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绘画论文范文

民间绘画论文范文第1篇

1978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重视人才和学术的大气候逐步形成，“”中的万马齐暗的局面被打破，极“左”路线得到纠正，美术创作活跃起来，西方现代艺术及西方哲学、艺术思潮和理论开始介绍到中国，这一切都为中国的美术理论研究制造了良好氛围。30年来我国的美术理论研究成果是丰富的，多方面的，本文仅选取美术基本原理的研究和美术学学科研究、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研究和外国美术理论研究分三个方面作一简述。

一

中国古代画论书论是相当精彩的，进入20世纪，由于“美术”一词输入，画家和理论家开始对美术各部门做综合研究，建立现代形态的美术基本原理。这方面中国原没有现存的东西参考，于是向日本人借鉴。20，30年代编写的《艺术概论》，《美术概论》就是如此。20世纪前50年仅见黄忏华编写的篇幅不大的一本《美术概论》(1927年)。约50年间不再见到《美术概论》一书出版。直到1980年，武汉大学美学家刘纲纪应邀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为美术研究所的研究生讲课，才开设《美术概论》课程，讲课内容由邓福星、水天中整理，印行了打印本，后来部分章节在《美术史论》期刊上发表。这本《美术概论》全本至2006年收入刘纲纪《中国书画、美术与美学》一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关原理，解释美术的特征等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美术概论》。1994年王宏建，袁宝林主编《美术概论》，这是一部较为系统的、概念明确的美术基本原理著作，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水平。90年代以来随着高等美术教育发展，美术概论教材有较大需求量，梁江出版《美术概论新编》，邓福星近期出版了《美术概论》。他们在章节，体例及观点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创新。美术原理研究方面还在探索中，在框架体例和观点方法等方面还需要更大的突破。

美术学经80年代中期邓福星、张道一先生提出，90年代初被国家列为二级学科，对美术学的研究也随之展开。本人曾主编《美术学研究》丛刊，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期，发刊词《加强美术学学科建设》在《美术观察》1997年发表后曾引起反响。邓福星主编10本套书《美术学文库》，2000年由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有丁宁《美术心理学》、孙津《美术批评学》，徐建融《美术人类学》、王菊生《造型艺术原理》、陈池瑜《中国现代美术学史》、程明太《美术教育学》、唐家路，潘鲁生《中国民间美术学导论》、李一《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纲》、郭晓川《西方美术史研究》和李广元《色彩艺术学》。这套丛书对推动美术学的研究和学科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虽然当初还有学者极力反对“美术学”，但现在已经发展为与音乐学，戏剧学并列的二级学科，为学界普遍接受。有关美术学学科方面的专著还有张道一主编的《美术鉴赏》，梁江的《美术学探索》、梁玖的《美术学》《审艺学》、王林的《美术形态学》、许正龙的《雕塑学》、潘鲁生的《民艺学论纲》、《中国民间美术工艺学》，董占军《艺术文献学》，孙长初《艺术考古学初论》、徐艺乙《中国民俗文物概论》等都为美术学学科建设尽了努力。国家已设立诸多美术学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十分重视美术学人才培养。在研究方面，美术社会学及心理学等分支方面的研究有待向纵深发展，另需扩展美术学分支及交叉学科的研究。作为美术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比较美术研究亦取得一批成果，袁宝林率先于1998年出版《比较美术教程》。邓福星于2000年主编“中西比较美术丛书”，收录李一《中西美术批评比较》，郭晓川《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洪惠镇《中西绘画比较》，廖阳《中西美术题材比较》和李雪梅《中西美术收藏比较》。此外，陈振廉出版了《近代中日艺术事实比较研究》，孔新苗、张萍出版《中西美术比较》，王镛出版《移植与变异――东西艺术交流》和李倍雷出版《中国山水画与欧洲风景画比较研究》等专著。这些著作从不同方面将中国美术和西方美术，或中日美术，东西美术进行比较，试图在比较中进一步确立中国美术的特征，亦反映了学者们研究的视野在不断扩展。在西方比较文学早已是一门成熟的人文学科，在中国比较文学也取得显著成果，而比较美术还是一个崭新的学科，还处于初始阶段，需要不断加以研究，促进其发展。

在美术理论专题研究方面，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几位美术学博士生。均选取原始艺术做博士论文，后修订出版。著作有邓福星的《艺术前的艺术》，刘骁纯的《从动物到人的美感》，张晓凌的《中国原始艺术精神》，孙振华的《生命，神祗，时空――雕塑文化论》，这些论著无论从材料、观念和方法方面不同程度地深化了对原始艺术的研究。此外，阮荣春主编了《美术学博士文丛》、程大利主编了《美术学博士论丛》，收录近年美术学博士所写的博士论文，展现美术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及其新的研究成果。

特别值得推崇的是已故著名美学家美术史论家王朝闻先生，他在美术理论、艺术美学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中国特色美术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和辩证法，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不搞教条主义，从艺术创作与鉴赏、艺术直觉与体验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不少新的概念与理论，为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80年代，刘纲纪编选三卷本《王朝闻文艺论集》出版。80年代以来王朝闻出版《审美心态》《审美谈》《雕塑雕塑》《神与物游》《吐纳英华》《不到顶点》《王朝闻学术论著自选集》及22卷《王朝闻文集》。

在专题研究方面曾发生一定影响的著作还有陈醉的《艺术论》、邓福星的《绘画的抽象与抽象绘画》，吴冠中的《东寻西找集》、翟墨的《艺术家的美学》、范景中的《图像与观念》、曹意强的《艺术与历史》、林木的《论文人画》、卢辅圣的《中国文人画通鉴》，毕建勋的《万象之根――中国画基本原理和方法》，郑工的《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牛克诚的《色彩的中国绘画》、河清的《现代与后现代》、吕澎的《现代绘画：新的形象语言》，朱青生的《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吕品田的《中国民间美术观念》，袁运甫的《有容乃大》、邹文的《美术社会观――当代美术与公共文化》等。翟墨和 王端廷最近主编《艺术东西丛书》，收录12册最新的艺术理论研究成果。这些专题研究成果充分发挥研究者的个性特点，常有独到之处，是中国美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部分画家和批评家的有关文章对美术理论建设也曾起到一定作用。如80年代初，著名画家吴冠中发表的《论形式美》《论抽象美》《内容决定形式7》等文，对改革开放初期美术界解放思想产生很大影响，他在90年表的《笔墨等于零》以及著名画家张仃发表的论辩文章《守住中国画的底线》，也产生较大影响。著名公共艺术家袁运甫发表的有关壁画和公共艺术学科的论文，对公共艺术学科建设起到重要作用。有关批评家在对当代艺术的批评中对美术理论和批评理论的建设有所帮助。代表评论集有彭德的《视觉革命》、郎绍君的《重建精英艺术》，水天中的《历史、艺术与人》和陈履生的《以艺术的名义》等。

二

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画论这一学科研究本身的需要，还是建立现代中国美术理论作为借鉴的需要，研究中国传统画论都是重要的课题和任务。20世纪前期和中期，黄宾虹、邓实，于安澜、余绍宋。俞剑华、邓以蛰，滕固，刘海粟，沈叔羊等人在中国画论的整理和研究方面曾作出重要贡献。改革开放30年来，又有一批著名美术史论家和美学家进一步对中国画论进行研究，取得新的成果。如伍蠡甫的《中国画论研究》，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对魏晋南北朝画论的研究、葛路的《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金维诺的《中国美术史论集》下册“史籍与鉴评”中关于中国古代绘画著述的研究、杨成寅的《石涛画学》等，这些老专家或者在画论通史方面，或者在专题专篇方面，或者在画论断代史方面做了深入研究，取得显著成果。特别是阮璞教授在《画学丛证》《中国画史论辩》《画学续证》《画学十讲》等专著和文集中，对中国画论画史考证、论辩尤见功力，其《谢赫“六法”原义考》《苏轼的文人画观》等，解决画论中的有关重大问题，提出不少新见，对中国画论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30年来，在中国古代画论和美术史籍整理编纂方面的书籍有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王伯敏，任道斌编《画论集成》，周积寅编《画论辑要》、李来源、林木编《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以及谢巍在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的基础上又增加诸多篇目编著《中国画学著作考录》、卢辅圣主编14卷几千万字的大型书画文献集《中国书画全书》。此外，黄宾虹，邓实在民国时期编辑的多卷本《美术丛书》、俞剑华在60年代编辑的《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也分别再版。这都为古代画论研究奠定了文献资料基础。

在画论研究方面的专著成果有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张安治《中国画与画论》，薛永年《书画史论丛稿》，袁有根《“历代名画记”研究》、韦宾《唐代画论辩释》、董欣宾，郑奇《中国绘画六法生态论》《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邵宏《衍义的“气韵”》、钟跃英《气韵论》、张强《中国画论系统论》、贺万里《鹤鸣九天――儒学影响下的中国画功能论》，张建军《中国画论史》等，这些专著从不同方面深化了中国画论的研究。

在绘画美学史和思想史及批评史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批可喜成果。代表著作有郭因《中国绘画美学思想史》，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邓乔彬《中国绘画思想史》、樊波《中国绘画美学史纲》、刘墨《中国美学与中国画论》，温肇桐《中国绘画批评史略》，李一《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纲》，陈池瑜《中国现代美术学史》，林木《明清文人画思潮》，以及刘道广《中国艺术思想史》，杭间《中国工艺美术思想史》、张燕《中国古代艺术论著研究》，徐飚《成器之道：先秦工艺造物思想研究》等。这些著作较系统地梳理和较深人地研究中国绘画思想，美术思想、批评理论以及断代美术思潮史或美术理论史，对中国美术理论史学科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以上简要概述中老年学者在中国美术理论史和画论研究方面的部分成果，目前有不少艺术学和美术学的博士生与博士后作博士论文与研究报告注重选择中国画论和画学断代史与专题进行研究，补充研究队伍和新生力量。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这对于持续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是必需的。此外，除了进一步深化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研究，还要考虑在此基础上将古代画学思想进行现代转换，力求创建新的中国当代美术理论与批评理论的体系，观念与流派。这是今后学者们应关注的重要课题。

三

中国在20世纪20，30年代在翻译介绍和研究西方艺术及西方现代艺术思潮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后来的几十年，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我们对西方艺术及其理论基本拒之门外。80年代初以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对外开放，西方现代哲学，文化、艺术成果和理论再一次涌进中国，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极大的冲击和影响。李泽厚主编的大型《美学译丛》，将西方美学名著包括沃林格尔的《抽象与移情》和沃尔夫林的《美术史原理》(中译名《艺术风格学》)等30多部著作译成中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等单位分别出版。译介和研究西方现代艺术理论也成为热潮，使之成为近30年中国美术理论的一大景观。

著名美术史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先生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理论的建设和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均起到较大作用，他曾担任《美术》杂志主编、现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对组织美术理论活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翻译出版了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的《论古代艺术》，主编“现代美术理论翻译系列”，在国内最早出版《西方现代派美术浅谈》，系列论文《美术中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评述》《达达主义与美术》《再谈超现实主义美术》《从新艺术运动到包豪斯》等，对西方现代艺术和思潮做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专著《西方现代美术思潮》，在艺术界产生较大影响。著名学者范景中在80年代就开始系统翻译英国艺术理论家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理想与偶像》《艺术发展史》等，在中国掀起一股“贡布里希热”，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曹意强译巴克森德尔《意图的模式》，潘耀昌译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学》、《古典艺术》(与陈平台译)、埃尔金斯《西方美术史学中的中国山水画》和希尔特勃兰特《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陈平译李格尔《罗马晚期工艺美术》、刘景联等及邵宏分别译李格尔《风格问题――装饰艺术史的基础》，张坚，周刚译沃林格尔《哥特形式论》，傅志强译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易英译迈克尔・霍丽《潘诺夫斯基与美术史基础》，李政文，魏达海，罗世平译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康定斯基论点线面》，朱伯雄和曹剑译赫伯特・里德《现代艺术哲学》，迟轲译文杜里的《西方艺术批评史》，还主编翻译《西方美术理 论文选》，范景中主编翻译《美术史的形状――从瓦萨里到20世纪20年代》，此外，常宁生和王端廷也翻译了西方现代美术史论著作。一批在西方近现生影响的重要美术史学和美术理论著作被译介到中国读者面前，其观念和方法对中国的美术史论研究者产生较大影响。在美术理论的翻译工作中邵太箴、佟景韩、迟轲、朱伯雄、杨成寅，范景中，曹意强，潘耀昌、陈平，张坚，易英、王端廷、常宁生，邵宏等人作出积极的贡献，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系统地组织了有关翻译著作的出版。

在对西方美术史理论研究中取得一批成果。如曹意强《哈斯克尔的史学成就和西方艺术史的发展》《艺术与历史》、丁宁《绵延之维――走向艺术史哲学》《图像缤纷――视觉艺术的文化维度》、郭晓川《西方美术史研究评述》，邵宏《美术史的观念》《艺术史的意义》，耿幼壮《破碎的痕迹――重读西方艺术史》，范景中和曹意强主编的《美术史与观念史》丛刊，作者们开始尝试运用西方近现代艺术史学观念与方法来探索艺术史理论，这是艺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现象。在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中，出版的研究成果有陈平的《李格尔与艺术科学》，张坚的《视觉形式的生命》、王端廷《静沐西风――西方艺术论说》，常宁生《穿越时空――艺术史与艺术教育》，吴甲丰《论西方写实绘画》，沈语冰《20世纪艺术批评》，李行远《看与思――解读西方艺术图像》等。我们从这些著作中可喜的看到，在对西方艺术理论介绍的同时，有一定深度的研究工作也开始了，如陈平对李格尔的个案研究，张坚对西方近现代视觉艺术形式理论的研究、丁宁对艺术史哲学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深度。

民间绘画论文范文第2篇

招收学员15人

招聘助教2名 班主任1名

工作室导师：殷立宏

知名画家。1966年出生，字瑞雪，号一木、极深。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工笔画会理事，中央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班毕业。北京书画艺术院副院长，北京工笔画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导师。

主要学术论著：

2004年，北京工艺出版社出版《知名画家殷立宏国画人物》

2006年，荣宝斋出版社出版个人画集《殷立宏水墨小品集》

2007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殷立宏水墨画集》

2008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殷立宏文人画集》

发表学术论文：

2006年，《中国书画报》发表《返璞归真 回归自然》

2007年，《美术报》发表《传承是美德》

2008年，《荣宝斋》发表《让高雅艺术回到民间》

2009年，《美术报》发表《中国画是人类永远之艺术瑰宝》

2010年，《中国书画报》发表《中国画是人类之艺术瑰宝》

2014年，《美术报》发表《中国画的底线在哪里》

殷立宏文人画工作室简介

教学理念：

树立和培养正确的中国画理念和修养，弘扬传统文化及笔墨精神。重视对古代画语画论等诸理论的研究，培养学员对中国绘画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的正确理解。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从“源文化”“原文化”，到“元文化”的发展，逐一诠释，使学员掌握一套正确的学习方法。

课程安排：

一、画论部分：1.古代部分；2.近代部分；3.现代部分；4.古今对比；5.中外对比； 6.传承与发展。

二、作品分析：1.读画；2.材料分析。

三、绘画部分：1.临摹阶段；2.写生阶段；3.创作阶段；4.书法篆刻。

四、学术交流：1.采风；2.参展；3.研讨会；4.成果。

殷立宏工作室报名直通电话：

010-80594007 13321171608

招收学员15人

招聘导师助教2名 班主任1名

1.优秀学员中选拔。

2.全国公开选拔、考评，试用后签约。

民间绘画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山水画；山水诗；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J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6-0055-02

当下我国学者、艺术家们对于我国古代的山水画的研究内容还是较为全面、丰富的，但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目前笔者对于中国古代山水画的研究分析来看，笔者认为其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在此将进行详细的论述、探讨。

1 搜集、整理并研究古代的山水画作品

古代山水画作品的研究成果的关键在于对其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如《历代名家山水画要析》，是1986年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其主编人是黄廷海；还有《中国传世山水名画全集》，是2001年由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其主编人是刘人岛；等等。这些作品对我国古代的山水画作品作出了非常全面的搜集，并对每一件整理的作品都作出了简要的文字说明、赏析，尤其是古代名家的经典之作。此外，还有一些图录画册的涵盖范围更加广泛，对大量的古代山水画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搜集、整理、研究，如《中国绘画史图录》，是1984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其主编人是徐邦达；还有《中国传世名画全集》，是2002年由北京文艺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其主编人是钱峰；等等。直观性强是这些图录画册最大的特点，其中附注的文字说明简单而清晰，能够帮助我们更加便捷、直观地了解、学习中国古代山水画所蕴含的艺术特色。

2 专门研究古代的山水画史

古代的山水画史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山水画历史全面发展的概况，另一方面是山水画断代历史的研究。

在中国的一些画史著作里面也有提到山水画，如《中国绘画史要》，是1998年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其编著人是何延喆；《中国绘画史》，是1998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其著作人是俞剑华；《中国绘画通史》，是2000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其著作人是王伯敏；等等。

在学术论文的领域里，大多的研究都是针对山水画断代历史这一内容，如《中国山水画的发生》的编著人周怡的观点是：根据对现代考古资料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山水画的雏形早在汉代就已诞生于其民间创作，且具备水墨的初步技法。因此，跟其他的艺术形式相同，山水画的基础依然是广泛的民间创作活动。这一类型的论文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我国古代山水画的研究成果、历史脉络。

在相关的著作方面，较为全面的研究当属《中国山水画史》，是2001年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修订的，其主要创作者是陈传席。这本书以晋、宋时代我国古代山水画的产生为起点，研究了六朝后期以及隋初、隋至唐初、中唐山水画的停滞、发展和突变，唐末、五代、宋初山水画的高度成熟并居画坛之首，北宋中、后期山水画的保守、复古和变异，水墨刚劲的南宋山水画，到元代抒情写意山水画的高峰，一直到派别林立的明清山水画，均简单、清晰地对山水画的研究成果作出了介绍，有史有论，全面概括了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历史情况，为我们的学习、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3 横向对比研究，将山水画跟山水诗等其他山水艺术有机结合

虽然我国古代的山水画是一种艺术现象，但是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跟花鸟画、人物画一起被称为“三科”，并驾齐驱，且山水画是画坛之“宗”。因此，要想研究我国古代的绘画艺术，就必须要对三科之间的联系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尤其是要熟悉为首的“山水”。

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国古代的山水画是诞生于中国浓厚的、古老的山水意识，并在其中得到持续的发展。然而凸现于艺术的山水意识并不仅仅局限在山水画之上。实际上中国这一国度是以诗为本、以文为本的，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事实，中国曾被很多的论家称为“诗的国度”。站在某一个角度，诗是中国一切艺术形式的佼佼者，更是引领者，是每一个传统的文人必须要修炼的文化本领，如果缺少就不能被称为是传统的文人。换句话说，对于“诗”这一艺术效果的追求是中国所有艺术的最高准则。所以我们在对我国古代的山水画进行研究时，必须要先研究我国古代的山水诗。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当下中国的学术界研究古代山水画的重点已经转化成为横向的共时研究，也就是说要研究山水画、山水诗以及山水园林等之间相互的艺术关系，致力于挖掘出山水艺术的哲学内涵。然而当下横向研究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还流于形式，研究的层次较为浅显，同时缺乏综合性、全面性。

形成以写意、抒情为终极追求是我国古代的山水画最为独特的风格之一，这与山水诗对其的支撑、影响都是分不开的。诗不仅仅是时间的艺术，同时也是抒情的艺术，它能够凌驾于时空之上，突破时空的限制。站在事实的角度，我国古代的山水画跟山水诗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它们的产生相互关联，同时支撑着彼此共同向前发展。如果却少了我国古代山水诗的推动、促进，我国古代的山水画也就可能会走上写实的道路，因而也就无法发展到写意、抒情的高度，要形成傲然独立于世界的、独具东方魅力的世界绘画之林自然更无从谈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轻易了解到当下对于我国古代山水画的研究的着手点虽然很多，挖掘、研究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而且对历史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掌握，从历史、哲学、文化等层面进行了相应的探讨。但是我国古代的山水画为什么是“画中有诗”这一核心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山水画跟山水诗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完全被理清，因此站在客观的角度，当前对于我国古代山水画的研究程度还有待加深。由此可见，目前对于我国古代的山水画研究的成果还需要得到丰富，要想办法解决存在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持续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扩大研究的空间，争取获得更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张白露. 中国古代山水文化对早期山水画的影响[J]. 文艺评论, 2010, (05)

[2] 魏玉洁. 浅析六朝隐士对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影响[J]. 电影评介, 2010, (17)

民间绘画论文范文第4篇

在讨论逸格与文人画的关系之前，有必要追踪一下逸格词意的来源。逸的本义为逃失、逃跑。《国语・晋语五》曰“马逸不能止。”引申义为散失，如柳宗元《武功县丞厅壁记》：“壁坏文逸”；再引申为超迈、超群之意，如杜甫《醉时歌》：“相如逸才亲涤器。”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引申，称超逸豪放的意兴为“逸兴”，称超越同辈为“逸伦”，称超越绝俗的艺术品为“逸品”。魏晋时代玄学盛行，对逸的追求成为时尚，魏文帝曹丕以气论文，于是文章中所抒写的超逸气度为逸气，同时对逸的崇尚也渗透到绘画领域。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画家门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还是神，所谓形神兼备。也就是说他们虽有表现逸气的思想，但由于对用笔、用色技巧的单调、呆板（当然还谈不上用墨）难以做到表现自我，表现胸中之逸气，不是他们不想为，而是不能为。我们就魏晋南北朝的几位代表画家来看一下他们的创作和审美标准。宗炳言：“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王微言：“本乎形者，融灵而变动者，心也。灵无所见，故所托不动；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这就是说，画家想要传达的是其主观精神上的神与灵，但那精神却又是无可言状的，必须荷载于自然山水的形体，使其成为精神显现的影迹。《中西美术比较》在谈及宗炳时说：“当时山水画初起，宗炳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追求形似习俗的影响。他把所游历过的山水绘成图画置于室中，以弥补体力衰老而无力再出游之憾，用绘画唤起记忆来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所以他注重画面的‘以形写形’，‘以色貌色’。”【1】宗炳、王微、顾恺之基本为同一时代的人，同处在绘画上以形写神的发展阶段，故宗炳、王微作如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在谢赫的“六法”品评标原则推出，他所依据的品评标准也是“形神兼备”。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代乃中国画意识刚刚觉醒的时代，还是以写实为第一要义，这时虽然有类似于文人的知识分之参与了绘画创作，但他们不能不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捆绑在写实的车轮上。

二

纵观唐、五代，人物画方面画家们仍沿袭魏晋以形传神的路子，自张怀在《画品断》提出了神、妙、能的品评标准后，这一神、妙、能以神居首的排列顺序一直到宋初的这段时间里从未发生过改变。但是这个阶段的确出现了一个异于魏晋南北朝的现象，那就是逸格悄然进入画论并成为一个品评标准，“逸”遂由人的处世哲学变为画家的绘画哲学理念。逸的提出最早见于唐初年的李嗣真《画品》，同时李在他的《后画品》中将书法从秦到唐分为十等，首次提出了逸品，曰：“钟、张、羲、献超然逸品”。朱景玄在继承张怀的评画模式后，却把逸品补充进去，他在《唐朝名画录序》中说：“以张怀《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优劣也”。《唐朝名画录》中逸品列有三人：王墨、李灵省、张志和，并总结说：“此三人，非画之本法，故目之为逸品，盖前古未之有也。”可见朱心目中的逸品特征：非画之本法，他似乎还是承认正规严谨的神品为最高。到了张彦远的时候，张在《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之用拓写》中又将画之风格列为五等，即自然、神、妙、能、精、谨细，这里神品作为最高的品评标准受到了置疑。他说：“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自然者上品之上，神品上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张彦远对第一等自然的解释是：“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雨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超越神之上的自然显然与朱景玄对逸的解释有某种相同之处，但张的理论却相前推进了一步，把自然列于神之上。在推崇神品的唐代，张彦远的以自然为最高的品评标准只能是孤掌难鸣，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可，于是影响越来越小。

逸格标准的提出是与唐代中期、后期以及五代出现的几位画家密切相关的。文人画意识的产生有赖于绘画技艺的提高、成熟和题材的丰富、扩大。在题材方面，山水、花鸟从人物画的附庸里解放出来，出现了韩干、刁光胤、薛稷、王维、王墨等山水、花鸟专擅的画家。在技法革新方面，王墨创泼墨，打破了先钩轮廓再填墨的惯例；五代的徐熙创没骨、荆浩熟练使用皴法，尤其是皴法的使用给画家提供了发抒逸气的突破口。在中国绘画发达的唐代，由于绘画技艺与表现能力的提高，文人阶层的扩大，文人画的意识也朦胧地出现了，唐代先后出现了王维、王洽、孙位、韩干、张志和等一些以画为寄的画家，他们从身份到思想，从作画动机到作画方法都与宋代以后文人画家大致相同。王维于开元九年中进士，官至尚书右丞，但中年后长期隐居，过着恬静、悠闲的生活。他的画多以描写恬静、闲居的生活为主，创为泼墨，笔意清润，意境高远。《唐朝名画录》评其《辋川图》曰：“《辋川图》山气悠悠盘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作为文人画家孙位同样典型，《益州名画录》评价孙位曰：“性情疏野，襟抱超然……鹰犬之类，皆三五笔而成。弓斧柄之属，并辍笔而描，不用界尺，如从绳而正矣。其有龙拿水汹，千状万态，势欲飞动；松石墨竹，笔精墨妙；雄哉气象，莫可记述。非天纵其能，情高格逸，其孰能与于此耶。”【2】“三五笔而成”，即所谓笔简，“并辍笔而描”即所谓任笔挥洒。可见孙位亦为典型的文人画家。

尽管唐、五代出现了写胸中逸气、具有文人性质的画家，但当时居于画坛最高位置的仍然是形神兼备的吴道子之流的画家。逸格出现并充当一个品评标准，我们也应看出，宋代以前逸品是作为品评标准的补充出现的，但不管怎么样，逸格问题的提出，在理论上为水墨山水争得了一席之地，给画家提供了在传统技法之外，进行不拘常法地个性抒发的入场券。

三

如果说唐、五代是逸格的萌芽阶段的话，那么逸格在宋代则是其压倒神格，取得至高权的成熟阶段。

之所以宋代文人画压倒院体画并取得优势地位，一个重要因素是文人在宋代地位空前的提高，许多地位极高的官员都是文人，他们大都诗词书画，样样精通，他们政务之余醉心于书画。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赵令穰、王冼等是文人画倡导的代表。他们所宣扬的文人画在功能上是为了“自娱”，取乐于画；在艺术要求上是不拘形似，而求得之象外，抒发主观情思；在境界要求上是萧散简远、澹泊清新，反对剑拔弩张。“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顾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相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而，非精鉴者之事也。”【3】欧阳修的一段评论告诉我们，宋代文人欣赏的是“萧条淡泊”的境界，反对远近重复的画工画。坡曰：“吴生虽绝妙，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翎谢笼樊”。【4】诗中明确告诉我们被尊为画圣的吴道子虽绝妙，但与得之象外的王维相比要逊色了。欧阳修、坡、文同等一大批文人登上画坛形成了一股势力。于是逸品作为一个品评标准重新被提出并抬到最高的位置。苏辙在《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有这样一段，说：“余昔游成都，唐人遗迹遍于老佛之局，先蜀之老，有能评之者曰，画格有四，曰能妙神逸。盖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有史料为证，先蜀之老也即黄休复，黄在朱的基础上按排列顺序既是逸格、神格、妙格、能格。他所著的《益州名画录－品目》中对四格都作了较具体的论述，论逸格曰：“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挫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这里所谓逸格当然包含着朱之逸格的认识，同时又把逸格的表现具体化了。这里逸格有这几层意思：一逸―是一种至高境界，难于匹敌；二是脱略规矩方圆，超越一般的艺术表现程式，进入一种审美创造的自由天地；三是鄙视彩绘精研，主张用笔简率；四是得之自然，无可仿效。这就从各种角度全面地揭示了逸格的规定性。逸格的这几种特征，恰恰是文人画的突出特征。由此可知，逸格是伴随着文人画运动，作为文人的批评标准而被提出的。

到这个时候文人画运动已经取得了胜利，难怪宋徽宗赵佶主持宫廷画院时否定了黄的排列顺序，以神逸妙能为次序立即遭到别人的反对。

“艺术批评、艺术欣赏、艺术创作存在着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关系，艺术批评促进创作水平和欣赏水平的提高。”【5】逸格的提出和其地位的至高无上是文人画发展中的大事，对以后宋元明清的画论和创作均产生了重大影响。“逸品作为一个绘画批评的概念，实际上没有如西方画论中的风格、典型、个性等概念具有一种明确的图示所指，其作为中国古典画论思想中的核心范畴，展开了庞大而又模糊的运思空间。”【6】第一，为水墨画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神品也讲笔墨，但神品的笔墨是在形的基础上使用笔墨，使笔墨为形，为神服务，其仍受着形的束缚。逸的笔墨是超出形似之上，是一种自由的挥洒，一种感情的喷发。于是皴法的美学性质却发生了蜕变，逐步由写实变为写意，皴法遂由描摹物态变成一种程式化的形态结构―符号化。第二，对题材的选择侧重于山水，花鸟，忽略人物画。人物画创作需要较多的绘画技法和实践经验，这对于以画自娱的文人来说，时间和精力都难以达到，加之人物画传统以情感教化为主，这也与以画为寄，写胸中逸气的文人思想相排斥。“从创作实践中看，伴随逸在绘画品评中最高地位的确立，以情感教化的作品内容和社会事功的作品主题为特征的人物画，开始将画坛主宰的位置逐渐让给了山水画。人与社会的外在化的成教化，助人伦的现实功用关系，向人与自然内在化的‘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心灵内省转移。”【7】第三，诗书画结合。逸是一种超逸、清逸、雅逸，艺术家在创作完作品后还有未尽之意，这样再以文字表述其上，诗歌又是文人们的长项，这样带来了诗画的结合。这与李成，范宽等职业画家单提人名是大不相同的。其实宋代画院也很重视诗画结合，但诗歌对画院画家们来说具有题目的性质，有先发性的特点，它制约着一幅画的完成。但逸品的题画诗就不同了，它是对画的补充，对画的画龙点睛，作品的升华。第四，崇尚简、淡、清、远。中国文人山水画的淡远无尘、清墨涩笔以及创作出来的超然、冷寂、澹泊的境界，是逸的真实表述。逸的境界，应来自平出、淡出和浅出，但正是在平淡之中，引发想象，回味无穷。明代恽向说“至平、至淡、至无意，而实有所不尽者”。元代画家倪瓒遁迹太湖，寄情山水诗画，他将自己孤寂的生活境遇，无奈的思想情绪，凝聚在山水笔墨对简逸、幽淡、萧散的精神追求中，发展了简逸的理想境界。、弘仁、髡残以及近代的齐白石同样莫不以简为尚。

结语：逸格作为文人画的批评标准，是中国画批评领域的独特景观，迥异于西方美术批评。从魏晋南北朝的传神论到唐代以形写神、逸格萌芽再到宋代逸格充当盟主、元代的写胸中逸气，逸格在中国画的发展和文人画的演进中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逸格在文人的追求中所产生的流弊，比如过分强调“画者，文之极也”，极容易导致对画工画、民间画的轻视；一味追求简、淡和笔墨情趣而视形似于不顾，使作品容易失之怪、野。鲁迅先生早已指出文人画末流之弊了：“……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竞尚高简，变成空虚……”批判地继承逸格批评标准和文人画仍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

【1】 《中西美术比较》，孔新苗、张萍著 ， 第92页。

【2】 《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著，第18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30。

【4】 《风翔――八观》。

【5】 《美学概论》，王朝闻主编 ，人民出版社 ，第335页。

【6】 《中西美术比较》，孔新苗、张萍著， 第208页。

民间绘画论文范文第5篇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近代文艺学对中国现代文艺学影响”(项目编号：02BZW017)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曹铁铮（1978― ），女，汉，天津人，南开大学文学博士，天津理工大学艺术教育中心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史学。)

摘 要：民国时期是中国美术史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开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美术史学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日本研究模式的影响，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是建设中国美术史学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依据资料和史实，从近代日本对民国时期美术史学研究的主要影响渠道，以及其影响在不同时期在美术史学研究中的体现系统加以论述，具体分析了近代日本在中国现代形态美术史学建立的过程中曾起到的桥梁作用。

关键词:美术史学；民国时期；日本模式；影响；研究

中图分类号：J110.9

文献标识码：A

The influence of“The Japanese Pattern” of Chinese fine

art history research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CAO Tie-zheng，CAOTie-wa

一

民国时期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和写作中存在着“日本模式”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与时代背景分不开的。中国现代形态美术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与“西学东渐”的思想文化背景紧密相关，自明末万历年间，西学开始介绍到中国，对中国近代新学术思想和新式教育与文化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向西方探寻真理，寻求富国强兵之路，提倡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及西方史地、国情，而西方美学、文艺学、美术史学等传入中国，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且在传播过程中受到近代日本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和日本都曾经是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所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成为亚洲第一个文明国家，用30年的时间奇迹般地走完了欧洲百年的历程，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而中国却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中日本打败了清政府的北洋舰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中国举国震惊的同时迅速把目光投向日本，清政府开始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方法办学堂、办报、向日本派遣留学生,20世纪初的日本成为中国了解西方文明的重要窗口，对中国文化产生了相当影响。美术作为文化形态之一，也受到了日本美术的影响，这应该是近现代美术史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近代日本影响中国现代美术史学的渠道主要有：

1、赴日留学与短期寓居。1898年张之洞《劝学篇》中论变法之要时，特别强调赴日留学的重要性：“至游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以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倍功半，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在清政府的大力提倡下，赴日留学成为潮流，据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统计，1896年至辛亥革命前，留日清国学生达34327人，其中1905年至1907年每年七、八千人，1912年至1937年有61130，累计约十万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美术家和美术史论家如陈师曾、何香凝、高剑父、李叔同、邓以蜇、高奇峰、陈树人、郑锦、严智开、陈抱一、汪亚尘、朱屺瞻、俞寄凡、关良、张大千、滕固、陈之佛、卫天霖、丁衍镛、许幸之、倪贻德、王曼硕、方人定、谢海燕、黎雄才、苏卧农、傅抱石、刘汝醴、左辉、常任侠、阳太阳、祝大年……都曾赴日本留学、生活过。赴日短期考察或办展的美术家也很多，邓尔雅、徐悲鸿、姜丹书、刘海粟、张聿光、朱应鹏、潘天寿、林风眠、黄君璧等都曾短期寓居日本，并在美术思想和创作方面取得转变或突破。近现代赴日留学的美术学生回国后主要从事美术的教育工作，他们的工作性质客观上促进了美术史的研究的开展，陈师曾、滕固、傅抱石等人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学的主要开拓者。

2、来华的日籍教习。清政府仿效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教育体制进行教育变革，一面派遣留学生赴日本留学，一面聘请日本教习前来任教。1902年前后，新办学堂往往从日本聘请教习，渐成风尚。“癸卯学制”颁定后，中国近代学堂里的实业美术学科逐渐兴起，各地高等学堂纷纷聘请日籍教习来校任教，其中两江优级师范学堂聘请日籍教师最多，影响也最大，仅1907年至1910年间就有盐见竞、亘理宽之助、一户清方、山田荣吉、杉田稔五名日籍美术教师，这些日本教习在校主要开展图画、手工课程教学，为现代中国培养了首批美术教育人才。

另一方面，日本为达到殖民独霸中国的目的，成立了半官方的东亚同文会，提出“保全清国”的主张,由日本帮助中国改革。日本文部省教育研究所的阿部洋根据有关档案资料统计了1903年至1918年间在华日本教习、顾问人数，其中1903年在华日本教习和教育顾问有99人，1904年为163人，1909年则达到424人之多。 ［1］日本教习对中国现代文化教育的兴起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教育的兴起起到了拓荒性的历史作用。

3、翻译日文书籍。中日文化、文字相近，学习日文比学习西文容易，据统计，从1896年至1911年中国所译日本书至少在一千种以上，大大超过了同期所译西方诸国书籍的总和。中译日文书籍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在全部中译外文书籍中占绝对优势。中国翻译日文书籍和文章的主要通过留学生在日本创办的出版机构和国内的出版机构进行的。国内中译日文出版机构首推商务印书馆（1897，上海），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为适应新式学堂急需教材的需要，率先聘请了有编辑教科书经验的日本人协助编辑教材，出版大量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绝大部分都是翻译、编译和改译自日本的教科书。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很多中译日文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包括美术著作。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出版社还有广智书局（1898，上海），教育世界（1901，上海）、作新社图书局（1902，上海）、文明书局（1902，上海）、中华医学会（1909，上海）等，这些出版社也出版了很多汉译日文书籍。1896年至1911年间，包括商务印书馆在内的翻译、出版日文西书的国内外机构有95家之多，这些出版机构为中国美术史学者了解国外美术史的研究现状，接触国外美术史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为美术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珍贵文献资料。

二

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推行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政策，开始了“脱亚入欧”之路，在学习西方美术方面，日本人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日本政府不惜重金聘请西方专家来日本传授建筑、雕塑、绘画、工艺技术，也有大批日本人到西方去留学美术，使日本美术的面貌迅速得到改变，日本学者对美术史的研究也逐渐深入，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术史”、“中国绘画史”著述是由日本学者首先完成的。1901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写成《东洋美术史》，内容涉及中国、印度、日本美术，但中国所占篇幅最多，可以“看作是日本学者在本世纪初对中国绘画进行历史研究的第一份成果。在当时，中国方面还没有类似的成果，日本方面也没有足以与之抗衡的同类成果。因此，或许可以说，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不但在近代，即使在历史上也是第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开拓性研究。它揭开了日本的中国绘画史研究的序幕。” ［2］日本学者中村不折、小鹿青云的著作《支那绘画史》是第一部以中国绘画史冠名的著作,它立足于中国史的绘画史知识介绍，在日本发行甚广，1913年发行第一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即发行了五版，这本书对国内民国时期开始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1938年弘文堂书房出版了日本东洋史学权威内藤湖南的《支那绘画史》，这部书的许多内容是内藤湖南1909年在东京帝国大学举行《支那绘画史》讲座的授课笔记，他的讲义“侧重于史学体系框架的构建，而不仅仅是历代绘画名作的点评。相对于当时的绘画史研究刚刚起步而言，他的以东洋史学权威身份介入绘画史研究，显然在方法、目标、体格上具有重大意义。” ［2］ 诚如郭虚中所言：“关于中国美术，令人惭愧的有二，一是到那时为止尚无一本适合中国人明白其全体的绘画史。不是失之芜杂，就是失之简陋，行世只有二三种。二是关于我国的一切文化，日本人比我们要懂得多。” ［3］在绘画理论研究方面，日本学者的代表成果有金原省吾的著作《绘画中的线条》和松本亦太郎所著的《绘画鉴赏心理》。中国美术史的专题研究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主要研究成果为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泷精一著的《文人画概论》、金原省吾的《支那上代画论研究》、青木正儿等著的《历代画论》（唐宋元篇）、川上泾的《中国上古的绘画思想》、青木正儿的《石涛的画与画论》、桥本关雪的《石涛》等。民国时期，许多日本学者的著作被译介到中国，这些译著给尚未建立自己研究体格与方法的中国美术史学者很大帮助，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美术史提供了现成的范式和可资参考研究方法和资料。

日本对中国现代形态美术史学研究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体现在不同方面：

1、中国具有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写作初期主要参照日本学者的整体写作框架结构。辛亥革命后，我国的现代美术学校蓬勃发展起来，由于课程设置的需要，中国古代的画史和画论著作已经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急需编写中国美术史的教材，而这一时期的各类教材主要参考日本的同类教材编写而成，中国美术史教材自然也不例外。陈师曾在北京美专执教时编写的讲义《中国绘画史》，1924由门人俞剑华整理，由济南翰墨缘美术院出版。该书是中国学者最早的一部用现代通行体例“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加以编写的著作，写作的整体框架与中村不折、小鹿青云的《支那绘画史》的写作框架基本相同。潘天寿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执教时编写的《中国美术史》，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在写作中也基本参照中村不折、小鹿青云的美术史著作，将全书分为“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四编，在写作中将画论与画史相互论述，在当时是较为完备和详细的中国美术史教程。该书在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重版时，潘公凯在“重版序言”中写道：“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提倡‘美育代宗教’，美术教育始见重视。原属宫廷和权贵秘藏的历代名画，也已纷纷散至民间，继而介绍到国外，引起世界人士的瞩目赞叹，争相研究。这情形，又反过来刺激着中国的学者，痛感我国近代对传统艺术研究之不足。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中国绘画史》，就是先父潘天寿在这种心情下，出于教学之急需，以《佩文斋书画谱》及日本中村不折、小鹿青云合著的《支那绘画史》为根底，辅以‘美术丛书’诸书，仓促编译而成的。先父晚年曾谈到，当时编这本教材，只是‘学习绘画史，而不是写绘画史’。”潘公凯的序言写得十分坦诚，对民国初期中国美术史学者来说要摆脱传统美术史的述史方式，建立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写作模式，主要的任务是学习，而不在写作。

2、参考日本学者相关研究的观点和文献、图片资料。在中国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学建立过程中，中国美术史学者不再满足于简单学习和模仿日本学者的美术史写作方式，而是逐渐探索和建构本民族的研究体格，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学者的研究观点对中国美术史研究者仍有启示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美术史学者所著的美术史著作中，经常会引用日本学者的观点，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例如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名字就经常出现在当时出版的美术史著作中。1915年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雕塑篇》出版，当时的日本，以中国的田野考古为试验地和课堂，建立起了近代的考古学。大村西崖将书品、画品、书论、画论、书画著录等传统美术史方法和文献研究、考古研究、藏品研究等近代美术史方法结合起来，并发表了上千幅的图版，反映出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田野考古的实况，也记录了中国雕塑品流传日本的现象。 ［4］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学者在著中国美术史时，涉及雕塑时常引用大村西崖的观点的和图版资料。如郑昶1935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史》第二章雕塑在论汉代石刻时有一段：“除孝堂山祠和武梁祠的石刻外，尚有一处很有名的石刻，即是两城山，城贞王安之祠堂的石刻。这里的石刻，据日本美术考古家大村西崖氏说，是中国古代雕刻的冠军，因为它是充满了高古，琦玮，h娴娜の叮欢且它那竦峙的台阁和一切服饰容曳，都可以使观者羽化为伏羲、神农时代的人物，而神游于华胥之国呢。” ［5］中国古代石刻的优劣，要靠日本学者来证明，说明当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中国还是比较权威的。郑昶在书后的参考书中包括的日本学者的著作有：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由陈彬和译，和中村不折的《中国经书史》。再如发表于1930年《东方杂志》推出的《中国美术专号》上的婴行（丰子恺号）的《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一文中，谈到“六法”时就有这样一段文字：“不提防在一千四百年前，中国早有南齐的画家谢赫倡‘气韵生动’说，根本把黎普思的‘感情移入’说的心髓说破着。这不是我的臆说，更不是我的发现，乃日本的中国上代画论研究者金原省吾、伊势专一郎、园赖三诸君的一致的说法。”以日本学者的观点为权威来佐证自己的论点，说明当时中国美术史学者的研究中还存在着明显的日本美术史研究影响痕迹。文中论证日本画与中国画的关系时，作者也多引用日本学者的话来论证，如引用中村不折的《支那绘画史》序文：“支那绘画是日本绘画的父母。不懂支那绘画而欲研究日本绘画，是无理的要求。”又引用伊势专一郎的话：“日本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恰好比支流的小川的对于本流的江河。在中国美术中加一种地方色，即成为日本美术。”作者引用日本学者的论述来论证“日本画实在就是中国画的一种”，虽然更具说服力，但也能从中看出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日本影响。至于引用日本学者的文章作为参考文献，在美术史的写作中痕迹更为明显，在此不一一列举。

而引用日本人收藏的中国古代美术作品和图片资料来著中国美术史这一奇怪的现象，当时更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归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博物馆尚不发达，不能为公众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源。当时中国的考古学刚开始起步，资源更是有限，私人收藏的珍品又密不示人，难得一见，给中国的美术史研究造成困难。滕固就曾感叹道：“这是研究中国绘画史之最困难的一点，假如这个困难不打破，永远使研究绘画史者陷入深深的怅惘，永远产不出关于中国绘画史之完善的述作。” ［6］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日本美术史学者发表的著作中已经对流传于日本的中国美术史上珍贵资料加以编辑整理，日本的收藏家也将各自的藏品影印成册在日本国内刊行。傅抱石1935年发表的论文《中华民族美术之展望与建设》中就对中国的国宝流失海外表示痛心疾首，他在文中列举了流失海外的西域绘画、雕塑等艺术品58件，其中流于日本的就有40件。傅抱石指出“西域所发掘的美术品，不独美术上是人间珍宝，学术上更是极名贵极重要的材料”，而这些美术品多被外国盗走，其中“日本太谷光瑞自1900到1908组织探险队，获得极多的遗品，最著名的《树下美人图》现在还为他所有，其余的则藏于朝鲜关东厅博物馆。大正十三年至十五年，并请京都帝大讲师泽村专太郎监督由长谷川录哥将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敦煌遗品，一一模写，后完成于泷精一博士指导之下，现藏东京美术学校。”文中傅抱石还点出了对日本收藏家所刊行的中国美术品“日本收藏汉晋铜器最富的，要推大阪的住住吉左卫门氏，他先后两次影印的《泉屋清赏》，其器数之多，鉴赏之精，我国私人收藏家，绝办不到。收藏书画的，要推山本悌二郎氏为最富，浅野长勋氏墨田长成氏为最精。山本氏刊行的《澄怀堂书画目》十几册，大半是元明清的大家作品。这是因为我国与日本地理、历史的关系，若要详细调查，那一定有可惊的数目。并且十之六七，已由文部省按《国宝保存令》，公布为‘国宝’了。” ［7］这些资料对于要研究本国美术史而又资料短缺的中国美术史学者来说是一个丰富而又现成的资源。一边是资料短缺，一边是现成的资源，对于开创中国美术史学的研究者来说，引用过来自然无可厚非，这也造成了当时美术史学研究中不可避免的日本影响。例如滕固所著的《唐宋绘画史》（1933年）中引用日本藏画来论证画家风格的粗略统计就有十几处，例如文中引用日本山本悌二郎收藏的宋代画家李成的《乔松平远图》，来说明李成的“笔致劲挺，皴法自然，比之荆浩的作品更觉纯粹些了。” ［6］而论证宋代画家李公麟的绘画风格，除了文献资料外，所选作品皆为日本藏画，“他的佛画，在日本藏有若干种。东京美术学校藏有他的罗汉像：温文尔雅，予以士大夫式的端庄，这正是和贯休所作的含有士大夫的变态，成为一个很好的对照。日本侯爵黑田长成藏有他的《维摩像》，维摩坐炕上，衣冠、眉目、须髯，全系漂亮士人优雅的腔调。天女在旁，比阎立本所作的‘宫女’，更形秀丽，无疑地是当时贵家小姐的榜样。画中线的节奏，迂回荡漾，为阎立本的作品所找不到的”。 ［6］史岩所著的《东洋美术史》（1935年），以中国美术为重点，将中国、印度及日本的美术作综合研究，书中论述日本美术的章节自不必说，论述中国美术的章节中有多处配以收藏于日本的作品插图，如书中第十六章标题为“中国民族艺术之白银时代”即五代时期的美术，文中列举现存可考的五代画迹七幅，其中三幅为收藏于日本的藏品，分别为：

行道天王图燕 筠日本菊地荣藏

善神像轴杜u龟日本藤井善助藏

慈氏像轴曹仲元日本藤井善助藏

天王像轴侯 翌日本藤井善助藏 ［8］

文中列举贯休真迹两幅，皆为在日本的藏品：

十六罗汉图日本京都高台寺藏

雪中柳鹭图日本西本原寺藏［8］

书中所配插图贯休的《十六罗汉》之一也为日本内府藏品，如此例证比比皆是，可以看出当时的美术史写作中受日本的影响是比较普遍的。

3、以日本学者的研究为参照物的比较和批评的观点。中国美术史学者经过学习和探索创建的阶段，开始冷静和理智的看待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对合理者加以肯定，对其中的谬误或偏颇加以指正，不是一味的沿袭和引用，显示了中国学者创建本国美术史研究体格、超越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智慧和决心。

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1926年），将中国美术史划分为生长时期、混交时期、昌盛时期、沉滞时期四个时期，并指出是“沉滞”而不是“衰退”，这种分期法别具慧眼，滕固并未因此而自傲，当他读到日本学者伊势专一郎的《支那绘画史》时，对伊势专一郎的中国美术史分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伊势专一郎将中国绘画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世三个时期，依照伊势专一郎的意见，中国绘画史的时期，可以这样排列：

一、古代 邃古至纪元712年。

二、中世 自713至1320年。

三、近世 自1321年至今代。 ［6］

滕固认为这个划分，打破了朝代观念，比其他美术史家的分期方法更加优越，符合时代和风格的发展，他在后来出版的《唐宋绘画史》（1935年）中写道：

那时伊势氏的著作，还不曾落到我的手里。我虽然声明过那沉滞时期的“沉滞”二字不是衰退的意义，可尚不如他那么决定地把朝代观念打破。得到伊势氏的启示，我对于自己向日的假想，有一种坚信和欣幸了。因为我那次的划分，和巴辽洛、布歇尔都不敢苟同，却和伊势氏颇相接近；其中不同的只是我把伊势氏的古代分列而为二。这是不成问题的，假如伊势氏把“古代”细划起来，必不忘佛教输入的那个关节的。 ［6］

从文中可以看出，滕固在美术史研究中所采取的态度是客观的、积极的，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冷静加以思考，吸纳其中的合理成分，而不是一味的依傍和追随。随着中国学者对本国美术史研究的深入，大多数美术史家不再做日本研究的追随者，他们在美术史的写作中对已有的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采取了比较和竞争的态度，特别是在日本加紧侵华脚步之后，中国美术史学者的这种竞争意识更加明显，比较和批评的观点经常出现在这一时期的美术史写作中。朱芮谠谒的《秦汉美术史》（1936年）自序中就曾对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和郑昶的《中国画学全史》作了比较：“大村西崖之书，颇弥其憾，而其简略殊甚，利于发蒙，而无当于大雅，且考证未精，是其缺点。惟郑氏之书，虽偏于画学，然体例完善，材料丰富，甚便于读。郑君以画师而兼学者，读书既多，经验又富，成我国美术界中一巨著也。中国之美术自应中国人求之。外人述之，必不如吾人之恳切。今假手乎他人，徒自彰其萎靡，即亦当世学者之羞也！” ［9］从这段评论中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发奋研究本国美术史的信心和决心；日本学者金原省吾的《唐宋之绘画》（傅抱石译，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中，依照用笔的方法将中国画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顾氏“无变化”的线条，二是吴氏“多样速度的线条”，三是马远、夏、梁楷等因压擦而起变化的线条（按即斧劈皴），意谓线有时间与空间的两个方面，时间方面指线的速度，空间方面指线的面积。面对日本学术界比较权威的金原省吾的论点，中国学者不再一味地接受，伍蠡甫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论述，他认为金原省吾的论点“似乎把一个线条所同时具有的几个属性拆开来，而分布在几家的作品上，使这些属性互相隔离，各自独立，而不相谋和。其实除了擦之外，压的动作，铁线描，莼菜条，与斧劈皴都包含着。铁线描的压力均匀，始终一律，不分轻重；莼菜条的压力多在线的中部。斧劈皴的压力则在线的一端。此外，像顾氏的铁线描，在马夏诸氏的作品中，也并非没有。” ［10］伍蠡甫进一步指出，“作为笔墨中主要技巧的线条，乃由简而繁的发展着，到了斧劈皴则累积了线在时与空两方面可能的变化，而加以融会，表出总的复杂的作用。不过，我们更须明白这种发展虽然一部分由于画者观察对象比前精微，一部分也因为那以线条为主要技巧的绘画，在用笔用墨的方面，和书法有了密切而又长久的关系，因为文人大都了解书学，而书和画一样，也有其意境，并且这意境也从笔墨表出。”［10］相比之下中国学者的论述更加严谨、深入。

傅抱石的美术研究中建立本民族的研究体系的竞争意识更加明显，1935年傅抱石就曾在《东方杂志》上《论顾恺之至荆浩之山水画史问题》，对在日本备受推崇的伊势专一郎的研究成果《自顾恺之至荆浩支那山水画史》一书从五个方面进行逐条批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彰显中国美术史家的智慧和谨慎治学的态度。在30、40年代傅抱石发表了大量中国画理论研究的文章，如《中国绘画理论》、《论顾恺之至荆浩山水画史问题》、《苦瓜和尚美术年表》、《石涛从考》、《民国以来国画知识的考察》、《石涛再考》、《石涛画论之研究》、《石涛生卒考》、《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之研究》、《中国绘画思想之进展》、《中国绘画“山水”“写意”“水墨之史的考察”》、《中国古代绘画之研究》等等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从现代史学观念和方法上对中国美术史重新观照，显示了中国学者对本国美术史研究的更加深入，并“树立起了中国自己的绘画史研究的明确形象。” ［2］1940年傅抱石在所作的《中国古代绘画之研究》一文中，对日本学者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做过如下评价，并提示中国研究者要谨慎引用日本学者的著作：

据我所知道的，像泷精一、中川忠顺、金原省吾等的对于绘画；大村西崖的对于雕刻；伊东忠太、关野贞的对于建筑工艺等；常盘大定、小野玄妙等的对于佛教术……，都是近时卓然有成的专家，各有其不容忽视的成绩。除此，如田边孝次、中村不折、坂井萍水、伊势专一郎等，也曾为中国美术的研究，尽过相当的努力。但他们研究中国美术，出于民族的夸张，往往不惜歪曲正确的史实，把中国说的无甚希奇，虽然连这无甚希奇的，他们本国也还是指不出来。他们对于中国美术的观念，是把古代的抬上天，说是如何如何的灿烂伟大，再说几句类似恭维而实际气愤的话，最后离不了“现在的中国有些什么呢？”这是日本一般的学者对中国美术乃至一切文化见于文字的公式。所以我们引用日本人的著作，应该警惕着这一点。 ［11］

民国时期是中国美术史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开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美术史学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日本研究模式的影响，这是整个时代的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我们在研究中可以发现中国美术史学者不甘落后，在艰苦的治学环境中奋起直追，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学习到竞争，从借鉴到超越，开创了我国现代形态美术史学的新局面。对于今天的美术史研究者来讲正视历史，对这一时期的美术史学进行深入研究，是中国美术史学自身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陈振濂先生的《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一书最早提出了中国近代绘画史学中存在的“日本模式”影响，除此之外，并无相关的研究成果，本文在细读民国时期美术史著作文本的基础之上，对近代日本在中国现代形态美术史学建立的过程中曾起到的桥梁作用作了进一步阐述。

参考文献：

［1］汪向荣.日本教习［M］.北京：三联书店，1988.100.

［2］陈振濂.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0.273，279，224.

［3］［日］中村不折、小鹿青云著，郭虚中译.中国绘画史［M］.上海：正中书局，1937.

［4］刘小路.世界美术中的中国与日本美术［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1.334.

［5］郑昶.中国美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1935.20.

［6］滕固.唐宋绘画史［A］.沈宁编.滕固艺术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114，147，160，116，116.

［7］傅抱石.中华民族美术之展望与建设［J］.文化建设，1935年5月,第1卷第8期.

［8］史岩.东洋美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458，457.

［9］朱芮.秦汉美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6.

［10］伍蠡甫.再论中国绘画中的意境［A］.伍蠡甫.谈艺录［C］.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52，53.

民间绘画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绘画史；江南；文人画

新世纪以来，我国绘画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地域绘画和专题研究不断增加，而原来以名家、名作为主的研究相对弱化。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国家的文化政策和各地的社科规划有一定关系，也与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鼓励立足本地文化资源建设学科特色策略相关联。江南绘画史的选题和研究正是反映了这种倾向。它是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基地“江南文化史”系列研究之一。诚然，江南地域绘画和专题研究的突出优点一是能够围绕江南区域构建清晰的“绘画谱系”，突出江南绘画的地位、价值和影响；二是更加方便排列史料，大师、名作、分期、画种等要素组合简易；三是在研究上江南地域的天然整体性，保证了把江南绘画问题能够还原到整个历史文化情境中进行讨论。

一

历史至今涉及江南绘画的文献卷帙繁杂，但粗疏整理可分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代画史、画论涉及江南绘画的主要文献。

1.魏晋至隋唐五代记载江南的画史与画论。分两个时期：第一，魏晋六朝时期。东晋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论画》，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南陈姚最《续画品录》，南朝宗炳《画山水序》，南朝王微《叙画》，南朝梁萧绎《山水松石格》。第二，隋唐五代时期。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唐王维《山水诀》，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唐彦悰《后画录》，唐李嗣真《续画品录》，唐张怀瓘《画断》，五代梁荆浩《笔法记》、《画说》。

2.宋代记载江南的画史（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沈括《梦溪笔谈》，苏轼《东坡论画》，邓椿《画继》，李成《山水诀》，郭熙《林泉高致》，郭思《画论》，米芾《画史》，罗大经《画说》，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宋朝名画品》，董逌《广川画跋》，韩拙《山水纯全集》、《宣和画谱》。

3.元代记载江南的画史（论）。赵孟頫《论画》，钱选《霅川翁论画》，杨维桢《图绘宝鉴序》、《论画》，汤垕《画鉴》，黄公望《写山水诀》，李衎《竹谱》，管道升《墨竹谱》，李澄叟《画说》，倪瓒《论画》，吴镇《论画》，柯九思《论画竹石》，王绎《写像秘诀》，饶自然《绘宗十二忌》。

4.明代记载江南的画史（论）。莫世龙《画说》，宋濂《画原》，唐寅《论画》，唐志契《绘事微言》，沈周《论画》，文征明《论画》，顾凝远《画引》，杨慎《画品》，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王世贞《艺苑厄言》，陈洪绶《老莲论画》，茅一相《绘妙》，李开先《中麓画品》，陈继儒《论画》，赵左《论画》，无名氏《画山水歌》，恽向《道生论画山水》。

5.清代记载江南的画史（论）。王时敏《西庐画跋》，王鉴《染香庵跋画》，笪重光《画筌》，王晖《清晖画跋》，吴历《墨井画跋》，恽南田《南田论画》，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王原祁《雨窗漫笔》，唐岱《绘事发微》，邹一桂《小山画谱》，黄钺《二十四画品》，郑燮《板桥题画》，蒋和《画学杂论》，张庚《浦山论画》，孔衍栻《石村画诀》，王昱《东庄论画》，方熏《山静居画论》，邵梅臣《画学杂论》、《画耕偶录》，沈宗骞《芥舟学画编》，王概《芥子园画传》，松年《颐园论画》。

以上论及江南绘画的主要文献，得益于自清代开始的画史（论）资料的辑佚、修撰工作，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便利。这方面代表性的有清《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清《佩文斋书画谱》，黄宾虹、邓实《美术丛刊》，于安澜《画史丛书》，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王伯敏、任道斌《画学集成》等。

（二）清末至民国时期有关江南绘画的记述和研究。

清末至民国时期，西风东渐，在西方形式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影响下，中国绘画研究出现从传统哲学向科学化转向。美术理论家们吸收西方科学方法，撰写系统而非片段，有理论见地而非仅史料堆砌的通史，成为这一时期绘画史写作的新面貌。著名的有陈师曾《中国绘画史》（1925），滕固《中国美术小史》（1926），潘天寿《中国绘画史》（1926），郑昶《中国画学全史》（1929），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31），王钧初《中国美术的演变》（1934），秦仲文《中国绘画学史》（1934），俞剑华《中国绘画史》（1937），胡蛮《中国美术史》（1942），刘思训《中国美术发达史》（1946）。例如滕固早年留学日本，后又负笈德国，他的《中国美术小史》和《唐宋绘画史》吸收“新史学”和“风格分析”的新机，在有限的史实中，突破了明清画史写作范例，不但对中国画史发展脉络与因果联系作出新的阐释，而且在宋代绘画研究中发展了风格学“内向观”，在着眼于风格转换的同时，也涉及了左右风格演化的生活方式。

（三）新中国至今关涉江南绘画的研究动态。

这一时期分为两个时段：新中国成立至结束，改革开放至今。第一个时段，有关江南绘画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陈出新，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但因单一苏联的国际联系政策和“”的干扰，绘画研究在政治主导和冲击下，步入迷津，彻底失去学术自身的独立。

第二个时段，改革开放引发了对中国绘画历史、现状与未来前所未有的讨论，涌现了数量庞大的研究队伍，无数高质量论文、著作次第面世，迎来了绘画研究开拓进取、开放发展的新局面。在此，我们无法详尽列举，而突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新评价20世纪初以来否定甚多的文人画，特别是几乎全盘否定的文人画的正统派，实事求是地恢复其本来面目。文人画是江南绘画的主要构成，文人画也是宋元以后中国绘画的主体，对文人画的“拨乱反正”牵涉到对中国绘画传统的正确认识。始于1984年黄公望学术研讨会，其后1989年“董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1990年“吴门画派国际研讨会”，1992年“四王绘画国际研讨会”，1992年“倪瓒生平艺术及其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赵孟頫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有关文人画会议的相继召开，有助于在艺术本体自身规律上总结不以西方写实主义为标准的历史经验，恢复自赵孟頫、董其昌以来至清初四王传统派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从而超越20世纪初以来一味批判至多而仅在技法上略有肯定的简单化倾向，把传统派置放到国际文化冲突的格局中反思，把弘扬传统派代表的民族传统作为世界多种文化在相互尊重、互相补充、平衡发展的必然来认识，找到发展新世纪中国绘画的启迪。

第二，地域与专题研究增多成为近来的一个突出现象。近年来，各地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更加倾向选择本地区画派、画家作专题研究。2001年上海书画出版社组织“海派绘画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广州美院组织“广东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中国美院组织“浙派人物画研讨会”等是近年来集中讨论地域美术现象较重要的会议。研究机构的选题也反映了这一点，浙江文化工程的《浙江绘画史》，浙江大学宋史研究基地的《南宋绘画史》，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基地的《江南绘画史》等等。其他地区也是这种倾向，京津地区关注“京津画派”，上海偏爱“海上画派”，广东关心“岭南画派”，台湾更是如此。

第三，重视绘画研究方法论的讨论、译介与争论，推动了研究方法的深入与多样的发展。重视绘画研究方法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美术史编写中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之争、反思与批判，随后，中国美院范景中、曹意强等通过《美术译丛》译介从贡布里希、沃尔夫林、潘诺夫斯基、李格尔到哈斯克尔、赫伊津哈等人的著作，风格学、图像学、艺术科学开始被人了解，并在今天的多数江南绘画研究中得以贯彻。20世纪90年代至今，林嘉琳、方闻（美国），薛永年、洪再新、徐建融、李德仁、刘纲纪等人努力推动了“哲学—美学的研究方法”的进步。这些方法论的互补探究和多元并存，更加全面地揭示了江南乃至中国绘画的发展规律。

（四）当代海外关联江南绘画的研究状况。

当代海外涉及江南绘画的研究总体上是在个案深入与多种方法并行的基础上展开方法论争与融合，并思考新的集成。海外中国绘画涉及江南绘画的研究也是一支重要组成。在这方面，台湾、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的学者是主要力量。不同时期的学者湾有李霖灿、谭旦囧、那志良、江兆申、张光宾、徐复观、翁文同、石守谦、陈葆真、蒋勋等人。美国有罗樾、苏利文、李雪曼、方闻、李铸晋、何惠鉴、王季迁、高居翰、傅申、班宗华、巫鸿、李慧淑等等。他们借助各类博物馆、美术馆、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私人收藏的大量中国绘画作品，以西方学术的背景和视野，运用风格分析、图像学、文化学、社会学、阐释学、心理学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绘画展开多维研究，成果卓著。例如方闻《心印》就是吸收了风格分析的理论方法，以“视像结构分析”为基本思路，对宋、元、明、清杰出绘画作品进行真伪甄别、断代和梳理其艺术风格的演变。同时，又密切联系与作品相关的社会背景，从哲学、文学和政治等思潮中寻绎艺术风格演变的历史依据。

综上，从研究方法而论，我国古代涉及江南绘画的画史（论）大多注重记载和评鉴的方法。近代以来，学者们引进了西方偏重风格演进的内向观和侧重因果关系的外向观方法，使得江南绘画各“时代风格”联系密切，重建历史更为可能。当代海内外在绘画史方面多元方法互补并存，实际上反映了画史研究的综合化倾向。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古代传统和西方史学史的双向深入，特别是重视古代的文献考证功夫，对视觉体验、艺术实践的强调等等。学习西方也宜避免被动仿效因袭，盲目追求学术时尚，而是立足系统性的深入研究之后结合实际选择最佳研究路径。

从研究资料内容而言，一是古代涉及江南绘画的文献丰富驳杂，但经后人的努力流传有序。今天的研究更加开放多元，但地域画派和专题研究取向突出。其二，图像与文献一直是画史研究互补的两面，缺一不可。20世纪以来，各种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博物馆开放程度日益提高，这一切大大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使得前人无法梦见的对风格演变的具体而微的视觉把握能够获得。

二

以上研究，为我们江南绘画史的选题夯实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江南绘画史的写作思路旋即打开：

（一）相关画史资料的收集、梳理和辨别。

首先，鉴于以往论及江南绘画的史料数量庞大，笔者先编制专题文献，从阅读研究性文献入手，摘录成江南绘画史资料汇编。比如先定向性阅读上文提到的清末至民国代表性论著，寻找写作的突破方向。其次，在梳理史料的同时注意考证、辨析和校正问题，并提炼出贯穿江南绘画史写作的论点。最后，在梳理资料和写作书稿过程中，根据对论题的发酵和酝酿情况，及时调整写作方案，从江南绘画史的整体着眼，寻求最佳的切入角度，探索出独出心裁的阐释路径。

（二）以江南区域绘画为中心，重点考察自魏晋以来至清末民国初各历史分期的杰出画家、画作、画派和绘画风格变化，突出江南绘画的地位、价值和影响。紧扣文人画、山水画、花鸟画等重大主题和体现时代性的绘画艺术现象，小中现大，通过江南绘画史透视江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宏大历史图景。

“江南”是一个重要的区域概念，它不仅是一个地理、历史概念，更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概念。首先，江南文化地理区域范围相当于今天长江中下游的浙江、上海、江苏大部及安徽南部地区。自魏晋以来这一地理范围就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宋米芾云：“乃至人称江南，自顾（恺之）以来皆一样，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南宋以后至元、明、清各代逐步限定为八府一州之地，即今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和杭州等地。其次，江南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曾有过三次飞跃式发展，它是通过六朝永嘉之乱、中晚唐安史之乱和南宋靖康之难三次变乱完成的。经过这三次中原衣冠南渡之后，江南经济文化胜过北方而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在江南经济文化持续发展而愈益重要的社会发展中，它也不断接受其他区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内外文化因子的碰撞、交融、扬弃中，推动自身的发展，逐渐形成有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质，在语言、、生活习性、审美观念、心理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因此，江南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的提出和研究显然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江南绘画史作为江南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探究历史形成的江南地理区域范围内绘画艺术文化发展历程、地位、价值和影响，突出各时代的杰出画家、画作、画派。例如，两宋时期，苏轼“士人画”理论，董源、巨然山水画，“米家山水”与“小景山水”，文同与“四君子”。元代，钱选与“士气”，赵孟頫与复古、援书入画，“元季四家”写胸中逸气，李衎、顾安、柯九思、王冕和王渊的墨花、墨禽。明代，宫廷绘画和院体，浙派和江夏派，沈周、文征明和“吴门画派”，“白阳”、“青藤”写意花鸟，江南民间绘画（曾鲸、蓝瑛、丁云鹏、崔子忠、陈洪绶），董其昌与“南北宗论”。清代，“四王吴恽”与文人画笔墨程式化，“金陵画派”；“扬州画派”，“海派”、吴昌硕与金石书画运动，清初“四僧”绘画的个性发展，江南版画和年画等等。同时，小中现大，通过江南绘画史透视江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宏大历史图景。

（三）注重将江南绘画的“时代风格”和风格演变作为贯穿江南绘画史写作的主要线索。

江南绘画的关键性技法和组合性图式全然贯穿于江南绘画的历史之中，存在于江南文化的延续当中，因此，江南绘画史的写作必然寻绎风格分析。风格分析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画研究的一项重要且有益的现代贡献。这种方法注重时代而非个人，为了区分一类风格，艺术史家不仅仅关心形式要素、主题和技法这些个人风格的标志，而且要关注形式之间的关系和画面的构成与组合方式，这就成为群体和时代的特征。当这些“时代风格”被摆在中国绘画发展的历史框架内，它们重构形式课题为风格演变提供答案的意义才明晰。唐张彦远写作《历代名画记》时提出绘画发展三段式说法：“上古之画，迹简意澹而雅正……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丽……近代之画，焕烂而求备。”美国学者罗樾相信，中国绘画每个阶段的风格特征皆由它的内容确定的。针对历史上风格变化的特性，他将中国绘画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一）装饰艺术（新石器时代至周朝）；（二）再现艺术（汉代到南宋）；（三）超再现艺术（元代）——“宋代的客观再现被主观表现抛弃，风格成为每个人的中心问题”；（四）历史性的东方艺术（明代清代）——传统的风格开始作为主题起作用，它们是本来的现实。因此江南绘画史中魏晋至隋唐的人物画，魏晋至清代的山水画，宋元的花鸟画，元代至清末的文人画，它们图绘主题的转换必然求助于风格分析的方法，演绎成风格化的主题。

（四）注重研究和揭示江南画家与作品背后的道德精神传统。

在历代江南绘画中，卓越的艺术技巧是为了进于道，故绘画中的自然形象并不是客观自然的再现或模仿，而系以图像程式作艺术家性灵之表达。因此要研究江南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历代优秀的画家和作品，不首先考察这些绘画背后的传统，根本就无从谈起。因为江南绘画不但有一个完整而连续的历史，而且这历史还与一个强大的道德精神传统、一种有精神目的却又允许自由多样行为的意识是共同发展的。江南画家们注重道统之“正”，魏晋以来江南绘画发展历程中各种风格的演变与延续均证实了江南杰出画家对道统及其自身的忠贞不渝。而在同时代的思想家们看来，一切艺术形式都必须包含或者传播“道”，所有的文化艺术、风俗礼仪必然都揭示出同一个“道”。魏晋画家追求艺术的生命“气息”，顾恺之的看法是“以形写神”，谢赫提出“气韵生动”第一。唐代江南画家强调“度物象而取其真”，反映出晚唐新儒家追究宇宙万物之“理”与“性”的理论。五代到北宋，江南绘画的写实风格与新儒家“格物致知”的理学教义是一致的。在苏轼的号召下，南宋新兴文人画家以自我表现为目的。元代以后，江南画家摒弃写实主义转而追求绘画的“超再现性”，倪瓒认为他画竹“聊以写胸中逸气”。在清石涛看来“一画”是贯穿一切画法的根本，法立于一画，以一画结束。显然，“一画说”包含和揭示出老庄思想和佛教禅机。美国学者方闻总结宋以来中国书画指出，“中国人将书与画都称为艺术家的‘心印’（Imprint of the mind）。作为心灵的印记或者形象”。

总之，江南地域是研究的中心，历史分期是思考上不可或缺的工具，连续的风格传统与视像的时代性结构两者就好像是江南绘画史的经和纬，它们共同熔铸成新的写作集成。

结 语

因此，江南绘画史的写作首先必将是江南文化史系列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它将从绘画视觉的维度推动江南文化研究的多元和深入，扩大江南文化和基地的影响；其次，论题是对江南视觉文化研究的丰富和发展，也为激发江南园林史、江南工艺美术史、江南建筑史、江南审美文化史、江南美学史等等系列选题和研究奠基；最后，江南绘画史是中国绘画和美术史研究中的一项新成果，它以独特的江南地域为中心，研究它的发生发展规律、地位、价值和影响，弥补了我国画史研究的不足，深化了江南绘画的意义，进而对当代中国画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借鉴和启迪。

民间绘画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审美倾向

文人画又称士人画，简言之，即指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所创作的画。士人画的概念提出于宋代。苏轼在《东坡题跋》云：“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若乃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①先秦以来统治者把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东坡根据画家不同的社会身份，把画分为士人画和画工画，肯定士人画，贬低画工画，因为画工画只取行状物，侧重物表，而士人画取其意气，别有一番气韵意境。由此可知，士人画是文人士大夫在政事诗书文之余而从事的一种雅好。文人画在元宋逐渐成熟，形成了独特的品格，文人画教育思想也具有了其特有的审美倾向。

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基本教学内容，以文字为载体的诗文成为主要的教学载体，因文字书写而形成的书法艺术也随之视为上等之艺，而画与阴阳、卜、噬、工巧、造食、音声、天文同属伎术者之地位，也被文人所轻视。如唐阎立本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识，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②韩传云：“尤工书，兼善丹青，以绘事非急务，自晦其能，未尝传之。”③五代荆浩云：“画者，画也。”④宋代绘画艺术的自律性逐渐成熟，文人抵挡不住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但又见于传统观念对绘画的歧视，故特把文人画与画工画区分开来。文人画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绘画教育呈官方绘画教育、民间绘画教育、文人画教育三重分野，三个层面各具独特的教育特色，又相互影响。特别是文人画教育思想中有着明显的独特的审美倾向，下文从三个方面论述。

一、形似之外求其画

绘画基本的功能是存形状物和教化。民间画工重粉本师授，宫廷画工重状貌写生。宋代文人不甘于画单纯存形状物的匠技之工，而追求“以形似之外求其画”的审美倾向。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雅正是文人所标举的风格。张彦远此话正投合了宋文人的审美心理，故取之作为文人画的理论依据。东坡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⑤道出了画更重要的是在形似之外的意。东坡观王维吴道子画壁云：“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象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⑥欧阳修《题盘车图诗》：“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明确了轻画形重画意的主张。沈括亦曾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以形器求也。”⑦倪云林云：“仆之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题自画墨竹又云：“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子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⑧他以自己的亲身创作体会，揭示出文人画重意气不重形似的审美倾向。由此可看出，无论文人画创作还是画理鉴赏，皆追求形外形上的意境和逸气，这种审美倾向成为文人画教育的重要的思想。

二、气韵非师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有“论气韵非师”一节，曰：“骨法用笔以下五者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人品即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已，生动不得不至。”此言气韵非能师授，而在乎人品才情，这就要求画家人品胸襟的蒙养、诗书画的才情、广游河山的阅历，及追求风神超迈、志趣高雅的气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文人画家重要的修养方式。文人画家有了这种品格和胸襟才能创作出文人画特有的气韵格调。宋元文人画家莫不饱学博识。如苏轼文名盖世，自不待言。文同以学名世，操蕴高洁，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其墨竹开一代风气。李公麟，好古博学，雅善画，尤写人物为精。米芾博记洽闻，诗文甚丰，任书画学博士。赵孟坚修雅博识，善水墨白描梅兰水仙。王庭筠当时已有三绝诗书画之誉，这些文人画家都有深厚的文识修养，高远的胸襟境界，盘横山川，游心艺林，其画自有神韵妙境。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曰：“画家六法，一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在天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结为山水传神矣。”这正指出了气韵非师思想的内涵，也是文人画教育思想的经典概括。明人姜绍书《无言诗史》评倪瓒云：“善画枯木竹石及山水小幅，气韵萧远，识者谓云林胸次冰雪云烟，相为出没，笔端固自胜绝，良不虚也。”文人画品格萧散闲远，笔韵高简，此正是气韵非师，乃个人修养所至的结果。

三、诗书入画

南宋邓椿《画继》云：“画者，文之极也。”此言诗画二事，其理一也。王维《蓝田烟雨图》东坡题跋：“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董其昌《画旨》谓：“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尊王维为文人画之祖，在于其以诗境入画，致使画境高远。诗画有异形同工之妙，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成为文人画立意造境的文化依托。宋徽宗立国子监画学，以古人诗句命题考试学生作画，又自徽宗开画上题诗句先河后，文人画家凡画必题诗，这逐渐成为文人画形式的独特之处。宋文人画家以书法入画，精研绘画用笔与书法用法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不同于描画的写法，建立文人画写意的概念，援书入画，才真正越过以状造形的阶段，进入了笔墨语言。

书法的修习成为人物画家的必修课。明人李日华《紫桃轩杂辍》云：“余尝泛论学画必在能书，方知用笔。”文人画把书法的用笔融入绘画中，丰富了绘画的语言。诗书入画从立意取境，从意象两端构筑文人画特殊的气质。东坡语：“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书入画成为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诗的意境，书的劲势，画的形制统一于画面，诗书画互补互衬，此成为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之一。

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不仅通过创作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从文人画家的诗文评论和画谱画诀等理论中体现出来，这些审美倾向直接促进了文人画寄情写意和品格形态的建立。此后，文人画成为中国古代绘画趣味和风格的主导方向。

注释：

①宋人评画.湖南美术出版社，第223页.

②旧唐书卷七七

③旧唐书卷一二九

④荆浩.笔法记.

⑤东坡题画诗.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

⑥东坡集卷二凤翔八观.

⑦梦溪笔谈·论画

民间绘画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敦煌艺术；色彩装饰性；本土文化；多元文化意识；文化特征

敦煌：“敦，大也；煌，盛也。”敦煌之美源其文化鼎盛，文化之基源其“民物富庶，与中原不殊”的经济繁荣，安逸祥和的生活环境，真实地倾注在莫高窟壁画和彩塑艺术中，敦煌艺术的神来之笔是瑰丽的壁画色彩，在中国美学史上称之“色彩的敦煌艺术”。莫高窟是丝绸古路的璀璨明珠，开创于前秦见元二年，历朝无数慕名的艺人在此留下光辉的杰作，石窟壁画镌刻在三危山绝壁之上，栈道蜿蜒曲折，楼阁巍峨突立，铁马风磬悬响，气势恢弘，堪称当今最大的佛教博物馆。莫高窟以壁画为中心，洞窟492窟，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0o多身，堪称建筑、雕塑、壁画绝妙融合的文化艺术宝库，多元文化融合奠定了“东方学”的坚实基础。壁画造像神态逼真，或含笑如初；或婀娜多姿；或姿态妩媚，形象各异，美不胜收。壁画中凌空翱翔的飞天，反弹琵琶的舞嫉闻名于世。壁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色彩绚丽，场面宏大，技艺精湛，举世罕见。

一、在史学负载中阐述敦煌壁画的美学装饰性特征

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构图严谨，绘画多以平面装饰性的“散点透视”形式展开，在风格上强调色彩的对比与和谐、穿插与呼应、线条韵律与色彩节奏等，着色鲜明且均衡互补适宜呈现画面的装饰之美，壁画融合了中国画线条造型的概括、力度、流畅、韵律、呼吁等特征。敦煌壁画与山体合仄存在，具有“量山定夺，依材取势”的自然和谐之美，壁画作品精微、瑰丽、生动、虔诚呈现华夏封建王朝的时代繁荣与人文风尚。壁画多以善政、宗教、劳作为主题且博古通今，具体为：立身处世的佛本身故事、历史英雄立传、佛法经辩场面等，其中“双身供养图”、“归义军图”、“变相”与“变文”等描绘，写意传神，“飞天舞嫉”、“反弹琵琶”精美绝伦堪称精粹，绘画风格高度呈现线条氤氲与色彩瑰丽的装饰之美。

莫高窟壁画不同历史时期特征鲜明，在早期绘画意识上有“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突出物象的主观造型意识。北魏壁画艺术在石窟形制、人物写照、经营位置、装饰意识等等方面绘厕精微、意境超然，绘画在国邦典章、艺术审美、伦理观念等社会学理论中契合时代。两魏时期在艺术上寻“天”与“飞的哲学理解，艺术风格的浑朴、厚重，细节的秀逸、圆润，在文化意识上求得融汇。魏晋壁画在人物造型处理上，线条粗狂形体概括且蕴涵抽象绘画因素，色彩运用大胆，躯体轮廓概括简化成几条粗线，艺术造型上高度夸张，装饰性语言方式显著，“塑绘融合”的空间装饰意识，强化了佛教艺术在民族文化中的精神力量。北凉绘画，在绘画方法上吸收了“凹凸画法”“天竺画法”、“墨骨画法”等技巧，在艺术表达上纳入光学、解剖学、画面透视的相关内容，高度概括和融合了绘画、彩塑、藻井等艺术审美。

唐朝敦煌壁画艺术堪为精髓，其以盛世中华文明为主体鉴得外来文化的精粹，使其呈现华美与博大的中兴，其色彩明朗而华贵，造型欢乐而有力、民族艺术自信而精力充沛、率直雄健而彬彬有礼。大唐的艺术风格少了北朝的野性、粗狂，多了勇武和强劲；少了南朝的飘逸、超脱、玄思，多了结实丰满的舞嫉、歌功颂德的标榜；道家学派的修行、殉道少了，着重渲染宴乐、生活等活生生的生命力量。世俗与天界、精神和物质理想与现实的融合。飞天的雄浑豪放、秀丽飘逸，表达“天衣飞扬，满壁风动”之美。雍容与畅达的风格演变在中唐至晚唐时期，人物造型真实，表达内容世俗化，神态逼真、赋彩朴实风格兼容，体现自然主义的艺术演变。元代时期壁画，在艺术风格上体现“异族”的个性特征，“双修供养”图像、“飞天”等与汉唐文化对照，描绘主题有：欲情文化(性、情感)、物质文化(生产力、方式、工具)、精神文化(宗教、哲学、艺术)内容上诠释宗教意识“生生之德”、“生之为仁”、“达生”、“天地大德日生”的生死观。在绘画色彩形式语言处理具体的装饰呈现，在壁画文化语汇本体的哲学思考中具有抽象的装饰理解。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文化深度奠定敦煌艺术的史学地位，在艺术意境中高扬旋律且传达精神境界，壁画借助佛教思想体现其“崇高苦难”(佛本身传记悲剧性和崇高感)的教诲洞窟壁画艺术随不同历史朝代的美学风格观念革新与意识拓展，表达东方美学意象造型观念。绘画在具象艺术中蕴涵抽象因素思考。以艺术的视觉张力、朴拙造型、色彩装饰，突出宗教精神的灵魂。敦煌艺术与历史感悟、民族意识、本土审美等结合生成。敦煌壁画鉴得波斯、印度、希腊等文化意识与本土文化高度融汇表达，在意识上包容百家文化精华而日渐博大，使得交相晖映、增添异彩，真实呈现国邦盛世“胡花极盛一时”般的社会繁荣。壁画艺术用色大胆和造型素朴随意，思想单纯与手法古拙，艺术结合宗教呵护社会的善知的心灵，意识上弘扬宗教忍让、牺牲精神，将宗教神圣和世俗感悟融合思考人生世态的美学涵义。

二、在多元文化建构和哲学阐释中谈敦煌艺术

敦煌壁画艺术含有多元文化兼容的特征，随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变革而别开新颜，与同时代的文学、哲学、理学等诸多学科门类关联，即“以时随行”的审美。壁画艺术的飞天、反弹琵琶、藻井都等袒露了国人的睿智。壁画在哲学表达上(理想与客观、物本与精神、理想与现实、人性与神性)的辩证统一，使得艺术与宗教高度融合且升华为“真、善、美”的精神内容。敦煌的地域特征与丝路文化融合，文化的沉淀铸就壁画精神追求的坚实即建筑性，雅俗共赏的艺术即公众性、永恒性的艺术魅力，体现了中国画艺术的山水情结，绘画与环境水融的结合，体现了画匠对形式、内容、格调的方位和谐把握。艺术的华丽装饰表达严谨的佛教精神，在艺术的角度思考东方人对空问的独到理解，表现在形式的构图、色彩的内涵、线条的深度、宗教的理性。佛教的伟大、宽容与壁画的气势、阔幅相融合。艺术本体上写实与装饰、具像与抽象、象征与寓意高度统一。

敦煌壁画艺术风格上“舞动之美”堪为经典，如“三波九折”、“三停九象”。点、线、面的曲直刚柔、勾连并置、收放疏密、宾从互衬等艺术语言辨证处理，南北朝时期的画法行草用笔、笔走龙蛇、飞跃秀劲，在艺术上启发了“曹衣出水、吴带当风”。艺术规模宏大、技巧娴熟、色彩绚丽；内容上包罗万象、宗教意识浓厚、情节感悟，如火如荼、如醉如狂、虔诚而莽野、热烈而严谨的风格特征；中华文化的创生与地理环境，图腾歌舞、巫术礼仪是人类最早的精神文明和深厚文化，在文化情节上“人化的自然”，以艺术的独特魅力渲染了西部疆域的风沙，同时又真实的刻画了人文历史生活，艺术与社会、社会与自然、文化与环境的多重意义上的和谐。—l￡动”之美构成华夏艺术特征的基本元素，在形式上的抽象统一，形成“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艺术境界，节奏化、舞蹈化、韵律化的抽象表现高度和谐。飞动之美，尽飘带精神，回环虚实相生之妙，可同于壮美的中国艺术精神。“语境”和“气韵”的融合。“乐舞精神”的直观显示。其以敦煌本土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的结合，形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敦煌风格。

这在哲学涵义上根源“天人合一”的理念，渗透着浓郁的乐舞精神，以空间的、静态的造型艺术表达时间、动态的历史文化印痕，体现着“化静为动”、“寓时问于空间”的辨证理念。在时间的结构中融会了丰富的文化细节和艺术表达，个性鲜明、巧夺天工，强调“人文时空意蕴”。文化的“以人为本”融化在时间的永恒概念中，“朝问道，夕死可矣”传达东方人独到的理学精神。“虚实相生”概括在“和谐”、“滋味”、“气韵”、“语境”等文化元素的结构之中。“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强调人本的极度完美，即弘扬仁义之德、广行义之政、推举仁义之行、遍求仁义之心。且关于国、家、人的和谐统一。宣言苟子“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的开阔行径，追求“圣”的本题内涵和“为天地立学、为生民立命、为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和平”的文化精髓。以自然的和谐追求“成性匆匆，道义之门”的立道途径。文化结构中物质文化、物化文化、未定型文化、物态文化、精神文化、民间口传文化等高度融合。民间文化具有“母性”的文化特征，有很强的自由、随意性，同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绚丽的色彩装饰中蕴涵着丰富的想象力和憧憬。实质上是以民间艺术为基础的统治阶级控制的宗教艺术精髓，因此敦煌艺术在多元文化建构和哲学领域得以阐释。

三、在中国画论精粹中谈敦煌艺术审美

在艺术的演变过程中由远古的图腾崇拜、巫术仪式到乐舞艺术滋生的诗歌、音乐、舞蹈等，上升至绘画、书法的艺术审美领域。敦煌壁画艺术在内容与形式的载体上，以程式“画诀”的形式独立成体系。“摊活、落墨、管活、沥粉贴金、设色”等，以着色的记号，如“]二”(红字左边)“六”(绿字谐音)“八”(黄字下边)“上”(蓝之蓝天之上)等，辅助随类赋彩、单线平涂。历代中国画论总结了东方艺术经典，独立成就完整体系：其一，谈山水，日：“丈山、尺树、寸马、豆人”(比例关系)；其二，谈透视，日：“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水无波，远阁无基，远船无帆桅(空间的概念)；宋代山水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总结出“自山下而仰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的美学理论。

在研究山水画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观二，明清后国画与道家学派的“禅宗”相关联，在其学术领域中推敲东方人的“无”的哲学思考；中国绘画的精彩之笔使书法与绘画水融、巧妙结合，彼此相互诠释，在抽象与具象之间建构在一起，以此展示其民族智慧。讲究“以形写生，注重神思”。培养了独立的观察和思考方式。在技法上注重笔墨，提倡“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理论境界。注重摹古，强调传统绘画的学术地位，阐扬感悟自然，谈到：“穷自然之奥妙，发山川之精微”。在艺术品质上讲究：“写生、写意、写真”的理论主张。使文学意义上的山水“春山淡雅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的意境在“水墨与宣纸”的材质语言中巧夺天工地转移。

建筑学在一定程度上应合了壁画艺术的审美结构、文化构成。拓开了绘画的空间基础，建筑装饰呼应了壁画艺术且浑然一体，吸收了汉画和魏晋墓葬壁画的经验，宣扬佛理。彩塑突出“天、地、人”、“万物共生，以人为本”的文化个性特征、“源于生活”且“终于艺术”的哲学观念、“书画同源”的艺术概念。“乐”主“舞”辅、“画”主“塑”辅、鉴得“大象无形”的文人写意特征；“大音希声”的传统古琴艺术境界，水融地结合了音乐与绘画的个性特征。天王、力士、飞天、地神等，是宗教概括后的理想形象，再赋主观意识审美下的色彩，以此遐思理想化的极乐世界。“法无辩、义无辩、辞无辩、乐说无辩”，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佛教传法的自由境界。笔者认为敦煌壁画艺术的鼎盛界定随时代而立，各有千秋，没有绝对的可比性，南北朝时期的自由、飘逸；大唐时期的辉煌、工整；宋代的清秀、波目；元代的富贵、雅致等，都是“形式感的生成”由自然到社会化的过程。具有意象性、模糊性、间接性、概括性、理解性的语言特征；韵律感的意味特征，如姬乐飞天、飘然如飞、琵琶反弹具有明显的韵律特征。美身的物化，女性呵气如兰的迷人，体现了“人物丰韵、肌胜于骨”的美妙特征。天乐(仙乐)、天籁、文以载道的观念。“身欲出壁”的形象。“无声之谱”。“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的华夏文化的“言语之辩”。“变文”、“变相”的佛理精华。生活——谱式——壁画，三位一体的模式。“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的“文以载道”的理学精神，其“飘若惊鸿，婉若游龙”。

中国造型艺术主要是以线条的运动布局来展现人物神态和景致之美，“s”形曲线是美学的标准，迎合中国古典舞蹈的“圆形”运动特征，同时构成太极文化的绝妙一笔，诠释自然美学规律。图示传统的宇宙观概念，如“变相”、“变文”，“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变中通达，激励社会人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倡导“变则自然之理”的哲学理念。

四、结语

民间绘画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中国艺术学科的成长，需要有自己的核心艺术理念支持。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当下是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关键时期二是要认真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三是要研究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建设的策略。

一、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

“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是基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而言的。比如在中国美术界，当时开展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性解析，从而为中国美术文化的新创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如果说中国艺术文化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了全新的变迁成长，主要是得力于l978年中国首次自觉地寻求变革而至。那么，从2oo9年开始应该有再一次促进新成长的自觉意识和实在行为。这是人类历史和现实环境给予中国艺术文化的良机与使命。从中国当下在全球的态势来看，是具有新的持续飞翔的语境和条件。…中国及中国艺术文化学人当下是需要时刻明白自己已经具有了独立、健康、跨越发展的空间与条件，关键是需要在促进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成长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要不断自觉、不断提升、不断拓进。

首先，中国艺术文化本来就有自我之根脉。中国艺术文化的根脉是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认识论基础。这一点是不可忽视和缺失的。今天中国艺术文化新的自觉和新的发展之缘由与自信底气，就来源干中国艺术自己本来的根脉。不论讲中国艺术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好，还是说诉求创建中国艺术学派也好，都是由于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文化之根。

从原理上看，思想是有历史属性的。当下我们审视、形成和确立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的思想，也是有厚重的历史内涵与缘由的。中国艺术文化同中国其他文化一样具有悠久而厚重的历史与传统。不仅中国美术文化传统、中国的音乐艺术文化传统、舞蹈艺术文化传统、戏曲艺术文化传统等艺术形态是悠久而博大精深的，就是在20世纪才兴起的中国电影艺术、中国电视艺术，也有了自己民族特性的传统内涵。为什么有学者在反思回顾论及中国画在2o世纪8o年代后出现的一些历史事项后讲：“有趣的是，‘末13论’提出之后，中国画却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期。‘笔墨等于零’说提出之后，当代中国画家们反而空前的看重了‘笔墨’，黄宾虹和他的笔墨论大行其道，使许多画家更深入的思考中国画的本质精神和文化特性等问题，有利于中国画的发展。这是要感谢‘末日论’和‘等于零’提出者的”。l2正是因为中国画有它自身深厚的传统内容，所以国画家们才不会盲从于一人之论而失去自我。总之，在者力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之时，要守候中国艺术文化的本来之根脉。

其次，“西来东失”的走出。如果从中国近现代的艺术观念、艺术术语、艺术创造方法、艺术评价标准等视点看，中国艺术在非常长的时间里呈现出了“西来东失”局面。但是，当下是到了走出这种非常态局面的历史时期了。因此，走出“西来东失”的时刻也是促进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语境因素。换句话说：走出“西来东失”的标志，就是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赫然建构与矗立。

所谓“西来东失”，是指中国本土文化随着西方等外来文化侵蚀而衰微的社会现象。由于西学东来的声势强大，致使中国本土艺术文化遭到了时在的哲学人士、政治人物、艺术从业人员等多类人物的抨击或改良，故而整个20世纪的中国艺术文化都处于“向左走”、“向右走”的非主体性定位之行为的局面。但是，在当下，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进步和认识水平与实力的增强，那种唯他者是从的社会语境已经过去了。中国到了要向他者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艺术思想、艺术文明的时期。因此，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是必要的、是必须的，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成为了当务之急。只有构建好了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有了厚实的中国艺术文化宝藏，才有向他者推荐自己的资格、自信和实货。

再则，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30年之改革开放的积淀基础。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不可忽视的认识论基础之一的是l978年至2008年这3O年问中国社会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纵观中国艺术文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无论是艺术观念、艺术价值取向、艺术体制、艺术学术、艺术学科、艺术形态、艺术创作、艺术批评、艺术市场、艺术教育、艺术组织、艺术审查、艺术传播、艺术交流、艺术消费、艺术生态、艺术变迁，还是在艺术人才、艺术从业队伍、艺术文化产业、艺术受众、艺术语境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迁提升、积淀起了丰厚的财富。没有这些已有的艺术文化基础，是很难去规划和设定与促进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提升与腾飞的。所以，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中国艺术的历程与得失，应该有全面、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望在高妙地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系统学说。

为什么需要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为什么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这都是因为中国艺术文化在当下新生长的迫切需要。中国艺术当下的中国处境是：中国整体的发展要求中国艺术文化应该有经典性的反映与成就。所以，中国艺术当下的变迁成长，应该有与昔日之不同的取向与面貌。只有这样，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的中国艺术匹配不断崛起和强大起来的中国整体社会。另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中国艺术文化成为强大中国构成的重要内容元素。那么，当下与未来的中国艺术与昔之艺术如何的不同?如何的变迁成长?如何的成就满足?这些都需要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做出回答。可见，中国艺术文化生长新起点的需求，是中国艺术文化再次自觉的促成因素之一。总之，中国艺术的未来是应该在中国自主的艺术价值立场、艺术价值诉求、艺术价值取向、艺术观念支持下的卓越变迂成长成就。

二、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

中华民族的确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伟大的民族。不仅历史久远而丰厚，而且是绵延成长从未间断过。历史除了有些巧合以外，应该还有些自身发展的规律。中华民族在公元前2l世纪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二第一个国家夏。从此，中国进人了灿烂的文明时期。而当下的中国是在公元21世纪开初便创获了新的伟大复兴的生存语境。这个历史的巧合或历史的必然，内在逻辑地注定r中国是到了应该充分自觉认知本土文化、提升本土文化、再创本土文化新辉煌的最佳时刻。在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视野里，我们ti土看到，在悠k的中华艺术历史长河中，在原始时期，我仃】先人的艺术思维认知能力就得到_『很好地形成、生长和发展。比如在“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神话中，是已经充分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想象思维、形象思维和艺术创造外化能力。随着中华民族先民智慧的累积，即便是在先秦时期，我国在艺术认识论、艺术创造方法论、艺术作品集成、艺术理论定格、艺术历史累积、艺术功能社会化、艺术核心价值确立等方面都有了卓尔不群的伟业建树。从“画论”视点看，在战国时期就已露中国绘画理论的端倪。著名美术学者俞剑华曾讲：“中国画论自战国时代，((韩非子》鬼魅易、犬马难之言，已开画论之端。”l3从造物设计视点看，无论是实践上的创造、作品集成，还是理论著述，都是成就斐然。商代的青铜器、甲骨文、铭文字造型、篆书形态，战国时考工记著述等等都是中华艺术文明的经典、自豪与再创中国本土艺术文明的重要学理逻辑和基础。事实上，中国本土艺术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华文明的证明。仅从美术与设计艺术两个视点来看，仰韶文化中的舞蹈纹盆、河姆渡文化中的双凤朝阳牙雕、商代殷墟玉凤》、岩画、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和陶塑女神像))、良渚文化中的((玉璧与兽面纹玉琮等实在创造物，就是中国整体文明不可缺失的铁证。因此，在当下我们应该大力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创建与累积。

在20世纪中国艺术界至少有两个自卑，一个是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另一个是对中华本土艺术的自卑。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表现在：认为民间艺术是粗俗之物故不能登大雅之堂。将民间艺术的价值看低而瞧不起。殊不知民间艺术却是艺术之根。瞧不起民间艺术的不良心理反应和认识，揭示了一些人对中国草根艺术文明的可贵价值认识不足。就在当下，那种对中国草根艺术形式认识不到位的观念仍然存在而被人批评。“至少在央视春晚上，流行歌手归为音乐舞蹈类，而二人转，小品归为语言类。二人转其实就是一种说唱艺术，与美国的Rap、Hip—hop都属于一种根源性、底层的音乐。但是，美国人可以把这一贫穷黑人社区的音乐文化发展成为全球文化潮流，中国人却始终只把二人转看成为一种舞台表演或北方曲艺。”l4实践证明，对中国民间艺术文化的自卑将导致对中华文化整体认识的自卑心理与认识的产生。一些人对中国本土艺术的自卑反应在：认为中国的艺术不如西方的艺术科学和高级，故而，一味地要用外来艺术改造中国本土艺术。比如：被著名国画家潘天寿(18971971)在l957年称之为“无祖宗的世界主义者”的江丰(19l0一l982)，在195O年秋天，于杭州的一次国画改革会议上说：“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定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油画能反映现实，能作大画，是有世界性的。I】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将时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中国画系取消”。不过，“这种排斥其他画种的说法和做法引起一些国画家的不满。”l6I对中国自身艺术文化的自卑的结果，是导致中国本土艺术走向虚弱化。这种不良的民族艺术认识论和具体的误导性艺术民族创造实践方法论，无疑是不利于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创造和成长。在当下的语境促进和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的重要认识与行为，就是要让中国本土已有的经典艺术文化继续发挥光芒与应有作用。

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是丰厚的。仅从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看，艺术认识论的“行己之道”、吐故纳新、生生不息、写意、情理、形神、哲理、意象、立象尽意等观念、艺术价值论的“文以载道”、艺术辩证法的虚实论、“不似之似乃为似之”、艺术变迁论的“笔墨当随时代”、艺术方法论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大人达士，不拘于一家”、“搜尽奇峰打草稿”、艺术评价论的“气韵生动”和“意境”学说、“品级论”，以及绘画艺术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物在我”、“大象无形”、音乐艺术的“大音希声”、舞蹈艺术的“舞，动其容也”、园林艺术的“纳千顷之，收四时之烂漫”等众多艺术学理，都是应该不断闪亮的重要的中国本土艺术思想。只有在不断深入研究梳理和经典编码中国已有本土艺术思想之集大成的基础上，才能更加充分和完善构建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抛弃中国已有的经典艺术思想。

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从先秦至今，应该说是在不断创生增厚的。当下的历史任务是更需要中国艺术学人认真对待和重视运用自己民族的艺术学术、艺术思想的时候了。著名美术理论家水天中对著名画家吴冠中的艺术思想与创造行为的评价结论是值得重视的。他说“如果以教科书的标准去衡量吴冠中的文章，会找出许多论证欠充分、推理不严密的地方，许多批评吴冠中文章的人就是这样做的。但如果看文章对突破美术习规的定势，拓展美术家思路的作用，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术理论领域中，吴冠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美术界，吴冠中的艺术作品与艺术观点仍然是频频引发争论的话题。因为他继续向秩序挑战，因而这正是一种价值，一种分量。因为它越过人们难以摆脱的二元对立定势，让我们看到中国绘画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着多样发展的可能性。”"其实，中国许多艺术学人在突破艺术习规、拓展艺术边界、丰厚中国本土艺术思想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下与未来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和明白这一点。及时认识到和肯定中国艺术人自有独到的艺术智慧和艺术创造力与艺术成就，是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累积的当务之急。

三、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策略

探寻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体系，不是一蹴而就和随意就能完成的事情。它需要精心设计和制定确实可行的战略。因此，能够明确认识到研究制定建设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策略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是当务之急。

首先，确立大气的思想认识之策。此之大气，意即宏大开阔的思维、视野与气势。以大气的思想认识论来指导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力求避免自卑、低俗、小气、狭隘等思想意识、思维与行为。

其次，在比较中多肯定自我族群的艺智慧与成果。在比较中成就自己的艺术理论，应该是中国当下艺术学人明确的艺术学术意识、观念和行为。在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建设过程中，既不能自卑地看不起自己本土的艺术文化，也不能拒绝认识他人的艺术文化。最佳策略应该是在比较分析中，及时地、全面的肯定自我族群的艺术智慧、艺术学术成果和艺术创造成果。同时，艺术学人也一定要在确立“我很重要”观念的基础上，强化形成“我要创建艺术思想或艺术主义”的观念。真正杜绝那种鹦鹉学舌式主张艺术的照搬思维与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体系的完善化建立。

民间绘画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审美倾向

文人画又称士人画，简言之，即指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所创作的画。士人画的概念提出于宋代。苏轼在《东坡题跋》云：“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若乃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①先秦以来统治者把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东坡根据画家不同的社会身份，把画分为士人画和画工画，肯定士人画，贬低画工画，因为画工画只取行状物，侧重物表，而士人画取其意气，别有一番气韵意境。由此可知，士人画是文人士大夫在政事诗书文之余而从事的一种雅好。文人画在元宋逐渐成熟，形成了独特的品格，文人画教育思想也具有了其特有的审美倾向。

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基本教学内容，以文字为载体的诗文成为主要的教学载体，因文字书写而形成的书法艺术也随之视为上等之艺，而画与阴阳、卜、噬、工巧、造食、音声、天文同属伎术者之地位，也被文人所轻视。如唐阎立本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识，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②韩传云：“尤工书，兼善丹青，以绘事非急务，自晦其能，未尝传之。”③五代荆浩云：“画者，画也。”④宋代绘画艺术的自律性逐渐成熟，文人抵挡不住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但又见于传统观念对绘画的歧视，故特把文人画与画工画区分开来。文人画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绘画教育呈官方绘画教育、民间绘画教育、文人画教育三重分野，三个层面各具独特的教育特色，又相互影响。特别是文人画教育思想中有着明显的独特的审美倾向，下文从三个方面论述。

一、形似之外求其画

绘画基本的功能是存形状物和教化。民间画工重粉本师授，宫廷画工重状貌写生。宋代文人不甘于画单纯存形状物的匠技之工，而追求“以形似之外求其画”的审美倾向。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雅正是文人所标举的风格。张彦远此话正投合了宋文人的审美心理，故取之作为文人画的理论依据。东坡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⑤道出了画更重要的是在形似之外的意。东坡观王维吴道子画壁云：“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象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⑥欧阳修《题盘车图诗》：“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明确了轻画形重画意的主张。沈括亦曾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以形器求也。”⑦倪云林云：“仆之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题自画墨竹又云：“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子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⑧他以自己的亲身创作体会，揭示出文人画重意气不重形似的审美倾向。由此可看出，无论文人画创作还是画理鉴赏，皆追求形外形上的意境和逸气，这种审美倾向成为文人画教育的重要的思想。二、气韵非师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有“论气韵非师”一节，曰：“骨法用笔以下五者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人品即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已，生动不得不至。”此言气韵非能师授，而在乎人品才情，这就要求画家人品胸襟的蒙养、诗书画的才情、广游河山的阅历，及追求风神超迈、志趣高雅的气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文人画家重要的修养方式。文人画家有了这种品格和胸襟才能创作出文人画特有的气韵格调。宋元文人画家莫不饱学博识。如苏轼文名盖世，自不待言。文同以学名世，操蕴高洁，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其墨竹开一代风气。李公麟，好古博学，雅善画，尤写人物为精。米芾博记洽闻，诗文甚丰，任书画学博士。赵孟坚修雅博识，善水墨白描梅兰水仙。王庭筠当时已有三绝诗书画之誉，这些文人画家都有深厚的文识修养，高远的胸襟境界，盘横山川，游心艺林，其画自有神韵妙境。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曰：“画家六法，一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在天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结为山水传神矣。”这正指出了气韵非师思想的内涵，也是文人画教育思想的经典概括。明人姜绍书《无言诗史》评倪瓒云：“善画枯木竹石及山水小幅，气韵萧远，识者谓云林胸次冰雪云烟，相为出没，笔端固自胜绝，良不虚也。”文人画品格萧散闲远，笔韵高简，此正是气韵非师，乃个人修养所至的结果。

三、诗书入画

南宋邓椿《画继》云：“画者，文之极也。”此言诗画二事，其理一也。王维《蓝田烟雨图》东坡题跋：“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董其昌《画旨》谓：“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尊王维为文人画之祖，在于其以诗境入画，致使画境高远。诗画有异形同工之妙，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成为文人画立意造境的文化依托。宋徽宗立国子监画学，以古人诗句命题考试学生作画，又自徽宗开画上题诗句先河后，文人画家凡画必题诗，这逐渐成为文人画形式的独特之处。宋文人画家以书法入画，精研绘画用笔与书法用法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不同于描画的写法，建立文人画写意的概念，援书入画，才真正越过以状造形的阶段，进入了笔墨语言。

书法的修习成为人物画家的必修课。明人李日华《紫桃轩杂辍》云：“余尝泛论学画必在能书，方知用笔。”文人画把书法的用笔融入绘画中，丰富了绘画的语言。诗书入画从立意取境，从意象两端构筑文人画特殊的气质。东坡语：“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书入画成为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诗的意境，书的劲势，画的形制统一于画面，诗书画互补互衬，此成为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之一。

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不仅通过创作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从文人画家的诗文评论和画谱画诀等理论中体现出来，这些审美倾向直接促进了文人画寄情写意和品格形态的建立。此后，文人画成为中国古代绘画趣味和风格的主导方向。

注释：

①宋人评画.湖南美术出版社，第223页.

②旧唐书卷七七

③旧唐书卷一二九

④荆浩.笔法记.

⑤东坡题画诗.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

⑥东坡集卷二凤翔八观.

⑦梦溪笔谈·论画