3％定金并写信给买方告知理由。
第九条 买方须按本合同第2条所规定的日期前开立本批交易信用证，否则，卖方有权不经通知取消本合同，并对由此而遭受的损失提出索赔。
第十条 适用规则和章程：
1.装运条款：见清单B；
2.外轮在________ 港速遣费和滞期费收取规定，见清单C；
3.滞期费率／速遣费率以及装卸结算法则刊行于________，________应遵照________ 颁布之规则予以办理。所有费用均由买方承担。
第十一条 除保险公司和船方应承担的索赔外，凡涉及货物质量、数量和重量等争执，双方应通过协商予以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则提交________ 商检局或其下属单位进行裁决，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任何一方均无权上诉。
第十二条 卖方因无法控制之因素，诸如不可抗力、、罢工、禁运、解雇等造成合同货物推迟交货或妨碍交货，卖方不承担责任。但卖方按买方之要求，应向买方挂号邮寄由________出具的证书，如有可能，也可提交由________某一主管部门出具的证书。
第十三条 凡涉及本合同或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一切争执，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可提交被告国家仲裁机构根据该国仲裁规则和程序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仲裁费用除该仲裁机构另有判定外，则由败诉方负责。
第十四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用____ 文签署，经买、卖双方代表签字后生效。
清单A：
1.物品名：____________
2.货物规格：________
3.数量：（由卖方定，买方同意溢短装总数之5％）
4.单价：____________
5.总值：U.S.D________________ （每公吨价为________ 总值按实际交货数量而定）
6.包装：____________
清单B：装运条款
1.合同规定的每批交货日前20天，卖方应将合同号、数量、预定交货期写信告诉买方，以便买方租船订舱。
2.每批货物装运前15天，买方应将：船名、船籍、抵港日期、合同号、载重吨位等须经卖方认可的项目以信件告知卖方，以便买方安排交货。
3.买方将委托装运港________ 远洋运输公司作为其海运，买方承担一切费用，买方将通过________ 获得该船进出装运港口的所有签证。
买方须于船抵装运港10天之前，将该船详情以信件告知卖方（包括船名、船籍、船员人数、船员国籍、呼号、载重、吃水和总长等）。
4.船达装运港，卖方不能及时装货，由此而引起的空舱费和滞期费则由卖方承担。
若15天装运期满而船未达装运港，则自16天起的仓储费和滞期费由买方承担。
5.卖方保证一个工作日连续24小时每个舱口的装货率为________公吨，滞留期／速遣期按附件C之规定计算，________远洋运输公司按外轮停靠________港的有关速遣费和滞留费计算暂行规定，与买方直接进行结算。
6.货装完毕，卖方将合同号、品名、数量、载运船名和启航日期以信件告知买方。
清单C：
外轮停靠________ 港装卸有关速遣费和滞期费计算规定（附件略）
甲方代表：__________ 签字：________ ____年__月__日
民间贸易范文第6篇
【关键词】贸易；东盟；民营企业
越南是中国的邻国，从古到今中越两国都有着密切的贸易发展史。随着中国与东盟合作进程不断加强，和广西山水相邻的越南作为东盟贸易第一大伙伴国，在今后和广西的民间贸易将会更加发展。但是，我们也清楚看到，由于种种现实条件的限制，中越两国的民间贸易还面临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一、中越民间贸易的状况
中越两国自古以来都有着民间贸易的往来。越南的谅山、广宁、高平这三个边境省和广西的八个边境县市都接壤，并且还有海路和陆路的通道这些便利的交通渠道。现在中越双边沿陆地边境一共有5个国家一类口岸，7个国家二类口岸和25个边民贸易互市点，并且在沿海一共有4个边贸码头，这些都表明了中越贸易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越两国在双边民间贸易过程中，一直走着资源互补、结构互补的路线。越南处于亚热带，自然资源丰富，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所以农产品贸易是民间贸易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因此我国民营企业主要进口的产品包括果蔬、咖啡、水产品、矿产、木器、橡胶、腰果和一些农产品。而越南由于刚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发展比中国落后，对我国进口的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性产品，如纺织、机电产品、肥料、钢材等一些初级工业品。而且中越两国边境的民间贸易主要是以小额贸易为主，以广西为例都是个体商品经营。
在东盟背景的有利促进下，我国和越南的贸易呈逐年递增的态势。中越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在1999年仅有13亿美元，但到2004年贸易额就上升到67亿美元，到2006年，中越两国贸易额更上升至99．51亿美元，2009年中越两国之间贸易额达210亿美元，提前超额完成原定2010年完成的中越贸易150亿美元的目标。在贸易额不断提高的同时，中越两国贸易合作的范围领域也日益扩大，由以往的官方合作向民间商业合作发展。在2006年，中越南两国进行签订两国私人企业之间的劳务合作、承包工程、设计咨询合同的总额达达到了5.9亿美元。
中越民间贸易的发展，也促进民间商业投资资金修建贸易设施，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如四川商人的“中国广西龙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花费资金6000万元，在龙邦口岸投资修建国际边贸城。公司的罗总经理为此也指出，投资边贸城是为了在东盟博览会的环境中，更好和越南开展商贸、酒店等业务。在中越边境的蒲寨口岸有一座浙江商人投资兴建的高达15层的贸易大楼。并且在这口岸还有福建天源公司投资货场两个货场，另外一个由浙江、广东、广西等地商人组建成“凭祥市蒲寨卓越物流配载服务有限公司”。
按照《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有关精神，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立和发展速度将会快速扩大，为中越双方包括民间贸易在内的合作创造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可以说，在东盟这一平台基础上，中越民间贸易将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二、中越民间贸易存在的问题
中越两国的民间贸易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中越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制订、市场机制建立等方面都还不是十分完善，这些都成为了阻碍民间贸易发展的障碍之一。如我国为了配合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自2004年开始就取消了一部分对越南边境贸易的关税优惠政策，这使得越南出口成本提高，从而导致价格竞争力下降，因而对中国出口的商品量也相应减少。而且越南出于回应，也提高关税并进行对中国产品的限制，致使两国民间贸易量产生减少和波动。
同时，中越两国对贸易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也相对较少，这也阻碍了民间贸易的进程。为此在2005年，越南的总理潘文凯就提出建设一个中越“两廊一圈”规划，也就是中越共同建设南宁―谅山一河内一海防一广宁和昆明～老街一河内一海防一广宁两条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2008年1月，持项目获我国国务院批准。该项目建成之后，公路、铁路的便利将进一步促进民间贸易的发展，但前提是这一切需要双方政府财政资金的进一步支持和国际上的资金融通。
三、促进中越民间贸易的策略
大量的事实证明，中越两国民间贸易的发展不仅能促进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与建设，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面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为此，笔者在经过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中越民间贸易的一些建议和措施：
（一）政治稳定，为民间贸易发展创造空间
首先，消除政治安全隐患是中越能够开展民间贸易多层次广泛合作的基本保障。在历史上中越两国有着矛盾，当今中越两国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对两国边界进行重新勘界划定，这对规范民间贸易管理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在如蒲寨、龙邦等这些口岸地区，仍存在着少部分土地界线不明晰，当地民众形象称作“不管地”的的确。这往往让中越民众在这些地方进行贸易往来时引起政治纠纷。还有中越两国的边民在界河里养鱼，也常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在政策、制度保障方面，为了中越两国民间贸易能继续发展，两国政府都要加强国际规则教育和法制教育。同时，加强协商，妥善解决纷争和矛盾，让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之中，这样有利于中越民间贸易健康持续发展。
（二）以广西为基础，加强中越贸易基础建设
广西在地理位置上紧靠越南，而且广西地处西南、华南和东盟这三大经济圈的结合部，不仅面向东南亚，而且背靠大西南，拥有得天独厚的沿海、沿边、沿江这“三沿”的区位优势，而且还是中国和东盟唯一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接壤的省份，为此，为了中越两国民间贸易能够继续发展，广西应该发挥“桥头堡”的优势，加大对贸易基础设施的投入，方便两国私人企业主、民间商人等生意往来，从而促进民间贸易的发展。为此，广西政府应该加强和越南的口岸基础设施和交通路网的建设，这样既能为中越南民间贸易打开方便之门，促进广西经济的发展，也能为中国和东盟的深度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三）提升民营企业的竞争力
民间国际贸易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竞争的形式，民营企业要在国际贸易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提高自己的经济实力，才能获得核心竞争力。国际贸易市场的竞争激烈，民营企业只有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并且加大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的力度，增加产品的科技附加值，才能提高产品质量，获得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和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
虽然中越两国的贸易，我国一直处在顺差的地位，但是国际竞争十分激烈，为了保持在和越南贸易中处于领先地位，我国广大民营企业应该加大研发力度，提升广大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样才能在和同其他国家贸易竞争中获得领先地位。为此，民营企业必须在贸易竞争中不断发展，不断加大对产品的研发投入，培育出一系列具有优势的名牌产品，并且积极去构筑国际营销网络。而在品牌的树立上，质量过硬才是保持领先和品牌鲜活的保证，为此，广大的民营企业可以和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上下游企业结成跨国经营战略联盟，以便在跨国贸易中获得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在产品研发创新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节约营销费用，降低生产风险实现创新，实现在贸易往来优势。这样，我国民企在东盟合作圈中和越南贸易往来才会占优势，更有利于中越贸易的发展。
总的来说，要不断加强中越民间贸易的策略研究，运用广西企业的技术优势、管理优势，利用越南企业的东盟贸易优势，通过培育和拓展越南市场来拓展广西对东盟贸易的广度与深度，促进双方民间贸易的发展，促进两国进一步强化友好共赢、互利发展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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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宏贵,刘志强.中越边境贸易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6.
[4]谷小松.2007年越南国情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民间贸易范文第7篇
除了双方边民外，通过不平等条约，法国商人染指到桂越民间贸易中来，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美、英和德等国的商人根据援引最惠国待遇和利益均沾原则，借助“陆路交界”加强对广西本国工业品的倾销和农副产品的抢掠。此外，由于优惠政策和措施的实行，桂越民间贸易也吸引了大量省内外的商人投身其中，并在边境落户。例如清光绪28年以后，龙邦镇就有东来广东的客商，北来归顺、天保的坐商，南来高平、茶岭的越客等商家。在广西边境其它县份，情况也是如此。解放前，养利州(现属大新县)较大的商户26户。其中19户商户，绝大部分是近代从广东、福建、南宁、驮芦、龙州、桂平、扶绥等地迁来。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很多客商来东兴采购售办货物，如: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州、上海、南宁、桂林、柳州、梧州、湖南、湘潭等地，其中以四川客商采购量最多。④随着参与桂越民间贸易人员的增多，贸易额也有相应的增长。如广西龙州县边境开设了11个民间贸易点，“贸易总值以全年计1，072，000元，次为上金响水圩计350，000元”。⑤1946年，广西凭祥地区桂越民间贸易额达到数目也十分可观。出口货值则为:大米1350万元，桐子(籽)900万元;进口货值如下:杂货8000万元，布8000万元，牲畜5000万元，生油900万元，洋杂6000万元，盐270万元，火油200万，糖150万，咸鱼100万元，烟50万。⑥同时，近代桂越互市贸易也由此突破了单一的封闭式的地区贸易，逐渐与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商品种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除了双方传统互补性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如家畜、八角、桂皮、砂仁、瓷器、陶器、酱料、竹编用品、豆类等外，还有大量的西方日用工业品，如布匹、火油、卷烟、香皂、牙粉、洋酒等流入桂越边境地区。
二、近代桂越民间贸易发展对民族经济融合的影响
广西龙州、凭祥、防城、东兴、大新、靖西、宁明、那坡等边境县与越南北方地区接壤。自古以来，桂越边境地区聚居着众多的民族，有壮、瑶、汉、苗、京、仡佬等民族，与越南北方分布的京、岱、傣、华、苗、彝、侬、哈尼、山子等民族毗邻而居。近代桂越民间贸易发展，不但加强了双方之间的经济交流，而且也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桂越民间贸易成为该地区各民族进行经济交往的动力源泉，有力地推动了各民族间经济交往与融合。
(一)推动了广西边区少数民族生产消费体系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在近代桂越民间贸易的推动下，经济交往日渐频繁，商业网络的触角已延伸至广西边区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涉及到广西边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家庭，古代高度封闭的生产、消费体系也就与居住地区外部的区域中心市场体系产生了横向的联系，逐渐走向开放，有力地维持了各民族生产和生活的正常开展。从客观上，在物质层面推动了广西边区各族群众的经济融合。首先，在生产经营体系方面，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家庭与外部市场发生了密切联系。这集中体现广西边区少数民族家庭通过近代桂越民间贸易获得了生产前部分生产资料，如西方转口的轻工业品棉布、棉纱等，因为“价值廉而外面可观”，所以“系天下各国之下等人均为喜悦”，①销量大增，偏远的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买洋布缝衣和买洋纱织布的比例非常高，如宁明、凭祥等县分别达到100%和67.5%、100%和70%。②又如一种盛产于越南太原地区的植物———莨薯，可用于染布，是近代桂越民间贸易中广西进口的大宗商品，每年高达几十吨，如1915－1919年的货值(单位:关平银两)，分别达到32，161两、20，381两、18，698两、19，650两、19，150两。从桂越民间贸易市场上购买数量不等的手工业生产原料，说明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生产活动日益卷入外部市场，并对外部市场产生越来越大的依赖性。这大大促进了桂越边境地区的经济融合和经济交往。其次，在少数民族消费方面，双方各族边民交易的物品的范围较以前得到了扩大，近代桂越民间贸易为广西边区少数民族家庭提供必需的粮、油和初级日用工业品等物资。来自近代桂越民间贸易的消费资料如常见的食盐、丝线、布匹、火油等，这些都是双方各族边民社区内部日用非常需要的消费品。如广西边境地区的金龙街市场(位于现在的龙州县)，是金龙峒地区壮汉民族交流的中心，同时越南边区的侬人、傣人也经常到此，出售农副土特产品、购买油盐等日用品，双方各族边民通过自由民间交易，解决了各自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
③在广西东兴边境地区双方民间贸易的交易物品非常丰富，单单越南芒街流入东兴的西方日用工业品就有十数种之多，如水火油、电油、生胶片、胶鞋、各种染料、哥士的、非林、漂白粉、西服绒、罐头、西香、冷线、布匹、毡被、袜等日用工业品，还有鱿鱼、胡椒等农副产品，应有尽有。除了传统的土特产和西方倾销而来的工业品外，近代一些广西内地消费产品也流通到越南。例如近代广西昭平的竹纸，质量优良，远销广西周边省份如云、贵、川、黔以及钦廉地区等广西边境民族地区，并通过近代桂越民间贸易流通到越南国内，受到越南各族边民的欢迎。这样较以前各族边民可以得到更多的商品并丰富了日常生活，同时也为广西边境地区各族边民的经济融合提供了便利的物质条件和中介。
(二)促使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群众思想观念从传统走向近代自古以来，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是相对封闭的农耕民族，惟知农耕。直到近代以前，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仍然与世隔绝，造成自我封闭，处于外部世界交往体系之外，加深了各族之间的隔膜，甚至产生猜忌、歧视。“不务于末”“务本而已”的思想观念，使该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非常滞后。由于近代桂越民间贸易的发展，以及外来商人纷纷到来，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家庭生产商品化日渐加强，少数民族原有的思想观念开始出现由传统向近代的变迁。随着近代桂越民间贸易的不断发展，外部市场的开拓和商品流通的扩展，近代商品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各族人民心中萌生，同时也影响到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和经济行为上。如广西边境地区“土著之人皆沉迷于贱商主意……受文明之指导，始渐出而竞争商利。”④就此，落后的思想观念起了变化。广西边境民族地区对外通商后，以口岸城镇为中心的商业风气逐渐形成，并且向四周扩散与传输，大量农特产品进入流通市场而成为商品，许多壮、瑶等边境少数民族居住区的部分生产经济活动具有了商品生产的性质。这首先表现在由于近代桂越民间贸易的发展，一些原本农家弃而不用的废料，而成为有价值的商品。例如鸭毛，原本广西边境地区各族农户认为其是废料，毫无价值可言，随意丢弃。由于国外羽绒工业的发展，对鸭毛的需求量增加。在市场机制引导下，以及外来商人的收购，使广西边境民族地区各族农户家大量收集鸭毛，用于民间贸易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讲，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十分浓重的小农意识、重本轻末思想开始松动。其次，近代广西边境地区出现了农闲外出打工的农民。农业是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职业，由于近代商品意识的渗透，相当一部分农民在农闲时出现在广西边境地区城镇的劳动力市场上，出卖体力，从事贩运活动。例如在民国时期广西百色城通往边境各县的乡道上，就有成群结队的马帮和挑夫帮人挑运货物。近代广西边境的大新县昌明乡农民以务农为本，农闲时外出打工，一年中半年时间外出务工。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新县昌明乡，这类农户收入结构中，外出打工收入已占到其总收入中重要的一部分。其外出打工收入约折谷子545斤，约占全年总收入的54.5%。综上所述，近代由于桂越经贸交往的发展导致了广西边区各少数民族生产消费体系和思想观念的变迁，是各民族之间经济融合的进步。随着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民族经济融合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范围更进一步扩大，也使桂越经贸交往获得很大程度上的发展。这表现在:一方面，由于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民族经济融合的加深，外界市场信息也更迅速传入广西边境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经济分化更明显，促使广西边境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活动走出封闭、半封闭状态，导致所出售产品种类和数量得到空前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民族间经济交往越来越频繁，并且商品经济意识不断增强，许多边民日益积极主动参与到近代桂越民间贸易中来获取经济利益，进一步增加了桂越民间贸易商品的流动规模、辐射范围和能力也大大增强。这一切必然导致近代桂越经贸交往的发展，使得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与外界市场，诸如跨区域、跨国界市场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桂越经贸交往因而日趋繁荣。
民间贸易范文第8篇
1949年底，日本中日贸易促进会给新中国的贸易部长发出信件，要求与新中国合作，发展中日贸易。1950年2月，中国贸易部副部长沙千里复电表示，欢迎中日贸易促进会来中国洽谈贸易。3月15日，盟军总司令部决定准许日本同中国进行贸易。这样，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暂时中断的中日贸易又逐步恢复起来，到1950年底，中日双边贸易额达470万美元。然而，就在中日贸易刚刚起步之时，朝鲜战争爆发了。10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2月6日，盟军总司令部决定中止中日贸易，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禁运”，刚刚起步的中日贸易又告中断。
中日贸易中断对日本的影响很大。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其经济发展所需的煤炭、铁砂、大豆、食盐等原料在战前主要从中国进口。中日贸易中断后，日本只能转而从遥远的美国购买，这不但使日本在经济上更加依附于美国，而且大大增加了运输成本，削弱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而对于中国来说，为恢复国民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也迫切需要进口国外先进的工业设备和技术。因此，打破“封锁禁运”，恢复中日经济贸易往来，就成为这一时期中日两国贸易界的共同呼声。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召开
1952年4月3日，来自49个国家的471名代表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厅，举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别具一格的大型国际会议――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以这次会议为契机，中日经济贸易关系逐步解冻。在此，有必要先回顾一下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召开的背景。
1949年11月22日，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考虑，美、英、法等国经过秘密磋商后，决定于1950年1月1日成立一个不公开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其任务是制定禁运货单，限制对社会主义国家输出战略性物资和技术，因其总部设在巴黎，通称“巴统”。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于1951年10月颁布《相互防卫援助统制法》，以停止援助为手段，胁迫所有接受美援的国家执行美国的禁运规定，阻止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禁运物资。该法因由众议员巴特尔提出，俗称《巴特尔法》。
美国的禁运规定，破坏了传统的国际贸易关系。许多西欧国家不能继续同东欧、苏联进行正常贸易，企业处境困难；日本在美军占领下，中断了中日贸易；亚非拉一些国家受《巴特尔法》的束缚，也对东西方贸易持谨慎态度。
为了反对美国的冷战政策，突破封锁禁运，沟通东西方贸易，世界和平理事会于1951年开始酝酿举行一次民间性的国际经济会议，并由奥地利、比利时、巴西、智利、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国、西德、苏联、中国等21个国家经济界代表组成发起人委员会，决定邀请各国经济界的代表共同研究“扩展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落后国家与工业国之间的贸易的可能性”。在得到了苏联政府将给予各国代表签证保证之后，委员会决定1952年4月在莫斯科召开国际经济会议。
中国是国际经济会议的发起国，对筹备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极为重视。为争取日本代表出席会议，1951年1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向大阪商船会长村田省藏、函馆船坞会长加纳久朗、长崎银行行长北村德太郎、原大藏大臣石桥湛山等10位日本经济界实力人物发出邀请，希望日本能派遣代表与各国工商界人士共聚一堂，讨论发展国际贸易问题。1952年2月14日，中国再次向日本民间经济代表发出邀请，同时明确说明在会议期间愿与日本代表商谈两国的贸易问题。
中国的邀请得到了日本经济界的积极响应。加纳久郎、北村德太郎等人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赞同发展中日贸易的建议。石桥湛山、村田省藏等人则在东京举行座谈会，研究如何派代表出席会议。然而日本政府对此的态度却是十分冷淡。日本虽于1951年9月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但此时尚未真正独立，处在美军半占领状态下。受到邀请的日本有关人士原拟派大山郁夫、帆足计等19人赴苏出席会议，但日本外务省顾虑美国反对，以“时机不成熟”为由，劝阻大山等人不要访苏，并拒绝发放护照。出于无奈，日方绝大多数代表只好打消出席会议的念头。
但破冰者总是有的，这便是日本的三位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高良富早年留学美国，1947年当选为参议员，时任日印协会、甘地和平联盟、日本妇联等团体副会长，热心于和平、文教、经济及妇女工作。1952年3月，高良富决定借出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会议之机，访问苏联，看望被拘留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并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帆足计，战前任日本产业协议会事务局长，1947年当选参议员，参加社会党，时任日经联事务局长和中日贸易促进会成员。宫腰喜助早年是一位会计师，战后当选为众议员，曾任国际贸易振兴议员联盟理事长、中日贸易议员联盟常任理事。帆足和宫腰认为，这是一次访问“铁幕”后面的苏联的大好机会，决定利用其国会议员身份，积极筹划出国事宜。
中日贸易原则达成共识
1952年4月5日，在国际经济会议开幕的第三天，高良富偕秘书松本繁到达莫斯科。9日，高良富身着和服在国际经济会议上发言，表达日本对发展与中苏贸易的渴望。她说，“如果日本每年能从中国和苏联购入800万吨煤炭，同时以纤维品等工业品的输出相抵的话，日本经济可能就会因此而大大受益。现在，日本从世界的海角天涯购入原料，因为不得不经由巴拿马运河，横穿太平洋来运输物资，生产成本大大提高。如果进行这样的贸易(指与中国、苏联的东西贸易)将会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大见成效。”她的演说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继高良富之后，4月29日，帆足计、宫腰喜助及其秘书中尾和夫几经周折来到莫斯科。帆足和宫腰是在日本政界名流西园寺公一、风见章等人的帮助下，借考察丹麦奶酪业为名申请出国护照，并向外务省出具了不去莫斯科的保证后，才在1952年4月初拿到护照成行的。飞抵香港时，莫斯科会议已开幕。在考察了丹麦的农业后，三人即抓紧时间取道芬兰赶赴苏联，因联系出问题，差一点被芬兰当局当作非法入境者拘留。待到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已经结束半月有余，但是专门等待他们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雷任民还在那里。
三位议员在莫斯科期间，除了与苏联代表接触、商谈日苏贸易之外，最切实的成果是与雷任民的会谈。雷任民时任中国贸易部副部长，主管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日本代表与雷任民经过三次彻夜长谈，就中日贸易的原则达成了“互惠、平等、和平、友好”的共识，双方同意在这个立场上进行贸易协商。至于具体的贸易协议，雷任民邀请日本代表访问中国，到北京之后再详细拟定。
日本三位国会议员访华
1952年5月15日，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三位国会议员及其随行秘书松本繁、中尾和夫，应中国贸促会的邀请，从莫斯科飞抵北京西郊机场，受到冀朝鼎、孙平化、肖向前等人的迎接，成为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日本客人。
高良等人来华是由中国贸促会负责接待并与之谈判的。中国贸促会成立于1952年5月4日，它是在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回国后，经政务院批准成立的一个民间经济团体，目的在于执行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决议，并积极推动中国国际贸易的展开。委员会由17人组成，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任贸促会主席，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冀朝鼎任秘书长，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卢绪章等任委员。
中方对谈判的基本设想是：从打开中日贸易的大局出发，同时考虑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力争与日本代表达成协议。如南汉宸所说：“这次会谈的最高目标是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和增进贸易，由于我们同日本代表已变成了友人关系，打算从大局考虑事情。”
谈判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原则问题的谈判，因有在莫斯科达成的共识，进展比较顺利。在南汉宸、冀朝鼎与高良富等举行了两次会谈后，一般性条款文字已基本敲定。接下来的是具体业务的谈判。
中方负责具体业务谈判的是中国进出口公司副经理倪蔚庭，日方是帆足计。由于禁运，日方拿不出象样的货单来。倪蔚庭在谈判时指出：“日本要求进口中国的铁砂、煤炭、大豆、盐等重要物资，我们有的是，但是日本受《巴特尔法》的束缚，究竟能出口什么呢？总不能拿香菇、口琴来交换吧？”说得帆足计无言以对，只能苦笑。
不过，考虑到日方的处境，中方还是表示可以在《巴特尔法》所允许的范围内谈判。由于中日贸易断绝，当时的日本实业界对新中国的市场很不了解，不知道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产品，能出口什么样的产品，再加上三位日本国会议员缺乏贸易知识和签定协议的准备，日方只得临时收集贸易资料，并经常打电话到东京询问早先成立的中日贸易促进会，请求帮助，时间非常紧张。在谈判中，双方一句未提炮弹、战车等军需物资的交易，自始至终都是研究和平物资的交换，甚至对那些有可能被解释为战略物资的商品如车辆、电气机车等都没有列入货单。
在谈判中，中方对甲类物资的成交特别关心。在商品货单拟就后，倪蔚庭向帆足计提出，如果日本不输出甲类物资，中方就不能承认乙丙类物资的输出，如果日本可以输出20％的甲类物资，乙丙类物资可以成交15％。帆足计认为，在现在的情形下，无论日本代表如何努力，半年之内甲类物资也许连一个也成交不了，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协议就会成为“气球广告”而失去实际意义，希望中方从可能性考虑，无论是乙类还是丙类，只要能成交就行。
针对中日双方的分歧，冀朝鼎又与日方代表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谈。日方代表重申贸易应从可能成交的商品入手，认为通过交换商品，双方的理解就会加深，国民的认识就会提高，政界的误解就会消除，甲类商品的输出就可能被允许。冀朝鼎肯定了日方主张的可行性，表示为打破中日关系的完全断绝局面，中方愿着眼于大局。结果，中国方面本着谦让和友好的精神，体谅日本代表的热情和诚意，同意按日方的意见达成协议，但同时表示，甲类物资的确是和平物资，希望日本代表为其输出的实现尽最大努力。
《中日贸易协议》签订
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中日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中日贸易协议》。1952年6月1日，签字仪式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大厅举行，代表中方签字的是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代表日方签字的是高良富(日本出席国际经济会议代表)、帆足计(中日贸易促进会代表)、宫腰喜助(中日贸易促进议员联盟理事长)三位国会议员。
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的内容简明扼要，它规定：(1)每方购入与售出的金额各为3000万英镑。(2)采取同类物资相互交换的方法进行贸易，货物按双方供求重要程度，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换甲类，乙类换乙类，丙类换丙类，甲乙丙三类物资的总贸易额的比重依次为40％、30％、30％。(3)为了促成协议的具体执行，有关购入与售出商品的数量、规格、价格、交货时间及地点等事，日方将派代表前来谈判，日方代表应为日本民间的正式工商业代表，只限于谈判贸易。(4)交易方式以易货平衡为原则，仅以英镑计价。(5)双方设立仲裁委员会，仲裁在中国境内进行。(6)协议应于1952年12月31日以前执行，如到期贸易额尚未全部完成，经双方同意再酌量延长。
贸易协议附件列出了双方商品分类的详细名单。由中国输出的甲类物资有：煤炭、大豆、锰砂、铁砂等；乙类物资有：盐、花生仁、桐油、镁石等；丙类物资有：滑石、松香、生漆、蓖麻籽等。由日本输出的甲类物资有：紫铜、钢材、铝锭、镀锌白铁、马口铁等；乙类物资有：纺织机器、冷藏船、杀虫剂、烧碱等；丙类物资有：自行车、打字机、显微镜、录音机等。虽然中国也知道，日方甲类物资属《巴特尔法》及“巴统”的禁运商品，在目前阶段日本政府是不可能同意其输往中国的，但中方并不企望一蹴而就，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双方共同的努力目标，希望通过日本民间的贸促运动，迫使日本政府逐步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最终实现甲类物资输出。
日中贸易促进会议成立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召开，特别是三位日本国会议员访问中国并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消息传到日本，立即引起巨大轰动。中日贸易促进会是代表日方在贸易协议上签字的唯一民间经济团体，但帆足计在签字时并未取得该会赋予的代表资格。在得悉协议内容后，中日贸易促进会不但没有追究帆足计专擅之责，而且立即表示承认帆足计的代表资格和协议的有效性，并向三位国会议员和南汉宸表示感谢。7月1日，当帆足计、宫腰喜助和秘书中尾和夫取道香港返回日本时，日本各界人士聚集东京机场，欢迎帆足计一行访问中国归来。回国报告会排满了日程，东京、大阪、神户、京都、名古屋等地的地方官员争相主持报告会，每场观众达一万多人，会场挤满了企业界、贸易界、金融界等经济界人士，外务省、通产省也派主管官员来听。贸易协议的中方签字人南汉宸在日本更是名闻遐迩，渴望同中国恢复贸易的日本工商界人士纷纷写信给南汉宸，要求进行具体交易。
就在这种热望中日贸易的形势下，1952年5月22日，日中贸易促进会议宣告成立，平野义太郎、山本熊一两人任议长。在中日贸易促进会、日中友好协会的协助下，该组织立即展开了以促进日中贸易为宗旨的国民运动，并在全国各地设立60多个分会，还组织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筹备会，参加者不仅有工商业者，还有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面对日益高涨的国民运动，日本国内其他党派的国会议员感到，在大选中不提促进日中贸易，就会丧失选票，于是他们也纷纷出来从事促进中日贸易的活动。
贸易协定在执行中困难重重
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的签字，虽然轰轰烈烈，但具体执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其障碍不在中方，而在于日本政府。
就中方来说，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的签订，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一致欢迎和支持。贸易协议签订后，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立即发表谈话，邀请中日贸易促进会派代表来北京商谈实现中日贸易协议之具体问题。1952年7月30日，南汉宸致信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议议长平野义太郎，要求日本民间经济团体采取行动，敦促日本政府放宽对华贸易禁运。为了解决对日贸易中的支付问题和日船来华问题，9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向日方提出了两种对等、公平、安全的付款方式，供日方选择：一是直接易货方式，通过第三国银行对开英镑信用证或保证书，货物直接装运；二是单面结汇方式，由进口方开来英镑信用证，并附有“货装船后即付款”之条款。10月22日，中国政府颁布了《日本籍船舶来航暂行办法》，同意日本货船通过中日贸易促进会和中国贸促会的联系，逐船逐次到中国指定的港口运载中日民间贸易协议所规定的物资。要知道，在50年代初西方阵营的诸国家中，只有英国的船只可以进入中国港口，日本的船只是没有这个特权的。准许日本船只进入中国港口，这是恢复战后中日贸易关系的一个重大步骤。
就日方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日本的民间经济团体尤其是中小工商业者对开展中日贸易极为踊跃。8月14日，日中贸易促进会议议长山本熊一致函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称：“7月30日南致平野的信要求扩大双方贸易，日中贸易促进会议经过两天全国大会，一致要求发展中日贸易，舆论已迫使华盛顿同意日本向中国出口纺织机器等四种设备，接着又解除了化学纤维的禁令。目前正全力争取镀锌白铁及黑铁皮等甲类物资的出口，以全面实现北京协议。”中日贸易促进会也致函中国贸促会，说9月20日该会在东京召开了有500余贸易商参加的会议，并选出谈判代表15人赴中国，不久还将宣布第二批代表名单。此刻谈判代表正在为获得出国护照向吉田政府进行交涉。
然而，日本政府及日本经济界的最高代表机关――经济团体联合会对协定的态度则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们要求摆脱日本经济对美国的过分依赖，有发展中日贸易的愿望；但另一方面又不敢擅自放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害怕刺激美国，引起美国的干预。有鉴于此，日本政府对开展中日贸易的方针是：可以安安静静地搞，但不能公开地发表出来；可以进行某些商品的交易，但必须受“巴统”和《巴特尔法》的限制；可以绕道第三国转赴中国，但日本政府不能发放赴中国护照。正如通产省所说：“与中国进行以货易货贸易并不是不可以，一部分物资的输出入交易也是可行的，但是3000万英镑即300亿日元的巨额物资交易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日本目前还不能派遣代表赴中国交涉具体的交易合同。”
两次流产的贸易合同
由于日本政府拒绝签发来华护照，取道香港又有港英当局作梗，贸易协议签定后三个多月，尽管中国贸促会和中国进出口公司同日本厂商来往电函不断，但无一日本商人来北京签定合同并做成具体交易。正当中日双方一筹莫展之际，一位日本商人冲破阻力，取道香港只身来到北京，他就是巴商事株式会社常务董事樱井英雄。
樱井英雄出生于1914年，1939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机械系毕业后，曾在日资企业华北航空公司驻北京、上海办事处工作，战后回国设立巴商事株式会社，并担任中日贸易促进会理事。1952年8月，樱井化名冈本一郎来到香港，并通过宫腰喜助、山本熊一的介绍，写信给中国贸促会，要求到北京商谈中日贸易协议项下的交易，并商谈有关支付、运输、检验及仲裁等问题。由于这是第一个日本商人来华签定具体合同，中国贸促会十分重视，在报请中央联络部、中财委、外交部批准后，贸促会决定邀请其来京谈判贸易，并电告中国驻港机构为其办理入京手续提供方便。
1952年9月底，樱井英雄从香港来到北京，由中国贸促会接待。贸促会原拟由中国进出口公司单独与樱井谈判，但私营进出口企业――天津中发商业股份公司在10月4日给中国贸促会来函，要求与樱井直接谈判贸易。由于此事关系中国对私营进出口商的整个政策问题，贸促会决定报外贸部处理。雷任民批示：“我们拟准私商参加对日贸易，但必须是有组织有领导才成。直接谈不妥，会使谈判陷入混乱。如中财委批准，我们的意见，可准倪(蔚庭)为天津成员之一。”
这样，谈判实际上是在中国进出口公司领导下由天津中发商业股份公司与樱井之间进行。由于这是实现中日贸易协议的第一个合同，中方从各方面尽量作了照顾，只要是樱井想做的、能做的，都予以满足。11月28日，双方签订了以货易货合同，进出口金额各为18万9千英镑，货单基本上为乙丙类物资。
然而，该合同最终未能履行。樱井回国后虽然为履行合同多方奔走，但日本有关银行拒不开立信用证，通产省也不发放进出口许可证。小小的巴商事资信单薄，时间一长，不免债台高筑，最终归于破产，合同自然也就无法履行。但即便如此，它在当时却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注目，使更多的人参加贸易促进运动。
继樱井之后来到北京的是启明交易株式会社社长香川峻一郎，常务董事滨野悟、望月勋，顾问西本直民。该公司不同日本的贸促团体交往，标榜“不言实行”，即不谈政治，不搞运动，只做买卖。香川三人是在1952年10月初来到北京的。自10月11日起，中国进出口公司即开始与其谈判。该公司称：这次他们来华前已取得日本政府的同意，希望以日本政府允许输出的纺织机、染料、纸张、羊毛织品、DDT、化学药品、蚊香、洋菜等交换中国的煤炭和大豆。显然，日方提出的交易货单不符合《中日贸易协议》的基本要求，是要以日方的乙类物资来交换中国的甲类物资，理所当然地为中方所拒绝。但中方考虑到启明交易对中国甲类物资需求迫切，并且该公司在战前就经营开滦煤炭，有较强的经营能力，决定一边与其谈判签定乙丙类商品交易合同，一边探讨互换甲类物资的可能性。经双方多次洽谈，逐步取得一致意见，11月24日，签定了甲类物资预约性易货协议，并同意以此作为实现《中日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主要内容为：每方购入与售出各为700万英镑，中方输出铁砂、锰砂、大豆、猪鬃，日方输出电解铜、铝锭、钢铁、钢管、马口铁、建筑钢材、铁路钢材、镀锌白铁、黑铁皮、油桶铁皮等。
显然，这一易货协议金额之大、输出规格之高，已远远超出日本政府所允许的范围，就连谈判双方也感到实现的可能性不大，正因为如此，协议才是“预约性的”，即可能实现，也可能实现不了，但双方愿意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做出努力。香川等人回国后经与日本政府交涉，果然不出所料，为日本政府所拒绝，协议当然也只能以流产而告终。
铃木一雄与“托马斯方式”
继樱井英雄和启明交易的代表之后，1952年10月底，中国贸促会又迎来了一位日本客人，他就是“中日贸易促进会”常务理事铃木一雄。
铃木一雄早年攻读经济，后入三菱商事工作，1949年5月，铃木一雄与高桥庄五郎、押川俊夫等人成立“中日贸易促进会”，着手与新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中日贸易协议》签订后，铃木等人情绪极为兴奋。为了解决中日贸易中的支付、运输等问题，为日本商人来华做成具体交易创造条件，铃木一雄在香港华润公司的帮助下，化名凌本雄来到北京。他在北京长达7个月的逗留期间，不分昼夜地工作，一方面同中国贸促会、中国进出口公司等单位频繁谈判，另一方面通过电函同日本有关公司联系，逐渐促成了一些具体合同的签定并且付诸实施。曾经通用一时的“托马斯方式”，就是铃木一雄同倪蔚庭开发出来的易货办法。
同铃木一雄在三菱商事共事的日本实业家松宫康夫，战后设立东京贸易株式会社，电报挂号托马斯(TOMAS)。松宫康夫参加中日贸易促进会，希望开展对中国贸易。但当时日本政府严禁对华贸易，工作十分难做。及至1953年初，通产省始同意在严守禁运的原则下，放开少量商品做逐笔易货贸易，每一笔的进出口金额都要相等，原则上由日本先出口，然后在规定时间内订立相等金额的进口合同，成交前双方对开英镑信用证。铃木在北京为松宫联系了第一笔交易，由日方先出口北海道海带，然后在3―4个月之内进口同等金额的中国豆饼。这个合同得到了通产省的批准，铃木和东京贸易往返联系所使用的电报挂号――托马斯，也就成为日方“先出后进”的代名词。铃木向其他商社推荐这种交易方式，从而逐步逐笔做成了具体交易。日本通产省后来又同意可以“先进后出”进行贸易，铃木名之为“反托马斯方式”。
“托马斯方式”是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它虽然实现了中日物资互换，但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双边贸易的发展。首先，一进一出之间，不可能在金额上完全相等，上一笔合同留下的差额，必须要等下一笔合同来补做，甚为不便。其次，并非日方所有的外贸商社都同时经营进出口业务，有的可能主要从事进口业务，有的则可能主要从事出口业务。从事进口业务的不愿把出口指标送给别的商社，而从事出口业务的由于没有从中国进口而无法出口。第三，同时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商社也存在贸易范围的障碍，有的可能主要进口乙类商品，出口丙类商品，而有的则可能是出口乙类商品，进口丙类商品。由于有同类物资相易的规定，这类商社也很难把生意做大。
针对“托马斯方式”的不足，1955年，中日双方贸促团体曾试图将“托马斯方式”的逐笔易货平衡，改为在一个大的贸易议定书范围内进行综合平衡，以利于签定各种进出口具体合同，但未能成功。因此，“托马斯方式”虽然为打开中日贸易开了头，但又束缚了贸易的发展，直到60年代日本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放宽对中国的限制，“托马斯”才成为历史名词。
铃木在京期间，中日贸易的支付问题和运输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在朝鲜战争之前，中日贸易采用美元支付，但金额小，期限短。1950年末，美国制定《外国资产管理法》，冻结了中国在美资产，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不能使用美元结汇，转而采用英镑。铃木来京前，日本政府已同意中日贸易可以通过第三国银行对开英镑信用证，日方先开信用证则由中方先输出商品，中方先开信用证则日方先输出商品，并且双方可以用英镑先结汇。这样，支付问题便不再成为障碍。至于运输问题，中国政府在1952年10月22日即已颁布《日本籍船舶来航暂行办法》，1953年4月27日，日船首次到达中国，以后日趋频繁，中方曾为此简化了报批手续。
《中日贸易协议》的两次延长
1952年底，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执行期满，进出口总额6000万英镑的协议还未做成一笔。经铃木一雄和中国贸促会联系和协商，12月31日，铃木一雄与冀朝鼎签定《中日贸易协议延期半年议定书》，称：“为继续促进中日两国贸易起见，根据中日贸易协议第七条之规定，经双方同意，特将原订协议有效期延长至1953年6月30日为止。届时如有必要，经双方同意后，得再予延长之。”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为此发表谈话，指责日本政府阻挠中日贸易协议的实现，破坏巴商事合同；日本贸促团体也多次举行大会，要求取消禁运，放宽人员往来，开展经济交流，实现协议规定的贸易额。
进入1953年，有一件事促使日本政府不得不签发日本人访华护照，这就是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协、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三团体的代表到北京，同中国红十字会谈判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分批集体回国问题。在这种气氛下，又有一些贸易界人士相继来到北京，与中国贸促会和中国进出口公司洽谈贸易，建立业务联系。不过，能签定合同并做成交易的仍然很少。截止1953年4月7日，对日贸易实际只做成四笔，它们是：东京商会的海带易豆饼合同、启明会社的海带易滑石块合同、东邦会社的人造丝易豆饼合同、羽贺商店的人造丝易柞蚕丝合同，全部价值不足20万英镑。
这样，到1953年6月末，延期半年的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的实施仍然远未达到预定的数额，为了支持日本的贸促运动，中方同意再次予以展延半年。为此，南汉宸于6月30日又一次发表谈话指出：中日贸易协议未能履行，是由于受到美日反动派的百般阻挠，协议中规定的日方输出的全部甲类物资及绝大部分的乙类物资一直被放在禁运之列，成为中日贸易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日本政府在日本人民的压力下，虽然不得不放宽一些商品的出口限制，但绝大多数是中国不需要的，对实现中日贸易无所裨益。南汉宸提到，在同一时期，中国已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联系，又同锡兰、英国、法国、芬兰、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建立了贸易关系。日本距离中国最近，本来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重建战后的贸易关系，但是一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打破封锁禁运，中日贸易是不可能顺利发展的。封锁禁运并没有损害中国，相反却损害了资本主义国家自己。
民间贸易范文第9篇
关键词：LT贸易 民间往来 中日邦交正常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日两国出于自身的情况走上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内政外交方面为美国所控制，忠实地执行了美国制定的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在对华方面，日本并没有选择同中国大陆政府建交而是选择了同台湾国民政府签订和约并建立起了所谓的外交关系。中日官方关系交往大门被日本政府堵死，两国的交往只能走向民间渠道，中国政府为了发展对日关系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方针。两国的民间交往主要集中在民间贸易领域，民间贸易成为了民间外交的主要内容。
20世纪50年代，中日两国先后签订了四次民间贸易协议。两国通过渐进积累的方式推动双方交往由民间向半官方发展，60年代初中日LT贸易的建立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1962年9月14日，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应总理邀请访问中国。同松村举行了会谈，对于中日关系指出：两国既要用渐进积累的方式发展经济关系也要用这种方式发展政治关系并促成二者相互影响、共同发展。[1]松村表示池田政府致力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愿意与中国发展贸易，他提出双方可以用“积累方式”来加强两国间的民间贸易往来，推动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松村此次访华同中国方面就两国贸易问题达成几项共识：（1）采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贸易并签订长期的贸易合同；（2）双方开列出本国出口的商品，开展综合性的贸易；（3）日本在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时将采用延期付款的方法。至此，中日两国就接下来将要签订的LT贸易先行定下了一个大的原则，而具体的贸易方案在高碕达之助访华时再协商签订。松村的访问为后来的高碕达之助访华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1962年10月26日，以前通产相高碕达之助为团长的日本代表团达到了北京，代表团成员既有日本政界的实力派人物也包括实业界的重要人物。高碕达之助率团访华的目的就是在松村谦三与中国达成的共识的基础之上与中国签订具体的贸易协议。关于中日两国贸易，高碕达之助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日中贸易关系的发展应逐步进行。像挖渠道一样，我们从日本方面挖，中国从中国方面挖，大家用同样的速度，挖到中间携起手来。”[2]由于松村谦三在访华时同总理就两国贸易开展的原则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因此双方在具体的贸易谈判上进行地很顺利。1962年11月9日，廖承志代表中国方面同日本代表高碕达之助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根据备忘录所进行的贸易均采用“LT”作为编号，L和T分别是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姓氏英文的第一个字母，与备忘录相关的贸易被统称为LT贸易。《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的内容主要有：（1）中日两国商定发展长期的综合贸易，规定第一个五年贸易计划时间从1963年起到1967年止；年平均进出口总额为3600万英镑；（2）中国出口日本的商品有铁矿、煤、盐、大豆等；日本出口中国的商品有成套设备、钢材、农药、农机等；（3）根据本备忘录进行的贸易，由有关贸易进出口公司签订具体的交易合同；（4）日本将采取延期付款的方式向中国出口一些成套设备；（5）关于商品的检验、仲裁等事项由双方另行商定。中日两国还签署了另外一个文件《议定事项》，该文件规定了1963年两国进行贸易交易的细节问题。此文件还规定双方在各自首都设置联络处以处理备忘录规定的日常事务。
LT贸易的意义在于：（1）中日贸易由民间贸易阶段走向半官半民阶段。LT贸易虽然形式上仍是民间贸易，但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都是中日政界的人物，两国政府对该备忘录都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并对根据备忘录签订的相关协定给予保证。因此，LT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政府协定的性质；（2）LT贸易打破了先前友好贸易主导两国贸易的单一局面，开辟了两国贸易交流的新渠道，使得中日贸易的开展更加丰富、更加全面。备忘录贸易建立后与友好贸易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60年代里中日贸易的向前发展。LT贸易使得中日贸易发展的更均衡、更快速（3）LT贸易使中日贸易的开展更具长期性与稳定性。备忘录规定双方第一个贸易时期为1963年到1967年，时间为五年。备忘录在时间上的规定较以前签订的协议大大延长了，这样可以避免短期贸易所带来的不稳定性；（4）中国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并促进经济的发展；（5）LT贸易不仅促进了中日两国经贸领域的发展而且还推动了双方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互动与交流，中日两国多方面、全方位的交流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准备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LT贸易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4集[M]. 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3：17.
民间贸易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海禁政策 洪武年间 对外贸易 影响
一、海禁政策概述
海禁政策始于明初，禁止外国人到中国沿海通商和中国人到海外经商，是明朝的一项基本国策。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为了防止国内外反对势力相互勾结，强化海防和巩固新生政权，于洪武四年（1371年）开始颁布一系列的诏令限制民间海外贸易，实行海禁政策。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
（一）严禁下海通番贸易
洪武四年十二月，“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②
洪武十四年十月，“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③
洪武三十年四月，再申海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④
（二）禁止将违禁物品输往国外
明初《大明律》明确规定：
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妯娟、丝锦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并入官。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⑤
洪武二十六年，定充军罪名：“私自下海”者，充军。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禁止广东通番，圣旨云：
如今广东近海的百姓，内有等不畏公法，专一为非，将带违禁物货，私自下海，前往外国买卖。那沿海卫所巡守官军，不行用心，设法巡拿，以致诱贼，不时出没，劫掠良民。该府便出榜文，着沿海卫所，今后不问军民，但私自下海的人，问他往何外国买卖，通透消息，若拿有实迹可验的，就全家解来，赏原拿人大银两个，钞一百锭。若守把官军不肯用心巡拿，与犯人同罪。有能首告，一体给赏⑥。
（三）禁止民间使用番货
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禁止两广所产的香木只能听土人自用，不能到外地贩卖。
洪武三十四年十一月，重申禁夹带番香货卖。
沿海军民私自下番，诱引蛮夷为盗，有伤良民。不问官员军民之家，但系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留贩卖，其见有者，限三个月销尽，三个月外仍前存留贩卖者，予以重罪。⑦
（四）严禁民间制造二桅以上的大船
《大明律例》规定：
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票号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藩国买卖前通海诚，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⑧
从这些禁令中可以看出，洪武年间对民间自由对外贸易的禁止是越演越烈，但这些禁令都只是针对民间，对于官方对外贸易是没有作出限制的。而事实也表明，海禁政策的实行加强了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和垄断，大大促进了洪武年间官方海外贸易的发展，尤其是朝贡贸易的繁荣。
二、朝贡贸易日趋繁荣
洪武年间实行的海禁政策，旨在禁倭以防止内外勾结、巩固政权，但它同时亦使国家承担着海外贸易被切断之风险。然后，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对外贸易的，而且当时统治者所需要的许多奢侈品、香料等都要依赖海外进口，所以朱元璋采取了“朝贡贸易”作为唯一的合法形式，规定“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将海外贸易置于官方的直接控制之中。朝贡贸易的实质是明朝统治者以“赏赉”的方式向朝贡国家购买贡品。当时海外诸国的朝贡物品由进贡方物、国王附进物和使臣自进、附进物组成。其中附进物的数量最为巨大，在贡品中占大多数，利润十分丰厚。明政府对之采取“官给钞买”的办法，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加上抽分的利润，可攫取利润十分巨大。正是因为如此重要的经济利益，明政府不惜利用国家权力对海外贸易实行控制和垄断。在实行海禁的情况下，严格限制民间贸易，积极鼓励朝贡贸易，以求海外物品的大量输入，从中压低价格以攫取更加优厚的利润。当然，明政府大力推行朝贡贸易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维护自身的专制统治，通过海外诸国的频繁入贡，以造成一种“万国来朝”“四夷咸服”的盛世景象，达到对内迷惑百姓、巩固新生政权，对外控制海外诸国、消除“衅隙”的目的。
为了体现明王朝天朝上国的雍容气度和显示中华国强民富的实力，明王朝对朝贡贸易实行了“厚往薄来”的原则，对前来朝贡的国家回赠品大大超过贡品的价值，免费提供来华贡使的食宿、交通；对于贡使携带来华的私有商品给予免税待遇，甚至贡使触犯中国法律也免于或从轻处罚。总之，凡来华朝贡者均可获得丰厚的巨额利润。由于明政府厉行海禁，不准私人出海贸易，堵住外商可能在外海同私人进行贸易的一切渠道，加之丰厚利润的驱使，越来越多的海外国家走上了对华朝贡贸易这一道路。初期明政府还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官员进行管理，对贡期、贡道、勘合、宴赏等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初步建立了朝贡贸易体制，前来朝贡的国家络绎不绝。洪武年间的朝贡国有占城、爪哇、西洋、南安、渤泥、朝鲜、三佛齐、暹罗、真腊、日本、索里、琉球、撒里、朵甘、彭亨、百花、须文那达、撒马尔罕、墨剌、哈梅里、别失八里、缅甸、泥八剌、^婆等24个国家。据统计，洪武年间海外各国由海路前来朝贡116次：琉球最多，为21次，暹罗、高丽次之，均为20次；占城19次；此外为爪哇、真腊、三佛齐等国。⑨海外诸国朝贡的方物共有七大类：香料、海外奇珍、珍禽异兽、手工业制品、手工业原料、军用品、药材。其中，朝贡的香料数量最大，如洪武十五年爪哇的贡物中，有胡椒75000斤，洪武二十年真腊的贡物中，有香料60000斤，暹罗有胡椒10000斤、苏木100000斤；洪武二十三年暹罗又贡苏木、胡椒、降真等物171880斤。⑩随着海禁的厉行越演越烈，朝贡贸易亦越加频繁。一国“一年数贡”、“来者不止”的现象相当常见，可谓是“熙熙水国，刳，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但这种“万国来朝”、“四夷咸服”的盛世景象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不讲究经济利益、不等价交换的官方贸易给明王朝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所以明太祖朱元璋沾沾自喜过后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下令限制其贡期与贡品数量，但这并不阻碍到洪武年间朝贡贸易的蓬勃发展。总而言之，洪武年间海禁的实行对朝贡贸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朝贡贸易的繁荣。
三、走私贸易迅速发展
与得到政府大力支持、蓬勃发展的朝贡贸易相比，洪武年间的民间海外贸易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在“片板不许入海”这样严厉的海禁政策打击下，自由的民间海外贸易已经不再可能，但在巨额利润的刺激下，在生活的逼迫下，人们只能铤而走险，千方百计地私自出海进行贸易。
明前期大力推行的朝贡贸易只限于政府之间，并且对贡期、贡品等都实行了限制，供品主要是满足王室贵族了需要。但随着国内外民间市场需求的扩大，海外贸易就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从洪武四年到洪武三十年，朱元璋频繁海禁诏令，在严禁下海通番贸易、禁止将违禁物品输往国外、禁止民间使用番货、严禁民间制造二桅以上的大船等方面对民间海外贸易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但海禁政策越严厉，海上走私贸易的利润就越丰厚，私人违禁出海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正所谓：“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11}据走私者自述，每放一艘走私贸易船出洋，一年可得船金两、三千两，且当船舶返航进港后，船户尚可坐分船货的一半；{12}在浙江以西，“造海船，市丝之利于诸岛，子母大约数倍”；{13}在广州望县，因“难走澳门，至东西二样，忽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14}巨大的走私利润使得冒死下海的人愈来愈多，可谓是“舍死趋之若鹜”。所以虽有“片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之禁令，但“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之现象还是屡禁不止。
明政府厉行海禁，但始终禁不住老百姓尤其是沿海人民进行海外贸易的热烈势头，其频繁颁布禁令亦证明了走私贸易的难禁。其实，除了海外贸易巨额利润的诱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风气非常浓厚，而且由来已久。宋元以来海外贸易日趋兴盛，尤其元代后期“听海上贸易，归征其税”的全面开放海外政策造就了一批通番而富、身价百万的大海商。对于生活在不适合农耕的滨海一带的收获微薄且非常不稳定老百姓来说，海外贸易是一种生存和生活的最好方式，海外贸易的思想深入人心，沿海人民出海贸易早已蔚然成风。所以，即便是厉行海禁，洪武年间的走私海外贸易还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而为了追逐利润，有官员走私，如洪武四年的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遣人到东南亚行贾；亦有私商与外勾结，逐渐形成了横行于海上的具有海商和海盗两种身份的海上走私集团。由此可见，洪武年间以禁倭为主要目的的海禁政策，不仅事实上助涨了私人海上贸易的迅速发展并使之走向集团化，使中国的民间海外贸易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而且为后来严重的倭寇大祸埋下了隐患。
四、结语
为巩固新生政权，明政府于洪武年间开始实行海禁政策。而在海禁政策之下，明政府对中外贸易实行“双轨制度”，即大力支持官方的朝贡贸易和限制打击民间海外贸易。海禁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对洪武年间的中外贸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严格限制民间的自由对外贸易，企图将海外贸易直接控制和垄断于官方之下，于是推动和保障了洪武年间朝贡贸易的繁荣发展。但同时，海禁政策严重阻碍了民间的自由对外贸易，大大损害了人民尤其是沿海人民的利益。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之下，越来越多的人铤而走险，踏上了走私贸易之路，致使洪武年间走私贸易得到迅速发展，走私贸易集团逐渐形成。总而言之，虽然海禁政策在洪武年间起到了一定的抵御倭寇的作用，但其严厉打击和限制民间的自由对外贸易，不仅不利于当时海外贸易的长期发展，而且埋下了日后更加致命的倭寇隐患。
注释：
①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②明太祖实录（卷七十）.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62.
③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九）.洪武十四年十月己已.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62.
④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二）.洪武三十年四月乙酉.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62.
⑤怀校峰点校.大明律（卷十五）.兵律・关津.转引自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⑥⑦郭.广东通志（卷六）.藩省志・事纪五.万历三十年刊本，香港大学图书馆藏本.转引自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⑧李东阳，申时行等撰.大明会典.扬州：江苏广陵刻印社，1989.
⑨洪武、宣德间海外诸国朝贡统计表.转引自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⑩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三）.福建三・洋税.转引自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2}筹海图编（卷七）.山东事宜.转引自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3}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上）.转引自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4}史澄.广州府志（卷十五）.舆地略七.转引自，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参考文献：
［1］明太祖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62.
［2］李东阳，申时行等撰.大明会典.扬州：江苏广陵刻印社，1989.
［3］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夏秀瑞、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一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7］周宇.朱元璋时期海禁政策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